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时，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对策，被三次策问，系统地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主张，取得了第一名。后任过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晚年归家，专心著书讲学至终。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约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以他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他是儒家神学体系创始人，曾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把天说成有意志的，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主宰。人是天所创造，只能顺应天命;天通过符瑞、灾异，对地上统治者表示希望和谴责。又根据“阳尊阴卑”的观点，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学说，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圣人之性”，天生为善;下品“斗筲之性”，天生为恶。只有中品的“中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可经教化而成善。据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化民感性”，使受教育者都能达到“正其谋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要求，即一切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教育对个人的作用在于行善，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在于防止恶性，培养善性。

为此，他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教育政策：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②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主张中央设立太学，以教育贵族、大地主和官门的子弟;在地方设立庠序，以教育一般人民的子弟。选士、贡贤，网罗天下人才。③兴教化，正万民。他非常重视国家教民的事业，王者的主要任务是德治和教化。他采取下帷讲论，弟子传以次相授业的教学方法，即在幕后讲诵，由程度高的学生对程度低的学生进行转相传授的方法，以提高教学效率。他要求学生学习时要专一虚静、强勉努力和博采多读。“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提倡适时、适量、适度，以提高效率。在德育方法上，强调“谨小慎微”，采取“众小成多、积小成叵”、“渐以致之”的方法，并强调德育必须通过智育来进行。

董仲舒是一个在教育实践上有贡献的教育家。他的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不仅对汉代的教育事业起了进步作用，而且对后来封建社会一直产生着深远影响。他把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神学化了，成为封建统治者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他的思想虽有保守反动的一面，但在封建社会秩序建立不久，又需巩固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其积极作用应予以肯定。

董仲舒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23篇，大部分已亡佚。今存《春秋繁露》82篇(是由后人辑录的)，乃《董子文集》。

皇甫谧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幼年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魏晋间著名医家。

年20岁而不好学，游荡无度。后感奋学习，勤力不怠。家贫，躬自耕稼，携书劳作，于是博通经典百家之言。后患风痹疾，虽委顿不起，犹手不释卷。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从坦席学儒,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从事著述。终身以著述为务，不慕荣利。朝廷屡征太子中庶子、议郎、著作郎等职，皆不应,终身不仕,武帝曾赠书一车。晋时许多名臣如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皆出其门下。

皇甫谧一生著述甚丰。《晋书·皇甫谧传》谓其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今多已残佚，仅存《高士传》和一些序、论文字。《高士传》较有影响。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载87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所载96人。而皇甫谧自序谓“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可见陈氏所见已有残缺。自序作《传》宗旨是：“自三代秦汉，达乎魏兴受命，中贤之主未尝不聘岩穴之隐，追遁世之民……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所以他要“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为之立传。另所作诸论，多为阐述玄理，受魏晋玄风影响较大。《隋书·经籍志》著录皇甫谧有文集2卷，已佚。今存诗文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其中以《针灸甲乙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针灸甲乙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该书问世后，一直被认为是学习针灸必读的古医籍，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早在日本奈良朝，就规定了《针灸甲乙经》为医学教育的必读教材之一。当今日本、朝鲜、法国等研究针灸学，仍以本书为主要参考资料。《针灸甲乙经》对生理、病理、诊断、俞穴、治疗等针灸基本理论，作了系统的科学论述，它的产生，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确立与临床医疗实践的结合，奠定了皇甫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慎到

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尊称慎子。中国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今属河北省)人。战国中期法家“势治”派主要代表人物。赵国人。《史记》称其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是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他长期在齐国稷下讲学，对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史记》说慎到著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慎子》四十二篇，今已亡佚，残存《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知忠》、《君臣》、七篇及一些佚文。其法学观点主要有(1)尚法论：治理国家必须“事断于法”，实行“法治”。国君利用法律进行绝治，即便法律有不完善的地方，也比没有法律而依靠君主“身治”要好得多。原因在于：法律如同尺寸权衡一样，具有规范性特点，利用法律，可以防止“奸巧诈伪”;从本质上说法律是“立公义”的，具有公正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不分亲疏尊卑，一视同仁;从法律的作用上看，法是“定分止争”的最好工具。法律不可轻易改变，只有君主有权立法和改法。君主治国，要用“法治”而不用“身治”;(2)势治论：慎到在法家学派中以重“势”著称。慎到认为，重“势”是为了尚法，而尚法又必须重“势”。君主要想实行法治，必须掌握能使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的权势，只有权重位尊，才能令行禁止。君主身处势位，推行法治，遵从“无为而治”即可治理好天下。慎到无论尚法，还是重“势”，都是从其公私观来立论的，他主张“立法为公”，反对释法行私。这使得慎到尚法重势思想有一定法理学意义。

查慎行

查慎行（1650年6月5日-1727年10月14日），清代诗人。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改今名，字悔余，号他山、查田，晚号初白老人。海宁(今属浙江)人。少学经史文章于黄宗羲，受诗法于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渐起。尤喜作诗，游览所至，均有吟咏。年轻时，诗名便传入宫中。于是被荐入权臣纳兰明珠家教读。不幸因参与国丧期间演《长生殿传奇》的宴集，而被革斥监生，驱逐回籍。后来他改名慎行，并将籍贯改为钱塘，以便应试。康熙三十二年(1693)中举。康熙四十一年荐试入直南书房。次年成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那时其侄查升也入直内廷，内侍因称慎行为“老查”。康熙五十二年，乞休归里，家居十余年。雍正五年(1727)，因其弟查嗣庭讪谤罪，阖族被逮入京。查嗣庭死于狱中，另一弟查嗣瑮谪戍陕西，查慎行因平常谨言慎行，获雍正帝宽恕，放归乡里，不久即郁郁而终。

查慎行喜爱山水，足迹几遍天下。入朝后，又曾从军西南，随驾东北。游历之广，当世罕匹。因此其诗特多纪游写景，登临吊古之作。古体如《中秋夜洞庭湖对月》、《谒南海神庙》、《夷门行》、《五老峰观海绵歌》，近体如《三闾祠》、《黔阳杂诗四首》、《汴梁杂诗八首》、《度仙霞关题天雨庵壁》、《金陵杂咏二十首》、《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等，都是颇见才力的佳什。他也有一些反映人民苦难的诗篇，如《芜湖关》、《偏桥田家行》、《麻阳运船行》、《养蚕行》、《秦邮道上》等等。

清初诗人在艺术上大多尊唐，而查慎行则以崇宋为标榜。于北宋，他最钦服苏轼，于南宋，他最推重陆游。朱庭珍《筱园诗话》称“查初白诗宗苏、陆，以白描为主，气求条畅，词贵清新，工于比喻，善于形容，意婉而能曲达，笔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浅，时见巧妙，卓然成一家言。”在宗宋派诗人中，他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连乾隆时尊唐贬宋的纪昀，也赞扬他：“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四库全书总目》卷173)赵翼对他评价更高，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夫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瓯北诗话》卷10)但其诗也有些伤于纤弱或繁冗。

著有《敬业堂诗集》50卷(后2卷为《馀波词》)、《敬业堂诗续集》6卷。文章留存很少，其子孙搜集到100余篇，编为《敬业堂文集》3卷，《别集》1卷。

晁错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西汉文、景时政论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早年随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以文学任太常掌故，受太常派遣从秦故博士伏生学习今文《尚书》。后被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太子家令。以其才辩得幸于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号称“智囊”。提出徙民实边和入粟拜爵的建议，得到文帝的采纳。之后，晁错由平阳侯曹窋等联名举为贤良，因对策高第，迁中大夫。他又向文帝建议削夺诸侯王权力及更定法令等，所言多能切中时弊，但文帝没有采纳。景帝即位后，晁错擢为内史，不久又迁为御史大夫。他受到景帝的信任，更令三十章，力主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他在《削藩策》中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听从他的建议，先后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印六县和楚王戊东海郡，并决定削夺吴王濞的封地。晁错的父亲从颍川来见他，劝他不要“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怨。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发动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晁错为人深刻，又得到景帝的宠幸，因此深为朝中大臣所忌，早在景帝即位之初，丞相申屠嘉就想以晁错擅凿庙垣为门作借口，杀掉他。七国叛乱后，曾任吴相的爰盎(即袁盎)和外戚窦婴，便乘机建议景帝斩晁错以谢诸侯。景帝遂拜爰盎为太常使吴，并由丞相、中尉、廷尉等劾奏晁错“大逆无道”，腰斩晁错于长安东市，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被杀。但是，这并没有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后来谒者仆射邓公在说到削藩及诛晁错时向景帝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景帝也很后悔。晁错的政论文章有《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疏》等，议论犀利，分析深刻。《汉书·艺文志》中法家有《晁错》三十一篇，今有清马国翰等人的辑本。

萨孟武

萨孟武（1897年—1984年4月13日），名本炎,字孟武,笔名本炎等。 福建福州人。 1913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成城中学、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京都帝国大学读书。1924年回国,以译书、撰文为生,兼在大夏大学任教。后主编孤军社之《孤军》杂志,并与曾琦发起创刊《醒狮周报》。1927年4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任职。后任《新生命杂志》主编。1930年起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中央政治大学、陆军大学、警官大学任教。1932年与杨公达、梅思平等人创办《时代公论》周刊。1936年任考试院高考典试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讲学。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授。1947年当选为立法院候补委员。1948年秋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系教授。1958年递补为台湾国民党当局“立法院”立法委员。1984年4月13日在台北病逝。著有《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孟武随笔》等。译有《国家论》、《社会主义社会学》、《新国家论》等。

永井荷风

永井荷风（ながい かふう，1879年12月03日～1959年04月30日)，日本小说家、随笔家。本名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等,东京人。

出生于东京，卒于东京。其父曾任日本文部省大臣首席秘书官、会计局局长，后任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横滨分公司总经理等职。1897年，中学毕业未考上第一高等学校，后随家人赴上海旅行，回国后发表《上海纪行》，此作为现存的荷风的处女作。后入公立东京外国语学校（今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清语科学习，翌年，投入著名作家广津柳浪门下，开始发表习作。1902～190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其中颇具欧洲左拉自然主义色彩的《地狱之花》得到著名作家森鸥外的赞赏，这部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史上必须书写的作品为其成名之作。1903年，在父亲的安排下赴美学习实业，在美期间他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在大使馆、银行工作。而后，依靠父亲的门路和资助来到法国，在法国居住10个月。美国、法国的经历为其回国后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并打下思想基础。他崇尚自由、解放，不满缺少自由解放精神的日本现实。1908年7月回国后，创作了《美国物语》《法国物语》等作品，欧美之行加深了他对明治社会的认识，促使他在作品中对明治社会文化进行批判。

