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年4月2日-1875年8月4日），丹麦作家。1805年4月2日生于丹麦中部小城市奥登塞的贫民区。父亲是个鞋匠,英法战争期间曾志愿服役,抗击拿破仑的侵略,退伍后于1816年病逝。全家靠母亲洗衣度日。不久,母亲即改嫁。他从小就为贫困所苦,没受过正规教育,先后在几家店铺里当过学徒。后来,对演戏发生了浓厚兴趣,幻想当一名演员,于是只身到了哥本哈根,在皇家剧院当一名杂役。1822年,他得到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导演J.科林的资助后入文法学校。1829年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翌年,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1828年和1829年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一书问世。这是一个幻想故事,出版后立即获得读者的欢迎。然后又转向剧本创作。1840年发表了描写奴隶制罪恶的《黑白混血儿》,颇获好评。他的小说大多是自传性的,著名的有1835年在意大利期间写出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奥·特》(1836)等。他还发表了多篇外国游记。1935年,他的第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集》出版,其中有《火镰》、《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等篇。同年底他又出版了第二部童话集,包括《拇指姑娘》、《小旅伴》等。从这时起,每年圣诞节,他都要为孩子们出版一册童话。1837年出版了第三部童话集,收有《海的女儿》、 《皇帝的新衣》等。1843年发表童话名篇《夜莺》、《丑小鸭》。1845年去法国旅行,回国后写出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著名童话。1847年写出《没有画的画册》。1855年开始写作文艺性自传《我一生的童话》(1867年完成)。晚期代表作《园丁的主人》发表后他卧病不起。1875年8月4日,终身未娶的安徒生病死于哥本哈根朋友家中。

叶均

叶均(1916—1985),我国研究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著名学者。浙江省瑞安县人（现文成县双桂乡城底村）。民国五年，出生在一个偏僻且宁静的小山村里，父亲叶信楷，母亲叶包氏都是普通的务农人。家中弟兄六人，他排行老大。自幼腼腆、羞怯、循规蹈矩。小学毕业辍学，但认真好学，肯读书。少时跟随出家为僧的小学老师显本法师学佛。16岁于瑞安岑岐宝坛寺依谛闲大师法子显培法师出家，法号了参，17岁于宁波观宗寺受具足戒。后在瑞安岑岐宝坛寺、宁波观宗研究社、杭州云居山佛学研究院、天台研究社等处研究佛学。抗日战争时期,进当时全国佛教界最高学府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1943年被院方派往合江县法王佛学院任教,1945年转任成都十方堂佛学院教席,1946年被派往锡兰(斯里兰卡)留学,专门研究巴利语系佛学,获得“论师”学位。1957年,应中国佛学会赵朴初会长邀请,回国任上座部研究生导师。1973年以后,一直在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同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1985年12月去世,时年69岁,骨灰依遗嘱撒入瓯江。译著有《法句经》、《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等,以《清净道论》为最著名。尚有《汉巴辞典》,惜未完稿。

莫特·富凯

弗里德里希·德·拉·莫特·富凯（FriedrichdelaMotteFouque，1777.2.12-1843.1.23），德国浪漫派作家。1777年2月12日生于勃兰登堡一个贵族家庭。其先祖是1685年南特赦令被废除后逃亡德国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国王腓特烈二世曾主动提出充当他的教父。他从小向往军旅生活，1794年入普鲁士军队，参加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莱茵战役。1803年与女作家卡罗琳娜·封·布里斯特结婚，曾创作12部骑士小说，其中以3卷本小说《魔环》(1813)最受欢迎。小说美化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和封建的宗法社会。1813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富凯回到部队，写作战歌。1815年解放战争结束前退伍，继续写作，并和施莱格尔兄弟、让·保尔等人交往。1831年妻子去世，生活失去依靠，1833年离开嫩豪森庄园前往哈勒，任哈勒大学文学教授。1842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他去柏林。1843年1月23日去世。

伍子胥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国乾溪(今属亳州城父)人，本楚大夫伍奢之子。奢为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费无忌为少傅。费无忌为太子建到秦国去娶妻，秦女很美，于是转送给了楚平王。他怕将来太子即位，自己有杀身之祸，便在平王面前诬谄太子及伍奢。伍奢及长子伍尚被杀。太子建与伍子胥先后逃到宋国。接着又逃到郑国。时晋国人想联合太子建灭掉郑国，因走漏风声，太子被杀，伍子胥逃奔吴国。途中又病又饥，只得鼓腹吹箫，乞食吴市。初投吴王僚，继而帮助公子光刺杀王僚，夺取王位，是为吴王阖闾。阖闾用为行人，与他共谋国事。阖闾九年 (前506)，他和孙武教吴王联合蔡、唐伐楚，五战而攻入楚国郢都。楚昭王出奔，他掘楚平王墓，鞭尸之百，以报杀父之仇 时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成为一时霸主。他以功封于申，故又称申胥 其后，阖闾伐越，伤指而死，子夫差继位。夫差二年 (前494)，吴大败越，越王勾践仅余五千人，退守会稽，派人求和。他劝夫差乘胜灭越，而不要北上伐齐，夫差不听。后夫差大败齐军，因而更加疏远他。他知道这样下去，越必灭吴。便趁出使齐国的机会，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人鲍牧。好臣太宰嚭乘机诬蔑他心怀怨恨，有贰心。夫差听信谗言，赐剑令他自杀。临死前，他对舍人说： “我死后，你一定要将我的眼球刨出来，挂在吴东门上，我要看看越寇是怎样灭吴的。” 吴王听后大怒，将他的尸体装在马革里，让它浮在江中。吴人可怜他，替他在江边建祠，以纪念他。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为越国偷袭所灭。

黄世仲

黄世仲(1872～1913)，字小配，又字配工，别署黄帝嫡裔、禺山世次郎、黄棣荪等。广东番禺人。约光绪十九年(1893)，与胞兄伯耀赴南洋谋生。初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开设赌馆，并任新加坡华侨邱菽园所办保皇派报纸《天南新报》记者。受革命党人尢列及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设在香港)的影响，翻然悔悟，转向革命派，于光绪二十七年在新加坡加入尢列创立的兴中会外围组织中和堂。二十九年回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同年曾在该报发表著名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等文，成为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旗手之一，与章太炎齐名。三十一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旋被选为该会香港分部交际员。次年改选，复任庶务员。从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1911)，除任《中国日报》记者，从事革命活动之外，还先后担任《世界公益报》(香港)和《广东日报》(广州)编辑，《有所谓报》(香港)和《广东白话报》(广州)撰述人，并创办了《香港少年报》(香港)、《中外小说林》(香港)、《新汉日报》(广州)。又参与澳门优天影剧社的活动，该社所演以秋瑾烈士事迹为题材的革命剧本《火烧大沙头》，据说即出自黄世仲之手(一说黄鲁逸撰)。宣统三年春，参加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见闻撰《五日风声》，系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同年秋武昌起义后，黄世仲作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联络员，在广州设立机关，联络广东各路民军，为广东光复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年冬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任民团总局局长、军团协会副会长、军政府枢密处参议等职。1912年春，因反对陈炯明为扩大自身实力而裁减各路民军的阴谋，被诬侵吞军饷，惨遭杀害，年仅四十一岁。

黄世仲是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仅长篇小说即写了近十部，代表作品为《洪秀全演义》。章炳麟为之作《序》，谓：“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宣昭。今闻次郎为此，其遗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适俗。自兹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岳、葛二公相等。”其他作品还有《廿载繁华梦》、《大马扁》、《宦海升沉录》、《宦海潮》、《黄粱梦》、《陈开演义》、《党人碑》等。生平事迹见冯自由《革命逸史·〈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杨世骥《文苑谈往·黄世仲》(1945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颜廷亮《黄世仲小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三辑)、颜廷亮《黄世仲生平诸问题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编《近代文学史料》)等。

