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西默农

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02.13～1989.09.04）， 比利时法语作家。生在列日一个保险公司职员的家庭。当过店员,后来当记者。1921年以乔治·西姆(Georger Sim)为笔名发表第一部通俗小说《在阿什桥上》,到1969年发表《榛树林》的时候恰好是200部。这些作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侦探小说,一种是社会心理分析小说。

1931年,西默农发表长篇小说《拉脱维亚人皮埃尔》,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所谓“梅格雷体系”。这是一套以探长梅格雷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前后写了30余年,到1963年为止共写了82部。其中主要的有《已故的加莱先生》、《圣福里安的吊死鬼》、《一个人的头》、《黄狗》、《十字路口之夜》、《梅格雷旅行》、《梅格雷和流浪汉》等。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侦探小说,主要不是描写侦稽谁是罪犯,而是研究为什么犯罪,描写案件的因果关系和环境对人的影响。

西默农的社会心理小说题材广泛,有的表现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解体和人的孤独绝望(《一个穷人一生中的四天》,1949;《总统》,1958),有的谴责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月夜的打击》,1933;《黑人住宅区》,1935),有的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对青年一代的恶劣影响(《雪是脏的》,1948),有的揭露流氓歹徒(《里科兄弟》,1952),等等。

西默农的小说情节富于戏剧性,侧重于心理分析和当代生活习俗的描写,往往提出尖锐的道德问题,发人深思。在世界各国拥有极广泛的读者,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西默农于1952年被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1973年,《西默农全集》 72卷出齐, 他宣布以后不再写小说。 70年代后半期主要写作回忆录,如《给我母亲的信》(1974)、《象别人一样的人》(1975)、《足迹》(1976)等。他还写有自传和文学论著多种。

薛瑄

薛瑄（1389年－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人（今河津市），明朝官员、理学家。

薛瑄生于书香世家，祖父薛仲义“通经术，以元末不仕，教授乡里”。父亲薛贞曾任元氏县儒学教谕。薛瑄幼时聪颖，入私塾学习《诗》、《书》，日记千百言。因其父改官河南鄢陵，便补当地县学生。永乐十八年（1420年），薛瑄参加河南乡试，高中第一名，次年联捷辛丑科进士。宣德年间授官御史，又因继母去世归返。正统初年，任山东提学佥事，升大理寺左少卿。当时王振权倾朝野，薛瑄见之不拜，得罪王振，被逮捕下锦衣卫诏狱，以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死刑。处斩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厨房流泪，王振问他为什么哭，仆说：“听闻今日薛先生要处死。”王振大为震动。后经兵部侍郎王伟等申救，得以免死。景帝嗣位，经由给事中程信推荐，起用为大理寺丞。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英宗复辟，拜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预机要事务。因见石亨、曹吉祥乱政，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隆庆六年（1572年），从祀孔庙。《明史》有传。

薛瑄好“程朱理学”，曾言“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毋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薛瑄主要著有《薛瑄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皇明经世文编》录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匡亚明

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原南京大学校长，社会科学家。镇江丹阳导士镇人。儿时曾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苏州第一师范学习，192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同年夏，经恽代英介绍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委书记，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等工作。1932年任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公开报纸上海《日日新报》主笔。同年秋任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1933年春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26至1935年间先后四次被捕，在狱中关押四年余，抗战爆发后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无条件保释。1938至1949年间，历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大区撤消时主动要求到学校工作，历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后，复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山东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作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出访美国、日本；以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身份参加主持在西德举办的国际儒学研讨会。在长期从事党的实际工作的同时，还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研究工作。三十年代初就曾出版短篇小说集《血祭》和社会科学论著《社会之解剖》。在主持《大众日报》工作期间，撰写了一系列社论、政论文章。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许多建树。对中国历史、哲学及传统文化素有研究，近年来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了《孔子评传》，发表了数十篇论文。目前正主编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拟和童懋林教授合作撰写《孙中山评传》。

艾德娜·费勃

艾德娜·费勃（Edna Ferber 1887年08月15日-1968年04月16日）女小说家、剧作家。生于密执安州。她曾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和芝加哥当记者,从1910年起定居纽约,做职业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空军当战地记者。有的文学评论家称费伯为社会批评家。的确,她的作品毫不掩饰地揭示了美国生活状况,塑造了劳动姑娘、农夫、码头工人、印第安人等一批下层人物形象,吸引着美国的严肃读者。《道恩·奥哈拉》(1911)写密尔沃基的一位女新闻记者的故事。她早期的短篇小说收在《不老不嫩的烤牛排》(1913)、《优秀人物》(1914)和《埃玛·麦克切斯尼公司》(1915)等集子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类新型的美国人物,即商业女性。早期长篇小说《范妮》(1917)等也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姑娘们》(1921)写一家三代人的故事。《这么了不起》(1924)写荒僻农村里一个失去丈夫的女校长的故事,该书获普利策小说奖。《西马伦河》(1936)写俄克拉何马领土的开拓和石油的发现。《萨拉托加干线》(1941)写一位自称是百万富翁的人的经历。《巨人》(1952)写得克萨斯的新暴发户。另外还有《长子》(1945)、《冰宫》(1958)等长篇小说。费伯跟考夫曼等人合写了一些剧本。《皇家》(1927)嘲讽了巴里莫尔家族。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船上表演》和《萨拉托加干线》等剧本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她还写过两部自传。

舒尔茨

布鲁诺·舒尔茨(1892～1942)，波兰籍犹太作家，死于纳粹枪杀。1892年出生于波兰的德罗戈贝奇小城，波兰籍犹太作家，生前职业是一个中学图画教师，波兰犹太人，出版过《肉桂色铺子》、《沙漏下的疗养院》 两本小说集。但是，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写作的巨大价值，除了写小说之外，舒尔茨还是一位卓越的画家，在欧洲超现实主义美术和电影领域有巨大的影响力。 布鲁诺·舒尔茨被发掘的时候已经死去。当时波兰文学青年杰兹·菲克斯基第一次读舒尔茨的小说时深受震撼，他四处打探准备写信给舒尔茨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人世。于是这个狂热的文学青年充当起了舒尔茨的身后代言人，将舒尔茨的遗作搜寻出来推荐给世界各地的评论家和出版社，并整理撰写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舒尔茨的传记《背驰者王国》。就这样，在菲克斯基不遗余力地推荐之下，舒尔茨才逐渐受到后世文坛的关注。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辛格曾对舒尔茨做出评价： “不容易把他归入哪个流派。他可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他有时候写得像卡夫卡，有时候像普鲁斯特，而且时常成功地达到他们没有达到过的深度。” 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也曾这样评价他：“《鳄鱼街》和《沙漏下的疗养院》是独一无二、令人惊异的创作，似乎是从天而降。”

王廷相

王廷相（1474—1544年）明哲学家、文学家。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属河南兰考县)人。幼有文名，是明代文学上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博学好议论，诗文尚摹拟。弘治十五年(1503)进士。历任兵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山东提学副史、湖广按察史、兵部左右待郎、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廷相正直刚毅，不畏权势。正德初，因反对宦官刘瑾，谪亳州判官，也曾因反对宦官廖鹏被逮下狱。嘉靖中他挺身而出，抨击严嵩弄权，在当时的朝野士大夫中，气节卓然，很有威望。在政治上，他主张改革，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问题，提出了“抑豪”、“稽籍”、“正租”之法。关心社会生产，主张“求贤才”反对“以文取士”的科举制。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天文学和音律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有《岁差考》、《玄浑考》、《律尺考》等著作。

在哲学上，他否定佛、道两家“有”生于“空”“无”的说法。他批判王守仁，有似于罗钦顺。对程朱理学，他一方面认为朱熹之学美矣，但又认为博而未真。反对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这也是王廷相的主要贡献之一。针对朱熹的“太极即理”的观点，他提出“太极即气”，认为气是万物之本源。他说：“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这个元气，又叫“太虚之气”，是产生万物之本原。作为宇宙之本体，它是无形无象，无生无灭的物质实体。气聚而成万物，气散而为太虚。从气本论出发，他否定“天即理也”的理学思想，认为先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天者，太虚气化之先物也。”(《慎言》)认为“元气”包含有阳阴二气，阴阳之气是一切造化的源泉和关键。先有阴阳之气，后有各种天象。他否定五行说，认为万物皆由气化而成，不必加进五行，五行只是五种材料，“取其养民之义也”。对邵雍的“象数学”提出批判。指出邵雍“牵合附会”。从气化学说出发，他提出先有自然后有社会，先有动物后有人类，先有夫妇后有名教的人类进化思想，富有一定的辨证法精神。认为人类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气化，有气化而后有牝牡，有牝牡而后有夫妇……是故太虚者，性之本始也。天地者，性之先物也。夫妇、父子、君臣，性之后物也。”(《慎言·道体篇》)他还用历史进化的思想，直接批判了复古论，用历史进化的观点承认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在理气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气为理之本”的命题，以批判程朱的“理为气本”的观点。他说：“夫万物之生，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所谓有元气则有动静，有天地则有化育，有父子则有慈孝，有耳目则有聪明是也。”同时，他还提出了“理者气之理”的命题，批判了心学派所谓“心即理”的主观唯心论。“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世儒专言理一而遗万，偏矣。”(《雅述》)这样，他既同理学派划清了界限，又同心学派划清了界限。最后，他提出“气变而理变”的思想，批判了理学家认为气有变而理不变的思想。在动静问题上，王廷相认为，宇宙并不是“寂然不动”的，而是元气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整个宇宙万物如同一条大河“往而不返，流而不息”。并提出动静互涵论，认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他反对程朱把“理”视作气化根源的外因论，在张载“动非自外”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天乘气机，自能运，自能立”。还提出“阴阳相侍”的观点，认为阴阳即元气，是派生万物的两个不相离的对立面。而事物的性质是由阴阳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决定的，“气有偏盛，遂为物主矣”。这是王廷相对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在认识论上，王廷相提出“知者，思与见闻之会而已”，指出认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这是王廷相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关于认识过程和方法，王廷相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提出“必从格物致知始”(《慎言·潜心篇》)。王廷相所谓“格物致知”，是指从客观事物取得认识，这既不同于朱熹，也不同于王守仁。王廷相认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知行紧密联系起来，主张“知行兼举”。他不讲知行先后，也不讲知行合一。但他认为，只有见闻、思、行三者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认识过程。因此，他很强调“笃行实践”的重要性。“事机之妙得于行，徒讲说者浅”(《慎言·见闻篇》)。王廷相也讲“天人之分”，认为“天所能为者人不能为，人所能为者天亦不能为之”(同上)，进而论证了天人交胜的思想。批判了秦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论，也批判了“炼丹成仙”和“风水”一类的迷信思想。他坚持“性气一贯”的人性学说，反对程朱把人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性不离气，性从气出。王廷相著作有《慎言》、《雅述》、《横渠理气辨》等，编入《王氏家藏书》和《内台集》。

边沁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英国伦理学家,经济学家,19世纪资产阶级的分析法学派和功利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生于英国伦敦，卒于伦敦。边沁出身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托利党人家庭，祖父及父亲都是律师。据说，边沁从小就天资聪颖，3岁多就酷爱读书并开始学习拉丁文。小时候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期间，以写拉丁文和希腊文诗歌而闻名。12岁时被送到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并于1763年获得学士学位。边沁后来回忆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女王学院的学习经历时，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印象，认为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1763年11月，边沁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并获得在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当见习生的机会，他以极大的热情与兴趣旁听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所作的一些判决。同年，他还设法去旁听了当时英国著名的法学家W.布莱克斯通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不过，他觉得布莱克斯通关于法律的诸多说法都存在问题。1766年，边沁获得硕士学位。边沁的父亲本来期望他能够成为律师或大法官，但边沁通过这些年对法律的学习，意识到当时英国的法律条文太过繁杂，对僵化地熟记那些条文也毫无兴趣，因此放弃了获得律师资格的机会，令他的父亲大失所望。

1776年，边沁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政府片论》，主要针对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展开批评。在边沁看来，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弊病皆源于过时的法律体系，而布莱克斯通著作的主旨却是厌恶改革，这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对立。同年，他也在撰定《法理学批判原理》的论文，后来扩展为举世闻名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该书于1780年完稿，但边沁只是把它刊印出来供朋友们阅读和批评，再在这些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完善和修订，直到1789年才正式出版。这本书集中表达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强调所有的立法与刑罚的目标必须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785年，边沁到了俄国，他的弟弟当时在俄国军队担任工程师。他在俄国期间完成了《为高利贷辩护》的论文，以系列书信的形式予以发表，并于1787年结集出版。这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第一部作品，总体上继承了经济学家A.斯密的思想，倡导自由放任原则，认为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应当让每个人尽量不受阻碍地追求其利益，因此在贷款取息的问题上也不应当有所限制。边沁还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名流都有深入交往，他不仅想为英国制定新的法典，同时也希望为外国编纂法典，将自己的理念在全世界实现出来。1792年，他还被选为法国荣誉公民，不过，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深恶痛绝。边泌也是监狱改革的先驱者之一，他关于圆形监狱的设计非常著名。他在1790年左右就向议会提出建立模范监狱的计划，但直到1794年，按照他的设计图来建造一座监狱的法案才获得批准。一切都准备就绪，但据说后来由于乔治三世的反对，这项计划还是无疾而终。财政部为了补偿边沁在此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在1813年给了他23 000英镑的报酬，不过，这完全无法弥补他的失望，他对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改革热情和动力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1823年，边沁支持创办《威斯敏斯特评论》，宣传哲学激进主义的原则，他对传统制度的批评与挑战深深影响了J.S.密尔和他的儿子，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边沁的功利主义。

边沁死后，根据他本人的遗愿，捐献遗体。遗体在处理过程中，由于某些可怕的失误，导致头颅被毁，最后只能以一个蜡制的头来代替，安置在经过防腐处理的身体上。边沁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校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精神之父”，边沁生前一直倡导教育平等，性别、肤色、宗教信仰、政治立场上的差异都不是教育上区别对待的理由，伦敦大学学院最早奉行了这一原则。

