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耶夫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71年8月21日–1919年9月12日），俄国作家。生于小官吏家庭。189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和一些报纸的法院采访员。20世纪初,因与高尔基接近并受社会上革命情绪的感染,对革命抱有一定的同情。1905年革命时曾将住宅提供给社会民主党人作为秘密活动场所,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在国外继续支持革命。斯托雷平时期，思想渐趋反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任资产阶级报纸《俄罗斯意志》文学栏主笔。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死于芬兰。

安德列耶夫于学生时代开始文学活动，其创作始终充满矛盾。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1898)、《小天使》(1899)、《在地下室》(1901)表达了对城市下层居民的同情。《满贯》(1898)和《标新立异的人》(1902)等揭露小市民的琐屑无聊。他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上所有的人同样受苦受难(《上尉卡勃鲁科夫生活片断》，1898),恶的根源不在社会，而在人的内心(《深渊》，1902)。他对黑暗的现实表示强烈的不满,同时流露出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墙》,1901;《瓦西里·费维伊斯基的一生》,1903)。中篇小说《红笑》(1904)揭露日俄战争的残酷，反对一切战争。

1905年以后，在剧本《向星星》(1906)、小说《省长》(1906)和《七个绞刑犯的故事》(1908)中反对专制制度,同情革命者,而在另一些作品中则把革命写成无政府主义的暴动。小说《黑暗》(1907)中的革命者在"真理"启示下放弃斗争，剧本《饥饿王》(1907)以起义者首领投降富翁而告终,小说《萨什卡?日古廖夫》(1912)则把革命写成没有意义的暴乱。此外,剧本《人的一生》(1907)、《黑色假面》(1908)、《安那太马》(1910)等，强调人生的无意义和不可知，以神秘主义宿命论掩盖阶级矛盾，而《挨耳光的人》(1916)则谴责资本主义世界丧失人性。

安德列耶夫的许多著名作品构思奇特,情节集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法，许多人物失去个性而被抽象成概念化的"人"。他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流派，艺术上独具一格。

叶橘泉

叶橘泉（1896年8月28日—1989年7月7日），浙江吴兴人，中医中药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生前是南京药学院教授、副院长。叶桔泉1920年入读上海恽铁樵函授中医学校；1930年任湖州双林救济院医生；1935年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中医学讲师；1954年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中医学校副校长；1957年任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苏分院院长；1973年任南京药学院教授、副院长；1989年7月7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

夏敬观

夏敬观(1875年-1953年)近代诗人、词人。字剑丞，号盥人，又号吷庵。祖籍江西新建，生于湖南长沙。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次年入南昌经训书院，师从皮锡瑞治经学。二十八年(1902)入张之洞幕府，参与新政，主办西江师范学堂。三十三年(1907)出任江苏巡抚参议，并署江苏提学使，兼任上海复旦、中国公学等校监督，宣统元年(1909)辞官。辛亥革命后，率先剪辫，以示拥护新政。1916年任涵芬楼撰述。1919年任浙江教育厅厅长。1924年辞职，寓居上海，以著述自娱，鬻画自给。1953年4月2日病逝于上海。

夏敬观工诗善词，亦精经史，而对音韵、训诂之学及书画也深有造诣。陈衍认为夏诗“造语大有不惊人不休之意”，“能自树立，不随流俗为转移”(《石遗室诗话》)。陈锐谓“剑丞禀其世学，既喜为诗，又工于词。诗格规孟郊，词则奄有《清真》、《梦窗》之长”(《吷庵诗序》)。钱仲联称：“近代江西诗家，陈散原后，最负盛名者推夏剑丞。其诗并不学山谷，而为宛陵之清苦。”(《梦苕盦诗话》)著有《忍古楼诗》15卷、《吷庵词》4卷、《忍古楼词话》、《词调溯源》、《忍古楼画说》、《古音通转例证》等。

商羯罗

商羯罗（Sankara，约700—约750），印度中世纪哲学家,吠檀多派代表之一。曾在印度创设四个大修道院,以大乘佛教理论解释吠檀多不二论,成为婆罗门教的复兴者,其理论形成为新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哲学上,以“空”、“幻”和“真谛”、“俗谛”的区别解释吠檀多派的梵我不二论,认为看世界有真谛与俗谛的区别:真谛看到世界的本质、看到梵的真实情境、认识到世界没有属性,这是上智,或无德之见(无属性的见解),而俗谛则是由世俗的经验方法看世界,它产生许多迷妄虚幻的见解,把属性加之于梵的本质,这是下智,或有德之见(有属性的见解)。从这两种见解出发看梵,则梵也有上梵与下梵之别,上梵即无德之梵,是从真谛所见之梵,而下梵则是有德之梵,是从俗谛所见之梵。上梵与下梵是统一不二的,但两者又有区别,因而有梵创造世界的理论。认为由梵生出空、风、水、火、地五细微原素,再由五细微原素结合生出空大、风大、水大、火大、地大五基本原素。五种基本原素的构成是由于一种细微原素占有一半的分量,而其余一半则由其他四种细微原素组成。这种产生过程不由细微原素决定,而是完全由梵所决定。梵生出原素,而原素又复归于梵,这也是梵的幻化与幻相的消失的过程。按照这种理论,梵是一,世界是多,一与多是统一的,一之所以成为多,即梵之所以成为世界是由于人的“无明”所造成,因人执著于他们的“邪智”,没有正确地了解梵,所以产生世界的形象,因而世界的存在是由无明加之于自我的,自我与梵同一,本应有梵的智慧,可以洞察梵我的同一,但无明使其有了虚幻的见解。由这种梵我如一与其矛盾的观点提出有情与人的见解,认为有情是动物,人是动物的一种。自我是人的意识,它本与梵同一,是精神的自我,但俗谛所见的人则不是精神的自我,它加上了由无明引起的限制,如有肉体,有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根)等,由这种限制而产生与精神自我有别的肉体的自我,它在世界上活动产生了“业”,这是人们所遇到的,是自作自受的,因而有轮回之苦。在人死之后,生命元气(“首风”)引导精神自我脱离肉体的人,达到自我的转世。这种梵创造世界与精神自我和肉体的自我的关系理论把数论等派别的极微论与梵我不二论结合起来,对《奥义书》中的这种理论作了新的解释,成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学说。他认为从俗谛看世界的观点并不是不可以存在,从宗教来说,也可以存在,这是教育世俗人的一种方法,即承认经验的看法,以之教育人,使其脱离轮回,得到解脱。认为有两种修行方法:世俗的下智的人采取寂静、节制、离欲、忍耐、定心、信仰等六种修行,使人不为名相所感染,追求达到常住不变的实体,是一种暂时的解脱;另一种是具有真谛的上智的人的修行方法,追求知道我就是梵,这是一种根本的解脱。这两种修行方法在宗教上也有不同,前者为世俗的人所采用,称为公开教;后者使人达到最高的实在的真实认识,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只有少数上智的人可以了解,称为内秘教。主要著作有《吠檀多经注》、《广森林奥义书注》、《薄伽梵歌注》、《我之觉知》、《问答宝鬘》、《五分法》等。

