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

包世臣(1775-1855)清思想家、书法家。字慎伯，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属安吴，故人多称“包安吴”。生于清乾隆四十年，卒于清咸丰五年。少时家境贫寒。清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授江西新喻知县，被罢官。后到川、楚任事，不被见用，遂归，卧居金陵。

世臣精于书法，行草隶书，皆为世所贵。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好言兵家。先后为陶澍、裕谦、杨芳等幕僚时，多究心于农政、河工、漕运、盐政、货币、战守诸问题，并对清政府腐败屡有抨击。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把农、礼、刑、兵视爲“齐民四术”。主张发展农业，强调“天下之富在农”，认爲 “修法以劝农”，才能“使国富而主德尊”(《农政》《安吴四种》)。但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有所修正，提倡以农业为基础，使农工商三者都得到发展。他说：“夫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说储上篇前序》《安吴四种》)

在学术思想上，世臣称颂顾炎武一派，讲求实学，注重实地调查与经世致用，批评宋明理学之空谈义理与汉学之脱离实际; 也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观点，把兴利除弊作为学术的基本宗旨。他说：“好言利，似是鄙人一病，然所学大半在此。如节工费，裁陋规，兴屯田，尽地利，在皆言利也。即增公费以杜朘削之源，急荒政以集流亡之， 似非言利而其究则仍归于言利。鄙人见民生之朘削已甚，而国计亦日虚，其病皆由姦人之中饱。故生平所学，主于收姦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以期多助而止姦。”( 《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

在哲学上，世臣提出了矛盾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认为贫弱可以转化为富强，贫弱本身就是转化爲富强的条件。他说：“夫爲政有机。知其机者，能因败而爲功，转祸而爲福。夫劳民易爲仁，弊政易爲善。详观时势，兵弱、威屈、民贫、财绝，实富强之资也。”(《说储上篇前序》《安吴四种》)从矛盾转化的观点出发，他对中国的复兴充满信心。他说：“夫见目睫之效者，忘远大之图：守府史之说者，毁治安之器。苟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汉唐二宗必复见于今日也。”(同上)因此，他提倡树立远见卓识，反对悲观绝望，指出“论者常曰 ‘生齿日益，而地不加多，是以民必穷困’，非定论也”，认爲祇要国家的措施得当，就能扭转清朝弱贫的局面。在认识论上，除注重书本知识外，还重视实际经验的积累，主张 对船夫、车夫、樵夫、渔夫、罪隶、退卒、行脚、僧道等，都要不耻下问，即使偶然遇见他们，也要导之使言，言之使尽，用心听取。他自认爲他的生平学问，“有得于学者半，有得于问者半”。此外，在其军事思想中，世臣还主张“用力”，“得心”，“以佚道使，以生道杀，务在顺人情，爱民财，惜民力，以宣佈威德而已”(《两渊缘起》《安吴四种》)，继承了占代儒家的一些民本观念和德政思想。著作总集名爲 《安吴四种》。

王念孙

王念孙（1744年4月25日—1832年2月25日）,字怀祖,号石臞,一作石渠,清扬州高邮人。

父安国,乾隆间官至吏部尚书,参修《大清通礼》。子引之,能弘家学。念孙性颖异,四岁读《尚书》,八岁能属文,十岁读《十三经》毕,有神童之目。十三岁从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得其旨奥。明年父卒,回里受业于夏廷芝。廷芝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曾官侍讲,多才博学,于念孙勤心训迪,期许甚高。乾隆三十年(1765),弘历帝第四次南巡,念孙以大臣子迎銮,献文册,赐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历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时四库馆开,非翰林而与纂者凡8人,念孙与本郡程晋芳、任大椿俱入其选,士林传为佳话。嘉庆九年(1804)官山东运河道,十三年改永定河道。十五年,永定河水暴溢,念孙引咎乞罪,允致仕。居京师旃檀寺第,潜心著述。道光五年(1825),重赴鹿鸣宴。十二年(1832)卒,年八十九。

念孙宦绩称最者,为弹劾和珅事。和珅久在中书,深得乾隆宠信,贪腐无状,权倾一时。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驾崩,颙琰帝亲政,念孙首劾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诏令大臣会审,宣示其二十罪状。仅贪腐一项,据《清史稿》载:和珅“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群臣皆言当以大逆论处,颙琰帝念其尝任首辅,不忍行刑于市,乃赐其自尽。议者以为和珅位为首辅,作法自盗,犹自标举清廉,侈谈公义,巧言辞以自媚于众,待世人识其奸而悉其贪,则愤欲啖其肉而寝其皮,诚可谓天怒人怨,报应不爽也。当是时,石臞公凝正气,顺民意,锐言词,弹章一上而巨猾除,亦可以为不朽矣。

念孙为训诂大家,一代文宗,在扬州学人中,以治学博大精深蜚声宇内。尝语子引之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以为曹宪注《广雅》(宪避杨广讳改名《博雅》,后仍名《广雅》)所传本即有舛误,而《音义》多据误字作音,则去本义益远。遂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殚精竭虑,勘校不辍。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秋,至六十年(1795)冬,历时七年有奇,撰《广雅疏证》10卷(王公自谓费时十年,举其成数也)。是书校曹本之误,勘补无遗,合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最后1卷,子引之尝习其义,乃仿《谷梁传集解》子弟列名之例,亦存其说。《清史列传》谓:“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借张楫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楫所未知,乃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段玉裁序其书曰:“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继《广雅疏证》之后,念孙又倾半生心力,周览经、史、子、集。治经之所得,多见于其子引之《经义述闻》中。而于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则以札记之体,成《读书杂志》82卷《余编》2卷。子目为《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杂志并《汉隶拾遗》。《余编》乃其子引之于其遗稿中整理而出,上卷为《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杂志,下卷为《楚辞》及《文选》杂志。念孙就以上诸书之文字讹误、音训异同、句读错乱及写校之妄改,皆博引群书,逐一辨正。其精采之处,每与出土之竹帛或新见善本相印合。如《史记·夏本纪》:“天下于太平治。”念孙按曰:“‘太’当作‘大’,‘大’、‘太’字相近。后人又习闻天下太平之语,故‘大’误为‘太’耳。《群书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所言极是,今日本高山寺藏《史记·夏本纪》即作“大平治”。又如《战国策·赵策》:“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念孙以为:“此《策》及《赵世家》皆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今本‘龙言’二字误为‘詟’耳。”又据隶书形体,指认“揖”当为“胥”。而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之出土帛书,正作“触龙言”,“揖”也正作“胥”。两相印证,可谓精审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阮元称其所传之学,“海内无匹”。徐世昌谓其“衷众说而求一是,在国朝诸大师中自立一家”,“其所撰述,沾溉百年不尽”。

念孙曾与纂《河源纪略》35卷首1卷,又著《导河议》上下篇。著述存世者尚有:《群经字类》2卷、《说文解字校勘记》1卷、《说文解字校勘记残稿》1卷、《说文段注签记》1卷、《刊正说文谐声补逸》不分卷、《重刊字典考正》12卷、《经韵》不分卷、《古韵谱》2卷、《说文谐声谱》1卷、《释大》1卷、《方言疏证补》1卷、《王光禄遗文集》6卷、《丁亥诗抄》1卷。稿本有《尔雅杂纂》、《尔雅分韵》、《方言广雅小尔雅分韵》、《谐声谱》四种。另校勘古人、时人书数十种,不具录。

