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日），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1833年毕业于俄国炮兵学校，后服役。1835年离开部队，开始钻研哲学。1840年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接近青年黑格尔派，猛烈抨击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1844年迁居巴黎，与蒲鲁东交往密切，并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参加布拉格起义。1849年5月领导德累斯顿起义失败被捕，1851年由奥地利政府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曾给沙皇递交了悔罪书，仍被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逃亡英国。为《钟声》杂志撰稿。1863—1864年协助波兰起义，后加入第一国际。1868年10月在第一国际内部成立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和半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阴谋夺取领导权。1872年被开除。政治观点上，把国家看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祸害，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最适合发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实行“各阶级的平等”、“各自由协会”的联合。在哲学理论上，用经济唯物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提出所谓“唯物主义体系”，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动物性、思想以及宗教、反叛这三种要素，它是历史上整个人类发展的根本条件。和第一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和第二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科学；和第三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自由(见《上帝和国家》)。认为历史是人类由“兽性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进化过程，第一阶段处于动物界，第二阶段受宗教和国家的奴役；第三阶段摆脱任何权力，进入无政府社会。鼓吹反叛和个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巴枯宁作为早期民粹派的思想家，他在俄国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主要著作还有《革命问答》、《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等。

摩根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Sr.，1837年4月17日－1913年3月31日），美国大垄断资本摩根财团创始人。生于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一个大商人之家。幼年随父在伦敦读书，后入法国哥其根大学学数学，2年后奉父命辍学从事金融商业活动。1857年到美国一家银行当会计师，1860年建立了自己的银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靠倒卖军用物资发财，实力渐增。1871年与人合伙在纽约开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并很快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支柱。1893年乘经济恐慌之机，收购了美国五分之一的铁路股权。1894年德雷克塞尔去世后，将公司改名为“杰·皮·摩根公司”，独揽业务并组织许多分支机构，势力遍及金融、交通、制造等许多部门。1895年兼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主要财政顾问。后又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成功，并成为其任内的幕后决策人之一。1898年通过吞兼的手段建立了联邦钢铁公司，3年后又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垄断组织——美国钢铁公司。这样，不仅在190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巨头，又开始向国际垄断发展，1902年组织国际收割机公司和国际商业海运公司。1905年后，还在铁路建筑投资方面向中国清政府敲榨勒索，重利盘剥。1907年再次帮助美国政府渡过财政危机。晚年拿出少量资金从事“慈善”事业，兴建图书馆、艺术馆等。1913年3月31日在意大利罗马去世。

张伯行

张伯行 (公元1652～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清河南仪封 (今河南兰考县) 人。他的父亲张岩以太学生考授州司马。他自幼好学，康熙二十四年 (公元1685年)，考中进士，居家7年，博览群书，有关理学方面的著书，更是口诵手抄，从不懈怠，为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所吸引，进而产生了振兴正学的抱负。后考授内阁中书舍人，旋改中书科中书。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十八年六月，家乡仪封城北黄河大堤溃决，伯行倡导募民堵塞了决口，为河道总督张鹏翮举荐管理河务，效力河工三年，成绩卓著。后历任山东济宁道，裁革陋规，每年可得数万金，且用自己家里的钱米制做棉衣，拯救饥民。四十五年正月，升任江苏按察使，以为官清廉著称，受到康熙帝的表彰，擢为福建巡抚， 后调任江苏巡抚， 力革当地弊政。 五十四年， 人直南书房，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会试副考官，历户部侍郎兼管国家钱币、仓场，会试副考官。世宗即位，雍正元年 (公元1723年)，升任他为礼部尚书。卒于任上。享年75岁。谥清恪。

张伯行为官，恪守职责，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他在任江苏按察使之初，依照通常惯例，必须要为总督、巡抚送上4000两银子作为见面礼，他没有这笔钱，仅以随身所带去的茧绸、扇帕所值不过数十两银子分送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见他这样寒酸，就拒不收受。升任巡抚期间，发布告示，严禁属员馈送礼品。他说： “一米一铢尽民间膏脂，宽一分即受 一分之赐，要一分即受一分之污。”康熙称赞他为 “天下清官第一”。升任福建巡抚，就任之日，见到衙署前为迎接他就任的各种豪奢的铺陈，便决心查明这些金银器皿，锦绣帷帐的来历。当得知这一切都是为各行户备办时，立即下令予以清退。

张伯行关心民瘼，以兴利除弊为己任，虚心延访地方利弊，极力寻求赈济饥民的策略。在任山东济宁道时，遇到该地灾荒，他从河南仪封老家运钱米并制作棉衣，拯救灾民，后朝廷下令分道赈济时，他在汶上、阳谷两县拿出22600石粮食发放赈济。当时山东布政使曾上疏劾奏他擅自决定，他反驳说： “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重乎?” 在任福建巡抚期间，遇到粮价上涨，他一面奏请朝廷拿出5万两银子到湖广、江西、广东粮价较低的地区买米运往福建，迅速稳定了粮价，安定了民众生活。同时要求各地多设社仓，储粮备荒。他还从实际出发，奏请朝廷减免了台湾、凤山和诸罗三县荒地的赋税。又奏请豁免江苏等州县亏空钱粮18万两有奇，为安定江南地区社会秩序作出了贡献。康熙帝曾说： “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脧削一半矣。”

清代黄河河患给下游沿岸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不仅使大面积的农田受淹，严重危害着农业和农民，也严重影响着南北大运河的交通运输。河南、山东和江苏都是受灾面积最大且最重的地区。张伯行管理河务后，不辞辛劳，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方案，动员组织民众修筑黄河南岸河内堤200余里，又修筑了马家港东坝、高家堰等水利工程。在山东、江苏两省为官时，也都十分注意兴修水利、治理河患，并且取得显著成效。他曾经提出“善治水者，为水大能治之使小，水小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害也; 水小能治之使大，所以资水之利也。”这里提出治水有兴利、除害两个方面的功能，当今治水应着重于水利资源的利用。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兴利除害之措施，一是 “开支河以分黄水也”。就是在清口对岸之处，开支河一道，由鲍家营、娘子庄至涧桥、桑墩，入连河，下新坝入海。这种开支河治水的办法，治一河可利百河。二是“置木洞以泄湖水也”。就是疏通高宝诸湖无用之积水灌溉民田，留运河有用之长流以济商贾，最为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多置木洞。这样，既保证了百姓民田受灌溉之利，又保证漕运畅通，以利商业的发展。

张伯行致力于兴办教育。康熙三十三年冬，在家为父守丧时，提出于建亭西置田20亩设立书院，得到县令的支持，旋即动工兴建。次年二月，书院讲堂及大门落成，名曰： 请建书院。他请当时河南著名的教育家冉觐祖为书院主讲，讲授正学。康熙四十六年，张伯行在任福建巡抚期间，建造了鳌峰书院。书院前建正谊堂，尊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夫子，后为藏书楼、购经、史、子、集数万卷，存放于内。楼东有园亭、池塘、花卉、竹木之胜。学舍120间，明窗净几，幽阗弘敞。广收九郡一州才品行谊之士，与讲先儒为学之旨，为修己治人有用之学。对于前来学习者，日给伙食补贴，岁供衣服，使他们安心学习。一时间福建各地有名之士纷纷慕名而来，蔡世远、蓝鼎元自漳浦，黎致远自长汀，余祖训自南平，郑亦邹自海澄，郑文炳自莆田等。康熙皇帝知道此事后，亲笔题词： 三山养秀。康熙五十二年，又动手建立紫阳书院。第二年春季建成，要求入院学生学习人伦日用知识，并且注重身体力行，注重品德修养，不仅仅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期望“他日学成名立，出而大有为于天下，庶无负养贤报国之志”。在山东为官期间，于临清建清源书院，夏镇建夏镇书院，重新修复济阳旧有书院。他在公务之暇还经常到书院讲学，把教养人才，振兴正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张伯行又是当时一位思想家。他潜心于理学研究。广泛收集各种文献，并且进行整理、校勘和刊印。经他编辑刊印的《正谊堂全集》收载图书63种，续集又增5种，合计68种，是一部汇集宋、明以来濂洛学派的理学专著。他从揭示宋明理学学派的演变出发，对各家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刊印，诸如宋代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杨时、尹焞、罗从彦、李侗、黄榦，元代陈文蔚、许衡，明代薛瑄、胡居仁、罗钦顺，清代陆世仪、陆陇其、汤斌等人的语录、文集进行纂解和校刊，又辑录了诸葛亮、陆贽、韩琦、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方孝儒、海瑞、丘浚、杨继盛、杨涟等人的文集，还编选了 《唐宋八大家文钞》等。

张伯行勤于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有辑录和撰著两类。辑录主要有《朱子语类辑略》8卷、《广近思录》 14卷、《濂洛风雅》9卷、《濂洛关闽书》 (辑注) 19卷、《近思录》 (集解) 14卷。撰著有《道统录》2卷附录1卷、《学规类编》27卷、《养正类识》13卷、《小学集解》6卷、《困学录集粹》8卷、《居济一得》5卷、《正谊堂文集》40卷、《续集》 10卷，共13种。这些著述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果。

张伯行为官以忧国忘家，兴利除弊为己任，廉洁自律，重视河道治理，重视灾荒赈济，重视文化教育，政绩卓著，多次受到朝廷的表彰，康熙帝称赞他为天下第一清官，并且赐给他“布泽安流”、“廉惠宜猷” 匾额，雍正帝赐给他“礼乐名臣” 匾额。在他为官之地，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崇敬。福建民众为了表彰他的业绩，于鳌峰建立了供奉张伯行的肖像祠，江苏苏州民众建有张伯行祠，山东五枋口建有张伯行的生祠。清政府于光绪初年决定让他从祀孔子庙庭。有清一代，名臣从祀孔子庙的只有三人，张伯行便是其中之一。

