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镜清

韩镜清（1912年10月－2003年1月17日），号慧清，1912年10月生于山西沁县一个原藉北京的官僚家庭。他在北京四中读书时，就倾心佛法，皈依三宝，皈依师是常惺法师，并得法名慧清，上大学后以此为号。

1932年，韩镜清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6年毕业后继续从汤用彤老师读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佛教史。大学期间，他曾听过韩清净先生讲因明，后来还听过其讲《缘起初胜法门经》等，抗战刚开始时跟汤用彤老师到南京听过欧阳竟无先生讲《晚年心得》。因父母年迈，他未随校去西南联大，沦陷期间处于“半闭关”状态，开始用朱笔标点《成唯识论》有关典籍，同时遵周叔迦老师提议学习藏文，对读汉藏经典，并试从藏文译成汉文。

这期间，韩镜清曾在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中国佛教学院任教，又在华北居士林及菩提学会从事研究与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任教。1949年起，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藏语，1952年创建中央民族学院时调到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1950-1953年和1956-1957年，先后参加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语言组和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两次入藏进行语言调查和编写藏语讲义。1965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

1977年元月，韩镜清病退，此后开始了第二个闭关时期，集中精力闭门整理《成唯识论》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校勘、补充和注释，历经十五年，于1992年编成约38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对前人的唯识研究成果作了一次梳理和完善。此后，他全力转入藏文大藏中《慈氏五颂》及其重要释论的汉译，不完全统计已翻译出60多部，约260多万字，配合玄奘法师所译的百卷《瑜伽师地论》等，基本上实现了把完整的慈氏学体系译成汉文的夙愿。

1993年9月，韩镜清倡导成立了慈氏学会，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校注、研究和出版等工作，同时以八旬高龄开办《摄大乘论》讲座培育后学。1994年4月，他参加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在论文《唯识学的两次译传》中提出，应以藏文大藏补充、对勘慈氏学经典，以完整、系统的慈氏学统摄唯识学，可视为唯识学的第三次译传。

韩镜清一生致力于佛学研究与翻译，尤其是在唯识学和慈氏学领域贡献卓著，他的著作和译著为后人深入研究佛教经典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2003年1月17日下午3∶44分，韩镜清舍报往生，享年92岁。

那桐

那桐（1857年9月11日—1925年6月28日），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人，由此登上仕途，最后成为晚清时期权重一时的人物。

那桐考中举人后，先是被朝廷任命为户部主事。他籍隶满洲近族，且与当时独揽朝纲的慈禧太后同属一氏。这在满清王朝是相当优越的升官条件，再加上那桐本人极善钻营，因而升迁很快，入仕不久即被保举为四品京堂。待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终于爬上了“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兼领内阁学士。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清廷在剿抚两难的窘境下，竟冒然同时向八国联军宣战。身为国家大吏的那桐明知此举不妥，但又迫于端王载漪等人的淫威，唯恐重蹈总理大臣许景澄、兵部侍郎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等人的覆辙，因此未敢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很快，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刺刀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八月十四日，北京城沦入敌手，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及一些王公大臣，仓皇逃亡西安。

当义和团涌入京城之时，那桐因未随声附和端、庄诸王的意见，所以处境也很艰难，整日提心吊胆。八月四日，侵略军在攻占天津后，集结两万多人，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载漪为了排斥异己，便向慈禧建议，让那桐前往丰台拒敌。那桐知道肯定会遭失败，但圣命难违，只好勉强为之。

果不其然，双方一接仗，八旗铁骑便在西方近代快枪利炮面前溃不成军。尽管清军和义和团众异常英勇，但丰台还是很快就失守了。那桐仓皇逃回北京城。

在慈禧太后出逃前，那桐奉命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身份，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同奕劻、李鸿章一道，与八国联军议和。

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肆屠杀无辜百姓。有一次，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东坝这个地方原是一处拳坛所在，现在隐匿着一批义和团众。于是，它们调兵遣将，欲前往征剿，杀个鸡犬不留。那桐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联军指挥部，交涉此事。他向侵略者解释说，以前该处确是一处拳坛，但早在联军入城前，清政府已将该处“团匪”剿平，现在居于该地的都是一些平常百姓，根本就无“拳匪”夹杂其间，万万不可妄加屠杀。经过他的一番交涉，侵略者迫于毫无证据，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切灾难弥于无形。

在留守京城这段时间里，由于患难与共，那桐成了奕劻、李鸿章等人的亲信。这无疑使他因祸得福，成为其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奕劻向清廷行在上奏，保荐那桐，说他在与联军交涉中办事得体，忠信可用。同年，那桐升任户部右侍郎。

次年九月七日，《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到这时，慈禧太后才稳住心神，讪讪地由西安行宫启跸，回返京师。途中，慈禧太后颁谕，加赏那桐。

两宫回銮后，开始大加调整政府机构。于是，宦海沉浮，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俯首顿足。京中还比较稳定，各省督抚则更换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更调了12省。

那桐是这场大变动中的受益者。和约初订，那桐即被派往日本，向日本政府谢罪。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已得到朝廷的宠信，因为当时被派往德国谢罪的是刚满18岁的醇亲王载沣，也就是后来宣统朝的摄政王。

从日本回国后，那桐兼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此时正值慈禧太后70大寿的前一年，朝廷已颁谕旨，准备明年大肆庆贺一下，以补50大寿被中法战争所冲，60大寿为甲午战争所破坏的遗憾。那桐抓住这一讨好慈禧太后的大好时机，逢人便说:“老佛爷50岁、60岁两个整生日，都让外国人给搅了局，明年70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可得好好儿热闹热闹了。”于是，他谋到了主持兴修颐和园与两苑的仪鸾殿的差事，既讨了慈禧的欢心，自己也从中发了一笔横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那桐升任新成立的外务部左侍郎，同时兼充步军统领，管工巡局事。此后几年中，他创办中国的警察制度，参预筑建铁路事宜，并平反了王维勤冤狱，赢得一片颂扬之声。

光绪二十九年(1903)，那桐奉命充任驻日副使，辅佐奕劻的儿子——振贝子载振，去参观在那儿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出尽了风头。

在此后几年里，他凭借慈禧太后的恩宠，依附于当时朝中两大权臣——奕劻和袁世凯，从而在仕途上扶摇直上，成为当时政界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光绪三十一年(1905)，那桐晋升体仁阁大学士，仍充外务部会办大臣，兼任户部尚书。当时外务部另有两位会办大臣;一位是王文韶，他在那桐调任外务部的同时即被开去会办大臣的差使，以大学士身份管理户部;另一位是军机大臣瞿鸿禨，他几乎每天都在军机处，很少到外务部来。因此，那桐实际上成为外务部的主持者。此外，户部的事儿仍归他管，王文韶只是徒有其名。

在实际主持外务部和户部的同时，那桐还历兼厘订官制大臣、参预政务大臣、变通旗制大臣等差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那桐署民政部尚书。

宣统元年(1909)，那桐终于跻身军机处，成为权倾当朝的重臣。次年，他的母亲去世，他上折请求服制，但未能批准，接着便被派充署理直隶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中的领袖。在直隶任上，他奏请解拨部款修筑凤河，做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儿。

宣统三年(1911)，清廷改变官制，那桐被授为内阁协理大臣，奕劻任总理大臣。至此，他上升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此时，革命大潮已呈风起云涌之势，清王朝摇摇欲坠。那桐对这一形势倒是看得挺清，开始抓紧为自己准备后路。他用多年来贪污受贿得来的银子，在北京内城金鱼胡同大肆扩张住宅，将胡同内外原居民、铺户的地基全部买下，聘请日本测绘师代为设计，准备投资50万两白银，建成一所极其优美华丽的西式园庭。时人都道，此宅落成后，恐怕西晋石崇的金谷、南宋贾似道的半闲堂都要相形逊色。有人还戏谑地说，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本是奸相严嵩的住址，后人厌恶他，曾将之改名为绳匠胡同;骡马市路北魏染胡同，原为权阉魏忠贤的住所，后因“阉”字有污耳目，遂改称“染”字。至于金鱼胡同，不知将来会改为何名，也许会像上面那两个胡同一样，“幸则名那相胡同，不幸则名那像胡同”。言外之意，那桐的政绩如何，只待后人品评。

不过，那桐在当时那些满族官员中，也算得上是一位略通时务、粗具学识者。当然，他也像一般封建王朝的大吏一样，有着骄奢之风、纨之习。早在当司官时，他就是北京八大胡同的阔客，那里的姑娘背后都昵称他“小那”。后来，他成为当朝权臣后，当然就不便再到那种地方去，不过，他仍不时叫些姑娘来自己府中作乐。此外，他继承了内务府的遗风，精于肴馔，每餐都十分讲究。他的胃口也相当惊人，几盘熊掌、鱼翅，他能毫不费力地全部吃尽。因此，他的厨师每月所领菜金就达白银六七百两之多。

那桐充任内阁协理大臣后不久，即上奏朝廷，以体衰多病为由，请求辞职。朝廷照准，改任他为弼德院顾问大臣。清帝逊位后，他便卧床不起，不久去世，终年69岁。

平川彰

平川彰（1915年1月21日—2002年3月31日），日本爱知县人，是近代日本有名的佛教学者。毕业于东京大学印度哲学梵文学科，历任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教授。平生致力于原始佛教、阿毗达磨、大乘佛教、戒律的研究。曾赴西德、英国、印度等国留学。著有：《原始佛教的研究》、《大乘起信论》，以及《中国、日本、印度佛教通史》，也曾参与《国译一切经》的翻译，有《平川彰著作集》行世。