边沁终生信守的规范伦理理论是功利主义，希望依据此标准将那些无用的、堕落的法律及社会实践都予以改变。边沁把对快乐的追求和痛苦的避免看作人的行为应当如何的标准，看作人的行为最深层的动机。功利主义者所谈到的功利，其本质也就是快乐的获得与痛苦的避免，因此，所谓“功利”指的是行动或社会政策倾向于给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快乐或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的痛苦或不幸。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指向的是共同体快乐，而非个体快乐，不过，在边沁看来，只有个体快乐才是真实存在的，共同体快乐本身是虚构体，它是由具体的个体快乐相加之后才形成的。既然快乐可以相加并得出总和，那么快乐就只有量的表达形式，因此，边沁坚持对快乐和痛苦只做量的区分，不承认快乐和痛苦有质的差别。

边沁之所以提出烦琐的苦乐原理，主要是为了给其功利原则做铺垫。当人们能够对苦乐进行计算之后，利益相关者的快乐总和就构成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然功利主义原理是在所有场合都起主宰作用的原理，那么与之不同的其他任何原理都必定是错误的。边沁归纳出了两种有别于功利原理的原理：禁欲主义原理和同情与厌恶原理。禁欲主义原理根据行动将会增大或减小利益相关者的幸福的倾向，来赞许或非难该行动，它同功利原理是相反的，即行动趋于减小幸福就予以赞许，而趋于增大幸福便予以非难。边沁认为，禁欲主义原理从本质上讲只是功利原理的误用，禁欲主义原理最初只是某些轻率鲁莽的玄思者的幻觉，他们领悟到在某些环境中获得的某些快乐从长远来看总是伴随着比它们更大的痛苦，于是就借此挑剔在快乐名下出现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们走得太远，把自己最初的出发点忘记了，他们本来是要追求最纯粹的快乐，最后竟然认为热衷痛苦便是美德。同情与厌恶原理告诉我们，之所以赞许和非难某些行动，并非由于它们趋于增大利益相关者的幸福，亦非由于趋于减小其幸福，而只是因为一个人自己感到倾向于赞许它们或非难它们。边沁认为，这一原理所依据的只是个人的感觉，也就是说，你觉得应当予以谴责的任何行动都必错无疑，而且还当受惩罚，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功利，或者到底有没有损害功利，则是无关紧要的。按照同情与厌恶原理行事，只会意味着缺乏客观的可操作标准，实际上，行动的唯一恰当的、在逻辑上有效的理由，终究只是功利考虑。如果说同情与厌恶原理还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那么也只能是因为它与功利原理不谋而合。

任何一种道德理论都有一套评价行为的标准，边沁坚持的是效果论，他认为，行为的好坏评价是以它所产生的后果来决定的。我们知道，行动的产生是一个复杂过程，有行动前的思考、行动的具体经过以及最后的完成状态，这中间有些东西是外显的、可观察的，但有些是人的内在心理状态，是不可观察的，比如人的动机和意图。作为一位彻底的效果论者，边沁认为，像意图、动机这些东西本身无所谓好坏，它们都是由最终的效果来确定的。在边沁看来，意图的概念模糊不清，而且抽象地谈论意图的好坏没有意义，意图的好坏取决于后果或动机：当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意图是好或坏的时候，这必定是由于该意图被认为产生了好的或坏的后果，或者是由于被认为出自好的或坏的动机。边沁对动机的理解似乎与通常看法有些不同，他把动机和意图做了区分，认为动机是产生意图的深层原因，是促发行动的根本力量，不过，动机的好坏最终也是由后果决定。

边沁同时认为，功利原则是法律的基础，一切法律所共同具有的目的就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避免有损于这种幸福的东西，当现行法律已经不再有利于增加社会幸福时，就应当对这些法律进行改革。边沁把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的人分为两类：解释者与评论者。解释者的任务是向人们说明法律事实上是什么样子，而评论者的任务是向人们评述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据此，他在《政府片论》中严厉批评了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一书，认为布莱克斯通至多只是在说明法律的现状，全力为现状辩护，这种“生来软弱的法律家和政治家，不但对国家增进福利的机会是一个致命伤，而且在任何时期对已有福利的维持也是巨大的危害”。实际上，他认为法理学的本质功能是要对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根据功利原则对法律进行改进，从而获得人类福利。边沁对法律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改革法律的本质和改革法律的形式，就前者而言，就是要求英国法律学家要以功利原则作为检验法律的标准；就后者而言，就是呼吁英国要编制法典，因为法律未能以法典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不完整的。

边沁依据功利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高举自由主义大旗，歌颂个体自由与经济自由，倡导政教分离、言论自由、妇女权利平等、自由贸易，甚至为高利贷辩护。边沁同时也是动物权利的倡导者。边沁是古典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其思想得到了密尔和H.西季威克的继承和发展，当代功利主义的研究也不断地要回到边沁那里去。边沁的法律思想影响深远，在J.奥斯丁、H.凯尔森和H.L.A.哈特等人的法学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其影子。

陈蝶仙

陈蝶仙（1879年7月22日-1940年3月24日），原名寿同，字昆叔，后改名栩，字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太常仙蝶、惜红生、国货之隐者等。浙江钱塘人，生于1879年7月22日(清光绪五年六月初四)。他的父亲陈福元，以行医和相命为业，并擅长音律[1]。蝶仙为庶出，7岁丧母。其嫡母喜爱说部弹词，常让他为之诵读。加之塾师也经常教作五七言诗，因此少年时对小说诗词以及音律等非常爱好。十余岁时已能吟咏，曾将自己的习作刊印，题名《惜红精舍诗》。后又将所著辑为《粟园丛书》。他原来也想以科举进身，曾得优附贡生。后放弃科举，悉心著述，以惜红生笔名写一些诗词，在上海《同文沪报》副刊《消闲录》上发表。1895年主杭州《大观报》笔政，曾著《潇湘影弹词》等作品印行出版。当时写情小说兴起，他受其影响，于1898年著长篇写情小说《泪珠缘》，在文坛上初露头角。

1901年，陈蝶仙在杭州开设萃利公司，次年又开设石印局，规模都不大。萃利公司主要销售书籍文具纸张，偶而贩卖一些欧美的化学仪器以及留声机、无声影片等，曾引起守旧亲友们的讪笑和反对。不久，萃利公司收歇，石印局亦因火灾被焚。1907年，陈前往上海办著作林社，出版文艺杂志《著作林》，至二十余期停刊。他撰写了《花木兰传奇》、《自由花传奇》等小说在该刊发表。

1909年起，陈蝶仙在江浙一带的绍兴、靖江、淮安等县当幕僚和小官吏。民国元年，代理镇海县知事时，往邻县慈溪访友，见遍地乌贼骨，认为用来制作牙粉原料，可不费分文，而取给无穷。便与其四弟蓉轩(名华同，时任镇海警察局长兼罪犯研艺所所长)商议，由研艺所制造牙粉，并呈文上司要求拨款2000元作制造经费，结果遭到训斥，遂愤而辞职，寓居上海，重操文字生涯。

当时，正是鸳鸯蝴蝶派兴盛时期，陈蝶仙是代表人物之一。1913年主编《游戏杂志》，次年又主编《女子世界》，同时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申报》副刊《自由谈》作特约撰述。1916年任该副刊的主编。他先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玉田恨史》、《黄金祟》等长篇小说。还在鸳鸯蝴蝶派所主编的《礼拜六》等许多杂志上大量投稿，先后发表了《琼花劫》、《井底鸳鸯》等长篇小说。此外还与人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外国小说。他前后所著小说数量达百余篇之多，内容大半都是描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所说“良家女子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2]。陈蝶仙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当作游戏和消闲。他主编的《游戏杂志》，即以游戏文字著称。他的人生观充满了颓废思想，曾说：“人生于世，实在梦中”，“李白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实虚诞耳。”[3]他署名天虚我生，号蝶仙，其意皆源于此。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多以鸳、蝶等取名，也自陈氏始。1916年5月陈加入“南社”。

陈蝶仙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却抱着比较积极的态度。在他主编《申报·自由谈》时，特辟“常识”栏，撰述小工艺日用品制造法，颇得社会人士之欢迎[4]，后汇集为《家庭常识》八集，印行出版。同时，亲自试制牙粉，由其子小蝶和时任中学教员的李常觉(字新甫，鸳鸯蝴蝶派作家)协助，以他们共同的稿费收入为试制费用。此时他发现乌贼骨作牙粉原料有伤牙齿，便往舟山群岛岱山一带，向盐场收购制盐中废弃的苦卤，提炼制作牙粉的基本原料碳酸镁。试制成功，每百斤碳酸镁的成本不过十二元左右，仅及日货碳酸镁售价的一半。1917年制成牙粉，定名“无敌牙粉”(蝴蝶之谐音，并以蝴蝶为其商标图案)，在农商部登记立案。开始时没有正规的厂房，雇工很少，家人亲友也参加制作，产品委托烟纸店代售，是为家庭工业社之伊始。

自无敌牙粉问世后，销路很好，获利丰厚。1918年7月，正式成立家庭工业社股份公司，资本一万元，陈蝶仙自任经理，小蝶任副理。这时，盐商们见苦卤制粉有利可图，遂趁机抬高卤价。陈为保持廉价的原料，便转而向散户盐民收购，同时将无敌牙粉批发给这些盐民销售。这样，既保持了廉价的原料，又扩大了产品的销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抵制日货的热情高涨，充斥中国市场的日制牙粉大受打击，家庭工业社的业务更是蒸蒸日上。这年增资5万元，次年又增资10万元，并建厂房于上海江阴街。1922年资本额达到20万元，在梅雪路购地11亩建总厂，附设印刷、玻璃、制盒等辅助厂。为了取得原料的方便和廉价的劳力，又在无锡、宁波、海宁设制镁厂，在镇江设蛤油、蚊香厂，在太仓设薄荷油厂等。为解决产品包装所需要的用纸，1929年陈蝶仙让李常觉担任经理，自己改任监理，脱身到无锡研究造纸，建成利用造纸厂。之后，又到杭州创建浙江改良手工造纸厂。这样，形成了一个以制粉为中心的包括原料、包装和副产品制造在内的生产体系。陈蝶仙虽然对现代科学技术很热心，但各厂的机器设备能力都很低，他以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手工操作来取得高额利润。截至抗日战争前，家庭工业社的资本已达50万元，工人达2000人，产品四百多种。开办二十年间，资本增长50倍。

陈蝶仙自创办家庭工业社后，创作活动大为减少，但仍然在《半月》、《红玫瑰》等杂志上投稿，多系一些短篇小说和杂文。1924年，将他13岁以来所著诗词曲稿等汇集为《栩园丛稿》刊行。1930年，他以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并主编《机联会刊》，宣传提倡国货，并自撰一些介绍化学日用品制造法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杂文。该刊于抗战前停刊。

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开始，陈蝶仙时在杭州。他考虑到上海必遭袭击，便派小蝶向上海市商会提出组织迁厂的建议，并具体安排家庭工业社的迁移。由于李常觉不以为然，只将上海厂的半数资财运往汉口。陈由杭到汉，以汉口为中心，暂行总社业务。“八一三”后，上海总厂和无锡利用造纸厂均被日机炸毁。年底，国民政府西迁，陈亦溯江而上，将汉口厂分别迁设于湖北宜昌和四川重庆(后亦遭日机炸毁)。他还到四川铜梁作改良川纸的试验，生产了四川连纸。又到自流井，利用盐井的便利，制造碳酸镁，到巫陵制造碳酸钙。之后，前往云南昆明，筹建制粉厂。1939年冬，陈蝶仙在昆明得病，由小蝶护送回上海，于次年3月24日去世。

陈蝶仙对诗、词、散文、戏曲、小说、弹词样样皆能，且文思敏捷，下笔神速。他虽在30岁以后主要献身于工业，但从未停止写作，著作宏富，各种作品多达百余种。其中以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占了绝大多数。除前述者外，创作小说有《玉田恨史》、《美人泪》、《黄金祟》、《火中莲》、《情网蛛丝》等;翻译小说有《杜宾侦探案》、《桑狄克侦探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剧本有《桐花笺传奇》、《花木兰传奇》、《自由花传奇》、《媚红楼传奇》等;诗集有《栩园诗剩》等。

仇兆鳌

仇兆鳌（1638年-1717年），清诗歌笺注家、诗人。字沧柱，一字知几，晚号章溪老叟。浙江鄞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讲，侍读，内阁学士，礼部、吏部侍郎。为黄宗羲弟子，学宗刘宗周，以理学自任，与李光地等交好。穷二十余年心力，编撰《杜诗详注》，篇帙浩瀚，援引繁富，解释详赡，“无千家注杜之陋习”，“可资考证者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得清圣祖玄烨赞赏，遂命总纂《方舆程考》。所作诗亦雄健，有“壁立高崖尽，溪回一线开”等句。其他尚著有《悟真篇集注》。生平事迹见《国朝耆献类征》卷六二、《文献征存录》卷一七、《国朝诗人征略》卷一五。

仇兆鳌，原名从鱼，字沧柱，号知几子、四明先生，晚号章溪老叟。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六日生于鄞县东城章溪里，为黄宗羲十八高弟之一，又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万斯同《石园藏稿·明儒学案序》载:“黄(宗羲)先生之门人遍于浙东西，而四明仇沧柱先生为之冠。”《清史稿·艺文志》:“《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附编二卷，仇兆鳌撰。《参同契集注》二卷，仇沧柱撰。”所记甚略。《国朝诗人征略》:“仇兆鳌，字沧柱，浙江鄞县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杜诗详注》，仇兆鳌撰，援据繁复，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局，可资考证者为多。”

崇祯十六年(1643)，仇兆鳌六岁入私塾，在君子营从骆宝权先生学。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四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战乱频仍。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陷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迎降。

顺治三年(1646)，仇兆鳌九岁，从陆可前先生学。本年二月，清廷开科取士，招纳前朝遗民。本年六月，清兵陷浙东。

顺治四年(1647)，仇兆鳌十岁，转学至学士桥，从陈元朗先生学。

顺治五年(1648)至六年，仇兆鳌十一岁至十二岁，从彭滨王先生学。

顺治七年(1650)，仇兆鳌十三岁，从学士桥袁君履先生学。

顺治八年(1651)，仇兆鳌十四岁，转学入青龙桥孙氏家馆，从王文客先生学。本年冬，仇兆鳌参加童子试，未售。

顺治十四年(1657)，仇兆鳌二十岁，始入鄞县县学学习。本年秋，仇兆鳌参加浙江乡试，未售。

顺治十五年(1658)，仇兆鳌二十一岁，离开县学，转入黄天仪家馆中习私塾。

顺治十六年(1659)，仇兆鳌二十二岁，在横泾陈家地坐馆授童，二十四岁时，在泾水馆得《程朱语类》书，“朝夕参玩，理境渐明。”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崩，康熙帝立。首开博学宏词科。

