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伦理学家、著名的数学家。出身于法国上伦省莱而市的一个贵族家庭,八岁就读于著名的拉·弗来施(La Fleche)公学,接受耶稣会士的正规传统教育,可他只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产生兴趣。1612年进入波埃顿大学攻读法律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其后,他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过日耳曼的三十年战争,结识了许多科学家。他还游历过欧洲各国,广泛涉猎了当时最新的数学、物理学、医学和解剖学等科学知识。1629年,为了利于科学研究,他卖掉世袭领地,离开黑暗腐败的法国,迁到荷兰定居,开始了以后二十年的科学研究和道德沉思。但是由于他的科学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处世态度,在荷兰仍然受到地方教会势力的敌视和攻击。为了逃避这种不堪忍受的环境,他于1648年回到法国定居,但又遭到教会的阻挠,只好返回荷兰。1649年他趁瑞典王后邀请讲学之机,迁居斯德哥尔摩。第二年病逝。笛卡尔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指导理性的规则》(1628)、《宇宙论》 (1633)、《方法论》(1637)、《形而上学的沉思》(1644)、《哲学原理》(1644)、《论心灵的感情》(1649)、《论人性》(1662)。其伦理思想主要散见在《方法论》、《论心灵的感情》以及一些书信中。笛卡尔把哲学体系比作一棵大树,说形而上学是树根,即世界观的学说;物理学是树干,即自然科学;伦理学是树干分出的一个分枝,是最高级和最完善的关于精神的科学。笛卡尔强调,哲学、伦理学应当指导人生,用这种“实践哲学”来代替经院的“思辨哲学”。表达了资产阶级用自己的道德观代替宗教神学道德观的愿望。

笛卡尔的人性论是以哲学二元论为基础的，他认为，世界中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是并列存在的，彼此互不相关，互不影响。物质实体的根本属性是广延性，精神实体的根本属性是思想。有广延的实体不能思想，精神实体不占有空间，能够思想。笛卡尔运用这种二元论去说明人的本性，认为人是由心灵和形体组成的，也就是人既包含精神实体，又是物质实体。人的身体作为物质实体，其身体各部分象钟表一样进行机械运动。但是，他又认为，人和动物不同。人有思想。笛卡尔说我能够设想自己没有形体。也可以设想自己没有想象和知觉，但是我是在思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样就发现了思想是属于我的一种属性。我思想多久就存在多久，我不思想我就不存在。那么，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笛卡尔明确指出：“确切说来，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心灵、一个灵魂、一个理智、一个理性。”(转引自伽桑狄《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在笛卡尔看来，人的 所谓“在思想的东西”，就是一个“在怀疑、在理解、在肯定、在否定、也在想象、在感觉着的精神的‘自我’”。(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笛卡尔认为，人的身体和动作是受机械运动规律支配的，所以人的身体及其欲望不能作为人的本性。人有思想这是区别于动物的唯一特性，人有思想人才存在。笛卡尔由此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人的本性在于人的思想或理性，即自我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笛卡尔这一命题是他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人性论的出发点，也是理性主义伦理思想的出发点。

笛卡尔把“自我”规定为心灵、理智、理性，并认为人的身心是彼此独立的。他说：“或者不如说的确，象我即要说的那样，我有一个肉体，我和他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但是，由于一方面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即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而没有广延，而另一方面，我对于肉体有一个明白的观念，即它只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 想，因此肯定地是：我，也就是说我的心灵，或者是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完完全全地、真正地与我的肉体有分别的，它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转引自伽桑狄： 《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第78页)笛卡尔把心灵和肉 体、精神和物质割裂开来，必然会得出两者互相不能影响的结果。但是实际生活的经验迫使科学家笛卡尔不得不承认身心是联系在一起的，互相有影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描述心灵与形体联结的方式。笛卡尔认为心灵位于大脑的“松果腺”中。“松果腺”接受来自身体各个部分的作用转交给心灵，由心灵把它变成感情和观念。同样，心灵在“松果腺”里把它的观念往外传，通过神经和血管传到肌肉里，肌肉就发生收缩和舒张。人身体的动作，感情和观念，通过“松果腺”这个媒介相互影响，人的行为善恶也就取决于这种相互影响。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没有解决伦理学上的身心的关系问题。但是它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捅开了一个透气的窗户，因为这种说法使他的二元论打了折扣，把心灵物质化了。二是为神学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笛卡尔伦理思想理论基础的两面性。

哈罗德·坦珀利

哈罗德·坦珀利（英语：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1879年4月20日—1939年7月11日），英国历史学家，自1931年起担任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和剑桥彼得豪斯学院院长。

坦波丽出生于剑桥，是欧内斯特·坦波丽的儿子。欧内斯特·坦波利是剑桥大学皇后学院的研究员和财务主管。他在谢伯恩学校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他获得了历史学的一级荣誉学位。1903 年，他成为利兹大学的讲师，之后于 1905 年在剑桥大学彼得学院获得奖学金。

坦伯利的研究领域是现代外交史，他作为编辑深度参与了英国政府官方版本的20世纪初外交史的出版。他还写过关于乔治·坎宁和东欧历史的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波丽被委任为法夫和福尔法约曼骑兵团（Fife and Forfar Yeomanry）成员，因病错过了加里波利登陆。然后他被借调到陆军部，负责巴尔干地区的情报和政策工作。他的《塞尔维亚史》于1917年出版。

他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后来根据乔治·路易斯·比尔和尤斯塔斯·珀西勋爵设计的方案，参与编写了关于该会议的官方历史。他是阿尔巴尼亚边界委员会的英国代表；1921年，他担任国际联盟阿瑟·贝尔福的顾问。

在《英国战争起源文件》的编纂中，他与乔治·皮博迪·古奇（1873-1968）合作，后者是另一位外交历史学家，也是1906年至1910年自由党议员。古奇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公开反对英国的政策，他也是一位德国历史学家；他的任命旨在使该项目具有可信的独立性。

坦波丽和古奇在财务上受到限制，并且在使用文件时受到“50年规则”的限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得不使用战术性辞职威胁。莉莲·马杰里·彭森（1896-1963）参与了这一项目和后来关于蓝皮书的项目。

1923年，坦波丽在剑桥创办了《剑桥历史期刊》。

坦波丽于1938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成员。

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是坦波丽的学生。他后来评论说，年迈的坦波丽和同龄的历史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是如何主宰学院组合室的，“就像蓬勃发展的巨人一样，笨重而危险地摆满陶器，充满温暖和美好的感觉，但也有霸道的一面——如果你踩到他们的故事[原文如此]，他们就会变成可怕的狮子”。坦佩雷也影响了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欧洲外交政策，包括对轴心国的绥靖政策和《慕尼黑协定》

平泉澄

平泉澄（日语：平泉澄／ひらいずみ きよし Hiraizumi Kiyoshi，1895年2月15日—1984年2月18日），是一位日本历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他专门研究日本中世纪史。平泉是著名的“皇国史观”学家，其著作被称为“平泉史学”。1895年出生于日本福井县大野郡平泉寺町。先后就读龙池寻常小学校、成器高等小学校、大野中学校、第四高等学校、1918年毕业于1918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国史学科（现东京大学文学部），之后进入大学院留校任教，1926年升任助教授，1935年升任教授。1945年辞职。1946年就任平泉寺白山神社第四代宫司，1948年被公职追放。1984年2月18日逝世，享年89岁。

立德乐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Archibald John Little，1838-1908） 立德乐洋行的创始人、重庆开埠后第一个抵达重庆的英国商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是最先驾驶轮船（汽轮）通过三峡到达重庆的西方人士。1883年，立德乐乘木艰苦航行，抵达重庆。他所著的有关游记在西方引起轰动。他的目的是获取中国大西南的丰富资源，扩充英国产品的市场，但客观上也推动了重庆开埠和商业贸易发展，开启了轮船航行三峡的时代。1859年，立德乐就到了上海，并成了富商。 1883年，立德乐逆长江而上，经过40天艰苦航行抵达重庆。他根据途中经历所著的《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在西方引起轰动。 1890年，“立德乐洋行”在陕西街开业，这就是重庆历史上第一家洋行。 五年后，他又以“永租”的方式占下了如今龙门浩一带的地盘，修起了遗留至今的“立德乐洋行”建筑群。

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其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绍兴县(今绍兴市区东昌坊口)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幼年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稍长又喜杂览，读了许多野史杂记。因经常随母探望在农村的外祖母，故熟悉农村社会，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勤劳朴素的品质。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又长期患病，家境“坠入困境”，经常出入当铺与药店中，深受侮蔑与歧视，切身感到社会的冷酷与势利，形成最初的反封建意识。1898年到南京求学，初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江南矿务铁路学堂，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后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爱好拜伦、海涅、普希金、裴多菲等人诗作，从此弃医从文，藉以改变国民精神。此间还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站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边，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展开大论战，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极富战斗精神的论文。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辑录唐以前亡佚的小说(后结集为《古小说钩沉》) 。1911年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出于强烈的反封建愿望，在故乡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后到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员、佥事等职，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教。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编委会，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列。1918年5月用鲁迅笔名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制度，为新文艺奠定了基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至1916年止，还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和不少杂感、散文、散文诗，并先后结为《呐喊》、 《坟》、 《热风》、 《彷徨》、 《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出版。其中，192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他的小说多取材于病态的现实社会，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冷峻之中包含着热切，富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动人的艺术力量，展示了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阔的生活画面。1926年8月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受北洋政府的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次年初，在大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四一二”反革命改变后，因要求学校当局营救该校被捕学生而无结果，愤而辞去该校一切职务。 “五四”运动以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27年10月起，定居上海，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将。还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暴政的各种社会活动和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此期写作除《故事新编》中的一部分短篇历史小说外，主要是杂文。分别结集为《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 《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等。这些作品以不拘一格的形式、纯熟多样的手法、简炼生动的语言，从社会各个方面写出了复杂的斗争及阶级力量的变化，形象而典型地表现了从“五四”到抗战前的整个历史进程，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记录，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已逐步成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全部思想历程。此外，在支持和指导进步文学社团，关怀和培养青年作者，译介世界进步文学及绘画、木刻作品，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他一生以文艺为战斗武器，著译近一千万字。现有1938年版、1958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20卷，以及《鲁迅通讯集》和《鲁迅日记》各2卷行世。

