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

塞缪尔·G·W·本杰明（Samuel Greene Wheeler "S.G.W." Benjamin，1837年2月13日－1914年7月19日）是一位美国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外交官。

他的父母是希腊的美国传教士。他出生在希腊的阿尔戈斯，但后来在美国接受教育，1859年获得威廉姆斯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

本杰明在担任部长之前，曾被任命为驻波斯代办，但并未上任。1883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波斯（今伊朗）的第一任公使。抵达港口城市拉什特时，本杰明和他的家人受到了礼炮、盛宴和许多礼物的欢迎。然而，在省长官邸，本杰明收到消息说，国王将离开德黑兰去度假，没有国王的陪同，外国使节不得进入德黑兰。本杰明在两天内走了200英里，在近千名皇家卫队的护送下抵达德黑兰城门。终于见到波斯君主后，本杰明宣读了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的演讲。

尽管身处首都，本杰明仍然无家可归。在1882年，国务院只批准了5000美元的工资，外加3000美元的差旅费。除了微薄的工资外，国务院没有为新的美国公使馆购买办公场所。本杰明因缺乏提供给他的东西而烦恼，他暴躁和夸夸其谈的个性经常使外交成为他和其他欧洲外交官之间的竞争。事实上，在他抵达德黑兰的第一天，本杰明就买了一根100英尺的旗杆，以便最自豪地悬挂美国国旗。

尽管他与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充满争议，但本杰明非常关心并深深尊重他的波斯东道主、文化和宗教。他致力于建立友好的美波关系，部分动机也是为了制衡欧洲在波斯的控制。

本杰明见证了欧洲在波斯投资的巨大成功，并鼓励美国也进行投资，但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企业必须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承担所有风险。1885年，随着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当选，本杰明离开了他在德黑兰的职位。1886年，他写了一本名为《波斯和波斯人》的畅销书，这是第一本面向美国大众的关于波斯文化的书籍。他也是第一个起草美国驻波斯使馆外交法规的人。

作为一名记者，本杰明曾担任《艺术杂志》的美国艺术编辑，并在《伦敦画报》上报道了克里米亚战争。他也是一名海洋画家和插画家。

本杰明写过关于波斯、希腊、土耳其以及美国和欧洲艺术的诗歌和书籍。在他的自传《自由射手的生活和冒险》中，本杰明评论了他与纽约艺术家的友谊，包括威廉·霍尔布鲁克·比尔德、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桑福德·R·吉福德和劳特·汤普森。本杰明于1914年在佛蒙特州伯灵顿去世，享年77岁。

彭家煌

彭家煌（1898年4月1日-1933年9月4日），现代作家。又名介黄,字蕴生,别字韫松。湖南湘阴县人。1919年毕业于长沙省立第一师范,不久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补习学校任职,曾在北京大学旁听。后入上海国语专修学校进修,一年后入中华书局工作,参加编辑《小朋友》杂志。1925年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先后助编《教育杂志》、《儿童世界》。1926年在《晨报》副刊发表成名作《Dismeryer先生》。192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怂恿》(开明书店)。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其作品多取材于贫困、闭塞的农村生活,反映市民知识分子的弱点,描写细腻,饱含温馨,笔端时露揶揄幽默,为当时众目所瞩的青年作家。1931年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为《红旗日报》助编及通讯员。之后所写的《垃圾》、《喜讯》等作品,表现了明显的革命倾向。同年夏天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即出狱。“一二八”事件时去宁波,为《民国日报》编副刊,又在民强中学教书。年底返回上海,加入叶紫、陈企霞等组织的无名文艺社。一生著作尚有短篇小说集《茶杯里的风波》、《管他呢》、《平淡的事》、《寒夜》、《厄运》、《落花曲》、《出路》及书信体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文化大革命”后出版有《彭家煌小说选》。

欧文·华莱士

欧文·华莱士（英语：Irving Wallace，1916年3月19日－1990年6月29日），美国作家。华莱士十几岁时开始向杂志销售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莱士在福克斯堡的弗兰克卡普拉单位和西奥多·苏斯·盖塞尔一起服务，并继续为杂志撰稿。他还曾在陆军第一电影部门任职。然而，华莱士转成为好莱坞编剧。他制作了诸如西点故事（1950年），斯蒂芬二世（1953年），在展览会上见面（1953年）和大马戏团（1959年）等电影。他还为西部电视节目《Have Gun - Will Travel》贡献了三个剧本。

1959年，华莱士出版第一部非小说作品“The Fabulous Originals”和第一部小说“菲利普·弗莱明的罪孽”。后者被评论家所忽视，随后是极大成功的《查普曼报告》。华莱士一生中出版了33本书，翻译成31种语言。

欧文·华莱士与前杂志作家兼编辑西尔维亚·华莱士结婚。西尔维亚·华莱士第一部小说“喷泉”是美国畅销书，出版了12部外语版。她的第二部小说“皇后”于1980年出版。她还帮助他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一起制作了“名单”和“名人的亲密性生活”。

西尔维亚·华莱士于2006年10月20日去世，享年89岁。

华莱士的几本书已被制作成电影，最著名的书籍包括查普曼报告（1960年），The Prize（1962年），The Word（1972年）和粉丝俱乐部（1974年）。

1990年6月29日，华莱士死于胰腺癌，埋葬于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希尔赛德纪念公墓。

陈傅良

陈傅良（1137—1203）南宋哲学家。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召为太学录。后判福州、知桂阳军。历提举刑湖南路常平茶盐事、转运判官、两浙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秘书少监、起居郎、中书舍人，兼直学侍院，同国史院修撰。官至宝谟阁待制。卒于家，谥文节。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归敬。曾问学于薛季宣，郑伯熊、吕祖谦、张栻，而以得季宣之学为多。深受其事功之学的影响，进一步发挥了“实事实理”的思想，为学重“经世致用”。潜心研究历史文献，解剖《周官》、《左史》，“变通当世之治”。尤笃信“六经之学，竞业为本”。从学者益盛，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学派。他极力宣扬孔孟之道，认为孔、孟在世虽不得其用，但他们以“立言”而传于后世，尽到了“圣贤之责”(《止斋文集》卷二十八)。并希望现实的统治者应以前圣前贤为榜样，“以天下为己任”。还把“三纲五常”视为永恒的、“无绝灭之理”(同上)。在王霸问题上与陈亮有过讨论，把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归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同上书，卷三十六)，对后世影响极大。但他在此问题上与朱熹思想基本一致。其学终以“通知成败，谙练掌故”为长，而不专于坐谈心性。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实而后已。”(《四库全书·止斋集·提要》)虽与讲学者游，而不涉植党之私，曲相附和，亦不涉争名之列，显立异同。在宋儒之中可谓“笃实”。其文“多切于实用”(同上)，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亦无南宋末流“冗沓腐滥之气”(同上)，言皆有本。然为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宋元学案·止斋学案》黄百家案语)韩侂说其论“心术不正”，宁宗斥为“无作聪明乱旧章”(同上书，附录)。吕祖谦却极为欣赏，认为其“议论简径，无向来崎岖周遮气象，甚可喜也”，夸其最长处在于“一切放下如初学人，正未易量”(同上)。他是永嘉学派发展到与二程之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的一员“巨擘”。著有《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毛诗解诂》、《建隆编》、《读书谱》、《西汉史钞》、《止斋文集》等。

李炳南

李炳南（1889～1986），山东济南人。名艳，字炳南，号雪庐。为衍圣公孔奉祀官府秘书长。初学唯识于梅光羲，于禅、净、密等，皆曾修习，后归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此外，亦精中医。抗日期间，氏随孔奉祀官德成于重庆，并助太虚大师弘法。大陆沦陷后，卜居台中。除仍任职孔奉祀官府外，并兼任中国医药学院及中兴大学教授，业余则致力于佛法之弘扬。于台中讲经说法数十年，以‘李老师’之名著称于台湾佛教界。先后创办台中佛教莲社、菩提树杂志社、慈光图书馆、慈光育幼院、菩提医院、菩提救济院等弘法及慈善机构。此外，所办大专佛学讲座亦接引甚多大专学生进入佛门。氏为人方正严谨，学行兼摄儒佛二家之精义，故为时人所敬重。民国七十五年四月十三日逝世，享年九十八。著有雪庐诗文集、佛学问答、阿弥陀经义蕴、佛学常识课本等行世。并作佛教歌曲数十首。

