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 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俄罗斯作家。生于顿河边维申斯卡亚镇。1920年顿河建立革命政权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亲身参加过剿匪战斗。斗争生活使他迅速成熟,也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1922年到莫斯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开始创作活动。同年加入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1924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胎记》,年底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成为专业作家。1925年返回故乡,潜心写作。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浅蓝的原野》。小说以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素材,揭示了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内部阶级冲突的尖锐性和悲剧性。严酷的阶级斗争使各个阶层乃至家庭都划分为对立的两个营垒。在《胎记》里,匪帮头子砍死了自己18岁的当红军的儿子。《蛀孔》里,隐藏余粮的富农父亲和大儿子亲手杀害了打算揭发他们的小儿子。《看瓜田的人》里,父亲活活打死给红军俘虏送面包的母亲,弟弟为了救当红军受了伤的哥哥,亲手砍死来搜查哥哥的父亲。作品真实、深刻的揭示出这场大搏斗的急骤性和严峻性。虽然作者偏重于事件的戏剧性、悲剧性,但也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形象,显示了青年作家的才华和深刻的洞察力,也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和土语方言使用过多的毛病。1926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小说描绘了1912年到1922年间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描绘了顿河哥萨克在这10年间的动荡生活。小说通过对主人翁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勇敢顽强、热爱劳动、热爱自由、忠于爱情的性格的描写,通过对他的生活道路的描述,反映出哥萨克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广大哥萨克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历的曲折道路。这部长篇小说场景宏伟,画面生动;气势雄浑的战争、革命场面与细腻恬静的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众多人物的独特命运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得到深刻的描述。虽然小说主人公麦列霍夫在苏联曾经引起多次激烈的争论,但这部小说在20至30年代的苏联文学中,独树一帜,使作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1930年,在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写出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小说第二部手稿二次大战前已经写完,毁于战火,50年代初作家重新创作第二部,1955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1960年全书最后完成,获得1960年度列宁奖金。小说描写了顿河格列米雅奇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疾风暴雨般的历史变革,反映了贫农、中农和富农、潜藏的反革命分子两个营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表现了农民尤其是中农从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痛苦的转变过程。卫国战争期间在前线任军事记者,写了许多随笔和短篇小说。1943年开始发表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篇章,全书未完成。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描写主人公索科洛夫在战争中遭受的沉重的痛苦,和他的刚毅顽强的精神,表现人在战争中的艰难历程和战争给人的命运造成的悲剧。小说受到苏联文学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争论。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4年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理事,多年任该协会书记处书记,1939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61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是历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荣获过五枚列宁勋章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左丘明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春秋时鲁国人。与孔子同时或稍前。一说姓左，名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左为官名，姓丘，名明。孔子曾以其言行为标准而自警， 《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曾任鲁国太史，后双目失明，发愤撰述。司马迁《史记》：“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强调遵从周礼，主张维护旧制度。认为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负，生产的丰歉，直至世族盛衰、个人祸福际遇等，都由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所规定。他相信“天道”，但也承认人的作为。常把“天道”和政治或人的德行结合起来，以预言国家或人物的命运。从重人事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发挥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认为“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僖公十九年)，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他肯定历史评论对规范社会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其生平及著述，尚无定论。

马融

马融（79年－166年），东汉时期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儒学大师。字季长，茂陵(今兴平东北)人。马严之子，曾任主管朝廷宫室、宗庙、陵墓工程营建的将作大匠，为官清正，颇有名望。自幼聪慧好学，才学出众，闻名乡里。其师“名重关西”的挚恂，对他特别器重，把女儿嫁给他。安帝永初四年(110)入朝担任校书郎中，长期在东观典校书籍。班固的《汉书》出版后，跟班昭学习《汉书》。当时安帝年幼，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外扰内灾，朝廷由盛而衰。他担忧发生变乱，于元初二年(115)写了《广成颂》，请求安帝巡幸广成苑(在今河南临汝)“讲武校猎”，以示重视武力。反复强调“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道理。当时安帝年仅十三岁，邓太后已临朝掌权十年，她认为这篇颂辞是影射自己，下令对他“禁锢”，十年不得升调。无奈辞官，返归故里，授徒著述。在授徒中，为了测验学生听讲的注意力和自己讲学的效果，在讲经台中间拉上绛色纱帐，他在帐前讲学，让女乐歌伎在帐后弹琴、吹笛、唱歌、跳舞。由于他讲课内容深刻，语言生动，吸引住了学生，感觉不到帐后有莺歌燕舞。因此，他讲学的名声大振，远近好学者纷纷前来听讲，讲经台前人山人海，商贩也在讲经台附近摆摊设点，逐渐形成一个小镇，民间传说是今扶风县的绛帐镇。永宁二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亲政，又起用了他。延光三年(124)，适逢安帝东巡泰山，他写《东巡颂》，颂扬安帝东巡泰山和亲政后的作为，得到安帝赏识，复任郎中，在东观讲经。阳嘉二年(133)，参加了顺帝主持的对策应试，被举为议郎。后任武都、南郡太守，为官清正，政绩显著，受民拥戴，但因得罪外戚梁冀被免官，再返洛阳东观，专心讲学、著述。教徒千余人，遍及全国。许多人不能直接听讲，只能作再传弟子，有数千人。弟子中有郑玄、卢植等很多名人。特别是郑玄(是他茂陵所授门徒)，后来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人称其学为“郑学”。先后注释《诗经》《易经》《尚书》《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撰著了对《春秋》三传加以比较研究的《三传异同说》。还注释了《老子》《淮南子》《离骚》《列女传》等政论、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著述赋、颂、碑、诗、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等21篇。其中《长笛赋》是讲音乐的著名作品，被南朝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他善弹琴，好吹笛，在音乐上很有造诣。原著多已失散，现存明末张溥所辑《马季长集》。他的最大成就是对古文经学的研究传播，总结深化了贾逵等人的成果，从而使古文经学在东汉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在注疏中通过辨认解释先秦字词，建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训诂方法，为后代整理古籍和研究语言文字留下宝贵财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蒋济

蒋济（188年—249年5月18日），三国魏政论家。作为曹氏政权的一个重要幕僚，历事曹操至曹芳四代，倍受重用，对曹魏政权起过重要作用，可称得上是栋梁之臣。但最终为司马氏篡权，他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今安徽怀远北)人。自幼聪慧过人， 闻名乡里。曾出仕为郡的计吏和别驾。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挥军南下，与孙刘联军战于赤壁，结果大败，孙刘联军又乘胜追击曹操至江陵(今属湖北)，为配合联军在西线的作战，十二月，孙权亲统大军进兵合肥，并命张昭率一支偏师进攻九江郡的当涂(今安徽怀远东南)，配合主力攻打合肥。孙权一到，就把合肥团团围困起来。曹操在赤壁兵败退还北方时，得知孙权来夺合肥，立即派将军张喜率领1000骑兵出发，经过汝南(今属河南)时再统领那里的驻军以解合肥之围。因为这时江陵战事吃紧，曹军中又疫病流行，再也抽不出更多的兵马来救合肥。就这区区之兵，途中又有很多人传染上了流行瘟疫。对于合肥，孙权是志在必得，所以亲自督战，令将士日夜攻打不停。好在合肥城高坚厚，加上扬州刺史刘馥过去经营淮南多年，在城中储备了大批“战守”之具，所以城池才得以保住。在救兵迟迟未至的情况下，蒋济向刺史献计，让他假装已经得到了张喜的书信，并说张喜率领的步、骑兵共四万人，已经到了雩娄(今安徽霍丘西)，刺史已经派遣本州主簿去迎接张喜去了。这样不仅可以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可以迷惑敌人。此外，蒋济又让二部分人马从城外带着伪造的张喜的书信，呼告城中守将。其中一部人马得以冲入城中，另外一部却故意被吴兵所擒获。孙权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伪造的书信，便信以为真，又加之张昭攻打当涂失利，孙权只好烧围而退兵了。

蒋济设计吓退孙权，合肥得以保全。第二年，蒋济出使谯县(今安徽亳县)，曹操问他说： “当年我与袁绍相持在官渡的时候，迁移燕和白马的老百姓，老百姓才没有离散，而袁绍的军队也不敢劫掠。现在我打算迁徙淮南的老百姓，你看怎么样？”曹操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他早已看到，今后他与孙权的主要战场就在淮南。而蒋济回答说： “当时我弱敌强，如果不迁移百姓就会失去他们。自从打败了袁绍，北面攻克柳城，南向征伐江、汉，荆州之民也对我们十分恭敬。您威震天下，百姓再没有投靠他人的愿望。而且百姓怀恋故土，实在不乐意迁徙，如果再行迁徙，必会引起他们惊恐不安。”但曹操却不以为然，没有听从蒋济的意见，而江淮之间十余万百姓，都惊恐地逃奔吴国。后来蒋济出使邺城，曹操迎见蒋济后大笑：“我本来想使百姓躲避吴军骚扰，哪知反而把他们赶跑了。”于是拜蒋济为丹阳太守(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起兵号称40万大军讨伐孙权，进兵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东北)，孙权率军七万迎战。实际上孙权早有准备，采纳吕蒙的建议在这个通往巢湖的濡须水口，“夹水立坞”，控制巢湖到长江的水路，进可以争淮南，退可以守长江。正是由于濡须坞备御精妙，防守严密，致使曹操这次用兵毫无办法。一次曹操偷袭濡须，结果一场激战之后曹军3000多人被俘，落水淹死者也好几千人。这一仗，曹军锐气挫伤，不敢再出战，双方相拒月余，曹操一点便宜也没沾到，不禁喟然叹息“生子当如孙仲谋”，引军北还。此役使曹操更清楚地认识到，今后淮南将是他与孙权的主要战场。所以他任命温恢为扬州刺史，还不放心，又任命蒋济为扬州别驾。曹操在诏令中说： “季札既然坚持要为臣，吴国也应当有君啊! 如今有你回到扬州，我对这个地区的大事就没有什么忧虑了!”这可以看出曹操对蒋济是非常看重的，把他比作春秋时吴国的贤臣季札，并希望他能够很好地协助温恢。不久，当地老百姓中有人诬告蒋济是阴谋反叛的主谋，曹操听后毫不相信，指着上次的诏令对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人说： “蒋济绝不会有这种事! 有这种事，那我就是无知人之明了。这一定是愚民乐于兴乱，胡乱牵扯罢了。”督促赶紧弄清此事，结果确是虚枉。不久，曹操把蒋济召为丞相主簿西曹属，让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并在诏令中说： “舜推荐了皋陶为官，使不仁之人远远离开，品评选拔人才能够恰到好处，就寄希望于你们这些贤明的部属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留守荆州的关羽举兵北征，把曹操的大将曹仁、吕常分别包围在樊城和襄阳。于禁、庞德率兵救应，结果被关羽水淹七军，庞德被斩、于禁被擒，一时声震中原。曹操因为汉献帝在许昌，离关羽的军队太近，准备迁都。司马懿和蒋济劝曹操说： “于禁等被水所淹，并不是战争计划的失误。他们的失败，对于国家大计尚不会有损害。刘备、孙权两家，外表亲密而实际上疏远。关羽得志，孙权肯定不愿意。可以派人劝孙权派兵跟踪而上，在关羽的后面偷袭他，许诺到时割江南封赏孙权，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就解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孙权早有夺回荆州之意，关羽来夺襄、樊之时，吴国君臣已密谋进袭荆州的计划。孙权一切准备停当，兵马尚未出发之际，曹操听从了司马懿和蒋济的建议，遣使送信给孙权，孙权真是求之不得，并立即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不但表示愿意为曹操效劳，并且还把偷袭荆州的计划告诉他，请其严守机密，与之配合。这样，孙权偷袭公安(今属湖北)、江陵(今属湖北)成功，兵不血刃袭取荆州，关羽被迫败走麦城，终被东吴擒杀。

