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煦

冯煦（1842～1927），字梦华，号蒿盦，晚号蒿叟，辛亥后称蒿隐公。江苏金坛人。年十四，父殁。咸丰六年(1856)，居江苏宝应外家，从成孺学，习词赋。光绪三、四年(1877、1878)间，于金陵书局校书。八年，以副贡生举于乡。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四年，典试湖南。十六年，京东灾涝，参与赈灾。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外简安徽凤阳府知府。并两摄凤颖六泗道。二十七年，迁山西河东道。二十八年，迁四川按察使。逾年，署四川布政使，历五月，复回按察使职。三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三十二年，兼署提学使。三十三年，补授安徽巡抚，甫一载而罢。后即卜居江苏宝应，“以文史自娱，奖掖后学”(同上)。宣统二年(1910)，皖大水，复起为查赈大臣，五次出入灾区，赈皖、豫东三十九州县。民国后，以清室遗老居沪上，创义赈协会，以济灾民。晚岁，“抚时悲戚”，“发为诗歌，与诸逸老相唱和”(同上)。1927年夏，以疾卒。冯煦以词名，其词出入于姜夔、张炎间，所作以怀人恋旧与客游为多，哀怨低徊。著有《蒿盦类稿》三二卷、《蒿盦类稿续编》三卷、《蒿盦随笔》四卷、《蒿叟随笔》五卷、《蒙香室词》(一名《蒿盦词》)二卷、《蒿盦奏稿》四卷、《蒿盦论词》一卷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四九、魏家骅《副都御史安徽巡抚兼理提督冯公行状》(《碑传集补》卷一五)、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二等。

尉缭

尉缭，学界对尉缭的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梁惠王时人，战国中期的军事家;有的认为是秦始皇时人，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又有的认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本是同一个人，是战国中、后期军事家。据史书记载，尉缭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曾向魏国君梁惠王献过富国强兵之策。入秦后被任命为国尉，辅助秦始皇统一天下。著有《尉缭子》。他从“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出发，蔑视那种靠迷信鬼神来进行战争的做法，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在于鬼神，而在于“人事”(《尉缭子·天官》)，“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战权》)他也反对孟子关于“为人君，仁义而己矣，何以利为”(《史记·魏世家》)的主张，认为人君应“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将战争划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兵权》)两大类，支持“伐暴乱而定仁义”(《兵令》)的正义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武议》)的非正义战争。强调将帅的修养，认为“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个”(《将理》)，要“自治兆兆”;用兵打仗“非可以忿也，见胜利则兴，不见胜而止出”。尉缭认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是为将者必备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兵谈》)则是为将者应予避免的三大弊病。他主张“将必从己先”，“军井通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食，军垒成而后舍，饥饱、劳逸、寒暑必身度之”，鼓舞士气，“气实则斗”(《战威》)。他认为，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与严明法纪必须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主。“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治本》)只有“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战威》)，才能“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制谈》)。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尉缭的军人伦理思想虽然还不够系统、完善，但他的许多见解却对中国军人伦理学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世昌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汲县。他的祖父做过河南中河通判，父亲为候选县主簿。他两岁时随家迁到开封，六岁入私塾读书。次年丧父，家境败落。成年后，他历就沁阳、太康、淮宁诸县署文书或家馆教师[1]。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县认识袁世凯，结为兄弟。他受袁资助，北上应试。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甲午科直省乡试磨勘官。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练“新建陆军”。1897年12月，经袁奏请徐以翰林兼管袁军营务处，往来北京、天津间，为袁的重要谋士;同时袁的爪牙如张勋之流，羡慕翰林之名，多投帖拜徐为师，因此徐和他们也结成深厚的关系。1900年8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徐世昌随西太后逃到西安。次年6月9日经山东巡抚袁世凯保荐，徐被西太后召见，以编修升为国子监司业。1903年10月，为商部左丞，12月练兵处成立，由于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再次奏保，徐以内阁学士候补加副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9月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仍任尚书。不久奉命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政治。12月底回到北京，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2]。

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重贿庆亲王奕劻，并通过袁世凯的举荐，得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各省督抚之上。他用奉天巡抚唐绍仪办理东北“外交”，在“抵制日俄”的名义下极力主张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借国债”，引进美英势力[3]。同时他也为日、俄势力效力，如1907年日本攫取了吉长铁路借款权。7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赴奉天请愿，要求废除有关吉长路各约，徐世昌答复说“约章炳如指日，万难取消”，公然允许日本动工修建[4]。他以推行所谓“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5]。因此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以“无兵殆不可以言治”为由[6]，奏请把北洋军第三镇和由二、四、五、六各镇内拨编两混成协调到关外。又仿照袁世凯在直隶的办法，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另外还增设官僚机构，以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成立“巡警”、“劝业”道，以巩固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徐因与袁关系密切也受到牵连。但他施展官僚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亲贵行贿，取得载沣信任。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大臣。次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清廷又授徐为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扼杀革命。他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求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咨大臣，加太保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廷一边，实际上仍暗中参与袁的机密，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扮演内线角色。1912年3月，袁窃据民国总统后，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7]，避至青岛，以掩饰其观望政治形势的本意。

当袁世凯镇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并解散国会以后，徐接受袁的邀请，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充当帮凶，被人称为“相国”。1915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后，老奸巨猾的徐世昌窥测出袁氏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的危险，即于10月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8]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他果然为袁效力，依照袁的旨意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仅一个月即下台。下台前，他力荐段祺瑞为国务卿。6月袁病危，托以家事。袁死后，徐世昌虽有觊觎总统地位、继承反动事业之野心，但实力不足，乃故意表示淡泊，又回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退耕老人”，等待时机。

1916年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应邀到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后移居天津。他看到北洋军阀内部争斗的反复，认为有机可乘，曾一度图谋通过拥宣统复辟，由自己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为此，1917年1月，他派人赴日本，试探日本政府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又和复辟派张勋等人秘密串联。5月，黎、段之间的斗争因“参战”问题达到高潮，黎下令免段职后，拟以徐继任总理;段的党羽则计划在天津组织政府，推举徐为大元帅;徐都没敢接受。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到天津，劝徐出山。当时，徐已得到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段、并不赞成清室复辟的消息，乃幡然变计，力劝张勋暂时放弃复辟计划。7月1日，张勋在北京悍然发动复辟。徐被任为弼德院院长，托故未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始入京，向各方面活动，为清室和张勋开脱罪责，竭力主张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7年8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任总统，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徐世昌又以“调和者”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下台，皖系首领段祺瑞指使其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为总统，因徐是文人，易操纵。同时，为缓和直皖矛盾，段也辞去总理职务，而由幕后操纵一切。徐出任“总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等各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广东护法政府分别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因此，他上台后，极力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又召开南北军阀分赃的“议和会议”[9]，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广州护法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的选举是违法的，根本不承认他为总统。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起初，徐认为对巴黎和约“应行签字”[10]，并下令逮捕游行示威学生，公开褒扬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体国公诚”[11]，因此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后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被迫免曹、章、陆职，并使其亲信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以缓和全国舆论的攻击。

这时，新文化运动高涨，尊孔复古分子极为惊慌。徐世昌适应保守派的需要，于1919年10月下令举行秋丁祭孔，又支持其亲信张凤台等人于1920年5月创办“四存学会”;次年4月发行《四存月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弢斋述学》等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妄想“转移风气”，阻挡革命潮流[12]。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徐世昌一直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则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操纵派系斗争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当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他支持段的亲信靳云鹏当总理，反对段的另一个爪牙徐树铮;同时又勾结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企图打破皖系对政府的垄断。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直两系控制了北京，他又转而把自己的权位寄托在奉直两系的争斗上。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败退关外，各系军阀的均势被打破，北京政府成了直系的囊中物，他就成了曹锟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的障碍。

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和黎元洪复任总统为名，逼徐世昌下台;1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秉承曹、吴意旨，通电揭发了徐的“种种罪恶”，宣布他为“伪总统”[13]。这个善于玩弄阴谋权术的老官僚智拙计穷，于2日称“衰病”辞职，溜回天津英租界私宅。

徐世昌用做官搜括的金钱，在辉县、青岛、天津各地购置大片地产。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14]。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华北沦陷后日酋板垣、土肥原等曾拉徐下水充当汉奸，徐以年老多病拒绝，保持了晚节。1939年6月6日，徐病故于天津。

