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笔名伏尔泰（法文：Voltaire），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人和巨擘。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方面写了大量著作。他毕生致力于揭露和打击黑暗的封建制度与宗教统治。他的成就和影响使他成为世界上永垂不朽的名人之一。 1694年11月22日，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 是一个法院公证人，后任审计院司务。

伏尔泰幼年受其教父沙多芮夫的影响，对文学发生兴趣。3岁时就能背诵拉·封登的《寓言》。10岁进耶稣会办的大路易中学。12岁时已能作诗，并爱阅读毕耶尔·贝尔所撰反对宗教、宣扬自由的论著，开始对神学表示怀疑。16岁中学毕业，他的父亲希望他继续学习法律，将来成为法官。但他立志于当文学家，不愿学法，遂成为一个无职业的文人，经常写作一些讽刺诗和即景诗，出入豪贵之门，以其警句妙语博得王公贵胄们的赞赏。1714年，当伏尔泰20岁时，沙多芮夫出任驻荷兰大使，曾一度把他带去充当随员，但不久即被送回巴黎。

1715年，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死了，曾孙路易十五嗣位，年方5岁，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摄政。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封建王权的鼎盛时代。路易十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奢侈淫佚，专制独裁。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受他的情妇曼特侬夫人的影响，使教会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力大大增长。因此，在伏尔泰的少年时代，法国在表面上虽呈现繁荣富强和文化发达的假象，而实际上国库空虚，贵族、僧侣两大特权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深，拥有经济实力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仍处于被压制地位，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强烈的阶级矛盾已经为未来的大革命孕育了种子，启蒙运动即将应运而生了。

就在这个时候，伏尔泰充当了启蒙运动的旗手。他开始写讽刺作品攻击宫廷的淫乱生活，因而于1717年被捕，在巴士底狱，禁锢了11个月。在狱中，他写下了以希腊神话中一个乱伦故事为本事的悲剧《欧第伯》和一首歌颂亨利四世的长篇史诗(亨利四世是法国国王(1589—1610)，因颁布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结束宗教战争而被宗教狂热分子所刺杀)。出狱后按例须短期流放出巴黎，他乃寄居于贝杜纳公爵在苏里的别墅中。这期间，《欧第伯》在巴黎上演，被认为是对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乱伦丑闻的讽刺，因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伏尔泰由此在文学界大露头角。但他在苏里却因言语顶撞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遭到侮辱性的殴打。周围的贵族，包括他的东道主反而对他嘲笑，使他亲身体验到阶级间的不平等，加深了他对贵族阶级的愤恨。对方害怕伏尔泰报复，又通过朝廷大臣关系，于1725年重新把伏尔泰投入巴士底狱。被囚禁几天以后，他被放逐出法国，动身到英国去了。

他在英国住了3年，体会到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法国封建统治优越，对英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感。在此期时，他研究了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著作，结识了英国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包括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家斯威夫特。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使他感受很深，当时法国的戏剧界是并不重视这位伟大作家的。

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此后数年中，他写作了歌颂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剧《布鲁杜斯》和反对宗教狂热的悲剧《采儿》。这两部剧的上演都获得成功。同时，他开始投资于商业活动，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使他此后得以过着优裕的生活。

1734年，在卢昂出版了伏尔泰的《英国通讯集》。这部书借书信体裁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宗教、科学和哲学，并对法国的宗教教派斗争进行抨击，同时也发表了作者本人的哲学和神学观点。书一出版，就被法院判为禁书，当众焚毁。伏尔泰被迫流亡在外，最后定居在他的情妇夏德莱夫人的家中。

这里是洛兰省边境西雷地方的一座幽静的城堡。伏尔泰在此断断续续居住了14年(1734—1749)之久。在这段时期中，伏尔泰写下了大量文学、史学、科学和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攻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反动统治，因而不得不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就在这时候，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为了沽名钓誉，给伏尔泰写信表示对他热烈崇拜，伏尔泰也误认腓特烈为未来的“开明”君主。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的通讯联系。1740年，腓特烈即王位。法国宫廷想联合普鲁士来对付英、奥两国，便请伏尔泰担任密使去见普王。这次使命并未成功，但伏尔泰却因此一度得到法国宫廷的宠任，被授以普通侍从和王家史官之职，并于1746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这些荣耀并没有改变伏尔泰的观点，他仍然被一些权贵们认为是难以容忍的危险人物。他终于又与夏德莱夫人一同回到了西雷。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不久，伏尔泰就被普王腓特烈请到了普鲁士，作为贵客。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快就破裂了。伏尔泰尖锐地讽刺了普国官方科学堡垒——柏林科学院——而激怒了腓特烈，不得不离开普鲁士。

通过痛苦的经验，伏尔泰决心不再与任何君主往来，而要为自己找寻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1755年，他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佛尔纳置了一所宫堡及其附近的地产，在这里度过他富裕的晚年。

伏尔泰在普鲁士的时候，开始与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定居在佛尔纳以后，更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启蒙运动之中。他一面积极从事创作，写出了哲学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等不朽的名著;一面继续与《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维持联系，对他们的工作予以支持。他对法国政治界、文化界、社会上以及教会发生的大小事件无不关心，他对这些事件的意见写成了无数的信札或小册子，以各种名字分发出去。20年间，从佛尔纳寄出的这种文件如雪片一般散布于欧洲，人们竞相传诵。各国反动统治者不断地加以查禁、斥骂，但均告失效。当时法国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启蒙运动的健将，如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狄亚克、布封、杜尔阁等人，无一不是伏尔泰的后辈，尽管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却团结在一起，并公认伏尔泰是他们的导师，对他推崇备至。

1762年，法国土鲁斯地方司法界发生了一宗惨无人道的宗教迫害案。有一个新教徒商人让·卡拉的儿子因欠债自杀，教会诬陷卡拉，说成是因死者打算改奉旧教而被父亲谋害。法院站在教会一边，将卡拉全家逮捕，加以残酷拷打后，判处卡拉死刑。刽子手用铁棒打断卡拉的胳臂、肋骨和双腿，再把他挂在车轮上拖死，然后再用火焚尸。卡拉家有人逃到了日内瓦，离佛尔纳很近。伏尔泰对此事作了详细调查后，无比震惊。他满怀义愤地向欧洲各国控诉土鲁斯法院的暴行，为卡拉鸣冤。欧洲的舆论轰动了。法国政府被迫于1766年为这件案子平反。伏尔泰以“卡拉的恩人”的名字受到法国人民群众的热烈爱戴。

但就在这同一年，法国阿贝维耶地方又发生另一件惨案。一个青年骑士拉·巴尔由于宗教裁判所制造的冤案，被处极刑，从他身上搜出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词典》，也作为罪证之一。该书同时被焚毁。伏尔泰曾努力为拉·巴尔平反，奋斗了十余年，终未成功。

这个时代，法国完全被天主教会控制，教会对新教徒迫害不遗余力。而旧教之中又有许多不同的教派，彼此争吵激烈，相互迫害，一被指为异端，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像上面所举出的这类冤案层出不穷。伏尔泰以其崇高的声望向法国这种暗无天日的司法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的斗争唤醒了法国的民众，摧毁了教会的威信，为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铺平了道路。

人民对封建制度愈加仇恨，伏尔泰的威望愈来愈高。1774年痛恶伏尔泰的昏君路易十五死了，新即位的路易十六阻挡不住法国人民对伏尔泰的热爱。他在1778年被巴黎人民奉为伟人迎接来了。群众以无比热烈的情绪欢迎这位84岁的老人，他的来到，比一国的君主来到更为轰动。伏尔泰在这里会见了美国独立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他们的友谊传为佳话。巴黎剧院首次上演他新写成的悲剧《伊兰纳》，他亲自出席观看。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了伏尔泰的大理石半身像，为它举行加桂冠的仪式，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

不久以后，伏尔泰回到了佛尔纳。就在这一年的5月30日，因患摄护腺癌逝世。

伏尔泰死后仍受到教会的迫害，以致他的遗体不得不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安葬在一个小礼拜堂内。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把他的遗骸运到首都，在他的柩车上写着下面的一行题词：“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他的骨灰从此长眠在巴黎著名的先贤祠中，永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与瞻仰。

伏尔泰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用他的笔杆进行了六十多年的反封建斗争。他是一个在多方面从事大量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书信在内，最先被博马舍编成全集，将近百卷之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列举其著作目录，只能略举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以见一斑而已。

伏尔泰的文学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各种体裁几乎无所不写。在剧本方面，写过悲剧、喜剧、历史剧、散文剧、歌舞剧，其中最著称的有悲剧《欧第伯》、《布鲁杜斯》、《采儿》、《穆罕默德》、《梅洛普》、《伊兰纳》和喜剧《放荡的儿子》、《纳尼娜》、《一个苏格兰女人》等。在诗篇方面，写过史诗、哲学诗、短歌、讽刺诗、抒情诗、故事诗、艳体诗，其中最著称的有史诗《亨利亚特》、《奥尔良的处女》和若干讽刺诗。在小说方面则以哲学小说为主，最著称的有《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等。他的才思敏捷，语言警策，文笔锋利，词句精炼。他最擅长于以机智的讽刺来打击敌人，在他的字里行间，到处是嬉笑怒骂。他曾说过：“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自己认真的创作活动是在戏剧和诗篇方面，哲学小说只是写来消遣的作品。他在世时，获得崇高荣誉的也是他的剧本和史诗。但意想不到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他的哲学小说却成了他最重要的文学代表作，其中尤以《老实人》一书为典型。

伏尔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贯穿着反封建、反宗教的宗旨，宣扬理性和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由于采取了文学的形式，能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推动启蒙运动最有效的工具。

伏尔泰在哲学方面写过《哲学词典》、《论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等著作。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受洛克感觉论的影响，承认客观世界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反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体系，反对先验论，反对臆测，强调经验和实验的重要性。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反对一切宗教，但却相信在人们的意识中应当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位上帝虽然具有褒善惩恶的功能，却没有任何可以被感觉到的标志，所以是不可认识的。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对社会福利来说是必需的。因此，他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造一个。”可见他是从“神道设教”的理性主义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特别担心对上帝信仰消失后所带来的社会恶果。

伏尔泰虽然不是一位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从事过认真的研究，做过大量的实验，并写过《试论火的性质》这类论文。他向法国知识界极力鼓吹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他的功绩在于大力宣扬科学。

伏尔泰在历史方面曾写下《风俗论》、《查理十二》、《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巴黎国会史》等著作，其中《路易十四时代》至今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反对在历史中专门叙述帝王将相的个人事迹，而强调要研究整个民族、文化、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他主张写“哲学的历史”。他也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偏见。他的历史观是要面向世界，对人类一切民族的文化成就平等看待。他重视东方，特别对中国文化估价很高。当然，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他把中国的文化传统过分理想化了。

他虽然攻击封建制度，但并不反对君主制。相反的，他始终对“开明的哲学君主”抱着幻想。他虽然同情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但他却反对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运动。他期待着出现一个理性的王国，这个王国将由受过教育的、思想开明的、心地仁慈的国王统治着。在这样的王国里，具有启蒙作用的资产者起着主导作用，能够消灭一切迷信、偏见和迫害狂热，让贫苦人民得到较好的安定生活。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他强烈地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对战争的残酷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伏尔泰宣布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但是，他的原则是有局限性的。他不相信有可能建立消灭贫富的平等社会，而只提出人们必须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主张废除封建等级制和特权;认为一个人除了法律以外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自由人。他强调财产私有的必要性。他认为，丧失财产的人们将会是暴政和宗教狂的支柱。伏尔泰攻击一切宗教的道德论。他也否认道德是天赋的。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经验创造出来的，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

就其政治和社会观点而论，伏尔泰固然只是一位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但是，他在反封建、反宗教斗争中的功绩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他的才情洋溢的文学作品也将永远列入世界文化宝库之中。

邱妙津

邱妙津（1969年5月29日—1995年6月25日），女小说家。彰化人。199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曾任台北张老师心理辅导中心辅导员、新新闻杂志社记者。1994年就读于巴黎第八大学心理学系临床组，之后转入女性主义研究所。1995年6月自杀身亡。她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创作，在短短几年里，著有短篇小说集《鬼的狂欢》，中篇小说集《寂寞的群众》，长篇小说《鳄鱼手记》及《蒙马特遗书》《邱妙津日记》。这些作品相继获得台湾《中央日报》短篇小说奖、第四届《联合文学》新人奖、《联合报·读书人》1996年文学奖最佳奖。她作为著名女同性恋作家，对于台湾的“同志文学”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谢六逸

谢六逸（1898－1945），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翻译家,新闻家,教授。原名谢光燊,字六逸,笔名宏徒、鲁愚。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一个没落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文学,并能诗文。先后入贵阳达德小学、贵阳模范中学学习。1920年高中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专攻东洋文学史,同时在日本和国内报刊发表文章。1920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的表象主义是什么》。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曾任神州女学教务主任。1926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29年复旦大学成立新闻系,任系主任。1935年起兼主编上海《立报》文艺副刊《言林》,颇有影响,有“言林体”之称。1937年主编《国民周刊》,继郑振铎之后主编《文学》旬刊。1938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此期间,与作家蹇先艾、李青崖等人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并与华问渠、马宗融等人创办文通书局编辑所任总编辑。出版《文讯》月刊及众多文化典籍,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工作,对抗战时期的文化事业贡献卓著。由于劳累过度,贫病交加,于1945年病逝,年仅四十七岁。他著述颇丰,主要有:散文小品文集《水沫集》(世界书局)、《茶话集》(新中国书局)、《文坛逸话》等;译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近代日本小品文选》、《日本文学》、《神话学ABC》、《农民文学ABC》、《日本文学纲要》、《日本文学史》、《文学与性爱》(开明书店)、《世界文学》、《志贺直哉集》等;新闻学专著:《实用新闻学》、《新闻储藏研究》、《国外新闻事业》等;此外还编过《儿童文学》月刊,出版儿童读物《母亲》、《清明节》(均编入“小朋友丛书”;北新书局)、《红叶》(新中国书局)、《鹦鹉》(新中国书局)及《海外传说集》(后分为《罗马故事集》和《日本故事集》;世界书局),还翻译过一些儿童文学书籍等。他写作严谨,为我国现代文学、中日文化交流、新闻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均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学者称石园先生，鄞县人。万泰第八子。8岁能背诵扬雄《法言》，终篇不差一字。因不死守塾规，被父兄关在书室，遂遍读史书。16岁寓居城外海会寺，锐意攻读二十一史，继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复披览邸报、野史、家乘。后从兄同受学黄宗羲，学问益进。学主慎独，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精明史。承父师教诲，崇尚气节，也以明遗民自居，绝意仕途。 清康熙十七年(1678)，浙江巡抚荐应博学鸿词科，力辞不就。次年，清廷诏修《明史》，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荐他入史馆，以翰林院纂修官受七品俸，复力辞。后秉承师嘱，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入京修明史。至京，徐元文请至家中，委笔削诸事。徐元文兄、刑部尚书徐乾学与谈《丧礼》，因请为辑《读礼通考》。