曹丕继承王位之后，任命蒋济担任相国长史。220年，曹丕废汉献帝登基之后，又任命蒋济为东中郎将外出带兵，蒋济请求留在京师为皇帝出谋划策，但曹丕不同意，下诏说： “当年高祖刘邦曾作《大风歌》说： ‘安得猛士守四方’。现在天下没有平定，重要的是必须用贤能的大臣去镇守边境。如果边境太平无事，你再返回京城继续任职，也不晚嘛!”后来蒋济写了《万机论》上呈，曹丕非常喜欢，召他回京担任散骑常侍，侍奉左右。曹丕因为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关系很好，所以恩宠倍加。赐诏给夏侯尚说： “你是我的心腹大将，对你也应当特别对待。施恩德足以让死者享用，行惠爱能让人怀念不忘。你可以作威作福，专行赏罚，有杀人或使人免死的权力。”夏侯尚把这份诏书给蒋济看了，蒋济认为这样很不妥，所以这次应召回京后，曹丕问他： “你在外这段时间，对当今社会风俗教化有何看法？”蒋济直言道： “臣没有听到什么善政，只是听到一些亡国的话。”此言一出，使曹丕忿然变色，问他为什么这样说，蒋济就把赐诏夏侯尚的事举例出来，并接着说：“《书》中明确指出： ‘臣没有作威作福的权利，如果臣作威作福，不仅于家有害而且对国家也是极大的危险。作威作福是大臣绝对不能施行的，古语说‘天子无戏言’，古人对此非常慎重，这些，唯有陛下去体察了! ”曹丕听后感觉很有道理，怒气顿消，派人追回前面的诏令，并对蒋济敢于直谏表示赞赏。

黄初三年(222)九月，曹丕发兵三路对东吴大加讨伐; 以征东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出洞口(今安徽和县西南); 以大将军曹仁攻打濡须，配合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集中兵力围攻南郡江陵。此次蒋济与曹仁一路，为他出谋划策。曹仁先派蒋济率一支偏师虚张声势要去攻打濡须东面30里的羡溪，诱使濡须的东吴守将朱桓分兵去救，然后以主力直逼濡须。曹仁一到，立命其子曹泰攻打濡须城，同时分遣将军常雕、王双等乘牛皮油船袭击濡须江中小洲。蒋济临阵观察，立即劝阻曹仁说： “吴军据守两岸，把兵船摆在上游，而我们却在下游兵入中洲，就好比自入地狱，这是条通向危险和死亡的绝路啊。”曹仁求功心切，且在兵力上又占优势，所以没有听进蒋济之言，结果大败，常雕被斩于江中，王双被生擒，士兵被杀死及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此役后，曹仁郁怒成疾，第二年便死去了。蒋济再次被任命为东中郎将，代领曹仁的兵马。诏令说： “蒋济兼有文才武略，志向节操风发昂扬，常有渡过长江吞并吴国的志向，因此再授给他将帅统兵的重任。”不久，又征召蒋济为尚书。

黄初六年(225)八月，曹丕准备兴兵讨伐孙权，蒋济上书陈述水路难以通行，又上《三州论》讽谕曹丕，劝谏他暂时不要去讨伐孙权。曹丕不听，亲率水军从谯县循涡水入淮。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这次魏文帝临江观兵，大有渡江之志。可是孙权早就做好了准备，严兵固守，专等魏兵来攻。不料这年天寒，江边结了冰，船只入不了江，魏文帝急得没法，一筹莫展，只得下令撤兵了。撤退中，战船数千艘搁浅不能行进，有些大臣建议就此留兵屯田，蒋济认为： 此地东靠洪泽湖，北面又临近淮水，若夏秋水盛的时候，吴军很容易兴师入侵，不能安屯。曹丕听从了蒋济的意见，车驾立即出发，返回精湖(今江苏宝应)时，水差不多干了，曹丕把船只全部交给蒋济负责。这些船停滞在数百里的水面上，蒋济又命人另凿挖了四、五条水道，令人推拉着把船集中到了一起，事先修筑土坝阻断湖水，后面的船只都牵引到一起，然后一下子掘开土坝，船乘着水势全部冲入淮河。文帝返回洛阳以后，对蒋济说： “办事情不能不了解情况。我原来决定告诉你分一半船只在山阳池中烧掉算了，但你却能把后面的船全都弄回来了，并差不多和我同时到达谯县。再说每次听到你的条陈、议论，确实都很符合我的心意。从今往后征讨吴、蜀的谋虑筹划，你都要替我深思详论。”这次兴师，不战而归，也没有过多的劳民伤财，这几乎全赖蒋济出色的谋划，所以，曹丕对他非常的满意。

这次兴师，竟是曹丕一生中最后一次征战，第二年即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病逝于洛阳。曹睿即位，即魏明帝。赐爵蒋济关内侯。太和二年(228)，孙权设计让鄱阳太守周鲂诈降曹休，并让他取道宛城进住江上，然后自己在南岸举兵为应。曹休经过一番调查没有发现疑点，便奏明曹睿后，亲率步骑十万按周鲂所示向宛城(今安徽潜山)进发，同时，曹睿又命司马懿由宛城向江陵进兵，令贾逵进取濡须东关。曹休进兵之时，蒋济上疏给明帝说： “大司马深入敌区，与孙权的精兵对垒，而孙权的大将朱然等又在上流，很容易乘势而下，从背后袭击曹休，我看不到此番我军能占到什么便宜。”正如蒋济所料，东吴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孙权一得消息，即刻赶到皖口(今安徽安庆西)拜陆逊为大都督，假黄钺，又以朱桓、全综为左、右都督，各领三万人马去袭击曹休，东吴已布好口袋专等曹休来钻了。曹休大军到达皖地后，吴军出兵安陆(今湖北安陆南)。蒋济又上书说： “现在吴军显露向西行动的迹象，必然想合兵图谋进攻东面，应当迅速令诸军赶去救援。”这时曹休早已钻入了吴军的口袋，结果陆逊等三路兵马齐出，杀得曹休仓皇败北。逃到夹石(即今北峡山，在今安徽桐城北)时他的兵马已被“斩获万余”，骡马、辎重全部丢弃了，陆逊在击破曹休之后，立即分兵来抢占夹石，曹休处于前有阻兵、后有追兵的境地，多亏贾逵率救兵及时赶到，曹休的军队才没有全军覆没。事后，魏明帝迁蒋济为中护军。

文帝在位时，改秘书为中书，刘放担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二人倍受重用，共同掌管机密。明帝即位后，对二人更加宠爱信任加官进爵，权倾当时。为此使蒋济感到忧虑，他上疏说： “大臣权力太大，国家就有危险。帝王对左右侍从太亲信了，自己就容易被蒙蔽，这是自古以来最值得借鉴的教训。过去大臣主持国事，朝廷内外都为之骚动。陛下自己高明地处理各种政务，臣下们无不大为恭敬。大臣不是不忠诚，但威望权力在大臣手中，大家就会怠慢君王，这是势态发展的一般规律。陛下既然已察觉了大臣专权这件事，希望也不要过分依赖近侍。身边的近侍在忠诚正直、深谋远虑方面，未必会比其他大臣强，而逢迎谄媚，曲从迎合，恐怕更见长。现在外面谈论，都是说中书如何如何。虽然可以使他们恭敬谨慎，不敢与外结交，但有了这样的名声，仍能迷惑一般的人。何况他们实际上担任要职，每天都在君王跟前，假如您因一时疲倦，由他们决定或改变某些事情，大家见他们能影响或改变君王的决定，就会抓住时机去攀附他们。一旦有了这种开端，朝臣们就会借机在内朝设置代言人。用这帮人为自己讲话，私自招徕他所结交的侍从，作为他们的内援。如若是这样，随意地品评毁誉人物，一定会有所兴起; 功罪赏罚，也一定会有所改变与颠倒; 沿正直之道而上的人便会受挫，曲从依附近侍的人反而通达。因卑微而进入朝廷的人，攀缘权势出人头地，而君王仍然轻易亲近相信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奸行。这是圣明的君王早应发现的，对外留心经意，他们的不轨行迹自然可以察觉。有的朝臣或者因怕言语不合而受到近侍的怨恨，不敢向上报告。我诚信陛下静心深思，公正地听取意见并同时加以观察，如果事情有不完全符合道理之处或者对人、对物的运用有不周全之处，就及时把它纠正过来。这样，远可以同黄帝、唐尧比功，近可以彰明武帝、文帝的功业。岂能因为是近侍而不爱呢。即使君王要明察一切仍然不可能全部知晓天下大事，应当有所托附。三个职务同时由一人担任，那人又没有周公的忠诚，也没有管仲的公正，就会有玩弄权术败坏朝廷的弊端。现在国家柱石之才虽少，但是品行能称贤于一州、智慧可以胜任一官之职、忠诚正直能竭力奉行王命及能各奉其职的官员，陛下可以一并任用驱使。这样，就能使陛下圣明之朝不再有专权之臣这样的名声了。”

皇帝宠信近侍大臣，使之权威过重，以至于朝臣争相攀附形成朋党，危机朝廷，这是东汉末年最严重的问题，为了防微杜渐，蒋济把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地提出来警告明帝，这是需要忠心和勇气的，因为这不仅易与权臣结怨，激烈的言辞也容易使皇上反感。好在明帝曹睿在容受直言方面，远远超过过去的帝王，所以还对蒋济大加赞赏了一番，下诏说： “正直的大臣是君王的依靠。蒋济兼有文武之才，服事勤苦、尽心尽责，每逢有军国大事，就有奏议，忠诚奋发，我特别欣赏。”立即升蒋济为护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

曹睿虽然对蒋济的正直忠诚表示赞赏，但蒋济之言并没有引起他真正的重视，所以才会有他死后的司马氏专权。曹睿在位时，总的说来魏国在各个方面都不错，特别是军事上，蜀相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几乎都失败了，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即自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奢侈淫侈的本性便充分暴露，在洛阳大修宫殿室宇，广选美女，自贵人至一般宫女就有数千人，怨恨离别的人很多，由于征伐和劳役不断，农业劳动力缺乏，收成不好，粮谷缺乏。蒋济为此十分担忧，上疏说： “陛下您现在正是发扬前人传统，光大祖先遗留的大业的时候，实在还不能做到高枕无忧，垂拱而治。目前虽然有十二个州，但百姓的人数还超不过汉代的一个大郡。吴、蜀尚未平定，军队久驻边陲，他们一边耕田，一边打仗，多少年来不能与亲人团聚，离恨别怨很多。国家的不少事情还处在草创阶段，而现在从事农桑的人少，等待穿衣吃饭的人很多。眼下当务之急，只有停止消耗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太困乏。贫乏的人民，如果再遇上水旱之灾，广大百姓将不能为国家所用。凡是使用百姓必须在农事闲暇时，不能耽误农时。想要建立大功业的君王，应先估计百姓的人力、财力而加以抚慰。过去越王句践曾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等待战争之用，燕昭王体恤病民，求得民心，为的是报仇雪恨。所以疲弱的越国能消灭强劲的吴国，而弱小的燕国能征服强大的齐国。现在吴、蜀两国，我们不征伐他们，他们就不会自己灭亡; 不好好对付他们，还要遭到他们的侵略，陛下在朝不能消灭他们，就会成为大魏百世的隐患。以陛下的圣哲明察和神武的谋略，应把能缓一缓的事情(如宫室的修建)先放一放，专心征讨吴、蜀两国，我认为不难成功。再者沉溺于男欢女娱之中，会对精神健爽有害。精神过分消耗则会枯竭，身体过分劳累则容易疲惫。希望陛下能够大大地简选后宫的美女，把足以充任为陛下生养‘百斯男’的佳丽留下，把那些余冗闲散和年轻幼小的女子，暂且全部分遣出宫，以求得清静。”

