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

赫尔曼·布洛赫（英文名Hermann Broch，1886——1951），奥地利小说家，生于维也纳。主要作品有《梦游人》 、《维吉尔之死》等。

赫尔曼·布洛赫与弗兰茨·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和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被米兰·昆德拉称为“中欧四杰”。1886年11月1日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家庭。在维也纳接受工程师的训练并研习哲学与数学。他逐渐融入了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结识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家），莱纳·里尔克（诗人）和罗伯特·穆齐尔（小说家，创作了巨著《没有个性的人》）等人。

1909年，布洛赫开始结识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并投身杂志专栏的写作。1923年，常年在兴趣和家庭责任中游荡的他决定放弃稳定的生活，和妻子离婚，两年后到维也纳大学攻读他喜爱的哲学和数学。1927年，他出售了纺织厂全职投入创作。4年过后，分为三部曲的小说《梦游人》正式发表，但在当时反响并不热烈。 

1933年到1937年，布洛赫发表了小说、随笔、戏剧和文论等大量作品。1938年，纳粹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犹太人布洛赫被迫流亡美国生活。此后他彻底告别了衣食无忧的前半生。1945年，布洛赫完成《维吉尔之死》这部小说后，决定像他笔下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一样彻底告别文学，因为艰难的经历让他感到文学作品无法真正干预社会。他开始进行哲学和群众性心理学的研究。 [2] 

《梦游人》是其45岁时出版的首部重要作品（受到米兰·昆德拉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高度的推崇）。1938年，他被纳粹当做颠覆份子关入监狱，随后在朋友（其中包括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发起的营救运动中获释，流亡至美国。晚年一直在耶鲁大学研究群众心理学。1951年5月30日死于心脏病。《维吉尔之死》初版于1945年，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清白无辜》在1950年出版。

布洛赫直至1951年去世都无法回到家乡，他留在奥地利的家人和朋友也少有幸存。1950年，布洛赫凭借《维吉尔之死》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同时被耶鲁大学德语系吸纳为名誉讲师。但他的生活依然窘迫，仅仅过了一年就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

托基尔•汉森

托基尔•汉森（Thorkild Hansen，1925年1月9日—1989年2月4日），丹麦小说家，以历史小说最为著名。他因三部曲《丹麦奴隶贸易》而广为人知，其中包括《奴隶岛》（1970年），并于1971年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汉森出生在丹麦根特奥普的奥德鲁普。他曾在霍尔特文法学校就读，并于1945年至1947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文学。1947年，他搬到巴黎，为位于哥本哈根的《额外报》撰写报道。1952年回到丹麦后，他致力于一系列小说的创作。其中一些作品涉及丹麦的殖民时期。《幸福的阿拉伯》（1962）讲述了丹麦探险家卡斯滕·尼布厄尔（Carsten Niebuhr）领导的丹麦阿拉伯探险（1761-1767）。他的书《詹斯·蒙克》（1965）讲述了丹麦-挪威船长詹斯·蒙克（Jens Munk）寻找西北航道的尝试。他在加勒比海的一次航行中不幸早逝。

柔石

柔石（1902年9月28日－1931年2月7日），本姓赵，名平复。笔名除柔石外，还用过赵少雄、赵璜、金桥、刘志清等。浙江宁海县市门头(今并入象山县)人，1902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柔石的家庭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父亲时，家境衰落，后开一小店，由于苛捐杂税，家境仍很困难，柔石十岁才上小学。

1917年夏天，柔石毕业于宁海县正学小学。同年秋天，到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上学，因对学校教学不满意，中途退学。1918年暑期，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除努力于学业外，也很留意阅读一些有关苏俄和社会主义的书刊。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说：“俄国为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其目的在打破万恶之政府，以谋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贫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五四”运动爆发时，柔石积极响应，在学校和一些青年组织文学小团体“晨光社”，出版刊物，宣传新文学。

1923年夏，柔石在第一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没有继续升学。1924年春至慈溪县普迪小学任教。这时，柔石利用教书之余，开始文艺写作。1925年1月，在宁波自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疯人》。作品反映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思想，表达了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多数带着伤感和虚幻的情绪，缺少积极上进的精神。作者自己后来也说当《疯人》“装订完毕后，自己就很愿意它立即灭亡，因为发现内容之幼稚和丑陋。那本书，以后我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用了”。1925年春天，柔石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常去听鲁迅的课。当时他的生活颇为艰苦，有时吃不上饭，但仍然很乐观，曾写信给家里说：“虽然没有早餐的钱，也不过一二天，我正可以从这种时候多读几句书”，“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炼出来，才能够懂得比书中深一层的道理”。

由于经济窘困，无力继续在北京学习，柔石应友人的聘请，于1926年3月回到浙江，在镇海中学教书，不久任教务主任。他一边教课，一边从事文艺创作。1929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就是这一时期写作的。这本书初稿完成于1926年上半年，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夜，打倒军阀、打倒侵略者的革命烈火渐成燎原之势。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指出：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那时，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门前大屠杀北京学生的时候，我滞留在上海。那时内心的一腔愤懑，真恨得无处可发泄。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多半失着业，叫着苦。这部小说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号召人们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努力战斗。这是作者进步思想的一个表现。然而，黑暗社会怎样才能死去，未来的新社会应当是怎样一个社会?对于这些，作者还是朦胧不清的。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当时，柔石不顾军阀对学界的镇压，和镇海中学进步师生一起，到群众中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号召群众响应北伐。那年秋天，柔石患病咯血，但他还是坚持斗争。后来病势严重，不得不回家养病。在养病期间，他仍然帮助宁海县的青年筹办宁海中学。1927年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全部光复，柔石到宁海中学任教。他和学校几个朋友一起组织“消夏社”，办义务补习班，帮助贫苦青少年学习;又组织“教育储金会”，资助贫寒子弟升学。不久，他担任了宁海县教育局长。当时，教育界的保守势力还是很大的。柔石不顾新旧官僚的威胁和阻挠，致力于全县的教育改革，清除教育界里的保守势力，把全县小学校长和教员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928年5月，宁海县农民在本县旁亭(今属三门县)举行起义，反对当局统治，宁海中学二三十名师生参加了这次起义。由于当局的镇压，起义不幸失败，宁海中学被解散，一些师生惨遭杀害，柔石也被迫出走上海。

在上海，柔石着手修改他的小说《旧时代之死》。不久，经友人介绍，他认识了鲁迅。从此直至柔石逝世，他始终和鲁迅在一起，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作，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柔石是鲁迅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1929年初，经鲁迅的推荐，柔石担任过半年之久的《语丝》的编辑。

1928年秋天，柔石在鲁迅的帮助下，和殷夫、胡也频等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了“朝花社”。他们除积极创作外，还着力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当时东欧和北欧的文艺作品。“朝花社”出版了《朝花周刊》(后改为《朝花旬刊》)，附出《艺苑朝华》(画集)。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如：《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北欧文艺丛书》、《朝花小集》。在“朝花社”里，柔石是骨干，除写稿译书外，“大部分的稿子杂务都归他做”。

“朝花社”开始成立时，经费不足，虽有鲁迅的支持，由于刊物销路不大，经费一直困难。后来“朝花社”无法支持下去，不得不于1930年1月宣布结束。柔石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译作有《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即《颓唐》)。

《二月》写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变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处在彷徨之中。《二月》通过对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寻找生活道路的描写，给当时尚处于彷徨状态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个方向：只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潮流中，把自我这个小小的齿轮与社会革命的大齿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鲁迅对这部作品很重视，不仅有详细的口头批评，而且还写了《〈二月〉小引》。

《希望》收集短篇小说二十八篇，均写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数直接取材于劳动人民或生活在底层的人物，反映了他们在苦难中的呻吟，控诉了旧社会对他们的残酷压迫。这是柔石创作转变的一个起点。

1930年1月，柔石创作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发表在1930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上。这是柔石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作品直接触及到了封建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当局大肆迫害进步作家，查封进步刊物，实行文化“围剿”。为击破文化“围剿”，中共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和国民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柔石积极参加了中共所领导的一系列活动，表现了革命者的坚贞品质。1930年2月15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柔石是发起人之一。大会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和思想政策的宣言。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柔石是筹建者之一，被推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后来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担任“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同年5月，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以“左联”代表资格，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并向大会宣读了鲁迅等人署名的《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祝词》。6月，写《一个伟大的印象》一文，报道了这次会议的生动情景。

1931年1月17日晚，柔石参加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的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同与会者三十余人一起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由租界当局将他们“引渡”给国民政府当局。在狱中，柔石仍然坚持学习德文。2月7日，柔石和其他二十余人在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柔石逝世后，鲁迅因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和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悲愤地写了《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来纪念他。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全名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研究法学、历史与哲学。曾参加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并任主编。开始深入社会,了解工农生活,并通过撰写评论,抨击普鲁士当局的反动统治。1843年《莱茵报》被封,迁居巴黎,同德、法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对英国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及大革命史进行研究。1844年与卢格创办《德法年鉴》,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第 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是唯能够消灭剥削制度的阶级,工人运动必须同科学世界观相结合;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成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年8月,与恩格斯会见,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历史唯心主义,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次年迁居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1846年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团结各国先进工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各种冒牌社会主义。1

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与恩格斯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学说。参加1848年德国革命,主编《新莱茵报》,声援各国人民革命。革命失败后先到巴黎,后到伦敦定居。总结革命经验,出版《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第 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等思想。1864年9月领导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并成为这个组织的灵魂,为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同时与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领导国际支持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撰写《法兰西内战》一书,总结公社斗争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875年抱病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中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作了说明。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极端贫困的生活以及十分繁重的理论和实际工作,严重地损害了健康,1883年3月病逝于伦敦。恩格斯认为“这个人的逝世,对欧洲战斗着的无产阶级来说,对历史科学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贺凯

贺凯（Charles O. Hucker，1919年6月21日-1994年11月18日），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密歇根大学中国语言和历史学教授。他被视为中国明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亚洲研究学术项目推广的领军人物。

赫克出生于圣路易斯，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尽管在大学图书馆全职工作，他还是获得了很高的荣誉。1943 年与米尔·亨德森结婚后，赫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里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在那里他升到了少校军衔，并被授予青铜星勋章。他的主要职责是担任第五航空队V战斗机司令部的历史官员，他声称以这种身份编制了有关战争中使用的飞机和飞机预警系统的机密三卷历史。