张履祥

张履祥(1611—1674)，明清之际理学家。字考夫，又字渊甫，号念芝。世居桐乡县炉头镇杨园村，学者称为杨园先生。9岁丧父。母沈孺人教导说：“孔孟亦两家无父儿，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益自勉自爱，刻苦攻读。 明天启元年(1621)，至钱店渡外祖父家就读，次年，从陆时雍学《易》，后又师事诸明叔。15岁应童子试，成秀才。与同里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友善，常以文行相砥砺。崇祯三年(1630)，祖父去世，翌年，母亡故，家道中落，与兄相亲相助，勤俭持家。崇祯六年，至颜统家任塾师。时东南文人结社之风甚盛，皆各立门户，著书讲学，甚或评议朝政。张溥、张采等集文士数千人立复社于苏州虎丘，盛况空前。张履祥与颜统相约，不参与其活动。后，名人周钟至桐乡设馆授徒，慕名求教者甚众，亦不与交往。崇祯十五年，复赴杭应乡试，未中。其时见黄道周于灵隐寺，黄氏劝以近名为戒，张履祥感佩铭记，终身服膺。后两年去绍兴拜刘宗周为师。刘氏历任朝廷要职，大节彪炳，儒学兼崇朱熹、王阳明，重诚意、慎独，穷经、读史，受教后深有所得。张履祥为学善思考取舍，后专意程(程颢、程颐)、朱，其学说大要以仁为本，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知行并进，亲切平近，不尚辞辩。其一生潜心于义理，认为三代以上，孔孟是集大成者三代以下，程朱是集大成者。时人把他和陆陇其并提，视为闽洛学派的正传。后以刘氏《人谱》与程朱学说不合，乃另辑《刘子粹言》一书以作补救。明亡后，曾和海盐何商隐、嘉兴徐敬可、崇德吕留良等秘密联络，准备俟机恢复明室。后见大事无可为，乃息交绝游，抗志不出，隐居乡间，训蒙自给，且凡以应科举试而求教者，皆婉拒之，常告诫学童：读有用之书，务经济之学，毋专习制义。清康熙八年(1669)，应吕留良聘至崇德南阳村东庄(今属桐乡市留良乡)执教，订《东庄约语》，教学生遵循，主张“学问固重实践，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又与吕留良等刻印程朱遗书、语类及先儒遗著数十种行世。其后在邻近县乡从教30余年。

不喜王阳明的《传习录》，曾辑《刘子粹言》，专录宗周矫正王阳明之语。他批评陆九渊“黜穷理为非，是欲舍规矩而自为方圆也(《清学案小识·传道学案》)。认为王阳明“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径行，其弊至于废灭礼教，播弃先典”(同上)。认为舍“居仁由义”，无所谓学问，舍“居敬穷理”，无所谓工夫。他说，“惟居敬故能直其内，惟穷理故能方其外，惟内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达道。然居敬穷理，又非截然有两种工夫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为穷理;其不敢苟且从事，勤始怠终，及参以二三，即为居敬。”(《清史列传》)“居敬穷理”就能使“人欲退天理还”。特别强调躬行践履。他的践履不仅指居敬涵养，读书穷理等道德修养，还包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实践。主张致知在力行，而力行就是习耕，力耕而知缘穑。认为“治生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人心可正，世道可隆”(《初学备忘》上)。提出勤俭为立德之本，主张通过“耕读相兼”来臻进和完善道德。关于治经则主张“凡治一经，必兼通他经，而后一经始得通晓”(《训子语》上)。因为“文义有彼此触发者。亦有详略体用互为条贯者”(同上)。因而学者不可只读一家之书，守一师之说。在清儒中他是第一个辟王学之人。

张履祥极重农学，主张耕读不偏废，“门人当务经济之学”，“治生以稼稻为先”。顺治四年(1647)后，教学之余，亲自经营农业，岁耕田地各10余亩。每届农忙，必停馆返里主持收种，或草履箬笠，送饭至田头，或率家人下地劳作。他时常与老农交谈，故熟谙农情，于蓺谷、栽桑、育蚕、畜牧、种菜、莳药诸行无不精通。顺治十五年作《补农书》，以补湖州《沈氏农书》之不足。该书是应嘉兴徐敬可的请求而写的，重视植桑并兼顾水稻生产，对于耕种、养鱼、酿造乃至编篱笆都有记述。因其有益于民生日用，刊行后流传于东南各省，并为附近各府县方志所摘引。后人评为“总结明末清初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的伟大作品之一，是我国农业史上最可宝贵的遗产”。

张履祥立身端直，律己极严，勤劳俭朴，终生布衣蔬食，从不奢侈放诞。热心社会公益，虽拒不与清廷合作，然有关乡梓利弊兴革者无不日夜萦怀，勉力成事。顺治年间，浙北水旱频仍，悯灾民凄苦，痛农政失修，多次托人上书当局治水未成，乃致函崇德曹射侯，纵论水利问题，建议分崇德桐乡、嘉兴海盐和海宁三区，全局策划，分批疏浚河道，以保无旱涝之患。后为有关当局采纳。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脾病发，仍抱病去东庄劝勉学生。不久即逝世。乾隆间，浙江学使立巨碑于墓前，题为“理学真儒杨园张先生之墓”。同治十一年(1872)奉旨从祀圣庙。后人赞道：“布衣礼两庑，古今有几人?”

著作有《备忘录》、《愿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鉴》、《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说》、《训门人语》及《诗文集》，共五十四卷。有《杨园先生全集》。

梅尔维尔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91年9月28日-1819年8月1日），美国小说家。生于纽约。13岁即开始谋生,当过银行职员、农业工人、教员和水手, 到过利物浦、马克撒斯群岛、塔希提群岛、夏威夷等地。描写航海生活和异国风土人情的《泰皮》(1846)和《奥穆》(1847)是他最早的两本小说。前者把未开化的泰皮族社会描写成乐园, 后者谴责了殖民者给土著民族带来的灾难。接着创作的《玛地》(1847)讥刺了美国南部的蓄奴制。1850年出版的《雷德本》和《白外衣》,谴责了海船上的笞刑并引起国会立法废除此种刑罚。这两本小说甚得好评。莎士比亚的作品和霍桑的影响及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的深化, 使梅尔维尔的作品从乐观气氛转为悲观阴郁, 进而创作出了其代表作《白鲸》(1851)。这本小说写船长埃哈布为报复凶残狡猾的白鲸咬掉了他一条腿之仇, 迫使全体船员随他在各大洋中追捕这条大鱼。经过一番恶斗,虽然杀了这条鲸鱼,但船也为这鲸鱼撞沉, 只有一人生还。这一作品内容丰富, 含义深刻且富于象征性。梅尔维尔后来的作品大都从不同方面来表现尖锐的社会问题, 比较重要的有《皮埃尔》(1852)、《比利·巴德》 (1924)、《伊斯莱尔·波特》(1855)、《骗子的化装表演》(1857)等。梅尔维尔的作品得不到同时代人的赏识, 使他终生郁郁,潦倒一世。直到20世纪,他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并取得了与其同时代著名作家齐名的声誉。

陈楠

陈楠（公元？--1213），宋代道士。道教内丹派南宗五祖之一。字南木，号翠虚。白玉蟾师傅，惠州博罗县(今广东惠阳东)白水岩人。平时以盘栊箍桶为生，悟性超人。相传他在黎姥山遇神人得景霄大雷琅书(即道士设坛关请雷神驱邪诛妖的雷法秘书)，南宗从陈楠开始，就兼传雷法。后来从师薛道光，受太乙刀圭金丹法诀，修习清修丹道，常以土掺符水，捏成小丸，治病救人，无不灵验，人称“陈泥丸”。平时衣衫褴褛，尘垢满身，终日烂醉，莫测所思。后来定居长沙，随口吟诗，皆成文理，但世人多不解其义。后来把他的丹法传授给琼山白玉蟾。著有《翠虚篇》，继承南宗传统，反对房中御女术，主张独身清修。

嘉定五年（1212年），陈楠作《罗浮翠虚吟》，将金丹要籍、雷霆秘书尽传白玉蟾。同年，郝大通逝于宁海先天观。

嘉定六年（1213年），陈楠水解于漳州梁山。陈楠有弟子鞠九思、沙蜇虚、白玉蟾等人。著作有《翠虚篇》（《道藏》）、《泥洹集》（《道藏辑要》奎集）等。

陈楠的内丹道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翠虚篇》中。《翠虚篇》一卷，包括七言歌诀《紫庭经》、《大道歌》、《罗浮翠虚吟》，短文《丹基归一论》以及《金丹诗诀》百首和词三首。陈楠《翠虚篇》着重于阐发南宗修道之秘，在叙述中尽量删繁就简，削枝见干，将炼丹密诀与面纱一一揭开，让人们准确清晰地了解南派真传的根本内容。故王思诚谓“此诚学仙之快捷方式，世之妙道，其精微简要之语，尽在乎翠虚一篇。”陈与行也说：“自丹经行于世，几千万卷，高者入虚无，下者骋怪幻。如先生之书，刬烦趋要，剔伪辨真，开后学以从入之涂，归宿之地，凿凿乎有所据依。”可见《翠虚篇》在众多丹经中的地位。