康熙四年(1665)，仇兆鳌二十八岁，适逢黄宗羲授徒讲学于浙江余姚，康熙四年春，仇兆鳌与同乡好友万斯同等二十余人前往受业。《鄞县通志》有记载。《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四年”条所记亦同:“康熙四年(1665)，公五十六岁。春，甬上万充宗、季野、陈介眉、夔献、董在中、吴仲、董巽子、仇沧柱等二十余人咸来受业。”

康熙六年(1667)，仇兆鳌三十岁，娶邵氏为妻，一年后邵氏病殁。本年七月，康熙帝亲政。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带仇兆鳌、万斯同等弟子回鄞县讲学。后仇兆鳌在章现卿家坐馆。

康熙八年(1669)，仇兆鳌三十二岁，在杭州城南云居山上方寺开馆授徒。

康熙十一年(1672)，仇兆鳌三十五岁，黄宗羲至上方寺探访仇兆鳌，并留诗相赠。其一:“积叶窗前日日深，读书好自傍岩阴。百科已竭时文力，千载惟留当下心。坊社连环何足解，儒林废疾望谁针?凭君一往穷经愿，明月当前日未沉。”;其二:“禅院幽扉客至开，上方石壁翳苍苔。题名隐显钱江柳，弹指兴亡现去来。铿尔磐声留木末，悠然窗影过帆隗。城南胜地人文萃，好傍云山筑讲台。”师门风义在焉。

康熙十二年(1673)至十三年，仇兆鳌在诸暨张鸣球家坐馆。

康熙十三年(1674)，仇兆鳌三十七岁，续娶姚氏为妻。

康熙十四年(1675)，仇兆鳌三十八岁，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名列第十一。

康熙十五年(1676)，仇兆鳌三十九岁，上京赶考，落第回浙。本年黄宗羲撰成《明儒学案》六十二卷。陆陇其在《三鱼堂日记》中说，黄宗羲曾以《明儒学案》前六卷见赠仇兆鳌，常有师门唱和。

康熙十七年(1678)，仇兆鳌四十一岁，仇石涛、兆鳌兄弟二人请黄宗羲为其父仇公路先生八十寿辰作寿文，云:“石涛，沧柱，承顺严训，服食古圣人之道，昼夜淬砺，声誉毁然，为江湖闻人。而沧柱为当今选家第一，通都大邑，穷乡村校，皆家有其书。”

康熙十八年(1679)春，仇兆鳌四十二岁，北上科考，备录取，因考官争议，乃终未售。本年，仇兆鳌之父仇公路率，享年81岁。

康熙二十一年(1682)，仇兆鳌四十五岁，再次北上赶考，又落第。

康熙二十四年(1685)，仇兆鳌四十八岁，正月再次进京赶考，始进士及第，考中二甲第八名。同年五月，仇兆鳌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康熙二十六年(1687)，仇兆鳌五十岁，散馆，受任翰林院编修官。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仇兆鳌五十一岁，负责礼部考试，为考试官。秋，仇兆鳌奉旨校阅《资治通鉴朱子纲目》，蒙康熙皇帝赐予蟒缎绫纱。

康熙二十八年(1689)，仇兆鳌五十二岁，积学储宝已久，开始辑注杜诗，着手从五个方面编写:一是“考诗题岁月”，二是“解诗中意义”，三是“注典故渊源”，四是“正从来谬说”，五是“采诸家名论”。《杜诗详注·序》:“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辨新说之穿凿支离。”可证。本年，仇兆鳌幼子廷栋因病夭亡。

康熙二十九年(1690)，仇兆鳌五十三岁，下半年每半月邀万斯同来京师讲会，宣传黄宗羲经史之学。本年，仇兆鳌参与修订《大清一统志》，顾祖禹、阎若璩、查慎行等亦参与其事。

康熙三十年(1691)，仇兆鳌五十四岁，参与修订《明史》。本年，黄宗羲有黄山之游，仇兆鳌随侍，万斯同等人作陪。

康熙三十一年(1692)，仇兆鳌五十五岁，受浙东史学影响撰成《通鉴论断》，从中可见其史学功底与熏陶，惜稿今不存世。“康熙三十一年(1692)条”，本年仇兆鳌在京师为其师黄宗羲《明儒学案》作序，见《明儒学案》(修订本)，沈芝盈点校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五页。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一月，仇兆鳌五十六岁，《杜诗详注》二十五册初稿脱稿，以抄本进奏，其写作历时五年。④仇兆鳌《进书表》:“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奏为恭进《杜诗详注》事。伏惟少陵诗集，实堪论世知人，可以见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见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见乾元、大历乱而复治之机。”此则材料既见仇兆鳌进书之具体时间，也可看出仇兆鳌注杜之动机，在于论世知人，以史鉴世。本年冬至日，仇兆鳌《杜诗详注·序》始成，冠其首。桐城程师恭《读杜诗详注》:“荟萃诸家多创获，指点后学启迷津。甬上仇先生，拥书胜百城。”(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2315页。);会稽田易《读杜诗详注》:“四明先生儒林宗，胸中书卷三十车。”;会稽金埴《读杜诗详注》:“详注只求得真是，千秋知己神和诚。”(同上，第2317页。)

康熙三十三年(1694)夏，仇兆鳌五十七岁，直南书房，其间进呈《两经要义》。仇兆鳌乞假还乡，为亡父迁葬。

康熙三十四年(1695)，黄宗羲卒，享年八十六岁。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生，浙江余姚人，为仇兆鳌之尊师。黄宗羲卒后一年(1696)，仇兆鳌领头与黄门弟子共二十五人商议“私谥”宗羲先生，曰“文孝”。

康熙三十七年(1698)秋，仇兆鳌六十一岁，应门弟子之邀，南下往粤，在韶州以诗会友，与左峴、潘次耕等人商榷注杜。师友酬唱，切磋学问，仇兆鳌受益匪浅，在《杜诗详注》“杜诗根据”中可见其征引。途中生病，仇兆鳌玩赏杜诗以当药石。

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仇兆鳌考定《杜工部年谱》完毕，自宪宗先天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冬，仇兆鳌“缮写《杜注》发刻，凡二十六卷，皆旌德叶承武所书。”本年，仇兆鳌六十三岁，迁居新桥高中丞旧第。

康熙四十一年(1702)，仇兆鳌六十五岁，长子廷桂中举。本年四月，仇兆鳌亲自携带誊写好的《杜诗详注》书稿，从鄞县到武林(今杭州)刊刻。本年夏，仇兆鳌始编好《诸家咏杜》，写成《诸家咏杜小序》，详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2257页。

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仇兆鳌六十六岁，《杜诗详注》初刻甫成，梓行于世。二月，康熙南巡，仇兆鳌见驾，在武林行宫进奏《杜诗详注》刊本两部，得康熙皇帝御书“餐霞引年”四字绫匾，以示皇家恩遇。笔者按:《浙江通志》卷一五九“仇兆鳌”条云:“四十二年驾南巡，(兆鳌)诣吴江迎銮，进所辑《杜诗详注》。”

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仇兆鳌六十七岁，为老友左峴《杜工部草堂记》作《附记》“表韵事于先贤，抚遗文而叹息”，(四十三年(1704)九月，仇兆鳌再次进京作官。)详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2256页。

康熙四十四年(1075)七月，仇兆鳌六十八岁，升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充皇太子讲官、侍读学士。本年，仇兆鳌与彭会淇、顾图河等进京纂修《方舆程考》，康熙皇帝赠仇兆鳌绿石砚一方，以示恩赐。

康熙四十五年(1706)，仇兆鳌六十九岁，彭会淇因科场案离局，顾图河赴任湖广学政，仇兆鳌独自主持《方舆程考》的修纂，领为总纂官，并蒙康熙皇帝御赐《文渊鉴》一部。

康熙四十六年(1707)，仇兆鳌七十岁，为兄长服丧。老年丧父、丧子，又丧兄，殇其何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二月二十日，仇兆鳌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间，仇兆鳌自订年谱《尚友堂年谱》草成。“按全谱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1638—1658)，记出生年月及求学入庠经过。第二部分(1659—1685)，写开馆授徒至考中进士。第三部分(1686—1710)，写仕宦经历及康熙恩遇。第四部分(1711—1717)，写致仕后返乡及病逝经过。”

康熙四十八年(1709)，仇兆鳌七十二岁，充补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代皇帝到昌平祭祀前代寝陵。

康熙四十九年(1710)四月，仇兆鳌七十三岁，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仇兆鳌身体积劳成疾，日见衰颓。

康熙五十年(1711)，仇兆鳌七十四岁，以疾乞休，本年三月由京师南归故里。本年冬《杜诗补注》辑注完毕，命次子廷模编次，作附记云:“注杜始于己巳岁，迨乙亥还乡，数经考订。癸未春日，刊本告竣。甲申冬，仍上金台，复得数家新注，如前辈吴志伊、阎百诗，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迩可，各有发明。辛卯，致政南归，舟次辑成，聊补前书之疏略。时年七十有四矣。”⑨又，本年仇兆鳌次子廷模中举。

康熙五十一年(1712)腊月，仇兆鳌七十五岁，至吴门度岁，准备发刻《杜诗补注》。

康熙五十二年(1713)，仇兆鳌七十六岁，重辑后的《杜诗详注》彻底竣工，后补充编纂完《诸家论杜》并作附记，详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2349页。康熙五十六年(1717)，吴县缪曰芑据临川晏氏本校刊《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甫成。本年十月初五，仇兆鳌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岁。葬于鄞县东之九曲河。

席书

席书（1461年—1527年），字文同，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考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郯城知县，为一县之长。后进入京师任工部主事，又移户部进为员外郎。弘治十六年(1503)，云南地区白天忽如黑夜并发生地震，皇帝孝宗命侍郎樊莹到云南巡视，樊莹上疏奏请罢黜云南地方官300多人。席书不同意这种做法，便上疏说：“灾异是由朝廷引起的，而不是由云南引起的。就像一个人当受了内伤之后，四肢才出现病状。朝廷就像一个人的元气，而云南也就是四肢。怎么能舍弃发病的根源不管而去治疗四肢那表面现象呢?当今，内府供应比往年多了好几倍，朝廷中有数千名只领俸禄不干事的冗官，还有数万名校尉需要供给，供焚香祈祷的寺院不停地修建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宫廷内专督江南织造的内织染局催促频繁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朝廷在赏赐方面的用度超出了应有数目;皇上的亲戚强夺民田，皇上身边的宦官经常被派遣骚扰百姓;大狱中的囚犯在事先拟好的诏词面前不敢争辩，刑官也不敢为其申冤;贤能的大臣没有被起用，言官因为上谏言被罢还没有恢复;选任官吏，提拔官吏的制度已被破坏。出现灾异是上天示警，这一警报偶然出现在云南，却想用罢黜远方官吏的办法来消除，这是什么道理呢?以前的汉朝曾派遣八使巡视全国各地，朝中大臣中只有张纲对此持有异议，他说：‘豺狼当道，去问狐狸干什么?’现在樊莹的职责是巡察，他不能弹劾那些致使国家出现灾异的人和事，却只考察罢免了云南的官吏，这正是舍弃了根本去治疗表面啊。希望皇上能根据臣所指出的弊政，一条一条进行革除。其他应该革除的弊政，应该推行的大政，请皇上命令有关部门呈报上来，再予以兴革。”席书这一些切中时弊的建议，皇上却没有采用。

武宗统治时期(1506—1521)，席书历任河南签事、贵州提学副使。签事是省一级最高司法监察机构提刑按察使司中的官职，品秩正五品，提学副使是在各省设立的专门管理学校的提学官。提学官一般由提刑按察使司副使或签事担任，其职责是巡视所辖官学，考核教官和生员，督促其学业，决定其进退。席书在任贵州提学副使时，大臣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王守仁精通哲学而且善长教育，席书从州县中选出一些子弟，请王守仁教导他们，那些子弟才开始努力学习。后来，席书的官职屡次升至福建左布政使。左布政使是省一级最高行政机构承宣布政使司的长官，品秩从二品。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举兵反叛，欲夺取帝位，席书立即从福建招募2万士兵前去征讨朱宸濠。席书的大兵到达南昌时，朱宸濠已被地方官兵擒获，将叛乱平定，大兵便返回福建。不久，席书又被朝廷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是中央掌管监察事务的机构都察院的副长官，品秩正三品。巡抚是都察院外差，中央派驻地方的军政大员之一，“巡”，指巡视地方，“抚”，指抚治军民。席书任右副都御史期间，发现中官李镇、张旸假借进贡以及为皇上执行任务的名义收敛钱财十多万，便上疏揭发了他们。

嘉靖元年(1522)，席书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品秩正三品。当时长江南北地区闹饥荒很严重，席书奉命到长江北岸赈济灾民。席书命令各州县每隔十里设置一个简易的厂房，熬粥赈灾，靠这种方法存活下来的百姓不计其数。

当初，嘉靖皇帝世宗是以藩王身份继承帝位的。他的父亲兴献王是孝宗的弟弟。孝宗死由其子武宗即位，武宗无子，死后，内阁首辅和慈寿皇太后(孝宗皇后)经协商召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即世宗。世宗即位不久，就谕令礼部，集议他父亲兴献王的尊称。礼部尚书毛澄在杨廷和的支持下，会集文武群臣60余人上议：“皇上应该效法汉朝定陶王嗣成帝、宋朝濮王之子嗣仁宗的故事，称孝宗为皇考，做孝宗子，改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世宗不同意这种变易父母的作法，命令群臣再议。当时有一个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了符合明世宗想法的主张，他说：“汉定陶王、宋濮王之子在继帝位之前，都预立为皇嗣，而且在宫中抚养，为人后之义甚明。而今武宗继孝宗为帝已有16年，武宗在位时也没有立皇上为皇嗣。武宗死后，廷臣根据‘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的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所以说，皇上的情况与汉哀帝、宋英宗的情况不同，皇上应该上考兴献王，称孝宗为皇伯考，做到只继统不继嗣。”张璁在《大礼疏》中还说：“今日之礼，应该在京师为兴献王另建一庙宇加以祭祀，使皇上尽孝心。”世宗看到张璁的奏疏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当即下诏，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等大臣封还手诏，拒不受命，并指使言官弹劾张璁。经过一年多的争议，杨廷和等人所坚持的上考孝宗，即“人后说”，暂时取得了胜利。嘉靖元年三月，世宗正式举行典礼：上考孝宗，称孝宗为皇考，称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亲为兴国太后，皆不加“皇”字。

当朝廷发生大礼仪之争时，席书正在湖广。他得知朝中议论“大礼”之事还没有定论，揣测皇上不会心甘情愿上考孝宗，张璁的建议还会再提。席书便写了一封支持张璁的奏疏，他说：“当年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预养宫中，立为皇嗣，现在皇上以兴献王长子继武宗为帝。宋英宗入嗣为宋仁宗的儿子是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而皇上继帝位是在武宗驾崩之后。臣认为皇上继统武宗，但仍为兴献帝的儿子，应当为兴献帝在京师另建一庙，供奉兴献帝的神主，张璁等人的建议并不错啊。然而尊奉的不能有两个皇帝。皇上和武宗论亲近是堂兄弟关系，疏远点就是君臣关系。已经供奉孝宗为宗庙主，还能有其他尊称吗?皇上应该改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在大内为兴献帝另立一庙，供奉其神主，皇上每年祭祀完太庙后，可以仍然以天子之礼祭祀兴献帝。在大内另立一室庙祭兴献帝既保证了皇上只继统不继嗣，又不干犯我朝皇帝的统系，使太庙中的昭穆顺序不混乱。皇上给兴献帝上尊号既不自绝于私亲，使人伦的父子至爱更浓，又可以使皇家的支脉不乱，这样皇上尊其所尊，亲其所亲，二者并行不悖。至于皇上的母亲则应该称‘皇母某后’，而不能用兴献两个字。献，是兴献帝的谥号，怎么能现在称呼呢?”