逯钦立

逯钦立（1910-1973）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字卓亭，笔名祝本，山东钜野人。幼时曾学作旧体诗。1929年考入山东省菏泽第六中学，开始接触白话文。高中时期受学生会委托，主编《六中月刊》，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先后赴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就读。1939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导师罗庸、杨振声指导下研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1942年毕业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助理研究员。先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学原》、《现代评论》、《说文月刊》、《中央图书馆馆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并代《学原》审阅稿件。1948年初，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被聘为副教授。次年晋升为教授。1951年赴长春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又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1973年8月因病逝世。

逯先生对古诗造诣殊深，最主要表现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上。一九四○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有严重缺点，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摭拾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另谋新编，历时二十四年，终于于一九六四年编成这部百卷巨帙。

和冯、丁二书比较，逯书有五项明显的优点：一、取材广博。 凡先秦两汉间歌诗谣谚，除《诗经》、《楚辞》而外，悉数编入。 二、资料翔实。书中每一首诗都详细标著出处，既有利征引，亦备覆查，大大提高了本书的价值。 三、异文齐备。凡各书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甚至前人校勘成果，均予记录。为便于研究，不避繁琐，间指摘他本误字。 四、考订精审。如所谓苏武、李陵的一组别诗，古人已有疑辞， 而冯、丁二书仍以为苏、李自作，收诸前汉卷内。逯先生就其内容、主题和修辞用语方面加以分析，判定为后汉人所作(详见所著《汉诗别录》一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在前汉卷内仅录《汉书》本传所载“经万里兮度沙漠”歌一首，其余《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统编入后汉卷内。五、编排得当。本书不取《诗纪》分为前集、正集、外集、别集的体例，与《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各代必以帝王宗室为首卷也大不相同，而是严格按照作者卒年的先后加以编次。这样做不仅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为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外，近年又出版了逯先生一本《汉魏六朝论文集》，全书近四十万字，以其资料翔实，考核精审，见解独到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集中第一编的《〈古诗纪〉补正叙例》(1942年)、《汉诗别录》(1945年)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后记》(1964年)，则记录了逯先生在校辑那部巨著的漫长历程中辛勤跋涉的足跡。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中，逯先生对古诗校勘材料的鉴别和校勘方法的运用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体会。 如关于校勘方法，逯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八种类型的实例：(甲)作者姓名似异实同例;(乙)题目窜乱例;(丙)章法可以互校例;(丁)依韵校勘例;(戊)句法校勘例;(己)拟作原作可以互校例;(庚)以用事校勘例;(辛)就用辞习义校订例。校勘中出现的疑难多种多样，逯先生主张针对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校勘方法。 逯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不管是一篇具体作品写作年代的考证，还是某一种文学现象的解说，他都是从大量的史料考订入手，通过一书印证和辨析，最后得出结论。 例中《汉诗别录》“辨伪”一节中，他就苏、李诗的用语，涉及的地点，诗中所反映的社会风气等，多方考核，指出苏李诗当是“东汉末年文士之作，而与当时避地交阯之士大夫，且极有关，决可定其出于灵、献之际也。”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千古疑案。

逯钦立治学重视资料的准确，力求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基础上提出精深而独到的见解。所编选《陶渊明集》曾多次增删，几易其稿。长达2百多万字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耗费了30余年的心血。此外，逯钦立还先后发表有《诗经“溯回”“溯游”考》、《陶渊明行年简考》、《陶潜里居史料评述》、《跋老子化胡经玄歌》、《跋嵇康集第一卷诗》、《钟嵘诗品丛考》、《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说文笔》、《形影神诗及东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文赋撰出年代考》、《洛神赋与闲情赋》、《四声考》、《屈原离骚简论》、《在文学史上应该怎样评价曹操》、《关于胡笳十八拍》、《曹操与三国演义》、《文心雕龙三解》、《读陶管见》等论文和著述。

茅盾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桐乡。父亲沈永锡，晚清秀才。母亲陈爱珠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1905年茅盾在故乡乌镇入小学。1909年先考入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后转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未入本科，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在英文部、后在国文部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同时开始了他早年的文学活动。

茅盾开始文学活动的时代，正是五四运动前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很注意阅读、研究国外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选译一些内容和风格都有特点的外国小说。1920年冬，茅盾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十二人发起成立我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商务印书馆原出版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主持的刊物，专门登载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决定对《小说月报》进行革新，请茅盾主持“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专门介绍外国文学。1920年11月，又决定请他主编《小说月报》。茅盾任主编后，《小说月报》面目一新，成为一个进步文艺刊物。这引起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怨恨和攻击，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守旧派也表示反对。在内外夹击之下，1922年10月，茅盾辞主编职，改由郑振铎接任。

1922年到1924年，茅盾和郑振铎等人一道，曾经和文艺界的三个方面展开论战：一是鸳鸯蝴蝶派，二是创造社，三是南京的学衡派。其中，除与创造社的论战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外，对其他两派是对旧文学营垒的冲击与批判。

从1920年开始，茅盾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1年，他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各省的党组织陆续建立，茅盾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为中央传送信件，联络来往人员。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茅盾被选为执行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茅盾根据大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运动。1925年12月，恽代英和茅盾组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茅盾为宣传部长。1926年1月，茅盾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工作，编辑《政治周报》。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回上海，负责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主持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的各种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并派观察员去各省考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同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茅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翌年4月初，他主编汉口《民国日报》。这个报社的社长是董必武，这份报纸实际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在《民国日报》上，他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不久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反共面目，武汉的政局十分动荡。6月底，茅盾为应付突然事变，把快要生产的妻子孔德沚先送回上海。7月8日，他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就辞掉《民国日报》的工作，转入地下。他在武汉法租界一家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7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去九江，在九江见到董必武和谭平山，被告知即去南昌。这时他在牯岭得了一场急病，失去了去南昌的机会，遂于8月中旬绕道回上海。

当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南京国民政府正在抓人，茅盾亦名列其中。大革命的失败使他痛心，也使他悲观。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为了暂避蒋介石的迫害，他隐居了十个月，除了和同住在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鲁迅等人有来往，几乎不和外界接触。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有一段自叙：“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9月到1928年6月的十个月中，茅盾用“追忆”的手法写了三个连续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他的意图是写大革命时代青年所经过的三个时期：革命前夕的高昂兴奋和革命遇到挫折后的幻灭;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这三篇小说于1928年用笔名“茅盾”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由于它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因此一举成名。同时它也在当时进步文艺界引起某些非议，有人认为不应该去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人指出小说反映作者悲观失望情绪太浓厚。1929年这三个中篇被合印成一卷，小说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

1928年7月初，茅盾离开上海去日本。16日，他在日本东京写了散文《从牯岭到东京》借以回答当时上海文艺界某些朋友对他的批评。他表明《幻灭》等三篇只是忠实的时代描写，算不得是革命小说。同时他对有些人把文艺视为狭义的宣传工具，也是不赞成的。在这之后，他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组织上的联系。

茅盾在东京住了五个月，写有短篇小说《创造》、《自杀》、《一个女性》。12月，他移住日本京都，又写了一些短篇和散文。1929年写了长篇小说《虹》。除此之外，他在日本期间还写有《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同年底，他写了《关于高尔基》，说真正的普罗文学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写有血有肉的作品，而不是革命口号的图解。

1930年4月，茅盾结束亡命日本的生活回到上海。他回国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头半年，他取材于历史传说写成《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三个短篇小说。1930年9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判后，左联工作有了新的气象。1931年4月，茅盾开始和鲁迅、冯雪峰合编左联的秘密刊物《前哨》。5月，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和鲁迅、瞿秋白结成革命的战友，向国民党御用文人展开了英勇斗争。当时，他曾经通过瞿秋白向中共中央要求恢复他的共产党党籍，但是没有得到党中央的回答。这年10月，茅盾为要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子夜》，辞掉了左联领导职务，但仍坚持左翼文艺的旗帜。1932年到1936年他和鲁迅合作创办了《文学》和《译文》杂志。1934年2月，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全国性的复古逆流，茅盾和鲁迅都积极写文章反击。1935年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茅盾和鲁迅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祝贺胜利。

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写成于1932年底，但酝酿与构思则早在1930年冬。1930年夏秋之交，他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并发，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于是他每天访亲问友搜集素材。他在上海的朋友有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人，有自由职业者，也有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他又不止一次地到交易所、丝厂、火柴厂去，这很有助于他对社会的观察。

《子夜》中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以一个非常精明能干、抱有发展中国民族工业雄心的民族资本家丝厂老板吴荪甫为主角，刻画了复杂的斗争场面。吴荪甫为了自保，一方面加紧对工人的剥削，一方面不得不向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最后走上了绝路，从而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子夜》形象地驳斥了当时托派主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也打破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希望振兴中国民族工业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子夜》是我国“五四”以来在艺术上最成功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社会的文学巨著。《子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也很快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英、美、苏等国家出版，为世界文坛所重视。