附： (1) 鲁迅故居——在今绍兴城东昌坊口19号周家新台门内。鲁迅从诞生(1881年)后至外出求学(1899年)一直生活于此。 1910—1912年， 回乡任教，也居于此。1918年，鲁迅家随同新台门内的周氏族人一起将新台门整座房屋连同屋后的百草园卖与东邻富户。房屋易主后，新台门改建，但鲁迅故居的主要部分幸存。临街的两扇黑油石库门，是鲁迅家出入的大门。进石库门，穿过一间平房，即鲁迅家当年的居处。前面一进已非原貌。西侧楼上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后面一进二间楼房，今室内存放器具多为原物。东首楼上小堂前，是吃饭、会客之处。后半间是鲁迅母亲房间。西首楼上的前半间是鲁迅祖母的卧室，后半间作过道。出过道一个天井往北是平房，为鲁迅家的灶间，房屋系当年原样。灶间之北三间平屋，为周家存放杂物之处。周家新台门约建于10—1813年间，是周家聚族而居的地方。解放后，几经修缮，恢复旧貌。

(2) 百草园——在鲁迅故居后园，原是周家与附近住户共有的菜园，后荒芜，是鲁迅少年时代常去玩耍的地方。百草园连同周家房产易主后，大部分园地还保持原样。鲁迅作品中描写的“短短的泥墙”仍然留存如故。

(3) 周家老台门——在今绍兴城东昌坊口9号。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与三味书屋隔河相望。老台门是鲁迅的祖宅，相传称覆盆桥周家，建于清代。后周氏家族多支分住三个台门，但婚丧大事皆在老台门办理。太平天国时期，曾以此作为慕王谭绍光的行宫。今为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鲁迅图书馆所在地。

(4) 土谷祠——即土地庙，旧以祭祀土地神，鲁迅名作《孔乙己》中提到的“土谷祠”，似指此。在今绍兴城塔子桥南堍，坐东朝西，北临东咸欢河，祠前是跨街台亭，斜对面是长庆寺。旧时常为乞丐和无业游民的栖身之处。祠中塑像已毁，庙房改作他用，现今祠门为1981年重修。

(5) 咸亨酒店——在鲁迅故居斜对面，原为清末绍兴城内的普通酒店，由周氏本家会资开设。因生意不好，仅二年即行关闭。由于鲁迅名作《孔乙己》是以它作背景的，故酒店也就驰名中外。1981年重新开设此店，店堂的格局和酒食菜肴，均仿《孔乙己》中的描述，因而顾客盈门，为到绍兴的中外游客所向往。

(6) 长庆寺——在今绍兴城新建南路塔子桥南端。坐西朝东，建于唐代。原名竹园寺，五代时改称广济院，北宋大中年间又名长庆寺，为绍兴寺名刹之一。寺门临街，与土谷祠隔街相望。鲁迅一岁时，曾拜主持和尚龙祖为师，取法名长根。因而鲁迅幼时也常到寺里游玩。他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对此即有叙述。

(7)绍兴府中学堂鲁迅工作室——在今绍兴城胜利路绍兴第一中学内。1910年7月鲁迅应邀回乡，在此(即绍兴府中学堂，一中前身)任监学(即教务长)兼博物教员。他的寝室和工作室在一所砖木结构三开间楼房东首楼上。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南方草物状》等书即在此完成。

(8) 朝北台门——在今绍兴县孙端乡安桥头村，鲁迅外婆家宅。坐南朝北，砖木结构，三开间二进平房。鲁迅外婆家姓鲁，早年曾迁居绍兴城内昌安街，后又移住皇甫庄旗杆台门。1893年底鲁家开始分居，鲁迅的大舅父迁往小皋埠，小舅父与外祖母仍回安桥头。鲁迅十三岁避难时寄住在此。安桥头临曹娥江，有镇塘殿，可登临观潮，为当地一胜景。鲁迅曾作《镇塘殿前观潮》一文。他也曾住皇甫庄后范溇旗杆台门，村内河流纵横，村东贺家池边昔时有戏台，鲁迅常和村里小朋友在此看戏，《社戏》一文源出于此。

(9) 绍兴鲁迅纪念馆——即鲁迅生平事迹陈列馆。在今鲁迅故居东侧，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新建筑，坐北朝南，建于1973年。门楣上方镶嵌“绍兴鲁迅纪念馆”七个金字，为郭沫若手书。鲁迅的一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绍兴度过，他在故乡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他重要的创作源泉。陈列大厅内，以鲁迅的思想发展为线索，陈列了他在各个时期的照片、珍贵手迹和实物、美术作品及各种版本的鲁迅著译和大量展品，既扼要地介绍鲁迅战斗的一生，又突出表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活动事迹，富有绍兴地方特色。整个陈列展览，不仅为鲁迅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物史料，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极好课堂。

洪承畴

洪承畴（1593年10月16日—1665年4月3日），字亨九，福建南安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其远祖本姓陈，因入赘于洪氏，故改姓洪。洪承畴自幼聪颖，熟读经书，万历四十三年，23岁的洪承畴考中举人，第二年登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浙江提学道等职。天启七年(1627)，迁陕西布政使。作为一位明朝的地方官，他对朝廷算是十分效忠，如果他生活在盛世，或许称得上是忠臣。但他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明朝已是日落西山，社会动荡不安，这使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他一生事过明清二主，后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崇祯初年，明朝已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早在明中期，张居正已无回天之力，到明后期，东林党人也是一筹莫展，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加之我国北方连年灾荒，“野无青草，十室九空”，而明朝官吏却不管百姓死活，严催赋税，任意压榨人民，官逼民反，一场震撼神州大地的农民反抗斗争，终于在天启、崇祯年间掀起。高迎祥和李自成是这次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首先爆发在陕西。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陈奇瑜和延绥巡抚均因剿抚不力，先后罢官。因洪承畴昔日曾学兵术，善于治军，崇祯三年(1630)授洪承畴延绥巡抚，崇祯四年迁升为三边总督。由于多次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斗中获胜，他很得崇祯皇帝的赏识。崇祯七年，洪承畴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这时，大部分起义军转战河南。明廷命洪承畴东出潼关入豫。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攻，企图将农民军扼杀于中原。但是他们却没能得逞，遭到了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洪承畴心里那个气啊，只想对起义军斩尽杀绝，邀功于皇上。崇祯九年，高迎祥被洪承畴所俘杀。十一年，李自成起义军与洪承畴部将曹变蛟交战于潼关南原，李自成遭到了“以十八骑走商洛”的惨败。关中义军的活动转入低潮。这一仗使洪承畴在皇帝眼里重新成为战功赫赫的功臣。

但这时的明朝早已是梁倾柱摧。一方面是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军大潮般冲击着明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辽东的大清政权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大清兵不断入关抢掠，威胁京师。为防御清兵，朝廷征洪承畴入卫，命他总督蓟、辽，主持对清事务。

崇祯十四年四月，明清之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松锦之战，清军围困了锦州。洪承畴于同年七月奉命率吴三桂等8个总兵、13万人马云集宁远。洪承畴将骑兵布置在松山东、南、西三面驻扎，将步兵布置在离锦州只有六七里地的乳山岗，准备与清军决一死战。清皇太极得知明朝援兵已到时，便从盛京赶来，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截断松、杏间明军的联系，阻绝了洪承畴的归路;随后，皇太极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两军交战后，洪承畴背松山列阵，派兵冲击清营。一冲不破，便决定撤退。总兵王朴、吴三桂临阵先逃杏山时，前被清军伏击，后有清军追赶，非常狼狈。当他们逃到杏山不久，又决定撤奔宁远，结果再次遭到伏击，部卒伤亡惨重。洪承畴由于事先没有决战的决心，使自己的军士一下子就伤亡5万人，剩下残兵1万人，被清军团团围在松山。崇祯十五年一月，洪承畴听说朝廷援兵到，又派6000兵出城夜袭，也被清兵战败。败兵欲退入城内，但洪承畴见后有追兵，竟下令关闭城门，因此败兵大都被歼，其余逃往杏山;后遭伏击全被歼灭。洪承畴不敢再战，而朝廷援军也因害怕清军不敢前来。就这样，松山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副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做人质约降。二月，清军应邀夜攻，洪承畴被俘。

洪承畴被俘之初，与其他被俘明将一样，拒不低头，只求速死。当满族官员发怒，要举刀砍他时，洪承畴曾伸直脖子承刃，始终不屈;他还下决心绝食，曾7天不进粒米。但当时的清帝皇太极想成就大业，故对招降明将特别爱惜。而明朝的降将都察院参政张存仁对此更为热心。四月一日，张存仁上奏皇太极说：“洪承畴这样的人，不宜久加拘禁，应令其速速剃发，降于我朝，然后酌加使用，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明朝崇祯皇帝闻之寒心，其朝廷文臣闻之夺气。”皇太极采纳了张存仁的意见，对洪承畴积极做诱降工作。

