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昭

黄仲昭（1435-1508），明代著名方志学家、诗文家。名潜，以字行，号退岩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次年，宪宗以元夕张灯，命词臣撰诗词进奉，因他与章懋、庄昶谏张灯岂尧舜之道，诗词岂仁义之言，乞将烟火停止，杖谪为湘潭知县，迁南大理评事。不久乞休。弘治初，起为江西提学佥事。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学者称其为未轩先生。著有《未轩集》、《八闽通志》。其诗风和易，往往是直抒胸臆，如《谪居写怀》：“一片归心留不住，非因故国有莼鲈。”《归田杂咏》：“悔杀昔年成底事，红尘鞭马听朝钟。”其诗句显然缺乏熔炼，诗味不浓。间或有的绝句还有些情致：“两京飘泊几星霜，却喜逢君话故乡。潮水不知离别苦，又从江上逆归航。”(《送人还莆》)从其谏元夕张灯看，他并不看重诗词创作，自然缺乏创作热情，其成就也不大。他的文章也缺少必要的文采。

赵炅

宋太宗赵炅（939年11月20日－997年5月8日），宋朝第二位皇帝（976年－997年在位），宋太祖赵匡胤同母弟,后周禁军将领赵弘殷第三子,母杜氏。初名匡义,宋初改名光义,即帝位后改称炅。祖籍涿州(今属河北)。后晋天福四年(939)十月,生于浚仪(今河南开封)。性嗜学,多艺能,状貌威严。仕后周累迁至供奉官都知。显德末,与赵普等人共同协助兄匡胤策划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初任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宋太祖亲征李筠,他受命为大内点检,留镇都城。继领泰宁军节度使。宋伐李重进,被命为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府尹,再加兼中书令。太祖征北汉,复被命为东都留守,封晋王,序班宰相之上,权势颇重。开宝九年(976)十月,太祖病危,抢先入宫夺取皇位,改元太平兴国。封弟廷美为齐王,太祖子德昭为武功郡王,德芳为兴元尹。并诏太祖子及廷美子皆称皇子,女则均称皇女,以稳定皇室人心,实则疏忌之。继续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与吴越王钱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附。四年,亲自率兵攻灭北汉,结束了中原及其迤南广大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遂乘胜攻辽,进围其南京(今北京市)。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归。雍熙三年(986),又发兵三路,大举攻辽。岐沟关之战,宋军主力大败。陈家谷之战,再遭惨败,失大将杨业,从此对外采取守势,悉力对内防范与镇压“奸邪”,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禁止节度使补亲吏为镇将,继续收节度使所领“支郡”归朝廷直辖,并命各地节度使回京师,解除其兵权,使节度使变为无职任之虚衔。大力扩充科举取士名额,并建崇文院,聚集文人学士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设审刑、考课、审官等院,加强对司法大权的控制及对官员的考查与黜陟选任。改全国十道为十五路,遍置转运使,以掌各地财政大权和监察地方官员。曾用军事和政治手段企图消灭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以南白城子)党项拓跋部贵族势力,引起李继迁等激烈反抗。淳化四年(993),镇压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位期间,注意发展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交流南北作物品种,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恢复发展。至道三年(997)三月病逝。终年五十九岁。葬于永熙陵(今河南巩县西村区泘沱村东)。尊谥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

罗伦

罗伦（1431—1478），明代诗文作家。字应魁，改字彝正，号一峰。永丰(江西广丰)人。家贫好学，樵牧挟书，讽诵不辍。成化二年(1466)廷试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擢进士第一，授修撰。大学士李贤遭丧夺情，伦诣李贤处沮之，不听，乃上疏极论，贬为福建市舶司提举。李贤卒后，复官。后改南京，居2年，引疾归，遂不复出。为人刚正，严于律己。衣食粗恶，或遗之衣，见道殣，解以覆之。谥文毅。黄宗羲认为其文“刚毅之气，形于笔端，芒寒色正”(《明文授读》)。《益庵记》以“求益于利者之市，求益于名者之朝”来对比说明“求益于道者”应“求诸已”。而求益于己就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风烈而雷迅，迁善犹风，改过犹雷”。文章自具有清刚之气。它如《宋文丞相祠堂记》、《西园清隐记》皆有类似的特点。诗非其所长，间或有抒写性情之作，尚有几分艺术魅力：“云水千峰更万峰，此心期与故人同。苍茫世路浮生在，淡泊春怀野兴浓。乡梦几回茅店月，蓑衣无恙柳北风。明年唤取陈公甫，皂帽青天信一篷。”其集中甚多纪梦诗，有300首之多，但构思雷同，缺乏应有的创造性。著有《一峰集》10卷。

李济

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号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1918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官费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1919年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同时对考古学发生兴趣,1923年写成“中国民族的形成”,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先行者。同年归国,在南开大学任教两年,后又为清华学校研究院讲师,讲授中国最早的人类学。1926年他发掘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出版。1928年授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组织考古队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先后十五次,1931年后又发掘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黑陶文化的龙山文化。1934年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筹备设立规模宏大、带有最新设备的南京博物院。1937年抗战爆发,带领全所研究人员从南京迁至四川。战后才迁回。1948年迁至台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翌年创设了考古人类学系,任系主任。1955年至1972年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发表过大量的报告、论文和译文。主要的有《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哈佛大学印行,1943年翻译为日文《支那民族的形成》,须山卓译,生活社发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1934年出版)、《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64年以来发行了五册)、《感旧录》(1967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上、下卷,1977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195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安阳》(197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

洪迈

洪迈（1123年—1202年）南宋学者、文学家。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大臣洪皓之季子。与兄适、遵并称“三洪”。幼时，一日读书数千言，过目不忘，博极载籍。和两兄长试博学宏词科，唯独他被除掉。绍兴十五年(1145年)始中第，任吏部郎兼礼部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出使金国，书用敌国礼仪，金人令他改“陪臣”二字，他坚执不从。后遣归，出知泉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乾道二年(1163年)，任起居舍人，遂悉心研史。三年，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继其父、兄任此三职。六年后，出知赣州、建宁、婺州(今浙江金华)等地。乾道十一年(1176年)知婺州时，向皇上启奏：“金华的田地沙石很多，地势不受水，五是不下雨就旱，所以境内的池塘和湖泊最应当整治修理。命令有力的出力，有田的出谷，一共修塘堰及湖池八百三十七所。”婺军平日没有纪律，春天发的衣服就想去换钱，吏不准，就大声呼喊聚在郡将那里，郡将害怕，就估息迁就他们。洪迈来后，他们还习以为常，甚至用流言诽谤家族。洪迈用计逮捕四十八人，众人互相唆使乱叫，围着洪迈的轿子起哄，洪迈喝斥他们，众人很快就散去了。洪迈杀了首恶的二人，在市上悬头示众，剩下的有的处以墨刑，有的用棍子鞭打，没有敢喧哗的。特迁敷文阁待制。十二年再入史馆。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成《四朝史》。后又进为龙图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学识渊博,论著宏富,涉猎广泛,经史子集、医卜星算无不博览,尤熟悉宋代典故。晚年归乡里,潜心著述。终年八十岁,谥文敏,赠光禄大夫。