郑丰喜

郑丰喜（1944年9月23日－1975年9月20日），中国台湾云林县口湖乡后厝村人，中国台湾教师、作家。父母是农民。出生时右脚自膝盖以下，前后左右弯曲，左脚自膝盖以下突然萎缩，脚板翘上。他的母亲悲痛不已，当场晕了过去，进而郑丰喜险遭抛弃，在祖父和妈妈细心照料下，郑丰喜慢慢地长大。

6岁时，祖父去世，郑丰喜被父母遗弃，跟随耍猴卖药的赵老伯流浪卖艺就食。

8岁时跟哥哥在离家数里外的鸭寮放鸭，独立生活。一次遇到风雨和大水，几乎被淹死，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苦难。而他凭借不懈的努力靠自己的双手生存下来，还争取上了学，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中学戴校长和矫正医院徐院长的支持鼓励下装上假肢后，更不怕摔破手脚，学会骑自行车上学。为完成中学学业，郑丰喜到处打工，他以一篇《汪洋中的一条船》参加征文大赛，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很多人表示愿意资助他完成学业，而他却不愿过多依靠他人，后来圆满地完成中学的学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台湾中兴大学法律系。后事迹见报,引起社会赞誉。

他的坚强毅力和顽强奋斗的精神感动了同校法律系女同学吴继钊。可是吴继钊的父母百般阻挠。几经周折，两位有情人终于结为夫妻。婚后还育有两个女儿。

大学毕业后，返家乡中学任教，立志建设图书馆，深得乡亲和学生的崇敬。在妻子的支持下，续写自传体小说《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发表后引起轰动，重版10次，事迹广为流传，蒋经国颇为关注予以褒扬。

1974年列名台湾第12届 "十大杰出青年"。后不幸身患肝癌，于1975年逝世，年仅32岁。其事迹拍成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并获金马奖。

E. H.卡尔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Ted" Carr，一般简称为 E.H. Carr, 1892年6月28日—1982年11月5日)，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就学于伦敦大学泰勒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16—1936年任英国外交官。1936年起在威尔士大学、牛津大学执教。1955年当选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校务委员,1956年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卡尔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著名的史学著作是《历史是什么?》。他态度鲜明地批评了当时英国史坛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悲观主义、历史相对主义、保守的或唯心主义的思潮;强调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他认为,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的谈话。卡尔既反对无条件地承认历史的客观性观点,同时也不同意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联贯的关系时,它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他还认为,在历史真理中,事实与价值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地结合在一起。卡尔的史学观点对恢复和发扬英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使英国史学摆脱当时的危机和困境,起了较大作用。其重要著作还有《苏维埃俄国史》、《巴枯宁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从拿破仑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没落》等。

宋讷

宋讷[nè](1311～1390) ，元末明初文学家。字仲敏,号西隐。滑县(今属河南)人。元至正中,举进士,任盐山尹,弃官归。明洪武二年(1369)征修《礼》、《乐》诸书。事竣,不仕归。后荐授国子助教,以说经为学者所宗。洪武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命撰《宣德庙碑》称旨,赏赐甚厚。改为文渊阁大学士。未几,迁祭酒,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洪武二十三年,卒于官。正德中,谥文恪。其《壬子秋过故宫》十九首对往事充满了黍离之悲,生发出多许感慨:“兴隆有馆鸾笙歇,劈正无官玉斧沉”,“凭谁为问天魔女,唱得陈宫玉树声”,“街头野服儒冠老,曾是花砖视草臣”写得缠绵悱恻,颇有艺术感染力。他亦善文,浑厚淳雅,有正统儒臣的风范。著有《西隐集》10卷。

王文卿

王文卿（1087-1153），北宋末南宋初道士，道教神霄派开派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字述道，号冲和子。自幼慕道，远游遇异人得致雷电、役鬼神之术，飞章谒帝之法和啸命风雷之书，名动江湖。宣和四年(1122)奉召至京，赐馆于九阳总真宫，赏赐甚厚。封为“冲虚妙道先生”，命于宫中筑雷坛缚鬼。宣和七年(1125)特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视朝请大夫。不久，敕加凝神殿侍宸，授金门羽客封号，加同管辖九阳总真宫、提举司命府事。又令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内诸宫除邪治病，讲明道德。于广德宫行持南昌受炼司大法，超度亡魂。加封两府侍宸、冲虚通妙先生，视太中大夫，主管教门公事。钦宗靖康元年(1126)乞还侍母。后于南方行禁劾之术。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卒。有弟子朱智卿、熊山人等。其与弟子的对话录《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话》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讨论雷法中的诸问题。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加赐“冲虚通妙灵惠真人”。

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现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30年代曾偶用笔名絜青、絜予、鸿来、非我。北京人。出生于一个满族(正红旗)的贫民家庭。父亲是皇城护军的士兵，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中，重伤身亡。母亲凭着她“软而硬的性格”，靠日夜劳作缝洗衣裳，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在极艰难中老舍刻苦求学。1918年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并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今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2年又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

五四运动的风暴使他“体会到人的尊严”和“中国人的尊严”，给了他“一个新的心灵”，这就大体决定了他“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五四”也给了他“一个新的文学语言”，他开始着了魔地练白话文，写北京话。1922年9月他辞去待遇优厚的劝学员职务，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兼任辅导员。在那里，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习作——以反帝爱国为主题的《小铃儿》。半年后老舍回到北京，在北京教育会任文书，同时兼任北京第一中学国文教员，业余到燕京大学旁听英语。1922至1924年老舍曾一度加入基督教，并在缸瓦市基督教会任主日学干事，进行过一些改造教会和社会服务工作。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为了提高英语能力，他大量阅读英文作品。有了外国文学的借鉴，便萌生了“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的冲动，于是《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二马》(1929)相继问世。这3部小说“地方色彩浓厚”(鲁迅语)、文笔轻松幽默和用喜剧手法表现悲剧内涵的特点，给人以突出印象，老舍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作家。1929年夏，老舍动身回国，途经新加坡，曾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强烈感受到东方的革命气氛，创作了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7月他开始了7年的山东生活。1931年与胡絜青结婚，过上了比较安定的日子。曾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近代文艺批评》、《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在创作上，这是一个成熟期、丰收期。长篇小说《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象征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种种腐败和透视着国民性的病态，辛辣的讽刺中饱含着深刻的痛苦和焦急。在长篇小说《离婚》(1933)里老舍“返归幽默”，也返归了北京题材，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写法剖析了市民性格，是标志他长篇创作成熟的重要之作。这几年中，在民族危机、阶级压迫的现实和革命文学影响下，他逐渐把解救广大被压迫者的苦难这一本质冲突提到创作的中心地位，艺术风格也随之沉实并染上了悲剧色调。《月牙儿》这部中篇小说精品标志着老舍的新突进。它用散文诗的笔触，把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作了动人心魄的描写。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最充分地发挥了老舍的创作优势和才能，是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部杰出代表作。老舍用祥子这个人力车夫几起几落的挣扎和最终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毁灭，深化了《月牙儿》的主题。属于同一主题系列的还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1937)等。另外，《牛天赐传》(1934)、《选民》(《文博士》)(1936)等选择了不同的角度，各有其独有的价值。短篇小说结集为《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等。《微神》、《柳家大院》、《断魂枪》等都是这时期精彩的作品。此外，还出版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和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1937)。

