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介石八岁时去世。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育成人。蒋介石对母亲颇为孝顺。

蒋介石五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他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十余年，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一些新知识。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窳败，民族危机严重，又因他丧父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微，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同年冬返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随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振武学校结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1年10月，蒋介石闻讯武昌起义的消息，即整装回到上海，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时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杀害。案发后避往日本，在东京办《军声》杂志，年底回国。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8月各地讨袁军先后失败，蒋介石于10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月亡命日本。1914年春奉命回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先后参与策划肇和舰起义和攻夺官署、江阴要塞等。1916年5月陈其美被害后，蒋去山东潍县，在居正、许崇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职。

袁世凯死后不久，蒋介石回到上海，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蒋介石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大埔、永泰。因军事受挫及受粤军将领排挤，几度辞职回沪。1920年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

1922年1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之建议未被孙中山采纳，于4月返上海。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避往永丰舰，18日电蒋“盼速来”。蒋于29日抵广州，登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四十余日，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赞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蒋由此博得孙中山的很大信任和重用，也大大提高了政治声誉。10月，孙中山编组“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蒋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不久便离闽回沪。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三月余。他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是他对于苏俄没有同意他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向北京进攻的军事计划很失望，对于苏联的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俄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因而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別有用心。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苏联之行加深了他对苏联的认识和疑虑。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并决定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通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一再表示自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获得苏俄顾问的好感和信任。同时他在军校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他把军校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的一支武装力量，于当年10月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于翌年2月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于6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南方政权的大元帅府于7月改组为国民政府，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与原粤军一部组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信任和支持的蒋介石与汪精卫、许崇智三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蒋先支持汪精卫将胡汉民驱送出国，继而又将握有军权的许崇智迫离广州，收编了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接着于10月任东征军总指挥，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

1926年1月，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此时他疑惧汪精卫和苏俄顾问的某些举措，以为将削弱自己的军权甚或被放逐苏俄，乃于3月20日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和纠察队的枪支，还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妥协方针，蒋介石在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的《党务整理案》，并就此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职。一个月后，又接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7月，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统率八个军约十万人。在北伐军7月11日攻克长沙后的半个月，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北伐军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后，于9月6日占汉阳、汉口。吴佩孚残部死守武昌城。蒋介石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死伤累累。9月17日他离鄂赴赣，指挥江西战事。他下令第一、二军强攻南昌，连攻三日未克，牺牲甚大。其时，攻打两湖的第四、第七、第八军于10月10日光复武昌，蒋介石乃调第四、第七军入赣助战。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击，4日占领九江，8日克复南昌。

江西战事奏捷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还主张把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来南昌，反对迁都武汉。他拒不出席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无视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集体领导、取消常委会主席制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推进，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猛烈发展的工农运动亦疑惧日增。蒋介石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还与江浙财团达成默契。他先后纵容或唆使暴徒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了一连串暴行。对于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遭到英、美等国军舰炮击的“南京惨案”，他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则表示：对南京之“排外暴行”，愿负全责。他到上海后即派白崇禧拜会各国领事，取得谅解。英、美等国要蒋介石出来“维持秩序”、“镇压暴行”，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蒋介石取得了上海的买办豪绅和附和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从他们那里得到1500万元经费，还获得再有5000万元的许诺。

蒋介石在上海，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等人商讨“反共问题”，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支持。他下令取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查办共产党案》。当时盛传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一面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还把亲笔题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一面又于9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沪赴南京，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一群全副武装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则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在蒋介石的密令下，东南各省和广东也先后发动“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半途而废。

4月18日，蒋介石联合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他虽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相号召，但“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

7月，被北伐军击溃的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24日陷徐州。25日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饬无效，8月6日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护蒋的地位。蒋感到“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

蒋介石回家乡住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了会谈，以谋取得支持和谅解。蒋还至神户拜访了在日本休养的宋美龄的母亲，获允娶宋美龄为妻。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

在国民党各派系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28年1月返南京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举他为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他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进行对奉系军阀的北伐。5月初蒋率部进入济南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下令部属“忍辱负重”，绕道北上。6月初，战胜了奉系，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蒋介石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

1929年1月，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要将全国82个军205万人改编为60个师(每师一万一千人)，以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对各派军事首领委以高官，但夺掉了他们的兵权。这就大大加深了他与冯、阎、桂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1929年3月、11月)、蒋冯战争(1929年5月、10月)、蒋唐(生智)战争(1929年12月)等多起战争。蒋介石用重兵进攻、分化瓦解等办法，一一战胜了对手。1930年5月又爆发了与阎锡山、冯玉祥交火的“中原大战”。这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联合倒蒋，于8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但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软硬兼施之下，阎、冯军在陇海线、津浦线相继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扩大会议”则无疾而终。

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介石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五次向中共的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他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经过四年的鏖战，迫使红军退出赣、闽、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一面在各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大肆屠杀工农民众，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长征的红军。他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把长期未能控制的云、贵、川三省逐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面对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和纷争，以及社会舆论要求民主、法治的强烈呼声，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但遭到胡汉民的反对。蒋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反蒋各派系又一次联合行动，以“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相号召，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调兵遣将部署对粤进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2月15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的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掌权，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继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遭到我国各地军民的奋起抗击。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一味妥协退让，先后同意签订淞沪、塘沽、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侵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

其间，蒋介石督饬外交部分别与有关国家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批准财政部门改革税收制度，统一盐税，征收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1935年在英、美的帮助下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币制;还在全国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微弱增长远远赶不上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在1927年至1936年间，公开举借外债14笔，约4亿美元，国内发行公债25种，约26亿元。蒋介石还支持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建立金融体系开始，继而投资工商企业，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他竭力强化统治，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进行清查户口、编练民团、抽取壮丁、检搜缉捕等活动，并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他还建立了以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为中心的“党方”和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方”两个特务系统，通称“中统”、“军统”，专事破坏共产党和民主运动，并防范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他于1930年9月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的书籍。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个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号召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以“四维”“八德”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加以推动，但收效甚微。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遂着手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他在这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外交方针又作了新的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和进步，受到全国爱国军民的拥护和欢迎。

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下令国民政府制定三年国防计划，在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加速新建和修复铁路、公路，整编军队，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开始转移文物，为撤退沿海地区高等学校做准备，等等。1935年春夏，他视察川、云、贵、陕等省，计划在必要时把这些地区作为抗战基地。他还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成为抗御日本的盟国。他也试图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派陈立夫主持，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在北平、上海的地下组织乃至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

但是，蒋介石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他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剿共”受挫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冬，蒋介石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遭拒，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扣押。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的努力下，达成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承认协议，还许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到南京后，他扣押了张学良，随即加以软禁;继又迫杨虎城辞职、出国，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化瓦解，调往豫、皖。

迫于全国军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形势，蒋介石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2月中旬，主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变化。蒋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出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次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筹划的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乃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应付时局。他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同时调集九个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严正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蒋介石还企望卢沟桥事件能就地和平解决，以牺牲局部换取全局之苟安。他连续接见英、美、法、德国驻华使节，希望列国出面调停。他对宋哲元在北平与日方进行的谈判活动也“极度容忍”。但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遣增援部队进入平津地区，结果延误了战机，使得大批日军从容入关，轻易击溃二十九军而于7月29、30日侵占平、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蒋介石急于取得各党各派势力的合作和支持。他在庐山、南京同周恩来等进行多次会谈，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意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谋在上海发起进攻，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得到了各地各派的军事首领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被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会议并决定对日作战方针为：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部署一部分军队在华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蒋13日即下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发起攻击，揭开淞沪抗战的序幕。18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9月，他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抗战。他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迅速调集73个师约四十余万兵力(占当时全国可调动的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顽强狙击敌人，杀死杀伤侵略军五万余。但是，他在战略指导上没有把军力和民力结合起来，大大削弱了抗日的战斗力;在战术指挥上多是消极抗御，被动应战，不能及时有力地主动出击敌人;在战局不利时，又未能组织及时有效的退却，以致造成抗日军队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战争，期待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加以制裁和干预，但英、美等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坐视日本侵华。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后来还派志愿空军来华助战。日本在淞沪会战中被困后，展开了诱降活动。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听取了他转述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日本侵略军直指南京。蒋介石调集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兵，连同教导总队和第二军团共15个师约十余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这个易攻难守之城。他在亲自指挥了一段外围阵地战斗后，于12月7日飞离南京。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残酷杀害我国军民30万人以上。蒋介石于12月16日在武汉发布文告宣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而日本方面于12月2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蒋介石认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乃中止了与日本谈判的活动。

为了制订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蒋介石于1938年3月底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对日抗战及本党前途》的演讲里，表示了持久抗战的决心。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领袖以及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200人组成。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蒋介石被举为总裁;还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兼团长。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各条战线发动猛烈攻势，力图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决定全力防守。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的韩复榘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介石将韩处决。1938年3月至4月上旬，我抗日部队在台儿庄同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蒋介石曾亲赴徐州，督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筹划作战。台儿庄战役大捷，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嗣后日军增调兵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线西进，直扑中原要地郑州。为阻挡日军的锐利攻势，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之术，下令于6月9日炸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将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趋稳定;但豫东和皖北、苏北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黄河决堤后，日军改变进犯武汉的路线，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推进。蒋介石重新部署武汉防务，以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区作战为主，配置了一百二十九个师及骑兵、炮兵等共约一百万兵力，以及海军、空军，层层进行阵地战，尽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前后达四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迫使日军前后投入四十万人以上，军力遭到重大消耗。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介石于3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

