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豪斯

里奥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Hobhouse，Leonard Trelawney，1864.09.08～1929.06.21）生于英国康沃尔，卒于法国阿郎松。就读于牛津大学。1887～1897年任教于牛津大学，教授哲学。1897～1902年任《曼彻斯特卫报》编辑、主要撰稿人。1907～1929年任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代表作有《自由主义》（1911）、《社会演化与政治理论》（1911）、《形而上学的国家论》（1918）、《社会正义之要素》（1922）等。 霍布豪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一员，他反对传统的放任自由观念，但对该思潮中T.H.格林等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成分亦抱有怀疑态度。他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但主要吸收了其中的集体主义成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的无限度竞争则表示拒斥。霍布豪斯强调个人不能脱离于社会而存在，因此个人自由也有赖于外部的社会境况，而且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尽到相应的社会义务。社会既要给予人们进行多样化和差异发展的空间，又要兼顾到不同个人与群体的平衡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与冲突。国家不能以契约自由等名义对市场机制袖手旁观，而应当为了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主动进行干预。但他同时也对官僚国家权力扩张带来的危险心存警惕。霍布豪斯的思想反映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时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对此后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夏丏尊

夏丏[miǎn]尊（1886年6月15日—1946年4月23日），原名铸，字勉旃，号闷庵，别号丏尊。1886年6月15日(清光绪十二年五月十四日)生于浙江上虞。父亲是个秀才，也希望他走科举道路，故他自幼即入私塾读经书。1901年考中秀才，翌年去上海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书，因学费昂贵，一学期后辍学。回家后读《华英进阶》、《华英字典》(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代数备旨》等书自学。1903年入绍兴府学堂(浙江第五中学前身)读书。该学堂不收学费，成绩优良者还每月可得几毛至一块钱“膏火费”。夏因成绩优异，颇受老师们的青睐。

1904年，夏丏尊再次辍学回家，替父亲坐馆，一边教书，一边坚持自学。次年，他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中学课程，第二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没有得到官费，经费拮据，不得不于1907年辍学回国。

1908年春，夏丏尊应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沈钧儒的邀请，任该学堂通译助教，为教育学科日本教员中桐确太郎做翻译。翌年，鲁迅(周树人)留日归来，任两级师范生物学科日本教员本多原二郎的翻译和生理学教员，夏与鲁迅是同乡，又都留学日本，两人交往渐多。夏自称是受鲁迅“启蒙的一个人”。1909年冬，监督沈钧儒辞职，夏震武继任，因顽固不化，被称为“夏木瓜”。夏震武要求教员穿礼服到礼堂参见，又要求教务长许寿裳陪同谒圣(孔子)。夏丏尊与鲁迅、许寿裳等相约罢课，以示抗议，夏震武被迫辞职。这场“木瓜之役”以夏丏尊、鲁迅等人的胜利而告终。

在两级师范学堂，夏丏尊除做翻译外，1913年还兼任了舍监。在任舍监的七八年里，学校秩序井然，学生讲礼貌，守纪律。人们把夏的管理比作“妈妈的教育”。1913年，两级师范学堂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夏丏尊看到学生国文程度差，又自告奋勇担任国文教员。他征求学生对国文课的意见，从语文教学和新文学的观点着眼，选择结构谨严或富有文学意境的文章做国文课教材，尤喜欢桐城派的古文。他教国文注重“朗读”和“干念”，考查学生成绩爱用听写的方法。在教学中，他注重“读”、“听”，也注重“写”。

夏丏尊在两级师范和浙江一师时，先后与鲁迅、李叔同、许寿裳、刘大白等同事，尤与李叔同交往甚密。两人共事七年，晨夕一堂，情逾手足。李叔同几次想离校另谋他职，都因夏丏尊再三恳留而作罢。“五四”时期，浙江一师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十分活跃，夏丏尊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都支持新文化运动。他们改革国文教育，主张文白并重，强调教材的思想性。他们的进步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并攻击陈、夏、刘、李为“四大金刚”。夏等和全校的进步师生团结一致，使这个省立中等学校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南北辉映，成为江南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基地。1920年春，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复亮)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浙江教育界和思想界的新旧两派，围绕此文展开激烈的斗争，顽固派乘机对校长经亨颐和“四大金刚”展开全面进攻，给夏丏尊等人扣上了“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等罪名，要求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经不从，他们竟下令撤换校长，遭到进步师生的坚决反对。顽固派恼羞成怒，唆使军阀派兵包围学校，制造流血事件，是为“浙江一师风潮”。

夏丏尊此时除在浙江一师任教外，还有一些社会兼职活动。1919年夏与沈仲九、经亨颐、刘大白等编辑浙江教育会刊物《教育潮》。

“浙江一师风潮”后，夏丏尊被迫离校，应湖南第一师范邀请去长沙执教，与周谷城等同事。夏丏尊继续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他教国文课提倡发挥学生自由思想，反对专替古人作注疏，并把后一种教学方法讥为“留声机”。

1922年，上虞县的绅士陈春澜捐资在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经亨颐任校董兼校长，夏丏尊应邀返乡至春晖中学任教，和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一起，努力把春晖中学办成学生的乐园。1924年底，夏丏尊、朱光潜等主张男女合校，与校长经亨颐意见不合，乃集体辞职。1925年春，夏丏尊到上海与友人共办立达学园并任教。他教国文，兼授文艺思潮。不久，立达学会成立，夏兼编会刊《一般》。1927年夏应邀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加剧，夏丏尊掩护过不少革命青年。夏的学生叶天底是中共上虞县委书记，不幸被捕于杭州监狱。夏闻讯后想方设法营救，但终未成功。看到学生横遭虐杀，夏十分痛苦，写下了这样一副联语：“宁可早死，莫作先生!”他毅然离开了学校，和章锡琛在上海共创开明书店，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用他手中的笔，写、译、编、著，踏进了更大的课堂。为编辑出版有意义的书籍，他“把读者群规定为求知欲最旺的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翌年，夏翻译了意大利著名诗人孟德格查的《续爱的教育》。夏翻译这本书，是“希望国内整千万无福升学的少年们能从这书获得一种慰藉，发出一种勇敢的自信来”。《续爱的教育》出版后风行一时。

1930年1月，夏丏尊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创刊。为了把《中学生》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夏颇费心思，每期都是自己拟定题目，约人写文章。不到一年，杂志行销数就超过三万份。1931年3月，叶圣陶担任《中学生》杂志主编，夏任《中学生》杂志社社长，他们亲密合作，把《中学生》办得更好。

此时，各地有不少学生失学，夏丏尊和叶圣陶、章锡琛等人决定开办函授学校，帮助失学青年自学普通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些谋生必需的技能。1933年“上海市私立开明函授学校”正式开办，夏丏尊任校长并兼国文课教师。函授学校每月出一册讲义，各学科教材混合在这册讲义中，寄交学员自学。计划共出十八册，每三册是一个学期的功课量，十八册讲完中学六年的课程。当时中学是三三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函授学校则用三年的时间来修习六年的课程。可惜两年后，因延聘工作人员支出过多，讲师批改作业负担过重而停办。

开明函授学校停办之后，夏丏尊集中精力编撰国文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早在浙江两级师范时夏就自选教材，在长沙一师和春晖中学时就编写讲义，至立达学园后其讲义经刘薰宇补充修改，于1925年以《文章作法》为名出版。1934年夏与叶圣陶合著的读写故事《文心》以及与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全三册)出版。次年，夏与叶圣陶合编的《初中国文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六册，每册十八课，因抗战爆发，后两册未能出版)由开明书店陆续出版。1937年6月，夏丏尊与叶圣陶合编的《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课本)》(六册)出版。1938年，夏丏尊与叶圣陶合著的《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出版。这些书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其中《国文百八课》被誉为30年代“颇具特色”的国文教科书。《文心》几乎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当时日本《新中国事典》称誉这本书是“在国语教育史上划了一个时代”。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聚集作家七八十人，夏丏尊年岁最大，被推为主席;他与茅盾等九人当选为理事。会议提出作家要形成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运动共同努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夏丏尊为编委之一。9月，开明书店内迁，夏因年迈多病，留守上海。1938年，夏丏尊编辑出版《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书。因开明书店经济周转困难，不能按月支薪，为生活所迫，夏在南屏女中兼任国文教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侵入上海租界。夏丏尊见环境日趋恶劣，辞去南屏女中教职，深居简出，闭户读书，并皈依了佛教，成为终身居士。他应某大寺院的邀请，将《南传大藏经》中《本生经》从日文翻译成中文。这时夏丏尊对他的好友李叔同更加钦敬，认为李叔同献身侍佛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救世的大勇行为。然而信佛和闭门读书也不能躲过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纠缠，日方认为夏丏尊曾是留学东京的学生，要他出来为“东亚共荣”效力，夏丏尊坚决拒绝。为此，夏于1943年12月15日被日本宪兵关进监狱。审讯时，日军出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张抗日的宣言，据以问罪。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人的奔走营救，得以于25日获释。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夏丏尊与战前复旦大学同事傅东华和文教界志友筹组中国语文教育会，准备继续为文化运动努力。8月11日，他与李健吾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此后夏丏尊肺病加剧，但仍坚持工作，写《双声词语的构成方式》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四十一期后，即卧床不起。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逝世。

张志公

张志公（1918年11月-1997年5月20日），河北省人。1937年入中央大学，1940年离校任中学教员，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先后任金陵大学、海南大学、香港华侨大学助教、副教授、教授，讲授英语、外国文学和语言学概论等。1950年后任开明书店编辑、《语文学习》主编。1955年起先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外语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兼任国家语委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座教授等职，以及北京语言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顾问等多项学术性职务。致力于汉语语法学和修辞学的研究。1953年出版《汉语语法常识》一书，兼采众说，而又自成体系，在当时语法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打破了过去词类中助词都是指语气词的陈规，根据助词的特点将它们分为3类，即时态助词(着、了、过)、结构助词(的、地、得)和语气助词。这种比较合理的分类，后来一直为许多语法著作所采用。句法方面，他提出了常式句、变式句、存现句等新的句式概念，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解决一些难于解决的句子成分及句子格式的问题。他强调要区分语言的一般现象、特殊现象和个别现象，强调语言规律要从一般现象中归纳出来。认为解决汉语的句法问题必须进行词法和句法的综合研究，句法分析必须把结构和意义结合起来。语法研究中强调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统一，这在语法学界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56年主编了中学《汉语》课本，并主持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建立的工作，同时，主编了反映“暂拟系统”的《语法与语法教学》一书。1959在《汉语》课本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语知识》。此外，还著有《语法学习讲话》、《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语文教学论集》、《修辞概要》等书，主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代汉语》教材等。其中，《修辞概要》打破了修辞学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限，将修辞和语法、风格学联系起来，对后来修辞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1992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张志公文集》，两次获国家级优秀著作奖。40余年来，他致力于汉语语法学和语言教育的研究，在普及汉语语法知识和改进语言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和语言教育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已被选定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之一。