程千帆

程千帆（1913年9月21日—2000年6月3日），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湖南宁乡人。年幼时期接受了较为严格的、传统的家庭教育,系统学习经、史并广泛阅读古代典籍。1932年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从师于黄侃、吴梅、胡俊、汪辟疆、胡小石、刘国钧等,在朴学、诗学、文学史和目录学方面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后曾在武汉大学执教多年,讲授中国文学史等课程。1978年回到母校南京大学任教授。并担负起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为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的研究生,系统讲授涉及版本、校勘、目录、藏弆各方面内容的校雠学。1981年起,首先在国内培养文学博士,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程千帆治学范围广泛,涉及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校雠学等许多领域,尤其在诗歌研究方面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1954年,他和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出版。受陈寅恪的影响,收录在该书中的论文“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记》),体现出批评与考据相结合的特点。出版于1984年的《古诗考索》上辑,汇集了他在建国后所作有关诗学方面的16篇文章,在继承原来治学长处的同时,更多地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知识,视野更加开阔。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唐代行卷之风的由来,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举子与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考订,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赞扬。

程千帆的思想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学术成就卓著。在史学方面，其《史通笺记》能纠旧注之疏失，补前人之未备。在目录学方面，其《校雠广义》（与徐有富合作）合目录、版本、校勘、典藏之学为一，所论通达，切近研究实践。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方面，成就突出。他早年即曾结为诗社，晚年编成《闲堂诗存》，含英咀华，自道哀乐，成一家之诗。其诗学代表作《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与莫砺锋、张宏生合作）等。所撰《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合作）和《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合作），视野精审，颇富个性。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他提出应涵括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两个方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早年即有《文论十笺》，涉及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创作内部的规律和外部影响等；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撰有《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等文，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绎出理论和方法，为古代文论研究开辟了一方沃土。提出把文艺学与文献学结合，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渭

胡渭（1633－1714），清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东樵。浙江德清人。生于明崇祯六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县增生。曾与阎若璩、顾祖禹、黄仪等应徐乾学之聘，纂修《大清一统志》。平生潜心经义，尤精舆地学。治《尚书·禹贡》，发现西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及南宋蔡沉于地理多疏舛，乃博稽典籍及历代经解，考其异同，详加折衷，成《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篇。于山川形势、郡国分合、道里远近夷险、河道浃溢改流及其沿革变迁，阐释颇明，被学者称为宋以来治《禹贡》之冠。又认为《易》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图也，乃著《易图明辨》十卷，专辨《河图》、《洛书》之非;认爲宋儒的“图”、“书”之说，“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非作《易》之根柢”(《清史稿》卷四八一)。揭示了宋儒与道教的关係。又著《洪范正论》五卷，力斥汉儒的“五行灾异”之说。其学不尚广博，专精于一，于清代学术求实之风贡献颇多。后人称其“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正。汉儒傅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扫而除焉”(同上)。另著有《大学翼真》等。

省庵

省庵大师(公元1686-1734年)，俗姓时，名实贤，字思齐，江苏常熟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大师自小就不吃荤腥，少年时便有出尘的志向。父亲早亡，母亲张氏知儿子宿具善根，便命其出家修道。七岁时，大师礼清凉庵僧容选为师。大师聪慧俊彦，经典过目不忘。十五岁剃度受戒，兼通世典，吟诗书法俱精，然并未顷刻忘怀生死大事。

有一天，大师到普仁寺，见一僧人仆地而死，大师瞿然悟世无常，修持益加精进，严持戒律，不离衣钵，日止一食，胁不贴席，终生不懈。后云游参学，庚寅年(公元1710年)二十四岁时依渠成法师与绍昙法师听教，昼夜研穷方等经典，越三年，三观十乘之旨，性相之学，无不通贯。绍昙法师为授记，传大师灵峰四世天台正宗。

甲午年(公元1714年)二十八岁，叩灵鹫和尚于崇福，参“念佛是谁”话头，功夫绵密，凡历四月，恍然契悟，说：“我梦醒矣!”自那以后，应机无碍，才辩纵横，灵鹫和尚欲付以衣拂，大师不受，辞去后于真寂寺闭关，日阅三藏梵策，夜夕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三年期满，寺众恭请大师讲《法华经》，大师升座开演，辞义犹如河悬泉涌，沛然莫御。自此，化缘日盛。

己亥春(公元1719年)，诣四明阿育王山瞻礼舍利，先后五次燃指香供佛。每年佛涅盘日，讲演《遗教经》与《佛说阿弥陀经》，开示是心是佛的奥旨。三根普摄，法化洋溢。江浙一带的四众弟子，倾心归仰，历有十年，法筵之盛况，胜过诸方。

大师受请住持诸寺院，每晋院模范一新，清规肃穆，日讲《法华经》、《首楞严经》诸部，执经请益者云集。后退隐杭城仙林寺，不出户庭，力修净业。继而受众弟子请，住持凤山梵天讲寺，于是屏绝诸缘，纯提净土，结长期念佛会，严立规约，昼夜六时，互相策励，人咸称是永明大师再来。先后住持古刹禅院十余载，得度弟子甚众。

至癸丑(公元1733年)佛成道日，大师对弟子说：“我于明年四月十四日长往矣。”自此，掩关寸香斋，规定昼夜持念十万声佛号。次年甲寅(公元1744年)四月二日出关，十二日，告知大众说：“吾十日前见西方三圣降临虚空，今再见矣，吾其生净土乎。”随即交待寺院事务，遍辞城中诸护法居士，侍者请大师书偈，大师书云：“身在华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来中事宛然。”书讫，说：“我十四日定往生矣，你们准备为我集众念佛。”十三日，断饮食，敛目危坐，五更时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至巳时，远近道俗弟子集聚，涕泪膜拜说：“愿师住世度人。”大师复启目说：“我去即来，生死事大，各自净心念佛。”言讫，合掌称佛名而寂。一会儿，鼻筋下垂，面容颜色明润，到封龛时，容色不变。春秋四十九。众弟子奉灵骨塔于琴川拂水岩之西。乾隆七年二月十五日，山诸缁素怀念大师道行，迎灵骨重建塔阿育王寺之右，其旧塔用以藏衣钵。

大师撰有《净土诗》、《西方发愿文注》、《劝发菩提心文》、《续往生传》等流布于世。

屠格涅夫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文名：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年11月9日～1883年9月3日），俄国作家。出生于外省庄园贵族家庭。早年目睹母亲虐待农民的情景，因而对农奴制充满敌意。1833年入莫斯科大学，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又在柏林大学进修3年。回国后在内务部供职，不久结识别林斯基等文学界人士，开始从事文学写作。早期创作浪漫主义诗歌，包括《巴拉莎》(1843)、《地主》(1846)等，后来转入散文作品创作。

1847年初访问西欧，陆续发表《猎人笔记》中的短篇特写。《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他在充满诗意的大自然背景下，满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视线投向农民日常生活的苦乐悲欢，欣赏他们的品格，气质和才华。这些笔记与后来的中篇小说《木木》(1852)，表现了他少时就积蕴于内心的对农奴制的仇视，后者中的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的母亲为原型的。

屠格涅夫从1847年起为《现代人》杂志撰稿，一直到1860年。这期间他有大量散文作品问世。长篇小说《罗亭》(1856)描写一个雄辩的知识分子罗亭的故事。他四处游说他的主张，然而最终一事无成。他的形象中吸取了原型巴枯宁的某些特征。《贵族之家》(1859)讲述了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与丽莎不成功的爱情经历，结构严谨，富有诗意。 《前夜》(1860)叙述了在农奴制改革前夜的紧张社会气氛中，贵族之女叶莲娜与保加利亚革命者英沙罗夫不同寻常爱情故事。在这些新人形象中体现出对新生活、对社会变革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后来杜勃罗留波夫对作品革命意义的阐释，超出了一个自由派贵族所能接受的限度，屠格涅夫等人便脱离了《现代人》杂志。50年代中他还创作了一些出色的中短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

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中，屠格涅夫描写了当时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自由派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他在主人公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形象中表现出的矛盾态度，招致来自进步势力与保守阵营两个方面的指责，只有赫尔岑和皮萨列夫对此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论。这部作品中的社会分析成份压倒了以往作品中浓郁的抒情气氛。

1863年他追随早在40年代就结识的法国著名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德国的巴登——巴登，后来又随其到了巴黎，直到去世，只是偶而回国逗留。这期间为俄国与西欧文化的双向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使他成为最早受到欧美文学界重视的俄国作家。

60年代复杂的社会状况使屠格涅夫内心发生危机，不断来自两个阵营的指责使他感到矛盾重重。于是他在长篇小说《烟》(1867)中，对两方面的人物都予以丑化歪曲的描写。中篇小说《幻想》(1864)等作品中渗透着悲观情绪。《旅长》(1868)、《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等作品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远离了社会题材。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7)恢复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精神有所反映，但总体上不成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散文诗》(1878—1882)以抒情笔调称颂自然之美，思索生命真谛和人生哲理，赞美俄罗斯语言，显示出他卓越的语言天才。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中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语言大师。他的作品风格简朴，细致清新，富于抒情，具有内在的戏剧性。他还创作过《缺钱》(1846)、《食客》(1857)及《乡居一月》(1855)等一些反映贵族生活的剧本，也获得了成功。

简·奥斯汀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十九世纪初最早发表现实主义小说的女作家。她一生共创作六部小说，内容多是田园式的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和爱情牧歌。奥斯汀最优秀的作品应推《傲慢与偏见》和《爱玛》这两部小说。她的作品以流利清新和细致敏锐著称。她特别善于刻画中产阶级妇女的形象，并善于通过喜剧性插曲来反映主题。她的作品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语言妙趣横生，幽默而富于哲理;小说具有莎士比亚的喜剧风味，显示出娴熟的艺术功力，