此后，日本加强“政治谋略”攻势，釆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的行径，以及他们后来叛逃投敌，表示了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1939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继续抗战的指导方针和防共反共问题。对于今后的作战部署，他提出要“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说“回复了(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是胜利”。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宣称要对共产党“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又发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多种秘密文件，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摩擦。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1940年秋提出要取消边区政府，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强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抗战初期允诺的一点民主、自由皆名存实亡，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均已所存无几。他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军令、政令应统一于中央”，限制和吞并中国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他下令在各县切实整编保甲，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实行“联保连坐法”。他操纵“中统”、“军统”两支特务系统，囚禁和杀害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他还批准发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法令，查禁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他于1943年3月发表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共产党是“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6月，蒋将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胡宗南三个集团军四十多万军队，分兵九路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在七八月间进行了数十次挑衅。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包围华北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

其间，蒋介石出于战略与政略的需要，曾与日本有和议活动，不过他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和议的底线。对于孔祥熙等人欲突破底线的和议活动，则坚决予以制止。

为抗御日本侵略军的进一步侵犯，蒋介石先后在衡阳、南岳、长沙、西安等地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部署对日作战。但他并未把主力部队配置在第一线，督饬军队进击敌人，致使日军得以继续蚕食乃至鲸吞我国大片领土。国民党军队日趋腐败，在豫、湘、桂等战役中更是一溃千里。

日本于1941年12月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同盟国在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了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他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他派员交涉，与美国、英国先后签订了取消他们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新约。他还请美国训练和装备了一批国民党军队。

1943年11月23至26日，蒋介石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lt)、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开罗会议加强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并决定了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的基本方案。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但是他对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想要获得指挥中国军队全权的要求予以拒绝，并迫使罗斯福改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对于美国政府派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蒋介石坚持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实现“军事统一”。

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已在筹划发动内战，以消灭日益壮大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他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有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做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大会闭幕后两天，他就调动10个师的军队向苏浙地区的新四军发动进攻，7月又指令胡宗南调动9个师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竟然下令伪军“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任命一批汉奸为“先遣军总司令”、“绥靖司令”、“挺进司令”等，让他们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唆使伪军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不准参加受降。他要中国人民对日军“不要报复”，要“不念旧恶”。

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的帮助下，蒋介石把长期分布在云、贵、川、陕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个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文武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资产，壮大官僚资本。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要中共“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经过43天断断续续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政府改组、增加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修改宪法草案、军队整编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但是蒋介石盘算的是如何“消灭中共”，他秘密下令国民党80万军队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展开进攻。虽因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反应强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调停下，蒋被迫接受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946年1月10日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但是他密令所部趁停战命令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随后又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连续向关外增兵。经过周密准备，他于6月密令刘峙指挥12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2日又调动50万军队进攻苏北解放区。他还不顾政协会议的协议，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发布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凭借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拥有强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至12月的半年间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但却损失兵力70余万人。进入1947年，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余万人进犯陕北，19日占领延安，但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在山东战场上，他命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兵团25万多人进犯沂蒙山区，但3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三次进攻均被粉碎，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也被歼灭。此时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战略主动权已转入中共手中，各个战场的解放军相继转入反攻。蒋介石1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建立中原防御体系，12月又制定“南北两线”“分区防御”的战略，重新调整了各大区军事指挥系统，分别组设东北、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国防部汉口指挥部等。他加紧调兵遣将，四出巡视督战，力图挽回颓势。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遭到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军费的激增，使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47年发生了六次物价飞涨的风潮，一年间物价上涨二十倍左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蒋介石督饬国民党军、警、宪、特强化统治与镇压，国民党统治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当选为总统，并获得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但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经济濒临崩溃，财政赤字在1947年达到总支出的百分之九十，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等;还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强令限制物价。这些高压措施，造成市场无货，黑市猖獗，不到三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不断失败，在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间，被歼灭264万，虽然不断招募，但总兵力已降至360万，而能用于前线的只有170余万。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扩编机动兵团和后备兵团，实行重点防御。但他的部署还没有定当，人民解放军于9月12日发动了辽沈战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孤立据点，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陷入重围。蒋介石力图打通北宁路夺取主动权，调集兵力由陆海路援救锦州;又三次飞临沈阳，亲自指挥和督饬。但是他无力挽回颓势，辽沈决战最终以国民党军被歼47万余人而告终结。接着平津决战又起。蒋介石鉴于东北已失，平津势难再保，乃命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由海、陆两路迅速南撤，以图多保存一些部队，但傅不肯南撤，而于1949年1月21日接受离城改编的办法，使古城北平获得和平解放。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部署了60万重兵，打算在徐淮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固守徐州，保住南京。但战略战术的失误与军心的涣散，使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决战中不断受挫而被歼灭。此时他的亲信幕僚陈布雷、戴季陶又相继自杀身亡。财政经济的崩溃浪潮，更是扰动得他寝食难安。他一筹莫展，遂派宋美龄前往美国求援，又告失败。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护独裁统治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在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慄。”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是要“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他还企望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面调停，但被一一拒绝。他被迫于1月21日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纵党政军大事。他先已把亲信安插为东南和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加紧征集和训练新兵，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渡江。他也做了撤出大陆的准备，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的277万余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

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力谋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派出代表团赴北平。但是蒋介石认为“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的国共“隔江分治”的和谈方案他也不首肯，固执坚持“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以致国共谈判破裂。4月20日解放军大举渡江，直指南京。蒋介石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他24日离开溪口老家，乘军舰于26日抵吴淞口，召集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御。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企望利用坚固工事挣扎的20万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蒋介石见形势无可挽回，先由上海去澎湖马公岛，后转台北，在那里遥控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7月他至广州，组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最后抵抗;并出访菲律宾和韩国，谋求声援。他先后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企图负隅顽抗，无奈各路军队无不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蒋介石12月10日从成都败退到台湾后，声称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他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正式成立的事实，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于1950年3月宣布复职重任“总统”。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凭借台湾的战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庇护，1954年12月并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他在台湾总结在大陆垮台的教训，与“副总统”陈诚一道推行减租、公地放领和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放领给佃农等政策，竭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财政经济;同时大力“改造”国民党，加强专权统治，严密控制全岛居民。他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党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的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抵制美、日等国的侵略势力对台湾的觊觎。他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使台湾当局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达22年之久;但终究抵挡不住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于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被驱逐。

蒋介石自1972年起多病。他于这年5月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将统治台湾的实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死于台北。

蒋介石一生言论、文电甚多，散见于报刊及内部档案。国民党官方曾出版过他的言论集多种。台湾于1956年编印过《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1984年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三册，1985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都只是有选择地收录了他的一部分著述。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系作者与宗志文、郑则民共同研究、撰写而成，并经李新等同志审阅指正，付梓征求各界意见。现作者在初稿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订正。

★ 权威出处：《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中华书局 李新;孙思白;朱信泉;赵利栋;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

卡尔·波普尔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卒于英国大伦敦克罗伊登。出生于一个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兴趣广泛。1919年曾一度信仰共产主义，不久因革命遭受挫折而改变。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早年就开始与维也纳学派交流思想，并接受其影响，但又是最早批判该学派的科学哲学家之一。1933年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丛书》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研究的逻辑》，但他却多次声明自己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1935～1936年他两次应邀去英国讲学。1937年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任教。1945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从此定居英国，后加入英国籍。1949年任该校哲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系主任和教授。1949～1969年任伦敦大学逻辑和科学方法教授，1970年退休。1964年受封为爵士。是皇家学会成员和英国科学院成员。

波普尔与B.A.W.罗素、L.维特根斯坦、A.爱因斯坦、N.玻尔、E.薛定谔、K.哥德尔等人都有交往，他最推崇的哲学家是柏拉图、B.斯宾诺莎、I.康德和D.休谟。在科学哲学上他自认受康德和罗素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1972）、《自我及其大脑》（与J.艾克尔斯合著，1978）等。

波普尔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分界问题的主张，主要是受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影响。相对论的确立表明牛顿力学是可反驳的。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理论持批判的态度，随时准备被证伪后就放弃。这就使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凡是不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命题，如本体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数学和逻辑上的重言式命题、宗教、神学和占星术都属于非科学。他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的分界标准，指出伪科学如占星术等也是关于经验的陈述，也可能被经验证实。此外，他还认为形而上学并不是无意义的，它对于科学有指导和启发的意义。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建立在否定归纳法的基础上。他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赞同休谟关于普遍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归纳而来的思想，同时认为休谟对归纳法所作的心理学解释是向常识妥协。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测和反驳发展的。在他看来，理论并不来源于观察，因为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他认为，理论是大胆的猜测，一个猜测要尽可能丰富，所以猜测需要依靠由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的检验。但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他的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是建立在证实和证伪的逻辑不对称之上的。他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能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却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

波普尔哲学的理论支柱是证伪理论，其证伪理论的基础，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都是经验论和约定论。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受马赫主义的影响，主张经验是主观感觉的直接报道；波普尔则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理论先于观察，因而他同意康德关于理性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但认为理性加于自然的普遍性即理论并非必然正确，而是可证伪的，对它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因此，他自称其哲学为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是从问题开始的，根据问题提出大胆的尝试性的猜测即假设或理论，各种理论互相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但不是被证实，并最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不断提高理论逼近真理的程度，即逼真度。他用公式把这一过程表示为：P1→TT→EE→P2…，他称此为“四段图式”，并称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的方法，或称试错法。他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但人们却不能最终达到真理，因此科学家应从错误中学习，通过不断排除错误逐步逼近真理。他认为，一个假设、理论或猜测的科学性尺度是它的“可证伪度”或“可检验度”。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

