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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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
埃尔温·薛定谔（全名：埃尔温·鲁道夫·约瑟夫·亚历山大·薛定谔，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ödinger，1887年8月12日—1961年1月4日），奥地利物理学家。波动力学的创始人。1887年8月12日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的青年时期,正是物理学发生深刻革命从而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时代。而正是薛定谔建立的波动力学对量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由于这一卓越成就,薛定谔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薛定谔从小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教养。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关怀、理解和温暖中度过的,他的父亲一直是他的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朋友、老师,他11岁以前在家就读,18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维也纳最优秀的中学,1906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维也纳大学,他在该校物理学家埃克斯纳的熏陶和影响下,坚定了他从事研究理论物理的决心。
1910年,薛定谔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后,留在埃克斯纳的实验室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军队服役了一年,然后回到母校做埃克斯纳的助手。他除了研究电学问题外,还研究了放射性及其和大气电的关系、声学问题、光学问题以及颜色理论等,并且开始研究原子和量子物理学,由此进入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领域。1912年他发表的《关于磁性的运动学理论》,利用洛伦兹的电子论,依据麦克斯韦-玻耳兹曼分布律,对抗磁性给出了理论解释。1913年夏他和科耳劳施合作在西哈姆进行大气电实验工作,获得了维也纳科学院的海廷格奖。
1913年,26岁的薛定谔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了《伦琴射线的干涉现象》、《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论选讲》等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耶拿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布雷斯劳大学工作过,1921年他受聘到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数学物理学教授。
在苏黎世他取得了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建立了著名的波动力学,对量子物理学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成为物理学界的杰出人物之一。此外,他还对其他许多物理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例如,在19世纪后半叶,统计热力学已有了飞跃发展。薛定谔也研究了与统计热力学理论有关的各种问题,他研究了气体动力学和波动力学、晶格振动热力学,并把对固体的比热研究推广到气体,同时继续开展振动问题的研究,他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对他建立波动力学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在《作为本征值问题的量子化》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一系列经典性的科学论文,建立了波动力学,提出了薛定谔方程,确定了波函数的变化规律。这是量子力学中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基本定律,在粒子运动速度远小于光速的条件下适用。这一定律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可与牛顿运动定律在经典力学中的地位相比拟。薛定谔方程在原子时代物理学的世界文献中是属于应用最广泛的公式。由于他在波动力学中的重大贡献,他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物理奖。
薛定谔是法西斯统治的坚决反对者,1933年他借领诺贝尔奖之机会,到英国牛津住了3年。1936年薛定谔在格拉茨大学任教,但当奥地利被希特勒占领后,他再次到英国。之后他被邀请去爱尔兰建立了一个高级研究所,他专心致志在这里从事了17年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了波动力学,还研究了宇宙论、统一场论等许多其他的问题。1956年薛定谔返回自己的故乡,任维也纳大学教授。在维也纳大学的物理研究所,还为他特设了一个教研室。奥地利政府给予他极大的荣誉,设立了以薛定谔名字命名的国家奖金,由奥地利科学院颁发,1957年把首次奖金授予薛定谔本人。1961年1月4日,他在奥地利的阿尔卑巴赫山村病逝。
薛定谔的主要著作有:《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波动力学论文集》、《现代原子理论》、《统计热力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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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白辛
乌·白辛（1920年-1966年），现代剧作家。赫哲族。原名吴宇洪。黑龙江省瑷珲人。后迁居吉林。1938年于吉林毓文中学高中毕业后,尊其父命考入奉天(今沈阳)佛学院。然不久即背离父亲的意志,考入沈阳协和剧团,后转为正式话剧演员。1942年曾在吉林组织吉林剧团,上演话剧《沉渊》,自编、自导、自演广播剧《海的召唤》。此期间曾以柳如丝、端木杨、吴大宽、庚辛金等笔名发表诗歌《南行草》、《九月之歌》等,表现其爱国和反日的情绪。1944年夏,他把《吃耳光的人》改编成话剧《后台》,遭到伪宪兵、警察的查禁。1945年结识我党地下工作者郑墉,遂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主办《前进报》、《轻骑报》等,宣传抗日。是年11月受命组建吉林文工团并带往东北民主联军七纵队。他前去盘石后转进军政干部学校。此后曾任文工团戏剧教员、编导组长、文工团副团长等职。1946—1952年,白辛一直随军转战。1947年初编写小歌剧《好班长》、《送饭》、《鞋》等。1948年创作大、中型歌剧《郭老太太杀鸡》、《马玉惨案》和《土地是我们的》等,为此被评为劳动模范,立大功受奖。1949年入关后写大型话剧《四海为家》,1951年随军参加抗美援朝,写歌剧《白绶带》。1953年调至北京,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编导工作,曾亲赴新疆、西藏,直至1957年末,拍摄 一批新闻艺术记录片,如《帕米尔高原上》、《勾格尔王》、《伞兵生活》等。1958年调哈尔滨活剧院,编写话剧《黄继光》。1961年发表电影剧本《冰山上的来客》,后拍成电影,受到普遍好评。1962年他将赫哲族民间说唱形式,运用于话剧创作,写出剧本《赫哲人的婚礼》。该剧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概括地反映了赫哲族上下300余年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他创作的题材十分广泛,除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外,大部分取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生活,同时涉猎少数民族生活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不仅继承和创造性的运用本民族的民间优秀文学传统,对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对中国的戏剧、电影事业作出了贡献。代表作除上列外,尚有话剧《雷锋》(1963)、《焦裕禄》(1965)等。《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载有高兰写的白辛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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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
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浙江绍兴人。 据邹涛《赵之谦年谱》载，赵之谦21岁考取秀才。22岁入缪梓幕府。24岁，乡试未第。26岁，随缪梓到杭州。32岁至34岁，先后客居温州、福州，经上海至天津，再由天津到北京。自35岁至44岁，往来于北京、杭州、绍兴三地，先后共三次入京，四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能考中进士。44岁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此后再也没有入京。45岁至49岁，客居南昌，担任《江西通志》总编。50岁任鄱阳知县。53岁迁奉新知县。55 岁客南昌。56岁调任南城知县，因患肺气肿哮喘病，卒于任上。
赵之谦工诗文，擅书法、绘画、篆刻，是晚清艺坛上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的全能大师。著有《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
赵之谦的学书道路是：20岁前，学颜真卿《家庙碑》，日五百字。32岁客居温州后，倾心六朝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35岁入京后，逐步地放弃了颜体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他的篆书，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的影响，他能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而是化邓法为己用。他对于隶书涉猎很广，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他从颜楷入手，转学魏碑，又由邓石如篆书而上溯汉碑，最终形成自家面貌。他晚年所写的正书、篆书作品，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方圆结合，寓圆于方。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源自颜体，细审之，与何绍基似同出一辙，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6岁至37岁，开始改变这种颜体行书，而以北碑法试作行书，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很难于连贯，因而行笔多牵强之处，转折不自然，笔力亦靡弱，他自己认为存在“起迄不干净”(《致魏稼孙函》)的毛病。到40岁前后，他独创的带有魏碑风神的行书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硬之处，虽笔力还不够浑厚，但行笔已无不畅。45岁以后，心手双畅，随心所欲，挥洒自如。50岁之后，赵之谦的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行书占了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
赵之谦在绘画方面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早期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他的花卉画学石涛而有所变化，由于他书法功力深厚，线条把握精到，以这种富有金石气的笔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横生。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评曰：“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可见赵之谦的花卉画风对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风有直接影响。
赵之谦篆刻初学浙派，后追皖派，参以秦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一扫旧习，形成章法多变，意境苍秀雄浑的独特风貌。他在44岁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时，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篆刻艺术。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印之后，南下江西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时，为好友潘祖荫刻“赐兰堂”印，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所刻的唯一印章，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巅峰，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篆刻大师，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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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襟亚