茅盾在创作《子夜》的同时，还写有《林家铺子》。它的主题反映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小市镇的小商人不论如何会做生意，终归只有破产倒闭这一条路。同期和稍后他又写成《春蚕》、《秋收》和《残冬》三个短篇，刻画了30年代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掠夺的江浙蚕农的贫困，和农民开始觉醒、反抗的斗争场面。从1933年到1936年，茅盾还写有许多杂文、散文和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茅盾先到汉口，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阵地》。并与郭沫若、老舍等人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不久去上海。11月他偕同妻子离开上海经过香港到长沙，然后到九龙。他在九龙住了九个月，为广州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并为香港《立报》主编副刊《言林》。1938年底，他应杜重远的邀约，带领全家去新疆学院教书，于1939年春天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除教书外，并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不久，由于新疆督办兼省长盛世才日趋反动，使他无法工作，他一家只得于1940年4月底离开新疆，回到西安。5月，他随朱德的车队去延安访问，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同年初冬，他把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留在延安学习，自己和夫人离开延安到重庆。他写了《风景谈》、《白杨礼赞》等出色的散文，歌颂延安的革命精神。

1941年皖南事变后，茅盾离重庆经桂林去香港，创办《笔谈》。又参加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任编委，在《大众生活》上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他在这部小说里通过女特务赵惠明被腐蚀和逐步堕落的经过，揭露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特务的血腥罪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茅盾和叶以群、廖沫沙等人一起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十分动荡不安的惊险生活。后来，由于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他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达桂林，找到一间仅容一床一桌的小屋栖身。他在那里写了描述香港生活片段的《劫后拾遗》和描写民国初年城市士绅生活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

从1943年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茅盾定居重庆近郊。他追忆东江游击队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抢救流亡香港的一千多文化人的经过，写成《归途杂拾》、《过封锁线》等文章。1945年，写成了以揭露黄金舞弊案为主题的剧本《清明前后》，曾在重庆公演。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茅盾离重庆回上海。是年底，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杂谈苏联》与《苏联见闻录》。1947年底，他再次去香港，任《小说月刊》编委。这个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锻炼》，在《文汇报》上发表。

1948年底，茅盾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由香港乘轮船赴大连，旋至沈阳。北平和平解放后，茅盾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文化部部长直到1964年夏。他曾任全国政协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上，茅盾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根据他逝世前的请求，于3月31日做出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钟泰

钟泰（1888年—1979年），字斋，号钟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早年肄业江南格致书院，继之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至1911年凡六年。辛亥革命曾入皖督柏文蔚幕。尔后历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师，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改法政大学）日文教席，并开老庄讲座，又任《共和杂志》社社长。1924年转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冬，杭州陷敌，避居建德西乡。1939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3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与熊十力并任书院主讲兼协纂。抗日胜利后回上海。1948年任光华大学教授。解放后入华东师范大学。后兼任上海文史馆员。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讲学。1966年返回上海文史馆。1973年辞职回南京。1979年病逝于家。

著有《中国哲学史》、《国学概论》、《荀注订补》、《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等。钟泰毕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学，尤精周秦诸子，下及宋明理学，治学主宋学而不鄙薄校勘、训诂。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成一家言。所著有《中国哲学史》、《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顾诗笺校订》及《□斋论语诗》等。《庄子发微》是他积数十年研究之力作，其特点是将《庄子》内外杂三篇会通，相互佐证，着眼于本文，论世、知人、探微、显隐、追寻庄子哲学固有的内在的理论脉络，作出具体分析，针对当时学术界盛行以庄子为客观唯心主义者之观点，提出不同见解，揭示出为人们所忽视的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中国哲学史》是其首刊的大著(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任教之江大学是以三年精力撰就。由《中国哲学史》可见其为学风范，盖即金松岑序中所揭出之“纯于学”而“涵泳反复”：唯其“涵泳”，体会先哲之精微，故各家各流均抱同情之理解，能抉明其学说之所以然；唯其“涵泳”，梳理学术大旨及源流，莫不切中肯綮，且言必有据；唯“涵泳”，能见人之所弊，书中驳正时贤如胡适谢无量，皆确然不可移。

陈作霖

陈作霖(1837-1920)，近代诗人。字雨伯，晚号雨叟、可园老人、冶麓老人、重光耄道人。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咸丰元年(1851)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曾得候补教谕衔，终生不得实授官职。尝赋《雨叟自赞》曰：“不仕不隐，亦老自耆。无益人士，自全天倪。郭泰在汉，王通在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曾受徐世昌之邀，加入晚晴簃选诗社，参与《晚晴簃诗汇》的编选工作。1919年以后卒。

陈作霖生于世代书香之家，聪颖好学。13岁随父亲入斗门桥私塾读书。15岁前几乎读完主要的儒家经典。肄业于钟山、惜阴两书院。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此后应进士试不第，就放弃科考，专心于教育、文学和史志学。1868年，陈作霖随著名学者汪士铎学习古文。其间，他参加了由汪士铎主持的金陵官书局校勘刊刻经史书籍的工作，得以博览群籍。同治十三年（1874年）陈作霖参与纂修《上江两县志》，这是他进入方志领域的开始。1875年参加江南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中举后，曾三次北上参加礼部会试，未被录取，遂绝仕途之念，立志撰述，并以授读、校书、修志、著书为业。三年后，他编写成《金陵通纪》，接着又用五年时间编纂了《金陵通传》。后来，陈作霖又指导其子陈绐绂续志两种：《钟南淮北区域志》记钟山南和秦淮河北的山水街巷园林人物；《石城山志》记城西北事，于1919年刊成。这些史志在当今编写《南京通志》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作霖少年即能诗，60岁以后始学填词。论诗论文均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宣统二年(1910)曾自述其诗歌创作历程曰：“予年才髫龀，即喜为诗，要不过谈经咏史、即景言情而已。弱冠以来，适遭寇乱，幽忧抑郁，长歌浩歌，以避地之杜陵，为从军之王粲，而诗境一变。壮年而后，运值中兴，角胜名场，文章尔雅，起南山之雾豹，逐东野之云龙，而诗境再变。岁月不居，亦聿既耄，超然物外，山水方滋，白傅多讽谕之吟，谢客有登临之作，而诗境遂三变。”(《<可园诗存>自序》)其诗题材广泛，数量很多，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尤伙。如写于咸丰年间的《感事五首》、《近闻》、《喜雨》、《凤阳感事五首》等，主要是哀叹社会的动荡和自己飘泊不定。写于同治年间的《乱后重游妙相庵园亭歌》、《秦淮杂感六首》、《楚南馆行》等则多哀叹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江南繁华地区的萧条。《善后新乐府四首》揭露了清朝官府借处理太平天国善后事宜对民众的压榨。著有《可园诗存》、《可园词存》、《可园文存》、《可园诗话》、《寿藻堂诗集》、《寿藻堂文集》、《寿藻堂杂存》、《炳烛里谈》、《养和轩随笔》;编有《金陵通纪》、《金陵通传》、《国朝金陵词钞》。

黄仲昭

黄仲昭（1435-1508），明代著名方志学家、诗文家。名潜，以字行，号退岩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次年，宪宗以元夕张灯，命词臣撰诗词进奉，因他与章懋、庄昶谏张灯岂尧舜之道，诗词岂仁义之言，乞将烟火停止，杖谪为湘潭知县，迁南大理评事。不久乞休。弘治初，起为江西提学佥事。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学者称其为未轩先生。著有《未轩集》、《八闽通志》。其诗风和易，往往是直抒胸臆，如《谪居写怀》：“一片归心留不住，非因故国有莼鲈。”《归田杂咏》：“悔杀昔年成底事，红尘鞭马听朝钟。”其诗句显然缺乏熔炼，诗味不浓。间或有的绝句还有些情致：“两京飘泊几星霜，却喜逢君话故乡。潮水不知离别苦，又从江上逆归航。”(《送人还莆》)从其谏元夕张灯看，他并不看重诗词创作，自然缺乏创作热情，其成就也不大。他的文章也缺少必要的文采。