金丹南宗从陈楠开始兼行雷法。雷法又称五雷正法，东晋南北朝时已出现萌芽，至唐代，初唐道士邓紫阳开创北帝大法，叶法善传承洞渊道法，大行于世，已具备雷法的基本特征。至北宋末，出于混一道教以合流佛教的考虑，宋徽宗大力支持神霄派，并集结当时各派高道，共同建构了融摄当时道教界内丹、符箓两大道法系统的神霄雷法。当时几乎所有道派的高道如茅山宗的刘混康、天师龙虎宗的张继先、神霄派的林灵素、王文卿等，均参与其中，陈楠对神霄雷法的构建和传播贡献很大。

南宗从张伯端、石泰至薛道光三位祖师，均以修真炼丹为要旨，于符箓道法并无太多着力。当然，张伯端、石泰时期雷法尚未成势，雷法待兴时薛道光刚得全诀，正在专意隐居修炼以证道。陈楠虽然刚得薛道光传授道法，资历尚浅，又很年轻，但有纯正的张伯端丹法为基础，掌握世上流传的雷法很容易，施法时威力也会倍增，故很快名闻于世。并被擢为道官，见证了这场由张伯端肇其端，林灵素扬其波，宋徽宗强力推动的融佛入道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雷法实践中，陈楠设定了南宗以内丹为体，雷法为用的道法体系。陈楠认为炼就内丹，不仅可令人长生不老，脱胎换骨，而且还可以“役使鬼神，呼召雷雨”（《修仙辨惑论》）。所传景霄、邵阳雷法更为强调内炼成丹为外用符篆之本。陈楠得张伯端金丹道嫡传，其内丹成就远高于当时的神霄派高道，故其雷法刚猛激切，威力巨大。同张继先、刘混康的情况类似，陈楠得神霄雷法较林灵素为早，更早于王文卿，因此不能说陈楠所传雷法属王文卿一系的神霄雷法。只能说，陈楠所传雷法与王文卿一系雷法同属神霄雷法。陈楠与张继先、刘混康、林灵素、王文卿一样，均为神霄派的创始宗师。

陈楠对南宗以内丹为体，雷法为用的道法体系的设定，直接影响了其弟子白玉蟾等人。也对当时南宋境内各道派产生影响。至南宋初中期，南宋境内各道派均显现出内丹与符篆融合的态势。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传，九鼎金铅砂汞之书，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并在融合内丹与雷法、内丹与禅等诸多方面深化了陈楠的丹道思想。南宗金丹法正是通过陈楠、白玉蟾的传承发展而臻于完善，并对后世持续产生影响。“元代以后的全真派撰述，几乎无一不引证南宗诸祖”。即使南宗弟子李道纯、金野庵等在归入全真道后，其学说虽不免受全真派的影响，但基本上仍以原南宗之学为主干，与北宗之说明显有异。如李道纯著述中唯论性命、内丹，其内丹分三品之说，乃直承陈楠。对于北宋末以降，道教各道派开始广泛施行的雷法而言，陈楠、白玉蟾师徒以张伯端嫡传丹法为基，雷法为用，夯实了雷法的哲学基础，并构筑起庞大的雷法道法体系，对于雷法的贡献，与张继先、王文卿等神霄宗师相比，并不逊色。

屠隆

屠隆(1542—1605)，字长卿，一字纬真，号赤水、由拳山人、蓬莱仙客、鸿苞居士，鄞县(浙江宁波)人。早年从沈明臣学诗，落笔数千言立就。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任颍上知县，修河堤除水患，民筑绿波亭纪其功德。越两年调任青浦知县，适大雨为灾，诸堤将塌，操持加固河堤。当时推行新税法，重新清丈田亩，加征税赋，独他仍按原田亩征收，为民所称。为人不拘小节，自称“仙令”，且不废吏治。后升礼部主事，历至郎中。到京后更纵情诗酒，为俞显卿诬陷,被劾罢职，遂游吴越，登武夷，探八闽，啸傲赋诗。后回鄞县定居，以卖文为生，潜心戏曲、诗词创作，常与女儿瑶瑟唱和。晚年家贫，竟至乞邻度日，仍潜心禅理，沉湎道术，终以潦倒卒。

王世贞列其为“末五子”。他才情烂漫，诗文与七子有所区别，有所变化。博学多才，诗文、戏曲、书画造诣皆深。作诗重性情，常谓“诗由性情生”，“只求自得，不必袭古”。擅作长诗，谈笑间，数百言脱口而出。尤精戏曲，著有《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三种，前两种写修道成仙故事，《彩毫记》写李白生平，刻画诗人气质有独到之处，兼杂以仙幻，扑朔迷离。书法擅行、草书。另著有《白榆集》、《由拳集》、《鸿苞集》、《观音考》等多种，尚主纂《补陀洛迦山志》。

单玉堂

单玉堂（1902—1983），辽宁丹东人，毕业于安东省立师范学校（今丹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师从丹东市易学家李爱滨老先生学习中医内科，熟读《易经》《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后又拜黑龙江省讷河县（今讷河市）针灸专家陈文会为师，学习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

1922 年，单玉堂顺利通过讷河县中医考试并执业，后被当时的县长崔福坤看中，准许参加留学选拔考试，三试均中首额，遂公费东渡日本留学，深造针灸学术。他先后在东京高等针灸医学校、东京针灸医学研究所、日本医师会等学习，由于成绩优秀，曾获金质学习奖章一枚和银质学习奖章两枚，1936 年 8 月学科修满毕业。

回国后，单玉堂在安东（今丹东市）行医讲学，并被推选担任安东市中医学会研究会长及编辑长、中医讲习班伤寒论讲师。1949 年底，先生由沈阳迁入北京执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医院、北京市耳鼻喉科医院（后合并于北京同仁医院）。1953 年 1 月当选为北京市针灸专门委员会委员，同年 11 月受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派遣，参加抗美援朝针灸医疗队，从事医疗培训与教学工作。1954 年 11 月被北京卫协医师会针灸医师班聘为针灸讲师。后由北京市政府卫生局核准，在北京东四十条开办古典医术针灸传习班，总共八期，授徒约六百人。1956 年 9 月，单玉堂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年 12 月奉命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针灸教研组副组长，参与组建针灸教研组，并参加编写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高等医药院校《针灸学讲义》，主抓教学与临床工作。

单玉堂是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元老、北京中医学院研究子午流注第一人。其所创立的 “井经荥合输纳规律”，解决了被历代子午流注研究家称为 “天然之缺陷” 的闭时无穴可开的学术难题，填补了自明朝以来 “子午流注纳甲法之闭穴” 领域的一项空白，该理论成果已编入全国高等医药院校《针灸学》教材。

在其六十年的中医生涯中，单玉堂针药并行、学验俱丰，著述颇丰。编著有《针灸图鉴》，绘制《十四经新针灸总图》《中国针灸正、奇经穴及生理解剖临床取穴教学图》，编述《经外奇穴图解》《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合纂》（正编、补编）《子午流注启钥》《伤寒论辑要与针灸处方》《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古法新解》《窦太师针经指南 “标幽赋” 新释》《针灸钧陶》等多种论著。

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本世纪中叶德国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评论家，西方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在哲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在西方知识界，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政治学和哲学领域，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享有盛誉。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曾说过，在社会学领域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之一就是阿伦特。

阿伦特1906年10月14日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市。她的祖辈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1924年，她慕名来到马堡大学哲学系，投师于海德格尔门下，此后一生便与海德格尔结下不解之缘。此外，阿伦特还在当代著名神学家布尔特曼那里读基督教神学课程。历史也是她选修的副课之一。1925年她转学到弗赖堡大学听胡塞尔的现象学课。1926年又经海德格尔推荐来到海德堡大学在雅斯贝尔斯门下攻读博士学位。1928年她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爱”的概念》，并获得博士学位。

随后她移居柏林，与报刊作家G.斯特恩结婚，并从事德国浪漫派研究。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阿伦特放弃书斋生活，主动帮助犹太人、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逃亡，曾被盖世太保抓获。获释后逃离德国，经布拉格流亡到巴黎，后又流亡到美国，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周报工作，后来负责一个犹太组织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在一家出版社任编辑。