平襟亚(1892—1980)，名衡，以字行，别署襟霞阁主人、网蛛生、沈亚公、秋翁等。江苏常熟人。出身于贫苦之家，幼年读过数年私塾。年十三，即入常熟某南货店当学徒。父死后，生计维艰。南货店旁有一书摊，得以遍览小说、弹词等书。嗣后，任常熟第五小学、嘉定练西小学教员、校长。俸薄难以养家，于1915年辞职赴上海，结识作家姚鹓雏、朱鸳雏、吴虞公、杨了公、戚饭牛等，相互切磋，文思猛进，遂以卖文为业。前后任世界书局、《滑稽新报》、《武侠世界》、《笑杂志》编辑、主编。出版小说《中国恶讼师》，文名初显。1926年以文触犯女作家吕碧城，吕向法庭控告，平襟亚化名沈亚公，避居苏州，写成长篇小说《人海潮》。迨吕碧城远赴欧美，平襟亚返回上海，创办中央书店，前后出版通俗小说四百余种，影响颇大。此后又于1937年创办《抗日漫画》，1941年创办万象书屋和《万象》月刊，1942年创办《万象》旬刊。日军侵占上海期间，从中央书店抄出抗日书刊，被拘月余，罚以巨款，中央书店自此一蹶不振。抗战胜利后，平襟亚曾掩护过郭沫若、袁雪芬、田汉、洪深、许广平等。1946年曾任上海新评弹作者联谊会主任委员。1957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并曾任上海评弹社顾问。其他著作尚有长篇小说《新人海潮》、《人心大变》、《上海大观园》、《百大秘密》，短篇集《故事新编》，杂著《秋翁笔谈》等，并编有《书法大成》、《作家书简》、《国学珍本文库》等。生平事迹见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平襟亚的早年生活》(1987年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郑逸梅《艺坛百影·平襟亚趣事纪略》(1982年6月中州书画社出版)、郑逸梅《平襟亚》(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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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次溪
张次溪（1909年—1968年9月9日），名涵锐、仲锐，字次溪，号江裁，别署肇演、燕归来主人、张大都、张四都，东莞篁村水围坊人，我国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少时，随父母在京生活。1923年考入世界语专门学校，不久入孔教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曾先后应聘为《丙寅杂志》编辑、北京《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冬赴天津，任职河北高等法院兼《民报》编辑。1929年，章太炎等组织国学会，张被举为理事。
1930年12月，他应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学会聘任，调查北平风土，专事纂修《北平志》。从此，奠定他一生研究史学、方志学的基础。这一时期编著有《北平志》稿、《北平岁时志》、《北平天桥志》、《北平庙宇碑刻目录》、《陶然亭小记》、《燕都梨园史料》等三十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职天津、南京、张家口等地，仍不辍史学研究，编纂《京津风土丛书》、《江苏通志》、《清代学人年鉴》等书刊。
建国初，他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后，在辅仁大学历史系任资料员。1952年，将其父修建的北京龙潭湖“袁督师庙”捐赠给国家，该庙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大专院校调整后，张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分担《辛亥革命》历史资料丛刊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
1957年，他因脑溢血致半身不遂，养疴在家。翌年8月，将其父在京所建私宅“张园”十三间半房屋(今北京龙潭植物园内)全部捐献给国家。卧病时，他还先后为广东省博物馆、北京文物管理局撰写地方文史著作多种，撰写了《齐白石自述》和《莞乡烟水录》。1968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东莞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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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周颐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改名周颐。字夔笙，又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蕙风词隐、阮盦、阮堪。广西临桂人。光绪五年(1879)以优贡生中举。十四年后历任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与王鹏运订交，朝夕论词。曾先后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为幕僚，又尝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在上海卖文为生。
况周颐一生治词不辍。平生“襟宇孤洁，艺业通深，乐府之工，允称独秀。每当露辰星晚，候雁初莺，往往绛蜡烧残，犹寻幽绪。黄华笑冷，自写傲情”(孙德谦《秀道人修梅清课序》)。早期词好为“侧艳”之作。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亦有感时抚事之作。辛亥革命后之作多抒写封建遗老情怀。王国维评其词曰：“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彊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园’，及[苏武慢]‘寒夜闻角’二阕，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人间词话附录》)。叶恭绰曰：“夔笙先生与幼遐翁崛起天南，各树旗鼓。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蕙风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各有真价，固无庸为之轩轾也。”(《广箧中词》)著有《新莺词》、《玉梅词》、《锦钱词》、《蕙风词》、《蔆景词》、《二云词》、《餐樱词》、《菊梦词》和《存悔词》等九种，合刊为《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晚年删定为《蕙风词》。此外还著有《蕙风词话》、《词学讲义》、《蕙风簃随笔》、《阮盦笔记五种》等。生平事迹见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况周颐小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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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白
刘大白(1880—1932)，原姓金，名庆棪，字伯桢，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号白屋，笔名汉胄、白屋诗人等，绍兴平水镇人。现代诗人和文学家。幼年只读过几年私塾，勤奋好学。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中拔贡。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陈伯平与徐锡麟等在安庆举事失败殉难，作《哭陈烈士伯平》七律四首痛悼。三十四年，与王子余共组《绍兴公报》，任主笔。
辛亥革命后，北上寓居北京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投身反袁“二次革命”。为免受袁迫害，逃亡日本，在东京邂逅沈定一(玄庐)，遂成莫逆之交。1915年，流浪于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以当家庭教师餬口，同时以诗文揭露袁氏窃国害民的罪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16年，袁世凯病死，自南洋回国，任山阴县学堂教员，住绍兴月牙池头，自称白屋刘寓。后应经亨颐聘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执教。五四运动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总干事，参与指导一师学生联合各中学学生投入运动。特积极支持经亨颐教育改革，与陈望道、李次九、夏丏尊一起合编《国语法》。与陈望道合编《注音字母教授法》。1921年春，应沈定一邀在萧山衙前筹办农村小学，领导农民运动，参加起草《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章程》。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为纪念衙前农民协会领导人李成虎，写有“每饭不忘”、“成虎不死”等诗歌。1923年，沈肃文(沈定一族叔)出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应邀为教导主任。次年因校内发生“驱沈风潮”而辞职，寄住萧山沈定一家，互做新体诗。1924年冬，经邵力子推荐去复旦大学执教中国文学史，继任中国文学科主任。1927年，由邵力子和叶楚伧推荐，为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1928年，任浙江大学秘书长兼省教育厅秘书长。1930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卸职后回杭州寓所，不久，因肺病加剧病逝，墓葬西湖灵隐附近。
代表作有新诗集《旧梦》(后来重编为《丁宁》、《再造》、《秋之泪》、《买布谣》4个集子)，以及诗集《邮吻》、诗话《旧诗新话》、《白屋说诗》，论著《白屋文话》、《白屋书信》、《文字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诗外形律评说》，及《故事的坛子》、《五十世纪中国历史年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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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澂
吕澂（chéng）（1896年1月10日—1989年7月8日），字秋逸,或作秋一、鹫子,祖籍江苏丹阳。早年于镇江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一年后入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学习。不久前往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学习佛学。20岁时留学日本,专攻美术。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乃罢学回国。归国后被刘海粟所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聘为教务长。1918年应欧阳竟无之请,前往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筹办支那内学院,从此弃却前学,一生转向专攻佛学。1922年7月17日内学院在南京成立,先生任学务处主任,除致力于行政工作外,还从事佛学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内学院迁往四川江津,欧阳师逝世,被推举接替院长一职。其间曾为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写佛教史料,并聚众讲授佛学。1949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继任院长。内学院停办后,主要在金陵刻经处从事佛学研究。60年代,他曾开办了五年佛学研究班,著述讲学。“文革”时避居丹阳家乡,晚年定居北京。93岁高龄时逝世于斯。生前除担任内学院院长外,解放后还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以及江苏省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美学著述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等;佛学著作有《声明略》、《佛典泛论》、《印度佛教史略》、《西藏佛学原论》、《因明纲要》、《佛教研究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并担任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的副主编。
吕先生是当代中国佛学研究最有成就者之一。他精通日、梵、巴利、藏等多种文字,因之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佛学和西藏佛学都有精湛的研究。他早年主要从事印度佛教和西藏佛学的研究,对西藏佛学的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做了梳理;通过对中印佛学的研究,得出中国佛教是吸取了印度佛学后,又不同于印度佛学的一种新的学说。认为印度佛学以心性本净来立论,中国佛学以心性本觉来推演。中年从事中国佛学的研究,专致于《大藏经》,校勘编印了《藏要》一书。倡导“佛法不离世间”的思想,同时在唯识因明方面的涉猎也成绩斐然。他学术生涯的高峰期在60年代,这一阶段他系统地论述了中外佛学的发展变化。7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二书代表了吕先生一生的学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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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雄
王士雄（1808～1868年）, 字孟英, 号潜斋, 自号半痴山人、 随息居士、 睡乡散人, 晚号梦隐, 其远祖系安化 (甘肃省庆阳县) 人, 后移居盐官 (浙江海宁县), 再迁入钱塘 (杭州市)定居。 王士雄生于清嘉庆十三年 (1808), 卒于同治七年 (1868), 享年61岁。 王士雄家中世代为医, 曾祖王学权有 《重庆堂随笔》 留世。 王士雄14岁时, “不幸幼失怙”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自序》), 自此他遵父亲 “人生天地间, 必期有用于世” (《王氏医案·周序》) 的遗训, 锐志于岐黄之学。 王士雄父殁之后, 家境贫寒,他为了生计, 白天佐理盐务, 晚上 “披览医书, 焚膏继晷, 乐此不疲”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医案第三·梦影》), 上至 《内经》 《难经》, 下迄明清诸先贤著作, 无不深究极研, 并能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 为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士雄平时诊务繁忙, 他非常注意从实践中求得真知, 广泛接触病人, 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王士雄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医德高尚, 曾被其诊治的病人称颂:“孟英之手眼, 或可得而学也; 孟英之心地, 不可得而及也。” (《王氏医案·卷一》)其 “家贫性介” (《王氏医案·周序》), 不慕容利, 以治病疗疾、 活人济世为己任。 他诊治的病人大都是劳苦民众, 其著书立说, 向百姓传播医学知识, 广搜效方, 以利僻壤贫民。 王士雄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是整理、 总结了前人有关诊治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予以发挥, 对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成为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温病学家之一。 