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

空海(774—835)，俗名佐伯真鱼，通称弘法大师，日本著名的留唐高僧，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九世纪在传播中国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和大书法家。

公元774年，空海出生在赞歧国多度郡弘田乡屏风浦(现四国岛香川县通善寺)一个显赫豪门之家，其父佐伯直田是个血气刚强的男子，其母阿刀氏出自名门贵胄，是位贤慧温良的女性，其舅父阿刀大足是当时的高级官吏，并以文学之士闻名于世。空海生活的年代，正是中日交往最频繁的“遣唐使”时期。当时，中国文化已在日本有广泛影响，从中国传入的佛教已在日本十分盛行。空海的父系和母系都仰慕中国文化，拥护中央所推行的律令制度，所以空海自幼就接触佛教和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影响，已奠定了扎实的佛学、汉学基础。空海15岁时随舅父入京，学习了《论语》、《孝经》及史传文学等。791年，空海又被舅父送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学习，向著名的冈田博士等人学习、诵读《毛诗》、《尚书》及《左氏春秋》等儒家经史。空海在舅父的督促教育下，在名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从青年时代就已具有精深的学识。在此期间，空海还结识了高僧石渊勤操，并向其学习佛教经典。空海18岁时就写成其处女作《聋瞽指归》(一卷)，在该书中表达了他学道的决心。797年，空海又将该书改写定名为《三教指归》(三卷)，这部书，主要解释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内容和各自不同的要旨。空海为写好这部书，涉猎并引用汉籍69种、佛教经典27种，还参考了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之类的文学名著。这充分表明，空海在入唐留学之前，无论在汉学方面，还是在佛学方面，都已具有相当高深的造诣。

空海20岁时，即在勤操大德主持下剃度受戒于和泉国槙尾山寺(现和泉市槙尾山施福寺)，法号教海。22岁时，空海又在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受戒，法名空海，自此他终生多以空海自称。在此期间，空海遍游日本名山，访师求法，钻研佛经，学问更加精深。此时他已开始感到在日本学习佛教已不能满足需要，逐渐产生了入唐留学的要求。空海30岁时在奈良久米寺东坛初次见到了《大日经》，由于此经是佛教真言宗的基本经典，为在唐的印度高僧善无畏翻译，刚传入日本不久，空海见到此经，兴奋无比，为探讨此经教义，他更下定决心，“弃命广海”入唐留学，以“访采真荃”。按资历，空海当时还不符合入唐条件，于是空海上书天皇，恳请批准他入唐求法。天皇于804年5月接见了他，并亲自批准他随当年遣唐使入唐的请求。804年日本派出的是第十七次遣唐使，大使是藤原葛野麻吕，学者桔逸势、学问僧最澄也将一同入唐。使团于7月从日本出发，空海与大使及桔逸势等乘坐第一船，最澄等在第二船，还有三、四两船。由于海上风浪险恶，“暴雨穿帆，戕风折柁”(空海自叙语)，一二两船与三四两船分失二处，三四两船未达目的。空海所乘大船在海上漂泊34昼夜，于8月10日到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现福建霞浦县境)，空海和遣唐大使一行上岸后，在福州观察使阎济美协助下，又经过数月的旅途颠簸，于12月抵唐首都长安，受到隆重欢迎。

805年春，日本遣唐大使藤原归国，唐王朝敕令空海住居长安西明寺(本为玄奘奉唐高宗之命所建， 为长安佛教文化中心)，空海求法心切，除了向西明寺的高僧求教之外，还历访名寺，寻道求法。5月下旬，空海首次进谒青龙寺的惠果高僧。惠果是威德远闻、门人数千的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6月上旬，空海拜惠果为师，并先后于6、7、8三月三次接受惠果的灌顶(真言宗在受戒时，要举行在头顶浇注香水的仪式，称为灌顶)，自此他主要向惠果学习当时尚未传入日本的真言宗。惠果对空海的学识和才能也极为欣赏，曾高兴地说：“吾道东矣!”不仅授空海以遍照金刚的法名，而且承认空海继承第八代师主。这是以前任何一个日本留学僧都未曾得到过的绝大的信赖。后来空海果然不负惠果的期望，终于成为日本真言宗的始祖，号“大日本国密教根本法师”。空海在惠果处悉心研读《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真言宗经典，还向惠果和县真和尚学习了梵文，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把梵文传到日本的僧人。惠果曾请十多位画家(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李真)描绘了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型彩色曼茶罗(曼荼罗是梵文音译，原文意指供佛修行的坛，后引伸为佛图。胎藏界和金刚界是密教修行的二大法门，其曼茶罗是指画着各自行法所需用的佛像及其所持的器杖、契印等物的图画，合称两界曼茶罗)。摹绘真言宗历代教祖的佛像，还请二十多位经生抄写新译的佛教经典、并铸造许多法器给空海。惠果于805年12月15日去世，空海悲痛异常。806年1月在长安举行了惠果的葬礼，有千余人参加。空海参加了隆重的葬礼，并被公推为惠果碑文的撰写人。在碑文中，空海对惠果极为赞颂。据记载，原碑文左下侧有“日本国学法弟子苾刍空海撰并书”的题记。后来空海在他的上唐宪宗申请归国启和归国后上书平城天皇的《请来目录》中，都一再极力赞扬和无比感激惠果的培育之情，说惠果是“国之所师”，自己“以为师主”，“仰彼甘露”，在《七祖像赞》中，还深切表达了他对恩师惠果的无限怀念之情。

空海在留唐期间，还拜会结识了许多学问之士，学诗文，习书帖，并广泛搜集经律论疏、诗赋、碑铭等各种书物，总之，凡“可以发启蒙济物者”，都在空海精心收集之列。经过两年多的留唐学习，空海的诗文写作才能增益不小，书法技能更大有提高。

空海原计划在唐留学二十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惠果死后，中国真言宗大师已无继承人，惠果死前曾殷切希望空海“早归本朝，流布密教，普利众生”，加之日本国内的需要和日本使者的请求，因此，当日本使者高阶远成真人向唐宪宗请求允许空海随其归国被批准时，空海就放弃了原计划，决心回国。回国前，唐宪宗接见了高阶远成真人和空海，并赠空海菩提树数株。空海即将结束留唐生活时，和中国友人都有诗文送别，现在留下的有《留别青龙寺义操阇梨》诗，空海的这首七绝诗写道：“同法同门喜遇春，随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唐朝进士朱少瑞也给他写了五律，特别是尾联“归程行万里，后会信悠哉”一句，深切表达了惜别之情。

806年4月，空海随同国使高阶远成真人一行，踏上了归国的征程。8月仲秋经越州(浙江绍兴)登船，10月20日回到了日本。据统计，空海带回的佛教经典达216部461卷，其中新译经142部240卷，梵字真言赞等42部44卷，论疏章32部170卷，许多是尚未传到日本的佛教经典。还带回曼荼罗五幅及真言宗五祖真影像。空海还带回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名家的书法、碑帖等。

空海回国不久，新即位的平城天皇即封他为“大法师”，808年，天皇敕空海居槙尾山寺，809年空海居高雄山寺，开始传播真言宗，其影响日渐扩大。812年嵯峨天皇敕封空海为“三纲”，816年，嵯峨天皇将纪伊的高野山赐给空海作为其传播真言宗的基地，空海建金刚峰寺，创日本佛教真言宗。823年天皇又将京都东寺赐给空海作为其传播真言宗的又一个基地。824年谆和天皇加封空海为“少僧都”，更在827年敕封空海为“大僧都”(“大僧都”是统辖全国佛教徒众的显赫僧官，“少僧都”仅次于“大僧都”)，给空海以极高的礼遇。

空海回国后，一直受到封建国家的隆重礼遇，是由于他在日本创立了佛教真言宗。符合当时日本国内社会政治的需要。

自“大化改新”以来，佛教已逐渐成为日本封建国家“护国保民”的宗教。空海回国时，平安时代刚刚开始，天皇与贵族代表藤原氏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因而双方都极力争取颇有影响的佛教僧侣。天皇和贵族都积极支持僧侣的传教布道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空海将密教教义传到日本，颇有吸引力，而且密教的灌顶仪式又极为隆重神秘，还以“镇护国家”为号召，有着极强的“现世利益”的特征，所以比其他佛教流派更能吸引大众，特别能受到中、上层统治阶级人物的信仰。

作为佛教思想家，空海除宣扬传布密教外，还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撰写。他撰述的密教教义，传世的就有200多部。其中主要的有《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秘密曼茶罗经附法传》、《大日经秘释》、《秘藏宝钥》、《般若心经秘键》等。特别是他晚年写的《秘密曼茶罗十住心论》(十卷)，系统深刻地表达了空海的真言密教思想体系，是一部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思想史。《十住心论》以十个阶段，表述了从世俗到真言密教的宗教观点：第一阶段，凡夫不知善恶，愚者不信因果，是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心境;第二阶段，由人们的内在善心，产生伦理意识，有了所谓“三归”(佛、法、僧)和“五戒”(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第三阶段，由伦理意识进入佛道的“初心”，产生解脱的心境，第四阶段，是佛教入门的初步，无我，然而还感到有世界，所谓“唯蕴无我心”;第五阶段，无我，也无世界，一切尽被革除，达到涅槃;第六阶段，大乘的入门，也是由“大悲”而产生利他心的第一步，为“平等”和众生，进入“菩萨之道”的修行阶段;第七阶段，是“觉心不生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第八阶段，所谓“一道无为心”，境即般若，般若即境，世界和心境统一起来;第九阶段，乃是心佛一致;第十阶段，达于真言宗立场，所谓“秘密庄严住心”，就是说通过身、语、心这“三密”，现实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可以“即身成佛”。《十住心论》的观念体系顺序分明，十分完整，它以形而上学的宗教观点，揭示了人的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独具风格。空海注释经典文句的著述还有《真言宗问答书》、《真言二字义》等。

空海在布教活动中威望很高，在日本有不少关于空海祈雨救旱、呼风唤雨的传说，这些宗教神秘色彩浓厚、渲染神化空海的故事缺少科学根据，不足为训。但是，空海直接参与兴修水利事业以利民生，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和拥戴的记载，却是真实可信的史实。814年，空海曾为二荒山(又名男体山或补陀落山，现枥木县境)撰写碑文，其中提到要“依仁山，讬智水”，以利“四民之生事调饥”。821年，空海经赞岐国司呈请中央太政官批准，充任重修万浓池水库的筑池别当官职。在空海的积极影响下，赞岐的百姓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很快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水利工程，使近万顷土地受益。此外，他还参与负责摄津港(现神户)的扩建工程。