夏原吉

夏原吉（1366年-1430年），明代名臣，文学家，字维喆，今李宅乡中村人。先后任户部侍郎和户部尚书等职。永乐元年（1403），原吉受命巡视浙西治理嘉（兴）湖（州）淞（江）水患。他力排众议，指挥十万役夫，以大禹治水导三江入海的办法疏浚吴淞江下游，并上接太湖，建造蓄泄水闸导水入海。施工时，他布衣徒步亲临现场，日夜经通，盛暑不张伞，与民同甘共苦。工程竣工后，江浙大地数百年之后仍大受其利。夏原吉自明太祖至宣宗历六朝，高官显爵40多年，酌大体，恤民苦，为政清廉。永乐二十年冬，原吉因劝阻成祖朱棣出征漠北，先被贬职，后遭拘囚，家产籍没。堂堂尚书，被查抄的家产中，仅有布衣瓦器。朱棣远征未获结果，病逝于返京途中。他逝世前对侍臣说：“夏原吉爱我。”洪熙元年（1425），夏原吉复任户部尚书，后进爵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入内阁参与机务，成为朝廷台阁重臣。夏原吉在立德、立言、立行上俱可为风范。逝世后赐谥“忠靖”，赠太师。著述有《夏忠靖集》6卷，诗文平实雅淡，不尚华靡。

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英国戏剧家和诗人。他在戏剧艺术的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西方文艺评论界把他同荷马、但丁和歌德并称为世界四大诗人。

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中部沃里克郡艾汶河上的斯特拉福镇。父名约翰，早年是自耕农，1551年迁居到斯特拉福镇，开了一家店铺，经销皮革制造品兼营农产品的生意。约翰的家境逐渐富裕起来，1557年他同当地富家女儿玛丽·阿登结婚，生了8个子女，存活5人，莎士比亚行三，也是长子。1566年，约翰担任了镇上公职，三年后，又当选为镇长。

莎士比亚约7岁时，进入当地圣十字文法学校，学习拉丁语、文学和修辞学。十五、六岁时，因父亲的生意亏损，家道中落，在家协助父亲作生意。1582年，莎士比亚18岁，同比他年长8岁的邻乡富裕农民的女儿安·哈瑟维结婚，次年5月，生女儿苏珊娜。1585年又产孪生子，女名裘迪丝，儿子名哈姆纳特(11岁夭亡)。

从1585年到1592年，莎士比亚的经历不详，据传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又传说他当过兵。约在1587年，莎士比亚去伦敦。去伦敦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他跟随某巡回演出的剧团前往。另一种说法是他的同乡理查·菲尔德在伦敦经营一所印刷所，莎士比亚去那里谋生。流行最广的传说是说他曾潜入乡绅托马斯·路希爵士庄园的苑囿违禁猎鹿出了事，逃往伦敦。这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说法使得这一苑囿现在成为英国的名胜古迹。

据传说，莎士比亚热爱戏剧，初到伦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在一家剧院门口当马夫，侍候骑马前来看戏的富人。后来他加入剧院，扮演次要角色，再后，他担任导演。当时伦敦有几家固定剧院，需要经常变换节目，迫切需要剧本，莎士比亚便改编旧剧本，同时创作新剧本。

英国最初的剧团没有固定的戏院，剧团经常在全国巡回演出。为了避免惩治流浪者血腥立法的迫害，剧团职业演员都投靠贵族或宫廷，算作仆役、侍奉，求得庇护。莎士比亚最初参加了“海军大臣侍奉剧团”，约在1594年参加了“御前大臣侍奉剧团”，并成为该剧团的股东。1603年，该剧团改名为“国王侍奉剧团”。

莎士比亚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善于思考，勤于向前人学习，向生活学习。1592年以前，他已编出《亨利六世》、《理查三世》和《错误的喜剧》。这年3月3日，伦敦玫瑰剧院开始上演《亨利六世》，这场戏的演出展示了莎士比亚的才华。当时的剧作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才子”，他们对来自农村、学历浅薄的莎士比亚突然成为剧坛的明星，深感不安，羞与为伍。名噪一时的戏剧作家格林在给同行的公开信中攻击说，莎士比亚是一只“青云直上的乌鸦，利用我们的羽毛美化自己，用演员外衣掩盖起狼虎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比美;他是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自以为在英国只有他才能‘震撼舞台’”。

莎士比亚时代，寻找贵族充当庇护人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莎士比亚的庇护人是南安普顿伯爵亨利·娄赛斯雷。他的两篇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克鲁丽丝受辱记》就是由他的同乡理查·菲尔德出版，献给这位伯爵的。1596年，莎士比亚得到伯爵的帮助，替父亲申请并获得家徽，于是莎士比亚家成为世袭的乡绅。莎士比亚的家乡离伦敦约100英里，据推测，他每年回家探亲。1597年在家乡购置了房产。1602年，又在家乡购置了127英亩地产。大约在1610年，莎士比亚回到故乡，同女儿苏珊娜和裘迪丝居住在一起，但仍给剧团编写剧本，1616年4月23日逝世。葬于镇上的圣三一教堂。有关莎士比亚传记资料很少，但我们可以从他遗留下来的作品了解他。应该认为“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的唯一传记作者”。

莎士比亚一生共写了两部长篇叙事诗，37个剧本，154首十四行诗和一些杂诗。莎士比亚生前，只有长诗和十四行诗集以及少数剧作出版。1623年，他的剧作才由他剧团老同事约翰·海明琪和亨利·康德尔搜集整理，编印成《莎士比亚戏剧集》，收入36个剧本，没有收入《泰尔亲王配力克力斯》。剧目是按喜剧、历史剧和悲剧编排的。他们为这部戏剧集写了序言，称赞作者善于模仿自然，表达自然。著名的戏剧家本·琼生在为这部戏剧集题词中，称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又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

经学者们研究，一般把莎士比亚创作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一)1590—1600年为历史剧和喜剧时期;(二)1601—1607年为悲剧时期;(三)1608—1612年为神话剧(传奇剧)时期。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时期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那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学艺术兴盛。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海上入侵(1588)后，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年轻的莎士比亚初到文物汇粹的首都，以乐观主义精神从事创作。

《维纳斯与阿都尼》(1592—1593)是莎士比亚最早的诗作，它的内容是写爱情女神维纳斯对青年阿都尼的爱慕与追求，以及她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此诗出版后风行一时。《鲁克丽丝受辱记》(1593)写鲁克丽丝因受辱而死一事导致罗马王政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诗的主题是谴责强暴，申张正义。这两部长篇叙事诗题材来源于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作品。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约在1592至1598年陆续完成。大部分诗组是写诗人同一位青年贵族友谊的沉浮变化;最后是诗人对一位黑肤色女子的钟情。有些学者认为，这部诗集是自传性质的作品，但是难以证实。

在第一时期，莎士比亚写了九部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约翰王》是写约翰在位(1196—1216)时内外政策的失败。其他八部分为两组四部曲。前四部曲是《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1590—1591)和《理查三世》(1591)，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亨利六世冲龄即位，贵族相互倾轧，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的奥尔良战役(1429)中失利，国内先后爆发了杰克·凯德起义(1450)、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封建集团之间的玫瑰战争，直到理查三世被杀，都铎王朝统一国家。后四部曲是《理查二世》(1595)、《亨利四世》上、下篇(1597)和《亨利五世》(1598)。这一组剧本写的是理查二世昏庸，他的堂弟篡了王位称亨利四世，诸侯不服叛变，被亨利四世敉平。但王太子威尔斯亲王同下层社会流氓鬼混一起，胡作非为，王室前途堪忧。太子即位后，改过自新，称亨利五世。他恢复对法战争，阿金库尔一役(1415)获胜，迫使法王将公主许配亨利，又把王位继承权让给英王。这两组四部曲探索了英国100多年(1377—1485)间的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的历史。莎士比亚写历史剧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古喻今，预示未来，宣扬爱国主义。他担心因争夺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而重新发生封建内战，因此他严厉地批判了封建内战，谴责它是“狮子争夺窝穴”的不义战争。他认为历史经验是：“凶恶、残酷、荒唐、暴戾、违反人性”的战争造成流血惨祸，使人民颠沛流离，国土满目疮痍。莎士比亚揭发封建暴君，批判封建暴政。在他笔下的封建暴君理查三世以血腥手段篡夺了王位，他就得以血腥手段统治。他以歹徒自许，仇视人间太平，生来就是为了把人间变成地狱。莎士比亚希望通过道德改善的办法，把封建君主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开明君主，以制服封建势力，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路。他塑造的亨利五世就是改恶从善的理想君主，能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争光荣。他理想中的国家就象音乐般和谐，奏出一串串丰满生动的旋律。

第一时期莎士比利还写了十部喜剧。最初的喜剧创作《错误的喜剧》(1592)、《驯悍记》(1593)、《维洛那二绅士》(1594)和《爱的徒劳》(1594)等是学习古代罗马和英国优秀戏剧传统的习作。从《仲夏夜之梦》(1595)以后，剧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较明显的提高。《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1599)、《皆大欢喜》、《第十二夜》(1600)被称为莎士比亚四大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剧作中赞美人文主义理想，宣扬仁爱精神，歌颂纯洁坚贞的爱情和患难不移的友谊，宣扬个性自由与幸福。剧中洋溢着作者爱国主义热忱和乐观精神。作者认为爱情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天然感情，可以战胜一切。他抨击了封建道德、封建压迫和封建门阀观念，批判宗教禁欲主义和清教思想以及早期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尔虞我诈等等现实世界的邪恶。

第一时期还写了三个悲剧，《泰特斯·安德路尼克斯》(1599)，是写罗马流血内讧的故事。《裘力斯·恺撒》(1599)是写罗马共和派反对恺撒独裁政治而形成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是写一对青年分属于两个世代为仇的封建家庭，他们之间的爱情受到阻挠，导致两人殉情。作者以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主义，但全剧的基调是赞美青春和爱情，沉浸在欢欣和对幸福向往的乐观气氛之中。结局是双方家族鉴于世仇造成惨痛后果而和解，给这一对情人塑了金像。人文主义原则获得胜利。虽然这是一出悲剧，但却是别具一格的悲喜交集的戏剧。