廖刚

廖刚（1070-1143），字用中,号高峰先生(谢如圭《高峰先生文集序》),南剑州顺昌(今属福建)人。尝从陈瓘、杨时学。崇宁五年进士,历县主簿、州判官、录事参军、教授。宣和元年自漳州司录召为国子录,擢监察御史。论奏无所避忌,出知兴化军。靖康初,召为右正言,未赴。绍兴元年,除福建路提点刑狱,召为吏部员外郎,迁起居舍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四年,除给事中,权户部侍郎。五年,迁刑部侍郎。六年,出知漳州。八年,拜御史中丞。以论事为秦桧所恶,改工部尚书,提举毫州明道宫。十三年卒,年七十三。廖刚为文通于事务,谢如圭谓其文醇正,“自方寸中流出,非务夸多而斗靡,非务逞奇而尚怪,盎然得中和之气,无所施而不可”(《高峰先生文集序》),也不免有过溢之辞。其文集多奏札表启,指陈时弊,如《漳州被召上殿札子》乞约束边将,颇有见地;《答陈几叟书》论宋代制诰之失,较为切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诗词也清新淡雅,诗如《题诸宫》、《月波楼上呈知府检讨》、《山间早行题和溪驿》诸篇都以描绘景色见长。词如《满路花》叙中秋佳节,有“雨雾烟波阁,雁度陇云愁,西风庭院不胜秋”,感慨遥深,富于韵味。著有《高峰先生文集》十七卷(《宋史·艺文志》七),今存怡古斋抄本;又有十二卷本,今存清康熙间闽南林佶家藏旧钞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七首。《全宋诗》卷一三四八至一三四九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二九九○至二九九六收其文七卷。事迹见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南轩文集》卷三八)、《宋史》卷三七四本传。

蒋彝

蒋彝（Chiang Yee，1903年5月19日－1977年10月26日），原名仁全,字仲雅,又作重哑,笔名哑行者,原籍九江市,1955年加入美国籍。1922年,蒋彝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化工系,1926年,毕业后,分别任教于江苏海州十一中学和九江光华中学,年底北伐军攻占九江后,他便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部进军浙、沪,任政治部书记长。后历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讲师,安徽芜湖、当涂、江西九江三县县长。1933年去英国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教授。其间,他特别留意西方人对中国书法和绘画的看法,当他从西文书中了解到西人对这两门艺术有不少错误的概念,感到中国艺术在西方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介绍和解释,于是立志传播这两方面的知识。1937年,蒋彝出版《英国湖滨画记》,一举成名。1938年,中国政府送了两只熊猫运至英国伦敦博物园展览,蒋彝开始画熊猫,被欧美画家称为“熊猫人”,他是第一个通过绘画向英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珍贵动物——大熊猫的画家。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蒋彝一度供职英国情报局,担任翻译。1949年,他由伦敦移民牛津,以著书绘画为生。1955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语文教授,并申请加入美国国籍。1958年任哈佛大学联谊会讲座教授、哈佛大学爱默生特约讲座教授。其间,他还经常为波士顿的披巴德博物馆鉴定收藏中国文物。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被授予终身教授荣衔。197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并举办个人画展。1975年回到了阔别42年的祖国,与妻子、女儿团聚。1977年,蒋彝第二次回国访问,同年10月26日在北京首都医院逝世。遵照他的遗言,将其骨灰葬于庐山脚下马回岭公墓,以遂他平生“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夙愿。

蒋彝是国际知名的画家、诗人、作家和书法家。他的画涉及面很广,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及,一生作画三千多幅,所创画记体裁为世界所推崇。其书法研究有素,篆、隶、行、草各体皆擅,尤其行书见长。旅居海外四十余年,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高尚情操。他撰写的英文遗著共25种:《湖滨画记》《战时画记》《约古郡画记》《伦敦画记》《都柏林画记》《爱丁堡画记》《牛津画记》《三藩市画记》《巴黎画记》《纽约画记》《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中国画绘》《中国书法》《儿时琐忆》《金宝与大熊猫》《金宝在动物园》《明的故事》《鸟与兽》《中国的窗口》《大鼻子》《罗铁民》《野宾》《在缅甸公路上的人》《重访中国》。中文诗集有《蒋重雅诗》《重哑绝句》与《蒋彝诗集》。《中国书法》是他向西方传播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著作。

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 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俄罗斯作家。生于顿河边维申斯卡亚镇。1920年顿河建立革命政权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亲身参加过剿匪战斗。斗争生活使他迅速成熟,也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1922年到莫斯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开始创作活动。同年加入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1924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胎记》,年底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成为专业作家。1925年返回故乡,潜心写作。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浅蓝的原野》。小说以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素材,揭示了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内部阶级冲突的尖锐性和悲剧性。严酷的阶级斗争使各个阶层乃至家庭都划分为对立的两个营垒。在《胎记》里,匪帮头子砍死了自己18岁的当红军的儿子。《蛀孔》里,隐藏余粮的富农父亲和大儿子亲手杀害了打算揭发他们的小儿子。《看瓜田的人》里,父亲活活打死给红军俘虏送面包的母亲,弟弟为了救当红军受了伤的哥哥,亲手砍死来搜查哥哥的父亲。作品真实、深刻的揭示出这场大搏斗的急骤性和严峻性。虽然作者偏重于事件的戏剧性、悲剧性,但也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形象,显示了青年作家的才华和深刻的洞察力,也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和土语方言使用过多的毛病。1926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小说描绘了1912年到1922年间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描绘了顿河哥萨克在这10年间的动荡生活。小说通过对主人翁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勇敢顽强、热爱劳动、热爱自由、忠于爱情的性格的描写,通过对他的生活道路的描述,反映出哥萨克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广大哥萨克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历的曲折道路。这部长篇小说场景宏伟,画面生动;气势雄浑的战争、革命场面与细腻恬静的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众多人物的独特命运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得到深刻的描述。虽然小说主人公麦列霍夫在苏联曾经引起多次激烈的争论,但这部小说在20至30年代的苏联文学中,独树一帜,使作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1930年,在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写出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小说第二部手稿二次大战前已经写完,毁于战火,50年代初作家重新创作第二部,1955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1960年全书最后完成,获得1960年度列宁奖金。小说描写了顿河格列米雅奇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疾风暴雨般的历史变革,反映了贫农、中农和富农、潜藏的反革命分子两个营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表现了农民尤其是中农从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痛苦的转变过程。卫国战争期间在前线任军事记者,写了许多随笔和短篇小说。1943年开始发表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篇章,全书未完成。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描写主人公索科洛夫在战争中遭受的沉重的痛苦,和他的刚毅顽强的精神,表现人在战争中的艰难历程和战争给人的命运造成的悲剧。小说受到苏联文学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争论。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4年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理事,多年任该协会书记处书记,1939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61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是历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荣获过五枚列宁勋章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左丘明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春秋时鲁国人。与孔子同时或稍前。一说姓左，名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左为官名，姓丘，名明。孔子曾以其言行为标准而自警， 《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曾任鲁国太史，后双目失明，发愤撰述。司马迁《史记》：“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强调遵从周礼，主张维护旧制度。认为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负，生产的丰歉，直至世族盛衰、个人祸福际遇等，都由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所规定。他相信“天道”，但也承认人的作为。常把“天道”和政治或人的德行结合起来，以预言国家或人物的命运。从重人事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发挥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认为“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僖公十九年)，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他肯定历史评论对规范社会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其生平及著述，尚无定论。

马融

马融（79年－166年），东汉时期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儒学大师。字季长，茂陵(今兴平东北)人。马严之子，曾任主管朝廷宫室、宗庙、陵墓工程营建的将作大匠，为官清正，颇有名望。自幼聪慧好学，才学出众，闻名乡里。其师“名重关西”的挚恂，对他特别器重，把女儿嫁给他。安帝永初四年(110)入朝担任校书郎中，长期在东观典校书籍。班固的《汉书》出版后，跟班昭学习《汉书》。当时安帝年幼，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外扰内灾，朝廷由盛而衰。他担忧发生变乱，于元初二年(115)写了《广成颂》，请求安帝巡幸广成苑(在今河南临汝)“讲武校猎”，以示重视武力。反复强调“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道理。当时安帝年仅十三岁，邓太后已临朝掌权十年，她认为这篇颂辞是影射自己，下令对他“禁锢”，十年不得升调。无奈辞官，返归故里，授徒著述。在授徒中，为了测验学生听讲的注意力和自己讲学的效果，在讲经台中间拉上绛色纱帐，他在帐前讲学，让女乐歌伎在帐后弹琴、吹笛、唱歌、跳舞。由于他讲课内容深刻，语言生动，吸引住了学生，感觉不到帐后有莺歌燕舞。因此，他讲学的名声大振，远近好学者纷纷前来听讲，讲经台前人山人海，商贩也在讲经台附近摆摊设点，逐渐形成一个小镇，民间传说是今扶风县的绛帐镇。永宁二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亲政，又起用了他。延光三年(124)，适逢安帝东巡泰山，他写《东巡颂》，颂扬安帝东巡泰山和亲政后的作为，得到安帝赏识，复任郎中，在东观讲经。阳嘉二年(133)，参加了顺帝主持的对策应试，被举为议郎。后任武都、南郡太守，为官清正，政绩显著，受民拥戴，但因得罪外戚梁冀被免官，再返洛阳东观，专心讲学、著述。教徒千余人，遍及全国。许多人不能直接听讲，只能作再传弟子，有数千人。弟子中有郑玄、卢植等很多名人。特别是郑玄(是他茂陵所授门徒)，后来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人称其学为“郑学”。先后注释《诗经》《易经》《尚书》《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撰著了对《春秋》三传加以比较研究的《三传异同说》。还注释了《老子》《淮南子》《离骚》《列女传》等政论、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著述赋、颂、碑、诗、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等21篇。其中《长笛赋》是讲音乐的著名作品，被南朝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他善弹琴，好吹笛，在音乐上很有造诣。原著多已失散，现存明末张溥所辑《马季长集》。他的最大成就是对古文经学的研究传播，总结深化了贾逵等人的成果，从而使古文经学在东汉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在注疏中通过辨认解释先秦字词，建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训诂方法，为后代整理古籍和研究语言文字留下宝贵财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蒋济

