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

刘彻（前156年—前87年）， 即汉武帝，汉景帝中子，初封为胶东王，后立为太子，十六岁即皇帝位，是为汉孝武皇帝，在位五十四年(前140—前87)。武帝以即位三年为建元元年，始创帝王年号。武帝即位之时正值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积累了一定的财力物力，这为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武帝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于元朔二年(前127)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推恩令”，使诸侯王得以分户邑封子弟，制订“左官律”与“附益法”，严禁朝官依附于诸侯王，防止他们结党营私。设置八校尉、禁卫军和常备军，加强皇权。实行察举制度，建立太学，提拔贤良文学和上书言事的士人，注意培养封建统治人才。削弱丞相的权力，置侍中和给事中，依靠“中朝”，决策国事。分全国为三辅，三汉、弘农、十三部，并置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监察地方，以“六条”问事。任用酷吏打击贵族、豪强、游侠，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在经济上，汉武帝统一货币，铸造“五铢钱”，任用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之法，颁布“算缗”、“告缗”令，打击积货逐利的商贾。他重视农业，曾发卒数万人杜塞黄河瓠子决口，并兴修水利，在关中开凿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水利工程，推广代田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在思想文化领域，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加强思想统治。他醉心于改正朔、易服色和封禅、郊祀、巡狩等礼制，重用儒生，尊礼方士，寻求仙人和不死之药。迷信鬼神，曾三次发生“巫蛊之祸”。在对待周边民族关系上，为清除匈奴边害而罢和亲，向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迫使匈奴迁徙漠北。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民族的联系。征服闽越，东瓯和南越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南越置九郡。派唐蒙和司马相如说服西南夷归汉。并征伐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等四郡。武帝统治的数十年间是汉王朝鼎盛时期，但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武帝统治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他晚年深悔自己急功近利、劳民伤财之所为，遣散方士并下“轮台罪己诏”，决心不再扰劳天下，而恢复“与民休息”的政策。后元二年(前87)武帝病死，终年七十一岁，庙号世宗。

托克维尔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高贵的血缘为托克维尔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同他的祖先一样,通向官场的大门是为他敝开的。1827年,年青的托克维尔就任凡尔赛法官,开始踏上仕途。1831年,他奉派赴美国考察司法制度,回来写了《美国的惩戒制度》的报告,然而他更重要的收获是对美国的亲身了解,这成了他的名著《美国民主政治》(1925年)的源起。1837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他在1849年还作过短期的外交部长。路易·波拿巴政变后,他拒绝合作,从此结束政治生涯。托克维尔在史学上很有成就,《美国民主政治》问世之时,他30岁不到。此书使他享誉法国,并于1841年进入法兰西科学院。他的第二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从问世起,就被认为是一部经典杰作。由于他的出身、他的政治生涯、他生前的成功等原因,一些历史家常常将托克维尔列为保守的敌视大革命的一派人之中。然而,这一评价对他似乎过于简单化了。托克维尔时代的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大革命,但却从先辈们的口中获悉甚多,大革命是破坏还是建设,众口不一。年青的一代经常困惑不解。托克维尔是在此方面思考甚多的知识分子。他的两部杰作不仅仅是他学术研究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他为理解现实、反思历史而作出的努力。他认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自由派贵族的胜利,而法国革命则是民主派的胜利。在二者之间,他认为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即美国式的道路。他考察美国民主政治,正是为了研究这第三条道路,而同时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对他说来,美国民主即是一个无贵族、无等级的英国社会的重新开始,认为美国给世界文明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发展程式。而同美国模式正相反的便是具有长期的封建历史、沉重的专制传统的法国。在君权集中的过程中,法国君主政体实际上倡导了一种平等的意识形态。从这一论点出发,摧毁了贵族特权的法国革命无非是将早已孕育的平等逻辑付诸实现。托克维尔强调应把革命放到历史过程中考察,用以阐明革命的必然性。同时他又指出革命与旧时代的继承关系,指出革命不仅是旧制度的结束,而且也是旧制度的延续。托克维尔在法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这不仅由于他独树一帜的历史见解,而主要在于他在方法和理论上的贡献。作为历史家,他在运用史料上一丝不苟,档案、诉讼文书、吊唁记录等也都认真研究,他没有陷入他的时代流行一时的浪漫主义的治史风气,以想象代替历史。同时,他又不是一个史料崇拜狂。他是较早运用社会学手段来研究历史的,企图从史实中寻找出社会运行的独特规律。布罗代尔曾经说: “社会学与历史学,在托克维尔那里是唯一的也是同样的观察社会的方法。”这一评语应该说是公允的。

演培

演培（1918年1月13日～1996年11月10日）江苏江都人，俗姓李。号谛观。年十二，依高邮临泽福田庵常善和尚披剃。十八岁，于宝应福寿院受具足戒。初就观宗讲寺受天台教观，次游闽南、觉津、汉藏诸学院，研习性、相二宗之旨，兼闻西藏所传中观之学。曾先后亲近谛闲、太虚、慈航、印顺等当代高僧，亦曾主讲于华西佛学院、莲宗学院、厦门大觉讲舍等。大陆沦陷后，师移居香港，协助太虚大师全书之编印。后来台，从事著述、弘法，并习日文及日本学者之说。又曾数度赴泰国、越南、柬甫寨（今高棉）、寮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北美等地弘法。著述散见于各佛教刊物。历任中国佛教会理事、善导寺、玄奘寺、新加坡灵峰般若讲堂、越南妙法精舍等住持，及太虚佛学院院长、慈航中学常务董事等职。其著作译述悉收于谛观全集中。

阿兰·傅尼耶

阿兰·傅尼耶（1886-10-30～1914-09-22），法国小说家。原名昂利·阿尔邦·傅尼耶。父亲是乡村教师。童年在农村度过。后去巴黎等地受中学教育。其间认识《新法兰西杂志》主编雅克·里维耶尔，结为终身的知己。1907到1909年服兵役。1910年开始为《巴黎日报》等报刊撰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8月1日应召入伍,9月22日阵亡。1905年曾在巴黎塞纳河畔与一名叫吉埃佛古的少女邂逅，一见钟情。不久即开始写一部以这个少女为主人公的小说，为对她的爱情留下美好而痛苦的回忆。1913年秋发表自传体小说《大摩尔纳》，写青年摩尔纳在树林里迷了路，走进了一座城堡，遇见主人的儿子弗朗茨在举行婚礼。摩尔纳爱上了弗朗茨的姐姐伊芙娜，回来后向好友弗朗索瓦透露了自己的奇遇。但城堡神秘地消失了。经过种种曲折，摩尔纳在弗朗索瓦帮助下找到了伊芙娜并与她结了婚。新婚的夜里，摩尔纳听到弗朗茨求援的号角。次日，摩尔纳帮助弗朗茨找到了情人，但他回来时，伊芙娜生下一个女孩后因病死去，摩尔纳悲痛欲绝。这部小说写年轻情人的悲欢离合，委婉曲折，扣人心弦。出版后，评论界意见分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被选为教材，影响甚大。