抗战爆发改变了老舍的生活和创作。他在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出走，奔赴武汉。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工作。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下，他为团结与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和发展抗战文艺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他使用了包括小说、杂文、新诗、话剧以及属于通俗文艺的鼓词、旧剧、民歌、数来宝等各种文艺形式。话剧是他这时期用得最多的形式，著有《残雾》(1940)、《张自忠》(1941)、《国家至上》(1943)(与宋之的合著)、《归去来兮》(1943)等9部(其中与人合著3部)。对于剧作家的老舍来说，这是一个准备阶段。长诗《剑北篇》抒写他参加北路慰问团沿路的见闻和感受，被朱自清誉为抗战诗坛“有意在使诗民间化”的两部代表作之一。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创作了反映沦陷区北平市民苦难和抗争历程的百万言长篇小说巨著《四世同堂》(1944—1946)和描写旧中国艺人受难与觉醒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另外，还有长篇小说《火葬》(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和《贫血集》(1944)，通俗作品集《三四一》(1938)。1946年初，老舍应邀赴美讲学，用写作、翻译、演讲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和中国现代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3天，老舍即登船返国。他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还多次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他以高度的热情勤奋笔耕。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最多产的老作家之一。解放后他的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向戏剧，16年中他创作了20多个剧本，总主题是歌颂新社会。1951年因《龙须沟》的巨大成功，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茶馆》(1957)的创作在戏剧结构以至戏剧观念上作了大胆的突破，全剧用茶馆这一个场景贯穿，浓缩了旧中国50年的历史大变迁。它不仅是老舍戏剧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话剧史中的经典“(曹禺：《〈茶馆〉的舞台艺术·序》)，在国外，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这时期的剧作还有《春华秋实》(1953)、《西望长安》(1956)、《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神拳》(1961)等。《正红旗下》(1961—1962)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有自传体性质，意在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进入满人题材的创作，是老舍小说艺术的又一高峰。但全书未能完成。“文化大革命”初老舍受到残酷迫害。1966年8月24日不幸辞世。

老舍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市民特别是城市贫民这个重要的题材领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老舍是位语言艺术大师，“大众语言底丰富的拥有者”(胡风)，他把北京口语锤炼成简劲、俏皮、极富表现力的高度艺术化的文学语言。他擅长描绘北京的风情，塑造形形色色的北京人，因此，“京味”也就成了老舍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老舍是满人，他的作品渗透着他凝重的满族气质。老舍是个“幽默大师”，他的幽默逐步走向深刻和内在。老舍富于艺术的创新精神，他认真借鉴外国和继承传统又绝不“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体裁的开拓和当代话剧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最富于独特风格魅力的作家之一。茅盾在论及老舍早期创作时说：“在老舍先生的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得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这种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人格力量竟其一生，而且在与时代共同前进中愈益深刻和不断融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老舍作品体裁多样，数量甚丰，总计约800万字，1300多篇。从70年代末，新编的老舍著作集和首次出版的老舍作品有《老舍文集》、《老舍剧作全集》、《老舍选集》、《正红旗下》、《鼓书艺人》、《老舍散文集》、《老舍曲艺文选》、《老舍诗选》、《文学概论讲义》等20多种。

老舍作品从40年代起就一直享誉海外，被翻译为日、英、俄、法、德、瑞典、捷克、波兰、丹麦等20几种文字出版。

周淙

周淙(?—1175)，字彦广，湖州长兴(今属浙江) 人。幼年聪敏好学。宣和间,以父任为官。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为建康府(今南京)通判。三十年，朝廷命守濠梁(今安徽凤阳)、淮楚。周淙利用山川险阻，置寨自立，约来民众，结保联伍，使百姓得保平安，抵制金完颜亮南下颇得力。隆兴北伐时，安置中原南归人员，计口给食，愿走者，犒以牛酒。愿留者，予以居室，百姓无不感奋。为枢密使张浚所赏识，后进直徽猷阁，帅维扬(今扬州)。两淮地受金兵蹂躏，百姓流亡，周淙竭力招抚，劝民种桑，开垦屯田，受孝宗嘉勉。乾道三年(1167)，进直龙图阁，除两浙转运副使，知临安府，向皇帝谏禁十五事，受到嘉纳。时临安(今杭州)人口不断增加，河道淤塞，周淙予以疏浚。乾道五年，除秘阁修撰，进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后历官至右中奉大夫，封长兴县男。在临安知府任间，曾修纂《乾道临安志》，是“临安三志”中最早的一部，共15卷，现仅存一至五卷。清《四库全书总目》称“叙录简括，深有体要。考武林(杭州)掌故者，要必以是书称首焉”。

胡小石

胡小石(1888.08.16—1962.03.16),名光炜,号倩尹,又号夏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斋名顾夏庐,嘉兴人。父胡赢,字季石;母漆刁氏。六七岁时,父亲去南京为官,兼业医,全家迁往南京。8岁时父亲逝世,家道中落,靠母亲织锦为生。青年时代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博科求学,并师事著名书法家、学者、诗人李梅庵和沈曾植、陈三立。清宣统二年(1910)毕业后,数十年中一直致力于高等学校教学,先后在北京女高师、武昌高师、西北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白沙女师、云南大学等校任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愤恨国民党政府误国,常表示不满,为当局所忌。在昆明期间,从友人处借马列主义书籍,阅读称善,被国民党特务搜去,名列“黑名单”。1949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强迫大学南迁,小石挺身而出,率学生护校。1949年4月1日,亲率学生到总统府请愿,国民党军队开枪打死两名学生,小石挺身而出,保护示威的同学,几遭毒手。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曾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南京博物院顾问,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江苏省文联书法印章委员会主席等。

胡小石学术研究的领域广阔,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楚辞、诗歌、词曲、小说无所不通,重点成就在语言文字学、古典文学、书法理论等方面。对古文字学的研究突破了古人以“六书”说为准则的成就,通过古代器物的大量考察研究,论述了自殷代到战国古文字变化的规律,断定《说文》所引古文是战国时的文字。对古文字音韵的研究有独到的成就,突破传统的方法,贯穿“以声求义”的原则,探究古代语音变化的规律。对甲骨文字的注释有所发现,对甲骨文语法的研究有先导之功。对我国的书法理论也作出了贡献,早年获教于李梅庵、沈曾植、吴昌硕,研究书学史形成体系,在昆明西南联大开“书学史”课,一些名教授都来听课。晚年见解更加精纯,作《书艺略论》,对书法艺术的源流演变和书法创作的艺术规律,都综合探讨和详细剖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小石在大学学的是生物学,教授却以古典文学为主;早年就开设中国文学史课,阐述我国历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颇多创见。讲过历代作家作品专题课,对楚辞、杜诗的研究特别见长。作为一硕学通儒,小石治学严谨,条理细察,继承清代乾嘉学者研究方法,讲究实证。如对楚辞中一些名物训诂的新解,都是经过调查求证得来的。又曾在四川江津县详细调查方言,了解古今语音的变化。数十年来,胡小石通过大量古代器物铭刻和花纹的实物研究,对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胡小石不仅是有创见的著名学者,还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篆刻家,对我国古典诗词有深湛的研究。所作诗词,气息醇厚,风采高远,直追唐人。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感时伤乱,嫉恶愤邪,多法杜甫。早年的诗作,即为陈三立激赏,称许为“七百年来罕见”。书法上,对甲骨钟鼎、秦汉碑板、历代名家的行楷无不临习,而取精用弘,自成面目;工隶书,擅行草,晚年笔力愈健,以碑体方笔作二王书,直追米芾“刷”字诀;其人品学问,喜怒哀乐都可于墨迹中想见,论者谓“环顾当世,能臻此境者寡”。善治印,精于书画文物鉴别,堪称一代艺术宗师。