1950年，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汉语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之后在亚利桑那大学和奥克兰大学任教，1965年加入密歇根大学，担任远东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其整个教学生涯中，Hucker是许多专业协会的活跃成员：他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员，国家人文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教育办公室、基金会和各学院和大学的常任顾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成为美国亚洲研究学术项目的领先推动者。

1974年，赫克被奥克兰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1979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主持下，赫克成为少数访问中国学术中心的美国中国历史学者之一。

赫克的博士论文主题是明朝的监察制度，他于1966年修订并扩展为《明朝监察制度》单独出版。2021年，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赫克将监察院视为政府的第三个分支，与文官和军方官僚机构处于同等地位，比国家机器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都更受传统国家儒家正统观念的约束。他主持了《明实录》编纂委员会的工作，直到1976年出版了目标作品《明实录词典》，这是一部两卷本的英文参考书，他还为其中12篇传记做出了贡献。

贺凯还著有《中国帝制史》，这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中国帝制史。他是《美国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其中他是“中国”和“永乐”条目的主要撰稿人——以及《剑桥中国史》的撰稿人，他为其撰写了“明朝政府”一章，该章在他去世后出版。他于1975年出版的《1850年前的中国：简史》被广泛用作大学教科书。

1985年，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哈克的《中华帝国官衔辞典》出版了。《尚书》被视为西方语言中最全面的中国传统政府指南，它翻译并描述了从《周礼》到清朝中期的中国历史文献中遇到的每一个官衔的作用。[11]由于职务的职责演变速度比其头衔的变化更快，这涉及许多条目的多重定义，条目数量超过8000个。:144非官方头衔，如定制军事命令或无土地的封地，不包括在内。

这本词典是由赫克在他的个人电脑上编写的，没有出版商的帮助，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寻常且乏味的过程。: 1060 该领域的几位著名专家为学术期刊撰写了这本书的评论，其中包括迈克尔·洛伊、比阿特丽斯·巴特利特、埃德温·普利布兰克和汉斯·比伦斯坦。评论家们普遍赞扬了词典的范围和赫克项目的雄心。历史学家指出，这本书在概述历史上的官僚发展方面非常有用，但表示书中关于他们自己专业领域的内容不准确。汉朝和清朝的专家是最挑剔的，因为当时关于政府结构和定义的出版物以及政府办公室的翻译已经可用且更完整。然而，就连最挑剔的评论家汉斯·比伦斯坦（Hans Bielenstein）也表示，这本词典将成为未来许多年研究的宝贵资源。汉斯·比伦斯坦曾在五年前出版过一本关于汉代政府和汉代头衔翻译的作品。 

1983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时，赫克被视为中国帝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为了纪念他，该大学在亚洲语言和文化系设立了查尔斯·奥·赫克佛教研究教授职位，[3]路易斯·奥·戈麦斯于198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授。

退休后，赫克和他的妻子米尔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在那里为学校和医院做志愿者工作。赫克还写过剧本和短篇小说，其中几部已经出版或制作。[17] 赫克于1994年11月14日在德克萨斯州敖德萨去世，享年75岁。为了纪念他的学术遗产，密歇根大学亚洲研究系设立了一项现金奖励，即查尔斯和迈尔·赫克本科生论文奖，每年颁发给该系的一名学生。

叶德辉

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一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湘潭人。少随父学，读“四子书”、《资治通鉴》及《朱子名臣言行录》等。因记忆力差，读书辄忘，于光绪四年(1878)辍学从商。未几，忽开性，忆所读书皆了解，又重入学。七年，入岳麓书院。十一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报罢，始喜读唐宋人律诗绝句。十八年，再次赴京会试，中式第九名，殿试二甲，朝考二等，赐进士，授吏部主事。旋假归故里，受王先谦启示，专事著述。二十一年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行新政，梁启超主《时务学堂》，伸康有为改制之说，叶德辉著文斥为“异端邪说”，并作《长兴学记驳义》。二十六年，唐才常起兵湖北，事败，其搜集自戊戌以来康、梁“逆迹”，辑为《觉迷要录》，作“康、梁逆案之定谳”(《觉迷要录·叙》)。宣统二年(1910)，长沙饥民抢米，因其积谷万石，不肯出售，激众怒。辛亥后，以藏书刻书为事。与王先谦、金松岑等文人往来为多。1927年大革命时被杀。能文，亦善诗。诗记行踪，感物怀旧。陈琰评其诗云：“设色工丽，宗法玉谿，集中佳句甚夥。”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学，返长沙后编纂了《观古堂书目丛刻》，撰写了系统的书史《书林清话》，刻印了《古今夏时表》，校刊了《元朝秘史》，(《艺苑丛话》)著有《观古堂诗录》六卷、《郋园山居文录》二卷、《郋园北游文存》一卷、《观古堂骈文》一卷、《观古堂文外集》一卷，辑有《六书古微》一○卷、《书林清话》一○卷、《观画百咏》四卷、《丽楼丛书》八种等。生平事迹见许崇熙《郋园先生墓志铭》(《碑传集补》卷五三)、失名《叶郋园事略》(《碑传集三编》卷四一)、《郋园六十自述》等。

陈寿

陈寿（233年—297年）魏晋之际史学家。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最初在蜀汉为官，历任卫将军主簿、东观阁令史等职，因不附专权宦官黄皓，多次遭贬黜。魏灭蜀后，受司空张华举荐，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平阳侯相、著作郎、巴西郡中正等职、后镇南大将军杜预识其才能，举荐他为散骑黄门侍郎、治书御史。数年后病逝于家中。入晋后仕途也不得意，遂倾一生心血于学术，撰有《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编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而最精心结撰的是《三国志》。在西晋平吴后，陈寿鸠合从前魏国、吴国的史书，利用自己来自蜀国的有利条件，写出从东汉末年至三国归晋近百年间的完整历史，当时就博得时人好评，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全书采用纪传体形式，但他为魏、蜀、吴各立一书，这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个创新。三国史事有分有合，地位有重有轻，他权衡度量，为魏帝立纪，作为全书之纲，又为汉末割据势力董卓、袁绍、刘焉、刘璋、刘繇等立传，显示了他尊重史实，总揽全局的史才。史称“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陈寿传》)，体现了他以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历史观。虽然他在写作时不能不对汉魏之际、魏晋之际的“禅让”等史事有所回护，但总体上看，他下笔不苟，是注重“实录”的，不少史料的取舍，都经过了审慎的斟酌。他行文崇尚“质直”，全书通体简约爽洁，没有繁冗芜杂之弊。他善于论裁士人的品行气度和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品第人物的兴趣特别浓厚，体现了魏晋士大夫品第人物的风气，使全书富有特色，引人入胜。当然，他的史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把罕见的自然现象同世间人事联系起来，认为“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三国志·诸葛亮传》)，二是忽视纪传体中的表和志，使大量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失之交臂，没有加以记载。

少康

少康（736 - 805），唐代高僧，中国佛教净土宗第五代祖师。俗姓周，缙云仙都周村人。7岁始能语，母舍其出家。15岁通诵《法华经》、《楞严经》。后赴会稽嘉祥寺习律，继至上元(今南京)光隆寺听讲。唐贞元元年(785)到洛阳白马寺，得读善导和尚《西方化导文》，决心修持净土。复往长安光明寺善导影堂礼拜善导遗像，深有所悟，益增其阐扬净土宏愿。乃遍游名山大川、古刹胜寺，人称“少微上人”。后南还睦州(今建德)，乞钱诱小儿念佛，初念一声“阿弥陀佛”即给一钱，后念十声，始给一钱。如是一年，无少长贵贱，睹之皆称“阿弥陀佛”，念佛之声，洋溢道途。后在睦州乌龙山建净土道场，筑坛三级，每逢斋日，善男信女毕集，少康升座，高唱佛号，众共和之，人称“后善导”。是净土宗善导派入浙始祖，其后浙中僧侣闻风群起精修净土，高僧辈出，影响深远。少康在漫游期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京华名刹，声誉籍甚，诗人雅客，争相延揽交游。著有与文谂共撰《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集录自东晋慧远至唐邵愿保等48人事迹;又整理道绰的净土学说，纂成《净土论》3卷。贞元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在睦州台岩寺嘱徒众乐修净土，言毕寂然圆寂。全身建塔于台子岩，号台岩法师，佛教尊为“莲宗”第五祖。

朱善

朱善（公元1314年-1385年），明诗文家。字备万, 号一斋。丰城(今属江西)人。生于元仁宗延祐元年，卒于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享年七十二岁。九岁通经史大义, 能属文。元末兵乱,隐于山中。明洪武初为南 昌儒学教授。洪武八年(1375)廷试第一,授翰 林修撰。任职两年,以奏对失旨,谪辽东。未抵 达其地,即赐还乡,于洪武十二年年初回到南 昌。洪武十七年广东布政司请其主持科举考 试,事毕,明太祖召其入朝,授翰林待诏。次年 奉旨校文礼闱,授奉议大夫、文渊阁大学士。不 久即告老还乡,卒于家中。著有《诗经解颐》、 《一斋集》。生平事迹见《一斋集》卷首聂铉所作 墓志铭、《明史》卷一三七。

济颠道济

济颠道济（1150～1209）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临海（浙江）人，俗姓李。名心远，字湖隐，号方员叟。年十八，落发于灵隐寺，性狂颠，嗜酒肉，人号济颠。先后参访国清寺之法空一本、祇园寺道清、观音寺道净，后投虎丘山瞎堂慧远门下，嗣其法。又依净慈寺，寺毁，行化严陵。濒湖居民食螺断尾，师每乞放水中，螺多活而无尾。嘉定二年，坐逝，世寿六十，葬于虎跑塔中。［北涧集卷十、净慈寺志卷十、金史卷八十］

初出家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取名道济，人称 “济公”，后移居净慈寺。佛教徒将他神化为罗汉转世，称为“降龙”。道济平日不守戒律，嗜食酒肉，举止如痴如狂，又被称为“济颠僧”、“疯和尚”。小说《济公传》就是写他的神话传说。西湖净慈寺所以名闻遐迩，是与民间传说中的济公分不开的。相传宋朝嘉泰年间，净慈寺大殿被焚，长老无力修建。济公自称三日之内可以弄到木料，兴工建寺。谁知济公说过不见行动，天天喝酒，烂醉如泥。他整整睡了三天，长老十分着急。到第三天，济公突然大嚷：“木料到了!”长老惊问：木料在哪里?济公说：“我去四川募来大批木料，现在已从海上运来。寺里的醒心井与大海相通，只要在井上搭起木架，装起辘轳，一根根拉上来就是了。”长老将信将疑，叫人搭好木架。井内果然涌出一根根木头，大家七手八脚一根根拉上来，一直拉了七十根，不知谁喊了声：“够了!”说也奇怪，最后一根木头就再也拉不上来了。从此，这口醒心井被称为“神运井”，又叫“运木古井”，这最后一根木头就一直留在井底。现在，杭州净慈寺还保留济公殿、神运井。虎跑寺是济公佛化之地，还保留着济公塔院，供民间瞻仰祭祀。

