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他为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又因死后谥号是“文”，又被称为韩文公。他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7岁攻读，13岁便能写文章。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几经求仕，屡受挫折。曾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过观察推官、节度推官。直到贞元十八年(802)才谋得一个四门博士的官职。艰难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加深了他的阅历。贞元十九年(803)，迁监察御史，不久因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805)，宪宗继位，被任为江陵法曹参军，不久召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的叛乱，为行军司马。得胜回朝，升为刑部侍郎。两年后，宪宗迎佛骨，韩愈深恶痛绝，上《论佛骨表》犯颜直谏，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为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位，召为国子祭酒，后因平息镇州兵乱有功，升为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次年，病逝长安。终年57岁。

他在政治上，提倡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秉笔直谏，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体恤民情。在潮州和任京兆尹期间，政绩裴然。但他激烈反对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又表现出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思想上，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学上，提倡古文，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强调文以载道和惟陈言之务去，力求革新文体，适合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内容。他撰写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和战斗性的散文，其文名篇甚多，雄奇奔放，丰富多彩，被誉为“唐宋八家之首”。在他的倡导和柳宗元的支持下，出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形成古文运动，给散文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多种风格，或雄劲奇险，或质朴清新。其诗散文化的特点，对宋代诗歌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于李、杜之后，开创了一个新诗派。韩诗追求新奇，强调“以文为诗”，难免流于险怪，也影响了诗的韵味。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韩愈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成就上，它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由骈文到散体古文改革完成的标志。韩愈所说的“文”的概念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它虽然也包括文学散文在内，但主要是指一般的应用文章，也包括学术著作在内。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与后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样，是属于语体改革的问题，而并非单纯文学运动。他的古文理论严格地说是一种文章学理论，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亦适用于文学创作。韩愈的古文理论包括文与道两个方面，他是为了弘扬儒道才提倡古文的，《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所提倡的“古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他在《原道》篇中说自孟子以后“道统”就断了，他就是要继承这个“道统”。韩愈提倡“儒道”，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另一方面是为了排佛老，反对因崇尚佛老而耗费资财，增加百姓负担，造成政治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同时他对儒道的内容，在实际上也有所革新，并且也融入了其他诸子百家的某些内容。所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为了“明道”，就要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学习先秦两汉的散体古文，而反对八代以来泛滥一时的骈文。故苏轼《韩文公庙碑》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强调“道”是内容，“文”为形式，“文”是为了表现“道”的，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道”是目的，“文”是手段。同时他特别强调学习古文也不是模仿古人，而必须重在创新，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飞天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认为“惟古于辞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特别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在古文写作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写作成败的关键。他发展了孟子关于善养“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的说法，认为必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方能“气盛”，“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

从文艺思想方面说，韩愈影响最大的是“不平则鸣”说。他认为“不平则鸣”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不论是人还是物，遭遇到“不平”都要“鸣”。物受到外来冲击，打破了他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就要“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的正常思想与感情不能自由抒发也要“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以上均见《送孟东野序》)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积极干预，为自己受压抑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它是人们在现实中受到迫害、摧残而又不肯屈服，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抗要求。这是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的发展。韩愈所肯定和赞扬的“善鸣”者，范围很广，不仅有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也包括老庄、杨墨、屈原、司马迁等，而在唐代，他认为陈子昂、陶渊明、李白、杜甫、元结、孟郊等亦均为“善鸣”者。所以“不平则鸣”亦并非都是遭到不幸才鸣，而是指有理想抱负尚不能充分实现，感情激动了就必然要鸣，鸣亦有高下，有以道鸣与以术鸣之不同，更有善鸣不善鸣之别。更为可贵的是韩愈在《荆谭唱和诗序》中指出真正有不平而善鸣者，不是王公贵族，而是“羁旅草野”之士，那些穷愁潦倒的文人。他提出了“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重要见解。他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人们学术文化事业上的成就往往是和仕途上的发展成反比例的。韩愈自己也是如此，他说自己“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逆境的考验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和毅力，激发人的奋发精神，促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后来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之说。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喜欢雄奇怪伟的美学风貌，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主张努力发挥人工之巧，而达到天工之妙。同时又以写散文的方法写诗，开辟了后来宋诗“以文为诗”新道路。他在创作思想不像佛老那样注重“虚静”精神境界的培养，而强调只有在内心激情翻腾的状态下才能写出好作品，而虚静淡泊只会使创作激情消解，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论张旭之书法创作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后来苏轼在《送参廖师》一诗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正是儒家和释老在创作思想上分歧的一种表现。虽然韩愈也赞扬庖丁解牛的神化境界，但他是从专心一致，“不治他伎”，集中全力去发挥人工之巧的角度去肯定的，与庄子原意是完全不同的。

陈襄

陈襄（1017～1080）北宋学者、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先驱者之一。福州侯官(今属福建)人，字述古，学者称古灵先生。年少而孤，能自立，游于乡校，与郑穆、陈烈、周希孟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四人首倡知天尽性之说，守之不变，俗从而化，俗称“四先生”，又称“古灵四先生。”陈襄气行高古，以天下为己任。庆历二年进士，调建州浦城主簿，摄县令。移台州仙居县令。皇祐三年，知孟州河阳县，徙知彭州濛阳县。嘉祐二年，富弼举荐，召试，充秘阁校理。三年，判尚书祠部，编定昭文馆书籍。六年，出知常州，浚湖兴学。治平元年，为开封府推官。三年，入为三司盐铁判官。神宗即位，奉使契丹，使还知明州。熙宁初，召修起居注，寻知谏院、管勾国子监，兼侍御史知杂事，判吏部流内铨。四年，除知制诰兼直学士院。数上疏论新法不便，乞补外，出知陈州，历知杭、陈二州。八年，召还，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提举进奏院。除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太常寺兼礼仪事。九年，兼侍读、知审官东院。元丰二年，兼判尚书省。三年卒，年六十四。

反对王安石变法。陈襄所到之地，必务兴学校受业者过千人。平素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曾遗手书数十卷，大多民事。生平“以兴学养士为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反对溺于章句和词章之学。提倡“学校之设，非以教人为词章取利禄而已当致学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业，然后可以言仕”(《古灵先生文集·杭州劝学文》)。在哲学上，以“诚”为最高范畴，认为“诚”是立身行事的根本，也是“博厚”、“精微”的宇宙本体，提出“诚心以尽物”(《送章衡序》)的命题。他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由“道”派生出气、形、性而形成天地万物。以“道”统摄气、形、性，并把天道与人道，把自然现象与人性、道德等合而为一，得出“人之性与天地同出于道”(《中庸讲义》)的结论。他认为《中庸》为“治性之书，祖述圣人礼性之学最为详备，使学者求之足以知道德诚明之本”(同上)。其“理性之学”的提出及对《中庸》的新评价，对后世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存天理，灭人欲”为理学宗旨，认为性善而情有善不善，强调人性、天理同人欲的对立、诚与伪的对立、性与情以及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这也是他的人性论的基本主旨。在义利问题上，主张先义后利，用儒家礼义移风易俗，尝以继承韩愈之业勉人。其学大体已接近后来之二程之学，倡导之功，仅次于胡瑷、孙复，在福建一带颇有影响，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著有《郊庙奉礼礼文》30卷、《陈襄集》15卷及《易义》、《中庸义》、《古灵集》等。

陈襄有知人之誉，其诗文有盛名，李纲称其文“温厚深纯，根于义理”，“诗篇平淡如韦应物，其文词高古如韩退之，其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其性理之学庶几子思、孟轲”(《古灵陈述古文集序》)，评价虽过高，但大体符合其诗文特征。《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寒食出游见寄二首》有“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之句，清新平淡，殊饶情调(《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二纪昀评)。其馀《春日书事》、《常州郡斋》、《颍川赏花》诸诗均可成诵。著有《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南宋绍兴时其裔孙陈辉有重刊本，现存宋刊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清抄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四一二至四一六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一○七七至一○九一收其文十五卷。事迹见叶祖洽《陈先生行状》、孙觉《陈先生墓志铭》(《古灵先生文集》附录)，《宋史》卷三二一本传。宋人陈晔编有《古灵先生年谱》。