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否认对历史可以作规律性预言。他的论据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不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增长；知识增长是没有规律，无法预测的，因而人类的历史也是没有规律，不可预见的。他把历史决定论攻击为“乌托邦主义”，宣扬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社会工艺学”。波普尔的社会工艺学是他所推崇的试错法在社会历史学中的应用。他主张逐步的社会工程，即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因而，这种学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波普尔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他提出了“倏忽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波普尔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宇宙的发展不仅有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并且还具有不可还原的多层次性。在他看来，宇宙的发展是一个倏忽进化的过程，首先是无机界的存在，而后出现有机界、生命，再后突然显现意识现象，最后突然显现社会文化现象。他把宇宙现象分为三个世界，其中世界一是物理世界，包括物理对象和状态；世界二是精神世界，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世界三是客观知识世界，包括一切见诸客观物质的精神产品，如语言、神学、文学艺术、科学以及技术装备等。他断言，世界一最先存在，世界二在新的层次上出现，世界三则出现在更高的层次上。他指出，这三个世界都是实在的，世界三与世界一、世界二一样，在对象和增长方面具有自主性，它只是在起源上是人造的，但它一旦产生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生命。他认为，世界一和世界二相互作用，世界二和世界三也相互作用，世界三与世界一则通过世界二相互作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曾引起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的热烈争论。

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发生过较大影响，有人称之为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演变到历史主义学派的中间环节。

孙承恩

孙承恩（1481年—1561年），字贞父,号毅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嘉靖初,奉使安南,与修《明伦大典》,擢左中允,充经筵讲官,主考两京乡试。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以掌詹事任礼部尚书,且兼翰林学士,次年(1549)正月免官。据《光绪重修华亭县志》载:“会有忌者,因引病归。”又曰:“明年,帝思之,召还故仕,加太子太保,疏讲皇太讲谈,不报。”《明史》本传载,时斋宫设蘸,承恩独不肯黄冠,遂乞致仕,卒谥文简。《明史·艺文志》著录其《历代圣贤像赞》六卷,《四库全书》收其《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四库总目提要》评其不肯黄冠因致仕事曰:“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亦纯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遗。”《瀼溪草堂词》一卷,有《惜阴堂汇刻明词》本。

葛洪

葛洪(公元284～364年)东晋道士、道教学者、炼丹术家、医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江南著名士族家庭，祖、父历任吴、西晋重要官职。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精治五经，立志为文儒，以复兴儒学自任。又好神仙导养之法，从葛玄弟子郑隐学道。司马睿为相时，辟召为掾，后又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后因镇压石水农民起义有功，迁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后舍儒入道。葛洪“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炼医术”(《晋书·葛洪传》)。东晋元帝时，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带子侄同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往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著述不辍，遂殁于此。葛洪在道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所著《抱朴子·内篇》是第一部全面论述道德宗旨、哲理、仪式、方法的著作。从第一篇《畅玄》到二十篇《祛惑》，对宇宙本体、人的本质、人生哲学、神仙的存在、俗人成仙的可能性，养气健身、金丹炼制及斋醮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证与叙述，从而使道教摆脱了巫术的原始形式，具备了理论化、系统化的体系。主张以神仙养生为内，“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塞难》)。以儒术应世为外，认为“儒教近而易见，故宗宗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也”(《明本》)。提倡内道外儒，“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平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释滞》)。他还把儒家一整套纲常名理纳入道教教理之中，提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葛洪新创立的神仙道教与原始民间道教对立。他称民间道教为“奸道”、“邪道”，主张对它们坚决禁止。葛洪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抱朴子》内外篇70卷、《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肘后备急方》4卷(一说8卷)。《肘后备急方》为医书，内容包括各科医学，其中关于肺结核、天花的记载和免疫法的使用，对古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天文、潮汐、军事等方面著作。后世著录的葛洪著作不下60余种，其中有些是伪托的。

李广田

李广田（1906年10月1日~1968年11月2日），现代散文作家。山东邹平人。字洗岑,曾用笔名黎地、曦晨等。出身于农家,大革命时代就加入共青团,1932年在北大外文系求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6年与何其芳、卞之琳合写的诗集《汉园集》出版,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不过当时李广田写得更多、成就也更高的是散文。抗战爆发后,他主要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创作了大量散文,战后在南开、清华等高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云南大学校长,工作之余仍从事散文创作。1959年在党内反右倾斗争中，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由校长降为副校长。山东邹平县小杨家村人。1968年11月2日被迫害致死。

李广田的散文集有:《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圈外》、《回声》等,还著有长篇小说《引力》等。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广田文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广田的散文创作以抗日战争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散文《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农村的风土人情或回忆作家自己童年时代的乡下生活情景。作者曾说过:“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在早期散文里,作家满怀同情,向人们呈现故乡农民的种种不幸,同时以饱含感情的文字描绘了故乡的社会风俗画面,这些作品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因此,在现代作家中,李广田有“地之子”之称。一些作品也抒发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前途的苦苦追索。

抗战以后,随着作家生活的变迁和思想的发展,他的散文的视野比早期更为广阔,题材也更加多样化。《圈外》、《回声》两个集子里的散文,大多抒写大后方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也抒发了作家与下层劳动人民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光明的不倦憧憬和孜孜追求。在恳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显露着作家朴实、真挚的人格力量。与早期散文比,后期散文回忆往事少了,面对现实,面对未来的篇章多了,不少作品直接表达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和对黑暗的旧时代的愤怒控诉。文风也由早期散文的静美渐渐转向剑与火的炽热。

李广田的散文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散文创作不拘一格,大胆吸收各种文学体裁的长处,“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评论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在乎写成‘四不象’,但求艺术完整,……”(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确实,李广田的散文叙事与抒情两种成分能互相和谐地交融:一方面作家长于叙述故事,长于刻画人物,笔下一些平凡甚至卑小的人物,都富有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作家以散文诗的笔调来表达自我的情怀,又使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道,呈现着恬淡静美的氛围。

李广田的散文朴实、真挚、自然的风格的形成也得之于他在语言方面的独特运用。他的作品选用的主要是那些本色的词语,简洁、素净。同时,作家还常常恰当地在文章中征引古诗、民谣和儿歌,这也使他的散文显得更古朴、淳厚。

刘渡舟

刘渡舟(1917.9.10～2001.2.3)，原名刘荣先，辽宁营口人。中医专家、教育家。学术主张古今对接，推崇经方，不薄时方(今方)。自幼体弱多病，常请中医医生治病，深感中医神奇，遂嗜好钻研国术。父亲刘万春经商，略通医道，常为邻里治病，儿子自然受其熏染。16岁拜当地名医王志远为师，侍医之余，在其“德育堂”研习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又在其“志远药房”侍诊抄方。1937年拜名医谢泗泉为师。1938年在大连正式挂牌行医，父亲一片苦心，特为其更名“渡舟”，望子实现普度众生于“苦海”之宏愿。1947年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南花园开业行医，同时在华北国医学院讲授《中药学》。1950年考入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学习西医知识。1956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1985年成为全国第一批中医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约成员、中国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名誉会长，并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赴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包括《伤寒论校注》《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通俗讲话》等。学术上，提出“古今接轨”的新观点。认为“经方”(汉代以前经典医著记载的方剂，以张仲景方剂为代表)为方之源，“时方”(汉代以后医家所制的方剂，以唐宋时代创制的方剂为主)为方之流，二者一脉相承，相互借鉴。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和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号定盦，晚号羽岑山民，清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仕宦世家。从小随外祖父、文字学家段玉裁学习《说文》等古籍，有扎实深厚的汉学基础。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二十五年任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进士。十七年任礼部主事。十九年辞官归里。二十一年春主持江苏丹阳书院讲席,次年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处在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时期，他对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和黑暗十分不满。早在23岁时，就写了著名的《明良论》4篇，猛烈抨击封建统治，斥责贪官污吏，认为士人不知廉耻，就是国家大耻。他把没落的封建社会，比喻为满身疮疥的无法救治的病体，已是行将下山的太阳，是“大乱将起”的“衰世”。他反对封建名教，猛烈攻击科举制度，认为封建名教摧残了人的才智。他极力提倡“更法”、“改图”，并就土地所有、八股取士、财政税制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的这些维新思想和变法主张，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他的“君臣共治”和“贫富平均”的政治主张，成为后来戊戌变法的思想来源。在鸦片战争前夕，他主张移民实边，开发西北边疆，警惕沙俄觊觎，以强国固边。他全力支持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赠行。他称鸦片为“食妖”，不仅夺人性命，而且废坏国财，竭力鼓励林则徐坚定禁烟决心，决不要游移不定，对干扰反对禁烟者要杀一儆百，并建议林则徐要随带重兵、准备火器，以防英国侵略者的欺诈，主张用武力对付外来入侵者。龚自珍在学术上，深得近代今文学派的先驱刘逢禄的影响，28岁时曾在北京拜刘为师，学习《公羊春秋》，志趣相投。他是嘉庆、道光年间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倡尊史，认为一切学术都是史。在哲学上，他既反对孟子的“性善”说，又反对荀子的“性恶”说，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进化论观点，预言未来光明“不在朝而在野”。在近代哲学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龚自珍善诗文，散文奥博纵横，自成一家。诗词瑰丽奇肆，有“龚派”之誉。一生所作文300多篇，诗词六七百首，其中《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篇，是其思想观点和诗文风格的代表作。他的著述，近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埃里森