罗伯特·福琼

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年9月16日-1880年4月13日）这位英国植物学家传奇人生的背后，是19世纪殖民掠夺史的鲜活注脚。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富争议的植物猎人，他精湛的园艺成就始终与中国茶业被掠夺的伤痛紧密相连。

1843年，在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派遣下，福钧以非法手段潜入中国。通过乔装改扮、操着生硬的方言，他突破清廷禁令深入内陆，用当时最先进的"华德箱"技术将包括金桔、菊花等百余种珍稀植物偷运出境。这种以科学考察为名的盗窃行为，使中国大量植物基因资源流失海外。

福钧职业生涯最黑暗的篇章始于1848年。受东印度公司指使，他伪装成清朝官员，潜入徽州、福建等茶叶核心产区，系统窃取茶树苗种2万株、茶籽1.7万颗，更通过贿赂当地茶工套取全套制茶工艺。这些被盗取的资源被移植至印度阿萨姆邦，直接导致中国持续千年的茶叶贸易垄断地位崩塌。

历史数据显示，在英国殖民印度发展茶业后，中国茶叶出口量从1886年的13.4万吨骤降至1918年的3万吨，茶农数百万人生计遭受毁灭性打击。福钧在自传《中国茶乡行记》中洋洋自得的"功绩"，实则是赤裸裸的经济侵略。他培育的"阿萨姆红茶"至今仍在国际市场挤压中国茶业空间，这段殖民掠夺史留下的创痕仍未完全愈合。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被西方誉为"植物学先驱"的盗猎者，其姓名被冠以棕榈树（Trachycarpus fortunei）、杜鹃花（Rhododendron fortunei）等中国原生植物，成为殖民时代知识霸权的典型符号。2002年英国纪录片《茶叶大盗》的命名，恰是历史对这段掠夺史的最好注脚。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福钧的"成就"本质是西方殖民者利用科技优势进行资源掠夺的缩影。那些装点英伦花园的中国奇花异草，每一株都铭刻着被掠夺的伤痛记忆。这段历史警示我们：生物资源主权保护与科技伦理建设，永远是文明对话不可逾越的底线。

阳翰笙

阳翰笙（1902年11月7日—1993年6月7日） ，原名欧阳本义，出生于四川省高县，中国内地作家、编剧。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1928年，发表了个人第一篇小说《马林英》 。1933年，阳翰笙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这是阳翰笙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 。1937年，为新华电影公司编写电影剧本《塞上风云》 。1941年，创作6幕古装话剧《天国春秋》 。1947年，将张乐平的连续漫画《三毛》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毛流浪记》 。1958年，发表四幕话剧《三人行》 。1963年，担任剧情电影《北国江南》的编剧。1964年，中国文化部举行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三人行》获得创作奖 。1966年，阳翰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判斗争 。1977年，编写电影剧本《赣南游击赞歌》 。1984年，发表文章《阳翰笙日记片段》 。1986年，发表影事回忆录《泥泞中的战斗》 。1991年，发表回忆录《李硕勋牺牲前后》 。 1993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

钱玄同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浙江湖州归安(今吴兴)人,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其父钱振常是位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任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

钱玄同六岁入塾,初读经、史、文学诸书。到1901年因得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佩服刘氏之说,遂信公羊而疑左传。稍后,由于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刊物的影响,政治上曾一度赞同过保皇派的主张。1903年冬,钱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1904年又读了章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以及其他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政治思想上发生变化,渐有排满反清意识,并毅然剪掉发辫,表示“义不帝清”[1]。当时他还与友人合办《湖州白话报》,不再用光绪年号,只书“甲辰”字样。

同年,钱玄同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一文中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继壮(字献廷)造新字的学说,引起了兴趣,于是便矢志作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改号“掇献”,表示要“掇拾刘献廷之坠绪”[2]。

1906年其兄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去日本,旋入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其时章太炎在东京任《民报》主笔,钱曾往谒,并于翌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会,钱与鲁迅、龚宝铨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治声音训诂之学”[3],钱受章太炎在古文经学上的某些影响,此外还颇留意于“章草”的研究。

1910年,钱玄同回国,先后在浙江嘉兴、海宁、湖州等中学任国文教员。翌年曾谒崔适,认崔为师,读崔的《史记探源》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书,遂背章氏古文经学说而宗经今文学家言。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钱又打破“家法”对经今古文均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一度觉得推翻清朝的统治即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回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并参照《礼记》、《书仪》、《家礼》等古籍,写了《深衣冠服说》。时沈钧儒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聘钱为教育司科员、视学。1912年3月,他穿戴着深衣玄冠到司办公,意在提倡,但无人效法,且被传为笑料。

1913年,钱恂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钱玄同也随兄到了北京,担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国文教员。1916年起改任高师和北大教授,与鲁迅、周作人等人常相往还。

1917年,陈独秀、胡适发起文学革新,钱玄同很快表示赞成,积极加入了这一革新的行列。同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应用文亟宜改良》的信,除阐明改革应用文的理由外,还提出了改革大纲十三事。在此前后,钱写了不少文章、随感录和通信鼓吹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建议采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改横排加西式标点符号等,并希望《新青年》及其撰稿人做除旧布新的示范,对“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4]。

1918年,钱玄同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轮流编辑之一曾邀鲁迅投稿,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钱的推动之下写作发表的。此外,钱玄同还与刘半农合演双簧信,即先由他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从反面说出守旧派的各种谬论,然后再由刘从正面逐条进行驳斥,特别点名批判了守旧的林纾。林大骂钱等人“伤天害理”,并在其毁谤性小说《荆生》中,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百般加以丑化;而鲁迅则热情称赞钱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5]。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的言行是颇激进的,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事可以不改革。他多次批驳保存国粹和灵学等谬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他首先提出的,并称这两种文妖“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6]。钱更反对孔教,拥护捣毁孔家店的主张。1919年2月,他在写给SF的信中说“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要人们“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刑政、历史、文学弃如土苴”[7]。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钱先是站在前面热烈欢迎;但运动过后,他便逐渐退回书斋专搞语音文字等学问了。

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加入了国语研究会,成为国语运动初期的活动分子之一。1918年首次在北大讲授音韵学,编有音韵学讲义,后以《文字学音篇》印行。他教授此课达二十年,对语音声韵颇有研究,但专著不多。同年钱曾参与审定《国音字典》,又与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创编国语课本,字旁加注音符号,供北京孔德学校小学一年级用。当时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多是宣传国语的,尤重视注音符号问题,曾陆续写了《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等文章,对注音符号的改进与推广提供了不少意见。

1919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钱玄同任委员兼常驻干事。曾与刘半农等人提出“统一国语进行方法”案,主张改国文为国语和编纂辞典等,得该会第一次大会通过。1920年国语讲习所开课,他主讲国音沿革,并有《国音沿革六讲》一书排印。

钱玄同十分重视汉字改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提倡世界语,希望废汉字用世界语来替代,说这是灭孔学与道教妖言,使中华民族成为20世纪文明民族的根本解决之道。但很快觉得这个理想太高不易达到,逐渐转向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2年,钱玄同经与黎锦熙等人商议,决定把他们准备推行的新文字叫做国语罗马字,并发刊“汉字改革号”[8],以促进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展。为此,钱精心撰写了一篇题为《汉字革命!》的长文,系统论证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着重强调汉字革命必须“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不仅使用注音符号,而且应进一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9]。他曾拟定两种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仍任教授,同时继续参加国语工作。这年召开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和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他为该两会的成员之一。他又提出增修新式标点符号的意见书,建议增加隔号、音界号、略字号和连字号等符号。1925年,章士钊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后,又在小学恢复读经,并将《甲寅》杂志复刊,宣称不收白话文,复古逆流再次抬头。钱很有打“章老虎”的勇气,与黎锦熙一起在《京报》附设之《国语》周刊上对《甲寅》作战,反对古文,积极维护国语运动。