空海学识渊博，在语言、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作出了超出前人的贡献。

在语言文字上，空海曾仿唐朝《开元文字音义》，主持编成《篆隸万象名义》(三十卷)，这是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他还继吉备真备创造日本片假名之后，创造了平假名①这给日本人学习文化和书写提供了便利条件。现存的著名《伊吕波歌》就是空海创制平假名的佐证。

在文学上，空海的诗篇都搜集在《性灵集》(十卷)中，他的《文镜秘府论》(六卷)和《文笔眼心抄》(一卷)，都是专门论述汉诗文的著作。《文镜秘府论》对唐诗的平仄以及创作规律、格式等都作了详细介绍，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文演变、古汉语语言修辞等方面的一部珍贵著作，这是一部日本的诗文辞典，该书在叙述诗法体系的详尽方面，也是八、九世纪前中国这类书籍未曾有过的。

在书法上，空海也是一位书法大师。他对汉字的篆、隶、楷、行、草都能运笔娴熟，他在学习颜真卿、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法理论上，空海有《执笔法使笔法》(一卷)一书传世。这部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是用汉文写成的空海的书法，当时在日本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嵯峨天皇的书法也很出名，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常把空海和嵯峨天皇称为“书法二圣”，又将他们两人加上桔逸势合称为精通书法的“日本三笔”。空海所写的《风信帖》(空海写给最澄的书简)，神采风扬，字体俊美，笔力刚劲，骨格清秀，写得挥洒自如，是书苑艺术中的珍品，至今作为日本的“国宝”，珍藏于京都的东寺。

至于对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等，空海也无不通晓。例如存留至今的日本名胜古迹高野山金刚峰寺、京都东寺等，其中塔、寺、经堂、佛像、浮雕、壁画等等，不少都是根据空海的意思，或是参照他从唐朝带回日本的式样设计修建的。空海还从唐朝带回了佛教音乐。

空海在增强中日友好的事业中，最值一提的是他在晚年曾仿唐朝民间学塾制度，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民间学校——综艺种智院。原来日本只有教育贵族子弟的学校。空海在留唐期间，看到长安坊间有学塾、各地方也有乡学。受到中国发展民间教育的启发，空海于828年在京都东寺东邻创办了这所综艺种智院(遗迹在京都南区西九条藏王町)。校名定为综艺种智院，就是说，各种学问和技艺、各种知识和智慧都将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儒、佛、道三家自不消说，还要教授阴阳、法律、工、医、音乐等其他有关汉学的文化艺术课程。学校中的教师称“道人”，由僧侣和俗人中的学者担任。为了保证贫穷的学生能够顺利就读，综艺种智院还提供食宿条件。空海为了表示他对中国文化、中国老师的敬慕和追怀，还特地把综艺种智院的开学典礼定在当年的12月15日，这一天正是惠果去世23周年的纪念日。

831年，空海已患有痈疽病，当时这种疾病是不治之症。但空海仍坚持撰写佛经，并在834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创建了真言院，以培养造就密教中有成就的弟子。835年3月21日，空海终因痈疽病病情恶化，医治无效而去世，后葬于高野山，享年62岁。

空海逝世后，为了表彰他对日本封建国家的贡献，几代天皇还屡次赠给他称号：857年天皇追赠空海为“大僧正”，864年天皇赠他“印法大和尚”尊称，921年天皇更赐赠他“弘法大师”的崇高谥号。

谭正璧

谭正璧（1901.11～1991.12） 现代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笔名佩冰、谭雯、桎人等。上海人。1919年考入江苏省立第2师范学校,开始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广泛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并发表了多篇随感式的杂文。1923年春,经邵力子介绍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因经济原因辍学,到上海神州女校任职,教文学专修科散文选兼初中语文。出版有创作集《芭蕉的心》(1923年)、《邂逅》(1926年)、《人生的悲哀》(1927年)。因教学需要,编著出《中国文学史大纲》,于1924年出版后即由日本井上梅译为日文,此书是国内第一部用白话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第一部由上古文学直叙到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史。

1928年后,曾相继受聘于省立上海中学乡村师范部和上海民立女子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并先后著成《中国文学进化史》和《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前者出版后即被岭南、暨南等大中学校用作课本,后者曾增订易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颇受女读者的欢迎。1933年春,到私立正风文学院中文系补读,获文学学士学位。1934年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编选活叶文选。自1933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曾先后编著有《国学概论讲话》、《文学概论讲话》、《古今尺牍选注》、《新编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发达史》、《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国学概论新编》、《中国文字学新编》、《文人传记选》、《诗词入门》、《词体明辨》等,分别由光明书局、北新书局和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新编中国文学史》后有日本立仙宪一郎日译本,为《支那文化丛书》之一。《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40万字,苏联汉学家阿历克塞也夫曾著专文予以介绍,誉为“是一部比较其它同类辞典有巨大成就,而为国外研究汉学者案头所必备的参考书”。同时出版过历史故事集《长恨歌》,散文集《夜珠集》,其历史剧《梅魂不死》曾由天风剧社演出过。1945年秋,在中国书报编译所任职,主编《书报》杂志及《新中国文库》。并应上海大东书局之邀,编著《国文乙编》3册、《国文丙编》6册。又为中华书局选注《庄子读本》、《礼记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上海棠棣出版社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约编辑、上海文史馆馆员等职。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除以上提到者外,谭正璧还编著有《文学源流》、《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元曲六大家传略》、《话本与古剧》、《元代戏剧家关汉卿》、《三言两拍资料》等。

魏徵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唐初大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时孤贫，有大志，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军农民起义，旋随李密降唐。后在自清安抚山东群雄时为窦建德俘获，官拜起居舍人。窦败，返回关中，被太子李建成招为洗马。曾劝太子早图秦王李世民。唐太宗继位，因器重其率直，不计前嫌，擢为谏议大夫。是岁迁尚书右丞，仍兼谏议大夫。贞观三年(629)任秘书监，参与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并奉命监修梁、陈、齐、周、隋史，主编《群书治要》。六年，为检校侍中，进封郡公。十年(637)，以修史功，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于贞观十七年病故。魏徵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他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行偃武修文的治国之道，告诫统治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主张“薄赋敛”，“轻租税”。先后陈谏二百多次，对初唐的政治设施多有贡献。被唐太宗赞誉为可鉴之人。其言论见于《贞观政要》。魏徵在文化事业上也颇有建树，著作流传至今的，有《隋书》序论和《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全唐诗》收诗一卷，三十多首。《全唐文》收赋一篇，文三十多篇，他崇尚质朴纯正的文风，反对浮靡轻巧，认梁陈以来的宫体、骈俪一类作品为“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由骈入散的倾向。其谏议政论文、史论、诗作和皆显清新文风。《旧唐书》、《新唐书》有本传。

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19世纪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哲学的主要代表,权力意志论的创始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的一个牧师家庭。5岁丧父,母亲将他及妹妹抚育成人。自幼体弱多病,但聪颖过人。1858年进普尔塔高等学校读者,性情高傲孤僻。1864年转入莱比锡大学。1869年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额外教授,就职演讲题目是“荷马与古典文学”。1870年升为正教授。是年8月普法战争爆发,他自愿入伍担任卫生兵,患病,10月退伍。普法战争结束后返回巴塞尔大学继续教书。1872年出版《悲剧的诞生》、《希腊的国家制度》、《希腊悲剧的哲学》。在这些著作中,对古希腊史提出了一些独出心裁的见解,表明了依照进化论改造道德和神学,创造天下,推崇超等人格的抱负。1878年发表《人性的,太人性的》,结束了同音乐家瓦格纳数年的友谊。这是因为尼采不能容忍瓦格纳的音乐风格转向颂扬基督教道德。1879年重病,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1881年完成并出版《曙光》,1882年出版《快乐的科学》。1883年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中表明他批判旧哲学、旧道德,建立新哲学、新道德的决心,阐述了他关于超人的理论。1886年出版《善恶的彼岸》,1887年出版《道德的系谱》,反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提出新的道德标准。1889年《偶像的黄昏》问世。1895年《反基督徒》出版。1889年患了严重中风,精神分裂,被送入精神病院,母亲把他从医院中领出,细心照料。1897年母亲去世,由妹妹接到魏玛继续护理,直到1900年8月25日去世。

尼采的主要著作有, 《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思想》、《快乐的科学》、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之彼岸》、《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权力意志》(未完成)、 《看这个人》等等。作为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尼采,他的思想部分来自叔本华,部分来自现实的推动。叔本华有关意志先于理智的观点和悲观主义,以及产生于大工业生产的欧洲文化氛围,深刻地影响了尼采。对于后者,尼采说道,当时, “生命是受病了,它病于工艺及机械主义之破坏人性,病于工人之非人性,病于分工之经济学谬见”。有鉴于此,尼采提出要“改进人类”。尼采极为蔑视传统的思想家们喋喋不休的有关真、善、美的价值。在他看来,这些是阻碍生命的价值。因为,作为本能的人,并不具有真、善、美的本能,而是拥有“权力意志”的本能。并且,人的“各种有机功能”都可归结为权力意志。人的感性要求,就在于冲破对权力意志的一切障碍,使个人的要求、欲望得到最大的发挥和满足。此外,尼采还非常崇拜“超人”,并极力呼唤超人。他认为,超人是人类的真正目标,只有出现了超人,才能使人类免于退化、堕落。尼采从上述思想出发,猛烈抨击了若干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文明及其传统,成为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一流的破坏天才”。

彻悟

彻悟大师(公元1741—1810年)，讳际醒，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京东丰润人，俗姓马。大师幼而颖异，长喜读书，经史群籍，无不博览。二十二岁时因大病，深感幻躯无常，发出世志。病患痊愈后，到房山县，投三圣庵荣池老和尚剃发，第二年，受具足戒。