尹文

尹文（约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80年）又称尹文子，战国时期思想家，齐国人，宋尹学派的著名代表之一，曾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稷下学宫。《汉书·艺文志》把他列为名家并录有《尹文子》，他的思想散存在《汉志》、《吕氏春秋》、《荀子》、《庄子》、《说苑》、《孔丛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著作中。《庄子·天下篇》最为概括地记述了其学术思想大要。《吕氏春秋》记尹文与齐湣王论“士”，涉及“士”的标准问题，认为“见侮而不斗”，又《庄子·天下篇》说他“见侮不辱，救民之计，禁攻寝兵，救也之战”，主张息兵救民，近平与墨子同宗，而《说苑·君道篇》记尹文子与齐宣五论人君之事，认为“无为而能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又近于道家之说，可见尹文及其宋尹学派的思想揉合了儒、墨、道等各家学说，但主要“持论在墨家道家之间”(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尹文认为“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庄子·天下篇》)，主张兼爱天下。他认为应该“情欲寡之以为王”(同上)，又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同上)，把道家的清静无为、清心寡欲看作人生的最主要内容。他还崇尚节俭，“五升之饭足矣”(同上)。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同上)，就是说要正确地认识事物，获得真知，就必须首先去掉自己知识的局限性，除掉主观偏见。尹文很强调正名审分，他认为“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篇》)《尹文子》还说“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对后世的形名观有一定的影响。

陈继儒

陈继儒（1558年12月14日-1639年10月16日），明代诗文作家，书画家。字仲醇，号眉公，一号麋公。华亭(上海松江)人。少为高材生，与董其昌、王衡齐名。21岁补诸生，28岁弃去，取儒衣冠焚弃之。他重然诺，饶智略，退隐于小昆山，但结交十分广泛。对于达官贵人，不显清高，乐与往还。对于穷困儒生，也不嫌弃，尽心资助。人称他为“山中宰相”，影响极大，他编著甚丰，著有《晚香堂小品》24卷。《白石樵真稿》24卷、重订的《陈眉公全集》60卷、《眉公杂著》48卷、《古今诗话》8卷、散曲集《清明曲》1卷。编有《宝颜堂秘笈》457卷、《古文品外录》34卷、《秦汉文脍》5卷、《古逸民传》22卷、《古论大观》40卷、《文奇豹斑》12卷、《国朝名公诗选》12卷、《乐府先存》3卷等。

他的散文创作，题材驳杂，内容广泛，世俗化、情趣化的倾向较为明显。他谈茶，认为它能给人以“幽韵如云”的情趣。他谈酒，提倡微醺：“予不饮酒，即饮未能胜一蕉叶，然颇谙酒中风味。大约太醉近昏，太醒近敬。”只有“梦觉半颠，不颠亦半，此真酒徒也”。他谈奇女子，要求人们“无以六经解嘲”。他谈园林，注意“荒坡遗迹”。他谈人生的种种体验，有情，也有豪，有奇，也有素，可谓丰富多彩。散文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面貌，有的写得简朴，有的写得艳丽，有的写得空灵。他的散文创作正是晚明文化具有市民化特征的必然反映。

他善诗，诗也重在表现情趣，如《花朝》就充分体现这个特点：“美满春眠起较迟，五更常失圮桥期。愁添白发餐云母，戏写青山付雪儿。暖玉棋消千日酒，冷金笺写百花诗。近来学得长生诀， 一味卖呆兼卖痴。”他编的不少书也重情趣。

曹丕

曹丕（187年－226年6月29日）即魏文帝。 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毫县) 人。曹操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6岁知射，8岁能属文。 少诵诗论，博通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又善骑射，好击剑。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220)嗣曹操位为丞相、魏王，接着取汉自立，改元黄初，国号魏，都洛阳。他效法汉文帝施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立“九品中正法”，并两次亲征孙吴，不果而还。黄初七年(226)病卒。

曹丕青年时代在邺下文人集团中度过，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刘勰说他：“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文心雕龙·时序》)，道出了他的重要地位。“建安七子”都是他的文学好友，同他一起“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甚相契合。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都对建安文学有较大影响。

曹丕的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典论·论文》当中。他针对视文学创作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传统观念，光扬“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强调文学创作要体现作者的个性，抒发作者的感情，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建安文学干预现实，突出抒情的主导倾向和基本特征。他还批评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陋习，逐个品评“建安七子”的得失，首开文学批评的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和批评，都有较大影响。

曹丕诗歌今存约40首，其创作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多以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尤其擅长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思妇的情愫。如《清河作》写对深挚爱情的向往，《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的痛苦，《杂诗》写游子思乡，《燕歌行》写思妇怀人，率皆细腻委婉、凄婉动人。而那些描写优游宴乐、诗酒流连的作品，如《芙蓉池作》、《夏日诗》等，倒显得极为一般。二是形式多样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无所不有。尤以五言和七言成就较高。《燕歌行》是中国诗史上最早出现的完整、成熟的七言诗，历来受到重视。总起来看，曹丕诗歌受汉乐府民歌影响较深，语言朴素，风格清绮，颇具民歌风味。

《隋书·经籍志》著录曹丕有文集23卷，《典论》5卷，《列异传》3卷等，皆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魏文帝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近人黄节有《魏武魏文帝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曹丕诗歌的最完整的注本。

蔡锷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近代民主革命者。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十四岁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唐才常等。1899年赴日，入东京大同学校，后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及成城士官学校，接受新思想，参加拒俄义勇队活动。1904年回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军事学堂任教官、监督及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等。1906年，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1908年起，任标统、协统。宣统三年(1911年)初赴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标协统。这一时期，蔡在政治上主立宪，又与同盟会籍的革命党人多相联系。1907年曾掩护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在昆明举兵响应，于11月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并出兵援助四川起义军。然在干预贵州独立活动时，答应立宪党人要求，派唐继尧到贵阳残杀革命党人。1913年“二次革命”中，暗中派兵入川讨袁(世凯)。是年袁调其赴京，加以软禁，任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实受监视。袁复辟帝制，蔡与梁启超密商，以去天津看病为名，化装逃出北京，潜回云南，联络各部力量，组成讨袁护国军，与唐继尧、戴戡等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声讨袁世凯。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征四川，屡获胜利，促使桂、陕、黔、湘等省纷纷独立，迫使袁取消帝制。蔡锷曾经提出：“军队是革命的首要资本”，战略上“以全军破敌为上，不得以土地城池为意”;战术上“攻者必须其力雄厚，士马精炼，军资完善，交通方便”，才能“必操胜算”，否则只能“徒先发而不能制人”。1916年袁死，任四川督军兼署民政长。同年7月，因艰苦转战，喉病复发。不久赴日治疗，11月8日逝于福冈大学医院。死后经国会议决国葬，其墓立于长沙岳麓山。著作辑为《蔡松坡先生遗集》。

刘禹锡

刘禹锡（772年~842年），唐代诗人。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后又登博学宏辞科制举。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进士科，授太子校书。贞元十六年，任徐泗节度使掌书记，改扬州掌书记。贞元十八年调补京兆渭南县主簿。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被贬为连州刺史，途至荆南，又贬为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被召还京都，因写《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触怒权贵，再次被贬为播州刺史，改授连州刺史。长庆二年(822)，转夔州刺史。长庆四年转和州刺史。宝历二年(826)，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大和二年(828)入朝为主客郎中，充集贤殿学士。大和三年转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大和五年出任苏州刺史。大和八年移汝州刺史。大和九年为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五年改秘书监分司。武宗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会昌二年卒。赠户部尚书。