1775年12月16日简·奥斯汀生于英格兰汉普郡北部风景优美的斯蒂文顿村。

1781年—1785年先入牛津地方的一所学校学习，后去南安普敦就续，再后转到累丁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学习。熟读圣经，能讲法语，开始学写小说。

1786年—1787年回到故乡。

1787年—1793年模仿前人写习作三卷，除书信体小说外，还有短剧两本。

1789年学习意大利文。

　　　　阅读大量小说，其中主要是司各特、理查逊、克拉伯、约翰逊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特别是从女作家范妮·伯尼的家庭传奇小说中得到许多启示。

1790年6月完成短篇小说《爱情与友谊》，献给她的表姐法国的弗依利特伯爵夫人。

1793年开始写小说《苏珊小姐》。

1794年完成《苏珊小姐》。

1795年开始写书信体小说《埃莉诺与玛丽安娜》。

1796年10月写《第一次印象》。

1797年完成《第一次印象》，请伦敦的出版家凯德尔先生出版，被退回。

1797年8月修改《第一次印象》，改名为《傲慢与偏见》。

1797月10月改写《埃莉诺与玛丽安娜》，从书信体改写为叙事体，取名《理智与情感》。

1798年—1799年写小说《诺桑觉寺》。

1801年奥斯汀家迁居到巴斯。

　　　　简曾经恋爱，但后来对方不幸暴卒。

1802年11月二十一岁的哈里斯向简求婚，被拒绝。

1803年《诺桑觉寺》最后定稿，以十个英镑卖给出版商克罗斯比，但并未出版。

1804年开始写小说《沃森一家》(未完成)。

1805年父亲乔治·奥斯汀去世。

1806年全家搬到南安普敦居住。

1809年—1810年修改《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

1811年2月开始写《曼斯菲尔德庄园》。由于简的四哥亨利的奔走，出版商托马斯·埃杰顿对《理智与情感》发生兴趣。

1811年11月《理智与情感》出版，署名“一妇人”。

1813年1月《傲慢与偏见》出版，署名“《理智与情感》的作者”。作品博得公众的一致肯定。

1814年1月写作《爱玛》。完成《曼斯菲尔德庄园》。

1814年5月出版《曼斯菲尔德庄园》，读者评价不一，销行也不如前两部小说。

1815年3月完成《爱玛》

1815年8月写小说《劝导》。

1815年10月《爱玛》出版，作者引起公众的注意。司各特对简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

1816年由亨利出面，把《诺桑觉寺》书稿从出版商克劳斯比那儿买回来。

1816年8月《劝导》脱稿。从作品中可见到简在爱情上的失意。

1817年简·奥斯汀病重。

1817年1月27日—3月18日开始写一部在苏塞克斯郡的海滨小村庄桑地顿展开其情节的小说。

1817年4月27日立下遗嘱。

1817年5月24日在卡桑德拉陪同下，去温彻斯特疗养。

1817年7月18日逝世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公元1770年8月27日—公元1831年11月14日)，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者，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发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哲学家。

黑格尔出生于符腾堡斯图加特城的一个官僚家庭。1788—1793年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做过几年家庭教师。从1801年到1807年 初，在耶拿大学任教，起初当讲师，1805年升为副教授。1807年，他移居班堡，从事报纸编辑工作。从1808年到1816年任纽伦堡中学的哲学教师和校长。从1816年到1817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818年，应普鲁士政府的邀请担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1830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因患霍乱病逝世于柏林。他的著述极其丰富，生前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1807)、《逻辑学》(1812—1816)、《哲学全书》(包括《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1817)、《法哲学原理》(1821);逝世后出版的著作有：《哲学史讲演录》(1833—1836)、《历史哲学》(1837)、《美学讲演 录》(1836—1838)等。

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派。他崇拜卢梭，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热烈欢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爆发后，他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在图宾根近郊种植了一棵“自由之树”，高唱革命歌曲，并积极参加了当时革命青年的秘密政治团体——政治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发表过政治演说，热情洋溢地宣传自由、平等这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直到他的晚年，仍在《历史哲学》中满怀激情地把法国大革命称颂为“壮丽的日出。”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谈论法国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然而，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热烈同情态度“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而已。他同当时许多先进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持否定态度。他对雅各宾派所实行的革命的暴力行动和恐怖政策感到恐惧，一贯采取批评的态度。

黑格尔的政治观点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变化。1815年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各国封建君主结成“神圣同盟”，欧洲急剧地走向反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黑格尔于1816年10月28日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就职讲演，颂扬“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接着，1818年10月22日在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的开讲辞中又提出了“人民与贵族阶级的联合”这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纲领性口号。在柏林大学工作期间，黑格尔的保守成分大大地增长了，他同普鲁士封建君主制妥协的因素也明显地增加了。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他把国家说成是“在地上的精神”，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他要求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在该书的序言里，他明确提出了哲学“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看法。在《历史哲学》中，他虽然一如既往地热情歌颂了法国大革命，但他这时实际上只不过是抽象地肯定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了。黑格尔甚至从法国革命的失败得出这样一个极端错误的结论：德国的宗教改革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更为适当的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日耳曼道路即通过宗教改革而进行政治改良的道路，才是最合理的道路。到了晚年，黑格尔极为推崇君主立宪制，他说：“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当然，黑格尔的君主立宪思想决不是“封建复辟派”的思想，而是反映了无力进行暴力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借助于普鲁士的封建贵族统治者的力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改革。可见，黑格尔的君主立宪思想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所以恩格斯说，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他就“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①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不仅把人类历史看作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且把它看作前进运动的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这个辩证发展过程是按照严格的客观必然性来实现的。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这种论断，乃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的天才猜测。然而黑格尔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不是从人类历史本身去说明历史的发展，而是从“精神”的自我发展去说明历史。他把“精神”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和最后动因。他说：“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此外，他又把世界历史看作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人类历史乃是一部对自由的认识、理解逐步深化的历史。他武断地说，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专制君主)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有一些人(或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其余的人则是奴隶;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一切人都绝对地是自由的。

黑格尔认为，在社会历史中，世界精神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它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表现为特定的民族精神。他把在人 类历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民族叫做“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乃是一部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不断更替的历史。他断言，世界历史的发展路线大体上是同太阳的行程一致的，也是从东方到西方，从亚洲到欧洲。他把世界历史分为四种世界历史的王国：(1)东方的(包括中国、印度、波斯)，(2)希腊的，(3)罗马的，(4)日耳曼的。可见，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经历了漫长的途程之后，终于在日耳曼世界回到了自身，达到了完成阶段，因此也就不再往前发展了。

黑格尔把社会历史上所有的人分为两大类：“进行再生产的个人”即人民群众和“世界历史个人”即伟大人物。他害怕和蔑视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而可怕的”。他崇拜英雄，尤其崇拜拿破仑。他把人民群众同伟大人物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

黑格尔哲学主要是在批判康德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出发批判了康德二元论，排除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深刻地批判了康德在许多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从而大大地发展了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对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也进行了批判。黑格尔着重指出，费希特没有贯彻“自己运动”的原则，因为费希特的“自我”是没有自觉的，必须靠“非我”的刺激才能活动起来。

黑格尔还批判了谢林的“同一哲学”即所谓思维与存在是“无差别的同一”的观点。指出，谢林的这种否认差别和矛盾的观点，犹如“夜间观牛，其色皆黑”一样，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是知识空虚的幼稚表现。

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费希特、谢林的哲学时，继承了他的这些哲学先驱的唯心主义的基本路线，吸取和发展了他们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并使辩证法得到了全面系统的表述，从而形成和建立了他那庞大的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成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

黑格尔断言，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精神本原——“绝对观念”(又称“绝对精神”、“宇宙理性”、“宇宙精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这个“绝对观念”中派生出来的。“绝对观念”是能动的，不断发展的，它在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与此相适应，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也就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个基本部分所组成。至于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则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整个哲学的导言。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就是关于意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发展形式的学说。在《精神现象学》一书里，黑格尔奠定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方法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黑格尔的逻辑学乃是“关于自在自为的观念的科学。”逻辑学的对象是绝对观念的运动，而这种自我运动乃是绝对观念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否定之否定，或者象黑格尔说的，是概念的假定和扬弃。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乃是研究自然界中的观念的科学。黑格尔把自然界称为绝对精神的“外在化”，这就意味着，自然界在黑格尔眼中乃是第二性的、从精神自身中派生出来的东西。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观念的科学。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考察了处于逻辑发展的最后阶段上的绝对精神。这个阶段上的绝对精神，在克服了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物质外壳与自然外壳之后，就作为人类历史过程的精神内容而进入世界历史。于是，绝对精神便从自己的他在回到了自身，并且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三种形式而最终完成了它对自己的认识。艺术是绝对精神对自己的直观，宗教乃是对于绝对精神的伟大的崇拜， 而哲学则通过概念来表现绝对精神。

由此可见，黑格尔是以观念、精神为基础来建立他那庞大的哲学体系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都被他看作是观念和精神的体现。这是一条从精神到物质的唯心主义路线。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①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绝对精神”，实际上就是上帝的别称。

黑格尔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地、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哲学家。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最集中地阐述了他的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②

在《逻辑学》的“存在”论中，黑格尔提出了关于质量互变这个重要的辩证法思想。他是欧洲哲学史上首先明确地把质量互变的思想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提出来的哲学家。他指出，量变到了一定的限度，就必然会引起质变。

在《逻辑学》的“本质”论中，黑格尔提出了他的辩证法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并且用这个思想来阐述本质与现象、同一与差别、根据与条件、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因果关系与相互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范畴。他尖锐地批判了否认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说：“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然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自然界本身是没有发展的，只有精神、概念才有运动和发展。黑格尔还错误地认为：矛盾最后要被调和，对 立双方最终要“合二而一”。