后《明史》总裁由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继任，均以礼相待。诸纂修官稿毕皆送他审核，阅毕即告某事记于某书、某卷、某页补入，某事应查某书、某页核实，核之无一误者。黄宗羲尝赠诗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于史馆19年，以所学之长，撰成明史列传300卷、明史表13卷、宰辅会考8卷、河渠志12卷，最终手定《明史稿》500卷(后《明史稿》被王鸿绪删改，于他卒后12年、21年两次进呈，据为己著，至晚清始为魏源所揭露)。居京期间，屡开讲席，启导后学，学者尊称“万先生”，而他每自署“布衣万斯同”。晚年双目失明，仍口授答问、讲学。卒于明史馆。墓在奉化莼湖镇邬阳观山南麓。

尚著有经、史、地理、诗文等集，如《历代史表》、《儒林宗派》、《两浙忠贤录》、《昆仑河源考》、《五礼通考》、《石经考》、《石鼓文考》、《庙制图考》、《石园诗文集》等。今宁波天一阁藏其《明史稿》列传部分手稿10余册。

〔正 史〕

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父泰，生八子，斯同其季也。兄斯大，《儒林》有传。性强记，八岁，客坐中能背诵《扬子法言》。后从黄宗羲游，得闻蕺山刘氏学说，以慎独为宗。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劘切，月有会讲。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荐鸿博，辞不就。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应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于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于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①。士大夫到门谘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 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②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鸿绪稿，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于荣利，修脯③所入，辄以赒④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浸入不得归，为醵钱⑤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候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清史稿·万斯同传》卷四八四

〔注 释〕

①爽：失，差。②具：通“俱”，都，完全。③修脯：干肉。旧称学生致送教师的礼物，后泛指教学的酬金。④赒：周济。⑤醵钱：集资。

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 1457/1458–1521年5月10日）德国人文主义者和讽刺作家。布兰特于1457年或1458年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父亲是旅店老板迪博尔德·布兰特，母亲是芭芭拉·布兰特（娘家姓里克勒）。 他于1475年10月进入巴塞尔大学，作为雅各布斯·胡戈尼乌斯的助手，他没有支付入学费用。他曾在希罗尼穆斯·柏林的宿舍住了五年。他最初学习哲学，后来转学到法学院。拉丁语由约翰·马蒂亚斯·冯·根根巴赫教授，他也在哲学系讲授哲学。他最初在哲学系学习，后来学习法律。据推测，他于1476年开始学习法律，因为他的学士学位已经在1477-1478年的冬天提到过，1484年布兰特获得了执照。 1483年，他开始在大学任教，并于1489年完成了法学博士学位。他毕业于教会法和民法。148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斯特拉斯堡,1503年起任该城司法官,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任命为帝国参议员,授予伯爵称号。著作涉及法律、宗教、政治、伦理,以1494年寓言作品《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最为有名。作品针砭时弊,敦促社会革新,影响颇大,被广为传译并引起“愚人文学”派的产生。《愚人船》,写一只大船满载各种各样的愚人,象征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罪恶:骑士拦路抢劫,高利贷者使穷人倾家荡产,政府官吏胡作非为,僧侣虚伪透顶,学者不学无术……这部书是15世纪德国社会习俗的一面镜子,揭发了种种时弊,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仅作者生前就连续再版13次,并且被译成拉丁文、法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

莫友芝

莫友芝（1811～1871），清代学者。字子偲,号郘亭,又号紫泉,晚年号眲叟。贵州独山人。少年时代随父莫与俦迁居遵义。幼从父学,稍长,拜沙滩黎恂为师,与郑珍同窗共读。道光十一年(1831)中举,十七年与郑珍进京会试落第。次年,受知府平翰聘请,与郑珍共同编纂《遵义府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受聘主讲湘川书院。二十六年,再次赴京会试,在琉璃厂寻购古籍时邂逅并结交曾国藩。其后,数度赴京会试,均未如愿。咸丰九年(1859),自京南下游历湖北、安徽、浙江、江苏,从曾国藩幕府逾10年。其间,与名流学士结交酬唱,遍访江南藏书文斋,专事古籍校刊、注释,着重研究版本目录学与金石学。同治十年(1871),自水路赴扬州途中,突患急病,死于舟中,归葬遵义。莫友芝精通汉学、宋学,于声韵、训诂、经史、金石、版本目录,无不探讨,并工于诗文,与郑珍并称“西南巨儒”。对金石及版本目录学致力尤深,所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书,流传甚广,成为后世学者案头必备之书。版本目录学专著还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3卷、《持静斋藏书记要》2卷、《郘亭书画经眼录》4卷。其他著作有:声韵训诂学专著《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1卷、《韵学源流》1卷;史志专著《遵义府志》48卷、《黔诗纪略》(又名《贵州诗纪传证》)33卷;诗词、杂文《郘亭诗抄》6卷、《郘亭遗诗》6卷、《影山词》2卷、《郘亭遗文》8卷。总集为《独山莫氏郘亭丛书》,共66卷。莫友芝书法以隶、篆见长,富有金石味。

李源澄

李源澄(1909.7.7-1958.5.4)，四川犍为人，字俊卿，又作俊清。清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生于四川省犍为县。祖父李富春系清代秀才，授教于乡里。父亲李昌绪，有子女三人，李源澄居长。他幼年聪颍，跟随祖父学习，深得喜爱。少年时期入国学大师赵熙主持的荣县中学，学习成绩优异，会考名列第一，毕业后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随后，他出川东下，到南京支那内学院、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进修经史之学，师从廖平、章太炎、欧阳竟无、蒙文通等先生，并受聘教授于无锡国专。民国26年（1937年），在苏州创办了杂志《论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川在国立四川大学、蜀华中学等学校讲学，后又去贵州、云南执教于内迁的浙江大学及大理民族文化书院。民国31年（1942年）再回川大执教。两年后，因不满该校派系斗争，去西山书院，仍不合意。民国34年（1945年）在灌县灵岩山自办灵岩书院。民国36年（1947年）去昆明执教于云南大学及五华书院。民国37年（1948年）受大学者梁漱溟之邀，到重庆北碚勉仁文学院作教务长和史学教授。民国38年（1949年）兼任重庆四川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解放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兼历史系教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5月4日，李源澄在病床上郁郁而终，一代大学者就这样默默的离开了人世。李先生去世后，校方将其夫人和女儿送回犍为县老家务农，李先生的遗物无人收拾，全部失散， 最为可惜的是他编撰的《魏晋南北朝史》手稿，也不知所踪。出版著作《诸子概论》、《学术论著初稿》、《经学通论》、《秦汉史》等。另外，有关经、子、史学论文104篇，发表于各学术刊物。

麻瑞亭

麻瑞亭(1903-1997)，男，汉族，山东省安丘县人。1903年生于山东安丘。弱冠之年，卒遭时疫，病至危笃。幸得黄元御四传弟子舅祖李鼎臣精心救治，方得脱险。由此拜舅祖为师，弃文习医。清代黄元御的五代传人，业医60多年，对黄氏医术精研而有深功，并旁纳诸先之精蕴，融汇于其医术之中，学验俱丰，医术精湛，特色鲜明。

1931年，麻瑞亭随父迁居西安。1937年参加陕西省中医师考试，名冠榜首，乃悬壶于西安市东新街，历时10余载，迎来西安解放。

1955年报名应选到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历任中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西安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暨内科分会主任委员等职。1963年至1987年，当选为西安市暨陕西省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编著《医林五十年》，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1983年至1987年，完成国家卫生部下达的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任务，领衔点校《黄元御医书十一种》170多万字巨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1991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暨陕西省中医药科技成果二等奖，199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1991年至1992年，为来自全国22个省、市基层和农村的121名学员传秘讲学，通过拜师会仪式收为门徒，堪称桃李满天下。

麻瑞亭于1987年退休，谢绝省、市多家医疗单位高薪聘请，仍坚持在西安市中医医院专家门诊部应诊、带教。1992年，麻瑞亭步入90高龄，方正式退休，颐养天年，1997逝世，享年95岁。

著有《医林五十年》、《麻瑞亭医案医话》、《麻瑞亭治验集》等。

林季仲

林季仲（1088-1150），字懿成,号竹轩,永嘉(今属浙江)人。宣和三年上舍及第,调婺州兵曹参军,迁仁和令。绍兴四年,以赵鼎荐除秘书郎。五年,改祠部员外郎(《南宋馆阁录》卷七)。六年,试太常少卿。七年,出知泉州,召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八年,以力阻和议夺职,起知婺州,改处州。后以直秘阁奉祠,卒。季仲在绍兴之际素有重望,陈岩肖称其喜为诗,“诗语佳而意新”(《庚溪诗话》卷下),《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诗“虽边幅稍狭,已近江湖一派,而笔力挺拔,其清隽亦可喜也”(卷一五八)。如《赠虞教授别》、《郊行感怀》、《春日郊行》诸篇,均为其诗歌代表之作。所存文章以奏札、书启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其“集中札子虽所存无几,而多力持正论,深切时弊之言。其赵鼎南迁以后,所与简牍数篇,无不反覆慰藉,词意谆挚,交道之笃,尤可概见”(同上)。其《论用人状》以为当“为官择人,毋为人择官”,量材授官,宜久其任,确为“深切时弊之言”。著有《竹轩杂著》十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原集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搜辑遗文,重编为六卷。《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三九一八至三九二一收其文四卷。事迹见《宋史翼》卷一○、《南宋文范作者考》卷上。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9.17—1963.3.4），美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和医生。与埃兹拉·庞德和H.D.（Hilda Doolittle）同为意象派运动的主要诗人，经常以美国题材和主题写作，1963年获普利策奖。他的诗集主要有《地狱里的柯拉》（1920）、《春天及所有》（1923）、《勃鲁盖尔的绘画》（1962）和《帕特森》（1963）等。

威廉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市附近的拉瑟福德，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波多黎各人，有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犹太血统。他在拉瑟福德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直到1897年先后被送往日内瓦附近的一所学校和巴黎的孔多塞中学就读两年。回到纽约后，他进入霍勒斯·曼恩高中，在通过考试后，1902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录取，1906年毕业。1912年，威廉斯向弗洛伦斯·赫尔曼（Florence Herman）的姐姐求婚遭到拒绝后，与弗洛伦斯结婚。他们搬进了拉瑟福德的一所房子，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威廉斯毕生都安家在拉瑟福德，在那里从医直到退休。

尽管威廉斯的主业是小儿科及全科医生，他的文学创作却非常丰富，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评论、翻译。他晚上写作，周末通常在纽约与作家、艺术家朋友们一起度过。他参与了意象派运动，但很快就开始形成与埃兹拉·庞德和T. S.艾略特不同的观点。他被选录最多的诗歌《红色手推车》，被认为是意象派运动风格和原则的一个例子（另一首诗《便条》也是）。然而，威廉斯和他的同道庞德一样，早在这首诗被放在《春天及所有》中出版之前，就排斥意象派运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艺术家落脚纽约，威廉斯借此结识了一些先锋派艺术家，包括美国的曼·雷（Man Ray），以及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如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和马塞尔·杜尚。1915年，威廉斯开始与一群被称为“他者”（The Others）的纽约艺术家和作家交往。由诗人阿尔弗雷德·克林堡（Alfred Kreymborg）和曼·雷创立的这个团体，成员包括沃尔特·康拉德·阿伦斯伯格（Walter Conrad Arensberg）、华莱士·史蒂文斯、米娜·洛伊（Mina Loy）、玛丽安·摩尔和马塞尔·杜尚。通过这些交往，威廉斯了解了达达主义运动，这可能解释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原则对他早期诗歌的影响。与他们的交往使威廉斯成为美国早期现代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

然而，与当时移居欧洲寻求新的创作环境的艺术家相比，威廉斯过着非常传统的生活。作为一名为拉瑟福德市民服务了四十多年的医生，他依靠他的病人、周围的环境及自己热情洋溢的想象力创作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诗歌。威廉斯的诗通常聚焦于国内，“以其移情、同情及对主题强烈而情绪化的认同感著称”。他的诗也具有一种典型的诚实，“威廉斯没有乐观主义的盲目，”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写道，“尽管有一种新鲜的快乐，一种固执的或不可战胜的快乐。”他希望像在小城市、移民和工人背景下的美国人一样说话，反映日常语言的节奏，从日常环境和普通人生活中提取主题。他想通过源自美国文化和社会异质性的新鲜、原始的习语来更新语言，同时将其从他认为已经过时的英国和欧洲文化语言中解放出来。