在柳宗元去世前，刘禹锡与柳宗元交谊最深，世称“刘柳”;后期与白居易唱和颇多，并称“刘白”。刘禹锡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具有朴素唯物论的思想，著有哲学论著《天论》。其诗歌创作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如《飞鸢操》、《聚蚊谣》等政治讽刺诗，用比兴寄寓对时政的不满;《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乌衣巷》等怀古诗，借古喻今，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写景抒情中寓以深邃的思想，其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被白居易称为“神妙”之笔;《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踏歌行》等是他谪居巴楚时向民歌学习的优秀成果，这些诗健康开朗，清新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胡震亨评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卷7)。刘禹锡的文以《陋室铭》最著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40卷。此外尚有《刘白唱和集》3卷，《汝洛集》1卷，《彭阳唱和集》3卷，《吴蜀集》1卷，所收均为与他人唱和之作。今传《刘梦得文集》(一名《刘宾客文集》)30卷，外集10卷。《全唐诗》卷354至365存其诗12卷，《全唐诗续补遗》卷7于《刘梦得集》外补诗2首。《全唐文》卷599至610存其文12卷，《唐文拾遗》卷25存其文2篇。关于刘禹锡的研究著作有吴汝煜《刘禹锡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

李毓秀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人，生于清代顺治年间，卒于雍正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

清顺治四年(164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出生于山西绛州正平里(今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一个富裕家庭。他自幼淳朴谨慎,事事循规蹈矩。孝亲友弟,对小他三岁的异母弟弟关爱有加;弟弟也非常喜爱这个哥哥,因而家庭和睦团结。“视异母弟,温温抚爱,若惟恐有伤,弟固乐其有兄,而闺内亦忻然若有动也。”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悟性很高;且不满足于只知道是什么,还要寻问为什么;虚心向别人学习,曾以同窗刘公者为字师。充满好奇心的李毓秀,不断探求着“四书五经”和宇宙的奥妙。

他师从名儒党冰壑,精研《大学》、《中庸》,并创办敦复斋讲学,人称李夫子。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在我国清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此书以浅近通俗的文字、三字韵的形式阐述了学习的重要、做人的道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等等，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冯煦

冯煦（1842～1927），字梦华，号蒿盦，晚号蒿叟，辛亥后称蒿隐公。江苏金坛人。年十四，父殁。咸丰六年(1856)，居江苏宝应外家，从成孺学，习词赋。光绪三、四年(1877、1878)间，于金陵书局校书。八年，以副贡生举于乡。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四年，典试湖南。十六年，京东灾涝，参与赈灾。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外简安徽凤阳府知府。并两摄凤颖六泗道。二十七年，迁山西河东道。二十八年，迁四川按察使。逾年，署四川布政使，历五月，复回按察使职。三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三十二年，兼署提学使。三十三年，补授安徽巡抚，甫一载而罢。后即卜居江苏宝应，“以文史自娱，奖掖后学”(同上)。宣统二年(1910)，皖大水，复起为查赈大臣，五次出入灾区，赈皖、豫东三十九州县。民国后，以清室遗老居沪上，创义赈协会，以济灾民。晚岁，“抚时悲戚”，“发为诗歌，与诸逸老相唱和”(同上)。1927年夏，以疾卒。冯煦以词名，其词出入于姜夔、张炎间，所作以怀人恋旧与客游为多，哀怨低徊。著有《蒿盦类稿》三二卷、《蒿盦类稿续编》三卷、《蒿盦随笔》四卷、《蒿叟随笔》五卷、《蒙香室词》(一名《蒿盦词》)二卷、《蒿盦奏稿》四卷、《蒿盦论词》一卷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四九、魏家骅《副都御史安徽巡抚兼理提督冯公行状》(《碑传集补》卷一五)、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二等。

尉缭

尉缭，学界对尉缭的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梁惠王时人，战国中期的军事家;有的认为是秦始皇时人，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又有的认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本是同一个人，是战国中、后期军事家。据史书记载，尉缭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曾向魏国君梁惠王献过富国强兵之策。入秦后被任命为国尉，辅助秦始皇统一天下。著有《尉缭子》。他从“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出发，蔑视那种靠迷信鬼神来进行战争的做法，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在于鬼神，而在于“人事”(《尉缭子·天官》)，“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战权》)他也反对孟子关于“为人君，仁义而己矣，何以利为”(《史记·魏世家》)的主张，认为人君应“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将战争划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兵权》)两大类，支持“伐暴乱而定仁义”(《兵令》)的正义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武议》)的非正义战争。强调将帅的修养，认为“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个”(《将理》)，要“自治兆兆”;用兵打仗“非可以忿也，见胜利则兴，不见胜而止出”。尉缭认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是为将者必备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兵谈》)则是为将者应予避免的三大弊病。他主张“将必从己先”，“军井通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食，军垒成而后舍，饥饱、劳逸、寒暑必身度之”，鼓舞士气，“气实则斗”(《战威》)。他认为，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与严明法纪必须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主。“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治本》)只有“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战威》)，才能“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制谈》)。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尉缭的军人伦理思想虽然还不够系统、完善，但他的许多见解却对中国军人伦理学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世昌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汲县。他的祖父做过河南中河通判，父亲为候选县主簿。他两岁时随家迁到开封，六岁入私塾读书。次年丧父，家境败落。成年后，他历就沁阳、太康、淮宁诸县署文书或家馆教师[1]。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县认识袁世凯，结为兄弟。他受袁资助，北上应试。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甲午科直省乡试磨勘官。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练“新建陆军”。1897年12月，经袁奏请徐以翰林兼管袁军营务处，往来北京、天津间，为袁的重要谋士;同时袁的爪牙如张勋之流，羡慕翰林之名，多投帖拜徐为师，因此徐和他们也结成深厚的关系。1900年8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徐世昌随西太后逃到西安。次年6月9日经山东巡抚袁世凯保荐，徐被西太后召见，以编修升为国子监司业。1903年10月，为商部左丞，12月练兵处成立，由于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再次奏保，徐以内阁学士候补加副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9月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仍任尚书。不久奉命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政治。12月底回到北京，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2]。

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重贿庆亲王奕劻，并通过袁世凯的举荐，得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各省督抚之上。他用奉天巡抚唐绍仪办理东北“外交”，在“抵制日俄”的名义下极力主张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借国债”，引进美英势力[3]。同时他也为日、俄势力效力，如1907年日本攫取了吉长铁路借款权。7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赴奉天请愿，要求废除有关吉长路各约，徐世昌答复说“约章炳如指日，万难取消”，公然允许日本动工修建[4]。他以推行所谓“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5]。因此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以“无兵殆不可以言治”为由[6]，奏请把北洋军第三镇和由二、四、五、六各镇内拨编两混成协调到关外。又仿照袁世凯在直隶的办法，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另外还增设官僚机构，以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成立“巡警”、“劝业”道，以巩固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徐因与袁关系密切也受到牵连。但他施展官僚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亲贵行贿，取得载沣信任。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大臣。次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清廷又授徐为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扼杀革命。他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求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咨大臣，加太保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廷一边，实际上仍暗中参与袁的机密，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扮演内线角色。1912年3月，袁窃据民国总统后，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7]，避至青岛，以掩饰其观望政治形势的本意。

当袁世凯镇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并解散国会以后，徐接受袁的邀请，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充当帮凶，被人称为“相国”。1915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后，老奸巨猾的徐世昌窥测出袁氏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的危险，即于10月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8]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他果然为袁效力，依照袁的旨意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仅一个月即下台。下台前，他力荐段祺瑞为国务卿。6月袁病危，托以家事。袁死后，徐世昌虽有觊觎总统地位、继承反动事业之野心，但实力不足，乃故意表示淡泊，又回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退耕老人”，等待时机。