奏疏已经写好了，正赶上朝中大臣纷纷诋毁张璁，席书害怕矛头指向自己不敢递上奏疏，私下里拿给桂萼看。桂萼是南京刑部主事，支持世宗上考兴献帝，看了席书的奏疏后表示赞同。嘉靖三年(1524)正月，桂萼上奏疏一并把席书的奏疏呈上，桂萼的上疏也是请改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桂萼和席书的奏章，使世宗上考兴献王、追尊兴献王为正宗皇帝的想法，又再次活跃起来。暂时安定下来的争议局面，又发生了动荡。世宗览阅桂萼、席书的奏疏后，心里十分喜悦。马上谕令礼部集官会议，还下谕旨传召席书和桂萼来京。嘉靖三年三月，世宗不顾朝臣的反对，发布谕旨：“今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谕令礼部，在奉先殿东侧另建一室，对兴献王进行庙祭。前一个谕旨群臣并未表示过多反对，因为它没有取消上考孝宗的意思。但在大内立庙供奉藩王神主，是千古稀奇之事，激起了群臣的激烈谏止。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在为兴献王立庙一事上，持反对意见屡不顺旨，被罢职。世宗命令席书代替汪俊为礼部尚书。

明代制度，礼部正副长官尚书、侍郎，一般都由翰林官担任，礼部长官尚书由翰林学士兼任，侍郎则由侍读、侍讲学士兼任。那时候，朝臣对不符合国家有关规章制度的事和人进攻得特别猛烈。席书既不出身翰林官，他升为礼部尚书又没有经过朝臣的推荐，所以朝臣们纷纷上书诋毁席书，以至于说他在赈灾中不尽职，有贪污行为。还没有到达京师的席书，对皇上的任命屡次推辞，并呈上《大礼考议》，还希望皇上能够派遣官员去考察赈灾的情况。皇上便派遣司礼监中官、户部和刑部侍郎、锦衣卫指挥前去考察，同时召席书入京更为迫切。嘉靖三年七月，世宗再下谕旨，令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本生”二字去掉。这样一改，就把上考孝宗，变成了上考兴献王，兴献王名义上成为明朝正宗皇帝。群臣纷纷上疏极力谏止，世宗不但不听，反而将奏章全部扣压下来。200多名文武大臣又跪哭左顺门，对世宗进行劝谏。世宗不仅不做让步，反而施用武力将文武大臣全部下诏狱。当时，席书已经动身从南京去京师，走到德州，听说皇上用武力制止群臣伏谏，便立即上疏劝道：“皇上命礼部集群臣议‘大礼’，就是让群臣发表自己的看法。两种不同的看法互相争执，必然有对有错。皇上选择那些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就可以了，对那些皇上认为错误的看法不必理会。请皇上原谅、宽恕持错误看法的朝臣，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席书人未到京师，奏疏却派人快速呈送给皇上，皇上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嘉靖三年八月，席书入京，皇上对他慰问犒劳特别优厚。

席书入京后就赴任礼部尚书。世宗以孝宗考名未定，命礼部集官会议，席书上疏说：“夏、商、周三代王位的传授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朝到汉朝二千年，没有立侄子为皇子的事。汉成帝因为自己的喜好立定陶王为皇子，由此才破坏了三代传统礼法。宋仁宗立濮王的儿子为皇子，宋英宗即位后，始终不称濮王为伯父。现在皇上生于孝宗驾崩两年之后，不继武宗大统反而超越十六年上考孝宗，作孝宗子，于天伦之常于伦理之法都已违背。况且皇上又从未被立为皇子，与汉、宋两朝不同。自古以来天子就不分大宗、小宗，也没有所生所后。《礼经》中所记载的大宗、小宗和嫡长子、庶子之分，是卿大夫和士的礼法，不能用在帝王身上。伯父子侄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能随便更改。现在把伯父称为父亲，把父亲称为叔父，伦理有悖于常规，这是个很大的错误。”

席书还在奏疏中说：“自古以来在君位传授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祖训》，《祖训》指出：‘皇帝驾崩后如果没有皇子，一定是兄死而弟即位。’那么继位的人实际上是继统而不是继嗣。伯父自然应该称呼皇伯考，父亲自然应该称皇考，兄自然应该称皇兄。现在皇上已经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中的‘本生’二字去掉，又谕令朝臣再议。臣席书、张璁、桂萼、方献夫及文武百官都认为：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是皇上的伯父，就应该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是皇上的伯母，就应该称皇伯母。献皇帝是皇上的亲生父亲，应该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是皇上的亲生母亲，应该称圣母。皇上对于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应该称皇嫂。臣特别希望皇上能够仰遵孝宗皇帝的仁圣之德，感念昭圣皇太后的拥立之功，对他们恭敬有加，始终不改变，这样大伦大统都具备了。皇上在奉先殿东侧另建一室，对兴献王进行庙祭，既尊奉了至亲，又与皇帝统系没有冲突，可以作到尊亲两不违背。一概遵守《祖训》，又合乎圣经。恢复三代几千年来没有明确的典礼，洗清汉、宋两朝违背圣经和礼法的陋习，这些事除了圣人谁又能做得到呢?”席书的奏疏呈上后，很合皇上心意。嘉靖三年九月，世宗诏示天下，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世宗把自己的亲生父亲追尊为明朝正宗皇帝成为现实。

世宗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加封尊号后，朝野内外对世宗献媚以求功名的人争先恐后地上疏。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已经因罪被罢官，这时又上疏请求迁移献皇帝显陵梓宫到北京的天寿山。显陵在今湖北省钟祥县东十里的松林山，是兴献皇帝的寝园。工部尚书赵璜等人斥责这个建议太过荒谬，皇上又令群臣商议此事。席书汇集群臣的意见劝谏说：“显陵，是先帝体魄栖身的地方，不能轻易挪动。过去高皇帝不迁徙祖陵，文皇帝不迁徙孝陵。随全等全是谄媚的小人，妄自谈论山陵，应该将他们交给法司严惩。”世宗想把兴献皇帝的寝园迁到天寿山来，便对席书等朝臣说：“先帝的陵寝离朕太远了，朕每天都思念它渴望看到它，有时忍不住伤心悲痛，卿等可再仔细商议一下这个提议，呈报上来。”席书又汇集众朝臣意见，上疏极力陈说此议行不通，皇上这才作罢。

世宗为追尊自己的父亲而引起的大议礼，以世宗胜利而告终。席书认为议礼之事既然已经告成，朝廷应该做一些天下百姓所期望的事情，于是便向皇上提出了12条新政，皇上下诏赞赏了席书并采用了他的建议。当时，驻扎在大同的明朝军队发生兵变，杀死了巡抚张文锦，毁掉了总兵官江桓的大印，而且将原来的将帅朱振从狱中放出，让他代江桓之职。这件事情传到朝廷后，皇上认可了这种做法，谕令礼部铸一个新印颁给新总兵官。席书认为不可，请求皇上派兵讨伐叛兵，和皇上的意见发生冲突。当时在内阁辅佐朝政的阁臣有费宏、石、贾泳，席书对这些阁臣都不喜欢，便极力推荐杨一清、王守仁进入内阁，并且说：“现在内阁中诸大臣都是平庸之材，不足以与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平定叛乱、匡救时世，除了王守仁别无二人。”皇上说：“席书作为大臣，应该提供些定国大略，共同渡过这个艰难时期，怎么能只指责别人是平庸之材呢?”席书推荐的两人，杨一清后来进入内阁，王守仁最终也没能入阁。

嘉靖四年(1525)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立世室，崇祀献皇帝于太庙。世宗谕令礼部集官会议，席书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上疏说：“三代中的周朝，太庙的建制是七庙制，即在太庙中供奉七个死后帝王的神主，其中有一庙为世室百世不迁，其他六庙按三昭三穆顺序排列，可以迁移。周朝因为周文王、周武王二帝王的功德很大，给他们立世室百世不迁。我朝明太祖首建四亲庙，供奉他的四世祖(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后来改为同堂异室制(同堂异室制是指同堂祭祀、异室供奉)。明太祖、明成祖的后继者认为太祖、成祖的功德可以和周文王、周武王相提并论，所以为二先帝各自建世室，百世不迁。现在献皇帝以藩王身份追尊帝号，何渊却想以献皇帝与太祖、成祖相比，在太庙中立世室，这太没有道理了。”席书等人的奏疏被世宗扣压在宫中。不久，张璁也上奏疏反对何渊的意见，他说献皇帝没当过皇帝，不宜入太庙，入则干犯皇帝的统系。席书又连上三疏，内容与张璁基本相同。世宗很想把献皇帝的神主奉入太庙当中，便派中官到席书家转达自己的意思，席书又秘密上疏恳切地劝谏。皇上很不高兴，责备了席书一顿。席书、张璁等提议，在太庙的左边另建一庙，专门供奉献皇帝的神主，世宗同意这个建议。何渊的建议因席书等人的反对而未被采纳。

席书对世宗的生母拜谒世庙，又持支持态度。嘉靖五年(1526)，供奉献皇帝神主的世庙建成于太庙之左。世宗的生母章圣皇太后将拜谒世庙。礼官的意见不一，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当时席书因为眼病不在朝，知道此事后便上疏说：“母后出宫拜谒世庙，这是前所未闻的大事，礼官中意见不一可以理解，这事全凭皇上自己斟酌裁决。现在世庙既然已经建成，臣希望皇上放宽法律、大赦天下，将被逐出朝廷的议礼官员召回。皇上如果能这样做，就是合万国之欢心以祭祀先王，这正表现了天子对父亲的大孝啊。”席书的奏疏很合皇上心意，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席书因为在议礼中支持世宗追尊私亲，被世宗视为心腹大臣。当初，给皇上献上《大礼考议》，为追尊私亲提供依据，席书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不久因为完成了《献帝实录》的编撰，进升为少保。皇上对席书恩宠之盛，即使是那些内阁大臣也比不上。席书得病不能视事，屡次上疏请求致仕，举荐罗钦顺代自己之职，皇上也多次安慰、挽留他不允他致仕。这以后席书的病势加重，请求致仕的要求更加恳切，皇上这才允他致仕，还下诏封席书为武英殿大学士，在京师赏赐他一座宅第，所得俸禄与以前一样。不久席书死去，皇上赠官太傅，赐谥号“文襄”，还命令他的一个儿子到尚宝司任尚宝丞。尚宝司是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机构，尚宝司的官职也是皇帝的新近侍从官。皇上给席书的待遇太优厚了。

席书处理事情很大胆，性情刚愎自用。当初，长沙人李作盗贼，被当地知府宋卿抓住定为死罪。席书当时巡抚湖广，发现宋卿有贪赃行为，便上疏弹劾宋卿故意加重李的罪行。皇上派大臣调查这件事，不像席书所说的那样。当时席书已被皇上所宠幸，便命令将李押解入京再次审讯。席书还上疏说：“臣因为议礼之事惹怒了众位大臣，所以刑官都袒护宋卿而加重李的罪行，请皇上命令法司给予辨别昭雪。”尽管法司的意见和宋卿一样，皇上还是顺席书的意思，特意减了李的死罪将他遣戍到边远地区。其他像庇护陈洸、排挤费宏等事，席书都肆意按自己的意思来办，被时论所斥责。

席书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席春，一个叫席篆。席春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学习期满被授以御史的官职，巡察云南。因为哥哥席书是都御史，所以席春改任翰林检讨。席春任的检讨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他参与编撰的《武宗实录》完成之后，按例应该升官。内阁大臣费宏以席春是由他官改任翰林官，便让他和另一检讨刘夔一起到按察使司任按察签事。刘夔原来也是御史，因为要回避其兄侍郎刘龙而改任检讨。席书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愤怒，便上疏说：“旧例，没有编撰国史成功的翰林官，才出翰林院到其他部门任职。”皇上因为席书的原因留下了席春，擢升为修撰，刘夔也留了下来，擢升为编修。席书因为这件事而怨恨费宏，多次上疏诋毁他。等到席书去世，皇上追念他议礼有功，便屡次给席春加官，直至翰林学士(翰林院的长官)。嘉靖十二年(1533)，席春由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右侍郎。皇上谕令吏部推荐堪当翰林官的人，席春想让原来的翰林官杨惟聪、陈沂回任，吏部尚书汪不同意，于是两人之间有了矛盾。后来，汪推荐官员不和席春商议，席春为此怒责汪。汪诽谤席春以前曾附合护礼派杨廷和排斥议礼派大臣，于是席春被罢职。后死于家中。