他博极群书，熟谙经史，尤熟于宋代掌故，著作颇富。编著有《容斋随笔》、《野处类稿》、《夷坚志》、《万首唐人绝句》。其《容斋随笔》十六卷、《容斋续笔》十六卷,《容斋三笔》十六卷、《容斋四笔》十六卷、《容斋五笔》十卷,共七十四卷。《容斋随笔》是宋代重要的笔记著作。多考证历朝经典史实、词章典故，于宋代朝章典制记述尤祥。

汤显祖

汤显祖（1550年9月24日—1616年7月29日），明朝戏曲作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清远道人，晚号若士，所居曰：“玉茗堂”。临川(今属江西)人。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举人。神宗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致海内名士，显祖谢绝应考，居正次子嗣修遂及第。十一年(1588)方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后因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申时行、杨文举等营私舞弊，牵涉皇帝，被贬广东徐闻县典史。迁浙江遂昌县知县。赴任途中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会晤。后因打击邪恶，放囚犯回家过年遭弹劾，辞职归里不复出，三年后被免职。少从罗汝芳学，崇拜李贽，与达观禅师相交往，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友好。显祖对封建礼教和黑暗腐败的朝政有所不满，政治上壮志未酬，在文学艺术上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其诗、文、词、曲均有很深造诣，时称其制义，传奇，诗赋为“昭代三异”。其论诗文，认为汉宋之文皆有法，作文不能止于法，当求通其机，即要精气满劲，讲求悟修并重。将“真”视为文章之本，以伉壮不阿之气为真，以奇怪为真。对奇士、奇文倍加欣赏。其谈灵性，认为有生命之物皆有灵性，人尤为至灵之物，文章之妙全在灵气，生气即灵气，灵气之特征为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不可名状。此说对公安派有所影响。认为戏曲的创作和批评当以意趣神色为主，反对沈璟的极端格律论。重视“情”的作用，提倡神情合至，描绘理想境界。所著《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构思独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为我国戏剧史上的优秀剧作之一。对明末“临川派”剧作家、清代剧作家有很大影响。另著有《紫箫记》、《牡丹亭》、《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玉茗堂诗集》、《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赋》、《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续虞初新志》等。

周予同

周予同（1898年1月-1981年7月15日）,原名毓懋,学名蘧,字予同、豫桐,笔名天行,瑞安人。瑞安中学毕业后,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五四运动前夕,和同学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实验。五四运动起,以高师学生代表身份,参加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次年与在京温籍学生创办《瓯海新潮》半月刊,传播新思想,向温、处等地寄发。是年夏,又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1921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后任《教育》杂志社主编,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春发表《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名为《经今古文学》出版。1926年,发表论文《僵尸的出粜》,反对北洋政府强令学校读经。1928年12月,任中国著作者协会执行委员。1929年出版《经学历史注释》。1932年一度回乡任教于浙江省立十中。1933年,任安徽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出版《群经概论》。1934年,印行《汉学师承记选注》。1935年,回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后兼南洋研究馆主任及暨大教务长;曾与蔡元培、吴敬恒、陈望道等署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与柳亚子、刘大杰等署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2月,与马相伯、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43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5年,辞去开明职务,出任复旦大学教授,曾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解放初期,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曾作为全校土改大队长参加皖北土地改革。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59年起,担任中国经学史课,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并兼任《辞海》副主编、编辑委员兼分科主编,负责主编经学史部分。1961年,任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主编,编成上下两册。“文化大革命”起,因在座谈会上公开指责姚文元“断章取义,乱箭射人”,并力言“吴晗是好人”,备受批斗,所著书籍文章被指为“毒草”。1969年,因急性心脏病发作,瘫痪卧床、双目失明达13年。1981年7月1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3岁。

生平著作还有《孔子》、《朱熹》、《群经概论》、《教材之研究》(与人合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学校制度》等,主编有《中国历史文选》、《开明初中本国史》、《开明新编国文课本》(与叶圣陶等合编)等。

刘半农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农，号曲庵，后以字行。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江阴县。父宝珊是个秀才，曾教书多年。

刘半农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1904年入本城翰墨林小学，1907年入常州府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闭辍学。

刘半农离开学校后，江阴已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有人发起组织青年团抗清，其弟天华入团进行革命活动，刘半农亦“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1]，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

1912年刘半农去上海，先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1913至1916年又任中华书局编辑员。居沪期间他专心从事翻译和创作，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才子佳人小说。鲁迅说刘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也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人物，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之邀赴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此时陈和胡适等人发起了革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运动，刘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同年夏，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文。阐述了对改革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意见。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注意分段、采用标点符号等主张，尤其强调“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2]。刘认为诗与小说是文学中两大主脑，做小说要有“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或“就所见世界为绘一惟妙惟肖之小影”的本领;写诗“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3]。他斥责那些专讲声调格律、拘执平仄的诗为假诗，为虚伪文学，与虚伪道德相互推波助澜，在社会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1918年春，为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好地同旧派作战，刘半农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轮流编辑，由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旧派的各种谬论，再由刘写《奉答王敬轩先生》一文，从正面逐条驳斥守旧顽固派的观点，尖锐地指名批判了林纾。另外，刘还创造了“她”、“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称赞。鲁迅肯定刘的这种斗争勇气和首创精神，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4]。

当时刘半农在北大教授应用文，讲中国文法等课，颇重视实用及反对八股程式，发表有《应用文之教授》，又著有《中国文法通论》一书。他还努力创作新诗和进行征集歌谣的工作。他的白话诗、无韵诗写得很好，颇受群众的欢迎，如《学徒苦》、《卖萝卜人》和《叫我如何不想她》等，语言明快，内容有一定的进步性，一度广为流传，后大部分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里。刘在征集歌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年内收到了几千首，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一百四十多首，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颇为人们所注意，后在北大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发表过许多首。

刘半农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很活跃的，但作为小知识分子，也有局限性，1918年9月写作的《作揖主义》一文，就表现出不抵抗、听其自然的消极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快便离开运动转向专搞学术方面去了。

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刘为北大代表出席会议，被推选为会员。会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提出改国文为国语及编纂辞典等意见。1920年5月国语会开第二次大会时，组织了一个国语辞典委员会，他是该会委员之一。

会后不久，刘半农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讲。出国前他本想同时研习文学和语言学，但到了国外，觉得二者不可得兼，经过再三考虑后选定了实验语音学。由于他能刻苦攻读和钻研，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1921年10月，刘写了《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文。那时国语学界有“国音”、“京音”两派，他主张“国音乡调”，即希望“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5]。刘半农不同意以北京音调作统一的标准，认为只要达意，字调可以不管，任其带有家乡口音。

1922年冬，巴黎大学准许刘半农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1923年刘撰《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和《实验ㄗㄘㄓㄔ四母之结果》两文。1924年出版的《四声实验录》是一本较有价值的著作，除介绍有关语音知识和实验方法外，主要记录了他邀约侨居国外的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十二个地方的华人进行实验的结果，并对四声的本质做了探讨。1925年春，刘又用法文写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略史》两书当做论文提出。另外他还发明有“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即所谓刘氏尺)等测算语音律的仪器，获得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刘又获法兰西研究院之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同年秋刘半农到北京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除在校讲授语音学外，同时更努力从事学术研究。他与魏建功商定了一个调查方言同音字的计划，着手收蓄方音等工作，并发起“数人会”研究国语罗马字。