1916年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应邀到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后移居天津。他看到北洋军阀内部争斗的反复，认为有机可乘，曾一度图谋通过拥宣统复辟，由自己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为此，1917年1月，他派人赴日本，试探日本政府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又和复辟派张勋等人秘密串联。5月，黎、段之间的斗争因“参战”问题达到高潮，黎下令免段职后，拟以徐继任总理;段的党羽则计划在天津组织政府，推举徐为大元帅;徐都没敢接受。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到天津，劝徐出山。当时，徐已得到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段、并不赞成清室复辟的消息，乃幡然变计，力劝张勋暂时放弃复辟计划。7月1日，张勋在北京悍然发动复辟。徐被任为弼德院院长，托故未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始入京，向各方面活动，为清室和张勋开脱罪责，竭力主张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7年8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任总统，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徐世昌又以“调和者”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下台，皖系首领段祺瑞指使其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为总统，因徐是文人，易操纵。同时，为缓和直皖矛盾，段也辞去总理职务，而由幕后操纵一切。徐出任“总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等各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广东护法政府分别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因此，他上台后，极力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又召开南北军阀分赃的“议和会议”[9]，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广州护法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的选举是违法的，根本不承认他为总统。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起初，徐认为对巴黎和约“应行签字”[10]，并下令逮捕游行示威学生，公开褒扬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体国公诚”[11]，因此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后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被迫免曹、章、陆职，并使其亲信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以缓和全国舆论的攻击。

这时，新文化运动高涨，尊孔复古分子极为惊慌。徐世昌适应保守派的需要，于1919年10月下令举行秋丁祭孔，又支持其亲信张凤台等人于1920年5月创办“四存学会”;次年4月发行《四存月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弢斋述学》等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妄想“转移风气”，阻挡革命潮流[12]。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徐世昌一直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则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操纵派系斗争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当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他支持段的亲信靳云鹏当总理，反对段的另一个爪牙徐树铮;同时又勾结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企图打破皖系对政府的垄断。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直两系控制了北京，他又转而把自己的权位寄托在奉直两系的争斗上。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败退关外，各系军阀的均势被打破，北京政府成了直系的囊中物，他就成了曹锟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的障碍。

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和黎元洪复任总统为名，逼徐世昌下台;1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秉承曹、吴意旨，通电揭发了徐的“种种罪恶”，宣布他为“伪总统”[13]。这个善于玩弄阴谋权术的老官僚智拙计穷，于2日称“衰病”辞职，溜回天津英租界私宅。

徐世昌用做官搜括的金钱，在辉县、青岛、天津各地购置大片地产。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14]。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华北沦陷后日酋板垣、土肥原等曾拉徐下水充当汉奸，徐以年老多病拒绝，保持了晚节。1939年6月6日，徐病故于天津。

逯钦立

逯钦立（1910-1973）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字卓亭，笔名祝本，山东钜野人。幼时曾学作旧体诗。1929年考入山东省菏泽第六中学，开始接触白话文。高中时期受学生会委托，主编《六中月刊》，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先后赴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就读。1939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导师罗庸、杨振声指导下研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1942年毕业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助理研究员。先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学原》、《现代评论》、《说文月刊》、《中央图书馆馆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并代《学原》审阅稿件。1948年初，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被聘为副教授。次年晋升为教授。1951年赴长春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又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1973年8月因病逝世。

逯先生对古诗造诣殊深，最主要表现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上。一九四○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有严重缺点，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摭拾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另谋新编，历时二十四年，终于于一九六四年编成这部百卷巨帙。

和冯、丁二书比较，逯书有五项明显的优点：一、取材广博。 凡先秦两汉间歌诗谣谚，除《诗经》、《楚辞》而外，悉数编入。 二、资料翔实。书中每一首诗都详细标著出处，既有利征引，亦备覆查，大大提高了本书的价值。 三、异文齐备。凡各书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甚至前人校勘成果，均予记录。为便于研究，不避繁琐，间指摘他本误字。 四、考订精审。如所谓苏武、李陵的一组别诗，古人已有疑辞， 而冯、丁二书仍以为苏、李自作，收诸前汉卷内。逯先生就其内容、主题和修辞用语方面加以分析，判定为后汉人所作(详见所著《汉诗别录》一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在前汉卷内仅录《汉书》本传所载“经万里兮度沙漠”歌一首，其余《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统编入后汉卷内。五、编排得当。本书不取《诗纪》分为前集、正集、外集、别集的体例，与《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各代必以帝王宗室为首卷也大不相同，而是严格按照作者卒年的先后加以编次。这样做不仅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为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外，近年又出版了逯先生一本《汉魏六朝论文集》，全书近四十万字，以其资料翔实，考核精审，见解独到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集中第一编的《〈古诗纪〉补正叙例》(1942年)、《汉诗别录》(1945年)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后记》(1964年)，则记录了逯先生在校辑那部巨著的漫长历程中辛勤跋涉的足跡。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中，逯先生对古诗校勘材料的鉴别和校勘方法的运用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体会。 如关于校勘方法，逯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八种类型的实例：(甲)作者姓名似异实同例;(乙)题目窜乱例;(丙)章法可以互校例;(丁)依韵校勘例;(戊)句法校勘例;(己)拟作原作可以互校例;(庚)以用事校勘例;(辛)就用辞习义校订例。校勘中出现的疑难多种多样，逯先生主张针对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校勘方法。 逯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不管是一篇具体作品写作年代的考证，还是某一种文学现象的解说，他都是从大量的史料考订入手，通过一书印证和辨析，最后得出结论。 例中《汉诗别录》“辨伪”一节中，他就苏、李诗的用语，涉及的地点，诗中所反映的社会风气等，多方考核，指出苏李诗当是“东汉末年文士之作，而与当时避地交阯之士大夫，且极有关，决可定其出于灵、献之际也。”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千古疑案。

逯钦立治学重视资料的准确，力求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基础上提出精深而独到的见解。所编选《陶渊明集》曾多次增删，几易其稿。长达2百多万字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耗费了30余年的心血。此外，逯钦立还先后发表有《诗经“溯回”“溯游”考》、《陶渊明行年简考》、《陶潜里居史料评述》、《跋老子化胡经玄歌》、《跋嵇康集第一卷诗》、《钟嵘诗品丛考》、《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说文笔》、《形影神诗及东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文赋撰出年代考》、《洛神赋与闲情赋》、《四声考》、《屈原离骚简论》、《在文学史上应该怎样评价曹操》、《关于胡笳十八拍》、《曹操与三国演义》、《文心雕龙三解》、《读陶管见》等论文和著述。

茅盾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桐乡。父亲沈永锡，晚清秀才。母亲陈爱珠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1905年茅盾在故乡乌镇入小学。1909年先考入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后转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未入本科，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在英文部、后在国文部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同时开始了他早年的文学活动。

茅盾开始文学活动的时代，正是五四运动前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很注意阅读、研究国外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选译一些内容和风格都有特点的外国小说。1920年冬，茅盾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十二人发起成立我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商务印书馆原出版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主持的刊物，专门登载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决定对《小说月报》进行革新，请茅盾主持“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专门介绍外国文学。1920年11月，又决定请他主编《小说月报》。茅盾任主编后，《小说月报》面目一新，成为一个进步文艺刊物。这引起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怨恨和攻击，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守旧派也表示反对。在内外夹击之下，1922年10月，茅盾辞主编职，改由郑振铎接任。

1922年到1924年，茅盾和郑振铎等人一道，曾经和文艺界的三个方面展开论战：一是鸳鸯蝴蝶派，二是创造社，三是南京的学衡派。其中，除与创造社的论战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外，对其他两派是对旧文学营垒的冲击与批判。

从1920年开始，茅盾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1年，他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各省的党组织陆续建立，茅盾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为中央传送信件，联络来往人员。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茅盾被选为执行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茅盾根据大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运动。1925年12月，恽代英和茅盾组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茅盾为宣传部长。1926年1月，茅盾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工作，编辑《政治周报》。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回上海，负责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主持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的各种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并派观察员去各省考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同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茅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翌年4月初，他主编汉口《民国日报》。这个报社的社长是董必武，这份报纸实际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在《民国日报》上，他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不久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反共面目，武汉的政局十分动荡。6月底，茅盾为应付突然事变，把快要生产的妻子孔德沚先送回上海。7月8日，他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就辞掉《民国日报》的工作，转入地下。他在武汉法租界一家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7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去九江，在九江见到董必武和谭平山，被告知即去南昌。这时他在牯岭得了一场急病，失去了去南昌的机会，遂于8月中旬绕道回上海。