“正”(肯定)、“反”(否定)、“合”(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是黑格尔用来建立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基本公式。他认为，概念的运动和转化就是一个由“正”到“反”，而最后到“合”的辩证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贫乏到丰富的不断前进和逐步深化的过程。从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思想中可以看到，黑格尔已猜测到了人类认识乃是一个沿着螺旋式上升的不断前进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然而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式实际上却是一个主观虚构的公式。

总之，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进一步批判了形而上学思想，恢复并发展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①

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有根本区别的。黑格尔既没有把辩证法贯彻到底，也没有把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方面——辩证法，和保守方面——唯心主义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包括精神领域和物质世界领域)都是发展、变化的; 可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却否认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把自然界说成是某种没有发展的、凝固不变的东西。辩证法承认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人们永远不可能达到终极的真理;可是黑格尔却为了他的体系的需要而宣称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的终极，是最终的真理即绝对真理。辩证法要求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应是永无终点的;可是黑格尔却认为普鲁士国家 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把君主立宪制宣布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的亦即最后的阶段。

黑格尔哲学之所以会产生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是由他所代表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那种既向往革命、又倾向于妥协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

凯鲁亚克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美国小说家。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城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1942年为 《太阳报》 的体育记者,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他在旧金山南太平洋铁路上当过搬运工,游历过美国各地和墨西哥,也曾去美国博物馆寻根。凯鲁亚克是美国五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18部小说,大多带有自传性质。他的第一部小说 《小城镇与大都会》(1950)是一部按照风俗和历史事件的编年体例来描写家庭和社会的史诗,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注意。《在路上》 (1957)则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写成的,以后几年没有再修改,小说结构松散,断断续续,描写一群年轻人的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凯鲁亚克的第三部小说 《地下室居民》 (1958)叙述了一群“垮掉分子”在旧金山整日酗酒,纵欲、吸毒的所谓生活。《流浪的达摩》 (1958)题材与上一篇小说相似,但蕴含着某种高深的东方哲理。接着,凯鲁亚克又有两部小说闪电般地问世 《萨克斯医生》 (1959) 和《麦琪·卡西迪》(1959)均包含着作者的自传成份,充斥着失去信仰的年轻人的苦闷,彷徨和消极对抗情绪。总之,凯鲁亚克的作品艺术性稍差,但对社会现实有独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一部分西方青年的精神危机,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的认识。他本人的晚年生活也很不幸,终因酗酒过度而导致死亡。

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笔名伏尔泰（法文：Voltaire），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人和巨擘。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方面写了大量著作。他毕生致力于揭露和打击黑暗的封建制度与宗教统治。他的成就和影响使他成为世界上永垂不朽的名人之一。 1694年11月22日，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 是一个法院公证人，后任审计院司务。

伏尔泰幼年受其教父沙多芮夫的影响，对文学发生兴趣。3岁时就能背诵拉·封登的《寓言》。10岁进耶稣会办的大路易中学。12岁时已能作诗，并爱阅读毕耶尔·贝尔所撰反对宗教、宣扬自由的论著，开始对神学表示怀疑。16岁中学毕业，他的父亲希望他继续学习法律，将来成为法官。但他立志于当文学家，不愿学法，遂成为一个无职业的文人，经常写作一些讽刺诗和即景诗，出入豪贵之门，以其警句妙语博得王公贵胄们的赞赏。1714年，当伏尔泰20岁时，沙多芮夫出任驻荷兰大使，曾一度把他带去充当随员，但不久即被送回巴黎。

1715年，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死了，曾孙路易十五嗣位，年方5岁，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摄政。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封建王权的鼎盛时代。路易十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奢侈淫佚，专制独裁。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受他的情妇曼特侬夫人的影响，使教会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力大大增长。因此，在伏尔泰的少年时代，法国在表面上虽呈现繁荣富强和文化发达的假象，而实际上国库空虚，贵族、僧侣两大特权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深，拥有经济实力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仍处于被压制地位，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强烈的阶级矛盾已经为未来的大革命孕育了种子，启蒙运动即将应运而生了。

就在这个时候，伏尔泰充当了启蒙运动的旗手。他开始写讽刺作品攻击宫廷的淫乱生活，因而于1717年被捕，在巴士底狱，禁锢了11个月。在狱中，他写下了以希腊神话中一个乱伦故事为本事的悲剧《欧第伯》和一首歌颂亨利四世的长篇史诗(亨利四世是法国国王(1589—1610)，因颁布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结束宗教战争而被宗教狂热分子所刺杀)。出狱后按例须短期流放出巴黎，他乃寄居于贝杜纳公爵在苏里的别墅中。这期间，《欧第伯》在巴黎上演，被认为是对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乱伦丑闻的讽刺，因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伏尔泰由此在文学界大露头角。但他在苏里却因言语顶撞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遭到侮辱性的殴打。周围的贵族，包括他的东道主反而对他嘲笑，使他亲身体验到阶级间的不平等，加深了他对贵族阶级的愤恨。对方害怕伏尔泰报复，又通过朝廷大臣关系，于1725年重新把伏尔泰投入巴士底狱。被囚禁几天以后，他被放逐出法国，动身到英国去了。

他在英国住了3年，体会到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法国封建统治优越，对英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感。在此期时，他研究了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著作，结识了英国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包括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家斯威夫特。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使他感受很深，当时法国的戏剧界是并不重视这位伟大作家的。

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此后数年中，他写作了歌颂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剧《布鲁杜斯》和反对宗教狂热的悲剧《采儿》。这两部剧的上演都获得成功。同时，他开始投资于商业活动，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使他此后得以过着优裕的生活。

1734年，在卢昂出版了伏尔泰的《英国通讯集》。这部书借书信体裁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宗教、科学和哲学，并对法国的宗教教派斗争进行抨击，同时也发表了作者本人的哲学和神学观点。书一出版，就被法院判为禁书，当众焚毁。伏尔泰被迫流亡在外，最后定居在他的情妇夏德莱夫人的家中。

这里是洛兰省边境西雷地方的一座幽静的城堡。伏尔泰在此断断续续居住了14年(1734—1749)之久。在这段时期中，伏尔泰写下了大量文学、史学、科学和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攻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反动统治，因而不得不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就在这时候，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为了沽名钓誉，给伏尔泰写信表示对他热烈崇拜，伏尔泰也误认腓特烈为未来的“开明”君主。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的通讯联系。1740年，腓特烈即王位。法国宫廷想联合普鲁士来对付英、奥两国，便请伏尔泰担任密使去见普王。这次使命并未成功，但伏尔泰却因此一度得到法国宫廷的宠任，被授以普通侍从和王家史官之职，并于1746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这些荣耀并没有改变伏尔泰的观点，他仍然被一些权贵们认为是难以容忍的危险人物。他终于又与夏德莱夫人一同回到了西雷。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不久，伏尔泰就被普王腓特烈请到了普鲁士，作为贵客。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快就破裂了。伏尔泰尖锐地讽刺了普国官方科学堡垒——柏林科学院——而激怒了腓特烈，不得不离开普鲁士。

通过痛苦的经验，伏尔泰决心不再与任何君主往来，而要为自己找寻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1755年，他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佛尔纳置了一所宫堡及其附近的地产，在这里度过他富裕的晚年。

伏尔泰在普鲁士的时候，开始与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定居在佛尔纳以后，更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启蒙运动之中。他一面积极从事创作，写出了哲学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等不朽的名著;一面继续与《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维持联系，对他们的工作予以支持。他对法国政治界、文化界、社会上以及教会发生的大小事件无不关心，他对这些事件的意见写成了无数的信札或小册子，以各种名字分发出去。20年间，从佛尔纳寄出的这种文件如雪片一般散布于欧洲，人们竞相传诵。各国反动统治者不断地加以查禁、斥骂，但均告失效。当时法国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启蒙运动的健将，如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狄亚克、布封、杜尔阁等人，无一不是伏尔泰的后辈，尽管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却团结在一起，并公认伏尔泰是他们的导师，对他推崇备至。

1762年，法国土鲁斯地方司法界发生了一宗惨无人道的宗教迫害案。有一个新教徒商人让·卡拉的儿子因欠债自杀，教会诬陷卡拉，说成是因死者打算改奉旧教而被父亲谋害。法院站在教会一边，将卡拉全家逮捕，加以残酷拷打后，判处卡拉死刑。刽子手用铁棒打断卡拉的胳臂、肋骨和双腿，再把他挂在车轮上拖死，然后再用火焚尸。卡拉家有人逃到了日内瓦，离佛尔纳很近。伏尔泰对此事作了详细调查后，无比震惊。他满怀义愤地向欧洲各国控诉土鲁斯法院的暴行，为卡拉鸣冤。欧洲的舆论轰动了。法国政府被迫于1766年为这件案子平反。伏尔泰以“卡拉的恩人”的名字受到法国人民群众的热烈爱戴。

但就在这同一年，法国阿贝维耶地方又发生另一件惨案。一个青年骑士拉·巴尔由于宗教裁判所制造的冤案，被处极刑，从他身上搜出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词典》，也作为罪证之一。该书同时被焚毁。伏尔泰曾努力为拉·巴尔平反，奋斗了十余年，终未成功。

这个时代，法国完全被天主教会控制，教会对新教徒迫害不遗余力。而旧教之中又有许多不同的教派，彼此争吵激烈，相互迫害，一被指为异端，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像上面所举出的这类冤案层出不穷。伏尔泰以其崇高的声望向法国这种暗无天日的司法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的斗争唤醒了法国的民众，摧毁了教会的威信，为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铺平了道路。