创作的第二时期，是新旧王朝交替时期，王权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矛盾日益严重，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的贫富对立，贵族密谋夺取女王政权，以后又密谋废黜詹姆士一世，天主教会也妄图政变，清教运动和人文主义冲击着封建社会。所有这些说明英国进入严酷动荡时代。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矛盾归结为善恶道德问题，他主张以道德改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当时资产阶级还较软弱，莎士比亚找不到幻想中的理想君主，他又反对人民革命运动，依靠个人的力量同黑暗的社会斗争，所以必然陷入悲观主义。于是他由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向往和赞美转向对现实的揭发和批判，他从写喜剧转向写悲剧。作品笼罩着晦暗的色彩和阴郁压抑的气氛。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创作了七部悲剧：《哈姆莱特》(1601)、《奥赛罗》(1604)、《李尔王》(1605)、《麦克佩斯》(1605)、《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6)、《科利奥兰纳斯》(1607)、《雅典的泰门》(1607)等。前面四剧被称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揭发控诉了社会罪恶与黑暗。《哈姆莱特》是写王子哈姆莱特的父王被叔父暗害，王位被篡夺，母亲改嫁叔父，父亲阴魂要他报仇。作者把哈姆莱特塑造成为一位人文主义思想家，并给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哈姆莱特把家庭悲剧同社会联系起来，认为英国是一座监狱，处于颠倒混乱的时代。他为了实现人文主义理想，扫荡社会罪恶，决心“重整乾坤”。但他只想到个人的作用。这说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罪恶方面是有威力的，但在行动上却软弱无力，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当时人文主义者的通病。《奥赛罗》(1604)一剧中写的是出身名门贵族的苔丝德蒙娜冲破种族偏见的障碍勇敢无私地爱上了奥赛罗。奥赛罗是一位黑肤色的摩尔人，他是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他误中阴谋家伊阿古的奸计，为了维护爱情的真诚，掐死了自己的爱妻。作者以爱情理想的破灭控诉了极端利己主义和邪恶势力。《李尔王》写的是李尔王失去王位之后，不堪长女、次女的虐待，奔向荒野在暴风雨中流浪，这时他才想到社会的不平和民间的疾苦，最后发狂而死。作者在剧中揭露金钱利欲败坏了伦理关系，并使人情浅薄， 世界冷酷。《麦克佩斯》(1605)一剧说明权位野心使得麦克佩斯由国家功臣、民族英雄变为弑君篡位的暴君，最后身败名裂。作者指出人文主义的仁爱精神是人的天性，野心使人残暴违反人性。麦克佩斯的悲剧就在于野心战胜了善良的本性。《雅典的泰门》(1607)的主题是批判金钱支配一切的罪恶作用。金钱换来的虚伪友谊使泰门倾家荡产，尝尽世态炎凉，变成厌世主义者。他在咒骂人类仇恨人类中疯狂而死。

在这一时期中，莎士比亚写了三部喜剧：《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1602)、《终成眷属》(1603)、《一报还一报》(1603)。这三部喜剧都是写爱情，但爱情之上笼罩着背信弃义、道德沦丧和社会罪恶的阴影，这些喜剧失去了早期喜剧的特色，喜剧含有悲剧气氛，实为悲喜剧。

莎士比亚的悲剧是抒写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文主义原则在现实社会受到挫折，但他并没有放弃它，而是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到了第三时期，他感到他的思想与现实的距离更远了，言论自由受到官方压制，文坛呈现颓废气氛。他不能沿着悲剧创作的批判方向继续前进。莎士比亚找不到实现他理想的途径，于是他由写悲剧转为写神话剧。他的神话剧虽然也触及社会黑暗势力，但他企图以抽象的道德感化罪恶，以宽恕的精神求得和解。他把希望寄托于幻想中的理想世界。这一时期除与别的作家合写的《亨利八世》(1612)和《泰尔亲王配力克力斯》(1608)外，他写了《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和《暴风雨》(1611)。这三部剧本情节大致相似，人物和背景都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剧中人物惨遭不幸，几乎成为悲剧，但由于偶然原因度过劫难，诬陷得昭雪，冤仇得和解。例如《暴风雨》是写米兰公爵的弟弟企图弑君篡位，公爵流亡荒岛，他以神奇力量让罪人们认识以前的罪恶行为，改过自新，得到宽恕，仇人重新和好。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所写的理想社会是没有官府，没有国君，没有私有土地，没有贫富，没有刀兵，人们依靠大自然的恩赐过着无知无识、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是作者理想幻灭后，对人类前途的模糊憧憬。作者认为达到理想的手段主要依靠道德改善，悔悟和宽恕。

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又是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思想，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上、舆论上做了准备，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莎士比亚对社会现象和时代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敏锐的观察和思考，他褒贬了一系列帝王将相，他勇敢地揭发了宗教的伪善和欺骗。他说：“在宗教上哪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可以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他的确上合天心。”他提倡人道主义，反对神道主义，颂扬人的价值，宣扬人的尊严，赞美人的理性和力量。他呼吁把人的思想感情从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莎士比亚以欢乐的心情赞美人文主义生活理想，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和争取个人幸福的权利，反对封建压迫、封建道德和封建门阀观念以及宗教禁欲主义和清教思想。他刻画了鲍西娅、罗赛林、苔丝德蒙娜、考狄利亚、朱丽叶等等新女性的可爱形象。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莎士比亚就敏锐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为发展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弱肉强食的掠夺本质。作者揭露资产阶级把大鱼吃小鱼奉为自然界的法则，为他们掠夺找到理论根据。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罪恶作用，他说，金钱可以使黑白颠倒，丑恶错乱，是非混淆，尊卑异位等等。马克思称赞他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

莎士比亚认为，戏剧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本来面目，给他的时代看一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本来面目。”莎士比亚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是深刻的。他的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封建社会晚期英国历史的面貌和历史运动的图景，展示了十六世纪五光十色的英国社会画面，刻画了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人物，精雕细刻了他们细致的心理特征。他写出了正反面社会势力的冲突。他既逼真地暴露现实，又坚定地批判现实。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密切地结合了浪漫主义。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哲理。他以丰富多彩的想象创造出高远深沉的意境，又以颇富感情色彩的热烈幻想来描绘理想世界。莎士比亚塑造了哈姆莱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佩斯、夏洛克、理查三世、福斯塔夫等等不朽的艺术典型。

莎士比亚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和英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欧洲各国新文化、新思想和创作技巧。他打破了传统戏剧创作模式和方法，打破了悲剧和喜剧的界限，在创作方法方面取得伟大成就。

莎士比亚的戏剧题材来自旧剧本和小说，有关英国历史的剧本，取材于霍林雪德编写的《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编年史》，有关罗马历史的剧本取材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莎士比亚的作品语言丰富多彩，形象鲜明生动，有优美高雅的诗句，有粗犷俚俗的言词，有哲学思辩的议论，有幽默诙谐的科白，有诗意浓郁的抒情，有社会生活中的交际语言。莎士比亚把民间的口语、谚语、俗语、格言等都搜集在他的语汇里，并予以新的创造。他长于恰当的形象比喻，传神有力。他能找到适当的字眼维妙维肖地描绘事物和人物。他的语言有强烈的感染力与表现力。莎士比亚丰富了英国语言。

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有很高的评价。在他们著作里，谈到莎士比亚的地方极多。恩格斯高度称赞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他认为将来戏剧的发展应当是“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①马克思也赞扬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他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的重大成就，提出了“莎士比亚化”②的创作原则。

萧统

萧统（501年―531年5月7日），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长子。武帝天监元年(502)，年仅二岁，被立为太子。幼聪睿，遍读儒家经典，及长，参与朝政。为人宽和容众，性素爱民，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辄敛容变色。好引纳才学之士，常与学士商榷古今，著述文章，后以游池溺水得疾，未及即位而卒。年仅三十一岁。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善诗赋文章，曾广集古今书籍三万余卷，其盛况为晋宋以来所无。编撰《文选》三十卷，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选录了自周秦至南朝齐梁时期文学作品约七百余篇，其中包括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选集。唐以后把它作为学习文学的教科书，杜甫曾教育其子要“熟精文选理”(《武宗生日》)。该书古今中外，流传极广，经世不衰，在继承古代文化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后世文学创作颇有影响。又曾为陶渊明编集作序，对其诗歌及人品评价甚高，使人们对陶渊明及作品有了新的认识。另撰集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英华集》二十卷，《隋志》均有著录，今不存。在文学理论上，他主张文学要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丽而不浮，典而不野”，与萧纲的绮丽文学的主张截然不同。原有集二十卷，已散佚。明人辑校有《昭明太子文集》，收入《四部丛刊》中。《梁书》、《南史》有传。

萧统爱好文学，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当他的东宫通事舍人。萧统曾主持编选历代文学作品选集《文选》，后人亦称《昭明文选》，唐人元兢《古今诗人看句序》说是他和刘孝绰编选的，《中兴书目》说是他和何逊、刘孝绰等编选的。而历代多数人认为是当时萧统和聚集在他周围的文人共同编选的。由于《文选》的选目和刘勰《文心雕龙》中列举的代表作比较接近，也有学者推测刘勰可能参加了编选工作。《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总集，对历代文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萧统于《文选序》中曾提出他编选此总集的标准是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作品为主，即强调文学作品应当具有形象思维的特征和华美的辞藻。他明确指出《文选》不收传统的经、史、子方面的著作，说明他对文学的特征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强调文学发展是不断进化的，总是逐渐由质朴而变得华丽，“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反映了当时文学创作崇尚辞藻华丽的特点。但是，萧统的文艺思想也不是一味追求华丽，而是主张文质并茂的。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特别是他对当时人们不重视陶渊明作品表示了特殊的爱好，为之编集并作序，又作《陶渊明传》，不仅赞扬了陶渊明人格的高尚，而且对他的诗文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这说明萧统的文学观有不同于流俗的独到之见，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陶渊明后来具有重大影响，是与萧统的提倡有密切关系的。

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父汉儒，有学行。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光宗朝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福王时，谥文敏。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擅书画，工诗能文，书法与同时的邢侗、米万钟和张瑞图并称为“晚明四家”，然邢、米的书法造诣远逊于他，故其卓然立于明季书坛，从书学上说，他不仅在明代晚期是卓然而立的一代大家，而且在整个明代书坛上他也作出了对前人的超越，明书法结穴应在他的身上。

董其昌的书学道路是十分艰难的，起意为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在《画禅室随笔》中，他自云：“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他在随笔中更详细地谈到自己十七岁以来学书的历程：“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况学道乎?”他的书论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书法美学观上，概括地说，便是主张巧妙与古淡。这种审美理想不仅体现于董氏个人对书法、绘画、诗文等诸般艺术的认识，而且也是晚明时代力图摆脱拟古之风而强调个性表现的艺术精神之反映。

他的书法追求一种古淡、雅朴、天真、自然的萧散境界。其用笔清劲而去其恶浊，结体自然洒脱而去其狂怪，用墨则润丽去其秾肥，章法则随手错综去其人工布置。何三畏在《云间志略》中说董书：“玄宰精诣八法，不择纸笔辄书。书辄如意，大都以有意成风，以无意取态，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容台集》曰：“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者意少耳。”明谢肇浙《五杂俎》曰：“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清何焯《义门题跋》曰：“思翁行押尤得力《争座位》，故用笔圆劲，视元人几欲超乘而上。”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行草第二十五》评曰：“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有传。