当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南京国民政府正在抓人，茅盾亦名列其中。大革命的失败使他痛心，也使他悲观。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为了暂避蒋介石的迫害，他隐居了十个月，除了和同住在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鲁迅等人有来往，几乎不和外界接触。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有一段自叙：“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9月到1928年6月的十个月中，茅盾用“追忆”的手法写了三个连续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他的意图是写大革命时代青年所经过的三个时期：革命前夕的高昂兴奋和革命遇到挫折后的幻灭;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这三篇小说于1928年用笔名“茅盾”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由于它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因此一举成名。同时它也在当时进步文艺界引起某些非议，有人认为不应该去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人指出小说反映作者悲观失望情绪太浓厚。1929年这三个中篇被合印成一卷，小说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

1928年7月初，茅盾离开上海去日本。16日，他在日本东京写了散文《从牯岭到东京》借以回答当时上海文艺界某些朋友对他的批评。他表明《幻灭》等三篇只是忠实的时代描写，算不得是革命小说。同时他对有些人把文艺视为狭义的宣传工具，也是不赞成的。在这之后，他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组织上的联系。

茅盾在东京住了五个月，写有短篇小说《创造》、《自杀》、《一个女性》。12月，他移住日本京都，又写了一些短篇和散文。1929年写了长篇小说《虹》。除此之外，他在日本期间还写有《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同年底，他写了《关于高尔基》，说真正的普罗文学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写有血有肉的作品，而不是革命口号的图解。

1930年4月，茅盾结束亡命日本的生活回到上海。他回国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头半年，他取材于历史传说写成《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三个短篇小说。1930年9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判后，左联工作有了新的气象。1931年4月，茅盾开始和鲁迅、冯雪峰合编左联的秘密刊物《前哨》。5月，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和鲁迅、瞿秋白结成革命的战友，向国民党御用文人展开了英勇斗争。当时，他曾经通过瞿秋白向中共中央要求恢复他的共产党党籍，但是没有得到党中央的回答。这年10月，茅盾为要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子夜》，辞掉了左联领导职务，但仍坚持左翼文艺的旗帜。1932年到1936年他和鲁迅合作创办了《文学》和《译文》杂志。1934年2月，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全国性的复古逆流，茅盾和鲁迅都积极写文章反击。1935年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茅盾和鲁迅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祝贺胜利。

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写成于1932年底，但酝酿与构思则早在1930年冬。1930年夏秋之交，他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并发，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于是他每天访亲问友搜集素材。他在上海的朋友有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人，有自由职业者，也有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他又不止一次地到交易所、丝厂、火柴厂去，这很有助于他对社会的观察。

《子夜》中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以一个非常精明能干、抱有发展中国民族工业雄心的民族资本家丝厂老板吴荪甫为主角，刻画了复杂的斗争场面。吴荪甫为了自保，一方面加紧对工人的剥削，一方面不得不向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最后走上了绝路，从而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子夜》形象地驳斥了当时托派主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也打破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希望振兴中国民族工业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子夜》是我国“五四”以来在艺术上最成功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社会的文学巨著。《子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也很快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英、美、苏等国家出版，为世界文坛所重视。

茅盾在创作《子夜》的同时，还写有《林家铺子》。它的主题反映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小市镇的小商人不论如何会做生意，终归只有破产倒闭这一条路。同期和稍后他又写成《春蚕》、《秋收》和《残冬》三个短篇，刻画了30年代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掠夺的江浙蚕农的贫困，和农民开始觉醒、反抗的斗争场面。从1933年到1936年，茅盾还写有许多杂文、散文和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茅盾先到汉口，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阵地》。并与郭沫若、老舍等人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不久去上海。11月他偕同妻子离开上海经过香港到长沙，然后到九龙。他在九龙住了九个月，为广州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并为香港《立报》主编副刊《言林》。1938年底，他应杜重远的邀约，带领全家去新疆学院教书，于1939年春天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除教书外，并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不久，由于新疆督办兼省长盛世才日趋反动，使他无法工作，他一家只得于1940年4月底离开新疆，回到西安。5月，他随朱德的车队去延安访问，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同年初冬，他把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留在延安学习，自己和夫人离开延安到重庆。他写了《风景谈》、《白杨礼赞》等出色的散文，歌颂延安的革命精神。

1941年皖南事变后，茅盾离重庆经桂林去香港，创办《笔谈》。又参加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任编委，在《大众生活》上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他在这部小说里通过女特务赵惠明被腐蚀和逐步堕落的经过，揭露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特务的血腥罪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茅盾和叶以群、廖沫沙等人一起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十分动荡不安的惊险生活。后来，由于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他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达桂林，找到一间仅容一床一桌的小屋栖身。他在那里写了描述香港生活片段的《劫后拾遗》和描写民国初年城市士绅生活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

从1943年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茅盾定居重庆近郊。他追忆东江游击队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抢救流亡香港的一千多文化人的经过，写成《归途杂拾》、《过封锁线》等文章。1945年，写成了以揭露黄金舞弊案为主题的剧本《清明前后》，曾在重庆公演。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茅盾离重庆回上海。是年底，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杂谈苏联》与《苏联见闻录》。1947年底，他再次去香港，任《小说月刊》编委。这个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锻炼》，在《文汇报》上发表。

1948年底，茅盾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由香港乘轮船赴大连，旋至沈阳。北平和平解放后，茅盾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文化部部长直到1964年夏。他曾任全国政协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上，茅盾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根据他逝世前的请求，于3月31日做出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钟泰

钟泰（1888年—1979年），字斋，号钟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早年肄业江南格致书院，继之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至1911年凡六年。辛亥革命曾入皖督柏文蔚幕。尔后历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师，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改法政大学）日文教席，并开老庄讲座，又任《共和杂志》社社长。1924年转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冬，杭州陷敌，避居建德西乡。1939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3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与熊十力并任书院主讲兼协纂。抗日胜利后回上海。1948年任光华大学教授。解放后入华东师范大学。后兼任上海文史馆员。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讲学。1966年返回上海文史馆。1973年辞职回南京。1979年病逝于家。

著有《中国哲学史》、《国学概论》、《荀注订补》、《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等。钟泰毕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学，尤精周秦诸子，下及宋明理学，治学主宋学而不鄙薄校勘、训诂。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成一家言。所著有《中国哲学史》、《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顾诗笺校订》及《□斋论语诗》等。《庄子发微》是他积数十年研究之力作，其特点是将《庄子》内外杂三篇会通，相互佐证，着眼于本文，论世、知人、探微、显隐、追寻庄子哲学固有的内在的理论脉络，作出具体分析，针对当时学术界盛行以庄子为客观唯心主义者之观点，提出不同见解，揭示出为人们所忽视的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中国哲学史》是其首刊的大著(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任教之江大学是以三年精力撰就。由《中国哲学史》可见其为学风范，盖即金松岑序中所揭出之“纯于学”而“涵泳反复”：唯其“涵泳”，体会先哲之精微，故各家各流均抱同情之理解，能抉明其学说之所以然；唯其“涵泳”，梳理学术大旨及源流，莫不切中肯綮，且言必有据；唯“涵泳”，能见人之所弊，书中驳正时贤如胡适谢无量，皆确然不可移。

陈作霖

陈作霖(1837-1920)，近代诗人。字雨伯，晚号雨叟、可园老人、冶麓老人、重光耄道人。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咸丰元年(1851)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曾得候补教谕衔，终生不得实授官职。尝赋《雨叟自赞》曰：“不仕不隐，亦老自耆。无益人士，自全天倪。郭泰在汉，王通在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曾受徐世昌之邀，加入晚晴簃选诗社，参与《晚晴簃诗汇》的编选工作。1919年以后卒。