人民对封建制度愈加仇恨，伏尔泰的威望愈来愈高。1774年痛恶伏尔泰的昏君路易十五死了，新即位的路易十六阻挡不住法国人民对伏尔泰的热爱。他在1778年被巴黎人民奉为伟人迎接来了。群众以无比热烈的情绪欢迎这位84岁的老人，他的来到，比一国的君主来到更为轰动。伏尔泰在这里会见了美国独立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他们的友谊传为佳话。巴黎剧院首次上演他新写成的悲剧《伊兰纳》，他亲自出席观看。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了伏尔泰的大理石半身像，为它举行加桂冠的仪式，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

不久以后，伏尔泰回到了佛尔纳。就在这一年的5月30日，因患摄护腺癌逝世。

伏尔泰死后仍受到教会的迫害，以致他的遗体不得不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安葬在一个小礼拜堂内。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把他的遗骸运到首都，在他的柩车上写着下面的一行题词：“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他的骨灰从此长眠在巴黎著名的先贤祠中，永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与瞻仰。

伏尔泰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用他的笔杆进行了六十多年的反封建斗争。他是一个在多方面从事大量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书信在内，最先被博马舍编成全集，将近百卷之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列举其著作目录，只能略举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以见一斑而已。

伏尔泰的文学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各种体裁几乎无所不写。在剧本方面，写过悲剧、喜剧、历史剧、散文剧、歌舞剧，其中最著称的有悲剧《欧第伯》、《布鲁杜斯》、《采儿》、《穆罕默德》、《梅洛普》、《伊兰纳》和喜剧《放荡的儿子》、《纳尼娜》、《一个苏格兰女人》等。在诗篇方面，写过史诗、哲学诗、短歌、讽刺诗、抒情诗、故事诗、艳体诗，其中最著称的有史诗《亨利亚特》、《奥尔良的处女》和若干讽刺诗。在小说方面则以哲学小说为主，最著称的有《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等。他的才思敏捷，语言警策，文笔锋利，词句精炼。他最擅长于以机智的讽刺来打击敌人，在他的字里行间，到处是嬉笑怒骂。他曾说过：“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自己认真的创作活动是在戏剧和诗篇方面，哲学小说只是写来消遣的作品。他在世时，获得崇高荣誉的也是他的剧本和史诗。但意想不到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他的哲学小说却成了他最重要的文学代表作，其中尤以《老实人》一书为典型。

伏尔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贯穿着反封建、反宗教的宗旨，宣扬理性和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由于采取了文学的形式，能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推动启蒙运动最有效的工具。

伏尔泰在哲学方面写过《哲学词典》、《论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等著作。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受洛克感觉论的影响，承认客观世界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反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体系，反对先验论，反对臆测，强调经验和实验的重要性。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反对一切宗教，但却相信在人们的意识中应当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位上帝虽然具有褒善惩恶的功能，却没有任何可以被感觉到的标志，所以是不可认识的。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对社会福利来说是必需的。因此，他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造一个。”可见他是从“神道设教”的理性主义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特别担心对上帝信仰消失后所带来的社会恶果。

伏尔泰虽然不是一位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从事过认真的研究，做过大量的实验，并写过《试论火的性质》这类论文。他向法国知识界极力鼓吹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他的功绩在于大力宣扬科学。

伏尔泰在历史方面曾写下《风俗论》、《查理十二》、《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巴黎国会史》等著作，其中《路易十四时代》至今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反对在历史中专门叙述帝王将相的个人事迹，而强调要研究整个民族、文化、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他主张写“哲学的历史”。他也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偏见。他的历史观是要面向世界，对人类一切民族的文化成就平等看待。他重视东方，特别对中国文化估价很高。当然，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他把中国的文化传统过分理想化了。

他虽然攻击封建制度，但并不反对君主制。相反的，他始终对“开明的哲学君主”抱着幻想。他虽然同情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但他却反对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运动。他期待着出现一个理性的王国，这个王国将由受过教育的、思想开明的、心地仁慈的国王统治着。在这样的王国里，具有启蒙作用的资产者起着主导作用，能够消灭一切迷信、偏见和迫害狂热，让贫苦人民得到较好的安定生活。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他强烈地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对战争的残酷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伏尔泰宣布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但是，他的原则是有局限性的。他不相信有可能建立消灭贫富的平等社会，而只提出人们必须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主张废除封建等级制和特权;认为一个人除了法律以外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自由人。他强调财产私有的必要性。他认为，丧失财产的人们将会是暴政和宗教狂的支柱。伏尔泰攻击一切宗教的道德论。他也否认道德是天赋的。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经验创造出来的，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

就其政治和社会观点而论，伏尔泰固然只是一位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但是，他在反封建、反宗教斗争中的功绩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他的才情洋溢的文学作品也将永远列入世界文化宝库之中。

邱妙津

邱妙津（1969年5月29日—1995年6月25日），女小说家。彰化人。199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曾任台北张老师心理辅导中心辅导员、新新闻杂志社记者。1994年就读于巴黎第八大学心理学系临床组，之后转入女性主义研究所。1995年6月自杀身亡。她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创作，在短短几年里，著有短篇小说集《鬼的狂欢》，中篇小说集《寂寞的群众》，长篇小说《鳄鱼手记》及《蒙马特遗书》《邱妙津日记》。这些作品相继获得台湾《中央日报》短篇小说奖、第四届《联合文学》新人奖、《联合报·读书人》1996年文学奖最佳奖。她作为著名女同性恋作家，对于台湾的“同志文学”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谢六逸

谢六逸（1898－1945），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翻译家,新闻家,教授。原名谢光燊,字六逸,笔名宏徒、鲁愚。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一个没落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文学,并能诗文。先后入贵阳达德小学、贵阳模范中学学习。1920年高中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专攻东洋文学史,同时在日本和国内报刊发表文章。1920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的表象主义是什么》。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曾任神州女学教务主任。1926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29年复旦大学成立新闻系,任系主任。1935年起兼主编上海《立报》文艺副刊《言林》,颇有影响,有“言林体”之称。1937年主编《国民周刊》,继郑振铎之后主编《文学》旬刊。1938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此期间,与作家蹇先艾、李青崖等人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并与华问渠、马宗融等人创办文通书局编辑所任总编辑。出版《文讯》月刊及众多文化典籍,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工作,对抗战时期的文化事业贡献卓著。由于劳累过度,贫病交加,于1945年病逝,年仅四十七岁。他著述颇丰,主要有:散文小品文集《水沫集》(世界书局)、《茶话集》(新中国书局)、《文坛逸话》等;译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近代日本小品文选》、《日本文学》、《神话学ABC》、《农民文学ABC》、《日本文学纲要》、《日本文学史》、《文学与性爱》(开明书店)、《世界文学》、《志贺直哉集》等;新闻学专著:《实用新闻学》、《新闻储藏研究》、《国外新闻事业》等;此外还编过《儿童文学》月刊,出版儿童读物《母亲》、《清明节》(均编入“小朋友丛书”;北新书局)、《红叶》(新中国书局)、《鹦鹉》(新中国书局)及《海外传说集》(后分为《罗马故事集》和《日本故事集》;世界书局),还翻译过一些儿童文学书籍等。他写作严谨,为我国现代文学、中日文化交流、新闻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均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学者称石园先生，鄞县人。万泰第八子。8岁能背诵扬雄《法言》，终篇不差一字。因不死守塾规，被父兄关在书室，遂遍读史书。16岁寓居城外海会寺，锐意攻读二十一史，继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复披览邸报、野史、家乘。后从兄同受学黄宗羲，学问益进。学主慎独，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精明史。承父师教诲，崇尚气节，也以明遗民自居，绝意仕途。 清康熙十七年(1678)，浙江巡抚荐应博学鸿词科，力辞不就。次年，清廷诏修《明史》，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荐他入史馆，以翰林院纂修官受七品俸，复力辞。后秉承师嘱，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入京修明史。至京，徐元文请至家中，委笔削诸事。徐元文兄、刑部尚书徐乾学与谈《丧礼》，因请为辑《读礼通考》。

后《明史》总裁由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继任，均以礼相待。诸纂修官稿毕皆送他审核，阅毕即告某事记于某书、某卷、某页补入，某事应查某书、某页核实，核之无一误者。黄宗羲尝赠诗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于史馆19年，以所学之长，撰成明史列传300卷、明史表13卷、宰辅会考8卷、河渠志12卷，最终手定《明史稿》500卷(后《明史稿》被王鸿绪删改，于他卒后12年、21年两次进呈，据为己著，至晚清始为魏源所揭露)。居京期间，屡开讲席，启导后学，学者尊称“万先生”，而他每自署“布衣万斯同”。晚年双目失明，仍口授答问、讲学。卒于明史馆。墓在奉化莼湖镇邬阳观山南麓。

尚著有经、史、地理、诗文等集，如《历代史表》、《儒林宗派》、《两浙忠贤录》、《昆仑河源考》、《五礼通考》、《石经考》、《石鼓文考》、《庙制图考》、《石园诗文集》等。今宁波天一阁藏其《明史稿》列传部分手稿10余册。

〔正 史〕

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父泰，生八子，斯同其季也。兄斯大，《儒林》有传。性强记，八岁，客坐中能背诵《扬子法言》。后从黄宗羲游，得闻蕺山刘氏学说，以慎独为宗。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劘切，月有会讲。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荐鸿博，辞不就。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应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于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于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①。士大夫到门谘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 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②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鸿绪稿，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于荣利，修脯③所入，辄以赒④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浸入不得归，为醵钱⑤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候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清史稿·万斯同传》卷四八四