赵炅

宋太宗赵炅（939年11月20日－997年5月8日），宋朝第二位皇帝（976年－997年在位），宋太祖赵匡胤同母弟,后周禁军将领赵弘殷第三子,母杜氏。初名匡义,宋初改名光义,即帝位后改称炅。祖籍涿州(今属河北)。后晋天福四年(939)十月,生于浚仪(今河南开封)。性嗜学,多艺能,状貌威严。仕后周累迁至供奉官都知。显德末,与赵普等人共同协助兄匡胤策划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初任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宋太祖亲征李筠,他受命为大内点检,留镇都城。继领泰宁军节度使。宋伐李重进,被命为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府尹,再加兼中书令。太祖征北汉,复被命为东都留守,封晋王,序班宰相之上,权势颇重。开宝九年(976)十月,太祖病危,抢先入宫夺取皇位,改元太平兴国。封弟廷美为齐王,太祖子德昭为武功郡王,德芳为兴元尹。并诏太祖子及廷美子皆称皇子,女则均称皇女,以稳定皇室人心,实则疏忌之。继续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与吴越王钱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附。四年,亲自率兵攻灭北汉,结束了中原及其迤南广大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遂乘胜攻辽,进围其南京(今北京市)。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归。雍熙三年(986),又发兵三路,大举攻辽。岐沟关之战,宋军主力大败。陈家谷之战,再遭惨败,失大将杨业,从此对外采取守势,悉力对内防范与镇压“奸邪”,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禁止节度使补亲吏为镇将,继续收节度使所领“支郡”归朝廷直辖,并命各地节度使回京师,解除其兵权,使节度使变为无职任之虚衔。大力扩充科举取士名额,并建崇文院,聚集文人学士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设审刑、考课、审官等院,加强对司法大权的控制及对官员的考查与黜陟选任。改全国十道为十五路,遍置转运使,以掌各地财政大权和监察地方官员。曾用军事和政治手段企图消灭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以南白城子)党项拓跋部贵族势力,引起李继迁等激烈反抗。淳化四年(993),镇压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位期间,注意发展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交流南北作物品种,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恢复发展。至道三年(997)三月病逝。终年五十九岁。葬于永熙陵(今河南巩县西村区泘沱村东)。尊谥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

罗伦

罗伦（1431—1478），明代诗文作家。字应魁，改字彝正，号一峰。永丰(江西广丰)人。家贫好学，樵牧挟书，讽诵不辍。成化二年(1466)廷试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擢进士第一，授修撰。大学士李贤遭丧夺情，伦诣李贤处沮之，不听，乃上疏极论，贬为福建市舶司提举。李贤卒后，复官。后改南京，居2年，引疾归，遂不复出。为人刚正，严于律己。衣食粗恶，或遗之衣，见道殣，解以覆之。谥文毅。黄宗羲认为其文“刚毅之气，形于笔端，芒寒色正”(《明文授读》)。《益庵记》以“求益于利者之市，求益于名者之朝”来对比说明“求益于道者”应“求诸已”。而求益于己就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风烈而雷迅，迁善犹风，改过犹雷”。文章自具有清刚之气。它如《宋文丞相祠堂记》、《西园清隐记》皆有类似的特点。诗非其所长，间或有抒写性情之作，尚有几分艺术魅力：“云水千峰更万峰，此心期与故人同。苍茫世路浮生在，淡泊春怀野兴浓。乡梦几回茅店月，蓑衣无恙柳北风。明年唤取陈公甫，皂帽青天信一篷。”其集中甚多纪梦诗，有300首之多，但构思雷同，缺乏应有的创造性。著有《一峰集》10卷。

李济

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号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1918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官费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1919年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同时对考古学发生兴趣,1923年写成“中国民族的形成”,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先行者。同年归国,在南开大学任教两年,后又为清华学校研究院讲师,讲授中国最早的人类学。1926年他发掘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出版。1928年授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组织考古队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先后十五次,1931年后又发掘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黑陶文化的龙山文化。1934年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筹备设立规模宏大、带有最新设备的南京博物院。1937年抗战爆发,带领全所研究人员从南京迁至四川。战后才迁回。1948年迁至台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翌年创设了考古人类学系,任系主任。1955年至1972年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发表过大量的报告、论文和译文。主要的有《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哈佛大学印行,1943年翻译为日文《支那民族的形成》,须山卓译,生活社发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1934年出版)、《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64年以来发行了五册)、《感旧录》(1967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上、下卷,1977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195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安阳》(197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

洪迈

洪迈（1123年—1202年）南宋学者、文学家。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大臣洪皓之季子。与兄适、遵并称“三洪”。幼时，一日读书数千言，过目不忘，博极载籍。和两兄长试博学宏词科，唯独他被除掉。绍兴十五年(1145年)始中第，任吏部郎兼礼部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出使金国，书用敌国礼仪，金人令他改“陪臣”二字，他坚执不从。后遣归，出知泉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乾道二年(1163年)，任起居舍人，遂悉心研史。三年，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继其父、兄任此三职。六年后，出知赣州、建宁、婺州(今浙江金华)等地。乾道十一年(1176年)知婺州时，向皇上启奏：“金华的田地沙石很多，地势不受水，五是不下雨就旱，所以境内的池塘和湖泊最应当整治修理。命令有力的出力，有田的出谷，一共修塘堰及湖池八百三十七所。”婺军平日没有纪律，春天发的衣服就想去换钱，吏不准，就大声呼喊聚在郡将那里，郡将害怕，就估息迁就他们。洪迈来后，他们还习以为常，甚至用流言诽谤家族。洪迈用计逮捕四十八人，众人互相唆使乱叫，围着洪迈的轿子起哄，洪迈喝斥他们，众人很快就散去了。洪迈杀了首恶的二人，在市上悬头示众，剩下的有的处以墨刑，有的用棍子鞭打，没有敢喧哗的。特迁敷文阁待制。十二年再入史馆。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成《四朝史》。后又进为龙图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学识渊博,论著宏富,涉猎广泛,经史子集、医卜星算无不博览,尤熟悉宋代典故。晚年归乡里,潜心著述。终年八十岁,谥文敏,赠光禄大夫。

他博极群书，熟谙经史，尤熟于宋代掌故，著作颇富。编著有《容斋随笔》、《野处类稿》、《夷坚志》、《万首唐人绝句》。其《容斋随笔》十六卷、《容斋续笔》十六卷,《容斋三笔》十六卷、《容斋四笔》十六卷、《容斋五笔》十卷,共七十四卷。《容斋随笔》是宋代重要的笔记著作。多考证历朝经典史实、词章典故，于宋代朝章典制记述尤祥。

汤显祖

汤显祖（1550年9月24日—1616年7月29日），明朝戏曲作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清远道人，晚号若士，所居曰：“玉茗堂”。临川(今属江西)人。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举人。神宗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致海内名士，显祖谢绝应考，居正次子嗣修遂及第。十一年(1588)方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后因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申时行、杨文举等营私舞弊，牵涉皇帝，被贬广东徐闻县典史。迁浙江遂昌县知县。赴任途中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会晤。后因打击邪恶，放囚犯回家过年遭弹劾，辞职归里不复出，三年后被免职。少从罗汝芳学，崇拜李贽，与达观禅师相交往，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友好。显祖对封建礼教和黑暗腐败的朝政有所不满，政治上壮志未酬，在文学艺术上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其诗、文、词、曲均有很深造诣，时称其制义，传奇，诗赋为“昭代三异”。其论诗文，认为汉宋之文皆有法，作文不能止于法，当求通其机，即要精气满劲，讲求悟修并重。将“真”视为文章之本，以伉壮不阿之气为真，以奇怪为真。对奇士、奇文倍加欣赏。其谈灵性，认为有生命之物皆有灵性，人尤为至灵之物，文章之妙全在灵气，生气即灵气，灵气之特征为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不可名状。此说对公安派有所影响。认为戏曲的创作和批评当以意趣神色为主，反对沈璟的极端格律论。重视“情”的作用，提倡神情合至，描绘理想境界。所著《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构思独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为我国戏剧史上的优秀剧作之一。对明末“临川派”剧作家、清代剧作家有很大影响。另著有《紫箫记》、《牡丹亭》、《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玉茗堂诗集》、《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赋》、《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续虞初新志》等。