席篆任户科给事中。黔国公沐崑上疏弹劾按察使沈恩等人，席篆和同官李长私下里议论沐崑的弹奏很多是诬告，李长便弹劾沐崑。当时的皇帝武宗责备李长诬告大臣，将他下诏狱。李长的供词牵连到席篆，席篆和李长都被治罪贬到京外，席篆到湖北夷陵任判官。世宗即位后，席篆官复原职，但还未到任便死去了。皇上准予祭祀，赠官光禄少卿。

阮福晙

阮福晙（Nguyễn Phúc Tuấn，1885年10月8日－1925年11月6日）原名阮福宝嶹（Nguyễn Phúc Bửu Đảo）。越南阮朝第12任皇帝，1916年-1925年在位。第九位皇帝同庆帝阮福昪长子，第十一位皇帝维新帝阮福晃堂叔，1916年维新帝被废后被拥立为帝，年号启定，在位期间仍然是法国人的傀儡，虽然心有雄心壮志，希望恢复越南主权和阮王朝专制统治，但没有条件和能力，1925年抑郁而死，终年40岁，在位9年，庙号弘宗，谥号宣皇帝。

1885年生于顺化紫禁城，越南皇帝同庆之子。1916年被法国殖民者立为越南皇帝，年号启定（Khải Định）。

即位后，他誓言要重建皇室的威望；然而就他与法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深厚关系来看，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启定帝并不满意其处境，但是他仍旧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法国人的法令。因此，阮福晙普遍不受越南人的欢迎。 民族主义 者 潘周桢 就批评当一般的越南人民遭受到法国的剥削时，他却过着奢华的生活；阮爱国(即胡志明)则是写了一出名为《竹龙》的戏剧，来嘲讽启定皇帝表面上看起来很威武，但充其量只是法国人的掌中傀儡。而他于1922年的法国之旅也饱受非议。1923年阮福晙为新建他的陵寝而下令增加农民的税赋时，更让这股声浪达到最高峰；同时，他又签署了许多律令，造成更多的异议人士被逮捕入狱。

1919年，印度支那总督沙罗迫使启定帝废除了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使顺化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丧失。

1922年，阮朝启定帝赴法参加马赛博览会，谋求法国政府支持其子继位。在法越侨和留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并向启定递交措词激烈的《七斩书》。书中列举启定七项该斩的罪状：滥用君权，赏罚不明，奴颜婢膝，穷奢极欲，衣不如时，荒淫无度，阴谋访问。

启定帝自幼体弱多病，且患有 药瘾 ，最终在1925年11月6日因结核病去世，年仅四十岁。 庙号 弘宗（Hoằng Tông），谥号嗣天嘉运圣明神智仁孝诚敬贻谋承烈宣皇帝（Tự Thiên Gia Vận Thánh Minh Thần Trí Nhân Hiếu Thành Kính Di Mưu Thừa Liệt Tuyên Hoàng Đế）。

启定帝驾崩后葬于应陵（Ứng Lăng），该陵墓在1931年完工。位于 顺化 郊区。其结构同时融合中国及法国的建筑特色。整体来讲，陵墓的建筑式样却是欧式，尤其是两旁那尖耸入云的塔，体现了法国殖民时期的印记。但盘龙绕柱的雕刻是中国式的。陵墓分三层，主体颜色是灰色的，依山而建，一层比一层高。第二层最有气势，石象、石马和石群臣在两旁分立，中间是一座两层的石亭。亭中央放置着石碑，是 保大帝 （启定之子）为其父所作圣德神功碑。第三层是启定帝的陵寝，外面看是一座雕满龙的建筑，里面有一尊启定的铜像，是1922年在法国照启定的真人铸造的。

张氏静是阮福晙的元配，为维新朝辅政府长张如冈的女儿。1904年嫁给阮福晙为府妾。婚后生活不谐，1916年出家。同年，阮福晙被殖民政府立为皇帝，想册封张氏静为皇贵妃，但被张氏静拒绝。

黄氏菊于1913年嫁给阮福晙为府妾。1916年阮福晙继位后，黄氏先后被封为三阶惠嫔、二阶惠妃和一阶厚妃。儿子保大帝亲政后尊为端徽皇太后。

胡氏芷是阮福晙的继室，为启定朝重臣胡得忠的女儿。胡氏本为 维新帝 的青梅竹马，但在1915年朝廷为维新帝选妃时落选。1916年阮福晙继位后，胡氏芷被选入宫中，册封为一阶恩妃。

此外，他还拥有数位妾室。根据其中一位妾室的说法，“他对性并无多大兴趣”。

阮福晙只有一子，阮福永瑞，即末代皇帝 保大帝 ，由端徽皇太后黄氏菊所生。 

希法亭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 ，希法亭生于维也纳的一个职员家庭，高中时代参加了学生社会主义小组活动，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时期成为其领导人,大学毕业后一面开业行医,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04年他和M.阿德勒（1873～1937）共同编辑《马克思研究》丛书。在丛书第一卷中希法亭发表了《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1904），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早的反批判。他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党机关刊物《新时代》撰稿,1906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教师，1907年任《前进报》编辑。1910年发表了《金融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军医应征入伍。战后任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主编。1922年他促进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合并，并成为该党领导人之一。1924年以后任党机关刊物《社会》主编，1923年任德国政府的"社会化委员会"委员，同年8～10月，任 G.施特雷泽曼内阁的财政部长，1928～1929年,任H.米勒内阁的财政部长,在处理通货膨胀问题上遭受失败。1927年在社会民主党召开的大会上，希法亭提出了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张。1933年纳粹法西斯势力抬头，魏玛共和国垮台，希法亭逃亡国外，1940年在法国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1941年在巴黎狱中去世。

经济思想 　希法亭的主要著作《金融资本论》，利用德国帝国主义的素材作为分析背景，目的是研究"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该书"虽然作者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7页）。该书共有五篇,以独自的理论体系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第一篇《货币与信用》分析了流通信用和资本信用的区别。第二篇《资本的动员·虚拟资本》分析了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形式下，银行利用动员来的资本，可以获得一种属于特殊经济范畴的"创业者利润"。第三篇《金融资本与自由竞争的限制》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他的金融资本的概念是"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第四篇《金融资本与危机》分析了在金融资本支配下，作为资本的现实运动形式的危机，周期运动的结构变化，指出垄断组织的卡特尔不能阻止危机的发生，也不能回避其影响。第五篇《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分析了金融资本对整个社会关系的影响。

希法亭由于受到当时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能彻底摆脱唯心主义，而过于偏重从流通过程出发，陷入了流通主义的方法论。他在研究金融资本时，不是首先从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经济特征即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产生开始，而是从货币和信用开始，把流通领域提到首位，认为交换具有决定的意义。他的危机理论放弃了马克思对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分析，只认为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均衡条件的暂时"混乱"，是由于价格形成中的混乱所引起的"不均衡"。他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首先是流通手段,不需要和黄金联系,纸币的"通用价值"是由"社会必要的流通价值"来规定，不需要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中的迂回道路。他主张纯粹的纸币本位制，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就可以防止价值规律起作用。他认为这种中央银行可以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调节，决定它们的生产数量，因此,价格决定也就成了纯粹名义上的事情,其作用只不过是对卡特尔组织的资本贵族和广大劳动者之间进行总产品的分配而已。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按希法亭的理论，要对社会总生产过程以及其组成部分的流通过程、分配过程进行全面有意识的所谓"社会调节和管理"，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希法亭的理论，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奥维德

普布留斯·奥维第乌斯·纳索，通称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是奥古斯都时期第三个重要诗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城苏尔莫，卒于莫西亚托弥。家庭属骑士阶层，相当富有。青年时期曾受到良好教育，学习演说修辞，后又在雅典深造，并游历西西里和小亚细亚等地，最后回到罗马。他曾担任过一些低级官职，兴趣却不在政治，很有才华，结识了许多诗人。他的妻子出身名门，同奥古斯都家庭关系密切，使他能够在罗马出入上层社会，过了30多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公元8年，他突然被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东岸的托米（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据其自述，流放是由于一首诗和一个错误。有人认为这首诗可能是他写的《爱的艺术》，被奥古斯都认为有伤风化。至于所犯错误，奥维德没有明言，后人猜测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他在流放期间曾热切希望得到奥古斯都的宽恕，让他回到罗马，但始终未能如愿，病死在异乡。

奥维德从18岁左右起开始写诗，他的诗在题材和技巧方面受到亚历山大里亚风格的影响。他的创作可分为3个时期：早期、成熟期和流放期。早期作品主要是用埃勒格体（一称哀歌体）格律写成的各种爱情诗，包括《恋歌》《列女志》《爱的艺术》《论容饰》《爱的医疗》等。《恋歌》是他最早的作品，发表于公元前18年左右，共49首，诗中主要抒发对科林娜的爱情。科林娜可能并无其人，而只是当时爱情诗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列女志》共21篇，后6篇可能不是出自奥维德之手，而是别人的仿作。诗人用书信形式描写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子，如佩涅洛佩、美狄亚、狄多等的离恨悲怨之情。《爱的艺术》（3卷）传授爱的技巧。《论容饰》专谈脂粉等化妆用品，现仅存开头的约100行诗。《爱的医疗》同《爱的艺术》有密切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平息一些人对《爱的艺术》一书的指责而作。奥维德生活在奥古斯都的统治得到巩固的时期，当时奴隶主阶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奥古斯都为了整顿社会风尚，巩固新政权，采取了不少恢复古代道德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奥维德这一时期的爱情诗内容轻佻，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面貌。他的诗语言优美，技巧娴熟，发展了提布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埃勒格体爱情诗传统。奥维德在这一时期还写过悲剧《美狄亚》，可惜已散佚。

奥维德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主要是长诗《变形记》和《岁时记》。《变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全诗共15卷，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根据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理论，用变形，即人由于某种原因被变成动物、植物、星星、石头等这一线索贯串全书，包括大小故事250多个（其中以爱情故事为主），是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大汇集。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由宇宙的创立、大地的形成、人类的出现开始，直至罗马建立，凯撒遇刺变为星辰和奥古斯都顺应天意建立统治为止。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根据神话传说的某些表面联系，把它们串联起来。为了使情节生动，作者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手法，精彩地描述了许多著名的古代神话传说，并着力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变形记》原稿在奥维德被流放前已基本完成，但未及最后加工。《岁时记》原计划写12卷，按时间顺序每月一卷，叙述罗马的宗教节日及与其有关的传说、历史事件和祭祀仪式、民间习俗等，但作者只写了前6卷，即因流放而中断。残稿在作者死后由友人发表。《变形记》和《岁时记》共同的思想倾向是宣扬罗马的传统及其光荣的历史，赞扬奥古斯都的统治，这表明作者这一时期已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创作纳入官方思想意识的轨道。

奥维德流放期间的作品主要是《哀歌》和《黑海零简》。《哀歌》共5卷，收诗50首。《黑海零简》共4卷，收诗46首，为诗人流放期间致妻子、友人或罗马的一些达官贵人的信件。前3卷由作者自己收集，第4卷在作者死后由友人收集发表。这两部作品的内容相近，主要描写流放途中的感受、流放地的风土人情和艰苦生活，表达作者被禁锢异乡时的孤独、痛苦心境和对罗马的眷恋之情。此外，他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鸩毒》和《捕鱼》等诗，前者模仿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的同名作品写成，抨击不忠实的朋友；后者只留下134行诗，主要介绍黑海的鱼类品种，艺术价值不高。

奥维德的诗在当时非常流行，中世纪时仍然受到欢迎。从文艺复兴开始，他的《变形记》向欧洲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古代神话世界，受到特别推崇，许多作家、艺术家从中吸取创作素材。他的诗对但丁、W.莎士比亚、J.W.von歌德等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董康

董康（1867—1947）江苏武进人。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授刑部主事。二十八年(1902)经沈家本奏调为法律馆纂修兼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派赴日本调查司法。三十三年(1907)为大理院推事。宣统三年(1911)晋升刑庭推丞。清亡后避往日本京都，1913年返国，应司法总长梁启超邀请，任司法编查会副会长，继任大理院院长，一度曾在上海执业律师，193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委员、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董康自早年任官刑部后即经常搜访旧书，曾以八元廉价得法式善手抄的《宋元人小集》八十册。其收书以宋元及明嘉靖前的古本为主，1916年收得宋周密《草窗韵语》，后以二千元高价售出。董康尤以藏戏曲、小说为最多，如有原怡亲王府抄本《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归北图)、《李卓吾批评幽闺记》、《浣纱记》、《孔夫子周游大成麒麟记》、《丽句亭评点花筵赚乐府》等等，1931年时售与北平图书馆，在抗战中曾运藏美国，1965年运至台湾，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辛亥革命后董康避往日本时，携其藏书随往，本拟开设书肆营生，未能实现，就以部分藏书售与日本钜富大仓氏。1913年底董康将剩余精本载返上海，旋即散去，如宋刊本《吴郡志》经缪荃孙作介，以八百元让给刘承干嘉业堂。董康刻书印书之名甚于藏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成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三十年中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刊》三十余种及《敦煌石室遗书》、《董解元西厢》、吴梅村家藏稿影元本《中州集》等。又为潘宗周宝礼堂监造、刊行《礼记正义》，装潢板式一如原书，仅印一百部，以枣木制成书板，甚精美。也曾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等家代刻书。除木刻版外，董康并从事新兴的影印和活字排印工作，影印的书大都寄往日本，由小林忠次郎制版，再寄回印刷。董康著述亦富，有纪录四次扶桑之行的《书舶庸谭》，与吴梅、王国维等校订《曲海总目提要》，曾为刘承干编撰《嘉业堂藏书提要》稿本十九册，又有《课花庵词》一卷及法律著作《秋审制度》、《集成刑事证据法》、《中国法制史讲演录》、《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修正案》等。今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隆间刻本《太平广记五百卷目录十卷》四十八册，又清顺治间刻本《雁楼集二十五卷》四册，卷内均有“董康”印记。室名“诵芬室”、“课花庵”。