1949年她重返德国和欧洲，1951年发表了多年政治学研究的成果《论集权主义的根源》，该书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认为可以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著作相媲美，从而奠定了阿伦特作为著名政治理论家的基础和声望。

50年代中期，阿伦特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向对人的研究，试图用现象学方法重新评价人的活动。她写了一系列文章和报告，表达了如下基本观点：传统观点一直认为思维与观察优于行动，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将这种传统观点彻底颠倒过来，不再是理性为行为立法，而是行动为认识立法，行动先于思维。现代哲学中思维与行动这对概念取代了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概念。

通过对人的现象学分析，阿伦特指出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生命自身、出生和死亡、人的多样性、世界性与赖以生存的大地。人的活动就它们为出发点。人的根本特点在于：人降生后就要进入社会，与他人交往，所以人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生命，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同世界中才能经历自己的现实性：人的生命受到出生与死亡的限制。阿伦特把人的基本活动分为三种：劳动，这是一种生物性过程，其基本条件是生命自身，它具有一种生物性的强迫特征；制造，即生产一个持续的、与自然物有别的人工世界，它为人类提供生存的家园，其基本条件就是人的世界性和人对客体的依赖性，它受功利主义和机械性思想支配；行动，它是行动着的生命惟一具有的一种活动性，它是在没有物体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在人们中间发生的，它的基本条件是承认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即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人居住和生活在地球上。只有通过行动个体人们才能相互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世界，才能真正理解真理、行动目标、人的本质等问题。

阿伦特还十分关注现代社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活动空间。古希腊社会与近代社会之所以对人的行动有不同的理解，就在于它们对社会范围和私人范围的理解有很大区别。古希腊区分了社会范围和家庭范围，在社会领域强调人人平等、行动自由等等，在家庭中则由父亲发号施令，并允许使用暴力，包括强迫奴隶劳动。近代社会的发展摧毁了两者间的区别，致使私人领域被纳入社会范围，社会成为家庭的集合体，官僚机构变成家庭之父，一种追求时髦的不负责任的自我行动取代了深思熟虑的行动，对行动进行精确计算的可预测性取代了过去行动开始时的不可预测性，统一的公开意见取代了私人看法的多样性，对个人只要具有中间能力的要求取代了对人们创造性能力的要求，主体自身的感觉和个人的情感上升成为一种无度的、纯自我的兴趣。在批判官僚统治造成的社会弊病的同时，阿伦特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大众盲目性、对高消费的追求、随意利用新科技成果来掠夺大自然等后工业社会的负面现象，也持否定和批判态度。阿伦特对集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态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十分吻合，因而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关注。

冯从吾

冯从吾(1557—1627年)，明理学家、教育家。陕西长安人。字仲好，号少墟。学者称“少墟先生”。与高攀龙同年、为刘宗周师兄，同师湛若水的二传弟子许孚远，是晚明时期著名的理学家、醇儒，明代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创办并长期主持的关中书院为晚明四大书院之一，天启年间，与邹元标、曹于汴、高攀龙等在北京创办首善书院，在当时的政界、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幼承庭训，师从督学关中的许孚远(湛若水第子)，习关洛宗旨，颇受器重。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观政礼部，改任御史，官至工部尚书。为政严峻，敢于直面当朝时弊，不阿“魏党”。因直谏明神宗“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之危乱为可忽”，惹怒皇帝，遭群小恶之，于万历二十年(1592)削籍归里。家居26年，杜门谢客，潜心著述。“一意探讨学术源流异同”。先后讲学于宝庆寺、关中书院，听者常逾千人。晚年同江南大学者邹元标于京师共建首善书院，继续倡明理学，发明人性本善、圣人可为之旨。时有“南邹北冯”之誉，世推“关中自杨伯起、张横渠、吕泾野三先生后，惟(少墟)先生一人”(见《关学续编》本传)。其早年笃信程朱理学，后转向王守仁心学，力图和会朱王之学，互救其失。以“良知”为核心，将心、性、理统为一体，阐发王阳明“至善是心之本”的思想，谓“良知”即“善心”。认为“善即理也，即道也，即中心”。得出“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直从源头说到究竟“理心一善”的结论。同王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相反，主张心之本质本来是有善无恶的。其主张“性善”论，将善心、善性和良知合而为一，始终坚持以“性善”为头脑，以“尽性”为工夫，既纠正朱学的“支离”，又反对王学“丢过理学说心说知”，力避王学融合儒佛的“四无”之弊端。黄宗羲谓其“重工夫，提倡讲学”，而反对“异端悬空顿悟之学”(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一)。其强调学者修身养性的最高目标是体认天理或“致良知”。在促使关学摆脱朱王影响，恢复本旨，更加儒学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生平事迹见诸于《明史》、《明儒学案》、《关学续编》等书中。其著作《冯少墟集》包括：《关学编》、《疑思录》、《辨学录》、《善利图说》、《讲学说》、《语录》等，另有《元儒考略》等。

薛定谔

埃尔温·薛定谔（全名：埃尔温·鲁道夫·约瑟夫·亚历山大·薛定谔，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ödinger，1887年8月12日—1961年1月4日），奥地利物理学家。波动力学的创始人。1887年8月12日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的青年时期,正是物理学发生深刻革命从而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时代。而正是薛定谔建立的波动力学对量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由于这一卓越成就,薛定谔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薛定谔从小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教养。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关怀、理解和温暖中度过的,他的父亲一直是他的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朋友、老师,他11岁以前在家就读,18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维也纳最优秀的中学,1906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维也纳大学,他在该校物理学家埃克斯纳的熏陶和影响下,坚定了他从事研究理论物理的决心。

1910年,薛定谔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后,留在埃克斯纳的实验室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军队服役了一年,然后回到母校做埃克斯纳的助手。他除了研究电学问题外,还研究了放射性及其和大气电的关系、声学问题、光学问题以及颜色理论等,并且开始研究原子和量子物理学,由此进入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领域。1912年他发表的《关于磁性的运动学理论》,利用洛伦兹的电子论,依据麦克斯韦-玻耳兹曼分布律,对抗磁性给出了理论解释。1913年夏他和科耳劳施合作在西哈姆进行大气电实验工作,获得了维也纳科学院的海廷格奖。

1913年,26岁的薛定谔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了《伦琴射线的干涉现象》、《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论选讲》等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耶拿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布雷斯劳大学工作过,1921年他受聘到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数学物理学教授。

在苏黎世他取得了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建立了著名的波动力学,对量子物理学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成为物理学界的杰出人物之一。此外,他还对其他许多物理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例如,在19世纪后半叶,统计热力学已有了飞跃发展。薛定谔也研究了与统计热力学理论有关的各种问题,他研究了气体动力学和波动力学、晶格振动热力学,并把对固体的比热研究推广到气体,同时继续开展振动问题的研究,他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对他建立波动力学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在《作为本征值问题的量子化》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一系列经典性的科学论文,建立了波动力学,提出了薛定谔方程,确定了波函数的变化规律。这是量子力学中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基本定律,在粒子运动速度远小于光速的条件下适用。这一定律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可与牛顿运动定律在经典力学中的地位相比拟。薛定谔方程在原子时代物理学的世界文献中是属于应用最广泛的公式。由于他在波动力学中的重大贡献,他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物理奖。

薛定谔是法西斯统治的坚决反对者,1933年他借领诺贝尔奖之机会,到英国牛津住了3年。1936年薛定谔在格拉茨大学任教,但当奥地利被希特勒占领后,他再次到英国。之后他被邀请去爱尔兰建立了一个高级研究所,他专心致志在这里从事了17年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了波动力学,还研究了宇宙论、统一场论等许多其他的问题。1956年薛定谔返回自己的故乡,任维也纳大学教授。在维也纳大学的物理研究所,还为他特设了一个教研室。奥地利政府给予他极大的荣誉,设立了以薛定谔名字命名的国家奖金,由奥地利科学院颁发,1957年把首次奖金授予薛定谔本人。1961年1月4日,他在奥地利的阿尔卑巴赫山村病逝。

薛定谔的主要著作有:《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波动力学论文集》、《现代原子理论》、《统计热力学》等。