他在诊治温热、 温疫、 霍乱等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其论温病, 着重总结和阐发伏气温病辨治规律, 揭示其不同于新感, 而是自里而发,由深而浅的病变特点, 也正是因其特殊的传变规律, 决定了病证及治法的特殊性; 其论六气属性, 着重辨析暑之性质与特点, 分析了风寒暑湿燥火各自的阴阳属性, 强调了暑未必兼湿, 且反对妄设阴暑、 阳暑的病名; 其论霍乱, 着重区分时疫霍乱与寒霍乱的辨治, 并提出了辨证论治的具体方法。 王士雄一生勤于著述, 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医学文献, 主要有 《温热经纬》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随息居饮食谱》 《王氏医案》 《王氏医案续编》 《王氏医案三编》 《归砚录》 《乘桴医影》 《潜斋简效方》 《四科简效方》 《鸡鸣录》。 他参注或校订的医书有《重庆堂随笔》 《女科辑要按》 《古今医案按选》 《医砭》 《言医选评》 《校订愿体医话良方》 《柳州医话良方》 《洄溪医案按》 《叶案批谬》 等。 《温热经纬》 5卷, 卷一选辑 《内经》 有关温病的记载; 卷二选辑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 有关温病的记载; 卷三选辑叶桂的两篇名著 《外感温热篇》 及 《三时伏气外感篇》; 卷四选辑陈平伯的 《外感温病篇》、 薛雪的 《湿热病篇》、 余霖的 《疫病篇》; 卷五为温病方论, 共选113方。 本书以纂辑为主, 发挥为辅, “以轩岐、 仲景之文为经,叶、 薛诸家之辩为纬” (《温热经纬·自序》), 故名 《温热经纬》, 可谓集清代及以前温病学说之大成者。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凡4篇, 包括病情第一、 治法第二、 医案第三、 药方第四等内容, 系王士雄总结多年救治霍乱病经验而成, 为霍乱病论治专著。 王氏因 “避乱来上海, 适霍乱大行, 司命者罔知所措, 死者实多”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自序》), 但当时诸多医家对具有传染性霍乱的病机认识模糊, 所以多沿用 《伤寒论》 理中、 四逆辈加以治疗。 王氏根据自己的诊疗经验, 将霍乱分为时疫霍乱和寒霍乱两种。 时疫霍乱“流行似疫, 世之所同”, 具有传染性, 其病因是疫邪, 与饮水恶浊有关, 其性质属湿热秽浊; 寒霍乱则 “偶有所伤, 人之所独”。 对此, 他同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案。 《随息居饮食谱》 不分卷, 共收入日常饮食品类 330余种, 分为水饮、 谷类、 调和、 蔬食、 果食、 毛羽、 鳞介等 7个部分。 王士雄认为 “人以食为养, 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 (《随息居饮食谱·前序》), 因此从医学的角度对各种饮料、 食物的性味、 功效和对身体的影响、 医疗用途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对后世的保健、 食养及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王氏医案》 2卷, 原名 《回春录》。 全书详述作者对温热病、 杂病等治疗验案,均为其 “二十年来见闻所及, 详载字姓, 历历可征” (《王氏医案·例言》), 不分门类, 每证自成一案, 详于杂病诊治。 王士雄论病, 审因辨证, 处方强调随证变化, 不拘成方, 用药极平淡, 而治病多奇中。 《王氏医案续编》 8卷, 原名 《仁术志》。 全书有感于 《回春录》 仅 2卷, 而王士雄诊治病人颇多, 张柳吟恐其遗漏, 又搜集整理而成; 且其书 “不徒以某方治愈某病而已, 或议病, 或辨证, 或论方药, 或谈四诊, 至理名言, 随处阐发, 或繁或简, 或浅或深, 别有会心” (《王氏医案续编·例言》)。 《王氏医案三编》 3卷, 徐然石等辑录, 顺承以上 2册医案, 以三编名其篇, 仍然仿编年体例。 “案中治法, 不但温凉补泻, 随病而施, 可为后学津梁也。” (《王氏医案三编·例言》) 《归砚录》 4卷, 咸丰五年, 王士雄携眷回籍, 他感叹 “自失怙后, 即携一砚以泛于江, 浮于海, 荏苒三十余年, 仅载一砚归籍” (《归砚录·弁言》), 所以题名 《归砚录》。 该书评述前贤, 更着眼于启迪后学, 既介绍自己的临床经验, 又博采诸家之长。 《乘桴医影》 不分卷, 记载医案27则。 《潜斋简效方》 不分卷, 记载一些内科、 外科、 妇科、 儿科的简便治疗方法, 甚至包括一些救荒、 救火的方法。 《四科简效方》 分内、 外、 妇、 儿4纲, 编为甲、 乙、 丙、 丁4集, 诸病皆 “选其药廉方简, 而用之有奇效无险陂者” (《四科简效方·序》)。 《鸡鸣录》 不分卷, 辑录了民间单方、 验方, 或历代效方和自己亲自验证疗效确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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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光
薛道光(公元1078 - 1191) ，宋代道士。道教内丹派南宗五祖之一。名式，又名道源，字太原。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人，或说为陕府鸡足山人。内丹名家，石泰嫡传弟子，为道教南宗第三代传人，道教称为“紫贤真人”，南五祖之三。他原来出家为僧，法号“紫贤”，又号毗陵禅师。相传他曾云游长安，在开福寺修习禅法，顿悟“无上圆明真实法要”。同时又对道教的金丹炼养感兴趣。宋徽宗崇守五年(1106年)寓居郿县青镇，遇道人石泰，稽首皈依，弃僧从道，受金丹口诀真要，潜心炼养，享高寿而逝。著作有《还丹复命篇》、 《悟真篇注》，分别收入《道藏·太玄部》和《道藏·洞真部》。或云后者非薛道光所注，实为无名子注文，欲取信当世，故题为道光注。
在宋徽宗崇宁五年(106)冬天,薛道光住在眉县青镇(即今陕西省眉县),在佛寺听讲.遇到从扶风县来的道人石泰,当时已是八十有五的高龄,黑发红颜,神宇非凡,夜里还做针线活计.薛道光知道不是一般人物,就在谈话之中,故意引用张伯端的诗句.石泰有些惊奇,问:""你怎么知道张紫阳?他正是我的老师."薛道光还不太相信,就举出(悟真篇)中的句子向他请教,石泰看他很诚心,就简略地为其讲解大要.薛道光听后大悟,平日埋藏在腹中的各种疑团,一下打破,如同桶之脱底一般.于是才信石泰是张紫阳的真传弟子,进而叩拜要求收在门下.石泰笑言:"你不怕有叛教的嫌疑吗?"薛道光坚定地回答:"生死大事,如果拘于门户,难道不是自己耽误自己吗"石泰听后连连点头,并言自从紫阳先师授道以来,将近30年了,今日才遇到可以继承的人.于是传授口诀真要,并告诫他疾往通都大邑,依靠有力者供养修道,自己即退隐于世.从此薛道光弃僧从道,幅巾缝掖,混俗和光,以了性命大事.光宗绍熙二年(119l)道成,享年114岁.留有颂云:"铁马奔入海,泥蛇飞上天,蓬莱三岛路,原不在西边."在阆中流传着薛式善做香与灸，曾用其给百姓治病，通过四祖陈楠学道薛式后得号“陈泥丸”可推测传言非虚，民间仍有艺人喝号薛式九灸和紫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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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宣传家。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江苏常州人。早年就读俄文专修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成为俄专学生领袖，参加并领导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不久参加李大钊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10月，他怀着寻找“光明之路”和研究俄国文化的冲动，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不辞万里征程，毅然前往苏俄考察，受到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熏陶，接受马列主义的洗礼，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旅俄期间写的《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均为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散文名著，其中不少的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实际都是很好的报告文学，而开创了我国报告文学的先河，瞿秋白则成为最早地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先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同时参加《向导》的编辑工作。是上述三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还同邓中夏一起主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参加中共“三大”，并主持起草党纲。
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一大”，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参加中共“四大”和“五大”，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政治局委员、常委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主持中央工作，参与决定和指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8年6月，参加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对前一时期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了检讨。中共“六大”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成员，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王明的宗派主义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1930年8月回国，9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周恩来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王明等人的排斥打击，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从此时起到1933年秋，他在上海同鲁迅一道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瞿秋白从政治领导岗位回到文学岗位后，在茅盾、冯雪峰、丁玲等革命作家的支持下，不但同鲁迅一起加强对中国左翼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且自己也勤奋耕耘，他写的杂文和理论文章也为同行所称道。鲁迅对瞿秋白为抨击所谓“第三种人”、“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等等所写的论文，曾赞美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瞿秋白不仅精于文艺，对社会科学也有精深的研究，造诣很高。他极其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探讨中国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党的历史上，是他最先提出和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对中国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论述是非常正确的。他还对武装斗争和革命的意义等问题有重要阐述。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瞿秋白宣传和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当时大都发表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上。1954年和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出版了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主要是《新青年》、《前锋》、《向导》、《布尔塞维克》等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刊物，其中瞿秋白的文章最多，有的几乎每期都有，一期多至三、四篇，总共有128篇之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作者(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文章。他的许多著作被收入《瞿秋白文集》。
1934年2月，瞿秋白到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革命斗争，担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4日，在转移途中被敌人俘虏，6月18日英勇就义。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他的英名遭受了凌辱和冤屈，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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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