1926年刘半农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又兼任师范大学讲师。他曾拟定了一个精细周到的编纂中国大辞典计划概要，提交北大研究所，但由于经费短绌，根本无法实现。6月起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约半年时间。11月撰《打雅》一文，节录登在《世界日报》副刊上，此为他编写辞典的最初尝试。同年瑞典考古学者斯文赫定(Seven Hedin)来华，同中国学术团体订约，共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刘为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刘所译《茶花女》剧本也于这年出版。

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为表示对教育部长刘哲的不满，刘半农辞掉了国立各校讲席。10月北新书局被反动当局封闭，《语丝》也被迫停刊。刘半农、周作人因与北新书局、《语丝》杂志有密切关系，曾一度避难于友人家。

1928年春，东方考古协会在日本东京开会，刘半农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出席。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刘为特约著述员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还是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年底，原国语会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刘与黎锦熙、钱玄同等人都是该会委员。翌年，刘又加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为编纂员。

1929年春，刘半农再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同年夏，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30年5月，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由于他渐据要津，“五四”时期的那种热情也已经消失。因此他对女院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不同意学生参加群众运动，反对学生互称“密斯”，并布告禁止学生入公共舞场，颇引起了社会上的非议，鲁迅也很反感，“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6]。

1929年至1930年间，刘半农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在北大布置起了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在魏建功、白涤洲等人协助下，用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做材料，记录了七十多处方言。1930年夏，他们又借河北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开办之便，记下了河北各地的读音。他们先后调查方音达二三百种，在此基础上由刘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音标总表》一册，同年还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刘又着手鉴定故宫所藏乐器的音律，并进一步把“刘氏音鼓甲种”和“声调推断尺”改良为“刘氏音鼓乙种”与“最简音高推断尺”，使研究测算大大节省时间，也更加准确。

1931年夏，刘辞去兼职，专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刘半农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一文，顺着官方意思，表示赞成反日救国，抵制日货，但反对游行示威呼口号，要人们照常进行所谓的正业，并说“所谓不抵抗，实在只是不能抵抗”[7]，主张暂时忍辱求全、卧薪尝胆，准备将来去和敌人拼死活。“一二八”抗战之后，他的态度略有改变，在《与张溥泉》一文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行为有所批评。

在这前后，刘半农主要是搞语音学等研究和大辞典编纂工作，陆续发表了《释吃》、《释来去》诸文，1932年写成的《“一”字稿本》达三百多页。此外又撰《北平方音析数表》一文，分字音为“头”、“面”、“颈”、“腹”、“尾”、“神”六项，用六位数字表示一个字的切音，这可说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

1933年5月，刘半农编成了一部《中小字典》，并附有他自己创造的“点直曲检字法”，后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暑假，他曾走访河南、上海，亲测古乐器音律，并在巩县石窟市及洛阳龙门发现北朝和唐代乐舞造像。同年冬，刘立意给名妓赛金花作传，与商鸿逵一起邀赛聚谈十数夕，草稿写成一半，后经商续编成《赛金花本事》一书。与此同时他还常做打油诗、弄烂古文，致使鲁迅为之长叹。

1934年，刘半农发表有《西汉时代的日晷》等文章。同年瑞典地理学会为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岁生日，向刘征文，刘准备写一自己专门研究的东西来纪念斯氏，遂利用暑假时间，沿平绥线去调查西北地区方言。刘与白涤洲等一行五人，自6月19日从北平出发，先往包头，中经归绥、百灵庙、大同，最后到张家口，7月10日回抵北平。他们在短短二十余日内，跑遍数十县，除记录方音，还收集了不少民歌，成绩很大。但刘不幸染上了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去世。刘在世时，曾自编《半农杂文》集，他的主要著作大部分收在里面。

任不齐

任不齐（前545-前468)，字子选，春秋战国时薛国(今山东济宁桃乡)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楚国和齐国曾送国书聘不齐为上卿宰相，都被不齐拒绝了。任不齐是黄帝二十五子之一禺阳的后代。禺阳（帝俊，少昊，又称青阳或禹阳）被封于任国，以国为姓。《左传》和《文子》等文献记载，任国传承伏羲任（妊）姓，历朝代表华夏，主持祭祀伏羲和济水之神。禺阳为父系社会任姓始祖。众多文献和《任氏宗谱》记载，任不齐为禺阳第六十四世孙。

任不齐，生于周灵王二十七年三月，卒于周元王八年九月。葬桃乡，墓在济宁城北房葛铺。唐朝皇帝追封其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又加封其为当阳侯，明朝改称“先贤任子”。任不齐通六艺，工诗、礼，尤精通于乐。孔子死后，他守灵三年后方返回故乡桃乡(今山东省济宁任城)。楚王听说他的贤明，想聘为上卿，他拒绝了。《任子遗书》载齐王亦送国书聘不齐为宰相，也被不齐拒绝了。不齐专心在家作诗传，礼纬注，乐经，述孔子言作逸语三篇。著有《任子遗书》。

玄觉

玄觉(665—713)，字明道，俗家姓戴，永嘉人。年仅4岁，父母送其出家。初在西山龙兴寺，长老特请专人教读;剃度以后，博览群籍，入天台宗，为国清寺智颂大师四传弟子。其后仰慕禅宗六祖慧能秉承释迦如来衣钵心法，不远千里前往韶州(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印证，留宿一夜而悟道。从此人称“一宿觉”，成为慧能得意弟子。在《证道歌》里赞唱六祖：“自从识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得自然。”

回永嘉后，学者齐集禅阶问道，号称“真觉禅师”。所倡天台、禅宗融合之说，显名当时，和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等同列慧能门下，为五大宗派之一。永嘉佛教随之名闻天下。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十月十七日圆寂于龙兴寺别院，时年49岁。十一月十三日殡于永嘉西山，葬礼盛况空前，谥号无相大师。据传，卒后百年，元和(806—820)中，刺史杜贲发坟视之，遗体如生，遂于松台山顶修建净光塔院以供瞻仰。遗著有《证道歌》一首和《禅宗悟修图旨》(魏靖辑为《永嘉集》)等。叶适赞《证道歌》：“自立证解，深而易达，浅不可测，明悟勇决，不累于生死，盖人杰也。”冒广生刊其著作，并录其生平入《永嘉高僧传》。

巴什拉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年6月27日—1962年10月16日），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诗人。早年曾攻读自然科学，担任过物理、化学教师。1922年获中学哲学教师学衔，192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第戎大学教授。1940—1955年任巴黎大学科学哲学教授。1955年以名誉教授身份领导科学历史学院，并当选为伦理、政治科学院院士，1961年获法兰西文学国家大奖。他继承布伦舒维克的思想，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认识论。他认为，科学不能在科学本身中得到说明，因为从根本上说科学是一种关系的学说。因此，认识论应建立在实践过程中的唯理论基础上，哲学的任务是要阐明我们精神的认识过程，而不在于解释和普及科学。他还认为，在认识的辩证法中，否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否定性是与知识的重新组织的普遍化运动相一致的，通过否定性，矛盾就象对立的幻想一祥被克服了。他还认为，直观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直接性应让位于具体性，认识也不能从已定数据出发，而只能从否定出发。他还从这种认识论观点出发，认为在科学领域中，诞生意味着发现，而在艺术领域中，诞生则意味着创造。他还力图调合理性与经验，以建立一种超出经验论和理性主义的新的唯理论。他的认识论对法国的科学哲学和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新科学精神》、《火的精神分析》、《理性唯物论》、《空间的诗意》、《梦的诗境》等。