胡小石一生著作等身。早年所著《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取“一代有一代之胜”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演变,颇具卓识,后来的文学史家冯沅君、陆侃如、刘大杰的著述均受其启发。对楚辞之学,综合旧闻,择善而从,独创新说。著有《远游疏记》、《楚辞郭注义证》、《楚辞释名》、《离骚文例》、《屈原与古神话》、《楚辞札记》(未定稿)、《甲骨文例》、《读契札记》、《金文释例》、《齐楚古金表》、《声统表》、《广韵正续》、《说文部首疏证》、《江津方言志》等。书法著作,体系完备,论点精辟,除《书艺略论》外,尚有《中国书学史》未能完稿而卒。此外,论文、札记尚多。小石逝世后,南京大学曾组织遗著整理委员会。不久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遗稿墨迹受到很大损失,《中国书学史》(未完稿)下落不明,零散遗稿丧佚殆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理委员会恢复工作,已整理出版的有《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14篇,内容包括古代神话、楚辞、杜诗、文学史、书法、古器物考订等。诗词存稿原分6卷,为《磐石集》、《硖林》、《无同沙语》、《蜩楼草》、《东风堂》、《夏庐长短集》,只搜集到250余首,不及原存之半,已集为《顾夏庐诗词钞》印入论文集。《论文集》二集在编辑中。

陈于陛

陈于陛（1536年－1596年），明神宗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西汉时期，有一个叫韦贤的人，原是一名小官吏，后来官至丞相。好象是命运的安排，韦贤的儿子韦玄成从小喜欢读书，后来做官也做到了丞相的位置。这在西汉时被传为美谈。历史的长河流淌了1500多年后，到了明朝，又出现了父子两人先后做宰辅的人家，这就是终明一世仅有的一家——南充陈于陛和他的父亲陈以勤。父子两人都以正直闻名，而且名垂青史。

陈于陛，字元忠。出身于名门仕宦的家庭。祖籍四川南充。他的父亲陈以勤，字逸甫，隆庆元年(1567)出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是一个才力过人的正直大臣。但在当时党派互相倾轧中，无法施展才华，于隆庆四年(1570)以年老有病为由去官罢职。陈于陛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父亲的刻苦勤学、正直无私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他很想像他的父亲那样有一番成就，为世人所景仰。所以陈于陛从小就跟父亲修习国家政事及历代的典章制度。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选进庶吉士，授编修。从此踏上了为官报效朝廷的道路。

万历初年，陈于陛参与修纂世宗和穆宗两朝实录。在这期间，他更加注意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分析，他看到明以前的历代朝廷都曾经修过国史，只明朝没有，便上疏说：“我研究历代史官修史的成法，大都有本纪、年表、志、列传，只有如此，才可称之为正史。宋朝离我朝比较近，有一些制度还可以考察到，比如宋真宗祥符年间，王旦等人就修撰了太祖、太宗两朝正史;宋仁宗天圣年间，吕夷简等人又增修真宗朝正史，合称‘三朝国史’。这是本朝君臣自己修纂本朝正史的明证。我大明朝的史籍，只有先朝实录，却没有正史，而朝野人士编写的史书却不下数百种。倘若不及时网罗，随着岁月的流逝，卷帙散脱，日久渐稀，再写正史便缺乏根据。若想成信史就更是不可能了。希望陛下立即下诏令，设局编写正史，使我朝的经制典章都得以保存下来，这才是光照天地的伟业，是万世传颂不朽的大事啊！”在陈于陛的倡议下，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神宗下令分类编纂，以陈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以阁臣为总裁。并提出历朝实录，供修“国史”。但由于万历朝政治的混乱，加上不久陈于陛即亡故，所以陈于陛修国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而且有明一代，官方修史终不及前代，没有巨著，也没有独创的作品。

万历二十二年夏，首辅王锡爵去官归乡，神宗诏令廷推阁臣，并嘱咐廷推之时不要受资历、品秩的拘泥。吏部尚书陈有年等人便根据神宗的旨意推举了大学士王家屏、原礼部尚书沈鲤、礼部尚书沈一贯、吏部侍郎郑以以及非翰林出身的原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和仅是四品官的少詹事冯琦。但神宗对这些推举甚为不满。王家屏曾因争国本之事离职，神宗说：“以前的辅臣不应该轻易地再次起用。”孙丕扬为左都御史，神宗又说：“朕曾经说过不要推都御史，为什么偏偏又推举孙丕扬。”总之一句话是不满意，真是皇口难调。最后，神宗命礼部尚书陈于陛、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陈于陛进入内阁之时，内阁有四人，即赵志皋、张位、沈一贯和陈于陛，四人相处平安，无矛盾。但当时的神宗已开始日益脱离群臣。大臣们的上疏若不合神宗的心意便一概留中，不予理睬。从万历十八年(1590)起，神宗便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在这种情况下，君臣之间的隔阂很深。陈于陛自入阁以后，一心要唤醒昏庸的明神宗，改革朝政。他上疏劝神宗要亲近大臣、录用贤才，奖励外吏，核实边境军饷，积储将才，选择边吏。最后，陈于陛又痛切地说：“先朝肃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精明过人，但嘉靖末年，朝中贪黩成风，且边疆多事，北部烽烟连年不断，南部也时时传出警号。这一切都是由于肃皇帝晚年怠政的缘故。今天，若陛下不赶快更新朝政，改革吏治，后果将不堪预料！”此疏言词极为恳切。明神宗看后有所触动，但他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重振朝政，尽管这样做并非难事。

在中国的历史上，言官谏诤的风气对于维护封建的统治，纠正皇上的过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明神宗统治时期，神宗却十分讨厌官吏议论国政，他曾经明确规定，只允许有言责的科道官议论国政，其他官吏不许随便言事，各部司属上言，要先经堂官批准，尚未正式授官的“办事进士”更不许随便上奏，倘若违背规定，就会被视为超越职权，将受到严厉处罚。科道官虽被允许议论国事，但也必须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否则违忤了皇帝，也会受到斥责。陈于陛在内阁期间，明神宗这种厌烦臣下上言的专制作风尤为突出，典型的例子就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至二十四年(1596)春发生的神宗斥逐科道官的事件。

万历二十三年冬，兵部考察军政(明代武官的考察称军政)之时，明神宗借口其中的副千户，不应该擅自定为四品，从而责怪军政失察，部臣徇私，兵科又不纠劾，一时之间，几下圣旨处罚言官。当时东厂太监张诚在神宗面前失宠，他的家奴锦衣副干户霍文炳升迁为指挥签事。对于此事，兵部大臣本已事先告诉过神宗，但明神宗正想寻找机会责怪言官，便将此事定为有罪。即便如此，神宗的怒火似乎有增无减，不久他又迁怒于两京科道，以科道官员个个缄默，不发表意见为由，命掌印者尽数贬官三级，于是又有十九人被贬，其余的也都停俸一年。这一次在天子盛怒之下，先后被贬斥的言官达三十余人。举朝震骇。大学士陈于陛和同官赵志皋、沈一贯以及九卿官员都纷纷上疏救助。陈于陛自己又单独上疏请求皇上大开皇恩，原谅臣属。明神宗不但不听，反而怨恨起陈于陛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上疏，在一种“看看到底谁说了算”的心理支配下，又一次贬谪诸言官。孙丕扬等人抗疏直言进谏，更是把神宗气得不亦乐乎，遂下令尽除其名为民。此次事情令许多大臣心惊，御史马经纶上疏直言：“国君受命于天和人臣受命于君是一个道理。言官本来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天子一旦震怒，以失职论罪，无一人敢抗命不从。天子若失人心，必然拂逆天意，万一上天震怒，以陛下的不郊祀、不朝讲、不惜才、不贱货而追咎人君的失职，必将降大灾，不知陛下能抗天命吗?既然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陛下为什么就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为社稷着想呢?”真正是痛快淋漓。这件事使陈于陛终于看清了明神宗的不可救药，而对朝政彻底灰心。