法显(公元约337—约422年)，中国信徒前往印度求法的先驱之一。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东晋僧人。3岁出家，20岁受大戒。法显感慨律藏之残缺，誓志西行求法，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和同学慧景、道整等从长安出发，西度流沙，越葱岭，遍历五天竺，前后凡14年，历尽艰险，游历30余国，带回很多梵本佛经。后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共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杂藏经》等。又把他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即《高僧法显传》)，成为研究古代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据《高僧传》载，法显原有兄长三人，都在童年夭折，父母怕他重演悲剧，就在他三岁那一年将他送到佛寺度为沙弥(小和尚)，二十岁时受比丘戒，正式出家。由于自幼在宗教环境中熏陶，他变成了一个无比虔诚的信徒，甚至连他父亲病死，母亲劝他还俗，他也无动于衷，不愿放弃与世隔绝的宗教生活。当时正是印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为传播之际，佛教徒奉行的戒律极端混乱，这对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说来，自然深感痛心，于是他发愿誓往西天去求取真经，这时他已经年逾花甲。公元399年，他与另外四位信徒一起，从长安出发，开始了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万里长征。法显等人穿过大戈壁，越过葱岭，终于到达了佛教发源地印度。他在印度学习梵语，研究律藏，还到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南部)去朝圣，成为最早到达这片佛教圣地的中国人。后来，他又从孟加拉湾乘船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那里求得《长阿含大律》等四部重要的经律。这些经律后来对中国佛教戒律的确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公元412年阴历七月十四日，法显横渡印度洋，从海路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祖国。同行前往印度的其他僧人或死于半途，或留在异国，只有法显一人带着求得的真经，独自而归。法显的西行，是继西汉张骞和东汉甘英之后的又一次远行，其行程在四万里以上，经历了三十多个国家，包括现在的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大大超过了张骞和甘英所及的范围。而且，张骞和甘英的远征活动都是奉朝廷之命，是国家的外交活动，而法显的西行则纯粹是一位佛教信徒个人的“天路历程”。在法显之前，也有一些佛教信徒，为了寻求真经，一次又一次开展了西行求法的活动，但其影响都远远在法显之下。他将自己的“天路历程”写成了《佛国记》，记述了所经各国的宗教、历史等情况，是我国现存有关海外交通的最早记录。他是我国历史上有名字可考的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据说，他在印度洋上曾遇大风暴，“大海弥漫无边，不辨东西”，海船随风漂流，近半月才漂流到一座孤岛。法显的西行，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了舍身求法的典范，两百年后，唐朝的玄奘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再次前往印度取经，创造了令人感叹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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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
高宗武（1906～1994），化名其昌。乐清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31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特约记者，兼国立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32年初被聘为《外交评论》特约撰稿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在该刊发表15篇讨论中日关系的文章，确立了“日本通”的地位。同年1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1934年5月任外交部科长，兼外交部亚洲司帮办；11月奉外交部指派赴北平与日伪代表谈判，与日伪方面议定了关内外《通邮协定大纲》。1935年5月至1938年10月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1938年前往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不久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代表的身份与日本外交代表重光葵举行会谈，达成《日汪协议》。1939年5月随汪精卫由香港去日本，与日本内阁举行会谈，讨论筹备汪伪政权问题；9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40年1月与陶希圣同时宣布脱离汪伪政权，赴美国后化名高其昌，挂名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深居简出。1994年在美国去世。
高宗武、陶希圣出走。高宗武、陶希圣于1938年11月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充当“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1939年冬，两人在参与日汪密约谈判中，对汪精卫等过多让步不满，又因酝酿组府名单时未能如愿，遂起去意，托同乡黄群相助。黄群经徐寄庼转请杜月笙牵线。是年11月5日杜月笙自港飞渝向蒋介石汇报，并受命携蒋致高亲笔信返港，严密制定了护送高离沪赴港计划，指定万墨林在沪办理。时陶得知76号特工将对他下手深感自危。12月30日，高、陶托病未参加日汪密约签字仪式，曾引起汪等疑心。1940年元旦两人商定同行。1月4日上午高按计划登上由沪驶港的美国“胡佛总统号”海轮，陶则驱车先至南京路国泰饭店，进前门出后门得以脱身，另雇车赶往码头与高会合。同时由高妻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也携带至港。高、陶出走使汪大惊，对陶宅及其家属严加监视。为力避陶反戈，汪同意陶妻携两个孩子赴港劝导，而将陶三个孩子留沪为人质。1月20日在万墨林安排下陶三个孩子离沪抵港。次日香港《大公报》刊出高、陶提供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同时发表高、陶致该报及汪精卫的公开信，日汪密约至此真相大白。事后高更名持政府官员护照赴美定居，陶辗转赴渝，入蒋介石侍从室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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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 （俄文：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国作家。生在塔冈罗格市一个破产的小商人家庭。1879年于故乡中学毕业，升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1884年毕业，从事医务工作。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已开始文学创作，从1880年起以安托沙·契洪特 (АнтошаЧехонте)为笔名在幽默刊物上发表滑稽故事。这些篇幅短小的幽默作品中有许多达到了高度的社会概括，有的嘲讽小市民的奴才心理(《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等)，有的鞭挞趋炎附势的恶劣风气(《变色龙》，1884;《假面舞会》，1884;等)，有的揭露沙俄国家机器的专横暴虐(《普里什别耶夫中士》，1885;等)。1884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麦尔波敏那童话集》;1886年出版《杂烩故事集》;1887年出版《黄昏集》，1888年获得二分之一的普希金奖金。
80年代后半期，契诃夫开始写作“大型”作品，对重大的社会人生问题进行探索(如中篇小说《草原》，1888)。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幽默逐渐让位给严肃的思考或抒情。80年代末， 契诃夫思想探索日益紧张，在创作中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由于找不到正确的人生观而产生的精神苦闷(如《乏味的故事》，1889)。为了解脱思想危机，更好地了解俄国的现实生活，于1890年赴苦役流放地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考察。旅行归来后，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萨哈林岛》 (1895)，揭露了沙俄的司法和惩罚制度。18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六号病室》对整个专制制度的俄国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深刻地反映了沙俄监狱般的现实。
90年代和20世纪初是契诃夫创作的新时期，他的小说反映生活更加广阔，思想更加深刻，艺术更加纯熟。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俄国城乡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农民的破产和贵族庄园生活的没落(《农民》，1891;《女人的王国》;1894;《三年》，1895;《出诊》，1898;《峡谷》，1900;等)，而且无情地揭露了小市民的庸俗、民粹派的空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小事论”以及托尔斯泰式的不抵抗主义(《决斗》，1891;《带阁楼的房子》，1896;《我的生活》;《约纳奇》，1898;《带狗的女人》，1899;等)。从小型三部曲《套中人》、《醋栗》和《爱情》(1898)起，经过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到最后的短篇小说《新娘》(1903)，贯穿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粉碎精神枷锁，埋葬旧的生活，向往和欢呼另一种新的生活。这反映了随着1905年革命的逼近，俄国社会气氛的变化以及契诃夫本人的思想发展和他对巨大社会变革的预感。
契诃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一生写了中、短篇小说400余篇，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之作，堪称为艺术的典范。他的思想倾向寓于对现实真实的描绘之中，叙述风格冷静客观，作品结构紧凑，行文简洁，语言凝炼。
契诃夫也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对戏剧艺术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早在8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戏剧创作，写有闹剧《论烟草之害处》(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以及大型剧本《伊万诺夫》 (1887～1889)等。90年代和20世纪初，契诃夫的戏剧创作达到高度繁荣。《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1904)等剧，标志着俄国戏剧发展的新阶段。这些作品不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不注重情节纠葛，着重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情节不是事件发展的链条，而是人物向往行动的历史，从而揭示了社会中间阶层在历史变革前夕的思想情绪。这种社会心理剧包含着两个层次：一是外在的日常现实，一是潜在的象征隐喻。这两个层次统一在总的感情气氛之中。
契诃夫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影响了青年高尔基、蒲宁、库普林、安得烈耶夫等一代作家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发展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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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
程千帆（1913年9月21日—2000年6月3日），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湖南宁乡人。年幼时期接受了较为严格的、传统的家庭教育,系统学习经、史并广泛阅读古代典籍。1932年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从师于黄侃、吴梅、胡俊、汪辟疆、胡小石、刘国钧等,在朴学、诗学、文学史和目录学方面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后曾在武汉大学执教多年,讲授中国文学史等课程。1978年回到母校南京大学任教授。并担负起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为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的研究生,系统讲授涉及版本、校勘、目录、藏弆各方面内容的校雠学。1981年起,首先在国内培养文学博士,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程千帆治学范围广泛,涉及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校雠学等许多领域,尤其在诗歌研究方面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1954年,他和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出版。受陈寅恪的影响,收录在该书中的论文“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记》),体现出批评与考据相结合的特点。出版于1984年的《古诗考索》上辑,汇集了他在建国后所作有关诗学方面的16篇文章,在继承原来治学长处的同时,更多地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知识,视野更加开阔。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唐代行卷之风的由来,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举子与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考订,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赞扬。
程千帆的思想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学术成就卓著。在史学方面，其《史通笺记》能纠旧注之疏失，补前人之未备。在目录学方面，其《校雠广义》（与徐有富合作）合目录、版本、校勘、典藏之学为一，所论通达，切近研究实践。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方面，成就突出。他早年即曾结为诗社，晚年编成《闲堂诗存》，含英咀华，自道哀乐，成一家之诗。其诗学代表作《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与莫砺锋、张宏生合作）等。所撰《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合作）和《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合作），视野精审，颇富个性。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他提出应涵括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两个方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早年即有《文论十笺》，涉及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创作内部的规律和外部影响等；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撰有《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等文，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绎出理论和方法，为古代文论研究开辟了一方沃土。提出把文艺学与文献学结合，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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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渭
