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

刘渡舟(1917.9.10～2001.2.3)，原名刘荣先，辽宁营口人。中医专家、教育家。学术主张古今对接，推崇经方，不薄时方(今方)。自幼体弱多病，常请中医医生治病，深感中医神奇，遂嗜好钻研国术。父亲刘万春经商，略通医道，常为邻里治病，儿子自然受其熏染。16岁拜当地名医王志远为师，侍医之余，在其“德育堂”研习中医四大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又在其“志远药房”侍诊抄方。1937年拜名医谢泗泉为师。1938年在大连正式挂牌行医，父亲一片苦心，特为其更名“渡舟”，望子实现普度众生于“苦海”之宏愿。1947年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南花园开业行医，同时在华北国医学院讲授《中药学》。1950年考入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学习西医知识。1956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1985年成为全国第一批中医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约成员、中国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名誉会长，并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赴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包括《伤寒论校注》《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通俗讲话》等。学术上，提出“古今接轨”的新观点。认为“经方”(汉代以前经典医著记载的方剂，以张仲景方剂为代表)为方之源，“时方”(汉代以后医家所制的方剂，以唐宋时代创制的方剂为主)为方之流，二者一脉相承，相互借鉴。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和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号定盦，晚号羽岑山民，清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仕宦世家。从小随外祖父、文字学家段玉裁学习《说文》等古籍，有扎实深厚的汉学基础。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二十五年任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进士。十七年任礼部主事。十九年辞官归里。二十一年春主持江苏丹阳书院讲席,次年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处在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时期，他对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和黑暗十分不满。早在23岁时，就写了著名的《明良论》4篇，猛烈抨击封建统治，斥责贪官污吏，认为士人不知廉耻，就是国家大耻。他把没落的封建社会，比喻为满身疮疥的无法救治的病体，已是行将下山的太阳，是“大乱将起”的“衰世”。他反对封建名教，猛烈攻击科举制度，认为封建名教摧残了人的才智。他极力提倡“更法”、“改图”，并就土地所有、八股取士、财政税制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的这些维新思想和变法主张，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他的“君臣共治”和“贫富平均”的政治主张，成为后来戊戌变法的思想来源。在鸦片战争前夕，他主张移民实边，开发西北边疆，警惕沙俄觊觎，以强国固边。他全力支持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赠行。他称鸦片为“食妖”，不仅夺人性命，而且废坏国财，竭力鼓励林则徐坚定禁烟决心，决不要游移不定，对干扰反对禁烟者要杀一儆百，并建议林则徐要随带重兵、准备火器，以防英国侵略者的欺诈，主张用武力对付外来入侵者。龚自珍在学术上，深得近代今文学派的先驱刘逢禄的影响，28岁时曾在北京拜刘为师，学习《公羊春秋》，志趣相投。他是嘉庆、道光年间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倡尊史，认为一切学术都是史。在哲学上，他既反对孟子的“性善”说，又反对荀子的“性恶”说，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进化论观点，预言未来光明“不在朝而在野”。在近代哲学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龚自珍善诗文，散文奥博纵横，自成一家。诗词瑰丽奇肆，有“龚派”之誉。一生所作文300多篇，诗词六七百首，其中《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篇，是其思想观点和诗文风格的代表作。他的著述，近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埃里森

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14年3月1日-1994年4月16日），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俄克拉荷马市。他的名字取自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父亲希望他也能成为一个诗人。由于三岁丧父，家境贫苦，很小就开始赚钱谋生。他从小喜欢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立志当一个音乐家。中学毕业后，获得奖学金进入黑人大学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学习音乐。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文学，阅读了艾略特的《荒原》。由于奖学金出了问题，他读完大学三年级后就不得不去纽约，原本打算挣点钱继续学业，但结果是在纽约留了下来，在著名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小说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等帮助和影响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早期主要撰写评论文章，先后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影子与行动》（Shadow and Act）和《走向领地》（Going to the Territory）阐述了自己对文学、音乐和美国黑人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观点。1952年出版了经过七年精心创作而成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小说描写了一个黑人青年在充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寻找自我的心理成熟历程，属于成长小说类。除了序曲和尾声外，小说在内容上可分为三部分：在南方黑人大学的生活、在纽约自由油漆厂的遭遇和在哈莱姆区的经历。小说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于一身，通过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表达了复杂深奥的主题，尤其是大量象征的运用，使小说可从不同层次和角度进行理解。尽管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再出版第二部分小说，但他的创作活动却从未中止。他死后，其文学遗产执行人约翰·卡拉汉（John Callahan）在整理遗稿的基础上加工完成出版了埃里森的第二部小说《六月庆典》（Juneteenth）。埃里森因主张种族融合、文化多元、没有直接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及在小说中没有像赖特那样创作抗议小说（protest novel）而备受指责。在美学上，他的主要观点是“小说家应该对民主承担道德责任”。他的小说致力于改变传统的黑人公式化形象、重塑黑人人性。

杨继洲

杨继洲(1552—1620)，名济时，以字行，西安(今衢县)人。世代从医，祖父杨益为明朝太医院御医，著《集验医方》刊行于世。父亦业医。家藏秘方、验方与医学典籍极富。因科举屡挫，弃而潜心攻医书，研医术，卓然有悟，尤擅针灸。治病常一针、二灸、三服药，有神效。收单穴51、双穴308，共359穴位。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楚王府良医、太医院御医，行医46年，名扬朝野。

搜集历代针灸文献，取材于《素问》、《难经》要旨，结合实践，以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为基础，编著《针灸大成》10卷。对针道源流、周身经穴及制针法、补泻手法、治症总要等均有论述。主张“病以人殊，治以疾异”、“治法应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体现辨证治病思想，对针灸学卓有贡献。国内外医界尊为针灸经典。已译成德、日、法、拉丁等文字。另著《病机秘要》，有铜人像，详细刻画穴位，绘图立论钻研。1985年，杨继洲针灸学术研讨会在金华召开，日本等国针灸学家与会。

余承乏三晋，值时多事，群小负隅，万姓倒悬，目击民艰，弗克匡济，由是愤郁于中，遂成痿痹之疾，医人接踵，日试丸剂，莫能奏功。乃于都门延名针杨继洲者，至则三针而愈，随出《家传秘要》以观，乃知术之有所本也。将付之梓人，犹以诸家未备，复广求群书，若《神应经》、《古今医统》、《乾坤生意》、《医学入门》、《医经小学》、《针灸书要》、《针灸聚英》、《针灸节要》、《小儿按摩》，凡有关针灸者，悉采集之。更考《素问》、《难经》以为宗之，针法纲目备载之矣。且令能匠于太医院肖刻铜人像详著其穴，并刻画图，令学者便览易知焉。……因刻是书，传播宇内，必有仁人君子，诵而习之。

明·杨继洲《针灸大成·赵序》

《针灸大成》十卷，明杨继洲编。是书前有巡按山西御史赵文炳序，称文炳得痿痹疾，继洲针之而愈，因取其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补辑刊刻，易以今名。本朝顺治丁酉平阳府知府李月桂以旧版残阙，复为补缀。其书以《素问》、《难经》为主，又肖铜人像绘图，立说亦颇赅，惟议论过于繁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

《针灸大成》十卷(通行本)，明杨继洲编。《四库全书》存目。原名《卫生针灸·玄机秘要》，重刻本始易以今名。案《灵枢》、《甲乙》而后，言针灸者，绝少专书，继洲家世业医，卓然有悟，复虑诸家书弗会于一，乃参合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凡针药调摄之法，分图析类，辑为是书，总以《素问》、《难经》为宗，且有刻铜人像，详著其穴，并列绘图，令学者便览而易知焉。其书有益于世，且奏功甚捷，真医道之指南也。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三

【评】杨继洲是明代著名针灸家。他博采众书，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编写成《针灸大成》一书。此乃集明以前针灸学精华之作，对国内外针灸界都有相当影响。

耶茨

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1926年2月3日-1992年11月7日），美国小说家，被文学史长期不公正对待的大师，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耶茨是“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伟大作家”，也是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他的处女作《革命之路》一推出即获成功，当年与《第22条军规》、《爱看电影的人》一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更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随后他陆续写出《扰乱和平》（1975）、《复活节游行》（1976）、《好学校》（1978）、《年轻的心在哭泣》（1984）、《冷泉港》（1986），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不定时代》尚未能出版。

1926年2月3日，理查德·耶茨出生于纽约扬克斯市，幼年时家庭生活并不安稳，三岁那年父母离异，在大萧条时代，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在曼哈顿艰难度日，母亲酗酒、容易歇斯底里，“当他们饥饿难耐或等着被人再一次轰走时，”母亲却对着他们高声朗读《远大前程》。1944年从埃文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读大学，原因之一是他受海明威的影响，认为作家应该融入生活的洪流中，通过斗争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参军去了法国，像许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一样，他经历过战争，但不幸在军队中染上肺炎，治疗康复后，从德国退役，回到纽约，在此结婚。1951年，他带着军队发给他的肺炎补偿金举家迁到欧洲，在欧洲的几年中，除了写作他什么也不干。他坐在租来的房间里，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但都不成功，《纽约客》拒绝了他的每一篇投稿 。1952年对他来说具有特别意义，这一年，他终于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那是他旅欧一年后写下的十五篇小说中的一篇。

耶茨在用文字建筑他的文学之家时，现实中的家倒塌了，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妻子带着他们的女儿从伦敦回到美国，暂时分居，1959年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了妻子。