威廉斯不喜欢庞德和艾略特经常在诗中引用外文和典故（尤其艾略特），比如像《荒原》那样。他更喜欢从他所谓的“当地”取材。在他的现代主义地方史诗《帕特森》中，他记述了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的历史、人物和精髓，审视了诗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威廉斯最著名的短语“不要观念，只在事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即是他诗歌创作方法的总结。他提倡诗人应抛开传统的诗歌形式和不必要的文学典故，试着去看世界本来的样子。玛丽安·摩尔，另一位对传统诗歌形式持怀疑态度的诗人，说威廉斯使用的是“猫和狗都能读懂的普通美国语言”，带有明显的美国习语。

威廉斯的家庭给了他丰富的艺术和文学素养。他的祖母，碰巧叫艾米丽·狄金森，是一名戏剧爱好者，他的母亲则喜欢画画。威廉斯的父亲给他的儿子们讲他最喜爱的作家莎士比亚，给他们诵读但丁和《圣经》；中学时威廉斯热衷于科学和数学，后来对语言产生兴趣，第一次感受到伟大书籍带来的兴奋。他的第一首诗就是那个时期写下的。除了一种日益清晰的写作意识，威廉斯的早年生活可说是“苦乐参半”，他自己曾经写道：“恐怖主宰了我的青春，但不是恐惧。”詹姆斯·布雷斯林（James Breslin）推测说，这种恐怖部分来自“他父母试图灌输给他的刻板的理想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写给母亲的信，体现了威廉斯的一些期望：“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做任何一件有预谋的坏事”“而且……对你和爸爸，除了最纯洁、最崇高、最美好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别的想法”。他高中毕业后直接到宾夕法尼亚学医，主要是受父母的影响。但正如布雷斯林所指出的，威廉斯把大学经历当作一种激发创造力的途径，而非像他父母所希望的，作为一种成功的手段。父母希望儿子在医学上取得成功，而他自己则没有那种传统式的冲动。

威廉斯所感受到的这种冲突，反映在他那时的诗歌英雄—约翰·济慈和沃尔特·惠特曼身上。济慈传统的押韵和测量式的诗节给这位年轻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济慈曾是我的上帝”，威廉斯后来透露；他的第一部重要诗歌作品就是以济慈的《恩底弥翁》为典范。相比之下，惠特曼的自由诗则提供了“一种追求自由和释放自我的冲动”，唐纳德·巴洛·斯托弗（Donald Barlow Stauffer）说。威廉斯解释了他是如何把惠特曼和向往自由的冲动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我保留了我的‘惠特曼式’思想，一种净化和忏悔，以便把我的头脑和心灵从浮夸的痴迷中清理出来。”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年，威廉斯发现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是一位比惠特曼更为生动的导师。威廉斯和庞德的友谊是这位年轻诗人一生中的一个分水岭：他后来坚持说，“在遇到庞德之前和之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在庞德的影响和其他刺激下，”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John Malcolm Brinnin）说，“威廉斯很快就准备关上这扇门，‘一方面是考究的济慈的优雅，另一方面是原始的惠特曼的活力’。”除了诗歌方面的影响，庞德还把威廉斯介绍给了一群朋友，包括诗人H.D.和画家查尔斯·德穆斯（Charles Demuth），这使得威廉斯和庞德、H.D.及其他人一起成为后来被称为意象派运动的核心成员。当绘画（塞尚）、音乐（斯特拉文斯基）和小说（斯泰因）开始了相关的革命运动时，诗歌仍然停滞于“填写标准格式”的努力上，大卫·珀金斯（David Perkins）解释说。意象派诗人通过强调“敏快、整洁、实用的措辞”来打破这种公式化的诗歌。

当威廉斯继续自己在美国习语上的创新和形式上的实验时，他在一些同代人中失宠了。在批评的包围下，威廉斯在这段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守势。不管有没有盟友，威廉斯决心继续推进他认为自己在美国诗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

然而，威廉斯没有预见到T. S.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诗歌的“原子弹”。威廉斯对艾略特的天才没有异议，他说艾略特写的诗和济慈的《夜莺颂》一样好，但是，简单地说，“我们在打破规则，而他却在顺应课堂英语的优点”。正如他在自传中解释的那样，“我立刻感到这让我倒退了二十年，我确信如此。批判地说，就在我感到我们正处在要逃向更接近一种新艺术形式实质的那一刻，艾略特却让我们回到了教室，而这种新艺术形式根植于当地性，理应结出硕果”。威廉斯不仅对艾略特的成功感到威胁，而且对《荒原》受到的关注感到威胁。正如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所指出的，“他被晾在了一边：庞德实际上是艾略特诗歌的合著者，而玛丽安·摩尔则被极化向艾略特一端”。威廉斯感觉到了这一点，而这种感觉还将持续二十年。他自己的诗歌将不得不与日益增长的艾略特批评的正统理论相抗衡。艾略特掀起的波澜无疑让他情绪低落，但同时也鼓舞了他：“他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我来说是一种冲击”，威廉斯承认，“我的同代人纷纷涌向他，远离我想要的东西。它迫使我成功”。

正如与庞德的相遇对威廉斯的早年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样，艾略特《荒原》的出现也标志着他创作生涯中期的重要变化。尽管威廉斯最好的一些诗歌出现在1923年出版的《春天及所有》中，他却有近十年没有出版下一本诗集。罗德·汤利（Rod Townley）推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艾略特的成功；另一个可能是他自己的成功，他的《春天及所有》，只有少数人知道。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无法超越自己；有些人认为他再也没能超过”。

长诗《帕特森》帮威廉斯找回了多年来一直缺少的关注。1949年，威廉斯被邀请担任国会图书馆顾问。里德·惠特莫尔（Reed Whittemore）报道说，威廉斯最初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拒绝了，但他在1952年决定，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命。不幸的是，诗歌杂志《抒情诗》（Lyric）的编辑及出版人得知了威廉斯被任命的消息，随后宣布威廉斯与“共产主义”有关联。她坚持认为威廉斯的《俄罗斯》（Russia）一诗是“共产主义的声音”。尽管很少有报纸将此指控公之于众，但国会图书馆突然撤销了这项任命。虽然在这一事件中，几乎没人站出来为威廉斯辩护，威廉斯可能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但也没有什么能像第三代诗人崇拜他那样给他支持，将他认作他们的诗歌之父。“《帕特森》是我们的《草叶集》”，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宣称。“时代变了。”确实如此。占主导地位的诗派，艾略特和艾伦·塔特（Allen Tate）的学院派，正在让位给惠特莫尔所说的50年代的“词的革命”。罗伯特·洛威尔、艾伦·金斯堡、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丹尼斯·莱弗托夫（Denise Levertov）、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 和 希 德· 科 尔 曼（Cid Corman）等诗人在威廉斯身上发现了学院派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如布鲁斯·库克（Bruce Cook）所说，威廉斯“顶住了艾略特的影响，不理会新批评派和追随他们脚步的学院派诗人，只是走自己的路，他的诗行随着每首诗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尖锐”。

尽管他的创作早先被其他诗人所掩盖，但他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灵感源泉。他是著名的实验者、革新者，美国诗坛的革命性人物。他对美国文学最显著的贡献之一是，他愿意成为年轻诗人的导师。尽管庞德和艾略特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更受赞誉，但在随后的几代人中，许多重要的诗人要么受到过威廉斯的亲身指点，要么声称威廉斯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美国文学运动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垮掉的一代”“旧金山文艺复兴”“黑山派”和“纽约派”。他亲自指导过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和查尔斯·奥尔森，后者对“黑山派”的诗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黑山派”有关的另外两位诗人罗伯特·克里利和丹尼斯·莱弗托夫也曾师从威廉斯。威廉斯还是“旧金山文艺复兴”的创始人肯尼斯·雷克罗斯（Kenneth Rexroth）的朋友。威廉斯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演讲，激励启发了那场文艺复兴的另外三位重要成员：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和卢·韦尔奇（Lew Welch）。作为导师，威廉斯与新泽西人艾伦·金斯堡的关系最为紧密。金斯堡认为威廉斯从本质上解放了他诗意的声音。威廉斯在《帕特森》里保留了几封金斯堡的信，称其中一封给了他第五部分的创作灵感。威廉斯还为金斯堡的两本书写了介绍，其中就包括《嚎叫》。

威廉斯“当作家比当医生更加努力”，他以自己的医学生涯作为支撑他诗歌创作的谋生手段，但在他的一生中，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出色。他的一些诗是在处方空白处写下的，还有的则是在病人就诊间隙的几分钟内打出来的。琳达·瓦格纳（Linda Wagner）透露，“从一开始，他就懂得权衡：他写作的时间较少，比只投身于一种事业的人需要更多的体力。（他）情愿过一种仓促的生活，那将是必然的，把两个完整的一生挤进一个里……从第一种当中学习，然后通过第二种理解。毫无疑问，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和罗伯特·奥克莱尔（Robert O’clair）称他为“自契诃夫以来最重要的文人医生”。威廉斯深刻的人性意识贯穿于他的医生工作和写作中。“他喜欢当医生，喜欢出诊，喜欢和人说话。”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回忆说。韦伯斯特·肖特（Webster Schott）给出了一个或许不那么主观的评价，他将威廉斯定义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精力充沛、富有同情心、有社会意识、忧郁、温文尔雅、地方性、坚韧、挑剔、变化无常、独立、敬业、全心负责。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所有的人格特质都融合在他的作品中”。正如兰德尔·贾雷尔所指出的，威廉斯正是在他作品中证示着“他感觉，而不仅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比他们的相似之处重要—你、我、他，都是那些小矮人”。

1948年，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威廉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49年之后，又中过几次风。1953年，他还在精神病院接受了抑郁症临床治疗。1963年3月4日，威廉斯在拉瑟福德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岁。1963年5月，威廉斯的诗集《勃鲁盖尔的绘画》（1962）获得普利策奖，并获得国家艺术与文学学院诗歌金奖。美国诗歌协会继续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名义颁发年度奖，以表彰由小型、非营利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佳诗集。他被安葬在新泽西州林德赫斯特的公墓。威廉斯在拉瑟福德的房子如今被列入了国家历史遗迹名录。2009年，他被选入新泽西名人堂。

吴融

吴融（850年-903年），字子华,行大,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自少力学,富有文藻。广明、中和间即享盛名,虽久困名场而同辈事之如先达。曾隐居润州茅山西,又徙居长洲(今江苏苏州)。龙纪元年登进士第,旋为韦昭度辟掌书记,随军讨蜀。累迁侍御史。乾宁二年,因事贬官,流寓荆南,依节度使成汭。次年冬,召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天复元年,昭宗复位,融撰诏书十余篇,顷刻即成,且简备精当,为昭宗所激赏,遂擢为户部侍郎。是年冬,朱全忠犯京师,昭宗避往凤翔,融扈从不及,流寓阌乡。三年,召为翰林学士,迁翰林承旨学士,卒。融诗文兼擅,亦留心翰墨,工行楷。与诗人韩偓、方干、贯休等人交往唱和,并为贯休《禅月集》作序。其诗多为纪游题咏、送别酬和之作,个别诗篇如《彭门用兵后经汴路》、《华清宫》等诗,亦能反映唐末战乱现实,讽刺时政。《废宅》一诗,亦寓意悠远,薛雪称之为“晚唐绝唱”(《一瓢诗话》)。辛文房称其诗“靡丽有余,而雅重不足”(《唐才子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评云:“以文章工拙论之,则融诗音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较(韩)偓为稍胜之焉。在天祐诸诗人中,闲远不及司空图,沉挚不及罗隐,繁富不及皮日休,奇闢不及周朴。然其余作者,实罕与雁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融诗集》四卷、《制诰》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唐英集》三卷,《宋史·艺文志》则记《吴融赋集》五卷。今有汲古阁本《唐英歌诗》三卷传世。《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见卷六八四至卷六八七。《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卷九补其诗一句,《续拾》卷三六又补收三首一句。文一六篇,见《全唐文》卷八二○。生平事迹见《唐摭言》卷五、《北梦琐言》卷四、《新唐书》卷二○三本传、《宣和书谱》卷一○、《唐诗纪事》卷六八、《唐才子传校笺》卷九。

乔治·西默农

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02.13～1989.09.04）， 比利时法语作家。生在列日一个保险公司职员的家庭。当过店员,后来当记者。1921年以乔治·西姆(Georger Sim)为笔名发表第一部通俗小说《在阿什桥上》,到1969年发表《榛树林》的时候恰好是200部。这些作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侦探小说,一种是社会心理分析小说。

1931年,西默农发表长篇小说《拉脱维亚人皮埃尔》,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所谓“梅格雷体系”。这是一套以探长梅格雷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前后写了30余年,到1963年为止共写了82部。其中主要的有《已故的加莱先生》、《圣福里安的吊死鬼》、《一个人的头》、《黄狗》、《十字路口之夜》、《梅格雷旅行》、《梅格雷和流浪汉》等。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侦探小说,主要不是描写侦稽谁是罪犯,而是研究为什么犯罪,描写案件的因果关系和环境对人的影响。

西默农的社会心理小说题材广泛,有的表现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解体和人的孤独绝望(《一个穷人一生中的四天》,1949;《总统》,1958),有的谴责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月夜的打击》,1933;《黑人住宅区》,1935),有的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对青年一代的恶劣影响(《雪是脏的》,1948),有的揭露流氓歹徒(《里科兄弟》,1952),等等。

西默农的小说情节富于戏剧性,侧重于心理分析和当代生活习俗的描写,往往提出尖锐的道德问题,发人深思。在世界各国拥有极广泛的读者,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西默农于1952年被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1973年,《西默农全集》 72卷出齐, 他宣布以后不再写小说。 70年代后半期主要写作回忆录,如《给我母亲的信》(1974)、《象别人一样的人》(1975)、《足迹》(1976)等。他还写有自传和文学论著多种。