王任叔

王任叔（1901—1972），著名文艺理论家,现代作家。曾用笔名巴人、赵冷、屈轶、碧珊。浙江省奉化县大堰乡人。十五岁前,在家乡小学读书。因父亲早逝,家境贫苦,小学毕业后,入学费低微的宁波第四师范学习。1920年师范毕业后,在宁波等地任小学教员时,接触到《新青年》、《学灯》和《文学旬刊》等进步刊物,从而对新文学运动发生兴趣,决心要走新文学的道路。1923年前后,曾参加奉化地区的社会改革运动,并参加青年组织《剡社》。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此时写过大量诗歌和小说,多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小说《疲惫者》(《小说月报》16卷11号)发表后,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他在这篇小说里,以十分同情的心情,描写了一个顽强的农村苦力运秧,在封建剥削的重压下沦为乞丐的故事。他1924年任宁波《四明日报》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奉化初中教务主任。1926年9月,到广州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处秘书。次年4月返回宁波,任上虞春晖中学教员,并潜心从事写作。1929年到日本住了十一个月,于次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参加沪西区委工人运动,1931年任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1932年到武汉担任汉江中学教员。从1933年到1935年春,在南京交通部当科员,并从事写作;后返上海,隐匿姓名,卖文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仍留上海从事抗日活动和写作。1938年曾先后编辑《译报》、《大家谈》副刊和《申报·自由谈》,还和许广平共同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直到1941年被迫到南洋,协助胡愈之开展华侨文化活动和统战工作。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避居苏门答腊乡下种田,并进行地下抗日活动。日本投降后,他在当地从事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并参加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1947年10月,被荷兰帝国主义驱逐回到香港;不久,即进入解放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二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从1953年起,便一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并先后担任过《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协委员、亚非学会委员、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及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是我国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学论稿》写于1939年至1940年之间,原名《文学读本》,屡版不衰,1949年由海燕书店再版时,改名为《文学初步》。1953年修订后,定名为《文学论稿》,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多次。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一部新文学理论著作,论述及材料比较全面,并努力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解释文学领域的各种问题;多年来流传广泛,影响较大。1957年因在《新港》杂志一月号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论人情》,于1960年曾遭到激烈批判,并株连到他的其他文艺理论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被遣回原籍,惨死故乡。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监狱》(1927年,光华书店)、《在没落中》(光华书局)、《破屋》(新学会社)、《乡长先生》(良友图书公司)、《佳讯》(商务印书馆)、《皮包和烟斗》(光明书店)、《殉》,中篇小说《阿贵流浪记》(光华书局)、《证章》(生活书店;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长篇《死线上》(金屋书店);剧本《黄娜小姐》(海燕书店)、《杨达这个人》(海燕书店);散文集《邻人们》(三联书店)、《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三联书店)、《捉鬼篇》,杂文集《窍门集》(海燕书店)、《边鼓集》(与唐弢合集,海燕书店)、《遵命集》(1957年,北京出版社),文学评论《论鲁迅的杂文》(学习杂志社)、《鲁迅的小说》(新文艺出版社)、《读〈青年近卫军〉》(人民文学出版社)、《从苏联作品中看苏联人》(作家出版社),翻译德国德拉赛的长篇小说《和平与面包》(世界书局)、法国居龙的文艺理论《从社会见地看艺术》(大江书铺),以及《印尼社会发展概况》(生活书店)、《论印尼的反帝斗争》(生活书店)、《群岛之国——印尼》(三联书店)和回忆《旅广手记》(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他的一生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伏羲

伏羲，华夏民族人文先始，三皇之一，伏羲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史记》中称伏牺，风氏，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伏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建都陈国(今河南省淮阳县)，在位115年，因而伏羲被列为“三皇”(伏羲、神农、轩辕)之首，亦称“人皇”。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同时他还是中医学的创始人，在中华民族追求文明和进步的进程中，具有奠基和启蒙之功。

1.伏羲的出生地

关于伏羲的出生地，当代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天水。除此之外，还有甘谷说、秦安说、静宁说。四者各有其据。

传说伏羲是感孕而生的，在中国西北，有个凡力达不到的极乐国土，叫“华胥国”。那是个人们没有欲望嗜好，一切顺其自然，人人长寿，生活美满幸福，没有长官首领的人间乐园，并且这里的人能够水火不避，在天空中自由往来，可以说是介于人、神之间。在这个国家里有个姑娘，即伏羲的母亲，她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大家都叫她“华胥氏”。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这一记述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还有传说这一怀孕就怀了12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当地的人为了纪念伏羲的诞生，特将地名改为成纪，因为在古代，人们把12年作为一纪。据史学家考证，古成纪就是今天的天水一带。《汉书》中说道：“成纪属汉阳郡，汉阳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

上述记述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伏羲出生地的争执。持“甘谷说”者认为，成纪属汉阳郡时，正是汉阳郡治于冀时。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汉阳郡治由平襄迁于冀(今甘谷)。据考证，“雷泽”即今甘谷川，此即“甘谷说”的依据。但是上述记述中，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伏羲的母亲华胥氏怀孕的地点就是在今甘谷，而伏羲是否出生于甘谷，则是较为模糊的，毕竟，“成纪属汉阳郡”并不等于“成纪就是汉阳郡”。而围绕成纪县治的迁移，便有了“天水说”“秦安说”“静宁说”。成纪在战国时便设县，秦朝统一时属于陇西郡，汉武帝增置天水郡，成纪从此归天水(东汉短暂改名汉阳)。北魏时，成纪县被废置，但是到北周又被恢复。唐朝时，县址被迁移到今天天水市秦州区，并成为秦州(天水郡)的州治。道光年间的《秦安县志》记述了成纪初建于治平川，后迁于显亲川，再入于秦州，此即成静宁说的依据。而成纪大多数时间治于秦安，遂有秦安说。成纪后迁于秦州，遂有天水说。但是这三方争论的成纪是战国时代建制的县，和古成纪是两个概念。要弄清楚伏羲的出生地，必须注意联系的看问题。

首先，可以肯定，伏羲的母亲华胥氏怀孕的地点是在甘谷。其出生地至少应该在甘谷附近或甘谷;其次，伏羲早期的主要活动踪迹大多集中于今天水境内;第三，汉阳郡前身是天水郡，是汉代分于陇西郡的一个郡，包括了今天水市五县全部、两区大部分、庄浪、静宁两县，通渭、陇西两县(陇西郡治狄道)，面积大约3万平方公里;第四，伏、宓、风在古代是一个姓，伏姓今遍布全国，而集中于秦安县安伏乡。甘谷境内有古风台，秦安境内有风台、风谷，都留下了伏羲诞生和成长的痕迹。联系以上几点，基本可以认定，伏羲出生于今天水境内。

2.伏羲的历史功绩

作为人类文明始祖，伏羲的主要功绩是：

①教民做网用于渔猎，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同时教民驯养野兽，这就是家畜的由来。

②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③始造书契，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落后形式。

④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修身理性，反其天真”。

⑤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而且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