从欧洲回来后，他先后在合众国际社、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过。为付账单，他为人捉刀，代人写作。1962年在布雷德洛夫作家创作班上，他绕场裸跑，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走了菲茨杰拉德不成功的老路，去好莱坞写剧本。1963年他为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撰写发言稿，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他接受了依阿华大学作家创作班的教职，但那一段经历并不愉快。

此后许多年，他都是孤单一人生活。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在波士顿。居住条件极为寒酸。

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由于肺结核，他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气喘，但他仍抽烟抽得像在烧炉子，即使在最后一年里他得借助氧气面罩来呼吸时，抽烟也没中断过。喝酒是他又一个狂热的嗜好，美国文学史与酒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哈特·克雷恩、海明威、伯里曼、契弗），但没有几个作家能像耶茨那样全身心投入酒精之中。他白天不喝酒，他要写作，一到晚上却总是烂醉如泥，不醒人事。有一段时间他精神崩溃，几次住院，他自己也说，“是的，我不断进出精神病院。”仿佛他想尽快透支完自己的身体，1992年11月，耶茨死于肺气肿及并发症，年仅六十六岁。

黎有晫

黎有晫（又作黎有卓，1720年12月11日－1791年）号为海上懒翁，乃是18世纪越南后黎朝的名医，其著作《海上医宗心领》因内容丰富，对越南医学造成很大的影响。

1720年12月11日黎有晫出生于母亲的故乡义安城德广府香山县静燕社（今河静省香山县山广社），原名有诊，别名有薫，俗名招七。26岁前都在父亲的故乡海阳省尚香府阳豪县寮舍村（今兴安省 (越南)安美县黄有南社）居住，祖父黎有名乃黎玄宗景治8年（1670年）进士，官拜宪察使；父亲黎有谋亦为进士，而黎有晫为第七子。后来才搬回母亲的故里，以医为业。

幼年时随父亲赴京师河内市求学，20岁时因父亲逝世而中断学业，返回故里。彼时越南因郑阮纷争连年征战，加上旱灾、饑荒等灾害，黎有晫转向精通天文学及兵法、高龄80岁的武先生学习阴阳之学。后来他入伍从军，体认到战争扰民生息，复因五兄过世，遂返回母亲故乡香山县。

回乡后因烦恼袭扰而身体衰弱，放弃科举接受医者陈独之治疗，月余便痊愈。养病期间熟读冯兆张所撰之《冯氏锦囊秘录》，对医学阴阳论产生兴趣，并继承陈独之医术。景兴17年（1756年）为寻求医术高人而进京，却无法如愿。于是再返香山县，一边行医一边读书自学逾10年，终于在景兴30年（1770年）完成《海上医宗心领》一书，全书共66卷。

丘逢甲

丘逢甲（1864年-1912年），字仙根、仲阏、蛰仙，号仓海，诗文中常自署“南武山人”、“东海遗民”、“台海遗民”，1864年12月26日(清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台湾府淡水厅铜锣湾(今属苗栗县)，祖籍广东镇平(今蕉岭)。父亲丘龙章曾中秀才，又获选为贡生，先后设馆授徒于屏东、铜锣、丰原。丘逢甲四岁随父亲读书，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十四岁应童子试，主考福建巡抚丁日昌阅其卷，大为赞赏，特赠“东宁才子”印一方。发榜时他名列榜首。

1887年，丘逢甲以诗文受知于兵备道唐景崧，应召入其幕府，并拜唐为师。丘一方面在海东书院读书，一方面为唐辅佐文书事宜。唐藏书颇丰，喜结纳贤士，奖掖风雅，公余常办诗酒之会，为当时台湾颇有名气的诗人。丘逢甲有机会结识学子，博览群书，见识日益增广。然而为时未久，即因才高年轻遭人嫉妒，乃以告假省亲为由返回家乡，专攻举业的书籍。1888年赴福州应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工部候补主事。但他眼见日本不断侵略台湾，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开发建设受阻，遂无意于仕途，不久即告归台湾，走上开启民智、培育英才的讲学道路。先后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台南罗山书院主讲和嘉义崇文书院主讲。他在讲学时鼓吹新思想，遭到一些冬烘学究的忌妒。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戒严。台湾巡抚自刘铭传去职、邵友濂继任以来，军备不修，防务弛废。丘逢甲以局势严重自请于当局，表示愿率士民共同守御，获准督办团练后，与其兄丘先甲及好友谢道隆分赴各地，招募乡民训练，以备战守。唐景崧临危受命，出任台湾巡抚。台湾军民正多方备战，但不久马关议和，且有割让台湾的传闻。唐景崧迭电总署，极力反对割台，丘逢甲也向唐建议拒命抗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是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力争不可;丘逢甲也领衔全台绅民，电奏清廷，表示抗日保台的决心：“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2]至5月25日，台湾绅民得知和议已定，割让无可挽回，乃自立抗日政权，名称“台湾民主国”，设总统、副总统，总统府置军务、内务、外务三大臣，另设上下议院，议员均由民间推选出任。以蓝地黄虎为国旗，年号“永清”，表示“永戴圣清”之意。丘逢甲与陈季同、林朝栋等绅商同赴抚署共进贺表，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总统”，领导抗日保台。唐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任军务大臣，以丘逢甲为义勇统领。由于全台各级官员纷纷内渡，被推举的议员也多不就任，虽电请各省援助，由于清廷制止，收效甚微，武器弹药尤为缺乏，形势极为严峻。

1895年5月29日，日军从鼎底澳登陆，守军未战而溃。不久，基隆沦陷，狮球岭失守，台北告急。6月4日，溃兵入城索饷，乘机抢掠，纵火焚烧抚署，火药库也发生爆炸。唐景崧眼看大势已去，自知无能为力，遂微装奔避沪尾，随即内渡厦门。6月7日，日军进占台北，丘逢甲驰援不及，遂回大埔厝柏庄，设置义军总部，筹划抗日事宜。日军攻占台北后继续南侵，义军虽节节抵抗，但由于装备简陋，枪械弹药不足，伤亡惨重，终告不支。尤其是谣传唐景崧内渡前曾发库银十万元送至台中，为丘逢甲及其部属私吞，致使军心涣散，号令不行。丘逢甲陷于困境，自知无可挽回，遂布告各义军，自由抗战，不限部勒。然后偕同长兄丘先甲奉父母内渡。在其悲愤而沉痛的离台诗中，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3]的词句。丘逢甲一行经厦门抵泉州，然后举家回广东镇平(今蕉岭)祖籍。然而台湾情结使他魂牵梦萦，东望故园，不禁吟咏出“古戍斜阳断角哀，望乡何处筑高台”以及“客愁竟义怜江月，乡梦千重隔岭云”[4]的诗句，无限惆怅和深深的失落感溢于言表。

抗日保台的失败，使丘逢甲更加忧虑国事和向往日本的明治维新，对康有为、梁启超所倡导的变法维新，深表赞同。1897年，应潮州太守李士彬之聘，出长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实学课士，讲授时务策论，废弃八股试帖，开岭东新学之先河。次年，转赴潮阳东山书院讲学，仍鼓吹新思想，倡言维新变法。8月，戊戌政变推翻新政，丘逢甲感到十分失望。

丘逢甲于1899年与好友梁居实、杨守愚及三弟丘树甲，筹划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拟聘日本学者熊泽纯之助为教授，讲授日文，使学生学习日本维新富强之道。这时粤东当局命丘赴南洋考察侨务，丘乃乘便向华侨筹募创办同文学堂的经费。途经香港时，曾会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与唐才常议论时局。他对康、梁保皇之举颇不以为然，转而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对利用会党及防营的举措，却以为不足恃。这是得之于保台失败的惨痛教训：当年在台湾留用的湘勇、淮勇不下四五万人，但骄兵悍将，上阵对敌一触即溃。

由于得到南洋华侨的捐助，岭东同文学堂于1900年秋正式创立于汕头，丘逢甲任监督，温仲和为总教习，何寿朋、温廷敬分管教务。学堂聘请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讲授算学、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英文、日文以及兵式体操，在新学上独树一帜，为尔后的国民革命队伍输送不少人才。

丘逢甲于1904年辞离汕头回镇平，在县城创办“镇平初级师范传习班”，后改为县立中学堂;又两年，利用“族田”收入，设立员山、城东两间家族学堂。1906年冬，丘应粤督岑春煊之聘，赴广州出任广东学务公所参议，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两年后，学务公所改为提学司，丘逢甲转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1908年，丘被举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仍兼中学监督。

1909年广东谘议局成立，丘逢甲被选为议员，继而任副议长，并受聘为两广总督公署议绅。丘在谘议局中常抨击地方积弊，语惊四座;又荐举革命党人古应芬为谘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以利开展革命活动。并以其社会地位及政治影响，掩护革命党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汉口、汉阳光复，各省纷纷响应。丘逢甲因支持革命党人，被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密奏为广东革命大绅之首，准备就职后加以逮捕，幸亏凤山走马上任一到广州就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死，清吏因而胆怯，未敢采取行动。11月8日，革命党人动员谘议局与各界领袖召开大会，决议独立，以迫两广总督张鸣岐，丘逢甲极力赞同此议。次日，广州宣布共和独立。10日，胡汉民自香港抵达广州，成立广东军政府。丘逢甲登报启事，以革命告成，避讳为封建遗物为由，从此恢复邱姓本字为丘，又弃用“逢甲”二字，改以别号“仓海”为名，从此以后即称“丘仓海”。其次子丘琮则以“念台”为号，以示念念不忘光复台湾之志。丘逢甲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不久又被推举为广东省代表，北上参加筹组临时中央政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丘逢甲任参议院议员。