薛瑄

薛瑄（1389年－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人（今河津市），明朝官员、理学家。

薛瑄生于书香世家，祖父薛仲义“通经术，以元末不仕，教授乡里”。父亲薛贞曾任元氏县儒学教谕。薛瑄幼时聪颖，入私塾学习《诗》、《书》，日记千百言。因其父改官河南鄢陵，便补当地县学生。永乐十八年（1420年），薛瑄参加河南乡试，高中第一名，次年联捷辛丑科进士。宣德年间授官御史，又因继母去世归返。正统初年，任山东提学佥事，升大理寺左少卿。当时王振权倾朝野，薛瑄见之不拜，得罪王振，被逮捕下锦衣卫诏狱，以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死刑。处斩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厨房流泪，王振问他为什么哭，仆说：“听闻今日薛先生要处死。”王振大为震动。后经兵部侍郎王伟等申救，得以免死。景帝嗣位，经由给事中程信推荐，起用为大理寺丞。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英宗复辟，拜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预机要事务。因见石亨、曹吉祥乱政，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隆庆六年（1572年），从祀孔庙。《明史》有传。

薛瑄好“程朱理学”，曾言“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毋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薛瑄主要著有《薛瑄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皇明经世文编》录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匡亚明

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原南京大学校长，社会科学家。镇江丹阳导士镇人。儿时曾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苏州第一师范学习，192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同年夏，经恽代英介绍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委书记，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等工作。1932年任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公开报纸上海《日日新报》主笔。同年秋任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1933年春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26至1935年间先后四次被捕，在狱中关押四年余，抗战爆发后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无条件保释。1938至1949年间，历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大区撤消时主动要求到学校工作，历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后，复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山东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作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出访美国、日本；以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身份参加主持在西德举办的国际儒学研讨会。在长期从事党的实际工作的同时，还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研究工作。三十年代初就曾出版短篇小说集《血祭》和社会科学论著《社会之解剖》。在主持《大众日报》工作期间，撰写了一系列社论、政论文章。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许多建树。对中国历史、哲学及传统文化素有研究，近年来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了《孔子评传》，发表了数十篇论文。目前正主编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拟和童懋林教授合作撰写《孙中山评传》。

艾德娜·费勃

艾德娜·费勃（Edna Ferber 1887年08月15日-1968年04月16日）女小说家、剧作家。生于密执安州。她曾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和芝加哥当记者,从1910年起定居纽约,做职业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空军当战地记者。有的文学评论家称费伯为社会批评家。的确,她的作品毫不掩饰地揭示了美国生活状况,塑造了劳动姑娘、农夫、码头工人、印第安人等一批下层人物形象,吸引着美国的严肃读者。《道恩·奥哈拉》(1911)写密尔沃基的一位女新闻记者的故事。她早期的短篇小说收在《不老不嫩的烤牛排》(1913)、《优秀人物》(1914)和《埃玛·麦克切斯尼公司》(1915)等集子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类新型的美国人物,即商业女性。早期长篇小说《范妮》(1917)等也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姑娘们》(1921)写一家三代人的故事。《这么了不起》(1924)写荒僻农村里一个失去丈夫的女校长的故事,该书获普利策小说奖。《西马伦河》(1936)写俄克拉何马领土的开拓和石油的发现。《萨拉托加干线》(1941)写一位自称是百万富翁的人的经历。《巨人》(1952)写得克萨斯的新暴发户。另外还有《长子》(1945)、《冰宫》(1958)等长篇小说。费伯跟考夫曼等人合写了一些剧本。《皇家》(1927)嘲讽了巴里莫尔家族。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船上表演》和《萨拉托加干线》等剧本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她还写过两部自传。

舒尔茨

布鲁诺·舒尔茨(1892～1942)，波兰籍犹太作家，死于纳粹枪杀。1892年出生于波兰的德罗戈贝奇小城，波兰籍犹太作家，生前职业是一个中学图画教师，波兰犹太人，出版过《肉桂色铺子》、《沙漏下的疗养院》 两本小说集。但是，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写作的巨大价值，除了写小说之外，舒尔茨还是一位卓越的画家，在欧洲超现实主义美术和电影领域有巨大的影响力。 布鲁诺·舒尔茨被发掘的时候已经死去。当时波兰文学青年杰兹·菲克斯基第一次读舒尔茨的小说时深受震撼，他四处打探准备写信给舒尔茨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人世。于是这个狂热的文学青年充当起了舒尔茨的身后代言人，将舒尔茨的遗作搜寻出来推荐给世界各地的评论家和出版社，并整理撰写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舒尔茨的传记《背驰者王国》。就这样，在菲克斯基不遗余力地推荐之下，舒尔茨才逐渐受到后世文坛的关注。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辛格曾对舒尔茨做出评价： “不容易把他归入哪个流派。他可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他有时候写得像卡夫卡，有时候像普鲁斯特，而且时常成功地达到他们没有达到过的深度。” 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也曾这样评价他：“《鳄鱼街》和《沙漏下的疗养院》是独一无二、令人惊异的创作，似乎是从天而降。”

王廷相

王廷相（1474—1544年）明哲学家、文学家。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属河南兰考县)人。幼有文名，是明代文学上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博学好议论，诗文尚摹拟。弘治十五年(1503)进士。历任兵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山东提学副史、湖广按察史、兵部左右待郎、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廷相正直刚毅，不畏权势。正德初，因反对宦官刘瑾，谪亳州判官，也曾因反对宦官廖鹏被逮下狱。嘉靖中他挺身而出，抨击严嵩弄权，在当时的朝野士大夫中，气节卓然，很有威望。在政治上，他主张改革，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问题，提出了“抑豪”、“稽籍”、“正租”之法。关心社会生产，主张“求贤才”反对“以文取士”的科举制。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天文学和音律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有《岁差考》、《玄浑考》、《律尺考》等著作。

在哲学上，他否定佛、道两家“有”生于“空”“无”的说法。他批判王守仁，有似于罗钦顺。对程朱理学，他一方面认为朱熹之学美矣，但又认为博而未真。反对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这也是王廷相的主要贡献之一。针对朱熹的“太极即理”的观点，他提出“太极即气”，认为气是万物之本源。他说：“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这个元气，又叫“太虚之气”，是产生万物之本原。作为宇宙之本体，它是无形无象，无生无灭的物质实体。气聚而成万物，气散而为太虚。从气本论出发，他否定“天即理也”的理学思想，认为先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天者，太虚气化之先物也。”(《慎言》)认为“元气”包含有阳阴二气，阴阳之气是一切造化的源泉和关键。先有阴阳之气，后有各种天象。他否定五行说，认为万物皆由气化而成，不必加进五行，五行只是五种材料，“取其养民之义也”。对邵雍的“象数学”提出批判。指出邵雍“牵合附会”。从气化学说出发，他提出先有自然后有社会，先有动物后有人类，先有夫妇后有名教的人类进化思想，富有一定的辨证法精神。认为人类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气化，有气化而后有牝牡，有牝牡而后有夫妇……是故太虚者，性之本始也。天地者，性之先物也。夫妇、父子、君臣，性之后物也。”(《慎言·道体篇》)他还用历史进化的思想，直接批判了复古论，用历史进化的观点承认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在理气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气为理之本”的命题，以批判程朱的“理为气本”的观点。他说：“夫万物之生，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所谓有元气则有动静，有天地则有化育，有父子则有慈孝，有耳目则有聪明是也。”同时，他还提出了“理者气之理”的命题，批判了心学派所谓“心即理”的主观唯心论。“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世儒专言理一而遗万，偏矣。”(《雅述》)这样，他既同理学派划清了界限，又同心学派划清了界限。最后，他提出“气变而理变”的思想，批判了理学家认为气有变而理不变的思想。在动静问题上，王廷相认为，宇宙并不是“寂然不动”的，而是元气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整个宇宙万物如同一条大河“往而不返，流而不息”。并提出动静互涵论，认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他反对程朱把“理”视作气化根源的外因论，在张载“动非自外”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天乘气机，自能运，自能立”。还提出“阴阳相侍”的观点，认为阴阳即元气，是派生万物的两个不相离的对立面。而事物的性质是由阴阳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决定的，“气有偏盛，遂为物主矣”。这是王廷相对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在认识论上，王廷相提出“知者，思与见闻之会而已”，指出认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这是王廷相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关于认识过程和方法，王廷相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提出“必从格物致知始”(《慎言·潜心篇》)。王廷相所谓“格物致知”，是指从客观事物取得认识，这既不同于朱熹，也不同于王守仁。王廷相认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知行紧密联系起来，主张“知行兼举”。他不讲知行先后，也不讲知行合一。但他认为，只有见闻、思、行三者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认识过程。因此，他很强调“笃行实践”的重要性。“事机之妙得于行，徒讲说者浅”(《慎言·见闻篇》)。王廷相也讲“天人之分”，认为“天所能为者人不能为，人所能为者天亦不能为之”(同上)，进而论证了天人交胜的思想。批判了秦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论，也批判了“炼丹成仙”和“风水”一类的迷信思想。他坚持“性气一贯”的人性学说，反对程朱把人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性不离气，性从气出。王廷相著作有《慎言》、《雅述》、《横渠理气辨》等，编入《王氏家藏书》和《内台集》。

边沁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英国伦理学家,经济学家,19世纪资产阶级的分析法学派和功利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生于英国伦敦，卒于伦敦。边沁出身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托利党人家庭，祖父及父亲都是律师。据说，边沁从小就天资聪颖，3岁多就酷爱读书并开始学习拉丁文。小时候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期间，以写拉丁文和希腊文诗歌而闻名。12岁时被送到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并于1763年获得学士学位。边沁后来回忆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女王学院的学习经历时，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印象，认为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1763年11月，边沁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并获得在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当见习生的机会，他以极大的热情与兴趣旁听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所作的一些判决。同年，他还设法去旁听了当时英国著名的法学家W.布莱克斯通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不过，他觉得布莱克斯通关于法律的诸多说法都存在问题。1766年，边沁获得硕士学位。边沁的父亲本来期望他能够成为律师或大法官，但边沁通过这些年对法律的学习，意识到当时英国的法律条文太过繁杂，对僵化地熟记那些条文也毫无兴趣，因此放弃了获得律师资格的机会，令他的父亲大失所望。

1776年，边沁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政府片论》，主要针对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展开批评。在边沁看来，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弊病皆源于过时的法律体系，而布莱克斯通著作的主旨却是厌恶改革，这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对立。同年，他也在撰定《法理学批判原理》的论文，后来扩展为举世闻名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该书于1780年完稿，但边沁只是把它刊印出来供朋友们阅读和批评，再在这些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完善和修订，直到1789年才正式出版。这本书集中表达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强调所有的立法与刑罚的目标必须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785年，边沁到了俄国，他的弟弟当时在俄国军队担任工程师。他在俄国期间完成了《为高利贷辩护》的论文，以系列书信的形式予以发表，并于1787年结集出版。这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第一部作品，总体上继承了经济学家A.斯密的思想，倡导自由放任原则，认为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应当让每个人尽量不受阻碍地追求其利益，因此在贷款取息的问题上也不应当有所限制。边沁还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名流都有深入交往，他不仅想为英国制定新的法典，同时也希望为外国编纂法典，将自己的理念在全世界实现出来。1792年，他还被选为法国荣誉公民，不过，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深恶痛绝。边泌也是监狱改革的先驱者之一，他关于圆形监狱的设计非常著名。他在1790年左右就向议会提出建立模范监狱的计划，但直到1794年，按照他的设计图来建造一座监狱的法案才获得批准。一切都准备就绪，但据说后来由于乔治三世的反对，这项计划还是无疾而终。财政部为了补偿边沁在此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在1813年给了他23 000英镑的报酬，不过，这完全无法弥补他的失望，他对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改革热情和动力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1823年，边沁支持创办《威斯敏斯特评论》，宣传哲学激进主义的原则，他对传统制度的批评与挑战深深影响了J.S.密尔和他的儿子，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边沁的功利主义。

边沁死后，根据他本人的遗愿，捐献遗体。遗体在处理过程中，由于某些可怕的失误，导致头颅被毁，最后只能以一个蜡制的头来代替，安置在经过防腐处理的身体上。边沁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校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精神之父”，边沁生前一直倡导教育平等，性别、肤色、宗教信仰、政治立场上的差异都不是教育上区别对待的理由，伦敦大学学院最早奉行了这一原则。

边沁终生信守的规范伦理理论是功利主义，希望依据此标准将那些无用的、堕落的法律及社会实践都予以改变。边沁把对快乐的追求和痛苦的避免看作人的行为应当如何的标准，看作人的行为最深层的动机。功利主义者所谈到的功利，其本质也就是快乐的获得与痛苦的避免，因此，所谓“功利”指的是行动或社会政策倾向于给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快乐或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的痛苦或不幸。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指向的是共同体快乐，而非个体快乐，不过，在边沁看来，只有个体快乐才是真实存在的，共同体快乐本身是虚构体，它是由具体的个体快乐相加之后才形成的。既然快乐可以相加并得出总和，那么快乐就只有量的表达形式，因此，边沁坚持对快乐和痛苦只做量的区分，不承认快乐和痛苦有质的差别。

边沁之所以提出烦琐的苦乐原理，主要是为了给其功利原则做铺垫。当人们能够对苦乐进行计算之后，利益相关者的快乐总和就构成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然功利主义原理是在所有场合都起主宰作用的原理，那么与之不同的其他任何原理都必定是错误的。边沁归纳出了两种有别于功利原理的原理：禁欲主义原理和同情与厌恶原理。禁欲主义原理根据行动将会增大或减小利益相关者的幸福的倾向，来赞许或非难该行动，它同功利原理是相反的，即行动趋于减小幸福就予以赞许，而趋于增大幸福便予以非难。边沁认为，禁欲主义原理从本质上讲只是功利原理的误用，禁欲主义原理最初只是某些轻率鲁莽的玄思者的幻觉，他们领悟到在某些环境中获得的某些快乐从长远来看总是伴随着比它们更大的痛苦，于是就借此挑剔在快乐名下出现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们走得太远，把自己最初的出发点忘记了，他们本来是要追求最纯粹的快乐，最后竟然认为热衷痛苦便是美德。同情与厌恶原理告诉我们，之所以赞许和非难某些行动，并非由于它们趋于增大利益相关者的幸福，亦非由于趋于减小其幸福，而只是因为一个人自己感到倾向于赞许它们或非难它们。边沁认为，这一原理所依据的只是个人的感觉，也就是说，你觉得应当予以谴责的任何行动都必错无疑，而且还当受惩罚，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功利，或者到底有没有损害功利，则是无关紧要的。按照同情与厌恶原理行事，只会意味着缺乏客观的可操作标准，实际上，行动的唯一恰当的、在逻辑上有效的理由，终究只是功利考虑。如果说同情与厌恶原理还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那么也只能是因为它与功利原理不谋而合。