周予同

周予同（1898年1月-1981年7月15日）,原名毓懋,学名蘧,字予同、豫桐,笔名天行,瑞安人。瑞安中学毕业后,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五四运动前夕,和同学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实验。五四运动起,以高师学生代表身份,参加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次年与在京温籍学生创办《瓯海新潮》半月刊,传播新思想,向温、处等地寄发。是年夏,又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1921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后任《教育》杂志社主编,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春发表《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名为《经今古文学》出版。1926年,发表论文《僵尸的出粜》,反对北洋政府强令学校读经。1928年12月,任中国著作者协会执行委员。1929年出版《经学历史注释》。1932年一度回乡任教于浙江省立十中。1933年,任安徽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出版《群经概论》。1934年,印行《汉学师承记选注》。1935年,回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后兼南洋研究馆主任及暨大教务长;曾与蔡元培、吴敬恒、陈望道等署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与柳亚子、刘大杰等署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2月,与马相伯、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43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5年,辞去开明职务,出任复旦大学教授,曾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解放初期,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曾作为全校土改大队长参加皖北土地改革。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59年起,担任中国经学史课,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并兼任《辞海》副主编、编辑委员兼分科主编,负责主编经学史部分。1961年,任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主编,编成上下两册。“文化大革命”起,因在座谈会上公开指责姚文元“断章取义,乱箭射人”,并力言“吴晗是好人”,备受批斗,所著书籍文章被指为“毒草”。1969年,因急性心脏病发作,瘫痪卧床、双目失明达13年。1981年7月1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3岁。

生平著作还有《孔子》、《朱熹》、《群经概论》、《教材之研究》(与人合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学校制度》等,主编有《中国历史文选》、《开明初中本国史》、《开明新编国文课本》(与叶圣陶等合编)等。

刘半农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农，号曲庵，后以字行。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江阴县。父宝珊是个秀才，曾教书多年。

刘半农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1904年入本城翰墨林小学，1907年入常州府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闭辍学。

刘半农离开学校后，江阴已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有人发起组织青年团抗清，其弟天华入团进行革命活动，刘半农亦“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1]，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

1912年刘半农去上海，先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1913至1916年又任中华书局编辑员。居沪期间他专心从事翻译和创作，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才子佳人小说。鲁迅说刘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也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人物，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之邀赴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此时陈和胡适等人发起了革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运动，刘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同年夏，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文。阐述了对改革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意见。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注意分段、采用标点符号等主张，尤其强调“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2]。刘认为诗与小说是文学中两大主脑，做小说要有“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或“就所见世界为绘一惟妙惟肖之小影”的本领;写诗“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3]。他斥责那些专讲声调格律、拘执平仄的诗为假诗，为虚伪文学，与虚伪道德相互推波助澜，在社会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1918年春，为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好地同旧派作战，刘半农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轮流编辑，由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旧派的各种谬论，再由刘写《奉答王敬轩先生》一文，从正面逐条驳斥守旧顽固派的观点，尖锐地指名批判了林纾。另外，刘还创造了“她”、“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称赞。鲁迅肯定刘的这种斗争勇气和首创精神，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4]。

当时刘半农在北大教授应用文，讲中国文法等课，颇重视实用及反对八股程式，发表有《应用文之教授》，又著有《中国文法通论》一书。他还努力创作新诗和进行征集歌谣的工作。他的白话诗、无韵诗写得很好，颇受群众的欢迎，如《学徒苦》、《卖萝卜人》和《叫我如何不想她》等，语言明快，内容有一定的进步性，一度广为流传，后大部分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里。刘在征集歌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年内收到了几千首，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一百四十多首，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颇为人们所注意，后在北大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发表过许多首。

刘半农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很活跃的，但作为小知识分子，也有局限性，1918年9月写作的《作揖主义》一文，就表现出不抵抗、听其自然的消极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快便离开运动转向专搞学术方面去了。

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刘为北大代表出席会议，被推选为会员。会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提出改国文为国语及编纂辞典等意见。1920年5月国语会开第二次大会时，组织了一个国语辞典委员会，他是该会委员之一。

会后不久，刘半农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讲。出国前他本想同时研习文学和语言学，但到了国外，觉得二者不可得兼，经过再三考虑后选定了实验语音学。由于他能刻苦攻读和钻研，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1921年10月，刘写了《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文。那时国语学界有“国音”、“京音”两派，他主张“国音乡调”，即希望“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5]。刘半农不同意以北京音调作统一的标准，认为只要达意，字调可以不管，任其带有家乡口音。

1922年冬，巴黎大学准许刘半农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1923年刘撰《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和《实验ㄗㄘㄓㄔ四母之结果》两文。1924年出版的《四声实验录》是一本较有价值的著作，除介绍有关语音知识和实验方法外，主要记录了他邀约侨居国外的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十二个地方的华人进行实验的结果，并对四声的本质做了探讨。1925年春，刘又用法文写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略史》两书当做论文提出。另外他还发明有“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即所谓刘氏尺)等测算语音律的仪器，获得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刘又获法兰西研究院之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同年秋刘半农到北京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除在校讲授语音学外，同时更努力从事学术研究。他与魏建功商定了一个调查方言同音字的计划，着手收蓄方音等工作，并发起“数人会”研究国语罗马字。

1926年刘半农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又兼任师范大学讲师。他曾拟定了一个精细周到的编纂中国大辞典计划概要，提交北大研究所，但由于经费短绌，根本无法实现。6月起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约半年时间。11月撰《打雅》一文，节录登在《世界日报》副刊上，此为他编写辞典的最初尝试。同年瑞典考古学者斯文赫定(Seven Hedin)来华，同中国学术团体订约，共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刘为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刘所译《茶花女》剧本也于这年出版。

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为表示对教育部长刘哲的不满，刘半农辞掉了国立各校讲席。10月北新书局被反动当局封闭，《语丝》也被迫停刊。刘半农、周作人因与北新书局、《语丝》杂志有密切关系，曾一度避难于友人家。

1928年春，东方考古协会在日本东京开会，刘半农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出席。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刘为特约著述员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还是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年底，原国语会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刘与黎锦熙、钱玄同等人都是该会委员。翌年，刘又加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为编纂员。

1929年春，刘半农再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同年夏，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30年5月，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由于他渐据要津，“五四”时期的那种热情也已经消失。因此他对女院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不同意学生参加群众运动，反对学生互称“密斯”，并布告禁止学生入公共舞场，颇引起了社会上的非议，鲁迅也很反感，“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6]。

1929年至1930年间，刘半农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在北大布置起了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在魏建功、白涤洲等人协助下，用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做材料，记录了七十多处方言。1930年夏，他们又借河北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开办之便，记下了河北各地的读音。他们先后调查方音达二三百种，在此基础上由刘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音标总表》一册，同年还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刘又着手鉴定故宫所藏乐器的音律，并进一步把“刘氏音鼓甲种”和“声调推断尺”改良为“刘氏音鼓乙种”与“最简音高推断尺”，使研究测算大大节省时间，也更加准确。

1931年夏，刘辞去兼职，专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刘半农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一文，顺着官方意思，表示赞成反日救国，抵制日货，但反对游行示威呼口号，要人们照常进行所谓的正业，并说“所谓不抵抗，实在只是不能抵抗”[7]，主张暂时忍辱求全、卧薪尝胆，准备将来去和敌人拼死活。“一二八”抗战之后，他的态度略有改变，在《与张溥泉》一文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行为有所批评。

在这前后，刘半农主要是搞语音学等研究和大辞典编纂工作，陆续发表了《释吃》、《释来去》诸文，1932年写成的《“一”字稿本》达三百多页。此外又撰《北平方音析数表》一文，分字音为“头”、“面”、“颈”、“腹”、“尾”、“神”六项，用六位数字表示一个字的切音，这可说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

1933年5月，刘半农编成了一部《中小字典》，并附有他自己创造的“点直曲检字法”，后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暑假，他曾走访河南、上海，亲测古乐器音律，并在巩县石窟市及洛阳龙门发现北朝和唐代乐舞造像。同年冬，刘立意给名妓赛金花作传，与商鸿逵一起邀赛聚谈十数夕，草稿写成一半，后经商续编成《赛金花本事》一书。与此同时他还常做打油诗、弄烂古文，致使鲁迅为之长叹。

1934年，刘半农发表有《西汉时代的日晷》等文章。同年瑞典地理学会为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岁生日，向刘征文，刘准备写一自己专门研究的东西来纪念斯氏，遂利用暑假时间，沿平绥线去调查西北地区方言。刘与白涤洲等一行五人，自6月19日从北平出发，先往包头，中经归绥、百灵庙、大同，最后到张家口，7月10日回抵北平。他们在短短二十余日内，跑遍数十县，除记录方音，还收集了不少民歌，成绩很大。但刘不幸染上了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去世。刘在世时，曾自编《半农杂文》集，他的主要著作大部分收在里面。