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乾清、坤宁两宫失火，陈于陛心急如焚地请求面奏。疏是递上了，却迟迟见不到神宗，也听不到任何回音。一心报国的陈于陛断没想到神宗竟然懒散、昏庸到如此地步，在极度失望的情绪下，他上疏乞求罢官，没有得到允许。在以后的日子里，陈于陛忧形于色，终日望日影而叹息，认为国家已不能补救了。这年冬天，陈于陛病重，十二月，与世长辞。死后赠少保，谥文宪。陈于陛的忧虑十分有道理，大明朝就是在终日昏噩、贪财好货的明神宗手中，彻底地陷入了末路。

刘体智

刘体智（1879~1962年）字晦之。民国官员、藏书家。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晚清重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乾、老二刘体仁、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 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列岛。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至交，两家又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收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最大的一宗。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

藏书楼“小校经阁”，收藏有古籍线装书500箱，24000部，近8万册；甲骨龟片28 000片、各式古墨数万锭、古代兵器130件、唐朝乐器大小忽雷2具，还有三代彝器数百件。人称“罗振玉第二”。

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著有《善斋吉金录》、《校经阁金石文字》等。郑振铎收藏有《远碧楼书目提要》5卷，未署撰人，疑为其所作。著《元史会注》、《异辞录》、《说文谐声》、《说文切韵》、《说文类聚》、《礼记注疏》、《尚书传笺》、《善斋吉金录》、《善斋玺印录》、《善斋墨本录》等。

本杰明

塞缪尔·G·W·本杰明（Samuel Greene Wheeler "S.G.W." Benjamin，1837年2月13日－1914年7月19日）是一位美国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外交官。

他的父母是希腊的美国传教士。他出生在希腊的阿尔戈斯，但后来在美国接受教育，1859年获得威廉姆斯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

本杰明在担任部长之前，曾被任命为驻波斯代办，但并未上任。1883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波斯（今伊朗）的第一任公使。抵达港口城市拉什特时，本杰明和他的家人受到了礼炮、盛宴和许多礼物的欢迎。然而，在省长官邸，本杰明收到消息说，国王将离开德黑兰去度假，没有国王的陪同，外国使节不得进入德黑兰。本杰明在两天内走了200英里，在近千名皇家卫队的护送下抵达德黑兰城门。终于见到波斯君主后，本杰明宣读了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的演讲。

尽管身处首都，本杰明仍然无家可归。在1882年，国务院只批准了5000美元的工资，外加3000美元的差旅费。除了微薄的工资外，国务院没有为新的美国公使馆购买办公场所。本杰明因缺乏提供给他的东西而烦恼，他暴躁和夸夸其谈的个性经常使外交成为他和其他欧洲外交官之间的竞争。事实上，在他抵达德黑兰的第一天，本杰明就买了一根100英尺的旗杆，以便最自豪地悬挂美国国旗。

尽管他与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充满争议，但本杰明非常关心并深深尊重他的波斯东道主、文化和宗教。他致力于建立友好的美波关系，部分动机也是为了制衡欧洲在波斯的控制。

本杰明见证了欧洲在波斯投资的巨大成功，并鼓励美国也进行投资，但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企业必须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承担所有风险。1885年，随着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当选，本杰明离开了他在德黑兰的职位。1886年，他写了一本名为《波斯和波斯人》的畅销书，这是第一本面向美国大众的关于波斯文化的书籍。他也是第一个起草美国驻波斯使馆外交法规的人。

作为一名记者，本杰明曾担任《艺术杂志》的美国艺术编辑，并在《伦敦画报》上报道了克里米亚战争。他也是一名海洋画家和插画家。

本杰明写过关于波斯、希腊、土耳其以及美国和欧洲艺术的诗歌和书籍。在他的自传《自由射手的生活和冒险》中，本杰明评论了他与纽约艺术家的友谊，包括威廉·霍尔布鲁克·比尔德、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桑福德·R·吉福德和劳特·汤普森。本杰明于1914年在佛蒙特州伯灵顿去世，享年77岁。

彭家煌

彭家煌（1898年4月1日-1933年9月4日），现代作家。又名介黄,字蕴生,别字韫松。湖南湘阴县人。1919年毕业于长沙省立第一师范,不久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补习学校任职,曾在北京大学旁听。后入上海国语专修学校进修,一年后入中华书局工作,参加编辑《小朋友》杂志。1925年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先后助编《教育杂志》、《儿童世界》。1926年在《晨报》副刊发表成名作《Dismeryer先生》。192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怂恿》(开明书店)。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其作品多取材于贫困、闭塞的农村生活,反映市民知识分子的弱点,描写细腻,饱含温馨,笔端时露揶揄幽默,为当时众目所瞩的青年作家。1931年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为《红旗日报》助编及通讯员。之后所写的《垃圾》、《喜讯》等作品,表现了明显的革命倾向。同年夏天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即出狱。“一二八”事件时去宁波,为《民国日报》编副刊,又在民强中学教书。年底返回上海,加入叶紫、陈企霞等组织的无名文艺社。一生著作尚有短篇小说集《茶杯里的风波》、《管他呢》、《平淡的事》、《寒夜》、《厄运》、《落花曲》、《出路》及书信体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文化大革命”后出版有《彭家煌小说选》。

陈傅良

陈傅良（1137—1203）南宋哲学家。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召为太学录。后判福州、知桂阳军。历提举刑湖南路常平茶盐事、转运判官、两浙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秘书少监、起居郎、中书舍人，兼直学侍院，同国史院修撰。官至宝谟阁待制。卒于家，谥文节。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归敬。曾问学于薛季宣，郑伯熊、吕祖谦、张栻，而以得季宣之学为多。深受其事功之学的影响，进一步发挥了“实事实理”的思想，为学重“经世致用”。潜心研究历史文献，解剖《周官》、《左史》，“变通当世之治”。尤笃信“六经之学，竞业为本”。从学者益盛，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学派。他极力宣扬孔孟之道，认为孔、孟在世虽不得其用，但他们以“立言”而传于后世，尽到了“圣贤之责”(《止斋文集》卷二十八)。并希望现实的统治者应以前圣前贤为榜样，“以天下为己任”。还把“三纲五常”视为永恒的、“无绝灭之理”(同上)。在王霸问题上与陈亮有过讨论，把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归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同上书，卷三十六)，对后世影响极大。但他在此问题上与朱熹思想基本一致。其学终以“通知成败，谙练掌故”为长，而不专于坐谈心性。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实而后已。”(《四库全书·止斋集·提要》)虽与讲学者游，而不涉植党之私，曲相附和，亦不涉争名之列，显立异同。在宋儒之中可谓“笃实”。其文“多切于实用”(同上)，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亦无南宋末流“冗沓腐滥之气”(同上)，言皆有本。然为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宋元学案·止斋学案》黄百家案语)韩侂说其论“心术不正”，宁宗斥为“无作聪明乱旧章”(同上书，附录)。吕祖谦却极为欣赏，认为其“议论简径，无向来崎岖周遮气象，甚可喜也”，夸其最长处在于“一切放下如初学人，正未易量”(同上)。他是永嘉学派发展到与二程之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的一员“巨擘”。著有《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毛诗解诂》、《建隆编》、《读书谱》、《西汉史钞》、《止斋文集》等。