任何一种道德理论都有一套评价行为的标准，边沁坚持的是效果论，他认为，行为的好坏评价是以它所产生的后果来决定的。我们知道，行动的产生是一个复杂过程，有行动前的思考、行动的具体经过以及最后的完成状态，这中间有些东西是外显的、可观察的，但有些是人的内在心理状态，是不可观察的，比如人的动机和意图。作为一位彻底的效果论者，边沁认为，像意图、动机这些东西本身无所谓好坏，它们都是由最终的效果来确定的。在边沁看来，意图的概念模糊不清，而且抽象地谈论意图的好坏没有意义，意图的好坏取决于后果或动机：当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意图是好或坏的时候，这必定是由于该意图被认为产生了好的或坏的后果，或者是由于被认为出自好的或坏的动机。边沁对动机的理解似乎与通常看法有些不同，他把动机和意图做了区分，认为动机是产生意图的深层原因，是促发行动的根本力量，不过，动机的好坏最终也是由后果决定。

边沁同时认为，功利原则是法律的基础，一切法律所共同具有的目的就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避免有损于这种幸福的东西，当现行法律已经不再有利于增加社会幸福时，就应当对这些法律进行改革。边沁把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的人分为两类：解释者与评论者。解释者的任务是向人们说明法律事实上是什么样子，而评论者的任务是向人们评述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据此，他在《政府片论》中严厉批评了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一书，认为布莱克斯通至多只是在说明法律的现状，全力为现状辩护，这种“生来软弱的法律家和政治家，不但对国家增进福利的机会是一个致命伤，而且在任何时期对已有福利的维持也是巨大的危害”。实际上，他认为法理学的本质功能是要对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根据功利原则对法律进行改进，从而获得人类福利。边沁对法律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改革法律的本质和改革法律的形式，就前者而言，就是要求英国法律学家要以功利原则作为检验法律的标准；就后者而言，就是呼吁英国要编制法典，因为法律未能以法典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不完整的。

边沁依据功利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高举自由主义大旗，歌颂个体自由与经济自由，倡导政教分离、言论自由、妇女权利平等、自由贸易，甚至为高利贷辩护。边沁同时也是动物权利的倡导者。边沁是古典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其思想得到了密尔和H.西季威克的继承和发展，当代功利主义的研究也不断地要回到边沁那里去。边沁的法律思想影响深远，在J.奥斯丁、H.凯尔森和H.L.A.哈特等人的法学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其影子。

陈蝶仙

陈蝶仙（1879年7月22日-1940年3月24日），原名寿同，字昆叔，后改名栩，字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太常仙蝶、惜红生、国货之隐者等。浙江钱塘人，生于1879年7月22日(清光绪五年六月初四)。他的父亲陈福元，以行医和相命为业，并擅长音律[1]。蝶仙为庶出，7岁丧母。其嫡母喜爱说部弹词，常让他为之诵读。加之塾师也经常教作五七言诗，因此少年时对小说诗词以及音律等非常爱好。十余岁时已能吟咏，曾将自己的习作刊印，题名《惜红精舍诗》。后又将所著辑为《粟园丛书》。他原来也想以科举进身，曾得优附贡生。后放弃科举，悉心著述，以惜红生笔名写一些诗词，在上海《同文沪报》副刊《消闲录》上发表。1895年主杭州《大观报》笔政，曾著《潇湘影弹词》等作品印行出版。当时写情小说兴起，他受其影响，于1898年著长篇写情小说《泪珠缘》，在文坛上初露头角。

1901年，陈蝶仙在杭州开设萃利公司，次年又开设石印局，规模都不大。萃利公司主要销售书籍文具纸张，偶而贩卖一些欧美的化学仪器以及留声机、无声影片等，曾引起守旧亲友们的讪笑和反对。不久，萃利公司收歇，石印局亦因火灾被焚。1907年，陈前往上海办著作林社，出版文艺杂志《著作林》，至二十余期停刊。他撰写了《花木兰传奇》、《自由花传奇》等小说在该刊发表。

1909年起，陈蝶仙在江浙一带的绍兴、靖江、淮安等县当幕僚和小官吏。民国元年，代理镇海县知事时，往邻县慈溪访友，见遍地乌贼骨，认为用来制作牙粉原料，可不费分文，而取给无穷。便与其四弟蓉轩(名华同，时任镇海警察局长兼罪犯研艺所所长)商议，由研艺所制造牙粉，并呈文上司要求拨款2000元作制造经费，结果遭到训斥，遂愤而辞职，寓居上海，重操文字生涯。

当时，正是鸳鸯蝴蝶派兴盛时期，陈蝶仙是代表人物之一。1913年主编《游戏杂志》，次年又主编《女子世界》，同时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申报》副刊《自由谈》作特约撰述。1916年任该副刊的主编。他先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玉田恨史》、《黄金祟》等长篇小说。还在鸳鸯蝴蝶派所主编的《礼拜六》等许多杂志上大量投稿，先后发表了《琼花劫》、《井底鸳鸯》等长篇小说。此外还与人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外国小说。他前后所著小说数量达百余篇之多，内容大半都是描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所说“良家女子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2]。陈蝶仙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当作游戏和消闲。他主编的《游戏杂志》，即以游戏文字著称。他的人生观充满了颓废思想，曾说：“人生于世，实在梦中”，“李白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实虚诞耳。”[3]他署名天虚我生，号蝶仙，其意皆源于此。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多以鸳、蝶等取名，也自陈氏始。1916年5月陈加入“南社”。

陈蝶仙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却抱着比较积极的态度。在他主编《申报·自由谈》时，特辟“常识”栏，撰述小工艺日用品制造法，颇得社会人士之欢迎[4]，后汇集为《家庭常识》八集，印行出版。同时，亲自试制牙粉，由其子小蝶和时任中学教员的李常觉(字新甫，鸳鸯蝴蝶派作家)协助，以他们共同的稿费收入为试制费用。此时他发现乌贼骨作牙粉原料有伤牙齿，便往舟山群岛岱山一带，向盐场收购制盐中废弃的苦卤，提炼制作牙粉的基本原料碳酸镁。试制成功，每百斤碳酸镁的成本不过十二元左右，仅及日货碳酸镁售价的一半。1917年制成牙粉，定名“无敌牙粉”(蝴蝶之谐音，并以蝴蝶为其商标图案)，在农商部登记立案。开始时没有正规的厂房，雇工很少，家人亲友也参加制作，产品委托烟纸店代售，是为家庭工业社之伊始。

自无敌牙粉问世后，销路很好，获利丰厚。1918年7月，正式成立家庭工业社股份公司，资本一万元，陈蝶仙自任经理，小蝶任副理。这时，盐商们见苦卤制粉有利可图，遂趁机抬高卤价。陈为保持廉价的原料，便转而向散户盐民收购，同时将无敌牙粉批发给这些盐民销售。这样，既保持了廉价的原料，又扩大了产品的销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抵制日货的热情高涨，充斥中国市场的日制牙粉大受打击，家庭工业社的业务更是蒸蒸日上。这年增资5万元，次年又增资10万元，并建厂房于上海江阴街。1922年资本额达到20万元，在梅雪路购地11亩建总厂，附设印刷、玻璃、制盒等辅助厂。为了取得原料的方便和廉价的劳力，又在无锡、宁波、海宁设制镁厂，在镇江设蛤油、蚊香厂，在太仓设薄荷油厂等。为解决产品包装所需要的用纸，1929年陈蝶仙让李常觉担任经理，自己改任监理，脱身到无锡研究造纸，建成利用造纸厂。之后，又到杭州创建浙江改良手工造纸厂。这样，形成了一个以制粉为中心的包括原料、包装和副产品制造在内的生产体系。陈蝶仙虽然对现代科学技术很热心，但各厂的机器设备能力都很低，他以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手工操作来取得高额利润。截至抗日战争前，家庭工业社的资本已达50万元，工人达2000人，产品四百多种。开办二十年间，资本增长50倍。

陈蝶仙自创办家庭工业社后，创作活动大为减少，但仍然在《半月》、《红玫瑰》等杂志上投稿，多系一些短篇小说和杂文。1924年，将他13岁以来所著诗词曲稿等汇集为《栩园丛稿》刊行。1930年，他以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并主编《机联会刊》，宣传提倡国货，并自撰一些介绍化学日用品制造法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杂文。该刊于抗战前停刊。

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开始，陈蝶仙时在杭州。他考虑到上海必遭袭击，便派小蝶向上海市商会提出组织迁厂的建议，并具体安排家庭工业社的迁移。由于李常觉不以为然，只将上海厂的半数资财运往汉口。陈由杭到汉，以汉口为中心，暂行总社业务。“八一三”后，上海总厂和无锡利用造纸厂均被日机炸毁。年底，国民政府西迁，陈亦溯江而上，将汉口厂分别迁设于湖北宜昌和四川重庆(后亦遭日机炸毁)。他还到四川铜梁作改良川纸的试验，生产了四川连纸。又到自流井，利用盐井的便利，制造碳酸镁，到巫陵制造碳酸钙。之后，前往云南昆明，筹建制粉厂。1939年冬，陈蝶仙在昆明得病，由小蝶护送回上海，于次年3月24日去世。

陈蝶仙对诗、词、散文、戏曲、小说、弹词样样皆能，且文思敏捷，下笔神速。他虽在30岁以后主要献身于工业，但从未停止写作，著作宏富，各种作品多达百余种。其中以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占了绝大多数。除前述者外，创作小说有《玉田恨史》、《美人泪》、《黄金祟》、《火中莲》、《情网蛛丝》等;翻译小说有《杜宾侦探案》、《桑狄克侦探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剧本有《桐花笺传奇》、《花木兰传奇》、《自由花传奇》、《媚红楼传奇》等;诗集有《栩园诗剩》等。

仇兆鳌

仇兆鳌（1638年-1717年），清诗歌笺注家、诗人。字沧柱，一字知几，晚号章溪老叟。浙江鄞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讲，侍读，内阁学士，礼部、吏部侍郎。为黄宗羲弟子，学宗刘宗周，以理学自任，与李光地等交好。穷二十余年心力，编撰《杜诗详注》，篇帙浩瀚，援引繁富，解释详赡，“无千家注杜之陋习”，“可资考证者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得清圣祖玄烨赞赏，遂命总纂《方舆程考》。所作诗亦雄健，有“壁立高崖尽，溪回一线开”等句。其他尚著有《悟真篇集注》。生平事迹见《国朝耆献类征》卷六二、《文献征存录》卷一七、《国朝诗人征略》卷一五。

仇兆鳌，原名从鱼，字沧柱，号知几子、四明先生，晚号章溪老叟。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六日生于鄞县东城章溪里，为黄宗羲十八高弟之一，又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万斯同《石园藏稿·明儒学案序》载:“黄(宗羲)先生之门人遍于浙东西，而四明仇沧柱先生为之冠。”《清史稿·艺文志》:“《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附编二卷，仇兆鳌撰。《参同契集注》二卷，仇沧柱撰。”所记甚略。《国朝诗人征略》:“仇兆鳌，字沧柱，浙江鄞县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杜诗详注》，仇兆鳌撰，援据繁复，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局，可资考证者为多。”

崇祯十六年(1643)，仇兆鳌六岁入私塾，在君子营从骆宝权先生学。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四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战乱频仍。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陷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迎降。

顺治三年(1646)，仇兆鳌九岁，从陆可前先生学。本年二月，清廷开科取士，招纳前朝遗民。本年六月，清兵陷浙东。

顺治四年(1647)，仇兆鳌十岁，转学至学士桥，从陈元朗先生学。

顺治五年(1648)至六年，仇兆鳌十一岁至十二岁，从彭滨王先生学。

顺治七年(1650)，仇兆鳌十三岁，从学士桥袁君履先生学。

顺治八年(1651)，仇兆鳌十四岁，转学入青龙桥孙氏家馆，从王文客先生学。本年冬，仇兆鳌参加童子试，未售。

顺治十四年(1657)，仇兆鳌二十岁，始入鄞县县学学习。本年秋，仇兆鳌参加浙江乡试，未售。

顺治十五年(1658)，仇兆鳌二十一岁，离开县学，转入黄天仪家馆中习私塾。

顺治十六年(1659)，仇兆鳌二十二岁，在横泾陈家地坐馆授童，二十四岁时，在泾水馆得《程朱语类》书，“朝夕参玩，理境渐明。”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崩，康熙帝立。首开博学宏词科。

康熙四年(1665)，仇兆鳌二十八岁，适逢黄宗羲授徒讲学于浙江余姚，康熙四年春，仇兆鳌与同乡好友万斯同等二十余人前往受业。《鄞县通志》有记载。《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四年”条所记亦同:“康熙四年(1665)，公五十六岁。春，甬上万充宗、季野、陈介眉、夔献、董在中、吴仲、董巽子、仇沧柱等二十余人咸来受业。”

康熙六年(1667)，仇兆鳌三十岁，娶邵氏为妻，一年后邵氏病殁。本年七月，康熙帝亲政。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带仇兆鳌、万斯同等弟子回鄞县讲学。后仇兆鳌在章现卿家坐馆。