他在日本唯美派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国之后不久，其受聘任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创办、主编了同仁杂志《三田文学》，成为日本唯美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同时在文学批评、文明批评等方面也有不凡建树。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贯穿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期，长达50余年。在变化激烈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他不为时代变化所动，竭力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在小说、随笔、日记的写作以及翻译方面，显示出其创作的才能。

永井荷风的文学建立在“西方与日本”“文明与传统”“近代与反近代”等诸多矛盾之上，他喜爱汉诗写作，江户艺术方面的造诣也很高，同时又接近西方文学，对西方文学有独到理解。作为当时熟知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永井荷风自欧美回国后便对浅薄的日本“近代化”展开激烈的批评。在这点上，他时常被与日本著名作家森鸥外、夏目漱石相提并论。

1910年的“大逆事件”是永井荷风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大逆事件”造成了政治家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被杀，言论受到当时政府的控制，这一现实使他放弃了对社会现实的干预。在他眼里，日本近世的传统文化仅仅留存在明治时期的花柳世界之中，他要在这个世界中寻找逝去的江户文化，展现东京花街柳巷之中的风俗世界。1916年，他辞去大学教职，将自己的创作关注点放在了花街柳巷的风俗之中，他所创作的以《隅田川》开端的“花柳小说”颇为引人注目，其代表作还有《新桥夜话》《较量》等。进入昭和时期，他仍然没有放弃花街柳巷中的人物创作和情感世界的描写，《梅雨时节前后》《花开背荫处》《墨东奇谈》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他的日记《断肠亭日乘》也是其重要文学贡献，这部始于1917年、结束于1959年去世之时的永井荷风的日记，被认为“贯穿着他一贯的反俗、反战、非妥协的态度”，是一部宝贵的风俗资料。

圣可德玉

圣可德玉（1628～1701）,重庆华岩寺开山祖师圣可禅师，法名德玉（或称印玉），自署方山、季而氏、华岩老人、玉老僧、待漏山人、华岩玉等。俗姓王，四川营山县世家子弟，父名洲英，母刘氏。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十三日生，排行第二。出生前夕父梦月坠掌中。《华岩寺志》称师“稍长攻书，明慧宿成”。

明末张献忠之乱，师随父母避乱于“歌阳寨”（巴蜀多山寨，皆士人自保之处）。不久，寨破被执，其帅不杀，留在寨中听用。后张献忠死，其帅归南明。师随军至永川，见一老僧被拷打，于夜间私释之。老僧见师有宿慧，嘱曰：“汝不久有难，当念观世音名可免。”时巴地多地方武装，称为南明所辖，实为自保。第二天，师出外执行任务被被其他部队所捕，在杀场上，看到同伴被斩，师急念观音圣号，竟得免死不杀。此时师才17岁，已经生死劫数，感世事之无常，遂发出家之愿心。

师逃离军营，寄居于渝，在慈航法师处听讲《金刚经》，出家之念更甚。为逃避战乱，师抵西康藏地金川县，在杨司马家中馆修（执教）三年。时师22岁，娶妻刘氏。翌年，避兵于贵州赤水五年，育有一子。因病苦，卜乩于道人张心水，乩得“冯唐易老君须志，早取昙花第一枝”之句，出家之志遂决。

27岁时，南明亡，永历被执，师“痛家国沦亡，潜身远遁，屏弃一切，皈依佛法”，礼朝阳寺道源禅师出家修学二载，法名德玉，“勗其德之坚贞似玉也”。29岁，赴雅州洪雅县八面山澄江禅师处受具足戒。师初闻禅机，后参蒙山晓元禅师及大随禅师，数试机锋，仍未契悟。

32岁，患咯血病危，友人谓之云：“汝参的博山禅也，故有此病!” 秋季病愈。闻破山和尚住金城寺，前往参谒。破山以死句活句扣之，圣可唯示以竖拳、展掌、拂手便行，终被印可，破山作偈云：“揑拳展掌露家私，撒手逍遥亦并齐，横骨暗抽容易得，舌头明坠少人知。”圣可遂入梁平双桂堂择木寮，是年33岁。

35岁，解制毕，辞师南游。破山作偈曰：“见山忘道是偷安，见道忘山非等闲。珍重阇梨思圣可，漫将滴水作波澜。”时战火纷飞，夔门阻梗，圣可绕道北路而上，先至故乡营山，住木犀庵，礼祖茔。复沿嘉陵江经昭化，过阳平关，越秦岭，至华阴，宿七星寺。渡潼关，经平阳（今临汾）入汾，礼昭祖塔（汾阳善昭，945－1023年）。旋过武乡，南下渡黄河，至鄢陵，住朝阳寺。再北折渡汴河至邺（今河北临漳），礼二祖慧可塔（慧可，487－593年）。时破山弟子雪臂印峦正在彼处阅藏，闻破山病重，有促圣可南游之偈，圣可遂辞雪臂，再北上至正定，礼临济塔（临济义玄，787－866年）。事毕，直下江南，过钱塘。闻自若和尚住天华寺，圣可往参曹洞宗旨。

38岁，至浙江鄞县天童寺祭扫密云祖塔，复转至嘉兴，住破山开法之东塔寺参学。旋往松江大乘庵参无私元法兄，并作回蜀之约。翌年，溯长江而上，过武昌，参法兄密行寂忍和尚。越年，到江陵访法兄莲月印正和尚。半偈和尚示之破山圆寂，经夔门，抵梁平，住双桂堂，扫破山塔，旋经万县，乘舟至重庆，在治平寺藏经阁参慧觉照衣禅师。因念尘世喧嚣，，遂避居大龙山度夏（大龙山现有双龙寺）。

僧半偈、松石、立玄三禅师携居士李生蕃、杨继芳请圣可住华岩洞湫隘寺，时圣可40岁。师既来，僧俗皈依者如水趋壑，苦不能容。法兄丈雪通醉扫破山塔归道华岩，赞叹不已。杨继芳父子效法祖业，献宅基、田地以建新寺。由是殿宇庄严，法事兴隆，徒众二千指。康熙九年（1670）十月初一，师龙天推出，开炉说法。杨继芳先后三次捐地建新寺，华岩寺遂成川东一大丛林。越三年春，圣可往重庆报恩寺说法，此寺永为华岩下院。康熙十三年，值三藩之乱，全蜀兵戈四起，华岩寺正建经楼，得清初四才子之一的云南楚雄土官高奣映相助，数月而楼成。高氏号雪君，遂成圣祖传法弟子。

康熙十四年（1675），《华岩圣可禅师语录》初成，丈雪通醉作序。十六年（1677），圣可与高奣映、丈雪通醉于北碚浴温泉，有公案传世。高奣映是年撰《华岩开山碑记》，文存《华岩寺志》，现刻于华岩寺山门两侧。十七年（1678），圣可禁足华岩寺“季而关”，注《梵纲经顺朱》、《道德经顺朱》、《禅林宝训顺朱》等。十九年（1680），乾州别驾李沅等名流访华岩，听师说法。二十年（1681），吴三桂乱平息，巡宪王孙蔚、巴县知县焦映汉访华岩，听师说法。二十一年（1682）秋，至南岸慈云寺说法。

二十三年（1684年），师往泸阳，憩宝子山。秋后，住持云峰寺。冬，在云峰寺自序《圣可禅师年谱》，师56岁。二十四年（1685），过江安，往破山曾住的蟠龙寺说法，又往佛来山访灵源法师，复还云峰。二十五年（1686）秋，华岩僧众及杨氏请师返华岩，圣可辞之，为杨氏作书传家。二十六年（1687），师59岁，溯岷江而上，过江安，住普照寺。过宜宾，访元素大师于普德寺，后抵凌云住持。其间往伏虎寺，扫澄江禅师塔。越年，顺江而下返华岩，并于永川东山寺访浩然大师。

三十一年（1692）三月，过綦江，入贵州，住绥阳回龙寺。是年，《朗水集》成（绥阳名朗水，师住持回龙之文）。冬月返蜀，再往泸阳云峰寺。时胃病加剧。越年，重庆众居士赴泸阳迎请回渝，圣可遂抵华岩寺。是年，为丈雪《锦江禅灯》作序。三十七年（1698），回祖庭梁平双桂堂说法。明年春，抱病返华岩。三十九年（1700）秋，为胃疾所苦。

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望，提笔书道：“看看阎罗老子来请老僧吃斋也。”冬月朔，对众僧云：“善思力行。”越六日，示微恙。初九夜分，集众僧云：“老僧住世七十三年，接人三十余年，今日方得自在矣，大众善自护持!”即索笔书遗嘱：“六祖云，披麻戴孝非吾弟子。今老僧去后亦然，违吾嘱者亦非吾弟子。”又书偈云：“过去佛祖何曾灭，现在佛祖几时灭，未来佛祖亦不灭，心心万里一条铁。”遂掷笔，端坐而逝，世寿七十三，僧腊四十六。

师在华岩寺前后弘法三十年，华岩一草一木，咸其手泽。重庆知府陈邦器从云南仿滇中某寺地藏菩萨像铸为圣可禅师像一尊，塔肉身于祖堂之中。

师之行状，集于《语录》及《圣可禅师年谱》，又《锦江禅灯》、《五灯全书》、《黔南会灯录》、《华岩寺志》、《破山禅师年谱》、《巴县志》等。其《语录》、《年谱》及所编撰《梵纲经顺硃》二卷、《道德经顺硃》二卷、《禅林宝训顺硃》二卷、《百颂录》二卷等，皆入《嘉兴藏》。