皇太极曾多次派不同身份的官员去说服洪承畴降清。有一天，皇太极派范文程去说降。范文程与洪承畴一见面，洪承畴便破口大骂，范文程并不着恼，也不说降清之事，只是和他随意漫谈古今之事。谈话之间，忽然从梁间落下一些灰尘，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赶紧将其拂去。这次谈话后，范文程对皇太极说：“洪承畴决不愿意死去，他对衣服尚且这样珍惜，何况生命呢?”于是，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并把自己身着的貂裘脱下送给他，说：“先生难道不冷吗?”洪承畴听后心里感叹道：“真乃命世之主也！”但其仍不肯降服。皇太极去向明朝人打听，知道洪承畴好色，每日便派10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收到什么效果。最后皇太极不得不派美貌的爱妃博尔济吉特氏前去勾引。洪承畴为其美貌和温柔所打动，出乎意料地喝了一口她送到唇边的参汤。不一会儿，博氏又照此办理，承畴也就连饮不止。终于使这位大名鼎鼎的明朝总督回心转意，投降了清朝。洪承畴的投降，使得皇太极异常高兴，立即对他大加赏赐，并设酒陈百戏庆祝。当时，一些缺乏远见的清朝将领对此不满，皇太极笑着解释说：“我们要想得到中原，就需得到一位向导，现在洪承畴便是，怎能不令人高兴呢?”以后的事实证明，洪承畴确实没辜负皇太极的期望，为大清王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令人遗憾的是，洪承畴已投降了清朝，北京却谣传承畴已为国捐躯，因此准备对洪承畴举行隆重的祭祀之礼，并建祠都城外，与死难的巡抚都御史丘民仰等并列。到崇祯帝将亲临奠祭时，才又听说洪承畴投降了，只得结束了这场滑稽戏。

这年的五月，皇太极亲临崇政殿，召见洪承畴及祖大寿等降将。这是他们投降后第一次接受清帝的接见，走到大清门外，便跪倒在地，不敢上前，奏言道：“臣等本是明将，率将兵13万援救锦州，因皇上用兵如神而兵败，臣入守松山，同皇上抗衡，城破被俘，自分当死，皇上不杀且厚待于我，臣认为自己罪恶深重，不敢进去。”皇太极传谕道：“承畴言辞恳切，那时你我交战，各为其主，我岂能介意。且朕之所以能战胜明兵，攻克松山、锦州诸城，皆是天意，天且如此厚待于朕，朕亦当厚待于你们。你能记住我的恩情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要尽力辅佐朕。降将张春也感激于朕，但他却既不能为明而死，也没能辅佐朕以成大业至死一无所成，你们可别像他那样。”洪承畴等人应诏入朝，皇上赐他上殿坐，赐茶。君臣又讨论了一些新制旧制及对将士的奖罚等问题。皇太极加深了对明制的了解，而洪承畴也从这次谈话中感觉到自己确实投了一位宽仁的明主，他感觉到中原早晚会是大清的天下，决心为大清的统一建功立业，以报皇恩。

但洪承畴并没得到重用，皇太极在世之时，只是使他隶镶黄旗汉军，而生活上厚待于他罢了。

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万寿山(今景山，又叫煤山)，宣告了明朝的灭亡。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引起清统治集团的极大重视。睿亲王多尔衮立即召开会议，征询意见。洪承畴与李自成多次交战，对起义军的情况较熟悉，便献计说：“现在应该宣传王令，明确此行目的在于灭贼，有敢违抗者，必加诛戮;不杀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并宣告各知府，开门归降，官吏升迁，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3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抚，有首倡为内应者，破格封赏。”他还分析了李自成的战术，建议清军从蓟州一带疾行，赶在起义军前面截击。另外还建议把骑兵改为步兵，便于在北京城作战。他的这些建议得到多尔衮的赞许。

顺治元年四月，多尔衮率军入关，洪承畴时刻不离多尔衮左右，他所献种种计策，多为多尔衮采用，此后，他的地位渐趋重要。山海关一战，清军取得胜利，向明朝军民发布出师告示，就是洪承畴根据上述主张起草的。在这个告示中，不仅把清军说成是仁义之师，而且号召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农民军，这个告示，在促进北方地主阶级、明官僚与满族贵族的联合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清朝定鼎北京后，命洪承畴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官衔，同内院官佐理机务，不久便成为秘书院大学士。为健全政府机构和完善各种制度，洪承畴与冯铨共同上书多尔衮，要求恢复明朝内阁之制，题奏皆下内阁拟旨，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这样做，如有什么问题，大学士们就可以有所指陈，六科也可据此摘参，从而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顺治帝到达北京后，他又与冯铨、谢陞等奏请皇上，制订郊庙乐章，把汉族的一些礼乐制度，介绍给新朝。另外，他在用人制度及建议满族习汉文等方面也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赏识，对好的建议予以采纳，即使不可行，也从不责备于他，这使得洪承畴能大胆进言。

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率师南下，不久占领南京。这时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如火如荼，清廷为镇压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便派洪承畴去江南安抚，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去执行安抚事宜。当时江南的局势还很严峻，清军虽占领南京，但剃发令的重申，致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逃往江南的地主、官僚建立政权，与清朝对抗，史称南明。他们企图抗清复明，给清的统一战争带来极大困难。洪承畴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到达江南后，一方面用“抚”的方法安定了宁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诸府，又用“剿”的方法攻破绩溪、婺源等地。

顺治三年正月，江宁的谊石、谊泐合兵2万举事。城内有人响应，洪承畴便在距城50里的西沟池捕杀万德华等50多人，又闭城搜捕50余人，审讯后，与郭世彦、尤琚等31人杀之。谊石等人失去内应，只好强攻神策门。清军分兵出朝阳、太平二门，截谊石等其后，启神策门出城与谊石战作一处，谊石等人大败，清军追及摄山，斩首无数。此战之后，洪承畴疏请还京，清政府以江南尚未安定为由，没有允许，但赐其妻白金百两，貂皮200件以示奖赏。

南明鲁王朱以海号监国，占有浙江绍兴、宁波、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等地，拥有一定实力。顺治三年，明朝给事中陈子龙，私下接受鲁王的封官，谋集太湖的明朝溃兵起事反清。洪承畴前去追捕，陈子龙投水自杀。这月，皇帝再次下谕慰问洪承畴。洪承畴以剿抚并用的策略，为清政府在江南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他以汉族军民的鲜血，换来顺治帝及多尔衮等人对他的赏识。

时隔不久，广州有个和尚叫函可，给洪承畴惹了一件麻烦事。原来函可是故明朝尚书韩日缵之子，已出家多年了，韩日缵与洪承畴有师生之谊。函可向洪承畴请授给印牌以便出城回广东。但城门守卫盘查函可时，却发现他携带的东西中有南明福王答其大臣阮大铖的书信，信中文字触犯忌讳，又有《变纪》一书，内容干预时事。事发，上报到洪承畴那里。洪承畴自知此事不小，便上书引咎自责。三院大臣议定，洪承畴徇情，私给印牌，应予革职处分。但顺治帝认为他平定江南功绩可嘉，予以宽宥。

不久，洪承畴因父丧，请求解职守丧。顺治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命他治丧完毕，即回内院任事。顺治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上疏请议定推广督、抚、提、镇行保举连坐法。皇上同意了这件事。

从入关至今，不到5年的时间，洪承畴以他的才干和谋略，使江南基本得到平定，为清的统一和清政权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顺治十年正月，调洪承畴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此时湖广、云贵一带，南明余部日渐壮大。南明桂王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孙子，于清顺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肇庆(今广东肇庆市)称号，第二年改元永历，坚持抗清，另一方面，张献忠牺牲后留下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在川南、云、贵一带坚持斗争。迫于清军加紧南进，大顺军余部便主动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顺治九年二月，孙可望迎桂王居于贵州的安隆所。云南、贵州两省尚为南明据守。时隔半年，大西军对清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孙可望留守，李定国率主力8万出湖广，一路连克靖州、武冈、宝庆等地后，又转攻广西。大西军节节胜利。李定国在9个月的时间里，纵横湘、桂，兵锋曾达江西，破数十万清军。

鉴于如此危急的形势，顺治帝认为洪承畴才干过人，往昔为清廷屡立战功，让他担当扑灭南方抗清势力的重任。顺治十年五月，授洪承畴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命其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并敕谕抚镇以下咸听其节制，凡其所到之处，攻守抚剿等事全由他相机决断，事后再报告朝廷。并允许洪承畴上疏荐举，起用原任大学士李率泰督管两广。因江西的反清军未完全消灭，命洪承畴兼领，铸“经略大学士”印授之。临出发前，赐予蟒朝衣、冠带、靴袜、松石嵌撒袋、弓矢、马及鞍辔。

洪承畴到任不久，便上书朝廷：“湖南所驻重兵，本来足够用以防备和剿灭反清势力，但因各郡分布很远，兵力难以达到。郝摇旗、一只虎等窃伏湖北荆、襄诸郡，如果他们南下攻打澧(今湖南澧县)、岳(今湖南岳阳)，就会使我军腹背受敌。我与督臣、议臣应该往来于长沙等地，灵活调度军队。督臣应率劲兵驻荆州，并另遣兵增援武昌城的守军，以壮大我军声威。”又上疏说：“桂林虽已被我军收复，但李定国的军队距桂林仅200里，从我满洲派去援剿的官兵怎能在桂林站稳脚跟呢?所攻克的其他各州县，又怎样分兵驻守?又如果孙可望窥探得我军出援时，暗中从靖(今湖南靖县)、沅(今湖南芷江南)出兵，在粤西险道截击我军，就会使我军首尾难顾。我孤军深入远地，其危险显而易见。我已分兵驰赴所攻克的州郡，以支援他们守战。我还将亲自往来于衡(今湖南衡阳)、永(今湖南零陵)各地，以相机行事。”总之他认为当前应采取“以守为战，固全楚以巩固江南”的战略方针，一旦时机成熟，再转守为攻。十二月，清廷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又命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摆牙喇纛章京(清代军职名)苏克萨哈等率领八旗兵镇守湖南各战略要地。顺治十一年二月，又命靖南王耿继茂率所部自广州移镇桂林。这些都是洪承畴上疏清廷同意下发的。