乔治·桑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年7月1日～1876年6月8日），法国19世纪著名女小说家。其本名奥罗尔·杜班(Aurore Dupin),1804年7月1日生于巴黎。父亲是拿破仑时代的军官。她从小在诺昂农村长大,4岁丧父,由祖母扶养。13岁进入巴黎一修道院,1820年又回到诺昂。18岁嫁给杜德望男爵。她喜爱文学、政治,尤其崇拜卢梭的学说。而其夫却是胸无大志,一味玩乐的乡绅,1831年初,她带着一子一女离家出走,来到巴黎。为了表示独立不羁和妇女解放精神,她着男装,吸烟斗,并走上了创作道路。起初她同桑多(Sandeau)合作,不久就以乔治桑的笔名独自发表作品。1832年她的第一部小说《安蒂亚娜》问世,小说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密切注意。1836年她发表了《英普拉》,标志着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进一步深入。小说在描写一个爱情故事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农民形象帕司昂斯,揭露了外省旧贵族和教会相互勾结,横行乡里的情形,并赞扬了美国独立战争。在此期间,她与肖邦同居。1840年她创作的第一部“社会问题”小说《木工小史》问世,随后又发表了《奥拉斯》(1841年)、《康素爱梦》(1842—1843年)、《安吉堡的磨工》(1845年)。从1846年中篇小说《魔沼》开始,作者转入以农村为背景的“田园小说”创作。《魔沼》描写贫穷的农村姑娘和农民瑞尔曼藐视钱财,真诚相爱的故事。1848年发表《弃儿弗朗沙》和《小法岱特》。1848年革命后,她回到诺昂。第二帝国时期,她同宫廷来往密切,但仍旧隐居乡里,过着轻松的田园生活。这时期发表的小说有《笛师》(1853年)、《金色树林的漂亮先生》(1858年)。晚年她主要撰写自传《我的生平》(1850—1876年),还把自己的小说改写成剧本上演。她的田园小说以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宁静的大自然,淳厚的习俗,友爱的感情,渲染了农村的田园气氛,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恩格斯把乔治·桑看作当时出现的反映下层人民的新文学流派的代表之一,她的作品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广泛的影响。

邹浩

邹浩（1060年11月13日—1111年4月18日），字志完，号道乡先生，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元丰五年进士，调扬州教授，移颍昌府。元祐七年，苏颂荐为太常博士，御史来之邵论罢之，出为襄州州学教授。召对，擢右正言。上章劾章惇慢上不忠之罪，并言不当立贤妃刘氏为后，除名勒停，羁管新州。徽宗即位，召还，复右正言，迁左司谏，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同修神宗朝国史。迁兵部侍郎，徙吏部，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江宁府，改知杭、越二州。蔡京用事，再谪衡州别驾，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宁四年，移汉阳军居住。五年，放归常州。大观四年，复直龙图阁。政和元年以疾卒，年五十二。绍兴间，赐谥曰忠。邹浩受学于程颐，又笃信禅学，尝自言“儒释本不异，昧者自亲疏”(《偶书》)，故其诗文多禅偈语。他为谏官时所上奏疏，往往色正辞严，深中时弊，如《上哲宗皇帝书》、《谏哲宗皇帝立刘后疏》、《论宰相章惇疏》诸篇，尽管其后因此屡遭贬斥废放，但也深为后人所称诵，李纲谓其文“高明闳远，温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声，有菽粟布帛之用”(《道乡邹公文集序》)，清人王士禛亦称“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带经堂诗话》卷六)。擅长为诗，王士禛谓其古体诗似白居易，格律诗深稳，与叶梦得工力相似(《跋道乡文集》)。其古体如《秋蝇》讥刺奸人谗口，“期望秋风回，一扫无馀孽”，《范蠡冢》称颂范蠡兴越灭吴的功绩以及功成身退的先机，《除名》叙述自己屡遭贬斥而不悔的心态，都是一些声情并茂的佳作。近体如《闻正夫迁门下》，车若水称为“句句好，至今感动人”，“千古削不去”(《脚气集》)。邹浩的著述由其子邹柄、邹栩编为《道乡集》四十卷，南宋初曾镂板刊行。明、清时多次重刻，保存较为完好，现存有明成化六年刊本、正德七年刊本、道光十一年刊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一二三二至一二四五录其诗十四卷。《全宋文》卷二八二五至二八四八收其文二十四卷。事迹见陈瓘《邹公墓志》(《道乡集》附录)、《宋史》卷三四五本传。元谢应芳编有《道乡先生年谱》一卷，清李兆洛也编有《道乡年谱》一卷。

废名

废名（1901年11月9日—1967年10月7日），原名冯文炳,字蕴仲,笔名废名、病火。湖北黄梅人,是现代文学史上很有特色而又毁誉纷纭的一位小说家。他1924年曾在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参加过语丝社,1929年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他1922年秋在《努力周刊》发表短篇小说《长日》,1925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内收《浣衣女》、《竹林的故事》等小说14篇。这些作品以冲淡质朴之笔描写“乡村的儿女翁媪之事”,是早期乡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以后陆续出版了小说集《桃园》、《枣》和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等。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佳作《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奇特的人生“浮世绘”。作品通过描写主人公“莫须有先生”的见闻感受,揭示出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旧中国乱世人生的一角,有现实意义,同时也表现出消极的厌世心理。废名的小说在艺术上把外国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手法熔为一炉,具有独特的风格。

刘义庆

刘义庆（公元403—公元444），字季伯，南朝宋文学家。彭城(江苏徐州)人。宋宗室。幼为宋武帝赏爱。袭封南郡公，迁豫州刺史。永初元年(420)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元嘉元年(424)，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元嘉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是上流重镇，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累迁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刘义庆为人谦虚简素，寡嗜欲，无浮淫之过。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但足为宗室之表。延纳文学之士，远近必致。太尉袁淑，文冠当时，刘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与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

刘义庆是六朝著名的小说家，著述基丰。有《徐州先贤传》10卷、《典叙》及志怪小说《幽明录》30卷等多种著作。所撰以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影响最大。刘义庆以前，志人小说有晋代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等，均已散佚。所以《世说新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人小说。它主要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言简意赅，颇能传写人物神情。语言质朴，往往如口语，但风格超迈，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颇具特色，小说史上有较高地位。刘义庆另有文集8卷，已佚。今存诗文分别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11)。

克里希那穆提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1895年5月12日-1986年2月16日）是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哲学家与思想传播者，被誉为“近代第一位用通俗语言向西方全面深刻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学家”。他生于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的默德讷伯莱小镇，一生跨越近一个世纪，足迹遍布全球70余个国家，其思想超越宗教、种族与地域界限，被印度佛教徒尊为“中观与禅的导师”，印度教徒认可为“彻悟的觉者”，更获得纪伯伦、萧伯纳、亨利・米勒等东西方文化名人的高度推崇。

克里希那穆提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13岁时，因父亲是通神学会会员，他与弟弟尼亚被该学会主席安妮・贝赞特博士收养。通神学会宣扬“世界导师”再临，并认定他就是这位注定降临的“世师”，随即对他展开系统培养，将其带往英国接受上流社会教育。然而，这位天性敏感、不擅死记硬背的少年始终无法适应体制化学习，即便进入伦敦大学与梭尔邦大学也未能完成学业。1922年8月，他经历了为期三天的“意识转化”，体内“拙火”觉醒，在胡椒树下体验到超越世俗的狂喜与平静，这一神秘体验为他日后的思想觉醒埋下伏笔。1925年，弟弟尼亚因肺结核病逝，巨大的悲痛让他彻底瓦解了既有的信仰体系，却也催生了更深沉的慈悲与智慧，他在哀伤中领悟到“生命中有不会被任何物质变化击碎的真正幸福”。

1929年8月3日，克里希那穆提做出了震惊世人的决定：宣布解散专为他设立的“世界明星社”，退还所有信徒捐款，并公开否定“世界导师”的头衔。他在演说中庄严宣告：“真理是无路之地，你不能通过任何宗教、任何教派接近它”，强调真理纯属个人了悟，任何组织与权威都会成为心灵的牢笼。这一转折标志着他真正的思想独立，此后近60年里，他始终以普通探索者的身份行走世间，拒绝个人崇拜与体制化传承。二战期间，他暂居美国加州奥哈伊，深入探索人类心智与意识的本质；战后继续全球演讲，直至1986年1月在印度金奈完成最后一场公开演讲，一个月后在加州安详离世。

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核心是“心理革命”，他坚信人类的解放只能源于内在的自我觉察，而非任何外在的宗教、政治或社会运动。他一生都在呼吁人们挣脱权威束缚、摒弃固有观念，通过直面恐惧、冲突与痛苦，实现心灵的彻底自由。他的演讲从不依赖笔记，始终以新鲜、直接的方式探讨人性本质，内容涵盖爱与恐惧、孤独与自由、民族主义与战争等人类共同关切的议题。这些言论被辑录成80余部著作，翻译成60余种语言，包括《第一与最后的自由》《唯一的革命》等经典，形成了庞大而独特的思想宝库。