马其昶

马其昶（1855～1930）中国近代散文家、经学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马氏家族为桐城百年望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马其昶祖父马树章，任太常寺典簿；父起升，议叙同知。马其昶12岁，从学于吴山；14岁，从学于齐际燃；15岁，从学于姚思赞；17岁，从学于叶逢辛；18岁，从学于杨澄鉴，此5位塾师皆桐城硕学之士。稍长，受业于方宗诚、吴汝纶，吴汝纶又荐之于张裕钊。此外，马其昶娶妻姚氏，乃姚永朴、姚永概之姊；与二姚兄弟曾同在桐城西乡挂车山西山精舍谈艺论学，切磋砥砺；并得其父姚浚昌教诲。由此，从家学、师承及姻亲关系而言，马其昶可称作是桐城派的“嫡系”传人。虽然马其昶一直受着严格的科举应试训练，自19岁始应乡试，十几年间为举业不停奔波，但终无所获，未正式考取过功名。不过，由此而专研群经，兼及子史，治古文辞，并得诸多硕学鸿儒点拨指导，其论学治文，日渐醇厚，声誉鹊起。先后任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师范学堂教习。宣统二年（1910），清廷召纂《礼》经课本，授学部主事，充京师大学堂教习。不久回皖，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1914再至北京，主持政法学堂教务，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拒绝参加筹安会，辞任回乡。袁世凯死后，复入京都。1916年，清史馆聘其为总纂，主修儒林、文苑及光宣大臣传。后以老病归里，卒于家乡。

马其昶治经重考证和校勘，尤邃《易》《诗》《书》《孝经》《大学》《中庸》和《庄子》。《易》宗费氏，《诗》宗毛氏，《书》宗《大传》，“旁列众说，折衷去取，潜思而通其故，往往获创解，为前儒所未发”（陈祖壬《桐城马先生年谱》）。

马其昶古文得方苞、姚鼐之真传，不逾乡先贤所传之义法，高洁纯懿，酝酿而出，“思深辞婉，言虽简而意有余，幽怀微旨，感喟低徊，深造自得”（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一语中的地指出：“马其昶是桐城嫡传，其文妙在雅洁而富于韵味。”

马其昶著述颇多，主要有《抱润轩文集》《桐城耆旧传》《屈赋微》《三经谊诂》《老子故》《庄子故》《桐城古文集略》等。

张问陶

张问陶(1764—1814) ，字仲冶，一字柳门，又字乐祖，号船山，别署蜀山老猿、豸冠仙史、宝莲亭主、群仙之不欲升天者、药庵退守等。四川遂宁人，生于山东馆陶。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检讨。仁宗嘉庆五年(1800)、六年两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嘉庆十年，迁御史，有直声。嘉庆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寻改吏部郎中。次年，出任莱州知府，因与上官相龃龉，遂称病辞官。卸任后，寓居苏州。晚年遨游吴、越，时往来于大江南北，嘉庆十九年，病卒。问陶崇奉“性灵说”，但由于关注现实生活，其诗颇能反映当时重大社会问题，如其早年所作《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反映了川楚一带白莲教起事，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此组诗当时传遍都下，使问陶享大名。其他如《丁巳九月褒斜道中即事》、《南城判事示吏民》、《拾杨稊》都反映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切。问陶诗中较多的是其多次往返北京、四川途中以及在江南居住时描山绘水的即兴之作。这些作品不仅再现了山川风貌，而且描写了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诗学袁枚而比袁诗更为流利和富于情趣，如《戏题罗两峰〈鬼趣图〉》八首之六：“头重如山强步趋，鬼穷还被鬼揶揄。几人毛发无端竖，尔辈形骸太不拘。大手凭空扇道路，丰颐随意插牙须。笑他一样衣冠客，一凿凶门貌便殊。”诗中寓庄于谐，对人情世态的揭露十分深刻、严峻。其七律工于属对，但不注重镂文错采、使事用典。七绝平易流畅，无论写景叙事，或说理抒情，皆能曲尽其妙。其《论诗绝句》云：“跃跃诗情在眼前，骤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问陶多才艺，工书擅画，书法近于米芾，画近于徐渭。著有《船山诗草》二十卷、《船山诗草补遗》六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蔡珅为撰《张船山先生年谱》一卷。

叶昌炽

叶昌炽（1849—1917），清末民初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祖籍绍兴(今属浙江)。字颂鲁，一字鞠裳，又作菊裳、鞠常，号缘裻，一作缘督，别号缘裻庐主人、歇后翁、寂鉴遗民等。冯桂芬、潘锡爵弟子，潘祖年、江标师。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土，授编修，赏侍读衔，历充会典馆帮纂、总纂及国史馆提调等，迁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撰文，加侍讲衔。二十八年任甘肃学政，讲求经义政治，兼访古迹。三十二年病归，居花桥老屋。三十四年被聘为存古学堂史学总教习，充礼学馆顾问官，宣统二年(1910年)辞任，辛亥革命后隐居为遗民。1914年辞聘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及清史馆名誉总纂等职，次年辞聘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馆长。藏书三万余卷，碑帖八千余通，聚集陀罗尼经幢拓本上千，自署幢主，所藏乡邦先哲遗集最富最精。工行书，擅词章。通经史，精训诂，金石目录及校勘之学冠于当代，亦为敦煌学、藏书学研究之先驱。早与苏州正谊书院同学王颂蔚齐名称“王叶”，加袁宝璜又称三才子。曾纂辑《寒山寺志》《邠州石室录》等。与管礼耕同鉴定瞿氏《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为蒋凤藻校《铁华馆丛书》，为潘祖荫校《功顺堂丛书》并纂《滂喜斋藏书记》，又为刘承幹校刻宋本四史。曾与修《苏州府志》。编有《治廧室书目》《五百经幢馆藏书目录》《乡先哲遗书目》等。著有《藏书纪事诗》《语石》《邠州大佛寺题刻考》《辛臼簃诗讔》《缘督庐日记》《奇觚庼诗集》《奇觚庼文集》等。

