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挪威剧作家。生在希因一个破产商人家庭,16岁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在格里姆斯塔得一家药店当学徒。易卜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激励下开始写作,1850年完成第一个剧本《卡蒂利那》,表现出要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自由思想。同年来到首都克里斯蒂安松(今奥斯陆),想要进入大学深造,但未能如愿。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在《工人团结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资产阶级市侩,同时发表独幕剧《勇士墓》,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1852年，易卜生应聘为卑尔根民族剧院的编剧，写了历史剧《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上演于1855年，出版于1857年)、抒情剧《苏尔毫格的宴会》(1856)、《赫尔格伦的海盗》(1857)。1858年任克里斯蒂安松挪威剧院的艺术指导，先后写了《爱情的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易卜生对资产阶级市侩的揭露，引起资产阶级报刊对他的围攻。

1864年，易卜生愤然出国，先后侨居意大利的罗马和德国的德累斯顿与慕尼黑。他在意大利写了诗剧《布朗德》(1866)和《彼尔·英特》(1867)。这两部作品都具有象征性的伦理意义，表现了知识界的朦胧追求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70年代初，易卜生写了许多政治诗和历史题材的哲理诗，以及历史剧《凯撒和加里列亚人》(1873)。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期是易卜生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他陆续发表了《社会栋梁》(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著名的社会问题剧，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从80年代中期起，易卜生创作中的战斗精神开始削弱，他的思想中悲观主义情绪有所增强。1891年，经过27年的国外侨居生活之后，易卜生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一生的最后20年里写了《野鸭》(1884)、《罗斯麦尔霍姆》(1886)、《海上妇人》(1888)、《海达·加勃莱尔》(1890)、《建筑师索尔奈斯》(1892)、《小埃欧尔夫》(1894)、《约恩·加勃里埃尔·博克曼》(1896)、《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等剧本。

易卜生的创作是欧洲戏剧发展一个新的阶段，它本身在50年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重大变化。早期的剧本《卡蒂琳》响彻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回声，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卑尔根时期的创作是在所谓“民族浪漫主义”（即挪威式的浪漫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个时期的剧本多取材于古代挪威的历史和民间传说，在对古代英雄的歌颂中激发着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60年代后半期的诗剧多采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向高处去”的模糊号召。从《社会栋梁》起，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剧本称作社会问题剧，基本主题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外表的宁静与其内在的不稳定之间的矛盾。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海尔茂家庭的幸福和安逸原来不过是一种布景而已，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是这位“正人君子”的利己主义以及给妻子娜拉造成的痛苦。易卜生的这些社会问题剧针对着生活中存在着的尖锐社会问题，通过对典型的人物和事件的剖析，从根本上推翻了公认的道德标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活秩序的不合理。剧本的论争性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中，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易卜生晚年在尖锐激烈的现实冲突面前感到绝望，在创作中流露出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有的剧本表现出象征主义的特征，有的则接近于新浪漫主义。

易卜生为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和创造新的戏剧艺术奋斗了终生。他的戏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精神危机的条件下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世界剧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