顺治十二年，孙可望劫持南明桂王，杀了大学士吴贞毓等人，引起反清军内讧。六月孙可望遣部将刘文秀攻常德(今湖南常德)，派卢明臣、冯双礼攻武昌、岳州。洪承畴、陈泰一面指挥清军在常德设下埋伏，一面派遣苏克萨哈迎击，结果大获全胜。卢明臣坠水而死，刘文秀、冯双礼败走贵州。不久陈泰死于军中。洪承畴以固山额真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领固山额真卓罗、祖泽润等分驻荆州、长沙。至此，湖广形势大为改观。

顺治帝对于洪承畴的策划、调度和取得的战果极为赞赏，下书表彰。同年，洪承畴加太傅，仍兼太子太师。

李定国奉明桂王入云南，湖广一带无战事。阿尔津建议以重兵驻长州，意图从沅、靖入滇、黔，洪承畴与他有意见分歧。帝诏阿尔津还京师，用皇帝宗室罗代替他。

洪承畴战功赫赫，深得皇帝的信任。但也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有人上疏弹劾洪承畴，他一面上疏为自己辩解，一面以无能、老疾等理由要求罢斥。顺治帝同意他解任还京养病。正当洪承畴准备北上还京之际，孙可望背叛其主，兴兵进攻云南，被李定国打败。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他亲自率属官百余名，兵数千人，从贵州到长沙投降了清朝。洪承畴借机向皇帝表白自己招降政策的胜利，还让孙可望上疏顺治皇帝，赞扬洪承畴的战略战术。于是顺治帝让洪承畴留任。

清廷计划分3路出兵贵州：洪承畴所部与罗由湖广出兵，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由四川出兵，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出兵。顺治十五年正月，清廷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寂大将军，率军南征。于是洪承畴与罗会师常德，经过沅州、靖州进入贵州境内，攻克了镇远。卓布泰招抚南丹、那地、抚宁诸土司，南下独山州，不久攻克贵阳。吴三桂也从重庆攻取遵义进攻开州、桐梓，率领军队前来会合。洪承畴上疏筹军粮，他说：“贵州诸府、州、县、卫、所只剩下空城，即使有少量余粮，兵过之后就用尽了。只有省仓库存米7000余石、谷4000余石，足够支撑1个月。我所率领的军队，让他们分开驻守在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降兵暂驻三五日，改屯天柱、会同、黔阳各县及湖南沅州。四川兵驻遵义，广西兵驻独山，让士兵分地就粮。听说信郡王的大兵六月初从荆州出发，需粮多并且聚集在一起。贵州山深地寒，收获都在九月。我正派官吏劝谕军民要交纳今秋收获粮食的一半，并派人从沅州运粮到镇远储存。又令常德道府准备布囊、棕套、木架、绳索，思南、石阡诸府、州、县、卫、所及诸土司招募成年男子服役，准备工糈，以投入到兴军之中。”洪承畴的这些措施，既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又缓解了兵众拥集、争粮乏食的情况，支援了战争的顺利进行。九月，清廷授洪承畴为英武殿大学士。

信郡王多尼的军队到了，驻军在平越杨老堡，洪承畴、吴三桂、卓布泰在一起，商讨决定多尼的军队从中路出发，经关岭铁索桥到云南省城，行1000余里;吴三桂的军队从遵义经七星关，共1500余里，比中路军先行10天;卓布泰军因南宁有反清军，从贵、广西边境平浪、永顺、威透山，路过安隆所、黄草、罗平州，共1800余里，比四川兵先行15日。已经商讨好了，洪承畴回到贵阳，和罗驻守，派提督张勇等跟随多尼的部队。明将李定国等战败，明桂王逃奔永昌。

顺治十六年正月，3路大军会师，攻克云南省城昆明，明桂王逃奔缅甸。洪承畴到了云南，他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在于安定云南内部。他上疏说：“云南地势险要且位于偏远地带，请如元、明故事，以王公坐镇。”于是顺治帝便命平西王吴三桂领兵驻云南。三月，洪承畴再次上疏说：“信郡王命贝子尚善及吴三桂等追剿到永昌、腾越。明将贺九义、李成爵、李如碧、廖鱼、邹自贵、马得鸣等收集溃兵，分兵逃往元江、顺宁、云龙、澜沧、丽江，伺机作战。云南民间屡遭兵火，饥馑严重，死无虚日。近来，永昌诸处，遭祸更烈，周围数百里，杳无人烟。追剿之军因无粮不能久驻。省城昆明米价高达每石白银13两多。因此诸军只好分驻宜良、富农、罗次、姚安、宾川、临安、新兴、陆凉等处就粮。臣知皇上明察万里，自有决断，使边臣得以遵奉。”顺治帝阅毕疏文，即谕户、兵二部：“云南、贵州新归我朝，百姓皆朕赤子。今日大兵所至，黎民归命，欢欣鼓舞，如逢再生。但闻两省地方，生产未能恢复，房屋残毁，田亩荒芜，衣食艰窘。朕每念及，不胜恻悯。今特发国库银30万两，以15万两赈济两省贫民，另15万两令经略臣收贮，备军饷不足。”

八月，洪承畴又一次上疏：“兵部密令速攻缅甸，彻底消灭桂王政权。臣受命经略，看见民生凋敝，而云南土司和降卒还抱着观望态度。所以我认为必须先安内，然后才可剿外。现在李定国等窜伏孟浪诸处，山川险阻，且瘴毒为害，必待霜降之后才消。明年二月，青草将生的时候，瘴又复起。因此，可以用兵的时间不过4个月。由于时间短，便不能穷追敌人。而李定国等企图从景东(今云南景东)、元江(今云南元江)，复入广西，与土司相勾结，私授印，歃血为盟。如果听说我大清兵西进，他们一定会避实就虚，合力内犯。那时，我军相隔已远，不能回顾，省城之留兵，也来不及抵御：这就必然导制李定国军纵逸横行，其后果十分严重。鉴于上述情况，权衡轻重利弊，臣以为今年秋冬暂停进兵，使云南西部的人民，能获得一个秋收和喘息的机会，以便他们明年尽力春耕，以获取生计。我军也能够养锐蓄威，居中制外，使李定国等不能窥动静而潜逃，诸土司也不能伺机逞强。这样就能断绝反清残兵互相勾结以及降卒反水的可能，从而使我牢牢地掌握克敌致胜的主动权。李定国等潜藏边界，无居无食，瘴疠相侵，内变易生，就必然造成可乘之机。到那时我粮草齐备，苗蛮亦顺服，再调发将卒，然后进兵，大概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这是安内剿外的长远之计。”顺治帝对洪承畴这一大计极为重视，并让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商讨定夺。结果，同意了洪承畴的建议，暂停进兵。

顺治十六年(1659)十月，年逾六旬的洪承畴，由于奔波于战事，出谋划策，费尽心机，自觉不胜官职，借目疾乞解任，请求回京调理。第二年，吴三桂出兵进攻缅甸，俘获明桂王回归。

顺治十八年正月，清圣祖康熙即位。五月，洪承畴请求辞职，授予他三等阿达哈哈番(清代的四等功爵名称)世职。康熙四年(1665)二月，洪承畴卒，清廷赐谥号曰“文襄”。他的儿子士钦，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对洪承畴的评价，显然褒贬有别。乾隆帝将洪承畴和一大批背明降清的汉宫编入《贰臣传》，这是包括洪承畴在内的降清明臣生前所料想不到的。不过乾隆认为，洪承畴“虽不克终于胜国(指明朝)，实能效忠于本朝”，并多有建树，因此把他列为贰臣中的甲等。

德莱塞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年8月27日－1945年12月28日），美国作家。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镇一个贫穷的德国移民家庭。父亲经常失业,兄弟姐妹有10多个,因此他从中学退学后,就去芝加哥做工谋生。后来靠人帮助以半工半读方式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学习,一年后被迫离校。在此期间,他努力阅读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的作品,并坚持练习写作。1892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天才的再现》,后被正式聘为报社记者。从此他有机会走访各地,了解社会情况,为创作积累素材。他于190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通过农村姑娘嘉莉到芝加哥谋生而成为名演员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繁荣而实际存在着的严重的贫富对立;同时也说明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已经结束,个性解放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实。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为美国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但发表后被指责为“有伤风化”、“有破坏性”而遭查禁,直至1907年才允许再版。接着发表的《珍妮姑娘》是《嘉莉妹妹》的姐妹篇,小说又一次对贫富对立的社会进行了揭露和控诉。他的《欲望三部曲》由《金融家》、《巨人》、《斯多噶》三部长篇小说组成,描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攫取财富和权力的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长篇小说《“天才”》通过画家尤金·威特拉的堕落和毁灭,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对于艺术的腐蚀和摧残作用。德莱塞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它描写了克莱德的一生,叙述他如何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少年变成只知寻欢作乐的浪子、最后堕落为杀人犯的悲剧。小说通过克莱德的悲剧,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罪恶,而且还进而揭露了美国两党政治民主制的虚伪和司法制度的丑恶。这不只是个人悲剧,而更是社会悲剧。这部作品具有新闻报导式的忠实,同时注重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描绘,人物语言个性化。小说赢得了世界声誉。他的短篇小说集有《自由及其它故事》、《十二个人》、《锁链》、《一个大城市的色调》、《妇女群像》等,其中有不少精品佳作。1927年,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发表《德莱塞访苏印象记》,充分肯定了新生事物。从他的自传体作品《一个四十岁的旅客》、《关于我自己》、《墓志铭》、《黎明》中,可以了解他的家庭、学校、童工和记者生活,以及思想的发展变化。1941年他当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1945年他加入美国共产党。德莱塞的主要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突破了“胆小与高雅的传统”,揭穿了盛行于20世纪初美国文坛粉饰现实的谎言,取得了现实主义的胜利。