丘逢甲至南京任职不久，即因劳累过度而肺病复发，乃告假南归故里，于2月25日在镇平老宅逝世。临终遗言葬须南向，以示不忘台湾。著作有《柏庄诗集》和《岭云海日楼诗钞》等。

加缪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及记者，1913年11月7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镇，祖籍法国阿尔萨斯，父亲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身亡，那时加缪还不到一岁;母亲是西班牙人。加缪在贫寒中长大，阿尔及利亚的阳光和大海带给他很多欢乐。他最喜欢的两个地方是足球场和剧院，但17岁时他得了肺结核病，打破了他当运动员的梦想，并给他的精神生活抹上了终生未泯的阴影。于是他把热情倾注到剧院，当过演员、剧作家和导演。在其老师、哲学家让·格勒尼埃的鼓励下，他进阿尔及尔大学主修哲学。深受老师怀疑论的影响，并于1936年完成了比较普洛丁和圣奥古斯丁的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学位论文。1937年出版了他第一部作品：散文集《反面与正面》追述了童年生活，以及在北非、西班牙等地旅行的印象。1939年发表《婚礼集》，以抒情笔调讴歌了人与大自然的结合。二战爆发后他任新创办的《共和晚报》主编，但因触怒当局，报纸被查封。他于1940年1月离开阿尔及利亚到了法国本土，不久又离开巴黎回到奥兰，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其创作开始进入兴盛期。困扰他一生的慢性病以及冷酷的现实唤醒了他的荒谬感。在他生病、接近死亡时他又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的事实，即人们反抗死亡，同时又都知道人终将走向死亡。荒谬问题反映在他此时期完成的以下三部作品中：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及戏剧《卡里古拉》(1944)。作者曾打算把三部作品集为一册出版。此时他还开始酝酿《鼠疫》。法国被占领时期，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成为《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代表，巴黎解放后成为报纸的主编之一。1945年以后由于健康恶化，加上对现实的失望，他心情沉重地退出了新闻界。此后的几年他发表了第二组三部曲式的以反抗为主题的作品：《鼠疫》、《正直的人们》(1950)和《反抗者》(1951)。《正直的人们》与1949年发表的另一部剧本《戒严》同是其最优秀的剧作。在这部剧作中加缪把自己的一些品质融进了剧中英雄卡列耶夫身上。《反抗者》则是一部哲学论著，作者以欧洲为范围。对反抗的态度、企图和成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试图确立一条反抗人类共同命运的真正的路。此书的出版在加缪与萨特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并异致了两人的决裂。此后加缪日益孤立和苦恼，埋头制订新的创作计划。他从政治舞台引退后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结集为《流放与王国》(1957)出版，包括六个短篇，通过不同的题材表达人生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这几篇小说篇篇都是讽刺、简洁之作，使作者跻身于当代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家之列。《堕落》(1957)是其最后一部中篇小说，是作者本人的内心剖析，可称为哲理的寓言，并被认为是理解作者最阴暗的年代的钥匙，作者则认为此作是他那一代人的缺陷、罪恶感及作着审判和指责他人的准备的画像。1971年出版的加缪生前未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快乐死》表明他写在《局外人》中的那些东西早在1936年即已存在于其内心中了。虽然其风格是日趋成熟的，但其主题却贯穿在他整个创作生涯陶醉于大自然，反抗不公及真诚地希望改善人类的悲惨命运。

加缪的现代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即关于荒谬的主题;在艺术上则是属于古典主义传统的。他讲叙的事件、塑造的人物是亲切真实的。他的作品脉络清楚、条理分明、语言畅达、风格纯正，充满了艺术的激情。跟萨特的艰深相比，他则是通畅明朗的，由此而与其它现代作家有别。

1957年10月加缪获诺贝尔奖。1960年1月4日死于车祸。他的遗著包括一个剧作《唐璜》和一部哲学论文集《涅墨西斯的神话》、一个长篇小说《第一个人》在死后出版。

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丕胞弟。自幼聪颖慧悟，10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也喜好民间文学，对“俳优小说”也能大量熟记。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得很早，自称“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又说：“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他在兄弟中间表现得最有才华，因而深得曹操宠爱。曹操曾经认为诸子之中曹植“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曹氏的僚属中也有不少人拥护他。但因为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屡犯法禁，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结果他不但没能被立为太子，反而遭到兄长曹丕的猜忌。所以在公元220年，曹丕继承王位并称魏帝以后，曹植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遭打击的对象。 魏文帝曹丕先杀掉他的羽翼丁仪丁廙，不久又借故给他贬爵消邑。 从此他便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 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六年后曹丕死，魏明帝曹叡即位，对他的防范和限制仍很严格，处境每况愈下。他“汲汲无欢”地又活了六年，四十一岁就过早死了。

曹植在他的兄长和侄儿两代皇帝的压迫之下，痛苦地挣扎了十二年。他人身自由被剥夺，常常被改换封地到处迁徒，不许同亲朋好友往来，更不允许参政预事。精神的压抑和痛苦，每每表现在诗文当中。所以，以黄初元年(220)曹丕即位为界，曹植的文学创作可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创作，诚如谢灵运所说：“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邺中集序》)，表现了他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诗和一些“叙酣宴”的乐府诗，描写游乐宴享之，内容比较空虚浮泛。但也有一些关涉社会现实的诗，如《送应氏诗》揭露汉末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大破坏，《白马篇》歌颂游侠为国捐躯，等等，都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和慷慨任气的时代精神。曹植后期的诗歌实际上是他的痛苦培育出来的，多为慷慨悲壮之音。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七哀诗》、《怨歌行》、《杂诗》等等，率皆悲痛婉转的忧患之辞。

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卷上)，这可视为曹植诗歌艺术的总体概括。他的诗，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奇气勃郁，体现了“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 的“建安风骨”，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色泽秾丽、文彩斐然的面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所有建安作家当中，他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在中国诗歌史上，他又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师。钟嵘认为他“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上)，诚非虚誉。

曹植自己曾删定少年时代作品编成《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叡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30卷，至北宋散佚。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后代较好的本子有丁晏《曹集诠评》，朱绪曾《曹集考异》。近人黄节有《曹子建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雪峤圆信

雪峤圆信（1571～1647），明代临济宗僧。浙江鄞县人，幻有正传弟子。据《五灯会元续略》卷八、《续灯存稿》卷一○、《五灯全书》卷六四等载,俗姓朱。初号雪庭，后改雪峤，晚年自称语风老人。九岁，闻诵弥陀经而发心，至二十九岁出家，四方行脚，后参谒江苏秦望山普济寺妙祯，若有所悟，乃返天台寻人印证，偶抬头，见‘古云门’三字，豁然大悟。复往参云栖袾宏及龙池之幻有正传，得幻有之印可。万历四十三年（1615），出住径山千指庵；后住庐山开先寺、浙江东塔寺。师因见‘古云门’大悟，乃发愿弘扬云门一宗。晚年入住浙江云门寺。清顺治四年示寂，世寿七十七。著有雪峤圆信禅师语录四卷。

蔡襄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北宋书法家。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迁莆田。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授漳州军事判官。景祐元年(1034)任西京留守推宫。仁宗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直史馆兼修起居注,多次上疏陈说朝廷弊政。次年,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襄益任职论事，帝遇之愈厚，赐其母冠帔，又亲书“君谟”两字予之以示宠。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英宗时拜端明殿学士。卒谥曰忠惠。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仅24岁的欧阳修(字永叔)考中进士,同一年,蔡襄(字君漠)也名列科甲。作为同年,欧、蔡在政治立场、政治见解及从政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共性使得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为挚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坛朋伴。在仕宦生涯的早期,二人共同追随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支持他反对庸政及倡行革新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共同参与了发生于北宋中期的“景佑党争”及稍后的“庆历新政”。在共同的政治活动中,欧阳修与蔡襄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交谊,这种密切的私人关系反过来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政失败后,同为谏官的欧阳修与蔡襄分别出为地方官,此后二人长期天各一方,直接交往较少,直至嘉佑六年(1061)蔡襄自知泉州人京任权三司使,才再次与任枢密副使的欧阳修同朝为官,而关系较异日更见密切。治平二年(1065),蔡襄受英宗皇帝的猜忌,欧阳修屡上章为之辩而未果,蔡襄罢三司使,出知杭州,欧、蔡之间的直接交往至此结束。

蔡襄，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时称第一。曾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飞草”。学虞世南、颜真卿，兼取晋人法。正楷端重沉着，行、草温淳秀丽，草书参用飞白法，自成一体，甚为精妙。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宋欧阳修谓苏子美兄弟后，君谟书独步当世。宋苏轼云：“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宋朱长文谓其真行草皆入妙品。元郑杓《衍极》云：“五代而宋，奔驰崩溃，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独起，可谓世间豪杰之士也。”置其于古今能书者13人之列。米芾《海岳名言》评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明项穆《书法雅言》云：“宋之名家，君谟为首，齐范唐贤，天水之朝，书流砥柱。”传世墨迹有《蔡襄自书诗帖》、《洛阳桥记》、《吐谷浑词》、《蒙惠帖》、《陶生帖》、《昼锦堂记》、《荔枝谱》、《韩魏公祠堂记》、《秋署帖》等。后人辑有《蔡忠惠集》，又以汉碑刻画完好者，纂为14卷，曰《隶纂》14卷。又有书论《论书》、《评书》、《自论飞白书》等。