他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癫。初在国清寺出家，后到杭州灵隐寺居住，随后住净慈寺。不受戒律拘束，嗜好酒肉，举止似痴若狂，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撰有《镌峰语录》10卷，还有很多诗作，主要收录在《净慈寺志》、《台山梵响》中。济公懂中医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喜好打抱不平，息人之诤，救人之命。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等种种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济公身为禅宗高僧，他跟唐代隐士寒山、丰干、拾得（即“三贤”）一样，既受到佛教禅宗的熏染，也受到了道家隐逸之风的影响。不同的是，佛道双修的色彩，从而使他在众多的佛门弟子中独树一帜。这与他从小就在佛道双修的赤城山攻读，并受到“台州式硬气”的民风陶冶有关。

布里克森

凯伦·布里克森（Karen von Blixen Finecke  1885年4月17日-1962年9月7日）是二十世纪著名的丹麦作家，他用几个笔名写作，包括Isak Dinesen、Pierre Andrézel和Osceola。她最著名的作品包括《 Out of Africa》和《Babette’s Feast》。

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丹麦朗格斯特德，在一个贵族家庭长大。她是一名军官、作家威廉·迪内森（Wilhelm Dinesen）和妻子英格伯格（ Ingeborg）的女儿。她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托马斯·迪内森（Thomas Dinesen）的姐姐。她父亲对讲故事的热情和他冒险的天性极大地影响了布利克森。布利森从小就表现出敏锐的艺术敏感性。在哥本哈根，她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随后在欧洲其他几所艺术学校就读。

布里克森于1900年初开始写作，并于1907年出版了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她嫁给了她的瑞典表弟布罗·冯·布利克森·费内克男爵。这对夫妇搬到了肯尼亚，那里仍然是英国东非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开始了咖啡种植业。他们于1921年离婚，几年前，布里克森从丈夫那里感染梅毒，发现丈夫不忠。后来，她与英国猎人丹尼斯·芬奇·哈顿（Denys Finch Hatton）关系密切，后者死于一场飞机相撞事故。在他去世后，因为全球经济萧条，她的咖啡种植业倒闭，她于1931年返回丹麦。

布里克森回来后，布里克森正式地开始了她的作家生涯。她以笔名Isak Dinesen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七个哥特式故事》（1934）是她在咖啡农场时期写的，与书名所暗示的不同，它更像是一本隐喻性的书。这本书在英国和丹麦的书店上架之前就在美国首次出版，受到了好评。在美国和英国，它被认为是一件杰作，但在她的祖国，它的艺术成就却没有得到认可。丹麦的批评家们相当保守，他们批评了精英主义的观点和对欧洲的异国情调的描绘。此外，这本书未能归入任何正在进行的文学运动。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充满幻想、浪漫和贵族气息，讲述了叛逆青年的生活。

布里克森的第二本书非常成功，确立了她作为同时代受人尊敬的作家的声誉。《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37）是一本半自传体的书，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岁月。然而，她没有透露自己与这位英国猎手的婚姻和婚外情的细节。几年后，这本书被改编成大银幕，并获得奥斯卡奖。她在另一本自传体书《草地上的影子》（Skygger påGræsset）中重温了对肯尼亚的记忆。在政治上，她对当地人和非洲仆人的看法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她死后出版的书《来自非洲的信件》揭示了她对另一个种族的见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布里克森，她写了一部寓言小说《天使复仇者》。布利森的一些主要作品包括《Babette"s Feast》、《Winter"s Tales》、《Last Tales》和《Anecdotes of Destiny》。她深受同时代作家的推崇，如阿瑟·米勒、杜鲁门·卡波特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凯伦·布里克森获得了1950年的丹麦Ingenio et Arti奖章，并入围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突然逝世，她被宣布失去资格。1962年，77岁的她死于营养不良。

梅内瓦尔

克劳德-弗朗索瓦·德·梅内瓦尔（Claude-François de Méneval 1778年4月8日-1850年）从1802年到1813年担任拿破仑的私人秘书。1810年，他通过《英王制诰》被授予梅内瓦尔男爵（帝国男爵）的称号。

他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商人，曾在四国学院接受教育。他出席沙龙，在那里他遇到了拿破仑的兄弟路易·波拿巴，并在约瑟夫·波拿巴的外交使命期间担任他的秘书，包括与美国的1800年公约，与弗朗西斯二世，神圣罗马皇帝的《伦维尔条约》和与英国的《亚眠条约》。1.

在路易·安托万·福维莱·德·布尔里安（Louis Antoine Fauvelet de Bourrienne）的耻辱之后，梅内瓦尔被任命为拿破仑的私人秘书，这要求他与拿破仑一起住在杜乐丽宫。1.

1807年，梅内瓦尔与蒙维诺·约瑟芬·德·康特斯·德·蒙特沃诺结婚，并于1810年被册封为帝国男爵。

1812年，梅内瓦尔陪同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但由于俄罗斯的严寒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他被迫辞去秘书一职。从1813年到1815年，他为玛丽·路易斯皇后服务，在1815年的百日王朝期间，拿破仑想封他为公爵、国务委员和邮政部长，但他的退位使这一愿望破灭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深情地回忆起梅内瓦尔：“他温和、内敛、热情、非常注重隐私，无论何时都能投入工作。他从未让我失望，总是让我感到愉悦。我深深地爱着他。”

赵鼎

赵鼎（1085年－1147年）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崇宁五年进士，累官河南洛阳令、开封士曹参军。高宗即位，除司勋郎官，迁右司谏、殿中侍御史。金兵至江上，陈战、守、避三策，扈从高宗至明州，拜御史中丞。建炎四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四)，未几，罢职奉祠。绍兴二年，除知平江府，改江东安抚大使、知建康府。三年，移江西安抚大使，知洪州。四年三月，除参知政事，力荐岳飞收复襄阳。半年后，拜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五年，为左仆射，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监修国史。六年，以与张浚论事不合，出知绍兴府。七年，张浚以淮西兵变引咎去位，鼎复入相。举荐胡寅、吕本中等十人分布朝列。八年，以反对和议，为秦桧所挤，再出知绍兴府。九年，徙知泉州。十年，提举杭州洞霄宫，责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门谢客，不问时事。十四年，移吉阳军。在吉阳三年，知秦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乃自撰墓志，绝食而死，年六十三。孝宗朝追赠太傅，谥忠简。

赵鼎为南渡名臣，屹然重望，气节学术，彪炳史书。文章多为制词奏疏，为文浑然天成，本不以词藻争短长(《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其词的成就较高，以北宋亡国为界，词的内容与风格都有较大差别。南渡前，其词往往学五代花间词人，多写春愁、闺怨、美人，如《点绛唇》词“梦回鸳帐馀香软，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醉桃园》词“青春不与花为主，花正开时春暮”，“只有一尊芳醑，留得青春住”，词章婉媚，较花间词人更饶情思(《词苑萃编》卷五引《古今词话》)。南渡后，其词侧重描写现实感受，举凡山河沦陷、国家破亡之痛，扫清妖氛、恢复中原之志，流落他乡的飘泊之感与遭受排斥的怨愤之情，一寓之于词，风格也由柔媚变为刚烈。《满江红》词淋漓尽致地表达词人那种“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隔”的愤懑不平之感，况周颐谓其词“清刚沉至，卓然名家，故君故国之思，流溢行间句里”(《蕙风词话》卷二)，正是对其人品词风的称赏。著有《忠正德文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又有《得全居士集》三卷(同上书卷二○)，原集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诗文，重编为《忠正德文集》十卷，道光、光绪年间均有重刊本。赵鼎的词在宋代已有刻本《得全词》一卷行世，清代将其词与李光、李纲、胡铨词合刻为《南宋四名臣词集》。《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四十五首。《全宋诗》卷一六四五至一六四六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三八○六至三八一四收其文九卷。事迹见赵鼎《自志笔录》、《宋史》卷三六○本传。

朱耷

朱耷（1626年—约1705年），清代书画家、诗人。江西南昌人，明宗室后裔，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原名统，顺治五年(1648)落发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康熙五年(1666)取号雪个，后又号个山、人屋、驴屋等，康熙二十三年始号八大山人，直至去世。据《青云谱净明忠孝宗谱》载，曾改信道教，居南昌南郊天宁观，改名朱道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净明等，但书画作品仍署“八大山人”。六十二岁后有许多奇特画押，如“相如吃”、“三月十九日”、“拾得”、“黄竹园”、“添鸥鹚”等，都有较深含义。祖、父皆为书画家。少年时曾应试中诸生，明亡深受刺激，由口吃而佯装哑子。怀悲愤之情，誓不与清王朝合作，性格倔强，行为狂怪，常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积郁。善诗、书、画。诗格调古怪幽涩，充满神秘与讽刺。书法源于王羲之、颜真卿、王宠、董其昌等人，能以秃笔传达流畅秀健的风神，傲岸不驯的情态，自创一格。绘画最负盛名，擅山水、花鸟、竹木，笔墨简括豪放、冷峭雄奇，变幻多端，创前人未有的风貌。其山水画取法黄公望，亦受董其昌、倪瓒影响，以水墨山水为主，笔情纵恣，苍劲圆秀，浑朴酣畅，虽乱头粗服，细看条理俱在。多写荒岭怪石，表现“残山剩水，地寒天荒”的境界。尤擅画花鸟竹木、芭蕉、古松、芦雁汀凫等。取法林良、徐渭、陈淳等人，构图清奇，笔简意赅，形神毕具，笔墨雄健酣畅，多夸张变形，意境沉郁幽冷，形成一种光怪陆离，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多缘物抒情，将物象人格化，以寄寓讽喻之意。又借助隐晦题诗，传达傲兀不群、愤世嫉俗的个性。早期(50岁以前)，多绘花卉、蔬果、松、梅等，物象刻画真实，笔致细锐，劲挺有力，水墨淋漓而不失规矩，中期(56—65岁)，喜绘鱼鸟、草虫等动物题材，形象有所夸张，构图趋于险绝，好作扁方斫削的笔势，晚期(65岁之后)，艺术更趋于成熟，造型极度夸张，物象特点和情感鲜明突出，用笔凝重清润，墨色淋漓流动，形成朴茂雄奇之格调。所作鱼、鸟多呈“白眼向人”之状，寄寓不满现实的个性。他的画将诗、书、画印为一体，达到了水墨花卉画的空前水平，其大写意花鸟对后世影响甚大。与原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高僧”。