曲波

曲波（1923年2月22日—2002年6月27日），当代著名作家。1923年2月22日生于山东省黄县枣林庄一个贫农家庭。八岁入小学，十六岁参加八路军，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初在胶东五支队政治部国防剧团当宣传员，后历任文化教员、指导员、青年干事、组织干事、组织股长等职。1943年4月入胶东抗大学习。1944年夏任胶东军区前线报社记者。是年冬，调作战部队，历任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1950年因重伤转业到工业部门，历任机车车辆制造厂党委书记兼第一副厂长、设计分局副局长、设计院副院长。现任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文学活动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为了反映和指导当时的斗争，曾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两个剧本，即以动员“空舍清野”为题材的《麦收之后》和以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和敌占区群众工作为题材的《排难除害》，均由抗大学员排练演出。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革命队伍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历程，并亲自参加过北满林海雪原的剿匪斗争，人民群众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深深地激励着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为了歌颂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及英勇的战友，他于1955年2月正式动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56年8月写成了长达40万字的优秀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作家出版社)。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少剑波、杨子荣及小分队战士们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作品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传奇式的故事情节、章回体的形式以及民间故事式的群众语言，艺术地再现了惊心动魄的剿匪斗争，在继承和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上有一定的成就。小说出版后，已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京剧，深受读者欢迎，同时被译成越南、蒙古等国文字。此后，曲波一直坚持业余创作。其它作品有:短篇小说《热处理》(《人民文学》1958年2月号)、《争吵》(《处女地》1958年5月号)；长篇小说《山呼海啸》(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这部长篇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一个主力连在根据地县委领导下，和当地民兵紧密配合，全歼日寇和汉奸的艰苦曲折的斗争故事。同年还发表了反映解放军医务人员生活和斗争的长篇《戎萼碑》(197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狂飙曲》(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曲波及其家属因反对江青而惨遭迫害，直至1978年夏才平反昭雪。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同年出版长篇小说《桥隆飙》。这部长篇以抗日战争初期的山东沿海地区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带有草莽英雄色彩的农民起义首领的艺术形象，描绘了他从自发的革命斗争到接受党的领导这一曲折复杂的过程。1982年3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观画思人祭》。1982年9月，创作散文《丝丝故乡情》。1982年10月，在北京接待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沃克。1983年12月28日，创作散文《十天老友》。1983年1月，在《胶东文学》第1期发表《丝丝故乡情》。1983年2月，离休。1983年4月，在《世界文学》第2期发表《十天老友》。1983年6月，在《山西文学》第6期发表散文《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1983年，发表散文《遥寄扶桑故友》。1984年4月5日，创作散文《义情思》。1984年7月，在《天津日报·文艺》发表《义情思》。1985年1月15日，创作散文《清水流香》。1985年6月，在《鸭绿江》发表《清水流香》。1994年1月20日，创作散文《澳洲遥祭洛兄》。1994年5月，在《中篇小说选刊》第3期发表《澳洲遥祭洛兄》。2000年，创作《回忆与遐想》。2002年6月27日，在北京病逝。

胡寅

胡寅（公元1098年～公元1156年），南宋哲学家、无神论者。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胡安国之侄，养为己子。生于北宋元符元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从杨时受学。中宣和进士甲科。靖康初，荐授秘书省校书郎。张邦昌称楚帝，弃官归。建炎三年(1129)，擢起居郎，因反对高宗践帝位，遂奉祠。绍兴二年(1132)，起知永州。四年，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以反对遣使入金，出知邵、严、永三州。后官至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秦桧当政，求致仕，归衡州。桧复以讥讪朝政名，安置新州。桧死，复官。卒谥文忠。

留心国事，数上书论恢复大计。生平气节豪迈，虽与秦桧友善，但及桧当国，却不肯阿附，故为其所恶。反对当时不切实用的章句之学，认为“后世学者从事于章句，耽玩于词藻，以为己则无增益智思之力，为人则无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学遂为无用之具”(《衡麓语要》)。在哲学上，重视心的作用，主张“圣学以心为本”(《崇正辩》)，并明确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圣人之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贯之，莫能障者。”(同上)由此而强调治心，称“圣人教人正其心”(同上)，尤重视格君心之非：“莫难强如怠心，莫难制如欲心，莫难降如骄心，莫难平如怒心，莫难抑如忌心，莫难正如僻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衡麓语要》)用禀气原因解释人的性情及善恶、寿夭、贫富的异同：“人之禀气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静或躁，或刚或柔，千条万端，非一言可尽也。” ( 《辩正论》)。又称：“颜回、伯夷之生也，得气之清而不厚，故贤而不免乎天贫，盗跖、庄蹻之生也，得气之戾而不薄，故恶而犹得其年寿。此皆气之偏也。” (同上)此说实阴取汉代王充的观点。对佛教批判甚力。强调客观世界的实在性，认为佛教“物我皆空”论根本站不住脚：“佛之道，以空为至，以有为幻，此学道者所当辨也。今日月运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虽万佛并生，亦不能消除磨灭而使无也。日尽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来，至今而不可易，未尝不乐也。”(同上)又指出万物及人虽有存毁与生死变化，但不能归结爲空无：“此物虽坏而彼物自成，我身虽死而人身犹在，未尝皆空也。”(同上)斥责佛教的空观乃乱世之说，“以心爲空，起灭天地，僞立其德，以扰乱天下”(同上)。还揭露佛教空观産生的理论原因，认爲其 “物我皆空” 的思想乃是主观幻造的産物：“佛教以心爲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也。心以爲有则有，心以爲无则无，理与心二，谓理爲障，谓心爲空，此其所以差也。”(同上)对佛教的生死轮迴说进行批判，认爲死与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不可能长住不灭：“人死犹其生，其来不可御，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则十年、百年，皆可引申而常存，此理之所必无也。”(同上)以儒家思想爲据批评佛教之说，认爲其离弃世俗的主张与纲常名教是完全相背的：“何谓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义而妇顺是也，此儒教也。何谓道之不善?离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得道者是也，此佛也。”(同上)其对佛教所作的理论分析与批判，在某些问题上超过了前人的见解，在中国无神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理学思想上接二程，近承杨简，对朱熹亦有影响，于洛学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著作有 《斐然集》三十卷、《崇正辩》三卷、《读史管见》三十卷。

陆蠡

陆蠡[lǐ]（1908年一1942年），原名陆圣泉,笔名有陆敏、六角等。浙江天台人。自幼在乡间读书。1919年进基督教蕙兰中学学习,两年后转之江大学附中就读。1926年考入之江大学,两年后转劳动大学机械系。1930年到杭州中学任教。1932年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翌年到福建泉州一私立中学任教。1934年,又回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创办科学、文化综合性杂志《少年读物》,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他留守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4月13日因该社出版了靳以的长篇小说《前夕》和进步刊物《文学丛刊》而被日寇查封,他亦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英勇不屈,终被秘密杀害。他一生致力于抒情散文的创作,结集出版的有《海星》、《竹刀》和《囚绿记》三种。他以散文诗开始他的散文创作,《海星》里短小隽永的散文诗篇章,显示了透明纯净的诗的意境。作者流连于往昔温馨的回忆,但在《水碓》、《哑子》等篇章中则对人间的不平发出了自己的诅咒。《光》和《松明》是作者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白,写得宛转曲折,富于理趣。《竹刀》的内容更为厚实。《竹刀》一文在山乡风情的动人描写中,反映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主题; 《庙宿》和《嫁衣》同样体现了作者对被摧残者的深挚同情。《囚绿记》所收是他在1938年秋至1940年春所写的散文。当时作者困居“孤岛”,作品中寄托着对祖国的热爱、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侵略者的憎恨。《囚绿记》一文托物言志,表达了对“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坚强意志的赞颂,但其中也有一些篇章流露了自己的寂寞感,这是在“孤岛”特殊环境下一个正直而敏感的知识分子复杂情感的真实表现。他的散文有浓郁的乡野气息,旖旎的山乡风光和来自乡间的哀婉动人的故事,往往给他的作品带来了特有的魅力;他的描写看似淡雅、平实,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思想容量。李健吾《陆蠡的散文》评论陆蠡“正因口齿的钝拙,感情习于深敛,吐入文字,能够持久不凋。他不放纵感情;他蕴藉力量于匀静。”丽尼散文犹如“大风”,而陆蠡则如“和风习习”,“吹苏了遍野的种籽”。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日），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1833年毕业于俄国炮兵学校，后服役。1835年离开部队，开始钻研哲学。1840年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接近青年黑格尔派，猛烈抨击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1844年迁居巴黎，与蒲鲁东交往密切，并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参加布拉格起义。1849年5月领导德累斯顿起义失败被捕，1851年由奥地利政府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曾给沙皇递交了悔罪书，仍被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逃亡英国。为《钟声》杂志撰稿。1863—1864年协助波兰起义，后加入第一国际。1868年10月在第一国际内部成立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和半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阴谋夺取领导权。1872年被开除。政治观点上，把国家看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祸害，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最适合发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实行“各阶级的平等”、“各自由协会”的联合。在哲学理论上，用经济唯物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提出所谓“唯物主义体系”，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动物性、思想以及宗教、反叛这三种要素，它是历史上整个人类发展的根本条件。和第一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和第二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科学；和第三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自由(见《上帝和国家》)。认为历史是人类由“兽性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进化过程，第一阶段处于动物界，第二阶段受宗教和国家的奴役；第三阶段摆脱任何权力，进入无政府社会。鼓吹反叛和个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巴枯宁作为早期民粹派的思想家，他在俄国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主要著作还有《革命问答》、《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等。

摩根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Sr.，1837年4月17日－1913年3月31日），美国大垄断资本摩根财团创始人。生于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一个大商人之家。幼年随父在伦敦读书，后入法国哥其根大学学数学，2年后奉父命辍学从事金融商业活动。1857年到美国一家银行当会计师，1860年建立了自己的银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靠倒卖军用物资发财，实力渐增。1871年与人合伙在纽约开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并很快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支柱。1893年乘经济恐慌之机，收购了美国五分之一的铁路股权。1894年德雷克塞尔去世后，将公司改名为“杰·皮·摩根公司”，独揽业务并组织许多分支机构，势力遍及金融、交通、制造等许多部门。1895年兼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主要财政顾问。后又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成功，并成为其任内的幕后决策人之一。1898年通过吞兼的手段建立了联邦钢铁公司，3年后又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垄断组织——美国钢铁公司。这样，不仅在190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巨头，又开始向国际垄断发展，1902年组织国际收割机公司和国际商业海运公司。1905年后，还在铁路建筑投资方面向中国清政府敲榨勒索，重利盘剥。1907年再次帮助美国政府渡过财政危机。晚年拿出少量资金从事“慈善”事业，兴建图书馆、艺术馆等。1913年3月31日在意大利罗马去世。

张纯一

张纯一（1871—1955），字仲如，湖北省汉阳县兴隆乡人。他早年考中清末秀才，甲午战争后，满怀救国热情，急切投身于维新救亡运动，积极谋划改革政治。1903 年，他在武昌圣公会主办的文华书院担任国文教习，开启了教育生涯。1904 年初，为寻求更先进的知识与理念，他东渡日本，进入弘文书院学习教育伦理科。1906 年学成回国后，继续在武昌文华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加入了革命团体日知会，并创作了 3 首军歌，用以激励青年从军报国，投身革命事业。1907 年，因参与营救密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而被捕的刘静庵等人，张纯一遭到通缉。1908 年，他被迫潜往浙江，担任温州师范学堂的伦理教习。不久后，又前往上海，参与淞沪反清起义活动，并在上海广学会担任编纂，同时兼办《大同报》。​

辛亥革命后，张纯一曾任西北边防督办高等顾问，但不久便辞职。此后，他先后在武昌中华大学、文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燕京大学、上海法政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传播知识与思想。1928 年后，他出任湖北省 “感化院” 院长，并担任汉口佛教正信会理事长，时常发表学术演讲，在学界和宗教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与章太炎、黄侃、蔡元培、梁启超以及佛教界的太虚法师、虚云法师等众多知名人士相互论学，交流思想。其著作《耶教与佛教》得到太虚法师的称许，《增订墨子闲诂笺》则由章太炎为之作序。​