同年9月,刘半农由欧洲回国,发起语音学者团体“数人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参加,经过一年时间,开会二十多次,合各家意见,排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草案,以国语统一筹备会名义于1926年11月公布。同时钱还努力从事增修国音字典工作,编成了十二大册稿本。

1928年秋,钱玄同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讲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等课程。同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授权他与黎锦熙筹备成立国语研究机构,他们拟订了一个计划书,将编纂国语大辞典、设立国语专修学校、广印国语罗马字和汉字注音符号读物等均列入计划。不久教育部聘钱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同时在北平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为纂著部第一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

1929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决定由钱玄同主持编纂《国音常用字汇》,到1932年编成出版,经教育部公布定为发音标准。该字汇共收一万二千余字,编选精当,卷首的长篇例言是钱精心撰写的切实之作。1933年大辞典的纂著开始,钱与黎锦熙分任总编纂,黎主字义和词类,钱主字形和字音。同年,他还写成《说文部首今读表》、《说文音符今读表》各两卷。

1934年,著名的语音学家刘半农、白涤洲先后病故,钱玄同很悲痛,在纪念文章里写了“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10]的俚语来自勉。当时钱玄同的身体已很虚弱,仍担负师大及北大的授课任务,又撰《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还准备编写《简体字谱》一书。在他看来,简体字有益于国语前途者甚多,此虽是治标的办法,然而却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11]。同年他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经国语统一筹委会通过并把编制简体字表的任务委托给他。1935年钱因病休假,但仍抱病赶编。第一批编了两千三百余字,最后教育部长仅圈定三百二十四字公布,还遭到当政的某些要人反对,竟下令暂缓推行。

同年国语统一筹委会裁撤,另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钱玄同仍是委员兼常委,但已没有固定经费,很快因时局关系便偃旗息鼓了。

除语音学外,钱玄同还注意搜集古今有关辨伪的著作。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古籍都只是可供参考的史料,“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12]。不仅辨伪书,更要辨伪事。从1921年起他就与顾颉刚等人通信讨论书史之真伪,取号“疑古”,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不仅疑子集诸书,而且疑“群经”,1931年发表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是他在经学方面的得意之作,曾被译成日文。

随着学术成就和名位的提高,钱玄同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曾受到他的老朋友鲁迅的讽劝与批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时,他的爱国情绪又从书斋中萌动起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即断绝与日人往来。1933年日军进一步侵占榆关、承德,更使他感到痛苦。1936年面对国难极端深重的局势,钱和北平各大学教授共同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何梅”等屈辱协定,并提出中日外交公开以及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及取消一切伪组织等项要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因病留平。他在病中完成了编校《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工作。钱是个知名人士,不能不为日寇所注意,有的朋友曾劝他及早离开北平,但终为病体所不许。钱曾多次表示决不任伪职,决不当汉奸。1938年,他复名钱夏,“夏”即非“夷”,意即不做日伪的顺民。他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至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去世。

包世臣

包世臣(1775-1855)清思想家、书法家。字慎伯，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属安吴，故人多称“包安吴”。生于清乾隆四十年，卒于清咸丰五年。少时家境贫寒。清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授江西新喻知县，被罢官。后到川、楚任事，不被见用，遂归，卧居金陵。

世臣精于书法，行草隶书，皆为世所贵。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好言兵家。先后为陶澍、裕谦、杨芳等幕僚时，多究心于农政、河工、漕运、盐政、货币、战守诸问题，并对清政府腐败屡有抨击。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把农、礼、刑、兵视爲“齐民四术”。主张发展农业，强调“天下之富在农”，认爲 “修法以劝农”，才能“使国富而主德尊”(《农政》《安吴四种》)。但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有所修正，提倡以农业为基础，使农工商三者都得到发展。他说：“夫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说储上篇前序》《安吴四种》)

在学术思想上，世臣称颂顾炎武一派，讲求实学，注重实地调查与经世致用，批评宋明理学之空谈义理与汉学之脱离实际; 也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观点，把兴利除弊作为学术的基本宗旨。他说：“好言利，似是鄙人一病，然所学大半在此。如节工费，裁陋规，兴屯田，尽地利，在皆言利也。即增公费以杜朘削之源，急荒政以集流亡之， 似非言利而其究则仍归于言利。鄙人见民生之朘削已甚，而国计亦日虚，其病皆由姦人之中饱。故生平所学，主于收姦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以期多助而止姦。”( 《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

在哲学上，世臣提出了矛盾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认为贫弱可以转化为富强，贫弱本身就是转化爲富强的条件。他说：“夫爲政有机。知其机者，能因败而爲功，转祸而爲福。夫劳民易爲仁，弊政易爲善。详观时势，兵弱、威屈、民贫、财绝，实富强之资也。”(《说储上篇前序》《安吴四种》)从矛盾转化的观点出发，他对中国的复兴充满信心。他说：“夫见目睫之效者，忘远大之图：守府史之说者，毁治安之器。苟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汉唐二宗必复见于今日也。”(同上)因此，他提倡树立远见卓识，反对悲观绝望，指出“论者常曰 ‘生齿日益，而地不加多，是以民必穷困’，非定论也”，认爲祇要国家的措施得当，就能扭转清朝弱贫的局面。在认识论上，除注重书本知识外，还重视实际经验的积累，主张 对船夫、车夫、樵夫、渔夫、罪隶、退卒、行脚、僧道等，都要不耻下问，即使偶然遇见他们，也要导之使言，言之使尽，用心听取。他自认爲他的生平学问，“有得于学者半，有得于问者半”。此外，在其军事思想中，世臣还主张“用力”，“得心”，“以佚道使，以生道杀，务在顺人情，爱民财，惜民力，以宣佈威德而已”(《两渊缘起》《安吴四种》)，继承了占代儒家的一些民本观念和德政思想。著作总集名爲 《安吴四种》。

王念孙

王念孙（1744年4月25日—1832年2月25日）,字怀祖,号石臞,一作石渠,清扬州高邮人。

父安国,乾隆间官至吏部尚书,参修《大清通礼》。子引之,能弘家学。念孙性颖异,四岁读《尚书》,八岁能属文,十岁读《十三经》毕,有神童之目。十三岁从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得其旨奥。明年父卒,回里受业于夏廷芝。廷芝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曾官侍讲,多才博学,于念孙勤心训迪,期许甚高。乾隆三十年(1765),弘历帝第四次南巡,念孙以大臣子迎銮,献文册,赐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历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时四库馆开,非翰林而与纂者凡8人,念孙与本郡程晋芳、任大椿俱入其选,士林传为佳话。嘉庆九年(1804)官山东运河道,十三年改永定河道。十五年,永定河水暴溢,念孙引咎乞罪,允致仕。居京师旃檀寺第,潜心著述。道光五年(1825),重赴鹿鸣宴。十二年(1832)卒,年八十九。

念孙宦绩称最者,为弹劾和珅事。和珅久在中书,深得乾隆宠信,贪腐无状,权倾一时。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驾崩,颙琰帝亲政,念孙首劾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诏令大臣会审,宣示其二十罪状。仅贪腐一项,据《清史稿》载:和珅“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群臣皆言当以大逆论处,颙琰帝念其尝任首辅,不忍行刑于市,乃赐其自尽。议者以为和珅位为首辅,作法自盗,犹自标举清廉,侈谈公义,巧言辞以自媚于众,待世人识其奸而悉其贪,则愤欲啖其肉而寝其皮,诚可谓天怒人怨,报应不爽也。当是时,石臞公凝正气,顺民意,锐言词,弹章一上而巨猾除,亦可以为不朽矣。