为延续其理念，全球多个国家设立了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与独立学校，致力于推广他“慈悲与当世解脱”的教诲。他留下的不仅是600余次录像、2500多次录音及5000多场活动的文字记录，更重要的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智慧：提醒人们超越宗派与偏见，以纯粹的觉知直面生命真相。正如他所言，自己只是“指出方向的路标”，真正的自由唯有通过每个人独立的心灵探索才能抵达，这一核心教诲至今仍在滋养着世界各地的求索者。

徐学谟

徐学谟(1521年—1593年)字叔明，一字太室，原名学诗，字思重，明代直隶嘉定(今上海嘉定)人。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担任南阳知府。

徐学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授职职方主事，改稽勋司，入直内阁。嘉靖信奉道教，词臣争以青词(道教举行斋醮“上达天庭”的“奏章”、“祝词”)邀宠。徐学谟辞章秀丽，有制作巨手之称，权臣严嵩曾令其作青词。他因母丧离京回家，服丧期满，被任为礼部主事，历任员外郎中，后出任荆州知府，正值景王封德安，圈地为己有，荆州的沙市也被圈在其中，景王派他的宦官来收受土地，徐学谟坚持不允。结果他被召逮问，此时百姓夹道痛哭，御史将此事禀告朝廷，最后得以减罪归家。

穆宗即位，起用徐学谟任南阳知府。后又迁湖广副使分巡襄阳，有人受张居正旨意，诬辽王有异谋，徐学谟坚决否定，又被罢官。万历即位，再次起用，任湖广按察使，迁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到任后发展集市，百姓感德。入京任刑部侍郎，擢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万历营建陵室，徐学谟予以反对，陵宫停建，而他被人恶意中伤，乞归。徐学谟为桑梓谋百世之利，首倡嘉定折漕之议，并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徐学谟治学谨严，善诗文。有《春秋亿》六卷、《世庙识余录》二十六卷、《万历湖广总志》九十八卷、《宗藩要例》二卷、《南宫题奏稿》一卷、《老子解》二卷、《海隅集》八十一卷。

郭谏臣

郭谏臣（1524年—1580年），明长洲(今江苏苏州)蠡口人。本姓周,字子忠,号方泉、鲲溟。申时行亲家。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授袁州府推官。勘报严嵩子世蕃戍边不行不法事。擢吏部主事。隆庆初,以天师道大真人张永绪卒后无子,奏请夺其世封。历升稽勋司员外郎、验封司郎中。与张居正忤,万历二年(1574年)出为江西右参政,分守岭北,自劾归。后起郧阳巡抚,未赴任卒。祀为吴郡名贤。其诗婉约娴雅,有范成大、陆游遗风。著有《鲲溟诗集》等。

马烽

马烽（1922年6月8日—2004年1月31日），当代作家。原名马书铭。曾用阎志吾、孔华联、莫韵等笔名。山西省孝义县人。出身贫农家庭，幼年丧父，7岁随母寄居汾阳县东大王村娘舅家中。16岁时，高小未及毕业即参加八路军，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38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2年在延安“鲁艺”附设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及部队艺术学校学习。1942年9月，以马烽笔名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处女作《第一次侦察》。1943年初回晋绥边区做文艺工作。此后曾相继担任《晋绥大众报》主编。《晋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晋绥出版社总编辑。1945年6至8月，他和西戎合作，在《晋绥大众报》上以连载方式发表了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小说由一系列生动的战斗故事联缀而成，刻画了雷石柱、孟楞楞等农民抗日英雄形象，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语言通俗流利，深受读者欢迎。1947年后，他根据参加土改运动所获得的感受，写出了《村仇》、《金宝娘》等中、短篇小说。1949年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1951年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兼任副秘书长。1954调作家协会创作组，后任青年部副部长。此间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农村新生活的短篇小说如《一架弹花机》、《结婚》、《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等，并与西戎合编了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1956年后他返回山西定居、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写出了《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个上级》等受到广泛好评的短篇，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此外还发表了传记体小说《刘胡兰传》。“文革”期间，马烽饱经磨难，曾举家下乡插队。1976年重返文坛后，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山西省文联主席。1990年初调任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在新时期出版了《马烽短篇新作》，其中《结婚现场会》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孙谦合写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摄成影片后改名《泪痕》)受到热烈欢迎。马烽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语言朴实诙谐，地方色彩浓郁，风格鲜明独特。他是公认的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1987年，创作短篇小说《葫芦沟今昔》，该小说叙写对葫芦沟的采访过程，表明了客观评价改革前后农村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获得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8年，与孙谦共同担任剧情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的编剧；同年，出版电影剧本集《马烽、孙谦电影剧作选》。1996年，出版小说选集《马烽小说选》。1997年，创作现代小说《袁九斤的故事》。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宋应星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明代著名科学家。奉新县(今属江西)人。字长庚。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曾任袁州府分宜县(今属江西)教谕。汀州府(今福建长汀县)推官。亳州(今安徽阜阳市)知州。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弃官归乡。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从未间断科学研究活动。他重视“经世实用”之学，认为如不亲自进行观察、调查，无法掌握事物本质。经常深入实际，学习劳动者生产知识，加以研究、总结。在公余时间，他博览群书，调查访问，整理资料，先后编著了《野议》、《思怜诗》、《画音归正》(已佚)、《原耗》(已佚)、《天工开物》、《观象》、《乐律》、《谈天》、《论气》等著作，其中初刻于崇祯十年(1637)的《天工开物》最为有名。全书分十八卷。其中，《乃粒》、《粹精》二卷专讲谷物的栽培，农产品的加工，附有农具及水利工具图说。《乃服》讲棉、麻、丝、毛的纺织，兼讲养蚕和织机，附有纺织工具图。《彰施》叙述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作咸》、《甘嗜》、《膏液》三卷分别介绍食盐、食糖、食油等副食品的制造。《冶铸》、《锤锻》、《五金》三卷专门介绍金属的冶炼、加工以及金属器具与合金的制造，附有设备操作图。《燔石》讲采煤和烧石灰、矾石、砒霜等。《陶埏》讲砖瓦和陶瓷的烧制。《杀青》讲造竹纸和木本韧皮纸。《舟车》介绍水陆交通和车、船等运输工具，附有车、船图。《佳兵》主要介绍火药、火药武器及弓弩的兵器。《丹青》讲矿物性颜料的制造。《曲蘖》讲酒曲。《珠玉》介绍各种珠宝、玉器和水晶。此书内容丰富，凡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生产部门，它几乎都有介绍。它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代表著作，反映了当时中国工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此书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被赞誉为“中国的狄德罗”。《天工开物》在十七世纪末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传到朝鲜，十九世纪后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外文。

《天工开物》一书记载当时中国农业、工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全书十八卷，插图200余幅，包括作物栽培、养蚕、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酿酒、烧瓷、冶铸、锤锻、舟车制造、烧制石灰、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珠玉采集等。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的农业、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和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所述的在冷浸田种水稻使用“骨灰蘸秧根”的施肥技术，是中国农史上合理使用磷肥的最早纪录。书中还提出了“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物种变异说，为改良农作物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天工开物》第二卷主要讲养蚕、缫丝、织绸，也谈到纺棉纱、织棉布，种麻、绩麻、织麻布和鞣制皮革的方法，其中首次描述的利用不同蚕蛾品种杂交而产生新的优良品种的情况，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天工开物》第二卷记述的提花机，结构合理，操作灵便，能织出各种精美的丝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机械。第八卷《冶铸》中，介绍了当时在工具和大型铸造工业方面的各种先进的生产工艺，如大型失蜡精密铸造，铸钱时的砂型铸造工艺，渗碳热处理工艺等。《天工开物》记载了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灌钢”法，并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了锌的冶炼技术，使人们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大规模炼锌的国家。书中还记载了各种金属元素的化学性质，记录了同体积的金、银、铜的不同重量对比，以及石灰、煤炭、硫磺、砒、矾等矿物的开采、冶炼、烧制、加工等方法。书中的不少珍贵插图，如提花机、钻井设备、轧蔗车、大型浇铸锤锻千斤铁锚、阶梯式瓷窑、玉石加工磨床等，都是世界上较早的科技图录，在科技史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徐铸成

