陈景韩

陈景韩（1878～1965年）著名报人。上海松江人。1878年11月25日生。又名冷，字景韩(一作景寒)，笔名冷血、不冷、华生、无名、新中国之废物等。前清秀才，信仰耶稣教。后来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

1902年12月9日，国内第一家革命派报刊《大陆》月刊在上海创刊，被该刊聘为记者，工作一年半，开始记者生涯。

1904年6月12日，康梁资助的《时报》在上海创刊，被该报主持人狄楚青聘为主笔，与姐夫雷继兴负责新闻编辑业务，主编要闻版，有时也编外埠新闻。在主编新闻期间，锐意新闻业务改革，除设置“专电”、“特约通讯”等专栏外，还首创日报“时评”栏，配合新闻报道，抒发评议时事，曾风靡一时，为不少报纸所仿效。也善于撰写小说，除和包天笑每日轮流在该报刊登小说外，还于1904年9月创办并主编《新新小说》月刊。

1909年10月又与包天笑共同主编《小说时报》月刊。1913年受史量才之聘，改任《申报》总主笔。1918年10月在任该报总编辑的同时，又兼办该报副刊《自由谈》至1920年3月底。

1922年《申报》为纪念创刊50周年，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一书，为其撰写《二十年记者生涯之回顾》一文。

1930年5月，在《申报》任职18年后辞职，入中兴煤矿公司，任董事兼经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复入《申报》，任报务委员会委员。

1946年5月《申报》成立新董事会，任常务董事兼发行人，直至1949年5月该报停刊。建国初，仍经营中兴煤矿。

1952年10月离矿定居上海。

1956年6月起历任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四届特邀委员。

1965年7月5日病逝于上海。

编有《时报馆纪念册》、《申报二万号纪念册》等。他主张新闻报道要“确”(真实)、“速”(迅速)、“博”(广泛);标题要“主副明朗”，简洁、通俗、生动、有力;外勤采访要跑，用眼不用耳;写新闻要客观，反对“有闻必录”等。他忠于职守，淡泊名利，有报界“怪人”、“报界奇人”之称。

康吉莱姆

乔治·康吉莱姆（法语：[ʒɔʁʒ kɑ̃ɡijɛm; kɑ̃ɡilɛm] ；1904年6月4日—1995年9月11日），是法国哲学家，擅长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尤其是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法国历史认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积极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多所中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索邦大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认识论）。主要著作有《正常与病态》、《生命的知识》、《17—18世纪反射观念的形成》、《从发展到19世纪的进化》、《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健康：普通概念，哲学问题》。康吉莱姆是法国当代思想的开创者之一，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奇逢

孙奇逢（1584—1675年），明清之际哲学家。字启泰，直隶客城(今属河北)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明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孙奇逢树幡击鼓，募金以救之。当时宦官阉党之势如火方炽，时人或趋或避犹恐不及，孙奇逢焦头烂额赴之而不顾，义声遂震天下。台垣巡抚交章举荐，奇逢皆辞不就，而于扰攘之中，弦诵不辍，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明清鼎革，归隐乡里，屡征不仕。晚年隐居河南辉县苏门山夏峰村，躬耕自食，收徒讲学，故学者称夏峰先生。康熙时“理学名臣”汤斌等皆其门人弟子。为学初守程朱道学，亦好陆王心学，自称：“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夏峰集》卷七，《寄张蓬轩》)时值明末，如日中天的陆王心学自明中叶后己日渐式微，门庭冷落的程朱道学又萌起复之势，孙奇逢出而为两家调和论者，他主张在朱陆之间，“不宜存心立异，亦不必著意求同”(同上)。如固执师说，坚守门户，则失之偏颇。在他看来，“朱王入门，原有不同，及其归也，总不外知之明、处之当而己”(《答常二河书》)。孙奇逢曾纂辑《理学宗传》二十六卷，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等十一人为理学正宗。自云：“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与魏莲叔》)为了调停朱陆、揉合朱王，孙奇逢提出“礼”概念，以取代宋明理学的“理”概念。因为，朱熹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主张人们格物穷理。王阳明遵此格竹致疾，遂悟“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参见《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朱王由此分为两家。因此，朱王分门别户且水火日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理”的不同理解，孙奇逢指出：“理”字若是指外物之理，仍然与“吾心”无关;若以万物各得其理而谓之“理”，则此“理”已不再是“理”，而只是“礼”。以“礼”代“理”，则“指出一个把柄，立定一个主宰，不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而于有条有理众著成象者见本原也”(《四书近旨·颜渊问仁章》)。因此，孙奇逢认为，程朱所谓“物各有其理”之“理”，还只是“礼”、即万物的条理秩序，而不是“本体”之“理”。“本体”之“理”，作为万物的主宰和本原，只有人“心”，即人的抽象思维才能把握，而与具体事物之“理”有所不同。因此，对“理”的认识，不能止于“一物之理”，而应该从万物的条理秩序上升到对“本体”之“理”的认识，而这正是人“心”的功能。所以，离开了“吾心”，“理”也就不存在了。在孙奇逢看来，程朱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固然失之粗疏，陆王以“心即理、理即心”为旨亦流于偏颇。以“礼”代“理”，则格物致知可以穷理，而物理亦不外吾心，朱陆殊途而同归。可见，程朱陆王理本同归，而见各有偏，根本就在于虚“理”而失实。因此，“说礼不说理者，用功必有下落，离却显然条理，说恁么不睹不闻。天下归仁者，乾坤浑是一个礼，盖舍了天下，即无处寄我之仁。”(同上)孙奇逢认为：由此以观之，则朱王分歧可以立消。如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朱门学者攻之“实篡于禅”。与禅宗的顿悟无别。因此，“遵建安者痛除顿悟”，以“渐”“顿”为划分朱王门户之标的。其实，“渐”“顿”本不可分，相辅相成，如“克己复礼”就是由“渐”入“顿”，故“顿从渐来，无渐何顿可言?”(《寄张蓬轩》)同样，朱学讥王学的“工夫即是本体”为“顿悟”，而“紫阳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何尝非顿悟乎?”(同上)其实，学问、工夫本身不是目的，“渐”也必须入“顿”。否则，惟有“忠恕之渐”即可，“吾道”何必“贯之于一唯”?从儒学的圣贤事迹看，“渐”“顿”本为成贤成圣必由之途。颜渊、曾参各践其道而隮于贤;由“渐”入“顿”即是“下学而上达”。孙奇逢指出：“用力在平时，收功在一旦。渐者下学也，顿者上达也，不可以分言。则顿之非虚，而渐之非实，当不作歧观矣。”(同上)孙奇逢于调停朱王之间，也阐发了一些自己的新的见解。如他在知识论上着重强调了“知行合一”，而他的“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正相反对，不是以知销行，而是以行兼知。他说：“盖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答魏石生》)孙奇逢的“行可兼知”的思想，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后来主张力行的颜元等，就深受其影响。孙奇逢的主要著作有《四书近旨》、《理学宗传》、《夏峰集》等。

唐仲友

唐仲友（1136—1188年），南宋学者。字与政。金华(今属浙江)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卒于孝宗淳熙十四年。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及进士第，兼中宏辞，通判建康府。上书万言论时政，孝宗纳之。召试，除著作郎。后出知信州，以善政闻。移知台州，时朱熹爲浙东提刑，劾之。擢江西提刑，朱熹劾之愈力。遂奉祠不出，专事于爲学著述，从游者数百人。倡经世致用之学，闢佛、老，斥当时之言心学者，反对空言以治世。尝自谓其学“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综凡天文、地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经史、传记等，有益于经世者，无不涉猎，“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经史，参之传记，旁通午贯，极之茧丝牛毛之细，以求见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后世，可见之施行”(同上)。又以爲：“三代治法，悉载于经，灼可见诸行事。后世以空言视之，所以治不如古”(同上)。所爲之学，世名之曰经制之学。全祖望称：“永嘉诸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说斋唐氏(仲友)也，而不甚与永嘉相往复”(同上)。全氏又称：“乾、淳(按谓孝宗乾道、淳熙)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吕祖谦及乃弟祖俭)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爲经制之学。考当时之爲经制者，无若永嘉朱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说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同上)。又言：“唐台州说斋以经术史学负重名，于乾、淳间，自爲朱子所纠，互相奏论，其力卒不胜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学初起，说斋典《礼经》制本，与东莱、止斋(陈傅良)齐名”(同上)。在人性论上，主性善说，指斥荀子的性恶论，认爲人性本纯善，主张通过立“诚”以排除外在的干扰，从而恢复人之纯善之“天性”：“顺命如顺亲，保性如保子，养心若养苗，驭气如驭马，防欲如防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诚”(《愚书》);“镜固莹，尘则昧之;水固清，风则浊之。尘去镜明，风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见”(同上);“复性之际，复则不妄，至诚之道也。善言性者，当于《复》(按谓《易》之《复》卦)观之”(《说斋文集·性论》)。一般不反对人情或人之欲望，主张“君子不绝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愚书》)，继言“道有兴废，民无淳漓。尧舜至仁，不能絶天下之欲;幽厉极暴，不能灭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谓诬民;以道爲不可行，是爲贼道”(同上)。主张积极用世，断言“避世非君子之心”(同上)。在政治上，倡言“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辅相之臣”，特别重视民的作用，认爲“莫神于天，以民从违;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灵之，孰能违之;君且高之，孰能下之”(同上)。在军事上，主张使民与兵“自养”、“自卫”：“取民之财以养兵，不如使民自养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卫民，不若使兵自卫之甘心也”(同上)。尝总结爲学之道，认爲爲学应脚踏实地“至诚力学”，冀望于走捷径，祇会卒无所获，“圣人之传道必以心，其端则始于至诚力学。后世求其说而不得，流入释老，以爲道者当超诣顿解，迳进于圣人之域，相与用心不可测度之地，而学问修爲之功几于尽废，捕风捉影，卒无分毫之得。曰：‘吾之学，心学也’，内以欺己，外以欺人”(《说斋文集·顔曾论》)。《宋元学案》尝论其学，谓“先生之书虽不尽传，就其所传者窥之，当在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下，较之水心 (叶适)则稍淳。其浅深盖如此”(《说斋学案》)。著作有《六经解》、《天文详辩》、《地理详辩》、《愚书》、《说斋文集》、《帝王经世图谱》等。

丘吉尔

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 (WinstonLeonard Spens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出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