蒋济对明帝的批评应该说是很尖刻的，几乎在说他不务正业，希望他能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完成曹操未竟的事业。此番曹睿再次表示接受批评，并对蒋济又大加称赞，下诏说：“没有蒋护军，我怎么能听到这番良言呢。”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他根本没有接受，日后依旧大兴土木，致使国有匮乏，人民贫困不堪。不管明帝能否接受，蒋济作为一名元老重臣，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着国家的军国大事，帮助君王谋划，他多次在奏疏中强调，魏的战略重点是对付吴蜀，不应该乱加征伐，特别在对待辽东公孙渊的问题上，他坚决反对明帝的主张，显示出很高的战略眼光。

公孙渊是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北)人，自他祖父公孙度起，已历三世割据辽东，虽说投靠曹魏，实际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曹睿即位之初，没有接受侍中刘晔的建议，趁公孙渊新立，解决辽东割据问题，而继续采取安抚的办法，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继掌辽东之后，担心魏国早晚要来讨伐他，便秘密与孙权交往，魏明帝早有觉察，太和六年(232)，曹睿决定派平州刺史田豫和幽州刺史王雄水陆两路并攻辽东。蒋济立即上书劝谏，说： “一般说来，不是能够吞并我们的国家，不是闹事叛乱的大臣，不应该轻易去讨伐他。讨伐他如没能彻底制服，这反而驱使他成为反叛的贼寇。所以说： ‘虎狼当道的时候，不先去打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然就消除了。’现在辽东这地方，几代委任公孙氏管理，我们每年都对他们进行考察，他们也每年按时交纳贡赋。即使我们能一举平定辽东，得到那里的百姓，对国家来说也没有多大益处; 得到那里的财富，也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但万一不能一举攻克，这样就会与辽东结怨失信。”蒋济此议希望明帝先对付强敌，如果吴蜀灭亡，辽东自然就没事了，但曹睿不听，结果田豫、王雄此伐劳而无功。后来，蜀相诸葛亮死后，明帝决定再次讨伐辽东，公孙渊闻信之后，再次讨好孙权求救，孙权也声言发兵救援。如果孙权果真发兵，魏要灭掉辽东就要大费周折了，明帝便问蒋济： “你认为孙权能派兵救辽东吗？”蒋济说： “孙权知道我们准备充分，他没有什么好处能得，他想大批出兵干涉，因路途遥远力不能及，如只派少量兵力则是劳而无获; 这种情况，孙权就是他的子弟处于危难之中，也不会有所行动，更甭说别人了! 何况上次公孙渊杀死孙权的使者，在魏吴之间的反复，使孙权蒙受了巨大的侮辱。现在孙权只所以扬言要出兵，只是想迷惑于我，我们攻伐不下，公孙渊也肯定要投靠他了。不过我们征伐公孙渊，有海相隔，如大军相持，事情不能迅速解决的话，按孙权行事的一般规律，也保不准他会出轻兵掩袭。”后来事情发展果如蒋济所料。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睿病死，齐王曹芳即位，任命蒋济担任领军将军、进封昌陵亭侯的爵位，转而担任太尉。当初，侍中高堂隆在议论郊祀之事时，认为魏是舜的后代，祭祀时尊崇舜为祖先配享。蒋济认为舜本来姓妫，他的后代姓田，不是曹氏的祖先，就撰写文章追问高堂隆，责怪他的不慎重。

曹睿临终，选择了曹爽和司马懿二人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自己年仅8岁的儿子曹芳。曹爽是故大司马曹真之子，因为是皇族而被选为首辅，但论资历、功勋、名望及与文武官员的关系，他是远远比不上司马懿的。二人刚开始辅政时，至少表面上还能和睦相处，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两人都罗致了一批亲信。正始五年(244)以后，二人的矛盾已趋公开和激烈，曹爽开始独揽大权。正始六年(245)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将兵交给他弟弟中领军曹羲统领，曹芳因为这是先帝旧制而不同意他这样做，他置之不理。第二年，曹爽又采纳何晏、邓飏、丁谧等人的计谋，把太后迁至永和宫，专权朝政，他们兄弟一起掌握禁军，经常随意地改易法度，皇帝也禁止不了。而且曹爽日益骄纵、奢侈无度，甚至私自把先帝的才人带回去淫乐。曹爽的专权无道，不仅为司马氏夺权提供条件，且引起元老重臣的普遍不满。正始八年(247)春二月，天上出现日蚀现象，曹芳诏见群臣问日蚀的得失祸福，蒋济乘机上书说：“过去大舜辅佐治国，禁止结党营私; 周公辅佐政务，对于任命亲朋十分慎重; 齐景公询问灾情，晏婴回答说要广布恩惠;鲁僖公询问灾异，臧孙答道应该缓行劳役。顺应天命，防止变故，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事。现在吴蜀未灭，我军将士连年征战不能安居已经十来年了，男女怨旷，百姓生活贫苦。为国制定法令制度，只有治世的贤才，才能张扬纲纪法度流传后世，怎么能让中下等才能的小官吏随意改动呢! 结果会无益于治国，恰恰是伤害了百姓。应当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以清廉公平做表率，这样祥和吉瑞就会感应而到来。”这实际是借日蚀之变谈曹爽专权的危害。

曹爽专权与骄纵，终于给司马懿提供了夺权的机会，嘉平元年(249)正月初六，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及其兄弟全都跟随而去，司马懿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调集军队，出屯洛水浮桥，接着就奏曹爽罪状于曹芳，这次兵变蒋济始终参与其间的，并随司马懿出屯洛水浮桥，曹爽得到司马懿奏事以后，不敢上呈皇帝，把车驾留在伊水南岸，砍伐树木以为鹿角，调发屯田兵数千人充当警卫。这时司马懿又施招诱计，让蒋济写信给曹爽说： “司马懿只是要免你的官，没有加害的意思。”于是曹爽拒绝大司农桓范奉天子去许昌，调四方兵同司马懿对抗的主张，决定回家，说： “司马公只为夺我的权，我回家还可以作侯爷，不失作富家翁。”结果终于被司马懿捕而杀之。蒋济本意只是要夺曹爽兄弟之权，并不想杀死他们，后来司马懿灭曹氏兄弟，蒋济又无力挽救，感觉到失信于曹爽，又有被司马懿利用的感觉，心中闷闷不乐，所以事后进封他为都乡侯，食邑700户，蒋济立即上疏说： “臣误蒙圣主宠幸，担任太尉的职务，而曹爽竟敢心怀祸心，这是我的失职。太傅毅然独自决断，陛下能明察他的忠义节操，曹爽被杀，这是国家的福气。加封恩赐，一定要给有功之臣。现在论谋略筹划我事先没有参与，论战功我又不是统帅或主将。但如果上面违背了分封功臣的制度，下面就会承受这种弊害。我担任宰相的官职，为众人所仰望，实在担心假冒领赏的风气要从我这儿兴起，推让荣誉的风气要从我这儿废绝了。”蒋济坚决请求辞去加封，魏帝不允许。所以蒋济一直受此事烦扰，由此成疾，当年病故。谥号景侯。

滕元发

滕元发(1020—1090)，初名甫，字元发，后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更字达道，东阳(今属浙江)人。范仲淹外孙,胡瑗弟子。少时从胡瑗学，皇祐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召试学士院，充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除开封府推官，同修起居注，判户部勾院。神宗即位，除右正言，知制诰，知谏院，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除翰林学士。与王安石不合，出知郓州，移定、青二州，留守应天府，知齐州、邓州。坐妻族犯法，落职，知池州，徙安州。元丰七年，复贬知筠州，改湖州。哲宗登极，徙知苏、扬二州。除龙图阁直学士，再知郓州，徙真定、河东二府。元祐五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

元发性豪隽慷慨，不拘小节，论事无文饰。长于诗文，苏轼称其文“英发妙丽，每出一篇，学者争诵之”(《墓志铭》)。其《西旅来王》诗：“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传闻汉都护，归奉万年觞。”宋刘攽谓省试诗中“最为警策”者(《中山诗话》)。《月波楼》诗有“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连”之句，周紫芝举“直”字，以为造语用字，颇露风骨(《竹坡诗话》卷二)。著有文集二十卷(苏轼《墓志铭》)、又有《南征录》二十卷(《宋史·艺文志》二)，今已不存。《全宋诗》卷五一八录其诗五首。《全宋文》卷一三五九收其文一卷。事迹见苏轼代张方平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苏轼文集》卷一五)、《宋史》卷三三二本传。

陆德明

陆德明(约550年—630年)，名元朗，以字行。生于梁末，殁于唐初，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在陈、隋、唐初都作了官，历任国子助教、秘书学士、国子博士诸职。陈至德初(五八三年)，曾采集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采诸儒训诂，考证各本異同，撰成《经典释文》三十卷以总会之。它所音释的书，以儒家经传为主，再兼及其他书籍。计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共十四种。《老子》和《庄子》不是儒家经典而被收入与羣经並列，这是当时承魏晉南北朝玄学大行的馀风，士大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作为清谈的依据，因连及此二书。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自序》中谈到他“研穷六籍，采摭九流，搜访異同，校之苍雅”。可以知道他取材的广博。他必然是首先搜罗而涉览了几百家的音义专著，然後舍短取长，写成荟萃羣言的《经典释文》。从来研究经学、文字学、音韻学、训诂学的人，都重视这部书。但是它的作用，並不限于对说经、解字、审音、明义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已。很显然，陆德明通过撰集《经典释文》这一巨著，对于整理古代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上承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体例，对所收十四种书，有条不紊地在《叙录》中加以介绍。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註家姓名、音义述造，一一详叙，有裨于後学尤大。所以《经典释文》的《叙录》部分，乃是全书纲领，寓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意，实郑玄以後一人。