⑥创制古代历法。

⑦创造了八卦和九针。

伏羲是中国文献记载中的最早的智者之一。伏羲对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他又拥有着超人的智能。伏羲将他观察到的一切，用一种数学符号描述了下来，这就是八卦。

上古时期，孟津东部有一条图河与黄河相接，龙马负图出于此河，伏羲依龙马之图画出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内容的卦图，后人称为伏羲八卦图。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用阴阳八卦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伏羲取火种、正婚姻、教渔猎，结束了人们茹毛饮血的历史。龙马负图寺遂成为“河图之源”，伏羲则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根之祖”“人文之祖”。

伏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始画八卦。八卦可以推演出许多事物的变化，预卜事物的发展。八卦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宇宙间的一个高级“信息库”。早在17世纪，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创立“中国学院”，研究八卦，并根据八卦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卦”，发明了二进位记数和当地欧洲先进的计算机。八卦中包含的“二进法”，现在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及电子学中。公元1984年，一位欧洲科学家在谈到八卦的易理被现代广泛应用时，叹为“至为可惊”。

加塞特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年10月18日—1955年10月18日），20世纪西班牙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评论家与教育家，“14年一代”核心人物、西班牙“noucentisme运动”代表，同时也是存在主义、历史现实主义的先驱及“透视主义”“生命理性”理论的核心阐释者。阿尔贝・加缪曾盛赞其为“欧洲继尼采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其思想横跨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对现代性反思、大众社会研究影响深远。​

出身与教育（1883—1911）：生于马德里开明上层资产阶级家庭，自幼受书香与新闻政治氛围熏陶（祖父创办报纸《公正报》，父亲曾任主编）。先后就读于马拉加圣埃斯塔尼斯劳・德・科斯特卡耶稣会学校、德乌斯托大学、马德里中央大学，1904年获博士学位。1905—1911年三次赴德国求学，深受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影响，奠定早期思想基础。​

学术与公共生涯（1911—1936）：1908年任马德里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逻辑学与伦理学教授，1910年升任马德里中央大学形而上学教授。1914年一战爆发后，开始批判启蒙理想的崩塌；1916年首次访问阿根廷，构建与伊比利亚美洲的深度文化联结；1923年创办《西方杂志》（Revista de Occidente），引介欧洲前沿思想；1929年因课程《什么是哲学？》公开反对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放弃大学教职；1930年出版《大众的反叛》，引发国际轰动；1931年发起“共和服务协会”，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但拒绝加入任何政党。​

流亡与晚年（1936—1955）：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迫流亡，先后旅居巴黎、阿根廷（1939—1942），最终定居里斯本，期间完成大量遗作。晚年多次临时返回西班牙，推动人文研究所项目，1955年在马德里逝世。​

哲学核心：早期受唯心主义影响，后提出“生命理性”理论，主张“超越唯心主义、回归生活”，强调历史与生命体验的本质性；创立“透视主义”，认为人类认知依赖自身视角与历史处境，拒绝绝对真理。​

社会批判：在《大众的反叛》中提出“大众人”概念，批判现代社会中“平庸化群体崛起、精英精神衰落”的危机，警示“多数暴政”对个性与自由的侵蚀，成为大众社会理论的经典论述。​

现代性反思：倡导“另类拉丁现代性”，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模式；在《艺术的非人化》中剖析20世纪新艺术的本质，提出艺术应超越日常经验、追求形式纯粹性的主张。​

西班牙问题诊断：1921年出版《没有脊椎的西班牙》，深刻批判西班牙社会缺乏凝聚力、政治体制僵化的现状，呼吁伦理与社会革新。​

代表著作​：

《堂吉诃德的沉思》（1914）：透视主义思想的早期阐释​

《没有脊椎的西班牙》（1921）：西班牙社会现状诊断​

《我们时代的主题》（1923）：生命理性理论的核心宣言​

《艺术的非人化》（1925）：20世纪美学经典论著​

《大众的反叛》（1930）：大众社会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遗作系列：《委拉斯开兹》《论历史理性》《莱布尼茨》《人与民众》等（里斯本时期创作）

兰仁巴

兰仁巴大师（1922-1997）原名阿旺彭措系拉萨哲蚌寺僧人，雪域当代著名的高僧大德。

“兰仁巴”是“菩提道修行者”之义。因这位尊者一生学修菩提道，人品行为符合菩提道教义，因此人们称他为“兰仁巴”。他的本名叫阿旺彭措，公元1922年生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现称“香格里拉”）县戎域纳当村一户贫苦藏族农民家，父名噶玛才仁，母名南卡卓玛。

兰仁巴7岁开始学习藏文且常诵经文，10岁前能背诵《文殊名经》、格鲁派《颂赞集》、《密集仪轨》、《护法供仪》等经典。

他9岁时在松赞林寺前世邦龙活佛坐前受剃度为僧。从十一二岁起就产生了入山修行的强烈愿望，14岁时家父病故，为了偿还父亲借的债务，养活弟弟和妹妹，不得不听从族人的劝告，离开寺院去打工，先在金矿做掏沙娃子，后来又跟随马帮经商，折腾了五六年以后，家庭经济有了好转。

此后，兰仁巴觉得在无聊的谋生中虚度年华毫无意义，便离开家庭，去拜当地最有名的大善知识阿吾多吉祥为师，学习菩提道修行次第。他先后学了《菩提道次第捷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

他在《自传》中说：这一段学习对他的思想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识到对自己有益的除了佛法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便毅然决然放弃了无意义的追求，上山按上师的教导走上了修行道路。

22岁时兰仁巴认识到学习经论的重要性，便去拉萨求学，进入了被称作第二个“那兰陀”的西藏最大佛教学院哲蚌寺的洛赛林，在哲蚌寺共学习了18年，刻苦认真，废寝忘食地学完了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律学等正论以及释论和印藏历代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因记忆力和辩才出众，通过严格答辩，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

佛教传统律学要见行动，兰仁巴在一生中对自己的戒行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生活细节方面也从不作违律之事，故赢得了广大僧俗信众的敬重和爱戴。

他具有超常的毅力，在哲蚌寺学习期间生活条件极差，常常断粮缺食，有时每日只靠三五粒水泡的蚕豆充饥，有时十天半月无一粒粮食，只靠喝水维持生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随便接受他人的施舍，因为他怕吃别人的供养造业，为此，曾遭到他的上师赤江活佛的批评，说：“你不能太固执，必须吃饭，必须保持生命。”

1959年在一个山洞闭关时，兰仁巴和他的七个弟子一起，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关进大牢。在监狱做苦役时，别的僧人都脱去了僧服，兰仁巴坚持律仪，从未穿过俗人衣服。1960年生活困难时期，劳改犯人每顿饭只发一小勺糌粑（约一两），虽然身体瘦弱如柴，但他还是坚持过午不食，把晚餐的一小勺糌粑节省下来，给同室的老弱病残者吃。

1962年无罪释放后回到哲蚌寺，闭门阅读《大藏经》和历代显密经论。在这期间写出了很多重要论著。

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入寺庙曾逼迫兰仁巴带头烧经毁佛，兰仁巴当众对着工作组说：“你们可以逮捕我、枪毙我，但我作为一名僧人，让我烧经毁佛我做不到。”