〔注 释〕

①爽：失，差。②具：通“俱”，都，完全。③修脯：干肉。旧称学生致送教师的礼物，后泛指教学的酬金。④赒：周济。⑤醵钱：集资。

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みやざき いちさだ，1901年8月20日—1995年4月13日），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學者。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静间（现在的饭山市）。

宫崎在读完当地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后，成为了1919年9月刚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甲类的第一批学生。从中学到高中，他最热衷的就是创作和歌，因为仰慕岛崎藤村而起了宫崎藤仙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校，和同年级的几个学生发行了誊写版印刷品同人志。父亲市蔵往《阿拉拉提》杂志投稿并被岛木赤彦选中刊载。受此影响，宫崎自己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发表在同一个杂志上。这个时期的宫崎努力作诗，成为了杰出的文章好手，即使是写作学术论文，一般的读者也能轻松地读明白。

1922年宫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人专攻东洋史。

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大学毕业。宫崎作为一年的志愿兵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兵役义务结束不久，宫崎作为教授赴任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

1930年，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退学，同年与小西松枝结婚，翌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

1932年（昭和七年），日军入侵上海，宫崎接到召集令，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马厂长来到上海附近，为了达成停战协定，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三个月后事息归国。1933年發表論文「古代支那賦税制度」、「支那城郭的起源異説」。

1935年，宫崎市定获得了到法国留学的机会。从1936年2月到1938年8月，他留法两年半。一路游历中东和欧洲诸国，后经美国归国。

1944年5月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1950年，宫崎市定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长，同年出版『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1955年起出任东洋史学会（日语：東洋史研究会）会长。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事，兼任所谓的教养部长，次年，因为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变得激昂，每天都不断地举行对策会议。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二十多年的赴外旅游计划逐个实现。1960年10月赴法国任巴黎大学客座教授，后回国。不久又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2年7月回国。1965年于京都大学退休后任京大名誉教授，同时兼任德国汉堡大学和鲁尔大学客座教授。

1958年以《九品官人法研究》荣获日本学士院奖，1978年获法兰西文学院颁发的汉学奖儒莲奖，1989年获日本政府文化功劳者奖章。

1983年出版《谜一般的七支刀》。

1991—1994年岩波书店出版了25卷本《宫崎市定全集》，其中就包括1983年出版的『中国史』（上・下）。

1995年，宫崎市定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

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 1457/1458–1521年5月10日）德国人文主义者和讽刺作家。布兰特于1457年或1458年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父亲是旅店老板迪博尔德·布兰特，母亲是芭芭拉·布兰特（娘家姓里克勒）。 他于1475年10月进入巴塞尔大学，作为雅各布斯·胡戈尼乌斯的助手，他没有支付入学费用。他曾在希罗尼穆斯·柏林的宿舍住了五年。他最初学习哲学，后来转学到法学院。拉丁语由约翰·马蒂亚斯·冯·根根巴赫教授，他也在哲学系讲授哲学。他最初在哲学系学习，后来学习法律。据推测，他于1476年开始学习法律，因为他的学士学位已经在1477-1478年的冬天提到过，1484年布兰特获得了执照。 1483年，他开始在大学任教，并于1489年完成了法学博士学位。他毕业于教会法和民法。148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斯特拉斯堡,1503年起任该城司法官,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任命为帝国参议员,授予伯爵称号。著作涉及法律、宗教、政治、伦理,以1494年寓言作品《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最为有名。作品针砭时弊,敦促社会革新,影响颇大,被广为传译并引起“愚人文学”派的产生。《愚人船》,写一只大船满载各种各样的愚人,象征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罪恶:骑士拦路抢劫,高利贷者使穷人倾家荡产,政府官吏胡作非为,僧侣虚伪透顶,学者不学无术……这部书是15世纪德国社会习俗的一面镜子,揭发了种种时弊,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仅作者生前就连续再版13次,并且被译成拉丁文、法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

莫友芝

莫友芝（1811～1871），清代学者。字子偲,号郘亭,又号紫泉,晚年号眲叟。贵州独山人。少年时代随父莫与俦迁居遵义。幼从父学,稍长,拜沙滩黎恂为师,与郑珍同窗共读。道光十一年(1831)中举,十七年与郑珍进京会试落第。次年,受知府平翰聘请,与郑珍共同编纂《遵义府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受聘主讲湘川书院。二十六年,再次赴京会试,在琉璃厂寻购古籍时邂逅并结交曾国藩。其后,数度赴京会试,均未如愿。咸丰九年(1859),自京南下游历湖北、安徽、浙江、江苏,从曾国藩幕府逾10年。其间,与名流学士结交酬唱,遍访江南藏书文斋,专事古籍校刊、注释,着重研究版本目录学与金石学。同治十年(1871),自水路赴扬州途中,突患急病,死于舟中,归葬遵义。莫友芝精通汉学、宋学,于声韵、训诂、经史、金石、版本目录,无不探讨,并工于诗文,与郑珍并称“西南巨儒”。对金石及版本目录学致力尤深,所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书,流传甚广,成为后世学者案头必备之书。版本目录学专著还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3卷、《持静斋藏书记要》2卷、《郘亭书画经眼录》4卷。其他著作有:声韵训诂学专著《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1卷、《韵学源流》1卷;史志专著《遵义府志》48卷、《黔诗纪略》(又名《贵州诗纪传证》)33卷;诗词、杂文《郘亭诗抄》6卷、《郘亭遗诗》6卷、《影山词》2卷、《郘亭遗文》8卷。总集为《独山莫氏郘亭丛书》,共66卷。莫友芝书法以隶、篆见长,富有金石味。

李源澄

李源澄(1909.7.7-1958.5.4)，四川犍为人，字俊卿，又作俊清。清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生于四川省犍为县。祖父李富春系清代秀才，授教于乡里。父亲李昌绪，有子女三人，李源澄居长。他幼年聪颍，跟随祖父学习，深得喜爱。少年时期入国学大师赵熙主持的荣县中学，学习成绩优异，会考名列第一，毕业后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随后，他出川东下，到南京支那内学院、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进修经史之学，师从廖平、章太炎、欧阳竟无、蒙文通等先生，并受聘教授于无锡国专。民国26年（1937年），在苏州创办了杂志《论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川在国立四川大学、蜀华中学等学校讲学，后又去贵州、云南执教于内迁的浙江大学及大理民族文化书院。民国31年（1942年）再回川大执教。两年后，因不满该校派系斗争，去西山书院，仍不合意。民国34年（1945年）在灌县灵岩山自办灵岩书院。民国36年（1947年）去昆明执教于云南大学及五华书院。民国37年（1948年）受大学者梁漱溟之邀，到重庆北碚勉仁文学院作教务长和史学教授。民国38年（1949年）兼任重庆四川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解放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兼历史系教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5月4日，李源澄在病床上郁郁而终，一代大学者就这样默默的离开了人世。李先生去世后，校方将其夫人和女儿送回犍为县老家务农，李先生的遗物无人收拾，全部失散， 最为可惜的是他编撰的《魏晋南北朝史》手稿，也不知所踪。出版著作《诸子概论》、《学术论著初稿》、《经学通论》、《秦汉史》等。另外，有关经、子、史学论文104篇，发表于各学术刊物。

麻瑞亭

麻瑞亭(1903-1997)，男，汉族，山东省安丘县人。1903年生于山东安丘。弱冠之年，卒遭时疫，病至危笃。幸得黄元御四传弟子舅祖李鼎臣精心救治，方得脱险。由此拜舅祖为师，弃文习医。清代黄元御的五代传人，业医60多年，对黄氏医术精研而有深功，并旁纳诸先之精蕴，融汇于其医术之中，学验俱丰，医术精湛，特色鲜明。

1931年，麻瑞亭随父迁居西安。1937年参加陕西省中医师考试，名冠榜首，乃悬壶于西安市东新街，历时10余载，迎来西安解放。

1955年报名应选到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历任中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西安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暨内科分会主任委员等职。1963年至1987年，当选为西安市暨陕西省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编著《医林五十年》，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1983年至1987年，完成国家卫生部下达的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任务，领衔点校《黄元御医书十一种》170多万字巨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1991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暨陕西省中医药科技成果二等奖，199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1991年至1992年，为来自全国22个省、市基层和农村的121名学员传秘讲学，通过拜师会仪式收为门徒，堪称桃李满天下。

麻瑞亭于1987年退休，谢绝省、市多家医疗单位高薪聘请，仍坚持在西安市中医医院专家门诊部应诊、带教。1992年，麻瑞亭步入90高龄，方正式退休，颐养天年，1997逝世，享年95岁。

著有《医林五十年》、《麻瑞亭医案医话》、《麻瑞亭治验集》等。

林季仲

林季仲（1088-1150），字懿成,号竹轩,永嘉(今属浙江)人。宣和三年上舍及第,调婺州兵曹参军,迁仁和令。绍兴四年,以赵鼎荐除秘书郎。五年,改祠部员外郎(《南宋馆阁录》卷七)。六年,试太常少卿。七年,出知泉州,召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八年,以力阻和议夺职,起知婺州,改处州。后以直秘阁奉祠,卒。季仲在绍兴之际素有重望,陈岩肖称其喜为诗,“诗语佳而意新”(《庚溪诗话》卷下),《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诗“虽边幅稍狭,已近江湖一派,而笔力挺拔,其清隽亦可喜也”(卷一五八)。如《赠虞教授别》、《郊行感怀》、《春日郊行》诸篇,均为其诗歌代表之作。所存文章以奏札、书启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其“集中札子虽所存无几,而多力持正论,深切时弊之言。其赵鼎南迁以后,所与简牍数篇,无不反覆慰藉,词意谆挚,交道之笃,尤可概见”(同上)。其《论用人状》以为当“为官择人,毋为人择官”,量材授官,宜久其任,确为“深切时弊之言”。著有《竹轩杂著》十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原集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搜辑遗文,重编为六卷。《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三九一八至三九二一收其文四卷。事迹见《宋史翼》卷一○、《南宋文范作者考》卷上。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9.17—1963.3.4），美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和医生。与埃兹拉·庞德和H.D.（Hilda Doolittle）同为意象派运动的主要诗人，经常以美国题材和主题写作，1963年获普利策奖。他的诗集主要有《地狱里的柯拉》（1920）、《春天及所有》（1923）、《勃鲁盖尔的绘画》（1962）和《帕特森》（1963）等。