丁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左翼作家。女,原名蒋冰之,笔名丁玲、彬芷、丛喧等,湖南临澧县人。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1922年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求学,先后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李达、瞿秋白等。1925年居北京时,结识诗人胡也频。在1928年2月《小说月报》19卷2号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文坛。同年夏,和胡也频、沈从文同来上海,办红黑出版社,出版文学杂志《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1929年创作歌颂共产党人的中篇小说《韦护》,这是她创作生活中的又一新的起点。1930年5月,和胡也频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投身文艺大众化工作,曾深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考察群众文艺活动。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和李伟森、柔石、殷夫、冯铿等先后被捕,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她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到江西苏区去参加红军。但当组织交给她创办《北斗》杂志任要,留在上海继续斗争。同年9月,《北斗》创刊。在主编《北斗》工作中,她倚重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牢记鲁迅“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教导,努力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如艾芜、沙汀、李辉英、芦焚、葛琴等,扩大了左翼文学队伍;同时大力团结知名作家冰心、沈从文等,扩大了统一战线,为打破反革命文化围剿作出了贡献。《北斗》于1932年7月被查封。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茅盾、鲁迅等43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她在告世界书上签名。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同年11月15日《文化月报》创刊号发表左联庆祝高尔基文学活动四十周年的祝词《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贺词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冯雪峰)、突如(夏衍)、适夷联名签署。同年12月,中苏两国政府恢复邦交,左联发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柳亚子、鲁迅、丁玲等57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1933年2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惨遭日本反动派杀害,左联发表抗议书,不久又发表鲁迅、茅盾、郁达夫、叶绍钧、陈望道、洪深、杜衡、田汉、丁玲等9位左翼作家签署的《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声援日本革命。同年5月14日下午,她和前来联系工作的社会科学家潘梓年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成“丁潘保障委员会”展开营救工作,左联派楼适夷参加委员会。同年5月17日,良友图书公司郑伯奇向赵家壁传达鲁迅的意见:立刻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赵得此建议,立即投入《母亲》一书的出版工作,40天后,《母亲》出版,发行作者签名本一百册,读者踊跃争购。为营救丁、潘,同年5月23日,蔡元培、杨铨、陈彬和、胡愈之、洪深、邹韬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俞颂华、黄幼雄、傅东华、樊仲云、夏丐尊、黎烈文、江公怀、李公朴、胡秋原、沈从文、王鲁彦、赵家璧、蔡慕晖、彭芳草、马国亮、梁得所、叶灵凤、徐翔穆、杨邨人,沈起予、戴望舒、邵洵美、钱君匋、穆时英、顾均正、杜衡、施蛰存等38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要求对丁玲、潘梓年“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办理。”次日上海各大报均登了消息及电文。同年6月18日,热心营救丁、潘且出力最多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杏佛)惨遭蓝衣社特务暗杀。同年6月24日,北平左联机关刊《科学新闻》创刊号载《丁玲被杀害》的消息,同一时期,上海文艺界也得到这一不幸“消息”,左翼文艺工作者同声悲悼。6月28日,鲁迅作《悼丁君》一诗,抗议屠伯们的暴行,悼念被害的青年战友。北平左翼文艺界也用各种方式悼念丁玲。后来事实证明,她的死讯是误传。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查禁左翼和进步书籍149种,她的小说集《自杀日记》、《韦护》、《一个女人》、《在黑暗中》、《一个人的诞生》、《水》、《法网》等7种均遭查禁,其中《法网》一书以“普罗文艺”罪名被禁,余6书未列查禁理由。同年3月,上海现代书局等25家书店联名呈请“中宣会重行审核,从轻处理,以恤商艰”,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函准以5种方式分别处理上述查禁书籍。她的《夜会》、《一个人的诞生》、《水》和《韦护》定为“应禁止发售之书”,理由是“《夜会》,《某夜》、《消息》、《法网》等篇,均有鼓吹阶级斗争诋毁政府当局之激烈表现”。“《一个人的诞生》,内共小说四篇,皆系描写共产党员生活之穷困,环境之恶劣,然犹奋斗不绝”。“《水》内有《田家冲》、《一天》等篇及《水》一篇,或描写农民暴动,或描写地主与佃户对抗情形,或描写学生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反动情形”。“《韦护》,描写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他终于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将革命的信心克服了爱情的恋恋”。她的小说集《一个女人》则定为“暂缓发售之书”。同年5月,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丁玲选集》(蓬子编)一书。1935年,美国伊罗生编选英译现代中国小说集《草鞋脚》,鲁迅和茅盾推荐的篇目中列有她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1974年初版此书未收《水》)。同年6月,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意识”的罪名查禁她的小说《母亲》。在囚禁中她想方设法,于1936年9月和党取得联系,在中共党组织的筹划、帮助下,逃出南京,奔向陕北中央苏区。途经西安时,她听到鲁迅病逝的噩耗,悲痛万分,致函许广平表示悼念,唁函称颂鲁迅“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她到达中央苏区后,在生活上和创作上都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继续发扬左联精神,活跃在祖国文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王伯祥

王伯祥（1890－1975），现代文史研究家。名钟麒,字伯祥。50岁以后以字行。别号碧庄、容叟、巽斋、容安、容堂、苏亭、?叟、不翔等。江苏苏州人。1906年考入苏州中西学堂。次年考入苏州公立中学,被编入二年级学习,开始从事学术文艺活动。1908年与吴宾若、顾颉刚、叶圣陶等组织诗社——放社。毕业后入苏州角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同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研究员。1919年1月与叶圣陶一同署名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同年冬,又与叶圣陶等创办《直声》文艺周刊。其后曾任教于厦门集美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部编辑10余年。在此期间,著有《三国史略》、《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著作,编辑史、地教科书多种,并有《四库全书述略》、《古史辩与经今古文学》、《辛弃疾的生平》等论文,发表于各杂志。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王伯祥作为该会成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并与郑振铎成为莫逆之交。“五卅”运动时,与郑振铎等创办《公理日报》,在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1932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任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一时期除编写了若干教科书以外,还编集出版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出版于1937年3月的《二十五史补编》将古今学者为各史的书志表谱所作的增补、注释、考订、校勘诸作,尽力搜采,共得245种。其中有不少通行本原来残缺不全,王伯祥都尽力寻求全帙收入,更有多种著作,仅有稿本,也尽力钞录付刊。从而使文史研究者免去很多翻检之劳。

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后,应郑振铎之邀,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开始着手研究《史记》,并出版了《史记选》。该书从校勘入手,以张文虎本为底本,参校宋蜀大字本,百衲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日本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本等,精选描写生动、故事性强的本纪、世家、列传共20篇,作了详尽的白话注释。出版后很受青年读者欢迎。

王伯祥还著有《春秋左传读本》、《增订李太白年谱》、标点《四库全书总目》。校点王夫之的《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4种,并参加过文学所《唐诗选》的选注工作。

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他为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又因死后谥号是“文”，又被称为韩文公。他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7岁攻读，13岁便能写文章。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几经求仕，屡受挫折。曾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过观察推官、节度推官。直到贞元十八年(802)才谋得一个四门博士的官职。艰难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加深了他的阅历。贞元十九年(803)，迁监察御史，不久因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805)，宪宗继位，被任为江陵法曹参军，不久召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的叛乱，为行军司马。得胜回朝，升为刑部侍郎。两年后，宪宗迎佛骨，韩愈深恶痛绝，上《论佛骨表》犯颜直谏，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为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位，召为国子祭酒，后因平息镇州兵乱有功，升为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次年，病逝长安。终年57岁。

他在政治上，提倡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秉笔直谏，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体恤民情。在潮州和任京兆尹期间，政绩裴然。但他激烈反对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又表现出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思想上，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学上，提倡古文，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强调文以载道和惟陈言之务去，力求革新文体，适合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内容。他撰写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和战斗性的散文，其文名篇甚多，雄奇奔放，丰富多彩，被誉为“唐宋八家之首”。在他的倡导和柳宗元的支持下，出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形成古文运动，给散文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多种风格，或雄劲奇险，或质朴清新。其诗散文化的特点，对宋代诗歌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于李、杜之后，开创了一个新诗派。韩诗追求新奇，强调“以文为诗”，难免流于险怪，也影响了诗的韵味。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韩愈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成就上，它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由骈文到散体古文改革完成的标志。韩愈所说的“文”的概念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它虽然也包括文学散文在内，但主要是指一般的应用文章，也包括学术著作在内。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与后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样，是属于语体改革的问题，而并非单纯文学运动。他的古文理论严格地说是一种文章学理论，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亦适用于文学创作。韩愈的古文理论包括文与道两个方面，他是为了弘扬儒道才提倡古文的，《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所提倡的“古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他在《原道》篇中说自孟子以后“道统”就断了，他就是要继承这个“道统”。韩愈提倡“儒道”，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另一方面是为了排佛老，反对因崇尚佛老而耗费资财，增加百姓负担，造成政治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同时他对儒道的内容，在实际上也有所革新，并且也融入了其他诸子百家的某些内容。所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为了“明道”，就要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学习先秦两汉的散体古文，而反对八代以来泛滥一时的骈文。故苏轼《韩文公庙碑》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强调“道”是内容，“文”为形式，“文”是为了表现“道”的，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道”是目的，“文”是手段。同时他特别强调学习古文也不是模仿古人，而必须重在创新，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飞天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认为“惟古于辞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特别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在古文写作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写作成败的关键。他发展了孟子关于善养“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的说法，认为必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方能“气盛”，“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

从文艺思想方面说，韩愈影响最大的是“不平则鸣”说。他认为“不平则鸣”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不论是人还是物，遭遇到“不平”都要“鸣”。物受到外来冲击，打破了他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就要“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的正常思想与感情不能自由抒发也要“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以上均见《送孟东野序》)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积极干预，为自己受压抑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它是人们在现实中受到迫害、摧残而又不肯屈服，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抗要求。这是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的发展。韩愈所肯定和赞扬的“善鸣”者，范围很广，不仅有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也包括老庄、杨墨、屈原、司马迁等，而在唐代，他认为陈子昂、陶渊明、李白、杜甫、元结、孟郊等亦均为“善鸣”者。所以“不平则鸣”亦并非都是遭到不幸才鸣，而是指有理想抱负尚不能充分实现，感情激动了就必然要鸣，鸣亦有高下，有以道鸣与以术鸣之不同，更有善鸣不善鸣之别。更为可贵的是韩愈在《荆谭唱和诗序》中指出真正有不平而善鸣者，不是王公贵族，而是“羁旅草野”之士，那些穷愁潦倒的文人。他提出了“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重要见解。他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人们学术文化事业上的成就往往是和仕途上的发展成反比例的。韩愈自己也是如此，他说自己“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逆境的考验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和毅力，激发人的奋发精神，促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后来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之说。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喜欢雄奇怪伟的美学风貌，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主张努力发挥人工之巧，而达到天工之妙。同时又以写散文的方法写诗，开辟了后来宋诗“以文为诗”新道路。他在创作思想不像佛老那样注重“虚静”精神境界的培养，而强调只有在内心激情翻腾的状态下才能写出好作品，而虚静淡泊只会使创作激情消解，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论张旭之书法创作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后来苏轼在《送参廖师》一诗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正是儒家和释老在创作思想上分歧的一种表现。虽然韩愈也赞扬庖丁解牛的神化境界，但他是从专心一致，“不治他伎”，集中全力去发挥人工之巧的角度去肯定的，与庄子原意是完全不同的。

陈襄

陈襄（1017～1080）北宋学者、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先驱者之一。福州侯官(今属福建)人，字述古，学者称古灵先生。年少而孤，能自立，游于乡校，与郑穆、陈烈、周希孟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四人首倡知天尽性之说，守之不变，俗从而化，俗称“四先生”，又称“古灵四先生。”陈襄气行高古，以天下为己任。庆历二年进士，调建州浦城主簿，摄县令。移台州仙居县令。皇祐三年，知孟州河阳县，徙知彭州濛阳县。嘉祐二年，富弼举荐，召试，充秘阁校理。三年，判尚书祠部，编定昭文馆书籍。六年，出知常州，浚湖兴学。治平元年，为开封府推官。三年，入为三司盐铁判官。神宗即位，奉使契丹，使还知明州。熙宁初，召修起居注，寻知谏院、管勾国子监，兼侍御史知杂事，判吏部流内铨。四年，除知制诰兼直学士院。数上疏论新法不便，乞补外，出知陈州，历知杭、陈二州。八年，召还，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提举进奏院。除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太常寺兼礼仪事。九年，兼侍读、知审官东院。元丰二年，兼判尚书省。三年卒，年六十四。