张纯一的思想和志业，大致可划分为革命与 “革心” 两大阶段。1911 年之前，他积极参与反清政治革命，这一时期著述相对较少，留存可见的有《学生军军歌》和《伦理学》，据他自述还著有《教育学》等，但已无从查考。辛亥革命之后，面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沉沦，张纯一深感失望，开始思索通过宗教来挽救世道人心、救国救民，由此进入 “革心” 时期。起初，他主张融通各教而归命基督，撰写了大量弘扬基督教的社论。后来，在对基督教的弊端进行反省，并深入研究先秦诸子和中世来华佛教的基础上，他主张以佛教为主体来改造基督教，期间著有《改造基督教之讨论》《答太虚法师书》等。最终，他彻底皈依佛教，专心致力于宣传和阐释佛教，发表和出版了《〈佛说阿弥陀经〉之研究》《复友人熊澜恬谈学佛书》《佛学之根本真理》等诸多著述。在这一过程中，张纯一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对先秦百家尤其是墨子学说用力尤深，在研习和阐释先秦诸子经典方面贯穿始终，著有《融通各教会相归元讲易举例》《墨学与景教》《墨子间诂笺》《墨学分科》《国学阐微》《墨子集解》《国学简择》《老子通释》《阴符经真解》《晏子春秋校注》等作品。他以墨学诠释儒道法各家，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学术特色，不仅深化了对传统文献的诠释，也有力地推动了学术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纯一迁居重庆，先后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在中央训练团担任特约讲座。1941 年，他入居缙云山寺，潜心研究佛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南文史馆馆员，后前往东北抚顺市与儿子张保元一同定居，并在此完成《先正典型》等书。1955 年 4 月，张纯一在抚顺市病逝。他终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其著述曾在国学界、佛学界、基督教界获得赏识或引发热烈讨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纯一长期被学界遗忘，仅有极少数著作以单行本、多人合集的形式流传，学界对他的整理和研究远远不足。但他从鼓吹革命到转向书斋的心路历程，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留下的 200 余万字的著作，蕴含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值得后人深入挖掘与研究 。

张伯行

张伯行 (公元1652～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清河南仪封 (今河南兰考县) 人。他的父亲张岩以太学生考授州司马。他自幼好学，康熙二十四年 (公元1685年)，考中进士，居家7年，博览群书，有关理学方面的著书，更是口诵手抄，从不懈怠，为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所吸引，进而产生了振兴正学的抱负。后考授内阁中书舍人，旋改中书科中书。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十八年六月，家乡仪封城北黄河大堤溃决，伯行倡导募民堵塞了决口，为河道总督张鹏翮举荐管理河务，效力河工三年，成绩卓著。后历任山东济宁道，裁革陋规，每年可得数万金，且用自己家里的钱米制做棉衣，拯救饥民。四十五年正月，升任江苏按察使，以为官清廉著称，受到康熙帝的表彰，擢为福建巡抚， 后调任江苏巡抚， 力革当地弊政。 五十四年， 人直南书房，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会试副考官，历户部侍郎兼管国家钱币、仓场，会试副考官。世宗即位，雍正元年 (公元1723年)，升任他为礼部尚书。卒于任上。享年75岁。谥清恪。

张伯行为官，恪守职责，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他在任江苏按察使之初，依照通常惯例，必须要为总督、巡抚送上4000两银子作为见面礼，他没有这笔钱，仅以随身所带去的茧绸、扇帕所值不过数十两银子分送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见他这样寒酸，就拒不收受。升任巡抚期间，发布告示，严禁属员馈送礼品。他说： “一米一铢尽民间膏脂，宽一分即受 一分之赐，要一分即受一分之污。”康熙称赞他为 “天下清官第一”。升任福建巡抚，就任之日，见到衙署前为迎接他就任的各种豪奢的铺陈，便决心查明这些金银器皿，锦绣帷帐的来历。当得知这一切都是为各行户备办时，立即下令予以清退。

张伯行关心民瘼，以兴利除弊为己任，虚心延访地方利弊，极力寻求赈济饥民的策略。在任山东济宁道时，遇到该地灾荒，他从河南仪封老家运钱米并制作棉衣，拯救灾民，后朝廷下令分道赈济时，他在汶上、阳谷两县拿出22600石粮食发放赈济。当时山东布政使曾上疏劾奏他擅自决定，他反驳说： “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重乎?” 在任福建巡抚期间，遇到粮价上涨，他一面奏请朝廷拿出5万两银子到湖广、江西、广东粮价较低的地区买米运往福建，迅速稳定了粮价，安定了民众生活。同时要求各地多设社仓，储粮备荒。他还从实际出发，奏请朝廷减免了台湾、凤山和诸罗三县荒地的赋税。又奏请豁免江苏等州县亏空钱粮18万两有奇，为安定江南地区社会秩序作出了贡献。康熙帝曾说： “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脧削一半矣。”

清代黄河河患给下游沿岸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不仅使大面积的农田受淹，严重危害着农业和农民，也严重影响着南北大运河的交通运输。河南、山东和江苏都是受灾面积最大且最重的地区。张伯行管理河务后，不辞辛劳，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方案，动员组织民众修筑黄河南岸河内堤200余里，又修筑了马家港东坝、高家堰等水利工程。在山东、江苏两省为官时，也都十分注意兴修水利、治理河患，并且取得显著成效。他曾经提出“善治水者，为水大能治之使小，水小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害也; 水小能治之使大，所以资水之利也。”这里提出治水有兴利、除害两个方面的功能，当今治水应着重于水利资源的利用。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兴利除害之措施，一是 “开支河以分黄水也”。就是在清口对岸之处，开支河一道，由鲍家营、娘子庄至涧桥、桑墩，入连河，下新坝入海。这种开支河治水的办法，治一河可利百河。二是“置木洞以泄湖水也”。就是疏通高宝诸湖无用之积水灌溉民田，留运河有用之长流以济商贾，最为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多置木洞。这样，既保证了百姓民田受灌溉之利，又保证漕运畅通，以利商业的发展。

张伯行致力于兴办教育。康熙三十三年冬，在家为父守丧时，提出于建亭西置田20亩设立书院，得到县令的支持，旋即动工兴建。次年二月，书院讲堂及大门落成，名曰： 请建书院。他请当时河南著名的教育家冉觐祖为书院主讲，讲授正学。康熙四十六年，张伯行在任福建巡抚期间，建造了鳌峰书院。书院前建正谊堂，尊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夫子，后为藏书楼、购经、史、子、集数万卷，存放于内。楼东有园亭、池塘、花卉、竹木之胜。学舍120间，明窗净几，幽阗弘敞。广收九郡一州才品行谊之士，与讲先儒为学之旨，为修己治人有用之学。对于前来学习者，日给伙食补贴，岁供衣服，使他们安心学习。一时间福建各地有名之士纷纷慕名而来，蔡世远、蓝鼎元自漳浦，黎致远自长汀，余祖训自南平，郑亦邹自海澄，郑文炳自莆田等。康熙皇帝知道此事后，亲笔题词： 三山养秀。康熙五十二年，又动手建立紫阳书院。第二年春季建成，要求入院学生学习人伦日用知识，并且注重身体力行，注重品德修养，不仅仅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期望“他日学成名立，出而大有为于天下，庶无负养贤报国之志”。在山东为官期间，于临清建清源书院，夏镇建夏镇书院，重新修复济阳旧有书院。他在公务之暇还经常到书院讲学，把教养人才，振兴正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张伯行又是当时一位思想家。他潜心于理学研究。广泛收集各种文献，并且进行整理、校勘和刊印。经他编辑刊印的《正谊堂全集》收载图书63种，续集又增5种，合计68种，是一部汇集宋、明以来濂洛学派的理学专著。他从揭示宋明理学学派的演变出发，对各家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刊印，诸如宋代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杨时、尹焞、罗从彦、李侗、黄榦，元代陈文蔚、许衡，明代薛瑄、胡居仁、罗钦顺，清代陆世仪、陆陇其、汤斌等人的语录、文集进行纂解和校刊，又辑录了诸葛亮、陆贽、韩琦、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方孝儒、海瑞、丘浚、杨继盛、杨涟等人的文集，还编选了 《唐宋八大家文钞》等。

张伯行勤于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有辑录和撰著两类。辑录主要有《朱子语类辑略》8卷、《广近思录》 14卷、《濂洛风雅》9卷、《濂洛关闽书》 (辑注) 19卷、《近思录》 (集解) 14卷。撰著有《道统录》2卷附录1卷、《学规类编》27卷、《养正类识》13卷、《小学集解》6卷、《困学录集粹》8卷、《居济一得》5卷、《正谊堂文集》40卷、《续集》 10卷，共13种。这些著述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果。

张伯行为官以忧国忘家，兴利除弊为己任，廉洁自律，重视河道治理，重视灾荒赈济，重视文化教育，政绩卓著，多次受到朝廷的表彰，康熙帝称赞他为天下第一清官，并且赐给他“布泽安流”、“廉惠宜猷” 匾额，雍正帝赐给他“礼乐名臣” 匾额。在他为官之地，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崇敬。福建民众为了表彰他的业绩，于鳌峰建立了供奉张伯行的肖像祠，江苏苏州民众建有张伯行祠，山东五枋口建有张伯行的生祠。清政府于光绪初年决定让他从祀孔子庙庭。有清一代，名臣从祀孔子庙的只有三人，张伯行便是其中之一。

廖刚

廖刚（1070-1143），字用中,号高峰先生(谢如圭《高峰先生文集序》),南剑州顺昌(今属福建)人。尝从陈瓘、杨时学。崇宁五年进士,历县主簿、州判官、录事参军、教授。宣和元年自漳州司录召为国子录,擢监察御史。论奏无所避忌,出知兴化军。靖康初,召为右正言,未赴。绍兴元年,除福建路提点刑狱,召为吏部员外郎,迁起居舍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四年,除给事中,权户部侍郎。五年,迁刑部侍郎。六年,出知漳州。八年,拜御史中丞。以论事为秦桧所恶,改工部尚书,提举毫州明道宫。十三年卒,年七十三。廖刚为文通于事务,谢如圭谓其文醇正,“自方寸中流出,非务夸多而斗靡,非务逞奇而尚怪,盎然得中和之气,无所施而不可”(《高峰先生文集序》),也不免有过溢之辞。其文集多奏札表启,指陈时弊,如《漳州被召上殿札子》乞约束边将,颇有见地;《答陈几叟书》论宋代制诰之失,较为切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诗词也清新淡雅,诗如《题诸宫》、《月波楼上呈知府检讨》、《山间早行题和溪驿》诸篇都以描绘景色见长。词如《满路花》叙中秋佳节,有“雨雾烟波阁,雁度陇云愁,西风庭院不胜秋”,感慨遥深,富于韵味。著有《高峰先生文集》十七卷(《宋史·艺文志》七),今存怡古斋抄本;又有十二卷本,今存清康熙间闽南林佶家藏旧钞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七首。《全宋诗》卷一三四八至一三四九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二九九○至二九九六收其文七卷。事迹见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南轩文集》卷三八)、《宋史》卷三七四本传。

