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于陛

陈于陛（1536年－1596年），明神宗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西汉时期，有一个叫韦贤的人，原是一名小官吏，后来官至丞相。好象是命运的安排，韦贤的儿子韦玄成从小喜欢读书，后来做官也做到了丞相的位置。这在西汉时被传为美谈。历史的长河流淌了1500多年后，到了明朝，又出现了父子两人先后做宰辅的人家，这就是终明一世仅有的一家——南充陈于陛和他的父亲陈以勤。父子两人都以正直闻名，而且名垂青史。

陈于陛，字元忠。出身于名门仕宦的家庭。祖籍四川南充。他的父亲陈以勤，字逸甫，隆庆元年(1567)出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是一个才力过人的正直大臣。但在当时党派互相倾轧中，无法施展才华，于隆庆四年(1570)以年老有病为由去官罢职。陈于陛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父亲的刻苦勤学、正直无私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他很想像他的父亲那样有一番成就，为世人所景仰。所以陈于陛从小就跟父亲修习国家政事及历代的典章制度。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选进庶吉士，授编修。从此踏上了为官报效朝廷的道路。

万历初年，陈于陛参与修纂世宗和穆宗两朝实录。在这期间，他更加注意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分析，他看到明以前的历代朝廷都曾经修过国史，只明朝没有，便上疏说：“我研究历代史官修史的成法，大都有本纪、年表、志、列传，只有如此，才可称之为正史。宋朝离我朝比较近，有一些制度还可以考察到，比如宋真宗祥符年间，王旦等人就修撰了太祖、太宗两朝正史;宋仁宗天圣年间，吕夷简等人又增修真宗朝正史，合称‘三朝国史’。这是本朝君臣自己修纂本朝正史的明证。我大明朝的史籍，只有先朝实录，却没有正史，而朝野人士编写的史书却不下数百种。倘若不及时网罗，随着岁月的流逝，卷帙散脱，日久渐稀，再写正史便缺乏根据。若想成信史就更是不可能了。希望陛下立即下诏令，设局编写正史，使我朝的经制典章都得以保存下来，这才是光照天地的伟业，是万世传颂不朽的大事啊！”在陈于陛的倡议下，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神宗下令分类编纂，以陈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以阁臣为总裁。并提出历朝实录，供修“国史”。但由于万历朝政治的混乱，加上不久陈于陛即亡故，所以陈于陛修国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而且有明一代，官方修史终不及前代，没有巨著，也没有独创的作品。

万历二十二年夏，首辅王锡爵去官归乡，神宗诏令廷推阁臣，并嘱咐廷推之时不要受资历、品秩的拘泥。吏部尚书陈有年等人便根据神宗的旨意推举了大学士王家屏、原礼部尚书沈鲤、礼部尚书沈一贯、吏部侍郎郑以以及非翰林出身的原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和仅是四品官的少詹事冯琦。但神宗对这些推举甚为不满。王家屏曾因争国本之事离职，神宗说：“以前的辅臣不应该轻易地再次起用。”孙丕扬为左都御史，神宗又说：“朕曾经说过不要推都御史，为什么偏偏又推举孙丕扬。”总之一句话是不满意，真是皇口难调。最后，神宗命礼部尚书陈于陛、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陈于陛进入内阁之时，内阁有四人，即赵志皋、张位、沈一贯和陈于陛，四人相处平安，无矛盾。但当时的神宗已开始日益脱离群臣。大臣们的上疏若不合神宗的心意便一概留中，不予理睬。从万历十八年(1590)起，神宗便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在这种情况下，君臣之间的隔阂很深。陈于陛自入阁以后，一心要唤醒昏庸的明神宗，改革朝政。他上疏劝神宗要亲近大臣、录用贤才，奖励外吏，核实边境军饷，积储将才，选择边吏。最后，陈于陛又痛切地说：“先朝肃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精明过人，但嘉靖末年，朝中贪黩成风，且边疆多事，北部烽烟连年不断，南部也时时传出警号。这一切都是由于肃皇帝晚年怠政的缘故。今天，若陛下不赶快更新朝政，改革吏治，后果将不堪预料！”此疏言词极为恳切。明神宗看后有所触动，但他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重振朝政，尽管这样做并非难事。

在中国的历史上，言官谏诤的风气对于维护封建的统治，纠正皇上的过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明神宗统治时期，神宗却十分讨厌官吏议论国政，他曾经明确规定，只允许有言责的科道官议论国政，其他官吏不许随便言事，各部司属上言，要先经堂官批准，尚未正式授官的“办事进士”更不许随便上奏，倘若违背规定，就会被视为超越职权，将受到严厉处罚。科道官虽被允许议论国事，但也必须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否则违忤了皇帝，也会受到斥责。陈于陛在内阁期间，明神宗这种厌烦臣下上言的专制作风尤为突出，典型的例子就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至二十四年(1596)春发生的神宗斥逐科道官的事件。

万历二十三年冬，兵部考察军政(明代武官的考察称军政)之时，明神宗借口其中的副千户，不应该擅自定为四品，从而责怪军政失察，部臣徇私，兵科又不纠劾，一时之间，几下圣旨处罚言官。当时东厂太监张诚在神宗面前失宠，他的家奴锦衣副干户霍文炳升迁为指挥签事。对于此事，兵部大臣本已事先告诉过神宗，但明神宗正想寻找机会责怪言官，便将此事定为有罪。即便如此，神宗的怒火似乎有增无减，不久他又迁怒于两京科道，以科道官员个个缄默，不发表意见为由，命掌印者尽数贬官三级，于是又有十九人被贬，其余的也都停俸一年。这一次在天子盛怒之下，先后被贬斥的言官达三十余人。举朝震骇。大学士陈于陛和同官赵志皋、沈一贯以及九卿官员都纷纷上疏救助。陈于陛自己又单独上疏请求皇上大开皇恩，原谅臣属。明神宗不但不听，反而怨恨起陈于陛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上疏，在一种“看看到底谁说了算”的心理支配下，又一次贬谪诸言官。孙丕扬等人抗疏直言进谏，更是把神宗气得不亦乐乎，遂下令尽除其名为民。此次事情令许多大臣心惊，御史马经纶上疏直言：“国君受命于天和人臣受命于君是一个道理。言官本来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天子一旦震怒，以失职论罪，无一人敢抗命不从。天子若失人心，必然拂逆天意，万一上天震怒，以陛下的不郊祀、不朝讲、不惜才、不贱货而追咎人君的失职，必将降大灾，不知陛下能抗天命吗?既然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陛下为什么就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为社稷着想呢?”真正是痛快淋漓。这件事使陈于陛终于看清了明神宗的不可救药，而对朝政彻底灰心。

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乾清、坤宁两宫失火，陈于陛心急如焚地请求面奏。疏是递上了，却迟迟见不到神宗，也听不到任何回音。一心报国的陈于陛断没想到神宗竟然懒散、昏庸到如此地步，在极度失望的情绪下，他上疏乞求罢官，没有得到允许。在以后的日子里，陈于陛忧形于色，终日望日影而叹息，认为国家已不能补救了。这年冬天，陈于陛病重，十二月，与世长辞。死后赠少保，谥文宪。陈于陛的忧虑十分有道理，大明朝就是在终日昏噩、贪财好货的明神宗手中，彻底地陷入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