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经典和佛像。当时公开念经要受批斗，信教群众手不敢拿念珠，口不敢诵六字真言，在这样黑暗的日子里，兰仁巴仍然在自己的僧舍里敲锣打鼓地诵经做佛事。别人劝他说，这样做很危险，兰仁巴说：“灯就是黑夜里照明用的，白天何必点灯？在灭法的紧要关头，才需要尽力支撑，以后圣教重兴时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从改革开放到八十年代末，兰仁巴授比丘、沙弥、居士戒万余人。每年春秋二季他都在哲蚌寺举行大讲经，开讲《入菩萨行论》、《上师大供仪》、《七支修行法》以及《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参加听讲的国内外信徒有几十万人。兰仁巴因此被称作“雪域圣教的明灯”。

兰仁巴有很多传世之作，如《释量论解说》、《中观正见解说》、《大藏经阅读笔记》、《菩提道灯论疏解》、《格鲁大手印释难》以及《菩提道次第心传录》等。兰仁巴的著作，解经说理简明扼要，一针见血，对般若、中观、因明方面历代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他有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断疑解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内行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超群的智慧和学术功力。

兰仁巴大师正如广大信众奉送给他的"兰仁巴"这个称号一样，他的一生实践了佛陀的教义，他对佛教的贡献、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比哪个世界级大师差，但他的戒行、人格魅力，却比那些过着豪华生活、大腹便便、争当百万富翁的"大师"们胜过千百倍。他的社会影响之大，弟子之多，信众足以将他供养成百万富翁，穿珠宝衣、坐豪华车、住豪华洋房、吃佳肴美味。但这位大师把世间荣华富贵视如粪土，他追逐佛陀的足迹，喜欢米拉日巴式的生话，满足于住简陋的小土屋、穿粗布袈裟、吃粗茶淡饭。

兰仁巴一生坚持手不接触金银的戒律，为人非常谦虚慈悲。他有一句名言：“做人应该像大地那样，要让别人踩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愁云，经常都是乐哈哈的，初次见面的人，从他的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兰仁巴大师，以为只是一个哲蚌寺的普通贫苦僧人。他从来不宣扬自己，不承认他是什么佛菩萨的化身，不承认是某大成就师某大活佛的转世，不承认自己开悟和有超人神通，但他在信众心中树立的形象，却像金佛一样光芒万丈。

在当今社会里，像兰仁巴大师这样用自己纯真高尚的人格品德和思想行为实践佛陀教义，感化普度众生的佛门大德，恐怕是屈指可数了。这也是我将他的形像留在书里的原因。

王祯和

王祯和（1940年10月1日—1990年9月3日），台湾小说家。生于台湾花莲。1959年从花莲高中毕业,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63年大学毕业后去部队服役。之后回家乡中学任英语教员,又入台南亚洲航空公司和台北国泰航空公司当职员。60年代末进入台湾电视公司,编辑电视节目。70年代初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1973年由美返台,仍在电视界服务。1990年9月3日因患癌症在台北去世。王祯和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时开始文学创作。1961年,处女作《鬼·北风·人》在台大学生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上发表,名声大振。该作在结构方式和人物情节上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但小说的题材和人物却是社会下层的人和事。因而,在内容普遍苍白的《现代文学》杂志上,这篇小说就显得别有韵味。实际上,《鬼·北风·人》已经显示了作者今后创作的走向:重视技巧,重视社会现实生活。他极力主张作家只写他所熟悉的生活,“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有感情,才会使读者有亲切感,产生共鸣感”。这也是他本人创作中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他自幼在花莲长大,高中毕业前从未离开过花莲,那里的风土景物和普通百姓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说:“他们对我而言是那么亲切、熟悉,他们的乐,也是我的乐;他们的辛酸,也是我的辛酸;他们的感受,也是我的感受。”基于这种朴素的文学态度,王祯和不赞成别人称他为“乡土作家”,他所做的是写那些感受深的人和事,可以是早期的农民,也可以是后来的航空公司小姐,而不仅仅是为“乡土文学”而写作。《嫁妆—牛车》和《小林来台北》都因此取得很大成功。和其他热衷于社会写实的作家一样,王祯和同样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但在创作时他又有着独特的表现。在早期作品中,作家常使用嘲弄的笔调来描写下层社会中贫穷、愚昧和生理有缺陷的小人物。《嫁妆—牛车》就是运用喜剧的形式描写一位贫苦农民的婚姻家庭悲剧。一些评论家认为,对小人物的嘲讽,虽然给作品带来了些趣味性,但显得过于冷酷,令人难以接受。在后期作品中,善意的嘲弄已经消失,辛辣讽刺的味道却更加浓烈,但对象则由受迫害受屈辱的小人物变为丑恶的社会现象和人物。常被人称道的是《小林来台北》,作者对洋化得不伦不类的公司职员和腐败的社会风气,进行了讥笑和批判,令人忍俊不禁。王祯和还特别注意小说语言的创新,有意大量采纳台湾地区方言,这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尤为突出,似乎这样可以增添环境的色彩,更接近生活和人物身份。王祯和不是一位职业作家,也不高产,平均每年只有一篇作品问世,但多为艺术上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嫁妆一牛车》、《三春记》、《寂寞红》,长篇小说《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中篇小说《人生歌王》,另有剧本《春姨》、《望你早归》,电视专访集《电视、电视》,译著《英格丽褒曼传》。

小泉八云

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1850-1904），小说家、翻译家,是入日本籍的美国作家,由于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作家。他生于希腊。父亲是英国军队中的少校军医,母亲是希腊人,他由其姑母在都柏林抚养长大,入天主教学校读书。1869年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定居,以报刊记者为职业。1877年被派到新奥尔良,在那里他跟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学习克里奥(路易斯安那一带早期法国移民的后裔)文学。他开始翻译戈蒂埃、福楼拜、法朗士的作品。他的第一部译作《克莉奥佩特拉的一夜》(1882)包括戈蒂埃的六个故事。他出版过两部小说:《芝塔》(1889)写路易斯安那海中的一个岛为海啸所毁的故事。《尤马》(1890)写马丁尼克岛上的奴隶叛逃。1890年,他受《哈珀》杂志的委派前往日本,在日本与小泉节子结婚并定居,加入日本国籍。1893年他出版了《不熟悉的日本一瞥》,随后便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英国文学近十年。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遗稿和授课纪录达十二卷之多。他的作品对1910年以后美国印象主义和意象派的诗歌有较大的影响。