毕沅

毕沅(公元1730—1797年)字纕蘅，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清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进士。官至湖广总督。为清代著名学者，所治兼及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也能诗文。有《灵岩山人文集》、《灵岩山人诗集》。又与他人同撰《续资治通鉴》。其他著述收入《经训堂丛书》。

〔正 史〕

毕沅，字纕蘅，江南镇洋人。乾隆十八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①。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庶子。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②，从总督明山出关勘屯田。调安肃道。擢陕西按察使。上东巡，觐行在，备言甘肃旱。谕治赈，并免逋赋四百万。擢布政使，屡护巡抚。所征金川，遗沅督饷，军无匮，授巡抚。河、洛、渭并涨，朝邑被水。治赈，全活甚众。募民垦兴平、盩厔、扶风、武功荒地，得田八十余顷。浚泾阳龙洞渠，溉民田。嘉峪关外镇西、迪化士子赴乡会试者，奏请给驿马。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唐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狱庙暨汉、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屡署总督。四十一年，赐孔雀翎。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四十五年，陕西巡抚缺员，谕：“沅在西安久，守制将一年，命往署理，非开在任守制例也。”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③苏四十三为乱，沅会西安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发兵讨之。事平论功，赐一品顶带。甘肃冒赈④事发，御史钱沣劾沅瞻徇⑤，降三品顶戴。四十八年，复还原品，寻实授巡抚。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厅回田五复乱，沅遣兵分道搜剿。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沅治军需及驿传供亿，屡得旨奖励。

沅先后抚陕西十年，尝奏：“足民之要，农田为上。关右大川，如泾、渭、坝、浐、沣、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诸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以时蓄泄，自无水旱之虞。古来云中、北地、五原、上郡诸外畜牧，为天下饶，若酌筹闲款，市牛羊驼马，为畀⑥民试牧，俟有孳生，交还官项，余则畀其人以为资本。耕作与畜牧相兼，实为边上无穷之利。”议未行。

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奏：“河北诸府患旱，各属仓储，蠲缓赈恤，所存无多，请留漕粮二十万备赈。”既又请缓征民欠钱粮，并展赈⑦，上温谕嘉之。命诣胎簪山求淮水真源，御制《淮源记》以赐。五十一年，赐黄马褂。授湖广总督。伊阳盗秦国栋戕官，上责沅捕治未得，命仍回巡抚。五十三年，复授湖广总督。江决荆州，发帑百万治工。沅奏：“江自松滋下至荆州万城堤，折而东北流，南逼窖金，荆水至无所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坝、鸡嘴石坝，逼溜南趋，刷洲沙无致壅遏。”又请修襄阳老龙堤、常德石匮堤、潜江仙人堤，凿四川、湖北大江险滩，便云南铜运。

五十九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邪教并起，称传自湖北，沅赴襄阳、郧阳按治，降授山东巡抚。上以明年归政，令督抚察民欠钱粮豁免，奏蠲山东积逋四百八十七万、常平社仓米谷五十万四千余石。 六十年，仍授湖广总督。

湖南苗石三保等为乱，命赴荆州、常德督饷，以运输周妥，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民聂人杰等挟邪教为乱，破保康、来凤、竹山，围襄阳，沅自辰州至枝江捕治。当阳又陷，复移驻荆州，上命解沅总督。旋⑧克当阳，获乱渠⑨张正谟等，复命沅为总督如故，予二等轻军都尉世职。寻奏乱渠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皆就获，惟石柳邓未获;请撤各省兵，留二三万分驻苗疆要隘。上谕曰：“撤兵朕所愿，但平陇未克，石柳邓未获，岂能遽议及此?”寻获石柳邓。上命沅驰赴湖南镇抚。疏言：“樊城为汉南一都会，请建砖城，以工代赈。”二年，请以提督移辰州，增设总兵驻花园汛。寻报疾作，手足不仁⑩，赐活络丸。旋卒，赠太子太保。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夺世职，籍其家。

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

《清史稿·毕沅传》卷三三二

〔注 释〕

①章京：军机处的章京，被称为小军机，为堂官的重要助手，执掌文书事务。②道：清代在省与州、府之间设道，其主管官员一般称为道台。③回：回族人。④冒赈：冒领赈济钱粮。⑤瞻徇：向上徇私。⑥畀(bi)：给予，付与。⑦展赈：请求派员审察赈济事宜。展，察看，省视。⑧旋：不久。⑨乱渠：叛乱首领。⑩手足不仁：手脚麻木。不仁，指手脚痿痹不能运用自如。

施瓦布

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 1792年6月19日－1850年11月4日），是德国著名的浪漫主义男诗人。他生于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宫廷官员家庭，曾是席勒的老师。1809至1814年在蒂宾根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结识乌兰德等著名文学家。1815年去德国北部地区考察旅行，结识歌德和霍夫曼等人。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发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曾出版《美好的故事和传说集》、《德国民间话本》和《希腊神话故事》。他的主要诗集有《博登湖上的骑士》、《马尔巴赫的巨人》等。施瓦布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施瓦本”派的一员，且得到符腾堡统治者的赏识。施瓦本（Schwaben）是德国一历史和文化地区，包括当时的符腾堡。他一生热爱祖国和故乡，作品大都反映当地风土人情，但最著名的却是《希腊神话故事》。

李世民

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即唐太宗。唐代皇帝、政治家、军事家。李渊次子。公元626—649年在位。唐朝杰出的皇帝。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自幼机敏聪慧，见识非凡。18岁前曾生活于民间，知百姓疾苦，目睹隋王朝的覆亡。后随父南征北战，多谋善断，深得父亲喜爱。隋大业十三年(617)，策动父亲于太原起兵反隋，入关建立了唐王朝。他因功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并带兵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因与太子李建成不和，于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及弟李元吉。高祖李渊迫于形势，遂传位于他，自称太上皇。次年，唐太宗改元“贞观”。他在位23年，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他统治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史称“贞观之治”。但在其统治后期，生活奢侈，营建宫室，人民负担沉重，阶级矛盾加深。贞观二十三年(649)，因服“金石秘剂”，病逝于含风殿，年52岁，庙号太宗。

李世民一生推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吸取隋亡的教训，完善“三省六部”制发展科举制度，注意人才的选拔并耐心接受臣僚的意见清理刑狱，废除一些苛法，变重刑为轻刑，并严格要求官吏依法执行。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推行“输庸代役”政策，力求把赋役控制在法定范围内奖励开荒，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边疆建设上，迫使北方的突厥讲和，并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民族政策。北定突厥，又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建立汉藏的友好和睦关系。他通过一系列的军事与外交活动，使唐朝的版图西至焉耆(今葱岭东)，东极大海，南抵林邑(今越南占城)，北达大漠地区。在文化上，下令设置史馆，广泛购求和整理天下图籍，抄藏内府下令编修《氏族志》，命魏徵编《群书治要》、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李泰修《括地志》等，大大繁荣了学术文化。在外交上，积极同亚洲各国保持往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通过交流，许多国家的植物品种、音乐、舞蹈、绘画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丝绸、茶叶、瓷器等传往亚洲许多国家。李世民统治时期，文治、武功都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兴盛的大国。他非常注意纳谏，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也总结了“贞观盛世”的主要经验：一、不嫉贤妒能二、用人扬长避短三、敬贤而谅解不才之人四、褒奖正直之人五、同等看待汉族和夷狄等民族。正因如此，李世民才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成为全世界较有影响的一代巨人。

尤袤

尤袤[ mào ]（1127年4月2日—1194年）字延之，自号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为泰兴令。孝宗乾道七年(1171)，为秘书丞。乾道八年，为著作郎，乾道九年，知台州。为江东提举常平，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为江东提刑。淳熙十一年(1184)，为枢密院检详文字。淳熙十二年，为右司郎中。淳熙十三年，为左司郎中。淳熙十四年，为太常少卿。淳熙十五年，为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旋为中书舍人。次年，罢职。光宗绍熙元年(1190)，起知婺州，改太平州。绍熙三年，为给事中，兼侍讲，旋兼侍读。绍熙四年，为礼部尚书。次年卒，谥文简。有《遂初小稿》，已久佚。今所传《梁溪遗稿》，乃后人辑录。尤袤的诗，早岁与萧德藻齐名，或称“尤、萧”(方回《桐江集》卷三《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绍熙二年(1191)，杨万里为萧德藻《千岩摘稿》作序，以范成大、尤袤、陆游、萧德藻并列，并称袤诗“平淡”。宁宗庆元二年(1196)，万里复称以上四人为“近代风骚四诗将”(《诚斋集》卷三九《谢张功父送近诗集》)。嘉泰三年(1203)，万里复有“尤萧范陆四诗翁”之句(同上卷四一《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而尤袤则以范、杨、萧、陆并列(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引)。然萧德藻之诗，传世者少。至方回，始以尤、杨、范、陆并列，谓中兴以来言诗必曰此四人;其《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称尤、范之诗“冠冕佩玉，度骚媲雅”，与杨、陆“皆胸中贮万卷书，今古流动，是惟无法，出则自然”，而《题张功父南湖集》(《南湖集》卷首)谓尤诗“娇淡细润”。方回深赏其诗，其入选《瀛奎律髓》者达三十二首。以后遂日就湮抑。尤袤论诗，反对江西派，所作平易晓畅，创作主张与实践一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残篇断简尚足与杨、陆、范抗衡。今人钱鍾书则谓其《淮民谣》为民请命，乃集中压卷之作，其他作品“都很平常，用的词藻往往滥俗，实在赶不上杨、陆、范”(《宋诗选注》)。《宋史》卷三八九有传。

霍布豪斯

里奥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Hobhouse，Leonard Trelawney，1864.09.08～1929.06.21）生于英国康沃尔，卒于法国阿郎松。就读于牛津大学。1887～1897年任教于牛津大学，教授哲学。1897～1902年任《曼彻斯特卫报》编辑、主要撰稿人。1907～1929年任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代表作有《自由主义》（1911）、《社会演化与政治理论》（1911）、《形而上学的国家论》（1918）、《社会正义之要素》（1922）等。 霍布豪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一员，他反对传统的放任自由观念，但对该思潮中T.H.格林等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成分亦抱有怀疑态度。他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但主要吸收了其中的集体主义成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的无限度竞争则表示拒斥。霍布豪斯强调个人不能脱离于社会而存在，因此个人自由也有赖于外部的社会境况，而且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尽到相应的社会义务。社会既要给予人们进行多样化和差异发展的空间，又要兼顾到不同个人与群体的平衡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与冲突。国家不能以契约自由等名义对市场机制袖手旁观，而应当为了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主动进行干预。但他同时也对官僚国家权力扩张带来的危险心存警惕。霍布豪斯的思想反映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时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对此后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夏丏尊

夏丏[miǎn]尊（1886年6月15日—1946年4月23日），原名铸，字勉旃，号闷庵，别号丏尊。1886年6月15日(清光绪十二年五月十四日)生于浙江上虞。父亲是个秀才，也希望他走科举道路，故他自幼即入私塾读经书。1901年考中秀才，翌年去上海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书，因学费昂贵，一学期后辍学。回家后读《华英进阶》、《华英字典》(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代数备旨》等书自学。1903年入绍兴府学堂(浙江第五中学前身)读书。该学堂不收学费，成绩优良者还每月可得几毛至一块钱“膏火费”。夏因成绩优异，颇受老师们的青睐。

1904年，夏丏尊再次辍学回家，替父亲坐馆，一边教书，一边坚持自学。次年，他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中学课程，第二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没有得到官费，经费拮据，不得不于1907年辍学回国。

1908年春，夏丏尊应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沈钧儒的邀请，任该学堂通译助教，为教育学科日本教员中桐确太郎做翻译。翌年，鲁迅(周树人)留日归来，任两级师范生物学科日本教员本多原二郎的翻译和生理学教员，夏与鲁迅是同乡，又都留学日本，两人交往渐多。夏自称是受鲁迅“启蒙的一个人”。1909年冬，监督沈钧儒辞职，夏震武继任，因顽固不化，被称为“夏木瓜”。夏震武要求教员穿礼服到礼堂参见，又要求教务长许寿裳陪同谒圣(孔子)。夏丏尊与鲁迅、许寿裳等相约罢课，以示抗议，夏震武被迫辞职。这场“木瓜之役”以夏丏尊、鲁迅等人的胜利而告终。

在两级师范学堂，夏丏尊除做翻译外，1913年还兼任了舍监。在任舍监的七八年里，学校秩序井然，学生讲礼貌，守纪律。人们把夏的管理比作“妈妈的教育”。1913年，两级师范学堂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夏丏尊看到学生国文程度差，又自告奋勇担任国文教员。他征求学生对国文课的意见，从语文教学和新文学的观点着眼，选择结构谨严或富有文学意境的文章做国文课教材，尤喜欢桐城派的古文。他教国文注重“朗读”和“干念”，考查学生成绩爱用听写的方法。在教学中，他注重“读”、“听”，也注重“写”。

夏丏尊在两级师范和浙江一师时，先后与鲁迅、李叔同、许寿裳、刘大白等同事，尤与李叔同交往甚密。两人共事七年，晨夕一堂，情逾手足。李叔同几次想离校另谋他职，都因夏丏尊再三恳留而作罢。“五四”时期，浙江一师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十分活跃，夏丏尊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都支持新文化运动。他们改革国文教育，主张文白并重，强调教材的思想性。他们的进步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并攻击陈、夏、刘、李为“四大金刚”。夏等和全校的进步师生团结一致，使这个省立中等学校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南北辉映，成为江南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基地。1920年春，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复亮)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浙江教育界和思想界的新旧两派，围绕此文展开激烈的斗争，顽固派乘机对校长经亨颐和“四大金刚”展开全面进攻，给夏丏尊等人扣上了“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等罪名，要求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经不从，他们竟下令撤换校长，遭到进步师生的坚决反对。顽固派恼羞成怒，唆使军阀派兵包围学校，制造流血事件，是为“浙江一师风潮”。

夏丏尊此时除在浙江一师任教外，还有一些社会兼职活动。1919年夏与沈仲九、经亨颐、刘大白等编辑浙江教育会刊物《教育潮》。

“浙江一师风潮”后，夏丏尊被迫离校，应湖南第一师范邀请去长沙执教，与周谷城等同事。夏丏尊继续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他教国文课提倡发挥学生自由思想，反对专替古人作注疏，并把后一种教学方法讥为“留声机”。