杨岳斌

杨岳斌（1822～1890.08.12）中国晚清湘军水师统帅。原名载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行伍出身。1853年（清咸丰三年）随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任右营营官。1854年4月至11月，先后在湖南湘潭、岳州（今岳阳）城陵矶、湖北嘉鱼黄盖湖、武昌、汉阳（即汉水）与太平军水营作战。12月，偕彭玉麟等在田家镇（今湖北武穴西北）砍断太平军横江铁链，毁其船四千余，加总兵衔。每战必露立船首，不事防护，强行进攻，为水师将弁所折服。1855年1月，湘军水师轻便船只在江西湖口被太平军堵截在鄱阳湖内，长江内的大船毁伤几半，败退武汉以上。奉命重招兵勇，修船添械，任湘军外江水师统领，署湖北提督。1856年底配合陆路攻占武昌、汉阳、蕲州（今蕲春西南），围攻江西九江。1857年10月，与彭玉麟内外夹攻湖口，使原被隔于鄱阳湖的内湖水师与外江水师会合，升福建陆路提督。次年5月，会同李续宾部攻占九江，擢福建水师提督。1861年9月，配合陆师攻占安徽安庆。1862年（清同治元年）春，配合陆师沿江东下，直抵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城下，完全控制长江水面，对湘军攻占天京起了重要作用。1865年，赴陕甘总督任，带兵入甘肃镇压回民起义，长期不能奏功，后借病回籍。1875年（清光绪元年），奉命与彭玉麟巡阅长江，绘《长江江防全图》。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奉命至江南帮办军务。1885年，奉命率军援台湾。中法战争后，居家养病，1890年病逝。谥勇悫。有《杨勇悫公遗集》传世。

韩雍

韩雍（1422年11月22日－1478年11月9日），明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永熙。正统进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景泰二年(1451)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行均徭,岁饥,奏免秋粮。后劾宁王得罪,勒致仕。天顺初复官,迁兵部右侍郎,巡抚大同、宣府。成化元年(1465)擢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镇压广西大藤峡农民起义,力主重刑戮。后改大藤峡为断藤峡。迁左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丁忧归。复以右都御史莅故任,致仕卒。正德间追谥襄毅。著作有《襄毅文集》。韩滉(723—787)唐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字太冲。韩休子。以荫补左威卫骑曹参军。大历六年(771),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严于司计,帑藏稍实。然苛克颇甚,人多恣怨。建中二年(781),任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朱泚叛后,恐朝廷有南迁之事,筑石头城以为备豫;遣将进屯宁陵,保持漕路通畅;调发粮帛以济朝廷。贞元元年(785),加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封郑国公。性强直,明吏事,好鼓琴,书得张旭笔法,工篆草。人物杂画,颇得形似。好作田家风景,牛马极工,与族人韩干相埒。以非急务,故不传于人。有《五牛图》、《文苑图》,元赵孟頫跋称稀世名笔,今藏故宫博物院。

马赫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年2月18日〜1916年2月19日），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马赫主义的创始人。1838年2月18日生于奥地利的摩拉维亚(现属捷克斯洛伐克)。早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学, 186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864年被聘为格拉茨大学数学教授, 1867年任布拉格大学物理学教授, 1879～1880年兼任布拉格大学校长, 1895年任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主持特为他设立的归纳科学的哲学讲座。 1901年就任奥地利贵族院议员。1913年迁居德国, 1916年2月19日死于慕尼黑附近的哈尔。主要哲学著作有:《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1883)、《感觉的分析》(1886)、《认识与谬误》(1905)等。马赫的主要观点有: (1)感觉一元论。感觉是唯一的实在,非感觉的物质、物自体等都是空洞的抽象,是不存在的。不能说存在着具有许多特征和性质的“物”,因为“物”就是各种感觉到的特性和性质的集合。“物”是这些集合的名称,是表示这种集合的思想符号,并不是什么实际存在的一种超感觉的东西;世界是由感觉构成的,不必再说感觉是由非感觉的东西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那只是一种多余的假说。马赫用感觉一元论猛烈攻击传统哲学的实体学说。(2)中立要素论。在认识中区分心理的要素和物理的要素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所谓心理要素和物理要素是人们由不同的观察系统或各种现象的不同的依存关系所作的区分。 比如颜色,从颜色与光源的函数依存关系看,它是物理的现象或要素;而从颜色与人的视网膜的函数依存关系看,颜色则是心理现象或感觉要素。所以,既没有本身是物理的或心理的要素,也没有脱离观察系统或依存关系的东西。若硬要问要素本身是什么,可以说要素是中立性的,人可以使它有任何性质。关键是研究各种依存关系,不是区分成什么本质不同的东西。(3)语言符号论。人类可能的知识是经验知识,科学知识是对经验的描述,而知识是用语言表达的。科学的职能是经济职能,是用最简单的、准确的形式表达知识。而日常语言是繁杂的,科学要实现其经济职能,就必须把日常语言变为各种符号语言,用符号语言表达知识。符号是可以由人创造的,是人约定的。人们可以用不同的符号语言表达同一种知识,知识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马赫研究了知识的表达方式问题,为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4)科学实证论。人只可能有经验知识,所以,科学研究或科学知识也只能停留在经验范围之内。但只在经验范围之内,还不能解决知识的正误或真伪问题。人们的知识还必须以事实来证实,知识与证实是不能分开的。经得起事实验证的知识,有事实可以对证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期待着证实,也必须加以证实。马赫的感觉一元论、中立要素论、语言符号论和科学实证论,对现代西方的语言分析哲学都有巨大的激发作用。维也纳学派以此为基础,实现了他们所说的“哲学的根本变革”,发展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并且从20世纪30年代起,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国际哲学思潮。