后参学诸方，听隆一法师讲《圆觉经》，晨夕研究诘问，精寻奥义，圆觉全经的大旨，了然于胸。又依慧岸法师听讲法相宗，深得妙要。后于遍空法师座下，听讲《法华经》、《首楞严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圆解顿开，对于性相二宗，以及三观十乘的奥旨，了无滞碍。

乾隆三十三年冬，参广通寺粹如纯翁，明向上事，师资道合，嗣法为临济三十六世，磬山七世。后来，接续广通寺，率众参禅，警策勉励后学，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声名播扬四方，宗风大振。后因多诸病缘，念佛祛疾。继思念佛一门，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智者永明楚石莲池等诸大善知识，皆羡归心。我何人斯，敢不归命。由此，便一意归心西方净土，专修专弘念佛法门。

由是中止参禅，纯提净土，数十年所有积稿，付之一炬。由大师诚心所感，参禅人亦多皆念佛。大师对禅净二宗明晓精奥，开导说法，辩才无碍。律己甚严，每日限定一尺香的时间会客，过时惟是礼佛念佛而已。大师与大众一道精进修持，莲风大扇，远近仰化，道俗归心。当时佛门中，彻悟大师为第一人。

嘉庆五年，大师退居红螺山资福寺，打算于兹终老。四众弟子依恋追随者甚众，大师为法为人，始终没有厌倦之心，于是便收留大众，与大众同甘同苦，担柴运水，泥壁补屋，遂成一念佛道场。

大师居红螺山十年，至嘉庆十五年二月，到万寿寺扫粹祖塔，辞别山外诸护法云：“幻缘不久，人世非常，虚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净土好相见也。”三月回到红螺山，命弟子预办荼毗事。交接住持位，告诫众人：“念佛法门，三根普被，无机不收，吾数年来，与众苦心建此道场，本为接待方来，同修净业。凡吾所立规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辙，庶不负老僧与众一片苦心也。”

圆寂前半月，大师觉身有微疾，即命大众助称佛号，见虚空中幢幡无数，自西方而来。大师告众人说：“净土相现，吾将西归矣。”众弟子恳劝大师住世。大师回答：“百年如寄，终有所归，吾得臻圣境，汝等当为师幸，何苦留耶?”

十二月十六日，大师指令设涅槃斋。十七日申刻，大师告众人说：“吾昨已见文殊观音势至三大士，今复蒙佛亲垂接引，吾今去矣。”大众称念佛号更厉更响。大师面西端坐合掌说：“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遂手结弥陀印，安详而逝。众人闻到异香盈空。供养七日，大师面貌如生，慈和丰满，头发由白变黑，光泽异常。二七入龛，三七荼毗，获舍利百余粒。门徒弟子请灵骨葬于普同塔内。大师世寿七十，僧腊四十九年，法腊四十有三。有《梦东禅师遗集》《彻悟禅师语录》及《示禅教律》、《念佛伽陀》流通于世。

岑仲勉

岑仲勉（1886年9月-1961年10月7日）历史学家。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省顺德县桂洲乡人。1903年考入两广大学堂，攻习经史与宋理学。1908年进两广游学预备科，1912年转读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后曾任财政、税务、邮政等机关职员，工作之余，勤备研读史书，积累史料，发表专著《佛游天竺考释》及论文多篇。1937至1948年，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干唐史研究和文献整理。1949年至1961年，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53年，人民政府提出根治黄河的规划后，曾先后发表有关治黄的论文及专著《黄河变迁史》，为治理黄河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借鉴。热心教学，勤于著书立说。主张中国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分界线应在西周。所著《突厥集史》、《两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对我国突厥学的发展，有开拓性的贡献。《唐人行第录》对唐代名人的辈行、官职、经历等，进行了系统的考证，是有价值的唐代文学人名工具书。主要著述有《佛游天竺考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二、三册。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西周社会制度问题》(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黄河变迁史》(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隋唐史》(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府兵制度研究》(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周文史论丛》(195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隋书求是》(195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墨子城守各篇简注》(195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突厥集史》(上、下册。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唐史余审》(1960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唐人行第录》(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中外史地考证》(上、下册。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196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上、下册。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金石丛论》(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即将由出版的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订补》、《岑仲勉学术论文集》。论文近200篇。

吴承恩

吴承恩(约1500～约1582)明代小说作家，诗文作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涟水(今属江苏)人，上代不知何时迁居山阳(江苏淮安)。出身于“两世相继为学官”而败落成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吴铭做过余姚训导，祖父吴贞做过仁和教谕，卒于任所。父亲吴锐与徐氏结婚后，继承了岳父家经营“彩缕文榖 ”的小商业，成为小商人。他的父亲常常遭受官府的敲诈而忍气吞声，“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有一定的正义感。父亲喜欢读书，对少年吴承恩也颇有影响。吴承恩性敏多慧，很早就显露出文学才华，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中说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曾受到同乡名人蔡昂的赏识。同时，他“幼年即好奇闻”。他常偷“野言稗史”，“私求隐处读之”(《禹鼎志序》)。这种兴趣为他后来写定创作长篇小说《西游记》打下了文学基础。吴承恩不仅能诗文，而且善画，“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陈文烛《花草新编序》)。他能书，从现存的墨迹看来，他用笔潇洒，风采动人。

多才多艺的吴承恩，在科场上却屡试不利。从《答西玄公启》可见其怀才不遇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纵有满腹经纶，也只能“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以致过着“春秋已壮，尚泣牛衣”的贫困生活。这段时期他经常卖文自给。困顿的生活，不但使他“世味由来已备尝”(《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诗》)，而且激起他“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祭卮山先生文》)的狂傲，结果招来势利之徒对他的笑骂。这些阅历使他更能清醒地面对现实，对“行伍日雕，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伍序》)的种种社会情况有了较敏锐的观察，使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丰收。直到他63岁的垂老之年，才补上长兴县丞。在任上，和“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交好。徐中行是有骨气的文人，杨继盛廷杖入狱，他不怕触怒权相严嵩，常到狱中探问。而吴承恩也是一个有傲岸性格的人，他们之间的来往是自然的。在诗文创作上，吴承恩并不依傍七子的门户，也不学习七子刻意摹仿汉魏盛唐的文风。他的诗文创作“率自胸臆出之”。他做长兴县丞刚2年多，就被人诬告贪赃入狱，释放后拂袖而归。真相弄清后，补为荆州纪善，他并未到任，仅领干俸而已。从万历五年(1577)时写的《赠郡伯古愚邵公报政序》来看，他仍对现实颇为关注，发出“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的感慨。万历十年，这位多才多艺而清贫终身的优秀文学家在家乡淮安逝世，享年约79岁。

吴承恩善诗词、古文，今存有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4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汝忠(吴承恩)论诗，谓近时学者，徒欲谢朝华于已披，而不知漱文艺之芳润，纵诗溢缥囊，难矣。故其所作，习气悉除。”他的诗能较好地自抒情愫，颇有李白诗风的豪放。如《二郎搜山图歌》，笔力之酣畅，气势之奔放，近似李白。诗以浪漫主义的笔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清源公二郎神“星飞电掣”的搜山场面，各种妖魔鬼怪、猴狐虺龙，或断首，或就擒，探穴捣巢，扫荡一尽。这里显然寄寓着作者的理想。接着，笔锋一转，对现实中“衣冠”引起民灾、“五鬼”、“四凶”逞狂的状况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后来群魔出乱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他希望世间能出现象二郎神一样的英雄，斩邪平灾，“长令万年保会清宁功”。诗歌中对扫荡群妖的英雄的赞美，对肆虐逞凶的丑类的愤恨，在其创作的《西游记》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而且，他的诗作也颇具有李白诗风的自然。郭麐《灵芬馆诗话》指出：“射阳先生诗笔，清而不薄，淡而能隽。《对酒》云：‘客心似空山，闲愁象云集。前云乍飞去，后已连翩入。’《斋居》云：‘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冬日送人》云：‘马蹄鸣冻雪，鸦腹射斜阳。’《长兴尉作》云：‘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人是何曹。’《秋兴》云：‘河汉白榆秋历历，江湖元鸟晚飞飞。’数联皆能脱去尘滓，翛然自远。”他的古文、词、散曲，均有一定功力。

吴承恩加工写定的《西游记》，是一部优秀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小说突出地塑造了孙悟空的英勇形象。全书共分3大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美猴王的历史和描述大闹天宫的情况，共7回;第二部分是情节过渡，说明唐僧西天取经的缘起，才用5回;第三部分是叙述孙悟空如何辅助唐僧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无数妖魔而达到西天的经过，共88回。全书90多个回目都是围绕着中心人物孙悟空而展开情节。孙悟空在这紧张激烈、富有神奇色彩的斗争中，表现出顽强反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书中的其他人物如唐僧、猪八戒、沙僧以至白马皆有较为鲜明的个性特点。《西游记》不仅塑造了孙悟空的形象、而且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世态，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深藏着作者进行社会批判的内在含义。《西游记》虽然是呼风唤雨、变化多端的神话小说，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现实精神。《西游记》所展现的是一个独特神奇的艺术世界。作者把人、神、动物三者的特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并不使人感到生硬。《西游记》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书中含有不少因果报应思想。在艺术上妖魔形象有些类型化，降魔伏妖故事也有重复之处。

近来，学术界有的研究者考证《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但证据尚不充分，有待进一步稽考。

巴别尔

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 1894-1940），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犹太人家庭。敖德萨商业专科学校毕业。1916年开始在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丛刊上发表作品,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国内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布琼尼的骑兵师。1919年开始写过许多反映红军骑兵生活的短篇小说:《盐》、《信》、《多尔古绍夫之死》、《国王》等,后来收入他的小说集《骑兵队》(1926)、《敖德萨的故事》(1931)两个集子里。作品显示了作者擅长描写生活细节的特长,带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曾引起过一些争论。巴别尔还写有几个电影剧本如《漫游的星星》(1926)、《晚霞》(1928)和《玛丽亚》(1935)等。他是一位语言大师,文笔精练、用词简洁、准确。他的高超的技巧、独特的风格和创作的意向决定了他在苏维埃文学奠基人中的地位和在形成苏维埃文学风格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巴别尔的作品已翻译成世界很多种语言。1937年曾受迫害,死后恢复名誉。