传世作品甚多，有《朱耷书画合册》现藏上海博物馆《河上花图》，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杨柳浴禽图》，藏故宫博物院《八大山人山水花鸟》册，藏日本墨友庄。曾编修《青云谱志》，并为其作跋。朱耷在当时即享有盛誉，直接传其法者有牛石慧、万个等人。对后世画坛影响更为深远，清中期的华喦、扬州八怪，晚期的赵之谦、任颐、吴昌硕，以及近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人，都受其艺术启迪。

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一字国开，自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他的始祖海俅原是福建人，南宋时，从福建迁广州，海俅的重孙海逊之在明代开国之初是广州卫指挥，隶籍番禺。海逊之的儿子海答儿于洪武十六年 (1383年)从军来到海南岛，在琼山县定居。海瑞的祖父海宽是举人，当过福建松溪县知县。父海瀚是个廪生，四位伯叔中一位是进士，三位是举人，都曾出仕。

海瑞出世后，家境并不好。父亲海瀚虽然“天性警敏，读书能明大义”，但“不治家产，安贫乐道” ( 《海瑞集》)，一家三口只靠祖上留下的20多亩田收些租过日子。海瑞4岁，父亲病亡，靠母亲谢氏抚养教育。谢氏当时28岁，是个贤母。她出身书香门第，粗通文墨，个性很强，为了抚养这个孤儿成人，一边做针线活补贴过生活，一边教海瑞读书。据海瑞的同乡、官至兵部左侍郎的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 中所记，谢氏 “矢志励节，日夜与公偕寝处，口授 《孝经》、《学》、《庸》诸书。长就外傅，为访择严明师托之”，“故公尝自谓：‘勉自慎饬，若非冲年背父者，尽母氏谆谆开我力也’。”就这样，海瑞从小就从母亲和老师那里，受到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教育。

不宽裕的家境和乡村的生活，使海瑞从小就和劳动人民有广泛的接触，从而养成了解和关心民间疾苦的性格。他个性耿直，不爱与阿谀奉承之辈为伍。他天资聪颖，学业勤奋，青年时在郡庠读书，与同辈辩论学术，严课功修，人们都称他为 “道学先生”。但在科举方面，却怀才不遇，很不得意，至37岁才中举人。不过，在这次应试答卷《治黎策》中，已显示出他深邃的见解。他提出： 要治理好一个地区，既要有法，又要有严明执法的人。认为 “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 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以后，海瑞曾两次入京会试，但因他不屑随时俗去巴结讨好考官，而“名落孙山”，于是不再应考。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瑞被选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在县学中掌管文庙祭祀和教育所属生徒)。上任后，他根据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以及朱熹学生辅汉卿在传贻书院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制定了包括教育方针、课业制度和生活管理等方面的教约16条，要求学生认真遵守。由于教绩突出，受到当时福建的儒学副提举朱衡器重，被召掌管书院。海瑞主张必须维护教师的尊严，在学府里教师不该向官僚们跪拜。有一次，提学御史视察学府，各学官皆伏跪迎接，只有海瑞站着以手作拱手礼，并对御史说：“若至台院，当以属礼见，此乃师长教士子之地，不当屈体。”又有一次，巡按御史到南平来，海瑞率学生到城门迎接，只是作揖而不跪，许多人都表示惊讶。自此，海瑞以维护为师者尊严抗礼不屈出了名，当时有人称他为 “笔架博士”。

嘉靖三十七年 (1558年)六月，海瑞因教绩显著，被提升为浙江淳安县知县。淳安是穷地方，地主地多税少，农民地少税重，生活很困难。海瑞上任后看到百姓痛苦万状，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压抑豪强，清丈土地，打击那些 “埋没真心，不惜廉耻，多方掊克，以充囊橐，脧生民之膏，填谿壑之欲”者(掊：聚敛;朘：剥削)。海瑞自己身为一县之长，但廉洁俭朴，“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当时的总督胡宗宪曾对人说： “听说海瑞为母亲庆贺寿辰，仅仅买了两斤肉。”这事当时被人们交口称誉。

海瑞最被人称道的，是执法公正，明断是非。有一次，淳安县村民胡胜祖与邵时重为山地问题发生纠纷，刚巧这段时间胡胜祖因病死亡，他的两个弟弟胡胜荣、胡胜佑抬着胜祖的尸体到衙门告状，说邵时重为争夺山地打死其兄，要求海瑞惩办凶手。海瑞派县丞主持验尸，尸体留有伤痕和血迹;可是传邵时重审问，他只承认有因山地而争执之事，而始终否认伤过人。海瑞亲自对案情调查研究和对尸体复验，发现尸骨上的血迹“活而不凝”，他用水洗，用磁瓦刮，并详细检验伤痕，终于将假造的血迹和人为的 “伤痕”弄清楚，明断了案情，洗雪了邵时重 “打死人命”的冤枉，并依法论处了胡胜荣兄弟诬告的罪行。

海瑞巧断疑案，明察秋毫，使他遐尔闻名。上司因海瑞精明能干，因此与淳安县同属严州府的桐庐、建德、道安等县发生的重大案件，凡经知县、知府、巡按御史审理而仍不能结案的，常请海瑞审理或会审。几年之中，海瑞平反了徐氏、潘天麒、吴湘等人的一批冤案。

明朝中后期，官吏腐败，当时每逢京官过境，县里都要送 “常规”银，一般官员经过要送二三十两，巡按御史经过要送一二百两，巡抚出巡则送银多达三四百两。当时朝廷虽有接待制度，不需送这么多钱，但是总督和布政使等为了讨好、笼络京官，于是乱派极厚的人情。海瑞反对这种不顾百姓生活一味讨好京官的作法，向巡按御史崔栋上书，要求废除 “常规银”。经海瑞力争，崔栋只好批示： 淳安地瘠民穷，准予酌情办理。有人劝海瑞要随大流，不然会招致祸患，海瑞凛然说：“充军、死罪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过往官吏贪脏枉法的，海瑞也不留情面。

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的公子经过淳安，仗势欺人，作威作福，嫌驿站的马匹不称心，就大发脾气，喝令爪牙把驿使捆起，倒挂在树上。驿站的人慌了，跑到县衙报告海瑞。海瑞立即带人来到驿站，看到胡公子还在指手划脚骂人，他的旁边摆满了带来的大小几十个箱子，上面都贴着总督衙门的封条。海瑞略一沉思，即刻有了主意，他叫人把箱子打开，原来里面装着好几千两银子。海瑞立刻变了脸色，指着胡公子对围观的群众说：“这棍徒真可恶，竟敢假冒总督家里人，败坏总督名声! 上次总督出来巡查时，再三布告，叫地方不要铺张，不要浪费。你们看这棍徒带着这么多行李，这么多银子，怎么会是总督的儿子?一定是假冒的，要严办!”海瑞把胡公子带的几千两银子都充了公，交给国库，并写一封信把情由说了，连人带行李一并送交胡宗宪。胡宗宪看了，气得说不出话，但又怕海瑞把事情闹大，自己理屈，只好忍气吞声。

又有一次，权相严嵩的亲信、左副都御史鄢懋卿来经理东南盐课，每到一地，排场之阔难以形容，敲诈勒索尤其为甚。海瑞却偏偏不给他送礼，只按常例，“供具甚薄”，并抗言说，地方贫小，只能如此。鄢懋卿十分恼怒，但素闻海瑞性格刚硬，只好收敛淫威，愤愤而去。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朝廷升迁海瑞任嘉兴通判。鄢懋卿对海瑞一直心怀怨恨，知道海瑞调升，就指使他的党羽巡盐御史袁淳弹劾海瑞，说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朝中很多大臣都知道这是虚有之词，但慑于鄢懋卿等的淫威，不敢出来为海瑞说话，结果海瑞被改调兴国知县。不久，严嵩一伙因罪行昭著被弹劾革职，正直的海瑞始被重用。

经大臣朱��推荐， 海瑞调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当时， 明世宗嘉靖皇帝非常信奉道教，从嘉靖20年(1541年)起，已有20多年不理朝政，终日深居西苑，拜方士陶仲文为师，求长生不老之术，还竭尽民财，建筑道观，人民痛苦不堪，而朝内大臣各怀心计，不言时政，纲纪颓废，“北虏南倭之祸”愈来愈烈。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 二月，海瑞 “披肝沥胆”，给皇帝上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他指出，皇帝由于沉迷道教，“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并指出，时下世道薄，人君有过而无匡弼之臣，“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吏贪将弱，纷乱四起，你自比尧、舜，其实老百姓都说： “嘉靖，嘉靖，家家干干净净!”海瑞详细陈述意见后，最后说：“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海瑞自知此疏必触怒嘉靖皇帝，于是去找刚中进士选为庶吉士的海南同乡王弘诲，把自己的全部积蓄20两银子交给他，把身后的事一一拜托，并事先派人买回棺材，把家里的僮仆遣散，诀别妻子，等待着犯颜被处死。

嘉靖皇帝看了奏疏，大怒。将奏疏扔在地上，喝道：“快把海瑞抓起来，毋得使逃跑了!”站在旁边的宦官奏说，海瑞已买了棺材，遣散僮仆，正在等待治罪，不会逃走的。皇帝沉思片刻后，又拿起奏疏，再三读之，很为感慨，说： “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当时正值嘉靖皇帝有病，闷闷不乐，认为海瑞诟骂皇上，犯忤逆罪，于是送锦衣卫治罪，后移刑部，判处死刑，关进狱中。