任不齐

任不齐（前545-前468)，字子选，春秋战国时薛国(今山东济宁桃乡)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楚国和齐国曾送国书聘不齐为上卿宰相，都被不齐拒绝了。任不齐是黄帝二十五子之一禺阳的后代。禺阳（帝俊，少昊，又称青阳或禹阳）被封于任国，以国为姓。《左传》和《文子》等文献记载，任国传承伏羲任（妊）姓，历朝代表华夏，主持祭祀伏羲和济水之神。禺阳为父系社会任姓始祖。众多文献和《任氏宗谱》记载，任不齐为禺阳第六十四世孙。

任不齐，生于周灵王二十七年三月，卒于周元王八年九月。葬桃乡，墓在济宁城北房葛铺。唐朝皇帝追封其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又加封其为当阳侯，明朝改称“先贤任子”。任不齐通六艺，工诗、礼，尤精通于乐。孔子死后，他守灵三年后方返回故乡桃乡(今山东省济宁任城)。楚王听说他的贤明，想聘为上卿，他拒绝了。《任子遗书》载齐王亦送国书聘不齐为宰相，也被不齐拒绝了。不齐专心在家作诗传，礼纬注，乐经，述孔子言作逸语三篇。著有《任子遗书》。

玄觉

玄觉(665—713)，字明道，俗家姓戴，永嘉人。年仅4岁，父母送其出家。初在西山龙兴寺，长老特请专人教读;剃度以后，博览群籍，入天台宗，为国清寺智颂大师四传弟子。其后仰慕禅宗六祖慧能秉承释迦如来衣钵心法，不远千里前往韶州(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印证，留宿一夜而悟道。从此人称“一宿觉”，成为慧能得意弟子。在《证道歌》里赞唱六祖：“自从识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得自然。”

回永嘉后，学者齐集禅阶问道，号称“真觉禅师”。所倡天台、禅宗融合之说，显名当时，和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等同列慧能门下，为五大宗派之一。永嘉佛教随之名闻天下。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十月十七日圆寂于龙兴寺别院，时年49岁。十一月十三日殡于永嘉西山，葬礼盛况空前，谥号无相大师。据传，卒后百年，元和(806—820)中，刺史杜贲发坟视之，遗体如生，遂于松台山顶修建净光塔院以供瞻仰。遗著有《证道歌》一首和《禅宗悟修图旨》(魏靖辑为《永嘉集》)等。叶适赞《证道歌》：“自立证解，深而易达，浅不可测，明悟勇决，不累于生死，盖人杰也。”冒广生刊其著作，并录其生平入《永嘉高僧传》。

王任叔

王任叔（1901—1972），著名文艺理论家,现代作家。曾用笔名巴人、赵冷、屈轶、碧珊。浙江省奉化县大堰乡人。十五岁前,在家乡小学读书。因父亲早逝,家境贫苦,小学毕业后,入学费低微的宁波第四师范学习。1920年师范毕业后,在宁波等地任小学教员时,接触到《新青年》、《学灯》和《文学旬刊》等进步刊物,从而对新文学运动发生兴趣,决心要走新文学的道路。1923年前后,曾参加奉化地区的社会改革运动,并参加青年组织《剡社》。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此时写过大量诗歌和小说,多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小说《疲惫者》(《小说月报》16卷11号)发表后,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他在这篇小说里,以十分同情的心情,描写了一个顽强的农村苦力运秧,在封建剥削的重压下沦为乞丐的故事。他1924年任宁波《四明日报》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奉化初中教务主任。1926年9月,到广州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处秘书。次年4月返回宁波,任上虞春晖中学教员,并潜心从事写作。1929年到日本住了十一个月,于次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参加沪西区委工人运动,1931年任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1932年到武汉担任汉江中学教员。从1933年到1935年春,在南京交通部当科员,并从事写作;后返上海,隐匿姓名,卖文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仍留上海从事抗日活动和写作。1938年曾先后编辑《译报》、《大家谈》副刊和《申报·自由谈》,还和许广平共同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直到1941年被迫到南洋,协助胡愈之开展华侨文化活动和统战工作。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避居苏门答腊乡下种田,并进行地下抗日活动。日本投降后,他在当地从事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并参加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1947年10月,被荷兰帝国主义驱逐回到香港;不久,即进入解放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二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从1953年起,便一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并先后担任过《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协委员、亚非学会委员、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及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是我国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学论稿》写于1939年至1940年之间,原名《文学读本》,屡版不衰,1949年由海燕书店再版时,改名为《文学初步》。1953年修订后,定名为《文学论稿》,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多次。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一部新文学理论著作,论述及材料比较全面,并努力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解释文学领域的各种问题;多年来流传广泛,影响较大。1957年因在《新港》杂志一月号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论人情》,于1960年曾遭到激烈批判,并株连到他的其他文艺理论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被遣回原籍,惨死故乡。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监狱》(1927年,光华书店)、《在没落中》(光华书局)、《破屋》(新学会社)、《乡长先生》(良友图书公司)、《佳讯》(商务印书馆)、《皮包和烟斗》(光明书店)、《殉》,中篇小说《阿贵流浪记》(光华书局)、《证章》(生活书店;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长篇《死线上》(金屋书店);剧本《黄娜小姐》(海燕书店)、《杨达这个人》(海燕书店);散文集《邻人们》(三联书店)、《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三联书店)、《捉鬼篇》,杂文集《窍门集》(海燕书店)、《边鼓集》(与唐弢合集,海燕书店)、《遵命集》(1957年,北京出版社),文学评论《论鲁迅的杂文》(学习杂志社)、《鲁迅的小说》(新文艺出版社)、《读〈青年近卫军〉》(人民文学出版社)、《从苏联作品中看苏联人》(作家出版社),翻译德国德拉赛的长篇小说《和平与面包》(世界书局)、法国居龙的文艺理论《从社会见地看艺术》(大江书铺),以及《印尼社会发展概况》(生活书店)、《论印尼的反帝斗争》(生活书店)、《群岛之国——印尼》(三联书店)和回忆《旅广手记》(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他的一生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伏羲

伏羲，华夏民族人文先始，三皇之一，伏羲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史记》中称伏牺，风氏，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伏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建都陈国(今河南省淮阳县)，在位115年，因而伏羲被列为“三皇”(伏羲、神农、轩辕)之首，亦称“人皇”。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同时他还是中医学的创始人，在中华民族追求文明和进步的进程中，具有奠基和启蒙之功。

1.伏羲的出生地

关于伏羲的出生地，当代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天水。除此之外，还有甘谷说、秦安说、静宁说。四者各有其据。

传说伏羲是感孕而生的，在中国西北，有个凡力达不到的极乐国土，叫“华胥国”。那是个人们没有欲望嗜好，一切顺其自然，人人长寿，生活美满幸福，没有长官首领的人间乐园，并且这里的人能够水火不避，在天空中自由往来，可以说是介于人、神之间。在这个国家里有个姑娘，即伏羲的母亲，她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大家都叫她“华胥氏”。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这一记述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还有传说这一怀孕就怀了12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当地的人为了纪念伏羲的诞生，特将地名改为成纪，因为在古代，人们把12年作为一纪。据史学家考证，古成纪就是今天的天水一带。《汉书》中说道：“成纪属汉阳郡，汉阳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

上述记述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伏羲出生地的争执。持“甘谷说”者认为，成纪属汉阳郡时，正是汉阳郡治于冀时。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汉阳郡治由平襄迁于冀(今甘谷)。据考证，“雷泽”即今甘谷川，此即“甘谷说”的依据。但是上述记述中，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伏羲的母亲华胥氏怀孕的地点就是在今甘谷，而伏羲是否出生于甘谷，则是较为模糊的，毕竟，“成纪属汉阳郡”并不等于“成纪就是汉阳郡”。而围绕成纪县治的迁移，便有了“天水说”“秦安说”“静宁说”。成纪在战国时便设县，秦朝统一时属于陇西郡，汉武帝增置天水郡，成纪从此归天水(东汉短暂改名汉阳)。北魏时，成纪县被废置，但是到北周又被恢复。唐朝时，县址被迁移到今天天水市秦州区，并成为秦州(天水郡)的州治。道光年间的《秦安县志》记述了成纪初建于治平川，后迁于显亲川，再入于秦州，此即成静宁说的依据。而成纪大多数时间治于秦安，遂有秦安说。成纪后迁于秦州，遂有天水说。但是这三方争论的成纪是战国时代建制的县，和古成纪是两个概念。要弄清楚伏羲的出生地，必须注意联系的看问题。