嬴政

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因其出生于赵，又名赵政，是中国第一位封建中央集权皇帝。秦赵渑池之会后，昭王派太子安国君之子异人赴赵为人质，异人之母夏姬失宠于安国君，故其也受冷落。赴赵后，赵孝成王因秦攻赵而想杀异人，虽为平原君阻止，但却待异人不善。后异人遇阳翟商人吕不韦，吕认为异人奇货可居，遂与其结交。先送礼给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及其姐姐，并说异人好话。由于华阳夫人无子，吕又乘机请其收异人为子，华阳夫人允并劝安国君，终立异人为嫡嗣。因华阳夫人是楚人，异人更名子楚。吕不韦遂将已怀孕的宠妾赵姬献给子楚，后生赵政，故政实为吕不韦之子。公元前257年，秦围邯郸，赵国危急，遂欲杀异人，吕不韦买通看守，和异人逃回秦。公元前251年，昭王死，安国君即位为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赵为讨好秦，只得送回赵姬和8岁的赵政。三天后，孝文王死，子楚立为襄王，政为太子。公元前247年，异人死，政即位。

嬴政继位初，因年幼而由吕不韦当权，公元前239年，王弟成蟜和樊于期带兵攻赵时谋反，成蟜死于屯留，士兵皆被斩首戮尸，樊于期逃到燕，其族被灭。公元前238年，政平息了与其母私通的假宦官嫪毐的叛乱，放逐赵姬到雍，又因嫪毐是吕不韦所献，遂罢其相位，吕遂饮鸩自尽。随后，政下令逐外国人，因李斯上书陈情而作罢。公元前230年，派内史腾带兵10万攻韩，韩派公子非入秦，政本来器重韩非，但听信李斯谗言杀之，遂灭韩，俘韩王安。次年，派王翦、羌攻赵，取邯郸，俘赵王迁，赵灭。他将当年在赵时欺负自己之人坑杀。赵将颜聚带上公子嘉至代城为代王，准备复国。公元前227年，燕公子丹派荆柯刺政未成，荆柯、秦武阳被杀。政大怒，派王翦携子王贲伐燕，得太子丹首级，燕迁至辽东。公元前225年，派大将王贲伐魏，王贲引河水冲坍梁城墙，俘魏王假，魏亡。公元前224年，派王翦攻楚，次年楚灭，楚将项燕自杀。公元前222年，派王贲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同年攻代，俘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灭齐，俘齐王建，至此，灭六国统一中原。

政灭六国后，为宣扬功业传后世，命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讨论改换名号之事，最后决定改称皇帝，自称朕，其印称玺，命称制，令称诏，子孙后代以世计算称呼。同时，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设管宗庙礼仪的奉常，管皇帝保卫的郎中令、管皇宫警卫的卫尉、管皇室车马的太仆、管刑罚的廷尉、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客、管宗室亲属事务的宗正、管粮和货的治粟内史、管税的少府等九卿。为防止人民造反，始皇收天下兵器至咸阳，铸成各重千石的铜人12个。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认为天下初定，应分封诸子为诸侯以助治理。群臣皆赞同，唯廷尉李斯认为西周分封以致诸侯混战，故此事不可行。最后，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分天下为36郡，各郡设郡守、丞尉、监御史，分别负责政治、军事和监察。始皇又下令做了一系列的改制，主要有：①修筑万里长城。为防止匈奴南下侵扰，始皇派大批人在原秦、赵、燕长城的基础上连接了北方长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内地人民生产、生活的稳定。②统一度量衡。此举便利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换算，促进了经济交往。③统一货币。废除了诸侯不同形状、重量的钱币，改用半两的圆形方孔钱，被称为“秦半两”，金则以镒为单位。④统一文字。以小篆为标准字，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写出《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范本在全国推广。⑤统一语言。命令以原春秋、战国时士大夫和读书人所用的雅言为标准语言，向全国推广。公元前213年，始皇设宴，博士淳于越等再次请求设诸侯，李斯再次反驳，并认为各个学派为了标榜自己而互相攻击，法令一出便评头论足，不利于法律的推行，因而建议秦国传纪以外的诗书、百家著作尽皆烧毁，只有博士官因职责需要可以保存，其余的人如不烧此类书即派去守边，有私下谈诗书者弃市，官吏知情不报者弃市。此外，医书、卜筮、种树的书因为对日常生活有用，可以保留，始皇同意了，遂令天下焚书，世称祖龙一炬。次年，方士侯生、卢生议论，认为始皇刚戾自用，重刑轻礼，且不许别人指责其过，又贪于权势，因此，不能为其讨仙药，于是溜走。始皇怒其议论和逃匿，令查办诸生，查出460多人犯禁，全部坑杀，较轻者则发配边关。此事与焚书，史称“焚书坑儒”。大公子扶苏劝其修仁政，始皇一怒之下迁其至北疆监视蒙恬军。

始皇为人残暴，这与其幼年在赵的遭遇不无关系。他的性格喜怒无常，一方面，他崇尚以法治国，严刑峻法。动辄刖足、割鼻、杀头，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户犯法，连坐邻里。这是秦孝公任命的商鞅制定规章的沿袭;但另一方面，始皇的定罪又往往凭一时喜怒。有人在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当其查不出作案人时，竟将陨石附近住户居民全部杀死;他听信卢生之言而隐匿行踪。一次，在山上见丞相随从车辆甚多而不满。当宦官将此事告诉丞相而丞相改正后，始皇又认为是宦官泄密而杀尽当日随从宦官。始皇的喜怒无常不仅及于人，还及于物。他出巡至琅玡时，住得高兴，遂迁3万户至此，并免其12年徭役;公元前219年，在泰山封禅时遇雨，他避雨于树下，遂封此树为五大夫;后到湘君祠，遇大风几乎无法渡江，在问明湘君来历后，始皇大怒，竟令3000犯人将湘山之树砍光，使地上露出了红色的土壤。但尽管始皇残暴，他却并非一概不听别人劝谏。在平息嫪毐之乱后，齐人茅焦直谏，说他杀死假父是有嫉妒之心;随后乱棍打死嫪毐与赵姬所生的二子，即他的同母弟弟，是为不慈;幽禁太后赵姬于阳宫是不孝，又杀了茅焦之前为此事进谏的27人是桀纣之治。随即，茅焦解衣以待处死。按政的性格，茅焦本应必死无疑才对，但这次政却不仅免其罪，还立其为仲父，拜为上卿;公元前246年，韩为让秦兴土木而消财，从而无力扩张，派水工郑国赴秦，请求修渠。修筑中，秦发觉其意图。欺君者应死但郑国陈说了渠修成后可以发展经济的好处，政不仅饶了他，还让他继续修筑，终于修成了著名的郑国渠。此外，始皇生活奢侈，尤其是大兴土木建宫室。其阿房宫，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容万人，下可立5丈旗;其骊山陵墓，高50丈，周围5里，在墓内修了宫殿，用铜封泉眼，将棺椁置于其中，以水银作江河海川，用机械驱动流通灌注，用明珠作星辰，用黄金作凫雁，用人鱼膏做烛以长明不灭，并仿制百官、器具，遍设机关以防盗墓。工程非常浩大。该陵墓和阿房宫的修建，共用犯人70多万。始皇还下令方士寻找长生仙药，当徐市骗他说是因大蛟鱼阻挡才不得仙药时，始皇遂命人捕杀。在罘地亲射杀一鲸，其荒唐可见一斑。

始皇一生数遭行刺，荆柯死后，参与此事的高渐离因善击筑而受到始皇爱惜，遂破例只令其失明而为自己击筑。不想，后来高渐离将铅藏在筑中砸始皇，未成功，始皇即诛杀之，从此不再信任各诸侯国新归附之人。韩国贵族后裔张良(即后来助刘邦之留侯)，为给韩报仇，弟死不葬，且散尽家财寻求刺客，终于得到一位力士，其人的兵器为120斤的大铁锥。公元前218年，始皇东巡到阳武县博浪沙，张良与该力士伏击刺杀，但锥误中始皇随从之车，始皇怒而下令全国搜捕10天。公元前216年12月，他夜间微服出宫，在兰池遇人刺杀，幸亏随从的武士杀死行刺人才脱险，遂令关中大规模搜索20天。

始皇还喜欢巡行，前后达5次。最后一次是公元前210年，左丞相李斯和始皇幼子胡亥同行。返回到平原津时，始皇患病，后死于沙丘平台。死前，曾诏令大公子扶苏参加葬礼并登基。但中车府令赵高扣留诏书，又与李斯商议恐诸公子及天下大乱，故密不发丧并纂改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蒙恬。因时值暑天，其尸发臭，胡亥便令装一车鲍鱼以掩尸臭，直到回咸阳后才发丧。

始皇一生有功有过，他勤于国事，每天要阅读大量文书，故而给自己制定了阅读任务，以衡石称书，只有阅读达到了规定的重量才可休息。同时，他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混战的局面，又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语言、钱币，并修筑长城以保证不受匈奴侵扰。因此，尽管他残暴，被公认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但他的功绩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朱珪

朱珪（1731年～1807年），清朴学倡导者。字石君,号南厓。其先家浙江萧山,曾祖必居始居京师,遂为顺天府大兴县(今属北京市)人。17岁时,举乾隆十二年(1747)乡试,与兄朱筠同榜,名震都下。次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总裁会试。秋,授安徽巡抚。五十九年,调广东巡抚,不久,署两广总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皆留巡抚任。嘉庆元年(1796),授两广总督,兼署巡抚。六月,有旨内召,加太子太保,充实录总裁,调户部尚书。七年秋,护从皇帝车驾到滦阳,宣制以户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八年,兼掌院学士。九年春,驾幸翰林院,先期晋太子太傅。十年(1805)正月,宣制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十一年卒,谥文正。他于经术无所不通,取士务以经策较四书文,锐意求朴学才士,门生遍天下。“其于《大学》义利之辨,《通鉴》治乱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忧乐无闲,反复敷陈,不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也”。著有《知不足斋诗文集》,上命以刻本进,赐题律诗四卷首。并主修《高宗实录》,8年始成。