袁珙

袁珙[gǒng]（1335年～1410年）元末明初术士，精善相术，为明成祖宠臣。字廷玉。鄞(今浙江鄞县) 人。他的高祖袁镛为宋末进士，元兵至，不屈，其家十七口人残遭杀害。其父袁十元，为翰林检阅官。据史载，他生而具有异采寻常的天赋，好学能诗。曾经游海外洛伽山，遇有一异僧别古崖、得其传授相人之术。据说此僧先令他仰视皎月，目尽眩，然后入暗室中，让他分辨出放置其中的一粒赤黑豆。又在窗外悬挂五色丝缕，在月光的映照下，让他分辨丝缕的颜色。等到都能准确无误之后，才能相人。他相人时，常于夜中燃两只蜡蚷，视人形状气色，并参核其人所生年月。他的相术极精善，能致于百无一误。在元时他已有盛名，所相士大夫数十百人。道其人之生死祸福、并预测期日，无不奇中。明洪武年间(1368—1398)，他在嵩山寺遇到姚广孝，相之曰： “公刘秉中之俦也，幸自爱。” 后经姚广孝举荐，被燕王朱棣召至北平。燕王欲测其术，与貌相类已者九人杂聚一处，操弓失，饮于酒肆中。袁珙一见即能辨出燕王，上前跪拜。余人笑谓其谬，他仍不为所动。燕王见状离去，信其术不虚，召他进宫。他入宫相燕王为太平天子，又见其藩邸诸校卒，相出其中将为公侯将相者，并一一指出。燕王恐其语泄，遣之还。及至燕王即位，召拜他为太常丞，赐冠服、鞍马、文绮、宝钞及居第。明成祖欲立太子，虽已有属意而犹豫未决，后经袁珙相诸皇子孙而认定仁宗、宣宗将贵为天子，遂立仁宗为皇储。袁珙相人即知心术善恶，他利用人们畏祸而不畏义的特性，往往能因其不善而以祸患导之于善，因此而改恶从善者甚多 他为人孝友端厚，待其族党有恩。其家居鄞城西，绕舍种柳，自号柳庄居士，著有《柳庄集》、《忠义录》、《柳庄秘传相法》。永乐八年 (1410)卒，享年七十六。明成祖赐祭葬，赠官太常少卿。

黄省曾

黄省曾（1490～1540）明代诗文作家。字勉之，号五岳山人。明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年青时喜爱购书，知识较为渊博。其乡前辈王鏊、杨循吉，皆为之延誉。嘉靖十年(1531)举于乡。后累次参加会试，皆落第，但其交游日广。曾从王守仁、湛若水学。李梦阳以诗雄于河雒，他北面称弟子。李梦阳就医京口，他往候后拜授其全集以归。著述甚丰，有《五岳山人集》38卷、《骚苑》3卷、《养鱼经》、《稻品》等6种、《西洋朝贡典录》3卷，编纂有《名家诗法》8卷。他描写景观，时有雅思，如《游清凉山》：“旧刹欢新陟，凉台得暖攀。殿悬秋蔼树，江吐夕阳山。法食供游馔，林杯悦旅颜。无劳支遁马，碧草步人还。”时人评其诗作“凡象外难摹之景，必铸以新范”。虽不免有些过誉，却道出他的艺术追求。他的抒怀之作，亦有类似特点。在其写景抒怀的诗歌中，时见佳句，象《越江渡》：“江碧天光定，林红春色流”。《答人》：“黄鹄将心换，丹砂夺鬓迴”。《遣兴》：“浮云不寄览，芳草自为年”。《夜思》：“梦积俱缘想，愁来若解寻”。《客中》：“遇柳为离树，逢楼是别城”，恰如其侄黄河水所说，有些“神诣”之处。他亦善文。文学六朝，多偶对之辞，词采也较为华美。

王弼

王弼（226年—249年），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卒于魏嘉平元年。三国魏玄学家，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贵无派的著名代表。字辅嗣。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人。魏正始年间为尚书郎,少年即享高名。好谈儒道,辞才逸辩,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世称“正道之音”。其叔祖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家中藏书丰富，学者以为有家学渊源。 他少年就以辩才著称，“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何劭《王弼传》)。时吏部郎裴徽曾问他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 无己者何?”答道：“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 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同上)。由是 为世所重。在哲学上他主张“无”是天地万物的根本， 谓：“凡有皆始于无”。他从“体用不二”的思想出发，从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来论证“以无为本”。认识论上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 象》)，主张修本废言，了悟本体。主张“名教”出于“自然”。倡政治上无为而治。王弼的思想以空谈和复古相 结合为特点。何晏作吏部尚书时谈客盈坐，王弼参与清谈，自为客主，“皆一坐人所不及”。何晏对其很赏识，称 赞道：“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 乎!”但他为人“浅而不识物情”，“事功亦雅非所长”(何 劭《王弼传》)。何晏把他推荐给曹爽，他与其论道多时， 无所他及，由此遭曹爽鄙视。正始十年何晏等人被司马氏所杀，王弼也以暴病亡。年二十馀卒。其哲学著作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现《论语释疑》已佚， 仅在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中保存一些片断。

潘伯鹰

潘伯鹰（1905年1月29日~1966年5月），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久寓上海。原名式、婴，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寂娱学人，别署孤云。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小说家、鉴定家。

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职于交通部。1928年春,因抨击时弊入狱,得章士钊营救获释。后任辅仁大学教授,南京赈济委员会秘书。1948年随章士钊赴北京为国共和谈秘书长,后为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特邀代表、参加开国大典。建国后,历任同济、复旦、华东音乐学院等院校教授,兼上海文管会顾问、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等。为现代著名书法家。著有《中国书法简论》、《南北朝文》、《黄庭坚诗选》等。所写小楷字帖,被选作中小学书法教材,1984年再版发行。

王钟麒

王钟麒（1880-1913），字毓仁，一作郁仁;号无生，一作无生;别署天僇、天僇生、僇民、大哀、蹈海子、一尘不染等。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江苏江都(今扬州)。“幼研百家，雅好文学”。迨至弱冠，“世变日非，窃窃忧之，每以文词，力图挽救，几濒于危”(王钟麒《报马君武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上海，充《申报》笔政，加入国学保存会，并在该会所办《国粹学报》发表反清文章。从光绪三十三年起，先后助革命党人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主要担任评论，成为于右任的得力助手之一，于右任称其：“是一个沉博绝丽的骈文学家，而又熟于稗史，以芳馨之词，达小雅诗人之旨，感人亦极深刻。明末遗民的复国运动，大半是在这一条路的。”(《如何写作社评》)宣统二年(1910)由朱少屏、柳亚子介绍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是该社主要作家之一。辛亥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为光复南京而组成江浙诸省联军，王钟麒任该军司令部秘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1912年9月，与章士钊创办《独立周报》。因撰文触犯洋人，受到威胁，回扬州，以疾卒，年仅三十五岁。

王钟麒“姿性敦敏，神采秀澈，耽玩文艺，早善辞笔，时人高其才艳”(马浮《江都王君墓志》)。诗、文、小说、戏曲皆能，而在小说理论方面尤有建树，是晚清小说理论家中的佼佼者。一生著作甚富。诗集有《天僇生诗钞》(作者自选)、《旡生诗钞》(胡寄尘选);小说有《玉环外史》、《恨海鹃声谱》、《孤城碧血记》、《学究教育谈》、《劫花泪史》、《消魂狱》、《郑成功》等;剧本有《血泪痕传奇》、《穷民泪传奇》、《轩亭复活记》等;笔记有《述庵秘录》、《述庵读书志》、《佚史》、《述庵笔记》、《文坛挥麈录》等;诗论、词论、剧论有《旡生诗话》、《惨离别楼词话》;小说理论文章有《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剧场之教育》;其他尚有《三国史略》、《晋初史略》、《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世界史》、《本国地理》、《世界地理》、《三国志选注》等。生平事迹见马浮《江都王君墓志》、胡寄尘《王无生小传》、郑逸梅《南社丛谈·王无生》等。