蒋济（188年—249年5月18日），三国魏政论家。作为曹氏政权的一个重要幕僚，历事曹操至曹芳四代，倍受重用，对曹魏政权起过重要作用，可称得上是栋梁之臣。但最终为司马氏篡权，他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今安徽怀远北)人。自幼聪慧过人， 闻名乡里。曾出仕为郡的计吏和别驾。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挥军南下，与孙刘联军战于赤壁，结果大败，孙刘联军又乘胜追击曹操至江陵(今属湖北)，为配合联军在西线的作战，十二月，孙权亲统大军进兵合肥，并命张昭率一支偏师进攻九江郡的当涂(今安徽怀远东南)，配合主力攻打合肥。孙权一到，就把合肥团团围困起来。曹操在赤壁兵败退还北方时，得知孙权来夺合肥，立即派将军张喜率领1000骑兵出发，经过汝南(今属河南)时再统领那里的驻军以解合肥之围。因为这时江陵战事吃紧，曹军中又疫病流行，再也抽不出更多的兵马来救合肥。就这区区之兵，途中又有很多人传染上了流行瘟疫。对于合肥，孙权是志在必得，所以亲自督战，令将士日夜攻打不停。好在合肥城高坚厚，加上扬州刺史刘馥过去经营淮南多年，在城中储备了大批“战守”之具，所以城池才得以保住。在救兵迟迟未至的情况下，蒋济向刺史献计，让他假装已经得到了张喜的书信，并说张喜率领的步、骑兵共四万人，已经到了雩娄(今安徽霍丘西)，刺史已经派遣本州主簿去迎接张喜去了。这样不仅可以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可以迷惑敌人。此外，蒋济又让二部分人马从城外带着伪造的张喜的书信，呼告城中守将。其中一部人马得以冲入城中，另外一部却故意被吴兵所擒获。孙权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伪造的书信，便信以为真，又加之张昭攻打当涂失利，孙权只好烧围而退兵了。

蒋济设计吓退孙权，合肥得以保全。第二年，蒋济出使谯县(今安徽亳县)，曹操问他说： “当年我与袁绍相持在官渡的时候，迁移燕和白马的老百姓，老百姓才没有离散，而袁绍的军队也不敢劫掠。现在我打算迁徙淮南的老百姓，你看怎么样？”曹操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他早已看到，今后他与孙权的主要战场就在淮南。而蒋济回答说： “当时我弱敌强，如果不迁移百姓就会失去他们。自从打败了袁绍，北面攻克柳城，南向征伐江、汉，荆州之民也对我们十分恭敬。您威震天下，百姓再没有投靠他人的愿望。而且百姓怀恋故土，实在不乐意迁徙，如果再行迁徙，必会引起他们惊恐不安。”但曹操却不以为然，没有听从蒋济的意见，而江淮之间十余万百姓，都惊恐地逃奔吴国。后来蒋济出使邺城，曹操迎见蒋济后大笑：“我本来想使百姓躲避吴军骚扰，哪知反而把他们赶跑了。”于是拜蒋济为丹阳太守(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起兵号称40万大军讨伐孙权，进兵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东北)，孙权率军七万迎战。实际上孙权早有准备，采纳吕蒙的建议在这个通往巢湖的濡须水口，“夹水立坞”，控制巢湖到长江的水路，进可以争淮南，退可以守长江。正是由于濡须坞备御精妙，防守严密，致使曹操这次用兵毫无办法。一次曹操偷袭濡须，结果一场激战之后曹军3000多人被俘，落水淹死者也好几千人。这一仗，曹军锐气挫伤，不敢再出战，双方相拒月余，曹操一点便宜也没沾到，不禁喟然叹息“生子当如孙仲谋”，引军北还。此役使曹操更清楚地认识到，今后淮南将是他与孙权的主要战场。所以他任命温恢为扬州刺史，还不放心，又任命蒋济为扬州别驾。曹操在诏令中说： “季札既然坚持要为臣，吴国也应当有君啊! 如今有你回到扬州，我对这个地区的大事就没有什么忧虑了!”这可以看出曹操对蒋济是非常看重的，把他比作春秋时吴国的贤臣季札，并希望他能够很好地协助温恢。不久，当地老百姓中有人诬告蒋济是阴谋反叛的主谋，曹操听后毫不相信，指着上次的诏令对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人说： “蒋济绝不会有这种事! 有这种事，那我就是无知人之明了。这一定是愚民乐于兴乱，胡乱牵扯罢了。”督促赶紧弄清此事，结果确是虚枉。不久，曹操把蒋济召为丞相主簿西曹属，让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并在诏令中说： “舜推荐了皋陶为官，使不仁之人远远离开，品评选拔人才能够恰到好处，就寄希望于你们这些贤明的部属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留守荆州的关羽举兵北征，把曹操的大将曹仁、吕常分别包围在樊城和襄阳。于禁、庞德率兵救应，结果被关羽水淹七军，庞德被斩、于禁被擒，一时声震中原。曹操因为汉献帝在许昌，离关羽的军队太近，准备迁都。司马懿和蒋济劝曹操说： “于禁等被水所淹，并不是战争计划的失误。他们的失败，对于国家大计尚不会有损害。刘备、孙权两家，外表亲密而实际上疏远。关羽得志，孙权肯定不愿意。可以派人劝孙权派兵跟踪而上，在关羽的后面偷袭他，许诺到时割江南封赏孙权，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就解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孙权早有夺回荆州之意，关羽来夺襄、樊之时，吴国君臣已密谋进袭荆州的计划。孙权一切准备停当，兵马尚未出发之际，曹操听从了司马懿和蒋济的建议，遣使送信给孙权，孙权真是求之不得，并立即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不但表示愿意为曹操效劳，并且还把偷袭荆州的计划告诉他，请其严守机密，与之配合。这样，孙权偷袭公安(今属湖北)、江陵(今属湖北)成功，兵不血刃袭取荆州，关羽被迫败走麦城，终被东吴擒杀。

曹丕继承王位之后，任命蒋济担任相国长史。220年，曹丕废汉献帝登基之后，又任命蒋济为东中郎将外出带兵，蒋济请求留在京师为皇帝出谋划策，但曹丕不同意，下诏说： “当年高祖刘邦曾作《大风歌》说： ‘安得猛士守四方’。现在天下没有平定，重要的是必须用贤能的大臣去镇守边境。如果边境太平无事，你再返回京城继续任职，也不晚嘛!”后来蒋济写了《万机论》上呈，曹丕非常喜欢，召他回京担任散骑常侍，侍奉左右。曹丕因为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关系很好，所以恩宠倍加。赐诏给夏侯尚说： “你是我的心腹大将，对你也应当特别对待。施恩德足以让死者享用，行惠爱能让人怀念不忘。你可以作威作福，专行赏罚，有杀人或使人免死的权力。”夏侯尚把这份诏书给蒋济看了，蒋济认为这样很不妥，所以这次应召回京后，曹丕问他： “你在外这段时间，对当今社会风俗教化有何看法？”蒋济直言道： “臣没有听到什么善政，只是听到一些亡国的话。”此言一出，使曹丕忿然变色，问他为什么这样说，蒋济就把赐诏夏侯尚的事举例出来，并接着说：“《书》中明确指出： ‘臣没有作威作福的权利，如果臣作威作福，不仅于家有害而且对国家也是极大的危险。作威作福是大臣绝对不能施行的，古语说‘天子无戏言’，古人对此非常慎重，这些，唯有陛下去体察了! ”曹丕听后感觉很有道理，怒气顿消，派人追回前面的诏令，并对蒋济敢于直谏表示赞赏。

黄初三年(222)九月，曹丕发兵三路对东吴大加讨伐; 以征东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出洞口(今安徽和县西南); 以大将军曹仁攻打濡须，配合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集中兵力围攻南郡江陵。此次蒋济与曹仁一路，为他出谋划策。曹仁先派蒋济率一支偏师虚张声势要去攻打濡须东面30里的羡溪，诱使濡须的东吴守将朱桓分兵去救，然后以主力直逼濡须。曹仁一到，立命其子曹泰攻打濡须城，同时分遣将军常雕、王双等乘牛皮油船袭击濡须江中小洲。蒋济临阵观察，立即劝阻曹仁说： “吴军据守两岸，把兵船摆在上游，而我们却在下游兵入中洲，就好比自入地狱，这是条通向危险和死亡的绝路啊。”曹仁求功心切，且在兵力上又占优势，所以没有听进蒋济之言，结果大败，常雕被斩于江中，王双被生擒，士兵被杀死及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此役后，曹仁郁怒成疾，第二年便死去了。蒋济再次被任命为东中郎将，代领曹仁的兵马。诏令说： “蒋济兼有文才武略，志向节操风发昂扬，常有渡过长江吞并吴国的志向，因此再授给他将帅统兵的重任。”不久，又征召蒋济为尚书。

黄初六年(225)八月，曹丕准备兴兵讨伐孙权，蒋济上书陈述水路难以通行，又上《三州论》讽谕曹丕，劝谏他暂时不要去讨伐孙权。曹丕不听，亲率水军从谯县循涡水入淮。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这次魏文帝临江观兵，大有渡江之志。可是孙权早就做好了准备，严兵固守，专等魏兵来攻。不料这年天寒，江边结了冰，船只入不了江，魏文帝急得没法，一筹莫展，只得下令撤兵了。撤退中，战船数千艘搁浅不能行进，有些大臣建议就此留兵屯田，蒋济认为： 此地东靠洪泽湖，北面又临近淮水，若夏秋水盛的时候，吴军很容易兴师入侵，不能安屯。曹丕听从了蒋济的意见，车驾立即出发，返回精湖(今江苏宝应)时，水差不多干了，曹丕把船只全部交给蒋济负责。这些船停滞在数百里的水面上，蒋济又命人另凿挖了四、五条水道，令人推拉着把船集中到了一起，事先修筑土坝阻断湖水，后面的船只都牵引到一起，然后一下子掘开土坝，船乘着水势全部冲入淮河。文帝返回洛阳以后，对蒋济说： “办事情不能不了解情况。我原来决定告诉你分一半船只在山阳池中烧掉算了，但你却能把后面的船全都弄回来了，并差不多和我同时到达谯县。再说每次听到你的条陈、议论，确实都很符合我的心意。从今往后征讨吴、蜀的谋虑筹划，你都要替我深思详论。”这次兴师，不战而归，也没有过多的劳民伤财，这几乎全赖蒋济出色的谋划，所以，曹丕对他非常的满意。