李炳南

李炳南（1889～1986），山东济南人。名艳，字炳南，号雪庐。为衍圣公孔奉祀官府秘书长。初学唯识于梅光羲，于禅、净、密等，皆曾修习，后归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此外，亦精中医。抗日期间，氏随孔奉祀官德成于重庆，并助太虚大师弘法。大陆沦陷后，卜居台中。除仍任职孔奉祀官府外，并兼任中国医药学院及中兴大学教授，业余则致力于佛法之弘扬。于台中讲经说法数十年，以‘李老师’之名著称于台湾佛教界。先后创办台中佛教莲社、菩提树杂志社、慈光图书馆、慈光育幼院、菩提医院、菩提救济院等弘法及慈善机构。此外，所办大专佛学讲座亦接引甚多大专学生进入佛门。氏为人方正严谨，学行兼摄儒佛二家之精义，故为时人所敬重。民国七十五年四月十三日逝世，享年九十八。著有雪庐诗文集、佛学问答、阿弥陀经义蕴、佛学常识课本等行世。并作佛教歌曲数十首。

罗伯特·福琼

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年9月16日-1880年4月13日）这位英国植物学家传奇人生的背后，是19世纪殖民掠夺史的鲜活注脚。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富争议的植物猎人，他精湛的园艺成就始终与中国茶业被掠夺的伤痛紧密相连。

1843年，在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派遣下，福钧以非法手段潜入中国。通过乔装改扮、操着生硬的方言，他突破清廷禁令深入内陆，用当时最先进的"华德箱"技术将包括金桔、菊花等百余种珍稀植物偷运出境。这种以科学考察为名的盗窃行为，使中国大量植物基因资源流失海外。

福钧职业生涯最黑暗的篇章始于1848年。受东印度公司指使，他伪装成清朝官员，潜入徽州、福建等茶叶核心产区，系统窃取茶树苗种2万株、茶籽1.7万颗，更通过贿赂当地茶工套取全套制茶工艺。这些被盗取的资源被移植至印度阿萨姆邦，直接导致中国持续千年的茶叶贸易垄断地位崩塌。

历史数据显示，在英国殖民印度发展茶业后，中国茶叶出口量从1886年的13.4万吨骤降至1918年的3万吨，茶农数百万人生计遭受毁灭性打击。福钧在自传《中国茶乡行记》中洋洋自得的"功绩"，实则是赤裸裸的经济侵略。他培育的"阿萨姆红茶"至今仍在国际市场挤压中国茶业空间，这段殖民掠夺史留下的创痕仍未完全愈合。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被西方誉为"植物学先驱"的盗猎者，其姓名被冠以棕榈树（Trachycarpus fortunei）、杜鹃花（Rhododendron fortunei）等中国原生植物，成为殖民时代知识霸权的典型符号。2002年英国纪录片《茶叶大盗》的命名，恰是历史对这段掠夺史的最好注脚。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福钧的"成就"本质是西方殖民者利用科技优势进行资源掠夺的缩影。那些装点英伦花园的中国奇花异草，每一株都铭刻着被掠夺的伤痛记忆。这段历史警示我们：生物资源主权保护与科技伦理建设，永远是文明对话不可逾越的底线。

钱玄同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浙江湖州归安(今吴兴)人,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其父钱振常是位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任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

钱玄同六岁入塾,初读经、史、文学诸书。到1901年因得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佩服刘氏之说,遂信公羊而疑左传。稍后,由于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刊物的影响,政治上曾一度赞同过保皇派的主张。1903年冬,钱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1904年又读了章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以及其他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政治思想上发生变化,渐有排满反清意识,并毅然剪掉发辫,表示“义不帝清”[1]。当时他还与友人合办《湖州白话报》,不再用光绪年号,只书“甲辰”字样。

同年,钱玄同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一文中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继壮(字献廷)造新字的学说,引起了兴趣,于是便矢志作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改号“掇献”,表示要“掇拾刘献廷之坠绪”[2]。

1906年其兄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去日本,旋入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其时章太炎在东京任《民报》主笔,钱曾往谒,并于翌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会,钱与鲁迅、龚宝铨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治声音训诂之学”[3],钱受章太炎在古文经学上的某些影响,此外还颇留意于“章草”的研究。

1910年,钱玄同回国,先后在浙江嘉兴、海宁、湖州等中学任国文教员。翌年曾谒崔适,认崔为师,读崔的《史记探源》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书,遂背章氏古文经学说而宗经今文学家言。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钱又打破“家法”对经今古文均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一度觉得推翻清朝的统治即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回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并参照《礼记》、《书仪》、《家礼》等古籍,写了《深衣冠服说》。时沈钧儒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聘钱为教育司科员、视学。1912年3月,他穿戴着深衣玄冠到司办公,意在提倡,但无人效法,且被传为笑料。

1913年,钱恂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钱玄同也随兄到了北京,担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国文教员。1916年起改任高师和北大教授,与鲁迅、周作人等人常相往还。

1917年,陈独秀、胡适发起文学革新,钱玄同很快表示赞成,积极加入了这一革新的行列。同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应用文亟宜改良》的信,除阐明改革应用文的理由外,还提出了改革大纲十三事。在此前后,钱写了不少文章、随感录和通信鼓吹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建议采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改横排加西式标点符号等,并希望《新青年》及其撰稿人做除旧布新的示范,对“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4]。

1918年,钱玄同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轮流编辑之一曾邀鲁迅投稿,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钱的推动之下写作发表的。此外,钱玄同还与刘半农合演双簧信,即先由他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从反面说出守旧派的各种谬论,然后再由刘从正面逐条进行驳斥,特别点名批判了守旧的林纾。林大骂钱等人“伤天害理”,并在其毁谤性小说《荆生》中,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百般加以丑化;而鲁迅则热情称赞钱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5]。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的言行是颇激进的,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事可以不改革。他多次批驳保存国粹和灵学等谬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他首先提出的,并称这两种文妖“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6]。钱更反对孔教,拥护捣毁孔家店的主张。1919年2月,他在写给SF的信中说“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要人们“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刑政、历史、文学弃如土苴”[7]。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钱先是站在前面热烈欢迎;但运动过后,他便逐渐退回书斋专搞语音文字等学问了。

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加入了国语研究会,成为国语运动初期的活动分子之一。1918年首次在北大讲授音韵学,编有音韵学讲义,后以《文字学音篇》印行。他教授此课达二十年,对语音声韵颇有研究,但专著不多。同年钱曾参与审定《国音字典》,又与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创编国语课本,字旁加注音符号,供北京孔德学校小学一年级用。当时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多是宣传国语的,尤重视注音符号问题,曾陆续写了《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等文章,对注音符号的改进与推广提供了不少意见。

1919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钱玄同任委员兼常驻干事。曾与刘半农等人提出“统一国语进行方法”案,主张改国文为国语和编纂辞典等,得该会第一次大会通过。1920年国语讲习所开课,他主讲国音沿革,并有《国音沿革六讲》一书排印。

钱玄同十分重视汉字改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提倡世界语,希望废汉字用世界语来替代,说这是灭孔学与道教妖言,使中华民族成为20世纪文明民族的根本解决之道。但很快觉得这个理想太高不易达到,逐渐转向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2年,钱玄同经与黎锦熙等人商议,决定把他们准备推行的新文字叫做国语罗马字,并发刊“汉字改革号”[8],以促进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展。为此,钱精心撰写了一篇题为《汉字革命!》的长文,系统论证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着重强调汉字革命必须“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不仅使用注音符号,而且应进一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9]。他曾拟定两种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仍任教授,同时继续参加国语工作。这年召开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和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他为该两会的成员之一。他又提出增修新式标点符号的意见书,建议增加隔号、音界号、略字号和连字号等符号。1925年,章士钊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后,又在小学恢复读经,并将《甲寅》杂志复刊,宣称不收白话文,复古逆流再次抬头。钱很有打“章老虎”的勇气,与黎锦熙一起在《京报》附设之《国语》周刊上对《甲寅》作战,反对古文,积极维护国语运动。