徐光启

徐光启（1562.4.24－1633.11.8）明末大臣、著名科学家。上海县(今属上海)徐家汇人。字子先，号玄扈。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举进士，进入翰林院，曾先后担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明熹宗天启时任礼部右侍郎，后又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他为官清廉，因反对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专权，曾三次受贬免职。他早年曾与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交往甚密，向利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与利氏一起研究天文、历法、数学、地学、水利等学问，并和利氏共同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著作，成为介绍西方科技的先驱。他热心科学事业，利用空闲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他在农学、天文、历法、医药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徐光启平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深远的要算他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此书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内容极其丰富，分为农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田制(井田考和《王祯农书》中的各种田制图)。农事(营治、开垦、授时、占侯，以屯垦为重心)。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泰西水法》)。农器。树艺(谷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类(木棉、苎麻、葛)。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食品、房屋)。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等十二类目。书中辑录大量古代和当时文献，提出作者许多心得和见解，是我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明思宗崇祯年间，钦天监预报日食出现了错误，他上疏皇帝修改历法。在他和李天经先后主持下，历局延请在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参加，于崇祯六年(1633)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此历书开始接受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突破了我国传统天文历法范畴，在我国天文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天文、历法方面提出新观点，如指南针非指正子午、罗经与表臬、立运仪等“参互考合，务得子午卯酉真线”等，对后世都有启发意义。他在科学研究中那种博览群书、积累资料。亲自动手、调查研究。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值得后世效法。

王思任

王思任（1575年8月26日－1646年10月30日），字季重，又字金星，号遂东，又号谑庵，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文学家。少时即攻举业，师事黄葵阳，因落笔灵异，深得黄葵阳的喜欢。万历二十三年中(1595)进士，先后任兴平、当涂、清浦知县，又任袁州推官，擢刑部主事、工部主事，出为江西佥事。鲁王监国驻绍兴时，擢任礼部侍郎兼詹事，既而晋礼部尚书。

任青浦知县时，认真清田均役。深入察访，将无田有役改为役必以田;将荒田之役均改成按熟田役;五年三四役改为五年一役;五十亩当大役改成七十亩以上大役。当时“父老子弟各不相争，俱欣欣然有喜色相告也”。对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采取“君子群而不党”的态度。坚决反对阉党的骄傲跋扈。任袁州推官时，魏忠贤派人收买，思任“终笑不应”，委婉拒绝。崇祯初，升南工部主事，晋屯田郎中，出为九江佥事，备兵九江。时英山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凤阳，转而进攻黄梅。主动请战，至浔阳统兵一万，进发黄州，解黄梅之围。

乙酉(1645)五月，南京陷落，福王仓皇逃走芜湖，马士英拥兵奉太妃入浙，回到绍兴的思任，上疏太妃，批评明弘光小朝廷从不曾切切实实讲求报仇雪耻，要求“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为误国欺君之戒”。清军进逼杭州，马士英欲渡江入越，思任致书拒之曰：“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职请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鲁王监国绍兴时，清兵渡江在即，面对颓势，思任屡屡上疏，极言种种弊政，上不听。翌年六月，清兵即陷绍兴，鲁王亡走海上，思任踉跄避兵入凤林山孤竹庵中。清巡按御史王应昌邀其出山，思任复书曰：“不忠思任，年七十有二，旦晚就木，鸠盘茶免使卖笑过生我矣。”亲党多以利害相劝，终不为所动。贝勒博洛驻节城中，不剃发，不入城，绝饮食而死。临终，连呼“高皇帝”者三。

思任为官，三仕三黜。50年内，强半村居，乃沉湎曲蘖，放浪山水以自遣。越中山水游历殆遍，北京、南京、江西庐山、天台雁荡山、金华等地都留下足迹，所写《游唤》、《游历记》，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其诗文，嘻笑怒发，略无顾忌。著有《王季重十种》、《百家论钞》等。又精通曲论，所撰《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是著名的戏曲批评著作。工画亦工书，书仿米家，画近云林，颇得时人称道。

丘处机

丘处机（1148年—1227年），金元之际全真道的教主与道教领袖。字通密，自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十九岁人道，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非常器重他，死前曾经预言：此人今后地位非同一般，必定是大开教门的英雄。当时，丘处机才二十二岁。王重阳仙逝后，由马丹阳掌教，他觉得，仅凭他一人的力量，要使全真道传遍天下，显然是很困难的，于是提议七大弟子各走一方，分头去传播全真教义。丘处机便来到龙门山(今陕西陇县龙门洞)修道传教，开创了全真龙门派。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北方著名的道教领袖。公元1188年，金朝皇帝邀请他来到燕京(今北京)，赐给他道冠，并让他为自己主持生日典礼的宗教仪式。后又下令动用国库，在皇宫中为他修建道庵。这使全真道名声大振，要求入教的信徒一下猛增起来。他在燕京的皇宫中住了半年，然后回到山东继续传教。随后二十多年，全真道借助金朝皇帝与达官显贵的支持，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道教势力。这时，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铁骑正开始进攻金朝，丘处机敏感地意识到金朝的气数将尽，于是便开始与女真族皇帝拉开距离。金帝多次请他去燕京，都被他婉言拒绝。就连南宋皇帝的邀请，他也同样不予理会。与此同时，远在中亚战场的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却不顾自己七十二岁的高龄，挑选了十八位弟子同行，历时三年多，西行万余里，在西域雪山拜见了这位“一代天骄”。关于丘处机万里西行的动机，历来有两种看法：一说是丘处机听说蒙古军队非常残暴野蛮，杀人如麻，所到之处便成废墟，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生命，为了全真道免受毁灭性打击，去拜见成吉思汗或许是有益的;另一种说法是，丘处机预感到北方的金王朝和南方的宋王朝的末日就要来临，中国可能将统一于蒙古人之手，所以提前跟未来的统治者拉上关系，对全真道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不管是哪种动机，他这次万里西行，都走对了。据随行弟子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见到成吉思汗后，颇得蒙古皇帝的青睐，被呼为“丘神仙”。丘处机在回答成吉思汗关于人生、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时，以“清心寡欲”对“长生久视之道”，以“不嗜杀人”对“为治之方”，还多次提醒这位蒙古皇帝，千万不能用血与火的方式去对付中原黎民。成吉思汗虽然并未采纳他的意见，但对这位道教领袖还是恩礼备至，命他掌管天下道教，说：“我已有圣旨文字给你，让你管理天下所有的出家善人。”并下令免除宫观的劳役和赋税。当蒙古铁骑挥戈南下时，他以成吉思汗所赋予的特权，不但使全真道的信徒免遭屠杀或为奴的厄运，而且也拯救过许多百姓。公元1227年6月22日，他听说长安太液池的水干涸了，若有所动，笑着对弟子说：“我也将随之而去。”果然无疾而终，遗骨藏于北京白云观丘祖殿。

罗隐

罗隐(833—910)唐末文学家。原名罗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浙江富阳)人。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已在贡籍，时27岁。唐懿宗咸通元年(860)至咸通十四年，十举进士，因恃才傲物，为公卿所恶而不第，遂改名为罗隐。咸通十二年时曾得任衡阳主簿，冬十月即乞归。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再入京师，次年黄巢起义，避乱归故里。光启三年(887)，呈诗谒杭州刺史钱鏐。钱鏐爱其才，辟为从事，后又表奏为钱塘令，迁著作郎。罗隐病时，曾亲临抚问，并题壁道：“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唐昭宗天佑三年(906)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判官。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鏐密表推荐，授给事中;开平三年迁盐钱发运副使。本年冬殁，终年77岁。

罗隐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收在《谗书》中的讽刺小品文。该书编于咸通八年，皆“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作者亦言：“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谗书重序》)如《说天鸡》以寓言形式抨击以貌取人，不用真才的唐末政治现实，指斥那些达官贵人不过是一些“峨冠高步，饮啄而已”的无德无能之辈。《说英雄》则深刻揭露那些自命为英雄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梅先生碑》、《叙二狂生》、《越妇言》、《三闾大夫意》等皆嬉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其诗长于咏史，深刻有力，耐人寻思，上继温、李，下开宋贤。如《燕昭王墓》：“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慨世深沉。《炀帝陵》指斥古来庸臣暗主;《西施》、《马嵬坡》驳斥女色亡国的传统老话。最有名的是七律《筹笔驿》，借评说刘禅，阐述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有理有情。还有大量的诗讥刺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投所思》、《长安秋夜》、《题新榜》、《送顾云下第》等，讥刺唐代科举制度的弊端，抒写了屡试不第的失意情怀。《过废江宁县》有句：“漫把文章惊后代，可知尊贵是他人。”更是激切的愤世之言。《后土庙》、《谒文宣王庙》、《代文宣王答》针砭当时佛道盛行，儒学衰歇的现象。咏物诗亦借题嘲讽，寓意深远。如《鹦鹉》、《蜂》、《金钱花》、《钱》等。故《唐才子传》说他：“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今存《甲乙集》10卷、《谗书》5卷、《两同书》2卷、《广陵妖乱志》。清人辑有《罗昭谏集》8卷。《全唐诗》卷655至665录存其诗11卷、卷885录存其诗1首;《全唐诗补遗》卷13补诗14首;《全唐诗续补遗》卷16补诗11首，断句4则。《全唐文》卷894至897录存其文4卷。

