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汲县。他的祖父做过河南中河通判，父亲为候选县主簿。他两岁时随家迁到开封，六岁入私塾读书。次年丧父，家境败落。成年后，他历就沁阳、太康、淮宁诸县署文书或家馆教师[1]。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县认识袁世凯，结为兄弟。他受袁资助，北上应试。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甲午科直省乡试磨勘官。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练“新建陆军”。1897年12月，经袁奏请徐以翰林兼管袁军营务处，往来北京、天津间，为袁的重要谋士;同时袁的爪牙如张勋之流，羡慕翰林之名，多投帖拜徐为师，因此徐和他们也结成深厚的关系。1900年8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徐世昌随西太后逃到西安。次年6月9日经山东巡抚袁世凯保荐，徐被西太后召见，以编修升为国子监司业。1903年10月，为商部左丞，12月练兵处成立，由于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再次奏保，徐以内阁学士候补加副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9月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仍任尚书。不久奉命偕同载振赴东北考察政治。12月底回到北京，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2]。

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重贿庆亲王奕劻，并通过袁世凯的举荐，得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各省督抚之上。他用奉天巡抚唐绍仪办理东北“外交”，在“抵制日俄”的名义下极力主张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借国债”，引进美英势力[3]。同时他也为日、俄势力效力，如1907年日本攫取了吉长铁路借款权。7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赴奉天请愿，要求废除有关吉长路各约，徐世昌答复说“约章炳如指日，万难取消”，公然允许日本动工修建[4]。他以推行所谓“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5]。因此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以“无兵殆不可以言治”为由[6]，奏请把北洋军第三镇和由二、四、五、六各镇内拨编两混成协调到关外。又仿照袁世凯在直隶的办法，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另外还增设官僚机构，以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成立“巡警”、“劝业”道，以巩固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徐因与袁关系密切也受到牵连。但他施展官僚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亲贵行贿，取得载沣信任。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大臣。次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清廷又授徐为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扼杀革命。他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求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咨大臣，加太保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廷一边，实际上仍暗中参与袁的机密，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扮演内线角色。1912年3月，袁窃据民国总统后，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7]，避至青岛，以掩饰其观望政治形势的本意。

当袁世凯镇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并解散国会以后，徐接受袁的邀请，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充当帮凶，被人称为“相国”。1915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后，老奸巨猾的徐世昌窥测出袁氏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的危险，即于10月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8]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他果然为袁效力，依照袁的旨意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仅一个月即下台。下台前，他力荐段祺瑞为国务卿。6月袁病危，托以家事。袁死后，徐世昌虽有觊觎总统地位、继承反动事业之野心，但实力不足，乃故意表示淡泊，又回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退耕老人”，等待时机。

1916年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应邀到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后移居天津。他看到北洋军阀内部争斗的反复，认为有机可乘，曾一度图谋通过拥宣统复辟，由自己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为此，1917年1月，他派人赴日本，试探日本政府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又和复辟派张勋等人秘密串联。5月，黎、段之间的斗争因“参战”问题达到高潮，黎下令免段职后，拟以徐继任总理;段的党羽则计划在天津组织政府，推举徐为大元帅;徐都没敢接受。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到天津，劝徐出山。当时，徐已得到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段、并不赞成清室复辟的消息，乃幡然变计，力劝张勋暂时放弃复辟计划。7月1日，张勋在北京悍然发动复辟。徐被任为弼德院院长，托故未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始入京，向各方面活动，为清室和张勋开脱罪责，竭力主张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7年8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任总统，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徐世昌又以“调和者”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下台，皖系首领段祺瑞指使其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为总统，因徐是文人，易操纵。同时，为缓和直皖矛盾，段也辞去总理职务，而由幕后操纵一切。徐出任“总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等各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广东护法政府分别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因此，他上台后，极力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又召开南北军阀分赃的“议和会议”[9]，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广州护法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的选举是违法的，根本不承认他为总统。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起初，徐认为对巴黎和约“应行签字”[10]，并下令逮捕游行示威学生，公开褒扬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体国公诚”[11]，因此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后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被迫免曹、章、陆职，并使其亲信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以缓和全国舆论的攻击。

这时，新文化运动高涨，尊孔复古分子极为惊慌。徐世昌适应保守派的需要，于1919年10月下令举行秋丁祭孔，又支持其亲信张凤台等人于1920年5月创办“四存学会”;次年4月发行《四存月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弢斋述学》等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妄想“转移风气”，阻挡革命潮流[12]。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徐世昌一直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则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操纵派系斗争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当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他支持段的亲信靳云鹏当总理，反对段的另一个爪牙徐树铮;同时又勾结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企图打破皖系对政府的垄断。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直两系控制了北京，他又转而把自己的权位寄托在奉直两系的争斗上。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败退关外，各系军阀的均势被打破，北京政府成了直系的囊中物，他就成了曹锟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的障碍。

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和黎元洪复任总统为名，逼徐世昌下台;1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秉承曹、吴意旨，通电揭发了徐的“种种罪恶”，宣布他为“伪总统”[13]。这个善于玩弄阴谋权术的老官僚智拙计穷，于2日称“衰病”辞职，溜回天津英租界私宅。

徐世昌用做官搜括的金钱，在辉县、青岛、天津各地购置大片地产。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14]。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华北沦陷后日酋板垣、土肥原等曾拉徐下水充当汉奸，徐以年老多病拒绝，保持了晚节。1939年6月6日，徐病故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