丘吉尔不仅在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上是“性急的年轻人”,就连出生也是急成忙就的。1874年11月30日,丘吉尔比其父母预料的提早两个月降生在英格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附近华丽的希伦海姆宫中。祖父约翰·丘吉尔是马尔巴罗家族第七代公爵,曾是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其第三个儿子,母亲珍妮特·杰罗姆是美国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丘吉尔的童年正处在大英帝国由鼎盛转向衰落的时期,民族利益的种子很早就播植在他的心中。从小受到典型的贵族式教育,8岁上学,14岁进入哈罗公学。但他生性好动而固执,学 习 “疏懒”,不肯学数学和拉丁文,却嗜好历史、古典文学和军事,是班上出名的劣等生。经过三次投考,终于在1893年考进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5年毕业后经其母亲多方周旋,得以进入他理想的第4骠骑兵团任骑兵少尉,从此开始了他自幼向往的戎马生涯。此后他以军官和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过西班牙镇压古巴人民起义的战争、英军镇压印度西北边境人民和苏丹的战争以及南非的英布战争。作为随军记者,他改变了幼时疏懒的习性,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为以后走上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丘吉尔把在印度作战的经历写成《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于1928年在伦敦出版。

1899年丘吉尔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首次参加竞选失败,1900年再次竞选获胜,被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完成了他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开始了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生涯。但丘吉尔一直反对保守党的保护关税政策,1900年终于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06年自由党大选获胜,丘吉尔首次入阁担任殖民事务次官。以后又任商务大臣、内政大臣。1908年,丘吉尔与克莱门娜·霍齐娅结婚。

1911年,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此时欧洲风云紧急,德国力量的膨胀严重威胁了英帝国的霸权地位。丘吉尔改组海军部,建立海军参谋部,改良海军的装备,使海军拨款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积极促动政府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又自作主张,派海军舰队攻打土耳其,以求从背后袭击奥匈和德国,结果英军惨败。1915年丘吉尔被迫辞职。两年后的1917年7月他又出任劳合·乔治政府的军需大臣。他改组臃肿的机构体制,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且促成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使军需供应屡屡获得前线的好评。

战争结束后,面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政权,丘吉尔忧愤交加,竭力反对布尔什维主义。1919年1月改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后,他主张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敦促制定干涉苏俄的计划。这一态度招致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自由党的反对,却重新获得了保守党的同情。1922年自由党大选失败,丘吉尔也失去了大臣的职位。1923年他退出自由党,次年重新加入离开了20年的保守党。1924年11月,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组阁,年届半百的丘吉尔当上了内阁中地位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但他对财政事务所知甚少,上台后下令恢复金本位制,此举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1929年保守党因无力解决失业和工人运动等严重问题而被迫让位给工党,丘吉尔则再度下野。

此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十年赋闲,一身轻松,沉醉于写作和出国旅行的消遣之中。他继《世界危机》 四卷本之后,又写了 《早年生涯》、《思想和冒险经历》、《马尔巴罗的生平及其时代》、《伟大的同时代人》等著作,获得了传记作家的尊称。

丘吉尔一生中最悠闲的这十年正是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危机迭起的十年。德国法西斯夺取了政权,成为欧洲新的战争策源地。1936年至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组成 “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战争的波涛,严重地威胁着英帝国的地位。面对法西斯这一人类的最大恶魔,丘吉尔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主张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坚决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他认识到德国法西斯的真正目标是控制整个欧洲,夺取世界霸权,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主张运用传统的均势外交战略,一面迅速地、大规模地重新武装英国,另一面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挫败德国的霸权。他甚至放弃了对苏联的一贯敌视态度,主张化宿敌为盟友,向苏联政府呼吁: “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为什么我们不以共同的势力来粉碎它呢?”时代的号召,政治家的胆略,加上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终于使年近花甲的丘吉尔步出了 “政治上的荒漠状态”,开始了他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以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重要最辉煌的一幕。

30年代中期以后,丘吉尔便多次发表演说猛烈地抨击鲍德温、张伯伦政府对德国法西斯一味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他惊人地预见到慕尼黑协定使英国 “遇到了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是“欧洲最大的灾祸”,指出 “这只是一杯苦酒刚尝了第一口……这杯苦酒将年复一年地端到我们面前”。绥靖政策的失败,希特勒的步步紧逼,使得政府的批评者丘吉尔声望大振,要求丘吉尔回到内阁中来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特勒和他挑起的事件,丘吉尔或许永远不可能重返政坛。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张伯伦于3日下午改组内阁,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由于长期的绥靖政策使军队准备不足,海军在战争初期屡遭失利。丘吉尔认真寻找对策,迅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张伯伦政府仍无心抗敌,一味求和。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对法、荷、比、卢等国发动突然袭击,张伯伦在一片责难声中狼狈下台;丘吉尔首次出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任命黑斯廷斯·伊斯梅为其参谋长。丘吉尔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在他65岁时到来了。他说: “我终于取得了对全局发号施令的权威。我觉得自己是在顺应天数。”5月13日,丘吉尔以首相的身份在下院发表著名的演说: “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的胜利,……因为得不到胜利就得不到生存。”丘吉尔坚持将张伯伦继续留在内阁中任枢密院长,这体现了他宽容豁达的个人品质和大敌当前团结一致的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素质。我们不妨在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最高指挥层的构成情况做一简要考察: 历任陆军大臣为莱斯利·霍尔—贝利沙 (1937年至1940年1月)、奥利弗·斯坦利 (1940年1月至5月)、安东尼·艾登 (1940年5月至12月)、戴维·马杰森 (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詹姆斯·格里格 (1942年2月至1945年7月)、J.劳林(1945年7月继任); 历任海军大臣为斯坦诺普勋爵 (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 (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A.亚历山大(1940年5月至1945年5月)、布伦丹·布雷肯 (1945年5月至7月)、A.亚历山大(1945年7月继任); 历任空军大臣为金斯利·伍德 (1938年5月至1940年4月)、塞缪尔·霍尔 (1940年4月至5月)、阿奇博尔德·辛克莱 (1940年5月至1945年5月)、哈罗德·麦克米伦 (1945年5月至7月)、斯坦斯盖特子爵 (1945年7月继任); 历任帝国总参谋长为约翰·戈特(1937年至1939年9月)、埃德蒙·艾恩赛德 (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约翰·迪尔 (1940年5月至1941年12月)、艾伦·布鲁克 (1941年12月至1946年6月); 历任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为达德利·庞德 (1939年6月至1943年10月)、安德鲁·坎宁安 (1943年10月至1946年); 历任空军参谋长为西里尔·纽沃尔 (1937年至1940年10月)、查尔斯·波特尔 (1940年10月至1945年); 参谋长委员会主席达德利·庞德 (1939年至1942年3月任职)、艾伦·布鲁克 (1942年3月继任)。

在希特勒闪电式进攻下,法英军队全线溃败。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德军逼近英吉利海峡,英伦三岛的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刻。丘吉尔首相临危不惧,坚定地担负起了挽救民族于存亡关头的重任。他号召英国人民行动起来,为抵抗法西斯的入侵而奋斗。他组织实施敦刻尔克英军和法军撤往英国,保存有生力量; 调动英国军队,保持高度警惕,准备迎击法西斯的入侵。他指挥英国皇家空军,在8月10日至9月14日顽强地抗击来犯的敌机,使德军始终未能获得制空权,未能踏上英伦三岛一寸土地。丘吉尔坚定不移的意志和铿锵有力的话音都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9月下旬,他成为保守党的领袖,得到了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支持。

在国内总动员的同时,丘吉尔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苏两大国的支持。战争伊始,他就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去信说明如果继续让孤立主义得逞,总有一天希特勒的魔影会笼罩到美国的头上,美国就再也不能隔岸观火了。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1941年3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该法案的通过应该说是丘吉尔外交上的一大成功。丘吉尔还曾向苏联通报德国随时可能侵略苏联的情报。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晚丘吉尔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广播演说,表示愿意立即同苏联联合对德作战: “俄国所受到的威胁,也就是我国和美国所受到的威胁,……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那就是决心摧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余毒。任何一个继续战斗抗击纳粹主义的国家和个人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丘吉尔的积极态度大大促进了战时英美苏三国联盟的实现。7月12日英苏两国签署协定表示愿意携起手来共同对德作战,决不同德国单独讲和。1941年8月9日丘吉尔与罗斯福首次在纽芬兰的阿金夏港外举行首脑会议。14日双方签署了象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 《大西洋宪章》。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终于和英国 “在同一条船上了”。丘吉尔当即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进行了20多天的会谈,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获取美国出兵北非的保证,并建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

为了更好地采取联合作战行动,阻止德国的进攻,1941年5月,苏联开始向英国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双方签订同盟条约,表示不提苏联西部疆界之事,丘吉尔表示可在1942年内开辟第二战场。然而随着德意军队在近东和北非的节节获胜,丘吉尔越来越多地担忧起英国传统的殖民势力了。他决定把英军的主力放在近东和地中海一带为英帝国殖民利益而战。在丘吉尔的努力下,1942年7月25日美英决定暂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在法属非洲开展攻势,即“火炬”行动计划。8月12日丘吉尔飞抵莫斯科,借口部队和供应不足,不能在1942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争取斯大林对“火炬” 计划的赞同。

1943年初盟军在北非取得重大胜利。1月中旬英美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谈。丘吉尔放弃了在1943年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的原意,主张选择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地中海巴尔干地区作战。会谈后发表了要法西斯轴心国“无条件投降” 的原则,排除了对“单独媾和”可能性的任何探测。同年5月,丘吉尔再次赴美商谈地 中海作战计划。但美国赞成尽可能早地跨越海峡作战。经过多次斡旋,最后决定7月中旬攻打意大利,跨越海峡作战开辟“第二战场”又被推到了1944年。丘吉尔因过多考虑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把欧洲战争的主要负担长久地压在苏联身上,使苏联的处境十分困难。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后,丘吉尔仍只在口头上支持跨越海峡作战的“霸王”行动计划,暗中筹划佯攻法国实打挪威的 “木星”计划。1943年11月27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战时第一次 “三巨头”会议,讨论和决定未来的行动计划,为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定。1944年6月6日盟军渡过海峡在法国登陆反攻的壮举终于实现了。丘吉尔为了英国的民族利益,出于他反对共产主义的本性,一再延缓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图使苏联在对德战争中两败俱伤。他后来在战争回忆录中写下最后一卷《胜利与悲剧》,认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是胜利,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则是莫大的历史悲剧。