这次兴师，竟是曹丕一生中最后一次征战，第二年即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病逝于洛阳。曹睿即位，即魏明帝。赐爵蒋济关内侯。太和二年(228)，孙权设计让鄱阳太守周鲂诈降曹休，并让他取道宛城进住江上，然后自己在南岸举兵为应。曹休经过一番调查没有发现疑点，便奏明曹睿后，亲率步骑十万按周鲂所示向宛城(今安徽潜山)进发，同时，曹睿又命司马懿由宛城向江陵进兵，令贾逵进取濡须东关。曹休进兵之时，蒋济上疏给明帝说： “大司马深入敌区，与孙权的精兵对垒，而孙权的大将朱然等又在上流，很容易乘势而下，从背后袭击曹休，我看不到此番我军能占到什么便宜。”正如蒋济所料，东吴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孙权一得消息，即刻赶到皖口(今安徽安庆西)拜陆逊为大都督，假黄钺，又以朱桓、全综为左、右都督，各领三万人马去袭击曹休，东吴已布好口袋专等曹休来钻了。曹休大军到达皖地后，吴军出兵安陆(今湖北安陆南)。蒋济又上书说： “现在吴军显露向西行动的迹象，必然想合兵图谋进攻东面，应当迅速令诸军赶去救援。”这时曹休早已钻入了吴军的口袋，结果陆逊等三路兵马齐出，杀得曹休仓皇败北。逃到夹石(即今北峡山，在今安徽桐城北)时他的兵马已被“斩获万余”，骡马、辎重全部丢弃了，陆逊在击破曹休之后，立即分兵来抢占夹石，曹休处于前有阻兵、后有追兵的境地，多亏贾逵率救兵及时赶到，曹休的军队才没有全军覆没。事后，魏明帝迁蒋济为中护军。

文帝在位时，改秘书为中书，刘放担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二人倍受重用，共同掌管机密。明帝即位后，对二人更加宠爱信任加官进爵，权倾当时。为此使蒋济感到忧虑，他上疏说： “大臣权力太大，国家就有危险。帝王对左右侍从太亲信了，自己就容易被蒙蔽，这是自古以来最值得借鉴的教训。过去大臣主持国事，朝廷内外都为之骚动。陛下自己高明地处理各种政务，臣下们无不大为恭敬。大臣不是不忠诚，但威望权力在大臣手中，大家就会怠慢君王，这是势态发展的一般规律。陛下既然已察觉了大臣专权这件事，希望也不要过分依赖近侍。身边的近侍在忠诚正直、深谋远虑方面，未必会比其他大臣强，而逢迎谄媚，曲从迎合，恐怕更见长。现在外面谈论，都是说中书如何如何。虽然可以使他们恭敬谨慎，不敢与外结交，但有了这样的名声，仍能迷惑一般的人。何况他们实际上担任要职，每天都在君王跟前，假如您因一时疲倦，由他们决定或改变某些事情，大家见他们能影响或改变君王的决定，就会抓住时机去攀附他们。一旦有了这种开端，朝臣们就会借机在内朝设置代言人。用这帮人为自己讲话，私自招徕他所结交的侍从，作为他们的内援。如若是这样，随意地品评毁誉人物，一定会有所兴起; 功罪赏罚，也一定会有所改变与颠倒; 沿正直之道而上的人便会受挫，曲从依附近侍的人反而通达。因卑微而进入朝廷的人，攀缘权势出人头地，而君王仍然轻易亲近相信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奸行。这是圣明的君王早应发现的，对外留心经意，他们的不轨行迹自然可以察觉。有的朝臣或者因怕言语不合而受到近侍的怨恨，不敢向上报告。我诚信陛下静心深思，公正地听取意见并同时加以观察，如果事情有不完全符合道理之处或者对人、对物的运用有不周全之处，就及时把它纠正过来。这样，远可以同黄帝、唐尧比功，近可以彰明武帝、文帝的功业。岂能因为是近侍而不爱呢。即使君王要明察一切仍然不可能全部知晓天下大事，应当有所托附。三个职务同时由一人担任，那人又没有周公的忠诚，也没有管仲的公正，就会有玩弄权术败坏朝廷的弊端。现在国家柱石之才虽少，但是品行能称贤于一州、智慧可以胜任一官之职、忠诚正直能竭力奉行王命及能各奉其职的官员，陛下可以一并任用驱使。这样，就能使陛下圣明之朝不再有专权之臣这样的名声了。”

皇帝宠信近侍大臣，使之权威过重，以至于朝臣争相攀附形成朋党，危机朝廷，这是东汉末年最严重的问题，为了防微杜渐，蒋济把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地提出来警告明帝，这是需要忠心和勇气的，因为这不仅易与权臣结怨，激烈的言辞也容易使皇上反感。好在明帝曹睿在容受直言方面，远远超过过去的帝王，所以还对蒋济大加赞赏了一番，下诏说： “正直的大臣是君王的依靠。蒋济兼有文武之才，服事勤苦、尽心尽责，每逢有军国大事，就有奏议，忠诚奋发，我特别欣赏。”立即升蒋济为护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

曹睿虽然对蒋济的正直忠诚表示赞赏，但蒋济之言并没有引起他真正的重视，所以才会有他死后的司马氏专权。曹睿在位时，总的说来魏国在各个方面都不错，特别是军事上，蜀相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几乎都失败了，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即自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奢侈淫侈的本性便充分暴露，在洛阳大修宫殿室宇，广选美女，自贵人至一般宫女就有数千人，怨恨离别的人很多，由于征伐和劳役不断，农业劳动力缺乏，收成不好，粮谷缺乏。蒋济为此十分担忧，上疏说： “陛下您现在正是发扬前人传统，光大祖先遗留的大业的时候，实在还不能做到高枕无忧，垂拱而治。目前虽然有十二个州，但百姓的人数还超不过汉代的一个大郡。吴、蜀尚未平定，军队久驻边陲，他们一边耕田，一边打仗，多少年来不能与亲人团聚，离恨别怨很多。国家的不少事情还处在草创阶段，而现在从事农桑的人少，等待穿衣吃饭的人很多。眼下当务之急，只有停止消耗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太困乏。贫乏的人民，如果再遇上水旱之灾，广大百姓将不能为国家所用。凡是使用百姓必须在农事闲暇时，不能耽误农时。想要建立大功业的君王，应先估计百姓的人力、财力而加以抚慰。过去越王句践曾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等待战争之用，燕昭王体恤病民，求得民心，为的是报仇雪恨。所以疲弱的越国能消灭强劲的吴国，而弱小的燕国能征服强大的齐国。现在吴、蜀两国，我们不征伐他们，他们就不会自己灭亡; 不好好对付他们，还要遭到他们的侵略，陛下在朝不能消灭他们，就会成为大魏百世的隐患。以陛下的圣哲明察和神武的谋略，应把能缓一缓的事情(如宫室的修建)先放一放，专心征讨吴、蜀两国，我认为不难成功。再者沉溺于男欢女娱之中，会对精神健爽有害。精神过分消耗则会枯竭，身体过分劳累则容易疲惫。希望陛下能够大大地简选后宫的美女，把足以充任为陛下生养‘百斯男’的佳丽留下，把那些余冗闲散和年轻幼小的女子，暂且全部分遣出宫，以求得清静。”

蒋济对明帝的批评应该说是很尖刻的，几乎在说他不务正业，希望他能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完成曹操未竟的事业。此番曹睿再次表示接受批评，并对蒋济又大加称赞，下诏说：“没有蒋护军，我怎么能听到这番良言呢。”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他根本没有接受，日后依旧大兴土木，致使国有匮乏，人民贫困不堪。不管明帝能否接受，蒋济作为一名元老重臣，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着国家的军国大事，帮助君王谋划，他多次在奏疏中强调，魏的战略重点是对付吴蜀，不应该乱加征伐，特别在对待辽东公孙渊的问题上，他坚决反对明帝的主张，显示出很高的战略眼光。

公孙渊是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北)人，自他祖父公孙度起，已历三世割据辽东，虽说投靠曹魏，实际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曹睿即位之初，没有接受侍中刘晔的建议，趁公孙渊新立，解决辽东割据问题，而继续采取安抚的办法，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继掌辽东之后，担心魏国早晚要来讨伐他，便秘密与孙权交往，魏明帝早有觉察，太和六年(232)，曹睿决定派平州刺史田豫和幽州刺史王雄水陆两路并攻辽东。蒋济立即上书劝谏，说： “一般说来，不是能够吞并我们的国家，不是闹事叛乱的大臣，不应该轻易去讨伐他。讨伐他如没能彻底制服，这反而驱使他成为反叛的贼寇。所以说： ‘虎狼当道的时候，不先去打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然就消除了。’现在辽东这地方，几代委任公孙氏管理，我们每年都对他们进行考察，他们也每年按时交纳贡赋。即使我们能一举平定辽东，得到那里的百姓，对国家来说也没有多大益处; 得到那里的财富，也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但万一不能一举攻克，这样就会与辽东结怨失信。”蒋济此议希望明帝先对付强敌，如果吴蜀灭亡，辽东自然就没事了，但曹睿不听，结果田豫、王雄此伐劳而无功。后来，蜀相诸葛亮死后，明帝决定再次讨伐辽东，公孙渊闻信之后，再次讨好孙权求救，孙权也声言发兵救援。如果孙权果真发兵，魏要灭掉辽东就要大费周折了，明帝便问蒋济： “你认为孙权能派兵救辽东吗？”蒋济说： “孙权知道我们准备充分，他没有什么好处能得，他想大批出兵干涉，因路途遥远力不能及，如只派少量兵力则是劳而无获; 这种情况，孙权就是他的子弟处于危难之中，也不会有所行动，更甭说别人了! 何况上次公孙渊杀死孙权的使者，在魏吴之间的反复，使孙权蒙受了巨大的侮辱。现在孙权只所以扬言要出兵，只是想迷惑于我，我们攻伐不下，公孙渊也肯定要投靠他了。不过我们征伐公孙渊，有海相隔，如大军相持，事情不能迅速解决的话，按孙权行事的一般规律，也保不准他会出轻兵掩袭。”后来事情发展果如蒋济所料。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睿病死，齐王曹芳即位，任命蒋济担任领军将军、进封昌陵亭侯的爵位，转而担任太尉。当初，侍中高堂隆在议论郊祀之事时，认为魏是舜的后代，祭祀时尊崇舜为祖先配享。蒋济认为舜本来姓妫，他的后代姓田，不是曹氏的祖先，就撰写文章追问高堂隆，责怪他的不慎重。