刘世珩

刘世珩（1874～1926），字聚卿,一字葱石,号继庵。瑞芬第五子。13岁补贵池诸生。1890年应府县试,以堂备见遗。1894年与兄世瑛同榜中举。1901年以道员指派湖北,负责江南商务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1903年代表中国参加日本举办的全国劝业博览会。回国后,建议组织江宁省城商会,设立商业中等学堂,建立江南商品陈列所和劝业工艺局,获准后,即付诸实施。相继兼职南洋官报局、江楚编译书局、两江学务处、裕宁官银局、江宁马路工程局、两江师范学堂、江宁实业学堂。1905年清廷整理币制,上《银价驳议》、《国法刍议》,被采纳,奏设印刷厂及造纸厂,印制各种钞票证券。补度支部右参议,旋署天津造币厂监督。1908年任直隶财政监理。1911年升补左参议兼湖北造纸厂总办,加二品卿。武昌起义后,避居上海,自号枕雷处道士,筑室“楚园”,收藏金石书画,校刊古籍,编著立说。汇校元杂剧《西厢记》、明传奇《玉茗堂四梦》和《暖红室汇刻传奇》、并附《曲谱》、《曲品》等论著,另纂辑《双忽雷本事》、《贵池先哲遗书》、《聚学轩丛书》、《玉海堂景刊宋元椠本丛书》22种、《宜春堂景宋元中箱本》8种、《金石著录》5种、《秋浦双忠录》40卷。校译有《朝鲜近世史》2卷等。曾在贵池创办县高等小学、开办贵池垦务公司、池裕矿务公司。

勃留索夫

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рюсов 1873-1924），苏联俄罗斯诗人、作家。生于富商家庭。189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历史系历史专业。早年受法国象征派魏尔兰、马拉梅的影响。诗文集《俄国象征派》(1894～1895)大部分是他的诗作,表现了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1905年的革命使他开始面向现实。这一时期的作品如《花环》、《现代生活》等具有完整的形象，体现了他独特的革命情绪，但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认为革命就是要破坏一切（"破坏──我跟你们一起;建设──不行！"）,列宁曾称他是"无政府主义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接近高尔基。曾研究并翻译亚美尼亚历史和文学作品。1920年加入共产党。曾在人民教育委员部、国家出版局、高等文艺研究院和大学任职，是苏联早期文化教育组织活动家。著有诗集《在这样的日子里》(1921)、《瞬间》(1922)、《远方》(1922)、《赶快！》(1924)等，歌颂列宁和十月革命。此外还有《诗的科学》(1919)、《俄罗斯诗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23）等论著。高尔基称他为"俄罗斯最有学问的作家"。他同勃洛克一起，为发展苏联革命诗歌做出了贡献。

曹道衡

曹道衡（1928年8月4日—2005年5月19日），江苏苏州人。幼年时期，就在潘景郑先生的指导下，从《说文》、《尔雅》入手，学习经部群籍。1949年毕业于江苏省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历史系，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插班二年级。1952年毕业，先入中国作家协会讲习所工作，旋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大学期间，受教于游国恩先生。曹道衡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著述颇丰，共发表论文50多万字，后精选30余万字，编成了《中古文学论文集》。这部论文集收入的文章，有的以考证精审著称，如《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何逊三题》、《庾信<哀江南赋>四解》；有的以研究深入、颇有创见而受到学者的赞扬，如《江淹及其作品》、《关于裴子野诗文的几个问题》；还有的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某种文体作了专门的研究，如《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试论北朝文学》。这些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骈文和辞赋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曹道衡先生还著有《汉魏六朝辞赋》一书。曹道衡先生的治学特点是材料扎实，态度严谨，他在《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里，特别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考据和收集材料的重要性，这正是他一贯的治实主张。治学以经史为根柢，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实事求是，不事空谈。文史材料烂熟于心，主张以专题研究带动文学史研究，在中古文学史研究上创获甚丰。

主要著作有《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南北朝文学史》《汉魏六朝辞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家辞典》《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乐府诗选》《南北朝文学编年史》《魏晋文学》《萧统评传》《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等。2018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将其成果汇集为《曹道衡文集》（10卷）出版。

苏颂

苏颂（1020年12月10日－1101年6月18日）字子容，泉州同安(今福建厦门)人，后徙丹阳(今属江苏)，苏绅子。庆历二年进士，为宿州观察推官，徙知江宁县。皇祐二年，为南京留守推官，欧阳修时为留守，政事一以委之。五年，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中，迁集贤校理。六年，出知颍州。英宗即位，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神宗登极，召修起居注，判尚书礼部、祠部、太常寺，出为淮南转运使。熙宁元年，擢知制诰，历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提举官告院。三年，知礼部贡举。李定除监察御史里行，拒不草制，落知制诰。四年，知婺州，徙毫州、应天府、杭州。召修国史，进谏议大夫。元丰元年，权知开封府，坐事降秘书监，知濠州。二年，以陈世儒案牵连，系御史台狱。三年，知沧州。四年，召还，判尚书吏部、同详定官制，进吏部侍郎。元祐初授刑部尚书，迁吏部尚书，兼侍读，改翰林学士承旨。五年，拜尚书左丞。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八年，出知扬州。绍圣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建中靖国元年卒，年八十二，赠司空。苏颂博学洽闻，于书无所不读，自图纬阴阳、五行星历、训诂文字，下至百家方技之书，无不探其源。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显著，尝奉诏校订多种医典，撰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本草图经》，具有极高的医学价值。还研制有水运仪象台，可用以观测天象、推演天体运行规律，并撰有《新仪象法要》一书。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称其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苏颂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文学主张与欧阳修等人相同，反对唐末五代靡弱文风，对王禹偁诗文极为推崇，以为其文“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百氏，斥浮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小畜外集序》);诗“平易而淳深有古风”(《丞相魏公谭训》卷三)。苏颂的文章大多为制诏、奏议之类的应用文字，往往该贯故实，雅驯得体(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一些记叙文章，如《灵香阁记》、《送杨该下第序》也情意真切，较有文彩。诗较多唱酬应制之作，也有一些诗记录了他的仕宦生涯。《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三首为拘押于御史台狱中所作，对仕途的艰险颇有感慨。他还有前、后出使辽国的诗篇，如“风头沙碛暗，日上雪霜和。草浅鹰飞地，冰流马饮河”(《赠同事使》);“朱版刻旗村肆食，青毡通贵人车”(《奚山路》)，描写北国风土人情，也渗透着对边事安危的关切之心，风格清新自然。苏颂的著述甚丰，曾奉诏校订各类医典、《风俗通义》，编《华戎鲁卫信录》二百五十卷。著有《苏魏公文集》七十二卷，南宋初有刻本，汪藻、周必大分别作序、跋(《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现存文集有清抄本、《四库全书》本、道光二十二年刊本。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颜中其校点《苏魏公文集》。《全宋诗》卷五一九至五三三录其诗十五卷。《全宋文》卷一三○八至一三五六收其文四十九卷。事迹见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曲阜集》卷三)、《宋史》卷三四○本传。今人颜中其编有《苏颂年表》。

丹波雅忠

丹波雅忠（たんば の まさただ  1021－1088年3月13日）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至后期的一位重要贵族和医师。他的家族背景显赫，是医学博士丹波康赖的曾孙，且为被誉为名医的典药头丹波忠明之长子。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他在医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其官位达到了正四位下主税头。

