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生于儒学世家，祖父菅原清公曾作为遣唐使，与空海、最澄等一同到过唐朝，父亲菅原是善亦以文才著称。道真自幼受其家学的熏陶，一生致力于汉诗文的创作，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出前人。昌泰三年（900），他将自编的诗文集《菅家文草》12卷献于天皇，收其诗近500首、文150余篇，是传世的平安汉诗文别集中规模最大的。除了诗文集，他还奉宇多天皇敕命，编纂《类聚国史》200卷（现存62卷）。此外，道真也擅长创作和歌，有34首和歌收录在历代敕撰和歌集中。

菅原道真因其诗才得到宇多天皇的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文章博士、赞州（今香川县）太守、参议等职，最终官至右大臣，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外交舞台。日本历史上重要的外交事件，如接待渤海使、废止遣唐使等，均与菅原道真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由于受到对立派左大臣藤原时平等人的排挤、诬陷，于昌泰四年被贬至九州大宰府，两年后在那里郁郁而终。生前，他将自己在迁徙途中及大宰府所作的“西府新诗”1卷托付给了在京的诗友纪长谷雄，收其诗近50首，名《菅家后集》。

菅原道真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岛田忠臣、纪长谷雄等人的汉诗作品，受到中唐白居易文学的影响，一改之前嵯峨天皇时代以“君臣唱和”、行幸游览为主的艳丽诗风，而长于叙事、述怀。而且，由于政治风向的变动，朝野对诗人的态度急转直下，嵯峨天皇之前主张的“文章经国”思想及尚文风气，已经被“诗人无用”论调所替代，这使得菅原道真等凭借诗才而得到朝廷器重的人，处境非常困难。菅原道真前期的代表作《博士难》《有所思》《诗情怨》等，就是他们愤懑心境的真实写照。

赞州地方官时期的作品，色彩比较多元，代表作有表达治理抱负的《行春词》、描写人民疾苦的《寒早十首》等。《菅家后集》所收的诗，除了表达流放途中困苦或是对遭贬一事所感到的不甘和悲凉之作外，思念帝都、思念家园是这一时期诗作中最突出的主题。菅原道真一生爱梅咏梅，他京城的家园有他手植的梅花，在远离家园的大宰府，他始终忘不了的就是京城家中的梅花树，在诗及歌中反复吟咏。以至于后世产生了“飞梅”的传说，说是他京城家中的梅花树，念主人思己心切，于是飞到了大宰府落地生根，去陪伴主人。

菅原道真去世之后，天下大旱，疫病流行，曾陷害他的藤原时平及其子嗣相继暴病身亡，街巷之间开始传说是道真的冤魂在作祟。更有甚者，天平二年（930）大旱时，大臣们正在大内祈雨，突然皇宫连遭雷劈，死伤好几位大臣，天皇也因此而不豫，于是招来僧侣作法。自此，人们更加相信是菅原道真的冤魂在作祟，于是在京城道真家原址为他修了祠堂，把他当作雷神的化身来供奉。

再后来，道真逐渐被尊为“天神”，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祭拜他的庙，被称作“天满宫”。还因为他是儒学家和汉诗文家，所以后世还被奉为“学问之神”。还因为道真生前极爱梅花，所以在各地的天满宫，都会有梅园或在殿前种植梅花。禅宗兴起后，又出现了“渡唐天神”传说，说是菅原道真梦中到径山无准师范门下去参禅问道，得到了真传。这一传说后来还成为了绘画题材，图中的“天神”（道真）都是一副中国古代道士打扮，双手抱一株梅花。

菅原道真是日本古代著名的汉诗文家，代表着中古汉文学的最高水准。他又是一位十分著名的历史人物，生前死后传说不断，广为传颂。关于道真的种种信仰及其传说，也是日本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事项，它们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酵、升级，至今依然普遍植根于日本民众心中。

索尔兹伯里

哈里森·埃文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11.14～1993.07.05)。70年代以来多次来华采访的美国记者、作家。1908年11月1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925年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学习,1928年至1929年曾任《明尼阿波利斯新闻》通讯员。1930年大学毕业,曾先后获一些院校的法学、人文学、新闻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合众社,正式开始记者生涯,先后在圣保罗、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市任记者。1943年任伦敦分社经理,1944年任驻莫斯科记者,同年起至1948年任外事新闻主编。1949年3月,转入《纽约时报》,在该报工作25年。1949年至1954年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1954年至1963年在总社任编辑、国内新闻主编,1964年至1972年任助理总编辑,1972年起任副总编辑。1972年6月、1977年8月先后两次到中国北京、湖南等地访问。1984年专程来中国,以76岁的高龄于4月从江西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实地采访,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74天,最后抵达陕北。回国后,很快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于1985年10月由哈泼一罗公司出版。1988年再度来华,为撰写题为《新长征》的新著,从这一年的4月到6月,先后到达山东、河南、上海、广西、浙江、四川等地采访。1991年应中国新闻出版署的邀请来华访问。著有《俄国在行动》、《苏联——五十年》、《围困列宁格勒的900天》、《无畏无私:纽约时报及其所处时代》、《中国的轨道》、《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访问北京及其以外的地方》、《变革的时代——一位当代记者的故事》等近30本书。曾多次获奖。1993年在美国病逝。