徐铸成（1907年6月24日-1991年12月23日），著名报人和新闻记者。江苏宜兴人。1907年6月24日生。笔名荆紫、银丝、丁宁。出身贫寒家庭。1922年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1926年考取北京清华大学，课余向天津《庸报》投稿。次年上半年转入保定河北大学，下半年又转入北京师范大学。1927年底，以半工半读方式入国闻通讯社北京分社，任记者。1929年秋，被调至天津《大公报》，任体育、教育、经济、各地新闻等版编辑。1931年底任《大公报》驻汉口特派记者，曾为汉口《大中报》、《大光报》撰写社论。1936年初被调至上海，参加筹办《大公报》上海版，任该报要闻编辑，并为《国闻周报》撰写一周大事述评。1938年1月，在上海“孤岛”参加刚创刊的《文汇报》，任主笔，负责言论编辑工作，至次年5月19日该报被迫停刊。1939年8月到香港任《大公报》编辑主任，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该报停刊。1942年2月，辗转到桂林，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1944年9月赴重庆，主编《大公晚报》。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筹备复刊上海《大公报》，任总编辑。1946年3月重入《文汇报》，任总主笔，至1947年5月25日该报被封闭。1948年3月摆脱反动当局的监视，到港筹备香港《文汇报》；9月9日该报创刊，任总主笔兼管经理部事务。1949年2月底离港赴北平，5月回上海继续主持上海《文汇报》。同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仍任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1956年5月，该报迁北京并入《教师报》，一度赴京任《教师报》总编辑。同年10月1日《文汇报》迁回复刊，仍回上海。1957年3月，任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团长，5月初回国后7月被打成“右派”被迫去职，下乡劳动学习。1959年转入出版界，担任《辞海》及《汉语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十年浩劫中成为新闻界的主要批判对象，并在“五七干校”劳动4年。蒙受不白之冤长达20年。1980年6月中共中央发文改正错划，任《文汇报》顾问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复旦大学新闻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兼职教授。还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参议会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晚年还从事新闻学研究，提倡“新闻烹调学”，强调新闻采访、写作和编排的艺术，在我国新闻界有一定影响。1991年12月23日在上海逝世。著有《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旧闻杂忆续篇》、《旧闻杂忆补篇》、《新闻艺术》、《新闻丛谈》、《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徐铸成新闻评论选》、《徐铸成通讯游记选》、《八十自述》等17本书。一生所写稿件累计达2000篇约300多万字。

约翰·威廉姆斯

约翰·爱德华·威廉姆斯（John Edward Williams，1922年8月29日－1994年3月3日）是美国作家、编辑和教授。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小说《屠夫十字镇》（1960年）、斯通纳（1965年）和奥古斯都（1972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1922年，约翰·威廉姆斯出生于德克萨斯州北部。威廉斯的祖父母都是当地农民，继父是邮局的一名看守。少年时的威廉斯在初入大学一年级时便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但修读完大学一年级课程后，威廉斯从大学辍学。

随后，他先后在美国西南部几家报纸和电台供职。二战爆发后，威廉斯于1942年参军，成为美国空军的一员，在印度和缅甸先后服役共两年半时间。服役期间，他写下了自己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本书后于1948年出版。

二战末期，威廉斯迁居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并进入丹佛大学学习。

1949年及次年，威廉斯获得了丹佛大学人文艺术的本科及硕士学位。就读丹佛期间，威廉斯的两本个人作品得以出版，《惟有黑夜》（Nothingbutthenight,1948年）及诗集《破碎的风景》（TheBrokenLandscape:Peoms,1949年）。前者讲述了幼年时期的创伤给人生轨迹带来的影响与恐惧。

1950年前后，在完成丹佛大学的人文艺术硕士课程后，威廉斯进入密苏里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方向：英语文学），与此同时在该校担任教职。1954年，他获得了该校该专业的博士学位。

1955年，威廉斯回到丹佛大学任助教，随后成为该校创意写作训练课程（CreativeWritingProgramme）的系主任。

1960年，威廉斯的第二部小说《屠夫十字镇》（Butcher"sCrossing）出版，小说讲述了一段1870年代发生在堪萨斯州的荒野冒险故事。

1963年，威廉斯编纂及作序的文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诗歌》出版。1965年，威廉斯的第二部诗集——《不可或缺的谎言》（TheNecessaryLie）面世。

与此同时，他创办了杂志《丹佛大学季刊》（后更名《丹佛季刊》）。直到1970年，威廉斯一直参与该刊编辑工作。

同年，知名文学出版社VikingPress出版了威廉斯的第三本小说——《斯通纳》（Stoner）。小说描述了一个在密苏里大学担任英语教授的学者的故事。

1972年，同样是VikingPress，出版了他的第四本小说《奥古斯都》（Augustus），刻画了凯撒大帝暴虐统治下的古代罗马。本书获得了当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虚构类（NationalBookAwardforFiction）。与本书一同分享该奖项的另一作品，是作家约翰·巴思（JohnBarth）的《客迈拉》（Chimera）。

1985年，威廉斯从丹佛大学退休。

1994年，罹患呼吸器官衰竭症的他在位于阿肯萨斯州的家中去世。去世时，威廉斯正在创作的第五部小说《理性的憩息》（TheSleepofReason）尚未完成。

洪谦

洪谦(1909.10.21-1992.2.27)，西方哲学史家。1909年10月21日生于安徽省歙县,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哲学会会员,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访问研究员等职。自幼赴德国,后在柏林、也那、福来堡大学学习。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从师于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多年。1934年在石里克的指导下,写作《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的论文,并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维也纳继续学习和工作两年至1936年回国。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讲师。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应英国牛津大学之约赴英任研究员,从事逻辑经验论分析哲学方面的工作,1948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1951年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兼任哲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兼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调出哲学系,筹建外国哲学研究所,兼任所长至今。1980年赴英国大学王后学院讲学。同年,还应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约请,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维特根斯坦第五届会议,并提出论文《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著作有《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德文,1934年,维也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维也纳学派的哲学》(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石里克和新经验主义》(英文,1948年,美国《哲学和现象学研究》杂志)、《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德文,1981年载于《国际维特根斯坦讨论会论文集》,维也纳,霍尔特——皮希勒——滕波斯基出版社出版)。译著有《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重印)、《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与教研室同志合编,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上、下两卷,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他著作还有《石里克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德文,1982年发表于《格拉支研究》)、《论“确证”》(德文和英文,1982年出版于荷兰莱登出版社)。

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介石八岁时去世。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育成人。蒋介石对母亲颇为孝顺。

蒋介石五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他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十余年，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一些新知识。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窳败，民族危机严重，又因他丧父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微，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同年冬返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随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振武学校结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1年10月，蒋介石闻讯武昌起义的消息，即整装回到上海，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时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杀害。案发后避往日本，在东京办《军声》杂志，年底回国。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8月各地讨袁军先后失败，蒋介石于10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月亡命日本。1914年春奉命回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先后参与策划肇和舰起义和攻夺官署、江阴要塞等。1916年5月陈其美被害后，蒋去山东潍县，在居正、许崇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职。

袁世凯死后不久，蒋介石回到上海，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蒋介石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大埔、永泰。因军事受挫及受粤军将领排挤，几度辞职回沪。1920年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

1922年1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之建议未被孙中山采纳，于4月返上海。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避往永丰舰，18日电蒋“盼速来”。蒋于29日抵广州，登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四十余日，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赞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蒋由此博得孙中山的很大信任和重用，也大大提高了政治声誉。10月，孙中山编组“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蒋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不久便离闽回沪。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三月余。他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是他对于苏俄没有同意他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向北京进攻的军事计划很失望，对于苏联的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俄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因而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別有用心。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苏联之行加深了他对苏联的认识和疑虑。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并决定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通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一再表示自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获得苏俄顾问的好感和信任。同时他在军校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他把军校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的一支武装力量，于当年10月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于翌年2月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于6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南方政权的大元帅府于7月改组为国民政府，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与原粤军一部组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信任和支持的蒋介石与汪精卫、许崇智三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蒋先支持汪精卫将胡汉民驱送出国，继而又将握有军权的许崇智迫离广州，收编了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接着于10月任东征军总指挥，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

1926年1月，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此时他疑惧汪精卫和苏俄顾问的某些举措，以为将削弱自己的军权甚或被放逐苏俄，乃于3月20日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和纠察队的枪支，还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妥协方针，蒋介石在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的《党务整理案》，并就此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职。一个月后，又接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7月，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统率八个军约十万人。在北伐军7月11日攻克长沙后的半个月，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北伐军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后，于9月6日占汉阳、汉口。吴佩孚残部死守武昌城。蒋介石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死伤累累。9月17日他离鄂赴赣，指挥江西战事。他下令第一、二军强攻南昌，连攻三日未克，牺牲甚大。其时，攻打两湖的第四、第七、第八军于10月10日光复武昌，蒋介石乃调第四、第七军入赣助战。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击，4日占领九江，8日克复南昌。