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正 史〕

董其昌，字元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还授编修。皇长子出阁①，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②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归。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

光宗立，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明年秋，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寻转左侍郎。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太子太傅。福王时，谥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强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拟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明史·董其昌传》卷二八八

〔注 释〕

①出阁：皇子离开朝廷到自己的封地作藩王。②嗾：唆使。

〔相关史料〕

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促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名山遇赋客，何异士遇知己?一入品题，情貌都尽。后之游者，不待按诸图经，询诸樵牧，望而可举其名矣。嗟嗟!“澄江净如练”，“齐鲁青未了”，寥落片言，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岂独勿作常语哉?以其取境真也。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余少学子久山水，中复去而为宋人画，今间一倣①子久，亦差近之。

日临树一二株，石山土坡，随意皴②染，五十后大成，犹未能作人物舟车屋宇，以为一恨。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注 释〕

①倣(fang)：学习，仿效。②皴(cun)：国画的一种绘法。先钩成山石树木轮廓，用侧笔蘸水墨染擦，以显脉络纹理及凹凸向背。

吉野源三郎

吉野源三郎（1899年4月9日-1981年5月23日），日本作家。曾任明治大学教授、《世界》杂志总编辑、岩波书店顾问等。

1899年（明治32年）4月9日，吉野源三郎生于东京。其父吉野源吉是股票交易所职员，薪资优厚，全家人衣食无忧。因为外祖父精通汉学，吉野源三郎自小便受到不少儒学方面的熏陶。综观其教育履历，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筑波大学）附属小学、附属中学到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如今东京大学教养学院及千叶大学医药学系的前身）文科班及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经济学院（后转入文学院哲学系，涉猎康德哲学研究领域），吉野算得上一名学运亨通的天之骄子。尤其是在一高的求学经历，极大地扩展了吉野工作之后的社交圈。当时，同在一高读书的学子中就有日后的文部大臣濑尾弘吉、外务大臣冈崎胜男、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及文艺评论家河上彻太郎等各界翘楚。在这样的同侪压力之下，虽然并非出自功利攀比之心，但吉野也不甘落于人后。他在青年时期便立志要作为媒体人，通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1925年，26岁的吉野源三郎从东京帝大毕业。他先是作为一年制志愿兵进入近卫野炮兵联队，三年后又重回母校，成了图书馆管理员。1931年，吉野因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入狱，在东京代代木陆军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半时间。这场牢狱之灾给吉野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且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抵触与反思。《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小哥白尼的父亲因病早逝，这一人物形象其实就隐藏着当时那些死于恶法的人民大众的身影。吉野的挚友、哲学家三木清后来也是因为违反《治安维持法》而枉死狱中的。

1935年，吉野源三郎登上明治大学文艺系的讲坛，讲授伦理学和思想史。同时，他还兼任新潮社编辑，这是吉野正式踏入传媒行业的第一步。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对抗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军国主义狂潮并向小读者们传递自由进步的文化理念，新潮社策划出版了一套《日本小国民文库》（共十六卷）。主编山本有三邀请吉野来担任编辑主任，为期两年。文库第五卷便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此卷原是山本计划亲自撰写的，但后来因病体难支，便委托吉野来执笔。吉野从1936年11月开始动笔，翌年5月完稿。正式出版发行则是在两个月后的7月。众所周知，同一时期，刚好就发生了那场拉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序幕的七七事变。

常言道，无巧不成书。吉野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第五章《拿破仑与四名少年》中便谈到了同战争有关的话题，并向小读者们清晰地传达出“什么样的人才是伟大的人”的价值观。当文中的小哥白尼告诉舅舅自己最近成了拿破仑的拥趸之后，舅舅便对他说，拿破仑卓越的武功及精彩的一生确实令众多后来人心潮澎湃，不仅是拿破仑，历史上所有的伟人或英雄都会让凡夫俗子忍不住俯首称颂，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要大胆地质疑：这些人通过自己非凡的能力为人类的进步或民众的幸福做了什么？拿破仑的确是在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人们也不能忘记他对英国实行大陆贸易封锁，使数千万欧洲人民的日常生活遭受巨大的影响；远征俄国时又让无数将士沦为其权力野心的牺牲品。最后，舅舅告诉小哥白尼——“在那些被称为英雄或伟人的人物当中，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只有那些为人类进步做出奋斗的人。而他们创立的非凡功勋之中，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那些顺应人类历史进步潮流的事业。”

1930年代，日本政府及民间对天皇亲政、“现人神”信仰的支持愈演愈烈。当时，绝对主义天皇制兴起，统一日本国民思想的国家神道体制迎来鼎盛时期。出版行业受到了严厉的监控与空前的压制，吉野巧妙地利用尚有表达余地的儿童文学，对当时日本社会上下军民一体的狂热备战气氛冷眼观之，并借助《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舅舅之口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疑虑及反思。

参与岩波书店的编撰工作

新潮社编辑主任的两年任期结束后，吉野源三郎从1937年起开始参与岩波书店的编撰工作。以旧书店起家的岩波书店创立于1913年，创始人岩波茂雄既可以算是吉野一高的前辈，又同是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不过，岩波是选修科学生）。两人不仅在求学道路上有不少重合之处，对许多社会历史问题的看法亦十分投契。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岩波茂雄便公开反对中日战争中的日军行径，并坦言称——“过错自然是在日本。从中国获得不计其数的文化恩惠，我们却恩将仇报，必须要从头谢罪才是。”

为了抵抗喧嚣尘上的国粹主义及军国主义，岩波茂雄决定一改岩波书店长期从事学术专著出版的老派传统，尝试进入大众阅读市场。吉野源三郎也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创刊工作。他以英国的鹈鹕鸟丛书（Pelican Books）为模版，于1938年推出了以启蒙读物为主的系列丛书——岩波新书。这套丛书后来历经停刊、重刊、再刊，时至今日，已累计发行三千余种，深受几代读者的支持和喜爱。

虽然吉野在编辑方面颇有天赋，但他内心还是对哲学研究工作充满了留恋和向往。于是，在岩波新书顺利面世的第二年，业已升任明治大学教授的吉野便向岩波茂雄请辞，希望能在象牙塔中潜心钻研哲学思想问题。不过，在岩波茂雄的盛情挽留之下，吉野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同时保留教书和编辑这两份工作。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校园内部的教学研究生活变得愈发逼仄。1944年，吉野干脆辞去了大学教授的工作，一心一意在岩波书店当起了全职编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在广大日本民众仍深陷迷茫与混乱之中不可自拔之时，岩波茂雄高屋建瓴地指出——“战败是对夜郎自大的日本的天谴，从此，日本将迈向新的道路，出版社也终于能够做些工作了。”同年9月，岩波书店决定创办综合性杂志《世界》，并于12月发行了1946年1月的创刊号。

吉野源三郎是《世界》的首任主编。关于对这本杂志的期待，他在1952年12月号《世界》后记中如实写道——“从今往后，日本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是，真正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变成什么模样’，而是‘该怎么做’。我们默默期待这本杂志能为那些关心‘该怎么做’的读者提供一些助益。”在担任《世界》主编期间，吉野一直将鲁迅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奉为圭臬，把编辑工作比作“现代精神的助产士”，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大众传递各种先进文化思想。1965年以后，已过花甲之年的

吉野退居二线，转任岩波书店终身编辑顾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1年5月23日，吉野源三郎与世长辞。八十二载人生路，三十年编辑生涯，就此落下帷幕。据说，在他临终的病房枕畔还放着原版《黑格尔历史哲学》、宋僧圆悟克勤的《碧岩录》以及《新唐诗选》。吉野终身思考研究历史哲学问题，即使在放弃教职之后，也一直保留着日常阅读英文、德文原版哲学书籍的习惯，并给后人留下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守护人的尊严》《这个时代——勿忘越战》等力作。可以说，吉野用一生的选择与坚守诠释了《约翰福音》中那句深得人心的箴言——“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去,那么依旧是一粒；若是死了,便能结出许多子粒来。”

王维

王维(公元701—761年)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河东人。于盛唐开元中进士，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之乱，两京沦陷，被胁任给事中。乱平后获罪降职为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晚年无心仕宦，隐居于蓝田辋川别墅，笃信佛理，过悠闲田园生活终老。他在诗歌中表现恬淡宁静的山水景物，清新明丽，最被后世称誉。与李白、杜甫、孟浩然并称“盛唐四杰”，有《王右丞集》。才艺广博，赋诗、作画，兼通音律。擅画山水、花鸟、人物、佛教题材，山水尤精，会青绿山水，更长于水墨山水。唐人评其山水画“笔综措思，参与造化”、“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其画吸收众家妙，“敛吴生(道子)之锋，洗李氏(思训、昭道)之习”而风致标格特出。通于墨法，张彦远最早提及他的“破墨山水，笔迹劲爽”，这种以水渗透墨彩来渲淡(破墨)的新技法，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钩勒的束缚，更适应对大自然景物的描绘。其写雪景山水则“体物精微”、“幽深之致”，清王原祁评“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气韵生动自摩诘开之”。善将诗情融于画意，作品体现了诗歌和音乐的意趣，具高清秀润纯静的艺术境界。北宋苏轼跋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其画对后世影响甚大，明董其昌推之为“南宗之祖”，认为“文人之画，始王右丞始”。画迹有《青枫树图》、《孟浩然马上吟诗图》，著录于《唐朝名画录》。《太上像》、《山庄图》、《雪山图》等一百二十六件，著录于《宣和画谱》。曾舍蓝田住宅为清源寺，于寺内画《辋川图》笔力雄壮，山谷重叠，云水飞动，表现了蓝田景色之美。传世作品有《雪溪图》绢本、墨笔画，坡石有渍染似无钩皴，宋赵佶题，录于《中国名画宝鉴》。《伏生授经图》绢本、设色，汉伏生像清癯苍老，笔法清劲，宋赵构题，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传有画论《山水诀》一篇。

张三丰

张三丰（公元1247年—1464年），元、明道士。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实，号玄玄子。由于他平时不修边幅，人称“张邋遢”。辽东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南)人。祖籍江西龙虎山，自称为张天师后裔。传说他体姿丰伟，大耳圆目，龟形鹤背，须髯如戟。一年四季，都只穿一件破衣，披一领蓑衣。一餐能食升米，或数月不食。能预知吉凶祸福，人以为神。终生浪游，行无定止。曾在宝鸡金台观死而复活，道徒称他为“阳神出游”。多次往来武当山中，结草庐居住，修炼丹道，并预言此山日后必定大兴，嘱其弟子“善守香火”。后入四川，在青城山和鹤鸣山中访真揽胜。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年)撰《无根树丹词》，自题为“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山天柱峰之草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使者四方寻访他，竟亳无踪影。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大修武当山，专门为张三丰修建“遇真宫”，并数次遣使访觅，也未遇见。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封为“通微显化真人”。张三丰认为，自古道法流传，分为正、邪二教。而儒、道、佛三教皆为正教，虽然创始人不同，但“修己利人，其趋一也”，因此“牟尼、孔、老皆名曰道”。他在《大道论》中说： “儒也者行道济时者也，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也。”他主张修道者就是修“阴、阳、性、命”之道， “三教圣人皆本此道以立其教也”。他还认为， “玄学以功德为体，金丹为用，而后可以成仙”。这是张三丰内丹思想中的卓越之处。他的著作很多，清人李西月编有《张三丰先生全集》，收入《道藏辑要》。