康熙八年(1669)，仇兆鳌三十二岁，在杭州城南云居山上方寺开馆授徒。

康熙十一年(1672)，仇兆鳌三十五岁，黄宗羲至上方寺探访仇兆鳌，并留诗相赠。其一:“积叶窗前日日深，读书好自傍岩阴。百科已竭时文力，千载惟留当下心。坊社连环何足解，儒林废疾望谁针?凭君一往穷经愿，明月当前日未沉。”;其二:“禅院幽扉客至开，上方石壁翳苍苔。题名隐显钱江柳，弹指兴亡现去来。铿尔磐声留木末，悠然窗影过帆隗。城南胜地人文萃，好傍云山筑讲台。”师门风义在焉。

康熙十二年(1673)至十三年，仇兆鳌在诸暨张鸣球家坐馆。

康熙十三年(1674)，仇兆鳌三十七岁，续娶姚氏为妻。

康熙十四年(1675)，仇兆鳌三十八岁，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名列第十一。

康熙十五年(1676)，仇兆鳌三十九岁，上京赶考，落第回浙。本年黄宗羲撰成《明儒学案》六十二卷。陆陇其在《三鱼堂日记》中说，黄宗羲曾以《明儒学案》前六卷见赠仇兆鳌，常有师门唱和。

康熙十七年(1678)，仇兆鳌四十一岁，仇石涛、兆鳌兄弟二人请黄宗羲为其父仇公路先生八十寿辰作寿文，云:“石涛，沧柱，承顺严训，服食古圣人之道，昼夜淬砺，声誉毁然，为江湖闻人。而沧柱为当今选家第一，通都大邑，穷乡村校，皆家有其书。”

康熙十八年(1679)春，仇兆鳌四十二岁，北上科考，备录取，因考官争议，乃终未售。本年，仇兆鳌之父仇公路率，享年81岁。

康熙二十一年(1682)，仇兆鳌四十五岁，再次北上赶考，又落第。

康熙二十四年(1685)，仇兆鳌四十八岁，正月再次进京赶考，始进士及第，考中二甲第八名。同年五月，仇兆鳌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康熙二十六年(1687)，仇兆鳌五十岁，散馆，受任翰林院编修官。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仇兆鳌五十一岁，负责礼部考试，为考试官。秋，仇兆鳌奉旨校阅《资治通鉴朱子纲目》，蒙康熙皇帝赐予蟒缎绫纱。

康熙二十八年(1689)，仇兆鳌五十二岁，积学储宝已久，开始辑注杜诗，着手从五个方面编写:一是“考诗题岁月”，二是“解诗中意义”，三是“注典故渊源”，四是“正从来谬说”，五是“采诸家名论”。《杜诗详注·序》:“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辨新说之穿凿支离。”可证。本年，仇兆鳌幼子廷栋因病夭亡。

康熙二十九年(1690)，仇兆鳌五十三岁，下半年每半月邀万斯同来京师讲会，宣传黄宗羲经史之学。本年，仇兆鳌参与修订《大清一统志》，顾祖禹、阎若璩、查慎行等亦参与其事。

康熙三十年(1691)，仇兆鳌五十四岁，参与修订《明史》。本年，黄宗羲有黄山之游，仇兆鳌随侍，万斯同等人作陪。

康熙三十一年(1692)，仇兆鳌五十五岁，受浙东史学影响撰成《通鉴论断》，从中可见其史学功底与熏陶，惜稿今不存世。“康熙三十一年(1692)条”，本年仇兆鳌在京师为其师黄宗羲《明儒学案》作序，见《明儒学案》(修订本)，沈芝盈点校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五页。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一月，仇兆鳌五十六岁，《杜诗详注》二十五册初稿脱稿，以抄本进奏，其写作历时五年。④仇兆鳌《进书表》:“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奏为恭进《杜诗详注》事。伏惟少陵诗集，实堪论世知人，可以见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见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见乾元、大历乱而复治之机。”此则材料既见仇兆鳌进书之具体时间，也可看出仇兆鳌注杜之动机，在于论世知人，以史鉴世。本年冬至日，仇兆鳌《杜诗详注·序》始成，冠其首。桐城程师恭《读杜诗详注》:“荟萃诸家多创获，指点后学启迷津。甬上仇先生，拥书胜百城。”(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2315页。);会稽田易《读杜诗详注》:“四明先生儒林宗，胸中书卷三十车。”;会稽金埴《读杜诗详注》:“详注只求得真是，千秋知己神和诚。”(同上，第2317页。)

康熙三十三年(1694)夏，仇兆鳌五十七岁，直南书房，其间进呈《两经要义》。仇兆鳌乞假还乡，为亡父迁葬。

康熙三十四年(1695)，黄宗羲卒，享年八十六岁。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生，浙江余姚人，为仇兆鳌之尊师。黄宗羲卒后一年(1696)，仇兆鳌领头与黄门弟子共二十五人商议“私谥”宗羲先生，曰“文孝”。

康熙三十七年(1698)秋，仇兆鳌六十一岁，应门弟子之邀，南下往粤，在韶州以诗会友，与左峴、潘次耕等人商榷注杜。师友酬唱，切磋学问，仇兆鳌受益匪浅，在《杜诗详注》“杜诗根据”中可见其征引。途中生病，仇兆鳌玩赏杜诗以当药石。

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仇兆鳌考定《杜工部年谱》完毕，自宪宗先天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冬，仇兆鳌“缮写《杜注》发刻，凡二十六卷，皆旌德叶承武所书。”本年，仇兆鳌六十三岁，迁居新桥高中丞旧第。

康熙四十一年(1702)，仇兆鳌六十五岁，长子廷桂中举。本年四月，仇兆鳌亲自携带誊写好的《杜诗详注》书稿，从鄞县到武林(今杭州)刊刻。本年夏，仇兆鳌始编好《诸家咏杜》，写成《诸家咏杜小序》，详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2257页。

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仇兆鳌六十六岁，《杜诗详注》初刻甫成，梓行于世。二月，康熙南巡，仇兆鳌见驾，在武林行宫进奏《杜诗详注》刊本两部，得康熙皇帝御书“餐霞引年”四字绫匾，以示皇家恩遇。笔者按:《浙江通志》卷一五九“仇兆鳌”条云:“四十二年驾南巡，(兆鳌)诣吴江迎銮，进所辑《杜诗详注》。”

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仇兆鳌六十七岁，为老友左峴《杜工部草堂记》作《附记》“表韵事于先贤，抚遗文而叹息”，(四十三年(1704)九月，仇兆鳌再次进京作官。)详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2256页。

康熙四十四年(1075)七月，仇兆鳌六十八岁，升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充皇太子讲官、侍读学士。本年，仇兆鳌与彭会淇、顾图河等进京纂修《方舆程考》，康熙皇帝赠仇兆鳌绿石砚一方，以示恩赐。

康熙四十五年(1706)，仇兆鳌六十九岁，彭会淇因科场案离局，顾图河赴任湖广学政，仇兆鳌独自主持《方舆程考》的修纂，领为总纂官，并蒙康熙皇帝御赐《文渊鉴》一部。

康熙四十六年(1707)，仇兆鳌七十岁，为兄长服丧。老年丧父、丧子，又丧兄，殇其何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二月二十日，仇兆鳌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间，仇兆鳌自订年谱《尚友堂年谱》草成。“按全谱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1638—1658)，记出生年月及求学入庠经过。第二部分(1659—1685)，写开馆授徒至考中进士。第三部分(1686—1710)，写仕宦经历及康熙恩遇。第四部分(1711—1717)，写致仕后返乡及病逝经过。”

康熙四十八年(1709)，仇兆鳌七十二岁，充补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代皇帝到昌平祭祀前代寝陵。

康熙四十九年(1710)四月，仇兆鳌七十三岁，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仇兆鳌身体积劳成疾，日见衰颓。

康熙五十年(1711)，仇兆鳌七十四岁，以疾乞休，本年三月由京师南归故里。本年冬《杜诗补注》辑注完毕，命次子廷模编次，作附记云:“注杜始于己巳岁，迨乙亥还乡，数经考订。癸未春日，刊本告竣。甲申冬，仍上金台，复得数家新注，如前辈吴志伊、阎百诗，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迩可，各有发明。辛卯，致政南归，舟次辑成，聊补前书之疏略。时年七十有四矣。”⑨又，本年仇兆鳌次子廷模中举。

康熙五十一年(1712)腊月，仇兆鳌七十五岁，至吴门度岁，准备发刻《杜诗补注》。

康熙五十二年(1713)，仇兆鳌七十六岁，重辑后的《杜诗详注》彻底竣工，后补充编纂完《诸家论杜》并作附记，详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第2349页。康熙五十六年(1717)，吴县缪曰芑据临川晏氏本校刊《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甫成。本年十月初五，仇兆鳌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岁。葬于鄞县东之九曲河。

席书

席书（1461年—1527年），字文同，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考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郯城知县，为一县之长。后进入京师任工部主事，又移户部进为员外郎。弘治十六年(1503)，云南地区白天忽如黑夜并发生地震，皇帝孝宗命侍郎樊莹到云南巡视，樊莹上疏奏请罢黜云南地方官300多人。席书不同意这种做法，便上疏说：“灾异是由朝廷引起的，而不是由云南引起的。就像一个人当受了内伤之后，四肢才出现病状。朝廷就像一个人的元气，而云南也就是四肢。怎么能舍弃发病的根源不管而去治疗四肢那表面现象呢?当今，内府供应比往年多了好几倍，朝廷中有数千名只领俸禄不干事的冗官，还有数万名校尉需要供给，供焚香祈祷的寺院不停地修建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宫廷内专督江南织造的内织染局催促频繁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朝廷在赏赐方面的用度超出了应有数目;皇上的亲戚强夺民田，皇上身边的宦官经常被派遣骚扰百姓;大狱中的囚犯在事先拟好的诏词面前不敢争辩，刑官也不敢为其申冤;贤能的大臣没有被起用，言官因为上谏言被罢还没有恢复;选任官吏，提拔官吏的制度已被破坏。出现灾异是上天示警，这一警报偶然出现在云南，却想用罢黜远方官吏的办法来消除，这是什么道理呢?以前的汉朝曾派遣八使巡视全国各地，朝中大臣中只有张纲对此持有异议，他说：‘豺狼当道，去问狐狸干什么?’现在樊莹的职责是巡察，他不能弹劾那些致使国家出现灾异的人和事，却只考察罢免了云南的官吏，这正是舍弃了根本去治疗表面啊。希望皇上能根据臣所指出的弊政，一条一条进行革除。其他应该革除的弊政，应该推行的大政，请皇上命令有关部门呈报上来，再予以兴革。”席书这一些切中时弊的建议，皇上却没有采用。

武宗统治时期(1506—1521)，席书历任河南签事、贵州提学副使。签事是省一级最高司法监察机构提刑按察使司中的官职，品秩正五品，提学副使是在各省设立的专门管理学校的提学官。提学官一般由提刑按察使司副使或签事担任，其职责是巡视所辖官学，考核教官和生员，督促其学业，决定其进退。席书在任贵州提学副使时，大臣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王守仁精通哲学而且善长教育，席书从州县中选出一些子弟，请王守仁教导他们，那些子弟才开始努力学习。后来，席书的官职屡次升至福建左布政使。左布政使是省一级最高行政机构承宣布政使司的长官，品秩从二品。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举兵反叛，欲夺取帝位，席书立即从福建招募2万士兵前去征讨朱宸濠。席书的大兵到达南昌时，朱宸濠已被地方官兵擒获，将叛乱平定，大兵便返回福建。不久，席书又被朝廷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是中央掌管监察事务的机构都察院的副长官，品秩正三品。巡抚是都察院外差，中央派驻地方的军政大员之一，“巡”，指巡视地方，“抚”，指抚治军民。席书任右副都御史期间，发现中官李镇、张旸假借进贡以及为皇上执行任务的名义收敛钱财十多万，便上疏揭发了他们。

嘉靖元年(1522)，席书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品秩正三品。当时长江南北地区闹饥荒很严重，席书奉命到长江北岸赈济灾民。席书命令各州县每隔十里设置一个简易的厂房，熬粥赈灾，靠这种方法存活下来的百姓不计其数。

当初，嘉靖皇帝世宗是以藩王身份继承帝位的。他的父亲兴献王是孝宗的弟弟。孝宗死由其子武宗即位，武宗无子，死后，内阁首辅和慈寿皇太后(孝宗皇后)经协商召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即世宗。世宗即位不久，就谕令礼部，集议他父亲兴献王的尊称。礼部尚书毛澄在杨廷和的支持下，会集文武群臣60余人上议：“皇上应该效法汉朝定陶王嗣成帝、宋朝濮王之子嗣仁宗的故事，称孝宗为皇考，做孝宗子，改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世宗不同意这种变易父母的作法，命令群臣再议。当时有一个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了符合明世宗想法的主张，他说：“汉定陶王、宋濮王之子在继帝位之前，都预立为皇嗣，而且在宫中抚养，为人后之义甚明。而今武宗继孝宗为帝已有16年，武宗在位时也没有立皇上为皇嗣。武宗死后，廷臣根据‘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的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所以说，皇上的情况与汉哀帝、宋英宗的情况不同，皇上应该上考兴献王，称孝宗为皇伯考，做到只继统不继嗣。”张璁在《大礼疏》中还说：“今日之礼，应该在京师为兴献王另建一庙宇加以祭祀，使皇上尽孝心。”世宗看到张璁的奏疏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当即下诏，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等大臣封还手诏，拒不受命，并指使言官弹劾张璁。经过一年多的争议，杨廷和等人所坚持的上考孝宗，即“人后说”，暂时取得了胜利。嘉靖元年三月，世宗正式举行典礼：上考孝宗，称孝宗为皇考，称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亲为兴国太后，皆不加“皇”字。

当朝廷发生大礼仪之争时，席书正在湖广。他得知朝中议论“大礼”之事还没有定论，揣测皇上不会心甘情愿上考孝宗，张璁的建议还会再提。席书便写了一封支持张璁的奏疏，他说：“当年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预养宫中，立为皇嗣，现在皇上以兴献王长子继武宗为帝。宋英宗入嗣为宋仁宗的儿子是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而皇上继帝位是在武宗驾崩之后。臣认为皇上继统武宗，但仍为兴献帝的儿子，应当为兴献帝在京师另建一庙，供奉兴献帝的神主，张璁等人的建议并不错啊。然而尊奉的不能有两个皇帝。皇上和武宗论亲近是堂兄弟关系，疏远点就是君臣关系。已经供奉孝宗为宗庙主，还能有其他尊称吗?皇上应该改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在大内为兴献帝另立一庙，供奉其神主，皇上每年祭祀完太庙后，可以仍然以天子之礼祭祀兴献帝。在大内另立一室庙祭兴献帝既保证了皇上只继统不继嗣，又不干犯我朝皇帝的统系，使太庙中的昭穆顺序不混乱。皇上给兴献帝上尊号既不自绝于私亲，使人伦的父子至爱更浓，又可以使皇家的支脉不乱，这样皇上尊其所尊，亲其所亲，二者并行不悖。至于皇上的母亲则应该称‘皇母某后’，而不能用兴献两个字。献，是兴献帝的谥号，怎么能现在称呼呢?”