蒋彝

蒋彝（Chiang Yee，1903年5月19日－1977年10月26日），原名仁全,字仲雅,又作重哑,笔名哑行者,原籍九江市,1955年加入美国籍。1922年,蒋彝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化工系,1926年,毕业后,分别任教于江苏海州十一中学和九江光华中学,年底北伐军攻占九江后,他便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部进军浙、沪,任政治部书记长。后历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讲师,安徽芜湖、当涂、江西九江三县县长。1933年去英国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教授。其间,他特别留意西方人对中国书法和绘画的看法,当他从西文书中了解到西人对这两门艺术有不少错误的概念,感到中国艺术在西方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介绍和解释,于是立志传播这两方面的知识。1937年,蒋彝出版《英国湖滨画记》,一举成名。1938年,中国政府送了两只熊猫运至英国伦敦博物园展览,蒋彝开始画熊猫,被欧美画家称为“熊猫人”,他是第一个通过绘画向英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珍贵动物——大熊猫的画家。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蒋彝一度供职英国情报局,担任翻译。1949年,他由伦敦移民牛津,以著书绘画为生。1955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语文教授,并申请加入美国国籍。1958年任哈佛大学联谊会讲座教授、哈佛大学爱默生特约讲座教授。其间,他还经常为波士顿的披巴德博物馆鉴定收藏中国文物。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被授予终身教授荣衔。197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并举办个人画展。1975年回到了阔别42年的祖国,与妻子、女儿团聚。1977年,蒋彝第二次回国访问,同年10月26日在北京首都医院逝世。遵照他的遗言,将其骨灰葬于庐山脚下马回岭公墓,以遂他平生“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夙愿。

蒋彝是国际知名的画家、诗人、作家和书法家。他的画涉及面很广,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及,一生作画三千多幅,所创画记体裁为世界所推崇。其书法研究有素,篆、隶、行、草各体皆擅,尤其行书见长。旅居海外四十余年,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高尚情操。他撰写的英文遗著共25种:《湖滨画记》《战时画记》《约古郡画记》《伦敦画记》《都柏林画记》《爱丁堡画记》《牛津画记》《三藩市画记》《巴黎画记》《纽约画记》《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中国画绘》《中国书法》《儿时琐忆》《金宝与大熊猫》《金宝在动物园》《明的故事》《鸟与兽》《中国的窗口》《大鼻子》《罗铁民》《野宾》《在缅甸公路上的人》《重访中国》。中文诗集有《蒋重雅诗》《重哑绝句》与《蒋彝诗集》。《中国书法》是他向西方传播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著作。

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 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俄罗斯作家。生于顿河边维申斯卡亚镇。1920年顿河建立革命政权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亲身参加过剿匪战斗。斗争生活使他迅速成熟,也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1922年到莫斯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开始创作活动。同年加入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1924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胎记》,年底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成为专业作家。1925年返回故乡,潜心写作。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浅蓝的原野》。小说以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素材,揭示了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内部阶级冲突的尖锐性和悲剧性。严酷的阶级斗争使各个阶层乃至家庭都划分为对立的两个营垒。在《胎记》里,匪帮头子砍死了自己18岁的当红军的儿子。《蛀孔》里,隐藏余粮的富农父亲和大儿子亲手杀害了打算揭发他们的小儿子。《看瓜田的人》里,父亲活活打死给红军俘虏送面包的母亲,弟弟为了救当红军受了伤的哥哥,亲手砍死来搜查哥哥的父亲。作品真实、深刻的揭示出这场大搏斗的急骤性和严峻性。虽然作者偏重于事件的戏剧性、悲剧性,但也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形象,显示了青年作家的才华和深刻的洞察力,也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和土语方言使用过多的毛病。1926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小说描绘了1912年到1922年间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描绘了顿河哥萨克在这10年间的动荡生活。小说通过对主人翁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勇敢顽强、热爱劳动、热爱自由、忠于爱情的性格的描写,通过对他的生活道路的描述,反映出哥萨克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广大哥萨克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历的曲折道路。这部长篇小说场景宏伟,画面生动;气势雄浑的战争、革命场面与细腻恬静的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众多人物的独特命运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得到深刻的描述。虽然小说主人公麦列霍夫在苏联曾经引起多次激烈的争论,但这部小说在20至30年代的苏联文学中,独树一帜,使作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1930年,在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写出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小说第二部手稿二次大战前已经写完,毁于战火,50年代初作家重新创作第二部,1955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1960年全书最后完成,获得1960年度列宁奖金。小说描写了顿河格列米雅奇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疾风暴雨般的历史变革,反映了贫农、中农和富农、潜藏的反革命分子两个营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表现了农民尤其是中农从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痛苦的转变过程。卫国战争期间在前线任军事记者,写了许多随笔和短篇小说。1943年开始发表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篇章,全书未完成。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描写主人公索科洛夫在战争中遭受的沉重的痛苦,和他的刚毅顽强的精神,表现人在战争中的艰难历程和战争给人的命运造成的悲剧。小说受到苏联文学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争论。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4年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理事,多年任该协会书记处书记,1939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61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是历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荣获过五枚列宁勋章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左丘明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春秋时鲁国人。与孔子同时或稍前。一说姓左，名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左为官名，姓丘，名明。孔子曾以其言行为标准而自警， 《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曾任鲁国太史，后双目失明，发愤撰述。司马迁《史记》：“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强调遵从周礼，主张维护旧制度。认为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负，生产的丰歉，直至世族盛衰、个人祸福际遇等，都由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所规定。他相信“天道”，但也承认人的作为。常把“天道”和政治或人的德行结合起来，以预言国家或人物的命运。从重人事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发挥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认为“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僖公十九年)，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他肯定历史评论对规范社会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其生平及著述，尚无定论。

马融

马融（79年－166年），东汉时期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儒学大师。字季长，茂陵(今兴平东北)人。马严之子，曾任主管朝廷宫室、宗庙、陵墓工程营建的将作大匠，为官清正，颇有名望。自幼聪慧好学，才学出众，闻名乡里。其师“名重关西”的挚恂，对他特别器重，把女儿嫁给他。安帝永初四年(110)入朝担任校书郎中，长期在东观典校书籍。班固的《汉书》出版后，跟班昭学习《汉书》。当时安帝年幼，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外扰内灾，朝廷由盛而衰。他担忧发生变乱，于元初二年(115)写了《广成颂》，请求安帝巡幸广成苑(在今河南临汝)“讲武校猎”，以示重视武力。反复强调“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道理。当时安帝年仅十三岁，邓太后已临朝掌权十年，她认为这篇颂辞是影射自己，下令对他“禁锢”，十年不得升调。无奈辞官，返归故里，授徒著述。在授徒中，为了测验学生听讲的注意力和自己讲学的效果，在讲经台中间拉上绛色纱帐，他在帐前讲学，让女乐歌伎在帐后弹琴、吹笛、唱歌、跳舞。由于他讲课内容深刻，语言生动，吸引住了学生，感觉不到帐后有莺歌燕舞。因此，他讲学的名声大振，远近好学者纷纷前来听讲，讲经台前人山人海，商贩也在讲经台附近摆摊设点，逐渐形成一个小镇，民间传说是今扶风县的绛帐镇。永宁二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亲政，又起用了他。延光三年(124)，适逢安帝东巡泰山，他写《东巡颂》，颂扬安帝东巡泰山和亲政后的作为，得到安帝赏识，复任郎中，在东观讲经。阳嘉二年(133)，参加了顺帝主持的对策应试，被举为议郎。后任武都、南郡太守，为官清正，政绩显著，受民拥戴，但因得罪外戚梁冀被免官，再返洛阳东观，专心讲学、著述。教徒千余人，遍及全国。许多人不能直接听讲，只能作再传弟子，有数千人。弟子中有郑玄、卢植等很多名人。特别是郑玄(是他茂陵所授门徒)，后来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人称其学为“郑学”。先后注释《诗经》《易经》《尚书》《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撰著了对《春秋》三传加以比较研究的《三传异同说》。还注释了《老子》《淮南子》《离骚》《列女传》等政论、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著述赋、颂、碑、诗、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等21篇。其中《长笛赋》是讲音乐的著名作品，被南朝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他善弹琴，好吹笛，在音乐上很有造诣。原著多已失散，现存明末张溥所辑《马季长集》。他的最大成就是对古文经学的研究传播，总结深化了贾逵等人的成果，从而使古文经学在东汉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在注疏中通过辨认解释先秦字词，建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训诂方法，为后代整理古籍和研究语言文字留下宝贵财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蒋济

蒋济（188年—249年5月18日），三国魏政论家。作为曹氏政权的一个重要幕僚，历事曹操至曹芳四代，倍受重用，对曹魏政权起过重要作用，可称得上是栋梁之臣。但最终为司马氏篡权，他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今安徽怀远北)人。自幼聪慧过人， 闻名乡里。曾出仕为郡的计吏和别驾。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挥军南下，与孙刘联军战于赤壁，结果大败，孙刘联军又乘胜追击曹操至江陵(今属湖北)，为配合联军在西线的作战，十二月，孙权亲统大军进兵合肥，并命张昭率一支偏师进攻九江郡的当涂(今安徽怀远东南)，配合主力攻打合肥。孙权一到，就把合肥团团围困起来。曹操在赤壁兵败退还北方时，得知孙权来夺合肥，立即派将军张喜率领1000骑兵出发，经过汝南(今属河南)时再统领那里的驻军以解合肥之围。因为这时江陵战事吃紧，曹军中又疫病流行，再也抽不出更多的兵马来救合肥。就这区区之兵，途中又有很多人传染上了流行瘟疫。对于合肥，孙权是志在必得，所以亲自督战，令将士日夜攻打不停。好在合肥城高坚厚，加上扬州刺史刘馥过去经营淮南多年，在城中储备了大批“战守”之具，所以城池才得以保住。在救兵迟迟未至的情况下，蒋济向刺史献计，让他假装已经得到了张喜的书信，并说张喜率领的步、骑兵共四万人，已经到了雩娄(今安徽霍丘西)，刺史已经派遣本州主簿去迎接张喜去了。这样不仅可以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可以迷惑敌人。此外，蒋济又让二部分人马从城外带着伪造的张喜的书信，呼告城中守将。其中一部人马得以冲入城中，另外一部却故意被吴兵所擒获。孙权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伪造的书信，便信以为真，又加之张昭攻打当涂失利，孙权只好烧围而退兵了。