胡渭（1633－1714），清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东樵。浙江德清人。生于明崇祯六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县增生。曾与阎若璩、顾祖禹、黄仪等应徐乾学之聘，纂修《大清一统志》。平生潜心经义，尤精舆地学。治《尚书·禹贡》，发现西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及南宋蔡沉于地理多疏舛，乃博稽典籍及历代经解，考其异同，详加折衷，成《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篇。于山川形势、郡国分合、道里远近夷险、河道浃溢改流及其沿革变迁，阐释颇明，被学者称为宋以来治《禹贡》之冠。又认为《易》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图也，乃著《易图明辨》十卷，专辨《河图》、《洛书》之非;认爲宋儒的“图”、“书”之说，“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非作《易》之根柢”(《清史稿》卷四八一)。揭示了宋儒与道教的关係。又著《洪范正论》五卷，力斥汉儒的“五行灾异”之说。其学不尚广博，专精于一，于清代学术求实之风贡献颇多。后人称其“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正。汉儒傅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扫而除焉”(同上)。另著有《大学翼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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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庵
省庵大师(公元1686-1734年)，俗姓时，名实贤，字思齐，江苏常熟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大师自小就不吃荤腥，少年时便有出尘的志向。父亲早亡，母亲张氏知儿子宿具善根，便命其出家修道。七岁时，大师礼清凉庵僧容选为师。大师聪慧俊彦，经典过目不忘。十五岁剃度受戒，兼通世典，吟诗书法俱精，然并未顷刻忘怀生死大事。
有一天，大师到普仁寺，见一僧人仆地而死，大师瞿然悟世无常，修持益加精进，严持戒律，不离衣钵，日止一食，胁不贴席，终生不懈。后云游参学，庚寅年(公元1710年)二十四岁时依渠成法师与绍昙法师听教，昼夜研穷方等经典，越三年，三观十乘之旨，性相之学，无不通贯。绍昙法师为授记，传大师灵峰四世天台正宗。
甲午年(公元1714年)二十八岁，叩灵鹫和尚于崇福，参“念佛是谁”话头，功夫绵密，凡历四月，恍然契悟，说：“我梦醒矣!”自那以后，应机无碍，才辩纵横，灵鹫和尚欲付以衣拂，大师不受，辞去后于真寂寺闭关，日阅三藏梵策，夜夕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三年期满，寺众恭请大师讲《法华经》，大师升座开演，辞义犹如河悬泉涌，沛然莫御。自此，化缘日盛。
己亥春(公元1719年)，诣四明阿育王山瞻礼舍利，先后五次燃指香供佛。每年佛涅盘日，讲演《遗教经》与《佛说阿弥陀经》，开示是心是佛的奥旨。三根普摄，法化洋溢。江浙一带的四众弟子，倾心归仰，历有十年，法筵之盛况，胜过诸方。
大师受请住持诸寺院，每晋院模范一新，清规肃穆，日讲《法华经》、《首楞严经》诸部，执经请益者云集。后退隐杭城仙林寺，不出户庭，力修净业。继而受众弟子请，住持凤山梵天讲寺，于是屏绝诸缘，纯提净土，结长期念佛会，严立规约，昼夜六时，互相策励，人咸称是永明大师再来。先后住持古刹禅院十余载，得度弟子甚众。
至癸丑(公元1733年)佛成道日，大师对弟子说：“我于明年四月十四日长往矣。”自此，掩关寸香斋，规定昼夜持念十万声佛号。次年甲寅(公元1744年)四月二日出关，十二日，告知大众说：“吾十日前见西方三圣降临虚空，今再见矣，吾其生净土乎。”随即交待寺院事务，遍辞城中诸护法居士，侍者请大师书偈，大师书云：“身在华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来中事宛然。”书讫，说：“我十四日定往生矣，你们准备为我集众念佛。”十三日，断饮食，敛目危坐，五更时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至巳时，远近道俗弟子集聚，涕泪膜拜说：“愿师住世度人。”大师复启目说：“我去即来，生死事大，各自净心念佛。”言讫，合掌称佛名而寂。一会儿，鼻筋下垂，面容颜色明润，到封龛时，容色不变。春秋四十九。众弟子奉灵骨塔于琴川拂水岩之西。乾隆七年二月十五日，山诸缁素怀念大师道行，迎灵骨重建塔阿育王寺之右，其旧塔用以藏衣钵。
大师撰有《净土诗》、《西方发愿文注》、《劝发菩提心文》、《续往生传》等流布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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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文名：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年11月9日～1883年9月3日），俄国作家。出生于外省庄园贵族家庭。早年目睹母亲虐待农民的情景，因而对农奴制充满敌意。1833年入莫斯科大学，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又在柏林大学进修3年。回国后在内务部供职，不久结识别林斯基等文学界人士，开始从事文学写作。早期创作浪漫主义诗歌，包括《巴拉莎》(1843)、《地主》(1846)等，后来转入散文作品创作。
1847年初访问西欧，陆续发表《猎人笔记》中的短篇特写。《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他在充满诗意的大自然背景下，满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视线投向农民日常生活的苦乐悲欢，欣赏他们的品格，气质和才华。这些笔记与后来的中篇小说《木木》(1852)，表现了他少时就积蕴于内心的对农奴制的仇视，后者中的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的母亲为原型的。
屠格涅夫从1847年起为《现代人》杂志撰稿，一直到1860年。这期间他有大量散文作品问世。长篇小说《罗亭》(1856)描写一个雄辩的知识分子罗亭的故事。他四处游说他的主张，然而最终一事无成。他的形象中吸取了原型巴枯宁的某些特征。《贵族之家》(1859)讲述了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与丽莎不成功的爱情经历，结构严谨，富有诗意。 《前夜》(1860)叙述了在农奴制改革前夜的紧张社会气氛中，贵族之女叶莲娜与保加利亚革命者英沙罗夫不同寻常爱情故事。在这些新人形象中体现出对新生活、对社会变革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后来杜勃罗留波夫对作品革命意义的阐释，超出了一个自由派贵族所能接受的限度，屠格涅夫等人便脱离了《现代人》杂志。50年代中他还创作了一些出色的中短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
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中，屠格涅夫描写了当时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自由派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他在主人公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形象中表现出的矛盾态度，招致来自进步势力与保守阵营两个方面的指责，只有赫尔岑和皮萨列夫对此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论。这部作品中的社会分析成份压倒了以往作品中浓郁的抒情气氛。
1863年他追随早在40年代就结识的法国著名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德国的巴登——巴登，后来又随其到了巴黎，直到去世，只是偶而回国逗留。这期间为俄国与西欧文化的双向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使他成为最早受到欧美文学界重视的俄国作家。
60年代复杂的社会状况使屠格涅夫内心发生危机，不断来自两个阵营的指责使他感到矛盾重重。于是他在长篇小说《烟》(1867)中，对两方面的人物都予以丑化歪曲的描写。中篇小说《幻想》(1864)等作品中渗透着悲观情绪。《旅长》(1868)、《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等作品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远离了社会题材。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7)恢复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精神有所反映，但总体上不成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散文诗》(1878—1882)以抒情笔调称颂自然之美，思索生命真谛和人生哲理，赞美俄罗斯语言，显示出他卓越的语言天才。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中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语言大师。他的作品风格简朴，细致清新，富于抒情，具有内在的戏剧性。他还创作过《缺钱》(1846)、《食客》(1857)及《乡居一月》(1855)等一些反映贵族生活的剧本，也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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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十九世纪初最早发表现实主义小说的女作家。她一生共创作六部小说，内容多是田园式的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和爱情牧歌。奥斯汀最优秀的作品应推《傲慢与偏见》和《爱玛》这两部小说。她的作品以流利清新和细致敏锐著称。她特别善于刻画中产阶级妇女的形象，并善于通过喜剧性插曲来反映主题。她的作品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语言妙趣横生，幽默而富于哲理;小说具有莎士比亚的喜剧风味，显示出娴熟的艺术功力，
1775年12月16日简·奥斯汀生于英格兰汉普郡北部风景优美的斯蒂文顿村。
1781年—1785年先入牛津地方的一所学校学习，后去南安普敦就续，再后转到累丁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学习。熟读圣经，能讲法语，开始学写小说。
1786年—1787年回到故乡。
1787年—1793年模仿前人写习作三卷，除书信体小说外，还有短剧两本。
1789年学习意大利文。
阅读大量小说，其中主要是司各特、理查逊、克拉伯、约翰逊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特别是从女作家范妮·伯尼的家庭传奇小说中得到许多启示。
1790年6月完成短篇小说《爱情与友谊》，献给她的表姐法国的弗依利特伯爵夫人。
1793年开始写小说《苏珊小姐》。
1794年完成《苏珊小姐》。
1795年开始写书信体小说《埃莉诺与玛丽安娜》。
1796年10月写《第一次印象》。
1797年完成《第一次印象》，请伦敦的出版家凯德尔先生出版，被退回。
1797年8月修改《第一次印象》，改名为《傲慢与偏见》。
1797月10月改写《埃莉诺与玛丽安娜》，从书信体改写为叙事体，取名《理智与情感》。
1798年—1799年写小说《诺桑觉寺》。
1801年奥斯汀家迁居到巴斯。
简曾经恋爱，但后来对方不幸暴卒。
1802年11月二十一岁的哈里斯向简求婚，被拒绝。
1803年《诺桑觉寺》最后定稿，以十个英镑卖给出版商克罗斯比，但并未出版。
1804年开始写小说《沃森一家》(未完成)。
1805年父亲乔治·奥斯汀去世。
1806年全家搬到南安普敦居住。
1809年—1810年修改《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
1811年2月开始写《曼斯菲尔德庄园》。由于简的四哥亨利的奔走，出版商托马斯·埃杰顿对《理智与情感》发生兴趣。
1811年11月《理智与情感》出版，署名“一妇人”。
1813年1月《傲慢与偏见》出版，署名“《理智与情感》的作者”。作品博得公众的一致肯定。
1814年1月写作《爱玛》。完成《曼斯菲尔德庄园》。
1814年5月出版《曼斯菲尔德庄园》，读者评价不一，销行也不如前两部小说。
1815年3月完成《爱玛》
1815年8月写小说《劝导》。
1815年10月《爱玛》出版，作者引起公众的注意。司各特对简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
1816年由亨利出面，把《诺桑觉寺》书稿从出版商克劳斯比那儿买回来。
1816年8月《劝导》脱稿。从作品中可见到简在爱情上的失意。
1817年简·奥斯汀病重。
1817年1月27日—3月18日开始写一部在苏塞克斯郡的海滨小村庄桑地顿展开其情节的小说。
1817年4月27日立下遗嘱。
1817年5月24日在卡桑德拉陪同下，去温彻斯特疗养。
1817年7月18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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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公元1770年8月27日—公元1831年11月14日)，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者，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发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哲学家。
黑格尔出生于符腾堡斯图加特城的一个官僚家庭。1788—1793年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做过几年家庭教师。从1801年到1807年 初，在耶拿大学任教，起初当讲师，1805年升为副教授。1807年，他移居班堡，从事报纸编辑工作。从1808年到1816年任纽伦堡中学的哲学教师和校长。从1816年到1817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818年，应普鲁士政府的邀请担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1830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因患霍乱病逝世于柏林。他的著述极其丰富，生前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1807)、《逻辑学》(1812—1816)、《哲学全书》(包括《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1817)、《法哲学原理》(1821);逝世后出版的著作有：《哲学史讲演录》(1833—1836)、《历史哲学》(1837)、《美学讲演 录》(1836—1838)等。