曹睿临终，选择了曹爽和司马懿二人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自己年仅8岁的儿子曹芳。曹爽是故大司马曹真之子，因为是皇族而被选为首辅，但论资历、功勋、名望及与文武官员的关系，他是远远比不上司马懿的。二人刚开始辅政时，至少表面上还能和睦相处，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两人都罗致了一批亲信。正始五年(244)以后，二人的矛盾已趋公开和激烈，曹爽开始独揽大权。正始六年(245)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将兵交给他弟弟中领军曹羲统领，曹芳因为这是先帝旧制而不同意他这样做，他置之不理。第二年，曹爽又采纳何晏、邓飏、丁谧等人的计谋，把太后迁至永和宫，专权朝政，他们兄弟一起掌握禁军，经常随意地改易法度，皇帝也禁止不了。而且曹爽日益骄纵、奢侈无度，甚至私自把先帝的才人带回去淫乐。曹爽的专权无道，不仅为司马氏夺权提供条件，且引起元老重臣的普遍不满。正始八年(247)春二月，天上出现日蚀现象，曹芳诏见群臣问日蚀的得失祸福，蒋济乘机上书说：“过去大舜辅佐治国，禁止结党营私; 周公辅佐政务，对于任命亲朋十分慎重; 齐景公询问灾情，晏婴回答说要广布恩惠;鲁僖公询问灾异，臧孙答道应该缓行劳役。顺应天命，防止变故，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事。现在吴蜀未灭，我军将士连年征战不能安居已经十来年了，男女怨旷，百姓生活贫苦。为国制定法令制度，只有治世的贤才，才能张扬纲纪法度流传后世，怎么能让中下等才能的小官吏随意改动呢! 结果会无益于治国，恰恰是伤害了百姓。应当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以清廉公平做表率，这样祥和吉瑞就会感应而到来。”这实际是借日蚀之变谈曹爽专权的危害。

曹爽专权与骄纵，终于给司马懿提供了夺权的机会，嘉平元年(249)正月初六，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及其兄弟全都跟随而去，司马懿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调集军队，出屯洛水浮桥，接着就奏曹爽罪状于曹芳，这次兵变蒋济始终参与其间的，并随司马懿出屯洛水浮桥，曹爽得到司马懿奏事以后，不敢上呈皇帝，把车驾留在伊水南岸，砍伐树木以为鹿角，调发屯田兵数千人充当警卫。这时司马懿又施招诱计，让蒋济写信给曹爽说： “司马懿只是要免你的官，没有加害的意思。”于是曹爽拒绝大司农桓范奉天子去许昌，调四方兵同司马懿对抗的主张，决定回家，说： “司马公只为夺我的权，我回家还可以作侯爷，不失作富家翁。”结果终于被司马懿捕而杀之。蒋济本意只是要夺曹爽兄弟之权，并不想杀死他们，后来司马懿灭曹氏兄弟，蒋济又无力挽救，感觉到失信于曹爽，又有被司马懿利用的感觉，心中闷闷不乐，所以事后进封他为都乡侯，食邑700户，蒋济立即上疏说： “臣误蒙圣主宠幸，担任太尉的职务，而曹爽竟敢心怀祸心，这是我的失职。太傅毅然独自决断，陛下能明察他的忠义节操，曹爽被杀，这是国家的福气。加封恩赐，一定要给有功之臣。现在论谋略筹划我事先没有参与，论战功我又不是统帅或主将。但如果上面违背了分封功臣的制度，下面就会承受这种弊害。我担任宰相的官职，为众人所仰望，实在担心假冒领赏的风气要从我这儿兴起，推让荣誉的风气要从我这儿废绝了。”蒋济坚决请求辞去加封，魏帝不允许。所以蒋济一直受此事烦扰，由此成疾，当年病故。谥号景侯。

滕元发

滕元发(1020—1090)，初名甫，字元发，后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更字达道，东阳(今属浙江)人。范仲淹外孙,胡瑗弟子。少时从胡瑗学，皇祐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召试学士院，充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除开封府推官，同修起居注，判户部勾院。神宗即位，除右正言，知制诰，知谏院，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除翰林学士。与王安石不合，出知郓州，移定、青二州，留守应天府，知齐州、邓州。坐妻族犯法，落职，知池州，徙安州。元丰七年，复贬知筠州，改湖州。哲宗登极，徙知苏、扬二州。除龙图阁直学士，再知郓州，徙真定、河东二府。元祐五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

元发性豪隽慷慨，不拘小节，论事无文饰。长于诗文，苏轼称其文“英发妙丽，每出一篇，学者争诵之”(《墓志铭》)。其《西旅来王》诗：“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传闻汉都护，归奉万年觞。”宋刘攽谓省试诗中“最为警策”者(《中山诗话》)。《月波楼》诗有“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连”之句，周紫芝举“直”字，以为造语用字，颇露风骨(《竹坡诗话》卷二)。著有文集二十卷(苏轼《墓志铭》)、又有《南征录》二十卷(《宋史·艺文志》二)，今已不存。《全宋诗》卷五一八录其诗五首。《全宋文》卷一三五九收其文一卷。事迹见苏轼代张方平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苏轼文集》卷一五)、《宋史》卷三三二本传。

陆德明

陆德明(约550年—630年)，名元朗，以字行。生于梁末，殁于唐初，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在陈、隋、唐初都作了官，历任国子助教、秘书学士、国子博士诸职。陈至德初(五八三年)，曾采集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采诸儒训诂，考证各本異同，撰成《经典释文》三十卷以总会之。它所音释的书，以儒家经传为主，再兼及其他书籍。计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共十四种。《老子》和《庄子》不是儒家经典而被收入与羣经並列，这是当时承魏晉南北朝玄学大行的馀风，士大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作为清谈的依据，因连及此二书。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自序》中谈到他“研穷六籍，采摭九流，搜访異同，校之苍雅”。可以知道他取材的广博。他必然是首先搜罗而涉览了几百家的音义专著，然後舍短取长，写成荟萃羣言的《经典释文》。从来研究经学、文字学、音韻学、训诂学的人，都重视这部书。但是它的作用，並不限于对说经、解字、审音、明义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已。很显然，陆德明通过撰集《经典释文》这一巨著，对于整理古代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上承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体例，对所收十四种书，有条不紊地在《叙录》中加以介绍。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註家姓名、音义述造，一一详叙，有裨于後学尤大。所以《经典释文》的《叙录》部分，乃是全书纲领，寓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意，实郑玄以後一人。

丁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左翼作家。女,原名蒋冰之,笔名丁玲、彬芷、丛喧等,湖南临澧县人。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1922年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求学,先后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李达、瞿秋白等。1925年居北京时,结识诗人胡也频。在1928年2月《小说月报》19卷2号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文坛。同年夏,和胡也频、沈从文同来上海,办红黑出版社,出版文学杂志《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1929年创作歌颂共产党人的中篇小说《韦护》,这是她创作生活中的又一新的起点。1930年5月,和胡也频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投身文艺大众化工作,曾深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考察群众文艺活动。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和李伟森、柔石、殷夫、冯铿等先后被捕,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她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到江西苏区去参加红军。但当组织交给她创办《北斗》杂志任要,留在上海继续斗争。同年9月,《北斗》创刊。在主编《北斗》工作中,她倚重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牢记鲁迅“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教导,努力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如艾芜、沙汀、李辉英、芦焚、葛琴等,扩大了左翼文学队伍;同时大力团结知名作家冰心、沈从文等,扩大了统一战线,为打破反革命文化围剿作出了贡献。《北斗》于1932年7月被查封。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茅盾、鲁迅等43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她在告世界书上签名。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同年11月15日《文化月报》创刊号发表左联庆祝高尔基文学活动四十周年的祝词《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贺词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冯雪峰)、突如(夏衍)、适夷联名签署。同年12月,中苏两国政府恢复邦交,左联发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柳亚子、鲁迅、丁玲等57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1933年2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惨遭日本反动派杀害,左联发表抗议书,不久又发表鲁迅、茅盾、郁达夫、叶绍钧、陈望道、洪深、杜衡、田汉、丁玲等9位左翼作家签署的《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声援日本革命。同年5月14日下午,她和前来联系工作的社会科学家潘梓年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成“丁潘保障委员会”展开营救工作,左联派楼适夷参加委员会。同年5月17日,良友图书公司郑伯奇向赵家壁传达鲁迅的意见:立刻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赵得此建议,立即投入《母亲》一书的出版工作,40天后,《母亲》出版,发行作者签名本一百册,读者踊跃争购。为营救丁、潘,同年5月23日,蔡元培、杨铨、陈彬和、胡愈之、洪深、邹韬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俞颂华、黄幼雄、傅东华、樊仲云、夏丐尊、黎烈文、江公怀、李公朴、胡秋原、沈从文、王鲁彦、赵家璧、蔡慕晖、彭芳草、马国亮、梁得所、叶灵凤、徐翔穆、杨邨人,沈起予、戴望舒、邵洵美、钱君匋、穆时英、顾均正、杜衡、施蛰存等38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要求对丁玲、潘梓年“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办理。”次日上海各大报均登了消息及电文。同年6月18日,热心营救丁、潘且出力最多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杏佛)惨遭蓝衣社特务暗杀。同年6月24日,北平左联机关刊《科学新闻》创刊号载《丁玲被杀害》的消息,同一时期,上海文艺界也得到这一不幸“消息”,左翼文艺工作者同声悲悼。6月28日,鲁迅作《悼丁君》一诗,抗议屠伯们的暴行,悼念被害的青年战友。北平左翼文艺界也用各种方式悼念丁玲。后来事实证明,她的死讯是误传。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查禁左翼和进步书籍149种,她的小说集《自杀日记》、《韦护》、《一个女人》、《在黑暗中》、《一个人的诞生》、《水》、《法网》等7种均遭查禁,其中《法网》一书以“普罗文艺”罪名被禁,余6书未列查禁理由。同年3月,上海现代书局等25家书店联名呈请“中宣会重行审核,从轻处理,以恤商艰”,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函准以5种方式分别处理上述查禁书籍。她的《夜会》、《一个人的诞生》、《水》和《韦护》定为“应禁止发售之书”,理由是“《夜会》,《某夜》、《消息》、《法网》等篇,均有鼓吹阶级斗争诋毁政府当局之激烈表现”。“《一个人的诞生》,内共小说四篇,皆系描写共产党员生活之穷困,环境之恶劣,然犹奋斗不绝”。“《水》内有《田家冲》、《一天》等篇及《水》一篇,或描写农民暴动,或描写地主与佃户对抗情形,或描写学生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反动情形”。“《韦护》,描写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他终于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将革命的信心克服了爱情的恋恋”。她的小说集《一个女人》则定为“暂缓发售之书”。同年5月,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丁玲选集》(蓬子编)一书。1935年,美国伊罗生编选英译现代中国小说集《草鞋脚》,鲁迅和茅盾推荐的篇目中列有她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1974年初版此书未收《水》)。同年6月,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意识”的罪名查禁她的小说《母亲》。在囚禁中她想方设法,于1936年9月和党取得联系,在中共党组织的筹划、帮助下,逃出南京,奔向陕北中央苏区。途经西安时,她听到鲁迅病逝的噩耗,悲痛万分,致函许广平表示悼念,唁函称颂鲁迅“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她到达中央苏区后,在生活上和创作上都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继续发扬左联精神,活跃在祖国文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王伯祥