乌·白辛

乌·白辛（1920年-1966年），现代剧作家。赫哲族。原名吴宇洪。黑龙江省瑷珲人。后迁居吉林。1938年于吉林毓文中学高中毕业后,尊其父命考入奉天(今沈阳)佛学院。然不久即背离父亲的意志,考入沈阳协和剧团,后转为正式话剧演员。1942年曾在吉林组织吉林剧团,上演话剧《沉渊》,自编、自导、自演广播剧《海的召唤》。此期间曾以柳如丝、端木杨、吴大宽、庚辛金等笔名发表诗歌《南行草》、《九月之歌》等,表现其爱国和反日的情绪。1944年夏,他把《吃耳光的人》改编成话剧《后台》,遭到伪宪兵、警察的查禁。1945年结识我党地下工作者郑墉,遂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主办《前进报》、《轻骑报》等,宣传抗日。是年11月受命组建吉林文工团并带往东北民主联军七纵队。他前去盘石后转进军政干部学校。此后曾任文工团戏剧教员、编导组长、文工团副团长等职。1946—1952年,白辛一直随军转战。1947年初编写小歌剧《好班长》、《送饭》、《鞋》等。1948年创作大、中型歌剧《郭老太太杀鸡》、《马玉惨案》和《土地是我们的》等,为此被评为劳动模范,立大功受奖。1949年入关后写大型话剧《四海为家》,1951年随军参加抗美援朝,写歌剧《白绶带》。1953年调至北京,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编导工作,曾亲赴新疆、西藏,直至1957年末,拍摄 一批新闻艺术记录片,如《帕米尔高原上》、《勾格尔王》、《伞兵生活》等。1958年调哈尔滨活剧院,编写话剧《黄继光》。1961年发表电影剧本《冰山上的来客》,后拍成电影,受到普遍好评。1962年他将赫哲族民间说唱形式,运用于话剧创作,写出剧本《赫哲人的婚礼》。该剧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概括地反映了赫哲族上下300余年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他创作的题材十分广泛,除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外,大部分取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生活,同时涉猎少数民族生活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不仅继承和创造性的运用本民族的民间优秀文学传统,对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对中国的戏剧、电影事业作出了贡献。代表作除上列外,尚有话剧《雷锋》(1963)、《焦裕禄》(1965)等。《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载有高兰写的白辛传记。

赵之谦

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浙江绍兴人。 据邹涛《赵之谦年谱》载，赵之谦21岁考取秀才。22岁入缪梓幕府。24岁，乡试未第。26岁，随缪梓到杭州。32岁至34岁，先后客居温州、福州，经上海至天津，再由天津到北京。自35岁至44岁，往来于北京、杭州、绍兴三地，先后共三次入京，四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能考中进士。44岁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此后再也没有入京。45岁至49岁，客居南昌，担任《江西通志》总编。50岁任鄱阳知县。53岁迁奉新知县。55 岁客南昌。56岁调任南城知县，因患肺气肿哮喘病，卒于任上。

赵之谦工诗文，擅书法、绘画、篆刻，是晚清艺坛上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的全能大师。著有《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

赵之谦的学书道路是：20岁前，学颜真卿《家庙碑》，日五百字。32岁客居温州后，倾心六朝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35岁入京后，逐步地放弃了颜体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他的篆书，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的影响，他能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而是化邓法为己用。他对于隶书涉猎很广，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他从颜楷入手，转学魏碑，又由邓石如篆书而上溯汉碑，最终形成自家面貌。他晚年所写的正书、篆书作品，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方圆结合，寓圆于方。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源自颜体，细审之，与何绍基似同出一辙，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6岁至37岁，开始改变这种颜体行书，而以北碑法试作行书，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很难于连贯，因而行笔多牵强之处，转折不自然，笔力亦靡弱，他自己认为存在“起迄不干净”(《致魏稼孙函》)的毛病。到40岁前后，他独创的带有魏碑风神的行书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硬之处，虽笔力还不够浑厚，但行笔已无不畅。45岁以后，心手双畅，随心所欲，挥洒自如。50岁之后，赵之谦的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行书占了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

赵之谦在绘画方面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早期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他的花卉画学石涛而有所变化，由于他书法功力深厚，线条把握精到，以这种富有金石气的笔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横生。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评曰：“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可见赵之谦的花卉画风对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风有直接影响。

赵之谦篆刻初学浙派，后追皖派，参以秦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一扫旧习，形成章法多变，意境苍秀雄浑的独特风貌。他在44岁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时，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篆刻艺术。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印之后，南下江西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时，为好友潘祖荫刻“赐兰堂”印，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所刻的唯一印章，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巅峰，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篆刻大师，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平襟亚

平襟亚(1892—1980)，名衡，以字行，别署襟霞阁主人、网蛛生、沈亚公、秋翁等。江苏常熟人。出身于贫苦之家，幼年读过数年私塾。年十三，即入常熟某南货店当学徒。父死后，生计维艰。南货店旁有一书摊，得以遍览小说、弹词等书。嗣后，任常熟第五小学、嘉定练西小学教员、校长。俸薄难以养家，于1915年辞职赴上海，结识作家姚鹓雏、朱鸳雏、吴虞公、杨了公、戚饭牛等，相互切磋，文思猛进，遂以卖文为业。前后任世界书局、《滑稽新报》、《武侠世界》、《笑杂志》编辑、主编。出版小说《中国恶讼师》，文名初显。1926年以文触犯女作家吕碧城，吕向法庭控告，平襟亚化名沈亚公，避居苏州，写成长篇小说《人海潮》。迨吕碧城远赴欧美，平襟亚返回上海，创办中央书店，前后出版通俗小说四百余种，影响颇大。此后又于1937年创办《抗日漫画》，1941年创办万象书屋和《万象》月刊，1942年创办《万象》旬刊。日军侵占上海期间，从中央书店抄出抗日书刊，被拘月余，罚以巨款，中央书店自此一蹶不振。抗战胜利后，平襟亚曾掩护过郭沫若、袁雪芬、田汉、洪深、许广平等。1946年曾任上海新评弹作者联谊会主任委员。1957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并曾任上海评弹社顾问。其他著作尚有长篇小说《新人海潮》、《人心大变》、《上海大观园》、《百大秘密》，短篇集《故事新编》，杂著《秋翁笔谈》等，并编有《书法大成》、《作家书简》、《国学珍本文库》等。生平事迹见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平襟亚的早年生活》(1987年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郑逸梅《艺坛百影·平襟亚趣事纪略》(1982年6月中州书画社出版)、郑逸梅《平襟亚》(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

张次溪

张次溪（1909年—1968年9月9日），名涵锐、仲锐，字次溪，号江裁，别署肇演、燕归来主人、张大都、张四都，东莞篁村水围坊人，我国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少时，随父母在京生活。1923年考入世界语专门学校，不久入孔教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曾先后应聘为《丙寅杂志》编辑、北京《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冬赴天津，任职河北高等法院兼《民报》编辑。1929年，章太炎等组织国学会，张被举为理事。

1930年12月，他应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学会聘任，调查北平风土，专事纂修《北平志》。从此，奠定他一生研究史学、方志学的基础。这一时期编著有《北平志》稿、《北平岁时志》、《北平天桥志》、《北平庙宇碑刻目录》、《陶然亭小记》、《燕都梨园史料》等三十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职天津、南京、张家口等地，仍不辍史学研究，编纂《京津风土丛书》、《江苏通志》、《清代学人年鉴》等书刊。

建国初，他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后，在辅仁大学历史系任资料员。1952年，将其父修建的北京龙潭湖“袁督师庙”捐赠给国家，该庙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大专院校调整后，张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分担《辛亥革命》历史资料丛刊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

1957年，他因脑溢血致半身不遂，养疴在家。翌年8月，将其父在京所建私宅“张园”十三间半房屋(今北京龙潭植物园内)全部捐献给国家。卧病时，他还先后为广东省博物馆、北京文物管理局撰写地方文史著作多种，撰写了《齐白石自述》和《莞乡烟水录》。1968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东莞会馆。