念孙为训诂大家,一代文宗,在扬州学人中,以治学博大精深蜚声宇内。尝语子引之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以为曹宪注《广雅》(宪避杨广讳改名《博雅》,后仍名《广雅》)所传本即有舛误,而《音义》多据误字作音,则去本义益远。遂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殚精竭虑,勘校不辍。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秋,至六十年(1795)冬,历时七年有奇,撰《广雅疏证》10卷(王公自谓费时十年,举其成数也)。是书校曹本之误,勘补无遗,合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最后1卷,子引之尝习其义,乃仿《谷梁传集解》子弟列名之例,亦存其说。《清史列传》谓:“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借张楫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楫所未知,乃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段玉裁序其书曰:“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继《广雅疏证》之后,念孙又倾半生心力,周览经、史、子、集。治经之所得,多见于其子引之《经义述闻》中。而于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则以札记之体,成《读书杂志》82卷《余编》2卷。子目为《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杂志并《汉隶拾遗》。《余编》乃其子引之于其遗稿中整理而出,上卷为《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杂志,下卷为《楚辞》及《文选》杂志。念孙就以上诸书之文字讹误、音训异同、句读错乱及写校之妄改,皆博引群书,逐一辨正。其精采之处,每与出土之竹帛或新见善本相印合。如《史记·夏本纪》:“天下于太平治。”念孙按曰:“‘太’当作‘大’,‘大’、‘太’字相近。后人又习闻天下太平之语,故‘大’误为‘太’耳。《群书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所言极是,今日本高山寺藏《史记·夏本纪》即作“大平治”。又如《战国策·赵策》:“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念孙以为:“此《策》及《赵世家》皆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今本‘龙言’二字误为‘詟’耳。”又据隶书形体,指认“揖”当为“胥”。而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之出土帛书,正作“触龙言”,“揖”也正作“胥”。两相印证,可谓精审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阮元称其所传之学,“海内无匹”。徐世昌谓其“衷众说而求一是,在国朝诸大师中自立一家”,“其所撰述,沾溉百年不尽”。

念孙曾与纂《河源纪略》35卷首1卷,又著《导河议》上下篇。著述存世者尚有:《群经字类》2卷、《说文解字校勘记》1卷、《说文解字校勘记残稿》1卷、《说文段注签记》1卷、《刊正说文谐声补逸》不分卷、《重刊字典考正》12卷、《经韵》不分卷、《古韵谱》2卷、《说文谐声谱》1卷、《释大》1卷、《方言疏证补》1卷、《王光禄遗文集》6卷、《丁亥诗抄》1卷。稿本有《尔雅杂纂》、《尔雅分韵》、《方言广雅小尔雅分韵》、《谐声谱》四种。另校勘古人、时人书数十种,不具录。

尹文

尹文（约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80年）又称尹文子，战国时期思想家，齐国人，宋尹学派的著名代表之一，曾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稷下学宫。《汉书·艺文志》把他列为名家并录有《尹文子》，他的思想散存在《汉志》、《吕氏春秋》、《荀子》、《庄子》、《说苑》、《孔丛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著作中。《庄子·天下篇》最为概括地记述了其学术思想大要。《吕氏春秋》记尹文与齐湣王论“士”，涉及“士”的标准问题，认为“见侮而不斗”，又《庄子·天下篇》说他“见侮不辱，救民之计，禁攻寝兵，救也之战”，主张息兵救民，近平与墨子同宗，而《说苑·君道篇》记尹文子与齐宣五论人君之事，认为“无为而能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又近于道家之说，可见尹文及其宋尹学派的思想揉合了儒、墨、道等各家学说，但主要“持论在墨家道家之间”(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尹文认为“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庄子·天下篇》)，主张兼爱天下。他认为应该“情欲寡之以为王”(同上)，又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同上)，把道家的清静无为、清心寡欲看作人生的最主要内容。他还崇尚节俭，“五升之饭足矣”(同上)。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同上)，就是说要正确地认识事物，获得真知，就必须首先去掉自己知识的局限性，除掉主观偏见。尹文很强调正名审分，他认为“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篇》)《尹文子》还说“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对后世的形名观有一定的影响。

陈继儒

陈继儒（1558年12月14日-1639年10月16日），明代诗文作家，书画家。字仲醇，号眉公，一号麋公。华亭(上海松江)人。少为高材生，与董其昌、王衡齐名。21岁补诸生，28岁弃去，取儒衣冠焚弃之。他重然诺，饶智略，退隐于小昆山，但结交十分广泛。对于达官贵人，不显清高，乐与往还。对于穷困儒生，也不嫌弃，尽心资助。人称他为“山中宰相”，影响极大，他编著甚丰，著有《晚香堂小品》24卷。《白石樵真稿》24卷、重订的《陈眉公全集》60卷、《眉公杂著》48卷、《古今诗话》8卷、散曲集《清明曲》1卷。编有《宝颜堂秘笈》457卷、《古文品外录》34卷、《秦汉文脍》5卷、《古逸民传》22卷、《古论大观》40卷、《文奇豹斑》12卷、《国朝名公诗选》12卷、《乐府先存》3卷等。

他的散文创作，题材驳杂，内容广泛，世俗化、情趣化的倾向较为明显。他谈茶，认为它能给人以“幽韵如云”的情趣。他谈酒，提倡微醺：“予不饮酒，即饮未能胜一蕉叶，然颇谙酒中风味。大约太醉近昏，太醒近敬。”只有“梦觉半颠，不颠亦半，此真酒徒也”。他谈奇女子，要求人们“无以六经解嘲”。他谈园林，注意“荒坡遗迹”。他谈人生的种种体验，有情，也有豪，有奇，也有素，可谓丰富多彩。散文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面貌，有的写得简朴，有的写得艳丽，有的写得空灵。他的散文创作正是晚明文化具有市民化特征的必然反映。

他善诗，诗也重在表现情趣，如《花朝》就充分体现这个特点：“美满春眠起较迟，五更常失圮桥期。愁添白发餐云母，戏写青山付雪儿。暖玉棋消千日酒，冷金笺写百花诗。近来学得长生诀， 一味卖呆兼卖痴。”他编的不少书也重情趣。

曹丕

曹丕（187年－226年6月29日）即魏文帝。 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毫县) 人。曹操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6岁知射，8岁能属文。 少诵诗论，博通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又善骑射，好击剑。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220)嗣曹操位为丞相、魏王，接着取汉自立，改元黄初，国号魏，都洛阳。他效法汉文帝施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立“九品中正法”，并两次亲征孙吴，不果而还。黄初七年(226)病卒。

曹丕青年时代在邺下文人集团中度过，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刘勰说他：“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文心雕龙·时序》)，道出了他的重要地位。“建安七子”都是他的文学好友，同他一起“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甚相契合。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都对建安文学有较大影响。

曹丕的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典论·论文》当中。他针对视文学创作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传统观念，光扬“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强调文学创作要体现作者的个性，抒发作者的感情，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建安文学干预现实，突出抒情的主导倾向和基本特征。他还批评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陋习，逐个品评“建安七子”的得失，首开文学批评的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和批评，都有较大影响。

曹丕诗歌今存约40首，其创作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多以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尤其擅长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思妇的情愫。如《清河作》写对深挚爱情的向往，《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的痛苦，《杂诗》写游子思乡，《燕歌行》写思妇怀人，率皆细腻委婉、凄婉动人。而那些描写优游宴乐、诗酒流连的作品，如《芙蓉池作》、《夏日诗》等，倒显得极为一般。二是形式多样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无所不有。尤以五言和七言成就较高。《燕歌行》是中国诗史上最早出现的完整、成熟的七言诗，历来受到重视。总起来看，曹丕诗歌受汉乐府民歌影响较深，语言朴素，风格清绮，颇具民歌风味。

《隋书·经籍志》著录曹丕有文集23卷，《典论》5卷，《列异传》3卷等，皆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魏文帝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近人黄节有《魏武魏文帝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曹丕诗歌的最完整的注本。