1944年8月丘吉尔向美国提出利用进军意大利之便直捣中欧,先于苏军抵达维也纳,但美国坚持按原定计划,在法国西南部登陆,配合诺曼底登陆的盟军。此时似乎人人感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丘吉尔开始考虑意大利、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问题。10月8日丘吉尔访苏,但未解决主要问题,斯大林答应结束对德战事后即对日宣战。12月,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派兵镇压希腊人民的革命运动。1945年2月4日 “三巨头”在雅尔塔举行第二次会晤,讨论战后的世界政治问题。丘吉尔为防止苏联的威胁,力主与法国一道四方分区占领德国。会议还决定成立联合国组织,并就波兰问题达成协定。但丘吉尔对会议结果不满,觉得西方大国对苏联让步太多。在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丘吉尔又主张盟军迅速越过易北河,抢在苏联之前占领柏林,但遭到美国的反对。丘吉尔十分懊丧,认识到英国确实已力不从心了。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丘吉尔的战时联合政府是否还需要便成了突出的问题。7月5日议会进行大选。7月15日丘吉尔前往波茨坦参加第三次首脑会议,会议期间回国听候大选结果。7月16日大选揭晓,保守党失败,丘吉尔在胜利来临的时候被赶下了台。丘吉尔无法理解,抱怨英国人民忘恩负义,同时深深地为英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感到担忧,因为他自认为是“能够对付俄国的惟一的人”。7月26日晚,丘吉尔向国王提出辞呈,并婉言谢绝了国王欲授的嘉德勋章。丘吉尔就这样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战时首相的生涯,但他为挽救英国命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法西斯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却永远不会为英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忘记。

丘吉尔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他的政治活动,他仍在为英国的民族利益、为反对社会主义苏联而奔走效力。1946年3月5日,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呼吁西方国家团结一致,联成一体,因为“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降下了一块铁幕”。丘吉尔这一明显的反共立场立刻引起了震动,并对战后的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拉开了 “冷战时代” 的序幕。在呼吁与美国结成“英语民族之间的特殊关系”之余,丘吉尔还致力于西欧的联合,认为拯救欧洲必须“重建欧洲大家庭”。1948年5月,他被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问题会议选为名誉主席。丘吉尔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英国利益这一主题的。在1948年保守党年会上,丘吉尔全面地阐述了英国 “三环外交”政策,第一环是英联邦 和英帝国; 第二环是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英语世界; 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

1951年10月,保守党大选获胜,丘吉尔以77岁高龄再度拜相组阁。但和平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与1940年时已大不相同。

1955年4月5日,心力交瘁的丘吉尔辞去了首相职务,宣告退休。他为之终生效力的大英帝国没有能改变崩溃的命运,没落已无可挽回。但他仍然认为英国的力量和潜力是不可低估的。1963年4月9日他在接受美国“荣誉公民”称号时说: “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英国和英联邦现在应在世界上扮演默然听命的次要角色的见解。”

退休之后,丘吉尔完成了他的《英语民族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在伦敦因病逝世,享年91岁。

西顿

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原名欧内斯特・埃文・汤普森，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年8月14日—1946年10月23日），兼具加拿大与美国双重文化身份，是享誉多国的作家、野生动物画家，更是童子军运动的关键先驱人物。

1902年，西顿创立“印第安伍德克拉夫特协会”，后更名为“美国伍德克拉夫特联盟”；1910年，他参与发起美国童子军协会，其理念深刻影响了童子军运动创始人罗伯特・贝登堡勋爵。他将美国印第安文化元素融入童子军传统，著有《桦树皮卷轴》《童子军手册》等代表性相关著作，作品在英、加、美、苏等多国出版发行。

西顿生于英国，因加拿大公民身份在1947年才正式合法化，此前他一直保留英国臣民身份，1931年加入美国国籍。他一生有两段婚姻：1896年与格雷丝・加勒廷成婚，二人独女安（1904—1990，后以安雅・西顿为笔名）成为畅销历史传记小说家；格雷丝还是一名通神论践行者，这一细节见于安为小说《幽冥绿光》所作的序言。1935年，西顿与格雷丝离婚，不久后迎娶朱莉娅・莫斯・巴特特里。朱莉娅兼具独立创作与合作创作能力，曾与西顿联手执笔。二人无亲生子女，20世纪30年代曾抚养朱莉娅的侄女莱拉・莫斯多年，1938年又收养女婴比尤拉（昵称迪伊，后改名迪伊・西顿・巴伯）。迪伊长大后成为技艺精湛的刺绣师，专为犹太教堂制作律法罩袍等物品，于2006年逝世。

西顿与父亲约瑟夫・洛根・汤普森关系极度恶劣，他称父亲是“古今中外，我所知或所闻的最自私之人”。在被迫付清父亲罗列的一笔“养育账单”后，他彻底与父亲断绝往来——账单细到包含他出生时的接生费，总额达537.5美元。西顿的父母及兄长约翰・伊诺克・汤普森（约1846—1932）一生定居多伦多；另外两位兄长约瑟夫・洛根・汤普森（1849—1922）、查尔斯・西顿・汤普森（1851—1925）迁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弟弟乔治・西顿・汤普森（1854—1944）则移居美国伊利诺伊州，并在当地离世。

在文学领域，西顿是现代动物小说流派的先驱。1898年，他推出代表作《我所熟知的野生动物》，书中收录了他猎杀狼王洛波的故事；1900年，该书其中四篇故事被辑录为《洛波、瑞格与维森》再版。1903年，作家约翰・巴勒斯在《大西洋月刊》发文抨击煽情动物故事作家，由此引发一场持续四年的“自然造假者论战”，西顿也卷入其中，当时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内的美国政要与环保界重要人物均参与了这场论争。

凭借著作《野生动物列传》第四卷，西顿于1928年荣获美国国家科学院颁发的丹尼尔・吉罗・埃利奥特奖章，他亦是加拿大皇家艺术学院成员。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西顿活跃于美国圣达菲艺术与文学圈，与作家兼画家阿尔弗雷德・莫朗、雕塑家兼陶艺家克莱姆・赫尔、画家乔治亚・奥基夫等一众名家相交甚密。

1933年，西顿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县购置100英亩土地，在此开办青年领袖训练营，并创立“西顿村出版社”，该出版社因二战影响于1943年停办。后来这片土地拓展至2500英亩，逐渐形成非建制社区“西顿村”。西顿亲自设计并建造了一座城堡式宅邸：这座建筑共32个房间，面积达6900平方英尺，采用平顶设计与粗凿石墙外立面，内部铺设橡木地板，石膏墙面搭配原木椽梁支撑天花板，选址于海拔7000英尺的山丘之上。该建筑后被列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与新墨西哥州文化遗产，可惜在2005年的修复工程中毁于火灾，如今产权所有者“求知爱智学院”决定将城堡遗址改造为“冥想花园”。

1946年，86岁的西顿在西顿村逝世，遗体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火化。1960年，为纪念西顿百年诞辰与圣达菲建城350周年，其女迪伊与外孙西顿・科蒂尔（安雅之子）乘飞机将他的骨灰撒向西顿村的土地。

吴趼人

吴趼人（1866—1910），近代小说家。名沃尧，又名宝震，初字小允，改字茧人，复改趼人，别署我佛山人、茧叟等。广东南海人。曾祖荣光由翰林历官至湖南巡抚，精金石掌故之学，海内号为收藏家，学者宗之曰“荷屋先生”。祖父莘畲，官工部员外郎，寓居京师。父允吉，为浙江候补巡检，亦居京师。吴趼人生于北京。祖父卒时，吴趼人尚在襁褓中，全家扶柩回籍。越数岁，其父出仕浙江，卒于官，吴趼人尚未成年，家道中落。然“劬力养亲”，“岸然自异，无寒酸卑琐之气”(李葭荣《我佛山人传》)。年十七八，赴沪谋食，任江南制造军械局书记，月俸只八金。因不足以养家，以小品文投诸报馆，期得些微稿酬。是为趼人涉足文坛之始。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冬之际脱离江南制造军械局，任《字林沪报》副刊《消闲报》编辑，正式步入文坛。此后历主《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笔政。二十八年(1902)春离沪赴鄂，任《汉口日报》编辑，年余辞职返沪。同年冬，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小说》杂志，并撰文提倡“小说界革命”。吴趼人立即响应，以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投寄，刊布后一鸣惊人，与略早之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齐名，一并成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典范之作。在此后的3年之内，吴趼人又在该刊继续发表了《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从而名声大噪，一跃为晚清著名小说作家。二十九年(1903)一度游日本。三十年(1904)冬，赴山东济南任河工职事，因不惯官场生活，时仅3月即返沪。三十一年(1905)春，应聘赴汉口，任美商所办英文报纸《楚报》中文版编辑。同年夏，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在全国兴起，吴趼人激于爱国义愤，毅然辞职返沪，并以演讲和发表作品等形式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三十二年(1906)起，先后任《月月小说》主编、总撰述，并在该刊发表长篇小说《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两晋演义》、《云南野乘》等5种。三十三年(1907)冬，广东旅沪同乡会创立广志小学，推吴趼人主其事，直至他去世为止。

吴趼人既是晚清的著名作家，也是多产作家。仅长篇小说即达18种，而且几乎皆为名作。除上述者外，如《恨海》、《湖涂世界》、《瞎骗奇闻》、《新石头记》、《最近社会龌龊史》(又名《近十年之怪现状》)等，无不各有所长，久传不衰。所写短篇小说12篇，如《黑籍冤魂》、《立宪万岁》等，也皆为当时最优秀之作，部分作品甚至已经采取了现代小说的基本形式，在当时为绝无仅有。他在小说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如《历史小说总序》、《<两晋演义>序》、《<月月小说>序》、《小说丛话》等，多有独到见解。其他尚有剧本《曾芳四传奇》、《邬烈士殉路》，诗集《趼廛诗删剩》，笔记《趼廛剩墨》、《趼廛笔记》、《中国侦探案》，小品文《俏皮话》、《滑稽谈》、《新笑林》、《新笑林广记》等。