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14年3月1日-1994年4月16日），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俄克拉荷马市。他的名字取自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父亲希望他也能成为一个诗人。由于三岁丧父，家境贫苦，很小就开始赚钱谋生。他从小喜欢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立志当一个音乐家。中学毕业后，获得奖学金进入黑人大学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学习音乐。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文学，阅读了艾略特的《荒原》。由于奖学金出了问题，他读完大学三年级后就不得不去纽约，原本打算挣点钱继续学业，但结果是在纽约留了下来，在著名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小说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等帮助和影响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早期主要撰写评论文章，先后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影子与行动》（Shadow and Act）和《走向领地》（Going to the Territory）阐述了自己对文学、音乐和美国黑人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观点。1952年出版了经过七年精心创作而成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小说描写了一个黑人青年在充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寻找自我的心理成熟历程，属于成长小说类。除了序曲和尾声外，小说在内容上可分为三部分：在南方黑人大学的生活、在纽约自由油漆厂的遭遇和在哈莱姆区的经历。小说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于一身，通过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表达了复杂深奥的主题，尤其是大量象征的运用，使小说可从不同层次和角度进行理解。尽管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再出版第二部分小说，但他的创作活动却从未中止。他死后，其文学遗产执行人约翰·卡拉汉（John Callahan）在整理遗稿的基础上加工完成出版了埃里森的第二部小说《六月庆典》（Juneteenth）。埃里森因主张种族融合、文化多元、没有直接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及在小说中没有像赖特那样创作抗议小说（protest novel）而备受指责。在美学上，他的主要观点是“小说家应该对民主承担道德责任”。他的小说致力于改变传统的黑人公式化形象、重塑黑人人性。

杨继洲

杨继洲(1552—1620)，名济时，以字行，西安(今衢县)人。世代从医，祖父杨益为明朝太医院御医，著《集验医方》刊行于世。父亦业医。家藏秘方、验方与医学典籍极富。因科举屡挫，弃而潜心攻医书，研医术，卓然有悟，尤擅针灸。治病常一针、二灸、三服药，有神效。收单穴51、双穴308，共359穴位。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楚王府良医、太医院御医，行医46年，名扬朝野。

搜集历代针灸文献，取材于《素问》、《难经》要旨，结合实践，以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为基础，编著《针灸大成》10卷。对针道源流、周身经穴及制针法、补泻手法、治症总要等均有论述。主张“病以人殊，治以疾异”、“治法应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体现辨证治病思想，对针灸学卓有贡献。国内外医界尊为针灸经典。已译成德、日、法、拉丁等文字。另著《病机秘要》，有铜人像，详细刻画穴位，绘图立论钻研。1985年，杨继洲针灸学术研讨会在金华召开，日本等国针灸学家与会。

余承乏三晋，值时多事，群小负隅，万姓倒悬，目击民艰，弗克匡济，由是愤郁于中，遂成痿痹之疾，医人接踵，日试丸剂，莫能奏功。乃于都门延名针杨继洲者，至则三针而愈，随出《家传秘要》以观，乃知术之有所本也。将付之梓人，犹以诸家未备，复广求群书，若《神应经》、《古今医统》、《乾坤生意》、《医学入门》、《医经小学》、《针灸书要》、《针灸聚英》、《针灸节要》、《小儿按摩》，凡有关针灸者，悉采集之。更考《素问》、《难经》以为宗之，针法纲目备载之矣。且令能匠于太医院肖刻铜人像详著其穴，并刻画图，令学者便览易知焉。……因刻是书，传播宇内，必有仁人君子，诵而习之。

明·杨继洲《针灸大成·赵序》

《针灸大成》十卷，明杨继洲编。是书前有巡按山西御史赵文炳序，称文炳得痿痹疾，继洲针之而愈，因取其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补辑刊刻，易以今名。本朝顺治丁酉平阳府知府李月桂以旧版残阙，复为补缀。其书以《素问》、《难经》为主，又肖铜人像绘图，立说亦颇赅，惟议论过于繁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

《针灸大成》十卷(通行本)，明杨继洲编。《四库全书》存目。原名《卫生针灸·玄机秘要》，重刻本始易以今名。案《灵枢》、《甲乙》而后，言针灸者，绝少专书，继洲家世业医，卓然有悟，复虑诸家书弗会于一，乃参合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凡针药调摄之法，分图析类，辑为是书，总以《素问》、《难经》为宗，且有刻铜人像，详著其穴，并列绘图，令学者便览而易知焉。其书有益于世，且奏功甚捷，真医道之指南也。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三

【评】杨继洲是明代著名针灸家。他博采众书，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编写成《针灸大成》一书。此乃集明以前针灸学精华之作，对国内外针灸界都有相当影响。

耶茨

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1926年2月3日-1992年11月7日），美国小说家，被文学史长期不公正对待的大师，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耶茨是“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伟大作家”，也是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他的处女作《革命之路》一推出即获成功，当年与《第22条军规》、《爱看电影的人》一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更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随后他陆续写出《扰乱和平》（1975）、《复活节游行》（1976）、《好学校》（1978）、《年轻的心在哭泣》（1984）、《冷泉港》（1986），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不定时代》尚未能出版。

1926年2月3日，理查德·耶茨出生于纽约扬克斯市，幼年时家庭生活并不安稳，三岁那年父母离异，在大萧条时代，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在曼哈顿艰难度日，母亲酗酒、容易歇斯底里，“当他们饥饿难耐或等着被人再一次轰走时，”母亲却对着他们高声朗读《远大前程》。1944年从埃文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读大学，原因之一是他受海明威的影响，认为作家应该融入生活的洪流中，通过斗争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参军去了法国，像许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一样，他经历过战争，但不幸在军队中染上肺炎，治疗康复后，从德国退役，回到纽约，在此结婚。1951年，他带着军队发给他的肺炎补偿金举家迁到欧洲，在欧洲的几年中，除了写作他什么也不干。他坐在租来的房间里，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但都不成功，《纽约客》拒绝了他的每一篇投稿 。1952年对他来说具有特别意义，这一年，他终于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那是他旅欧一年后写下的十五篇小说中的一篇。

耶茨在用文字建筑他的文学之家时，现实中的家倒塌了，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妻子带着他们的女儿从伦敦回到美国，暂时分居，1959年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了妻子。

从欧洲回来后，他先后在合众国际社、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过。为付账单，他为人捉刀，代人写作。1962年在布雷德洛夫作家创作班上，他绕场裸跑，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走了菲茨杰拉德不成功的老路，去好莱坞写剧本。1963年他为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撰写发言稿，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他接受了依阿华大学作家创作班的教职，但那一段经历并不愉快。

此后许多年，他都是孤单一人生活。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在波士顿。居住条件极为寒酸。

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由于肺结核，他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气喘，但他仍抽烟抽得像在烧炉子，即使在最后一年里他得借助氧气面罩来呼吸时，抽烟也没中断过。喝酒是他又一个狂热的嗜好，美国文学史与酒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哈特·克雷恩、海明威、伯里曼、契弗），但没有几个作家能像耶茨那样全身心投入酒精之中。他白天不喝酒，他要写作，一到晚上却总是烂醉如泥，不醒人事。有一段时间他精神崩溃，几次住院，他自己也说，“是的，我不断进出精神病院。”仿佛他想尽快透支完自己的身体，1992年11月，耶茨死于肺气肿及并发症，年仅六十六岁。

黎有晫

黎有晫（又作黎有卓，1720年12月11日－1791年）号为海上懒翁，乃是18世纪越南后黎朝的名医，其著作《海上医宗心领》因内容丰富，对越南医学造成很大的影响。

1720年12月11日黎有晫出生于母亲的故乡义安城德广府香山县静燕社（今河静省香山县山广社），原名有诊，别名有薫，俗名招七。26岁前都在父亲的故乡海阳省尚香府阳豪县寮舍村（今兴安省 (越南)安美县黄有南社）居住，祖父黎有名乃黎玄宗景治8年（1670年）进士，官拜宪察使；父亲黎有谋亦为进士，而黎有晫为第七子。后来才搬回母亲的故里，以医为业。

幼年时随父亲赴京师河内市求学，20岁时因父亲逝世而中断学业，返回故里。彼时越南因郑阮纷争连年征战，加上旱灾、饑荒等灾害，黎有晫转向精通天文学及兵法、高龄80岁的武先生学习阴阳之学。后来他入伍从军，体认到战争扰民生息，复因五兄过世，遂返回母亲故乡香山县。

回乡后因烦恼袭扰而身体衰弱，放弃科举接受医者陈独之治疗，月余便痊愈。养病期间熟读冯兆张所撰之《冯氏锦囊秘录》，对医学阴阳论产生兴趣，并继承陈独之医术。景兴17年（1756年）为寻求医术高人而进京，却无法如愿。于是再返香山县，一边行医一边读书自学逾10年，终于在景兴30年（1770年）完成《海上医宗心领》一书，全书共66卷。

丘逢甲

丘逢甲（1864年-1912年），字仙根、仲阏、蛰仙，号仓海，诗文中常自署“南武山人”、“东海遗民”、“台海遗民”，1864年12月26日(清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台湾府淡水厅铜锣湾(今属苗栗县)，祖籍广东镇平(今蕉岭)。父亲丘龙章曾中秀才，又获选为贡生，先后设馆授徒于屏东、铜锣、丰原。丘逢甲四岁随父亲读书，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十四岁应童子试，主考福建巡抚丁日昌阅其卷，大为赞赏，特赠“东宁才子”印一方。发榜时他名列榜首。