1922年，上虞县的绅士陈春澜捐资在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经亨颐任校董兼校长，夏丏尊应邀返乡至春晖中学任教，和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一起，努力把春晖中学办成学生的乐园。1924年底，夏丏尊、朱光潜等主张男女合校，与校长经亨颐意见不合，乃集体辞职。1925年春，夏丏尊到上海与友人共办立达学园并任教。他教国文，兼授文艺思潮。不久，立达学会成立，夏兼编会刊《一般》。1927年夏应邀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加剧，夏丏尊掩护过不少革命青年。夏的学生叶天底是中共上虞县委书记，不幸被捕于杭州监狱。夏闻讯后想方设法营救，但终未成功。看到学生横遭虐杀，夏十分痛苦，写下了这样一副联语：“宁可早死，莫作先生!”他毅然离开了学校，和章锡琛在上海共创开明书店，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用他手中的笔，写、译、编、著，踏进了更大的课堂。为编辑出版有意义的书籍，他“把读者群规定为求知欲最旺的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翌年，夏翻译了意大利著名诗人孟德格查的《续爱的教育》。夏翻译这本书，是“希望国内整千万无福升学的少年们能从这书获得一种慰藉，发出一种勇敢的自信来”。《续爱的教育》出版后风行一时。

1930年1月，夏丏尊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创刊。为了把《中学生》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夏颇费心思，每期都是自己拟定题目，约人写文章。不到一年，杂志行销数就超过三万份。1931年3月，叶圣陶担任《中学生》杂志主编，夏任《中学生》杂志社社长，他们亲密合作，把《中学生》办得更好。

此时，各地有不少学生失学，夏丏尊和叶圣陶、章锡琛等人决定开办函授学校，帮助失学青年自学普通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些谋生必需的技能。1933年“上海市私立开明函授学校”正式开办，夏丏尊任校长并兼国文课教师。函授学校每月出一册讲义，各学科教材混合在这册讲义中，寄交学员自学。计划共出十八册，每三册是一个学期的功课量，十八册讲完中学六年的课程。当时中学是三三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函授学校则用三年的时间来修习六年的课程。可惜两年后，因延聘工作人员支出过多，讲师批改作业负担过重而停办。

开明函授学校停办之后，夏丏尊集中精力编撰国文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早在浙江两级师范时夏就自选教材，在长沙一师和春晖中学时就编写讲义，至立达学园后其讲义经刘薰宇补充修改，于1925年以《文章作法》为名出版。1934年夏与叶圣陶合著的读写故事《文心》以及与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全三册)出版。次年，夏与叶圣陶合编的《初中国文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六册，每册十八课，因抗战爆发，后两册未能出版)由开明书店陆续出版。1937年6月，夏丏尊与叶圣陶合编的《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课本)》(六册)出版。1938年，夏丏尊与叶圣陶合著的《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出版。这些书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其中《国文百八课》被誉为30年代“颇具特色”的国文教科书。《文心》几乎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当时日本《新中国事典》称誉这本书是“在国语教育史上划了一个时代”。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聚集作家七八十人，夏丏尊年岁最大，被推为主席;他与茅盾等九人当选为理事。会议提出作家要形成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运动共同努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夏丏尊为编委之一。9月，开明书店内迁，夏因年迈多病，留守上海。1938年，夏丏尊编辑出版《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书。因开明书店经济周转困难，不能按月支薪，为生活所迫，夏在南屏女中兼任国文教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侵入上海租界。夏丏尊见环境日趋恶劣，辞去南屏女中教职，深居简出，闭户读书，并皈依了佛教，成为终身居士。他应某大寺院的邀请，将《南传大藏经》中《本生经》从日文翻译成中文。这时夏丏尊对他的好友李叔同更加钦敬，认为李叔同献身侍佛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救世的大勇行为。然而信佛和闭门读书也不能躲过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纠缠，日方认为夏丏尊曾是留学东京的学生，要他出来为“东亚共荣”效力，夏丏尊坚决拒绝。为此，夏于1943年12月15日被日本宪兵关进监狱。审讯时，日军出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张抗日的宣言，据以问罪。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人的奔走营救，得以于25日获释。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夏丏尊与战前复旦大学同事傅东华和文教界志友筹组中国语文教育会，准备继续为文化运动努力。8月11日，他与李健吾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此后夏丏尊肺病加剧，但仍坚持工作，写《双声词语的构成方式》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四十一期后，即卧床不起。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逝世。

张志公

张志公（1918年11月-1997年5月20日），河北省人。1937年入中央大学，1940年离校任中学教员，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先后任金陵大学、海南大学、香港华侨大学助教、副教授、教授，讲授英语、外国文学和语言学概论等。1950年后任开明书店编辑、《语文学习》主编。1955年起先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外语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兼任国家语委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座教授等职，以及北京语言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顾问等多项学术性职务。致力于汉语语法学和修辞学的研究。1953年出版《汉语语法常识》一书，兼采众说，而又自成体系，在当时语法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打破了过去词类中助词都是指语气词的陈规，根据助词的特点将它们分为3类，即时态助词(着、了、过)、结构助词(的、地、得)和语气助词。这种比较合理的分类，后来一直为许多语法著作所采用。句法方面，他提出了常式句、变式句、存现句等新的句式概念，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解决一些难于解决的句子成分及句子格式的问题。他强调要区分语言的一般现象、特殊现象和个别现象，强调语言规律要从一般现象中归纳出来。认为解决汉语的句法问题必须进行词法和句法的综合研究，句法分析必须把结构和意义结合起来。语法研究中强调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统一，这在语法学界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56年主编了中学《汉语》课本，并主持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建立的工作，同时，主编了反映“暂拟系统”的《语法与语法教学》一书。1959在《汉语》课本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语知识》。此外，还著有《语法学习讲话》、《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语文教学论集》、《修辞概要》等书，主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代汉语》教材等。其中，《修辞概要》打破了修辞学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限，将修辞和语法、风格学联系起来，对后来修辞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1992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张志公文集》，两次获国家级优秀著作奖。40余年来，他致力于汉语语法学和语言教育的研究，在普及汉语语法知识和改进语言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和语言教育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已被选定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之一。

夏原吉

夏原吉（1366年-1430年），明代名臣，文学家，字维喆，今李宅乡中村人。先后任户部侍郎和户部尚书等职。永乐元年（1403），原吉受命巡视浙西治理嘉（兴）湖（州）淞（江）水患。他力排众议，指挥十万役夫，以大禹治水导三江入海的办法疏浚吴淞江下游，并上接太湖，建造蓄泄水闸导水入海。施工时，他布衣徒步亲临现场，日夜经通，盛暑不张伞，与民同甘共苦。工程竣工后，江浙大地数百年之后仍大受其利。夏原吉自明太祖至宣宗历六朝，高官显爵40多年，酌大体，恤民苦，为政清廉。永乐二十年冬，原吉因劝阻成祖朱棣出征漠北，先被贬职，后遭拘囚，家产籍没。堂堂尚书，被查抄的家产中，仅有布衣瓦器。朱棣远征未获结果，病逝于返京途中。他逝世前对侍臣说：“夏原吉爱我。”洪熙元年（1425），夏原吉复任户部尚书，后进爵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入内阁参与机务，成为朝廷台阁重臣。夏原吉在立德、立言、立行上俱可为风范。逝世后赐谥“忠靖”，赠太师。著述有《夏忠靖集》6卷，诗文平实雅淡，不尚华靡。

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英国戏剧家和诗人。他在戏剧艺术的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西方文艺评论界把他同荷马、但丁和歌德并称为世界四大诗人。

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中部沃里克郡艾汶河上的斯特拉福镇。父名约翰，早年是自耕农，1551年迁居到斯特拉福镇，开了一家店铺，经销皮革制造品兼营农产品的生意。约翰的家境逐渐富裕起来，1557年他同当地富家女儿玛丽·阿登结婚，生了8个子女，存活5人，莎士比亚行三，也是长子。1566年，约翰担任了镇上公职，三年后，又当选为镇长。

莎士比亚约7岁时，进入当地圣十字文法学校，学习拉丁语、文学和修辞学。十五、六岁时，因父亲的生意亏损，家道中落，在家协助父亲作生意。1582年，莎士比亚18岁，同比他年长8岁的邻乡富裕农民的女儿安·哈瑟维结婚，次年5月，生女儿苏珊娜。1585年又产孪生子，女名裘迪丝，儿子名哈姆纳特(11岁夭亡)。

从1585年到1592年，莎士比亚的经历不详，据传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又传说他当过兵。约在1587年，莎士比亚去伦敦。去伦敦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他跟随某巡回演出的剧团前往。另一种说法是他的同乡理查·菲尔德在伦敦经营一所印刷所，莎士比亚去那里谋生。流行最广的传说是说他曾潜入乡绅托马斯·路希爵士庄园的苑囿违禁猎鹿出了事，逃往伦敦。这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说法使得这一苑囿现在成为英国的名胜古迹。

据传说，莎士比亚热爱戏剧，初到伦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在一家剧院门口当马夫，侍候骑马前来看戏的富人。后来他加入剧院，扮演次要角色，再后，他担任导演。当时伦敦有几家固定剧院，需要经常变换节目，迫切需要剧本，莎士比亚便改编旧剧本，同时创作新剧本。

英国最初的剧团没有固定的戏院，剧团经常在全国巡回演出。为了避免惩治流浪者血腥立法的迫害，剧团职业演员都投靠贵族或宫廷，算作仆役、侍奉，求得庇护。莎士比亚最初参加了“海军大臣侍奉剧团”，约在1594年参加了“御前大臣侍奉剧团”，并成为该剧团的股东。1603年，该剧团改名为“国王侍奉剧团”。

莎士比亚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善于思考，勤于向前人学习，向生活学习。1592年以前，他已编出《亨利六世》、《理查三世》和《错误的喜剧》。这年3月3日，伦敦玫瑰剧院开始上演《亨利六世》，这场戏的演出展示了莎士比亚的才华。当时的剧作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才子”，他们对来自农村、学历浅薄的莎士比亚突然成为剧坛的明星，深感不安，羞与为伍。名噪一时的戏剧作家格林在给同行的公开信中攻击说，莎士比亚是一只“青云直上的乌鸦，利用我们的羽毛美化自己，用演员外衣掩盖起狼虎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比美;他是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自以为在英国只有他才能‘震撼舞台’”。

莎士比亚时代，寻找贵族充当庇护人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莎士比亚的庇护人是南安普顿伯爵亨利·娄赛斯雷。他的两篇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克鲁丽丝受辱记》就是由他的同乡理查·菲尔德出版，献给这位伯爵的。1596年，莎士比亚得到伯爵的帮助，替父亲申请并获得家徽，于是莎士比亚家成为世袭的乡绅。莎士比亚的家乡离伦敦约100英里，据推测，他每年回家探亲。1597年在家乡购置了房产。1602年，又在家乡购置了127英亩地产。大约在1610年，莎士比亚回到故乡，同女儿苏珊娜和裘迪丝居住在一起，但仍给剧团编写剧本，1616年4月23日逝世。葬于镇上的圣三一教堂。有关莎士比亚传记资料很少，但我们可以从他遗留下来的作品了解他。应该认为“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的唯一传记作者”。

莎士比亚一生共写了两部长篇叙事诗，37个剧本，154首十四行诗和一些杂诗。莎士比亚生前，只有长诗和十四行诗集以及少数剧作出版。1623年，他的剧作才由他剧团老同事约翰·海明琪和亨利·康德尔搜集整理，编印成《莎士比亚戏剧集》，收入36个剧本，没有收入《泰尔亲王配力克力斯》。剧目是按喜剧、历史剧和悲剧编排的。他们为这部戏剧集写了序言，称赞作者善于模仿自然，表达自然。著名的戏剧家本·琼生在为这部戏剧集题词中，称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又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

经学者们研究，一般把莎士比亚创作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一)1590—1600年为历史剧和喜剧时期;(二)1601—1607年为悲剧时期;(三)1608—1612年为神话剧(传奇剧)时期。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时期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那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学艺术兴盛。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海上入侵(1588)后，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年轻的莎士比亚初到文物汇粹的首都，以乐观主义精神从事创作。

《维纳斯与阿都尼》(1592—1593)是莎士比亚最早的诗作，它的内容是写爱情女神维纳斯对青年阿都尼的爱慕与追求，以及她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此诗出版后风行一时。《鲁克丽丝受辱记》(1593)写鲁克丽丝因受辱而死一事导致罗马王政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诗的主题是谴责强暴，申张正义。这两部长篇叙事诗题材来源于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作品。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约在1592至1598年陆续完成。大部分诗组是写诗人同一位青年贵族友谊的沉浮变化;最后是诗人对一位黑肤色女子的钟情。有些学者认为，这部诗集是自传性质的作品，但是难以证实。

在第一时期，莎士比亚写了九部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约翰王》是写约翰在位(1196—1216)时内外政策的失败。其他八部分为两组四部曲。前四部曲是《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1590—1591)和《理查三世》(1591)，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亨利六世冲龄即位，贵族相互倾轧，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的奥尔良战役(1429)中失利，国内先后爆发了杰克·凯德起义(1450)、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封建集团之间的玫瑰战争，直到理查三世被杀，都铎王朝统一国家。后四部曲是《理查二世》(1595)、《亨利四世》上、下篇(1597)和《亨利五世》(1598)。这一组剧本写的是理查二世昏庸，他的堂弟篡了王位称亨利四世，诸侯不服叛变，被亨利四世敉平。但王太子威尔斯亲王同下层社会流氓鬼混一起，胡作非为，王室前途堪忧。太子即位后，改过自新，称亨利五世。他恢复对法战争，阿金库尔一役(1415)获胜，迫使法王将公主许配亨利，又把王位继承权让给英王。这两组四部曲探索了英国100多年(1377—1485)间的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的历史。莎士比亚写历史剧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古喻今，预示未来，宣扬爱国主义。他担心因争夺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而重新发生封建内战，因此他严厉地批判了封建内战，谴责它是“狮子争夺窝穴”的不义战争。他认为历史经验是：“凶恶、残酷、荒唐、暴戾、违反人性”的战争造成流血惨祸，使人民颠沛流离，国土满目疮痍。莎士比亚揭发封建暴君，批判封建暴政。在他笔下的封建暴君理查三世以血腥手段篡夺了王位，他就得以血腥手段统治。他以歹徒自许，仇视人间太平，生来就是为了把人间变成地狱。莎士比亚希望通过道德改善的办法，把封建君主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开明君主，以制服封建势力，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路。他塑造的亨利五世就是改恶从善的理想君主，能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争光荣。他理想中的国家就象音乐般和谐，奏出一串串丰满生动的旋律。