长元七年（1034年），丹波雅忠通过了医道科试，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医疗人才的考试，标志着他正式进入医学界。次年，即长元八年（1035年），他被任命为权医博士，开始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在此期间，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还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医疗事务，为当时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医疗服务。

随着时间推移，在朱雀朝至后冷泉朝前期，雅忠继续担任医博士，并于长元九年（1036年）兼任近江掾。这一职务使他能够接触到更多地方性的医疗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到了长历四年（1040年），他又兼任备后介、永承二年（1047年）则兼任丹波介地方官，这些职位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永承七年的时候，也就是1052年，雅忠对后冷泉天皇进行药物治疗，以其高超的技艺成功治愈了天皇，使得他获得从四位下侍医这一荣誉称号。此外，在天喜五年的时候，他补任典药头及右卫门佐等职务，这些都表明他的职业生涯逐渐走向巅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治好了关白藤原赖通的病症，康平二年第一个月内，他被特地任命为施药院使，这是对其专业能力的重要认可。同时，在白河朝承保四年的1077年度，他再次晋升，被叙任正四位下主税头，此时他的声望已达到顶点。

作为一名杰出的医生，丹波雅忠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其名声也传遍海外，被称作“日本扁鹊”。这种称谓源自古代中国著名医生扁鹊，以强调其卓越的医学才能和广泛影响力。在承历四年的1080年度，高丽王文宗因重病希望邀请雅忠前往高丽，但由于礼仪方面的问题，日本朝廷最终拒绝派遣。这一事件反映出当时国际间对于优秀医生需求之迫切，以及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

宽治二年的2月18日，丹波雅忠去世，享寿68岁。他最后所担任的位置是主税头正四位下兼侍医丹波权守。在漫长而充实的一生中，他不仅推动了日本古代医学的发展，也留下了一段辉煌历史，对后来者产生深远影响。

齐良骥

齐良骥（1915－1990），又名振功，号良绩，蒙古族，北京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7年毕业。1941年赴昆明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随北京大学回迁，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齐良骥一生专注于康德研究。未完成的遗作《康德的知识学》是汉语哲学界康德研究的经典之作。全书在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语境里探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问题、概念与方法，分2编，共7章。第1编论感性学说，探讨感性形式、时间与空间。指出从时间来把握存在，是康德感性论的遗产。第2编论知性学说，探讨经验的一般本质，包括范畴论、两版先验演绎、统觉、范型论等。此书原计划的第3编是理性与辩证论。齐良骥把康德哲学首先理解为关于“知识”的学说，并且以知识论作为道德与审美的基础，从而与传统的形而上学解读路径区别开来。通过康德哲学的透镜，他在哲学史的总体性上也主张从知识论的视角来把握一以贯之的经典问题。在北京大学执教多年，齐良骥为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研究者。主要著作有《康德的知识学》（2000）、《康德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及其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批判》（1957）。重要论文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启蒙思想：为〈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二百周年作》（1981）、《〈纯粹理性批判〉论人的两种特性》（1982）、《康德论哲学》（1987）、《康德论哲学（续）》（1987）等。

潘季驯

潘季驯（1521年5月28日－1595年5月20日），字时良，号印川，乌程槐溪(今湖州市区环渚乡槐溪村)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九江推官。后以御史巡按广东，实行“均平里甲法”。四十四年，由左少卿晋任右佥都御史，负责治理河道。与总理河漕朱衡共开新河工程，使黄河分流以减少水患。因功加副都御史，不久离职。隆庆四年(1570)，主持堵塞邳州、睢宁黄河决口，历时一年，完成后却被勘河给事中雒遵弹劾，罢官。万历四年(1576)夏，再次起用，巡抚江西。次年冬，召为刑部右侍郎。时黄河崔镇(今江苏省泗阳县)境内决口，河水改向北流，清河口淤塞，淮河南迁，商堰湖堤坝被冲毁，淮扬、高邮、宝应一带均遭淹没。朝中大臣对治理水患问题意见不一。六年夏，朝廷命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职，再次治理黄河。建议以今道为基础，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以筑高堤借淮河之清以涮黄河之浊，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七年冬，完成黄、淮二河治理。八年春，进太子太保，任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不久，又先后改任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大学士张居正死，被诬以“党庇居正”罪落职为民。十六年，起复河道总督。十九年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潘季驯四次奉命治河，前后27年之久。增筑堤防，置官建闸，提出“筑堤防溢，建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等一系列治河措施，卓有成效。在回乡期间，捐银2500两，在湖州北门苕、霅两溪汇合处建桥，历时5年竣工。为纪念其功绩，遂命名为“潘公桥”。著有《两河管见》、《宸断大工程》(《四库全书》著录时改名为《两河经略》、《河防一览》)，还有《奏疏》、《留余堂集》等。

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耆年,字寿昌,后名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毕业后于1913年冬赴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的论著。1916年作《青春》一文寄上海陈独秀,刊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文章阐发了创造“青春中华”的强烈愿望,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站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前列。同年5月回国,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他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述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指出它与法国革命性质的不同。同年11月,他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情赞扬十月革命,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同年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配合《新青年》进行反封建斗争。他又协助学生组织出版《国民》、《新潮》等刊物。《晨报》副刊改组后,亦由他负责编辑。在他的推动下,于1919年5月1日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他积极参加和指导五·四运动,并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指出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号召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同年9月,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他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胡适为代表的攻击马克思主义、宣传改良主义的谬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他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商谈建党问题,并介绍去上海会见陈独秀。7月,任北大经济学教授,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10月,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帮助天津、唐山和济南建立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中共成立后,他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先后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至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1923年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次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他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回北京,建立北方各地国民党党部。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年底回国,领导北京人民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推翻北京直系军阀政府,召开国民会议。1925年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3月18日,领导北京学生、市民反帝爱国运动,遭北洋军阀政府仇视,被通辑。3月下旬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兵营,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受严刑拷问,但坚贞不屈。4月28日在绞刑架下慷慨陈词,英勇就义。时年38岁。遗著编为《李大钊选集》、《李守常文集》。