1887年，丘逢甲以诗文受知于兵备道唐景崧，应召入其幕府，并拜唐为师。丘一方面在海东书院读书，一方面为唐辅佐文书事宜。唐藏书颇丰，喜结纳贤士，奖掖风雅，公余常办诗酒之会，为当时台湾颇有名气的诗人。丘逢甲有机会结识学子，博览群书，见识日益增广。然而为时未久，即因才高年轻遭人嫉妒，乃以告假省亲为由返回家乡，专攻举业的书籍。1888年赴福州应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工部候补主事。但他眼见日本不断侵略台湾，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开发建设受阻，遂无意于仕途，不久即告归台湾，走上开启民智、培育英才的讲学道路。先后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台南罗山书院主讲和嘉义崇文书院主讲。他在讲学时鼓吹新思想，遭到一些冬烘学究的忌妒。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戒严。台湾巡抚自刘铭传去职、邵友濂继任以来，军备不修，防务弛废。丘逢甲以局势严重自请于当局，表示愿率士民共同守御，获准督办团练后，与其兄丘先甲及好友谢道隆分赴各地，招募乡民训练，以备战守。唐景崧临危受命，出任台湾巡抚。台湾军民正多方备战，但不久马关议和，且有割让台湾的传闻。唐景崧迭电总署，极力反对割台，丘逢甲也向唐建议拒命抗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是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力争不可;丘逢甲也领衔全台绅民，电奏清廷，表示抗日保台的决心：“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2]至5月25日，台湾绅民得知和议已定，割让无可挽回，乃自立抗日政权，名称“台湾民主国”，设总统、副总统，总统府置军务、内务、外务三大臣，另设上下议院，议员均由民间推选出任。以蓝地黄虎为国旗，年号“永清”，表示“永戴圣清”之意。丘逢甲与陈季同、林朝栋等绅商同赴抚署共进贺表，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总统”，领导抗日保台。唐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任军务大臣，以丘逢甲为义勇统领。由于全台各级官员纷纷内渡，被推举的议员也多不就任，虽电请各省援助，由于清廷制止，收效甚微，武器弹药尤为缺乏，形势极为严峻。

1895年5月29日，日军从鼎底澳登陆，守军未战而溃。不久，基隆沦陷，狮球岭失守，台北告急。6月4日，溃兵入城索饷，乘机抢掠，纵火焚烧抚署，火药库也发生爆炸。唐景崧眼看大势已去，自知无能为力，遂微装奔避沪尾，随即内渡厦门。6月7日，日军进占台北，丘逢甲驰援不及，遂回大埔厝柏庄，设置义军总部，筹划抗日事宜。日军攻占台北后继续南侵，义军虽节节抵抗，但由于装备简陋，枪械弹药不足，伤亡惨重，终告不支。尤其是谣传唐景崧内渡前曾发库银十万元送至台中，为丘逢甲及其部属私吞，致使军心涣散，号令不行。丘逢甲陷于困境，自知无可挽回，遂布告各义军，自由抗战，不限部勒。然后偕同长兄丘先甲奉父母内渡。在其悲愤而沉痛的离台诗中，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3]的词句。丘逢甲一行经厦门抵泉州，然后举家回广东镇平(今蕉岭)祖籍。然而台湾情结使他魂牵梦萦，东望故园，不禁吟咏出“古戍斜阳断角哀，望乡何处筑高台”以及“客愁竟义怜江月，乡梦千重隔岭云”[4]的诗句，无限惆怅和深深的失落感溢于言表。

抗日保台的失败，使丘逢甲更加忧虑国事和向往日本的明治维新，对康有为、梁启超所倡导的变法维新，深表赞同。1897年，应潮州太守李士彬之聘，出长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实学课士，讲授时务策论，废弃八股试帖，开岭东新学之先河。次年，转赴潮阳东山书院讲学，仍鼓吹新思想，倡言维新变法。8月，戊戌政变推翻新政，丘逢甲感到十分失望。

丘逢甲于1899年与好友梁居实、杨守愚及三弟丘树甲，筹划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拟聘日本学者熊泽纯之助为教授，讲授日文，使学生学习日本维新富强之道。这时粤东当局命丘赴南洋考察侨务，丘乃乘便向华侨筹募创办同文学堂的经费。途经香港时，曾会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与唐才常议论时局。他对康、梁保皇之举颇不以为然，转而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对利用会党及防营的举措，却以为不足恃。这是得之于保台失败的惨痛教训：当年在台湾留用的湘勇、淮勇不下四五万人，但骄兵悍将，上阵对敌一触即溃。

由于得到南洋华侨的捐助，岭东同文学堂于1900年秋正式创立于汕头，丘逢甲任监督，温仲和为总教习，何寿朋、温廷敬分管教务。学堂聘请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讲授算学、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英文、日文以及兵式体操，在新学上独树一帜，为尔后的国民革命队伍输送不少人才。

丘逢甲于1904年辞离汕头回镇平，在县城创办“镇平初级师范传习班”，后改为县立中学堂;又两年，利用“族田”收入，设立员山、城东两间家族学堂。1906年冬，丘应粤督岑春煊之聘，赴广州出任广东学务公所参议，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两年后，学务公所改为提学司，丘逢甲转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1908年，丘被举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仍兼中学监督。

1909年广东谘议局成立，丘逢甲被选为议员，继而任副议长，并受聘为两广总督公署议绅。丘在谘议局中常抨击地方积弊，语惊四座;又荐举革命党人古应芬为谘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以利开展革命活动。并以其社会地位及政治影响，掩护革命党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汉口、汉阳光复，各省纷纷响应。丘逢甲因支持革命党人，被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密奏为广东革命大绅之首，准备就职后加以逮捕，幸亏凤山走马上任一到广州就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死，清吏因而胆怯，未敢采取行动。11月8日，革命党人动员谘议局与各界领袖召开大会，决议独立，以迫两广总督张鸣岐，丘逢甲极力赞同此议。次日，广州宣布共和独立。10日，胡汉民自香港抵达广州，成立广东军政府。丘逢甲登报启事，以革命告成，避讳为封建遗物为由，从此恢复邱姓本字为丘，又弃用“逢甲”二字，改以别号“仓海”为名，从此以后即称“丘仓海”。其次子丘琮则以“念台”为号，以示念念不忘光复台湾之志。丘逢甲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不久又被推举为广东省代表，北上参加筹组临时中央政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丘逢甲任参议院议员。

丘逢甲至南京任职不久，即因劳累过度而肺病复发，乃告假南归故里，于2月25日在镇平老宅逝世。临终遗言葬须南向，以示不忘台湾。著作有《柏庄诗集》和《岭云海日楼诗钞》等。

加缪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及记者，1913年11月7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镇，祖籍法国阿尔萨斯，父亲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身亡，那时加缪还不到一岁;母亲是西班牙人。加缪在贫寒中长大，阿尔及利亚的阳光和大海带给他很多欢乐。他最喜欢的两个地方是足球场和剧院，但17岁时他得了肺结核病，打破了他当运动员的梦想，并给他的精神生活抹上了终生未泯的阴影。于是他把热情倾注到剧院，当过演员、剧作家和导演。在其老师、哲学家让·格勒尼埃的鼓励下，他进阿尔及尔大学主修哲学。深受老师怀疑论的影响，并于1936年完成了比较普洛丁和圣奥古斯丁的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学位论文。1937年出版了他第一部作品：散文集《反面与正面》追述了童年生活，以及在北非、西班牙等地旅行的印象。1939年发表《婚礼集》，以抒情笔调讴歌了人与大自然的结合。二战爆发后他任新创办的《共和晚报》主编，但因触怒当局，报纸被查封。他于1940年1月离开阿尔及利亚到了法国本土，不久又离开巴黎回到奥兰，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其创作开始进入兴盛期。困扰他一生的慢性病以及冷酷的现实唤醒了他的荒谬感。在他生病、接近死亡时他又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的事实，即人们反抗死亡，同时又都知道人终将走向死亡。荒谬问题反映在他此时期完成的以下三部作品中：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及戏剧《卡里古拉》(1944)。作者曾打算把三部作品集为一册出版。此时他还开始酝酿《鼠疫》。法国被占领时期，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成为《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代表，巴黎解放后成为报纸的主编之一。1945年以后由于健康恶化，加上对现实的失望，他心情沉重地退出了新闻界。此后的几年他发表了第二组三部曲式的以反抗为主题的作品：《鼠疫》、《正直的人们》(1950)和《反抗者》(1951)。《正直的人们》与1949年发表的另一部剧本《戒严》同是其最优秀的剧作。在这部剧作中加缪把自己的一些品质融进了剧中英雄卡列耶夫身上。《反抗者》则是一部哲学论著，作者以欧洲为范围。对反抗的态度、企图和成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试图确立一条反抗人类共同命运的真正的路。此书的出版在加缪与萨特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并异致了两人的决裂。此后加缪日益孤立和苦恼，埋头制订新的创作计划。他从政治舞台引退后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结集为《流放与王国》(1957)出版，包括六个短篇，通过不同的题材表达人生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这几篇小说篇篇都是讽刺、简洁之作，使作者跻身于当代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家之列。《堕落》(1957)是其最后一部中篇小说，是作者本人的内心剖析，可称为哲理的寓言，并被认为是理解作者最阴暗的年代的钥匙，作者则认为此作是他那一代人的缺陷、罪恶感及作着审判和指责他人的准备的画像。1971年出版的加缪生前未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快乐死》表明他写在《局外人》中的那些东西早在1936年即已存在于其内心中了。虽然其风格是日趋成熟的，但其主题却贯穿在他整个创作生涯陶醉于大自然，反抗不公及真诚地希望改善人类的悲惨命运。