张三丰，元末于金台观修行成真。有《金丹道髓章》留世。或处山林，或逝城市，嬉戏自如。世号张邋遢。曾入太和山，寻入蜀，又入武当山。明洪武间，遣三山高道访于四方，避诏弗至。天顺三年敕封“通微显化真人”。或隐或见，问者辄以道德仁义为言，心与神通，神与道一。明成化年间游居崆峒五年。平凉紫极观道士朱元贞修筑道院，塑云房、纯阳、留侯像，将三丰像置于中间，唯独三丰像结胎而不能肖塑。忽一日，有一羽士杖履前来，萧然尘外者，散步道院，见像未成问之，元贞对以故。羽士曰：“此事何难，我尝会其人于崆峒山西崖，其人身可七尺余，面目颀伟，长须修髯，仿佛与贫道同样。然而座位如此，有所不安。”元贞问原因，羽士曰：“云房、纯阳皆师也，不可并坐。”众人曰是。工人依其言重塑，一时像成，羽士竟寻不见，才知是三丰示现也。崆峒山存明万里四十三年(1615)道士霍真祥镌刻，清乾隆三年(1738)道士谈本玉重刊刻三丰避诏碑。碑文分三段，一为永乐帝寻三丰诏书，一为敕封通微显化真人诰命文，再为避诏回书。其回书曰：“一叶扁舟出离尘，二来江上独称尊，三向蓬莱寻伴侣，四海滩头立姓名，五湖浪里超生死，六渡江边钓锦鳞，七弦琴断无人续，八仙闻我也来迎，九霄自有安身处，十载皇萱不负恩，烧丹炼药归山去，那得闲心奉圣文。”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时，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对策，被三次策问，系统地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主张，取得了第一名。后任过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晚年归家，专心著书讲学至终。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约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以他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他是儒家神学体系创始人，曾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把天说成有意志的，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主宰。人是天所创造，只能顺应天命;天通过符瑞、灾异，对地上统治者表示希望和谴责。又根据“阳尊阴卑”的观点，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学说，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圣人之性”，天生为善;下品“斗筲之性”，天生为恶。只有中品的“中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可经教化而成善。据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化民感性”，使受教育者都能达到“正其谋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要求，即一切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教育对个人的作用在于行善，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在于防止恶性，培养善性。

为此，他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教育政策：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②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主张中央设立太学，以教育贵族、大地主和官门的子弟;在地方设立庠序，以教育一般人民的子弟。选士、贡贤，网罗天下人才。③兴教化，正万民。他非常重视国家教民的事业，王者的主要任务是德治和教化。他采取下帷讲论，弟子传以次相授业的教学方法，即在幕后讲诵，由程度高的学生对程度低的学生进行转相传授的方法，以提高教学效率。他要求学生学习时要专一虚静、强勉努力和博采多读。“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提倡适时、适量、适度，以提高效率。在德育方法上，强调“谨小慎微”，采取“众小成多、积小成叵”、“渐以致之”的方法，并强调德育必须通过智育来进行。

董仲舒是一个在教育实践上有贡献的教育家。他的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不仅对汉代的教育事业起了进步作用，而且对后来封建社会一直产生着深远影响。他把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神学化了，成为封建统治者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他的思想虽有保守反动的一面，但在封建社会秩序建立不久，又需巩固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其积极作用应予以肯定。

董仲舒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23篇，大部分已亡佚。今存《春秋繁露》82篇(是由后人辑录的)，乃《董子文集》。

皇甫谧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幼年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魏晋间著名医家。

年20岁而不好学，游荡无度。后感奋学习，勤力不怠。家贫，躬自耕稼，携书劳作，于是博通经典百家之言。后患风痹疾，虽委顿不起，犹手不释卷。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从坦席学儒,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从事著述。终身以著述为务，不慕荣利。朝廷屡征太子中庶子、议郎、著作郎等职，皆不应,终身不仕,武帝曾赠书一车。晋时许多名臣如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皆出其门下。

皇甫谧一生著述甚丰。《晋书·皇甫谧传》谓其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今多已残佚，仅存《高士传》和一些序、论文字。《高士传》较有影响。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载87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所载96人。而皇甫谧自序谓“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可见陈氏所见已有残缺。自序作《传》宗旨是：“自三代秦汉，达乎魏兴受命，中贤之主未尝不聘岩穴之隐，追遁世之民……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所以他要“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为之立传。另所作诸论，多为阐述玄理，受魏晋玄风影响较大。《隋书·经籍志》著录皇甫谧有文集2卷，已佚。今存诗文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其中以《针灸甲乙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针灸甲乙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该书问世后，一直被认为是学习针灸必读的古医籍，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早在日本奈良朝，就规定了《针灸甲乙经》为医学教育的必读教材之一。当今日本、朝鲜、法国等研究针灸学，仍以本书为主要参考资料。《针灸甲乙经》对生理、病理、诊断、俞穴、治疗等针灸基本理论，作了系统的科学论述，它的产生，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确立与临床医疗实践的结合，奠定了皇甫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慎到

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尊称慎子。中国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今属河北省)人。战国中期法家“势治”派主要代表人物。赵国人。《史记》称其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是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他长期在齐国稷下讲学，对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史记》说慎到著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慎子》四十二篇，今已亡佚，残存《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知忠》、《君臣》、七篇及一些佚文。其法学观点主要有(1)尚法论：治理国家必须“事断于法”，实行“法治”。国君利用法律进行绝治，即便法律有不完善的地方，也比没有法律而依靠君主“身治”要好得多。原因在于：法律如同尺寸权衡一样，具有规范性特点，利用法律，可以防止“奸巧诈伪”;从本质上说法律是“立公义”的，具有公正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不分亲疏尊卑，一视同仁;从法律的作用上看，法是“定分止争”的最好工具。法律不可轻易改变，只有君主有权立法和改法。君主治国，要用“法治”而不用“身治”;(2)势治论：慎到在法家学派中以重“势”著称。慎到认为，重“势”是为了尚法，而尚法又必须重“势”。君主要想实行法治，必须掌握能使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的权势，只有权重位尊，才能令行禁止。君主身处势位，推行法治，遵从“无为而治”即可治理好天下。慎到无论尚法，还是重“势”，都是从其公私观来立论的，他主张“立法为公”，反对释法行私。这使得慎到尚法重势思想有一定法理学意义。

查慎行

查慎行（1650年6月5日-1727年10月14日），清代诗人。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改今名，字悔余，号他山、查田，晚号初白老人。海宁(今属浙江)人。少学经史文章于黄宗羲，受诗法于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渐起。尤喜作诗，游览所至，均有吟咏。年轻时，诗名便传入宫中。于是被荐入权臣纳兰明珠家教读。不幸因参与国丧期间演《长生殿传奇》的宴集，而被革斥监生，驱逐回籍。后来他改名慎行，并将籍贯改为钱塘，以便应试。康熙三十二年(1693)中举。康熙四十一年荐试入直南书房。次年成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那时其侄查升也入直内廷，内侍因称慎行为“老查”。康熙五十二年，乞休归里，家居十余年。雍正五年(1727)，因其弟查嗣庭讪谤罪，阖族被逮入京。查嗣庭死于狱中，另一弟查嗣瑮谪戍陕西，查慎行因平常谨言慎行，获雍正帝宽恕，放归乡里，不久即郁郁而终。

查慎行喜爱山水，足迹几遍天下。入朝后，又曾从军西南，随驾东北。游历之广，当世罕匹。因此其诗特多纪游写景，登临吊古之作。古体如《中秋夜洞庭湖对月》、《谒南海神庙》、《夷门行》、《五老峰观海绵歌》，近体如《三闾祠》、《黔阳杂诗四首》、《汴梁杂诗八首》、《度仙霞关题天雨庵壁》、《金陵杂咏二十首》、《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等，都是颇见才力的佳什。他也有一些反映人民苦难的诗篇，如《芜湖关》、《偏桥田家行》、《麻阳运船行》、《养蚕行》、《秦邮道上》等等。

清初诗人在艺术上大多尊唐，而查慎行则以崇宋为标榜。于北宋，他最钦服苏轼，于南宋，他最推重陆游。朱庭珍《筱园诗话》称“查初白诗宗苏、陆，以白描为主，气求条畅，词贵清新，工于比喻，善于形容，意婉而能曲达，笔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浅，时见巧妙，卓然成一家言。”在宗宋派诗人中，他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连乾隆时尊唐贬宋的纪昀，也赞扬他：“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四库全书总目》卷173)赵翼对他评价更高，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夫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瓯北诗话》卷10)但其诗也有些伤于纤弱或繁冗。

著有《敬业堂诗集》50卷(后2卷为《馀波词》)、《敬业堂诗续集》6卷。文章留存很少，其子孙搜集到100余篇，编为《敬业堂文集》3卷，《别集》1卷。

晁错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西汉文、景时政论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早年随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以文学任太常掌故，受太常派遣从秦故博士伏生学习今文《尚书》。后被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太子家令。以其才辩得幸于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号称“智囊”。提出徙民实边和入粟拜爵的建议，得到文帝的采纳。之后，晁错由平阳侯曹窋等联名举为贤良，因对策高第，迁中大夫。他又向文帝建议削夺诸侯王权力及更定法令等，所言多能切中时弊，但文帝没有采纳。景帝即位后，晁错擢为内史，不久又迁为御史大夫。他受到景帝的信任，更令三十章，力主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他在《削藩策》中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听从他的建议，先后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印六县和楚王戊东海郡，并决定削夺吴王濞的封地。晁错的父亲从颍川来见他，劝他不要“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怨。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发动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晁错为人深刻，又得到景帝的宠幸，因此深为朝中大臣所忌，早在景帝即位之初，丞相申屠嘉就想以晁错擅凿庙垣为门作借口，杀掉他。七国叛乱后，曾任吴相的爰盎(即袁盎)和外戚窦婴，便乘机建议景帝斩晁错以谢诸侯。景帝遂拜爰盎为太常使吴，并由丞相、中尉、廷尉等劾奏晁错“大逆无道”，腰斩晁错于长安东市，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被杀。但是，这并没有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后来谒者仆射邓公在说到削藩及诛晁错时向景帝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景帝也很后悔。晁错的政论文章有《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疏》等，议论犀利，分析深刻。《汉书·艺文志》中法家有《晁错》三十一篇，今有清马国翰等人的辑本。