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1892年4月9日-1964年5月6日），日本诗人,小说家。 和歌山县人, 生于医生家庭。 中学毕业后到东京, 入庆应义塾学习, 1913年中途退学。曾加入“新诗社”, 在与谢野夫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写作诗歌、评论和翻译,受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影响。他的主要诗歌作品有《殉情诗集》(1921)、《我的一九二二年》(1923)、《佐藤春夫诗集》(1926)、《佐久的草笛》(1946)等。小说有《一只野兔和一个外人》(1914),在日本,是意识流、精神分析、新心理主义作品的先驱。此外,有《田园的忧郁》(1917)、《都市的忧郁》( 1922～1923)、《这三个人》(1925)、《女诫扇绮谭》(1925)、《诸神的嬉戏》(1927)、《更生记》(1929)、《晶子曼陀罗》(1954)、《小说永井荷风传》(1960)等。中国题材的作品有戏剧《屈原》(1926)、小说《李太白》(1918)、《百花村物语》(1922),翻译我国的小说有《玉簪花》(1923)、《平妖传》(1929)、《水浒传》(1954),翻译我国的诗歌有《车尘集》(1929)、《玉笛谱》(1948)和札记《扬州十日记》(1927)等,此外,论著有《谷崎润一郎——其人与艺术》(1927)、《近代日本文学展望》(1950)等。战时,他曾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顺应时局写了《奉公诗集》(1944)、“爱国”诗歌等为侵略战争效劳。1948年当选为艺术院会员,1960年获文化勋章。1964年于广播录制《自传》中突然去世。 佐藤春夫是具有深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注意人生的探索和塑造典型,而以随笔的、水彩画的笔致,将传统的古典抒情同现代的颓废融成一体, 形成慵倦、忧郁和厌世的基调,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

黄帝

黄帝（约公元前2717年-约公元前2599年）亦称轩辕氏、有熊氏。又号帝鸿氏、归藏氏。古人以之为“五帝”之首。传说时代之部落联盟首领。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母曰附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而长于姬水(同前)，故改姓姬。一说黄帝“受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居轩辕之丘(在新郑南)”。一说黄帝生于天水轩辕谷(在今甘肃天水)，故以“有熊”、“轩辕”为名号。当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于是轩辕联合各部落，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之野”打败炎帝神农氏，又在涿鹿攻杀“作乱不用命”之九黎族首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褚少孙补《史记·五帝纪》)。“号曰‘黄’者，中和之色，德四季同功，故先王以别之也”(《风俗通》引《大传》)。据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葬桥山。其地有黄帝陵，在今陕西黄陵县。此外，今河南阌乡县南铸鼎原又有轩辕陵。古人以黄帝(还有炎帝)为“人文初祖”，认为黄帝乃是华夏各民族之共同祖先，并把许多典章制度及器物之发明创造都集中于黄帝时期，都归功于黄帝。

据说，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风俗通》引《大传》)。又“作为君臣上下之义、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指刑律)，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创为战阵进退指麾之法。“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后汉书·天文志》)。又“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汉书·地理志》)。立井田之制。又命其妻嫘祖养蚕，其臣胡曹作衣，仓颉造字，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容成造历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仪狄作酒，伶伦、荣将(一作荣猨)制律吕、铸十二钟以和五音，共鼓、化狄作船，等等。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五德终始”之说，以黄帝为古史的开端，战国至秦汉间人以黄帝与老子并称，同尊为道家学派之祖。后人著述而假黄帝之名以行者亦极多，仅《汉书·艺文志》所录，就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黄帝泰素》、《黄帝说》(以上《诸子略》)，《黄帝》(《兵书略》)，《黄帝杂子星》、《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黄帝长柳占梦》(以上《数术略》)，《黄帝内经》及《外经》、《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神农黄帝食禁》、《黄帝三王养阳方》、《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以上《方技略》)，等等。这些书后世大多亡佚。

费希纳

费希纳，古斯塔夫·西奥多（Fechner，Gustav Theodor 1801.4.19—1887.11.08）德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心理物理学的创始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者之一。生于夏路萨提亚的格罗斯一萨尔兴。父亲是一位牧师。青年时先在文科中学求学,以后进医药学院学习。1817年入莱比锡大学学医,182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定居莱比锡,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和工作。1824年任莱比锡大学物理学讲师。1826年电学中公布欧姆定律,他也发表文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和物理学的其它问题,久而久之,终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位物理学家,并于1834年升任为莱比锡大学物理学教授。但这时他的兴趣又转向心理学,并任哲学教授。他对心理学的研究当时是在补色和后象等方面。在研究后象时,由于长时间观察阳光得了眼病,加上身体虚弱,1839年辞去物理学讲席,长期卧病,达十数年之久。晚年他在莱比锡继续从事心理物理学的研究和写作,于1860年出版了著名的《心理物理学纲要》,提出了心理物理学的测量方法的基本类型。同时还对美学感兴趣,提倡实验美学的方法,如等级法、评定法等,并于1876年发表了他对美学研究的总结性论文《美学初探》。费希纳喜欢F.W.J.V.谢林的自然科学,怀有宗教灵学的神秘思想,并为论证他的泛灵论,长期致力于寻求一种科学方法,借以使具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范畴统一于灵魂之中。