舒新城

舒新城（1893.05.22～1960.11.28） ，教育家、出版家。原名维周、心怡、遁庵。湖南省溆浦县刘家渡人。1908年在本县上小学,因领导闹学潮而被开除。一度在学馆教书。辛亥革命后,在常德第二师范学校附设单级教员养成所,长沙游学预备科学习。1913年考取湖南高等学校本科英语部,1917年毕业。之后任长沙兑泽中学、福湘女学教员。在此时期,接触到桑戴克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节本,了解了教育社会化和生活化的问题,刺激与反应的原则及其在教育上的应用等。继之读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从此立志研究教育。1919年,调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兼讲教育学和心理学。编著《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一部,由杨昌济先生帮助出版。为改变教会所办的福湘女学禁锢学生思想,办学不符中国国情的状况,亲自讲授历史课,并组织师范生到小学参观和实习,使教学与实践有所结合。同年10月,针对教会学校的弊病,发表《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引起长沙教会教育界不满,被迫辞职。11月与同学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仅半年,由于军阀张敬尧胁迫而停刊。不久,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曾参与推行选科制(允许学生在必修科目外,选修其他科目)与能力分组制(即学科制,打破年级制度,依学生能力随班上课,随时升级)的教学改革。1921年应邀到上海吴淞公学中学部(后改名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主持校务。继续试验选科制和能力分组制。此时,美国柏克赫司特创始的道尔顿制传入中国。次年10月起,便对该制度进行试验。废除课堂讲授,改教室为作业室(兼备教室、自修室、图书馆、实验室的作用)。教师在作业室指导,指定学习内容,提出作业大纲,并对学生进行考核。在实验同时,为《教育杂志》的《道尔顿制专号》撰文,引起各省教育界的注意。1923年,学校内部对推行道尔顿制产生分歧。不久,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任研究股主任。继续试验道尔顿制,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同年12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不久返南京,专门从事著述活动。主编《中华百科辞典》,收名词万余条,约二百余万言。1928年应中华书店总经理之约,继徐元诰主编《辞海》。两年后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并创办《新中华》等期刊。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讲授近代中国教育史。1936年《辞海》正式出版,得到读者好评,在文化教育界颇有影响。次年,为中华书局代总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主持编辑所工作,出版大量教科书和各种读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主持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一度任广播学校校长。1953年退休。1957年提议重新修订《辞海》。1959年夏成立辞书编辑委员会、任主任委员,积极筹划修订工作。解放后被选为上海市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论著还有《心理学初步》、《人生哲学》、《中国教育辞典》(与余家菊等合编)、《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新教育概况》、《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指南》、《近代中国留学史》、《淞泸御日战史》(与刘济群合编)等。此外有译著《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道尔顿制浅说》、《个性论》、《现代心理学之趋势》等。

陈廷敬

陈廷敬（1638年12月31日―1712年5月23日）清圣祖时文渊阁大学士。字子端，号说岩，另号午亭，山西泽州(今属山西)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选庶吉士。初名敬，是年科馆选举时，又有通州陈敬，帝为加“廷”字以别之。康熙初，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改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与学士张英日值弘德殿，圣祖器之。滇南平，命拟撰朝会燕飨乐章，下所司肄习。迁礼部侍郎。调吏部，兼管户部钱法。疏请改钱制，杜私铸，产铜之地，宜停收税，听民开采。擢左都御史，疏请衣冠、舆马、服饰、器用应严申定制，不得踰越。又请严肃吏治，考察督抚等，皆下部议行。二十五年，迁工部尚书。与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帝以有补治化，命留览。又充修辑三朝《圣训》、 《政治典训》、 《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总裁官。迁工部尚书。丁父忧，服阕，授户部尚书，调吏部。四十二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仍直经筵。扈从圣祖南巡，召试士子，命阅卷。时大学士张玉书卒，李光地病未愈，遂召其入阁视事。生平出入禁闼五十年，尤以文鸣于时。著有《尊闻堂集》、 《午亭文编》。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病逝,享年74岁。在他病重期间,康熙曾派太医前去诊视。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康熙表示“深为轸侧”,肯定他“恪慎清勤”、“学问淹通”、“文采优长”,特命皇三子胤祉领人前往祭奠,赐银1000两治丧,又命朝中满、汉大臣都要参予吊唁。康熙还亲作挽诗,其中有“世传诗赋重”、“国典玉衡平”之句。经过议恤,朝廷对陈廷敬赐祭葬,加祭一次,定谥号为“文贞”。

梁寅

梁寅（1303—1389），字孟敬，号石门，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家贫，以务农为生，自幼勤敏好学，博通经史。元末累举皆不中。后至元年间，就馆建康。荐为集庆路儒学训导，至正十五年(1355)以亲老辞归。明初，征入京师修述礼乐，书成，以老病辞归，结庐于石门山，四方学子多来就学，被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洪武十年(1377)讲学于石门书院。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390年1月10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文说：“其文理极醇雅，而持论多有根柢”，“诗格尤舂容澹远，规仿陶韦”。有《石门集》十卷(别本七卷)。另著《诗演义》十五卷、《周易参义》十二卷、《策要》六卷。其词，清人朱祖谋辑入《彊村丛书》。梁寅不以诗文知名，长于经学，对史学也有较深湛的研究，为文执论多有根柢，又不同于剽掇语录。诗风平淡自然，是其生活志趣的体现。《四库全书》编者曾对其《河源记》的观点提出过批评，认为他对黄河源的记述是“儒生拘限旧闻，故承伪袭误”。生平事迹见石光霁撰行状(《石门集》卷首)、《明史》卷二八二、《元诗纪事》卷二七。

潘良贵

潘良贵(约1086—1142)，字子贱,一字义荣(《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号默成居士,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政和五年上舍登第,释褐为辟雍博士。次年,丁母忧。宣和元年,服除,权国录。二年,除太学博士。四年,迁秘书郎。拒交蔡京父子。六年,除主客郎中,改秘书省著作郎。七年,提举淮南东路常平。靖康元年,召对,极言何㮚等不可用,被指为狂率,黜监信州汭口排岸司。建炎元年,召为左司谏,论恢复忤当政者,左迁工部员外郎,去职奉祠。四年,除提点荆湖南路刑狱,不赴。绍兴元年,起为考功员外郎,兼权秘省少监。二年,转左司员外郎。又与宰相吕颐浩不合,出知严州。到官两月,请祠,主管亳州明道宫。五年,转秘书少监,除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六年,丁父忧。八年,服除,复拜中书舍人,兼侍讲,旋奉祠。九年,起知明州。十年,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毫州明道宫。十九年,坐与李光通书,降三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系此事于下年)。二十年卒,年五十七。良贵刚介清苦,不为权贵屈节,为博士时,王黼、张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年家居贫甚,秦桧讽令求郡,亦不从。朱熹称其清明直谅,刚毅而近仁(《默成文集序》)。其论治体札子等篇,悱恻沉痛,足以感人,尤足以觇其节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诗也“笔豪气逸,归宿有味”(王柏《跋默成诗卷》)。其《梅花》诗有“九畹蕙兰为上客,千山桃李尽庸人”之句,陈岩肖谓“句意清高”(《庚溪诗话》卷下),方回亦称“风格老练,而缴句皆高古悲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一)。《雪中偶成》二首,清人以为“章法清老”,“气格有后山、简斋之意”(《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一许印芳、纪昀评)。著有《默成文集》十五卷(朱熹《默成文集序》),原集已佚,清康熙间其裔孙重辑为文集八卷,今存康熙三十六年刊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一八二三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四○七八至四○七九收其文二卷。事迹见《宋史》卷三七六本传、明宋濂《潘舍人年谱》。

钱端升

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上海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生。1912年入南洋中学。1917年入北京清华大学预备班。1919年夏，赴美国留学，先入北达科他大学，1920年获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2年2月，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24年2月，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25年任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讲师。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组编纂。1928年4月，任国民政府大学院文化事业处处长。三十年代初，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38年6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12月，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7月，任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7月，聘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团部评议员。1945年4月，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先后四次访问美国。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10月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1952年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并任《中国建设》（英文刊物）编辑部编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四、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等。1990年逝世。终年90岁。

出版著作有《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战后世界之改造》(1942)、《战时中国的地方政府》(1943)、主编《民国政制史》(2卷本,1937)、《中国政府中军事的作用》(1948)、《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50),翻译《英国史》(1933)。发表论文主要有:《近世宪法的立法和行政的关系》(1925)、《宪法论》(1930)、《西班牙新宪法》(1933)、《苏联新宪法》、《宪法初稿评议》(1934)、《论宪稿中人民代表机关的保守性》(1934)、《论宪章中的人权章》(1934)、《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1934)、《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4)、《孙中山先生的宪法观念》(1935)、《论官等官俸》(1937)、《战后中国的要求》(1943)、《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共同纲领》(1950)、《开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1981)等。

安鼎福

安鼎福（朝鲜语/韩国语：안정복，1712年－1791年7月20日），字百顺，号顺庵、汉山病隐、虞夷子、橡轩。本贯广州安氏。朝鲜王朝后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思想家、性理学者兼实学者。

18世纪朝鲜著名哲学家李瀷(1681～1763)的门人，李氏朝鲜后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思想家、性理学者兼实学者，爵位广成君。安鼎福的先祖安邦傑是朝鲜朝初期辅佐太祖的忠臣，但是后来其家势逐渐没落，一直到他的曾祖父安信行，官位降到了八品官氷库别检，祖父安瑞羽任礼曹参，父亲安极更是在野一生，携家到处奔波于朝鲜各道，后因安鼎福被朝廷追赠五卫都摠府副总管。安鼎福因家境贫寒，再加上从小体弱多病，直到10岁以后才得以接触《小学》。他儿时没有固定的老师，大部分学问主要来自他的母亲。从小刻苦读书，出了经史之外，他广读阴阳、星历、医药、卜筮等技术学书籍，孙子、吴子等兵家书籍，佛教、老子等异端思想书籍，稗乘、小说等艺术类书籍。特别在《易学》上有很深的造诣。1746年访问李瀷，成为弟子。1749年初入仕途任萬寧殿參奉，第二年任義盈庫奉事，1752年又升至歸厚署別提，第二年的1753年再一次升至司憲府監察，后因父亲的离世与自己身体状况每日愈下而选择弃官退隐。他一生著述颇丰，有《顺菴集》、《橡轩随笔》、《洪范衍义》、《下学指南》、《杂同散异》、《星湖僿说类选》、《东史纲目》、《列朝通纪》、《家礼集解》、《天学考》、《天学问答》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在任职期间亲眼目睹了性理学者们高谈天人性命与理气四七说，轻视“下学”。为此他强烈批评性理学者们的空理空谈，强调充实下学的内容。他的这一思想源于《论语》宪问篇中的“下学而上达”。他又在《拟问》中概括了四七理氣，并在最后总结说：性理学如同毛团或线团难解，因此学者应当将精力放在下学上。