萨孟武

萨孟武（1897年—1984年4月13日），名本炎,字孟武,笔名本炎等。 福建福州人。 1913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成城中学、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京都帝国大学读书。1924年回国,以译书、撰文为生,兼在大夏大学任教。后主编孤军社之《孤军》杂志,并与曾琦发起创刊《醒狮周报》。1927年4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任职。后任《新生命杂志》主编。1930年起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中央政治大学、陆军大学、警官大学任教。1932年与杨公达、梅思平等人创办《时代公论》周刊。1936年任考试院高考典试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讲学。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授。1947年当选为立法院候补委员。1948年秋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系教授。1958年递补为台湾国民党当局“立法院”立法委员。1984年4月13日在台北病逝。著有《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孟武随笔》等。译有《国家论》、《社会主义社会学》、《新国家论》等。

永井荷风

永井荷风（ながい かふう，1879年12月03日～1959年04月30日)，日本小说家、随笔家。本名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等,东京人。

出生于东京，卒于东京。其父曾任日本文部省大臣首席秘书官、会计局局长，后任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横滨分公司总经理等职。1897年，中学毕业未考上第一高等学校，后随家人赴上海旅行，回国后发表《上海纪行》，此作为现存的荷风的处女作。后入公立东京外国语学校（今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清语科学习，翌年，投入著名作家广津柳浪门下，开始发表习作。1902～190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其中颇具欧洲左拉自然主义色彩的《地狱之花》得到著名作家森鸥外的赞赏，这部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史上必须书写的作品为其成名之作。1903年，在父亲的安排下赴美学习实业，在美期间他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在大使馆、银行工作。而后，依靠父亲的门路和资助来到法国，在法国居住10个月。美国、法国的经历为其回国后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并打下思想基础。他崇尚自由、解放，不满缺少自由解放精神的日本现实。1908年7月回国后，创作了《美国物语》《法国物语》等作品，欧美之行加深了他对明治社会的认识，促使他在作品中对明治社会文化进行批判。

他在日本唯美派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国之后不久，其受聘任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创办、主编了同仁杂志《三田文学》，成为日本唯美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同时在文学批评、文明批评等方面也有不凡建树。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贯穿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期，长达50余年。在变化激烈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他不为时代变化所动，竭力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在小说、随笔、日记的写作以及翻译方面，显示出其创作的才能。

永井荷风的文学建立在“西方与日本”“文明与传统”“近代与反近代”等诸多矛盾之上，他喜爱汉诗写作，江户艺术方面的造诣也很高，同时又接近西方文学，对西方文学有独到理解。作为当时熟知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永井荷风自欧美回国后便对浅薄的日本“近代化”展开激烈的批评。在这点上，他时常被与日本著名作家森鸥外、夏目漱石相提并论。

1910年的“大逆事件”是永井荷风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大逆事件”造成了政治家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被杀，言论受到当时政府的控制，这一现实使他放弃了对社会现实的干预。在他眼里，日本近世的传统文化仅仅留存在明治时期的花柳世界之中，他要在这个世界中寻找逝去的江户文化，展现东京花街柳巷之中的风俗世界。1916年，他辞去大学教职，将自己的创作关注点放在了花街柳巷的风俗之中，他所创作的以《隅田川》开端的“花柳小说”颇为引人注目，其代表作还有《新桥夜话》《较量》等。进入昭和时期，他仍然没有放弃花街柳巷中的人物创作和情感世界的描写，《梅雨时节前后》《花开背荫处》《墨东奇谈》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他的日记《断肠亭日乘》也是其重要文学贡献，这部始于1917年、结束于1959年去世之时的永井荷风的日记，被认为“贯穿着他一贯的反俗、反战、非妥协的态度”，是一部宝贵的风俗资料。

圣可德玉

圣可德玉（1628～1701）,重庆华岩寺开山祖师圣可禅师，法名德玉（或称印玉），自署方山、季而氏、华岩老人、玉老僧、待漏山人、华岩玉等。俗姓王，四川营山县世家子弟，父名洲英，母刘氏。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十三日生，排行第二。出生前夕父梦月坠掌中。《华岩寺志》称师“稍长攻书，明慧宿成”。

明末张献忠之乱，师随父母避乱于“歌阳寨”（巴蜀多山寨，皆士人自保之处）。不久，寨破被执，其帅不杀，留在寨中听用。后张献忠死，其帅归南明。师随军至永川，见一老僧被拷打，于夜间私释之。老僧见师有宿慧，嘱曰：“汝不久有难，当念观世音名可免。”时巴地多地方武装，称为南明所辖，实为自保。第二天，师出外执行任务被被其他部队所捕，在杀场上，看到同伴被斩，师急念观音圣号，竟得免死不杀。此时师才17岁，已经生死劫数，感世事之无常，遂发出家之愿心。

师逃离军营，寄居于渝，在慈航法师处听讲《金刚经》，出家之念更甚。为逃避战乱，师抵西康藏地金川县，在杨司马家中馆修（执教）三年。时师22岁，娶妻刘氏。翌年，避兵于贵州赤水五年，育有一子。因病苦，卜乩于道人张心水，乩得“冯唐易老君须志，早取昙花第一枝”之句，出家之志遂决。

27岁时，南明亡，永历被执，师“痛家国沦亡，潜身远遁，屏弃一切，皈依佛法”，礼朝阳寺道源禅师出家修学二载，法名德玉，“勗其德之坚贞似玉也”。29岁，赴雅州洪雅县八面山澄江禅师处受具足戒。师初闻禅机，后参蒙山晓元禅师及大随禅师，数试机锋，仍未契悟。

32岁，患咯血病危，友人谓之云：“汝参的博山禅也，故有此病!” 秋季病愈。闻破山和尚住金城寺，前往参谒。破山以死句活句扣之，圣可唯示以竖拳、展掌、拂手便行，终被印可，破山作偈云：“揑拳展掌露家私，撒手逍遥亦并齐，横骨暗抽容易得，舌头明坠少人知。”圣可遂入梁平双桂堂择木寮，是年33岁。

35岁，解制毕，辞师南游。破山作偈曰：“见山忘道是偷安，见道忘山非等闲。珍重阇梨思圣可，漫将滴水作波澜。”时战火纷飞，夔门阻梗，圣可绕道北路而上，先至故乡营山，住木犀庵，礼祖茔。复沿嘉陵江经昭化，过阳平关，越秦岭，至华阴，宿七星寺。渡潼关，经平阳（今临汾）入汾，礼昭祖塔（汾阳善昭，945－1023年）。旋过武乡，南下渡黄河，至鄢陵，住朝阳寺。再北折渡汴河至邺（今河北临漳），礼二祖慧可塔（慧可，487－593年）。时破山弟子雪臂印峦正在彼处阅藏，闻破山病重，有促圣可南游之偈，圣可遂辞雪臂，再北上至正定，礼临济塔（临济义玄，787－866年）。事毕，直下江南，过钱塘。闻自若和尚住天华寺，圣可往参曹洞宗旨。

38岁，至浙江鄞县天童寺祭扫密云祖塔，复转至嘉兴，住破山开法之东塔寺参学。旋往松江大乘庵参无私元法兄，并作回蜀之约。翌年，溯长江而上，过武昌，参法兄密行寂忍和尚。越年，到江陵访法兄莲月印正和尚。半偈和尚示之破山圆寂，经夔门，抵梁平，住双桂堂，扫破山塔，旋经万县，乘舟至重庆，在治平寺藏经阁参慧觉照衣禅师。因念尘世喧嚣，，遂避居大龙山度夏（大龙山现有双龙寺）。

僧半偈、松石、立玄三禅师携居士李生蕃、杨继芳请圣可住华岩洞湫隘寺，时圣可40岁。师既来，僧俗皈依者如水趋壑，苦不能容。法兄丈雪通醉扫破山塔归道华岩，赞叹不已。杨继芳父子效法祖业，献宅基、田地以建新寺。由是殿宇庄严，法事兴隆，徒众二千指。康熙九年（1670）十月初一，师龙天推出，开炉说法。杨继芳先后三次捐地建新寺，华岩寺遂成川东一大丛林。越三年春，圣可往重庆报恩寺说法，此寺永为华岩下院。康熙十三年，值三藩之乱，全蜀兵戈四起，华岩寺正建经楼，得清初四才子之一的云南楚雄土官高奣映相助，数月而楼成。高氏号雪君，遂成圣祖传法弟子。

康熙十四年（1675），《华岩圣可禅师语录》初成，丈雪通醉作序。十六年（1677），圣可与高奣映、丈雪通醉于北碚浴温泉，有公案传世。高奣映是年撰《华岩开山碑记》，文存《华岩寺志》，现刻于华岩寺山门两侧。十七年（1678），圣可禁足华岩寺“季而关”，注《梵纲经顺朱》、《道德经顺朱》、《禅林宝训顺朱》等。十九年（1680），乾州别驾李沅等名流访华岩，听师说法。二十年（1681），吴三桂乱平息，巡宪王孙蔚、巴县知县焦映汉访华岩，听师说法。二十一年（1682）秋，至南岸慈云寺说法。

二十三年（1684年），师往泸阳，憩宝子山。秋后，住持云峰寺。冬，在云峰寺自序《圣可禅师年谱》，师56岁。二十四年（1685），过江安，往破山曾住的蟠龙寺说法，又往佛来山访灵源法师，复还云峰。二十五年（1686）秋，华岩僧众及杨氏请师返华岩，圣可辞之，为杨氏作书传家。二十六年（1687），师59岁，溯岷江而上，过江安，住普照寺。过宜宾，访元素大师于普德寺，后抵凌云住持。其间往伏虎寺，扫澄江禅师塔。越年，顺江而下返华岩，并于永川东山寺访浩然大师。

三十一年（1692）三月，过綦江，入贵州，住绥阳回龙寺。是年，《朗水集》成（绥阳名朗水，师住持回龙之文）。冬月返蜀，再往泸阳云峰寺。时胃病加剧。越年，重庆众居士赴泸阳迎请回渝，圣可遂抵华岩寺。是年，为丈雪《锦江禅灯》作序。三十七年（1698），回祖庭梁平双桂堂说法。明年春，抱病返华岩。三十九年（1700）秋，为胃疾所苦。

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望，提笔书道：“看看阎罗老子来请老僧吃斋也。”冬月朔，对众僧云：“善思力行。”越六日，示微恙。初九夜分，集众僧云：“老僧住世七十三年，接人三十余年，今日方得自在矣，大众善自护持!”即索笔书遗嘱：“六祖云，披麻戴孝非吾弟子。今老僧去后亦然，违吾嘱者亦非吾弟子。”又书偈云：“过去佛祖何曾灭，现在佛祖几时灭，未来佛祖亦不灭，心心万里一条铁。”遂掷笔，端坐而逝，世寿七十三，僧腊四十六。