同年9月,刘半农由欧洲回国,发起语音学者团体“数人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参加,经过一年时间,开会二十多次,合各家意见,排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草案,以国语统一筹备会名义于1926年11月公布。同时钱还努力从事增修国音字典工作,编成了十二大册稿本。

1928年秋,钱玄同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讲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等课程。同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授权他与黎锦熙筹备成立国语研究机构,他们拟订了一个计划书,将编纂国语大辞典、设立国语专修学校、广印国语罗马字和汉字注音符号读物等均列入计划。不久教育部聘钱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同时在北平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为纂著部第一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

1929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决定由钱玄同主持编纂《国音常用字汇》,到1932年编成出版,经教育部公布定为发音标准。该字汇共收一万二千余字,编选精当,卷首的长篇例言是钱精心撰写的切实之作。1933年大辞典的纂著开始,钱与黎锦熙分任总编纂,黎主字义和词类,钱主字形和字音。同年,他还写成《说文部首今读表》、《说文音符今读表》各两卷。

1934年,著名的语音学家刘半农、白涤洲先后病故,钱玄同很悲痛,在纪念文章里写了“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10]的俚语来自勉。当时钱玄同的身体已很虚弱,仍担负师大及北大的授课任务,又撰《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还准备编写《简体字谱》一书。在他看来,简体字有益于国语前途者甚多,此虽是治标的办法,然而却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11]。同年他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经国语统一筹委会通过并把编制简体字表的任务委托给他。1935年钱因病休假,但仍抱病赶编。第一批编了两千三百余字,最后教育部长仅圈定三百二十四字公布,还遭到当政的某些要人反对,竟下令暂缓推行。

同年国语统一筹委会裁撤,另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钱玄同仍是委员兼常委,但已没有固定经费,很快因时局关系便偃旗息鼓了。

除语音学外,钱玄同还注意搜集古今有关辨伪的著作。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古籍都只是可供参考的史料,“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12]。不仅辨伪书,更要辨伪事。从1921年起他就与顾颉刚等人通信讨论书史之真伪,取号“疑古”,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不仅疑子集诸书,而且疑“群经”,1931年发表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是他在经学方面的得意之作,曾被译成日文。

随着学术成就和名位的提高,钱玄同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曾受到他的老朋友鲁迅的讽劝与批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时,他的爱国情绪又从书斋中萌动起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即断绝与日人往来。1933年日军进一步侵占榆关、承德,更使他感到痛苦。1936年面对国难极端深重的局势,钱和北平各大学教授共同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何梅”等屈辱协定,并提出中日外交公开以及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及取消一切伪组织等项要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因病留平。他在病中完成了编校《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工作。钱是个知名人士,不能不为日寇所注意,有的朋友曾劝他及早离开北平,但终为病体所不许。钱曾多次表示决不任伪职,决不当汉奸。1938年,他复名钱夏,“夏”即非“夷”,意即不做日伪的顺民。他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至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去世。

包世臣

包世臣(1775-1855)清思想家、书法家。字慎伯，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属安吴，故人多称“包安吴”。生于清乾隆四十年，卒于清咸丰五年。少时家境贫寒。清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授江西新喻知县，被罢官。后到川、楚任事，不被见用，遂归，卧居金陵。

世臣精于书法，行草隶书，皆为世所贵。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好言兵家。先后为陶澍、裕谦、杨芳等幕僚时，多究心于农政、河工、漕运、盐政、货币、战守诸问题，并对清政府腐败屡有抨击。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把农、礼、刑、兵视爲“齐民四术”。主张发展农业，强调“天下之富在农”，认爲 “修法以劝农”，才能“使国富而主德尊”(《农政》《安吴四种》)。但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有所修正，提倡以农业为基础，使农工商三者都得到发展。他说：“夫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说储上篇前序》《安吴四种》)

在学术思想上，世臣称颂顾炎武一派，讲求实学，注重实地调查与经世致用，批评宋明理学之空谈义理与汉学之脱离实际; 也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观点，把兴利除弊作为学术的基本宗旨。他说：“好言利，似是鄙人一病，然所学大半在此。如节工费，裁陋规，兴屯田，尽地利，在皆言利也。即增公费以杜朘削之源，急荒政以集流亡之， 似非言利而其究则仍归于言利。鄙人见民生之朘削已甚，而国计亦日虚，其病皆由姦人之中饱。故生平所学，主于收姦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以期多助而止姦。”( 《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

在哲学上，世臣提出了矛盾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认为贫弱可以转化为富强，贫弱本身就是转化爲富强的条件。他说：“夫爲政有机。知其机者，能因败而爲功，转祸而爲福。夫劳民易爲仁，弊政易爲善。详观时势，兵弱、威屈、民贫、财绝，实富强之资也。”(《说储上篇前序》《安吴四种》)从矛盾转化的观点出发，他对中国的复兴充满信心。他说：“夫见目睫之效者，忘远大之图：守府史之说者，毁治安之器。苟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汉唐二宗必复见于今日也。”(同上)因此，他提倡树立远见卓识，反对悲观绝望，指出“论者常曰 ‘生齿日益，而地不加多，是以民必穷困’，非定论也”，认爲祇要国家的措施得当，就能扭转清朝弱贫的局面。在认识论上，除注重书本知识外，还重视实际经验的积累，主张 对船夫、车夫、樵夫、渔夫、罪隶、退卒、行脚、僧道等，都要不耻下问，即使偶然遇见他们，也要导之使言，言之使尽，用心听取。他自认爲他的生平学问，“有得于学者半，有得于问者半”。此外，在其军事思想中，世臣还主张“用力”，“得心”，“以佚道使，以生道杀，务在顺人情，爱民财，惜民力，以宣佈威德而已”(《两渊缘起》《安吴四种》)，继承了占代儒家的一些民本观念和德政思想。著作总集名爲 《安吴四种》。

王念孙

王念孙（1744年4月25日—1832年2月25日）,字怀祖,号石臞,一作石渠,清扬州高邮人。

父安国,乾隆间官至吏部尚书,参修《大清通礼》。子引之,能弘家学。念孙性颖异,四岁读《尚书》,八岁能属文,十岁读《十三经》毕,有神童之目。十三岁从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得其旨奥。明年父卒,回里受业于夏廷芝。廷芝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曾官侍讲,多才博学,于念孙勤心训迪,期许甚高。乾隆三十年(1765),弘历帝第四次南巡,念孙以大臣子迎銮,献文册,赐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历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时四库馆开,非翰林而与纂者凡8人,念孙与本郡程晋芳、任大椿俱入其选,士林传为佳话。嘉庆九年(1804)官山东运河道,十三年改永定河道。十五年,永定河水暴溢,念孙引咎乞罪,允致仕。居京师旃檀寺第,潜心著述。道光五年(1825),重赴鹿鸣宴。十二年(1832)卒,年八十九。

念孙宦绩称最者,为弹劾和珅事。和珅久在中书,深得乾隆宠信,贪腐无状,权倾一时。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驾崩,颙琰帝亲政,念孙首劾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诏令大臣会审,宣示其二十罪状。仅贪腐一项,据《清史稿》载:和珅“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群臣皆言当以大逆论处,颙琰帝念其尝任首辅,不忍行刑于市,乃赐其自尽。议者以为和珅位为首辅,作法自盗,犹自标举清廉,侈谈公义,巧言辞以自媚于众,待世人识其奸而悉其贪,则愤欲啖其肉而寝其皮,诚可谓天怒人怨,报应不爽也。当是时,石臞公凝正气,顺民意,锐言词,弹章一上而巨猾除,亦可以为不朽矣。