反对王安石变法。陈襄所到之地，必务兴学校受业者过千人。平素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曾遗手书数十卷，大多民事。生平“以兴学养士为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反对溺于章句和词章之学。提倡“学校之设，非以教人为词章取利禄而已当致学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业，然后可以言仕”(《古灵先生文集·杭州劝学文》)。在哲学上，以“诚”为最高范畴，认为“诚”是立身行事的根本，也是“博厚”、“精微”的宇宙本体，提出“诚心以尽物”(《送章衡序》)的命题。他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由“道”派生出气、形、性而形成天地万物。以“道”统摄气、形、性，并把天道与人道，把自然现象与人性、道德等合而为一，得出“人之性与天地同出于道”(《中庸讲义》)的结论。他认为《中庸》为“治性之书，祖述圣人礼性之学最为详备，使学者求之足以知道德诚明之本”(同上)。其“理性之学”的提出及对《中庸》的新评价，对后世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存天理，灭人欲”为理学宗旨，认为性善而情有善不善，强调人性、天理同人欲的对立、诚与伪的对立、性与情以及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这也是他的人性论的基本主旨。在义利问题上，主张先义后利，用儒家礼义移风易俗，尝以继承韩愈之业勉人。其学大体已接近后来之二程之学，倡导之功，仅次于胡瑷、孙复，在福建一带颇有影响，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著有《郊庙奉礼礼文》30卷、《陈襄集》15卷及《易义》、《中庸义》、《古灵集》等。

陈襄有知人之誉，其诗文有盛名，李纲称其文“温厚深纯，根于义理”，“诗篇平淡如韦应物，其文词高古如韩退之，其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其性理之学庶几子思、孟轲”(《古灵陈述古文集序》)，评价虽过高，但大体符合其诗文特征。《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寒食出游见寄二首》有“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之句，清新平淡，殊饶情调(《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二纪昀评)。其馀《春日书事》、《常州郡斋》、《颍川赏花》诸诗均可成诵。著有《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南宋绍兴时其裔孙陈辉有重刊本，现存宋刊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清抄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四一二至四一六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一○七七至一○九一收其文十五卷。事迹见叶祖洽《陈先生行状》、孙觉《陈先生墓志铭》(《古灵先生文集》附录)，《宋史》卷三二一本传。宋人陈晔编有《古灵先生年谱》。

乔治·桑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年7月1日～1876年6月8日），法国19世纪著名女小说家。其本名奥罗尔·杜班(Aurore Dupin),1804年7月1日生于巴黎。父亲是拿破仑时代的军官。她从小在诺昂农村长大,4岁丧父,由祖母扶养。13岁进入巴黎一修道院,1820年又回到诺昂。18岁嫁给杜德望男爵。她喜爱文学、政治,尤其崇拜卢梭的学说。而其夫却是胸无大志,一味玩乐的乡绅,1831年初,她带着一子一女离家出走,来到巴黎。为了表示独立不羁和妇女解放精神,她着男装,吸烟斗,并走上了创作道路。起初她同桑多(Sandeau)合作,不久就以乔治桑的笔名独自发表作品。1832年她的第一部小说《安蒂亚娜》问世,小说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密切注意。1836年她发表了《英普拉》,标志着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进一步深入。小说在描写一个爱情故事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农民形象帕司昂斯,揭露了外省旧贵族和教会相互勾结,横行乡里的情形,并赞扬了美国独立战争。在此期间,她与肖邦同居。1840年她创作的第一部“社会问题”小说《木工小史》问世,随后又发表了《奥拉斯》(1841年)、《康素爱梦》(1842—1843年)、《安吉堡的磨工》(1845年)。从1846年中篇小说《魔沼》开始,作者转入以农村为背景的“田园小说”创作。《魔沼》描写贫穷的农村姑娘和农民瑞尔曼藐视钱财,真诚相爱的故事。1848年发表《弃儿弗朗沙》和《小法岱特》。1848年革命后,她回到诺昂。第二帝国时期,她同宫廷来往密切,但仍旧隐居乡里,过着轻松的田园生活。这时期发表的小说有《笛师》(1853年)、《金色树林的漂亮先生》(1858年)。晚年她主要撰写自传《我的生平》(1850—1876年),还把自己的小说改写成剧本上演。她的田园小说以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宁静的大自然,淳厚的习俗,友爱的感情,渲染了农村的田园气氛,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恩格斯把乔治·桑看作当时出现的反映下层人民的新文学流派的代表之一,她的作品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广泛的影响。

邹浩

邹浩（1060年11月13日—1111年4月18日），字志完，号道乡先生，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元丰五年进士，调扬州教授，移颍昌府。元祐七年，苏颂荐为太常博士，御史来之邵论罢之，出为襄州州学教授。召对，擢右正言。上章劾章惇慢上不忠之罪，并言不当立贤妃刘氏为后，除名勒停，羁管新州。徽宗即位，召还，复右正言，迁左司谏，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同修神宗朝国史。迁兵部侍郎，徙吏部，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江宁府，改知杭、越二州。蔡京用事，再谪衡州别驾，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宁四年，移汉阳军居住。五年，放归常州。大观四年，复直龙图阁。政和元年以疾卒，年五十二。绍兴间，赐谥曰忠。邹浩受学于程颐，又笃信禅学，尝自言“儒释本不异，昧者自亲疏”(《偶书》)，故其诗文多禅偈语。他为谏官时所上奏疏，往往色正辞严，深中时弊，如《上哲宗皇帝书》、《谏哲宗皇帝立刘后疏》、《论宰相章惇疏》诸篇，尽管其后因此屡遭贬斥废放，但也深为后人所称诵，李纲谓其文“高明闳远，温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声，有菽粟布帛之用”(《道乡邹公文集序》)，清人王士禛亦称“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带经堂诗话》卷六)。擅长为诗，王士禛谓其古体诗似白居易，格律诗深稳，与叶梦得工力相似(《跋道乡文集》)。其古体如《秋蝇》讥刺奸人谗口，“期望秋风回，一扫无馀孽”，《范蠡冢》称颂范蠡兴越灭吴的功绩以及功成身退的先机，《除名》叙述自己屡遭贬斥而不悔的心态，都是一些声情并茂的佳作。近体如《闻正夫迁门下》，车若水称为“句句好，至今感动人”，“千古削不去”(《脚气集》)。邹浩的著述由其子邹柄、邹栩编为《道乡集》四十卷，南宋初曾镂板刊行。明、清时多次重刻，保存较为完好，现存有明成化六年刊本、正德七年刊本、道光十一年刊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一二三二至一二四五录其诗十四卷。《全宋文》卷二八二五至二八四八收其文二十四卷。事迹见陈瓘《邹公墓志》(《道乡集》附录)、《宋史》卷三四五本传。元谢应芳编有《道乡先生年谱》一卷，清李兆洛也编有《道乡年谱》一卷。

废名

废名（1901年11月9日—1967年10月7日），原名冯文炳,字蕴仲,笔名废名、病火。湖北黄梅人,是现代文学史上很有特色而又毁誉纷纭的一位小说家。他1924年曾在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参加过语丝社,1929年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他1922年秋在《努力周刊》发表短篇小说《长日》,1925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内收《浣衣女》、《竹林的故事》等小说14篇。这些作品以冲淡质朴之笔描写“乡村的儿女翁媪之事”,是早期乡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以后陆续出版了小说集《桃园》、《枣》和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等。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佳作《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奇特的人生“浮世绘”。作品通过描写主人公“莫须有先生”的见闻感受,揭示出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旧中国乱世人生的一角,有现实意义,同时也表现出消极的厌世心理。废名的小说在艺术上把外国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手法熔为一炉,具有独特的风格。

刘义庆

刘义庆（公元403—公元444），字季伯，南朝宋文学家。彭城(江苏徐州)人。宋宗室。幼为宋武帝赏爱。袭封南郡公，迁豫州刺史。永初元年(420)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元嘉元年(424)，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元嘉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是上流重镇，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累迁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刘义庆为人谦虚简素，寡嗜欲，无浮淫之过。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但足为宗室之表。延纳文学之士，远近必致。太尉袁淑，文冠当时，刘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与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

刘义庆是六朝著名的小说家，著述基丰。有《徐州先贤传》10卷、《典叙》及志怪小说《幽明录》30卷等多种著作。所撰以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影响最大。刘义庆以前，志人小说有晋代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等，均已散佚。所以《世说新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人小说。它主要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言简意赅，颇能传写人物神情。语言质朴，往往如口语，但风格超迈，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颇具特色，小说史上有较高地位。刘义庆另有文集8卷，已佚。今存诗文分别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11)。

徐学谟

徐学谟(1521年—1593年)字叔明，一字太室，原名学诗，字思重，明代直隶嘉定(今上海嘉定)人。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担任南阳知府。

徐学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授职职方主事，改稽勋司，入直内阁。嘉靖信奉道教，词臣争以青词(道教举行斋醮“上达天庭”的“奏章”、“祝词”)邀宠。徐学谟辞章秀丽，有制作巨手之称，权臣严嵩曾令其作青词。他因母丧离京回家，服丧期满，被任为礼部主事，历任员外郎中，后出任荆州知府，正值景王封德安，圈地为己有，荆州的沙市也被圈在其中，景王派他的宦官来收受土地，徐学谟坚持不允。结果他被召逮问，此时百姓夹道痛哭，御史将此事禀告朝廷，最后得以减罪归家。

穆宗即位，起用徐学谟任南阳知府。后又迁湖广副使分巡襄阳，有人受张居正旨意，诬辽王有异谋，徐学谟坚决否定，又被罢官。万历即位，再次起用，任湖广按察使，迁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到任后发展集市，百姓感德。入京任刑部侍郎，擢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万历营建陵室，徐学谟予以反对，陵宫停建，而他被人恶意中伤，乞归。徐学谟为桑梓谋百世之利，首倡嘉定折漕之议，并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徐学谟治学谨严，善诗文。有《春秋亿》六卷、《世庙识余录》二十六卷、《万历湖广总志》九十八卷、《宗藩要例》二卷、《南宫题奏稿》一卷、《老子解》二卷、《海隅集》八十一卷。

郭谏臣

郭谏臣（1524年—1580年），明长洲(今江苏苏州)蠡口人。本姓周,字子忠,号方泉、鲲溟。申时行亲家。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授袁州府推官。勘报严嵩子世蕃戍边不行不法事。擢吏部主事。隆庆初,以天师道大真人张永绪卒后无子,奏请夺其世封。历升稽勋司员外郎、验封司郎中。与张居正忤,万历二年(1574年)出为江西右参政,分守岭北,自劾归。后起郧阳巡抚,未赴任卒。祀为吴郡名贤。其诗婉约娴雅,有范成大、陆游遗风。著有《鲲溟诗集》等。