加缪的现代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即关于荒谬的主题;在艺术上则是属于古典主义传统的。他讲叙的事件、塑造的人物是亲切真实的。他的作品脉络清楚、条理分明、语言畅达、风格纯正，充满了艺术的激情。跟萨特的艰深相比，他则是通畅明朗的，由此而与其它现代作家有别。

1957年10月加缪获诺贝尔奖。1960年1月4日死于车祸。他的遗著包括一个剧作《唐璜》和一部哲学论文集《涅墨西斯的神话》、一个长篇小说《第一个人》在死后出版。

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丕胞弟。自幼聪颖慧悟，10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也喜好民间文学，对“俳优小说”也能大量熟记。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得很早，自称“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又说：“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他在兄弟中间表现得最有才华，因而深得曹操宠爱。曹操曾经认为诸子之中曹植“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曹氏的僚属中也有不少人拥护他。但因为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屡犯法禁，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结果他不但没能被立为太子，反而遭到兄长曹丕的猜忌。所以在公元220年，曹丕继承王位并称魏帝以后，曹植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遭打击的对象。 魏文帝曹丕先杀掉他的羽翼丁仪丁廙，不久又借故给他贬爵消邑。 从此他便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 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六年后曹丕死，魏明帝曹叡即位，对他的防范和限制仍很严格，处境每况愈下。他“汲汲无欢”地又活了六年，四十一岁就过早死了。

曹植在他的兄长和侄儿两代皇帝的压迫之下，痛苦地挣扎了十二年。他人身自由被剥夺，常常被改换封地到处迁徒，不许同亲朋好友往来，更不允许参政预事。精神的压抑和痛苦，每每表现在诗文当中。所以，以黄初元年(220)曹丕即位为界，曹植的文学创作可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创作，诚如谢灵运所说：“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邺中集序》)，表现了他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诗和一些“叙酣宴”的乐府诗，描写游乐宴享之，内容比较空虚浮泛。但也有一些关涉社会现实的诗，如《送应氏诗》揭露汉末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大破坏，《白马篇》歌颂游侠为国捐躯，等等，都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和慷慨任气的时代精神。曹植后期的诗歌实际上是他的痛苦培育出来的，多为慷慨悲壮之音。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七哀诗》、《怨歌行》、《杂诗》等等，率皆悲痛婉转的忧患之辞。

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卷上)，这可视为曹植诗歌艺术的总体概括。他的诗，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奇气勃郁，体现了“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 的“建安风骨”，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色泽秾丽、文彩斐然的面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所有建安作家当中，他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在中国诗歌史上，他又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师。钟嵘认为他“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上)，诚非虚誉。

曹植自己曾删定少年时代作品编成《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叡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30卷，至北宋散佚。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后代较好的本子有丁晏《曹集诠评》，朱绪曾《曹集考异》。近人黄节有《曹子建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雪峤圆信

雪峤圆信（1571～1647），明代临济宗僧。浙江鄞县人，幻有正传弟子。据《五灯会元续略》卷八、《续灯存稿》卷一○、《五灯全书》卷六四等载,俗姓朱。初号雪庭，后改雪峤，晚年自称语风老人。九岁，闻诵弥陀经而发心，至二十九岁出家，四方行脚，后参谒江苏秦望山普济寺妙祯，若有所悟，乃返天台寻人印证，偶抬头，见‘古云门’三字，豁然大悟。复往参云栖袾宏及龙池之幻有正传，得幻有之印可。万历四十三年（1615），出住径山千指庵；后住庐山开先寺、浙江东塔寺。师因见‘古云门’大悟，乃发愿弘扬云门一宗。晚年入住浙江云门寺。清顺治四年示寂，世寿七十七。著有雪峤圆信禅师语录四卷。

蔡襄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北宋书法家。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迁莆田。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授漳州军事判官。景祐元年(1034)任西京留守推宫。仁宗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直史馆兼修起居注,多次上疏陈说朝廷弊政。次年,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襄益任职论事，帝遇之愈厚，赐其母冠帔，又亲书“君谟”两字予之以示宠。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英宗时拜端明殿学士。卒谥曰忠惠。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仅24岁的欧阳修(字永叔)考中进士,同一年,蔡襄(字君漠)也名列科甲。作为同年,欧、蔡在政治立场、政治见解及从政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共性使得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为挚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坛朋伴。在仕宦生涯的早期,二人共同追随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支持他反对庸政及倡行革新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共同参与了发生于北宋中期的“景佑党争”及稍后的“庆历新政”。在共同的政治活动中,欧阳修与蔡襄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交谊,这种密切的私人关系反过来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政失败后,同为谏官的欧阳修与蔡襄分别出为地方官,此后二人长期天各一方,直接交往较少,直至嘉佑六年(1061)蔡襄自知泉州人京任权三司使,才再次与任枢密副使的欧阳修同朝为官,而关系较异日更见密切。治平二年(1065),蔡襄受英宗皇帝的猜忌,欧阳修屡上章为之辩而未果,蔡襄罢三司使,出知杭州,欧、蔡之间的直接交往至此结束。

蔡襄，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时称第一。曾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飞草”。学虞世南、颜真卿，兼取晋人法。正楷端重沉着，行、草温淳秀丽，草书参用飞白法，自成一体，甚为精妙。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宋欧阳修谓苏子美兄弟后，君谟书独步当世。宋苏轼云：“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宋朱长文谓其真行草皆入妙品。元郑杓《衍极》云：“五代而宋，奔驰崩溃，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独起，可谓世间豪杰之士也。”置其于古今能书者13人之列。米芾《海岳名言》评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明项穆《书法雅言》云：“宋之名家，君谟为首，齐范唐贤，天水之朝，书流砥柱。”传世墨迹有《蔡襄自书诗帖》、《洛阳桥记》、《吐谷浑词》、《蒙惠帖》、《陶生帖》、《昼锦堂记》、《荔枝谱》、《韩魏公祠堂记》、《秋署帖》等。后人辑有《蔡忠惠集》，又以汉碑刻画完好者，纂为14卷，曰《隶纂》14卷。又有书论《论书》、《评书》、《自论飞白书》等。

杨继盛

杨继盛（1516年6月16日－1555年），明兵部武选司郎中。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登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时俺答蹂躏京师,帝命仇鸾为大将,倚以办寇。鸾畏寇甚,请开互市市马,冀与俺答媾和。继盛以为仇耻未雪,遽议和示弱,大辱国,乃奏言不可、五谬。大略曰:“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天下大仇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夫此十不可、五谬,明显易见。陛下宜奋独断,悉按诸言互市者,发明诏选将练兵。不出十年,臣请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疏入,帝颇心动,下鸾及朱希忠、严嵩、徐阶等议,鸾攘臂詈曰:“竖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实难中止。乃下其诏狱,贬狄道典史。已而,俺答数败约,人寇,鸾奸大露,疽发背死,戮其尸。帝乃思其言,迁诸城知县,月余调南京户部主事,三日迁刑部员外郎。当时严嵩最用事,欲笼络之,复改为兵部武选司。而其恶嵩甚于鸾。且念起谪籍,一岁四迁官,思所以报国,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斋三日乃上奏曰:“臣夙夜祗惧,思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惟淹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疏入,帝已怒。嵩见奏疏中有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对曰:“非二王谁不慑嵩者。”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嵩党也,受嵩嘱,欲坐其诈传亲王令旨,律绞。然帝犹未欲杀之也。会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杀二人,因附继盛名于后,并奏,得处以死刑。遂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处死于西市,年四十。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著作有《杨忠愍集》。

揭傒斯

揭傒斯（1274年6月10日—1344年8月19日），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幼贫，刻苦读书，早有文名，为程钜夫所赏识，皇庆年间，随程入京，娶程从妹为妻，时人尊为“程门佳客”。延祐初，因程钜夫、卢挚之荐，授翰林院编修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迁国子助教。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教授贵族大臣子孙，为文宗所亲重。与修《经世大典》，特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元统初，迁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改翰林直学士，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至正三年(1343)，总裁辽、金、宋三史。至正四年病卒，年七十一，谥文安。他一生清俭，至老不渝。与虞集、黄溍、柳贯号为“儒林四杰”，黄溍称他的文章“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洁”，卢挚也很欣赏他的文章，当时平章李孟读了他所撰《功臣列传》称赞说：“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謄吏牍尔。”以至于后来“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元史》卷一八一)。诗为四大家之一，虞集评他的诗“如三日新妇”，胡应麟解释为“鲜而丽”(《诗薮》)，《四库全书总目》说：“独于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他的歌行师法李白，如《赠颠上人》，写得气势奔放，有如狂风怒涛，如李白歌行之一泻千里。杂言乐府《居庸行》刻画居庸关的雄壮险要，气度不凡，完全脱去了“三日新妇”的装束，这是揭诗豪放的一面。他的写景诗(包括题画诗)则写得淡雅清新，继承了三谢的诗风，而《夏日五月武昌舟中触目》则在烟云雨幕之中酝酿着人间生活的乐趣，是另辟蹊径的山水诗。揭诗也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临川女》、《雨述》、《祖生诗》等。他的《题芦雁》之四是流传颇广的诗篇，《山居新话》说“此诗大有寄托”，《至正直记》则指出了寄托的内容，说：“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在各体诗作中，他擅长五古，尤其是五言短古，写得甚为圆熟，杨载指出五言短古“只是‘选诗’结尾四句，所以含蓄无限意，自然悠长。此论惟赵松雪翁承旨深得之，次则豫章三日新妇晓得”(范梈《木天禁语》)。他也喜欢写乐府、歌谣体，这类作品平易流畅，有民歌风。著有《揭文安公全集》十四卷。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李梦生校点的《揭傒斯全集》(以《豫章丛书》本为底本)，对散见于方志和他人文集附录序跋中的揭氏诗文，校点者一并辑出，与《豫章丛书》失收而见于他本的诗若干首厘为一卷，题为《揭傒斯全集辑遗》，附全集之后，计诗十三题十五首，文八篇。并将有关揭氏生平、著作及唱和等资料辑为附录，分《传记》、《赠答题咏》、《序跋著录》和《评论佚事》四部分，这是目前收录揭氏诗文最全的本子。生平事迹见《元翰林侍讲学士……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一○)、《翰林侍讲学士……揭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元史》卷一八一、《蒙兀儿史记》卷一二○、《新元史》卷二○六。