江西战事奏捷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还主张把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来南昌，反对迁都武汉。他拒不出席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无视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集体领导、取消常委会主席制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推进，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猛烈发展的工农运动亦疑惧日增。蒋介石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还与江浙财团达成默契。他先后纵容或唆使暴徒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了一连串暴行。对于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遭到英、美等国军舰炮击的“南京惨案”，他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则表示：对南京之“排外暴行”，愿负全责。他到上海后即派白崇禧拜会各国领事，取得谅解。英、美等国要蒋介石出来“维持秩序”、“镇压暴行”，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蒋介石取得了上海的买办豪绅和附和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从他们那里得到1500万元经费，还获得再有5000万元的许诺。

蒋介石在上海，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等人商讨“反共问题”，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支持。他下令取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查办共产党案》。当时盛传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一面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还把亲笔题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一面又于9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沪赴南京，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一群全副武装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则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在蒋介石的密令下，东南各省和广东也先后发动“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半途而废。

4月18日，蒋介石联合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他虽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相号召，但“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

7月，被北伐军击溃的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24日陷徐州。25日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饬无效，8月6日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护蒋的地位。蒋感到“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

蒋介石回家乡住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了会谈，以谋取得支持和谅解。蒋还至神户拜访了在日本休养的宋美龄的母亲，获允娶宋美龄为妻。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

在国民党各派系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28年1月返南京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举他为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他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进行对奉系军阀的北伐。5月初蒋率部进入济南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下令部属“忍辱负重”，绕道北上。6月初，战胜了奉系，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蒋介石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

1929年1月，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要将全国82个军205万人改编为60个师(每师一万一千人)，以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对各派军事首领委以高官，但夺掉了他们的兵权。这就大大加深了他与冯、阎、桂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1929年3月、11月)、蒋冯战争(1929年5月、10月)、蒋唐(生智)战争(1929年12月)等多起战争。蒋介石用重兵进攻、分化瓦解等办法，一一战胜了对手。1930年5月又爆发了与阎锡山、冯玉祥交火的“中原大战”。这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联合倒蒋，于8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但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软硬兼施之下，阎、冯军在陇海线、津浦线相继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扩大会议”则无疾而终。

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介石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五次向中共的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他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经过四年的鏖战，迫使红军退出赣、闽、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一面在各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大肆屠杀工农民众，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长征的红军。他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把长期未能控制的云、贵、川三省逐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面对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和纷争，以及社会舆论要求民主、法治的强烈呼声，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但遭到胡汉民的反对。蒋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反蒋各派系又一次联合行动，以“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相号召，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调兵遣将部署对粤进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2月15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的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掌权，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继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遭到我国各地军民的奋起抗击。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一味妥协退让，先后同意签订淞沪、塘沽、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侵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

其间，蒋介石督饬外交部分别与有关国家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批准财政部门改革税收制度，统一盐税，征收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1935年在英、美的帮助下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币制;还在全国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微弱增长远远赶不上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在1927年至1936年间，公开举借外债14笔，约4亿美元，国内发行公债25种，约26亿元。蒋介石还支持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建立金融体系开始，继而投资工商企业，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他竭力强化统治，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进行清查户口、编练民团、抽取壮丁、检搜缉捕等活动，并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他还建立了以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为中心的“党方”和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方”两个特务系统，通称“中统”、“军统”，专事破坏共产党和民主运动，并防范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他于1930年9月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的书籍。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个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号召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以“四维”“八德”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加以推动，但收效甚微。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遂着手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他在这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外交方针又作了新的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和进步，受到全国爱国军民的拥护和欢迎。

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下令国民政府制定三年国防计划，在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加速新建和修复铁路、公路，整编军队，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开始转移文物，为撤退沿海地区高等学校做准备，等等。1935年春夏，他视察川、云、贵、陕等省，计划在必要时把这些地区作为抗战基地。他还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成为抗御日本的盟国。他也试图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派陈立夫主持，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在北平、上海的地下组织乃至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

但是，蒋介石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他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剿共”受挫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冬，蒋介石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遭拒，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扣押。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的努力下，达成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承认协议，还许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到南京后，他扣押了张学良，随即加以软禁;继又迫杨虎城辞职、出国，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化瓦解，调往豫、皖。

迫于全国军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形势，蒋介石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2月中旬，主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变化。蒋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出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次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筹划的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乃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应付时局。他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同时调集九个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严正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蒋介石还企望卢沟桥事件能就地和平解决，以牺牲局部换取全局之苟安。他连续接见英、美、法、德国驻华使节，希望列国出面调停。他对宋哲元在北平与日方进行的谈判活动也“极度容忍”。但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遣增援部队进入平津地区，结果延误了战机，使得大批日军从容入关，轻易击溃二十九军而于7月29、30日侵占平、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蒋介石急于取得各党各派势力的合作和支持。他在庐山、南京同周恩来等进行多次会谈，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意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谋在上海发起进攻，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得到了各地各派的军事首领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被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会议并决定对日作战方针为：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部署一部分军队在华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蒋13日即下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发起攻击，揭开淞沪抗战的序幕。18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9月，他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抗战。他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迅速调集73个师约四十余万兵力(占当时全国可调动的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顽强狙击敌人，杀死杀伤侵略军五万余。但是，他在战略指导上没有把军力和民力结合起来，大大削弱了抗日的战斗力;在战术指挥上多是消极抗御，被动应战，不能及时有力地主动出击敌人;在战局不利时，又未能组织及时有效的退却，以致造成抗日军队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战争，期待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加以制裁和干预，但英、美等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坐视日本侵华。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后来还派志愿空军来华助战。日本在淞沪会战中被困后，展开了诱降活动。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听取了他转述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日本侵略军直指南京。蒋介石调集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兵，连同教导总队和第二军团共15个师约十余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这个易攻难守之城。他在亲自指挥了一段外围阵地战斗后，于12月7日飞离南京。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残酷杀害我国军民30万人以上。蒋介石于12月16日在武汉发布文告宣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而日本方面于12月2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蒋介石认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乃中止了与日本谈判的活动。

为了制订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蒋介石于1938年3月底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对日抗战及本党前途》的演讲里，表示了持久抗战的决心。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领袖以及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200人组成。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蒋介石被举为总裁;还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兼团长。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各条战线发动猛烈攻势，力图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决定全力防守。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的韩复榘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介石将韩处决。1938年3月至4月上旬，我抗日部队在台儿庄同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蒋介石曾亲赴徐州，督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筹划作战。台儿庄战役大捷，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嗣后日军增调兵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线西进，直扑中原要地郑州。为阻挡日军的锐利攻势，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之术，下令于6月9日炸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将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趋稳定;但豫东和皖北、苏北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黄河决堤后，日军改变进犯武汉的路线，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推进。蒋介石重新部署武汉防务，以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区作战为主，配置了一百二十九个师及骑兵、炮兵等共约一百万兵力，以及海军、空军，层层进行阵地战，尽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前后达四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迫使日军前后投入四十万人以上，军力遭到重大消耗。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介石于3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

此后，日本加强“政治谋略”攻势，釆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的行径，以及他们后来叛逃投敌，表示了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1939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继续抗战的指导方针和防共反共问题。对于今后的作战部署，他提出要“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说“回复了(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是胜利”。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宣称要对共产党“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又发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多种秘密文件，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摩擦。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1940年秋提出要取消边区政府，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强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抗战初期允诺的一点民主、自由皆名存实亡，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均已所存无几。他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军令、政令应统一于中央”，限制和吞并中国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他下令在各县切实整编保甲，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实行“联保连坐法”。他操纵“中统”、“军统”两支特务系统，囚禁和杀害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他还批准发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法令，查禁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他于1943年3月发表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共产党是“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6月，蒋将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胡宗南三个集团军四十多万军队，分兵九路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在七八月间进行了数十次挑衅。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包围华北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

其间，蒋介石出于战略与政略的需要，曾与日本有和议活动，不过他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和议的底线。对于孔祥熙等人欲突破底线的和议活动，则坚决予以制止。

为抗御日本侵略军的进一步侵犯，蒋介石先后在衡阳、南岳、长沙、西安等地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部署对日作战。但他并未把主力部队配置在第一线，督饬军队进击敌人，致使日军得以继续蚕食乃至鲸吞我国大片领土。国民党军队日趋腐败，在豫、湘、桂等战役中更是一溃千里。

日本于1941年12月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同盟国在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了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他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他派员交涉，与美国、英国先后签订了取消他们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新约。他还请美国训练和装备了一批国民党军队。

1943年11月23至26日，蒋介石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lt)、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开罗会议加强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并决定了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的基本方案。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但是他对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想要获得指挥中国军队全权的要求予以拒绝，并迫使罗斯福改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对于美国政府派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蒋介石坚持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实现“军事统一”。