马烽

马烽（1922年6月8日—2004年1月31日），当代作家。原名马书铭。曾用阎志吾、孔华联、莫韵等笔名。山西省孝义县人。出身贫农家庭，幼年丧父，7岁随母寄居汾阳县东大王村娘舅家中。16岁时，高小未及毕业即参加八路军，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38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2年在延安“鲁艺”附设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及部队艺术学校学习。1942年9月，以马烽笔名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处女作《第一次侦察》。1943年初回晋绥边区做文艺工作。此后曾相继担任《晋绥大众报》主编。《晋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晋绥出版社总编辑。1945年6至8月，他和西戎合作，在《晋绥大众报》上以连载方式发表了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小说由一系列生动的战斗故事联缀而成，刻画了雷石柱、孟楞楞等农民抗日英雄形象，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语言通俗流利，深受读者欢迎。1947年后，他根据参加土改运动所获得的感受，写出了《村仇》、《金宝娘》等中、短篇小说。1949年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1951年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兼任副秘书长。1954调作家协会创作组，后任青年部副部长。此间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农村新生活的短篇小说如《一架弹花机》、《结婚》、《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等，并与西戎合编了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1956年后他返回山西定居、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写出了《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个上级》等受到广泛好评的短篇，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此外还发表了传记体小说《刘胡兰传》。“文革”期间，马烽饱经磨难，曾举家下乡插队。1976年重返文坛后，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山西省文联主席。1990年初调任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在新时期出版了《马烽短篇新作》，其中《结婚现场会》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孙谦合写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摄成影片后改名《泪痕》)受到热烈欢迎。马烽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语言朴实诙谐，地方色彩浓郁，风格鲜明独特。他是公认的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1987年，创作短篇小说《葫芦沟今昔》，该小说叙写对葫芦沟的采访过程，表明了客观评价改革前后农村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获得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8年，与孙谦共同担任剧情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的编剧；同年，出版电影剧本集《马烽、孙谦电影剧作选》。1996年，出版小说选集《马烽小说选》。1997年，创作现代小说《袁九斤的故事》。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宋应星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明代著名科学家。奉新县(今属江西)人。字长庚。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曾任袁州府分宜县(今属江西)教谕。汀州府(今福建长汀县)推官。亳州(今安徽阜阳市)知州。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弃官归乡。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从未间断科学研究活动。他重视“经世实用”之学，认为如不亲自进行观察、调查，无法掌握事物本质。经常深入实际，学习劳动者生产知识，加以研究、总结。在公余时间，他博览群书，调查访问，整理资料，先后编著了《野议》、《思怜诗》、《画音归正》(已佚)、《原耗》(已佚)、《天工开物》、《观象》、《乐律》、《谈天》、《论气》等著作，其中初刻于崇祯十年(1637)的《天工开物》最为有名。全书分十八卷。其中，《乃粒》、《粹精》二卷专讲谷物的栽培，农产品的加工，附有农具及水利工具图说。《乃服》讲棉、麻、丝、毛的纺织，兼讲养蚕和织机，附有纺织工具图。《彰施》叙述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作咸》、《甘嗜》、《膏液》三卷分别介绍食盐、食糖、食油等副食品的制造。《冶铸》、《锤锻》、《五金》三卷专门介绍金属的冶炼、加工以及金属器具与合金的制造，附有设备操作图。《燔石》讲采煤和烧石灰、矾石、砒霜等。《陶埏》讲砖瓦和陶瓷的烧制。《杀青》讲造竹纸和木本韧皮纸。《舟车》介绍水陆交通和车、船等运输工具，附有车、船图。《佳兵》主要介绍火药、火药武器及弓弩的兵器。《丹青》讲矿物性颜料的制造。《曲蘖》讲酒曲。《珠玉》介绍各种珠宝、玉器和水晶。此书内容丰富，凡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生产部门，它几乎都有介绍。它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代表著作，反映了当时中国工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此书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被赞誉为“中国的狄德罗”。《天工开物》在十七世纪末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传到朝鲜，十九世纪后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外文。

《天工开物》一书记载当时中国农业、工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全书十八卷，插图200余幅，包括作物栽培、养蚕、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酿酒、烧瓷、冶铸、锤锻、舟车制造、烧制石灰、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珠玉采集等。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的农业、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和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所述的在冷浸田种水稻使用“骨灰蘸秧根”的施肥技术，是中国农史上合理使用磷肥的最早纪录。书中还提出了“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物种变异说，为改良农作物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天工开物》第二卷主要讲养蚕、缫丝、织绸，也谈到纺棉纱、织棉布，种麻、绩麻、织麻布和鞣制皮革的方法，其中首次描述的利用不同蚕蛾品种杂交而产生新的优良品种的情况，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天工开物》第二卷记述的提花机，结构合理，操作灵便，能织出各种精美的丝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机械。第八卷《冶铸》中，介绍了当时在工具和大型铸造工业方面的各种先进的生产工艺，如大型失蜡精密铸造，铸钱时的砂型铸造工艺，渗碳热处理工艺等。《天工开物》记载了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灌钢”法，并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了锌的冶炼技术，使人们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大规模炼锌的国家。书中还记载了各种金属元素的化学性质，记录了同体积的金、银、铜的不同重量对比，以及石灰、煤炭、硫磺、砒、矾等矿物的开采、冶炼、烧制、加工等方法。书中的不少珍贵插图，如提花机、钻井设备、轧蔗车、大型浇铸锤锻千斤铁锚、阶梯式瓷窑、玉石加工磨床等，都是世界上较早的科技图录，在科技史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约翰·威廉姆斯

约翰·爱德华·威廉姆斯（John Edward Williams，1922年8月29日－1994年3月3日）是美国作家、编辑和教授。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小说《屠夫十字镇》（1960年）、斯通纳（1965年）和奥古斯都（1972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1922年，约翰·威廉姆斯出生于德克萨斯州北部。威廉斯的祖父母都是当地农民，继父是邮局的一名看守。少年时的威廉斯在初入大学一年级时便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但修读完大学一年级课程后，威廉斯从大学辍学。

随后，他先后在美国西南部几家报纸和电台供职。二战爆发后，威廉斯于1942年参军，成为美国空军的一员，在印度和缅甸先后服役共两年半时间。服役期间，他写下了自己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本书后于1948年出版。

二战末期，威廉斯迁居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并进入丹佛大学学习。

1949年及次年，威廉斯获得了丹佛大学人文艺术的本科及硕士学位。就读丹佛期间，威廉斯的两本个人作品得以出版，《惟有黑夜》（Nothingbutthenight,1948年）及诗集《破碎的风景》（TheBrokenLandscape:Peoms,1949年）。前者讲述了幼年时期的创伤给人生轨迹带来的影响与恐惧。

1950年前后，在完成丹佛大学的人文艺术硕士课程后，威廉斯进入密苏里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方向：英语文学），与此同时在该校担任教职。1954年，他获得了该校该专业的博士学位。

1955年，威廉斯回到丹佛大学任助教，随后成为该校创意写作训练课程（CreativeWritingProgramme）的系主任。

1960年，威廉斯的第二部小说《屠夫十字镇》（Butcher"sCrossing）出版，小说讲述了一段1870年代发生在堪萨斯州的荒野冒险故事。

1963年，威廉斯编纂及作序的文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诗歌》出版。1965年，威廉斯的第二部诗集——《不可或缺的谎言》（TheNecessaryLie）面世。

与此同时，他创办了杂志《丹佛大学季刊》（后更名《丹佛季刊》）。直到1970年，威廉斯一直参与该刊编辑工作。

同年，知名文学出版社VikingPress出版了威廉斯的第三本小说——《斯通纳》（Stoner）。小说描述了一个在密苏里大学担任英语教授的学者的故事。

1972年，同样是VikingPress，出版了他的第四本小说《奥古斯都》（Augustus），刻画了凯撒大帝暴虐统治下的古代罗马。本书获得了当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虚构类（NationalBookAwardforFiction）。与本书一同分享该奖项的另一作品，是作家约翰·巴思（JohnBarth）的《客迈拉》（Chimera）。

1985年，威廉斯从丹佛大学退休。

1994年，罹患呼吸器官衰竭症的他在位于阿肯萨斯州的家中去世。去世时，威廉斯正在创作的第五部小说《理性的憩息》（TheSleepofReason）尚未完成。

洪谦

洪谦(1909.10.21-1992.2.27)，西方哲学史家。1909年10月21日生于安徽省歙县,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哲学会会员,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访问研究员等职。自幼赴德国,后在柏林、也那、福来堡大学学习。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从师于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多年。1934年在石里克的指导下,写作《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的论文,并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维也纳继续学习和工作两年至1936年回国。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讲师。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应英国牛津大学之约赴英任研究员,从事逻辑经验论分析哲学方面的工作,1948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1951年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兼任哲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兼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调出哲学系,筹建外国哲学研究所,兼任所长至今。1980年赴英国大学王后学院讲学。同年,还应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约请,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维特根斯坦第五届会议,并提出论文《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著作有《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德文,1934年,维也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维也纳学派的哲学》(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石里克和新经验主义》(英文,1948年,美国《哲学和现象学研究》杂志)、《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德文,1981年载于《国际维特根斯坦讨论会论文集》,维也纳,霍尔特——皮希勒——滕波斯基出版社出版)。译著有《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重印)、《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与教研室同志合编,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上、下两卷,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他著作还有《石里克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德文,1982年发表于《格拉支研究》)、《论“确证”》(德文和英文,1982年出版于荷兰莱登出版社)。

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介石八岁时去世。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育成人。蒋介石对母亲颇为孝顺。

蒋介石五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他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十余年，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一些新知识。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窳败，民族危机严重，又因他丧父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微，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同年冬返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随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振武学校结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1年10月，蒋介石闻讯武昌起义的消息，即整装回到上海，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时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杀害。案发后避往日本，在东京办《军声》杂志，年底回国。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8月各地讨袁军先后失败，蒋介石于10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月亡命日本。1914年春奉命回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先后参与策划肇和舰起义和攻夺官署、江阴要塞等。1916年5月陈其美被害后，蒋去山东潍县，在居正、许崇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职。

袁世凯死后不久，蒋介石回到上海，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蒋介石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大埔、永泰。因军事受挫及受粤军将领排挤，几度辞职回沪。1920年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

1922年1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之建议未被孙中山采纳，于4月返上海。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避往永丰舰，18日电蒋“盼速来”。蒋于29日抵广州，登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四十余日，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赞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蒋由此博得孙中山的很大信任和重用，也大大提高了政治声誉。10月，孙中山编组“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蒋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不久便离闽回沪。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三月余。他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是他对于苏俄没有同意他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向北京进攻的军事计划很失望，对于苏联的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俄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因而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別有用心。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苏联之行加深了他对苏联的认识和疑虑。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并决定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通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一再表示自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获得苏俄顾问的好感和信任。同时他在军校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他把军校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的一支武装力量，于当年10月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于翌年2月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于6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南方政权的大元帅府于7月改组为国民政府，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与原粤军一部组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信任和支持的蒋介石与汪精卫、许崇智三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蒋先支持汪精卫将胡汉民驱送出国，继而又将握有军权的许崇智迫离广州，收编了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接着于10月任东征军总指挥，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

1926年1月，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此时他疑惧汪精卫和苏俄顾问的某些举措，以为将削弱自己的军权甚或被放逐苏俄，乃于3月20日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和纠察队的枪支，还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妥协方针，蒋介石在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的《党务整理案》，并就此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职。一个月后，又接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7月，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统率八个军约十万人。在北伐军7月11日攻克长沙后的半个月，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北伐军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后，于9月6日占汉阳、汉口。吴佩孚残部死守武昌城。蒋介石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死伤累累。9月17日他离鄂赴赣，指挥江西战事。他下令第一、二军强攻南昌，连攻三日未克，牺牲甚大。其时，攻打两湖的第四、第七、第八军于10月10日光复武昌，蒋介石乃调第四、第七军入赣助战。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击，4日占领九江，8日克复南昌。