陆机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上海松江)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出身吴郡陆氏，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第四子。吴亡，居家苦学十年。太康末，与弟陆云俱入洛阳，大学者张华极为赏识，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俩名动一时，世称“二陆”。官历郎中令、尚书中兵郎、殿中郎，参与诛杀贾谧及其党羽的政变。赵王伦篡位，委任他为中书郎。司马伦被齐王冏等攻杀后，陆机被收捕入狱，几遭不测，靠成都王颖、吴王晏等保护而免于一死。齐王冏专权，陆机作《豪士赋》讽劝他，不听。陆机后被成都王颖任作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初，奉成都王之命讨伐长沙王，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等诸军二十余万人。在都城附近的鹿苑被长沙王击败。成都王听信谗言，疑陆机有异志，派人杀之，他临死感叹道：“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晋书·陆机传》)。博学有文采，好吟诗作赋，著论过于注重技巧，有形式主义倾向，刻意追求辞藻雕琢，忽视思想内容。较重要的作品有《赴洛道中作》、《文赋》等。时人极推崇他的诗文，赞其辞藻宏丽，张华即曾对他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流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同上)原有文集十四卷，已佚。宋人辑有《陆士衡集》十卷。

拉伯雷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4年2月4日~1553年4月9日），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作家、人文主义者。出生于法国希农城一个富有的地主和有名望的律师家庭。早年接受神学教育,当过修士。后学医学,曾任里昂天主教医院医师。这两种职业使他有机会接触并熟练地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他后来研究古典作品提供了方便,为他的文学创作创造了条件。拉伯雷对数学、医药学、考古学、天文学、植物学、法学、哲学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因研究这些被教会称为“异端”的学问,他遭到教会的迫害,多次逃亡国外,一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游历期间,他广泛接触欧洲各国人文主义者,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积极传播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猛烈攻击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他的名著《巨人传》洋溢着反封建反神学的热情。此书共5部,从1532年开始出版,曾被教会列为禁书。

长篇小说《巨人传》取材于通俗的传奇文学、笑剧、骑士故事及古典作品和意大利的文学作品。拉伯雷在小说中通过描写巨人高康大(又译卞冈都亚)及其儿子庞大固埃所受的教育和各种经历,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颂扬了资产阶级理想的新人和社会制度。

拉伯雷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诸侯杀害人民、掠夺人民财产的罪恶行径,批判了封建的司法制度。他讽刺挖苦法官们,利用特权,干尽坏事,到处搜刮民财,收取贿赂;他们审判案件不是依据事实,而是采用抓阄的办法,裁决谁有罪谁无罪。他无情地揭露和嘲讽经院教育的腐败。高康大心灵聪颖,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反而变得迟钝愚蠢、疯疯癫癫。这说明,经院教育不能启迪人的理性,给人新的知识,而只能是折磨人的身体,毒害人的灵魂。他还描述了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到处乞食的景象。

拉伯雷极力反对天主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提倡对世俗幸福的追求,痛斥教会僧侣是伪君子、假善人、老顽固、假正经,这些人口念禁欲之词,而实际上却淫秽不堪。他也反对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扼杀和对人力的贬低,认为宗教教会和神学教条贬低人力、扼杀人性、窒息科学,是对人类的最大威胁。与此同时,拉伯雷热情称颂人性的崇高和完善,颂扬人力的伟大。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巨人”,力大无比、才华超人,具有各种优良的品质,是资产阶级理想的人的化身。

针对基督教对人性的束缚和扼杀,拉伯雷明确地提出人性自由、个性解放的主张。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打碎“奴役性的桎梏”,自由自在地生活。拉伯雷还设计了“德廉美修道院”,在修道院里,废除了天主教会的清规戒律,抛弃了烦琐的宗教仪式。男女平等,人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修道院的整个生活起居,不是用法规、章程或条例来规定,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自愿和乐意。它的规则只有一条: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在这个绝对自由的环境中,似乎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全智全能、无所不精的人。拉伯雷的这些主张,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束缚,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强烈愿望。

安妮·勃朗特

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1820年1月17日－1849年5月28日），19世纪英国小说家、诗人，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由于各种原因，她在后世的名气远不如创作《简·爱》的夏洛蒂·勃朗特和创作《呼啸山庄》的艾米莉·勃朗特，几乎被人遗忘。今日的研究者认为不应只把安妮视作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小妹妹，安妮在文学史上占据自己独有的地位。

安妮出生于牧师家庭，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住于约克郡荒野中的小镇哈沃斯。安妮·勃朗特自少年时就和艾米莉·勃朗特一起创造了虚构国家冈达尔，以其为主题创作诗歌，后来开始用诗歌表达内心感情。1846年和两位姐姐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共同出版了诗集。她曾两次出外担任家庭女教师，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了小说《艾格妮丝·格雷》。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自幼受人宠爱的娇弱英国少女格雷因家道中落被迫外出，担任富人家的家庭教师，尝尽人间辛酸的故事。所以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为读者而写，不如说是为作者自己而作。小说如实反映了社会对家庭女教师这个群体的漠视和不公，呼吁提高家庭女教师的地位，关注孩子的早期教育。

1848年，安妮的第二部小说《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出版。小说使用了双重叙事结构，讲述了一名力图摆脱酗酒的丈夫和靠画画独立生活的妻子的经历，其中涉及了女性的独立自主，男性的酗酒、生活放荡、家庭暴力等恶习，和家长对孩子的恶劣影响这些超前于时代的主题。1847年安妮的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艾格尼斯·格雷》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同时出版。

泰加特

弗雷德里克·J·泰加特(FrederickJ.Teggart)（1870年5月9日出生于爱尔兰安特里姆郡贝尔法斯特—1946年10月12日逝世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爱尔兰出生的美国历史学家，致力于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和历史研究查询。

泰加特曾就读于贝尔法斯特卫理公会学院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889年赴美国；并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文学士，1894年）。他在该校教授历史和政治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19年成立了社会机构系，并担任系主任直至1940年。他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历史序言》（ProlegomenatoHistory）（1916年）和《历史理论》（TheoryofHistory）（1925年）中探讨了社会和历史理论。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泰加特以科学家的方式寻求通过比较的方式将孤立的历史现象（可确定日期的事件）与一般的现象联系起来。在《历史的进程》（1918）和《罗马与中国》（1939）两部著作中，他展示了欧亚大陆不同文化中同时发生的可记录事件之间的相关性。他认为由此建立的相关性本身就是历史事实，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分析。