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已在筹划发动内战，以消灭日益壮大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他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有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做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大会闭幕后两天，他就调动10个师的军队向苏浙地区的新四军发动进攻，7月又指令胡宗南调动9个师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竟然下令伪军“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任命一批汉奸为“先遣军总司令”、“绥靖司令”、“挺进司令”等，让他们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唆使伪军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不准参加受降。他要中国人民对日军“不要报复”，要“不念旧恶”。

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的帮助下，蒋介石把长期分布在云、贵、川、陕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个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文武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资产，壮大官僚资本。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要中共“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经过43天断断续续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政府改组、增加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修改宪法草案、军队整编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但是蒋介石盘算的是如何“消灭中共”，他秘密下令国民党80万军队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展开进攻。虽因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反应强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调停下，蒋被迫接受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946年1月10日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但是他密令所部趁停战命令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随后又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连续向关外增兵。经过周密准备，他于6月密令刘峙指挥12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2日又调动50万军队进攻苏北解放区。他还不顾政协会议的协议，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发布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凭借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拥有强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至12月的半年间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但却损失兵力70余万人。进入1947年，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余万人进犯陕北，19日占领延安，但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在山东战场上，他命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兵团25万多人进犯沂蒙山区，但3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三次进攻均被粉碎，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也被歼灭。此时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战略主动权已转入中共手中，各个战场的解放军相继转入反攻。蒋介石1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建立中原防御体系，12月又制定“南北两线”“分区防御”的战略，重新调整了各大区军事指挥系统，分别组设东北、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国防部汉口指挥部等。他加紧调兵遣将，四出巡视督战，力图挽回颓势。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遭到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军费的激增，使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47年发生了六次物价飞涨的风潮，一年间物价上涨二十倍左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蒋介石督饬国民党军、警、宪、特强化统治与镇压，国民党统治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当选为总统，并获得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但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经济濒临崩溃，财政赤字在1947年达到总支出的百分之九十，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等;还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强令限制物价。这些高压措施，造成市场无货，黑市猖獗，不到三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不断失败，在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间，被歼灭264万，虽然不断招募，但总兵力已降至360万，而能用于前线的只有170余万。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扩编机动兵团和后备兵团，实行重点防御。但他的部署还没有定当，人民解放军于9月12日发动了辽沈战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孤立据点，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陷入重围。蒋介石力图打通北宁路夺取主动权，调集兵力由陆海路援救锦州;又三次飞临沈阳，亲自指挥和督饬。但是他无力挽回颓势，辽沈决战最终以国民党军被歼47万余人而告终结。接着平津决战又起。蒋介石鉴于东北已失，平津势难再保，乃命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由海、陆两路迅速南撤，以图多保存一些部队，但傅不肯南撤，而于1949年1月21日接受离城改编的办法，使古城北平获得和平解放。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部署了60万重兵，打算在徐淮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固守徐州，保住南京。但战略战术的失误与军心的涣散，使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决战中不断受挫而被歼灭。此时他的亲信幕僚陈布雷、戴季陶又相继自杀身亡。财政经济的崩溃浪潮，更是扰动得他寝食难安。他一筹莫展，遂派宋美龄前往美国求援，又告失败。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护独裁统治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在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慄。”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是要“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他还企望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面调停，但被一一拒绝。他被迫于1月21日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纵党政军大事。他先已把亲信安插为东南和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加紧征集和训练新兵，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渡江。他也做了撤出大陆的准备，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的277万余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

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力谋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派出代表团赴北平。但是蒋介石认为“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的国共“隔江分治”的和谈方案他也不首肯，固执坚持“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以致国共谈判破裂。4月20日解放军大举渡江，直指南京。蒋介石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他24日离开溪口老家，乘军舰于26日抵吴淞口，召集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御。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企望利用坚固工事挣扎的20万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蒋介石见形势无可挽回，先由上海去澎湖马公岛，后转台北，在那里遥控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7月他至广州，组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最后抵抗;并出访菲律宾和韩国，谋求声援。他先后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企图负隅顽抗，无奈各路军队无不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蒋介石12月10日从成都败退到台湾后，声称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他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正式成立的事实，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于1950年3月宣布复职重任“总统”。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凭借台湾的战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庇护，1954年12月并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他在台湾总结在大陆垮台的教训，与“副总统”陈诚一道推行减租、公地放领和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放领给佃农等政策，竭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财政经济;同时大力“改造”国民党，加强专权统治，严密控制全岛居民。他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党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的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抵制美、日等国的侵略势力对台湾的觊觎。他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使台湾当局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达22年之久;但终究抵挡不住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于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被驱逐。

蒋介石自1972年起多病。他于这年5月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将统治台湾的实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死于台北。

蒋介石一生言论、文电甚多，散见于报刊及内部档案。国民党官方曾出版过他的言论集多种。台湾于1956年编印过《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1984年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三册，1985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都只是有选择地收录了他的一部分著述。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系作者与宗志文、郑则民共同研究、撰写而成，并经李新等同志审阅指正，付梓征求各界意见。现作者在初稿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订正。

★ 权威出处：《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中华书局 李新;孙思白;朱信泉;赵利栋;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

卡尔·波普尔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卒于英国大伦敦克罗伊登。出生于一个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兴趣广泛。1919年曾一度信仰共产主义，不久因革命遭受挫折而改变。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早年就开始与维也纳学派交流思想，并接受其影响，但又是最早批判该学派的科学哲学家之一。1933年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丛书》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研究的逻辑》，但他却多次声明自己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1935～1936年他两次应邀去英国讲学。1937年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任教。1945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从此定居英国，后加入英国籍。1949年任该校哲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系主任和教授。1949～1969年任伦敦大学逻辑和科学方法教授，1970年退休。1964年受封为爵士。是皇家学会成员和英国科学院成员。

波普尔与B.A.W.罗素、L.维特根斯坦、A.爱因斯坦、N.玻尔、E.薛定谔、K.哥德尔等人都有交往，他最推崇的哲学家是柏拉图、B.斯宾诺莎、I.康德和D.休谟。在科学哲学上他自认受康德和罗素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1972）、《自我及其大脑》（与J.艾克尔斯合著，1978）等。

波普尔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分界问题的主张，主要是受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影响。相对论的确立表明牛顿力学是可反驳的。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理论持批判的态度，随时准备被证伪后就放弃。这就使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凡是不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命题，如本体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数学和逻辑上的重言式命题、宗教、神学和占星术都属于非科学。他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的分界标准，指出伪科学如占星术等也是关于经验的陈述，也可能被经验证实。此外，他还认为形而上学并不是无意义的，它对于科学有指导和启发的意义。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建立在否定归纳法的基础上。他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赞同休谟关于普遍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归纳而来的思想，同时认为休谟对归纳法所作的心理学解释是向常识妥协。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测和反驳发展的。在他看来，理论并不来源于观察，因为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他认为，理论是大胆的猜测，一个猜测要尽可能丰富，所以猜测需要依靠由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的检验。但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他的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是建立在证实和证伪的逻辑不对称之上的。他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能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却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

波普尔哲学的理论支柱是证伪理论，其证伪理论的基础，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都是经验论和约定论。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受马赫主义的影响，主张经验是主观感觉的直接报道；波普尔则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理论先于观察，因而他同意康德关于理性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但认为理性加于自然的普遍性即理论并非必然正确，而是可证伪的，对它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因此，他自称其哲学为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是从问题开始的，根据问题提出大胆的尝试性的猜测即假设或理论，各种理论互相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但不是被证实，并最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不断提高理论逼近真理的程度，即逼真度。他用公式把这一过程表示为：P1→TT→EE→P2…，他称此为“四段图式”，并称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的方法，或称试错法。他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但人们却不能最终达到真理，因此科学家应从错误中学习，通过不断排除错误逐步逼近真理。他认为，一个假设、理论或猜测的科学性尺度是它的“可证伪度”或“可检验度”。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

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否认对历史可以作规律性预言。他的论据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不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增长；知识增长是没有规律，无法预测的，因而人类的历史也是没有规律，不可预见的。他把历史决定论攻击为“乌托邦主义”，宣扬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社会工艺学”。波普尔的社会工艺学是他所推崇的试错法在社会历史学中的应用。他主张逐步的社会工程，即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因而，这种学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波普尔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他提出了“倏忽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波普尔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宇宙的发展不仅有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并且还具有不可还原的多层次性。在他看来，宇宙的发展是一个倏忽进化的过程，首先是无机界的存在，而后出现有机界、生命，再后突然显现意识现象，最后突然显现社会文化现象。他把宇宙现象分为三个世界，其中世界一是物理世界，包括物理对象和状态；世界二是精神世界，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世界三是客观知识世界，包括一切见诸客观物质的精神产品，如语言、神学、文学艺术、科学以及技术装备等。他断言，世界一最先存在，世界二在新的层次上出现，世界三则出现在更高的层次上。他指出，这三个世界都是实在的，世界三与世界一、世界二一样，在对象和增长方面具有自主性，它只是在起源上是人造的，但它一旦产生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生命。他认为，世界一和世界二相互作用，世界二和世界三也相互作用，世界三与世界一则通过世界二相互作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曾引起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的热烈争论。