况周颐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改名周颐。字夔笙，又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蕙风词隐、阮盦、阮堪。广西临桂人。光绪五年(1879)以优贡生中举。十四年后历任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与王鹏运订交，朝夕论词。曾先后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为幕僚，又尝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在上海卖文为生。

况周颐一生治词不辍。平生“襟宇孤洁，艺业通深，乐府之工，允称独秀。每当露辰星晚，候雁初莺，往往绛蜡烧残，犹寻幽绪。黄华笑冷，自写傲情”(孙德谦《秀道人修梅清课序》)。早期词好为“侧艳”之作。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亦有感时抚事之作。辛亥革命后之作多抒写封建遗老情怀。王国维评其词曰：“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彊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园’，及[苏武慢]‘寒夜闻角’二阕，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人间词话附录》)。叶恭绰曰：“夔笙先生与幼遐翁崛起天南，各树旗鼓。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蕙风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各有真价，固无庸为之轩轾也。”(《广箧中词》)著有《新莺词》、《玉梅词》、《锦钱词》、《蕙风词》、《蔆景词》、《二云词》、《餐樱词》、《菊梦词》和《存悔词》等九种，合刊为《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晚年删定为《蕙风词》。此外还著有《蕙风词话》、《词学讲义》、《蕙风簃随笔》、《阮盦笔记五种》等。生平事迹见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况周颐小传》等。

刘大白

刘大白(1880—1932)，原姓金，名庆棪，字伯桢，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号白屋，笔名汉胄、白屋诗人等，绍兴平水镇人。现代诗人和文学家。幼年只读过几年私塾，勤奋好学。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中拔贡。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陈伯平与徐锡麟等在安庆举事失败殉难，作《哭陈烈士伯平》七律四首痛悼。三十四年，与王子余共组《绍兴公报》，任主笔。

辛亥革命后，北上寓居北京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投身反袁“二次革命”。为免受袁迫害，逃亡日本，在东京邂逅沈定一(玄庐)，遂成莫逆之交。1915年，流浪于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以当家庭教师餬口，同时以诗文揭露袁氏窃国害民的罪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16年，袁世凯病死，自南洋回国，任山阴县学堂教员，住绍兴月牙池头，自称白屋刘寓。后应经亨颐聘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执教。五四运动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总干事，参与指导一师学生联合各中学学生投入运动。特积极支持经亨颐教育改革，与陈望道、李次九、夏丏尊一起合编《国语法》。与陈望道合编《注音字母教授法》。1921年春，应沈定一邀在萧山衙前筹办农村小学，领导农民运动，参加起草《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章程》。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为纪念衙前农民协会领导人李成虎，写有“每饭不忘”、“成虎不死”等诗歌。1923年，沈肃文(沈定一族叔)出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应邀为教导主任。次年因校内发生“驱沈风潮”而辞职，寄住萧山沈定一家，互做新体诗。1924年冬，经邵力子推荐去复旦大学执教中国文学史，继任中国文学科主任。1927年，由邵力子和叶楚伧推荐，为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1928年，任浙江大学秘书长兼省教育厅秘书长。1930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卸职后回杭州寓所，不久，因肺病加剧病逝，墓葬西湖灵隐附近。

代表作有新诗集《旧梦》(后来重编为《丁宁》、《再造》、《秋之泪》、《买布谣》4个集子)，以及诗集《邮吻》、诗话《旧诗新话》、《白屋说诗》，论著《白屋文话》、《白屋书信》、《文字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诗外形律评说》，及《故事的坛子》、《五十世纪中国历史年表》等。

吕澂

吕澂（chéng）（1896年1月10日—1989年7月8日），字秋逸,或作秋一、鹫子,祖籍江苏丹阳。早年于镇江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一年后入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学习。不久前往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学习佛学。20岁时留学日本,专攻美术。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乃罢学回国。归国后被刘海粟所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聘为教务长。1918年应欧阳竟无之请,前往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筹办支那内学院,从此弃却前学,一生转向专攻佛学。1922年7月17日内学院在南京成立,先生任学务处主任,除致力于行政工作外,还从事佛学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内学院迁往四川江津,欧阳师逝世,被推举接替院长一职。其间曾为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写佛教史料,并聚众讲授佛学。1949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继任院长。内学院停办后,主要在金陵刻经处从事佛学研究。60年代,他曾开办了五年佛学研究班,著述讲学。“文革”时避居丹阳家乡,晚年定居北京。93岁高龄时逝世于斯。生前除担任内学院院长外,解放后还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以及江苏省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美学著述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等;佛学著作有《声明略》、《佛典泛论》、《印度佛教史略》、《西藏佛学原论》、《因明纲要》、《佛教研究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并担任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的副主编。

吕先生是当代中国佛学研究最有成就者之一。他精通日、梵、巴利、藏等多种文字,因之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佛学和西藏佛学都有精湛的研究。他早年主要从事印度佛教和西藏佛学的研究,对西藏佛学的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做了梳理;通过对中印佛学的研究,得出中国佛教是吸取了印度佛学后,又不同于印度佛学的一种新的学说。认为印度佛学以心性本净来立论,中国佛学以心性本觉来推演。中年从事中国佛学的研究,专致于《大藏经》,校勘编印了《藏要》一书。倡导“佛法不离世间”的思想,同时在唯识因明方面的涉猎也成绩斐然。他学术生涯的高峰期在60年代,这一阶段他系统地论述了中外佛学的发展变化。7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二书代表了吕先生一生的学术总结。