他之所以批判性理学，强调下学，是因为性理学是没有实体的影子，是虚空之谈。相比之下，“下学”却是日常生活中可实践的有用之学。他认为孔子所谓的“下”是指“人”周围可以随时可见且近于“人”的事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在乎“上达”。也就是说，他也和其他儒者一样想要达到上达的境界，安鼎福在晚年的一段时间里也有过“务远忽近”的经历，他也曾为此而自责，并下决心认真对待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由此可以看出，安鼎福重视“下学”，重现实践的实学精神。

有两个人对安鼎福实学起到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个人是朝鲜朝著名哲学家、实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磻溪·柳馨远(1622～1673)，安鼎福自称自己私淑于柳馨远。安鼎福接受了柳馨远的历史观，并将其应用在了《东使纲目》之中，还慨叹《磻溪随录》为“为万世开太平之书”，建议朝廷将其运用于政策改革之中。第二个影响安鼎福实学且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人是朝鲜著名的哲学家、实学开化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李瀷，安鼎福直接受教于李瀷，并在其门下发出了实学的光芒。李瀷本身忠于“下学”，又很早就接触到了柳馨远的实学，他对安鼎福强调了自得的学问方法、历史考证法、自主意识、实现改革的必要性、实践躬行的重要性等。在李瀷的精心教导下不仅重新将李瀷的《星湖僿说》编撰为《星湖僿说類选》，还完成涉猎柳馨远历史观和李瀷实学思想的《東史綱目》。

安鼎福具有实践性的实学思想以主张改革的内容表现出来。在他的《东史纲目》和《临官政要》中尤为明显。他通过《东史纲目》中的历史依据，提出了当时各种悬案的改良方案。例如，以时务策和经论为中心的科举实验改良方案；禁止拷问和废除缘坐制；废除还穀制度和社仓制的普及；坚固的自主国防与海防边御的强化；废止奴婢贱籍等。在《临官政要》中具体提出了牧民官为了民生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

在注重事实证据的安鼎福历史学中考证可谓是及其重要的学问研究方法。他在执笔完成《东史纲目》过程中通过文献考证纠正了许多历史书中错误的记录，并将其结果以附录的形式编入了《东史纲目》。他认为佛僧们留下的记录和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产物，因此将其排斥表示不能接受。这与他批判四七理气为无实体的影子，强调“下学”的伦理无本质差异。他就这样从以“下学”为基础的学问观出发，一直到为民生主张改革铺开了他的实学伦理。这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固守正统儒学的朝鲜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考证学家、实学家的理由。

朱橚

朱橚[sù]（1361年10月8日－1425年9月2日）明代植物学、药物学家。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橚由吴王改封为周王，就藩开封(今河南开封)。文帝即位后被贬为庶人，流放云南，成为削藩计划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成祖朱棣登基后，朱橚于永乐元年(1403年)复其爵位，重返开封周王府。以后虽有政治抱负，但终未施展，无大建树，而在植物学、医药学方面却做出了出色贡献。朱橚鉴于明初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状况，关心民众生活，热心植物研究，以帮助百姓解救饥荒为己任，在广泛搜集植物及进行种植实验的基础上，于1406年完成《救荒本草》一书。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414种，每种都配有精美的插图，其中来自历代本草的有138种，新增276种。该书对植物形态描述精细，抓住花、果、籽等分类特征，对有毒植物的食用加工处理方法也有记载，有的已采用了现代植物化学中吸附分离的方法。《救荒本草》是中国现存第一部以救荒为主的植物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在医药学方面，朱橚在其幕僚协助下，于永乐四年(1406年)编成《普济方》一书，共462卷，其中1960论、2175类、778法、61739方、239图。该书广泛搜集明以前医籍及有关著作，保存了不少名医著述，资料翔实丰富，全书达950万字，为中国古代收载药方最多的一部方书。不但有明永乐版本流传后世，近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新版本。朱橚还撰有《元宫词》百章，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张凤翼

张凤翼(1527-1613)，明代戏曲作家，诗文作家。字伯起，号灵墟。长洲(江苏苏州)人。为人狂诞,工诗文,好填词,擅作曲,有声于时。与其弟献翼、燕翼并有才名。吴人说：“前有四皇(皇甫四兄弟)，后有三张。”嘉靖四十三年(1564)南京应试中举人。万历二年(1574)与沈懋学同行北上赴试,但两试不中。万历五年(1577)第四次参加会试落第，从此绝意仕进。以后卖字、卖诗文为生。书法功力深厚,宗法二王,运笔流畅,笔势潇洒,体态圆丰,坚劲妍美。人争求之。87岁方卒。

他创作的传奇剧本有《红拂记》、《祝发记》、《窃符记》、《虎符记》、《灌园记》、《扊扅记》，合称《阳春六集》。前5种存全本，后1种仅存残曲。其中《红拂记》较为知名。据说，此剧乃是其“新婚一月中之所为”。剧作叙述李靖、红拂妓情事，全本杜光庭《虬髯客传》而略加增饰。剧的最显著特点是词采较为华丽典雅。他也善作散曲，曾著有《敲月轩词稿》，今已散佚。《吴骚合编》存有其散套5套、小令1支，《太霞新奏》存有其小令2支。其散曲以纤媚见长，如〔莺花〕]《相思》：“别后冷衾裯，枕儿边只殢愁。朝来春睡浓于酒。系春心，梦惹池塘柳。漫登楼，悄凝眸，想想着你，金杯在花底浮;想想着你，青骢在花里游。”颇能体现其曲作的特点。

他也能诗文，著有《处实堂集》，凡8卷。及《梦占类考》、《海内名家工画能事》、《文选纂注》、《四书句解》、《瑞兰阁景行录》、《清河逸事》、《自订年谱》、《国朝诗管花集》等；另有《敲月轩词稿》，久已散佚。曾为《水浒传》作序。其诗能任意挥洒，自写情愫，如《客自江右相寻为我鼓琴》：“故人千里月，浊酒百年心。从我张银烛，劳君鸣素琴。风尘俱落魄，山水独知音。末路伤畴昔，寒霜满鬓深。”写得清浅流畅，但不够精警。这种诗风与其喜作戏曲剧本、散曲不无关系。

李光地

李光地（1642年9月29日—1718年6月26日），清大臣、学者、诗文家。清初理学家。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庚戌进士,历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巡抚、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主要著作有:《周易通论》、《周易观象》、《书》、《礼》、《诗》、《乐》、《四书》诸经说,《榕村文集》、《榕村语录》等。此外,曾奉敕编纂《周易折中》、《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这些书经过康熙帝“御纂”、“御定”后,颁行学官,成为有清一代官方正统理论。李氏在性理、经学方面虽为传述朱熹之说,但有些内容能与朱立异,开出新意。他说:“出入、明晦、浮沉、升降、清浊、融结,振古而然也,至于今不异也。不异为命,有常之谓当然,当然之为自然,自然之为其所以然。是故皋陶谓之天,伊尹谓之命,刘子谓之天地之中,孔子谓之道,谓之太极,朱子谓之理。”(《榕村全集》)他主张有离气之理,此“理”即自然界的“振古而然”的客观性,它“至今不异”。但他不直提“理”字,也不提“气理相离”的命题,一切含混带过。这也正是殿堂理学的特点。这种模糊性尤其体现在他的“不落一边”的诡辩法上,他将朱熹对理气既统一又有先后之分的关系的阐述改造为“虽无位,不得不有上下;虽无时,不得不有先后”(同上)的论说就属此类。他进一步论述理与心、性关系道:“主于天,曰理也;主于人,曰性也、心也,一也。之二者在天人,又一也。一则不离,一而二则不杂。”(同上)仁人就是心与性合一,“不仁之人”则心与性为二。心与性所以不能合,是由于气之偏。显然,他是将孔孟之道与朱熹和刘宗周的有关学说杂糅起来,形成其不得把柄、不可捉摸的理论观点,其实质是“举之无举,刺之无刺”。因而为康熙所信宠。而理论价值却并不高。著有《榕村全集》。

马基亚维利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69年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出身律师家庭。曾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十人委员会秘书,参与外交、军事工作,后退隐郊外农庄,潜心著述。主要著作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战争的艺术》等。

马基雅维里是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奠基人之一。他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夺取王国和保有王国。他把国家利益视为政治伦理行为的准则。把政治行为的功利作为权衡道德价值的标准。他反对政治受神学理论的束缚和道德的规范。主张手段从属于目的,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善的目的可采取恶的手段,恶的手段不能否定善的目的,完成目的就是成功。提出在政治行为中采取策略和权术,政治要以武力作后盾。马基雅维里提出了政治无道德论和目的决定手段论。这就是所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建立在人的性恶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自私、伪善,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占有欲和权力欲是普遍的人性要求。他劝告君主:要兼备狮子的凶狠和狐狸的狡黠;宁蒙受残酷的谴责而不要行仁慈之道,仁慈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凶杀,而残酷却可带来秩序与忠诚;君主宁要使人畏惧而不要被人爱戴,恩惠买不到忠诚,而惩罚的恐怖却可收安全之效;守信是美德,但守信不渝却会导致败亡,轻守信的君主会建立丰功伟业;君主要貌似仁慈,人道,虔诚、正直,并见之于行动,但要审时度势,准备随时改弦更张,反其道而行之;君主要保障人民财产人身安全,决不可侵占臣民的财产和妻女,人们易于忘记父亲之死,而难以忘记遗产之丧失。

马基雅维里推崇共和制,但他主张暂时地实行君主专制制度,采用他的政治伦理学说,扫除意大利各邦王公的野心和腐化,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独立、统一国家的愿望。他的学说在伦理学史上占极重要地位。他的政治无道德论被法西斯政客推上罪恶的高峰。马基雅维里把开展政治伦理的社会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提高政治道德水平,加深国际和人际关系间的友谊。