陈作霖生于世代书香之家，聪颖好学。13岁随父亲入斗门桥私塾读书。15岁前几乎读完主要的儒家经典。肄业于钟山、惜阴两书院。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此后应进士试不第，就放弃科考，专心于教育、文学和史志学。1868年，陈作霖随著名学者汪士铎学习古文。其间，他参加了由汪士铎主持的金陵官书局校勘刊刻经史书籍的工作，得以博览群籍。同治十三年（1874年）陈作霖参与纂修《上江两县志》，这是他进入方志领域的开始。1875年参加江南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中举后，曾三次北上参加礼部会试，未被录取，遂绝仕途之念，立志撰述，并以授读、校书、修志、著书为业。三年后，他编写成《金陵通纪》，接着又用五年时间编纂了《金陵通传》。后来，陈作霖又指导其子陈绐绂续志两种：《钟南淮北区域志》记钟山南和秦淮河北的山水街巷园林人物；《石城山志》记城西北事，于1919年刊成。这些史志在当今编写《南京通志》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作霖少年即能诗，60岁以后始学填词。论诗论文均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宣统二年(1910)曾自述其诗歌创作历程曰：“予年才髫龀，即喜为诗，要不过谈经咏史、即景言情而已。弱冠以来，适遭寇乱，幽忧抑郁，长歌浩歌，以避地之杜陵，为从军之王粲，而诗境一变。壮年而后，运值中兴，角胜名场，文章尔雅，起南山之雾豹，逐东野之云龙，而诗境再变。岁月不居，亦聿既耄，超然物外，山水方滋，白傅多讽谕之吟，谢客有登临之作，而诗境遂三变。”(《<可园诗存>自序》)其诗题材广泛，数量很多，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尤伙。如写于咸丰年间的《感事五首》、《近闻》、《喜雨》、《凤阳感事五首》等，主要是哀叹社会的动荡和自己飘泊不定。写于同治年间的《乱后重游妙相庵园亭歌》、《秦淮杂感六首》、《楚南馆行》等则多哀叹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江南繁华地区的萧条。《善后新乐府四首》揭露了清朝官府借处理太平天国善后事宜对民众的压榨。著有《可园诗存》、《可园词存》、《可园文存》、《可园诗话》、《寿藻堂诗集》、《寿藻堂文集》、《寿藻堂杂存》、《炳烛里谈》、《养和轩随笔》;编有《金陵通纪》、《金陵通传》、《国朝金陵词钞》。

黄仲昭

黄仲昭（1435-1508），明代著名方志学家、诗文家。名潜，以字行，号退岩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次年，宪宗以元夕张灯，命词臣撰诗词进奉，因他与章懋、庄昶谏张灯岂尧舜之道，诗词岂仁义之言，乞将烟火停止，杖谪为湘潭知县，迁南大理评事。不久乞休。弘治初，起为江西提学佥事。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学者称其为未轩先生。著有《未轩集》、《八闽通志》。其诗风和易，往往是直抒胸臆，如《谪居写怀》：“一片归心留不住，非因故国有莼鲈。”《归田杂咏》：“悔杀昔年成底事，红尘鞭马听朝钟。”其诗句显然缺乏熔炼，诗味不浓。间或有的绝句还有些情致：“两京飘泊几星霜，却喜逢君话故乡。潮水不知离别苦，又从江上逆归航。”(《送人还莆》)从其谏元夕张灯看，他并不看重诗词创作，自然缺乏创作热情，其成就也不大。他的文章也缺少必要的文采。

赵炅

宋太宗赵炅（939年11月20日－997年5月8日），宋朝第二位皇帝（976年－997年在位），宋太祖赵匡胤同母弟,后周禁军将领赵弘殷第三子,母杜氏。初名匡义,宋初改名光义,即帝位后改称炅。祖籍涿州(今属河北)。后晋天福四年(939)十月,生于浚仪(今河南开封)。性嗜学,多艺能,状貌威严。仕后周累迁至供奉官都知。显德末,与赵普等人共同协助兄匡胤策划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初任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宋太祖亲征李筠,他受命为大内点检,留镇都城。继领泰宁军节度使。宋伐李重进,被命为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府尹,再加兼中书令。太祖征北汉,复被命为东都留守,封晋王,序班宰相之上,权势颇重。开宝九年(976)十月,太祖病危,抢先入宫夺取皇位,改元太平兴国。封弟廷美为齐王,太祖子德昭为武功郡王,德芳为兴元尹。并诏太祖子及廷美子皆称皇子,女则均称皇女,以稳定皇室人心,实则疏忌之。继续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与吴越王钱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附。四年,亲自率兵攻灭北汉,结束了中原及其迤南广大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遂乘胜攻辽,进围其南京(今北京市)。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归。雍熙三年(986),又发兵三路,大举攻辽。岐沟关之战,宋军主力大败。陈家谷之战,再遭惨败,失大将杨业,从此对外采取守势,悉力对内防范与镇压“奸邪”,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禁止节度使补亲吏为镇将,继续收节度使所领“支郡”归朝廷直辖,并命各地节度使回京师,解除其兵权,使节度使变为无职任之虚衔。大力扩充科举取士名额,并建崇文院,聚集文人学士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设审刑、考课、审官等院,加强对司法大权的控制及对官员的考查与黜陟选任。改全国十道为十五路,遍置转运使,以掌各地财政大权和监察地方官员。曾用军事和政治手段企图消灭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以南白城子)党项拓跋部贵族势力,引起李继迁等激烈反抗。淳化四年(993),镇压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位期间,注意发展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交流南北作物品种,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恢复发展。至道三年(997)三月病逝。终年五十九岁。葬于永熙陵(今河南巩县西村区泘沱村东)。尊谥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

罗伦

罗伦（1431—1478），明代诗文作家。字应魁，改字彝正，号一峰。永丰(江西广丰)人。家贫好学，樵牧挟书，讽诵不辍。成化二年(1466)廷试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擢进士第一，授修撰。大学士李贤遭丧夺情，伦诣李贤处沮之，不听，乃上疏极论，贬为福建市舶司提举。李贤卒后，复官。后改南京，居2年，引疾归，遂不复出。为人刚正，严于律己。衣食粗恶，或遗之衣，见道殣，解以覆之。谥文毅。黄宗羲认为其文“刚毅之气，形于笔端，芒寒色正”(《明文授读》)。《益庵记》以“求益于利者之市，求益于名者之朝”来对比说明“求益于道者”应“求诸已”。而求益于己就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风烈而雷迅，迁善犹风，改过犹雷”。文章自具有清刚之气。它如《宋文丞相祠堂记》、《西园清隐记》皆有类似的特点。诗非其所长，间或有抒写性情之作，尚有几分艺术魅力：“云水千峰更万峰，此心期与故人同。苍茫世路浮生在，淡泊春怀野兴浓。乡梦几回茅店月，蓑衣无恙柳北风。明年唤取陈公甫，皂帽青天信一篷。”其集中甚多纪梦诗，有300首之多，但构思雷同，缺乏应有的创造性。著有《一峰集》10卷。

李济

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号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1918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官费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1919年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同时对考古学发生兴趣,1923年写成“中国民族的形成”,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先行者。同年归国,在南开大学任教两年,后又为清华学校研究院讲师,讲授中国最早的人类学。1926年他发掘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出版。1928年授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组织考古队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先后十五次,1931年后又发掘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黑陶文化的龙山文化。1934年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筹备设立规模宏大、带有最新设备的南京博物院。1937年抗战爆发,带领全所研究人员从南京迁至四川。战后才迁回。1948年迁至台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翌年创设了考古人类学系,任系主任。1955年至1972年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发表过大量的报告、论文和译文。主要的有《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哈佛大学印行,1943年翻译为日文《支那民族的形成》,须山卓译,生活社发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1934年出版)、《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64年以来发行了五册)、《感旧录》(1967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上、下卷,1977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195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安阳》(197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