师在华岩寺前后弘法三十年，华岩一草一木，咸其手泽。重庆知府陈邦器从云南仿滇中某寺地藏菩萨像铸为圣可禅师像一尊，塔肉身于祖堂之中。

师之行状，集于《语录》及《圣可禅师年谱》，又《锦江禅灯》、《五灯全书》、《黔南会灯录》、《华岩寺志》、《破山禅师年谱》、《巴县志》等。其《语录》、《年谱》及所编撰《梵纲经顺硃》二卷、《道德经顺硃》二卷、《禅林宝训顺硃》二卷、《百颂录》二卷等，皆入《嘉兴藏》。

曲波

曲波（1923年2月22日—2002年6月27日），当代著名作家。1923年2月22日生于山东省黄县枣林庄一个贫农家庭。八岁入小学，十六岁参加八路军，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初在胶东五支队政治部国防剧团当宣传员，后历任文化教员、指导员、青年干事、组织干事、组织股长等职。1943年4月入胶东抗大学习。1944年夏任胶东军区前线报社记者。是年冬，调作战部队，历任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1950年因重伤转业到工业部门，历任机车车辆制造厂党委书记兼第一副厂长、设计分局副局长、设计院副院长。现任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文学活动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为了反映和指导当时的斗争，曾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两个剧本，即以动员“空舍清野”为题材的《麦收之后》和以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和敌占区群众工作为题材的《排难除害》，均由抗大学员排练演出。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革命队伍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历程，并亲自参加过北满林海雪原的剿匪斗争，人民群众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深深地激励着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为了歌颂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及英勇的战友，他于1955年2月正式动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56年8月写成了长达40万字的优秀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作家出版社)。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少剑波、杨子荣及小分队战士们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作品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传奇式的故事情节、章回体的形式以及民间故事式的群众语言，艺术地再现了惊心动魄的剿匪斗争，在继承和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上有一定的成就。小说出版后，已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京剧，深受读者欢迎，同时被译成越南、蒙古等国文字。此后，曲波一直坚持业余创作。其它作品有:短篇小说《热处理》(《人民文学》1958年2月号)、《争吵》(《处女地》1958年5月号)；长篇小说《山呼海啸》(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这部长篇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一个主力连在根据地县委领导下，和当地民兵紧密配合，全歼日寇和汉奸的艰苦曲折的斗争故事。同年还发表了反映解放军医务人员生活和斗争的长篇《戎萼碑》(197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狂飙曲》(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曲波及其家属因反对江青而惨遭迫害，直至1978年夏才平反昭雪。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同年出版长篇小说《桥隆飙》。这部长篇以抗日战争初期的山东沿海地区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带有草莽英雄色彩的农民起义首领的艺术形象，描绘了他从自发的革命斗争到接受党的领导这一曲折复杂的过程。1982年3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观画思人祭》。1982年9月，创作散文《丝丝故乡情》。1982年10月，在北京接待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沃克。1983年12月28日，创作散文《十天老友》。1983年1月，在《胶东文学》第1期发表《丝丝故乡情》。1983年2月，离休。1983年4月，在《世界文学》第2期发表《十天老友》。1983年6月，在《山西文学》第6期发表散文《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1983年，发表散文《遥寄扶桑故友》。1984年4月5日，创作散文《义情思》。1984年7月，在《天津日报·文艺》发表《义情思》。1985年1月15日，创作散文《清水流香》。1985年6月，在《鸭绿江》发表《清水流香》。1994年1月20日，创作散文《澳洲遥祭洛兄》。1994年5月，在《中篇小说选刊》第3期发表《澳洲遥祭洛兄》。2000年，创作《回忆与遐想》。2002年6月27日，在北京病逝。

胡寅

胡寅（公元1098年～公元1156年），南宋哲学家、无神论者。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胡安国之侄，养为己子。生于北宋元符元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从杨时受学。中宣和进士甲科。靖康初，荐授秘书省校书郎。张邦昌称楚帝，弃官归。建炎三年(1129)，擢起居郎，因反对高宗践帝位，遂奉祠。绍兴二年(1132)，起知永州。四年，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以反对遣使入金，出知邵、严、永三州。后官至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秦桧当政，求致仕，归衡州。桧复以讥讪朝政名，安置新州。桧死，复官。卒谥文忠。

留心国事，数上书论恢复大计。生平气节豪迈，虽与秦桧友善，但及桧当国，却不肯阿附，故为其所恶。反对当时不切实用的章句之学，认为“后世学者从事于章句，耽玩于词藻，以为己则无增益智思之力，为人则无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学遂为无用之具”(《衡麓语要》)。在哲学上，重视心的作用，主张“圣学以心为本”(《崇正辩》)，并明确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圣人之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贯之，莫能障者。”(同上)由此而强调治心，称“圣人教人正其心”(同上)，尤重视格君心之非：“莫难强如怠心，莫难制如欲心，莫难降如骄心，莫难平如怒心，莫难抑如忌心，莫难正如僻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衡麓语要》)用禀气原因解释人的性情及善恶、寿夭、贫富的异同：“人之禀气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静或躁，或刚或柔，千条万端，非一言可尽也。” ( 《辩正论》)。又称：“颜回、伯夷之生也，得气之清而不厚，故贤而不免乎天贫，盗跖、庄蹻之生也，得气之戾而不薄，故恶而犹得其年寿。此皆气之偏也。” (同上)此说实阴取汉代王充的观点。对佛教批判甚力。强调客观世界的实在性，认为佛教“物我皆空”论根本站不住脚：“佛之道，以空为至，以有为幻，此学道者所当辨也。今日月运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虽万佛并生，亦不能消除磨灭而使无也。日尽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来，至今而不可易，未尝不乐也。”(同上)又指出万物及人虽有存毁与生死变化，但不能归结爲空无：“此物虽坏而彼物自成，我身虽死而人身犹在，未尝皆空也。”(同上)斥责佛教的空观乃乱世之说，“以心爲空，起灭天地，僞立其德，以扰乱天下”(同上)。还揭露佛教空观産生的理论原因，认爲其 “物我皆空” 的思想乃是主观幻造的産物：“佛教以心爲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也。心以爲有则有，心以爲无则无，理与心二，谓理爲障，谓心爲空，此其所以差也。”(同上)对佛教的生死轮迴说进行批判，认爲死与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不可能长住不灭：“人死犹其生，其来不可御，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则十年、百年，皆可引申而常存，此理之所必无也。”(同上)以儒家思想爲据批评佛教之说，认爲其离弃世俗的主张与纲常名教是完全相背的：“何谓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义而妇顺是也，此儒教也。何谓道之不善?离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得道者是也，此佛也。”(同上)其对佛教所作的理论分析与批判，在某些问题上超过了前人的见解，在中国无神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理学思想上接二程，近承杨简，对朱熹亦有影响，于洛学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著作有 《斐然集》三十卷、《崇正辩》三卷、《读史管见》三十卷。

陆蠡

陆蠡[lǐ]（1908年一1942年），原名陆圣泉,笔名有陆敏、六角等。浙江天台人。自幼在乡间读书。1919年进基督教蕙兰中学学习,两年后转之江大学附中就读。1926年考入之江大学,两年后转劳动大学机械系。1930年到杭州中学任教。1932年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翌年到福建泉州一私立中学任教。1934年,又回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创办科学、文化综合性杂志《少年读物》,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他留守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4月13日因该社出版了靳以的长篇小说《前夕》和进步刊物《文学丛刊》而被日寇查封,他亦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英勇不屈,终被秘密杀害。他一生致力于抒情散文的创作,结集出版的有《海星》、《竹刀》和《囚绿记》三种。他以散文诗开始他的散文创作,《海星》里短小隽永的散文诗篇章,显示了透明纯净的诗的意境。作者流连于往昔温馨的回忆,但在《水碓》、《哑子》等篇章中则对人间的不平发出了自己的诅咒。《光》和《松明》是作者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白,写得宛转曲折,富于理趣。《竹刀》的内容更为厚实。《竹刀》一文在山乡风情的动人描写中,反映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主题; 《庙宿》和《嫁衣》同样体现了作者对被摧残者的深挚同情。《囚绿记》所收是他在1938年秋至1940年春所写的散文。当时作者困居“孤岛”,作品中寄托着对祖国的热爱、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侵略者的憎恨。《囚绿记》一文托物言志,表达了对“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坚强意志的赞颂,但其中也有一些篇章流露了自己的寂寞感,这是在“孤岛”特殊环境下一个正直而敏感的知识分子复杂情感的真实表现。他的散文有浓郁的乡野气息,旖旎的山乡风光和来自乡间的哀婉动人的故事,往往给他的作品带来了特有的魅力;他的描写看似淡雅、平实,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思想容量。李健吾《陆蠡的散文》评论陆蠡“正因口齿的钝拙,感情习于深敛,吐入文字,能够持久不凋。他不放纵感情;他蕴藉力量于匀静。”丽尼散文犹如“大风”,而陆蠡则如“和风习习”,“吹苏了遍野的种籽”。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日），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1833年毕业于俄国炮兵学校，后服役。1835年离开部队，开始钻研哲学。1840年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接近青年黑格尔派，猛烈抨击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1844年迁居巴黎，与蒲鲁东交往密切，并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参加布拉格起义。1849年5月领导德累斯顿起义失败被捕，1851年由奥地利政府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曾给沙皇递交了悔罪书，仍被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逃亡英国。为《钟声》杂志撰稿。1863—1864年协助波兰起义，后加入第一国际。1868年10月在第一国际内部成立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和半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阴谋夺取领导权。1872年被开除。政治观点上，把国家看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祸害，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最适合发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实行“各阶级的平等”、“各自由协会”的联合。在哲学理论上，用经济唯物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提出所谓“唯物主义体系”，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动物性、思想以及宗教、反叛这三种要素，它是历史上整个人类发展的根本条件。和第一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和第二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科学；和第三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自由(见《上帝和国家》)。认为历史是人类由“兽性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进化过程，第一阶段处于动物界，第二阶段受宗教和国家的奴役；第三阶段摆脱任何权力，进入无政府社会。鼓吹反叛和个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巴枯宁作为早期民粹派的思想家，他在俄国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主要著作还有《革命问答》、《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等。

张伯行

张伯行 (公元1652～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清河南仪封 (今河南兰考县) 人。他的父亲张岩以太学生考授州司马。他自幼好学，康熙二十四年 (公元1685年)，考中进士，居家7年，博览群书，有关理学方面的著书，更是口诵手抄，从不懈怠，为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所吸引，进而产生了振兴正学的抱负。后考授内阁中书舍人，旋改中书科中书。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十八年六月，家乡仪封城北黄河大堤溃决，伯行倡导募民堵塞了决口，为河道总督张鹏翮举荐管理河务，效力河工三年，成绩卓著。后历任山东济宁道，裁革陋规，每年可得数万金，且用自己家里的钱米制做棉衣，拯救饥民。四十五年正月，升任江苏按察使，以为官清廉著称，受到康熙帝的表彰，擢为福建巡抚， 后调任江苏巡抚， 力革当地弊政。 五十四年， 人直南书房，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会试副考官，历户部侍郎兼管国家钱币、仓场，会试副考官。世宗即位，雍正元年 (公元1723年)，升任他为礼部尚书。卒于任上。享年75岁。谥清恪。