王士雄

王士雄（1808～1868年）, 字孟英, 号潜斋, 自号半痴山人、 随息居士、 睡乡散人, 晚号梦隐, 其远祖系安化 (甘肃省庆阳县) 人, 后移居盐官 (浙江海宁县), 再迁入钱塘 (杭州市)定居。 王士雄生于清嘉庆十三年 (1808), 卒于同治七年 (1868), 享年61岁。 王士雄家中世代为医, 曾祖王学权有 《重庆堂随笔》 留世。 王士雄14岁时, “不幸幼失怙”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自序》), 自此他遵父亲 “人生天地间, 必期有用于世” (《王氏医案·周序》) 的遗训, 锐志于岐黄之学。 王士雄父殁之后, 家境贫寒,他为了生计, 白天佐理盐务, 晚上 “披览医书, 焚膏继晷, 乐此不疲”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医案第三·梦影》), 上至 《内经》 《难经》, 下迄明清诸先贤著作, 无不深究极研, 并能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 为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士雄平时诊务繁忙, 他非常注意从实践中求得真知, 广泛接触病人, 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王士雄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医德高尚, 曾被其诊治的病人称颂:“孟英之手眼, 或可得而学也; 孟英之心地, 不可得而及也。” (《王氏医案·卷一》)其 “家贫性介” (《王氏医案·周序》), 不慕容利, 以治病疗疾、 活人济世为己任。 他诊治的病人大都是劳苦民众, 其著书立说, 向百姓传播医学知识, 广搜效方, 以利僻壤贫民。 王士雄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是整理、 总结了前人有关诊治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予以发挥, 对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成为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温病学家之一。 他在诊治温热、 温疫、 霍乱等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其论温病, 着重总结和阐发伏气温病辨治规律, 揭示其不同于新感, 而是自里而发,由深而浅的病变特点, 也正是因其特殊的传变规律, 决定了病证及治法的特殊性; 其论六气属性, 着重辨析暑之性质与特点, 分析了风寒暑湿燥火各自的阴阳属性, 强调了暑未必兼湿, 且反对妄设阴暑、 阳暑的病名; 其论霍乱, 着重区分时疫霍乱与寒霍乱的辨治, 并提出了辨证论治的具体方法。 王士雄一生勤于著述, 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医学文献, 主要有 《温热经纬》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随息居饮食谱》 《王氏医案》 《王氏医案续编》 《王氏医案三编》 《归砚录》 《乘桴医影》 《潜斋简效方》 《四科简效方》 《鸡鸣录》。 他参注或校订的医书有《重庆堂随笔》 《女科辑要按》 《古今医案按选》 《医砭》 《言医选评》 《校订愿体医话良方》 《柳州医话良方》 《洄溪医案按》 《叶案批谬》 等。 《温热经纬》 5卷, 卷一选辑 《内经》 有关温病的记载; 卷二选辑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 有关温病的记载; 卷三选辑叶桂的两篇名著 《外感温热篇》 及 《三时伏气外感篇》; 卷四选辑陈平伯的 《外感温病篇》、 薛雪的 《湿热病篇》、 余霖的 《疫病篇》; 卷五为温病方论, 共选113方。 本书以纂辑为主, 发挥为辅, “以轩岐、 仲景之文为经,叶、 薛诸家之辩为纬” (《温热经纬·自序》), 故名 《温热经纬》, 可谓集清代及以前温病学说之大成者。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凡4篇, 包括病情第一、 治法第二、 医案第三、 药方第四等内容, 系王士雄总结多年救治霍乱病经验而成, 为霍乱病论治专著。 王氏因 “避乱来上海, 适霍乱大行, 司命者罔知所措, 死者实多”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自序》), 但当时诸多医家对具有传染性霍乱的病机认识模糊, 所以多沿用 《伤寒论》 理中、 四逆辈加以治疗。 王氏根据自己的诊疗经验, 将霍乱分为时疫霍乱和寒霍乱两种。 时疫霍乱“流行似疫, 世之所同”, 具有传染性, 其病因是疫邪, 与饮水恶浊有关, 其性质属湿热秽浊; 寒霍乱则 “偶有所伤, 人之所独”。 对此, 他同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案。 《随息居饮食谱》 不分卷, 共收入日常饮食品类 330余种, 分为水饮、 谷类、 调和、 蔬食、 果食、 毛羽、 鳞介等 7个部分。 王士雄认为 “人以食为养, 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 (《随息居饮食谱·前序》), 因此从医学的角度对各种饮料、 食物的性味、 功效和对身体的影响、 医疗用途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对后世的保健、 食养及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王氏医案》 2卷, 原名 《回春录》。 全书详述作者对温热病、 杂病等治疗验案,均为其 “二十年来见闻所及, 详载字姓, 历历可征” (《王氏医案·例言》), 不分门类, 每证自成一案, 详于杂病诊治。 王士雄论病, 审因辨证, 处方强调随证变化, 不拘成方, 用药极平淡, 而治病多奇中。 《王氏医案续编》 8卷, 原名 《仁术志》。 全书有感于 《回春录》 仅 2卷, 而王士雄诊治病人颇多, 张柳吟恐其遗漏, 又搜集整理而成; 且其书 “不徒以某方治愈某病而已, 或议病, 或辨证, 或论方药, 或谈四诊, 至理名言, 随处阐发, 或繁或简, 或浅或深, 别有会心” (《王氏医案续编·例言》)。 《王氏医案三编》 3卷, 徐然石等辑录, 顺承以上 2册医案, 以三编名其篇, 仍然仿编年体例。 “案中治法, 不但温凉补泻, 随病而施, 可为后学津梁也。” (《王氏医案三编·例言》) 《归砚录》 4卷, 咸丰五年, 王士雄携眷回籍, 他感叹 “自失怙后, 即携一砚以泛于江, 浮于海, 荏苒三十余年, 仅载一砚归籍” (《归砚录·弁言》), 所以题名 《归砚录》。 该书评述前贤, 更着眼于启迪后学, 既介绍自己的临床经验, 又博采诸家之长。 《乘桴医影》 不分卷, 记载医案27则。 《潜斋简效方》 不分卷, 记载一些内科、 外科、 妇科、 儿科的简便治疗方法, 甚至包括一些救荒、 救火的方法。 《四科简效方》 分内、 外、 妇、 儿4纲, 编为甲、 乙、 丙、 丁4集, 诸病皆 “选其药廉方简, 而用之有奇效无险陂者” (《四科简效方·序》)。 《鸡鸣录》 不分卷, 辑录了民间单方、 验方, 或历代效方和自己亲自验证疗效确切者。

薛道光

薛道光(公元1078 - 1191) ，宋代道士。道教内丹派南宗五祖之一。名式，又名道源，字太原。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人，或说为陕府鸡足山人。内丹名家，石泰嫡传弟子，为道教南宗第三代传人，道教称为“紫贤真人”，南五祖之三。他原来出家为僧，法号“紫贤”，又号毗陵禅师。相传他曾云游长安，在开福寺修习禅法，顿悟“无上圆明真实法要”。同时又对道教的金丹炼养感兴趣。宋徽宗崇守五年(1106年)寓居郿县青镇，遇道人石泰，稽首皈依，弃僧从道，受金丹口诀真要，潜心炼养，享高寿而逝。著作有《还丹复命篇》、 《悟真篇注》，分别收入《道藏·太玄部》和《道藏·洞真部》。或云后者非薛道光所注，实为无名子注文，欲取信当世，故题为道光注。

在宋徽宗崇宁五年(106)冬天,薛道光住在眉县青镇(即今陕西省眉县),在佛寺听讲.遇到从扶风县来的道人石泰,当时已是八十有五的高龄,黑发红颜,神宇非凡,夜里还做针线活计.薛道光知道不是一般人物,就在谈话之中,故意引用张伯端的诗句.石泰有些惊奇,问:""你怎么知道张紫阳?他正是我的老师."薛道光还不太相信,就举出(悟真篇)中的句子向他请教,石泰看他很诚心,就简略地为其讲解大要.薛道光听后大悟,平日埋藏在腹中的各种疑团,一下打破,如同桶之脱底一般.于是才信石泰是张紫阳的真传弟子,进而叩拜要求收在门下.石泰笑言:"你不怕有叛教的嫌疑吗?"薛道光坚定地回答:"生死大事,如果拘于门户,难道不是自己耽误自己吗"石泰听后连连点头,并言自从紫阳先师授道以来,将近30年了,今日才遇到可以继承的人.于是传授口诀真要,并告诫他疾往通都大邑,依靠有力者供养修道,自己即退隐于世.从此薛道光弃僧从道,幅巾缝掖,混俗和光,以了性命大事.光宗绍熙二年(119l)道成,享年114岁.留有颂云:"铁马奔入海,泥蛇飞上天,蓬莱三岛路,原不在西边."在阆中流传着薛式善做香与灸，曾用其给百姓治病，通过四祖陈楠学道薛式后得号“陈泥丸”可推测传言非虚，民间仍有艺人喝号薛式九灸和紫贤香。

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宣传家。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江苏常州人。早年就读俄文专修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成为俄专学生领袖，参加并领导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不久参加李大钊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10月，他怀着寻找“光明之路”和研究俄国文化的冲动，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不辞万里征程，毅然前往苏俄考察，受到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熏陶，接受马列主义的洗礼，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旅俄期间写的《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均为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散文名著，其中不少的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实际都是很好的报告文学，而开创了我国报告文学的先河，瞿秋白则成为最早地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先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同时参加《向导》的编辑工作。是上述三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还同邓中夏一起主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参加中共“三大”，并主持起草党纲。

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一大”，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参加中共“四大”和“五大”，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政治局委员、常委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主持中央工作，参与决定和指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8年6月，参加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对前一时期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了检讨。中共“六大”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成员，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王明的宗派主义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1930年8月回国，9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周恩来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王明等人的排斥打击，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从此时起到1933年秋，他在上海同鲁迅一道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瞿秋白从政治领导岗位回到文学岗位后，在茅盾、冯雪峰、丁玲等革命作家的支持下，不但同鲁迅一起加强对中国左翼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且自己也勤奋耕耘，他写的杂文和理论文章也为同行所称道。鲁迅对瞿秋白为抨击所谓“第三种人”、“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等等所写的论文，曾赞美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瞿秋白不仅精于文艺，对社会科学也有精深的研究，造诣很高。他极其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探讨中国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党的历史上，是他最先提出和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对中国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论述是非常正确的。他还对武装斗争和革命的意义等问题有重要阐述。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瞿秋白宣传和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当时大都发表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上。1954年和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出版了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主要是《新青年》、《前锋》、《向导》、《布尔塞维克》等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刊物，其中瞿秋白的文章最多，有的几乎每期都有，一期多至三、四篇，总共有128篇之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作者(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文章。他的许多著作被收入《瞿秋白文集》。

1934年2月，瞿秋白到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革命斗争，担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4日，在转移途中被敌人俘虏，6月18日英勇就义。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他的英名遭受了凌辱和冤屈，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恢复了名誉。