瑟伯

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94年12月08日～1961年11月02日）,美国杰出的幽默作家。1922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先后在哥仑布、巴黎和纽约市当报社记者,后任《纽约人》杂志编辑,从而成为作家,在《纽约人》上发表文章和短篇小说。在美国,他的幽默作品以温文尔雅、富于幽默感而享有盛誉。他善于在光怪陆离、扑朔迷离的世界中捕捉住时代的特征。这样的作品他在1929—1943年间至少出版了5个集子。20—30年代间他受E. B. 怀特的指教,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自然、风趣、泼辣。他的第一部寓言集《最后一朵花》是在当时西班牙内战、波兰遭受侵略的背景下写出的,写的是假想的第12次世界大战劫后的世界。战争使人类道德沦丧。一天,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找到了一朵花,战争虽然对人类非常残酷,而大自然却恢复对世界的爱。爱使人类变得年轻,于是重新建立了文明。文明产生了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挑起第十三次世界大战。这次浩劫摧毁了一切,结果只剩下一个女人、一人男人和一朵花。他这本书是写给他的前妻的女儿露丝玛丽的。他希望女儿生活的世界能比自己生活的世界更美好。他通过这部幽默的儿童读物表达了对人类的期望,希望人们学会热爱生活,努力消弭战祸。作家失明后,还为孩子写了许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许多月亮》(1943)、《伟大的魁罗》(1944)。《许多月亮》 由路易斯·斯洛鲍迪金插图,获美国一年一度的有插图少年读物奖。故事写小公主莉诺病了,只有月亮到她的手里,她的病才会痊愈,国王请教他的各式各样的贤人智士,而那些先生们只是一味地长篇大论,且又固执己见,并且一概是毫无用处的。惟有一个聪明的小丑,他去小公主那作了番探询,终于把事情搞清楚了: 小公主要的不过是小小的金色的月亮,这样她举起拇指就可以把月亮遮住。于是小丑带来的小金球使小公主十分快乐。《伟大的魁罗》 中的魁罗是一个做玩具的人,他是村里惟一足够聪明得能想出办法来使本城摆脱贪婪的巨人的人。这个贪婪的巨人正在吃空公共贮藏所的肉食。魁罗出席市政会议,使得瑟伯能一针见血地揭露议会程序的一本正经的规定里所包藏的狡诈和可笑。

他的儿童文学作品集有《白鹿》(1945)、《十三个钟》 (1950)、《我们时代的寓言》 (1940)、《我们时代更多的寓言》 (1956)、《瑟伯的狗》 (1956)、《奇妙的0》(1955),还有一本插图诗歌集。《奇妙的0》写的是一帮非法翻印的人,把所有带“0”的词中的 “0”统统删掉。

瑟伯轻松愉快的笔触,使他的作品读起来毫不费力,信手拈来却内蕴绝妙智慧。广大的孩子喜爱他的作品,而年资深阅历丰的人同样能欣赏到他对人性和社会的察识。瑟伯是深受安徒生影响的一个作家。

乔万尼奥

拉法埃洛·乔万尼奥（Raffaello Giovagnoli，1838年5月13日-1915年7月15日），又译乔瓦尼约利。意大利作家。青年时期参加民族复兴运动，成为加里波第的积极追随者。在罗马进军中立过战功，1870年退役。后来在罗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历史。著有现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埃维林娜》(1868)、《纳塔林娜》(1878)，但不很成功。给乔万尼奥里带来声誉的是历史小说，首先是《斯巴达克思》(1874)。这部作品以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斯巴达克思领导的奴隶起义为题材，塑造了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思的光辉形象，深刻揭示了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其他的历史小说，如《奥皮米亚》(1875)、《普劳提拉》(1878)、《萨杜尔尼诺》(1879)、《梅萨林纳》(1885)等，也都取材于古罗马时代的生活，洋溢着反抗暴政的斗争精神，宣传社会公正的思想。乔万尼奥里还写有历史著作《齐契鲁基奥和堂·皮尔洛内》(1894)、《佩雷格里诺·罗西和罗马革命》(1～3卷，1898～1911)，以丰富的资料记叙了罗马人民于1848年举行的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

纪昀

纪昀（1724年8月3日-1805年3月14日）清代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由编修、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死后谥文达。

纪昀学问非常渊博，是乾嘉时期统治阶级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10余年，主持撰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它论述各书主旨，剖析学术源流，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成为清代目录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纪昀能诗善文，有《纪文达公遗集》，包括文16卷、诗16卷。其中，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作占多数，内容和艺术都不足取。只有少数记述行旅，吟咏景物和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生活实感，文笔也较为生动活泼，如《富春至严陵山水甚佳》、《夜泊吴江》、《和蒙泉秋感》等诗歌。《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是作者谪戍塞外后于归途中所作，记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刻画当地的风土人情，笔致清新，声调流转，价值尤高。

纪昀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还是表现在文言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上。这部著作多写鬼怪神异故事，间或涉及世态，夹杂考辨。其宗旨在于宣扬封建道德的合理和永恒、鼓吹天道轮回，因果报应，有大量糟粕。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书中对于道学家虚伪、卑琐面目的讽刺，对官场上勾心斗角，排挤倾轧等丑行的揭露，对役吏爪牙盘剥百姓、横行不轨的罪恶的谴责，对劳动人民正直、纯朴的品格及其聪明才智的赞赏，等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写作手法上，纪昀有意学习六朝笔记小说，“尚质黜华”，文笔简约精粹，隽永传神，正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中国小说史略》)。缺点是议论说教过多。

由于作者地位高、名气大、文笔好，《阅微草堂笔记》曾广为流传，一时竟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实际上，无论就思想价值还是就艺术成就而言，它都远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比。

弗洛姆

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美籍德裔心理分析学家、社会哲学家、人本主义伦理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900年3月29日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笃信犹太教的家庭,曾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1922年获得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在慕尼黑大学与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在大学期间接触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这两种理论后来成为他一生的理论基础。1929～1934年,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这对他日后的社会哲学观点的形成有很大影响。1930年起成为独立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1934年为逃避德国纳粹,去美国定居,曾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本宁顿学院任教。40年代后,他在组织上同法兰克福学派脱离了关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立“新弗洛伊德主义”。他同霍妮一道创立了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学会。1949～1965年应聘任教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并在那里建立了心理分析研究所。弗洛姆是很有声望的心理学家,也是美国心理学会会员和华盛顿心理分析学会会员。1971年移居瑞士,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1980年3月18日死于瑞士洛迦。弗洛姆一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除心理学外,还有哲学、宗教、历史、社会学、文化等。他以其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毕生关注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尤其关注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和危机,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他的社会哲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本性、人的生存境况的分析说明;二是对社会现状,尤其是对社会病态的批判剖析;三是为拯救人类、医治社会病态而提出的处方。弗洛姆最初为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并深受其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认为弗洛伊德对人的下意识过程的发现是“对关于人的科学的卓越贡献”,但他不赞同弗洛伊德片面强调无意识本能的作用并把它加以绝对化。认为个体的人格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学的产物。他强调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形成和发展的巨大影响,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忽略了社会因素对人类心理的影响,而马克思对物化和异化的分析是对现代文明社会基本问题的有力说明。但他认为马克思也有片面性,过分强调了经济、政治因素,忽略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不能对个体的人的行为作出满意的解释。所以他一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主张“受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指导的心理分析”,向往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认为“爱”是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人道主义的顶峰和人类解放的核心,是一种崇高的宗教情感。只有通过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人们才能排除孤独,消除隔离,使人与人彼此联合起来;爱能使人的心理得到净化,使人在内心深处获得解放,成为道德完善的新人。依靠这些“新人”,才能建立起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弗洛姆认为爱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因此他的哲学又被称为爱的哲学。弗洛姆的社会批判思想和爱的哲学不但影响了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左派运动”,而且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1941)、《自为的人》(又译《为自己的人》、《寻找自我》或《自我的追寻》)(1947)、《精神分析和宗教》(1950)、《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弗洛伊德的使命》(1959)、《禅与精神分析》(1960)、《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又译《超越幻想的桎梏》)(1962)、《对人的破坏性的剖析》(1973)、《生存或占有》(又译《占有,还是生存》)(1976)等。