蔡锷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近代民主革命者。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十四岁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唐才常等。1899年赴日，入东京大同学校，后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及成城士官学校，接受新思想，参加拒俄义勇队活动。1904年回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军事学堂任教官、监督及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等。1906年，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1908年起，任标统、协统。宣统三年(1911年)初赴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标协统。这一时期，蔡在政治上主立宪，又与同盟会籍的革命党人多相联系。1907年曾掩护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在昆明举兵响应，于11月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并出兵援助四川起义军。然在干预贵州独立活动时，答应立宪党人要求，派唐继尧到贵阳残杀革命党人。1913年“二次革命”中，暗中派兵入川讨袁(世凯)。是年袁调其赴京，加以软禁，任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实受监视。袁复辟帝制，蔡与梁启超密商，以去天津看病为名，化装逃出北京，潜回云南，联络各部力量，组成讨袁护国军，与唐继尧、戴戡等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声讨袁世凯。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征四川，屡获胜利，促使桂、陕、黔、湘等省纷纷独立，迫使袁取消帝制。蔡锷曾经提出：“军队是革命的首要资本”，战略上“以全军破敌为上，不得以土地城池为意”;战术上“攻者必须其力雄厚，士马精炼，军资完善，交通方便”，才能“必操胜算”，否则只能“徒先发而不能制人”。1916年袁死，任四川督军兼署民政长。同年7月，因艰苦转战，喉病复发。不久赴日治疗，11月8日逝于福冈大学医院。死后经国会议决国葬，其墓立于长沙岳麓山。著作辑为《蔡松坡先生遗集》。

刘禹锡

刘禹锡（772年~842年），唐代诗人。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后又登博学宏辞科制举。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进士科，授太子校书。贞元十六年，任徐泗节度使掌书记，改扬州掌书记。贞元十八年调补京兆渭南县主簿。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被贬为连州刺史，途至荆南，又贬为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被召还京都，因写《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触怒权贵，再次被贬为播州刺史，改授连州刺史。长庆二年(822)，转夔州刺史。长庆四年转和州刺史。宝历二年(826)，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大和二年(828)入朝为主客郎中，充集贤殿学士。大和三年转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大和五年出任苏州刺史。大和八年移汝州刺史。大和九年为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五年改秘书监分司。武宗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会昌二年卒。赠户部尚书。

在柳宗元去世前，刘禹锡与柳宗元交谊最深，世称“刘柳”;后期与白居易唱和颇多，并称“刘白”。刘禹锡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具有朴素唯物论的思想，著有哲学论著《天论》。其诗歌创作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如《飞鸢操》、《聚蚊谣》等政治讽刺诗，用比兴寄寓对时政的不满;《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乌衣巷》等怀古诗，借古喻今，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写景抒情中寓以深邃的思想，其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被白居易称为“神妙”之笔;《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踏歌行》等是他谪居巴楚时向民歌学习的优秀成果，这些诗健康开朗，清新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胡震亨评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卷7)。刘禹锡的文以《陋室铭》最著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40卷。此外尚有《刘白唱和集》3卷，《汝洛集》1卷，《彭阳唱和集》3卷，《吴蜀集》1卷，所收均为与他人唱和之作。今传《刘梦得文集》(一名《刘宾客文集》)30卷，外集10卷。《全唐诗》卷354至365存其诗12卷，《全唐诗续补遗》卷7于《刘梦得集》外补诗2首。《全唐文》卷599至610存其文12卷，《唐文拾遗》卷25存其文2篇。关于刘禹锡的研究著作有吴汝煜《刘禹锡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

李毓秀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人，生于清代顺治年间，卒于雍正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

清顺治四年(164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出生于山西绛州正平里(今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一个富裕家庭。他自幼淳朴谨慎,事事循规蹈矩。孝亲友弟,对小他三岁的异母弟弟关爱有加;弟弟也非常喜爱这个哥哥,因而家庭和睦团结。“视异母弟,温温抚爱,若惟恐有伤,弟固乐其有兄,而闺内亦忻然若有动也。”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悟性很高;且不满足于只知道是什么,还要寻问为什么;虚心向别人学习,曾以同窗刘公者为字师。充满好奇心的李毓秀,不断探求着“四书五经”和宇宙的奥妙。

他师从名儒党冰壑,精研《大学》、《中庸》,并创办敦复斋讲学,人称李夫子。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在我国清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此书以浅近通俗的文字、三字韵的形式阐述了学习的重要、做人的道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等等，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伊林

米哈依尔·伊林（M.Ilyin，1896年1月10日-1953年11月15日），苏联科普文学的倡导人之一。1924年，他继瑞特科夫之后，用他化学工程师的科学知识给图画书《皮肤》、《印花布》配文，为刚兴办的《新鲁滨孙》杂志写化学科技方面的儿童文学读物，主持《新鲁滨孙》的《化学专栏》和 《新鲁滨孙实验室》专栏。在此期间，伊林显露了科普作家的良好素质和才华： 他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明快地叙述复杂现象和深奥事理，对日常的种种普通现象作科学的解答。1927-1928年间，伊林出版了《桌上的太阳》、《几点钟?》、《黑白》。1929年，伊林写成了一本以文学方式讲解日常生活用品的《十万个为什么》。晚些时候，他又将这些作品总汇成一本名为《东西的故事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出来以后，他献出了一部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的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 (1930)。这部书在《五年计划的尖兵》、《水和风的征服者》、《铁打的工人》、《新的人民》等标题下有情节、有画面地把苏联正在展开的规模恢弘的经济建设表现了出来，生动的比喻加强了故事的形象性，枯燥的数字和图表被作家写得像诗一样美、像诗一样抒情。关于这部书，高尔基这样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风行全欧，还被译成了日语、汉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它在纽约出版了不只一种版本，而是几种版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一书中，伊林以他罕见的才能，将复杂的现象和难于阐释的东西加以简明地叙述，这一成功是非同寻常的。”其后影响较大的著作就是1935年出版的《山和人》，1950年出版的《征服大自然》。高尔基为《山和人》作序说：“伊林的这本书简直是描写现实的诗篇。”

伊林较著名的科普文学读物还有《人怎样成为巨人》 (与人合著)、《人和自然灾害》、《行星的改造》、《你周围事物的故事》、《人民——建设者》、《今天和昨天》、《魔眼睛》等。科普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有《论科普文学读物》、《科学家的实验和作家的技巧》。伊林因科普文学的贡献而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忠勇劳动”勋章。

伊林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说： “描述科学的书，应当是鲜明生动的书——科学所讲的东西是这样有趣……这样的吸引读者! 应当把读者带进科学之宫，对他说： ‘瞧，它多有趣呀，它值得你干一辈子呢。’”伊林的书传到法国后，法国杰出作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1866—1944)曾赞叹说：“唯有伊林的书能把苏联英雄们工作成就的伟大意义表述得如此之通俗明白。”

冯煦

冯煦（1842～1927），字梦华，号蒿盦，晚号蒿叟，辛亥后称蒿隐公。江苏金坛人。年十四，父殁。咸丰六年(1856)，居江苏宝应外家，从成孺学，习词赋。光绪三、四年(1877、1878)间，于金陵书局校书。八年，以副贡生举于乡。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四年，典试湖南。十六年，京东灾涝，参与赈灾。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外简安徽凤阳府知府。并两摄凤颖六泗道。二十七年，迁山西河东道。二十八年，迁四川按察使。逾年，署四川布政使，历五月，复回按察使职。三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三十二年，兼署提学使。三十三年，补授安徽巡抚，甫一载而罢。后即卜居江苏宝应，“以文史自娱，奖掖后学”(同上)。宣统二年(1910)，皖大水，复起为查赈大臣，五次出入灾区，赈皖、豫东三十九州县。民国后，以清室遗老居沪上，创义赈协会，以济灾民。晚岁，“抚时悲戚”，“发为诗歌，与诸逸老相唱和”(同上)。1927年夏，以疾卒。冯煦以词名，其词出入于姜夔、张炎间，所作以怀人恋旧与客游为多，哀怨低徊。著有《蒿盦类稿》三二卷、《蒿盦类稿续编》三卷、《蒿盦随笔》四卷、《蒿叟随笔》五卷、《蒙香室词》(一名《蒿盦词》)二卷、《蒿盦奏稿》四卷、《蒿盦论词》一卷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四九、魏家骅《副都御史安徽巡抚兼理提督冯公行状》(《碑传集补》卷一五)、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二等。