祝允明

祝允明(1460-1526)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而枝指，又号枝指生。与徐祯卿、唐寅、文征明号称“吴中四才子”。5岁能作径尺字，9岁能诗，广闻博识，玩世自放。弘治中举于乡，授兴宁令，官至应天府通判，人称“祝京兆”。为文清奇，尤工书法，名重于海内。楷、行皆精妙，最擅狂草。其楷书师其岳父李应祯，行草师其外祖父徐有贞。中年后涉猎广博，魏晋钟王，无不临写。晚年草法 变幻莫测，奇伟豪纵，意趣天然。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京兆自元常、二五、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蝗年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熳，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明文征明《珊瑚网》云其：“早岁楷书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兼工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明董其昌《容台集》云：“枝指山人书如绵裹铁，如印印泥。”明顾璘《国宝新编》云：“希哲书学精工，白《急就》以逮虞、赵，上下数千年变体，罔不得其结构，若羲、献、真行，怀素狂草，尤臻笔妙。”明代书坛为赵孟頫书所笼罩。妍媚之风极盛。祝书古拙雄强。富阳刚之美，继承唐宋尚意书风，一扫妍媚甜俗之气。因而在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法作品有《箜篌引》、《前赤壁赋》、《古诗十九首》、《杜甫诗卷》、《草书诗翰卷》、《草书唐人诗卷》皆为其上乘佳品。著作有《前闻记》、《九朝野记》、《苏材小纂》、《集略》、《怀星堂集》。

孟诜

孟诜[ shēn ](公元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县)人，唐代著名医学家。

孟诜于唐垂拱初年(公元685年)任凤麟阁舍人，后因得罪武则天，被贬为台州司马。而后又历任春官侍郎、侍读、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他自幼喜欢医学，通晓医药养生，曾拜名医孙思邈为师。在政事之余，孟诜好集医方。他通晓养生之道，长于饮食疗法，主张养性者“善言不离口，良药不离手”。著有《补养方》三卷、《必效方》三卷、《食疗本草》三卷。原书均已亡佚，现存仅有《食疗本草》辑佚本。该书内容丰富，收藏了不少唐代初期本草书中未载的食用药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法专著。

[正 史]

孟诜，汝州梁人①也。举进士。垂拱②初，累迁凤阁舍人。诜少好方术，尝于凤阁侍郎③刘祎之家，见其敕赐金，谓祎之曰：“此药金也。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则天闻而不悦，因事出台州④司马。后累迁春官侍郎⑤。睿宗在藩，召充侍读。长安中，为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初致仕，归伊阳之山第，以药饵为事。诜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师，将加任用，固辞衰老。景云二年⑥，优诏赐物一百段，又令每岁春秋二时特给羊酒糜粥。开元初，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所居为子平里。寻卒，年九十三。

诜所居官，好勾剥⑦为政，虽繁而理⑧。撰《家》、《祭礼》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

《旧唐书·卷一九一·孟诜传》

〔注 释〕

①汝州梁人：今河南临汝县人。汝州，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伊州置，治所在承休县(今河南临汝县东)。次年改置襄城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伊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为汝州，治所在梁县(今临汝县)。②垂拱：武则天年号(公元685—688年)。③凤阁舍人、凤阁侍郎：皆为官名。即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武则天称帝时，官名官号尽改。至中宗复位后逐渐复旧。④台州：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以海州改名，治所在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县)。⑤春官侍郎：官名，即礼部侍郎，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复名。⑥景云二年：公元711年。⑦勾剥：搜括。⑧理：有条理。

孙衣言

孙衣言(1814—1894)，字绍闻，号琴西，晚号遁披，斋名逊学，瑞安陶山潘埭人，后居县城金带桥。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人，三十年举进士。后以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参与《宣宗实录》编纂，曾独编《夷务书》100卷。咸丰八年(1858)，任上书房师傅。时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举朝争议和战不决，衣言两进封章，提御兵之策。任安庆知府，广施惠政。同治四年(1865)丁忧，任杭州紫阳书院山长。五年二月，遵旨筹划，上《密陈夷务疏》，以为“道光二十年以来办理夷务，无事不识，而尤莫误于不争天津海口，驯致庚申之变”。十一年，任安徽按察使。光绪元年(1875)八月，升任湖北布政使。三年二月，调任江宁布政使，整饬盐务、厘捐，明断疑狱，治有政声。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桢提用库银，论学论治每于沈前盛称曾国藩，遂于五年内召为太仆寺卿，称病不赴任。六年，讲学于瑞安诒善祠塾，造就人才甚众。十四年，建藏书楼，因孙希旦以博学而专校宋王应麟《玉海》一书，且“玉可宝而有用，海之藏无不具”，故名玉海楼，藏书十万卷，其中多积年搜罗的乡邦文献，并亲订藏书规约，允许有志青年入阅。

衣言秉性刚直，学宗永嘉经世之说，古文词导源于司马迁、班固，盛称陈傅良、叶适诗文为南宋之最，诗嗜山谷，词宗稼轩，书法习柳体，形神兼得，刻镌于石者，遍见浙南各地。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搜辑遗佚文献编成《永嘉集》74卷，校刻“永嘉丛书”13种，收录乡哲遗文佚事，编有《永嘉学案》及《瓯海轶闻》57卷。在衣言带领下，弟锵鸣、次子诒让均以全力发扬永嘉之学。黄体芳自称“弱冠从吾师游，每侍从，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意焉”。

光绪二十年十月，卒于里第，享年八十。遗著除以上列举者外，有《逊学斋文钞》正续十七卷、《诗钞》正续十五卷、《娱老词》一卷。

吴瑞甫

吴瑞甫(1872～1952年1月13日)，近代中医学家。字锡璜，号黼堂，福建同安人。七世业医。吴氏幼承家学，又访求名师。十四岁时向大田杨氏学习治疗痘症，并进而钻研《种痘新书》，故长于痘科，且精内科。1894年吴氏开始行医，兼习儒术。曾于1902年中举人，后因科举废，乃绝意功名，并辞去广西候补知县之职，专心研讨医学。吴氏在同安执教诊病十余年，曾评注宋陈无择的《三因方》等书。1918～1921年曾悬壶上海，后返厦门行医，在这段时间受到西医学的熏陶，自谓:“乃知中西医学，有宗旨悬歧者，有名词不同，而理法并无差别者”，主张“参互考证，以汇其通”。本着这一宗旨，吴氏著有《中西脉学讲义》、《中西内科学》、《中西温热串解》、《脑髓病论》、《删补中风论》、《奇验喉症明辨》等书。吴氏认为:“固不愿徒学西法者，有鄙夷中法之思;尤不愿专习中医者，有尊中抑西之见。总期取彼之长，以补我之短”。他治学强调独立思考，突破“故常”，并抨击当时政府不重视医学，倡议创设医校。他曾创办中医学传习所，晚间授课，白天实习。1934年又创办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任校长，并主编《国医旬刊》，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材。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后，吴瑞甫避居鼓浪屿。其时日军威逼洪晓春出任厦门市维持会会长不成，转而诱迫吴瑞甫出任，遭严词拒绝。翌年，为拒绝出任伪厦门市长，吴瑞甫于5月间取道香港，避难新加坡，在新加坡同安会馆行医。因其屡愈危症，名震一时，远近病人纷纷上门求医。同时积极参与新加坡厦门公会的活动。吴瑞甫在新加坡行医之余，继续致力于中医研究，创办中医学会。民国35年新加坡中国医学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主席。次年改为中医师公会，又被选为理事长。同时兼任厦门公会义务医师，并以古稀之年主编刊物《医粹》、《医统》，积极筹建新加坡国医专门学校(即新加坡中医学院前身)和医学图书馆，成为新加坡中医界公认的“国医名家”。1952年1月13日在新加坡逝世。

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英国作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医生家庭。1874年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就以奇特古怪的衣饰和反常的文学主张而引人注目。1882年出版的诗集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市侩哲学和虚伪道德的敌视。在讲演《英国艺术的复兴》中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是针对为金钱而艺术提出来的，强调艺术的纯粹性。 80年代末90年代初编辑妇女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喜剧，名噪一时。王尔德在私人生活上和在作品中一样，实行超道德的唯美主义原则。1895年被控以有伤风化罪，判监禁劳改两年。出狱后卜居巴黎，穷愁潦倒，完成了诗集《里丁监狱之歌》(1898)和散文忏悔录《从深处》(1905)，表明人生是人们互相不断给予痛苦的过程，抒写个人苦痛的情怀。在逝世的前几天加入了罗马天主教。