海瑞被关在牢里很久，但嘉靖皇帝一直没有将执行死刑的判书批下来。第二年，嘉靖皇帝吃丹药中毒身亡。穆宗继位，海瑞被释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后又历迁数职。隆庆三年 (1569年)六月，海瑞调迁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应州、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等十府及广德州。当时江苏南部经常闹水灾，主要因为太湖通海的一些河流淤塞严重，太湖水不易流泄入海，大雨时便泛滥成灾，严重危害农业生产。海瑞到任时有许多庄稼被淹水中。他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对太湖通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他还决定以工代赈，顶住一些上司的反对，招募数十万民工趁冬闲开工浚江。开工后，海瑞经常乘着小船，往返于江上指挥监督，工程进展很快，不到一月便完工。接着，海瑞又发起治理白茆河。这两项工程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治水的过程中海瑞注意多方筹集费用，尽量不加重人民负担，百姓都很感激。同时，海瑞还丈田均税，压抑豪强。他颁令将地主侵吞农民的田地退出来，归还农民，违者严加处治。如原任内阁首辅的徐阶的三个儿子，一贯在江南乡里横行，抗命不从，海瑞严正治了他们的罪。这样一来，那些地方官和大地主看到海瑞“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下令飚发凌厉”，都很害怕，只好忍疼退田，有的则逃往他地去了。

海瑞是历史上较早实行“一条鞭法” 的人，这是他在应天巡抚任上所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后来，张居正当首辅后于1581年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正是总结海瑞等人的经验而发展的。

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政令严如烈日秋霜，打击豪强，禁绝贪污，贯彻一条鞭法，把豪绅侵夺的田地还给农民，这些作法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他们 “怨颇兴”，把海瑞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群起而攻击。在朝廷中，也有官员和豪绅们相呼应，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不达政体”，“鱼肉缙绅”，“沽名乱政”。尽管朝中支持海瑞的大臣不少，但那时当政的新内阁首辅高拱原对海瑞藏有怨恨，也有意贬压海瑞。海瑞只当了9个月巡抚，便被政敌们排挤，被迫告养归家。当时老百姓听到海瑞要离开，都出来沿路哭着相送，很多人还画了海瑞的像，供在堂焚香膜拜。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辞职回到故乡琼山县，过着寂寞清淡的闲居生活。他一边授徒讲学维持生计，一边把自己多年的文章、奏疏、函牍，整理编辑成《备忘集》一书，并刻印赠送亲友。他居家时仍不忘时事，关心人民疾苦，常协助当地官员为地方做好事。有一年端阳节，琼州知州请海瑞到州府卓明堂商议修筑治理北冲溪和河口河问题，并聘他为治河指导，海瑞写下了《午日卓明堂议修筑北冲河口》一诗。海瑞还参与在现在的潭文镇甲子地方修筑沟渠，在海口市郊滨涯村挖了一口水井，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

海瑞在家居住了15年，在此期间，朝中一再有人举荐海瑞，由于隆庆六年(1572年)升任首辅的张居正妒忌海瑞的刚直，不让他出山。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要求让海瑞出仕的呼声又起。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二月，广东巡抚邓栋(邓纯吾)再度向神宗朱翊钧举荐海瑞获准。起初，吏部拟让海瑞补通政司左通政的缺，神宗觉得还有些大材小用，给予官复前职。次年一月，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2月渡海北上，5月到任。不久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当时，海瑞已经72岁。

万历十四年(1586)，海瑞看到吏治腐败，又上疏万历皇帝，说明治安之要，在于使官吏廉洁，对贪官污吏必须严刑惩处，以正世道。当时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贪脏枉法，怕被海瑞揭发，反而上疏弹劾海瑞，说海瑞 “唯务诈诞”，“一言一动为士论所嗤”。进士顾允成、彭遵古、诸寿贤等人抗疏劾寰，揭发其奸邪，数其欺罔七大罪，时论大快。他们极力推重海瑞，使海瑞不至因诬告受害。

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587年11月13日)，海瑞病逝于南京任上，终年74岁。临终前3天，兵部送来的薪俸多给了七钱银子，他还算清楚退回去。病危之际，没有一句话谈及身后事。死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去看望，清点遗物，只有十多两银子，几件破旧的衣袍，一床粗麻蚊帐，一个破箱笼以及绫绸、麻布各一匹。同事们看了，都不胜嘘唏，自动凑钱为海瑞治丧。

民间得到海瑞病死的消息，老百姓奔走相告，象死了自己亲人一样悲痛。南京市民罢市数天，以悼海瑞。朝廷封海瑞为太子太保，谥号忠介，并派海瑞的同乡、行人司的许子伟护送灵柩返海南岛。灵柩运离南京时，老百姓都出来哭送，当时江上 “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

海瑞安葬于琼山县滨涯村(现属海口市郊)。墓的正面有万历皇帝的御制碑，有明代的翁仲、石羊、石马、石狮等，还有一座纪念亭。海瑞墓 “文革” 中遭厄运，但 “公道在人心”，今已修葺一新。前往瞻仰的四海游客，往返如织，络绎不绝。

慧寂

慧寂（840～916），唐代禅僧。沩仰宗创始人之一。据《宋高僧传》卷一二、《景德传灯录》卷一一、《祖庭事苑》卷七等载,俗姓叶。韶州浈昌(今广东南雄)人。十七岁出家,依南华寺通禅师。受具足戒后,先拜谒耽源应真禅师,从学数年,悟得玄旨;后又叩访沩山灵祐禅师,受教十余年,得传心印。继嗣沩山之法,迁住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仰山,学徒聚集,盛极一时。世称“仰山慧寂”。与其师灵祐师资相承,共创禅宗别派,名“沩仰宗”。弟子有十人,著名的有光穆、光涌。光穆传如宝,如宝又传贞邃,尔后法系不明;光涌传慧清,慧清又传继彻,尔后法系也不明。谥号“智通禅师”。其禅学注重心性,强调自心佛性,教人“各自回光返照”,“莫将心凑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人问:“如何是祖师意?”乃以手于空中作圆相,相中写“佛”字。平日也常以手势启悟学人,人称“仰山门风”。有《仰山慧寂禅师语录》一卷传世。

与沩山灵祐同为沩仰宗之祖。又称仰山慧寂、仰山禅师。韶州怀化（广东广州）人，俗姓叶。自幼欲出家，父母不许，后断两指以明志，时年十七，乃依南华寺通禅师剃度，未受具足戒即四出游方，初参谒耽源应真，既悟玄旨；继叩访沩山灵祐，遂登堂奥，得传其心印。后更往江陵受戒，深探律藏，又参访岩头全■，不久又回沩山，执侍灵祐前后十五年，后继嗣沩山之法，迁居江西仰山，学徒聚集，盛冠一方，世称仰山慧寂。一日，有一梵僧来东土，谓（大四九·八四○上）：‘特来东土礼文殊，却遇小释迦。’后遂有‘仰山小释迦’之号。师资相承，别开一派，即沩仰宗。师平时常以手势启悟学人，称为仰山门风。后迁江西观音院，后梁贞明二年复迁韶州东平山，同年示寂，世寿七十七。一说唐中和二出（883），或大顺二年（891）示寂。谥号‘智通禅师’。

震钧

震钧(1857～1920)，清末学者。满族。姓瓜尔佳氏。汉名唐晏，字在廷(亭)，自号涉江道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曾任江苏江都知县。宣统二年(1910)，执教于京师大学堂，旋为江宁将军铁良幕府、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1911)后，寓居南方。潜心学问，著有《庚子西行纪事》、《渤海国志》、《两汉三国学案》、《八旗诗媛小传》、《洛阳伽蓝记钩沉》、《八旗人著述存目》、《陆子新语校注》、《香奁集发微》、《国朝书人辑略》、《天咫偶闻》、《石鼓集注》等。其中《天咫偶闻》是研究北京城市坊巷建制及地方掌故的重要史料。《庚子西行纪事》是作者亲历目睹，随日记录而成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晏出身满族官宦世家，其祖随多尔衮入关即世居北京，至唐晏时，居京师已12世。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甘泉知县，迁陕西道员。庚子以后，任江苏江都知县，宣统二年(1910)执教于京师大学堂。不久入江宁将军铁良幕府，并任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唐晏长住南方。博学多闻，善画墨梅及兰竹。工篆、隶，能画。有海上嘉月尘诗。《清画家诗史》

由于世居京师，习闻琐事，著有记述北京历史掌故的《天咫偶闻》10卷，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又著有《渤海国志》、《庚子西行纪事》、《两汉三国学案》、《八旗诗媛小传》、《国朝书人辑略》等。

陈景韩

陈景韩（1878～1965年）著名报人。上海松江人。1878年11月25日生。又名冷，字景韩(一作景寒)，笔名冷血、不冷、华生、无名、新中国之废物等。前清秀才，信仰耶稣教。后来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

1902年12月9日，国内第一家革命派报刊《大陆》月刊在上海创刊，被该刊聘为记者，工作一年半，开始记者生涯。

1904年6月12日，康梁资助的《时报》在上海创刊，被该报主持人狄楚青聘为主笔，与姐夫雷继兴负责新闻编辑业务，主编要闻版，有时也编外埠新闻。在主编新闻期间，锐意新闻业务改革，除设置“专电”、“特约通讯”等专栏外，还首创日报“时评”栏，配合新闻报道，抒发评议时事，曾风靡一时，为不少报纸所仿效。也善于撰写小说，除和包天笑每日轮流在该报刊登小说外，还于1904年9月创办并主编《新新小说》月刊。

1909年10月又与包天笑共同主编《小说时报》月刊。1913年受史量才之聘，改任《申报》总主笔。1918年10月在任该报总编辑的同时，又兼办该报副刊《自由谈》至1920年3月底。

1922年《申报》为纪念创刊50周年，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一书，为其撰写《二十年记者生涯之回顾》一文。

1930年5月，在《申报》任职18年后辞职，入中兴煤矿公司，任董事兼经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复入《申报》，任报务委员会委员。

1946年5月《申报》成立新董事会，任常务董事兼发行人，直至1949年5月该报停刊。建国初，仍经营中兴煤矿。

1952年10月离矿定居上海。

1956年6月起历任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四届特邀委员。

1965年7月5日病逝于上海。

编有《时报馆纪念册》、《申报二万号纪念册》等。他主张新闻报道要“确”(真实)、“速”(迅速)、“博”(广泛);标题要“主副明朗”，简洁、通俗、生动、有力;外勤采访要跑，用眼不用耳;写新闻要客观，反对“有闻必录”等。他忠于职守，淡泊名利，有报界“怪人”、“报界奇人”之称。