王伯祥（1890－1975），现代文史研究家。名钟麒,字伯祥。50岁以后以字行。别号碧庄、容叟、巽斋、容安、容堂、苏亭、?叟、不翔等。江苏苏州人。1906年考入苏州中西学堂。次年考入苏州公立中学,被编入二年级学习,开始从事学术文艺活动。1908年与吴宾若、顾颉刚、叶圣陶等组织诗社——放社。毕业后入苏州角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同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研究员。1919年1月与叶圣陶一同署名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同年冬,又与叶圣陶等创办《直声》文艺周刊。其后曾任教于厦门集美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部编辑10余年。在此期间,著有《三国史略》、《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著作,编辑史、地教科书多种,并有《四库全书述略》、《古史辩与经今古文学》、《辛弃疾的生平》等论文,发表于各杂志。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王伯祥作为该会成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并与郑振铎成为莫逆之交。“五卅”运动时,与郑振铎等创办《公理日报》,在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1932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任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一时期除编写了若干教科书以外,还编集出版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出版于1937年3月的《二十五史补编》将古今学者为各史的书志表谱所作的增补、注释、考订、校勘诸作,尽力搜采,共得245种。其中有不少通行本原来残缺不全,王伯祥都尽力寻求全帙收入,更有多种著作,仅有稿本,也尽力钞录付刊。从而使文史研究者免去很多翻检之劳。

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后,应郑振铎之邀,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开始着手研究《史记》,并出版了《史记选》。该书从校勘入手,以张文虎本为底本,参校宋蜀大字本,百衲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日本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本等,精选描写生动、故事性强的本纪、世家、列传共20篇,作了详尽的白话注释。出版后很受青年读者欢迎。

王伯祥还著有《春秋左传读本》、《增订李太白年谱》、标点《四库全书总目》。校点王夫之的《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4种,并参加过文学所《唐诗选》的选注工作。

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他为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又因死后谥号是“文”，又被称为韩文公。他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7岁攻读，13岁便能写文章。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几经求仕，屡受挫折。曾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过观察推官、节度推官。直到贞元十八年(802)才谋得一个四门博士的官职。艰难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加深了他的阅历。贞元十九年(803)，迁监察御史，不久因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805)，宪宗继位，被任为江陵法曹参军，不久召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的叛乱，为行军司马。得胜回朝，升为刑部侍郎。两年后，宪宗迎佛骨，韩愈深恶痛绝，上《论佛骨表》犯颜直谏，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为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位，召为国子祭酒，后因平息镇州兵乱有功，升为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次年，病逝长安。终年57岁。

他在政治上，提倡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秉笔直谏，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体恤民情。在潮州和任京兆尹期间，政绩裴然。但他激烈反对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又表现出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思想上，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学上，提倡古文，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强调文以载道和惟陈言之务去，力求革新文体，适合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内容。他撰写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和战斗性的散文，其文名篇甚多，雄奇奔放，丰富多彩，被誉为“唐宋八家之首”。在他的倡导和柳宗元的支持下，出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形成古文运动，给散文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多种风格，或雄劲奇险，或质朴清新。其诗散文化的特点，对宋代诗歌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于李、杜之后，开创了一个新诗派。韩诗追求新奇，强调“以文为诗”，难免流于险怪，也影响了诗的韵味。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韩愈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成就上，它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由骈文到散体古文改革完成的标志。韩愈所说的“文”的概念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它虽然也包括文学散文在内，但主要是指一般的应用文章，也包括学术著作在内。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与后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样，是属于语体改革的问题，而并非单纯文学运动。他的古文理论严格地说是一种文章学理论，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亦适用于文学创作。韩愈的古文理论包括文与道两个方面，他是为了弘扬儒道才提倡古文的，《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所提倡的“古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他在《原道》篇中说自孟子以后“道统”就断了，他就是要继承这个“道统”。韩愈提倡“儒道”，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另一方面是为了排佛老，反对因崇尚佛老而耗费资财，增加百姓负担，造成政治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同时他对儒道的内容，在实际上也有所革新，并且也融入了其他诸子百家的某些内容。所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为了“明道”，就要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学习先秦两汉的散体古文，而反对八代以来泛滥一时的骈文。故苏轼《韩文公庙碑》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强调“道”是内容，“文”为形式，“文”是为了表现“道”的，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道”是目的，“文”是手段。同时他特别强调学习古文也不是模仿古人，而必须重在创新，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飞天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认为“惟古于辞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特别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在古文写作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写作成败的关键。他发展了孟子关于善养“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的说法，认为必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方能“气盛”，“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

从文艺思想方面说，韩愈影响最大的是“不平则鸣”说。他认为“不平则鸣”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不论是人还是物，遭遇到“不平”都要“鸣”。物受到外来冲击，打破了他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就要“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的正常思想与感情不能自由抒发也要“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以上均见《送孟东野序》)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积极干预，为自己受压抑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它是人们在现实中受到迫害、摧残而又不肯屈服，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抗要求。这是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的发展。韩愈所肯定和赞扬的“善鸣”者，范围很广，不仅有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也包括老庄、杨墨、屈原、司马迁等，而在唐代，他认为陈子昂、陶渊明、李白、杜甫、元结、孟郊等亦均为“善鸣”者。所以“不平则鸣”亦并非都是遭到不幸才鸣，而是指有理想抱负尚不能充分实现，感情激动了就必然要鸣，鸣亦有高下，有以道鸣与以术鸣之不同，更有善鸣不善鸣之别。更为可贵的是韩愈在《荆谭唱和诗序》中指出真正有不平而善鸣者，不是王公贵族，而是“羁旅草野”之士，那些穷愁潦倒的文人。他提出了“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重要见解。他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人们学术文化事业上的成就往往是和仕途上的发展成反比例的。韩愈自己也是如此，他说自己“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逆境的考验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和毅力，激发人的奋发精神，促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后来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之说。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喜欢雄奇怪伟的美学风貌，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主张努力发挥人工之巧，而达到天工之妙。同时又以写散文的方法写诗，开辟了后来宋诗“以文为诗”新道路。他在创作思想不像佛老那样注重“虚静”精神境界的培养，而强调只有在内心激情翻腾的状态下才能写出好作品，而虚静淡泊只会使创作激情消解，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论张旭之书法创作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后来苏轼在《送参廖师》一诗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正是儒家和释老在创作思想上分歧的一种表现。虽然韩愈也赞扬庖丁解牛的神化境界，但他是从专心一致，“不治他伎”，集中全力去发挥人工之巧的角度去肯定的，与庄子原意是完全不同的。

陈襄

陈襄（1017～1080）北宋学者、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先驱者之一。福州侯官(今属福建)人，字述古，学者称古灵先生。年少而孤，能自立，游于乡校，与郑穆、陈烈、周希孟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四人首倡知天尽性之说，守之不变，俗从而化，俗称“四先生”，又称“古灵四先生。”陈襄气行高古，以天下为己任。庆历二年进士，调建州浦城主簿，摄县令。移台州仙居县令。皇祐三年，知孟州河阳县，徙知彭州濛阳县。嘉祐二年，富弼举荐，召试，充秘阁校理。三年，判尚书祠部，编定昭文馆书籍。六年，出知常州，浚湖兴学。治平元年，为开封府推官。三年，入为三司盐铁判官。神宗即位，奉使契丹，使还知明州。熙宁初，召修起居注，寻知谏院、管勾国子监，兼侍御史知杂事，判吏部流内铨。四年，除知制诰兼直学士院。数上疏论新法不便，乞补外，出知陈州，历知杭、陈二州。八年，召还，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提举进奏院。除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太常寺兼礼仪事。九年，兼侍读、知审官东院。元丰二年，兼判尚书省。三年卒，年六十四。