杨继盛

杨继盛（1516年6月16日－1555年），明兵部武选司郎中。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登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时俺答蹂躏京师,帝命仇鸾为大将,倚以办寇。鸾畏寇甚,请开互市市马,冀与俺答媾和。继盛以为仇耻未雪,遽议和示弱,大辱国,乃奏言不可、五谬。大略曰:“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天下大仇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夫此十不可、五谬,明显易见。陛下宜奋独断,悉按诸言互市者,发明诏选将练兵。不出十年,臣请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疏入,帝颇心动,下鸾及朱希忠、严嵩、徐阶等议,鸾攘臂詈曰:“竖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实难中止。乃下其诏狱,贬狄道典史。已而,俺答数败约,人寇,鸾奸大露,疽发背死,戮其尸。帝乃思其言,迁诸城知县,月余调南京户部主事,三日迁刑部员外郎。当时严嵩最用事,欲笼络之,复改为兵部武选司。而其恶嵩甚于鸾。且念起谪籍,一岁四迁官,思所以报国,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斋三日乃上奏曰:“臣夙夜祗惧,思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惟淹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疏入,帝已怒。嵩见奏疏中有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对曰:“非二王谁不慑嵩者。”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嵩党也,受嵩嘱,欲坐其诈传亲王令旨,律绞。然帝犹未欲杀之也。会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杀二人,因附继盛名于后,并奏,得处以死刑。遂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处死于西市,年四十。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著作有《杨忠愍集》。

揭傒斯

揭傒斯（1274年6月10日—1344年8月19日），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幼贫，刻苦读书，早有文名，为程钜夫所赏识，皇庆年间，随程入京，娶程从妹为妻，时人尊为“程门佳客”。延祐初，因程钜夫、卢挚之荐，授翰林院编修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迁国子助教。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教授贵族大臣子孙，为文宗所亲重。与修《经世大典》，特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元统初，迁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改翰林直学士，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至正三年(1343)，总裁辽、金、宋三史。至正四年病卒，年七十一，谥文安。他一生清俭，至老不渝。与虞集、黄溍、柳贯号为“儒林四杰”，黄溍称他的文章“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洁”，卢挚也很欣赏他的文章，当时平章李孟读了他所撰《功臣列传》称赞说：“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謄吏牍尔。”以至于后来“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元史》卷一八一)。诗为四大家之一，虞集评他的诗“如三日新妇”，胡应麟解释为“鲜而丽”(《诗薮》)，《四库全书总目》说：“独于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他的歌行师法李白，如《赠颠上人》，写得气势奔放，有如狂风怒涛，如李白歌行之一泻千里。杂言乐府《居庸行》刻画居庸关的雄壮险要，气度不凡，完全脱去了“三日新妇”的装束，这是揭诗豪放的一面。他的写景诗(包括题画诗)则写得淡雅清新，继承了三谢的诗风，而《夏日五月武昌舟中触目》则在烟云雨幕之中酝酿着人间生活的乐趣，是另辟蹊径的山水诗。揭诗也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临川女》、《雨述》、《祖生诗》等。他的《题芦雁》之四是流传颇广的诗篇，《山居新话》说“此诗大有寄托”，《至正直记》则指出了寄托的内容，说：“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在各体诗作中，他擅长五古，尤其是五言短古，写得甚为圆熟，杨载指出五言短古“只是‘选诗’结尾四句，所以含蓄无限意，自然悠长。此论惟赵松雪翁承旨深得之，次则豫章三日新妇晓得”(范梈《木天禁语》)。他也喜欢写乐府、歌谣体，这类作品平易流畅，有民歌风。著有《揭文安公全集》十四卷。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李梦生校点的《揭傒斯全集》(以《豫章丛书》本为底本)，对散见于方志和他人文集附录序跋中的揭氏诗文，校点者一并辑出，与《豫章丛书》失收而见于他本的诗若干首厘为一卷，题为《揭傒斯全集辑遗》，附全集之后，计诗十三题十五首，文八篇。并将有关揭氏生平、著作及唱和等资料辑为附录，分《传记》、《赠答题咏》、《序跋著录》和《评论佚事》四部分，这是目前收录揭氏诗文最全的本子。生平事迹见《元翰林侍讲学士……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一○)、《翰林侍讲学士……揭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元史》卷一八一、《蒙兀儿史记》卷一二○、《新元史》卷二○六。

祝允明

祝允明(1460-1526)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而枝指，又号枝指生。与徐祯卿、唐寅、文征明号称“吴中四才子”。5岁能作径尺字，9岁能诗，广闻博识，玩世自放。弘治中举于乡，授兴宁令，官至应天府通判，人称“祝京兆”。为文清奇，尤工书法，名重于海内。楷、行皆精妙，最擅狂草。其楷书师其岳父李应祯，行草师其外祖父徐有贞。中年后涉猎广博，魏晋钟王，无不临写。晚年草法 变幻莫测，奇伟豪纵，意趣天然。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京兆自元常、二五、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蝗年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熳，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明文征明《珊瑚网》云其：“早岁楷书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兼工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明董其昌《容台集》云：“枝指山人书如绵裹铁，如印印泥。”明顾璘《国宝新编》云：“希哲书学精工，白《急就》以逮虞、赵，上下数千年变体，罔不得其结构，若羲、献、真行，怀素狂草，尤臻笔妙。”明代书坛为赵孟頫书所笼罩。妍媚之风极盛。祝书古拙雄强。富阳刚之美，继承唐宋尚意书风，一扫妍媚甜俗之气。因而在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法作品有《箜篌引》、《前赤壁赋》、《古诗十九首》、《杜甫诗卷》、《草书诗翰卷》、《草书唐人诗卷》皆为其上乘佳品。著作有《前闻记》、《九朝野记》、《苏材小纂》、《集略》、《怀星堂集》。

孟诜

孟诜[ shēn ](公元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县)人，唐代著名医学家。

孟诜于唐垂拱初年(公元685年)任凤麟阁舍人，后因得罪武则天，被贬为台州司马。而后又历任春官侍郎、侍读、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他自幼喜欢医学，通晓医药养生，曾拜名医孙思邈为师。在政事之余，孟诜好集医方。他通晓养生之道，长于饮食疗法，主张养性者“善言不离口，良药不离手”。著有《补养方》三卷、《必效方》三卷、《食疗本草》三卷。原书均已亡佚，现存仅有《食疗本草》辑佚本。该书内容丰富，收藏了不少唐代初期本草书中未载的食用药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法专著。

[正 史]

孟诜，汝州梁人①也。举进士。垂拱②初，累迁凤阁舍人。诜少好方术，尝于凤阁侍郎③刘祎之家，见其敕赐金，谓祎之曰：“此药金也。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则天闻而不悦，因事出台州④司马。后累迁春官侍郎⑤。睿宗在藩，召充侍读。长安中，为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初致仕，归伊阳之山第，以药饵为事。诜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师，将加任用，固辞衰老。景云二年⑥，优诏赐物一百段，又令每岁春秋二时特给羊酒糜粥。开元初，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所居为子平里。寻卒，年九十三。

诜所居官，好勾剥⑦为政，虽繁而理⑧。撰《家》、《祭礼》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

《旧唐书·卷一九一·孟诜传》

〔注 释〕

①汝州梁人：今河南临汝县人。汝州，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伊州置，治所在承休县(今河南临汝县东)。次年改置襄城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伊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为汝州，治所在梁县(今临汝县)。②垂拱：武则天年号(公元685—688年)。③凤阁舍人、凤阁侍郎：皆为官名。即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武则天称帝时，官名官号尽改。至中宗复位后逐渐复旧。④台州：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以海州改名，治所在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县)。⑤春官侍郎：官名，即礼部侍郎，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复名。⑥景云二年：公元711年。⑦勾剥：搜括。⑧理：有条理。

孙衣言

孙衣言(1814—1894)，字绍闻，号琴西，晚号遁披，斋名逊学，瑞安陶山潘埭人，后居县城金带桥。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人，三十年举进士。后以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参与《宣宗实录》编纂，曾独编《夷务书》100卷。咸丰八年(1858)，任上书房师傅。时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举朝争议和战不决，衣言两进封章，提御兵之策。任安庆知府，广施惠政。同治四年(1865)丁忧，任杭州紫阳书院山长。五年二月，遵旨筹划，上《密陈夷务疏》，以为“道光二十年以来办理夷务，无事不识，而尤莫误于不争天津海口，驯致庚申之变”。十一年，任安徽按察使。光绪元年(1875)八月，升任湖北布政使。三年二月，调任江宁布政使，整饬盐务、厘捐，明断疑狱，治有政声。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桢提用库银，论学论治每于沈前盛称曾国藩，遂于五年内召为太仆寺卿，称病不赴任。六年，讲学于瑞安诒善祠塾，造就人才甚众。十四年，建藏书楼，因孙希旦以博学而专校宋王应麟《玉海》一书，且“玉可宝而有用，海之藏无不具”，故名玉海楼，藏书十万卷，其中多积年搜罗的乡邦文献，并亲订藏书规约，允许有志青年入阅。