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派。他崇拜卢梭，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热烈欢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爆发后，他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在图宾根近郊种植了一棵“自由之树”，高唱革命歌曲，并积极参加了当时革命青年的秘密政治团体——政治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发表过政治演说，热情洋溢地宣传自由、平等这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直到他的晚年，仍在《历史哲学》中满怀激情地把法国大革命称颂为“壮丽的日出。”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谈论法国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然而，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热烈同情态度“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而已。他同当时许多先进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持否定态度。他对雅各宾派所实行的革命的暴力行动和恐怖政策感到恐惧，一贯采取批评的态度。
黑格尔的政治观点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变化。1815年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各国封建君主结成“神圣同盟”，欧洲急剧地走向反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黑格尔于1816年10月28日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就职讲演，颂扬“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接着，1818年10月22日在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的开讲辞中又提出了“人民与贵族阶级的联合”这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纲领性口号。在柏林大学工作期间，黑格尔的保守成分大大地增长了，他同普鲁士封建君主制妥协的因素也明显地增加了。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他把国家说成是“在地上的精神”，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他要求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在该书的序言里，他明确提出了哲学“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看法。在《历史哲学》中，他虽然一如既往地热情歌颂了法国大革命，但他这时实际上只不过是抽象地肯定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了。黑格尔甚至从法国革命的失败得出这样一个极端错误的结论：德国的宗教改革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更为适当的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日耳曼道路即通过宗教改革而进行政治改良的道路，才是最合理的道路。到了晚年，黑格尔极为推崇君主立宪制，他说：“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当然，黑格尔的君主立宪思想决不是“封建复辟派”的思想，而是反映了无力进行暴力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借助于普鲁士的封建贵族统治者的力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改革。可见，黑格尔的君主立宪思想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所以恩格斯说，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他就“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①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不仅把人类历史看作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且把它看作前进运动的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这个辩证发展过程是按照严格的客观必然性来实现的。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这种论断，乃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的天才猜测。然而黑格尔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不是从人类历史本身去说明历史的发展，而是从“精神”的自我发展去说明历史。他把“精神”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和最后动因。他说：“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此外，他又把世界历史看作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人类历史乃是一部对自由的认识、理解逐步深化的历史。他武断地说，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专制君主)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有一些人(或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其余的人则是奴隶;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一切人都绝对地是自由的。
黑格尔认为，在社会历史中，世界精神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它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表现为特定的民族精神。他把在人 类历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民族叫做“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乃是一部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不断更替的历史。他断言，世界历史的发展路线大体上是同太阳的行程一致的，也是从东方到西方，从亚洲到欧洲。他把世界历史分为四种世界历史的王国：(1)东方的(包括中国、印度、波斯)，(2)希腊的，(3)罗马的，(4)日耳曼的。可见，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经历了漫长的途程之后，终于在日耳曼世界回到了自身，达到了完成阶段，因此也就不再往前发展了。
黑格尔把社会历史上所有的人分为两大类：“进行再生产的个人”即人民群众和“世界历史个人”即伟大人物。他害怕和蔑视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而可怕的”。他崇拜英雄，尤其崇拜拿破仑。他把人民群众同伟大人物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
黑格尔哲学主要是在批判康德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出发批判了康德二元论，排除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深刻地批判了康德在许多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从而大大地发展了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对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也进行了批判。黑格尔着重指出，费希特没有贯彻“自己运动”的原则，因为费希特的“自我”是没有自觉的，必须靠“非我”的刺激才能活动起来。
黑格尔还批判了谢林的“同一哲学”即所谓思维与存在是“无差别的同一”的观点。指出，谢林的这种否认差别和矛盾的观点，犹如“夜间观牛，其色皆黑”一样，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是知识空虚的幼稚表现。
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费希特、谢林的哲学时，继承了他的这些哲学先驱的唯心主义的基本路线，吸取和发展了他们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并使辩证法得到了全面系统的表述，从而形成和建立了他那庞大的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成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
黑格尔断言，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精神本原——“绝对观念”(又称“绝对精神”、“宇宙理性”、“宇宙精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这个“绝对观念”中派生出来的。“绝对观念”是能动的，不断发展的，它在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与此相适应，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也就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个基本部分所组成。至于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则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整个哲学的导言。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就是关于意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发展形式的学说。在《精神现象学》一书里，黑格尔奠定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方法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黑格尔的逻辑学乃是“关于自在自为的观念的科学。”逻辑学的对象是绝对观念的运动，而这种自我运动乃是绝对观念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否定之否定，或者象黑格尔说的，是概念的假定和扬弃。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乃是研究自然界中的观念的科学。黑格尔把自然界称为绝对精神的“外在化”，这就意味着，自然界在黑格尔眼中乃是第二性的、从精神自身中派生出来的东西。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观念的科学。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考察了处于逻辑发展的最后阶段上的绝对精神。这个阶段上的绝对精神，在克服了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物质外壳与自然外壳之后，就作为人类历史过程的精神内容而进入世界历史。于是，绝对精神便从自己的他在回到了自身，并且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三种形式而最终完成了它对自己的认识。艺术是绝对精神对自己的直观，宗教乃是对于绝对精神的伟大的崇拜， 而哲学则通过概念来表现绝对精神。
由此可见，黑格尔是以观念、精神为基础来建立他那庞大的哲学体系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都被他看作是观念和精神的体现。这是一条从精神到物质的唯心主义路线。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①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绝对精神”，实际上就是上帝的别称。
黑格尔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地、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哲学家。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最集中地阐述了他的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②
在《逻辑学》的“存在”论中，黑格尔提出了关于质量互变这个重要的辩证法思想。他是欧洲哲学史上首先明确地把质量互变的思想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提出来的哲学家。他指出，量变到了一定的限度，就必然会引起质变。
在《逻辑学》的“本质”论中，黑格尔提出了他的辩证法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并且用这个思想来阐述本质与现象、同一与差别、根据与条件、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因果关系与相互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范畴。他尖锐地批判了否认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说：“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然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自然界本身是没有发展的，只有精神、概念才有运动和发展。黑格尔还错误地认为：矛盾最后要被调和，对 立双方最终要“合二而一”。
“正”(肯定)、“反”(否定)、“合”(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是黑格尔用来建立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基本公式。他认为，概念的运动和转化就是一个由“正”到“反”，而最后到“合”的辩证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贫乏到丰富的不断前进和逐步深化的过程。从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思想中可以看到，黑格尔已猜测到了人类认识乃是一个沿着螺旋式上升的不断前进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然而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式实际上却是一个主观虚构的公式。