蒋济设计吓退孙权，合肥得以保全。第二年，蒋济出使谯县(今安徽亳县)，曹操问他说： “当年我与袁绍相持在官渡的时候，迁移燕和白马的老百姓，老百姓才没有离散，而袁绍的军队也不敢劫掠。现在我打算迁徙淮南的老百姓，你看怎么样？”曹操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他早已看到，今后他与孙权的主要战场就在淮南。而蒋济回答说： “当时我弱敌强，如果不迁移百姓就会失去他们。自从打败了袁绍，北面攻克柳城，南向征伐江、汉，荆州之民也对我们十分恭敬。您威震天下，百姓再没有投靠他人的愿望。而且百姓怀恋故土，实在不乐意迁徙，如果再行迁徙，必会引起他们惊恐不安。”但曹操却不以为然，没有听从蒋济的意见，而江淮之间十余万百姓，都惊恐地逃奔吴国。后来蒋济出使邺城，曹操迎见蒋济后大笑：“我本来想使百姓躲避吴军骚扰，哪知反而把他们赶跑了。”于是拜蒋济为丹阳太守(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起兵号称40万大军讨伐孙权，进兵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东北)，孙权率军七万迎战。实际上孙权早有准备，采纳吕蒙的建议在这个通往巢湖的濡须水口，“夹水立坞”，控制巢湖到长江的水路，进可以争淮南，退可以守长江。正是由于濡须坞备御精妙，防守严密，致使曹操这次用兵毫无办法。一次曹操偷袭濡须，结果一场激战之后曹军3000多人被俘，落水淹死者也好几千人。这一仗，曹军锐气挫伤，不敢再出战，双方相拒月余，曹操一点便宜也没沾到，不禁喟然叹息“生子当如孙仲谋”，引军北还。此役使曹操更清楚地认识到，今后淮南将是他与孙权的主要战场。所以他任命温恢为扬州刺史，还不放心，又任命蒋济为扬州别驾。曹操在诏令中说： “季札既然坚持要为臣，吴国也应当有君啊! 如今有你回到扬州，我对这个地区的大事就没有什么忧虑了!”这可以看出曹操对蒋济是非常看重的，把他比作春秋时吴国的贤臣季札，并希望他能够很好地协助温恢。不久，当地老百姓中有人诬告蒋济是阴谋反叛的主谋，曹操听后毫不相信，指着上次的诏令对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人说： “蒋济绝不会有这种事! 有这种事，那我就是无知人之明了。这一定是愚民乐于兴乱，胡乱牵扯罢了。”督促赶紧弄清此事，结果确是虚枉。不久，曹操把蒋济召为丞相主簿西曹属，让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并在诏令中说： “舜推荐了皋陶为官，使不仁之人远远离开，品评选拔人才能够恰到好处，就寄希望于你们这些贤明的部属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留守荆州的关羽举兵北征，把曹操的大将曹仁、吕常分别包围在樊城和襄阳。于禁、庞德率兵救应，结果被关羽水淹七军，庞德被斩、于禁被擒，一时声震中原。曹操因为汉献帝在许昌，离关羽的军队太近，准备迁都。司马懿和蒋济劝曹操说： “于禁等被水所淹，并不是战争计划的失误。他们的失败，对于国家大计尚不会有损害。刘备、孙权两家，外表亲密而实际上疏远。关羽得志，孙权肯定不愿意。可以派人劝孙权派兵跟踪而上，在关羽的后面偷袭他，许诺到时割江南封赏孙权，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就解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孙权早有夺回荆州之意，关羽来夺襄、樊之时，吴国君臣已密谋进袭荆州的计划。孙权一切准备停当，兵马尚未出发之际，曹操听从了司马懿和蒋济的建议，遣使送信给孙权，孙权真是求之不得，并立即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不但表示愿意为曹操效劳，并且还把偷袭荆州的计划告诉他，请其严守机密，与之配合。这样，孙权偷袭公安(今属湖北)、江陵(今属湖北)成功，兵不血刃袭取荆州，关羽被迫败走麦城，终被东吴擒杀。

曹丕继承王位之后，任命蒋济担任相国长史。220年，曹丕废汉献帝登基之后，又任命蒋济为东中郎将外出带兵，蒋济请求留在京师为皇帝出谋划策，但曹丕不同意，下诏说： “当年高祖刘邦曾作《大风歌》说： ‘安得猛士守四方’。现在天下没有平定，重要的是必须用贤能的大臣去镇守边境。如果边境太平无事，你再返回京城继续任职，也不晚嘛!”后来蒋济写了《万机论》上呈，曹丕非常喜欢，召他回京担任散骑常侍，侍奉左右。曹丕因为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关系很好，所以恩宠倍加。赐诏给夏侯尚说： “你是我的心腹大将，对你也应当特别对待。施恩德足以让死者享用，行惠爱能让人怀念不忘。你可以作威作福，专行赏罚，有杀人或使人免死的权力。”夏侯尚把这份诏书给蒋济看了，蒋济认为这样很不妥，所以这次应召回京后，曹丕问他： “你在外这段时间，对当今社会风俗教化有何看法？”蒋济直言道： “臣没有听到什么善政，只是听到一些亡国的话。”此言一出，使曹丕忿然变色，问他为什么这样说，蒋济就把赐诏夏侯尚的事举例出来，并接着说：“《书》中明确指出： ‘臣没有作威作福的权利，如果臣作威作福，不仅于家有害而且对国家也是极大的危险。作威作福是大臣绝对不能施行的，古语说‘天子无戏言’，古人对此非常慎重，这些，唯有陛下去体察了! ”曹丕听后感觉很有道理，怒气顿消，派人追回前面的诏令，并对蒋济敢于直谏表示赞赏。

黄初三年(222)九月，曹丕发兵三路对东吴大加讨伐; 以征东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出洞口(今安徽和县西南); 以大将军曹仁攻打濡须，配合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集中兵力围攻南郡江陵。此次蒋济与曹仁一路，为他出谋划策。曹仁先派蒋济率一支偏师虚张声势要去攻打濡须东面30里的羡溪，诱使濡须的东吴守将朱桓分兵去救，然后以主力直逼濡须。曹仁一到，立命其子曹泰攻打濡须城，同时分遣将军常雕、王双等乘牛皮油船袭击濡须江中小洲。蒋济临阵观察，立即劝阻曹仁说： “吴军据守两岸，把兵船摆在上游，而我们却在下游兵入中洲，就好比自入地狱，这是条通向危险和死亡的绝路啊。”曹仁求功心切，且在兵力上又占优势，所以没有听进蒋济之言，结果大败，常雕被斩于江中，王双被生擒，士兵被杀死及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此役后，曹仁郁怒成疾，第二年便死去了。蒋济再次被任命为东中郎将，代领曹仁的兵马。诏令说： “蒋济兼有文才武略，志向节操风发昂扬，常有渡过长江吞并吴国的志向，因此再授给他将帅统兵的重任。”不久，又征召蒋济为尚书。

黄初六年(225)八月，曹丕准备兴兵讨伐孙权，蒋济上书陈述水路难以通行，又上《三州论》讽谕曹丕，劝谏他暂时不要去讨伐孙权。曹丕不听，亲率水军从谯县循涡水入淮。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这次魏文帝临江观兵，大有渡江之志。可是孙权早就做好了准备，严兵固守，专等魏兵来攻。不料这年天寒，江边结了冰，船只入不了江，魏文帝急得没法，一筹莫展，只得下令撤兵了。撤退中，战船数千艘搁浅不能行进，有些大臣建议就此留兵屯田，蒋济认为： 此地东靠洪泽湖，北面又临近淮水，若夏秋水盛的时候，吴军很容易兴师入侵，不能安屯。曹丕听从了蒋济的意见，车驾立即出发，返回精湖(今江苏宝应)时，水差不多干了，曹丕把船只全部交给蒋济负责。这些船停滞在数百里的水面上，蒋济又命人另凿挖了四、五条水道，令人推拉着把船集中到了一起，事先修筑土坝阻断湖水，后面的船只都牵引到一起，然后一下子掘开土坝，船乘着水势全部冲入淮河。文帝返回洛阳以后，对蒋济说： “办事情不能不了解情况。我原来决定告诉你分一半船只在山阳池中烧掉算了，但你却能把后面的船全都弄回来了，并差不多和我同时到达谯县。再说每次听到你的条陈、议论，确实都很符合我的心意。从今往后征讨吴、蜀的谋虑筹划，你都要替我深思详论。”这次兴师，不战而归，也没有过多的劳民伤财，这几乎全赖蒋济出色的谋划，所以，曹丕对他非常的满意。

这次兴师，竟是曹丕一生中最后一次征战，第二年即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病逝于洛阳。曹睿即位，即魏明帝。赐爵蒋济关内侯。太和二年(228)，孙权设计让鄱阳太守周鲂诈降曹休，并让他取道宛城进住江上，然后自己在南岸举兵为应。曹休经过一番调查没有发现疑点，便奏明曹睿后，亲率步骑十万按周鲂所示向宛城(今安徽潜山)进发，同时，曹睿又命司马懿由宛城向江陵进兵，令贾逵进取濡须东关。曹休进兵之时，蒋济上疏给明帝说： “大司马深入敌区，与孙权的精兵对垒，而孙权的大将朱然等又在上流，很容易乘势而下，从背后袭击曹休，我看不到此番我军能占到什么便宜。”正如蒋济所料，东吴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孙权一得消息，即刻赶到皖口(今安徽安庆西)拜陆逊为大都督，假黄钺，又以朱桓、全综为左、右都督，各领三万人马去袭击曹休，东吴已布好口袋专等曹休来钻了。曹休大军到达皖地后，吴军出兵安陆(今湖北安陆南)。蒋济又上书说： “现在吴军显露向西行动的迹象，必然想合兵图谋进攻东面，应当迅速令诸军赶去救援。”这时曹休早已钻入了吴军的口袋，结果陆逊等三路兵马齐出，杀得曹休仓皇败北。逃到夹石(即今北峡山，在今安徽桐城北)时他的兵马已被“斩获万余”，骡马、辎重全部丢弃了，陆逊在击破曹休之后，立即分兵来抢占夹石，曹休处于前有阻兵、后有追兵的境地，多亏贾逵率救兵及时赶到，曹休的军队才没有全军覆没。事后，魏明帝迁蒋济为中护军。