衣言秉性刚直，学宗永嘉经世之说，古文词导源于司马迁、班固，盛称陈傅良、叶适诗文为南宋之最，诗嗜山谷，词宗稼轩，书法习柳体，形神兼得，刻镌于石者，遍见浙南各地。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搜辑遗佚文献编成《永嘉集》74卷，校刻“永嘉丛书”13种，收录乡哲遗文佚事，编有《永嘉学案》及《瓯海轶闻》57卷。在衣言带领下，弟锵鸣、次子诒让均以全力发扬永嘉之学。黄体芳自称“弱冠从吾师游，每侍从，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意焉”。

光绪二十年十月，卒于里第，享年八十。遗著除以上列举者外，有《逊学斋文钞》正续十七卷、《诗钞》正续十五卷、《娱老词》一卷。

吴瑞甫

吴瑞甫(1872～1952年1月13日)，近代中医学家。字锡璜，号黼堂，福建同安人。七世业医。吴氏幼承家学，又访求名师。十四岁时向大田杨氏学习治疗痘症，并进而钻研《种痘新书》，故长于痘科，且精内科。1894年吴氏开始行医，兼习儒术。曾于1902年中举人，后因科举废，乃绝意功名，并辞去广西候补知县之职，专心研讨医学。吴氏在同安执教诊病十余年，曾评注宋陈无择的《三因方》等书。1918～1921年曾悬壶上海，后返厦门行医，在这段时间受到西医学的熏陶，自谓:“乃知中西医学，有宗旨悬歧者，有名词不同，而理法并无差别者”，主张“参互考证，以汇其通”。本着这一宗旨，吴氏著有《中西脉学讲义》、《中西内科学》、《中西温热串解》、《脑髓病论》、《删补中风论》、《奇验喉症明辨》等书。吴氏认为:“固不愿徒学西法者，有鄙夷中法之思;尤不愿专习中医者，有尊中抑西之见。总期取彼之长，以补我之短”。他治学强调独立思考，突破“故常”，并抨击当时政府不重视医学，倡议创设医校。他曾创办中医学传习所，晚间授课，白天实习。1934年又创办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任校长，并主编《国医旬刊》，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材。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后，吴瑞甫避居鼓浪屿。其时日军威逼洪晓春出任厦门市维持会会长不成，转而诱迫吴瑞甫出任，遭严词拒绝。翌年，为拒绝出任伪厦门市长，吴瑞甫于5月间取道香港，避难新加坡，在新加坡同安会馆行医。因其屡愈危症，名震一时，远近病人纷纷上门求医。同时积极参与新加坡厦门公会的活动。吴瑞甫在新加坡行医之余，继续致力于中医研究，创办中医学会。民国35年新加坡中国医学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主席。次年改为中医师公会，又被选为理事长。同时兼任厦门公会义务医师，并以古稀之年主编刊物《医粹》、《医统》，积极筹建新加坡国医专门学校(即新加坡中医学院前身)和医学图书馆，成为新加坡中医界公认的“国医名家”。1952年1月13日在新加坡逝世。

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英国作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医生家庭。1874年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就以奇特古怪的衣饰和反常的文学主张而引人注目。1882年出版的诗集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市侩哲学和虚伪道德的敌视。在讲演《英国艺术的复兴》中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是针对为金钱而艺术提出来的，强调艺术的纯粹性。 80年代末90年代初编辑妇女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喜剧，名噪一时。王尔德在私人生活上和在作品中一样，实行超道德的唯美主义原则。1895年被控以有伤风化罪，判监禁劳改两年。出狱后卜居巴黎，穷愁潦倒，完成了诗集《里丁监狱之歌》(1898)和散文忏悔录《从深处》(1905)，表明人生是人们互相不断给予痛苦的过程，抒写个人苦痛的情怀。在逝世的前几天加入了罗马天主教。

王尔德是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独特地位的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认定真正的艺术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抵触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1890)中认定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不公正现象，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不过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这种思想。重要作品《格雷的画像》(1891)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原则和审美原则。小说描写美貌少年格雷幻想青春永驻，美貌长存。美的创造者画家霍尔沃德给他绘出一幅奇妙的画像。格雷的放荡行为的后果留在画像上，他本人则保持青春纯洁的面容。格雷的秽行使画像一天天变得丑陋衰老起来。他看了忧郁起来，夜不能寐，唯恐别人看见，便用匕首去刺画像。当仆人们闻声赶来时，只见墙上的画像青春光华依旧，地上却躺着一个丑陋衰老的人，一把刀插在他的心脏上。它表明艺术比现实本身更能忠实地反映出特性和现象的本质。他的著名喜剧还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理想的丈夫》(1895)等，反映出以闲散消遣和风流调情度日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人公们巧妙地卖弄机智， 语言俏皮。《莎乐美》(1893)则是反映人物变态心理的，王尔德是出色的文体家，文字生动如画，奇妙的图片美不胜收，反议论尤为精彩。他的重要作品还有《快乐王子集》(第1、 2集，1888～1891)等。

赵紫宸

赵紫宸（1888年2月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文学家。生于浙江德清（今浙江湖州）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15岁入读苏州长老会所办的萃英书院，之后又进入由美南监理会设立的东吴大学学习。1907年，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J.R.穆德（John Raleigh Mott，1865～1955）、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以及东吴大学其他师生的影响下受洗成为基督徒。东吴大学毕业后，赵紫宸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教授英语、算术和圣经等科目。1914年，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并于同年秋天，到美国梵德贝尔特大学攻读神学，兼研究社会学和哲学。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神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并获得梵德贝尔特大学“创校者奖章”。回国后成为东吴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922年开始担任东吴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26年，受聘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27～1952年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其中1946～1947年由旧约教授李荣芳短时间接任）。其间，1932～1933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分别于1928年、1938年、1947年三次代表中国基督教界参加在耶路撒冷、印度金奈（旧名马德里斯）和加拿大惠特比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1947年，到美国讲学并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49年10月，赵紫宸曾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1953年，华北区各神学院联合组成燕京协和神学院后，赵紫宸受聘为研究教授。1954年8月，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其信仰立场，遭到迫害，于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赵紫宸一生著述甚丰，涉及神学、教育、文学、诗词等多个领域。代表作主要有《宗教哲学》《学仁》《耶稣传》《基督教进解》《圣保罗传》《神学四讲》等。此外，他还在《真理与生命》《青年进步》《生命月刊》《真光杂志》以及《教务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150篇左右。这些神学、宗教、哲学、诗歌、文学方面的著述在当今中国的基督教思想界、华人教会、宗教学界乃至文学领域仍备受推崇，颇具影响力，值得后人进一步品读、研究。

袁甫

袁甫，字广微，袁燮子。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中前后在世。庆元府鄞县人。登嘉定七年进士第。初授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议论时政，出知严州，大兴屯田。擢校书郎，上疏言边事，不纳。出判湖州十三年，核实田产，清查隐匿，设立婴儿局。再迁秘书郎、著作佐郎、知徽州，蠲免、清理钱帛、茶租若干，颇有政绩。后提举江东常平司，赈灾颇有功绩。又入内廷，历任起居舍人、崇政殿说书，然以边事为史嵩之所不喜，被迫外知。不久再入内廷，官至兵部尚书，卒任上，谥正肃。袁甫著述颇丰，仅存《蒙斋集》，收于《丛书集成初编》。

宋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二十九《绍定江东荒政录序》：“绍定中山袁侯自衢梁守为江东常平使者，既又直宝章阁，提点本道刑狱，兼常平事，又以将作监召，未行。进直焕章，因任岭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于是五年矣。

“始至，岁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春霜秋大水，又明年，复旱，居数年间，属州县无一岁不告饥。侯无一日不讲荒政，讫事，侯之幕府有纂其事，而属余以序者。……侯名甫，字广微。”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十八《题新刻袁氏孝经说后》：“右袁正肃公广微《孝经说》三卷。……正肃于余为乡先生，先伯大父云台府君，托同甲戌进士第，为通家尊行，余言绪论，讲问为多。盖正肃公之父正献公叔和，学于象山陆文安公。正肃公虽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袭，深有源委，岂惟正肃公，自洛学东行，诸大儒各以所闻，分门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闽，东莱吕成公在浙，南轩张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远近，殊途同归。而象山之传，独盛于四明。正献、正肃父子，若文元杨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质、端献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肃公既贵，尝持江东宪节，数数为士大夫讲象山之说。行部之贵溪，乃为象山改创祠塾，故江东之人，自正肃公而尊象山之道益严。贵溪姜翔仲之先世，故当时讲下士大夫一人之数。翔仲今又为侍祠诸生，能取家藏是书，并刊之塾中，可谓鹤鸣而子和之矣。余实不敏，区区家世，亦有与翔仲同者，遂不得让而系名其编未云。大德十年丙午岁后正月既望识。”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五《袁甫》：“袁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次乞严守帅之选，并大军之权，兴屯田之利。

“迁校书郎，……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积贮，核隐产，增附婴儿局。迁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学校，访便民事上之：请蠲减婺源绸绢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万五千余贯，月桩钱六千余贯，请照咸平、绍兴、乾道宽恤指挥，受纳徽绢定每匹十两;请下转运、常平两司，豫蓄常平义仓备荒，兴修陂塘，创筑百梁。丁父忧，服除，知衢州。立旬讲，务以理义淑士心，岁拨助养士千缗。西安、龙游、常山三邑积窘预借，为代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郡有义庄，买良田二百亩益之。