尉缭

尉缭，学界对尉缭的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梁惠王时人，战国中期的军事家;有的认为是秦始皇时人，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又有的认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本是同一个人，是战国中、后期军事家。据史书记载，尉缭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曾向魏国君梁惠王献过富国强兵之策。入秦后被任命为国尉，辅助秦始皇统一天下。著有《尉缭子》。他从“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出发，蔑视那种靠迷信鬼神来进行战争的做法，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在于鬼神，而在于“人事”(《尉缭子·天官》)，“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战权》)他也反对孟子关于“为人君，仁义而己矣，何以利为”(《史记·魏世家》)的主张，认为人君应“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将战争划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兵权》)两大类，支持“伐暴乱而定仁义”(《兵令》)的正义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武议》)的非正义战争。强调将帅的修养，认为“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个”(《将理》)，要“自治兆兆”;用兵打仗“非可以忿也，见胜利则兴，不见胜而止出”。尉缭认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是为将者必备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兵谈》)则是为将者应予避免的三大弊病。他主张“将必从己先”，“军井通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食，军垒成而后舍，饥饱、劳逸、寒暑必身度之”，鼓舞士气，“气实则斗”(《战威》)。他认为，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与严明法纪必须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主。“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治本》)只有“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战威》)，才能“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制谈》)。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尉缭的军人伦理思想虽然还不够系统、完善，但他的许多见解却对中国军人伦理学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皮特勒

卡尔·斯皮特勒（Carl Spitteler，1845年4月24日—1924年12月29日）， 施皮特勒,瑞士德语作家。一生以《圣经》和古代传说为主要创作题材,是一位唯心主义宗教诗人。1881年完成第一部重要史诗《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1924年更名为《受难者普罗米修斯》)。史诗以普罗米修斯两兄弟的故事为题材,内容源于希腊神话,包含着严肃的哲学上的寓意。事实上他利用《圣经》的故事和古代传说等题材的目的,是要采用具有象征性的寓意手法来写出以真善美对假恶丑的斗争为主题的史诗,从而取代当时的“颓废艺术”,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灌输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失败的尝试。1900—1905年他又创作了一生中最杰出的两卷集叙事史诗《俄林匹斯山的春天》,描述了古希腊神话世界的故事,表现了俄林匹斯山上诸神之间的各种纠葛斗争,企图以此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在邪恶与愚笨统治的世界上,人必须与命运和兽性的力量搏斗。这部史诗风格宏伟壮丽,寓意深邃,为诗人赢得极大声誉。1919年,由于“对其史诗式的作品《俄林匹斯山的春天》的特殊赞赏”,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徐世昌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汲县。他的祖父做过河南中河通判，父亲为候选县主簿。他两岁时随家迁到开封，六岁入私塾读书。次年丧父，家境败落。成年后，他历就沁阳、太康、淮宁诸县署文书或家馆教师[1]。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县认识袁世凯，结为兄弟。他受袁资助，北上应试。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甲午科直省乡试磨勘官。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练“新建陆军”。1897年12月，经袁奏请徐以翰林兼管袁军营务处，往来北京、天津间，为袁的重要谋士;同时袁的爪牙如张勋之流，羡慕翰林之名，多投帖拜徐为师，因此徐和他们也结成深厚的关系。1900年8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徐世昌随西太后逃到西安。次年6月9日经山东巡抚袁世凯保荐，徐被西太后召见，以编修升为国子监司业。1903年10月，为商部左丞，12月练兵处成立，由于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再次奏保，徐以内阁学士候补加副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9月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仍任尚书。不久奉命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政治。12月底回到北京，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2]。

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重贿庆亲王奕劻，并通过袁世凯的举荐，得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各省督抚之上。他用奉天巡抚唐绍仪办理东北“外交”，在“抵制日俄”的名义下极力主张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借国债”，引进美英势力[3]。同时他也为日、俄势力效力，如1907年日本攫取了吉长铁路借款权。7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赴奉天请愿，要求废除有关吉长路各约，徐世昌答复说“约章炳如指日，万难取消”，公然允许日本动工修建[4]。他以推行所谓“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5]。因此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以“无兵殆不可以言治”为由[6]，奏请把北洋军第三镇和由二、四、五、六各镇内拨编两混成协调到关外。又仿照袁世凯在直隶的办法，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另外还增设官僚机构，以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成立“巡警”、“劝业”道，以巩固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徐因与袁关系密切也受到牵连。但他施展官僚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亲贵行贿，取得载沣信任。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大臣。次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清廷又授徐为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扼杀革命。他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求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咨大臣，加太保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廷一边，实际上仍暗中参与袁的机密，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扮演内线角色。1912年3月，袁窃据民国总统后，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7]，避至青岛，以掩饰其观望政治形势的本意。

当袁世凯镇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并解散国会以后，徐接受袁的邀请，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充当帮凶，被人称为“相国”。1915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后，老奸巨猾的徐世昌窥测出袁氏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的危险，即于10月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8]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他果然为袁效力，依照袁的旨意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仅一个月即下台。下台前，他力荐段祺瑞为国务卿。6月袁病危，托以家事。袁死后，徐世昌虽有觊觎总统地位、继承反动事业之野心，但实力不足，乃故意表示淡泊，又回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退耕老人”，等待时机。

1916年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应邀到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后移居天津。他看到北洋军阀内部争斗的反复，认为有机可乘，曾一度图谋通过拥宣统复辟，由自己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为此，1917年1月，他派人赴日本，试探日本政府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又和复辟派张勋等人秘密串联。5月，黎、段之间的斗争因“参战”问题达到高潮，黎下令免段职后，拟以徐继任总理;段的党羽则计划在天津组织政府，推举徐为大元帅;徐都没敢接受。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到天津，劝徐出山。当时，徐已得到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段、并不赞成清室复辟的消息，乃幡然变计，力劝张勋暂时放弃复辟计划。7月1日，张勋在北京悍然发动复辟。徐被任为弼德院院长，托故未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始入京，向各方面活动，为清室和张勋开脱罪责，竭力主张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7年8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任总统，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徐世昌又以“调和者”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下台，皖系首领段祺瑞指使其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为总统，因徐是文人，易操纵。同时，为缓和直皖矛盾，段也辞去总理职务，而由幕后操纵一切。徐出任“总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等各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广东护法政府分别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因此，他上台后，极力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又召开南北军阀分赃的“议和会议”[9]，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广州护法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的选举是违法的，根本不承认他为总统。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起初，徐认为对巴黎和约“应行签字”[10]，并下令逮捕游行示威学生，公开褒扬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体国公诚”[11]，因此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后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被迫免曹、章、陆职，并使其亲信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以缓和全国舆论的攻击。

这时，新文化运动高涨，尊孔复古分子极为惊慌。徐世昌适应保守派的需要，于1919年10月下令举行秋丁祭孔，又支持其亲信张凤台等人于1920年5月创办“四存学会”;次年4月发行《四存月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弢斋述学》等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妄想“转移风气”，阻挡革命潮流[12]。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徐世昌一直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则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操纵派系斗争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当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他支持段的亲信靳云鹏当总理，反对段的另一个爪牙徐树铮;同时又勾结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企图打破皖系对政府的垄断。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直两系控制了北京，他又转而把自己的权位寄托在奉直两系的争斗上。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败退关外，各系军阀的均势被打破，北京政府成了直系的囊中物，他就成了曹锟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的障碍。

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和黎元洪复任总统为名，逼徐世昌下台;1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秉承曹、吴意旨，通电揭发了徐的“种种罪恶”，宣布他为“伪总统”[13]。这个善于玩弄阴谋权术的老官僚智拙计穷，于2日称“衰病”辞职，溜回天津英租界私宅。

徐世昌用做官搜括的金钱，在辉县、青岛、天津各地购置大片地产。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14]。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华北沦陷后日酋板垣、土肥原等曾拉徐下水充当汉奸，徐以年老多病拒绝，保持了晚节。1939年6月6日，徐病故于天津。