洪迈

洪迈（1123年—1202年）南宋学者、文学家。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大臣洪皓之季子。与兄适、遵并称“三洪”。幼时，一日读书数千言，过目不忘，博极载籍。和两兄长试博学宏词科，唯独他被除掉。绍兴十五年(1145年)始中第，任吏部郎兼礼部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出使金国，书用敌国礼仪，金人令他改“陪臣”二字，他坚执不从。后遣归，出知泉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乾道二年(1163年)，任起居舍人，遂悉心研史。三年，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继其父、兄任此三职。六年后，出知赣州、建宁、婺州(今浙江金华)等地。乾道十一年(1176年)知婺州时，向皇上启奏：“金华的田地沙石很多，地势不受水，五是不下雨就旱，所以境内的池塘和湖泊最应当整治修理。命令有力的出力，有田的出谷，一共修塘堰及湖池八百三十七所。”婺军平日没有纪律，春天发的衣服就想去换钱，吏不准，就大声呼喊聚在郡将那里，郡将害怕，就估息迁就他们。洪迈来后，他们还习以为常，甚至用流言诽谤家族。洪迈用计逮捕四十八人，众人互相唆使乱叫，围着洪迈的轿子起哄，洪迈喝斥他们，众人很快就散去了。洪迈杀了首恶的二人，在市上悬头示众，剩下的有的处以墨刑，有的用棍子鞭打，没有敢喧哗的。特迁敷文阁待制。十二年再入史馆。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成《四朝史》。后又进为龙图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学识渊博,论著宏富,涉猎广泛,经史子集、医卜星算无不博览,尤熟悉宋代典故。晚年归乡里,潜心著述。终年八十岁,谥文敏,赠光禄大夫。

他博极群书，熟谙经史，尤熟于宋代掌故，著作颇富。编著有《容斋随笔》、《野处类稿》、《夷坚志》、《万首唐人绝句》。其《容斋随笔》十六卷、《容斋续笔》十六卷,《容斋三笔》十六卷、《容斋四笔》十六卷、《容斋五笔》十卷,共七十四卷。《容斋随笔》是宋代重要的笔记著作。多考证历朝经典史实、词章典故，于宋代朝章典制记述尤祥。

汤显祖

汤显祖（1550年9月24日—1616年7月29日），明朝戏曲作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清远道人，晚号若士，所居曰：“玉茗堂”。临川(今属江西)人。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举人。神宗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致海内名士，显祖谢绝应考，居正次子嗣修遂及第。十一年(1588)方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后因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申时行、杨文举等营私舞弊，牵涉皇帝，被贬广东徐闻县典史。迁浙江遂昌县知县。赴任途中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会晤。后因打击邪恶，放囚犯回家过年遭弹劾，辞职归里不复出，三年后被免职。少从罗汝芳学，崇拜李贽，与达观禅师相交往，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友好。显祖对封建礼教和黑暗腐败的朝政有所不满，政治上壮志未酬，在文学艺术上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其诗、文、词、曲均有很深造诣，时称其制义，传奇，诗赋为“昭代三异”。其论诗文，认为汉宋之文皆有法，作文不能止于法，当求通其机，即要精气满劲，讲求悟修并重。将“真”视为文章之本，以伉壮不阿之气为真，以奇怪为真。对奇士、奇文倍加欣赏。其谈灵性，认为有生命之物皆有灵性，人尤为至灵之物，文章之妙全在灵气，生气即灵气，灵气之特征为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不可名状。此说对公安派有所影响。认为戏曲的创作和批评当以意趣神色为主，反对沈璟的极端格律论。重视“情”的作用，提倡神情合至，描绘理想境界。所著《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构思独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为我国戏剧史上的优秀剧作之一。对明末“临川派”剧作家、清代剧作家有很大影响。另著有《紫箫记》、《牡丹亭》、《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玉茗堂诗集》、《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赋》、《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续虞初新志》等。

周予同

周予同（1898年1月-1981年7月15日）,原名毓懋,学名蘧,字予同、豫桐,笔名天行,瑞安人。瑞安中学毕业后,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五四运动前夕,和同学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实验。五四运动起,以高师学生代表身份,参加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次年与在京温籍学生创办《瓯海新潮》半月刊,传播新思想,向温、处等地寄发。是年夏,又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1921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后任《教育》杂志社主编,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春发表《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名为《经今古文学》出版。1926年,发表论文《僵尸的出粜》,反对北洋政府强令学校读经。1928年12月,任中国著作者协会执行委员。1929年出版《经学历史注释》。1932年一度回乡任教于浙江省立十中。1933年,任安徽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出版《群经概论》。1934年,印行《汉学师承记选注》。1935年,回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后兼南洋研究馆主任及暨大教务长;曾与蔡元培、吴敬恒、陈望道等署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与柳亚子、刘大杰等署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2月,与马相伯、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43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5年,辞去开明职务,出任复旦大学教授,曾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解放初期,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曾作为全校土改大队长参加皖北土地改革。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59年起,担任中国经学史课,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并兼任《辞海》副主编、编辑委员兼分科主编,负责主编经学史部分。1961年,任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主编,编成上下两册。“文化大革命”起,因在座谈会上公开指责姚文元“断章取义,乱箭射人”,并力言“吴晗是好人”,备受批斗,所著书籍文章被指为“毒草”。1969年,因急性心脏病发作,瘫痪卧床、双目失明达13年。1981年7月1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3岁。

生平著作还有《孔子》、《朱熹》、《群经概论》、《教材之研究》(与人合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学校制度》等,主编有《中国历史文选》、《开明初中本国史》、《开明新编国文课本》(与叶圣陶等合编)等。

刘半农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农，号曲庵，后以字行。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江阴县。父宝珊是个秀才，曾教书多年。

刘半农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1904年入本城翰墨林小学，1907年入常州府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闭辍学。

刘半农离开学校后，江阴已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有人发起组织青年团抗清，其弟天华入团进行革命活动，刘半农亦“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1]，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

1912年刘半农去上海，先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1913至1916年又任中华书局编辑员。居沪期间他专心从事翻译和创作，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才子佳人小说。鲁迅说刘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也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人物，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之邀赴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此时陈和胡适等人发起了革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运动，刘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同年夏，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文。阐述了对改革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意见。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注意分段、采用标点符号等主张，尤其强调“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2]。刘认为诗与小说是文学中两大主脑，做小说要有“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或“就所见世界为绘一惟妙惟肖之小影”的本领;写诗“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3]。他斥责那些专讲声调格律、拘执平仄的诗为假诗，为虚伪文学，与虚伪道德相互推波助澜，在社会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1918年春，为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好地同旧派作战，刘半农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轮流编辑，由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旧派的各种谬论，再由刘写《奉答王敬轩先生》一文，从正面逐条驳斥守旧顽固派的观点，尖锐地指名批判了林纾。另外，刘还创造了“她”、“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称赞。鲁迅肯定刘的这种斗争勇气和首创精神，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4]。

当时刘半农在北大教授应用文，讲中国文法等课，颇重视实用及反对八股程式，发表有《应用文之教授》，又著有《中国文法通论》一书。他还努力创作新诗和进行征集歌谣的工作。他的白话诗、无韵诗写得很好，颇受群众的欢迎，如《学徒苦》、《卖萝卜人》和《叫我如何不想她》等，语言明快，内容有一定的进步性，一度广为流传，后大部分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里。刘在征集歌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年内收到了几千首，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一百四十多首，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颇为人们所注意，后在北大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发表过许多首。