“移提举江东常平。适岁旱，亟发库庾之积，凡州县窠名隶属仓司者，无新旧皆住催，为钱六万一千缗，米十有三万七千，麦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济，饥者予粟，病者予药，尺籍之单弱者，市民之失业者，皆曲轸之。……时江、闽寇迫饶、信，虑民情易动，分榜谕安之，檄诸郡，关制司，闻于朝，为保境捍患之图，寇迄不犯。遂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移司番阳。霜杀桑，春夏雨久湖溢，诸郡被水，连请于朝，给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盗起常山，调他州兵千人屯广信以为备。

“……行部问民疾苦，荐循良，劾奸贪，决滞狱。所至诣学宫讲说，创书院贵溪之南，祠先儒陆九渊。岁大旱，请于朝，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振恤。疫疠大作，创药院疗之。前后持节江东五年，所活殆不可数计。转将作监，领事如故。继力辞常平事。

“……帝亲政，以直徽猷阁知建宁府，明年，兼福建转运判官。闽盐隶漕司，例运两纲供费，后増至十有二，吏卒并缘为奸，且抑州县变卖，公私苦之，甫奏复旧例。丁米钱久为泉、漳、兴化民患，会知漳州赵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甫并捐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郡屯左翼军，本备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还营。俄寇作唐石，即调之以行，而贼悉平。迁秘书少监。

“……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兼中书舍人，缴奏不擿苛小。……时朝廷以边事为忧，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甫奏曰：‘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异心之人，臣谓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疏入，不报。遂乞归，不允。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乃出甫知江州，……未几，改知婺州，不拜。

“嘉熙元年，迁中书舍人。……翼日，权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赐告一月，遂归。从臣复合奏留之，寻命兼修玉牒官兼国子祭酒，皆辞不拜。……改知嘉兴府，知婺州，皆辞不拜。迁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岳珂以知兵财召，甫奏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珂竟从外补。迁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日召诸生叩其问学理义讲习之益。时边遽日至，甫条十事，至为详明。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卒，赠通奉大夫，谥正肃。有《孝说》、《孟子解》、《后省封驳》、《信安志》、《江东荒政录》、《防拓录》、《乐事录》及文集行世。

《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袁甫，字广微，父正献公教授城南。年尚幼，论诸生以立志为先，甫首领其旨。后问道于慈湖杨先生，先生曰：‘学以自得为贵，正献之言也，心明则本立矣。’由是慨然以斯道自任。

“举进士第一，为校书郎，当迁，愿顾侍亲东归，通判湖州十有五年。为外官，守衢州、饶州，迁江东提点刑狱。一以传心为本，讲授学者。复取《孝经》衍其说，告于属邑。兴象山，修白鹿，为《中庸详说》而讲明之。朱、陆之说分，各立党与，遂为之言曰：‘道一而已，和而不同，乃所以和也。道无终穷，先贤之切磋有不同者，将归于一，则未始不同也。’江东大饥，所存活十余万人，诸郡咸立祠以奉。端平元年，始召为秘书少监，以论史嵩之和议罢。嘉熙元年，除中书舍人，复以和议论嵩之罢。时金将亡，事类靖康，战非素技，必曰和，然正论者所耻。后贾似道讳和，国以亡，而宋三百年卒未见以战利，二者俱难言也。后除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国子祭酒，以权兵部尚书，在位卒，谥正肃。

《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嘉定七年袁甫榜：袁甫，燮子。”《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嘉定七年袁甫榜：袁甫，燮子。”《光绪鄞县志》卷二十《选举表一》：“嘉定七年甲戌：袁甫，燮子，状元。”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594年—659年）字辅机，河南洛南(今属河南省)人。初姓拓拔，后改姓长孙。无忌幼好学，博闻文史、有谋略。少与太宗李世民友善，文德皇后即无忌妹也。李渊起兵，无忌至长春宫谒渊，授渭北道行军典签。从世民征讨，累功除比部郎中。李建成、李元吉谋害世民，无忌请世民先发制人，于是奉命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筹略，之后又与尉迟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建成元吉平，无忌立有大功，升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627)授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突厥政治紊乱，太宗问计于萧王禹与无忌，萧瑀主张乘其乱攻之，无忌以为国家当务之急是安定局势，待突厥进犯我境方可对其用兵，太宗从无忌之议，不久突厥政衰而灭。有人奏无忌权宠过盛，无忌几次请其职，太宗不许。贞观十一年，太宗欲令有功诸臣世袭刺史职，无忌上表恳辞，太宗遂止。贞观十六年，无忌拜为司徒，十七年诏令图无忌等二十四功臣之形于凌烟阁上。

太子承乾无道，太宗欲废承乾立晋王为太子，然犹豫不决，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于西仪殿曰：“我欲立晋王。”无忌奉诏曰：“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太宗曾请无忌言己过，无忌唯有谀词，太宗不悦。太宗征高丽，令无忌摄侍中。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重，召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受命辅国，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此人之功。无忌辅政后勿令他人谗毁之。”

高宗即位，进拜无忌太尉兼杨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永徽二年(651)，无忌奉命监修国史。永徽六年，高宗欲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无忌屡谏不可，高宗不听，立武则天为后。则天对无忌衔恨次骨，授意中书令许敬宗诬告无忌谋反，高宗不作调查，削无忌官爵，流放无忌黔州，在大理正表公瑜逼迫下，无忌自缢而亡。

陈确

陈确（1604—1677），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初名道水，字非玄，后改名确，字乾初。浙江海宁人。从师刘宗周，与黄宗羲是同学。终生不曾为官，隐居乡间，潜心学问，著书立说。晚年得拘挛疾，病困15载而卒。陈确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他针对择风水坟地和厚葬的迷信观念，阐述了无神论思想，认为天与地是无意志的，不能予人以祸福。他从“光复孔孟”出发，揭露程朱将《大学》列为“圣经贤传”，指出“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根本没有绝对不变的所谓“知止于至善”的标准。他说：“君子之于道也，亦学之不已而已”。反对南宋朱熹“一旦豁然贯通”的观点。他肯定人的善恶取决后天积习，主张“气”、“才”、“性”三者不能分立，否定宋儒关于“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或“天理”和“人欲”对立的说教，并在反对禁欲思想的过程中，猛烈地抨击了佛教。陈确的主要著作有《大学辨》、《瞽言》、《葬书》等。中华书局将其一生著述集结为《陈确集》，于1979年4月出版。

(1)人之福祸皆由自为
陈确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批判迷信鬼神思想，提出人的获福、得祸完全是自身所为的结果。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给神学迷信思想的传播准备了土壤和条件。从天命的启示中寻求安慰和福气，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丧葬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企图“葬而获福”、“受福于天”之风甚烈，特别是江南一带，这种观念更是十分强烈。陈确对这种迷信思想，持反对的态度，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力辩“人之善不善自为祸福焉。非天与地能祸福之也”。他的意见，遭到“黄山诸子”亦即程朱余绪们的反驳，他们说：“辨甚矣。然朱子，宋大儒也，尝言之，奈何?”然而陈确斩钉截铁地说：“苟非耶，虽孔孟吾犹违之，何有于朱子”!可见陈确的无神论思想也是针对程朱的。陈确批判了择天、择地、择吉时而葬，都不能给人们带来福荣，然后提出“择天地，不若自择”的精辟论断。这就是说，人生的命运，无论是福与祸，荣与辱，都掌握在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之中;美好的理想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实现;靠天、靠地、靠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帮不了忙的。陈确的无神论思想的特点，不仅否定鬼神、妖怪，而且处处贯串着“事事求实理实益，不苟徇虚名”的精神，处处与虚浮的理学教条相对抗。

(2)性善之言千古不易
此语出自陈确《大学辨》：“性善之言，千古不易也”，是陈确“人性无不善”的人性论思想的一种表述。陈确认为，人性只有一个善性，没有恶性，也没有善恶混之性。他在《性解上》中说：“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也”。所以陈确认为，孔子的“性相近”论和孟子的“道性善”论的创立，就使人性善的理论“自此大定，学者可不复语性矣。”后世学者没有必要再讨论性善恶的问题，只要慎习为善就行了。人们不应当空口言性，而要身体力行，改过迁善，就算是知性了。陈确认为，性是一种自然性质，是自生的，与生俱有的，它是由不全到全，由不显到显，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成长过程。据此，陈确十分强调后天环境对培养人性、保全善性的重要作用。陈确在《性解下》曰：“今老农收种，必待受霜之后，以为非经霜则谷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君子语性，不当智出老农下也。是故资始、流形之时，形非不具也，而必于各正、葆合见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长之时，性非不良也，而必于仁至义尽见生人之性之全。继善成性，又何疑乎?……今夫一草一木，谁不曰此天之所生，然滋培长养以全其性者，人之功也。庶民皆天之所生，然教养成就以全其性者，圣人之功也。非滋培长养能有加于草木之性，而非滋培长养，则草木之性不全。非教养成就能有加于生民之性，而非教养成就，则生民之性不全”。作为自然性质的人性，要达到合理的体现，即达到“性正”、“性合”，必须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它和植物生长、五谷成熟一样，有待于后天的培育、加工、长养;人只有不断地培养善性，才能全其性。陈确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使他与那种认为物与人生来就是“本性不移”的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陈确的“人性善”说，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谈论人性，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但是，他把性与性的善恶等道德属性区别开来，把性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属性，把善恶看作是后天的事功的结果，两者均由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决定，同时又可以通过主观条件发生转化，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和含有辩证法因素的。这对于当时尚由程朱人性论一统天下的时代，无疑起着“惊世骇俗”的作用。