康吉莱姆

乔治·康吉莱姆（法语：[ʒɔʁʒ kɑ̃ɡijɛm; kɑ̃ɡilɛm] ；1904年6月4日—1995年9月11日），是法国哲学家，擅长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尤其是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法国历史认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积极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多所中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索邦大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认识论）。主要著作有《正常与病态》、《生命的知识》、《17—18世纪反射观念的形成》、《从发展到19世纪的进化》、《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健康：普通概念，哲学问题》。康吉莱姆是法国当代思想的开创者之一，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奇逢

孙奇逢（1584—1675年），明清之际哲学家。字启泰，直隶客城(今属河北)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明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孙奇逢树幡击鼓，募金以救之。当时宦官阉党之势如火方炽，时人或趋或避犹恐不及，孙奇逢焦头烂额赴之而不顾，义声遂震天下。台垣巡抚交章举荐，奇逢皆辞不就，而于扰攘之中，弦诵不辍，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明清鼎革，归隐乡里，屡征不仕。晚年隐居河南辉县苏门山夏峰村，躬耕自食，收徒讲学，故学者称夏峰先生。康熙时“理学名臣”汤斌等皆其门人弟子。为学初守程朱道学，亦好陆王心学，自称：“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夏峰集》卷七，《寄张蓬轩》)时值明末，如日中天的陆王心学自明中叶后己日渐式微，门庭冷落的程朱道学又萌起复之势，孙奇逢出而为两家调和论者，他主张在朱陆之间，“不宜存心立异，亦不必著意求同”(同上)。如固执师说，坚守门户，则失之偏颇。在他看来，“朱王入门，原有不同，及其归也，总不外知之明、处之当而己”(《答常二河书》)。孙奇逢曾纂辑《理学宗传》二十六卷，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等十一人为理学正宗。自云：“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与魏莲叔》)为了调停朱陆、揉合朱王，孙奇逢提出“礼”概念，以取代宋明理学的“理”概念。因为，朱熹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主张人们格物穷理。王阳明遵此格竹致疾，遂悟“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参见《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朱王由此分为两家。因此，朱王分门别户且水火日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理”的不同理解，孙奇逢指出：“理”字若是指外物之理，仍然与“吾心”无关;若以万物各得其理而谓之“理”，则此“理”已不再是“理”，而只是“礼”。以“礼”代“理”，则“指出一个把柄，立定一个主宰，不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而于有条有理众著成象者见本原也”(《四书近旨·颜渊问仁章》)。因此，孙奇逢认为，程朱所谓“物各有其理”之“理”，还只是“礼”、即万物的条理秩序，而不是“本体”之“理”。“本体”之“理”，作为万物的主宰和本原，只有人“心”，即人的抽象思维才能把握，而与具体事物之“理”有所不同。因此，对“理”的认识，不能止于“一物之理”，而应该从万物的条理秩序上升到对“本体”之“理”的认识，而这正是人“心”的功能。所以，离开了“吾心”，“理”也就不存在了。在孙奇逢看来，程朱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固然失之粗疏，陆王以“心即理、理即心”为旨亦流于偏颇。以“礼”代“理”，则格物致知可以穷理，而物理亦不外吾心，朱陆殊途而同归。可见，程朱陆王理本同归，而见各有偏，根本就在于虚“理”而失实。因此，“说礼不说理者，用功必有下落，离却显然条理，说恁么不睹不闻。天下归仁者，乾坤浑是一个礼，盖舍了天下，即无处寄我之仁。”(同上)孙奇逢认为：由此以观之，则朱王分歧可以立消。如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朱门学者攻之“实篡于禅”。与禅宗的顿悟无别。因此，“遵建安者痛除顿悟”，以“渐”“顿”为划分朱王门户之标的。其实，“渐”“顿”本不可分，相辅相成，如“克己复礼”就是由“渐”入“顿”，故“顿从渐来，无渐何顿可言?”(《寄张蓬轩》)同样，朱学讥王学的“工夫即是本体”为“顿悟”，而“紫阳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何尝非顿悟乎?”(同上)其实，学问、工夫本身不是目的，“渐”也必须入“顿”。否则，惟有“忠恕之渐”即可，“吾道”何必“贯之于一唯”?从儒学的圣贤事迹看，“渐”“顿”本为成贤成圣必由之途。颜渊、曾参各践其道而隮于贤;由“渐”入“顿”即是“下学而上达”。孙奇逢指出：“用力在平时，收功在一旦。渐者下学也，顿者上达也，不可以分言。则顿之非虚，而渐之非实，当不作歧观矣。”(同上)孙奇逢于调停朱王之间，也阐发了一些自己的新的见解。如他在知识论上着重强调了“知行合一”，而他的“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正相反对，不是以知销行，而是以行兼知。他说：“盖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答魏石生》)孙奇逢的“行可兼知”的思想，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后来主张力行的颜元等，就深受其影响。孙奇逢的主要著作有《四书近旨》、《理学宗传》、《夏峰集》等。

唐仲友

唐仲友（1136—1188年），南宋学者。字与政。金华(今属浙江)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卒于孝宗淳熙十四年。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及进士第，兼中宏辞，通判建康府。上书万言论时政，孝宗纳之。召试，除著作郎。后出知信州，以善政闻。移知台州，时朱熹爲浙东提刑，劾之。擢江西提刑，朱熹劾之愈力。遂奉祠不出，专事于爲学著述，从游者数百人。倡经世致用之学，闢佛、老，斥当时之言心学者，反对空言以治世。尝自谓其学“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综凡天文、地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经史、传记等，有益于经世者，无不涉猎，“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经史，参之传记，旁通午贯，极之茧丝牛毛之细，以求见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后世，可见之施行”(同上)。又以爲：“三代治法，悉载于经，灼可见诸行事。后世以空言视之，所以治不如古”(同上)。所爲之学，世名之曰经制之学。全祖望称：“永嘉诸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说斋唐氏(仲友)也，而不甚与永嘉相往复”(同上)。全氏又称：“乾、淳(按谓孝宗乾道、淳熙)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吕祖谦及乃弟祖俭)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爲经制之学。考当时之爲经制者，无若永嘉朱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说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同上)。又言：“唐台州说斋以经术史学负重名，于乾、淳间，自爲朱子所纠，互相奏论，其力卒不胜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学初起，说斋典《礼经》制本，与东莱、止斋(陈傅良)齐名”(同上)。在人性论上，主性善说，指斥荀子的性恶论，认爲人性本纯善，主张通过立“诚”以排除外在的干扰，从而恢复人之纯善之“天性”：“顺命如顺亲，保性如保子，养心若养苗，驭气如驭马，防欲如防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诚”(《愚书》);“镜固莹，尘则昧之;水固清，风则浊之。尘去镜明，风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见”(同上);“复性之际，复则不妄，至诚之道也。善言性者，当于《复》(按谓《易》之《复》卦)观之”(《说斋文集·性论》)。一般不反对人情或人之欲望，主张“君子不绝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愚书》)，继言“道有兴废，民无淳漓。尧舜至仁，不能絶天下之欲;幽厉极暴，不能灭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谓诬民;以道爲不可行，是爲贼道”(同上)。主张积极用世，断言“避世非君子之心”(同上)。在政治上，倡言“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辅相之臣”，特别重视民的作用，认爲“莫神于天，以民从违;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灵之，孰能违之;君且高之，孰能下之”(同上)。在军事上，主张使民与兵“自养”、“自卫”：“取民之财以养兵，不如使民自养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卫民，不若使兵自卫之甘心也”(同上)。尝总结爲学之道，认爲爲学应脚踏实地“至诚力学”，冀望于走捷径，祇会卒无所获，“圣人之传道必以心，其端则始于至诚力学。后世求其说而不得，流入释老，以爲道者当超诣顿解，迳进于圣人之域，相与用心不可测度之地，而学问修爲之功几于尽废，捕风捉影，卒无分毫之得。曰：‘吾之学，心学也’，内以欺己，外以欺人”(《说斋文集·顔曾论》)。《宋元学案》尝论其学，谓“先生之书虽不尽传，就其所传者窥之，当在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下，较之水心 (叶适)则稍淳。其浅深盖如此”(《说斋学案》)。著作有《六经解》、《天文详辩》、《地理详辩》、《愚书》、《说斋文集》、《帝王经世图谱》等。

丘吉尔

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 (WinstonLeonard Spens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出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

丘吉尔不仅在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上是“性急的年轻人”,就连出生也是急成忙就的。1874年11月30日,丘吉尔比其父母预料的提早两个月降生在英格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附近华丽的希伦海姆宫中。祖父约翰·丘吉尔是马尔巴罗家族第七代公爵,曾是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其第三个儿子,母亲珍妮特·杰罗姆是美国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丘吉尔的童年正处在大英帝国由鼎盛转向衰落的时期,民族利益的种子很早就播植在他的心中。从小受到典型的贵族式教育,8岁上学,14岁进入哈罗公学。但他生性好动而固执,学 习 “疏懒”,不肯学数学和拉丁文,却嗜好历史、古典文学和军事,是班上出名的劣等生。经过三次投考,终于在1893年考进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5年毕业后经其母亲多方周旋,得以进入他理想的第4骠骑兵团任骑兵少尉,从此开始了他自幼向往的戎马生涯。此后他以军官和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过西班牙镇压古巴人民起义的战争、英军镇压印度西北边境人民和苏丹的战争以及南非的英布战争。作为随军记者,他改变了幼时疏懒的习性,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为以后走上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丘吉尔把在印度作战的经历写成《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于1928年在伦敦出版。

1899年丘吉尔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首次参加竞选失败,1900年再次竞选获胜,被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完成了他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开始了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生涯。但丘吉尔一直反对保守党的保护关税政策,1900年终于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06年自由党大选获胜,丘吉尔首次入阁担任殖民事务次官。以后又任商务大臣、内政大臣。1908年,丘吉尔与克莱门娜·霍齐娅结婚。

1911年,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此时欧洲风云紧急,德国力量的膨胀严重威胁了英帝国的霸权地位。丘吉尔改组海军部,建立海军参谋部,改良海军的装备,使海军拨款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积极促动政府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又自作主张,派海军舰队攻打土耳其,以求从背后袭击奥匈和德国,结果英军惨败。1915年丘吉尔被迫辞职。两年后的1917年7月他又出任劳合·乔治政府的军需大臣。他改组臃肿的机构体制,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且促成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使军需供应屡屡获得前线的好评。