逯钦立

逯钦立（1910-1973）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字卓亭，笔名祝本，山东钜野人。幼时曾学作旧体诗。1929年考入山东省菏泽第六中学，开始接触白话文。高中时期受学生会委托，主编《六中月刊》，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先后赴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就读。1939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导师罗庸、杨振声指导下研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1942年毕业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助理研究员。先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学原》、《现代评论》、《说文月刊》、《中央图书馆馆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并代《学原》审阅稿件。1948年初，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被聘为副教授。次年晋升为教授。1951年赴长春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又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1973年8月因病逝世。

逯先生对古诗造诣殊深，最主要表现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上。一九四○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有严重缺点，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摭拾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另谋新编，历时二十四年，终于于一九六四年编成这部百卷巨帙。

和冯、丁二书比较，逯书有五项明显的优点：一、取材广博。 凡先秦两汉间歌诗谣谚，除《诗经》、《楚辞》而外，悉数编入。 二、资料翔实。书中每一首诗都详细标著出处，既有利征引，亦备覆查，大大提高了本书的价值。 三、异文齐备。凡各书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甚至前人校勘成果，均予记录。为便于研究，不避繁琐，间指摘他本误字。 四、考订精审。如所谓苏武、李陵的一组别诗，古人已有疑辞， 而冯、丁二书仍以为苏、李自作，收诸前汉卷内。逯先生就其内容、主题和修辞用语方面加以分析，判定为后汉人所作(详见所著《汉诗别录》一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在前汉卷内仅录《汉书》本传所载“经万里兮度沙漠”歌一首，其余《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统编入后汉卷内。五、编排得当。本书不取《诗纪》分为前集、正集、外集、别集的体例，与《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各代必以帝王宗室为首卷也大不相同，而是严格按照作者卒年的先后加以编次。这样做不仅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为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外，近年又出版了逯先生一本《汉魏六朝论文集》，全书近四十万字，以其资料翔实，考核精审，见解独到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集中第一编的《〈古诗纪〉补正叙例》(1942年)、《汉诗别录》(1945年)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后记》(1964年)，则记录了逯先生在校辑那部巨著的漫长历程中辛勤跋涉的足跡。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中，逯先生对古诗校勘材料的鉴别和校勘方法的运用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体会。 如关于校勘方法，逯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八种类型的实例：(甲)作者姓名似异实同例;(乙)题目窜乱例;(丙)章法可以互校例;(丁)依韵校勘例;(戊)句法校勘例;(己)拟作原作可以互校例;(庚)以用事校勘例;(辛)就用辞习义校订例。校勘中出现的疑难多种多样，逯先生主张针对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校勘方法。 逯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不管是一篇具体作品写作年代的考证，还是某一种文学现象的解说，他都是从大量的史料考订入手，通过一书印证和辨析，最后得出结论。 例中《汉诗别录》“辨伪”一节中，他就苏、李诗的用语，涉及的地点，诗中所反映的社会风气等，多方考核，指出苏李诗当是“东汉末年文士之作，而与当时避地交阯之士大夫，且极有关，决可定其出于灵、献之际也。”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千古疑案。

逯钦立治学重视资料的准确，力求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基础上提出精深而独到的见解。所编选《陶渊明集》曾多次增删，几易其稿。长达2百多万字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耗费了30余年的心血。此外，逯钦立还先后发表有《诗经“溯回”“溯游”考》、《陶渊明行年简考》、《陶潜里居史料评述》、《跋老子化胡经玄歌》、《跋嵇康集第一卷诗》、《钟嵘诗品丛考》、《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说文笔》、《形影神诗及东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文赋撰出年代考》、《洛神赋与闲情赋》、《四声考》、《屈原离骚简论》、《在文学史上应该怎样评价曹操》、《关于胡笳十八拍》、《曹操与三国演义》、《文心雕龙三解》、《读陶管见》等论文和著述。

茅盾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桐乡。父亲沈永锡，晚清秀才。母亲陈爱珠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1905年茅盾在故乡乌镇入小学。1909年先考入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后转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未入本科，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在英文部、后在国文部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同时开始了他早年的文学活动。

茅盾开始文学活动的时代，正是五四运动前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很注意阅读、研究国外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选译一些内容和风格都有特点的外国小说。1920年冬，茅盾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十二人发起成立我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商务印书馆原出版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主持的刊物，专门登载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决定对《小说月报》进行革新，请茅盾主持“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专门介绍外国文学。1920年11月，又决定请他主编《小说月报》。茅盾任主编后，《小说月报》面目一新，成为一个进步文艺刊物。这引起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怨恨和攻击，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守旧派也表示反对。在内外夹击之下，1922年10月，茅盾辞主编职，改由郑振铎接任。

1922年到1924年，茅盾和郑振铎等人一道，曾经和文艺界的三个方面展开论战：一是鸳鸯蝴蝶派，二是创造社，三是南京的学衡派。其中，除与创造社的论战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外，对其他两派是对旧文学营垒的冲击与批判。

从1920年开始，茅盾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1年，他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各省的党组织陆续建立，茅盾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为中央传送信件，联络来往人员。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茅盾被选为执行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茅盾根据大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运动。1925年12月，恽代英和茅盾组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茅盾为宣传部长。1926年1月，茅盾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工作，编辑《政治周报》。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回上海，负责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主持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的各种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并派观察员去各省考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同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茅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翌年4月初，他主编汉口《民国日报》。这个报社的社长是董必武，这份报纸实际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在《民国日报》上，他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不久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反共面目，武汉的政局十分动荡。6月底，茅盾为应付突然事变，把快要生产的妻子孔德沚先送回上海。7月8日，他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就辞掉《民国日报》的工作，转入地下。他在武汉法租界一家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7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去九江，在九江见到董必武和谭平山，被告知即去南昌。这时他在牯岭得了一场急病，失去了去南昌的机会，遂于8月中旬绕道回上海。

当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南京国民政府正在抓人，茅盾亦名列其中。大革命的失败使他痛心，也使他悲观。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为了暂避蒋介石的迫害，他隐居了十个月，除了和同住在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鲁迅等人有来往，几乎不和外界接触。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有一段自叙：“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9月到1928年6月的十个月中，茅盾用“追忆”的手法写了三个连续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他的意图是写大革命时代青年所经过的三个时期：革命前夕的高昂兴奋和革命遇到挫折后的幻灭;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这三篇小说于1928年用笔名“茅盾”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由于它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因此一举成名。同时它也在当时进步文艺界引起某些非议，有人认为不应该去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人指出小说反映作者悲观失望情绪太浓厚。1929年这三个中篇被合印成一卷，小说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

1928年7月初，茅盾离开上海去日本。16日，他在日本东京写了散文《从牯岭到东京》借以回答当时上海文艺界某些朋友对他的批评。他表明《幻灭》等三篇只是忠实的时代描写，算不得是革命小说。同时他对有些人把文艺视为狭义的宣传工具，也是不赞成的。在这之后，他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组织上的联系。

茅盾在东京住了五个月，写有短篇小说《创造》、《自杀》、《一个女性》。12月，他移住日本京都，又写了一些短篇和散文。1929年写了长篇小说《虹》。除此之外，他在日本期间还写有《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同年底，他写了《关于高尔基》，说真正的普罗文学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写有血有肉的作品，而不是革命口号的图解。

1930年4月，茅盾结束亡命日本的生活回到上海。他回国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头半年，他取材于历史传说写成《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三个短篇小说。1930年9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判后，左联工作有了新的气象。1931年4月，茅盾开始和鲁迅、冯雪峰合编左联的秘密刊物《前哨》。5月，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和鲁迅、瞿秋白结成革命的战友，向国民党御用文人展开了英勇斗争。当时，他曾经通过瞿秋白向中共中央要求恢复他的共产党党籍，但是没有得到党中央的回答。这年10月，茅盾为要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子夜》，辞掉了左联领导职务，但仍坚持左翼文艺的旗帜。1932年到1936年他和鲁迅合作创办了《文学》和《译文》杂志。1934年2月，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全国性的复古逆流，茅盾和鲁迅都积极写文章反击。1935年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茅盾和鲁迅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祝贺胜利。