文帝在位时，改秘书为中书，刘放担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二人倍受重用，共同掌管机密。明帝即位后，对二人更加宠爱信任加官进爵，权倾当时。为此使蒋济感到忧虑，他上疏说： “大臣权力太大，国家就有危险。帝王对左右侍从太亲信了，自己就容易被蒙蔽，这是自古以来最值得借鉴的教训。过去大臣主持国事，朝廷内外都为之骚动。陛下自己高明地处理各种政务，臣下们无不大为恭敬。大臣不是不忠诚，但威望权力在大臣手中，大家就会怠慢君王，这是势态发展的一般规律。陛下既然已察觉了大臣专权这件事，希望也不要过分依赖近侍。身边的近侍在忠诚正直、深谋远虑方面，未必会比其他大臣强，而逢迎谄媚，曲从迎合，恐怕更见长。现在外面谈论，都是说中书如何如何。虽然可以使他们恭敬谨慎，不敢与外结交，但有了这样的名声，仍能迷惑一般的人。何况他们实际上担任要职，每天都在君王跟前，假如您因一时疲倦，由他们决定或改变某些事情，大家见他们能影响或改变君王的决定，就会抓住时机去攀附他们。一旦有了这种开端，朝臣们就会借机在内朝设置代言人。用这帮人为自己讲话，私自招徕他所结交的侍从，作为他们的内援。如若是这样，随意地品评毁誉人物，一定会有所兴起; 功罪赏罚，也一定会有所改变与颠倒; 沿正直之道而上的人便会受挫，曲从依附近侍的人反而通达。因卑微而进入朝廷的人，攀缘权势出人头地，而君王仍然轻易亲近相信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奸行。这是圣明的君王早应发现的，对外留心经意，他们的不轨行迹自然可以察觉。有的朝臣或者因怕言语不合而受到近侍的怨恨，不敢向上报告。我诚信陛下静心深思，公正地听取意见并同时加以观察，如果事情有不完全符合道理之处或者对人、对物的运用有不周全之处，就及时把它纠正过来。这样，远可以同黄帝、唐尧比功，近可以彰明武帝、文帝的功业。岂能因为是近侍而不爱呢。即使君王要明察一切仍然不可能全部知晓天下大事，应当有所托附。三个职务同时由一人担任，那人又没有周公的忠诚，也没有管仲的公正，就会有玩弄权术败坏朝廷的弊端。现在国家柱石之才虽少，但是品行能称贤于一州、智慧可以胜任一官之职、忠诚正直能竭力奉行王命及能各奉其职的官员，陛下可以一并任用驱使。这样，就能使陛下圣明之朝不再有专权之臣这样的名声了。”

皇帝宠信近侍大臣，使之权威过重，以至于朝臣争相攀附形成朋党，危机朝廷，这是东汉末年最严重的问题，为了防微杜渐，蒋济把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地提出来警告明帝，这是需要忠心和勇气的，因为这不仅易与权臣结怨，激烈的言辞也容易使皇上反感。好在明帝曹睿在容受直言方面，远远超过过去的帝王，所以还对蒋济大加赞赏了一番，下诏说： “正直的大臣是君王的依靠。蒋济兼有文武之才，服事勤苦、尽心尽责，每逢有军国大事，就有奏议，忠诚奋发，我特别欣赏。”立即升蒋济为护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

曹睿虽然对蒋济的正直忠诚表示赞赏，但蒋济之言并没有引起他真正的重视，所以才会有他死后的司马氏专权。曹睿在位时，总的说来魏国在各个方面都不错，特别是军事上，蜀相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几乎都失败了，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即自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奢侈淫侈的本性便充分暴露，在洛阳大修宫殿室宇，广选美女，自贵人至一般宫女就有数千人，怨恨离别的人很多，由于征伐和劳役不断，农业劳动力缺乏，收成不好，粮谷缺乏。蒋济为此十分担忧，上疏说： “陛下您现在正是发扬前人传统，光大祖先遗留的大业的时候，实在还不能做到高枕无忧，垂拱而治。目前虽然有十二个州，但百姓的人数还超不过汉代的一个大郡。吴、蜀尚未平定，军队久驻边陲，他们一边耕田，一边打仗，多少年来不能与亲人团聚，离恨别怨很多。国家的不少事情还处在草创阶段，而现在从事农桑的人少，等待穿衣吃饭的人很多。眼下当务之急，只有停止消耗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太困乏。贫乏的人民，如果再遇上水旱之灾，广大百姓将不能为国家所用。凡是使用百姓必须在农事闲暇时，不能耽误农时。想要建立大功业的君王，应先估计百姓的人力、财力而加以抚慰。过去越王句践曾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等待战争之用，燕昭王体恤病民，求得民心，为的是报仇雪恨。所以疲弱的越国能消灭强劲的吴国，而弱小的燕国能征服强大的齐国。现在吴、蜀两国，我们不征伐他们，他们就不会自己灭亡; 不好好对付他们，还要遭到他们的侵略，陛下在朝不能消灭他们，就会成为大魏百世的隐患。以陛下的圣哲明察和神武的谋略，应把能缓一缓的事情(如宫室的修建)先放一放，专心征讨吴、蜀两国，我认为不难成功。再者沉溺于男欢女娱之中，会对精神健爽有害。精神过分消耗则会枯竭，身体过分劳累则容易疲惫。希望陛下能够大大地简选后宫的美女，把足以充任为陛下生养‘百斯男’的佳丽留下，把那些余冗闲散和年轻幼小的女子，暂且全部分遣出宫，以求得清静。”

蒋济对明帝的批评应该说是很尖刻的，几乎在说他不务正业，希望他能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完成曹操未竟的事业。此番曹睿再次表示接受批评，并对蒋济又大加称赞，下诏说：“没有蒋护军，我怎么能听到这番良言呢。”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他根本没有接受，日后依旧大兴土木，致使国有匮乏，人民贫困不堪。不管明帝能否接受，蒋济作为一名元老重臣，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着国家的军国大事，帮助君王谋划，他多次在奏疏中强调，魏的战略重点是对付吴蜀，不应该乱加征伐，特别在对待辽东公孙渊的问题上，他坚决反对明帝的主张，显示出很高的战略眼光。

公孙渊是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北)人，自他祖父公孙度起，已历三世割据辽东，虽说投靠曹魏，实际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曹睿即位之初，没有接受侍中刘晔的建议，趁公孙渊新立，解决辽东割据问题，而继续采取安抚的办法，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继掌辽东之后，担心魏国早晚要来讨伐他，便秘密与孙权交往，魏明帝早有觉察，太和六年(232)，曹睿决定派平州刺史田豫和幽州刺史王雄水陆两路并攻辽东。蒋济立即上书劝谏，说： “一般说来，不是能够吞并我们的国家，不是闹事叛乱的大臣，不应该轻易去讨伐他。讨伐他如没能彻底制服，这反而驱使他成为反叛的贼寇。所以说： ‘虎狼当道的时候，不先去打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然就消除了。’现在辽东这地方，几代委任公孙氏管理，我们每年都对他们进行考察，他们也每年按时交纳贡赋。即使我们能一举平定辽东，得到那里的百姓，对国家来说也没有多大益处; 得到那里的财富，也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但万一不能一举攻克，这样就会与辽东结怨失信。”蒋济此议希望明帝先对付强敌，如果吴蜀灭亡，辽东自然就没事了，但曹睿不听，结果田豫、王雄此伐劳而无功。后来，蜀相诸葛亮死后，明帝决定再次讨伐辽东，公孙渊闻信之后，再次讨好孙权求救，孙权也声言发兵救援。如果孙权果真发兵，魏要灭掉辽东就要大费周折了，明帝便问蒋济： “你认为孙权能派兵救辽东吗？”蒋济说： “孙权知道我们准备充分，他没有什么好处能得，他想大批出兵干涉，因路途遥远力不能及，如只派少量兵力则是劳而无获; 这种情况，孙权就是他的子弟处于危难之中，也不会有所行动，更甭说别人了! 何况上次公孙渊杀死孙权的使者，在魏吴之间的反复，使孙权蒙受了巨大的侮辱。现在孙权只所以扬言要出兵，只是想迷惑于我，我们攻伐不下，公孙渊也肯定要投靠他了。不过我们征伐公孙渊，有海相隔，如大军相持，事情不能迅速解决的话，按孙权行事的一般规律，也保不准他会出轻兵掩袭。”后来事情发展果如蒋济所料。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睿病死，齐王曹芳即位，任命蒋济担任领军将军、进封昌陵亭侯的爵位，转而担任太尉。当初，侍中高堂隆在议论郊祀之事时，认为魏是舜的后代，祭祀时尊崇舜为祖先配享。蒋济认为舜本来姓妫，他的后代姓田，不是曹氏的祖先，就撰写文章追问高堂隆，责怪他的不慎重。

曹睿临终，选择了曹爽和司马懿二人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自己年仅8岁的儿子曹芳。曹爽是故大司马曹真之子，因为是皇族而被选为首辅，但论资历、功勋、名望及与文武官员的关系，他是远远比不上司马懿的。二人刚开始辅政时，至少表面上还能和睦相处，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两人都罗致了一批亲信。正始五年(244)以后，二人的矛盾已趋公开和激烈，曹爽开始独揽大权。正始六年(245)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将兵交给他弟弟中领军曹羲统领，曹芳因为这是先帝旧制而不同意他这样做，他置之不理。第二年，曹爽又采纳何晏、邓飏、丁谧等人的计谋，把太后迁至永和宫，专权朝政，他们兄弟一起掌握禁军，经常随意地改易法度，皇帝也禁止不了。而且曹爽日益骄纵、奢侈无度，甚至私自把先帝的才人带回去淫乐。曹爽的专权无道，不仅为司马氏夺权提供条件，且引起元老重臣的普遍不满。正始八年(247)春二月，天上出现日蚀现象，曹芳诏见群臣问日蚀的得失祸福，蒋济乘机上书说：“过去大舜辅佐治国，禁止结党营私; 周公辅佐政务，对于任命亲朋十分慎重; 齐景公询问灾情，晏婴回答说要广布恩惠;鲁僖公询问灾异，臧孙答道应该缓行劳役。顺应天命，防止变故，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事。现在吴蜀未灭，我军将士连年征战不能安居已经十来年了，男女怨旷，百姓生活贫苦。为国制定法令制度，只有治世的贤才，才能张扬纲纪法度流传后世，怎么能让中下等才能的小官吏随意改动呢! 结果会无益于治国，恰恰是伤害了百姓。应当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以清廉公平做表率，这样祥和吉瑞就会感应而到来。”这实际是借日蚀之变谈曹爽专权的危害。