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发生过较大影响，有人称之为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演变到历史主义学派的中间环节。

孙承恩

孙承恩（1481年—1561年），字贞父,号毅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嘉靖初,奉使安南,与修《明伦大典》,擢左中允,充经筵讲官,主考两京乡试。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以掌詹事任礼部尚书,且兼翰林学士,次年(1549)正月免官。据《光绪重修华亭县志》载:“会有忌者,因引病归。”又曰:“明年,帝思之,召还故仕,加太子太保,疏讲皇太讲谈,不报。”《明史》本传载,时斋宫设蘸,承恩独不肯黄冠,遂乞致仕,卒谥文简。《明史·艺文志》著录其《历代圣贤像赞》六卷,《四库全书》收其《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四库总目提要》评其不肯黄冠因致仕事曰:“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亦纯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遗。”《瀼溪草堂词》一卷,有《惜阴堂汇刻明词》本。

葛洪

葛洪(公元284～364年)东晋道士、道教学者、炼丹术家、医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江南著名士族家庭，祖、父历任吴、西晋重要官职。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精治五经，立志为文儒，以复兴儒学自任。又好神仙导养之法，从葛玄弟子郑隐学道。司马睿为相时，辟召为掾，后又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后因镇压石水农民起义有功，迁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后舍儒入道。葛洪“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炼医术”(《晋书·葛洪传》)。东晋元帝时，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带子侄同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往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著述不辍，遂殁于此。葛洪在道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所著《抱朴子·内篇》是第一部全面论述道德宗旨、哲理、仪式、方法的著作。从第一篇《畅玄》到二十篇《祛惑》，对宇宙本体、人的本质、人生哲学、神仙的存在、俗人成仙的可能性，养气健身、金丹炼制及斋醮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证与叙述，从而使道教摆脱了巫术的原始形式，具备了理论化、系统化的体系。主张以神仙养生为内，“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塞难》)。以儒术应世为外，认为“儒教近而易见，故宗宗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也”(《明本》)。提倡内道外儒，“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平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释滞》)。他还把儒家一整套纲常名理纳入道教教理之中，提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葛洪新创立的神仙道教与原始民间道教对立。他称民间道教为“奸道”、“邪道”，主张对它们坚决禁止。葛洪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抱朴子》内外篇70卷、《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肘后备急方》4卷(一说8卷)。《肘后备急方》为医书，内容包括各科医学，其中关于肺结核、天花的记载和免疫法的使用，对古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天文、潮汐、军事等方面著作。后世著录的葛洪著作不下60余种，其中有些是伪托的。

李广田

李广田（1906年10月1日~1968年11月2日），现代散文作家。山东邹平人。字洗岑,曾用笔名黎地、曦晨等。出身于农家,大革命时代就加入共青团,1932年在北大外文系求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6年与何其芳、卞之琳合写的诗集《汉园集》出版,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不过当时李广田写得更多、成就也更高的是散文。抗战爆发后,他主要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创作了大量散文,战后在南开、清华等高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云南大学校长,工作之余仍从事散文创作。1959年在党内反右倾斗争中，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由校长降为副校长。山东邹平县小杨家村人。1968年11月2日被迫害致死。

李广田的散文集有:《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圈外》、《回声》等,还著有长篇小说《引力》等。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广田文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广田的散文创作以抗日战争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散文《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农村的风土人情或回忆作家自己童年时代的乡下生活情景。作者曾说过:“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在早期散文里,作家满怀同情,向人们呈现故乡农民的种种不幸,同时以饱含感情的文字描绘了故乡的社会风俗画面,这些作品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因此,在现代作家中,李广田有“地之子”之称。一些作品也抒发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前途的苦苦追索。

抗战以后,随着作家生活的变迁和思想的发展,他的散文的视野比早期更为广阔,题材也更加多样化。《圈外》、《回声》两个集子里的散文,大多抒写大后方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也抒发了作家与下层劳动人民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光明的不倦憧憬和孜孜追求。在恳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显露着作家朴实、真挚的人格力量。与早期散文比,后期散文回忆往事少了,面对现实,面对未来的篇章多了,不少作品直接表达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和对黑暗的旧时代的愤怒控诉。文风也由早期散文的静美渐渐转向剑与火的炽热。

李广田的散文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散文创作不拘一格,大胆吸收各种文学体裁的长处,“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评论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在乎写成‘四不象’,但求艺术完整,……”(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确实,李广田的散文叙事与抒情两种成分能互相和谐地交融:一方面作家长于叙述故事,长于刻画人物,笔下一些平凡甚至卑小的人物,都富有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作家以散文诗的笔调来表达自我的情怀,又使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道,呈现着恬淡静美的氛围。

李广田的散文朴实、真挚、自然的风格的形成也得之于他在语言方面的独特运用。他的作品选用的主要是那些本色的词语,简洁、素净。同时,作家还常常恰当地在文章中征引古诗、民谣和儿歌,这也使他的散文显得更古朴、淳厚。

刘渡舟

刘渡舟(1917.9.10～2001.2.3)，原名刘荣先，辽宁营口人。中医专家、教育家。学术主张古今对接，推崇经方，不薄时方(今方)。自幼体弱多病，常请中医医生治病，深感中医神奇，遂嗜好钻研国术。父亲刘万春经商，略通医道，常为邻里治病，儿子自然受其熏染。16岁拜当地名医王志远为师，侍医之余，在其“德育堂”研习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又在其“志远药房”侍诊抄方。1937年拜名医谢泗泉为师。1938年在大连正式挂牌行医，父亲一片苦心，特为其更名“渡舟”，望子实现普度众生于“苦海”之宏愿。1947年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南花园开业行医，同时在华北国医学院讲授《中药学》。1950年考入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学习西医知识。1956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1985年成为全国第一批中医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约成员、中国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名誉会长，并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赴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包括《伤寒论校注》《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通俗讲话》等。学术上，提出“古今接轨”的新观点。认为“经方”(汉代以前经典医著记载的方剂，以张仲景方剂为代表)为方之源，“时方”(汉代以后医家所制的方剂，以唐宋时代创制的方剂为主)为方之流，二者一脉相承，相互借鉴。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和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号定盦，晚号羽岑山民，清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仕宦世家。从小随外祖父、文字学家段玉裁学习《说文》等古籍，有扎实深厚的汉学基础。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二十五年任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进士。十七年任礼部主事。十九年辞官归里。二十一年春主持江苏丹阳书院讲席,次年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处在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时期，他对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和黑暗十分不满。早在23岁时，就写了著名的《明良论》4篇，猛烈抨击封建统治，斥责贪官污吏，认为士人不知廉耻，就是国家大耻。他把没落的封建社会，比喻为满身疮疥的无法救治的病体，已是行将下山的太阳，是“大乱将起”的“衰世”。他反对封建名教，猛烈攻击科举制度，认为封建名教摧残了人的才智。他极力提倡“更法”、“改图”，并就土地所有、八股取士、财政税制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的这些维新思想和变法主张，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他的“君臣共治”和“贫富平均”的政治主张，成为后来戊戌变法的思想来源。在鸦片战争前夕，他主张移民实边，开发西北边疆，警惕沙俄觊觎，以强国固边。他全力支持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赠行。他称鸦片为“食妖”，不仅夺人性命，而且废坏国财，竭力鼓励林则徐坚定禁烟决心，决不要游移不定，对干扰反对禁烟者要杀一儆百，并建议林则徐要随带重兵、准备火器，以防英国侵略者的欺诈，主张用武力对付外来入侵者。龚自珍在学术上，深得近代今文学派的先驱刘逢禄的影响，28岁时曾在北京拜刘为师，学习《公羊春秋》，志趣相投。他是嘉庆、道光年间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倡尊史，认为一切学术都是史。在哲学上，他既反对孟子的“性善”说，又反对荀子的“性恶”说，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进化论观点，预言未来光明“不在朝而在野”。在近代哲学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龚自珍善诗文，散文奥博纵横，自成一家。诗词瑰丽奇肆，有“龚派”之誉。一生所作文300多篇，诗词六七百首，其中《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篇，是其思想观点和诗文风格的代表作。他的著述，近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埃里森