萧琛

萧琛[chēn]（480年－531年3月18日），南朝梁文学家。字彦瑜。兰陵(江苏常州)人。少而朗悟，有纵横才辩，仕齐初为太学博士，后为王俭所赏，辟为丹阳尹主簿，举秀才，迁司徒记室。齐武帝永明五年(487)，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才士，萧琛预焉，为“竟陵八友”之一。累官司徒右长史、尚书左丞、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入梁，天监元年(502)迁庶子，出为宣城太守，后累迁江夏太守、南郡太守、东阳太守等，史称他频莅大郡，不治产业，有阙则取，不以为嫌。梁武帝萧衍与他有竟陵西邸旧游之交，每朝宴，均接以旧恩，呼为宗老，他官至侍中、金紫光禄大夫。死后谥平子。萧琛朗悟辩捷，博及群书。自称：“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梁书·萧琛传》)他任宣城太守时，曾得北僧所藏“班固真本”《汉书序传》，珍藏以后送给了鄱阳王萧范。他还曾作《皇览钞》20卷。其作品今已散佚。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4首，系与萧衍、萧绎、谢朓等人的唱和之作。《饯谢文学》一诗写与谢朓离别之情，颇为真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4篇，其中2篇是难范缜《神灭论》的，当是他早年在齐竟陵王西邸时，奉竟陵王之命而作的。

洪仁玕

洪仁玕（1822年—1864年），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即南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江西被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洪仁玕是太平天囯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洪仁玕，生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字益谦，号吉甫，广东花县官禄怖村的洪氏族人。洪族生活简朴，饶有古风，生长于此的洪仁玕养成了质朴刚直的性格。洪氏都为客家，客家人强毅坚忍、勇敢善战、特立独行的气概对洪仁玕也颇有影响。洪仁玕八岁时入私塾读书，接受系统的儒学训练。根据洪仁玕“老天王是我堂兄···我少时从他受学一年”的自述，他少时跟随洪秀全受学一年。洪仁玕分别于15岁、18岁、21岁三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第三次科考失败后在家乡任私塾老师。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等五处通商口岸。洪仁玕对外国侵略者深恶痛绝。1843年，洪秀全给洪仁玕讲述了自己从《劝世良言》中感悟的道理。洪仁玕接受了洪秀全的教道与洗礼，成为洪秀全自行领悟的上帝真道的最早信从者之一。科考的失败，洪秀全的启迪加上身处广州对外国侵略者行径的愤慨是洪仁玕走上“拜上教”之路的重要缘由。1844年，洪秀全在花县传教，冯云山、洪仁玕受洗礼，创立拜上帝会。

洪秀全于1845年撰写《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1846年撰写《原道觉世训》，常与洪仁玕讨论国家形势和“诛妖”反满的思想。《原道觉世训》中说道“皇上帝乃是帝也”，“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洪仁玕赞同洪秀全的理念，认为应“恢复祖国”，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地上天国”。（注1）1848年，洪仁玕与冯云山编撰《天平天日》，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洪秀全“升天受命”的神话故事，这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和政治目的所在；第三部分记述洪秀全与李敬芳、冯云山、洪仁玕等皈依上帝创立拜上帝教后到1848年洪秀全因毁甘王庙去贵县赐谷村的事。这本书神化了洪秀全的天王地位和推翻清王朝的使命。1850年，洪仁玕再参加科举，依然以失败收场，自此不再应考。1851年，洪秀全38岁诞辰，拜上帝会众在金田村建立太平军，建号太平天国。此后，洪秀全开始向各地会众发起团营起义的号令，起义军多地与清军交战。洪仁玕因在广州的起义流产后开始逃亡，藏至香港后又潜回内地。1853年，洪仁玕寻访到韩山文牧师，受洗入教，成为巴色会的一名教徒。韩山文帮助其在香港安顿下来，并替他找了份教传教士中文的差事。之后洪仁玕曾尝试由上海借道赴天京，希望能再次投效太平天国，却未能如愿，再次流亡香港。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促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林则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林则徐所提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海国图志》。西方文化的传入，除了先进的中国人主动学习，也有传教士的输入。这一时期还涌现出《海国四说》《瀛寰志略》《康纪略》等著作，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达到西学东渐的高峰时期。除书籍外，《遐迩贯珍》等一些刊物也刊载了大量新知识。洪仁玕在香港任基督教会牧师直到1858年秋。这些书刊启迪、影响了洪仁玕的思想。他也利用任何机会接触、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同时也结识了不少朋友，极大地开阔了其眼界，也是在这一阶段完成《资政新篇》的编写。《资政新篇》里开首“兹谨将所见所闻者，条陈于后，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表明了他希望学以致用，日后辅佐天王的目的。而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经历了1856年的“天京变乱”，洪秀全杀杨秀清、韦昌辉，逼走石达开，面临人心涣散、形势严峻的局面。

洪仁玕心中一直挂念效忠太平军。1858年，他辗转多地，于1859年抵达天京（今南京）。洪秀全大喜，5月11日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殿右军干王”，总理朝政。登台后不久，洪仁玕即呈献《资政新篇》，洪秀全批准后正式颁行。人才培养方面，为健全中枢机制，洪仁玕恳奏，天王封陈玉成为英王。随后，又加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至此，太平天国第二代领导中枢正式成立。这一年，洪仁玕还提出改革法制，主持天京会试。他一登台便展现出超群的政治才能。

洪仁玕成为后期太平天国军事的主要策划者。登台后便与李秀成三次面商解救京围之策，洪秀全采纳了他的策略，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解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反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李秀成用此计，与李世贤分攻杭州、湖州，大破江南大营，破解了天京之围。天京解围后洪仁玕又主张“合取湖北”，以解安庆之围（注4），乘胜先取长江下游，然后再争上游。初期占领了苏州、常州，进展顺利，但后期李秀成、陈玉成决心不足，打到武汉外围后先后自动撤退，西征功败垂成。1861年，安庆失守，洪仁玕的职务和爵位因此被革除。1862年1月，洪仁玕与英国“狐狸先生”军舰舰长宾汉进行谈判，拒绝了宾汉递送的极其无理的照会导致会谈破裂，拉开英国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序幕。这年上半年，洪仁玕“掌处外交之事”的权力也移交给章王（林绍璋），权力大不如前。1864年，清方“借师助剿”，天朝属地个个失陷。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南京陷落，幼天王出城南走，随洪仁玕辗转多地。10月到江西被清军席宝田部追袭，洪仁玕被捕，写下3000字的亲笔自述，拒绝出卖幼主，“非欲沽名，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而已……”，舍生取义，坦然面对死亡。11月23日，洪仁玕就义于南昌。生前留诗“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洪仁玕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满腔热情和革新精神激励着“后贤”们去完成其未竟大业。

扬雄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西汉辞赋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扬雄少而好学，博览群书，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疾谈。史称他“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贵，不戚戚於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扬雄早年慕司马相如、屈原，曾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汉成帝时有人向朝廷推荐他，说他的辞赋象司马相如。成帝召扬雄。使之侍从郊祠、游猎。扬雄先后写了《甘泉》、《河东》、《校猎》、《长杨》四赋。成帝以扬雄为给事黄门郎。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依附他们的人没有不被提拔的，这时扬雄却在一心一意地写《太玄经》和《法言》，时人嘲笑他不能进取，他作《解嘲》以答之。王莽即位后，为防止符命之事汇露出去，而诛杀参与其事的人，扬雄因受误捕而在天禄阁跳楼自杀，险些摔死，受到时人的批评。后扬雄又作《剧秦美新》论。被王莽拜为中大夫。天凤五年(公元18)卒，时年七十一岁。

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的又一大辞赋家，他的代表作是《甘泉》、《河东》、《校猎》、《长扬》四赋，其形式模仿《子虚赋》，而其文“沉博绝丽”。他的抒情赋《解嘲》与《逐贫赋》受屈原影响很大。特别是《逐贫赋》立意新颖，构思奇妙，用轻松诙谐的笔调抒发作者不满现状的悲愤之情，富有思想意义。后来他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词人之赋”，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又不满于辞赋“讽一而劝百”的作风，故说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他的哲学著作有《法言》，《太玄》，《法言》是仿《论语》而作，《太玄》是仿《易经》而作，他提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强调学习儒家礼仪以“修性”。其《方言》叙述西汉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又编成《训纂篇》对文字学有一定贡献。扬雄著作丰富，东汉初曾有集，后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共四卷。

龙榆生

龙榆生（1902-1966年），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词人。名龙沐勋，又名龙七、元亮;别号忍寒居士。江西万载人。14岁前曾就读于私塾及小学。1921年到武汉跟随黄侃学习声韵、文字、辞章学等。1923年起执教于厦门集美学校，讲授国文，并学诗于近代著名同光体诗人陈衍。1928年至1945年，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国立音乐院、广州中山大学、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暨南大学附中、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太炎文学院、南京中央大学等院校任教，曾兼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部主任，太炎文学院国学专修科主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48年至1949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为馆外编审，修订《词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研究员。1956年起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直至逝世。

龙榆生早年在上海执教期间，曾问学于近代词学大师朱祖谋等，词学渊源深厚，孜孜从事词学的研究、创作和教学达数十年之久。1931年在上海国立音乐院任教期间，与叶恭绰、萧友梅、易韦斋等共创歌社，试图将传统的诗词声韵规律运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并与黄自、李惟宁等人合作完成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曲，在词学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方面付出了心血。1933年他创办了《词学季刊》，在联系新老词家、交流创作、挖掘保存词学遗佚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推动了词学研究，并在词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同年还整理刻印了《疆村遗书》。本人所著有关著作、论文也颇为丰富。初版于1934年的《中国韵文史》为国立音乐院丛书之一。在暨南大学授课讲义基础上编选而成的《唐宋名家词选》一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五代和两宋词坛的思想倾向、风格流派和艺术成就，自1934年以来多次再版。发表于《中国语文学会丛刊》、《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刊物上的词学论文如《苏门四学士词》、《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选词标准论》、《研究词学之商榷》、《两宋词风转变论》、《东坡乐府综论》、《清真词叙论》、《论词谱》等对有关词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及部分重要作家作了探讨。1950年后出版了《东坡乐府笺》、《词曲概论》、《词学十讲》、《唐宋词格律》等著作。其中《词曲概论》一书凝聚了作者毕生精研词曲的心得，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词曲的发展、演变和作法，尤对平仄四声的安排、韵位的疏密和平仄转换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及去声字的特殊功能等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此外，龙榆生还著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忍寒词》等。

许筠

许筠（朝鲜语：허균，1569年—1618年），朝鲜李朝小说家、诗人。字端甫，号蛟山、惺所，又号白月居士。父亲许晔是著名哲学家徐敬德的弟子，有文名，官至副提学，在许筠12岁时去世。两个哥哥和姐姐都是诗人。他的老师李达是名重一时的“三唐诗人”之一。李达出身庶子,受封建社会压抑，一生不得志,对现实社会深怀不满。许筠在品格、学问等方面都深受他的影响。