威廉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市附近的拉瑟福德，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波多黎各人，有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犹太血统。他在拉瑟福德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直到1897年先后被送往日内瓦附近的一所学校和巴黎的孔多塞中学就读两年。回到纽约后，他进入霍勒斯·曼恩高中，在通过考试后，1902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录取，1906年毕业。1912年，威廉斯向弗洛伦斯·赫尔曼（Florence Herman）的姐姐求婚遭到拒绝后，与弗洛伦斯结婚。他们搬进了拉瑟福德的一所房子，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威廉斯毕生都安家在拉瑟福德，在那里从医直到退休。

尽管威廉斯的主业是小儿科及全科医生，他的文学创作却非常丰富，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评论、翻译。他晚上写作，周末通常在纽约与作家、艺术家朋友们一起度过。他参与了意象派运动，但很快就开始形成与埃兹拉·庞德和T. S.艾略特不同的观点。他被选录最多的诗歌《红色手推车》，被认为是意象派运动风格和原则的一个例子（另一首诗《便条》也是）。然而，威廉斯和他的同道庞德一样，早在这首诗被放在《春天及所有》中出版之前，就排斥意象派运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艺术家落脚纽约，威廉斯借此结识了一些先锋派艺术家，包括美国的曼·雷（Man Ray），以及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如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和马塞尔·杜尚。1915年，威廉斯开始与一群被称为“他者”（The Others）的纽约艺术家和作家交往。由诗人阿尔弗雷德·克林堡（Alfred Kreymborg）和曼·雷创立的这个团体，成员包括沃尔特·康拉德·阿伦斯伯格（Walter Conrad Arensberg）、华莱士·史蒂文斯、米娜·洛伊（Mina Loy）、玛丽安·摩尔和马塞尔·杜尚。通过这些交往，威廉斯了解了达达主义运动，这可能解释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原则对他早期诗歌的影响。与他们的交往使威廉斯成为美国早期现代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

然而，与当时移居欧洲寻求新的创作环境的艺术家相比，威廉斯过着非常传统的生活。作为一名为拉瑟福德市民服务了四十多年的医生，他依靠他的病人、周围的环境及自己热情洋溢的想象力创作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诗歌。威廉斯的诗通常聚焦于国内，“以其移情、同情及对主题强烈而情绪化的认同感著称”。他的诗也具有一种典型的诚实，“威廉斯没有乐观主义的盲目，”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写道，“尽管有一种新鲜的快乐，一种固执的或不可战胜的快乐。”他希望像在小城市、移民和工人背景下的美国人一样说话，反映日常语言的节奏，从日常环境和普通人生活中提取主题。他想通过源自美国文化和社会异质性的新鲜、原始的习语来更新语言，同时将其从他认为已经过时的英国和欧洲文化语言中解放出来。

威廉斯不喜欢庞德和艾略特经常在诗中引用外文和典故（尤其艾略特），比如像《荒原》那样。他更喜欢从他所谓的“当地”取材。在他的现代主义地方史诗《帕特森》中，他记述了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的历史、人物和精髓，审视了诗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威廉斯最著名的短语“不要观念，只在事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即是他诗歌创作方法的总结。他提倡诗人应抛开传统的诗歌形式和不必要的文学典故，试着去看世界本来的样子。玛丽安·摩尔，另一位对传统诗歌形式持怀疑态度的诗人，说威廉斯使用的是“猫和狗都能读懂的普通美国语言”，带有明显的美国习语。

威廉斯的家庭给了他丰富的艺术和文学素养。他的祖母，碰巧叫艾米丽·狄金森，是一名戏剧爱好者，他的母亲则喜欢画画。威廉斯的父亲给他的儿子们讲他最喜爱的作家莎士比亚，给他们诵读但丁和《圣经》；中学时威廉斯热衷于科学和数学，后来对语言产生兴趣，第一次感受到伟大书籍带来的兴奋。他的第一首诗就是那个时期写下的。除了一种日益清晰的写作意识，威廉斯的早年生活可说是“苦乐参半”，他自己曾经写道：“恐怖主宰了我的青春，但不是恐惧。”詹姆斯·布雷斯林（James Breslin）推测说，这种恐怖部分来自“他父母试图灌输给他的刻板的理想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写给母亲的信，体现了威廉斯的一些期望：“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做任何一件有预谋的坏事”“而且……对你和爸爸，除了最纯洁、最崇高、最美好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别的想法”。他高中毕业后直接到宾夕法尼亚学医，主要是受父母的影响。但正如布雷斯林所指出的，威廉斯把大学经历当作一种激发创造力的途径，而非像他父母所希望的，作为一种成功的手段。父母希望儿子在医学上取得成功，而他自己则没有那种传统式的冲动。

威廉斯所感受到的这种冲突，反映在他那时的诗歌英雄—约翰·济慈和沃尔特·惠特曼身上。济慈传统的押韵和测量式的诗节给这位年轻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济慈曾是我的上帝”，威廉斯后来透露；他的第一部重要诗歌作品就是以济慈的《恩底弥翁》为典范。相比之下，惠特曼的自由诗则提供了“一种追求自由和释放自我的冲动”，唐纳德·巴洛·斯托弗（Donald Barlow Stauffer）说。威廉斯解释了他是如何把惠特曼和向往自由的冲动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我保留了我的‘惠特曼式’思想，一种净化和忏悔，以便把我的头脑和心灵从浮夸的痴迷中清理出来。”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年，威廉斯发现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是一位比惠特曼更为生动的导师。威廉斯和庞德的友谊是这位年轻诗人一生中的一个分水岭：他后来坚持说，“在遇到庞德之前和之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在庞德的影响和其他刺激下，”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John Malcolm Brinnin）说，“威廉斯很快就准备关上这扇门，‘一方面是考究的济慈的优雅，另一方面是原始的惠特曼的活力’。”除了诗歌方面的影响，庞德还把威廉斯介绍给了一群朋友，包括诗人H.D.和画家查尔斯·德穆斯（Charles Demuth），这使得威廉斯和庞德、H.D.及其他人一起成为后来被称为意象派运动的核心成员。当绘画（塞尚）、音乐（斯特拉文斯基）和小说（斯泰因）开始了相关的革命运动时，诗歌仍然停滞于“填写标准格式”的努力上，大卫·珀金斯（David Perkins）解释说。意象派诗人通过强调“敏快、整洁、实用的措辞”来打破这种公式化的诗歌。

当威廉斯继续自己在美国习语上的创新和形式上的实验时，他在一些同代人中失宠了。在批评的包围下，威廉斯在这段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守势。不管有没有盟友，威廉斯决心继续推进他认为自己在美国诗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

然而，威廉斯没有预见到T. S.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诗歌的“原子弹”。威廉斯对艾略特的天才没有异议，他说艾略特写的诗和济慈的《夜莺颂》一样好，但是，简单地说，“我们在打破规则，而他却在顺应课堂英语的优点”。正如他在自传中解释的那样，“我立刻感到这让我倒退了二十年，我确信如此。批判地说，就在我感到我们正处在要逃向更接近一种新艺术形式实质的那一刻，艾略特却让我们回到了教室，而这种新艺术形式根植于当地性，理应结出硕果”。威廉斯不仅对艾略特的成功感到威胁，而且对《荒原》受到的关注感到威胁。正如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所指出的，“他被晾在了一边：庞德实际上是艾略特诗歌的合著者，而玛丽安·摩尔则被极化向艾略特一端”。威廉斯感觉到了这一点，而这种感觉还将持续二十年。他自己的诗歌将不得不与日益增长的艾略特批评的正统理论相抗衡。艾略特掀起的波澜无疑让他情绪低落，但同时也鼓舞了他：“他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我来说是一种冲击”，威廉斯承认，“我的同代人纷纷涌向他，远离我想要的东西。它迫使我成功”。

正如与庞德的相遇对威廉斯的早年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样，艾略特《荒原》的出现也标志着他创作生涯中期的重要变化。尽管威廉斯最好的一些诗歌出现在1923年出版的《春天及所有》中，他却有近十年没有出版下一本诗集。罗德·汤利（Rod Townley）推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艾略特的成功；另一个可能是他自己的成功，他的《春天及所有》，只有少数人知道。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无法超越自己；有些人认为他再也没能超过”。

长诗《帕特森》帮威廉斯找回了多年来一直缺少的关注。1949年，威廉斯被邀请担任国会图书馆顾问。里德·惠特莫尔（Reed Whittemore）报道说，威廉斯最初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拒绝了，但他在1952年决定，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命。不幸的是，诗歌杂志《抒情诗》（Lyric）的编辑及出版人得知了威廉斯被任命的消息，随后宣布威廉斯与“共产主义”有关联。她坚持认为威廉斯的《俄罗斯》（Russia）一诗是“共产主义的声音”。尽管很少有报纸将此指控公之于众，但国会图书馆突然撤销了这项任命。虽然在这一事件中，几乎没人站出来为威廉斯辩护，威廉斯可能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但也没有什么能像第三代诗人崇拜他那样给他支持，将他认作他们的诗歌之父。“《帕特森》是我们的《草叶集》”，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宣称。“时代变了。”确实如此。占主导地位的诗派，艾略特和艾伦·塔特（Allen Tate）的学院派，正在让位给惠特莫尔所说的50年代的“词的革命”。罗伯特·洛威尔、艾伦·金斯堡、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丹尼斯·莱弗托夫（Denise Levertov）、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 和 希 德· 科 尔 曼（Cid Corman）等诗人在威廉斯身上发现了学院派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如布鲁斯·库克（Bruce Cook）所说，威廉斯“顶住了艾略特的影响，不理会新批评派和追随他们脚步的学院派诗人，只是走自己的路，他的诗行随着每首诗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尖锐”。