邝露

邝露(1604-1650年)，字湛若，号海雪,。南海(广东广州)人。少聪慧，补南海诸生，多才艺，为人狂放不羁。学使曾试诸生以《恭宽信敏惠》为题，露制义五比，以大篆、小篆、隶、行草五体书于卷，学使不悦，列在五等，遂弃去。纵游吴、楚、燕、赵，京城诸贵人不为礼，而在江东一带颇为文士所推崇。阮大铖与之交好，后得知阮氏人品，致书与之绝交。邝露性格狂傲,负才不羁。他善鼓琴,精书法,且工诗。屈大均、朱彝尊、王士禛、汪琬等名人对他都十分推重,王士禛认为他是开广东诗派先路的诗人。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以事得罪南海县令黄某，欲罪之，弃家走粤西，为瑶族女土司云亸娘之记室，著《赤雅》以记其山川风土、仪物歌舞、战阵之制等，文字瑰奇藻丽，时人方以《山海经》。南明隆武帝时，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在永历帝朝为翰林，奉使广州，适逢广州为清兵攻陷，遂抱其古琴投水而死。

露工诗文，其诗早期多以山川风光为题材以寄托其孤傲高洁之襟怀，风格清丽超妙，即王士禛所云“有骚人之遗音”(《香祖笔记》)，亦如《明诗综》引沈山子所云“湛若诗镂金叶玉，以雕琢为工”，皆指其喜用富于色彩的词藻，类似《九歌》、《招魂》。此期代表作品如《洞庭酒楼》、《道明水望三十六峰》等等。其晚期作品以摅写亡国破家之恨为主，从中表现出与清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仇恨。如《长安梦》、《后归兴诗》、《浮海》等是此期代表作品。屈大均曾以委婉隐晦之语指出其后期作品有着充实而鲜明的政治内容：“为诗则忧天悯人，主文谲谏，若《七哀》、《述征》之篇，虽《小雅》之怨诽、《离骚》之忠爱，无以尚之。”(《广东新语》)如果说其早年诗只是形似楚辞的话，那么在明亡前后的作品则追求神似了。王士禛在《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评其诗云：“海雪畸人死抱琴，朱弦疏越有遗音。九疑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这正是从内容到形式皆肯定邝露是向屈、宋学习的。露论诗则注重音调，曾说：“诗贵声律，如闻中宵之笛，不辩其词，而绕云流月，自是出尘之音。”(转引自《广东新语》)著有《赤雅》三卷、《峤雅》二卷。其生平事迹散见于《楚庭稗珠》、《广东新语》、《静志居诗话》、《明诗综》及其后裔邝廷瑶所著《邝海雪集笺》。

奥尔丁顿

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年7月8日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1962年7月27日逝世于法国苏里-恩-沃斯）是一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他以尖锐、有时甚至暴躁的笔触，抨击他所认为的现代工业化文明中的虚伪。

在多佛学院和伦敦大学接受教育后，阿尔丁顿早期通过他的大量意象主义诗歌（见意象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13年，他与美国意象派诗人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1938年离婚）结婚。奥尔丁顿的贡献很难评估。他最优秀、最著名的小说《英雄之死》（1929）是《全民皆敌》（1933）的续集，反映了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的幻灭。在《上校的女儿》（1931）中，他如此直言不讳地讽刺虚伪的绅士风度和文学的珍贵，以至于两个借阅图书馆拒绝处理这部小说。然而，在他的长诗《卢森堡的梦》（1930）和《森林里的傻瓜》（1925）中，他以苦乐参半的浪漫主义，更加抒情地抨击了现代人的机械化。他对古希腊和拉丁诗人作品的翻译，展现了他对早期文明的热爱。他的回忆录《为了生活的意义》于1941年出版。

奥尔丁顿的批判性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包括《文学研究》（1924年）、《法国研究与评论》（1926年）以及伏尔泰、D.H.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和威灵顿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1955）是他最后出版的几本书之一，是对T·E·劳伦斯毫不留情的抨击。晚年，奥尔丁顿成为苏联的畅销书作家，在那里他庆祝了自己的70岁生日。《热情的朝圣者：理查德·奥尔丁顿写给艾伦·伯德的信，1949-1962》于1975年出版。

聂云台

聂云台（1880年10月8日-1953年12月12日）,名其杰,原籍湖南衡山,1880年10月8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五)出生在长沙。他父亲聂缉椝是曾国藩的女婿,当过上海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江苏、安徽、浙江巡抚等官职。聂缉椝在1890—1893年上海道台任内,其账房徐子静侵蚀的赃款中,有华新纺织新局股票四百五十股,计银五万四千两。徐被迫交出后,聂将其据为己有,因而占有这个企业股权的十分之一[1]。1904年聂缉椝任浙江巡抚时,凭借权势,又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在湖南沅江、南县一带洞庭湖滨取得淤田四万余亩,后来建成了“种福垸”大地主庄园。

聂云台是聂缉椝的第三子,1883年即随父住在上海。少年时延师就读,于1893年回原籍参加童试,考取秀才。此后,他跟随外国人学英语及电气、化学工程等,虽未入过正式学校,但于各学科皆有所通晓,操英语尤熟练。

华新纺织新局是洋务派所主持的官商合办企业,原为前任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人在李鸿章支持下于1888年筹办,1891年开工,聂缉椝任上海道后,曾参与筹办。开工头几年,营业情况较好,但甲午战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连年亏损,许多股东失去经营信心。1904年,聂缉椝任浙江巡抚时,不便出面经商,便指使其旧日亲信汤癸生出面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新,由汤任复泰总理,聂云台被派任复泰的经理。当时日俄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复泰租办华新第一年就获利九万两。次年,汤癸生病死后,复泰进行了改组,聂云台取得他父亲的同意,将复泰改组为聂家独资经营的企业,由他自己担任复泰公司总理,其弟聂管臣任协理。改组后的复泰,仍继续租办华新。这时聂家除已据有的股权外,经汤癸生生前又代聂家陆续收买了一部分华新股票,同时汤家一部分华新股票也被收买过来,遂一家占有了华新股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股权上占了绝对优势。

1908年底,复泰对华新的租期届满。当时纱业有利可图,华新其他老股东要求收回自办,而聂家则想独占经营,争夺激烈。聂云台便凭借聂家在股权上的绝对优势,召集华新的董事会议,迫使董事会同意全部厂产拍卖。开标结果,聂云台以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两银得标。但划除聂家应得之拍卖份额外,只需再拿出十万两左右,就全部占有了这个企业。

华新为聂家收买后,改名恒丰纺织新局,由聂云台担任总理,聂管臣任协理。初期,因沿用华新旧有机器设备,产量和质量都不高。为此,聂云台曾进行过一些技术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1909年,由聂云台亲自主持开办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废除了包工头制。特别是1912年率先将蒸汽引擎改为电动机,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恒丰也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到1918年底以前,聂云台没有及早地更新和扩充恒丰的生产设备,而是将利润所得投资在封建土地的经营上。恒丰的设备更新,是1919年以后的事。