奏疏已经写好了，正赶上朝中大臣纷纷诋毁张璁，席书害怕矛头指向自己不敢递上奏疏，私下里拿给桂萼看。桂萼是南京刑部主事，支持世宗上考兴献帝，看了席书的奏疏后表示赞同。嘉靖三年(1524)正月，桂萼上奏疏一并把席书的奏疏呈上，桂萼的上疏也是请改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桂萼和席书的奏章，使世宗上考兴献王、追尊兴献王为正宗皇帝的想法，又再次活跃起来。暂时安定下来的争议局面，又发生了动荡。世宗览阅桂萼、席书的奏疏后，心里十分喜悦。马上谕令礼部集官会议，还下谕旨传召席书和桂萼来京。嘉靖三年三月，世宗不顾朝臣的反对，发布谕旨：“今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谕令礼部，在奉先殿东侧另建一室，对兴献王进行庙祭。前一个谕旨群臣并未表示过多反对，因为它没有取消上考孝宗的意思。但在大内立庙供奉藩王神主，是千古稀奇之事，激起了群臣的激烈谏止。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在为兴献王立庙一事上，持反对意见屡不顺旨，被罢职。世宗命令席书代替汪俊为礼部尚书。

明代制度，礼部正副长官尚书、侍郎，一般都由翰林官担任，礼部长官尚书由翰林学士兼任，侍郎则由侍读、侍讲学士兼任。那时候，朝臣对不符合国家有关规章制度的事和人进攻得特别猛烈。席书既不出身翰林官，他升为礼部尚书又没有经过朝臣的推荐，所以朝臣们纷纷上书诋毁席书，以至于说他在赈灾中不尽职，有贪污行为。还没有到达京师的席书，对皇上的任命屡次推辞，并呈上《大礼考议》，还希望皇上能够派遣官员去考察赈灾的情况。皇上便派遣司礼监中官、户部和刑部侍郎、锦衣卫指挥前去考察，同时召席书入京更为迫切。嘉靖三年七月，世宗再下谕旨，令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本生”二字去掉。这样一改，就把上考孝宗，变成了上考兴献王，兴献王名义上成为明朝正宗皇帝。群臣纷纷上疏极力谏止，世宗不但不听，反而将奏章全部扣压下来。200多名文武大臣又跪哭左顺门，对世宗进行劝谏。世宗不仅不做让步，反而施用武力将文武大臣全部下诏狱。当时，席书已经动身从南京去京师，走到德州，听说皇上用武力制止群臣伏谏，便立即上疏劝道：“皇上命礼部集群臣议‘大礼’，就是让群臣发表自己的看法。两种不同的看法互相争执，必然有对有错。皇上选择那些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就可以了，对那些皇上认为错误的看法不必理会。请皇上原谅、宽恕持错误看法的朝臣，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席书人未到京师，奏疏却派人快速呈送给皇上，皇上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嘉靖三年八月，席书入京，皇上对他慰问犒劳特别优厚。

席书入京后就赴任礼部尚书。世宗以孝宗考名未定，命礼部集官会议，席书上疏说：“夏、商、周三代王位的传授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朝到汉朝二千年，没有立侄子为皇子的事。汉成帝因为自己的喜好立定陶王为皇子，由此才破坏了三代传统礼法。宋仁宗立濮王的儿子为皇子，宋英宗即位后，始终不称濮王为伯父。现在皇上生于孝宗驾崩两年之后，不继武宗大统反而超越十六年上考孝宗，作孝宗子，于天伦之常于伦理之法都已违背。况且皇上又从未被立为皇子，与汉、宋两朝不同。自古以来天子就不分大宗、小宗，也没有所生所后。《礼经》中所记载的大宗、小宗和嫡长子、庶子之分，是卿大夫和士的礼法，不能用在帝王身上。伯父子侄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能随便更改。现在把伯父称为父亲，把父亲称为叔父，伦理有悖于常规，这是个很大的错误。”

席书还在奏疏中说：“自古以来在君位传授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祖训》，《祖训》指出：‘皇帝驾崩后如果没有皇子，一定是兄死而弟即位。’那么继位的人实际上是继统而不是继嗣。伯父自然应该称呼皇伯考，父亲自然应该称皇考，兄自然应该称皇兄。现在皇上已经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中的‘本生’二字去掉，又谕令朝臣再议。臣席书、张璁、桂萼、方献夫及文武百官都认为：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是皇上的伯父，就应该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是皇上的伯母，就应该称皇伯母。献皇帝是皇上的亲生父亲，应该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是皇上的亲生母亲，应该称圣母。皇上对于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应该称皇嫂。臣特别希望皇上能够仰遵孝宗皇帝的仁圣之德，感念昭圣皇太后的拥立之功，对他们恭敬有加，始终不改变，这样大伦大统都具备了。皇上在奉先殿东侧另建一室，对兴献王进行庙祭，既尊奉了至亲，又与皇帝统系没有冲突，可以作到尊亲两不违背。一概遵守《祖训》，又合乎圣经。恢复三代几千年来没有明确的典礼，洗清汉、宋两朝违背圣经和礼法的陋习，这些事除了圣人谁又能做得到呢?”席书的奏疏呈上后，很合皇上心意。嘉靖三年九月，世宗诏示天下，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世宗把自己的亲生父亲追尊为明朝正宗皇帝成为现实。

世宗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加封尊号后，朝野内外对世宗献媚以求功名的人争先恐后地上疏。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已经因罪被罢官，这时又上疏请求迁移献皇帝显陵梓宫到北京的天寿山。显陵在今湖北省钟祥县东十里的松林山，是兴献皇帝的寝园。工部尚书赵璜等人斥责这个建议太过荒谬，皇上又令群臣商议此事。席书汇集群臣的意见劝谏说：“显陵，是先帝体魄栖身的地方，不能轻易挪动。过去高皇帝不迁徙祖陵，文皇帝不迁徙孝陵。随全等全是谄媚的小人，妄自谈论山陵，应该将他们交给法司严惩。”世宗想把兴献皇帝的寝园迁到天寿山来，便对席书等朝臣说：“先帝的陵寝离朕太远了，朕每天都思念它渴望看到它，有时忍不住伤心悲痛，卿等可再仔细商议一下这个提议，呈报上来。”席书又汇集众朝臣意见，上疏极力陈说此议行不通，皇上这才作罢。

世宗为追尊自己的父亲而引起的大议礼，以世宗胜利而告终。席书认为议礼之事既然已经告成，朝廷应该做一些天下百姓所期望的事情，于是便向皇上提出了12条新政，皇上下诏赞赏了席书并采用了他的建议。当时，驻扎在大同的明朝军队发生兵变，杀死了巡抚张文锦，毁掉了总兵官江桓的大印，而且将原来的将帅朱振从狱中放出，让他代江桓之职。这件事情传到朝廷后，皇上认可了这种做法，谕令礼部铸一个新印颁给新总兵官。席书认为不可，请求皇上派兵讨伐叛兵，和皇上的意见发生冲突。当时在内阁辅佐朝政的阁臣有费宏、石、贾泳，席书对这些阁臣都不喜欢，便极力推荐杨一清、王守仁进入内阁，并且说：“现在内阁中诸大臣都是平庸之材，不足以与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平定叛乱、匡救时世，除了王守仁别无二人。”皇上说：“席书作为大臣，应该提供些定国大略，共同渡过这个艰难时期，怎么能只指责别人是平庸之材呢?”席书推荐的两人，杨一清后来进入内阁，王守仁最终也没能入阁。

嘉靖四年(1525)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立世室，崇祀献皇帝于太庙。世宗谕令礼部集官会议，席书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上疏说：“三代中的周朝，太庙的建制是七庙制，即在太庙中供奉七个死后帝王的神主，其中有一庙为世室百世不迁，其他六庙按三昭三穆顺序排列，可以迁移。周朝因为周文王、周武王二帝王的功德很大，给他们立世室百世不迁。我朝明太祖首建四亲庙，供奉他的四世祖(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后来改为同堂异室制(同堂异室制是指同堂祭祀、异室供奉)。明太祖、明成祖的后继者认为太祖、成祖的功德可以和周文王、周武王相提并论，所以为二先帝各自建世室，百世不迁。现在献皇帝以藩王身份追尊帝号，何渊却想以献皇帝与太祖、成祖相比，在太庙中立世室，这太没有道理了。”席书等人的奏疏被世宗扣压在宫中。不久，张璁也上奏疏反对何渊的意见，他说献皇帝没当过皇帝，不宜入太庙，入则干犯皇帝的统系。席书又连上三疏，内容与张璁基本相同。世宗很想把献皇帝的神主奉入太庙当中，便派中官到席书家转达自己的意思，席书又秘密上疏恳切地劝谏。皇上很不高兴，责备了席书一顿。席书、张璁等提议，在太庙的左边另建一庙，专门供奉献皇帝的神主，世宗同意这个建议。何渊的建议因席书等人的反对而未被采纳。

席书对世宗的生母拜谒世庙，又持支持态度。嘉靖五年(1526)，供奉献皇帝神主的世庙建成于太庙之左。世宗的生母章圣皇太后将拜谒世庙。礼官的意见不一，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当时席书因为眼病不在朝，知道此事后便上疏说：“母后出宫拜谒世庙，这是前所未闻的大事，礼官中意见不一可以理解，这事全凭皇上自己斟酌裁决。现在世庙既然已经建成，臣希望皇上放宽法律、大赦天下，将被逐出朝廷的议礼官员召回。皇上如果能这样做，就是合万国之欢心以祭祀先王，这正表现了天子对父亲的大孝啊。”席书的奏疏很合皇上心意，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席书因为在议礼中支持世宗追尊私亲，被世宗视为心腹大臣。当初，给皇上献上《大礼考议》，为追尊私亲提供依据，席书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不久因为完成了《献帝实录》的编撰，进升为少保。皇上对席书恩宠之盛，即使是那些内阁大臣也比不上。席书得病不能视事，屡次上疏请求致仕，举荐罗钦顺代自己之职，皇上也多次安慰、挽留他不允他致仕。这以后席书的病势加重，请求致仕的要求更加恳切，皇上这才允他致仕，还下诏封席书为武英殿大学士，在京师赏赐他一座宅第，所得俸禄与以前一样。不久席书死去，皇上赠官太傅，赐谥号“文襄”，还命令他的一个儿子到尚宝司任尚宝丞。尚宝司是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机构，尚宝司的官职也是皇帝的新近侍从官。皇上给席书的待遇太优厚了。

席书处理事情很大胆，性情刚愎自用。当初，长沙人李作盗贼，被当地知府宋卿抓住定为死罪。席书当时巡抚湖广，发现宋卿有贪赃行为，便上疏弹劾宋卿故意加重李的罪行。皇上派大臣调查这件事，不像席书所说的那样。当时席书已被皇上所宠幸，便命令将李押解入京再次审讯。席书还上疏说：“臣因为议礼之事惹怒了众位大臣，所以刑官都袒护宋卿而加重李的罪行，请皇上命令法司给予辨别昭雪。”尽管法司的意见和宋卿一样，皇上还是顺席书的意思，特意减了李的死罪将他遣戍到边远地区。其他像庇护陈洸、排挤费宏等事，席书都肆意按自己的意思来办，被时论所斥责。

席书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席春，一个叫席篆。席春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学习期满被授以御史的官职，巡察云南。因为哥哥席书是都御史，所以席春改任翰林检讨。席春任的检讨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他参与编撰的《武宗实录》完成之后，按例应该升官。内阁大臣费宏以席春是由他官改任翰林官，便让他和另一检讨刘夔一起到按察使司任按察签事。刘夔原来也是御史，因为要回避其兄侍郎刘龙而改任检讨。席书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愤怒，便上疏说：“旧例，没有编撰国史成功的翰林官，才出翰林院到其他部门任职。”皇上因为席书的原因留下了席春，擢升为修撰，刘夔也留了下来，擢升为编修。席书因为这件事而怨恨费宏，多次上疏诋毁他。等到席书去世，皇上追念他议礼有功，便屡次给席春加官，直至翰林学士(翰林院的长官)。嘉靖十二年(1533)，席春由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右侍郎。皇上谕令吏部推荐堪当翰林官的人，席春想让原来的翰林官杨惟聪、陈沂回任，吏部尚书汪不同意，于是两人之间有了矛盾。后来，汪推荐官员不和席春商议，席春为此怒责汪。汪诽谤席春以前曾附合护礼派杨廷和排斥议礼派大臣，于是席春被罢职。后死于家中。