首先，可以肯定，伏羲的母亲华胥氏怀孕的地点是在甘谷。其出生地至少应该在甘谷附近或甘谷;其次，伏羲早期的主要活动踪迹大多集中于今天水境内;第三，汉阳郡前身是天水郡，是汉代分于陇西郡的一个郡，包括了今天水市五县全部、两区大部分、庄浪、静宁两县，通渭、陇西两县(陇西郡治狄道)，面积大约3万平方公里;第四，伏、宓、风在古代是一个姓，伏姓今遍布全国，而集中于秦安县安伏乡。甘谷境内有古风台，秦安境内有风台、风谷，都留下了伏羲诞生和成长的痕迹。联系以上几点，基本可以认定，伏羲出生于今天水境内。

2.伏羲的历史功绩

作为人类文明始祖，伏羲的主要功绩是：

①教民做网用于渔猎，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同时教民驯养野兽，这就是家畜的由来。

②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③始造书契，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落后形式。

④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修身理性，反其天真”。

⑤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而且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

⑥创制古代历法。

⑦创造了八卦和九针。

伏羲是中国文献记载中的最早的智者之一。伏羲对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他又拥有着超人的智能。伏羲将他观察到的一切，用一种数学符号描述了下来，这就是八卦。

上古时期，孟津东部有一条图河与黄河相接，龙马负图出于此河，伏羲依龙马之图画出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内容的卦图，后人称为伏羲八卦图。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用阴阳八卦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伏羲取火种、正婚姻、教渔猎，结束了人们茹毛饮血的历史。龙马负图寺遂成为“河图之源”，伏羲则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根之祖”“人文之祖”。

伏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始画八卦。八卦可以推演出许多事物的变化，预卜事物的发展。八卦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宇宙间的一个高级“信息库”。早在17世纪，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创立“中国学院”，研究八卦，并根据八卦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卦”，发明了二进位记数和当地欧洲先进的计算机。八卦中包含的“二进法”，现在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及电子学中。公元1984年，一位欧洲科学家在谈到八卦的易理被现代广泛应用时，叹为“至为可惊”。

兰仁巴

兰仁巴大师（1922-1997）原名阿旺彭措系拉萨哲蚌寺僧人，雪域当代著名的高僧大德。

“兰仁巴”是“菩提道修行者”之义。因这位尊者一生学修菩提道，人品行为符合菩提道教义，因此人们称他为“兰仁巴”。他的本名叫阿旺彭措，公元1922年生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现称“香格里拉”）县戎域纳当村一户贫苦藏族农民家，父名噶玛才仁，母名南卡卓玛。

兰仁巴7岁开始学习藏文且常诵经文，10岁前能背诵《文殊名经》、格鲁派《颂赞集》、《密集仪轨》、《护法供仪》等经典。

他9岁时在松赞林寺前世邦龙活佛坐前受剃度为僧。从十一二岁起就产生了入山修行的强烈愿望，14岁时家父病故，为了偿还父亲借的债务，养活弟弟和妹妹，不得不听从族人的劝告，离开寺院去打工，先在金矿做掏沙娃子，后来又跟随马帮经商，折腾了五六年以后，家庭经济有了好转。

此后，兰仁巴觉得在无聊的谋生中虚度年华毫无意义，便离开家庭，去拜当地最有名的大善知识阿吾多吉祥为师，学习菩提道修行次第。他先后学了《菩提道次第捷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

他在《自传》中说：这一段学习对他的思想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识到对自己有益的除了佛法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便毅然决然放弃了无意义的追求，上山按上师的教导走上了修行道路。

22岁时兰仁巴认识到学习经论的重要性，便去拉萨求学，进入了被称作第二个“那兰陀”的西藏最大佛教学院哲蚌寺的洛赛林，在哲蚌寺共学习了18年，刻苦认真，废寝忘食地学完了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律学等正论以及释论和印藏历代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因记忆力和辩才出众，通过严格答辩，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

佛教传统律学要见行动，兰仁巴在一生中对自己的戒行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生活细节方面也从不作违律之事，故赢得了广大僧俗信众的敬重和爱戴。

他具有超常的毅力，在哲蚌寺学习期间生活条件极差，常常断粮缺食，有时每日只靠三五粒水泡的蚕豆充饥，有时十天半月无一粒粮食，只靠喝水维持生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随便接受他人的施舍，因为他怕吃别人的供养造业，为此，曾遭到他的上师赤江活佛的批评，说：“你不能太固执，必须吃饭，必须保持生命。”

1959年在一个山洞闭关时，兰仁巴和他的七个弟子一起，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关进大牢。在监狱做苦役时，别的僧人都脱去了僧服，兰仁巴坚持律仪，从未穿过俗人衣服。1960年生活困难时期，劳改犯人每顿饭只发一小勺糌粑（约一两），虽然身体瘦弱如柴，但他还是坚持过午不食，把晚餐的一小勺糌粑节省下来，给同室的老弱病残者吃。

1962年无罪释放后回到哲蚌寺，闭门阅读《大藏经》和历代显密经论。在这期间写出了很多重要论著。

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入寺庙曾逼迫兰仁巴带头烧经毁佛，兰仁巴当众对着工作组说：“你们可以逮捕我、枪毙我，但我作为一名僧人，让我烧经毁佛我做不到。”

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经典和佛像。当时公开念经要受批斗，信教群众手不敢拿念珠，口不敢诵六字真言，在这样黑暗的日子里，兰仁巴仍然在自己的僧舍里敲锣打鼓地诵经做佛事。别人劝他说，这样做很危险，兰仁巴说：“灯就是黑夜里照明用的，白天何必点灯？在灭法的紧要关头，才需要尽力支撑，以后圣教重兴时就可以撒手不管了。”

从改革开放到八十年代末，兰仁巴授比丘、沙弥、居士戒万余人。每年春秋二季他都在哲蚌寺举行大讲经，开讲《入菩萨行论》、《上师大供仪》、《七支修行法》以及《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参加听讲的国内外信徒有几十万人。兰仁巴因此被称作“雪域圣教的明灯”。

兰仁巴有很多传世之作，如《释量论解说》、《中观正见解说》、《大藏经阅读笔记》、《菩提道灯论疏解》、《格鲁大手印释难》以及《菩提道次第心传录》等。兰仁巴的著作，解经说理简明扼要，一针见血，对般若、中观、因明方面历代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他有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断疑解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内行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超群的智慧和学术功力。

兰仁巴大师正如广大信众奉送给他的"兰仁巴"这个称号一样，他的一生实践了佛陀的教义，他对佛教的贡献、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比哪个世界级大师差，但他的戒行、人格魅力，却比那些过着豪华生活、大腹便便、争当百万富翁的"大师"们胜过千百倍。他的社会影响之大，弟子之多，信众足以将他供养成百万富翁，穿珠宝衣、坐豪华车、住豪华洋房、吃佳肴美味。但这位大师把世间荣华富贵视如粪土，他追逐佛陀的足迹，喜欢米拉日巴式的生话，满足于住简陋的小土屋、穿粗布袈裟、吃粗茶淡饭。

兰仁巴一生坚持手不接触金银的戒律，为人非常谦虚慈悲。他有一句名言：“做人应该像大地那样，要让别人踩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愁云，经常都是乐哈哈的，初次见面的人，从他的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兰仁巴大师，以为只是一个哲蚌寺的普通贫苦僧人。他从来不宣扬自己，不承认他是什么佛菩萨的化身，不承认是某大成就师某大活佛的转世，不承认自己开悟和有超人神通，但他在信众心中树立的形象，却像金佛一样光芒万丈。