战争结束后,面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政权,丘吉尔忧愤交加,竭力反对布尔什维主义。1919年1月改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后,他主张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敦促制定干涉苏俄的计划。这一态度招致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自由党的反对,却重新获得了保守党的同情。1922年自由党大选失败,丘吉尔也失去了大臣的职位。1923年他退出自由党,次年重新加入离开了20年的保守党。1924年11月,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组阁,年届半百的丘吉尔当上了内阁中地位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但他对财政事务所知甚少,上台后下令恢复金本位制,此举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1929年保守党因无力解决失业和工人运动等严重问题而被迫让位给工党,丘吉尔则再度下野。

此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十年赋闲,一身轻松,沉醉于写作和出国旅行的消遣之中。他继《世界危机》 四卷本之后,又写了 《早年生涯》、《思想和冒险经历》、《马尔巴罗的生平及其时代》、《伟大的同时代人》等著作,获得了传记作家的尊称。

丘吉尔一生中最悠闲的这十年正是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危机迭起的十年。德国法西斯夺取了政权,成为欧洲新的战争策源地。1936年至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组成 “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战争的波涛,严重地威胁着英帝国的地位。面对法西斯这一人类的最大恶魔,丘吉尔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主张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坚决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他认识到德国法西斯的真正目标是控制整个欧洲,夺取世界霸权,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主张运用传统的均势外交战略,一面迅速地、大规模地重新武装英国,另一面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挫败德国的霸权。他甚至放弃了对苏联的一贯敌视态度,主张化宿敌为盟友,向苏联政府呼吁: “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为什么我们不以共同的势力来粉碎它呢?”时代的号召,政治家的胆略,加上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终于使年近花甲的丘吉尔步出了 “政治上的荒漠状态”,开始了他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以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重要最辉煌的一幕。

30年代中期以后,丘吉尔便多次发表演说猛烈地抨击鲍德温、张伯伦政府对德国法西斯一味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他惊人地预见到慕尼黑协定使英国 “遇到了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是“欧洲最大的灾祸”,指出 “这只是一杯苦酒刚尝了第一口……这杯苦酒将年复一年地端到我们面前”。绥靖政策的失败,希特勒的步步紧逼,使得政府的批评者丘吉尔声望大振,要求丘吉尔回到内阁中来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特勒和他挑起的事件,丘吉尔或许永远不可能重返政坛。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张伯伦于3日下午改组内阁,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由于长期的绥靖政策使军队准备不足,海军在战争初期屡遭失利。丘吉尔认真寻找对策,迅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张伯伦政府仍无心抗敌,一味求和。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对法、荷、比、卢等国发动突然袭击,张伯伦在一片责难声中狼狈下台;丘吉尔首次出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任命黑斯廷斯·伊斯梅为其参谋长。丘吉尔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在他65岁时到来了。他说: “我终于取得了对全局发号施令的权威。我觉得自己是在顺应天数。”5月13日,丘吉尔以首相的身份在下院发表著名的演说: “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的胜利,……因为得不到胜利就得不到生存。”丘吉尔坚持将张伯伦继续留在内阁中任枢密院长,这体现了他宽容豁达的个人品质和大敌当前团结一致的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素质。我们不妨在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最高指挥层的构成情况做一简要考察: 历任陆军大臣为莱斯利·霍尔—贝利沙 (1937年至1940年1月)、奥利弗·斯坦利 (1940年1月至5月)、安东尼·艾登 (1940年5月至12月)、戴维·马杰森 (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詹姆斯·格里格 (1942年2月至1945年7月)、J.劳林(1945年7月继任); 历任海军大臣为斯坦诺普勋爵 (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 (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A.亚历山大(1940年5月至1945年5月)、布伦丹·布雷肯 (1945年5月至7月)、A.亚历山大(1945年7月继任); 历任空军大臣为金斯利·伍德 (1938年5月至1940年4月)、塞缪尔·霍尔 (1940年4月至5月)、阿奇博尔德·辛克莱 (1940年5月至1945年5月)、哈罗德·麦克米伦 (1945年5月至7月)、斯坦斯盖特子爵 (1945年7月继任); 历任帝国总参谋长为约翰·戈特(1937年至1939年9月)、埃德蒙·艾恩赛德 (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约翰·迪尔 (1940年5月至1941年12月)、艾伦·布鲁克 (1941年12月至1946年6月); 历任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为达德利·庞德 (1939年6月至1943年10月)、安德鲁·坎宁安 (1943年10月至1946年); 历任空军参谋长为西里尔·纽沃尔 (1937年至1940年10月)、查尔斯·波特尔 (1940年10月至1945年); 参谋长委员会主席达德利·庞德 (1939年至1942年3月任职)、艾伦·布鲁克 (1942年3月继任)。

在希特勒闪电式进攻下,法英军队全线溃败。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德军逼近英吉利海峡,英伦三岛的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刻。丘吉尔首相临危不惧,坚定地担负起了挽救民族于存亡关头的重任。他号召英国人民行动起来,为抵抗法西斯的入侵而奋斗。他组织实施敦刻尔克英军和法军撤往英国,保存有生力量; 调动英国军队,保持高度警惕,准备迎击法西斯的入侵。他指挥英国皇家空军,在8月10日至9月14日顽强地抗击来犯的敌机,使德军始终未能获得制空权,未能踏上英伦三岛一寸土地。丘吉尔坚定不移的意志和铿锵有力的话音都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9月下旬,他成为保守党的领袖,得到了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支持。

在国内总动员的同时,丘吉尔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苏两大国的支持。战争伊始,他就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去信说明如果继续让孤立主义得逞,总有一天希特勒的魔影会笼罩到美国的头上,美国就再也不能隔岸观火了。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1941年3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该法案的通过应该说是丘吉尔外交上的一大成功。丘吉尔还曾向苏联通报德国随时可能侵略苏联的情报。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晚丘吉尔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广播演说,表示愿意立即同苏联联合对德作战: “俄国所受到的威胁,也就是我国和美国所受到的威胁,……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那就是决心摧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余毒。任何一个继续战斗抗击纳粹主义的国家和个人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丘吉尔的积极态度大大促进了战时英美苏三国联盟的实现。7月12日英苏两国签署协定表示愿意携起手来共同对德作战,决不同德国单独讲和。1941年8月9日丘吉尔与罗斯福首次在纽芬兰的阿金夏港外举行首脑会议。14日双方签署了象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 《大西洋宪章》。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终于和英国 “在同一条船上了”。丘吉尔当即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进行了20多天的会谈,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获取美国出兵北非的保证,并建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

为了更好地采取联合作战行动,阻止德国的进攻,1941年5月,苏联开始向英国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双方签订同盟条约,表示不提苏联西部疆界之事,丘吉尔表示可在1942年内开辟第二战场。然而随着德意军队在近东和北非的节节获胜,丘吉尔越来越多地担忧起英国传统的殖民势力了。他决定把英军的主力放在近东和地中海一带为英帝国殖民利益而战。在丘吉尔的努力下,1942年7月25日美英决定暂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在法属非洲开展攻势,即“火炬”行动计划。8月12日丘吉尔飞抵莫斯科,借口部队和供应不足,不能在1942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争取斯大林对“火炬” 计划的赞同。

1943年初盟军在北非取得重大胜利。1月中旬英美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谈。丘吉尔放弃了在1943年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的原意,主张选择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地中海巴尔干地区作战。会谈后发表了要法西斯轴心国“无条件投降” 的原则,排除了对“单独媾和”可能性的任何探测。同年5月,丘吉尔再次赴美商谈地 中海作战计划。但美国赞成尽可能早地跨越海峡作战。经过多次斡旋,最后决定7月中旬攻打意大利,跨越海峡作战开辟“第二战场”又被推到了1944年。丘吉尔因过多考虑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把欧洲战争的主要负担长久地压在苏联身上,使苏联的处境十分困难。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后,丘吉尔仍只在口头上支持跨越海峡作战的“霸王”行动计划,暗中筹划佯攻法国实打挪威的 “木星”计划。1943年11月27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战时第一次 “三巨头”会议,讨论和决定未来的行动计划,为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定。1944年6月6日盟军渡过海峡在法国登陆反攻的壮举终于实现了。丘吉尔为了英国的民族利益,出于他反对共产主义的本性,一再延缓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图使苏联在对德战争中两败俱伤。他后来在战争回忆录中写下最后一卷《胜利与悲剧》,认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是胜利,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则是莫大的历史悲剧。

1944年8月丘吉尔向美国提出利用进军意大利之便直捣中欧,先于苏军抵达维也纳,但美国坚持按原定计划,在法国西南部登陆,配合诺曼底登陆的盟军。此时似乎人人感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丘吉尔开始考虑意大利、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问题。10月8日丘吉尔访苏,但未解决主要问题,斯大林答应结束对德战事后即对日宣战。12月,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派兵镇压希腊人民的革命运动。1945年2月4日 “三巨头”在雅尔塔举行第二次会晤,讨论战后的世界政治问题。丘吉尔为防止苏联的威胁,力主与法国一道四方分区占领德国。会议还决定成立联合国组织,并就波兰问题达成协定。但丘吉尔对会议结果不满,觉得西方大国对苏联让步太多。在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丘吉尔又主张盟军迅速越过易北河,抢在苏联之前占领柏林,但遭到美国的反对。丘吉尔十分懊丧,认识到英国确实已力不从心了。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丘吉尔的战时联合政府是否还需要便成了突出的问题。7月5日议会进行大选。7月15日丘吉尔前往波茨坦参加第三次首脑会议,会议期间回国听候大选结果。7月16日大选揭晓,保守党失败,丘吉尔在胜利来临的时候被赶下了台。丘吉尔无法理解,抱怨英国人民忘恩负义,同时深深地为英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感到担忧,因为他自认为是“能够对付俄国的惟一的人”。7月26日晚,丘吉尔向国王提出辞呈,并婉言谢绝了国王欲授的嘉德勋章。丘吉尔就这样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战时首相的生涯,但他为挽救英国命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法西斯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却永远不会为英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忘记。

丘吉尔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他的政治活动,他仍在为英国的民族利益、为反对社会主义苏联而奔走效力。1946年3月5日,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呼吁西方国家团结一致,联成一体,因为“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降下了一块铁幕”。丘吉尔这一明显的反共立场立刻引起了震动,并对战后的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拉开了 “冷战时代” 的序幕。在呼吁与美国结成“英语民族之间的特殊关系”之余,丘吉尔还致力于西欧的联合,认为拯救欧洲必须“重建欧洲大家庭”。1948年5月,他被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问题会议选为名誉主席。丘吉尔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英国利益这一主题的。在1948年保守党年会上,丘吉尔全面地阐述了英国 “三环外交”政策,第一环是英联邦 和英帝国; 第二环是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英语世界; 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