总之，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进一步批判了形而上学思想，恢复并发展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①
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有根本区别的。黑格尔既没有把辩证法贯彻到底，也没有把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方面——辩证法，和保守方面——唯心主义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包括精神领域和物质世界领域)都是发展、变化的; 可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却否认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把自然界说成是某种没有发展的、凝固不变的东西。辩证法承认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人们永远不可能达到终极的真理;可是黑格尔却为了他的体系的需要而宣称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的终极，是最终的真理即绝对真理。辩证法要求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应是永无终点的;可是黑格尔却认为普鲁士国家 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把君主立宪制宣布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的亦即最后的阶段。
黑格尔哲学之所以会产生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是由他所代表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那种既向往革命、又倾向于妥协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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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亚克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美国小说家。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城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1942年为 《太阳报》 的体育记者,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他在旧金山南太平洋铁路上当过搬运工,游历过美国各地和墨西哥,也曾去美国博物馆寻根。凯鲁亚克是美国五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18部小说,大多带有自传性质。他的第一部小说 《小城镇与大都会》(1950)是一部按照风俗和历史事件的编年体例来描写家庭和社会的史诗,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注意。《在路上》 (1957)则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写成的,以后几年没有再修改,小说结构松散,断断续续,描写一群年轻人的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凯鲁亚克的第三部小说 《地下室居民》 (1958)叙述了一群“垮掉分子”在旧金山整日酗酒,纵欲、吸毒的所谓生活。《流浪的达摩》 (1958)题材与上一篇小说相似,但蕴含着某种高深的东方哲理。接着,凯鲁亚克又有两部小说闪电般地问世 《萨克斯医生》 (1959) 和《麦琪·卡西迪》(1959)均包含着作者的自传成份,充斥着失去信仰的年轻人的苦闷,彷徨和消极对抗情绪。总之,凯鲁亚克的作品艺术性稍差,但对社会现实有独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一部分西方青年的精神危机,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的认识。他本人的晚年生活也很不幸,终因酗酒过度而导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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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笔名伏尔泰（法文：Voltaire），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人和巨擘。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方面写了大量著作。他毕生致力于揭露和打击黑暗的封建制度与宗教统治。他的成就和影响使他成为世界上永垂不朽的名人之一。 1694年11月22日，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 是一个法院公证人，后任审计院司务。
伏尔泰幼年受其教父沙多芮夫的影响，对文学发生兴趣。3岁时就能背诵拉·封登的《寓言》。10岁进耶稣会办的大路易中学。12岁时已能作诗，并爱阅读毕耶尔·贝尔所撰反对宗教、宣扬自由的论著，开始对神学表示怀疑。16岁中学毕业，他的父亲希望他继续学习法律，将来成为法官。但他立志于当文学家，不愿学法，遂成为一个无职业的文人，经常写作一些讽刺诗和即景诗，出入豪贵之门，以其警句妙语博得王公贵胄们的赞赏。1714年，当伏尔泰20岁时，沙多芮夫出任驻荷兰大使，曾一度把他带去充当随员，但不久即被送回巴黎。
1715年，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死了，曾孙路易十五嗣位，年方5岁，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摄政。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封建王权的鼎盛时代。路易十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奢侈淫佚，专制独裁。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受他的情妇曼特侬夫人的影响，使教会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力大大增长。因此，在伏尔泰的少年时代，法国在表面上虽呈现繁荣富强和文化发达的假象，而实际上国库空虚，贵族、僧侣两大特权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深，拥有经济实力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仍处于被压制地位，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强烈的阶级矛盾已经为未来的大革命孕育了种子，启蒙运动即将应运而生了。
就在这个时候，伏尔泰充当了启蒙运动的旗手。他开始写讽刺作品攻击宫廷的淫乱生活，因而于1717年被捕，在巴士底狱，禁锢了11个月。在狱中，他写下了以希腊神话中一个乱伦故事为本事的悲剧《欧第伯》和一首歌颂亨利四世的长篇史诗(亨利四世是法国国王(1589—1610)，因颁布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结束宗教战争而被宗教狂热分子所刺杀)。出狱后按例须短期流放出巴黎，他乃寄居于贝杜纳公爵在苏里的别墅中。这期间，《欧第伯》在巴黎上演，被认为是对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乱伦丑闻的讽刺，因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伏尔泰由此在文学界大露头角。但他在苏里却因言语顶撞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遭到侮辱性的殴打。周围的贵族，包括他的东道主反而对他嘲笑，使他亲身体验到阶级间的不平等，加深了他对贵族阶级的愤恨。对方害怕伏尔泰报复，又通过朝廷大臣关系，于1725年重新把伏尔泰投入巴士底狱。被囚禁几天以后，他被放逐出法国，动身到英国去了。
他在英国住了3年，体会到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法国封建统治优越，对英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感。在此期时，他研究了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著作，结识了英国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包括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家斯威夫特。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使他感受很深，当时法国的戏剧界是并不重视这位伟大作家的。
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此后数年中，他写作了歌颂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剧《布鲁杜斯》和反对宗教狂热的悲剧《采儿》。这两部剧的上演都获得成功。同时，他开始投资于商业活动，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使他此后得以过着优裕的生活。
1734年，在卢昂出版了伏尔泰的《英国通讯集》。这部书借书信体裁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宗教、科学和哲学，并对法国的宗教教派斗争进行抨击，同时也发表了作者本人的哲学和神学观点。书一出版，就被法院判为禁书，当众焚毁。伏尔泰被迫流亡在外，最后定居在他的情妇夏德莱夫人的家中。
这里是洛兰省边境西雷地方的一座幽静的城堡。伏尔泰在此断断续续居住了14年(1734—1749)之久。在这段时期中，伏尔泰写下了大量文学、史学、科学和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攻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反动统治，因而不得不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就在这时候，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为了沽名钓誉，给伏尔泰写信表示对他热烈崇拜，伏尔泰也误认腓特烈为未来的“开明”君主。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的通讯联系。1740年，腓特烈即王位。法国宫廷想联合普鲁士来对付英、奥两国，便请伏尔泰担任密使去见普王。这次使命并未成功，但伏尔泰却因此一度得到法国宫廷的宠任，被授以普通侍从和王家史官之职，并于1746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这些荣耀并没有改变伏尔泰的观点，他仍然被一些权贵们认为是难以容忍的危险人物。他终于又与夏德莱夫人一同回到了西雷。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不久，伏尔泰就被普王腓特烈请到了普鲁士，作为贵客。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快就破裂了。伏尔泰尖锐地讽刺了普国官方科学堡垒——柏林科学院——而激怒了腓特烈，不得不离开普鲁士。
通过痛苦的经验，伏尔泰决心不再与任何君主往来，而要为自己找寻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1755年，他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佛尔纳置了一所宫堡及其附近的地产，在这里度过他富裕的晚年。
伏尔泰在普鲁士的时候，开始与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定居在佛尔纳以后，更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启蒙运动之中。他一面积极从事创作，写出了哲学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等不朽的名著;一面继续与《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维持联系，对他们的工作予以支持。他对法国政治界、文化界、社会上以及教会发生的大小事件无不关心，他对这些事件的意见写成了无数的信札或小册子，以各种名字分发出去。20年间，从佛尔纳寄出的这种文件如雪片一般散布于欧洲，人们竞相传诵。各国反动统治者不断地加以查禁、斥骂，但均告失效。当时法国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启蒙运动的健将，如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狄亚克、布封、杜尔阁等人，无一不是伏尔泰的后辈，尽管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却团结在一起，并公认伏尔泰是他们的导师，对他推崇备至。
1762年，法国土鲁斯地方司法界发生了一宗惨无人道的宗教迫害案。有一个新教徒商人让·卡拉的儿子因欠债自杀，教会诬陷卡拉，说成是因死者打算改奉旧教而被父亲谋害。法院站在教会一边，将卡拉全家逮捕，加以残酷拷打后，判处卡拉死刑。刽子手用铁棒打断卡拉的胳臂、肋骨和双腿，再把他挂在车轮上拖死，然后再用火焚尸。卡拉家有人逃到了日内瓦，离佛尔纳很近。伏尔泰对此事作了详细调查后，无比震惊。他满怀义愤地向欧洲各国控诉土鲁斯法院的暴行，为卡拉鸣冤。欧洲的舆论轰动了。法国政府被迫于1766年为这件案子平反。伏尔泰以“卡拉的恩人”的名字受到法国人民群众的热烈爱戴。
但就在这同一年，法国阿贝维耶地方又发生另一件惨案。一个青年骑士拉·巴尔由于宗教裁判所制造的冤案，被处极刑，从他身上搜出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词典》，也作为罪证之一。该书同时被焚毁。伏尔泰曾努力为拉·巴尔平反，奋斗了十余年，终未成功。
这个时代，法国完全被天主教会控制，教会对新教徒迫害不遗余力。而旧教之中又有许多不同的教派，彼此争吵激烈，相互迫害，一被指为异端，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像上面所举出的这类冤案层出不穷。伏尔泰以其崇高的声望向法国这种暗无天日的司法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的斗争唤醒了法国的民众，摧毁了教会的威信，为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铺平了道路。