曹爽专权与骄纵，终于给司马懿提供了夺权的机会，嘉平元年(249)正月初六，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及其兄弟全都跟随而去，司马懿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调集军队，出屯洛水浮桥，接着就奏曹爽罪状于曹芳，这次兵变蒋济始终参与其间的，并随司马懿出屯洛水浮桥，曹爽得到司马懿奏事以后，不敢上呈皇帝，把车驾留在伊水南岸，砍伐树木以为鹿角，调发屯田兵数千人充当警卫。这时司马懿又施招诱计，让蒋济写信给曹爽说： “司马懿只是要免你的官，没有加害的意思。”于是曹爽拒绝大司农桓范奉天子去许昌，调四方兵同司马懿对抗的主张，决定回家，说： “司马公只为夺我的权，我回家还可以作侯爷，不失作富家翁。”结果终于被司马懿捕而杀之。蒋济本意只是要夺曹爽兄弟之权，并不想杀死他们，后来司马懿灭曹氏兄弟，蒋济又无力挽救，感觉到失信于曹爽，又有被司马懿利用的感觉，心中闷闷不乐，所以事后进封他为都乡侯，食邑700户，蒋济立即上疏说： “臣误蒙圣主宠幸，担任太尉的职务，而曹爽竟敢心怀祸心，这是我的失职。太傅毅然独自决断，陛下能明察他的忠义节操，曹爽被杀，这是国家的福气。加封恩赐，一定要给有功之臣。现在论谋略筹划我事先没有参与，论战功我又不是统帅或主将。但如果上面违背了分封功臣的制度，下面就会承受这种弊害。我担任宰相的官职，为众人所仰望，实在担心假冒领赏的风气要从我这儿兴起，推让荣誉的风气要从我这儿废绝了。”蒋济坚决请求辞去加封，魏帝不允许。所以蒋济一直受此事烦扰，由此成疾，当年病故。谥号景侯。

滕元发

滕元发(1020—1090)，初名甫，字元发，后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更字达道，东阳(今属浙江)人。范仲淹外孙,胡瑗弟子。少时从胡瑗学，皇祐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召试学士院，充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除开封府推官，同修起居注，判户部勾院。神宗即位，除右正言，知制诰，知谏院，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除翰林学士。与王安石不合，出知郓州，移定、青二州，留守应天府，知齐州、邓州。坐妻族犯法，落职，知池州，徙安州。元丰七年，复贬知筠州，改湖州。哲宗登极，徙知苏、扬二州。除龙图阁直学士，再知郓州，徙真定、河东二府。元祐五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

元发性豪隽慷慨，不拘小节，论事无文饰。长于诗文，苏轼称其文“英发妙丽，每出一篇，学者争诵之”(《墓志铭》)。其《西旅来王》诗：“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传闻汉都护，归奉万年觞。”宋刘攽谓省试诗中“最为警策”者(《中山诗话》)。《月波楼》诗有“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连”之句，周紫芝举“直”字，以为造语用字，颇露风骨(《竹坡诗话》卷二)。著有文集二十卷(苏轼《墓志铭》)、又有《南征录》二十卷(《宋史·艺文志》二)，今已不存。《全宋诗》卷五一八录其诗五首。《全宋文》卷一三五九收其文一卷。事迹见苏轼代张方平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苏轼文集》卷一五)、《宋史》卷三三二本传。

陆德明

陆德明(约550年—630年)，名元朗，以字行。生于梁末，殁于唐初，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在陈、隋、唐初都作了官，历任国子助教、秘书学士、国子博士诸职。陈至德初(五八三年)，曾采集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采诸儒训诂，考证各本異同，撰成《经典释文》三十卷以总会之。它所音释的书，以儒家经传为主，再兼及其他书籍。计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共十四种。《老子》和《庄子》不是儒家经典而被收入与羣经並列，这是当时承魏晉南北朝玄学大行的馀风，士大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作为清谈的依据，因连及此二书。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自序》中谈到他“研穷六籍，采摭九流，搜访異同，校之苍雅”。可以知道他取材的广博。他必然是首先搜罗而涉览了几百家的音义专著，然後舍短取长，写成荟萃羣言的《经典释文》。从来研究经学、文字学、音韻学、训诂学的人，都重视这部书。但是它的作用，並不限于对说经、解字、审音、明义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已。很显然，陆德明通过撰集《经典释文》这一巨著，对于整理古代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上承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体例，对所收十四种书，有条不紊地在《叙录》中加以介绍。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註家姓名、音义述造，一一详叙，有裨于後学尤大。所以《经典释文》的《叙录》部分，乃是全书纲领，寓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意，实郑玄以後一人。

丁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左翼作家。女,原名蒋冰之,笔名丁玲、彬芷、丛喧等,湖南临澧县人。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1922年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求学,先后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李达、瞿秋白等。1925年居北京时,结识诗人胡也频。在1928年2月《小说月报》19卷2号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文坛。同年夏,和胡也频、沈从文同来上海,办红黑出版社,出版文学杂志《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1929年创作歌颂共产党人的中篇小说《韦护》,这是她创作生活中的又一新的起点。1930年5月,和胡也频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投身文艺大众化工作,曾深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考察群众文艺活动。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和李伟森、柔石、殷夫、冯铿等先后被捕,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她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到江西苏区去参加红军。但当组织交给她创办《北斗》杂志任要,留在上海继续斗争。同年9月,《北斗》创刊。在主编《北斗》工作中,她倚重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牢记鲁迅“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教导,努力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如艾芜、沙汀、李辉英、芦焚、葛琴等,扩大了左翼文学队伍;同时大力团结知名作家冰心、沈从文等,扩大了统一战线,为打破反革命文化围剿作出了贡献。《北斗》于1932年7月被查封。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茅盾、鲁迅等43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她在告世界书上签名。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同年11月15日《文化月报》创刊号发表左联庆祝高尔基文学活动四十周年的祝词《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贺词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冯雪峰)、突如(夏衍)、适夷联名签署。同年12月,中苏两国政府恢复邦交,左联发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柳亚子、鲁迅、丁玲等57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1933年2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惨遭日本反动派杀害,左联发表抗议书,不久又发表鲁迅、茅盾、郁达夫、叶绍钧、陈望道、洪深、杜衡、田汉、丁玲等9位左翼作家签署的《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声援日本革命。同年5月14日下午,她和前来联系工作的社会科学家潘梓年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成“丁潘保障委员会”展开营救工作,左联派楼适夷参加委员会。同年5月17日,良友图书公司郑伯奇向赵家壁传达鲁迅的意见:立刻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赵得此建议,立即投入《母亲》一书的出版工作,40天后,《母亲》出版,发行作者签名本一百册,读者踊跃争购。为营救丁、潘,同年5月23日,蔡元培、杨铨、陈彬和、胡愈之、洪深、邹韬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俞颂华、黄幼雄、傅东华、樊仲云、夏丐尊、黎烈文、江公怀、李公朴、胡秋原、沈从文、王鲁彦、赵家璧、蔡慕晖、彭芳草、马国亮、梁得所、叶灵凤、徐翔穆、杨邨人,沈起予、戴望舒、邵洵美、钱君匋、穆时英、顾均正、杜衡、施蛰存等38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要求对丁玲、潘梓年“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办理。”次日上海各大报均登了消息及电文。同年6月18日,热心营救丁、潘且出力最多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杏佛)惨遭蓝衣社特务暗杀。同年6月24日,北平左联机关刊《科学新闻》创刊号载《丁玲被杀害》的消息,同一时期,上海文艺界也得到这一不幸“消息”,左翼文艺工作者同声悲悼。6月28日,鲁迅作《悼丁君》一诗,抗议屠伯们的暴行,悼念被害的青年战友。北平左翼文艺界也用各种方式悼念丁玲。后来事实证明,她的死讯是误传。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查禁左翼和进步书籍149种,她的小说集《自杀日记》、《韦护》、《一个女人》、《在黑暗中》、《一个人的诞生》、《水》、《法网》等7种均遭查禁,其中《法网》一书以“普罗文艺”罪名被禁,余6书未列查禁理由。同年3月,上海现代书局等25家书店联名呈请“中宣会重行审核,从轻处理,以恤商艰”,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函准以5种方式分别处理上述查禁书籍。她的《夜会》、《一个人的诞生》、《水》和《韦护》定为“应禁止发售之书”,理由是“《夜会》,《某夜》、《消息》、《法网》等篇,均有鼓吹阶级斗争诋毁政府当局之激烈表现”。“《一个人的诞生》,内共小说四篇,皆系描写共产党员生活之穷困,环境之恶劣,然犹奋斗不绝”。“《水》内有《田家冲》、《一天》等篇及《水》一篇,或描写农民暴动,或描写地主与佃户对抗情形,或描写学生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反动情形”。“《韦护》,描写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他终于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将革命的信心克服了爱情的恋恋”。她的小说集《一个女人》则定为“暂缓发售之书”。同年5月,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丁玲选集》(蓬子编)一书。1935年,美国伊罗生编选英译现代中国小说集《草鞋脚》,鲁迅和茅盾推荐的篇目中列有她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1974年初版此书未收《水》)。同年6月,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意识”的罪名查禁她的小说《母亲》。在囚禁中她想方设法,于1936年9月和党取得联系,在中共党组织的筹划、帮助下,逃出南京,奔向陕北中央苏区。途经西安时,她听到鲁迅病逝的噩耗,悲痛万分,致函许广平表示悼念,唁函称颂鲁迅“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她到达中央苏区后,在生活上和创作上都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继续发扬左联精神,活跃在祖国文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王伯祥

王伯祥（1890－1975），现代文史研究家。名钟麒,字伯祥。50岁以后以字行。别号碧庄、容叟、巽斋、容安、容堂、苏亭、?叟、不翔等。江苏苏州人。1906年考入苏州中西学堂。次年考入苏州公立中学,被编入二年级学习,开始从事学术文艺活动。1908年与吴宾若、顾颉刚、叶圣陶等组织诗社——放社。毕业后入苏州角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同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研究员。1919年1月与叶圣陶一同署名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同年冬,又与叶圣陶等创办《直声》文艺周刊。其后曾任教于厦门集美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部编辑10余年。在此期间,著有《三国史略》、《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著作,编辑史、地教科书多种,并有《四库全书述略》、《古史辩与经今古文学》、《辛弃疾的生平》等论文,发表于各杂志。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王伯祥作为该会成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并与郑振铎成为莫逆之交。“五卅”运动时,与郑振铎等创办《公理日报》,在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1932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任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一时期除编写了若干教科书以外,还编集出版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出版于1937年3月的《二十五史补编》将古今学者为各史的书志表谱所作的增补、注释、考订、校勘诸作,尽力搜采,共得245种。其中有不少通行本原来残缺不全,王伯祥都尽力寻求全帙收入,更有多种著作,仅有稿本,也尽力钞录付刊。从而使文史研究者免去很多翻检之劳。

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后,应郑振铎之邀,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开始着手研究《史记》,并出版了《史记选》。该书从校勘入手,以张文虎本为底本,参校宋蜀大字本,百衲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日本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本等,精选描写生动、故事性强的本纪、世家、列传共20篇,作了详尽的白话注释。出版后很受青年读者欢迎。

王伯祥还著有《春秋左传读本》、《增订李太白年谱》、标点《四库全书总目》。校点王夫之的《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4种,并参加过文学所《唐诗选》的选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