许筠1594年文科及第，1597年文科重试状元。做过左参赞的官。随使节来过中国。1610年，受当权者迫害，遭流放。这期间创作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他同情社会地位卑贱的人，喜欢和这些人交朋友，甚至和他们一起走上反叛封建统治者的道路。他支持朴应犀、徐甲羊、沈友英等封建家庭的庶出子弟在骊州地方准备起义；又在王京汉城和金闿、辛光业、河仁俊等一起，用制造边防警讯和散播谶谣的办法进行鼓动,以便乱中举事,推翻李王朝光海君的统治，终因事机败露被处死。

许筠的作品有小说《洪吉童传》，诗歌评论集《蛟山诗话》，地产、饮食志《屠门大嚼》，笔记作品《识小录》、《闲情录》，诗文集《惺所覆瓿稿》等，此外，还有所编历代诗选《国朝诗删》。《洪吉童传》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朝鲜最早出现的小说之一,有朝文和汉文两种版本。洪吉童原为传说中的起义英雄，事迹不详。许筠只是借用这个英雄的名字，写下这部暴露封建家庭罪恶、反映农民反抗斗争的小说。他笔下的洪吉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庶子，备受虐待和迫害，于忍无可忍中离家出走，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他武艺高超，且有变幻莫测的道术，被推举为首领。从此，他们活跃在朝鲜八道，号称“活贫党”，劫富济贫，专和官府作对。后来迫于形势，离开朝鲜本国，在海外的一个岛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但他所建立的“理想国”，也没有超脱儒家标榜的“尧舜盛世”。他的诗被认为“百体具备”，有《枫岳纪行》47首，其中《老客妇怨》一诗，写国遭倭乱，一妇女随全家逃难，丈夫、婆婆被杀,幼儿失散,老来流落他乡，境况凄苦。封建时代的许多文人，对许筠和他的作品都持否定态度。但许筠的进步倾向及其作品的社会意义，却奠定了他在朝鲜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许筠对中朝两国古代文化交流曾作出有益的贡献，为中国明清两代的一些文士所熟知。1598年，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行将结束，许筠结识了随军东援的明代文士吴子鱼，赋诗称颂两国的友谊:“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并协助吴子鱼收集、编选了一部《朝鲜诗选》。这是由中国人编选、刊行的第一部全面介绍朝鲜诗歌的诗集。原书已失传，只有一部分诗篇保留在《明诗综》和《列朝诗集》中。

公孙龙

公孙龙（约前320年—约前250年）或言字子秉，赵人。战国时名辩学派代表人物。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赵惠文王前后(约前320—约前250)。曾被赵国平原君(赵公子胜)招致门下，较长时期为其门客，颇为平原君所重，“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史记·平原君列传》)。他与赵惠文王论偃兵一事，指出国君必须真心爱护天下百姓方可言偃兵，“秦得地而王布总(丧服)，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所以不成”(《吕氏春秋·审应》)。曾多次为赵国及平原君出谋。约赵惠文王十四年(前285)，秦赵订互助盟约。后秦攻魏，赵助魏，秦责赵违约。公孙龙以辩者的机智，指出也可责备秦违约：“赵欲救之，今秦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吕氏春秋·淫词》)燕昭王三十年(前282)左右，公孙龙率弟子入燕，说燕昭王以“偃兵”，因“知大王之弗为也”，而去。又曾游于魏，与公子牟论学。在平原君府上，公孙龙与孔子后裔孔穿辩“白马非马”，孔穿不能难。晚年，齐国邹衍过赵，与公孙龙“言至道，乃绌公孙龙”(《史记·平原君列传》)。后不知所终。公孙龙在政治上主张“偃兵”“兼爱”，在学术上则以名辩显名于世，是战国后期名家的一代宗师。他以持“白马非马”之辩著称，并主张“离坚白”，对“指”(概念)与物、名与实等方面俱有深入的研究。据称其之所以致力于名辩之学，是为了正名而化治天下：“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秦汉以来，人们多认为其言宏辩，但于世无用，故长期湮没无闻。然而，公孙龙的名辩学说，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著述甚富，汉代尚传《公孙龙子》十四篇，后散佚八篇，今存六篇，其中一篇为其后学所辑。

凌濛初

凌濛初（1580年6月18日－1644年），明末小说作家，戏曲作家。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浙江吴兴)人。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凌约言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父亲凌迪知历官工部营膳司主事、大名府通判、常州府同知。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补为廪膳生。万历三十年与冯梦祯相识。次年同游吴地，并合评《东坡禅喜集》。万历三十七年寓居南京珍珠桥。其科场颇失意，不得已于天启三年(1623)入都就选。直到崇祯七年(1634)授为上海县丞。居上海8载。崇祯十五年擢徐州判。在农民起义军纷起时，何腾蛟兵备淮、徐，他上《剿‘寇’十策》，遂入其幕。他诱降起义首领陈小乙，因“功”授楚中监军佥事，未赴。崇祯十七年，他抵御农民起义军，呕血而死。他著有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这2集各为40卷40篇，除“二刻”中第23卷《大姐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第40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霄》外，实际收短篇小说78篇。他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说明了写作缘起、方法及其意旨：“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以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可谓云尔而矣。”“二拍”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生活，但也含有较浓的因果报应、宗教迷信的思想，以及色情描写。其艺术上不如“三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它“叙述平板，引证贫辛”的缺点。

他创作的杂剧，除《宋公明闹元霄》外，还有《北红拂》(亦名《莽择配》)、《虬髯翁》(亦名《扶余国》)、《蓦忽姻缘》、《穴地报仇》、《祢正平》、《刘伯伦》、《桃花庄》、《颠倒姻缘》。今存有前3种。他创作的传奇2种《合剑记》与《雪荷记》，今均佚。他改编《玉簪记》为《乔合衫襟记》，今存有佚曲。他还有戏曲理论著作《谭曲杂札》、《曲律》。他反对“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无，世法既自不通，鬼谋亦所不料”的故事情节。他还编选有《南音三籁》，选南散曲97套和小令27题;又选南传奇132出和只曲17题。“三籁”是将他所选各曲分别品评为天籁、地籁、人籁3等。

萧伯纳

萧伯纳，全名乔治·伯纳德·萧（George Bernard Shaw，1856年7月26日—1950年11月2日），英国剧作家。1856年7月26日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从小爱好音乐和绘画。童年时由担任神职的叔父指导学习,1870年在都柏林美以美教会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未能继续升学。1871年到一家地产公司当抄写员,后当会计。1876年他移居伦敦母亲处,一面为《明星报》和《星期六评论》周报撰写音乐和戏剧评论,同时勤奋读书并尝试写作小说。

1879年他写出第一部小说《未成熟》,但遭到出版社审稿人的拒绝,当时未能出版。1884年费边社成立,他加入该社,并成为该社的组织者之一。此后,他写了大量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编辑和写了《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1884至1888年,他完成了5部长篇小说:《业余社会主义者》(1884)、《不合理的婚姻》(1885)、《凯雪尔·拜伦的职业》 (1885—1886)、 《无理之结》(1885—1887)和《艺术家的爱情》(1887—1888)。

从90年代开始,在易卜生作品的影响下,萧伯纳由小说创作转向戏剧创作。1891年他发表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评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1892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剧本《鳏夫的房产》。从这时起,到1950年他的《为什么她不肯》止,在长达50余年的过程中,萧伯纳共写了51个剧本。

在20世纪以前,萧伯纳发表了10个剧本,分别收入3个戏剧集。第一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收有《鳏夫的房产》 (1892)、 《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和《荡子》(又译《好逑者》) 3个剧本。前两个剧本提出了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刻画了几个卑鄙的资本家人物。第二个戏剧集《愉快的戏剧》,收有《武器与人》(1894)、《康蒂坦》(1894)、《风云人物》(1895)和《难以预料》(1896) 4个剧本,提出了文明人类关心的问题,如真、善、美等。第三个戏剧集《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收有《魔鬼的门徒》(1897)、《凯撒和克丽奥佩特拉》(1898)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1897) 3个剧本。其中前两个是历史剧,而《凯撒和克丽奥佩特拉》是较好的一个。

进入20世纪以后,在萧伯纳所写的大量剧本中,比较重要的有:《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医生的困境》 (1906)、 《皮格马利翁》 (1913)、 《伤心之家》(1919)、 《圣女贞德》 (1923—1924)和《苹果车》(1929)等。

由于对人类文化的卓越贡献,萧伯纳于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他访问过苏联,在莫斯科度过他的75寿辰。1933年他访问美国和中国,在上海他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人。

晚年,萧伯纳过着隐居生活。1950年11月2日因跌伤不治,在伦敦近郊逝世,终年95岁。

张竞生

张竞生（1888年2月20日—1970年6月18日），字公室，中国社会学家、美学家，中国现代性教育先驱，与艺术家刘海粟、音乐家黎锦晖并称旧上海“三大文妖”。

张竞生，原名张公室，广东省饶平县浮滨镇大榕埔人，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影响，自己改名张竞生。1904年就读于近代抗日先驱、爱国学者丘逢甲创办的汕头同文学堂。1907年起先后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小学、上海震旦学校及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孙中山委任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秘书。1912年，与宋子文、杨杏佛等25人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派的第一批官费生出洋留学。张竞生前往法国。1915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并获文学士学位。1916年至1919年到里昂大学攻读博士。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通过论文答辩，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是饶平，乃至潮汕地区的第一个博士。 张竞生被誉为民国三大博士之一，曾经与胡适并列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两个教授。在中国，他第一个把卢梭的《忏悔录》译成中文，第一个提出逻辑学的概念，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第一个在中国展开了爱情大讨论，并编撰《性史》。但由于时代的极限性和人们认识的差异性，他超前的思想和言论受到世人强烈指责，“文妖、性博士”等不雅头衔均落在他身上，晚年更遭受迫害，在家乡贫病交迫而死。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记意与意识》、《普通的逻辑》等，译有《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等。