“种福垸”大庄园是聂家经营的另一产业,它与恒丰的关系,像一对孪生兄弟,互为支援和调剂。在“种福垸”建立之初,因为筑堤排涝,继续收买邻近土地,需款甚巨,截止1915年,从恒丰汇往“种福垸”的资金不下六十万元。到“种福垸”工程完成有了收益之后,又反转来,以收益支持恒丰。“种福垸”东西长十六里,南北宽十里,分东、南、西、北四区,三百七十四牌,可耕地达四万五千到四万八千亩,招租佃户三千余家。从1916年起,聂家开始从土地上得到大量的收入,每年从农民身上获得“正租”稻谷五六万石,棉花一万五千斤左右,其他杂课尚多,超过正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920年后,正式建立起一套管理机构,设有总理、协理、堤务局主任等职,并有由县府名义派往、而实际由聂家豢养的保警队,可以任意对佃农进行逮捕和审判。

1915年,聂云台作为中国实业团副团长赴美访问。1917年,他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聂担任临时干事。1918年冬,由于家族内部的矛盾,聂氏兄弟实行析产,将恒丰分作九股,成为其母(曾纪芬)与各房兄弟的合伙公司,推聂云台为总理,协理一职改由其另一兄弟聂潞生担任。“种福垸”无法分割,仍为聂家各房共有,由聂其贤等在当地经营,但大权仍由聂云台掌握。

欧战结束后,我国棉纺业仍有几年的继续繁荣。由于恒丰历年有了积累,加之又有大量的地租收入,聂云台开始对恒丰进行扩充,除增添纱锭和布机外,并着手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1919年6月,由聂云台发起招股,在吴淞蕴藻浜筹建大中华纱厂。大中华原定资本银九十万两,聂家投资二十三万两。由于投资踊跃,到1922年全部建成投产时,有纱锭四万五千枚,资本达二百万两,为当时华商第一流纱厂,聂云台担任该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此同时,他还与姚锡舟等集股,在江苏崇明建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正廷、吴善卿等在上海建华丰纺织公司,与张謇、荣宗敬、徐静仁等在吴淞办中国铁工厂,与孔祥熙、陈光甫等办中美贸易公司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聂云台分别担任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等职。他还参与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筹建,并自设恒大纱号,作为交易所经纪搞投机买卖。1921年,聂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为湖南最大粮栈之一。聂家企业的发展,使聂云台在工商界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1920年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迄1921年止,恒丰的纺锭增加到四万一千余枚,布机六百台,有职工三千余人。但由于他们家、厂不分,封建的人事关系与企业的管理体制纠缠不清,使其发展速度落后于同期全国棉纺业的发展水平。

1923年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卷土重来,华商棉纺业陷于慢性危机,聂云台所经营的各项企业都遭受巨大的损失。恒丰纱厂于1923—1924年间一度停工,为了维持周转,1924年曾向恒隆钱庄借款六十万两,此后长期借债度日[2]。特别是大中华纱厂,开工不到三年,因受外资竞争的打击,承担不起债务的负担,于1924年8月仅以一百五十九万两忍痛出售,聂家损失银三十余万两。其他企业,如中美贸易公司向美商订购颜料,因价格跌落损失三四十万两。华丰纺织厂因亏损于1927年被日商吞并。中国铁工厂因经营失利,一度被债权人拍卖未成,1932年“一二八”之役毁于炮火。

聂云台在经营上的失败,使他在工商界以及在家庭中的信誉大为降低。1924年后,他虽仍旧总理之名,实则处于退休地位,企业由聂潞生出面维持。此后,聂潞生逐渐成为恒丰厂和聂家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

恒丰的工人工资水平在同业中属于最低的,又有各种克扣课罚制度。1923年恒丰工人自发地发动了第一次罢工,以后接连不断。1925年五卅运动中,恒丰工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聂云台、聂潞生等非常恐惧,他们买通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捉拿罢工工人,拘留、开除工运领导干部。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高涨,聂云台多次著文,把群众称作是“随声附和的群氓”,极力宣传印度的甘地主义和提倡生产救国[3]。

1926年,聂云台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和顾问,这年他生病几死。此后疾病缠身,意念消沉,在长斋念佛中生活,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1943年,又因骨痨锯掉一条腿,更少过问世事。而恒丰则在聂潞生主持下,聂云台于1929年向浙江兴业银行贷款二百四十万两偿还旧债,并以余款建造三厂。1935年秋,恒丰各厂(包括纱号)因亏损停业。1936年由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征得聂家同意,将恒丰出租给宋系资本开办的中国棉业公司,改名为恒丰中记纺织新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棉公司商请浙江兴业银行同意,停止租赁关系。“浙兴”为保全债权利益,与聂家一起将恒丰伪装成英商产业,借以逃避日军管理,但没有成功。1938年5月,恒丰被日本军管。1942年与日本大康纱厂合办,成立所谓“恒丰纺绩株式会社”,向日本领事馆注册,资本中日各半,聂家从日方找补的现款中偿还了“浙兴”的债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潞生因曾担任过汪伪政权“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理事及其他伪职,不便公开活动。聂云台虽已体肢残疾,不得不再次走到前台。当时,恒丰已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聂云台为收回产权,写信向宋子文求助,又指使他儿子聂含章向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聂含章的表兄)活动,由俞向宋子文说情。聂家与“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主任徐寄廎、“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等人也都早有交情,经他们疏通,终于在1946年3月将产权收回。为此,聂家赠送俞大维和俞母大量恒丰股票,并让俞大维充当恒丰董事。这样,出任过伪职的聂潞生也就未受到任何追究。

聂云台虽将恒丰收回,但经过抗战以来的变化,聂家已无力经营,遂邀大棉商吴锡林、吴柏年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由聂云台出任董事长,聂含章任总经理,吴柏年为经理。恒丰由聂、吴两家合办后,利用吴家提供的流动资金,趁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和通货膨胀之机,大搞投机活动,猎取暴利。但是,他们并不将盈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而随时分掉,同时将纱布出口所得的外汇存放在国外。解放初期,恒丰设备陈旧,资金缺乏,财务亏损,种种困难,几至无法支持。经过人民政府对该厂多方面的扶助与整顿,工人们努力增产,主动减薪,并对资方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斗争,促使他们将逃资调回,生产才逐步好转。

1953年12月12日,聂云台因病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