张伯行为官，恪守职责，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他在任江苏按察使之初，依照通常惯例，必须要为总督、巡抚送上4000两银子作为见面礼，他没有这笔钱，仅以随身所带去的茧绸、扇帕所值不过数十两银子分送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见他这样寒酸，就拒不收受。升任巡抚期间，发布告示，严禁属员馈送礼品。他说： “一米一铢尽民间膏脂，宽一分即受 一分之赐，要一分即受一分之污。”康熙称赞他为 “天下清官第一”。升任福建巡抚，就任之日，见到衙署前为迎接他就任的各种豪奢的铺陈，便决心查明这些金银器皿，锦绣帷帐的来历。当得知这一切都是为各行户备办时，立即下令予以清退。

张伯行关心民瘼，以兴利除弊为己任，虚心延访地方利弊，极力寻求赈济饥民的策略。在任山东济宁道时，遇到该地灾荒，他从河南仪封老家运钱米并制作棉衣，拯救灾民，后朝廷下令分道赈济时，他在汶上、阳谷两县拿出22600石粮食发放赈济。当时山东布政使曾上疏劾奏他擅自决定，他反驳说： “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重乎?” 在任福建巡抚期间，遇到粮价上涨，他一面奏请朝廷拿出5万两银子到湖广、江西、广东粮价较低的地区买米运往福建，迅速稳定了粮价，安定了民众生活。同时要求各地多设社仓，储粮备荒。他还从实际出发，奏请朝廷减免了台湾、凤山和诸罗三县荒地的赋税。又奏请豁免江苏等州县亏空钱粮18万两有奇，为安定江南地区社会秩序作出了贡献。康熙帝曾说： “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脧削一半矣。”

清代黄河河患给下游沿岸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不仅使大面积的农田受淹，严重危害着农业和农民，也严重影响着南北大运河的交通运输。河南、山东和江苏都是受灾面积最大且最重的地区。张伯行管理河务后，不辞辛劳，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方案，动员组织民众修筑黄河南岸河内堤200余里，又修筑了马家港东坝、高家堰等水利工程。在山东、江苏两省为官时，也都十分注意兴修水利、治理河患，并且取得显著成效。他曾经提出“善治水者，为水大能治之使小，水小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害也; 水小能治之使大，所以资水之利也。”这里提出治水有兴利、除害两个方面的功能，当今治水应着重于水利资源的利用。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兴利除害之措施，一是 “开支河以分黄水也”。就是在清口对岸之处，开支河一道，由鲍家营、娘子庄至涧桥、桑墩，入连河，下新坝入海。这种开支河治水的办法，治一河可利百河。二是“置木洞以泄湖水也”。就是疏通高宝诸湖无用之积水灌溉民田，留运河有用之长流以济商贾，最为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多置木洞。这样，既保证了百姓民田受灌溉之利，又保证漕运畅通，以利商业的发展。

张伯行致力于兴办教育。康熙三十三年冬，在家为父守丧时，提出于建亭西置田20亩设立书院，得到县令的支持，旋即动工兴建。次年二月，书院讲堂及大门落成，名曰： 请建书院。他请当时河南著名的教育家冉觐祖为书院主讲，讲授正学。康熙四十六年，张伯行在任福建巡抚期间，建造了鳌峰书院。书院前建正谊堂，尊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夫子，后为藏书楼、购经、史、子、集数万卷，存放于内。楼东有园亭、池塘、花卉、竹木之胜。学舍120间，明窗净几，幽阗弘敞。广收九郡一州才品行谊之士，与讲先儒为学之旨，为修己治人有用之学。对于前来学习者，日给伙食补贴，岁供衣服，使他们安心学习。一时间福建各地有名之士纷纷慕名而来，蔡世远、蓝鼎元自漳浦，黎致远自长汀，余祖训自南平，郑亦邹自海澄，郑文炳自莆田等。康熙皇帝知道此事后，亲笔题词： 三山养秀。康熙五十二年，又动手建立紫阳书院。第二年春季建成，要求入院学生学习人伦日用知识，并且注重身体力行，注重品德修养，不仅仅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期望“他日学成名立，出而大有为于天下，庶无负养贤报国之志”。在山东为官期间，于临清建清源书院，夏镇建夏镇书院，重新修复济阳旧有书院。他在公务之暇还经常到书院讲学，把教养人才，振兴正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张伯行又是当时一位思想家。他潜心于理学研究。广泛收集各种文献，并且进行整理、校勘和刊印。经他编辑刊印的《正谊堂全集》收载图书63种，续集又增5种，合计68种，是一部汇集宋、明以来濂洛学派的理学专著。他从揭示宋明理学学派的演变出发，对各家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刊印，诸如宋代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杨时、尹焞、罗从彦、李侗、黄榦，元代陈文蔚、许衡，明代薛瑄、胡居仁、罗钦顺，清代陆世仪、陆陇其、汤斌等人的语录、文集进行纂解和校刊，又辑录了诸葛亮、陆贽、韩琦、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方孝儒、海瑞、丘浚、杨继盛、杨涟等人的文集，还编选了 《唐宋八大家文钞》等。

张伯行勤于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有辑录和撰著两类。辑录主要有《朱子语类辑略》8卷、《广近思录》 14卷、《濂洛风雅》9卷、《濂洛关闽书》 (辑注) 19卷、《近思录》 (集解) 14卷。撰著有《道统录》2卷附录1卷、《学规类编》27卷、《养正类识》13卷、《小学集解》6卷、《困学录集粹》8卷、《居济一得》5卷、《正谊堂文集》40卷、《续集》 10卷，共13种。这些著述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果。

张伯行为官以忧国忘家，兴利除弊为己任，廉洁自律，重视河道治理，重视灾荒赈济，重视文化教育，政绩卓著，多次受到朝廷的表彰，康熙帝称赞他为天下第一清官，并且赐给他“布泽安流”、“廉惠宜猷” 匾额，雍正帝赐给他“礼乐名臣” 匾额。在他为官之地，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崇敬。福建民众为了表彰他的业绩，于鳌峰建立了供奉张伯行的肖像祠，江苏苏州民众建有张伯行祠，山东五枋口建有张伯行的生祠。清政府于光绪初年决定让他从祀孔子庙庭。有清一代，名臣从祀孔子庙的只有三人，张伯行便是其中之一。

廖刚

廖刚（1070-1143），字用中,号高峰先生(谢如圭《高峰先生文集序》),南剑州顺昌(今属福建)人。尝从陈瓘、杨时学。崇宁五年进士,历县主簿、州判官、录事参军、教授。宣和元年自漳州司录召为国子录,擢监察御史。论奏无所避忌,出知兴化军。靖康初,召为右正言,未赴。绍兴元年,除福建路提点刑狱,召为吏部员外郎,迁起居舍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四年,除给事中,权户部侍郎。五年,迁刑部侍郎。六年,出知漳州。八年,拜御史中丞。以论事为秦桧所恶,改工部尚书,提举毫州明道宫。十三年卒,年七十三。廖刚为文通于事务,谢如圭谓其文醇正,“自方寸中流出,非务夸多而斗靡,非务逞奇而尚怪,盎然得中和之气,无所施而不可”(《高峰先生文集序》),也不免有过溢之辞。其文集多奏札表启,指陈时弊,如《漳州被召上殿札子》乞约束边将,颇有见地;《答陈几叟书》论宋代制诰之失,较为切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诗词也清新淡雅,诗如《题诸宫》、《月波楼上呈知府检讨》、《山间早行题和溪驿》诸篇都以描绘景色见长。词如《满路花》叙中秋佳节,有“雨雾烟波阁,雁度陇云愁,西风庭院不胜秋”,感慨遥深,富于韵味。著有《高峰先生文集》十七卷(《宋史·艺文志》七),今存怡古斋抄本;又有十二卷本,今存清康熙间闽南林佶家藏旧钞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七首。《全宋诗》卷一三四八至一三四九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二九九○至二九九六收其文七卷。事迹见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南轩文集》卷三八)、《宋史》卷三七四本传。

蒋彝

蒋彝（Chiang Yee，1903年5月19日－1977年10月26日），原名仁全,字仲雅,又作重哑,笔名哑行者,原籍九江市,1955年加入美国籍。1922年,蒋彝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化工系,1926年,毕业后,分别任教于江苏海州十一中学和九江光华中学,年底北伐军攻占九江后,他便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部进军浙、沪,任政治部书记长。后历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讲师,安徽芜湖、当涂、江西九江三县县长。1933年去英国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教授。其间,他特别留意西方人对中国书法和绘画的看法,当他从西文书中了解到西人对这两门艺术有不少错误的概念,感到中国艺术在西方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介绍和解释,于是立志传播这两方面的知识。1937年,蒋彝出版《英国湖滨画记》,一举成名。1938年,中国政府送了两只熊猫运至英国伦敦博物园展览,蒋彝开始画熊猫,被欧美画家称为“熊猫人”,他是第一个通过绘画向英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珍贵动物——大熊猫的画家。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蒋彝一度供职英国情报局,担任翻译。1949年,他由伦敦移民牛津,以著书绘画为生。1955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语文教授,并申请加入美国国籍。1958年任哈佛大学联谊会讲座教授、哈佛大学爱默生特约讲座教授。其间,他还经常为波士顿的披巴德博物馆鉴定收藏中国文物。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被授予终身教授荣衔。197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并举办个人画展。1975年回到了阔别42年的祖国,与妻子、女儿团聚。1977年,蒋彝第二次回国访问,同年10月26日在北京首都医院逝世。遵照他的遗言,将其骨灰葬于庐山脚下马回岭公墓,以遂他平生“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夙愿。

蒋彝是国际知名的画家、诗人、作家和书法家。他的画涉及面很广,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及,一生作画三千多幅,所创画记体裁为世界所推崇。其书法研究有素,篆、隶、行、草各体皆擅,尤其行书见长。旅居海外四十余年,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高尚情操。他撰写的英文遗著共25种:《湖滨画记》《战时画记》《约古郡画记》《伦敦画记》《都柏林画记》《爱丁堡画记》《牛津画记》《三藩市画记》《巴黎画记》《纽约画记》《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中国画绘》《中国书法》《儿时琐忆》《金宝与大熊猫》《金宝在动物园》《明的故事》《鸟与兽》《中国的窗口》《大鼻子》《罗铁民》《野宾》《在缅甸公路上的人》《重访中国》。中文诗集有《蒋重雅诗》《重哑绝句》与《蒋彝诗集》。《中国书法》是他向西方传播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