江西战事奏捷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还主张把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来南昌，反对迁都武汉。他拒不出席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无视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集体领导、取消常委会主席制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推进，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猛烈发展的工农运动亦疑惧日增。蒋介石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还与江浙财团达成默契。他先后纵容或唆使暴徒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了一连串暴行。对于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遭到英、美等国军舰炮击的“南京惨案”，他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则表示：对南京之“排外暴行”，愿负全责。他到上海后即派白崇禧拜会各国领事，取得谅解。英、美等国要蒋介石出来“维持秩序”、“镇压暴行”，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蒋介石取得了上海的买办豪绅和附和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从他们那里得到1500万元经费，还获得再有5000万元的许诺。

蒋介石在上海，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等人商讨“反共问题”，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支持。他下令取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查办共产党案》。当时盛传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一面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还把亲笔题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一面又于9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沪赴南京，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一群全副武装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则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在蒋介石的密令下，东南各省和广东也先后发动“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半途而废。

4月18日，蒋介石联合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他虽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相号召，但“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

7月，被北伐军击溃的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24日陷徐州。25日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饬无效，8月6日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护蒋的地位。蒋感到“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

蒋介石回家乡住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了会谈，以谋取得支持和谅解。蒋还至神户拜访了在日本休养的宋美龄的母亲，获允娶宋美龄为妻。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

在国民党各派系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28年1月返南京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举他为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他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进行对奉系军阀的北伐。5月初蒋率部进入济南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下令部属“忍辱负重”，绕道北上。6月初，战胜了奉系，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蒋介石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

1929年1月，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要将全国82个军205万人改编为60个师(每师一万一千人)，以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对各派军事首领委以高官，但夺掉了他们的兵权。这就大大加深了他与冯、阎、桂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1929年3月、11月)、蒋冯战争(1929年5月、10月)、蒋唐(生智)战争(1929年12月)等多起战争。蒋介石用重兵进攻、分化瓦解等办法，一一战胜了对手。1930年5月又爆发了与阎锡山、冯玉祥交火的“中原大战”。这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联合倒蒋，于8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但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软硬兼施之下，阎、冯军在陇海线、津浦线相继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扩大会议”则无疾而终。

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介石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五次向中共的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他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经过四年的鏖战，迫使红军退出赣、闽、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一面在各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大肆屠杀工农民众，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长征的红军。他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把长期未能控制的云、贵、川三省逐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面对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和纷争，以及社会舆论要求民主、法治的强烈呼声，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但遭到胡汉民的反对。蒋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反蒋各派系又一次联合行动，以“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相号召，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调兵遣将部署对粤进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2月15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的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掌权，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继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遭到我国各地军民的奋起抗击。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一味妥协退让，先后同意签订淞沪、塘沽、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侵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

其间，蒋介石督饬外交部分别与有关国家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批准财政部门改革税收制度，统一盐税，征收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1935年在英、美的帮助下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币制;还在全国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微弱增长远远赶不上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在1927年至1936年间，公开举借外债14笔，约4亿美元，国内发行公债25种，约26亿元。蒋介石还支持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建立金融体系开始，继而投资工商企业，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他竭力强化统治，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进行清查户口、编练民团、抽取壮丁、检搜缉捕等活动，并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他还建立了以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为中心的“党方”和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方”两个特务系统，通称“中统”、“军统”，专事破坏共产党和民主运动，并防范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他于1930年9月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的书籍。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个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号召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以“四维”“八德”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加以推动，但收效甚微。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遂着手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他在这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外交方针又作了新的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和进步，受到全国爱国军民的拥护和欢迎。

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下令国民政府制定三年国防计划，在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加速新建和修复铁路、公路，整编军队，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开始转移文物，为撤退沿海地区高等学校做准备，等等。1935年春夏，他视察川、云、贵、陕等省，计划在必要时把这些地区作为抗战基地。他还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成为抗御日本的盟国。他也试图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派陈立夫主持，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在北平、上海的地下组织乃至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

但是，蒋介石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他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剿共”受挫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冬，蒋介石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遭拒，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扣押。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的努力下，达成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承认协议，还许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到南京后，他扣押了张学良，随即加以软禁;继又迫杨虎城辞职、出国，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化瓦解，调往豫、皖。

迫于全国军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形势，蒋介石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2月中旬，主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变化。蒋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出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次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筹划的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乃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应付时局。他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同时调集九个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严正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蒋介石还企望卢沟桥事件能就地和平解决，以牺牲局部换取全局之苟安。他连续接见英、美、法、德国驻华使节，希望列国出面调停。他对宋哲元在北平与日方进行的谈判活动也“极度容忍”。但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遣增援部队进入平津地区，结果延误了战机，使得大批日军从容入关，轻易击溃二十九军而于7月29、30日侵占平、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蒋介石急于取得各党各派势力的合作和支持。他在庐山、南京同周恩来等进行多次会谈，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意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谋在上海发起进攻，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得到了各地各派的军事首领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被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会议并决定对日作战方针为：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部署一部分军队在华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蒋13日即下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发起攻击，揭开淞沪抗战的序幕。18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9月，他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抗战。他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迅速调集73个师约四十余万兵力(占当时全国可调动的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顽强狙击敌人，杀死杀伤侵略军五万余。但是，他在战略指导上没有把军力和民力结合起来，大大削弱了抗日的战斗力;在战术指挥上多是消极抗御，被动应战，不能及时有力地主动出击敌人;在战局不利时，又未能组织及时有效的退却，以致造成抗日军队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战争，期待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加以制裁和干预，但英、美等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坐视日本侵华。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后来还派志愿空军来华助战。日本在淞沪会战中被困后，展开了诱降活动。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听取了他转述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日本侵略军直指南京。蒋介石调集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兵，连同教导总队和第二军团共15个师约十余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这个易攻难守之城。他在亲自指挥了一段外围阵地战斗后，于12月7日飞离南京。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残酷杀害我国军民30万人以上。蒋介石于12月16日在武汉发布文告宣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而日本方面于12月2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蒋介石认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乃中止了与日本谈判的活动。

为了制订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蒋介石于1938年3月底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对日抗战及本党前途》的演讲里，表示了持久抗战的决心。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领袖以及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200人组成。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蒋介石被举为总裁;还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兼团长。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各条战线发动猛烈攻势，力图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决定全力防守。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的韩复榘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介石将韩处决。1938年3月至4月上旬，我抗日部队在台儿庄同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蒋介石曾亲赴徐州，督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筹划作战。台儿庄战役大捷，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嗣后日军增调兵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线西进，直扑中原要地郑州。为阻挡日军的锐利攻势，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之术，下令于6月9日炸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将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趋稳定;但豫东和皖北、苏北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黄河决堤后，日军改变进犯武汉的路线，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推进。蒋介石重新部署武汉防务，以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区作战为主，配置了一百二十九个师及骑兵、炮兵等共约一百万兵力，以及海军、空军，层层进行阵地战，尽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前后达四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迫使日军前后投入四十万人以上，军力遭到重大消耗。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介石于3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

此后，日本加强“政治谋略”攻势，釆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的行径，以及他们后来叛逃投敌，表示了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1939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继续抗战的指导方针和防共反共问题。对于今后的作战部署，他提出要“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说“回复了(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是胜利”。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宣称要对共产党“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又发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多种秘密文件，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摩擦。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1940年秋提出要取消边区政府，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强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抗战初期允诺的一点民主、自由皆名存实亡，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均已所存无几。他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军令、政令应统一于中央”，限制和吞并中国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他下令在各县切实整编保甲，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实行“联保连坐法”。他操纵“中统”、“军统”两支特务系统，囚禁和杀害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他还批准发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法令，查禁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他于1943年3月发表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共产党是“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6月，蒋将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胡宗南三个集团军四十多万军队，分兵九路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在七八月间进行了数十次挑衅。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包围华北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

其间，蒋介石出于战略与政略的需要，曾与日本有和议活动，不过他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和议的底线。对于孔祥熙等人欲突破底线的和议活动，则坚决予以制止。

为抗御日本侵略军的进一步侵犯，蒋介石先后在衡阳、南岳、长沙、西安等地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部署对日作战。但他并未把主力部队配置在第一线，督饬军队进击敌人，致使日军得以继续蚕食乃至鲸吞我国大片领土。国民党军队日趋腐败，在豫、湘、桂等战役中更是一溃千里。

日本于1941年12月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同盟国在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了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他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他派员交涉，与美国、英国先后签订了取消他们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新约。他还请美国训练和装备了一批国民党军队。

1943年11月23至26日，蒋介石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lt)、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开罗会议加强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并决定了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的基本方案。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但是他对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想要获得指挥中国军队全权的要求予以拒绝，并迫使罗斯福改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对于美国政府派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蒋介石坚持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实现“军事统一”。

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已在筹划发动内战，以消灭日益壮大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他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有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做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大会闭幕后两天，他就调动10个师的军队向苏浙地区的新四军发动进攻，7月又指令胡宗南调动9个师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竟然下令伪军“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任命一批汉奸为“先遣军总司令”、“绥靖司令”、“挺进司令”等，让他们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唆使伪军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不准参加受降。他要中国人民对日军“不要报复”，要“不念旧恶”。

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的帮助下，蒋介石把长期分布在云、贵、川、陕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个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文武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资产，壮大官僚资本。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要中共“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经过43天断断续续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政府改组、增加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修改宪法草案、军队整编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但是蒋介石盘算的是如何“消灭中共”，他秘密下令国民党80万军队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展开进攻。虽因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反应强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调停下，蒋被迫接受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946年1月10日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但是他密令所部趁停战命令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随后又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连续向关外增兵。经过周密准备，他于6月密令刘峙指挥12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2日又调动50万军队进攻苏北解放区。他还不顾政协会议的协议，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发布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凭借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拥有强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至12月的半年间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但却损失兵力70余万人。进入1947年，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余万人进犯陕北，19日占领延安，但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在山东战场上，他命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兵团25万多人进犯沂蒙山区，但3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三次进攻均被粉碎，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也被歼灭。此时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战略主动权已转入中共手中，各个战场的解放军相继转入反攻。蒋介石1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建立中原防御体系，12月又制定“南北两线”“分区防御”的战略，重新调整了各大区军事指挥系统，分别组设东北、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国防部汉口指挥部等。他加紧调兵遣将，四出巡视督战，力图挽回颓势。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遭到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军费的激增，使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47年发生了六次物价飞涨的风潮，一年间物价上涨二十倍左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蒋介石督饬国民党军、警、宪、特强化统治与镇压，国民党统治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当选为总统，并获得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但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经济濒临崩溃，财政赤字在1947年达到总支出的百分之九十，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等;还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强令限制物价。这些高压措施，造成市场无货，黑市猖獗，不到三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不断失败，在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间，被歼灭264万，虽然不断招募，但总兵力已降至360万，而能用于前线的只有170余万。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扩编机动兵团和后备兵团，实行重点防御。但他的部署还没有定当，人民解放军于9月12日发动了辽沈战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孤立据点，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陷入重围。蒋介石力图打通北宁路夺取主动权，调集兵力由陆海路援救锦州;又三次飞临沈阳，亲自指挥和督饬。但是他无力挽回颓势，辽沈决战最终以国民党军被歼47万余人而告终结。接着平津决战又起。蒋介石鉴于东北已失，平津势难再保，乃命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由海、陆两路迅速南撤，以图多保存一些部队，但傅不肯南撤，而于1949年1月21日接受离城改编的办法，使古城北平获得和平解放。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部署了60万重兵，打算在徐淮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固守徐州，保住南京。但战略战术的失误与军心的涣散，使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决战中不断受挫而被歼灭。此时他的亲信幕僚陈布雷、戴季陶又相继自杀身亡。财政经济的崩溃浪潮，更是扰动得他寝食难安。他一筹莫展，遂派宋美龄前往美国求援，又告失败。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护独裁统治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在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慄。”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是要“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他还企望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面调停，但被一一拒绝。他被迫于1月21日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纵党政军大事。他先已把亲信安插为东南和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加紧征集和训练新兵，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渡江。他也做了撤出大陆的准备，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的277万余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