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写成于1932年底，但酝酿与构思则早在1930年冬。1930年夏秋之交，他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并发，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于是他每天访亲问友搜集素材。他在上海的朋友有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人，有自由职业者，也有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他又不止一次地到交易所、丝厂、火柴厂去，这很有助于他对社会的观察。

《子夜》中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以一个非常精明能干、抱有发展中国民族工业雄心的民族资本家丝厂老板吴荪甫为主角，刻画了复杂的斗争场面。吴荪甫为了自保，一方面加紧对工人的剥削，一方面不得不向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最后走上了绝路，从而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子夜》形象地驳斥了当时托派主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也打破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希望振兴中国民族工业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子夜》是我国“五四”以来在艺术上最成功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社会的文学巨著。《子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也很快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英、美、苏等国家出版，为世界文坛所重视。

茅盾在创作《子夜》的同时，还写有《林家铺子》。它的主题反映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小市镇的小商人不论如何会做生意，终归只有破产倒闭这一条路。同期和稍后他又写成《春蚕》、《秋收》和《残冬》三个短篇，刻画了30年代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掠夺的江浙蚕农的贫困，和农民开始觉醒、反抗的斗争场面。从1933年到1936年，茅盾还写有许多杂文、散文和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茅盾先到汉口，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阵地》。并与郭沫若、老舍等人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不久去上海。11月他偕同妻子离开上海经过香港到长沙，然后到九龙。他在九龙住了九个月，为广州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并为香港《立报》主编副刊《言林》。1938年底，他应杜重远的邀约，带领全家去新疆学院教书，于1939年春天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除教书外，并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不久，由于新疆督办兼省长盛世才日趋反动，使他无法工作，他一家只得于1940年4月底离开新疆，回到西安。5月，他随朱德的车队去延安访问，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同年初冬，他把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留在延安学习，自己和夫人离开延安到重庆。他写了《风景谈》、《白杨礼赞》等出色的散文，歌颂延安的革命精神。

1941年皖南事变后，茅盾离重庆经桂林去香港，创办《笔谈》。又参加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任编委，在《大众生活》上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他在这部小说里通过女特务赵惠明被腐蚀和逐步堕落的经过，揭露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特务的血腥罪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茅盾和叶以群、廖沫沙等人一起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十分动荡不安的惊险生活。后来，由于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他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达桂林，找到一间仅容一床一桌的小屋栖身。他在那里写了描述香港生活片段的《劫后拾遗》和描写民国初年城市士绅生活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

从1943年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茅盾定居重庆近郊。他追忆东江游击队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抢救流亡香港的一千多文化人的经过，写成《归途杂拾》、《过封锁线》等文章。1945年，写成了以揭露黄金舞弊案为主题的剧本《清明前后》，曾在重庆公演。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茅盾离重庆回上海。是年底，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杂谈苏联》与《苏联见闻录》。1947年底，他再次去香港，任《小说月刊》编委。这个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锻炼》，在《文汇报》上发表。

1948年底，茅盾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由香港乘轮船赴大连，旋至沈阳。北平和平解放后，茅盾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文化部部长直到1964年夏。他曾任全国政协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上，茅盾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根据他逝世前的请求，于3月31日做出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钟泰

钟泰（1888年—1979年），字斋，号钟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早年肄业江南格致书院，继之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至1911年凡六年。辛亥革命曾入皖督柏文蔚幕。尔后历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师，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改法政大学）日文教席，并开老庄讲座，又任《共和杂志》社社长。1924年转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冬，杭州陷敌，避居建德西乡。1939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3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与熊十力并任书院主讲兼协纂。抗日胜利后回上海。1948年任光华大学教授。解放后入华东师范大学。后兼任上海文史馆员。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讲学。1966年返回上海文史馆。1973年辞职回南京。1979年病逝于家。

著有《中国哲学史》、《国学概论》、《荀注订补》、《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等。钟泰毕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学，尤精周秦诸子，下及宋明理学，治学主宋学而不鄙薄校勘、训诂。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成一家言。所著有《中国哲学史》、《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顾诗笺校订》及《□斋论语诗》等。《庄子发微》是他积数十年研究之力作，其特点是将《庄子》内外杂三篇会通，相互佐证，着眼于本文，论世、知人、探微、显隐、追寻庄子哲学固有的内在的理论脉络，作出具体分析，针对当时学术界盛行以庄子为客观唯心主义者之观点，提出不同见解，揭示出为人们所忽视的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中国哲学史》是其首刊的大著(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任教之江大学是以三年精力撰就。由《中国哲学史》可见其为学风范，盖即金松岑序中所揭出之“纯于学”而“涵泳反复”：唯其“涵泳”，体会先哲之精微，故各家各流均抱同情之理解，能抉明其学说之所以然；唯其“涵泳”，梳理学术大旨及源流，莫不切中肯綮，且言必有据；唯“涵泳”，能见人之所弊，书中驳正时贤如胡适谢无量，皆确然不可移。

陈作霖

陈作霖(1837-1920)，近代诗人。字雨伯，晚号雨叟、可园老人、冶麓老人、重光耄道人。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咸丰元年(1851)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曾得候补教谕衔，终生不得实授官职。尝赋《雨叟自赞》曰：“不仕不隐，亦老自耆。无益人士，自全天倪。郭泰在汉，王通在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曾受徐世昌之邀，加入晚晴簃选诗社，参与《晚晴簃诗汇》的编选工作。1919年以后卒。

陈作霖生于世代书香之家，聪颖好学。13岁随父亲入斗门桥私塾读书。15岁前几乎读完主要的儒家经典。肄业于钟山、惜阴两书院。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此后应进士试不第，就放弃科考，专心于教育、文学和史志学。1868年，陈作霖随著名学者汪士铎学习古文。其间，他参加了由汪士铎主持的金陵官书局校勘刊刻经史书籍的工作，得以博览群籍。同治十三年（1874年）陈作霖参与纂修《上江两县志》，这是他进入方志领域的开始。1875年参加江南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中举后，曾三次北上参加礼部会试，未被录取，遂绝仕途之念，立志撰述，并以授读、校书、修志、著书为业。三年后，他编写成《金陵通纪》，接着又用五年时间编纂了《金陵通传》。后来，陈作霖又指导其子陈绐绂续志两种：《钟南淮北区域志》记钟山南和秦淮河北的山水街巷园林人物；《石城山志》记城西北事，于1919年刊成。这些史志在当今编写《南京通志》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作霖少年即能诗，60岁以后始学填词。论诗论文均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宣统二年(1910)曾自述其诗歌创作历程曰：“予年才髫龀，即喜为诗，要不过谈经咏史、即景言情而已。弱冠以来，适遭寇乱，幽忧抑郁，长歌浩歌，以避地之杜陵，为从军之王粲，而诗境一变。壮年而后，运值中兴，角胜名场，文章尔雅，起南山之雾豹，逐东野之云龙，而诗境再变。岁月不居，亦聿既耄，超然物外，山水方滋，白傅多讽谕之吟，谢客有登临之作，而诗境遂三变。”(《<可园诗存>自序》)其诗题材广泛，数量很多，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尤伙。如写于咸丰年间的《感事五首》、《近闻》、《喜雨》、《凤阳感事五首》等，主要是哀叹社会的动荡和自己飘泊不定。写于同治年间的《乱后重游妙相庵园亭歌》、《秦淮杂感六首》、《楚南馆行》等则多哀叹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江南繁华地区的萧条。《善后新乐府四首》揭露了清朝官府借处理太平天国善后事宜对民众的压榨。著有《可园诗存》、《可园词存》、《可园文存》、《可园诗话》、《寿藻堂诗集》、《寿藻堂文集》、《寿藻堂杂存》、《炳烛里谈》、《养和轩随笔》;编有《金陵通纪》、《金陵通传》、《国朝金陵词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