席篆任户科给事中。黔国公沐崑上疏弹劾按察使沈恩等人，席篆和同官李长私下里议论沐崑的弹奏很多是诬告，李长便弹劾沐崑。当时的皇帝武宗责备李长诬告大臣，将他下诏狱。李长的供词牵连到席篆，席篆和李长都被治罪贬到京外，席篆到湖北夷陵任判官。世宗即位后，席篆官复原职，但还未到任便死去了。皇上准予祭祀，赠官光禄少卿。

阮福晙

阮福晙（Nguyễn Phúc Tuấn，1885年10月8日－1925年11月6日）原名阮福宝嶹（Nguyễn Phúc Bửu Đảo）。越南阮朝第12任皇帝，1916年-1925年在位。第九位皇帝同庆帝阮福昪长子，第十一位皇帝维新帝阮福晃堂叔，1916年维新帝被废后被拥立为帝，年号启定，在位期间仍然是法国人的傀儡，虽然心有雄心壮志，希望恢复越南主权和阮王朝专制统治，但没有条件和能力，1925年抑郁而死，终年40岁，在位9年，庙号弘宗，谥号宣皇帝。

1885年生于顺化紫禁城，越南皇帝同庆之子。1916年被法国殖民者立为越南皇帝，年号启定（Khải Định）。

即位后，他誓言要重建皇室的威望；然而就他与法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深厚关系来看，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启定帝并不满意其处境，但是他仍旧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法国人的法令。因此，阮福晙普遍不受越南人的欢迎。 民族主义 者 潘周桢 就批评当一般的越南人民遭受到法国的剥削时，他却过着奢华的生活；阮爱国(即胡志明)则是写了一出名为《竹龙》的戏剧，来嘲讽启定皇帝表面上看起来很威武，但充其量只是法国人的掌中傀儡。而他于1922年的法国之旅也饱受非议。1923年阮福晙为新建他的陵寝而下令增加农民的税赋时，更让这股声浪达到最高峰；同时，他又签署了许多律令，造成更多的异议人士被逮捕入狱。

1919年，印度支那总督沙罗迫使启定帝废除了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使顺化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丧失。

1922年，阮朝启定帝赴法参加马赛博览会，谋求法国政府支持其子继位。在法越侨和留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并向启定递交措词激烈的《七斩书》。书中列举启定七项该斩的罪状：滥用君权，赏罚不明，奴颜婢膝，穷奢极欲，衣不如时，荒淫无度，阴谋访问。

启定帝自幼体弱多病，且患有 药瘾 ，最终在1925年11月6日因结核病去世，年仅四十岁。 庙号 弘宗（Hoằng Tông），谥号嗣天嘉运圣明神智仁孝诚敬贻谋承烈宣皇帝（Tự Thiên Gia Vận Thánh Minh Thần Trí Nhân Hiếu Thành Kính Di Mưu Thừa Liệt Tuyên Hoàng Đế）。

启定帝驾崩后葬于应陵（Ứng Lăng），该陵墓在1931年完工。位于 顺化 郊区。其结构同时融合中国及法国的建筑特色。整体来讲，陵墓的建筑式样却是欧式，尤其是两旁那尖耸入云的塔，体现了法国殖民时期的印记。但盘龙绕柱的雕刻是中国式的。陵墓分三层，主体颜色是灰色的，依山而建，一层比一层高。第二层最有气势，石象、石马和石群臣在两旁分立，中间是一座两层的石亭。亭中央放置着石碑，是 保大帝 （启定之子）为其父所作圣德神功碑。第三层是启定帝的陵寝，外面看是一座雕满龙的建筑，里面有一尊启定的铜像，是1922年在法国照启定的真人铸造的。

张氏静是阮福晙的元配，为维新朝辅政府长张如冈的女儿。1904年嫁给阮福晙为府妾。婚后生活不谐，1916年出家。同年，阮福晙被殖民政府立为皇帝，想册封张氏静为皇贵妃，但被张氏静拒绝。

黄氏菊于1913年嫁给阮福晙为府妾。1916年阮福晙继位后，黄氏先后被封为三阶惠嫔、二阶惠妃和一阶厚妃。儿子保大帝亲政后尊为端徽皇太后。

胡氏芷是阮福晙的继室，为启定朝重臣胡得忠的女儿。胡氏本为 维新帝 的青梅竹马，但在1915年朝廷为维新帝选妃时落选。1916年阮福晙继位后，胡氏芷被选入宫中，册封为一阶恩妃。

此外，他还拥有数位妾室。根据其中一位妾室的说法，“他对性并无多大兴趣”。

阮福晙只有一子，阮福永瑞，即末代皇帝 保大帝 ，由端徽皇太后黄氏菊所生。 

希法亭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 ，希法亭生于维也纳的一个职员家庭，高中时代参加了学生社会主义小组活动，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时期成为其领导人,大学毕业后一面开业行医,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04年他和M.阿德勒（1873～1937）共同编辑《马克思研究》丛书。在丛书第一卷中希法亭发表了《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1904），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早的反批判。他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党机关刊物《新时代》撰稿,1906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教师，1907年任《前进报》编辑。1910年发表了《金融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军医应征入伍。战后任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主编。1922年他促进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合并，并成为该党领导人之一。1924年以后任党机关刊物《社会》主编，1923年任德国政府的"社会化委员会"委员，同年8～10月，任 G.施特雷泽曼内阁的财政部长，1928～1929年,任H.米勒内阁的财政部长,在处理通货膨胀问题上遭受失败。1927年在社会民主党召开的大会上，希法亭提出了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张。1933年纳粹法西斯势力抬头，魏玛共和国垮台，希法亭逃亡国外，1940年在法国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1941年在巴黎狱中去世。

经济思想 　希法亭的主要著作《金融资本论》，利用德国帝国主义的素材作为分析背景，目的是研究"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该书"虽然作者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7页）。该书共有五篇,以独自的理论体系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第一篇《货币与信用》分析了流通信用和资本信用的区别。第二篇《资本的动员·虚拟资本》分析了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形式下，银行利用动员来的资本，可以获得一种属于特殊经济范畴的"创业者利润"。第三篇《金融资本与自由竞争的限制》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他的金融资本的概念是"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第四篇《金融资本与危机》分析了在金融资本支配下，作为资本的现实运动形式的危机，周期运动的结构变化，指出垄断组织的卡特尔不能阻止危机的发生，也不能回避其影响。第五篇《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分析了金融资本对整个社会关系的影响。

希法亭由于受到当时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能彻底摆脱唯心主义，而过于偏重从流通过程出发，陷入了流通主义的方法论。他在研究金融资本时，不是首先从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经济特征即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产生开始，而是从货币和信用开始，把流通领域提到首位，认为交换具有决定的意义。他的危机理论放弃了马克思对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分析，只认为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均衡条件的暂时"混乱"，是由于价格形成中的混乱所引起的"不均衡"。他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首先是流通手段,不需要和黄金联系,纸币的"通用价值"是由"社会必要的流通价值"来规定，不需要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中的迂回道路。他主张纯粹的纸币本位制，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就可以防止价值规律起作用。他认为这种中央银行可以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调节，决定它们的生产数量，因此,价格决定也就成了纯粹名义上的事情,其作用只不过是对卡特尔组织的资本贵族和广大劳动者之间进行总产品的分配而已。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按希法亭的理论，要对社会总生产过程以及其组成部分的流通过程、分配过程进行全面有意识的所谓"社会调节和管理"，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希法亭的理论，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奥维德

普布留斯·奥维第乌斯·纳索，通称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是奥古斯都时期第三个重要诗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城苏尔莫，卒于莫西亚托弥。家庭属骑士阶层，相当富有。青年时期曾受到良好教育，学习演说修辞，后又在雅典深造，并游历西西里和小亚细亚等地，最后回到罗马。他曾担任过一些低级官职，兴趣却不在政治，很有才华，结识了许多诗人。他的妻子出身名门，同奥古斯都家庭关系密切，使他能够在罗马出入上层社会，过了30多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公元8年，他突然被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东岸的托米（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据其自述，流放是由于一首诗和一个错误。有人认为这首诗可能是他写的《爱的艺术》，被奥古斯都认为有伤风化。至于所犯错误，奥维德没有明言，后人猜测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他在流放期间曾热切希望得到奥古斯都的宽恕，让他回到罗马，但始终未能如愿，病死在异乡。

奥维德从18岁左右起开始写诗，他的诗在题材和技巧方面受到亚历山大里亚风格的影响。他的创作可分为3个时期：早期、成熟期和流放期。早期作品主要是用埃勒格体（一称哀歌体）格律写成的各种爱情诗，包括《恋歌》《列女志》《爱的艺术》《论容饰》《爱的医疗》等。《恋歌》是他最早的作品，发表于公元前18年左右，共49首，诗中主要抒发对科林娜的爱情。科林娜可能并无其人，而只是当时爱情诗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列女志》共21篇，后6篇可能不是出自奥维德之手，而是别人的仿作。诗人用书信形式描写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子，如佩涅洛佩、美狄亚、狄多等的离恨悲怨之情。《爱的艺术》（3卷）传授爱的技巧。《论容饰》专谈脂粉等化妆用品，现仅存开头的约100行诗。《爱的医疗》同《爱的艺术》有密切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平息一些人对《爱的艺术》一书的指责而作。奥维德生活在奥古斯都的统治得到巩固的时期，当时奴隶主阶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奥古斯都为了整顿社会风尚，巩固新政权，采取了不少恢复古代道德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奥维德这一时期的爱情诗内容轻佻，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面貌。他的诗语言优美，技巧娴熟，发展了提布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埃勒格体爱情诗传统。奥维德在这一时期还写过悲剧《美狄亚》，可惜已散佚。

奥维德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主要是长诗《变形记》和《岁时记》。《变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全诗共15卷，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根据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理论，用变形，即人由于某种原因被变成动物、植物、星星、石头等这一线索贯串全书，包括大小故事250多个（其中以爱情故事为主），是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大汇集。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由宇宙的创立、大地的形成、人类的出现开始，直至罗马建立，凯撒遇刺变为星辰和奥古斯都顺应天意建立统治为止。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根据神话传说的某些表面联系，把它们串联起来。为了使情节生动，作者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手法，精彩地描述了许多著名的古代神话传说，并着力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变形记》原稿在奥维德被流放前已基本完成，但未及最后加工。《岁时记》原计划写12卷，按时间顺序每月一卷，叙述罗马的宗教节日及与其有关的传说、历史事件和祭祀仪式、民间习俗等，但作者只写了前6卷，即因流放而中断。残稿在作者死后由友人发表。《变形记》和《岁时记》共同的思想倾向是宣扬罗马的传统及其光荣的历史，赞扬奥古斯都的统治，这表明作者这一时期已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创作纳入官方思想意识的轨道。

奥维德流放期间的作品主要是《哀歌》和《黑海零简》。《哀歌》共5卷，收诗50首。《黑海零简》共4卷，收诗46首，为诗人流放期间致妻子、友人或罗马的一些达官贵人的信件。前3卷由作者自己收集，第4卷在作者死后由友人收集发表。这两部作品的内容相近，主要描写流放途中的感受、流放地的风土人情和艰苦生活，表达作者被禁锢异乡时的孤独、痛苦心境和对罗马的眷恋之情。此外，他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鸩毒》和《捕鱼》等诗，前者模仿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的同名作品写成，抨击不忠实的朋友；后者只留下134行诗，主要介绍黑海的鱼类品种，艺术价值不高。

奥维德的诗在当时非常流行，中世纪时仍然受到欢迎。从文艺复兴开始，他的《变形记》向欧洲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古代神话世界，受到特别推崇，许多作家、艺术家从中吸取创作素材。他的诗对但丁、W.莎士比亚、J.W.von歌德等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董康

董康（1867—1947）江苏武进人。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授刑部主事。二十八年(1902)经沈家本奏调为法律馆纂修兼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派赴日本调查司法。三十三年(1907)为大理院推事。宣统三年(1911)晋升刑庭推丞。清亡后避往日本京都，1913年返国，应司法总长梁启超邀请，任司法编查会副会长，继任大理院院长，一度曾在上海执业律师，193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委员、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董康自早年任官刑部后即经常搜访旧书，曾以八元廉价得法式善手抄的《宋元人小集》八十册。其收书以宋元及明嘉靖前的古本为主，1916年收得宋周密《草窗韵语》，后以二千元高价售出。董康尤以藏戏曲、小说为最多，如有原怡亲王府抄本《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归北图)、《李卓吾批评幽闺记》、《浣纱记》、《孔夫子周游大成麒麟记》、《丽句亭评点花筵赚乐府》等等，1931年时售与北平图书馆，在抗战中曾运藏美国，1965年运至台湾，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辛亥革命后董康避往日本时，携其藏书随往，本拟开设书肆营生，未能实现，就以部分藏书售与日本钜富大仓氏。1913年底董康将剩余精本载返上海，旋即散去，如宋刊本《吴郡志》经缪荃孙作介，以八百元让给刘承干嘉业堂。董康刻书印书之名甚于藏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成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三十年中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刊》三十余种及《敦煌石室遗书》、《董解元西厢》、吴梅村家藏稿影元本《中州集》等。又为潘宗周宝礼堂监造、刊行《礼记正义》，装潢板式一如原书，仅印一百部，以枣木制成书板，甚精美。也曾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等家代刻书。除木刻版外，董康并从事新兴的影印和活字排印工作，影印的书大都寄往日本，由小林忠次郎制版，再寄回印刷。董康著述亦富，有纪录四次扶桑之行的《书舶庸谭》，与吴梅、王国维等校订《曲海总目提要》，曾为刘承干编撰《嘉业堂藏书提要》稿本十九册，又有《课花庵词》一卷及法律著作《秋审制度》、《集成刑事证据法》、《中国法制史讲演录》、《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修正案》等。今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隆间刻本《太平广记五百卷目录十卷》四十八册，又清顺治间刻本《雁楼集二十五卷》四册，卷内均有“董康”印记。室名“诵芬室”、“课花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