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力谋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派出代表团赴北平。但是蒋介石认为“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的国共“隔江分治”的和谈方案他也不首肯，固执坚持“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以致国共谈判破裂。4月20日解放军大举渡江，直指南京。蒋介石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他24日离开溪口老家，乘军舰于26日抵吴淞口，召集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御。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企望利用坚固工事挣扎的20万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蒋介石见形势无可挽回，先由上海去澎湖马公岛，后转台北，在那里遥控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7月他至广州，组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最后抵抗;并出访菲律宾和韩国，谋求声援。他先后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企图负隅顽抗，无奈各路军队无不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蒋介石12月10日从成都败退到台湾后，声称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他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正式成立的事实，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于1950年3月宣布复职重任“总统”。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凭借台湾的战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庇护，1954年12月并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他在台湾总结在大陆垮台的教训，与“副总统”陈诚一道推行减租、公地放领和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放领给佃农等政策，竭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财政经济;同时大力“改造”国民党，加强专权统治，严密控制全岛居民。他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党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的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抵制美、日等国的侵略势力对台湾的觊觎。他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使台湾当局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达22年之久;但终究抵挡不住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于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被驱逐。

蒋介石自1972年起多病。他于这年5月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将统治台湾的实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死于台北。

蒋介石一生言论、文电甚多，散见于报刊及内部档案。国民党官方曾出版过他的言论集多种。台湾于1956年编印过《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1984年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三册，1985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都只是有选择地收录了他的一部分著述。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系作者与宗志文、郑则民共同研究、撰写而成，并经李新等同志审阅指正，付梓征求各界意见。现作者在初稿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订正。

★ 权威出处：《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 中华书局 李新;孙思白;朱信泉;赵利栋;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

卡尔·波普尔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卒于英国大伦敦克罗伊登。出生于一个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兴趣广泛。1919年曾一度信仰共产主义，不久因革命遭受挫折而改变。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早年就开始与维也纳学派交流思想，并接受其影响，但又是最早批判该学派的科学哲学家之一。1933年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丛书》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研究的逻辑》，但他却多次声明自己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1935～1936年他两次应邀去英国讲学。1937年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任教。1945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从此定居英国，后加入英国籍。1949年任该校哲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系主任和教授。1949～1969年任伦敦大学逻辑和科学方法教授，1970年退休。1964年受封为爵士。是皇家学会成员和英国科学院成员。

波普尔与B.A.W.罗素、L.维特根斯坦、A.爱因斯坦、N.玻尔、E.薛定谔、K.哥德尔等人都有交往，他最推崇的哲学家是柏拉图、B.斯宾诺莎、I.康德和D.休谟。在科学哲学上他自认受康德和罗素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1972）、《自我及其大脑》（与J.艾克尔斯合著，1978）等。

波普尔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分界问题的主张，主要是受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影响。相对论的确立表明牛顿力学是可反驳的。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理论持批判的态度，随时准备被证伪后就放弃。这就使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凡是不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命题，如本体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数学和逻辑上的重言式命题、宗教、神学和占星术都属于非科学。他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的分界标准，指出伪科学如占星术等也是关于经验的陈述，也可能被经验证实。此外，他还认为形而上学并不是无意义的，它对于科学有指导和启发的意义。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建立在否定归纳法的基础上。他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赞同休谟关于普遍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归纳而来的思想，同时认为休谟对归纳法所作的心理学解释是向常识妥协。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测和反驳发展的。在他看来，理论并不来源于观察，因为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他认为，理论是大胆的猜测，一个猜测要尽可能丰富，所以猜测需要依靠由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的检验。但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他的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是建立在证实和证伪的逻辑不对称之上的。他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能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却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

波普尔哲学的理论支柱是证伪理论，其证伪理论的基础，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都是经验论和约定论。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受马赫主义的影响，主张经验是主观感觉的直接报道；波普尔则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理论先于观察，因而他同意康德关于理性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但认为理性加于自然的普遍性即理论并非必然正确，而是可证伪的，对它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因此，他自称其哲学为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是从问题开始的，根据问题提出大胆的尝试性的猜测即假设或理论，各种理论互相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但不是被证实，并最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不断提高理论逼近真理的程度，即逼真度。他用公式把这一过程表示为：P1→TT→EE→P2…，他称此为“四段图式”，并称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的方法，或称试错法。他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但人们却不能最终达到真理，因此科学家应从错误中学习，通过不断排除错误逐步逼近真理。他认为，一个假设、理论或猜测的科学性尺度是它的“可证伪度”或“可检验度”。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

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否认对历史可以作规律性预言。他的论据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不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增长；知识增长是没有规律，无法预测的，因而人类的历史也是没有规律，不可预见的。他把历史决定论攻击为“乌托邦主义”，宣扬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社会工艺学”。波普尔的社会工艺学是他所推崇的试错法在社会历史学中的应用。他主张逐步的社会工程，即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因而，这种学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波普尔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他提出了“倏忽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波普尔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宇宙的发展不仅有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并且还具有不可还原的多层次性。在他看来，宇宙的发展是一个倏忽进化的过程，首先是无机界的存在，而后出现有机界、生命，再后突然显现意识现象，最后突然显现社会文化现象。他把宇宙现象分为三个世界，其中世界一是物理世界，包括物理对象和状态；世界二是精神世界，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世界三是客观知识世界，包括一切见诸客观物质的精神产品，如语言、神学、文学艺术、科学以及技术装备等。他断言，世界一最先存在，世界二在新的层次上出现，世界三则出现在更高的层次上。他指出，这三个世界都是实在的，世界三与世界一、世界二一样，在对象和增长方面具有自主性，它只是在起源上是人造的，但它一旦产生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生命。他认为，世界一和世界二相互作用，世界二和世界三也相互作用，世界三与世界一则通过世界二相互作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曾引起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的热烈争论。

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发生过较大影响，有人称之为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演变到历史主义学派的中间环节。

孙承恩

孙承恩（1481年—1561年），字贞父,号毅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嘉靖初,奉使安南,与修《明伦大典》,擢左中允,充经筵讲官,主考两京乡试。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以掌詹事任礼部尚书,且兼翰林学士,次年(1549)正月免官。据《光绪重修华亭县志》载:“会有忌者,因引病归。”又曰:“明年,帝思之,召还故仕,加太子太保,疏讲皇太讲谈,不报。”《明史》本传载,时斋宫设蘸,承恩独不肯黄冠,遂乞致仕,卒谥文简。《明史·艺文志》著录其《历代圣贤像赞》六卷,《四库全书》收其《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四库总目提要》评其不肯黄冠因致仕事曰:“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亦纯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遗。”《瀼溪草堂词》一卷,有《惜阴堂汇刻明词》本。

葛洪

葛洪(公元284～364年)东晋道士、道教学者、炼丹术家、医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江南著名士族家庭，祖、父历任吴、西晋重要官职。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精治五经，立志为文儒，以复兴儒学自任。又好神仙导养之法，从葛玄弟子郑隐学道。司马睿为相时，辟召为掾，后又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后因镇压石水农民起义有功，迁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后舍儒入道。葛洪“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炼医术”(《晋书·葛洪传》)。东晋元帝时，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带子侄同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往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著述不辍，遂殁于此。葛洪在道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所著《抱朴子·内篇》是第一部全面论述道德宗旨、哲理、仪式、方法的著作。从第一篇《畅玄》到二十篇《祛惑》，对宇宙本体、人的本质、人生哲学、神仙的存在、俗人成仙的可能性，养气健身、金丹炼制及斋醮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证与叙述，从而使道教摆脱了巫术的原始形式，具备了理论化、系统化的体系。主张以神仙养生为内，“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塞难》)。以儒术应世为外，认为“儒教近而易见，故宗宗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也”(《明本》)。提倡内道外儒，“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平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释滞》)。他还把儒家一整套纲常名理纳入道教教理之中，提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葛洪新创立的神仙道教与原始民间道教对立。他称民间道教为“奸道”、“邪道”，主张对它们坚决禁止。葛洪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抱朴子》内外篇70卷、《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肘后备急方》4卷(一说8卷)。《肘后备急方》为医书，内容包括各科医学，其中关于肺结核、天花的记载和免疫法的使用，对古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天文、潮汐、军事等方面著作。后世著录的葛洪著作不下60余种，其中有些是伪托的。

李广田

李广田（1906年10月1日~1968年11月2日），现代散文作家。山东邹平人。字洗岑,曾用笔名黎地、曦晨等。出身于农家,大革命时代就加入共青团,1932年在北大外文系求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6年与何其芳、卞之琳合写的诗集《汉园集》出版,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不过当时李广田写得更多、成就也更高的是散文。抗战爆发后,他主要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创作了大量散文,战后在南开、清华等高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云南大学校长,工作之余仍从事散文创作。1959年在党内反右倾斗争中，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由校长降为副校长。山东邹平县小杨家村人。1968年11月2日被迫害致死。

李广田的散文集有:《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圈外》、《回声》等,还著有长篇小说《引力》等。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广田文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李广田的散文创作以抗日战争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散文《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农村的风土人情或回忆作家自己童年时代的乡下生活情景。作者曾说过:“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在早期散文里,作家满怀同情,向人们呈现故乡农民的种种不幸,同时以饱含感情的文字描绘了故乡的社会风俗画面,这些作品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因此,在现代作家中,李广田有“地之子”之称。一些作品也抒发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前途的苦苦追索。

抗战以后,随着作家生活的变迁和思想的发展,他的散文的视野比早期更为广阔,题材也更加多样化。《圈外》、《回声》两个集子里的散文,大多抒写大后方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也抒发了作家与下层劳动人民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光明的不倦憧憬和孜孜追求。在恳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显露着作家朴实、真挚的人格力量。与早期散文比,后期散文回忆往事少了,面对现实,面对未来的篇章多了,不少作品直接表达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和对黑暗的旧时代的愤怒控诉。文风也由早期散文的静美渐渐转向剑与火的炽热。

李广田的散文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散文创作不拘一格,大胆吸收各种文学体裁的长处,“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评论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在乎写成‘四不象’,但求艺术完整,……”(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确实,李广田的散文叙事与抒情两种成分能互相和谐地交融:一方面作家长于叙述故事,长于刻画人物,笔下一些平凡甚至卑小的人物,都富有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作家以散文诗的笔调来表达自我的情怀,又使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道,呈现着恬淡静美的氛围。

李广田的散文朴实、真挚、自然的风格的形成也得之于他在语言方面的独特运用。他的作品选用的主要是那些本色的词语,简洁、素净。同时,作家还常常恰当地在文章中征引古诗、民谣和儿歌,这也使他的散文显得更古朴、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