徐复观

徐复观（1903年1月31日－1982年4月1日），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思想家。原名佛观,学名秉常,湖北省浠水县人。青年时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北省立国学馆。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1928年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经济,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军校步兵科学军事。“9·18”事变后回国,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开始了15年之久的军旅生涯。1946年,以陆军少将衔志愿退役,结束了军旅和政治生涯。对“中国文化的母亲”——劳动民众深挚的感情以及早年对国学典籍的熟谙,是其人生转折的前提,而当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之一熊十力的精神感召,是其转折的直接诱因。1949年离开大陆,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坚持达16年之久,成为惨淡经营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曾先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农学院、东海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1月,与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徐氏中年之后方始治学,主要倾力于先秦、两汉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等。徐氏之学术,并非书斋里的纯学术,而是“要在中国文化中发现可以和民主政治衔接的地方”。这一任务,必须要求还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他痛斥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的统治,但却并不能把儒家思想本身和专制主义完全混为一谈。他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一种“忧患意识”,殷周之际人文精神的萌动,就是以忧患意识为基本动力的。这种忧患意识,也就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传统。孔子的“有教无类”,对殷周文化的承传,其贡献在于把贵族手中的文化及文化资料,既修之于己,又扩大之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三千弟子,成为真正的文化摇篮,成为尔后两千多年中国学统的骨干。能把贵族的文化教养普及于平民,乃平民精神生活的一大进步。儒家的历史角色,是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尽到了“思想”所能尽的影响,即以“德治”而于专制的补偏救弊。对于历史上属屈服于赏罚二柄之专制统治下的“士”或近代知识分子,大加伐挞。对于中国文化中艺术精神的研究,提炼出孔子所奠定的儒家艺术精神是“为人生而艺术”,庄子奠定的道家艺术精神是“为艺术而艺术”。不过,庄子仍无意于“艺术”而仍关注人生,“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精神之正统。徐氏的研究领域广涉思想史、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经学和政治,发表政治杂文逾七百篇。主要著作有:《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中国艺术精神》等。

毛晋

毛晋（1599年1月31日—1659年9月13日），字子晋，世居虞山东湖(今江苏常熟)，是明末清初大藏书家，也是个很有功力，很全面的编辑家。

毛晋博学强记，通明好古，很有学问， “在明季以博雅好事名一时”。但于仕途并无成就，没有做过官。一生中都是与书籍打交道，同治苏州府志记载：他家居迎春门外七星桥，少为诸生，性嗜卷轴，湖州书舶云集於门，当时流行的谚语是，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卖书於毛氏。可见毛家与书籍的关系之密切。吴伟业作过《汲古阁歌》，也能说明这一情况，歌中提到： “嘉隆以前藏书家，天下昆陵与琅邪，整齐旧闻汲放失，后来好事知谁及，比闻充楝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还有“君今万卷尽刊讹”之句。毛晋除了藏书，在编辑工作方面，有多方面的才能，抄书、刻书、校书、编书都有成就，自己还著书立说。

毛晋好搜罗古籍，并专修了汲古阁、目耕楼以藏书。他家里藏书有84000余册，而且多是宋元刻本，并在藏书上盖有藏书印章： “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毛氏藏书”、“汲古阁世宝”等。对此， 《汲古阁珍藏书目》有详细记载。毛晋很喜欢校刻古书， “经史全书，勘雠流布，毛氏之书走天下”。他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津逮秘书》等。他校刻的书，称为汲古阁版，亦称毛本，流布天下，影响极大。他是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对此，《汲古阁刻书目》有详细记载。他也喜欢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如《萨天锡诗集》等书，就是他手抄的，后人对他的抄本很重视，称之为毛抄本。校刻、抄书，都是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

毛晋编辑注释的书很多。编辑有《二家宫词》、《三家宫词》、《元四家诗》、《宋名家词》、《津逮秘籍》、《香园》、《苏米志林》;注有《毛诗陆疏广要》、《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还著有《隐湖题跋》、《海虞古今文苑》、《毛诗名物考》、《明诗纪事》等。可见他的成就是很大的。

他编辑的书籍中，规模最大的要算《津逮秘籍》。这是一部汇集宋元以前古籍的丛书，有15集，139种，其中有两种只有目录，所以，实际为137种。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他和胡震享合编的。胡震享自己先搜集编辑了一些古籍，后来遭受火灾，他搜集整理的古籍，只剩下了一些残版。毛晋在残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整理，增加了内容。由于毛晋家藏书多，结交的读书人多，所以，他编辑的这套丛书，比别人编的好得多，有条理得多，但其中也有一些伪本。不管怎样，它保存了许多古籍，是有功劳的。

他编辑的诗词集各有特点。《二家宫词》二卷，是皇家词选，采集了宋徽宗的自建中靖国二年至宣和六年(公元1102—1124)御制宫词300首和宁宗杨皇后词50首，共350首。其实其中真伪参半。《三家宫词》3卷，主要是宫庭诗，都是七言绝句，共300首，其中唐王建100首，后蜀花蕊夫人100首，宋王珪1000首。《元四家诗》26卷，有虞集诗8卷，杨载诗8卷、范椁诗7卷、揭徯斯诗3卷。元诗在历史上本来成就不大，不过选编的这些诗，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诗的面貌。《宋名家词》，选了61家，自曼殊珠玉词起，到卢炳哄堂词止，采集得比较广泛，有一定的代表性。每家之后都附有跋语，对这些词家进行了评论。他编辑此书时，是按他搜集到的词付雕版的时间先后为序，随得随雕，没有什么选择，所以，质量有高有低，不完全一致。

毛晋编辑的《苏米志林》3卷，2卷是掇集苏轼的琐言碎事;1卷是米芾的铁事。《香园》3卷，是杂录的香事，如狄香条，注为洒扫清枕边，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国之香也。全书陈因习见，庞杂割裂。这两种书都价值不高。

毛晋注释的《毛诗陆疏广要》2卷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都是三国时吴陆玑的作品，注释中旁证博引，资料丰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毛晋从自己著书，到抄书、刻书、校书、注书、编书，而且都很有成就，这在编辑史上是不多见的。

于敏中

于敏中（1714年—1780年1月14日），清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状元。江苏金坛人,字叔子,号耐圃。出身于官宦世家。二十四岁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供职七年。乾隆九年,充山西乡试正主考,旋提督山东学政。十一年,迁侍讲。十二年,充山东武乡试主考官,旋调浙江学政。十四年后,历任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少詹事、詹事、内阁学士,有文名。十九年,擢兵部右侍郎。两年后,丁父忧,归籍守制。不久,即受诏赴京署刑部左侍郎。二十三年,调户部右侍郎。二十五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因办事敏捷,颇受器重,累加官晋爵,其子以屡赴乡试不第,亦特恩赏荫生。三十八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命在上书房为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先后充方略馆、国史馆、三通馆、四库全书等总裁官,对乾隆朝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三十九年,因交结内监,探询朱批记载,受诘责。四十一年,以办理金川军务之功补其过,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充文渊阁领阁事。因病卒于任。加恩列入功臣,入祀贤良祠,谥文襄。数年后,因几起贪污案涉及其任职期间的贪污行为,又撤出贤良祠,革去世职,使一生名声被污。著有《国朝宫史》、《临清纪略》、《日下旧闻考》《浙程备览》等。

李石岑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潘字石岑，后以字行。湖南醴陵人。1915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与潘培敏、丘夫之等创设学术研究会，并编发《民铎》杂志。后被日政府查封，旋移国内刊行。1919年返国，在上海主编过《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又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尊重各种学术”的口号下，主张调和主义，大量介绍西方各派哲学。其主办的《民铎》杂志编辑出版“尼采专号”“柏格森专号”等，颇具影响。曾笃信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柏氏哲学“可谓取杜威、罗素两人的长处，去掉他们的短处”（《杜威与罗素之批评介绍》）。亦赞赏实用主义、尼采哲学思想。后陆续受聘为大夏、光华、暨南诸大学教授。1920年10月曾与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学。其时，因倡言“人生哲学”而闻名。主张探求人生的究竟，强调宇宙万物皆有“生机”，而人的生机则表现为“精神的自我”（“真我”“主我”）可以创造出一切。强调“我的人生观就是表现生命”，“所谓生命的表现，即无异云自我表现。……我的生命在，故万有之生命在”（《人格之真诠》）。1927年赴法、英、德等国考察哲学。1930年归国后，转而推崇“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1933年撰著《哲学概论》，比较早地正确评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代表着哲学的新趋势，预测“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发展”；认为它“为最正确的方法，因其能把握宇宙发展的全部”；批判了柏格森、尼采实用主义的唯心论。并且认为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是统一的，“辩证法本身即是认识论，也即是论理学”（《三十年来世界哲学的进展》），不同意当时“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把这三者对立或割裂的观点。193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十讲》，贯穿了中西哲学比较，是较早以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颇为重视西方哲学的发生学和现象学的方法论，还介绍过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恺郭尔（SrenKierkegaard，1813—1855）的“体验哲学”。主要著作还有《人生哲学》（上）、《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等。

米歇尔·埃莱尔

米歇尔·埃莱尔，本名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海勒（Михаил Яковлевич Геллер 1922年8月31日-1997年1月3日），1922年8月31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阶级犹太家庭，1997年1月3日逝世于巴黎10区，是俄罗斯裔法国历史学家。

1941年至1945年，他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论文题目是德俄关系史。

1950年，他刚刚与波兰女青年热尼亚结婚，孩子还在摇篮里，就被苏联当局逮捕，被判15年苦役，并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劳改营。六年后，他于1956年获释，移居波兰，在那里他与AndrzejDrawicz和AndrzejWajda等人一起工作。之后，他移居法国，从1968年起，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法国创作，并为多家杂志撰写专栏，包括波兰杂志《Kultura》、《LaPenséerusse》和《LePoint3》。

他被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分校任命为名誉教授，一直任教至1990年。

1997年1月3日，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就在几个月前，他完成了耗费十年心血的巨著《俄罗斯及其帝国史》。