1951年10月,保守党大选获胜,丘吉尔以77岁高龄再度拜相组阁。但和平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与1940年时已大不相同。

1955年4月5日,心力交瘁的丘吉尔辞去了首相职务,宣告退休。他为之终生效力的大英帝国没有能改变崩溃的命运,没落已无可挽回。但他仍然认为英国的力量和潜力是不可低估的。1963年4月9日他在接受美国“荣誉公民”称号时说: “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英国和英联邦现在应在世界上扮演默然听命的次要角色的见解。”

退休之后,丘吉尔完成了他的《英语民族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在伦敦因病逝世,享年91岁。

吴趼人

吴趼人（1866—1910），近代小说家。名沃尧，又名宝震，初字小允，改字茧人，复改趼人，别署我佛山人、茧叟等。广东南海人。曾祖荣光由翰林历官至湖南巡抚，精金石掌故之学，海内号为收藏家，学者宗之曰“荷屋先生”。祖父莘畲，官工部员外郎，寓居京师。父允吉，为浙江候补巡检，亦居京师。吴趼人生于北京。祖父卒时，吴趼人尚在襁褓中，全家扶柩回籍。越数岁，其父出仕浙江，卒于官，吴趼人尚未成年，家道中落。然“劬力养亲”，“岸然自异，无寒酸卑琐之气”(李葭荣《我佛山人传》)。年十七八，赴沪谋食，任江南制造军械局书记，月俸只八金。因不足以养家，以小品文投诸报馆，期得些微稿酬。是为趼人涉足文坛之始。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冬之际脱离江南制造军械局，任《字林沪报》副刊《消闲报》编辑，正式步入文坛。此后历主《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笔政。二十八年(1902)春离沪赴鄂，任《汉口日报》编辑，年余辞职返沪。同年冬，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小说》杂志，并撰文提倡“小说界革命”。吴趼人立即响应，以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投寄，刊布后一鸣惊人，与略早之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齐名，一并成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典范之作。在此后的3年之内，吴趼人又在该刊继续发表了《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从而名声大噪，一跃为晚清著名小说作家。二十九年(1903)一度游日本。三十年(1904)冬，赴山东济南任河工职事，因不惯官场生活，时仅3月即返沪。三十一年(1905)春，应聘赴汉口，任美商所办英文报纸《楚报》中文版编辑。同年夏，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在全国兴起，吴趼人激于爱国义愤，毅然辞职返沪，并以演讲和发表作品等形式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三十二年(1906)起，先后任《月月小说》主编、总撰述，并在该刊发表长篇小说《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两晋演义》、《云南野乘》等5种。三十三年(1907)冬，广东旅沪同乡会创立广志小学，推吴趼人主其事，直至他去世为止。

吴趼人既是晚清的著名作家，也是多产作家。仅长篇小说即达18种，而且几乎皆为名作。除上述者外，如《恨海》、《湖涂世界》、《瞎骗奇闻》、《新石头记》、《最近社会龌龊史》(又名《近十年之怪现状》)等，无不各有所长，久传不衰。所写短篇小说12篇，如《黑籍冤魂》、《立宪万岁》等，也皆为当时最优秀之作，部分作品甚至已经采取了现代小说的基本形式，在当时为绝无仅有。他在小说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如《历史小说总序》、《<两晋演义>序》、《<月月小说>序》、《小说丛话》等，多有独到见解。其他尚有剧本《曾芳四传奇》、《邬烈士殉路》，诗集《趼廛诗删剩》，笔记《趼廛剩墨》、《趼廛笔记》、《中国侦探案》，小品文《俏皮话》、《滑稽谈》、《新笑林》、《新笑林广记》等。

萧琛

萧琛[chēn]（480年－531年3月18日），南朝梁文学家。字彦瑜。兰陵(江苏常州)人。少而朗悟，有纵横才辩，仕齐初为太学博士，后为王俭所赏，辟为丹阳尹主簿，举秀才，迁司徒记室。齐武帝永明五年(487)，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才士，萧琛预焉，为“竟陵八友”之一。累官司徒右长史、尚书左丞、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入梁，天监元年(502)迁庶子，出为宣城太守，后累迁江夏太守、南郡太守、东阳太守等，史称他频莅大郡，不治产业，有阙则取，不以为嫌。梁武帝萧衍与他有竟陵西邸旧游之交，每朝宴，均接以旧恩，呼为宗老，他官至侍中、金紫光禄大夫。死后谥平子。萧琛朗悟辩捷，博及群书。自称：“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梁书·萧琛传》)他任宣城太守时，曾得北僧所藏“班固真本”《汉书序传》，珍藏以后送给了鄱阳王萧范。他还曾作《皇览钞》20卷。其作品今已散佚。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4首，系与萧衍、萧绎、谢朓等人的唱和之作。《饯谢文学》一诗写与谢朓离别之情，颇为真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4篇，其中2篇是难范缜《神灭论》的，当是他早年在齐竟陵王西邸时，奉竟陵王之命而作的。

洪仁玕

洪仁玕（1822年—1864年），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即南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江西被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洪仁玕是太平天囯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洪仁玕，生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字益谦，号吉甫，广东花县官禄怖村的洪氏族人。洪族生活简朴，饶有古风，生长于此的洪仁玕养成了质朴刚直的性格。洪氏都为客家，客家人强毅坚忍、勇敢善战、特立独行的气概对洪仁玕也颇有影响。洪仁玕八岁时入私塾读书，接受系统的儒学训练。根据洪仁玕“老天王是我堂兄···我少时从他受学一年”的自述，他少时跟随洪秀全受学一年。洪仁玕分别于15岁、18岁、21岁三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第三次科考失败后在家乡任私塾老师。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等五处通商口岸。洪仁玕对外国侵略者深恶痛绝。1843年，洪秀全给洪仁玕讲述了自己从《劝世良言》中感悟的道理。洪仁玕接受了洪秀全的教道与洗礼，成为洪秀全自行领悟的上帝真道的最早信从者之一。科考的失败，洪秀全的启迪加上身处广州对外国侵略者行径的愤慨是洪仁玕走上“拜上教”之路的重要缘由。1844年，洪秀全在花县传教，冯云山、洪仁玕受洗礼，创立拜上帝会。

洪秀全于1845年撰写《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1846年撰写《原道觉世训》，常与洪仁玕讨论国家形势和“诛妖”反满的思想。《原道觉世训》中说道“皇上帝乃是帝也”，“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洪仁玕赞同洪秀全的理念，认为应“恢复祖国”，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地上天国”。（注1）1848年，洪仁玕与冯云山编撰《天平天日》，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洪秀全“升天受命”的神话故事，这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和政治目的所在；第三部分记述洪秀全与李敬芳、冯云山、洪仁玕等皈依上帝创立拜上帝教后到1848年洪秀全因毁甘王庙去贵县赐谷村的事。这本书神化了洪秀全的天王地位和推翻清王朝的使命。1850年，洪仁玕再参加科举，依然以失败收场，自此不再应考。1851年，洪秀全38岁诞辰，拜上帝会众在金田村建立太平军，建号太平天国。此后，洪秀全开始向各地会众发起团营起义的号令，起义军多地与清军交战。洪仁玕因在广州的起义流产后开始逃亡，藏至香港后又潜回内地。1853年，洪仁玕寻访到韩山文牧师，受洗入教，成为巴色会的一名教徒。韩山文帮助其在香港安顿下来，并替他找了份教传教士中文的差事。之后洪仁玕曾尝试由上海借道赴天京，希望能再次投效太平天国，却未能如愿，再次流亡香港。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促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林则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林则徐所提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海国图志》。西方文化的传入，除了先进的中国人主动学习，也有传教士的输入。这一时期还涌现出《海国四说》《瀛寰志略》《康纪略》等著作，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达到西学东渐的高峰时期。除书籍外，《遐迩贯珍》等一些刊物也刊载了大量新知识。洪仁玕在香港任基督教会牧师直到1858年秋。这些书刊启迪、影响了洪仁玕的思想。他也利用任何机会接触、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同时也结识了不少朋友，极大地开阔了其眼界，也是在这一阶段完成《资政新篇》的编写。《资政新篇》里开首“兹谨将所见所闻者，条陈于后，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表明了他希望学以致用，日后辅佐天王的目的。而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经历了1856年的“天京变乱”，洪秀全杀杨秀清、韦昌辉，逼走石达开，面临人心涣散、形势严峻的局面。

洪仁玕心中一直挂念效忠太平军。1858年，他辗转多地，于1859年抵达天京（今南京）。洪秀全大喜，5月11日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殿右军干王”，总理朝政。登台后不久，洪仁玕即呈献《资政新篇》，洪秀全批准后正式颁行。人才培养方面，为健全中枢机制，洪仁玕恳奏，天王封陈玉成为英王。随后，又加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至此，太平天国第二代领导中枢正式成立。这一年，洪仁玕还提出改革法制，主持天京会试。他一登台便展现出超群的政治才能。

洪仁玕成为后期太平天国军事的主要策划者。登台后便与李秀成三次面商解救京围之策，洪秀全采纳了他的策略，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解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反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李秀成用此计，与李世贤分攻杭州、湖州，大破江南大营，破解了天京之围。天京解围后洪仁玕又主张“合取湖北”，以解安庆之围（注4），乘胜先取长江下游，然后再争上游。初期占领了苏州、常州，进展顺利，但后期李秀成、陈玉成决心不足，打到武汉外围后先后自动撤退，西征功败垂成。1861年，安庆失守，洪仁玕的职务和爵位因此被革除。1862年1月，洪仁玕与英国“狐狸先生”军舰舰长宾汉进行谈判，拒绝了宾汉递送的极其无理的照会导致会谈破裂，拉开英国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序幕。这年上半年，洪仁玕“掌处外交之事”的权力也移交给章王（林绍璋），权力大不如前。1864年，清方“借师助剿”，天朝属地个个失陷。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南京陷落，幼天王出城南走，随洪仁玕辗转多地。10月到江西被清军席宝田部追袭，洪仁玕被捕，写下3000字的亲笔自述，拒绝出卖幼主，“非欲沽名，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而已……”，舍生取义，坦然面对死亡。11月23日，洪仁玕就义于南昌。生前留诗“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洪仁玕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满腔热情和革新精神激励着“后贤”们去完成其未竟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