反对王安石变法。陈襄所到之地，必务兴学校受业者过千人。平素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曾遗手书数十卷，大多民事。生平“以兴学养士为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反对溺于章句和词章之学。提倡“学校之设，非以教人为词章取利禄而已当致学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业，然后可以言仕”(《古灵先生文集·杭州劝学文》)。在哲学上，以“诚”为最高范畴，认为“诚”是立身行事的根本，也是“博厚”、“精微”的宇宙本体，提出“诚心以尽物”(《送章衡序》)的命题。他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由“道”派生出气、形、性而形成天地万物。以“道”统摄气、形、性，并把天道与人道，把自然现象与人性、道德等合而为一，得出“人之性与天地同出于道”(《中庸讲义》)的结论。他认为《中庸》为“治性之书，祖述圣人礼性之学最为详备，使学者求之足以知道德诚明之本”(同上)。其“理性之学”的提出及对《中庸》的新评价，对后世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存天理，灭人欲”为理学宗旨，认为性善而情有善不善，强调人性、天理同人欲的对立、诚与伪的对立、性与情以及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这也是他的人性论的基本主旨。在义利问题上，主张先义后利，用儒家礼义移风易俗，尝以继承韩愈之业勉人。其学大体已接近后来之二程之学，倡导之功，仅次于胡瑷、孙复，在福建一带颇有影响，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著有《郊庙奉礼礼文》30卷、《陈襄集》15卷及《易义》、《中庸义》、《古灵集》等。

陈襄有知人之誉，其诗文有盛名，李纲称其文“温厚深纯，根于义理”，“诗篇平淡如韦应物，其文词高古如韩退之，其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其性理之学庶几子思、孟轲”(《古灵陈述古文集序》)，评价虽过高，但大体符合其诗文特征。《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寒食出游见寄二首》有“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之句，清新平淡，殊饶情调(《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二纪昀评)。其馀《春日书事》、《常州郡斋》、《颍川赏花》诸诗均可成诵。著有《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南宋绍兴时其裔孙陈辉有重刊本，现存宋刊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清抄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四一二至四一六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一○七七至一○九一收其文十五卷。事迹见叶祖洽《陈先生行状》、孙觉《陈先生墓志铭》(《古灵先生文集》附录)，《宋史》卷三二一本传。宋人陈晔编有《古灵先生年谱》。

乔治·桑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年7月1日～1876年6月8日），法国19世纪著名女小说家。其本名奥罗尔·杜班(Aurore Dupin),1804年7月1日生于巴黎。父亲是拿破仑时代的军官。她从小在诺昂农村长大,4岁丧父,由祖母扶养。13岁进入巴黎一修道院,1820年又回到诺昂。18岁嫁给杜德望男爵。她喜爱文学、政治,尤其崇拜卢梭的学说。而其夫却是胸无大志,一味玩乐的乡绅,1831年初,她带着一子一女离家出走,来到巴黎。为了表示独立不羁和妇女解放精神,她着男装,吸烟斗,并走上了创作道路。起初她同桑多(Sandeau)合作,不久就以乔治桑的笔名独自发表作品。1832年她的第一部小说《安蒂亚娜》问世,小说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密切注意。1836年她发表了《英普拉》,标志着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进一步深入。小说在描写一个爱情故事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农民形象帕司昂斯,揭露了外省旧贵族和教会相互勾结,横行乡里的情形,并赞扬了美国独立战争。在此期间,她与肖邦同居。1840年她创作的第一部“社会问题”小说《木工小史》问世,随后又发表了《奥拉斯》(1841年)、《康素爱梦》(1842—1843年)、《安吉堡的磨工》(1845年)。从1846年中篇小说《魔沼》开始,作者转入以农村为背景的“田园小说”创作。《魔沼》描写贫穷的农村姑娘和农民瑞尔曼藐视钱财,真诚相爱的故事。1848年发表《弃儿弗朗沙》和《小法岱特》。1848年革命后,她回到诺昂。第二帝国时期,她同宫廷来往密切,但仍旧隐居乡里,过着轻松的田园生活。这时期发表的小说有《笛师》(1853年)、《金色树林的漂亮先生》(1858年)。晚年她主要撰写自传《我的生平》(1850—1876年),还把自己的小说改写成剧本上演。她的田园小说以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宁静的大自然,淳厚的习俗,友爱的感情,渲染了农村的田园气氛,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恩格斯把乔治·桑看作当时出现的反映下层人民的新文学流派的代表之一,她的作品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广泛的影响。

邹浩

邹浩（1060年11月13日—1111年4月18日），字志完，号道乡先生，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元丰五年进士，调扬州教授，移颍昌府。元祐七年，苏颂荐为太常博士，御史来之邵论罢之，出为襄州州学教授。召对，擢右正言。上章劾章惇慢上不忠之罪，并言不当立贤妃刘氏为后，除名勒停，羁管新州。徽宗即位，召还，复右正言，迁左司谏，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同修神宗朝国史。迁兵部侍郎，徙吏部，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江宁府，改知杭、越二州。蔡京用事，再谪衡州别驾，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宁四年，移汉阳军居住。五年，放归常州。大观四年，复直龙图阁。政和元年以疾卒，年五十二。绍兴间，赐谥曰忠。邹浩受学于程颐，又笃信禅学，尝自言“儒释本不异，昧者自亲疏”(《偶书》)，故其诗文多禅偈语。他为谏官时所上奏疏，往往色正辞严，深中时弊，如《上哲宗皇帝书》、《谏哲宗皇帝立刘后疏》、《论宰相章惇疏》诸篇，尽管其后因此屡遭贬斥废放，但也深为后人所称诵，李纲谓其文“高明闳远，温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声，有菽粟布帛之用”(《道乡邹公文集序》)，清人王士禛亦称“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带经堂诗话》卷六)。擅长为诗，王士禛谓其古体诗似白居易，格律诗深稳，与叶梦得工力相似(《跋道乡文集》)。其古体如《秋蝇》讥刺奸人谗口，“期望秋风回，一扫无馀孽”，《范蠡冢》称颂范蠡兴越灭吴的功绩以及功成身退的先机，《除名》叙述自己屡遭贬斥而不悔的心态，都是一些声情并茂的佳作。近体如《闻正夫迁门下》，车若水称为“句句好，至今感动人”，“千古削不去”(《脚气集》)。邹浩的著述由其子邹柄、邹栩编为《道乡集》四十卷，南宋初曾镂板刊行。明、清时多次重刻，保存较为完好，现存有明成化六年刊本、正德七年刊本、道光十一年刊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一二三二至一二四五录其诗十四卷。《全宋文》卷二八二五至二八四八收其文二十四卷。事迹见陈瓘《邹公墓志》(《道乡集》附录)、《宋史》卷三四五本传。元谢应芳编有《道乡先生年谱》一卷，清李兆洛也编有《道乡年谱》一卷。

废名

废名（1901年11月9日—1967年10月7日），原名冯文炳,字蕴仲,笔名废名、病火。湖北黄梅人,是现代文学史上很有特色而又毁誉纷纭的一位小说家。他1924年曾在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参加过语丝社,1929年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他1922年秋在《努力周刊》发表短篇小说《长日》,1925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内收《浣衣女》、《竹林的故事》等小说14篇。这些作品以冲淡质朴之笔描写“乡村的儿女翁媪之事”,是早期乡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以后陆续出版了小说集《桃园》、《枣》和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等。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佳作《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奇特的人生“浮世绘”。作品通过描写主人公“莫须有先生”的见闻感受,揭示出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旧中国乱世人生的一角,有现实意义,同时也表现出消极的厌世心理。废名的小说在艺术上把外国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手法熔为一炉,具有独特的风格。

刘义庆

刘义庆（公元403—公元444），字季伯，南朝宋文学家。彭城(江苏徐州)人。宋宗室。幼为宋武帝赏爱。袭封南郡公，迁豫州刺史。永初元年(420)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元嘉元年(424)，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元嘉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是上流重镇，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累迁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刘义庆为人谦虚简素，寡嗜欲，无浮淫之过。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但足为宗室之表。延纳文学之士，远近必致。太尉袁淑，文冠当时，刘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与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

刘义庆是六朝著名的小说家，著述基丰。有《徐州先贤传》10卷、《典叙》及志怪小说《幽明录》30卷等多种著作。所撰以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影响最大。刘义庆以前，志人小说有晋代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等，均已散佚。所以《世说新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人小说。它主要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言简意赅，颇能传写人物神情。语言质朴，往往如口语，但风格超迈，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颇具特色，小说史上有较高地位。刘义庆另有文集8卷，已佚。今存诗文分别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11)。

徐学谟

徐学谟(1521年—1593年)字叔明，一字太室，原名学诗，字思重，明代直隶嘉定(今上海嘉定)人。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担任南阳知府。

徐学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授职职方主事，改稽勋司，入直内阁。嘉靖信奉道教，词臣争以青词(道教举行斋醮“上达天庭”的“奏章”、“祝词”)邀宠。徐学谟辞章秀丽，有制作巨手之称，权臣严嵩曾令其作青词。他因母丧离京回家，服丧期满，被任为礼部主事，历任员外郎中，后出任荆州知府，正值景王封德安，圈地为己有，荆州的沙市也被圈在其中，景王派他的宦官来收受土地，徐学谟坚持不允。结果他被召逮问，此时百姓夹道痛哭，御史将此事禀告朝廷，最后得以减罪归家。

穆宗即位，起用徐学谟任南阳知府。后又迁湖广副使分巡襄阳，有人受张居正旨意，诬辽王有异谋，徐学谟坚决否定，又被罢官。万历即位，再次起用，任湖广按察使，迁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到任后发展集市，百姓感德。入京任刑部侍郎，擢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万历营建陵室，徐学谟予以反对，陵宫停建，而他被人恶意中伤，乞归。徐学谟为桑梓谋百世之利，首倡嘉定折漕之议，并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徐学谟治学谨严，善诗文。有《春秋亿》六卷、《世庙识余录》二十六卷、《万历湖广总志》九十八卷、《宗藩要例》二卷、《南宫题奏稿》一卷、《老子解》二卷、《海隅集》八十一卷。