柏辽兹

艾克托尔·路易·柏辽兹（Hector Louis Berlioz，1803年12月11日—1869年3月8日），法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著作家。生于法国南部的科特圣安德列。父亲是医生。受家庭影响，早年学习医学，后入巴黎音乐学院，跟列哈和约翰·弗兰斯瓦·列苏爱尔(Jean Frangois Lesueur，1760—1837)学习。1825年发表处女作《弥撒曲》，1826年完成《希腊革命康塔塔》，同情资产阶级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1830年创作出世界上第一部浪漫主义的标题交响曲《幻想交响曲》，副标题是《一个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它表现了作曲家创作风格上的典型特征。同年发表清唱剧《莎丹那帕尔》而获得罗马大奖。1841年以前，他完成的主要作品还有:序曲《海贼》、《李尔王》(1831)；歌剧《贝文努托·切里尼》(1834)；清唱剧《五个五月》(1835)；交响曲《罗米欧与朱丽叶》(1839)；歌剧《流血的修女》(1841)等。1842年起，他去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巡回演出。在莱比锡，他结识了德国著名作曲家舒曼。1843年《罗马狂欢节·序曲》问世，翌年的2月3日首次公演，受到好评。1844年，出版了以他实际体验写成的《现代乐器法及配器研究》一书，和游记《意大利的音乐旅行》。在维也纳，他拒绝接受宫廷指挥的职务，1846年完成了他的传奇剧《浮士德的沉沦》，次年6月10日在柏林上演。这年11月他前往伦敦，就任杜丽兰(Drury Lane)歌剧院的指挥。他早期的有些作品，热情奔放，富有感人的豪迈气概和革命精神，但是他对1848年的革命却抱着仇视态度。晚年，他写下的清唱剧三部曲《基督的童年》(1854)、《天主颂歌》(1855)和根据魏琪尔作品而写的歌剧两部曲《特罗伊人在迦太基》(1855—1858)，都倾心于学院主义和抽象的道德问题。1851年，他曾应邀前往伦敦，担任新兴爱乐乐团指挥，同作曲家李斯特有较多接触。1860年开始，他着手喜歌剧《比亚特丽斯与本奈狄克特》的创作，1863年4月完成，在德国威玛上演。从1865年开始，他的健康情况不佳，1869年3月8日病逝于巴黎。

蒋廷锡

蒋廷锡（1669—1732），字杨孙，号西谷，又号南沙，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生于康熙八年(1669)，蒋廷锡的童年时代是比较快乐的，他的父母都非常疼爱他。蒋廷锡刚4岁时，他的父亲蒋伊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监察御史，负责对官吏进行监察弹劾，有权对政务进行评论，对君主进行规谏等。后官至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学政，掌理本省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视所属学校，考勤师生勤惰，有权提升有作为、有成就的教官，贬斥无能的教师。蒋廷锡的哥哥蒋陈锡，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进士，官至云贵总督，是云贵两省的地方最高长官，总理军民要政。

蒋廷锡少年时聪颖好学，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在同龄少年中以知多见广为同学所崇慕。蒋廷锡尤爱文学，擅长绘画，常以所见之物咏诗，绘画以山水见长。他参加院试中秀才，又参加乡试，取为举人。蒋廷锡虽多次参加会试，都没有取第。就以举人的身份在朝廷内做事。蒋廷锡办事谨慎周全，对人以诚相待，知书达理，为当时人称赞，康熙皇帝也曾当面表扬过他。

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康熙皇帝下诏，举人蒋廷锡、江灏、何焯学识渊博，参加会试没有取得贡生很可惜，为此让他们破格与贡生一同参加殿试。其后，被赐为进士，选为庶吉士。按照规定，庶吉士三年后再试，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蒋廷锡第二年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入詹事府，任左、右赞善，成为太子的侍从谏议官。由于皇帝很赏识他，又转为侍讲、侍读，负责给皇帝讲学，或者帮助皇上读书。为此，蒋廷锡对工作更是尽心尽责，一丝不苟，做事更谨慎小心。康熙皇帝对他甚是满意，不久下诏蒋廷锡回詹事府，做左、右春坊，任少詹事，掌理经史文章，编纂书籍，充日讲官。康熙皇帝愈信任他，蒋廷锡工作愈勤恳，愈任劳任怨。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月又提拔他为内阁学士，负责传达诏命及章奏。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月，蒋廷锡向皇帝进呈《皇舆全览图》，康熙帝甚是欣赏，六十年(1721)十二月，命他充经筵讲官，成为康熙帝讲解经史的官员。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圣祖康熙皇帝玄烨死，第四子45岁的胤禛即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元年(1723)三月，雍正帝因蒋廷锡于前朝政绩显著，忠于朝廷，晋他为礼部右侍郎，仍兼侍讲学士，并赐诗赞扬蒋廷锡：“在公勤夙夜，懋绩有贤声。”正当蒋廷锡平步青云，备受朝廷信赖之时，山东巡抚黄炳周却上疏，蒋陈锡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任山东巡抚时，侵蚀捐谷羡余银200余万两，由刑部讨论决定，必须追回。雍正帝命蒋廷锡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蒋廷锡实在是不知内情，又因雍正帝对蒋廷锡比较信任，此事就从宽处理，责命蒋陈锡的儿子偿还原数额的一半，其余不再追究，蒋廷锡不知原委，与此无关。由此可知，雍正帝对蒋廷锡的赏识和信赖。

雍正元年，国家设立了许多官办学校，由政府提供粮食。但学校存在着许多不良现象，许多学生甚至一年到头不到学校，平时没有老师亲自教诲，学生为此大多放荡不羁，搞歪门邪道，教风学风不良，学校制度一片混乱。蒋廷锡认为这样长此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雍正元年十二月，蒋廷锡上疏皇帝，建议各道州县的各级管理教育的官员，详细检查监督所属学校，重整学校的规章制度及校风学风。按照规定设立课程，学生到校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教师严肃校纪，以身作则，面对面管教学生，给他们讲经论史，以此来收敛他们的放荡之心，勉励学生勤奋学习。对于教师的考核，以岁考、科考时学生成绩的好坏来确定教师的优劣，奖勤罚惰，决不能姑息。他在奏疏中提到：“《大清会典》上有明确的记载，顺治九年曾规定每个乡都设立社学，后因滥设而废止。针对当前学校管理不善的弊端，请圣上选派专门人员核实各州、县、乡所设立的学校，挑选品行优良、学识渊博的人充任教师，按照学生的多少和所教学生成绩的优劣为标准给教师报酬。乡民子弟，年龄12岁以上，20岁以下，有志于学习的均可入学。”雍正帝看后甚是欣赏蒋廷锡的这一套独到见解，于是将奏疏转到礼部，礼部大臣讨论审订建议可行，按部就班落实实施。随后各州县的学校教育重兴，贵族子弟、乡民子弟纷纷入学求知，一时学风大兴。雍正二年(1724)五月蒋廷锡又上疏奏请继续纂修《大清会典》，雍正皇帝遂任命他为编纂副总裁。

同年六月，蒋廷锡调入户部，任户部右侍郎，成为户部尚书允祥的副官，协助他一同掌理土地、农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雍正三年(1725)二月，任户部左侍郎，蒋廷锡可谓官运亨通。蒋廷锡对朝廷也是忠心耿耿，尽心尽责。

雍正三年(1725)七月，雍正帝又任命蒋廷锡与内务府总管来保共同检察京都的仓贮情况。当时京都的许多物资都是各地调入的，特别是粮食，多依靠运河由南向北调运，漕运由此显得非常重要。蒋廷锡有一次在回老家时途经山东，发现山东境内漕运存在许多严重问题，漕运水道管理不善，又缺乏必要的治理维护措施，有些河道为当地居民填上为田，挤河垦耕，航道变得狭窄，多处堤坝、闸口淤塞，低处杂草丛生，水道不明;高处泥沙几乎与堤坝相平，这严重影响了京都的物资供给。于是蒋廷锡有针对性地上疏奏请派专人勘查水道，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得力措施。另一方面，蒋廷锡提出，漕运主要是依靠水的优势，对于水的利用和管理也应讲究合理性和科学性。主要是疏通漕河水源，平时对漕河的管理要注意有计划的排放，合理调节。山东境内的漕河，其源流主要依赖汶水、济水、洸水和泗水。但是这四水的源头流量都较小，还要靠其他小河和泉水的汇聚，才能维持正常的漕运。仅山东一省，小河和泉源近200处，形成湖泊15处，如果不注意保持和疏通小河、泉源入漕河的水道，将会给漕运带来很大影响。他建议，对大小湖泊、筑堤设坝，建立节制闸，按照时令开闭、调节漕河水位。如果漕河水势过猛，可将漕河水通过闸而入湖，保存水势。漕水过浅时，则通过闸放水入漕河，使漕运水道保持均衡，畅通无阻。雍正皇帝对他的奏疏非常重视，随即命令内阁学士何国宗带着仪器和地图与专门负责漕河管理工作的齐苏勒、巡抚陈世倌一同沿河勘查，实情与蒋廷锡所讲的基本一致。因此雍正帝对蒋廷锡更是另眼相看，赞赏不已，立即责成有关各部尽快拟订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与蒋廷锡会审，修改完善后开工治理。故此蒋廷锡在朝廷、地方各部中一时名声大振。

雍正四年(1726)二月，蒋廷锡晋升为户部尚书，协助怡亲王允祥办理财务。允祥即十三阿哥胤祥，与雍正皇帝胤禛是同父兄弟，康熙末年，两兄弟曾共拯国难，雍正帝即位后，允祥因功封怡亲王，总理事务，是雍正兄弟中最受宠爱的大臣。为避皇帝“胤”字，改为允祥。允祥对雍正帝也是忠心无贰，雍正帝曾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给他。蒋廷锡跟随着这么一位极受宠爱、位尊显贵的亲王，因政绩显著而受到雍正帝的绝对信任。同年八月逢乡试，雍正帝指派他为顺天府(今北京)乡试正考官。雍正帝曾当众大臣之面赞赏蒋廷锡，协助怡亲王处理户部事务，公正严明，尽心尽力，以国为重，不徇私情，现在雍正帝又令蒋廷锡主持乡试，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怨恨。雍正帝预料到有人会趁此机会捏造谣言，无稽诽谤，因此下诏：在考试中，如有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可以到督察院去控告;但如有假公济私，诬告、捏造歪曲事实真象以达到官报私仇目的的，一定要严惩不贷。此诏一发，自然无人敢言蒋廷锡。由此看来，雍正帝对蒋廷锡的宠信不一般。十月，雍正帝又下诏，令蒋廷锡以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十二月，蒋廷锡的母亲丁氏病故，雍正帝亲派专人带着祭祀器物，带着为丁氏所加的封诰和治丧财物去吊唁。按照礼制，蒋廷锡须回家守制，雍正帝就准许他几个月的丧假，让他将其母的灵柩送回江南老家祖茔安葬，然后回京，在任守制。

雍正六年(1728)三月，蒋廷锡被授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理户部。大学士是清朝的内阁要员，设保和、文华、武英三殿与体仁、文渊、东阁三阁大学士，满汉族各二人，主要掌理机务，表率百官，实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六月，蒋廷锡又兼任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