王尔德是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独特地位的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认定真正的艺术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抵触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1890)中认定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不公正现象，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不过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这种思想。重要作品《格雷的画像》(1891)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原则和审美原则。小说描写美貌少年格雷幻想青春永驻，美貌长存。美的创造者画家霍尔沃德给他绘出一幅奇妙的画像。格雷的放荡行为的后果留在画像上，他本人则保持青春纯洁的面容。格雷的秽行使画像一天天变得丑陋衰老起来。他看了忧郁起来，夜不能寐，唯恐别人看见，便用匕首去刺画像。当仆人们闻声赶来时，只见墙上的画像青春光华依旧，地上却躺着一个丑陋衰老的人，一把刀插在他的心脏上。它表明艺术比现实本身更能忠实地反映出特性和现象的本质。他的著名喜剧还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理想的丈夫》(1895)等，反映出以闲散消遣和风流调情度日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人公们巧妙地卖弄机智， 语言俏皮。《莎乐美》(1893)则是反映人物变态心理的，王尔德是出色的文体家，文字生动如画，奇妙的图片美不胜收，反议论尤为精彩。他的重要作品还有《快乐王子集》(第1、 2集，1888～1891)等。

赵紫宸

赵紫宸（1888年2月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文学家。生于浙江德清（今浙江湖州）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15岁入读苏州长老会所办的萃英书院，之后又进入由美南监理会设立的东吴大学学习。1907年，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J.R.穆德（John Raleigh Mott，1865～1955）、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以及东吴大学其他师生的影响下受洗成为基督徒。东吴大学毕业后，赵紫宸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教授英语、算术和圣经等科目。1914年，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并于同年秋天，到美国梵德贝尔特大学攻读神学，兼研究社会学和哲学。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神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并获得梵德贝尔特大学“创校者奖章”。回国后成为东吴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922年开始担任东吴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26年，受聘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27～1952年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其中1946～1947年由旧约教授李荣芳短时间接任）。其间，1932～1933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分别于1928年、1938年、1947年三次代表中国基督教界参加在耶路撒冷、印度金奈（旧名马德里斯）和加拿大惠特比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1947年，到美国讲学并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49年10月，赵紫宸曾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1953年，华北区各神学院联合组成燕京协和神学院后，赵紫宸受聘为研究教授。1954年8月，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其信仰立场，遭到迫害，于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赵紫宸一生著述甚丰，涉及神学、教育、文学、诗词等多个领域。代表作主要有《宗教哲学》《学仁》《耶稣传》《基督教进解》《圣保罗传》《神学四讲》等。此外，他还在《真理与生命》《青年进步》《生命月刊》《真光杂志》以及《教务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150篇左右。这些神学、宗教、哲学、诗歌、文学方面的著述在当今中国的基督教思想界、华人教会、宗教学界乃至文学领域仍备受推崇，颇具影响力，值得后人进一步品读、研究。

袁甫

袁甫，字广微，袁燮子。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中前后在世。庆元府鄞县人。登嘉定七年进士第。初授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议论时政，出知严州，大兴屯田。擢校书郎，上疏言边事，不纳。出判湖州十三年，核实田产，清查隐匿，设立婴儿局。再迁秘书郎、著作佐郎、知徽州，蠲免、清理钱帛、茶租若干，颇有政绩。后提举江东常平司，赈灾颇有功绩。又入内廷，历任起居舍人、崇政殿说书，然以边事为史嵩之所不喜，被迫外知。不久再入内廷，官至兵部尚书，卒任上，谥正肃。袁甫著述颇丰，仅存《蒙斋集》，收于《丛书集成初编》。

宋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二十九《绍定江东荒政录序》：“绍定中山袁侯自衢梁守为江东常平使者，既又直宝章阁，提点本道刑狱，兼常平事，又以将作监召，未行。进直焕章，因任岭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于是五年矣。

“始至，岁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春霜秋大水，又明年，复旱，居数年间，属州县无一岁不告饥。侯无一日不讲荒政，讫事，侯之幕府有纂其事，而属余以序者。……侯名甫，字广微。”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十八《题新刻袁氏孝经说后》：“右袁正肃公广微《孝经说》三卷。……正肃于余为乡先生，先伯大父云台府君，托同甲戌进士第，为通家尊行，余言绪论，讲问为多。盖正肃公之父正献公叔和，学于象山陆文安公。正肃公虽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袭，深有源委，岂惟正肃公，自洛学东行，诸大儒各以所闻，分门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闽，东莱吕成公在浙，南轩张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远近，殊途同归。而象山之传，独盛于四明。正献、正肃父子，若文元杨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质、端献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肃公既贵，尝持江东宪节，数数为士大夫讲象山之说。行部之贵溪，乃为象山改创祠塾，故江东之人，自正肃公而尊象山之道益严。贵溪姜翔仲之先世，故当时讲下士大夫一人之数。翔仲今又为侍祠诸生，能取家藏是书，并刊之塾中，可谓鹤鸣而子和之矣。余实不敏，区区家世，亦有与翔仲同者，遂不得让而系名其编未云。大德十年丙午岁后正月既望识。”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五《袁甫》：“袁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次乞严守帅之选，并大军之权，兴屯田之利。

“迁校书郎，……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积贮，核隐产，增附婴儿局。迁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学校，访便民事上之：请蠲减婺源绸绢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万五千余贯，月桩钱六千余贯，请照咸平、绍兴、乾道宽恤指挥，受纳徽绢定每匹十两;请下转运、常平两司，豫蓄常平义仓备荒，兴修陂塘，创筑百梁。丁父忧，服除，知衢州。立旬讲，务以理义淑士心，岁拨助养士千缗。西安、龙游、常山三邑积窘预借，为代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郡有义庄，买良田二百亩益之。

“移提举江东常平。适岁旱，亟发库庾之积，凡州县窠名隶属仓司者，无新旧皆住催，为钱六万一千缗，米十有三万七千，麦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济，饥者予粟，病者予药，尺籍之单弱者，市民之失业者，皆曲轸之。……时江、闽寇迫饶、信，虑民情易动，分榜谕安之，檄诸郡，关制司，闻于朝，为保境捍患之图，寇迄不犯。遂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移司番阳。霜杀桑，春夏雨久湖溢，诸郡被水，连请于朝，给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盗起常山，调他州兵千人屯广信以为备。

“……行部问民疾苦，荐循良，劾奸贪，决滞狱。所至诣学宫讲说，创书院贵溪之南，祠先儒陆九渊。岁大旱，请于朝，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振恤。疫疠大作，创药院疗之。前后持节江东五年，所活殆不可数计。转将作监，领事如故。继力辞常平事。

“……帝亲政，以直徽猷阁知建宁府，明年，兼福建转运判官。闽盐隶漕司，例运两纲供费，后増至十有二，吏卒并缘为奸，且抑州县变卖，公私苦之，甫奏复旧例。丁米钱久为泉、漳、兴化民患，会知漳州赵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甫并捐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郡屯左翼军，本备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还营。俄寇作唐石，即调之以行，而贼悉平。迁秘书少监。

“……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兼中书舍人，缴奏不擿苛小。……时朝廷以边事为忧，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甫奏曰：‘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异心之人，臣谓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疏入，不报。遂乞归，不允。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乃出甫知江州，……未几，改知婺州，不拜。

“嘉熙元年，迁中书舍人。……翼日，权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赐告一月，遂归。从臣复合奏留之，寻命兼修玉牒官兼国子祭酒，皆辞不拜。……改知嘉兴府，知婺州，皆辞不拜。迁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岳珂以知兵财召，甫奏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珂竟从外补。迁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日召诸生叩其问学理义讲习之益。时边遽日至，甫条十事，至为详明。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卒，赠通奉大夫，谥正肃。有《孝说》、《孟子解》、《后省封驳》、《信安志》、《江东荒政录》、《防拓录》、《乐事录》及文集行世。

《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袁甫，字广微，父正献公教授城南。年尚幼，论诸生以立志为先，甫首领其旨。后问道于慈湖杨先生，先生曰：‘学以自得为贵，正献之言也，心明则本立矣。’由是慨然以斯道自任。

“举进士第一，为校书郎，当迁，愿顾侍亲东归，通判湖州十有五年。为外官，守衢州、饶州，迁江东提点刑狱。一以传心为本，讲授学者。复取《孝经》衍其说，告于属邑。兴象山，修白鹿，为《中庸详说》而讲明之。朱、陆之说分，各立党与，遂为之言曰：‘道一而已，和而不同，乃所以和也。道无终穷，先贤之切磋有不同者，将归于一，则未始不同也。’江东大饥，所存活十余万人，诸郡咸立祠以奉。端平元年，始召为秘书少监，以论史嵩之和议罢。嘉熙元年，除中书舍人，复以和议论嵩之罢。时金将亡，事类靖康，战非素技，必曰和，然正论者所耻。后贾似道讳和，国以亡，而宋三百年卒未见以战利，二者俱难言也。后除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国子祭酒，以权兵部尚书，在位卒，谥正肃。

《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嘉定七年袁甫榜：袁甫，燮子。”《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嘉定七年袁甫榜：袁甫，燮子。”《光绪鄞县志》卷二十《选举表一》：“嘉定七年甲戌：袁甫，燮子，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