郭谏臣

郭谏臣（1524年—1580年），明长洲(今江苏苏州)蠡口人。本姓周,字子忠,号方泉、鲲溟。申时行亲家。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授袁州府推官。勘报严嵩子世蕃戍边不行不法事。擢吏部主事。隆庆初,以天师道大真人张永绪卒后无子,奏请夺其世封。历升稽勋司员外郎、验封司郎中。与张居正忤,万历二年(1574年)出为江西右参政,分守岭北,自劾归。后起郧阳巡抚,未赴任卒。祀为吴郡名贤。其诗婉约娴雅,有范成大、陆游遗风。著有《鲲溟诗集》等。

马烽

马烽（1922年6月8日—2004年1月31日），当代作家。原名马书铭。曾用阎志吾、孔华联、莫韵等笔名。山西省孝义县人。出身贫农家庭，幼年丧父，7岁随母寄居汾阳县东大王村娘舅家中。16岁时，高小未及毕业即参加八路军，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38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2年在延安“鲁艺”附设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及部队艺术学校学习。1942年9月，以马烽笔名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处女作《第一次侦察》。1943年初回晋绥边区做文艺工作。此后曾相继担任《晋绥大众报》主编。《晋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晋绥出版社总编辑。1945年6至8月，他和西戎合作，在《晋绥大众报》上以连载方式发表了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小说由一系列生动的战斗故事联缀而成，刻画了雷石柱、孟楞楞等农民抗日英雄形象，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语言通俗流利，深受读者欢迎。1947年后，他根据参加土改运动所获得的感受，写出了《村仇》、《金宝娘》等中、短篇小说。1949年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1951年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兼任副秘书长。1954调作家协会创作组，后任青年部副部长。此间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农村新生活的短篇小说如《一架弹花机》、《结婚》、《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等，并与西戎合编了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1956年后他返回山西定居、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写出了《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个上级》等受到广泛好评的短篇，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此外还发表了传记体小说《刘胡兰传》。“文革”期间，马烽饱经磨难，曾举家下乡插队。1976年重返文坛后，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山西省文联主席。1990年初调任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在新时期出版了《马烽短篇新作》，其中《结婚现场会》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孙谦合写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摄成影片后改名《泪痕》)受到热烈欢迎。马烽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语言朴实诙谐，地方色彩浓郁，风格鲜明独特。他是公认的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1987年，创作短篇小说《葫芦沟今昔》，该小说叙写对葫芦沟的采访过程，表明了客观评价改革前后农村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获得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8年，与孙谦共同担任剧情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的编剧；同年，出版电影剧本集《马烽、孙谦电影剧作选》。1996年，出版小说选集《马烽小说选》。1997年，创作现代小说《袁九斤的故事》。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宋应星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明代著名科学家。奉新县(今属江西)人。字长庚。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曾任袁州府分宜县(今属江西)教谕。汀州府(今福建长汀县)推官。亳州(今安徽阜阳市)知州。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弃官归乡。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从未间断科学研究活动。他重视“经世实用”之学，认为如不亲自进行观察、调查，无法掌握事物本质。经常深入实际，学习劳动者生产知识，加以研究、总结。在公余时间，他博览群书，调查访问，整理资料，先后编著了《野议》、《思怜诗》、《画音归正》(已佚)、《原耗》(已佚)、《天工开物》、《观象》、《乐律》、《谈天》、《论气》等著作，其中初刻于崇祯十年(1637)的《天工开物》最为有名。全书分十八卷。其中，《乃粒》、《粹精》二卷专讲谷物的栽培，农产品的加工，附有农具及水利工具图说。《乃服》讲棉、麻、丝、毛的纺织，兼讲养蚕和织机，附有纺织工具图。《彰施》叙述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作咸》、《甘嗜》、《膏液》三卷分别介绍食盐、食糖、食油等副食品的制造。《冶铸》、《锤锻》、《五金》三卷专门介绍金属的冶炼、加工以及金属器具与合金的制造，附有设备操作图。《燔石》讲采煤和烧石灰、矾石、砒霜等。《陶埏》讲砖瓦和陶瓷的烧制。《杀青》讲造竹纸和木本韧皮纸。《舟车》介绍水陆交通和车、船等运输工具，附有车、船图。《佳兵》主要介绍火药、火药武器及弓弩的兵器。《丹青》讲矿物性颜料的制造。《曲蘖》讲酒曲。《珠玉》介绍各种珠宝、玉器和水晶。此书内容丰富，凡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生产部门，它几乎都有介绍。它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代表著作，反映了当时中国工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此书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被赞誉为“中国的狄德罗”。《天工开物》在十七世纪末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传到朝鲜，十九世纪后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外文。

《天工开物》一书记载当时中国农业、工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全书十八卷，插图200余幅，包括作物栽培、养蚕、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酿酒、烧瓷、冶铸、锤锻、舟车制造、烧制石灰、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珠玉采集等。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的农业、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和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所述的在冷浸田种水稻使用“骨灰蘸秧根”的施肥技术，是中国农史上合理使用磷肥的最早纪录。书中还提出了“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物种变异说，为改良农作物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天工开物》第二卷主要讲养蚕、缫丝、织绸，也谈到纺棉纱、织棉布，种麻、绩麻、织麻布和鞣制皮革的方法，其中首次描述的利用不同蚕蛾品种杂交而产生新的优良品种的情况，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天工开物》第二卷记述的提花机，结构合理，操作灵便，能织出各种精美的丝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机械。第八卷《冶铸》中，介绍了当时在工具和大型铸造工业方面的各种先进的生产工艺，如大型失蜡精密铸造，铸钱时的砂型铸造工艺，渗碳热处理工艺等。《天工开物》记载了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灌钢”法，并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了锌的冶炼技术，使人们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大规模炼锌的国家。书中还记载了各种金属元素的化学性质，记录了同体积的金、银、铜的不同重量对比，以及石灰、煤炭、硫磺、砒、矾等矿物的开采、冶炼、烧制、加工等方法。书中的不少珍贵插图，如提花机、钻井设备、轧蔗车、大型浇铸锤锻千斤铁锚、阶梯式瓷窑、玉石加工磨床等，都是世界上较早的科技图录，在科技史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约翰·威廉姆斯

约翰·爱德华·威廉姆斯（John Edward Williams，1922年8月29日－1994年3月3日）是美国作家、编辑和教授。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小说《屠夫十字镇》（1960年）、斯通纳（1965年）和奥古斯都（1972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1922年，约翰·威廉姆斯出生于德克萨斯州北部。威廉斯的祖父母都是当地农民，继父是邮局的一名看守。少年时的威廉斯在初入大学一年级时便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但修读完大学一年级课程后，威廉斯从大学辍学。

随后，他先后在美国西南部几家报纸和电台供职。二战爆发后，威廉斯于1942年参军，成为美国空军的一员，在印度和缅甸先后服役共两年半时间。服役期间，他写下了自己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本书后于1948年出版。

二战末期，威廉斯迁居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并进入丹佛大学学习。

1949年及次年，威廉斯获得了丹佛大学人文艺术的本科及硕士学位。就读丹佛期间，威廉斯的两本个人作品得以出版，《惟有黑夜》（Nothingbutthenight,1948年）及诗集《破碎的风景》（TheBrokenLandscape:Peoms,1949年）。前者讲述了幼年时期的创伤给人生轨迹带来的影响与恐惧。

1950年前后，在完成丹佛大学的人文艺术硕士课程后，威廉斯进入密苏里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方向：英语文学），与此同时在该校担任教职。1954年，他获得了该校该专业的博士学位。

1955年，威廉斯回到丹佛大学任助教，随后成为该校创意写作训练课程（CreativeWritingProgramme）的系主任。

1960年，威廉斯的第二部小说《屠夫十字镇》（Butcher"sCrossing）出版，小说讲述了一段1870年代发生在堪萨斯州的荒野冒险故事。

1963年，威廉斯编纂及作序的文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诗歌》出版。1965年，威廉斯的第二部诗集——《不可或缺的谎言》（TheNecessaryLie）面世。

与此同时，他创办了杂志《丹佛大学季刊》（后更名《丹佛季刊》）。直到1970年，威廉斯一直参与该刊编辑工作。

同年，知名文学出版社VikingPress出版了威廉斯的第三本小说——《斯通纳》（Stoner）。小说描述了一个在密苏里大学担任英语教授的学者的故事。

1972年，同样是VikingPress，出版了他的第四本小说《奥古斯都》（Augustus），刻画了凯撒大帝暴虐统治下的古代罗马。本书获得了当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虚构类（NationalBookAwardforFiction）。与本书一同分享该奖项的另一作品，是作家约翰·巴思（JohnBarth）的《客迈拉》（Chimera）。

1985年，威廉斯从丹佛大学退休。

1994年，罹患呼吸器官衰竭症的他在位于阿肯萨斯州的家中去世。去世时，威廉斯正在创作的第五部小说《理性的憩息》（TheSleepofReason）尚未完成。

洪谦

洪谦(1909.10.21-1992.2.27)，西方哲学史家。1909年10月21日生于安徽省歙县,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哲学会会员,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访问研究员等职。自幼赴德国,后在柏林、也那、福来堡大学学习。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从师于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多年。1934年在石里克的指导下,写作《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的论文,并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维也纳继续学习和工作两年至1936年回国。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讲师。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应英国牛津大学之约赴英任研究员,从事逻辑经验论分析哲学方面的工作,1948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1951年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兼任哲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兼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调出哲学系,筹建外国哲学研究所,兼任所长至今。1980年赴英国大学王后学院讲学。同年,还应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约请,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维特根斯坦第五届会议,并提出论文《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著作有《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德文,1934年,维也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维也纳学派的哲学》(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石里克和新经验主义》(英文,1948年,美国《哲学和现象学研究》杂志)、《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德文,1981年载于《国际维特根斯坦讨论会论文集》,维也纳,霍尔特——皮希勒——滕波斯基出版社出版)。译著有《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重印)、《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与教研室同志合编,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上、下两卷,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他著作还有《石里克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德文,1982年发表于《格拉支研究》)、《论“确证”》(德文和英文,1982年出版于荷兰莱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