雍正七年(1729)七月，雍正帝为嘉奖蒋廷锡对朝廷的忠心，赐给他宅第，并亲题匾额“均衡硕辅”赠给他，同年十月又加太子太傅。

蒋廷锡勤于政务之余，善于吟诗作画，还颇有名气，他所画花卉，写生为主，多有飘逸之笔，以工笔见长。其画生动、传神、优雅，画山水坡石，笔法多样，有时泼墨写意，胸中千山万壑之意，淋漓笔端;有时精笔细勾，于一山一水间着闲暇之情，向往之意。他的画连雍正帝都大加赞赏，更为当时附庸风雅的士大夫所推崇。蒋廷锡的诗作极富田园气息，他常把诗画结合起来，以诗为画，以画咏诗。有《青铜轩》、《秋风传云》诗集及《尚书地理今释》等作品流传后世。

雍正八年(1730)二月，京城举行会试。清代，科举考试程序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院试由中央官员主持，参加院试及格的称“附学生员”，即俗称的“秀才”。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南京、北京及各省城举行，主考大臣由皇帝任命，乡试录取的称“举人”。中举后参加会试，在乡试次年春举行，地点在北京，由礼部官员主持，考中的叫“贡生”，贡生经复试后参加殿试，也称廷试，由皇帝主考，考中的称“进士”。雍正帝命蒋廷锡主持这次会试，且是正考官。三月，蒋廷锡与张廷玉负责管理三库事务。四月，定大学士为正一品官。

雍正八年(1730)冬，噶尔丹策零带兵袭击科舍图卡伦，抢去了大批驼马牲畜。雍正帝准备用兵西北。原来，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三大部，其中的一部厄鲁特蒙古又复分四部，准噶尔部是其中一支，其首领浑台吉一死，儿子争权夺位，在西藏当喇嘛的小儿子噶尔丹夺了政权，于康熙十年(1671)自立为汗，多次侵扰中原，康熙帝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死后，其侄之子噶尔丹策零即位，再度入侵中原，为此雍正帝诏命设立军机房，主管军国事务。因为清朝内阁设在太和门外，很容易泄露机密，于是在隆中门内设军机房，选择内阁中办事谨慎，处世周全，严守秘密的人入内办事。蒋廷锡作为皇帝极度宠信的人，被诏入内。另外还有怡亲王允祥、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同入军机房，受命重要机务，由张廷玉主掌。

雍正帝诏令设军机房之后，大臣奏事也随之发生变化。大臣上奏国事，平常的事务上奏时用“疏”，由通政司上呈皇帝，处理结果下传内阁，拟旨下发;重要的军国大事，上奏时用“折”，由奏事处上呈皇帝，军机房负责拟旨，再经皇帝亲自用朱笔批签后才下发。因此内阁的机要重权转移到军机房。军机房成为要政中心，总揽全国军政。大学士一定要入军机房成为军机大臣方可参预政事。一些地方官员的奏折，不能直接送到内廷的，就由雍正皇帝指定的王或大臣转呈，蒋廷锡就是被指定的为数不多转传奏折的人。由此可见，雍正帝对蒋廷锡的信任达到极点。蒋廷锡也不负皇帝重望。十月间，雍正帝偶然患一点小病，蒋廷锡等全力佐政，内政外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雍正帝甚是满意，对蒋廷锡更是倚重之极，恩誉有加。对蒋廷锡的辅佐之功大加赞誉：“蒋廷锡等佐掌重要机务，办事公正严明，一心为国，忠心耿耿，谨慎周全，一丝不苟，特赏赐他们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功加二级。”世职可带于自身或给子孙。蒋廷锡奏请，以子庶吉士蒋溥承袭世职。至此蒋廷锡的官位达到了顶峰。

雍正九年(1731)蒋廷锡积劳成疾，雍正帝知后，特派太医为他治疗。病刚有好转，蒋廷锡又工作如常，雍正帝愈加信赖。第二年夏，病又复发，雍正帝下令一日内两次上奏蒋廷锡的病情。闰五月，蒋廷锡病逝，终年64岁。雍正帝非常悲痛，辍朝一日表示哀悼，并指派大臣带着祭奠器物吊唁，赐给钱物等葬祭品，谥号“文肃”。对于蒋廷锡的一生，雍正帝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蒋廷锡在朝二十多年，一直勤勤恳恳，自我登基以来，他由内阁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不论干什么，他都忠于职守。论才能、论学识，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主管农业水利，精明强干，不负重托;他总领财政，严格出纳，清赃除弊，有益于国计民生;他参预机要事务，格外谨慎周密，功绩卓著。是我大清有大功之臣，特赐匾额“万幾贤辅无愧色”。

蒋廷锡凭着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能，凭着他的忠心和勤奋，受到康熙和雍正皇帝的倍加信赖，他为政清廉，除了皇帝赐给他的住宅田产外，没有过多的家产，故此于乾隆元年(1736)赐入祀贤良祠，其事迹收入《国朝先正事略》。

邓牧

邓牧（1247年～1306年）宋元之际学者。字牧心。自号“三教(儒、佛、道)外人”，别号“九鉴山人”，人称“文行先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其生平事迹，史籍记载很少。自称：“余家世祖传，不过书一束。”“年十余岁，读庄、列，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及壮，视名利薄之，偏游方外，历览名山。”(《邓文行先生传》)没有在宋朝作过官。邓牧32岁时，大臣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水自尽，南宋灭亡。他怀着亡国的悲痛，终身不仕不娶，隐居在余杭大涤山洞霄宫，“身不衣帛，服楮御寒署。”(同上节)缺食少衣，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58岁时，元朝统治者派玄教大师吴全节请他出山做官，被他拒绝。第2年“无疾而化”。著作有《伯牙琴》。

邓牧不满元朝的封建统治。他指出，封建君主从来都是“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供一人之用。秦始皇就“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君道》)后世的君主也都是象秦始皇那样，“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同上)然而，儒者们却“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其实，他们“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同上)这对封建道德原则无疑是个亵渎。

邓牧还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累累罪行。他说，暴君惧民为乱，“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详，然后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吏道》)。“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同上)他指出：元军的官长驻守一地后，“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田宅、居室。”(《元史·兵志》)以至“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吏道》)

邓牧对人民的不幸表示同情。认为群众的“造反”是暴君酷吏逼出来的。“天下非甚愚，岂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哉!”“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同上)邓牧认为，要使社会争乱和道德堕落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就必须回到远古时代的“至德之世”。至德之世是邓牧的最高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理想人格、道德榜样的圣人，既是君，又是师。“古有圣人，作君作师。忧民之溺，由己之溺，忧民之饥，由己之饥。”尽力为民服务，所以民深受其功德的恩惠。“其德泽所浸，如时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阳之熙。”(《见尧赋》)那时的君主，其道德十分高尚，堪为民之师表。首先，他们具有俭德，生活简朴。“子不闻至德之世乎?饭粝粱，啜藜藿，饮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备也，土阶三尺，茆茨不翦，宫室未美也。”(《君道》)其次，君民平等，关系亲密，“其分未严”，“其位未尊”。经常到平民住的地方(衢室)去访问，在自己的堂屋(总章)听取百姓的意见，作风平易近人。第三，君能禅让其位，臣民不会争夺君位，老百姓衷心拥护君主。“圣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天下乐戴而不厌，惟恐其一日释位而莫之肯继也。”(同上)二是官吏的德行也很高尚，没有人到处钻营，争官求禄。他们人数不多，“去民近”，能够深入群众，不谋私利，“与人主共理天下”，百姓无形中从他们那里得利益。三是人们虽有分工的不同，但都自食其力。“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吏道》)没有剥削与掠夺别人的行为。他们都能谦虚待人，彼此尊重。“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没有狂妄自负、诋毁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其于人也，遏恶而扬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唯恐其不得闻，而以为己所不逮，不幸闻人之过，则亦含容覆护，不忍其不得为君子。”(《名说》)邓牧所幻想的“至德之世”，同元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对现实的无德之世的严厉批判。

邓牧认为，要实现“至德之世”，必须“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吏道》)他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德才兼备的君主与官吏身上。认为如果不行，就按照老庄“无为而治”的办法，任凭天下治乱安危。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性。但他对后世进步思想家很有启迪，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就明显地受到他的影响。

冒广生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疚翁、小三吾亭长,晚号水绘庵老人。蒙古族。江苏如皋人。清初名人冒襄(辟疆)后裔。四岁即遵祖父之命入塾开蒙,是塾中年最幼者。六岁丧父。七岁即能作诗属对,被七伯外祖周星誉称为“神童”。年十二，从外伯祖周星誉受词章学。又十年，从外祖周星诒受校雠、目录学。光绪十六年(1890)与三叔汝华同补博士弟子员。次年(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院试,又拔魁首,举茂才。未及弱冠即得中“小三元”,冒广生声名鹊起。二十年，中举人，考官黄叔颂赏其才，选为婿，人称“文字姻缘”。次年，试礼部报罢，遂与俞樾、孙贻让游，结为忘年交，并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乃知所谓桐城派古文。又从吴汝纶、萧穆学古文。戊戌变法时期，与康有为、梁启超、林旭、徐珂、狄平子、潘飞声等维新人士，往来密切，列名“保国会”，参与“公车上书”。同年，应经济特科试，因策论中引卢梭《民约论》落榜。历官刑部、农工商部郎中。辛亥革命后，任瓯海(温州)、镇江、淮安等地海关监督、南京考试院考选委员、高等典试委员、国史馆纂修。三十年代末，于广州勷勤、中山大学任教，并兼广东通志馆总纂。四十年代任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校教授。1949年后，被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晚岁专力于编订唐、宋、元、明、清诗文集，校勘《管子》等古籍。工诗、文、词、曲。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评其诗云：“诗境俊爽，情韵并茂”，“晚年与闽赣诸家通声气，诗益苍秀”。钱仲联谓其“虽与陈三立、陈衍诸人交游，而不染‘同光体’习气”，“夫惟大雅，卓尔不群”(《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为词主张“上接骚(《离骚》)、辩(《九辩》)，下接诗歌”，独辟蹊径，“有得于幽忆怨断之音”(谭献《复堂日记》)。为“子部杂家之学，与石遗(陈衍)等，信缪艺凤(缪荃孙)、沈乙庵(沈曾植)后一人”(徐一士《一士谈荟·李审言文札》)。日本、美国等研究中国汉学之出版物，对冒氏及其创作，亦有研究。著有《小三吾亭文甲集》(不分卷)、《诗集》四卷、《词集》二卷、《笔记》、《词话》、《疚斋杂剧》八种、《疚斋散曲》、《冒巢民先生年谱》等多种。生平事迹见《小三吾亭文甲集》、冒效鲁《记我的父亲冒鹤亭》(香港《大公报》1979年11月21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