韩北屏

韩北屏 (1914.6.30—1970.9.27)，现当代作家。原名韩立,曾用笔名欧阳梦、宴冲等。江苏省扬州市人。13岁随父在镇江一家药店当了6年学徒,与此同时也开始文学习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1932年至1938年在上海、扬州主办过一些报刊。1938年参加江都县文化界抗敌协会宣传队,到大别山区从事救亡宣传,同年转至广西,任《全民抗战》(重庆版)记者、《诗月刊》(桂平版)编委。1939至1945年,先后任桂林前线出版社编辑、《广西日报》编辑部主任、桂林“文协”和“记协”的理事、昆明《扫荡报》编辑部主任。1946至1949年,先后任香港《新生日报》编辑部主任,建华、永华、南国电影公司编导委员,新闻学院教授,文协港澳分会理事。1950年由香港回到广州,任华南文学艺术院文学部教授及该部副主任,并被选为作协广州分会常务理事。1955年调《作品》编辑部任编辑。1958年任作协广州分会副秘书长,后升任副主席兼秘书长1960年调任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此后又任亚非作家中国联络委员会常设处秘书。《江南草》是他的第一本诗集,1936年出版。此后陆续出版的作品有:剧本《台儿庄之战》(1938年),诗集《人民之歌》(1939年),长诗《鹰之妻》(1941年),小说集《荆棘的门槛》(1942年)、《没有演完的悲剧》(1942年),电影文学剧本《豪门华阀》(1946年,拍成电影后更名《某夫人》)、《海市蜃楼》(1946年),报告文学集《桂林的撤退》(1947年),长篇小说《高山大峒》(1956年),诗集《和平的长城》(1959年),电影文学剧本《南海渔歌》(与华嘉合作),散文集《史诗时代》(1959年)、《亚非之夜》(1964年)等。此外还有论文集《诗的欣赏与创作》(1947年),以及散见于全国报刊上的不少未曾结集的诗歌、散文。

义玄

义玄（？～867），唐代禅僧。临济宗创始人。据延沼《临济慧照禅师塔记》、《宋高僧传》卷一二、《景德传灯录》卷一二、《人天眼目》卷一等载,俗姓邢。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幼而颖异,长以孝闻。落发受具足戒后,居于讲肆,精究律藏,博通经论。后认为三藏佛典只是“济世之医方”,并非“教外别传之旨”。于是游方各地,先参黄檗希运,又参高安大愚,再谒沩山灵祐。后复还黄檗,受印可。大中八年(854),北上,抵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于城东南滹沱河畔建立临济禅院,接引徒众,独树一帜,形成临济宗。故世人称之为“临济义玄”。卒后,敕谥“慧照禅师”。嗣法弟子有兴化存奖、三圣慧然、灌溪志闲等二十二人。禅学上,以“心清净”和“一念心”替代“如来藏”概念,反复提倡“无佛无众生”、“心生万法”等观点。要求禅僧树立自信,“不受人惑”,直下体验“历历孤明”的“本来面目”。又要求禅僧确立对佛法的“真正见解”;只有具有“真正见解”,才可称之为“真正学道人”。此“真正学道人”即“无位真人”、“无依道人”,超越四圣六凡,来去自由,任运不拘。主张“随处作主,立处即真”的自证。提出“四宾主”、“四料拣”、“四照用”等认识原则和教学方法。禅风峻峭激烈,所谓“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纵,活杀自在”。为破除人们的各种执著,在接引学人时,常使用“喝”,且发展为呵佛骂祖。有《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一卷行世。

惟贤

惟贤法师（1920年7月6日-2013年2月2日），俗名邱兆红，四川省蓬溪县文井镇新林黑堡堰村（徐家湾）人，生于1920年农历5月21日。两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不久又亡，少小失恃，全仗四姐邱兆莲抚养成人。少年惟贤过早地品尝到了人间的苦辛。

他七岁时开始读私塾，三年便读熟了《四书》、《五经》。十至十二岁在蓬溪县白塔寺出家，拜定光法师为师，深得定光师爱护。出家后仍背着书包念完了小学，写出了《小沙弥的新年》一文载于当时的蓬溪县报上。十三岁至十五岁时，到四川南充集凤王恩洋先生创办的“龟山佛学院”学习。王恩洋先生在“如何做人，如何完成做人的品格”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奠定了他深厚的儒学基础。

1936年，惟贤法师到重庆缙云山，考入太虚大师创办、法尊法师主持教务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成为汉藏教理院最年轻的一名学生。在汉藏教理院，他由普通班升至专修班，循序渐进地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此时的惟贤，学识精深，才华横溢，诗文并茂，并会藏语、英语，他频频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发表唯识、因明诸多论文，深得太虚大师、法尊法师的喜爱和器重。尤其是太虚大师对惟贤耳提面命，更是给予了他极大的教益。

1938年，法尊法师为惟贤授沙弥戒，21岁在开县大觉寺依止雪松法师受比丘戒。

1941年毕业后即开始了他的弘法事业，随雪松法师在开县创办了大觉佛学院，先后任教授、教务主任、副院长等职。同时创办并主编《大雄》月刊，著有《心经讲录》、《唯识纲要》、《因明纲要》、《淡泊诗集》、《大觉诗稿》、《中国佛教青年之前途》等著作和刊于全国佛教报刊杂志上的若干佛教学术论文。

建国初，法师任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兼重庆市佛教协会筹备工作组秘书长。1954年蒙冤受屈，在铁窗里度过了二十六年零十个月的漫长岁月，法师靠的是患难中的真情和坚定不移的信仰撑过劫难。

1980年，法师回到重庆慈云寺，领时命、顾大局、理万机，投入到弘法利生的繁忙工作中，先后创办“佛教希望工程”，成立“佛教慈善功德会”，创办“母亲工程”，开办僧伽培训班等。

近二十多年来，老法师曾先后参访过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等国家，多次参加佛教学术、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会议。在传戒、讲经说法等弘法事业方面，除了重庆、四川各地以外，他还多次应邀到深圳、上海等地，先后讲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楞严经》、《阿弥陀经》、《大般若经》、《法华经》、《十善业道经》、《普贤行愿品》、《华严经》等经典，著作有《惟贤法师诗文集（全三辑）》、《般若与人生》（已出版）、《法华经说什么》（已出版）、《唯识札记》（已出版）等。

2000年，老法师参访尼泊尔，任中国佛协代表团副团长。

2002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十），日理万机的惟老在接电话时，不慎摔断了左腿，左腿股骨骨折了，作手术换了人造骨头，8月20日即能下地行走，9月16日居然还能来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5年，为了响应“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号召，85岁高龄的惟老，来到北京，走进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就“佛教哲学的现实意义、佛法的弘扬与构建和谐社会”发表专题演讲。他谈到“和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佛家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和谐，就必须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2005年8月，老法师应上海沉香阁四众弟子的启请，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要义》。

老法师丰富的学识，广大的慈悲心，超凡的智慧，圆融的佛学思想，被佛教学术界尊称为“当今唯识学泰斗”，当代佛门高僧。现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席、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市佛学院院长、重庆市反邪教协会副会长、重庆慈云寺方丈等职务。

2013年2月2日凌晨4点50分于重庆南岸区涂山寺圆寂，世寿九十三岁。

陈乃乾

陈乃乾(1896—1971年)浙江海宁人。名乾,字乃乾,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仲鱼后裔。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

陈乃乾早年就学于东吴大学国文系,在校期间酷爱读书,经常流连书肆中,对版本学有浓厚的兴趣,毕业后经先辈徐蓉初、费景韩指点,遂精版本目录之学。1916年任上海进步书店编辑。20年代起,在古书流通处(该书店创设于1918年,9年后歇业,其存书全部卖给中国书店)佐理店主陈琰(立炎)购销古旧书籍,编印大部头丛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章太炎的《章氏丛书》、《百一庐金石丛书》等。20年代中期,与金诵清在上海合办中国书店,经营古旧书业,编印《清代学术丛书》、《经典集林》、《周秦诸子斠注十种》、《重订曲苑》等稀见古书。1926年任大东书局编辑、发行所长,兼任持志学院、国民大学教授。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辑印《清名家词》、《元人小令集》等,参与编辑出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巨著。上海沦陷后,迫于生计,陈乃乾为友人经营书店业务,勤于笔耕,发表了许多版本目录学、历史掌故等方面的学术文章。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编纂。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编纂。1956年调往北京,任古籍出版社(该社于新中国成立初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创办,后于1957年并入中华书局)编辑,后又任中华书局编辑。

陈乃乾一生治学严谨,博学强记,在历史学、考古学、版本学、目录学、地方史志、文化掌故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校勘、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籍和工具书,为后世学者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一生酷爱藏书,积至万卷,颇多善本。1956年调北京工作时,曾包用一节火车皮,将藏书全部运京。在上海,曾在徐氏“积学斋”整理古籍,并与海内藏书家交往,藏书日多。有藏书楼“慎初堂”和“共读楼”,1934年编撰有《共读楼藏年谱目录》著录年谱700余种;《慎初堂所藏书目》收书目类图书134种。其藏书印有“乃乾校勘”白文长方印、“慎初堂”朱文长方印等。抗战期间,多次协助郑振铎购藏古籍,先后达数千册。因被生活所迫,将珍藏多年的数十种古籍、《四部丛刊》、明初洪武刻本《明太祖集》、《宋元书式》、《盛明杂剧》、日本文求堂板《牛郎织女传》等转让和出售。曾多次被藏书家聘请整理藏书、编撰书目,编辑出版《南洋中学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索引》、《测海楼善本书目》、《索引式的禁书总目》、《室名索引》、《别号索引》、《清名家词》、《禁书总录》等10多部著作。

陈乃乾在校勘古籍的同时,还影印出版了许多珍贵的古籍。新中国成立后,负责中华书局影印组时规划影印重要古籍《永乐大典》及清人考订笔记等。从19世纪初到60年代,经他校勘、影印的古籍有很多,其中主要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苑精华》、《楚辞集注》等。