念孙为训诂大家,一代文宗,在扬州学人中,以治学博大精深蜚声宇内。尝语子引之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以为曹宪注《广雅》(宪避杨广讳改名《博雅》,后仍名《广雅》)所传本即有舛误,而《音义》多据误字作音,则去本义益远。遂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殚精竭虑,勘校不辍。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秋,至六十年(1795)冬,历时七年有奇,撰《广雅疏证》10卷(王公自谓费时十年,举其成数也)。是书校曹本之误,勘补无遗,合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最后1卷,子引之尝习其义,乃仿《谷梁传集解》子弟列名之例,亦存其说。《清史列传》谓:“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借张楫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楫所未知,乃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段玉裁序其书曰:“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继《广雅疏证》之后,念孙又倾半生心力,周览经、史、子、集。治经之所得,多见于其子引之《经义述闻》中。而于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则以札记之体,成《读书杂志》82卷《余编》2卷。子目为《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杂志并《汉隶拾遗》。《余编》乃其子引之于其遗稿中整理而出,上卷为《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杂志,下卷为《楚辞》及《文选》杂志。念孙就以上诸书之文字讹误、音训异同、句读错乱及写校之妄改,皆博引群书,逐一辨正。其精采之处,每与出土之竹帛或新见善本相印合。如《史记·夏本纪》:“天下于太平治。”念孙按曰:“‘太’当作‘大’,‘大’、‘太’字相近。后人又习闻天下太平之语,故‘大’误为‘太’耳。《群书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所言极是,今日本高山寺藏《史记·夏本纪》即作“大平治”。又如《战国策·赵策》:“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念孙以为:“此《策》及《赵世家》皆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今本‘龙言’二字误为‘詟’耳。”又据隶书形体,指认“揖”当为“胥”。而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之出土帛书,正作“触龙言”,“揖”也正作“胥”。两相印证,可谓精审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阮元称其所传之学,“海内无匹”。徐世昌谓其“衷众说而求一是,在国朝诸大师中自立一家”,“其所撰述,沾溉百年不尽”。

念孙曾与纂《河源纪略》35卷首1卷,又著《导河议》上下篇。著述存世者尚有:《群经字类》2卷、《说文解字校勘记》1卷、《说文解字校勘记残稿》1卷、《说文段注签记》1卷、《刊正说文谐声补逸》不分卷、《重刊字典考正》12卷、《经韵》不分卷、《古韵谱》2卷、《说文谐声谱》1卷、《释大》1卷、《方言疏证补》1卷、《王光禄遗文集》6卷、《丁亥诗抄》1卷。稿本有《尔雅杂纂》、《尔雅分韵》、《方言广雅小尔雅分韵》、《谐声谱》四种。另校勘古人、时人书数十种,不具录。

尹文

尹文（约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80年）又称尹文子，战国时期思想家，齐国人，宋尹学派的著名代表之一，曾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稷下学宫。《汉书·艺文志》把他列为名家并录有《尹文子》，他的思想散存在《汉志》、《吕氏春秋》、《荀子》、《庄子》、《说苑》、《孔丛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著作中。《庄子·天下篇》最为概括地记述了其学术思想大要。《吕氏春秋》记尹文与齐湣王论“士”，涉及“士”的标准问题，认为“见侮而不斗”，又《庄子·天下篇》说他“见侮不辱，救民之计，禁攻寝兵，救也之战”，主张息兵救民，近平与墨子同宗，而《说苑·君道篇》记尹文子与齐宣五论人君之事，认为“无为而能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又近于道家之说，可见尹文及其宋尹学派的思想揉合了儒、墨、道等各家学说，但主要“持论在墨家道家之间”(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尹文认为“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庄子·天下篇》)，主张兼爱天下。他认为应该“情欲寡之以为王”(同上)，又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同上)，把道家的清静无为、清心寡欲看作人生的最主要内容。他还崇尚节俭，“五升之饭足矣”(同上)。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同上)，就是说要正确地认识事物，获得真知，就必须首先去掉自己知识的局限性，除掉主观偏见。尹文很强调正名审分，他认为“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篇》)《尹文子》还说“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对后世的形名观有一定的影响。

陈继儒

陈继儒（1558年12月14日-1639年10月16日），明代诗文作家，书画家。字仲醇，号眉公，一号麋公。华亭(上海松江)人。少为高材生，与董其昌、王衡齐名。21岁补诸生，28岁弃去，取儒衣冠焚弃之。他重然诺，饶智略，退隐于小昆山，但结交十分广泛。对于达官贵人，不显清高，乐与往还。对于穷困儒生，也不嫌弃，尽心资助。人称他为“山中宰相”，影响极大，他编著甚丰，著有《晚香堂小品》24卷。《白石樵真稿》24卷、重订的《陈眉公全集》60卷、《眉公杂著》48卷、《古今诗话》8卷、散曲集《清明曲》1卷。编有《宝颜堂秘笈》457卷、《古文品外录》34卷、《秦汉文脍》5卷、《古逸民传》22卷、《古论大观》40卷、《文奇豹斑》12卷、《国朝名公诗选》12卷、《乐府先存》3卷等。

他的散文创作，题材驳杂，内容广泛，世俗化、情趣化的倾向较为明显。他谈茶，认为它能给人以“幽韵如云”的情趣。他谈酒，提倡微醺：“予不饮酒，即饮未能胜一蕉叶，然颇谙酒中风味。大约太醉近昏，太醒近敬。”只有“梦觉半颠，不颠亦半，此真酒徒也”。他谈奇女子，要求人们“无以六经解嘲”。他谈园林，注意“荒坡遗迹”。他谈人生的种种体验，有情，也有豪，有奇，也有素，可谓丰富多彩。散文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面貌，有的写得简朴，有的写得艳丽，有的写得空灵。他的散文创作正是晚明文化具有市民化特征的必然反映。

他善诗，诗也重在表现情趣，如《花朝》就充分体现这个特点：“美满春眠起较迟，五更常失圮桥期。愁添白发餐云母，戏写青山付雪儿。暖玉棋消千日酒，冷金笺写百花诗。近来学得长生诀， 一味卖呆兼卖痴。”他编的不少书也重情趣。

曹丕

曹丕（187年－226年6月29日）即魏文帝。 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毫县) 人。曹操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6岁知射，8岁能属文。 少诵诗论，博通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又善骑射，好击剑。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220)嗣曹操位为丞相、魏王，接着取汉自立，改元黄初，国号魏，都洛阳。他效法汉文帝施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立“九品中正法”，并两次亲征孙吴，不果而还。黄初七年(226)病卒。

曹丕青年时代在邺下文人集团中度过，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刘勰说他：“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文心雕龙·时序》)，道出了他的重要地位。“建安七子”都是他的文学好友，同他一起“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甚相契合。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都对建安文学有较大影响。

曹丕的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典论·论文》当中。他针对视文学创作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传统观念，光扬“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强调文学创作要体现作者的个性，抒发作者的感情，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建安文学干预现实，突出抒情的主导倾向和基本特征。他还批评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陋习，逐个品评“建安七子”的得失，首开文学批评的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和批评，都有较大影响。

曹丕诗歌今存约40首，其创作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多以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尤其擅长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思妇的情愫。如《清河作》写对深挚爱情的向往，《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的痛苦，《杂诗》写游子思乡，《燕歌行》写思妇怀人，率皆细腻委婉、凄婉动人。而那些描写优游宴乐、诗酒流连的作品，如《芙蓉池作》、《夏日诗》等，倒显得极为一般。二是形式多样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无所不有。尤以五言和七言成就较高。《燕歌行》是中国诗史上最早出现的完整、成熟的七言诗，历来受到重视。总起来看，曹丕诗歌受汉乐府民歌影响较深，语言朴素，风格清绮，颇具民歌风味。

《隋书·经籍志》著录曹丕有文集23卷，《典论》5卷，《列异传》3卷等，皆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魏文帝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近人黄节有《魏武魏文帝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曹丕诗歌的最完整的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