刘半农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很活跃的，但作为小知识分子，也有局限性，1918年9月写作的《作揖主义》一文，就表现出不抵抗、听其自然的消极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快便离开运动转向专搞学术方面去了。

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刘为北大代表出席会议，被推选为会员。会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提出改国文为国语及编纂辞典等意见。1920年5月国语会开第二次大会时，组织了一个国语辞典委员会，他是该会委员之一。

会后不久，刘半农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讲。出国前他本想同时研习文学和语言学，但到了国外，觉得二者不可得兼，经过再三考虑后选定了实验语音学。由于他能刻苦攻读和钻研，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1921年10月，刘写了《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文。那时国语学界有“国音”、“京音”两派，他主张“国音乡调”，即希望“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5]。刘半农不同意以北京音调作统一的标准，认为只要达意，字调可以不管，任其带有家乡口音。

1922年冬，巴黎大学准许刘半农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1923年刘撰《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和《实验ㄗㄘㄓㄔ四母之结果》两文。1924年出版的《四声实验录》是一本较有价值的著作，除介绍有关语音知识和实验方法外，主要记录了他邀约侨居国外的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十二个地方的华人进行实验的结果，并对四声的本质做了探讨。1925年春，刘又用法文写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略史》两书当做论文提出。另外他还发明有“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即所谓刘氏尺)等测算语音律的仪器，获得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刘又获法兰西研究院之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同年秋刘半农到北京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除在校讲授语音学外，同时更努力从事学术研究。他与魏建功商定了一个调查方言同音字的计划，着手收蓄方音等工作，并发起“数人会”研究国语罗马字。

1926年刘半农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又兼任师范大学讲师。他曾拟定了一个精细周到的编纂中国大辞典计划概要，提交北大研究所，但由于经费短绌，根本无法实现。6月起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约半年时间。11月撰《打雅》一文，节录登在《世界日报》副刊上，此为他编写辞典的最初尝试。同年瑞典考古学者斯文赫定(Seven Hedin)来华，同中国学术团体订约，共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刘为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刘所译《茶花女》剧本也于这年出版。

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为表示对教育部长刘哲的不满，刘半农辞掉了国立各校讲席。10月北新书局被反动当局封闭，《语丝》也被迫停刊。刘半农、周作人因与北新书局、《语丝》杂志有密切关系，曾一度避难于友人家。

1928年春，东方考古协会在日本东京开会，刘半农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出席。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刘为特约著述员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还是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年底，原国语会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刘与黎锦熙、钱玄同等人都是该会委员。翌年，刘又加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为编纂员。

1929年春，刘半农再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同年夏，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30年5月，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由于他渐据要津，“五四”时期的那种热情也已经消失。因此他对女院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不同意学生参加群众运动，反对学生互称“密斯”，并布告禁止学生入公共舞场，颇引起了社会上的非议，鲁迅也很反感，“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6]。

1929年至1930年间，刘半农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在北大布置起了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在魏建功、白涤洲等人协助下，用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做材料，记录了七十多处方言。1930年夏，他们又借河北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开办之便，记下了河北各地的读音。他们先后调查方音达二三百种，在此基础上由刘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音标总表》一册，同年还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刘又着手鉴定故宫所藏乐器的音律，并进一步把“刘氏音鼓甲种”和“声调推断尺”改良为“刘氏音鼓乙种”与“最简音高推断尺”，使研究测算大大节省时间，也更加准确。

1931年夏，刘辞去兼职，专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刘半农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一文，顺着官方意思，表示赞成反日救国，抵制日货，但反对游行示威呼口号，要人们照常进行所谓的正业，并说“所谓不抵抗，实在只是不能抵抗”[7]，主张暂时忍辱求全、卧薪尝胆，准备将来去和敌人拼死活。“一二八”抗战之后，他的态度略有改变，在《与张溥泉》一文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行为有所批评。

在这前后，刘半农主要是搞语音学等研究和大辞典编纂工作，陆续发表了《释吃》、《释来去》诸文，1932年写成的《“一”字稿本》达三百多页。此外又撰《北平方音析数表》一文，分字音为“头”、“面”、“颈”、“腹”、“尾”、“神”六项，用六位数字表示一个字的切音，这可说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

1933年5月，刘半农编成了一部《中小字典》，并附有他自己创造的“点直曲检字法”，后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暑假，他曾走访河南、上海，亲测古乐器音律，并在巩县石窟市及洛阳龙门发现北朝和唐代乐舞造像。同年冬，刘立意给名妓赛金花作传，与商鸿逵一起邀赛聚谈十数夕，草稿写成一半，后经商续编成《赛金花本事》一书。与此同时他还常做打油诗、弄烂古文，致使鲁迅为之长叹。

1934年，刘半农发表有《西汉时代的日晷》等文章。同年瑞典地理学会为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岁生日，向刘征文，刘准备写一自己专门研究的东西来纪念斯氏，遂利用暑假时间，沿平绥线去调查西北地区方言。刘与白涤洲等一行五人，自6月19日从北平出发，先往包头，中经归绥、百灵庙、大同，最后到张家口，7月10日回抵北平。他们在短短二十余日内，跑遍数十县，除记录方音，还收集了不少民歌，成绩很大。但刘不幸染上了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去世。刘在世时，曾自编《半农杂文》集，他的主要著作大部分收在里面。

任不齐

任不齐（前545-前468)，字子选，春秋战国时薛国(今山东济宁桃乡)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楚国和齐国曾送国书聘不齐为上卿宰相，都被不齐拒绝了。任不齐是黄帝二十五子之一禺阳的后代。禺阳（帝俊，少昊，又称青阳或禹阳）被封于任国，以国为姓。《左传》和《文子》等文献记载，任国传承伏羲任（妊）姓，历朝代表华夏，主持祭祀伏羲和济水之神。禺阳为父系社会任姓始祖。众多文献和《任氏宗谱》记载，任不齐为禺阳第六十四世孙。

任不齐，生于周灵王二十七年三月，卒于周元王八年九月。葬桃乡，墓在济宁城北房葛铺。唐朝皇帝追封其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又加封其为当阳侯，明朝改称“先贤任子”。任不齐通六艺，工诗、礼，尤精通于乐。孔子死后，他守灵三年后方返回故乡桃乡(今山东省济宁任城)。楚王听说他的贤明，想聘为上卿，他拒绝了。《任子遗书》载齐王亦送国书聘不齐为宰相，也被不齐拒绝了。不齐专心在家作诗传，礼纬注，乐经，述孔子言作逸语三篇。著有《任子遗书》。

玄觉

玄觉(665—713)，字明道，俗家姓戴，永嘉人。年仅4岁，父母送其出家。初在西山龙兴寺，长老特请专人教读;剃度以后，博览群籍，入天台宗，为国清寺智颂大师四传弟子。其后仰慕禅宗六祖慧能秉承释迦如来衣钵心法，不远千里前往韶州(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印证，留宿一夜而悟道。从此人称“一宿觉”，成为慧能得意弟子。在《证道歌》里赞唱六祖：“自从识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得自然。”

回永嘉后，学者齐集禅阶问道，号称“真觉禅师”。所倡天台、禅宗融合之说，显名当时，和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等同列慧能门下，为五大宗派之一。永嘉佛教随之名闻天下。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十月十七日圆寂于龙兴寺别院，时年49岁。十一月十三日殡于永嘉西山，葬礼盛况空前，谥号无相大师。据传，卒后百年，元和(806—820)中，刺史杜贲发坟视之，遗体如生，遂于松台山顶修建净光塔院以供瞻仰。遗著有《证道歌》一首和《禅宗悟修图旨》(魏靖辑为《永嘉集》)等。叶适赞《证道歌》：“自立证解，深而易达，浅不可测，明悟勇决，不累于生死，盖人杰也。”冒广生刊其著作，并录其生平入《永嘉高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