在当今社会里，像兰仁巴大师这样用自己纯真高尚的人格品德和思想行为实践佛陀教义，感化普度众生的佛门大德，恐怕是屈指可数了。这也是我将他的形像留在书里的原因。

王祯和

王祯和（1940年10月1日—1990年9月3日），台湾小说家。生于台湾花莲。1959年从花莲高中毕业,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63年大学毕业后去部队服役。之后回家乡中学任英语教员,又入台南亚洲航空公司和台北国泰航空公司当职员。60年代末进入台湾电视公司,编辑电视节目。70年代初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1973年由美返台,仍在电视界服务。1990年9月3日因患癌症在台北去世。王祯和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时开始文学创作。1961年,处女作《鬼·北风·人》在台大学生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上发表,名声大振。该作在结构方式和人物情节上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但小说的题材和人物却是社会下层的人和事。因而,在内容普遍苍白的《现代文学》杂志上,这篇小说就显得别有韵味。实际上,《鬼·北风·人》已经显示了作者今后创作的走向:重视技巧,重视社会现实生活。他极力主张作家只写他所熟悉的生活,“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有感情,才会使读者有亲切感,产生共鸣感”。这也是他本人创作中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他自幼在花莲长大,高中毕业前从未离开过花莲,那里的风土景物和普通百姓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说:“他们对我而言是那么亲切、熟悉,他们的乐,也是我的乐;他们的辛酸,也是我的辛酸;他们的感受,也是我的感受。”基于这种朴素的文学态度,王祯和不赞成别人称他为“乡土作家”,他所做的是写那些感受深的人和事,可以是早期的农民,也可以是后来的航空公司小姐,而不仅仅是为“乡土文学”而写作。《嫁妆—牛车》和《小林来台北》都因此取得很大成功。和其他热衷于社会写实的作家一样,王祯和同样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但在创作时他又有着独特的表现。在早期作品中,作家常使用嘲弄的笔调来描写下层社会中贫穷、愚昧和生理有缺陷的小人物。《嫁妆—牛车》就是运用喜剧的形式描写一位贫苦农民的婚姻家庭悲剧。一些评论家认为,对小人物的嘲讽,虽然给作品带来了些趣味性,但显得过于冷酷,令人难以接受。在后期作品中,善意的嘲弄已经消失,辛辣讽刺的味道却更加浓烈,但对象则由受迫害受屈辱的小人物变为丑恶的社会现象和人物。常被人称道的是《小林来台北》,作者对洋化得不伦不类的公司职员和腐败的社会风气,进行了讥笑和批判,令人忍俊不禁。王祯和还特别注意小说语言的创新,有意大量采纳台湾地区方言,这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尤为突出,似乎这样可以增添环境的色彩,更接近生活和人物身份。王祯和不是一位职业作家,也不高产,平均每年只有一篇作品问世,但多为艺术上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嫁妆一牛车》、《三春记》、《寂寞红》,长篇小说《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中篇小说《人生歌王》,另有剧本《春姨》、《望你早归》,电视专访集《电视、电视》,译著《英格丽褒曼传》。

小泉八云

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1850-1904），小说家、翻译家,是入日本籍的美国作家,由于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作家。他生于希腊。父亲是英国军队中的少校军医,母亲是希腊人,他由其姑母在都柏林抚养长大,入天主教学校读书。1869年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定居,以报刊记者为职业。1877年被派到新奥尔良,在那里他跟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学习克里奥(路易斯安那一带早期法国移民的后裔)文学。他开始翻译戈蒂埃、福楼拜、法朗士的作品。他的第一部译作《克莉奥佩特拉的一夜》(1882)包括戈蒂埃的六个故事。他出版过两部小说:《芝塔》(1889)写路易斯安那海中的一个岛为海啸所毁的故事。《尤马》(1890)写马丁尼克岛上的奴隶叛逃。1890年,他受《哈珀》杂志的委派前往日本,在日本与小泉节子结婚并定居,加入日本国籍。1893年他出版了《不熟悉的日本一瞥》,随后便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英国文学近十年。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遗稿和授课纪录达十二卷之多。他的作品对1910年以后美国印象主义和意象派的诗歌有较大的影响。

瑟伯

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94年12月08日～1961年11月02日）,美国杰出的幽默作家。1922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先后在哥仑布、巴黎和纽约市当报社记者,后任《纽约人》杂志编辑,从而成为作家,在《纽约人》上发表文章和短篇小说。在美国,他的幽默作品以温文尔雅、富于幽默感而享有盛誉。他善于在光怪陆离、扑朔迷离的世界中捕捉住时代的特征。这样的作品他在1929—1943年间至少出版了5个集子。20—30年代间他受E. B. 怀特的指教,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自然、风趣、泼辣。他的第一部寓言集《最后一朵花》是在当时西班牙内战、波兰遭受侵略的背景下写出的,写的是假想的第12次世界大战劫后的世界。战争使人类道德沦丧。一天,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找到了一朵花,战争虽然对人类非常残酷,而大自然却恢复对世界的爱。爱使人类变得年轻,于是重新建立了文明。文明产生了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挑起第十三次世界大战。这次浩劫摧毁了一切,结果只剩下一个女人、一人男人和一朵花。他这本书是写给他的前妻的女儿露丝玛丽的。他希望女儿生活的世界能比自己生活的世界更美好。他通过这部幽默的儿童读物表达了对人类的期望,希望人们学会热爱生活,努力消弭战祸。作家失明后,还为孩子写了许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许多月亮》(1943)、《伟大的魁罗》(1944)。《许多月亮》 由路易斯·斯洛鲍迪金插图,获美国一年一度的有插图少年读物奖。故事写小公主莉诺病了,只有月亮到她的手里,她的病才会痊愈,国王请教他的各式各样的贤人智士,而那些先生们只是一味地长篇大论,且又固执己见,并且一概是毫无用处的。惟有一个聪明的小丑,他去小公主那作了番探询,终于把事情搞清楚了: 小公主要的不过是小小的金色的月亮,这样她举起拇指就可以把月亮遮住。于是小丑带来的小金球使小公主十分快乐。《伟大的魁罗》 中的魁罗是一个做玩具的人,他是村里惟一足够聪明得能想出办法来使本城摆脱贪婪的巨人的人。这个贪婪的巨人正在吃空公共贮藏所的肉食。魁罗出席市政会议,使得瑟伯能一针见血地揭露议会程序的一本正经的规定里所包藏的狡诈和可笑。

他的儿童文学作品集有《白鹿》(1945)、《十三个钟》 (1950)、《我们时代的寓言》 (1940)、《我们时代更多的寓言》 (1956)、《瑟伯的狗》 (1956)、《奇妙的0》(1955),还有一本插图诗歌集。《奇妙的0》写的是一帮非法翻印的人,把所有带“0”的词中的 “0”统统删掉。

瑟伯轻松愉快的笔触,使他的作品读起来毫不费力,信手拈来却内蕴绝妙智慧。广大的孩子喜爱他的作品,而年资深阅历丰的人同样能欣赏到他对人性和社会的察识。瑟伯是深受安徒生影响的一个作家。

乔万尼奥

拉法埃洛·乔万尼奥（Raffaello Giovagnoli，1838年5月13日-1915年7月15日），又译乔瓦尼约利。意大利作家。青年时期参加民族复兴运动，成为加里波第的积极追随者。在罗马进军中立过战功，1870年退役。后来在罗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历史。著有现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埃维林娜》(1868)、《纳塔林娜》(1878)，但不很成功。给乔万尼奥里带来声誉的是历史小说，首先是《斯巴达克思》(1874)。这部作品以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斯巴达克思领导的奴隶起义为题材，塑造了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思的光辉形象，深刻揭示了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其他的历史小说，如《奥皮米亚》(1875)、《普劳提拉》(1878)、《萨杜尔尼诺》(1879)、《梅萨林纳》(1885)等，也都取材于古罗马时代的生活，洋溢着反抗暴政的斗争精神，宣传社会公正的思想。乔万尼奥里还写有历史著作《齐契鲁基奥和堂·皮尔洛内》(1894)、《佩雷格里诺·罗西和罗马革命》(1～3卷，1898～1911)，以丰富的资料记叙了罗马人民于1848年举行的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

纪昀

纪昀（1724年8月3日-1805年3月14日）清代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由编修、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死后谥文达。

纪昀学问非常渊博，是乾嘉时期统治阶级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10余年，主持撰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它论述各书主旨，剖析学术源流，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成为清代目录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纪昀能诗善文，有《纪文达公遗集》，包括文16卷、诗16卷。其中，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作占多数，内容和艺术都不足取。只有少数记述行旅，吟咏景物和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生活实感，文笔也较为生动活泼，如《富春至严陵山水甚佳》、《夜泊吴江》、《和蒙泉秋感》等诗歌。《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是作者谪戍塞外后于归途中所作，记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刻画当地的风土人情，笔致清新，声调流转，价值尤高。

纪昀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还是表现在文言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上。这部著作多写鬼怪神异故事，间或涉及世态，夹杂考辨。其宗旨在于宣扬封建道德的合理和永恒、鼓吹天道轮回，因果报应，有大量糟粕。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书中对于道学家虚伪、卑琐面目的讽刺，对官场上勾心斗角，排挤倾轧等丑行的揭露，对役吏爪牙盘剥百姓、横行不轨的罪恶的谴责，对劳动人民正直、纯朴的品格及其聪明才智的赞赏，等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写作手法上，纪昀有意学习六朝笔记小说，“尚质黜华”，文笔简约精粹，隽永传神，正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中国小说史略》)。缺点是议论说教过多。

由于作者地位高、名气大、文笔好，《阅微草堂笔记》曾广为流传，一时竟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实际上，无论就思想价值还是就艺术成就而言，它都远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