法显

法显(公元约337—约422年)，中国信徒前往印度求法的先驱之一。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东晋僧人。3岁出家，20岁受大戒。法显感慨律藏之残缺，誓志西行求法，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和同学慧景、道整等从长安出发，西度流沙，越葱岭，遍历五天竺，前后凡14年，历尽艰险，游历30余国，带回很多梵本佛经。后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共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杂藏经》等。又把他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即《高僧法显传》)，成为研究古代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据《高僧传》载，法显原有兄长三人，都在童年夭折，父母怕他重演悲剧，就在他三岁那一年将他送到佛寺度为沙弥(小和尚)，二十岁时受比丘戒，正式出家。由于自幼在宗教环境中熏陶，他变成了一个无比虔诚的信徒，甚至连他父亲病死，母亲劝他还俗，他也无动于衷，不愿放弃与世隔绝的宗教生活。当时正是印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为传播之际，佛教徒奉行的戒律极端混乱，这对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说来，自然深感痛心，于是他发愿誓往西天去求取真经，这时他已经年逾花甲。公元399年，他与另外四位信徒一起，从长安出发，开始了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万里长征。法显等人穿过大戈壁，越过葱岭，终于到达了佛教发源地印度。他在印度学习梵语，研究律藏，还到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南部)去朝圣，成为最早到达这片佛教圣地的中国人。后来，他又从孟加拉湾乘船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那里求得《长阿含大律》等四部重要的经律。这些经律后来对中国佛教戒律的确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公元412年阴历七月十四日，法显横渡印度洋，从海路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祖国。同行前往印度的其他僧人或死于半途，或留在异国，只有法显一人带着求得的真经，独自而归。法显的西行，是继西汉张骞和东汉甘英之后的又一次远行，其行程在四万里以上，经历了三十多个国家，包括现在的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大大超过了张骞和甘英所及的范围。而且，张骞和甘英的远征活动都是奉朝廷之命，是国家的外交活动，而法显的西行则纯粹是一位佛教信徒个人的“天路历程”。在法显之前，也有一些佛教信徒，为了寻求真经，一次又一次开展了西行求法的活动，但其影响都远远在法显之下。他将自己的“天路历程”写成了《佛国记》，记述了所经各国的宗教、历史等情况，是我国现存有关海外交通的最早记录。他是我国历史上有名字可考的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据说，他在印度洋上曾遇大风暴，“大海弥漫无边，不辨东西”，海船随风漂流，近半月才漂流到一座孤岛。法显的西行，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了舍身求法的典范，两百年后，唐朝的玄奘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再次前往印度取经，创造了令人感叹的奇迹。

高宗武

高宗武（1906～1994），化名其昌。乐清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31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特约记者，兼国立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32年初被聘为《外交评论》特约撰稿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在该刊发表15篇讨论中日关系的文章，确立了“日本通”的地位。同年1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1934年5月任外交部科长，兼外交部亚洲司帮办；11月奉外交部指派赴北平与日伪代表谈判，与日伪方面议定了关内外《通邮协定大纲》。1935年5月至1938年10月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1938年前往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不久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代表的身份与日本外交代表重光葵举行会谈，达成《日汪协议》。1939年5月随汪精卫由香港去日本，与日本内阁举行会谈，讨论筹备汪伪政权问题；9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40年1月与陶希圣同时宣布脱离汪伪政权，赴美国后化名高其昌，挂名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深居简出。1994年在美国去世。

高宗武、陶希圣出走。高宗武、陶希圣于1938年11月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充当“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1939年冬，两人在参与日汪密约谈判中，对汪精卫等过多让步不满，又因酝酿组府名单时未能如愿，遂起去意，托同乡黄群相助。黄群经徐寄庼转请杜月笙牵线。是年11月5日杜月笙自港飞渝向蒋介石汇报，并受命携蒋致高亲笔信返港，严密制定了护送高离沪赴港计划，指定万墨林在沪办理。时陶得知76号特工将对他下手深感自危。12月30日，高、陶托病未参加日汪密约签字仪式，曾引起汪等疑心。1940年元旦两人商定同行。1月4日上午高按计划登上由沪驶港的美国“胡佛总统号”海轮，陶则驱车先至南京路国泰饭店，进前门出后门得以脱身，另雇车赶往码头与高会合。同时由高妻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也携带至港。高、陶出走使汪大惊，对陶宅及其家属严加监视。为力避陶反戈，汪同意陶妻携两个孩子赴港劝导，而将陶三个孩子留沪为人质。1月20日在万墨林安排下陶三个孩子离沪抵港。次日香港《大公报》刊出高、陶提供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同时发表高、陶致该报及汪精卫的公开信，日汪密约至此真相大白。事后高更名持政府官员护照赴美定居，陶辗转赴渝，入蒋介石侍从室任职。

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 （俄文：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国作家。生在塔冈罗格市一个破产的小商人家庭。1879年于故乡中学毕业，升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1884年毕业，从事医务工作。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已开始文学创作，从1880年起以安托沙·契洪特 (АнтошаЧехонте)为笔名在幽默刊物上发表滑稽故事。这些篇幅短小的幽默作品中有许多达到了高度的社会概括，有的嘲讽小市民的奴才心理(《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等)，有的鞭挞趋炎附势的恶劣风气(《变色龙》，1884;《假面舞会》，1884;等)，有的揭露沙俄国家机器的专横暴虐(《普里什别耶夫中士》，1885;等)。1884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麦尔波敏那童话集》;1886年出版《杂烩故事集》;1887年出版《黄昏集》，1888年获得二分之一的普希金奖金。

80年代后半期，契诃夫开始写作“大型”作品，对重大的社会人生问题进行探索(如中篇小说《草原》，1888)。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幽默逐渐让位给严肃的思考或抒情。80年代末， 契诃夫思想探索日益紧张，在创作中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由于找不到正确的人生观而产生的精神苦闷(如《乏味的故事》，1889)。为了解脱思想危机，更好地了解俄国的现实生活，于1890年赴苦役流放地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考察。旅行归来后，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萨哈林岛》 (1895)，揭露了沙俄的司法和惩罚制度。18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六号病室》对整个专制制度的俄国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深刻地反映了沙俄监狱般的现实。

90年代和20世纪初是契诃夫创作的新时期，他的小说反映生活更加广阔，思想更加深刻，艺术更加纯熟。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俄国城乡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农民的破产和贵族庄园生活的没落(《农民》，1891;《女人的王国》;1894;《三年》，1895;《出诊》，1898;《峡谷》，1900;等)，而且无情地揭露了小市民的庸俗、民粹派的空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小事论”以及托尔斯泰式的不抵抗主义(《决斗》，1891;《带阁楼的房子》，1896;《我的生活》;《约纳奇》，1898;《带狗的女人》，1899;等)。从小型三部曲《套中人》、《醋栗》和《爱情》(1898)起，经过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到最后的短篇小说《新娘》(1903)，贯穿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粉碎精神枷锁，埋葬旧的生活，向往和欢呼另一种新的生活。这反映了随着1905年革命的逼近，俄国社会气氛的变化以及契诃夫本人的思想发展和他对巨大社会变革的预感。

契诃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一生写了中、短篇小说400余篇，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之作，堪称为艺术的典范。他的思想倾向寓于对现实真实的描绘之中，叙述风格冷静客观，作品结构紧凑，行文简洁，语言凝炼。

契诃夫也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对戏剧艺术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早在8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戏剧创作，写有闹剧《论烟草之害处》(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以及大型剧本《伊万诺夫》 (1887～1889)等。90年代和20世纪初，契诃夫的戏剧创作达到高度繁荣。《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1904)等剧，标志着俄国戏剧发展的新阶段。这些作品不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不注重情节纠葛，着重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情节不是事件发展的链条，而是人物向往行动的历史，从而揭示了社会中间阶层在历史变革前夕的思想情绪。这种社会心理剧包含着两个层次：一是外在的日常现实，一是潜在的象征隐喻。这两个层次统一在总的感情气氛之中。

契诃夫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影响了青年高尔基、蒲宁、库普林、安得烈耶夫等一代作家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发展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