尽管他的创作早先被其他诗人所掩盖，但他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灵感源泉。他是著名的实验者、革新者，美国诗坛的革命性人物。他对美国文学最显著的贡献之一是，他愿意成为年轻诗人的导师。尽管庞德和艾略特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更受赞誉，但在随后的几代人中，许多重要的诗人要么受到过威廉斯的亲身指点，要么声称威廉斯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美国文学运动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垮掉的一代”“旧金山文艺复兴”“黑山派”和“纽约派”。他亲自指导过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和查尔斯·奥尔森，后者对“黑山派”的诗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黑山派”有关的另外两位诗人罗伯特·克里利和丹尼斯·莱弗托夫也曾师从威廉斯。威廉斯还是“旧金山文艺复兴”的创始人肯尼斯·雷克罗斯（Kenneth Rexroth）的朋友。威廉斯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演讲，激励启发了那场文艺复兴的另外三位重要成员：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和卢·韦尔奇（Lew Welch）。作为导师，威廉斯与新泽西人艾伦·金斯堡的关系最为紧密。金斯堡认为威廉斯从本质上解放了他诗意的声音。威廉斯在《帕特森》里保留了几封金斯堡的信，称其中一封给了他第五部分的创作灵感。威廉斯还为金斯堡的两本书写了介绍，其中就包括《嚎叫》。

威廉斯“当作家比当医生更加努力”，他以自己的医学生涯作为支撑他诗歌创作的谋生手段，但在他的一生中，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出色。他的一些诗是在处方空白处写下的，还有的则是在病人就诊间隙的几分钟内打出来的。琳达·瓦格纳（Linda Wagner）透露，“从一开始，他就懂得权衡：他写作的时间较少，比只投身于一种事业的人需要更多的体力。（他）情愿过一种仓促的生活，那将是必然的，把两个完整的一生挤进一个里……从第一种当中学习，然后通过第二种理解。毫无疑问，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和罗伯特·奥克莱尔（Robert O’clair）称他为“自契诃夫以来最重要的文人医生”。威廉斯深刻的人性意识贯穿于他的医生工作和写作中。“他喜欢当医生，喜欢出诊，喜欢和人说话。”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回忆说。韦伯斯特·肖特（Webster Schott）给出了一个或许不那么主观的评价，他将威廉斯定义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精力充沛、富有同情心、有社会意识、忧郁、温文尔雅、地方性、坚韧、挑剔、变化无常、独立、敬业、全心负责。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所有的人格特质都融合在他的作品中”。正如兰德尔·贾雷尔所指出的，威廉斯正是在他作品中证示着“他感觉，而不仅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比他们的相似之处重要—你、我、他，都是那些小矮人”。

1948年，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威廉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49年之后，又中过几次风。1953年，他还在精神病院接受了抑郁症临床治疗。1963年3月4日，威廉斯在拉瑟福德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岁。1963年5月，威廉斯的诗集《勃鲁盖尔的绘画》（1962）获得普利策奖，并获得国家艺术与文学学院诗歌金奖。美国诗歌协会继续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名义颁发年度奖，以表彰由小型、非营利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佳诗集。他被安葬在新泽西州林德赫斯特的公墓。威廉斯在拉瑟福德的房子如今被列入了国家历史遗迹名录。2009年，他被选入新泽西名人堂。

吴融

吴融（850年-903年），字子华,行大,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自少力学,富有文藻。广明、中和间即享盛名,虽久困名场而同辈事之如先达。曾隐居润州茅山西,又徙居长洲(今江苏苏州)。龙纪元年登进士第,旋为韦昭度辟掌书记,随军讨蜀。累迁侍御史。乾宁二年,因事贬官,流寓荆南,依节度使成汭。次年冬,召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天复元年,昭宗复位,融撰诏书十余篇,顷刻即成,且简备精当,为昭宗所激赏,遂擢为户部侍郎。是年冬,朱全忠犯京师,昭宗避往凤翔,融扈从不及,流寓阌乡。三年,召为翰林学士,迁翰林承旨学士,卒。融诗文兼擅,亦留心翰墨,工行楷。与诗人韩偓、方干、贯休等人交往唱和,并为贯休《禅月集》作序。其诗多为纪游题咏、送别酬和之作,个别诗篇如《彭门用兵后经汴路》、《华清宫》等诗,亦能反映唐末战乱现实,讽刺时政。《废宅》一诗,亦寓意悠远,薛雪称之为“晚唐绝唱”(《一瓢诗话》)。辛文房称其诗“靡丽有余,而雅重不足”(《唐才子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评云:“以文章工拙论之,则融诗音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较(韩)偓为稍胜之焉。在天祐诸诗人中,闲远不及司空图,沉挚不及罗隐,繁富不及皮日休,奇闢不及周朴。然其余作者,实罕与雁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融诗集》四卷、《制诰》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唐英集》三卷,《宋史·艺文志》则记《吴融赋集》五卷。今有汲古阁本《唐英歌诗》三卷传世。《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见卷六八四至卷六八七。《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卷九补其诗一句,《续拾》卷三六又补收三首一句。文一六篇,见《全唐文》卷八二○。生平事迹见《唐摭言》卷五、《北梦琐言》卷四、《新唐书》卷二○三本传、《宣和书谱》卷一○、《唐诗纪事》卷六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九。

乔治·西默农

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02.13～1989.09.04）， 比利时法语作家。生在列日一个保险公司职员的家庭。当过店员,后来当记者。1921年以乔治·西姆(Georger Sim)为笔名发表第一部通俗小说《在阿什桥上》,到1969年发表《榛树林》的时候恰好是200部。这些作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侦探小说,一种是社会心理分析小说。

1931年,西默农发表长篇小说《拉脱维亚人皮埃尔》,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所谓“梅格雷体系”。这是一套以探长梅格雷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前后写了30余年,到1963年为止共写了82部。其中主要的有《已故的加莱先生》、《圣福里安的吊死鬼》、《一个人的头》、《黄狗》、《十字路口之夜》、《梅格雷旅行》、《梅格雷和流浪汉》等。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侦探小说,主要不是描写侦稽谁是罪犯,而是研究为什么犯罪,描写案件的因果关系和环境对人的影响。

西默农的社会心理小说题材广泛,有的表现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解体和人的孤独绝望(《一个穷人一生中的四天》,1949;《总统》,1958),有的谴责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月夜的打击》,1933;《黑人住宅区》,1935),有的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对青年一代的恶劣影响(《雪是脏的》,1948),有的揭露流氓歹徒(《里科兄弟》,1952),等等。

西默农的小说情节富于戏剧性,侧重于心理分析和当代生活习俗的描写,往往提出尖锐的道德问题,发人深思。在世界各国拥有极广泛的读者,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西默农于1952年被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1973年,《西默农全集》 72卷出齐, 他宣布以后不再写小说。 70年代后半期主要写作回忆录,如《给我母亲的信》(1974)、《象别人一样的人》(1975)、《足迹》(1976)等。他还写有自传和文学论著多种。

薛瑄

薛瑄（1389年－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人（今河津市），明朝官员、理学家。

薛瑄生于书香世家，祖父薛仲义“通经术，以元末不仕，教授乡里”。父亲薛贞曾任元氏县儒学教谕。薛瑄幼时聪颖，入私塾学习《诗》、《书》，日记千百言。因其父改官河南鄢陵，便补当地县学生。永乐十八年（1420年），薛瑄参加河南乡试，高中第一名，次年联捷辛丑科进士。宣德年间授官御史，又因继母去世归返。正统初年，任山东提学佥事，升大理寺左少卿。当时王振权倾朝野，薛瑄见之不拜，得罪王振，被逮捕下锦衣卫诏狱，以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死刑。处斩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厨房流泪，王振问他为什么哭，仆说：“听闻今日薛先生要处死。”王振大为震动。后经兵部侍郎王伟等申救，得以免死。景帝嗣位，经由给事中程信推荐，起用为大理寺丞。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英宗复辟，拜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预机要事务。因见石亨、曹吉祥乱政，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隆庆六年（1572年），从祀孔庙。《明史》有传。

薛瑄好“程朱理学”，曾言“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毋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薛瑄主要著有《薛瑄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皇明经世文编》录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匡亚明

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原南京大学校长，社会科学家。镇江丹阳导士镇人。儿时曾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苏州第一师范学习，192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同年夏，经恽代英介绍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委书记，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等工作。1932年任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公开报纸上海《日日新报》主笔。同年秋任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1933年春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26至1935年间先后四次被捕，在狱中关押四年余，抗战爆发后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无条件保释。1938至1949年间，历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大区撤消时主动要求到学校工作，历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后，复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山东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作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出访美国、日本；以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身份参加主持在西德举办的国际儒学研讨会。在长期从事党的实际工作的同时，还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研究工作。三十年代初就曾出版短篇小说集《血祭》和社会科学论著《社会之解剖》。在主持《大众日报》工作期间，撰写了一系列社论、政论文章。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许多建树。对中国历史、哲学及传统文化素有研究，近年来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了《孔子评传》，发表了数十篇论文。目前正主编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拟和童懋林教授合作撰写《孙中山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