曼佐尼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年3月7日-1873年5月22日），意大利诗人、剧作家,浪漫主义代表作家。1785年3月7日出生于米兰一个贵族家庭。外祖父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自幼受启蒙主义思想的熏陶,成年后断然拒绝继承伯爵的爵位。16岁时发表诗歌《自由的胜利》(1801),讴歌法国革命,赞扬自由战胜专制,抨击教会对进步科学文化的迫害。1805年至1810年寓居巴黎,受到欧洲进步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1808年与笃信宗教的日内瓦女子恩莉凯塔·勃朗德尔结婚,导致他皈依基督教。后来他的创作,一方面体现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企图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基督教宣扬的平等博爱的教义揉合起来,因此充满了复杂深刻的矛盾。

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是诗歌。 《里米尼宣言》(1815)呼吁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为意大利的复兴而斗争。颂诗《1821年3月》(1821)热忱歌颂民族起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抒情诗《5月5日》(1821)则为哀悼拿破仑逝世而作,描述了这个统治者波澜起伏的一生。组诗《圣歌》(1812—1822) 5首,是为纪念基督教宗教节日而作,宣扬基督教的道德力量,说它能赐予人类平等和正义。他的两部历史悲剧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卡马尼奥拉伯爵》(1816—1820)以15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和米兰发生战争期间的故事为素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述了主人公卡马尼奥拉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最后他成为封建君主政治阴谋的牺牲品,而这正是意大利长期四分五裂、蒙受民族灾难的祸根。《阿德尔齐》(1822)是一部抒情悲剧,取材于8世纪下半叶法兰克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的入侵,描写了伦巴第王子阿德尔齐优秀的品德和充满矛盾的心理,谴责了外族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内心的忧郁和惆怅。在这两部悲剧中都流露出神秘的天命观和基督教博爱思想。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7)是他的代表作,描写17世纪西班牙统治下的伦巴第农村一对青年的爱情和生活遭遇,借以影射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被奥地利奴役下人民的悲惨处境。这部作品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杰作。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曼佐尼在文艺理论、语言、历史等方面也有建树。他的文艺理论著作有《〈卡马尼奥拉伯爵〉序言》、《论浪漫主义》、《论历史小说》等。他强调文学的政治倾向,提出作品必须同重大的政治事件相联系,力求达到真和美。1845年出版的《论意大利语言》共分3卷,论述了语言的性质、意大利语的真正含义和意大利民族统一语言的性质和特征,对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861年意大利统一后他被任命为参议员,第二年担任语言统一委员会主席。1873年5月22日逝世。

窦仪

窦仪（914年—966年），北宋工部尚书、判大理寺事。字可象,蓟州渔阳(今河北县蓟县)人。五代后晋时,举进士。后周时,任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时周太祖平党州,议将尽诛胁从者,乃见丞相冯道、范质,请赦胁从。后同奏太祖,胁从者得全活。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任工部尚书,兼判大理寺事。奏曰:“《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乃命其与大理少卿苏晓等撰集。建隆四年(963),上《建隆重定刑统》(即《宋刑统》30卷,《建隆编赦》4卷,106条。八月颁行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宋刑统》的律文、律蔬均照抄唐律。但仍有它的特点:(1)分213门,并把有关刑名的敕、令、格、式分类列于门下。(2)创立综合性的规定。唐律中有不少“余条准此”的规定,刑统把这些规定汇为一门,称“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共44条,列于“名例律”。(3)编纂体例上,每卷开始,标明门类,律文之后,首列律疏;分列各门的敕、令、格、式按时代的先后,都加一“准”字,表示经朝廷核准,内容有删节的注明“节文”;对原有律文或附列的敕、令、格、式有变动的,均标明“臣等参详”。编敕创自唐代。宋代编敕,是对散敕的汇编。它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之后,成为与律并行的主要法律形式。编敕自太宗至仁宗三代,大体是“律敕并行”,神宗以后便“以敕代律”,直至终宋之世。

恽逸群

恽逸群(1905—1978)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战线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党内较早的新闻教育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共解放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讲话》的作者。他还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优秀工作人员。

1905年，恽逸群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进入上海新闻界。1935—1936年他先后参与成舍我的《立报》和邹韬奋的《生活日报》的工作，担任《立报》主笔。1937年他与范长江等24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他以新闻记者身份在国统区及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发表了大量优秀报道和评论，成为上海进步记者群体的核心人物。1936年西安事变，他在《立报》上连续发表评论，准确预言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结果。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在租界创办《导报》《译报》，此两报在1939年被敌人捣毁后，他前往香港在国新社工作。1943年他奉命打入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公开身份为上海编译社社长。

在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恽逸群在《新华日报》华中版、《大众日报》《新民主报》《解放日报》及华东新闻出版局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改革和党报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华中、华东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创建多所新闻院校，例如华中新闻学校、华东新闻学院等，一度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成为中共较早的新闻教育家之一。

恽逸群对新闻的思考是从新闻实践岗位上开始的。1936年，他倡议组织记者座谈会和出版专刊(《记者座谈》)，探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问题，由此“改变了早期新闻工作者只重实践、不懂新闻理论的状况”，“推动了新闻工作者重视研究新闻理论的风气”(顾雪雍《恽逸群》2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闻界业务批评的传统和职业伦理的标准。

据当年上海记者座谈会的发起者之一陆诒回忆：“《记者座谈》周刊九十期的主要内容，记得有关新闻学方面，曾讨论过新闻的用字与用语问题、小型报的发生与发展问题和有关印刷术的问题;也比较系统地介绍过国外新闻事业的概况，并揭露帝国主义新闻方面的各项阴谋。此外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作过严厉的批评，并发表各地新闻界反对新闻检查、争取言论自由的消息和文章，对当时的黄色新闻和堕落记者群，也进行过激烈的斗争。”(《“青记”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新闻资料研究》2辑27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恽逸群的新闻思想比较系统地反映在1946年他写的《新闻学讲话》一书中，这本在解放区出版的新闻学小册子(后来被各解放区新华书店翻印了十几个版本)只有42页，既蕴涵恽逸群在上海、香港新闻工作经历中对新闻传播普遍规律的体会，也包含他在《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新华社华中分社主持党报新闻改革的经验，是一本将党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也是我国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新闻学理论的著作。这本书风行于解放区，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爱好者的必备读物，对传播新闻学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顾雪雍《恽逸群》58页)

在这本小册子里，恽逸群提出了较为完整、全面的新闻要素和新闻价值标准。其中新闻的构成要素既包括“和大众有利害关系”和“新鲜”——事实本身的性质与价值的属性，也包括“用迅速的方法及时传播”和“大量散布”这样的传播属性。他将“对于大众的利害关系”作为新闻的第一要素与衡量新闻价值的第一标准。这样的新闻观被他落实为“联系群众”的党报新闻写作要求：“在写作新闻稿的时候，不能匆忙略了这一件事对群众的关系如何，群众的反应如何。在某些事情上，不应偏于上层活动的叙述，而完全不顾到群众。”

此外，在新闻写作理论中，恽逸群提出了“典型”的观点：“写群众并不是东一句‘张老奶奶’，西一句‘李四嫂子’，或‘一个老头子说’，‘一个青年工人兴奋地喊着’，而最主要的是使读者得到具体的印象(更希望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不必零零落落写许多人，而可以集中写一个人两个人，在群众中选择典型。”

他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提出了“新闻竞争”的观点：“在今后的政治斗争中，新闻竞争是一个重要部门，如果让别人抢在前面发布不正确的新闻，你再跟踪辩明，则所受的损失就很大了。”

关于报纸的指导作用，恽逸群提出了“新闻纸的任何一部分都有指导作用，而新闻的指导作用最大，最有效;言论(社论、短评、专论)虽有时占极重要地位，但一般来说是远落在新闻之后”。“新闻的力量要比言论(文章)大得多，新闻是多数人要看的，文章则往往是与这一问题有关系者或关心这一问题的人看，其他的人就是看了也不感兴趣。”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在大众接受规律的基础上强调党报应由“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转变。

恽逸群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评论家，他说这个话，并非因为他自己不擅长评论而轻视评论，而是对党报过于依赖评论的宣传引导功能的一种自觉的反驳。

恽逸群强调评论的新闻性：“社论与短评，都应以论述当天报纸所载的新闻为主，不应落在新闻后头(短评绝对要如此)。”

1952年，恽逸群在《解放日报》社长任上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被开除党籍，降职到新华地图社任副社长。1955年，他又因曾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受潘汉年案牵连蒙冤入狱。1978年9月，他与胡耀邦面谈后恢复工作，当年12月逝世。1980年被初步平反，1982年撤销1952年的处分恢复党籍，1984年全面平反。

陆费墀

陆费墀[chí]（1731～1790）清学者、藏书家、图书馆官员。本姓费，字丹叔，一字礛士，号颐斋，晚号吴泾灌叟。浙江桐乡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馆，受任四库全书馆总校及副总裁之职，与纪昀、陆锡熊等人，为编纂《四库全书》出力较多。书编成后，呈帝观览，因书中“有违碍诸说未经删削”，纪昀、陆锡熊和他同被斥责，而他处罚尤重。责令他出资装治、整修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三阁图籍，书面用叶、木匣、刻字、装订等费用，皆由他出资。富于藏书，进呈四库馆数十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9种。又因事被处罚以革职，在家辟“枝荫阁”，左图右史，著述读书为日。家被抄后，仅留千金以养家眷，余资皆充三馆装治图书之用。旋即忧愤卒。和纪昀合纂有《历代职官表》。工诗文。著《颐斋赋稿》、《枝荫阁诗文集》。

中国书史上，清乾隆年间编制的《四库全书》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宏典巨帙，而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又是其中最具悲壮经历和传奇色彩的一部。太平天国战乱中遭惊天劫难，焚散殆尽，抗日战争烽火里历空前艰险，万里迁徙，两度书厄，九死一生，其遭际的磨难曲折旷世罕见。　书运间或有预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产生过程便先与一个文人的悲剧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却说《四库全书》的内廷四阁各份大体抄就后，乾隆于四十七年七月下旨再抄三份分颁江南文汇、文宗、文澜三阁。至五十二年六月，江南三阁的《四库全书》尚在紧锣密鼓抄制中，乾隆却又下了一道严厉的处罚令，处罚的对象是《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官陆费墀。原因是已编抄的书“舛谬丛生，应删不删，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篇累页”（《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谕旨》）。作为主要承办者，总裁于敏中本当治以重罪，“因业已身故，不加追究”。于是副总裁便顶替上去罪责难逃了。乾隆令陆费墀罚赔文澜等三阁《四库全书》的面页、木匣、装订、刻字等原料并制作费用十数万两银。