第一时期莎士比利还写了十部喜剧。最初的喜剧创作《错误的喜剧》(1592)、《驯悍记》(1593)、《维洛那二绅士》(1594)和《爱的徒劳》(1594)等是学习古代罗马和英国优秀戏剧传统的习作。从《仲夏夜之梦》(1595)以后，剧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较明显的提高。《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1599)、《皆大欢喜》、《第十二夜》(1600)被称为莎士比亚四大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剧作中赞美人文主义理想，宣扬仁爱精神，歌颂纯洁坚贞的爱情和患难不移的友谊，宣扬个性自由与幸福。剧中洋溢着作者爱国主义热忱和乐观精神。作者认为爱情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天然感情，可以战胜一切。他抨击了封建道德、封建压迫和封建门阀观念，批判宗教禁欲主义和清教思想以及早期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尔虞我诈等等现实世界的邪恶。

第一时期还写了三个悲剧，《泰特斯·安德路尼克斯》(1599)，是写罗马流血内讧的故事。《裘力斯·恺撒》(1599)是写罗马共和派反对恺撒独裁政治而形成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是写一对青年分属于两个世代为仇的封建家庭，他们之间的爱情受到阻挠，导致两人殉情。作者以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主义，但全剧的基调是赞美青春和爱情，沉浸在欢欣和对幸福向往的乐观气氛之中。结局是双方家族鉴于世仇造成惨痛后果而和解，给这一对情人塑了金像。人文主义原则获得胜利。虽然这是一出悲剧，但却是别具一格的悲喜交集的戏剧。

创作的第二时期，是新旧王朝交替时期，王权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矛盾日益严重，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的贫富对立，贵族密谋夺取女王政权，以后又密谋废黜詹姆士一世，天主教会也妄图政变，清教运动和人文主义冲击着封建社会。所有这些说明英国进入严酷动荡时代。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矛盾归结为善恶道德问题，他主张以道德改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当时资产阶级还较软弱，莎士比亚找不到幻想中的理想君主，他又反对人民革命运动，依靠个人的力量同黑暗的社会斗争，所以必然陷入悲观主义。于是他由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向往和赞美转向对现实的揭发和批判，他从写喜剧转向写悲剧。作品笼罩着晦暗的色彩和阴郁压抑的气氛。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创作了七部悲剧：《哈姆莱特》(1601)、《奥赛罗》(1604)、《李尔王》(1605)、《麦克佩斯》(1605)、《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6)、《科利奥兰纳斯》(1607)、《雅典的泰门》(1607)等。前面四剧被称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揭发控诉了社会罪恶与黑暗。《哈姆莱特》是写王子哈姆莱特的父王被叔父暗害，王位被篡夺，母亲改嫁叔父，父亲阴魂要他报仇。作者把哈姆莱特塑造成为一位人文主义思想家，并给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哈姆莱特把家庭悲剧同社会联系起来，认为英国是一座监狱，处于颠倒混乱的时代。他为了实现人文主义理想，扫荡社会罪恶，决心“重整乾坤”。但他只想到个人的作用。这说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罪恶方面是有威力的，但在行动上却软弱无力，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当时人文主义者的通病。《奥赛罗》(1604)一剧中写的是出身名门贵族的苔丝德蒙娜冲破种族偏见的障碍勇敢无私地爱上了奥赛罗。奥赛罗是一位黑肤色的摩尔人，他是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他误中阴谋家伊阿古的奸计，为了维护爱情的真诚，掐死了自己的爱妻。作者以爱情理想的破灭控诉了极端利己主义和邪恶势力。《李尔王》写的是李尔王失去王位之后，不堪长女、次女的虐待，奔向荒野在暴风雨中流浪，这时他才想到社会的不平和民间的疾苦，最后发狂而死。作者在剧中揭露金钱利欲败坏了伦理关系，并使人情浅薄， 世界冷酷。《麦克佩斯》(1605)一剧说明权位野心使得麦克佩斯由国家功臣、民族英雄变为弑君篡位的暴君，最后身败名裂。作者指出人文主义的仁爱精神是人的天性，野心使人残暴违反人性。麦克佩斯的悲剧就在于野心战胜了善良的本性。《雅典的泰门》(1607)的主题是批判金钱支配一切的罪恶作用。金钱换来的虚伪友谊使泰门倾家荡产，尝尽世态炎凉，变成厌世主义者。他在咒骂人类仇恨人类中疯狂而死。

在这一时期中，莎士比亚写了三部喜剧：《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1602)、《终成眷属》(1603)、《一报还一报》(1603)。这三部喜剧都是写爱情，但爱情之上笼罩着背信弃义、道德沦丧和社会罪恶的阴影，这些喜剧失去了早期喜剧的特色，喜剧含有悲剧气氛，实为悲喜剧。

莎士比亚的悲剧是抒写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文主义原则在现实社会受到挫折，但他并没有放弃它，而是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到了第三时期，他感到他的思想与现实的距离更远了，言论自由受到官方压制，文坛呈现颓废气氛。他不能沿着悲剧创作的批判方向继续前进。莎士比亚找不到实现他理想的途径，于是他由写悲剧转为写神话剧。他的神话剧虽然也触及社会黑暗势力，但他企图以抽象的道德感化罪恶，以宽恕的精神求得和解。他把希望寄托于幻想中的理想世界。这一时期除与别的作家合写的《亨利八世》(1612)和《泰尔亲王配力克力斯》(1608)外，他写了《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和《暴风雨》(1611)。这三部剧本情节大致相似，人物和背景都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剧中人物惨遭不幸，几乎成为悲剧，但由于偶然原因度过劫难，诬陷得昭雪，冤仇得和解。例如《暴风雨》是写米兰公爵的弟弟企图弑君篡位，公爵流亡荒岛，他以神奇力量让罪人们认识以前的罪恶行为，改过自新，得到宽恕，仇人重新和好。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所写的理想社会是没有官府，没有国君，没有私有土地，没有贫富，没有刀兵，人们依靠大自然的恩赐过着无知无识、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是作者理想幻灭后，对人类前途的模糊憧憬。作者认为达到理想的手段主要依靠道德改善，悔悟和宽恕。

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又是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思想，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上、舆论上做了准备，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莎士比亚对社会现象和时代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敏锐的观察和思考，他褒贬了一系列帝王将相，他勇敢地揭发了宗教的伪善和欺骗。他说：“在宗教上哪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可以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他的确上合天心。”他提倡人道主义，反对神道主义，颂扬人的价值，宣扬人的尊严，赞美人的理性和力量。他呼吁把人的思想感情从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莎士比亚以欢乐的心情赞美人文主义生活理想，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和争取个人幸福的权利，反对封建压迫、封建道德和封建门阀观念以及宗教禁欲主义和清教思想。他刻画了鲍西娅、罗赛林、苔丝德蒙娜、考狄利亚、朱丽叶等等新女性的可爱形象。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莎士比亚就敏锐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为发展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弱肉强食的掠夺本质。作者揭露资产阶级把大鱼吃小鱼奉为自然界的法则，为他们掠夺找到理论根据。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罪恶作用，他说，金钱可以使黑白颠倒，丑恶错乱，是非混淆，尊卑异位等等。马克思称赞他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

莎士比亚认为，戏剧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本来面目，给他的时代看一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本来面目。”莎士比亚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是深刻的。他的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封建社会晚期英国历史的面貌和历史运动的图景，展示了十六世纪五光十色的英国社会画面，刻画了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人物，精雕细刻了他们细致的心理特征。他写出了正反面社会势力的冲突。他既逼真地暴露现实，又坚定地批判现实。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密切地结合了浪漫主义。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哲理。他以丰富多彩的想象创造出高远深沉的意境，又以颇富感情色彩的热烈幻想来描绘理想世界。莎士比亚塑造了哈姆莱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佩斯、夏洛克、理查三世、福斯塔夫等等不朽的艺术典型。

莎士比亚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和英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欧洲各国新文化、新思想和创作技巧。他打破了传统戏剧创作模式和方法，打破了悲剧和喜剧的界限，在创作方法方面取得伟大成就。

莎士比亚的戏剧题材来自旧剧本和小说，有关英国历史的剧本，取材于霍林雪德编写的《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编年史》，有关罗马历史的剧本取材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莎士比亚的作品语言丰富多彩，形象鲜明生动，有优美高雅的诗句，有粗犷俚俗的言词，有哲学思辩的议论，有幽默诙谐的科白，有诗意浓郁的抒情，有社会生活中的交际语言。莎士比亚把民间的口语、谚语、俗语、格言等都搜集在他的语汇里，并予以新的创造。他长于恰当的形象比喻，传神有力。他能找到适当的字眼维妙维肖地描绘事物和人物。他的语言有强烈的感染力与表现力。莎士比亚丰富了英国语言。

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有很高的评价。在他们著作里，谈到莎士比亚的地方极多。恩格斯高度称赞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他认为将来戏剧的发展应当是“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①马克思也赞扬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他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的重大成就，提出了“莎士比亚化”②的创作原则。

萧统

萧统（501年―531年5月7日），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长子。武帝天监元年(502)，年仅二岁，被立为太子。幼聪睿，遍读儒家经典，及长，参与朝政。为人宽和容众，性素爱民，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辄敛容变色。好引纳才学之士，常与学士商榷古今，著述文章，后以游池溺水得疾，未及即位而卒。年仅三十一岁。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善诗赋文章，曾广集古今书籍三万余卷，其盛况为晋宋以来所无。编撰《文选》三十卷，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选录了自周秦至南朝齐梁时期文学作品约七百余篇，其中包括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选集。唐以后把它作为学习文学的教科书，杜甫曾教育其子要“熟精文选理”(《武宗生日》)。该书古今中外，流传极广，经世不衰，在继承古代文化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后世文学创作颇有影响。又曾为陶渊明编集作序，对其诗歌及人品评价甚高，使人们对陶渊明及作品有了新的认识。另撰集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英华集》二十卷，《隋志》均有著录，今不存。在文学理论上，他主张文学要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丽而不浮，典而不野”，与萧纲的绮丽文学的主张截然不同。原有集二十卷，已散佚。明人辑校有《昭明太子文集》，收入《四部丛刊》中。《梁书》、《南史》有传。

萧统爱好文学，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当他的东宫通事舍人。萧统曾主持编选历代文学作品选集《文选》，后人亦称《昭明文选》，唐人元兢《古今诗人看句序》说是他和刘孝绰编选的，《中兴书目》说是他和何逊、刘孝绰等编选的。而历代多数人认为是当时萧统和聚集在他周围的文人共同编选的。由于《文选》的选目和刘勰《文心雕龙》中列举的代表作比较接近，也有学者推测刘勰可能参加了编选工作。《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总集，对历代文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萧统于《文选序》中曾提出他编选此总集的标准是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作品为主，即强调文学作品应当具有形象思维的特征和华美的辞藻。他明确指出《文选》不收传统的经、史、子方面的著作，说明他对文学的特征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强调文学发展是不断进化的，总是逐渐由质朴而变得华丽，“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反映了当时文学创作崇尚辞藻华丽的特点。但是，萧统的文艺思想也不是一味追求华丽，而是主张文质并茂的。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特别是他对当时人们不重视陶渊明作品表示了特殊的爱好，为之编集并作序，又作《陶渊明传》，不仅赞扬了陶渊明人格的高尚，而且对他的诗文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这说明萧统的文学观有不同于流俗的独到之见，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陶渊明后来具有重大影响，是与萧统的提倡有密切关系的。

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父汉儒，有学行。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光宗朝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福王时，谥文敏。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擅书画，工诗能文，书法与同时的邢侗、米万钟和张瑞图并称为“晚明四家”，然邢、米的书法造诣远逊于他，故其卓然立于明季书坛，从书学上说，他不仅在明代晚期是卓然而立的一代大家，而且在整个明代书坛上他也作出了对前人的超越，明书法结穴应在他的身上。

董其昌的书学道路是十分艰难的，起意为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在《画禅室随笔》中，他自云：“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他在随笔中更详细地谈到自己十七岁以来学书的历程：“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况学道乎?”他的书论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书法美学观上，概括地说，便是主张巧妙与古淡。这种审美理想不仅体现于董氏个人对书法、绘画、诗文等诸般艺术的认识，而且也是晚明时代力图摆脱拟古之风而强调个性表现的艺术精神之反映。

他的书法追求一种古淡、雅朴、天真、自然的萧散境界。其用笔清劲而去其恶浊，结体自然洒脱而去其狂怪，用墨则润丽去其秾肥，章法则随手错综去其人工布置。何三畏在《云间志略》中说董书：“玄宰精诣八法，不择纸笔辄书。书辄如意，大都以有意成风，以无意取态，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容台集》曰：“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者意少耳。”明谢肇浙《五杂俎》曰：“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清何焯《义门题跋》曰：“思翁行押尤得力《争座位》，故用笔圆劲，视元人几欲超乘而上。”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行草第二十五》评曰：“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有传。

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正 史〕

董其昌，字元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还授编修。皇长子出阁①，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②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归。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

光宗立，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明年秋，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寻转左侍郎。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太子太傅。福王时，谥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强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拟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明史·董其昌传》卷二八八

〔注 释〕

①出阁：皇子离开朝廷到自己的封地作藩王。②嗾：唆使。

〔相关史料〕

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促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名山遇赋客，何异士遇知己?一入品题，情貌都尽。后之游者，不待按诸图经，询诸樵牧，望而可举其名矣。嗟嗟!“澄江净如练”，“齐鲁青未了”，寥落片言，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岂独勿作常语哉?以其取境真也。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余少学子久山水，中复去而为宋人画，今间一倣①子久，亦差近之。

日临树一二株，石山土坡，随意皴②染，五十后大成，犹未能作人物舟车屋宇，以为一恨。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注 释〕

①倣(fang)：学习，仿效。②皴(cun)：国画的一种绘法。先钩成山石树木轮廓，用侧笔蘸水墨染擦，以显脉络纹理及凹凸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