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14年3月1日-1994年4月16日），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俄克拉荷马市。他的名字取自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父亲希望他也能成为一个诗人。由于三岁丧父，家境贫苦，很小就开始赚钱谋生。他从小喜欢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立志当一个音乐家。中学毕业后，获得奖学金进入黑人大学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学习音乐。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文学，阅读了艾略特的《荒原》。由于奖学金出了问题，他读完大学三年级后就不得不去纽约，原本打算挣点钱继续学业，但结果是在纽约留了下来，在著名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小说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等帮助和影响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早期主要撰写评论文章，先后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影子与行动》（Shadow and Act）和《走向领地》（Going to the Territory）阐述了自己对文学、音乐和美国黑人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观点。1952年出版了经过七年精心创作而成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小说描写了一个黑人青年在充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寻找自我的心理成熟历程，属于成长小说类。除了序曲和尾声外，小说在内容上可分为三部分：在南方黑人大学的生活、在纽约自由油漆厂的遭遇和在哈莱姆区的经历。小说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于一身，通过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表达了复杂深奥的主题，尤其是大量象征的运用，使小说可从不同层次和角度进行理解。尽管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再出版第二部分小说，但他的创作活动却从未中止。他死后，其文学遗产执行人约翰·卡拉汉（John Callahan）在整理遗稿的基础上加工完成出版了埃里森的第二部小说《六月庆典》（Juneteenth）。埃里森因主张种族融合、文化多元、没有直接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及在小说中没有像赖特那样创作抗议小说（protest novel）而备受指责。在美学上，他的主要观点是“小说家应该对民主承担道德责任”。他的小说致力于改变传统的黑人公式化形象、重塑黑人人性。

杨继洲

杨继洲(1552—1620)，名济时，以字行，西安(今衢县)人。世代从医，祖父杨益为明朝太医院御医，著《集验医方》刊行于世。父亦业医。家藏秘方、验方与医学典籍极富。因科举屡挫，弃而潜心攻医书，研医术，卓然有悟，尤擅针灸。治病常一针、二灸、三服药，有神效。收单穴51、双穴308，共359穴位。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楚王府良医、太医院御医，行医46年，名扬朝野。

搜集历代针灸文献，取材于《素问》、《难经》要旨，结合实践，以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为基础，编著《针灸大成》10卷。对针道源流、周身经穴及制针法、补泻手法、治症总要等均有论述。主张“病以人殊，治以疾异”、“治法应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体现辨证治病思想，对针灸学卓有贡献。国内外医界尊为针灸经典。已译成德、日、法、拉丁等文字。另著《病机秘要》，有铜人像，详细刻画穴位，绘图立论钻研。1985年，杨继洲针灸学术研讨会在金华召开，日本等国针灸学家与会。

余承乏三晋，值时多事，群小负隅，万姓倒悬，目击民艰，弗克匡济，由是愤郁于中，遂成痿痹之疾，医人接踵，日试丸剂，莫能奏功。乃于都门延名针杨继洲者，至则三针而愈，随出《家传秘要》以观，乃知术之有所本也。将付之梓人，犹以诸家未备，复广求群书，若《神应经》、《古今医统》、《乾坤生意》、《医学入门》、《医经小学》、《针灸书要》、《针灸聚英》、《针灸节要》、《小儿按摩》，凡有关针灸者，悉采集之。更考《素问》、《难经》以为宗之，针法纲目备载之矣。且令能匠于太医院肖刻铜人像详著其穴，并刻画图，令学者便览易知焉。……因刻是书，传播宇内，必有仁人君子，诵而习之。

明·杨继洲《针灸大成·赵序》

《针灸大成》十卷，明杨继洲编。是书前有巡按山西御史赵文炳序，称文炳得痿痹疾，继洲针之而愈，因取其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补辑刊刻，易以今名。本朝顺治丁酉平阳府知府李月桂以旧版残阙，复为补缀。其书以《素问》、《难经》为主，又肖铜人像绘图，立说亦颇赅，惟议论过于繁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

《针灸大成》十卷(通行本)，明杨继洲编。《四库全书》存目。原名《卫生针灸·玄机秘要》，重刻本始易以今名。案《灵枢》、《甲乙》而后，言针灸者，绝少专书，继洲家世业医，卓然有悟，复虑诸家书弗会于一，乃参合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凡针药调摄之法，分图析类，辑为是书，总以《素问》、《难经》为宗，且有刻铜人像，详著其穴，并列绘图，令学者便览而易知焉。其书有益于世，且奏功甚捷，真医道之指南也。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三

【评】杨继洲是明代著名针灸家。他博采众书，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编写成《针灸大成》一书。此乃集明以前针灸学精华之作，对国内外针灸界都有相当影响。

耶茨

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1926年2月3日-1992年11月7日），美国小说家，被文学史长期不公正对待的大师，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耶茨是“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伟大作家”，也是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他的处女作《革命之路》一推出即获成功，当年与《第22条军规》、《爱看电影的人》一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更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随后他陆续写出《扰乱和平》（1975）、《复活节游行》（1976）、《好学校》（1978）、《年轻的心在哭泣》（1984）、《冷泉港》（1986），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不定时代》尚未能出版。

1926年2月3日，理查德·耶茨出生于纽约扬克斯市，幼年时家庭生活并不安稳，三岁那年父母离异，在大萧条时代，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在曼哈顿艰难度日，母亲酗酒、容易歇斯底里，“当他们饥饿难耐或等着被人再一次轰走时，”母亲却对着他们高声朗读《远大前程》。1944年从埃文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读大学，原因之一是他受海明威的影响，认为作家应该融入生活的洪流中，通过斗争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参军去了法国，像许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一样，他经历过战争，但不幸在军队中染上肺炎，治疗康复后，从德国退役，回到纽约，在此结婚。1951年，他带着军队发给他的肺炎补偿金举家迁到欧洲，在欧洲的几年中，除了写作他什么也不干。他坐在租来的房间里，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但都不成功，《纽约客》拒绝了他的每一篇投稿 。1952年对他来说具有特别意义，这一年，他终于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那是他旅欧一年后写下的十五篇小说中的一篇。

耶茨在用文字建筑他的文学之家时，现实中的家倒塌了，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妻子带着他们的女儿从伦敦回到美国，暂时分居，1959年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了妻子。

从欧洲回来后，他先后在合众国际社、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过。为付账单，他为人捉刀，代人写作。1962年在布雷德洛夫作家创作班上，他绕场裸跑，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走了菲茨杰拉德不成功的老路，去好莱坞写剧本。1963年他为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撰写发言稿，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他接受了依阿华大学作家创作班的教职，但那一段经历并不愉快。

此后许多年，他都是孤单一人生活。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在波士顿。居住条件极为寒酸。

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由于肺结核，他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气喘，但他仍抽烟抽得像在烧炉子，即使在最后一年里他得借助氧气面罩来呼吸时，抽烟也没中断过。喝酒是他又一个狂热的嗜好，美国文学史与酒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哈特·克雷恩、海明威、伯里曼、契弗），但没有几个作家能像耶茨那样全身心投入酒精之中。他白天不喝酒，他要写作，一到晚上却总是烂醉如泥，不醒人事。有一段时间他精神崩溃，几次住院，他自己也说，“是的，我不断进出精神病院。”仿佛他想尽快透支完自己的身体，1992年11月，耶茨死于肺气肿及并发症，年仅六十六岁。

黎有晫

黎有晫（又作黎有卓，1720年12月11日－1791年）号为海上懒翁，乃是18世纪越南后黎朝的名医，其著作《海上医宗心领》因内容丰富，对越南医学造成很大的影响。

1720年12月11日黎有晫出生于母亲的故乡义安城德广府香山县静燕社（今河静省香山县山广社），原名有诊，别名有薫，俗名招七。26岁前都在父亲的故乡海阳省尚香府阳豪县寮舍村（今兴安省 (越南)安美县黄有南社）居住，祖父黎有名乃黎玄宗景治8年（1670年）进士，官拜宪察使；父亲黎有谋亦为进士，而黎有晫为第七子。后来才搬回母亲的故里，以医为业。

幼年时随父亲赴京师河内市求学，20岁时因父亲逝世而中断学业，返回故里。彼时越南因郑阮纷争连年征战，加上旱灾、饑荒等灾害，黎有晫转向精通天文学及兵法、高龄80岁的武先生学习阴阳之学。后来他入伍从军，体认到战争扰民生息，复因五兄过世，遂返回母亲故乡香山县。

回乡后因烦恼袭扰而身体衰弱，放弃科举接受医者陈独之治疗，月余便痊愈。养病期间熟读冯兆张所撰之《冯氏锦囊秘录》，对医学阴阳论产生兴趣，并继承陈独之医术。景兴17年（1756年）为寻求医术高人而进京，却无法如愿。于是再返香山县，一边行医一边读书自学逾10年，终于在景兴30年（1770年）完成《海上医宗心领》一书，全书共6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