金幼孜

金幼孜（1368年5月26日-1432年1月19日），明代大臣。名善，江西新淦人，以擅拟文稿著称于世。建文二年(1400)考中进士，被授以户科给事中的官职，品秩从七品。明成祖即位后，金幼孜进入翰林院，任翰林检讨。翰林院是朝廷专司笔札文翰之事的机构，检讨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从七品。明成祖以武力篡夺皇位后，对中央官吏心怀疑忌，决定任用私人协助他处理政务。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从人才辈出的翰林院中选出最优秀的翰林官，让他们担任秘书官和顾问职务，白天在皇帝的书房文渊阁中工作，晚上则在午门东侧的房里值夜。金幼孜与其他翰林官解缙等七人被选中，入直文渊阁。文渊阁在午门之内，文华殿南面，地处内廷，于是称为内阁，进入内阁的金幼孜等称为阁臣。阁臣是皇帝的文学侍从近臣，除给皇帝讲读经史外，更重要的是协助皇帝参决政事，代皇帝起草诏敕。

金幼孜进入内阁不久，升任为翰林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正六品。当时给东宫太子讲读经史的机构有：左右春坊、司经局、翰林院。翰林、坊、局的大臣给东宫讲书，须经以下步骤：先把经书中的经义写好，交给内阁大臣阅览指正，然后呈皇帝阅看，皇帝认为可以才能进讲。翰林官解缙准备《四书》，杨士奇专攻《易经》、胡广研究《诗经》、金幼孜专修《春秋》，由于金幼孜对《春秋》有高深的研究，所以进献《春秋要旨》三卷。

永乐五年(1407)，金幼孜升右谕德兼侍讲。右谕德是辅导太子的机构右春坊中的官职，品秩从五品。成祖不愿他的亲近侍臣在六年考满之后，就被调离他的左右。因此，成祖事先特别关照吏部说，直内阁诸臣胡广、金幼孜等考满后，勿改他任。所以，金幼孜虽然担任了东宫官属右谕德，但仍兼翰林院侍讲入值内阁。永乐七年(1409)三月，明成祖北巡至北京，这是他夺位登极后第一次从南京回到北京，金幼孜等侍从近臣随行。成祖北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北边问题。永乐初，故元势力相互混战，分为瓦剌、鞑靼和元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先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很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成祖到北京不久，也就是永乐七年(1409)六月，成祖派遣使臣郭骥去鞑靼，被杀。七月，成祖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10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10万人马竟在胪朐河(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全军覆没。成祖闻报震怒，认为诸将皆不堪任，于是决定亲征鞑靼。

永乐八年(1410)二月，成祖率50万大军北征，金幼孜与胡广、杨荣作为皇帝的侍从近臣随行。当年三月，成祖大军驻扎清水源(马塔八海子，今蒙古境内)。此地水苦咸，不可饮用，人马皆渴，成祖深为忧虑。忽然在离清水源西北约二里地的地方，发现有泉水涌出，尝了尝觉得味道甜美。军队中的人马赖以泉水才没有困倒，成祖非常高兴，赐名神应泉。走出清水源，见道旁有石崖数十丈，成祖便命金幼孜、杨荣刻石纪功。金幼孜献铭，杨荣献诗，内容都是颂扬成祖的功德。金幼孜擅拟文稿，成祖特别看重他的文学才能，经过山川险要的地方，总是命他记叙下来。金幼孜凭借马鞍起草文章很快就成篇。有使者自瓦剌来，成祖命令金幼孜等随舆车同行，商谈有关大事，金幼孜能切中要害地指出问题所在，成祖对他更加信赖和器重。

在行军途中，金幼孜曾与胡广、杨荣及侍郎金纯迷失道路陷入山谷中。黑夜降临，金幼孜掉落马下，胡广、金纯置之不理继续往前走。杨荣帮金幼孜整好马鞍一起前行，走着走着，金幼孜又掉落马下，杨荣就把自己的马给金幼孜骑，第二天才到达皇帝所在的地方。当天夜里，成祖不见金幼孜、杨荣，很是焦急，派遣十余人到处寻找，没有找到。等到金幼孜、杨荣到达时，成祖脸上才有了笑容。从此以后，成祖北征皆命金幼孜随行，为此，金幼孜撰有《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命金幼孜与胡广、杨荣等撰写《五经四书大全》，这一年，金幼孜升为翰林院的长官翰林学士、品秩正五品。永乐十八年(1420)，金幼孜又与杨荣并进为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是阁臣进职、升职、兼职的官位。

永乐二十二年(1425)正月，鞑靼太师阿鲁台进犯大同(今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多伦一带)。成祖于这一年的四月第五次亲征蒙古，金幼孜、杨荣等仍然随行。大军初抵漠北时，不见敌人踪影，原来阿鲁台早已带着部属远逃了。这时，军队人马已感疲乏，士气锐减。成祖问群臣应该怎么办?没有人敢回答，只有金幼孜说不应当大驱进军。成祖不听，命令军队继续开拔。五月，大军行至开平，仍不见敌人踪影。一天，成祖对身边的杨荣、金幼孜说：“昨夜三更朕做了个梦，有个像画中神人模样的告诉我：‘上帝好生’。这是凶的预兆，还是吉的预兆?”杨荣、金幼孜回答说：“陛下亲征蒙古，固然是为了扫除强暴安抚百姓，然而战火一起，恐怕玉石俱焚，望陛下千万留心。”成祖认为他二人说得对，立即命令他们起草诏谕，颁令回师。七月，大军行至榆木川(今内蒙乌珠穆沁东南、多伦北)，成祖竟然积劳病倒，骤然去世，时年65岁。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的儿子、皇太子朱高炽继皇帝位，是为仁宗。仁宗即位后，便提拔他的东宫旧臣。仁宗拜杨荣为太常寺卿兼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当时仁宗还特别明令指出：“荣、幼孜、士奇、淮，俱掌内制，不预所升职务。”这里所谓“掌内制”，就是说明他们四人仍然只做皇帝侍从之臣，典制诰，是皇帝的“代言”人，可预机务。“不预所升职务”就是指明他们并不到所升的六部等衙门去任职。从此直到明亡，殿、阁大学士所兼六部职务，都是不到任的荣衔，可以领取所升职务的薪俸，是不能去理事的。这个新任命，把金幼孜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了正三品，加强了他的品级地位，享受了领取本职和兼职双薪的待遇。

仁宗时，重新设置建文、永乐时罢置的公孤官(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正二品)。公孤官是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增官而设的，虽系虚衔但却极尊崇，原来皆以公侯伯尚书兼之。仁宗也把这一崇高的官衔授予阁臣。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仁宗升金幼孜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样，金幼孜已与六部尚书同为正二品官了。这一年十月十六日，仁宗为了纠正以往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称为三法司)的草菅人命，命令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三学士一起在承天门外审讯罪囚。还下诏三法司，审决重囚必须会同这三学士，皇帝给予金幼孜等人的信任更大。

有一次，仁宗到西角门查看阁臣制诰(起草皇帝的诏谕)，对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三学士说：“你们三人和蹇义、夏原吉二尚书，都是先帝的旧臣，朕正要依靠你们来辅助我治国。曾见上一代人主(成祖)不喜欢听大臣的直言规谏，一些大臣虽然平常是皇帝的亲信，但由于害怕皇帝的威严而一味地顺旨办事，以沉默取悦皇帝。贤良大臣的善言、良策不被皇帝采纳，就只好闭嘴退下，就会以进谏为灾祸，言路被堵塞。朕与你们众卿都要深深以此为戒。”仁宗为鼓励臣下直言无隐，在五位大臣制定的诰词上亲自增添了两句话，意思是：“不要认为皇帝威容严峻、咄咄逼人，而不敢进谏;不要因为皇帝有时纳谏、有时拒谏，而放松进谏。”金幼孜等深为仁宗的诚意所感动，纷纷叩头称谢。洪熙元年(1425)正月，仁宗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金幼孜有了“三孤”的荣衔，又有了礼部尚书的头衔，地位又高升了一步。金幼孜可以拿三种官职的俸禄，但并不到礼部去任职，主要职责是掌内制。不久，金幼孜请求仁宗准他回老家探望母亲。第二年，其母去世。明制，父母去世，现任官员要解职守丧三年。金幼孜也解职回家守丧。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去世。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皇帝位，是为宣宗。宣宗即位后，下诏重新起用金幼孜。宣宗下诏纂修明成祖与明仁宗两朝的《实录》，命金幼孜、杨士奇等大学士为总裁官。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为实录。宣德三年(1428)，金幼孜持节到宁夏传达皇帝的命令，册封庆府郡王妃。在从京师到宁夏的路途中，金幼孜到达一地就不辞辛苦地访问军民疾苦，回到京城后，写成奏本呈递宣宗，宣宗嘉奖他并采纳他的建议。有一次，金幼孜随宣宗巡边，经过鸡鸣山(今河北怀来县)时，宣宗说：“唐太宗凭借他的英武攻打辽国时，曾路过此地。”金幼孜回答说：“唐太宗不久就后悔这次征战，所以修建悯忠阁。”宣宗又说：“这座山于元顺帝时崩塌，成为元朝灭亡的征兆。”金幼孜回答说：“元顺帝是亡国之主，这座山不崩塌，国家也会亡。”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十六日，金幼孜死，享年64岁。宣宗赠给他加官少保，赐谥号“文靖”。

金幼孜前后在文渊阁参预机务共30年，由于为人谦逊而得以保善终。金幼孜简朴平易，安静沉默，心胸开阔，待人宽厚。皇帝给他崇高的荣誉和优厚待遇，他却更加谦恭。金幼孜为自己宴客用的房子命名为“退庵”，表示对自己的功名利禄已很满足。当他的疾病加剧时，家人要求他为后代请求皇帝恩典，他不听从，还说：“这样做是君子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