(3)善恶在习
陈确提出“人性无不善”的思想。但究其实，他的真正的思想却是“善恶之分习使然也，与性何有哉!故无论气清气浊，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矣”。这就是承认人们的后天环境决定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道德面貌。基于这种观点，与程朱把人性说成是“气禀有然”相反，陈确认为人性的善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的，性的善恶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他曾作过《性习图》，具体描绘了善恶的转化。在善恶转化的过程中，习是转化的基本条件。图的中心是“性”，上端是“上智”，下端是“下愚”，右侧是“异端”，左侧是“曲学”。陈确指出：“习善不移为上智;上智移于恶即非性。习恶不移为下愚;下愚移于善即是性。习于诡异为异端;异端反于常即是性。习于一曲为曲学，曲学归于正即是性。”这里上智、下愚;善、恶;异、常;曲、正都是可以通过“习”发生转化。这是一种辩证法思想，它与程朱在人性论上的凝固的形而上学是尖锐对立的。

(4)人欲恰好处即天理
按照陈确的见解，性的流露就是情，情即情欲。因此，人欲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这就肯定了人欲的客观价值。从这种观点出发，陈确提出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的命题。他在《近言集》中说：“人欲不必过为遏绝，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他在《与刘伯绳书》中说：“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就是说，理产生于欲的选择。他又说：“生，所欲也，义，亦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舍生取义之理。富贵，所欲也，不去仁而成名，亦君子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非道不处之理。推之凡事，莫不皆然”。理寓于一切欲望的取舍之中：“不为酒困，是酒中之理;不淫不伤，是色中之理;不辞九百之粟，是财中之理;不迁怒，是气中之理。”从人性中流露出的欲望是人的自然要求，实现这种要求也就产生了理。这就是说，天理是客观事物的一种规律。陈确的观点无疑是与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大相径庭，是完全对立的。陈确的“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思想，带有从根本上否定程朱理学用天理吞没人欲的封建伦理教条的意义。它在政治上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解放作用，在哲学上有引导人们从虚幻中解脱出来，去重视现实，即以现实作为思维材料的启迪作用。

(5)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从出
陈确认为，人欲是人性的表现，人欲和天理是统一的，为此他提出“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从出”的命题。这里是说，人的饮食和两性之交都是欲望，这种欲望是合乎义理，亦即天理的。陈确指出，如果人不吃饭，人怎能生存，如果男女不交，哪有人类，又何谈人性?因此说，无欲不合人性，不合义理。陈确充分肯定人的自然生理欲求，并把它当作人类生存延续的基本条件，他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欲即天理”。他批评佛老的禁欲主义，是灭绝人类，是“杜天下万世之祸本”，因此他“咬牙嚼齿曰，和尚、道士、尼姑、道姑必不可做，男女之欲，血肉之味决不可绝。”。当然，也不能纵欲，只能寡欲。其界限是：“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所谓“恰好处”，即是“发乎情，止乎理义”。陈确的寡欲主张，同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无欲”主张相比，就社会意义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对程朱理学“去人欲”的否定。并且，陈确承认人欲、人性(义理)的客观基础，具有唯物论倾向。但是，他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人欲的合理界限，这是因为他把人看成自然的人，而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决定着人们的欲望及其实现的界限。

(6)五伦悉是情种。
陈确此语出自《与刘伯绳书》。所谓“五伦”，也称“五常”，封建宗法社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这里的“五伦”，也可以泛指各类人、所有的人。此句之意，即所有的人都有情欲。陈确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张，认为人具有人欲，这是天理天性，是普遍存在的，七情六欲更是人皆有之，即使圣人也如此。他说：“圣人之心无异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圣人之所欲也”。他还认为，如果一向没有情欲，那末也就没有天理存在，因为人欲和天理是并存的，情欲和人性是统一的。情欲是人性的具体表现，情欲为天理所融合。鉴于此，陈确认为“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止有过不及之分，更无有无之分”。这就是说，人的情欲有强弱之分，没有有无之别。陈确的“五伦悉是情种”的思想，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说教的批判，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雷蒙·钱德勒

雷蒙·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1959年3月26日），生于芝加哥，在英国受教育。1896至1912年同他的英国母亲一直住在英国。在英国的报纸和周刊上发表了一些早期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英国和加拿大部队服役。战后他为美国几家石油公司工作，30年代开始在庸俗杂志上发表描写犯罪的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酣睡》(1939，并在1946和1979年拍成电影)出版后，被公认是一位不平常的犯罪题材小说作家。他用顽强的城市“硬汉派”风格进行创作，这种风格是有名的侦探小说作家达希尔·哈米特所建立的。他的主人公菲利普·马洛是一位有道德的人，对他所生活的十分腐败的社会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其他小说有：《别了，亲爱的》(1940，并在1944和1975年拍成电影)、《高窗》(1942)、《湖中夫人》(1943;电影，1946)和《长久的再见》(1953;电影，1973)。《谋杀的简单艺术》(1950)包括了十几篇较短的作品并附有评论。1943年他开始写电影脚本，作品有《加倍赔偿》(1944)和《火车上的陌生人》(1951)。

钱德勒是美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以侦探小说步入经典文学殿堂，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家。钱德勒为T.S.艾略特、村上春树、加缪、钱锺书、尤金·奥尼尔、奥登等作家所推崇，被西方文坛称为“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以“硬汉派”风格提高了侦探小说的文学品质。村上春树曾说过他毕生的目标是写作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钱德勒合二为一的小说。

侦探小说的模式是在美国建立的，同样也是在美国被颠覆的，这便是推理史上的“美国革命”。这场革命促成了侦探小说和犯罪小说的分野。尽管可以追溯到1923年卡罗尔·约翰·戴利（Carroll John Daly，1889-1958）的《三枪特里》（Three Gun Terry），但是美国革命兴起的根源乃是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穷困、不幸加上美国社会暴力日益增多。这时期产生了一批有着和黄金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思潮的作家。他们大都从廉价杂志起家，笔下的侦探并不全能，他们相信武器的力量，都堪称铮铮铁骨的硬汉，因此被称为“硬汉派”（Hard-Boiled School）。其中最著名的大师是达谢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和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莫厄特

罗伯特·巴尔曼·莫厄特（R. B. Mowat 1883年9月26日-1941年9月1日）苏格兰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于1928年被任命为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欧洲著名的外交史学者，现代外交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一生中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和欧洲历史的书籍，范围从古代世界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出生于爱丁堡，死于坠机。

陈之遴

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海宁陈氏是浙东的名门望族。陈之遴的父亲陈祖苞年青时致力于科举，一心想光宗耀祖。他对儿子自幼便寄予了厚望。万历四十一年(1613)，陈祖苞考中了进士。而陈之遴在科举道路上较其父亲更胜一筹。崇祯十年(1637)，陈之遴经会试、殿试，高中榜眼(一甲第二名进士)，得授翰林院编修。

陈之遴出仕之际，明王朝已似日薄黄昏，国势不振。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军闯入关内掠扰，连陷河北衡水、武邑、枣强、高阳等地，继而南下山东境内。第二年春，清军押解着虏掠的大批人口、牲畜、金银宝物，顺利出关东归。崇祯皇帝对此大为震怒，决心查办一批失职官员。结果，时任顺天巡抚的陈祖苞被下狱治罪。为了援救父亲，陈之遴上下疏通关节，东奔西走了一番。后来，他得知崇祯不打算宽恕这一批获罪官员，事情已难以挽回，便在心中开始了紧张的盘算。为避免受父之累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他备下毒药，竟毒死了被囚禁在刑部牢狱中的陈祖苞。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未满足他的心愿。很快，朝廷宣布了陈祖苞的罪名，并将陈之遴罢官，对其永不录用。陈之遴可谓算尽了机关，仍落得戚戚惶惶。不久，他狼狈地护送父亲的灵柩离京返回了乡里。虽然他有着出众的文采，但轼父避祸的行为已使他声名狼藉，京师及家乡的人对他的人品都极表不齿。

明、清鼎革的风云翻卷不停。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紧接着，清军蜂拥入关，重创了大顺军，迁都于北京。与此同时，江南以及从北京南逃的部分明朝官绅推举福王朱由崧即帝位，建立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第二年年初，明潞王朱常奉旨移居杭州。听到这个消息，闲居在家的陈之遴怦然心动。自罢官返乡之后，陈之遴一直留心观察时势，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此时，他认为前去投奔潞王将可能给自己带来希望和转机。正在他收拾行囊准备启程的时候，潞王收到了一份揭帖。揭帖上尽是些贬斥陈之遴品格的言辞。潞王是个庸碌无为的人，但由此也对陈之遴产生了鄙视之感。眼看去不得杭州，陈之遴只好另觅出路，转走南京。这年五月，弘光小朝廷任命他为左春坊左中允，让他去福建主持考试。然而，陈之遴又有了新的打算。再度出仕以来，他目睹了弘光政权的种种腐败景象，认为其绝不能支撑危局，前景可虞。于是，他并未南下福建，而是匆匆折回家乡，蛰居简出，以静待变。