袁宗道

袁宗道（1560年3月12日—1600年12月9日），明代诗文作家。字伯修，号石浦。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十七年归里，大读佛经。万历二十五年，复入北京，官右庶子，任皇长子经筵讲官。万历二十八年病逝于京师。著有《白苏斋集》22卷。

公安派实自袁宗道发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辉)，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斋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他的《论文》首先以细致的理论分析阐明模拟古人的荒谬性。上篇从语言变化发展切入，说明“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切不可生吞活剥地挦扯古语，甚至地名、官衔皆不同时制。实际上，古文的好处在于“叙事如画，议论超绝”，学习它就应该“学其意”，做到“辞达”。下篇继续论证要不模拟古人，不仅语言要变化，而且还应有独特的认识和见解：“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认为“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若使胸中有所见，苞塞其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这样就不可能模拟古人。从语言到内容，论证得较为全面、有力。

袁宗道创作的散文，清新秀逸，简洁朗爽。其游记散文善于状物，如《大别山》，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所要描绘的山水对象的特征：“予攀萝坐亭上，则两腋下晶晶万顷，舟樯顺逆，皆挂风帆，如蛱蝶成队，上下飞舞。”“两腋下”即有“晶晶万顷”的水面，可状“隆然”于水上的大别山之高，而“舟樯顺逆，皆挂风帆”的点化，则说明当时无风无浪的静谧。这是绝妙、传神的描写和渲染。它如《戒坛山》、《小西天》皆具有这样特点。其尺牍散文善于抒情，如《答友》、《寄三弟》等，不仅写得情真意切，而且表现出淡泊冲夷的胸襟，朴素闲雅的情趣，是披露心迹的真实记录。

其诗，与其文有类似的风格，清雅自然，如《春日闲居》就体现这样特点：“不才敢拟子云玄，索米金门又一年。风味渐随双鬓减，天真犹仗一樽全。”其诗独创性不够，有些诗作诗味也不浓，成就不算太高，远不及其文。

游国恩

游国恩（1899-1978），著名楚辞研究家,文学史家,教授。字泽承。江西省临川县人。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2年,升入本科中文系,学习古典文学,次年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北大毕业后,曾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教。1929年至1936年,先后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讲师及教授。后又任华中大学教授六年。抗日战争时期,随华中大学赴云南后在西南联大任教。从1942年起,他在北京大学任教三十五年。1949年7月,应邀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为文协会员。1950年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63年和1966年,先后赴日本和越南讲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文学史教研室主任等职。毕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为祖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作为楚辞专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尊重。早在求学时期就写成了《楚辞概论》(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1928年,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及国学小丛书),受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的重视。治学态度谨严,用了几十年的心血编撰了《楚辞长编》,为收集资料,查阅过上千种书籍;身患重病,还坚持审阅助手的大批研究初稿,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对《离骚》正文作了最后一道校勘工作。主要著作还有《先秦文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百科小丛书及万有文库)、《读骚论微初集》(1937年,商务印书馆)、《楚辞论文集》(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上卷包括《读骚论微初集》,下卷为1943年以后所作)、《屈原》(1946年,胜利出版公司;1953年改写,人民出版社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出版;1963年修改,中华书局作为《知识丛书》之一再版)。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为主编之一的《中国文学史》(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全四册)。他的学术论文很多,主要有:《荀卿考》(1924年,《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18期)、《楚辞的起源》、《离骚研究》、《天问研究》、《弔屈原》、《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诗人陶潜》、《陶潜年纪辨疑》(以上诸篇均见1928年《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五言诗成立的时代问题》(1930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一卷一号)、《论吴声歌曲中的子夜群歌》(1946年12月19日《平明日报》)、《论胡笳十八拍》(1948年《文学》第33期)、《谢灵运诗华子冈麻源辩证》(1947年《学原》一卷二期)、《论讽刺》(《国文月刊》第21期)、《柏梁台诗考证》(1950年《国学季刊》7卷1期)、《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1950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白居易的思想和艺术》(195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热爱人民的诗人——白居易》(1951年,《中国青年》58期)、《端午话屈原》(1951年6月,《新观察》11期)、《白居易及其讽刺诗》(1953年2月,《人民文学》)、《跋洪升〈枫江渔父图题记》》、《楚辞讲录》(中华书局《文史》第一辑)、《居学偶记》(中华书局《文史》第五辑)、《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文学》(1963年6月13日,《工人日报》)、《屈原作品介绍》(1953年6月15日,《光明日报》)及《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1963年6月,《说说唱唱》)等。

杨仪

杨仪（1488～约1560）明常熟人。字梦羽，号五川、五川居士、七桧山人等，自署华阴世家。杨舫子。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十二年任礼部仪制司主事，迁精膳司员外郎，文行为尚书夏言雅重。十五年外任四川佥事，夏言奏留佐部务。夏言为首辅，荐迁礼部郎中，代草章奏，考证补订太常乐纂成《乐书》。转兵部车驾司郎中。二十一年升山东副使、霸州兵备，列夏言党，翌年被劾革职。爱读《史记》《汉书》，好与山僧野老纵论往昔，褒扬忠义。二十四年撰《安庆镇平寇记》，寻撰《金姬传》。四十二年撰传奇小说《保孤记》，为夏言鸣冤。斥责乡宦钱籍骄奢为盗贼，忿钱籍诬其子杀人，抑郁而卒。崇祀吴郡名贤。工诗文词曲及小说，早年题诗以句“一声黄叶楚天秋”得名，作词《长相思》题书唐寅画扇，誉为佳话。善楷、草书，为夏言代笔《法驾曲》三章，老腕遒劲。室名五川精舍、七桧山房、万卷楼，收藏书画名迹及鼎彝古器称盛，文徴明曾跋其所藏唐阎立本真迹《萧翼赚兰亭图》。藏书曾得陈寰、陈察旧藏，多宋元秘本及钞本如《宋元名家词》等。勤于校跋，钞书精审称杨钞，曾校《梁书》，钞校《支遁集》《李义山诗集》《吴郡图经续记》《珩璜新论》等。卒后藏书多归外孙莫是龙。曾刻夏言《桂翁词》《鸥园新曲》、王越《黎阳王太傅诗选》，以铜活字印行《王岐公宫词》。辑有《骊珠随录》《古虞文录》《文章表录》等。著有《南宫集》《南宫小集》《七桧山人词》《格物通考》《垄起杂事》《螭头密语》《高坡异纂》《明良记》《杨梦羽集》等。

常任侠

常任侠（1904年1月31日—1996年10月25日），常任侠生于安徽阜阳市颍上县黄桥镇新庙村。少孤贫，读私塾，诵唐诗。1922年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5年春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潜心研究东方艺术史。1936年底回国，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1939～1942年在重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艺术考古研究院任研究员，参与创办中国艺术史学会，撰写《民俗艺术考古论集》（1943）。1943年任昆明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1945年冬，应聘赴印度国际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1949年初取道香港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6年底，受中国国务院委派赴印度新德里，任国际佛教艺术展览中国部顾问。“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下放到河北磁县农场劳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回中央美术学院继续研究东方艺术史，相继出版《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1980）、《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1981）、《东方艺术丛谈》（修订版1984）、《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1984）、《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1985）、《中国服装史研究》（1988）等著作。另有《红百合诗集》（1994）传世。1996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