谢朓

谢朓[tiǎo]（464—499）南朝齐诗人。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初任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后转随王萧子隆文学，深得赏爱。建武中任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建武四年(497)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后以告发王敬则反谋，迁尚书吏部郎。东昏侯时，江祏谋立始安王萧遥光，他不从，遭陷，下狱死。以诗著称。与当时沈约、王融、任昉、范云、萧琛、萧衍、陆倕同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相与唱酬，时称“竟陵八友”。又与谢灵运同族，且均以山水诗著称，后人并称为“二谢”或“大小谢”。其诗清新秀丽，工于写景，如“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均脍炙人口。善于融情入景，诗中多含个人深沉感慨，达到情景交融的浑然境界。又始以声律入诗，注意音韵和谐，讲求对偶，部分作品已合声律，肇唐人五律之端，成为后世所称“新变体诗”(亦称“永明体”)。五言短章，极类唐人五绝。严羽以为“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沧浪诗话》)，陈祚明亦云：“玄晖去晋渐遥，启唐欲近。”(《采菽堂古诗选》)然题材较窄，谋思构篇少变化。其诗在当时即有较大影响。梁武帝曾云：“三日不读谢诗即觉口臭。”沈约则以为“二百年来无此诗”。后世李白、杜甫也对其推崇备至。李白有“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句。亦工文，善草隶。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谢宣城集》。郝立权有《谢宣城诗注》。生平事迹见《南齐书》卷四七、《南史》卷一九。

吉川英治

吉川英治（1892年8月11日―1962年9月7日）小说家。明治25年8月11日出生于神奈川县久良岐郡（横滨市中区）。本名是英次。父亲在诉讼中失败，家运倾斜，从小学退学。做过和尚、政府机关的服务员、商店职员、船坞的船具工等。关于这个时候，后来在《邯郸虫在唱歌》（1930～31）、《遗忘剩余的记》（1955～56）中有所描绘。1910年（明治43年）年底来到东京，住在下町，暂时成为会津描金画工艺家的弟子，并以雉子郎的名字投稿川柳，了解井上剑花坊、伊上凡骨等人，成为柳樽寺川柳会同人，加深了人类观察，同时也了解了川柳的界限。21年（大正10年）应征讲谈社各杂志的悬赏，《绳带平八》、《骑着狐狸的马的故事》、《凹凸不平的花瓶》等入选。第二年成为《东京每夕新闻》记者，在该报上无署名连载了《亲鸾记》（1923），以此为契机，文运逐渐打开，从《王》创刊号开始，首次以吉川英治的名字发表《剑难女难》（1925~26），订单蜂拥而至。此时，他又在《少年俱乐部》上发表了《神州天马侠》（1925~28），这是继《龙虎八天狗》（1927~31）、《月笛日笛》（1930～31）、《天兵童子》（1937～40）等之后，他少年少女小说杰作中的第一部。接着，在《大阪每日新闻》纸上的《鸣门秘帖》（1926~27）中，他终于成为大众文坛的明星作家，开始活跃起来。

最初，《江户三国志》（1927~29）、《万花地狱》（1927~29）、《贝壳三平》（1929~30）等富有传奇性、空想力丰富的作品很多，但从1931年（昭和6）左右开始逐渐改变倾向，像《桧山兄弟》（1931~32）、《松之露八》（1934）那样，以幕末维新为背景的新作品，还有《某个胖乎乎的大将》（1933~34）等继续探索现代幽默小说直到《武藏》（1935～39），才清楚地确立了一个方向。这是一种既具有大众文学本质的娱乐性，又加强了教训侧面的作风，作为寻求剑禅一如境界的求道者的武藏像的造型，寄托了作者的梦想。之后，经过《新书太阁记》（1939~45）、《三国志》（1939~43），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平家物语》（1950~57）和《私本太平记》（1956~59），明确了作为国民文学的构想。

吉川英治的文学理念从“大众即大智识”一词中也可以看出，与大众一起生活，在回应大众梦想的地方具有特色。而且，在把握时代的方法中，有一种认识在历史上学习将古老历史问题对照今天的现象来思考，解开现在发生的事情的关键，这产生了生动的大众性，引起了广泛的读者共鸣。1960年（昭和35年）获得文化勋章。昭和37年9月7日去世。根据其遗志设定了吉川英治奖以及吉川英治文学奖。从1944年开始移居到东京青梅市的旧宅邸内，建造了吉川英治纪念馆。

施耐庵

施耐庵(约1296—约1370)，名子安，后改彦端，字耐庵，以字行。元末明初扬州兴化人。

少颖异，性至孝，雅爱读书，手不释卷。经史子集无所不窥，歌诗词曲无所不能，而于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皆有心得。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延祐元年(1314)，中秀才。至治三年(1323)，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与刘基同榜登进士第，为官钱塘(杭州)二载，常出入瓦舍茶馆，尽悉宋元话本并水浒之戏。耐庵为官清正，每为穷人辨冤雪枉，当途者深忌之，遂辞官归里，读书自娱，酝酿《水浒》创作。至正十三年(1353)，盐民张士诚于兴化白驹起义，耐庵应邀入幕，参与谋议。士诚攻占平江(苏州)，自号吴王，遂日渐骄纵，亲佞远贤。耐庵数切谏，不纳，含愤作《秋江送别》套曲一首，与同僚鲁渊、刘亮等先后离去。从此浪迹江湖，行医济人。一度隐于江阴竹塘，为徐麒家塾师，且与门人罗贯中就《水浒》写作相切磋。及张士诚败亡，为避祸计，耐庵还归故里，潜心著述。晚年避朝廷征召，乃客居淮安，《水浒》于此竣稿，旋染病卒。

耐庵殁后数十年，长孙文昱起其柩，归葬于兴化施家桥。其后历数百年，墓园荒芜莫辨。抗战期间，县长孙蔚民访得之，民主政府乃予修葺，继任县长蔡公杰为作《碑志》。198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拨款重修，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作《重修施耐庵墓记》，《记》云：“施耐庵墓始建于明初，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于一九四三年复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墓列为江苏省人民政府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二年省人民政府拨款重修，爰书以志。”

耐庵所作之《水浒传》，据北宋宋江起义演绎成书。封建官吏“官逼民反”，梁山好汉杏旗高举，“替天行道”，以除暴安民扬声水泊，后因接受招安，终致溃灭。全书取一百八人而传之，分之，而人各为一人，人人独具面目;合之，而事则为一事，事事皆为传奇。无论写景与状物，抑或叙事与对白，莫不惟妙惟肖、倍极传神。就其思想与艺术言，“宜其书之足以传世而行远也”。自是之后，以《水浒》垂范在先，《三国演义》并《金瓶梅》、《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等鸿篇巨制皆应世出，而明清小说终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于世。清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论之曰：“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台湾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则以之与《红楼梦》相较，就传世时间、续书情况、社会影响、人物塑造诸端论其高下，谓“《水浒传》比《红楼梦》影响更为深远，应非妄言”。谨录斯语，期能有助于“《水浒》学”研究之深入开展。

朱用纯

朱用纯（1627 ～ 1698年），明清之际学者。字致一，号柏庐，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明诸生，入清隐居教读，居乡教授学生，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有来学者，必先授以《小学》、《近思录》，继进以《四子书》。提倡知行并进，学生甚众。他深感当时的教育方法，使学生难以学到真实的学问，故写了《辍讲语》，反躬自责，语颇痛切。曾用精楷手写数十本教材用于教学。生平精神宁谧，严以律己，对当时愿和他交往的官吏、豪绅，以礼自持。著有《耻躬堂诗文集》》、《无欺困衡诸录》、《四书讲义》、《删补易经蒙引》、《媿讷集》、《治家格言》等。

父朱集璜是明末学者，清顺治二年（ 1645 ）守昆城抵御清军，城破，投河自尽。朱昼夜恸哭，痛不欲生。时其弟用白、用锦尚幼，从商遗腹未生。他上侍奉老母，下抚育弟妹，播迁流离，备极艰辛。待局势稍定，才返故里。因为敬仰二十四孝中为怀念父亲王修而终生不面向西坐，还曾在父亲墓前攀柏悲号的王裒 [2] ，就自己改号为柏庐。朱用纯始终未入仕，一生教授乡里，向学者授以小学、《近思录》等。曾用精楷手写数十本教材用于教学。潜心研究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躬行实践。康熙间坚辞博学鸿词之荐，与徐枋、杨无咎号称“吴中三高士”。康熙三十七年染疾，临别前嘱弟子：“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

薛雪

薛雪(1681～1770)，清医学家。字生白，号一瓢，晚年自号牧牛老朽。吴县(今属江苏)人。乾隆初两征鸿博不就。善诗，工画，尤精于医，与叶天士齐名，皆为温病大家，学术上各有心得，或因歧见而不相下。传薛氏自名居处曰“扫叶庄”，然每见叶氏处方善者，亦称赏之。临诊多奇验。治学不拘成说。指出《素问》、《灵枢》，虽多繁辞，“实万古不磨之作”。于张景岳串二书为《类经》之举甚为赞赏。尝选辑《内经》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1754年)，广集诸家之说，亦颇多阐发。擅治温热病，于湿热病传变及辨治尤多新见。谓“湿热乃太阴、阳明同病”，“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明确脾胃乃湿热病变中心，治当明湿与热孰轻孰重，细察人体正气盛衰，决定立法用方。此说见于所著《湿热条辨》(即《湿热论》)，后世多宗其说。章虚谷曾加注辑入《医门棒喝》;王孟英加按增补，名《薛生白湿热病篇》，成为《温热经纬》中五大论之一。另有《薛生白医案》、《扫叶庄医案》四卷，多录时病、内科杂病及外、妇、儿科诸证验案，述症简明。唐大烈《吴医汇讲》录薛氏《日讲杂记》八则，阐医理及用药等。另有《膏丸档子》、《伤科方》等，据考亦为薛氏撰。后世多业医者，族孙承基，以医鸣世。门生有邵登瀛、吴坤安、金锦、王丹山等，皆有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