人民对封建制度愈加仇恨，伏尔泰的威望愈来愈高。1774年痛恶伏尔泰的昏君路易十五死了，新即位的路易十六阻挡不住法国人民对伏尔泰的热爱。他在1778年被巴黎人民奉为伟人迎接来了。群众以无比热烈的情绪欢迎这位84岁的老人，他的来到，比一国的君主来到更为轰动。伏尔泰在这里会见了美国独立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他们的友谊传为佳话。巴黎剧院首次上演他新写成的悲剧《伊兰纳》，他亲自出席观看。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了伏尔泰的大理石半身像，为它举行加桂冠的仪式，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
不久以后，伏尔泰回到了佛尔纳。就在这一年的5月30日，因患摄护腺癌逝世。
伏尔泰死后仍受到教会的迫害，以致他的遗体不得不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安葬在一个小礼拜堂内。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把他的遗骸运到首都，在他的柩车上写着下面的一行题词：“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他的骨灰从此长眠在巴黎著名的先贤祠中，永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与瞻仰。
伏尔泰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用他的笔杆进行了六十多年的反封建斗争。他是一个在多方面从事大量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书信在内，最先被博马舍编成全集，将近百卷之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列举其著作目录，只能略举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以见一斑而已。
伏尔泰的文学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各种体裁几乎无所不写。在剧本方面，写过悲剧、喜剧、历史剧、散文剧、歌舞剧，其中最著称的有悲剧《欧第伯》、《布鲁杜斯》、《采儿》、《穆罕默德》、《梅洛普》、《伊兰纳》和喜剧《放荡的儿子》、《纳尼娜》、《一个苏格兰女人》等。在诗篇方面，写过史诗、哲学诗、短歌、讽刺诗、抒情诗、故事诗、艳体诗，其中最著称的有史诗《亨利亚特》、《奥尔良的处女》和若干讽刺诗。在小说方面则以哲学小说为主，最著称的有《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等。他的才思敏捷，语言警策，文笔锋利，词句精炼。他最擅长于以机智的讽刺来打击敌人，在他的字里行间，到处是嬉笑怒骂。他曾说过：“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自己认真的创作活动是在戏剧和诗篇方面，哲学小说只是写来消遣的作品。他在世时，获得崇高荣誉的也是他的剧本和史诗。但意想不到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他的哲学小说却成了他最重要的文学代表作，其中尤以《老实人》一书为典型。
伏尔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贯穿着反封建、反宗教的宗旨，宣扬理性和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由于采取了文学的形式，能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推动启蒙运动最有效的工具。
伏尔泰在哲学方面写过《哲学词典》、《论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等著作。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受洛克感觉论的影响，承认客观世界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反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体系，反对先验论，反对臆测，强调经验和实验的重要性。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反对一切宗教，但却相信在人们的意识中应当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位上帝虽然具有褒善惩恶的功能，却没有任何可以被感觉到的标志，所以是不可认识的。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对社会福利来说是必需的。因此，他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造一个。”可见他是从“神道设教”的理性主义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特别担心对上帝信仰消失后所带来的社会恶果。
伏尔泰虽然不是一位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从事过认真的研究，做过大量的实验，并写过《试论火的性质》这类论文。他向法国知识界极力鼓吹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他的功绩在于大力宣扬科学。
伏尔泰在历史方面曾写下《风俗论》、《查理十二》、《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巴黎国会史》等著作，其中《路易十四时代》至今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反对在历史中专门叙述帝王将相的个人事迹，而强调要研究整个民族、文化、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他主张写“哲学的历史”。他也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偏见。他的历史观是要面向世界，对人类一切民族的文化成就平等看待。他重视东方，特别对中国文化估价很高。当然，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他把中国的文化传统过分理想化了。
他虽然攻击封建制度，但并不反对君主制。相反的，他始终对“开明的哲学君主”抱着幻想。他虽然同情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但他却反对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运动。他期待着出现一个理性的王国，这个王国将由受过教育的、思想开明的、心地仁慈的国王统治着。在这样的王国里，具有启蒙作用的资产者起着主导作用，能够消灭一切迷信、偏见和迫害狂热，让贫苦人民得到较好的安定生活。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他强烈地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对战争的残酷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伏尔泰宣布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但是，他的原则是有局限性的。他不相信有可能建立消灭贫富的平等社会，而只提出人们必须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主张废除封建等级制和特权;认为一个人除了法律以外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自由人。他强调财产私有的必要性。他认为，丧失财产的人们将会是暴政和宗教狂的支柱。伏尔泰攻击一切宗教的道德论。他也否认道德是天赋的。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经验创造出来的，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
就其政治和社会观点而论，伏尔泰固然只是一位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但是，他在反封建、反宗教斗争中的功绩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他的才情洋溢的文学作品也将永远列入世界文化宝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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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六逸
谢六逸（1898－1945），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翻译家,新闻家,教授。原名谢光燊,字六逸,笔名宏徒、鲁愚。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一个没落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文学,并能诗文。先后入贵阳达德小学、贵阳模范中学学习。1920年高中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专攻东洋文学史,同时在日本和国内报刊发表文章。1920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的表象主义是什么》。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曾任神州女学教务主任。1926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29年复旦大学成立新闻系,任系主任。1935年起兼主编上海《立报》文艺副刊《言林》,颇有影响,有“言林体”之称。1937年主编《国民周刊》,继郑振铎之后主编《文学》旬刊。1938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此期间,与作家蹇先艾、李青崖等人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并与华问渠、马宗融等人创办文通书局编辑所任总编辑。出版《文讯》月刊及众多文化典籍,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工作,对抗战时期的文化事业贡献卓著。由于劳累过度,贫病交加,于1945年病逝,年仅四十七岁。他著述颇丰,主要有:散文小品文集《水沫集》(世界书局)、《茶话集》(新中国书局)、《文坛逸话》等;译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近代日本小品文选》、《日本文学》、《神话学ABC》、《农民文学ABC》、《日本文学纲要》、《日本文学史》、《文学与性爱》(开明书店)、《世界文学》、《志贺直哉集》等;新闻学专著:《实用新闻学》、《新闻储藏研究》、《国外新闻事业》等;此外还编过《儿童文学》月刊,出版儿童读物《母亲》、《清明节》(均编入“小朋友丛书”;北新书局)、《红叶》(新中国书局)、《鹦鹉》(新中国书局)及《海外传说集》(后分为《罗马故事集》和《日本故事集》;世界书局),还翻译过一些儿童文学书籍等。他写作严谨,为我国现代文学、中日文化交流、新闻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均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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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学者称石园先生，鄞县人。万泰第八子。8岁能背诵扬雄《法言》，终篇不差一字。因不死守塾规，被父兄关在书室，遂遍读史书。16岁寓居城外海会寺，锐意攻读二十一史，继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复披览邸报、野史、家乘。后从兄同受学黄宗羲，学问益进。学主慎独，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精明史。承父师教诲，崇尚气节，也以明遗民自居，绝意仕途。 清康熙十七年(1678)，浙江巡抚荐应博学鸿词科，力辞不就。次年，清廷诏修《明史》，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荐他入史馆，以翰林院纂修官受七品俸，复力辞。后秉承师嘱，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入京修明史。至京，徐元文请至家中，委笔削诸事。徐元文兄、刑部尚书徐乾学与谈《丧礼》，因请为辑《读礼通考》。
后《明史》总裁由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继任，均以礼相待。诸纂修官稿毕皆送他审核，阅毕即告某事记于某书、某卷、某页补入，某事应查某书、某页核实，核之无一误者。黄宗羲尝赠诗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于史馆19年，以所学之长，撰成明史列传300卷、明史表13卷、宰辅会考8卷、河渠志12卷，最终手定《明史稿》500卷(后《明史稿》被王鸿绪删改，于他卒后12年、21年两次进呈，据为己著，至晚清始为魏源所揭露)。居京期间，屡开讲席，启导后学，学者尊称“万先生”，而他每自署“布衣万斯同”。晚年双目失明，仍口授答问、讲学。卒于明史馆。墓在奉化莼湖镇邬阳观山南麓。
尚著有经、史、地理、诗文等集，如《历代史表》、《儒林宗派》、《两浙忠贤录》、《昆仑河源考》、《五礼通考》、《石经考》、《石鼓文考》、《庙制图考》、《石园诗文集》等。今宁波天一阁藏其《明史稿》列传部分手稿10余册。
〔正 史〕
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父泰，生八子，斯同其季也。兄斯大，《儒林》有传。性强记，八岁，客坐中能背诵《扬子法言》。后从黄宗羲游，得闻蕺山刘氏学说，以慎独为宗。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劘切，月有会讲。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荐鸿博，辞不就。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应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于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于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①。士大夫到门谘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 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②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鸿绪稿，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于荣利，修脯③所入，辄以赒④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浸入不得归，为醵钱⑤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候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清史稿·万斯同传》卷四八四
〔注 释〕
①爽：失，差。②具：通“俱”，都，完全。③修脯：干肉。旧称学生致送教师的礼物，后泛指教学的酬金。④赒：周济。⑤醵钱：集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