陈之遴对弘光政权的判断并不错。他刚刚离开南京，清军就渡江攻了过来，弘光小朝廷倾刻间土崩瓦解。五月底，朱由崧在芜湖被清军擒获。随后，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相继被攻陷。到了年底，虽然部分明鲁王的军队仍在浙东与清军对峙，但陈之遴已完全丢掉了明室可能中兴的想法，认定清继明而立乃是大势所趋。清政权在江南收纳、任用了大批南明降官，更使陈之遴感到鼓舞。他下定了决心，向清闽浙总督张存仁上表投诚。他对张存仁表示：自己的父亲当年因丧师失地而被明朝廷处死，从那时自己就与明朝结下了仇怨。如今前来投诚，不仅是感召于清的大义，也有图报家仇的因素。清顺治三年(1646)，清朝方面让他去北京朝见。在北上途中，他去拜见了担任招抚江南总督的洪承畴，劝说洪承畴派人挖掘明孝陵，泄尽明朝的秀气。洪承畴是降清的明朝大员，对明朝有着一丝故国之情。另外，他从安抚江南民心的角度考虑，认为掘陵是过当之举。因此，他没有采纳陈之遴的意见。消息传开，一些明朝的遗民评沦道，洪承畴至少人心尚存，而陈之遴简直是天良丧尽，毫无人心可言。陈之遴对这类指责并不理会。他写下了“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的词句，表明自己已幡然醒悟，从清不移。

顺治四年(1647)正月，陈之遴抵达北京，授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负责纂修史书。八月，他又以原衔兼任礼部右侍郎。当时，清朝廷上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党争之风。汉族官员主要分为北方籍官员居多的北党和南方籍官员占主流的南党。南、北党大多是故明官员，他们在明末的党争中拥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他们降清后仍没有消除。顺治五年(1648)，清朝廷设置汉人六部尚书，南党代表人物陈名夏出任吏部汉尚书。他在铨选官员时一般偏爱江南籍人士，以扩大南党的势力。而他对陈之遴并不陌生。明末在江南参与社局活动时，他就认识了陈之遴。两陈既是江南故人，便再次走到了一起。顺治六年(1649)九月，陈之遴被加上了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同陈名夏一样，陈之遴也得到了总揽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并积极奔走于多尔衮左右。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突然病故。第二年，顺治宣布亲政，清除了一批多尔衮的心腹亲信，但他对多尔衮擢用的汉官并未大动干戈。陈之遴在仕途上再进一步，出任礼部尚书。这年五月，御史张煊参劾陈名夏结党营私，将陈之遴也牵扯了进去。在会审过程中，两陈得到了吏部满尚书谭泰的大力袒护，最终被判无罪，而张煊反被处死。八月，陈之遴晋为太子太保。

顺治九年(1652)春，陈之遴登上了宰辅之位，被任命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又充任了殿试读卷官。可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并不稳固。此时，谭泰已获罪被处死，陈名夏也被革去了官职，陈之遴依倚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因此，虽名列显要，陈之遴却表现得相当谨慎。在参与审讯重犯李应试时，他不愿涉足过深而授人以把柄，遂自始至终保持缄默，听任其他官员去审理定夺。他私下里讲：“若皇上立即将李应试法办倒也罢了，倘若李应试没被处死，他以后必定要找我的麻烦。所以，我索性保持沉默！”五月里，都察院阿拉善等人上疏指责陈之遴心地奸恶，说他曾追随陈名夏，又曾阿附多尔衮，要顺治予以惩治。顺治看过奏疏，觉得其中牵扯汉官太多，就暂时没有追究。清政权一向重视维持与藏传佛教领袖的友好关系，借以加强对蒙古族、藏族的控制。这年九月，顺治准备亲自到边外会见五世达赖喇嘛，遭到陈之遴和大学士洪承畴的反对。他们并未正面劝阻，而是举出“太白星与日争辉、流星入紫微宫”方位的天象和大江南北的旱涝灾情，希望顺治能三思而行。经过斟酌，顺治决定改在京师会见达赖，并下谕表扬了陈、洪，说：“你们以贤能而受命襄理机务。嗣后，你们仍要大胆指陈政事，即便提出了错误的建议也没关系。”到了年底，陈之遴却又受到了顺治的告诫：要崇尚方正，不能循私渎职，否则必将受到严惩。

顺治十年(1653)，陈名夏复出，被任命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正月底，他入宫觐见顺治并捎回顺治的口谕，要陈之遴注意汲取审理李应试一案的教训，遇事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而不发表意见，以后有所见闻应马上陈奏。听到顺治的批评，陈之遴连忙上疏认罪。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奏称，象这种察言观色的人恐怕不足以重用。顺治见陈之遴已有了悔罪的表示，倒也没有大做文章。不久，顺治将陈之遴调任户部尚书，观其自新。四月里，在朝的满汉诸大臣因议处前总兵任珍杀害妻妾案发生了意见分歧。刑部等衙门的满族大臣主张将任珍论死籍没，陈名夏、陈之遴等28名汉族官员则联合上疏表示了异议。这种情况使顺治颇有触动。在他看来，陈名夏、陈之遴等人显然是在党同伐异。于是，他下令各部官员云集午门外，对陈名夏、陈之遴等人议罪。陈之遴本被议成死罪，后经顺治宽减，被削去了两级官衔，罚俸一年，仍供原职。

陈之遴不乏才学，对时政先后提出过一些有见地的建议。清初，赋役制度十分混乱。所谓“正赋”的额数并不高，但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如耗羡、养廉、浮收、杂徭等等。除附加税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巧立名目，任意私派。百姓在繁杂、沉重的赋役之下叫苦不迭。担任户部尚书后，陈之遴提出，地方各州县每年应先统计来年的钱粮，向纳税百姓颁发“易知由单”，在上面列出正赋、杂税、本色、折银等项，标明应征的总额，届时再照此征收赋税。这样，可以减少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另外，他还主张统计出贪官污吏额外征收的钱粮，按其赃物轻重治罪。可以说，他对整顿赋役制度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一段时间里，因漕运管理不善，北上的漕粮连年都有亏空。为此，陈之遴建议应设置专官管理漕粮，杜绝漕粮常被领运兵丁侵蚀的现象。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八旗武装则是其藉以打天下、定天下的根本，因此旗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优待。若旗人犯法，普通地方官吏无权过问，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量刑的标准也很灵活。陈之遴并不反对旗人拥有特权，但他认为审理旗人罪犯的体系应进一步完善。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他提议参照相关条文，订立旗人罪犯籍没家产、降革世职的律例，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不久，他又提出了营务三策：一曰修举农功。请在各旗内选择一位有才干的大臣，让其率领二三名谙习农田水利的官员巡阅本旗土地，召集土著民户，修筑沟渠坡堰，讲求蓄泄，以备旱涝。一曰宽恤兵力。汉兵耗费经费不少，而朝廷有急总是调用八旗征战。嗣后，请敕各省督抚、提镇对所辖将士全部按照八旗兵法训练，加强管理，提高军事素质，使得八旗可以养威息力。一日节省财用。请制定满洲兵民典例，凡遇吉凶诸事务从俭约，毋过奢华，则月节岁省，自然可致丰饶。这几点意见也得到了朝廷的采纳。

顺治对汉官结党是十分厌恶的。他表示，如今朝廷中不少人在结党营私，攀求富贵。对这种行径，要用严法加以惩治。他又曾对左右表示：朕并非不知道陈之遴有结党营私的行为，但要借重他的才学，所以一直任用他。朕对他时常训导，是希望他能够改过效忠。”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陈之遴又被授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此前，在一些朝廷旧臣及北党官员的打击下，陈名夏背负结党营私、蛊惑人心等罪名身败名裂，被处以了绞刑。北党中的冯铨等人日益得势，在朝廷上下呼风唤雨。对陈名夏之死及南党的失势，陈之遴心中不快，可又无可奈何。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顺治在南苑召见了陈之遴，问：“朕不计较你以前的过失，又加以任用，并且屡次对你提出告诫，你可曾向别人提及朕的话语?你的行为可曾有所改观?”陈之遴回答：“皇上教导于臣，臣怎敢不思悔改?只是臣才疏学浅，不能仰报皇上的恩典。”这次谈话过去后不久，左都御史魏裔介对陈之遴提出劾参，指责其在皇上诘问时不自白结党之私而力图洗涤，却只以“才疏学浅”来塘塞，良心已昧。魏又例举陈之遴嘱托礼部尚书胡世安保荐庸劣知县沈令式为知府一事，指称陈之遴植党循私确有事实。三月，户科给事中王祯又上疏弹劾陈之遴以权谋私，任意妄为。王祯称，陈之遴在南苑被皇上召见后不闭门思过，却于次日跑到灵佑宫游逛，逍遥恣肆，罪不容诛，应重加处分。广东道御史焦毓瑞也劾奏陈之遴循私背公，滥举沈令式，应连坐置罪。顺治见到这些奏章，令陈之遴据实回奏。陈之遴回奏时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同时也为自己做了辩解。他表示，南、北人士各有其亲疏远近，自己并未肆意结党。顺治对他的态度很是不满，遂令吏部严加议处。吏部提出的处理意见是：革去陈之遴的官职，永不叙用。顺治对此做了改动，将陈之遴以原官发到盛京(今沈阳)居住。当年十月，顺治念及陈之遴效力多年，又令其回京到旗下效力。

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陈之遴贿赂宫内太监吴良辅的事情遭人揭露。吴良辅是顺治宠信的太监，陈之遴与之亲近自然有着路人皆知的动机。随即，经审讯得实，陈之遴被拟为斩首。顺治谕令免去他的死罪，改为革去官职，籍没家产，与老母、兄弟、妻子一道流徙盛京，康熙六年(1667)，陈之遴死于流徙地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