费希纳把心理物理学定义为:“讨论心物之函数关系或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科学”。他认为,感觉本身虽然不能测量,但是感觉是由一定量的刺激引起的,通过测量刺激强度就可以间接地测量感觉。只要解决了刺激和感觉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能进一步研究心物关系问题。他想到心理强度的算术级数可能与物理刺激量的几何级数相当,于是在德国生理学家E.H.韦伯研究之基础上,尝试以最小可觉差jnd为感觉单位,经过许多实验和推导,最后得出感觉与刺激以对数为比例的关系,其数学表达式S=KlogR(S代表感觉,R代表刺激,K是常数)。该公式表明,刺激按照几何级数增加时,感觉按照算术级数增加。这个公式费希纳称为韦伯律。但它已超出了韦伯发现的事实,指出了物理刺激与其引起的感觉强度的关系,所以,后人称这一公式为韦伯一费希纳律或直接称之为费希纳律。该公式引起了心理学界种种怀疑和争论,于是费希纳又经过多年研究,于是1882年发表《心理物理学要义》一书,为其心理物理学辩护。

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虽然出自于唯心主义的哲学意图,却有一定的科学基础。他创造了最小可觉差法、正误法和均差法这3种心理测量方法,把物理学的数量化测量方法带到心理学中来,为后来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打破了康德认为心理无法测量、无法数量化,因而不能成为科学的偏见。费希纳的工作和贡献使他成为建立实验心理学的先驱,他的心理物理学的方法经过加工沿用至今。其心理物理学为冯特的心理学建立起了奠基作用。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1559年2月—1626年9月30日），觉昌安之孙，塔克世长子，生母为王杲的女儿，姓喜塔腊氏，名额穆齐。生于赫图阿拉女真贵族之家。童年丧母，常遭异母纳喇氏虐待。至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衰，靠采集和贩卖山货为生。经常出入于抚顺、叆阳、宽甸、清河等处市肆。交往广，视野阔，通晓蒙、汉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喜读汉文《三国演义》、《水浒传》。曾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幕下当差3年，精骑射，多智谋，熟谙行军作战方略，颇富军事才干。艰苦人生造就其勤奋、谨慎、机敏和长于思考的品格，故号淑勒(明智之意)贝勒，又有“聪睿王”之美称。万历十一年(1583)，明军攻打古勒寨阿台，父、祖死于战乱，明廷以误杀其父、祖，准承袭其父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送还尸体，并赏敕书30道，战马30匹，以为善后处理。其不肯罢休，执意坚持父、祖是仇人尼堪外兰所杀，誓死讨回血债，遂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联合萨尔浒城常书等，进攻建州苏克苏护河部，先后克图伦城、嘉班城、鹅尔浑城，终使尼堪外兰授首。继而克灭浑河部。十二年，拔兆佳城，招降董鄂部。十五年，修筑佛阿拉城，建宫室，禁暴乱，戢盗贼，立法制，国政初定。至此建州本部统一。十七年(1589)，晋封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不久，招降鸭绿部，复遣师略长白山诸路。二十一年(1593)，大败扈伦、蒙古、长白九路3万联军于古勒山，平定纳殷、朱舍里二部。擒乌拉贝勒之弟布占泰以归。至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二十二年，同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喀尔喀贝勒老萨通好结盟，被尊为“神武皇帝”。二十三年，明廷封其为龙虎将军。二十五年，遣弟舒尔哈齐朝贡明都。第二年，又亲自恭贡明廷。以“看边效力”的忠顺模样，博得明廷的好感。随之命弟巴雅喇、长子褚英征服瓦尔喀部安楚拉库。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在蒙文基础上，创制满文。二十九年(1601)，攻灭哈达部。定兵制，创黄、红、蓝、白四旗。三十五年(1607)，迎接瓦尔喀斐悠城主穆特黑来附，于乌竭岩重创乌拉部，斩其兵3000人，获马5000匹。继而辉发负约，率兵亲征，彻底克灭。四十一年(1613)春，大败布占泰兵3万，乌拉部亡。此间，又频频向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进军，先后招服东海窝集部赫席赫、俄莫和苏噜、佛纳赫托克索、瑚叶、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乌尔古辰、木伦诸路。强化军事的同时，亦注重经济发展，推广部落屯田和牛录屯田，开矿冶炼，奖励农业，并且将经济与军事有机结合。在原四旗基础上，又增四镶旗，创建八旗制，实行军政合一，形成以旗统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用以加强军事实力。顺应形势发展，万历三十一年(1603)，将都城由佛阿拉迁至赫图阿拉。为加强政权建设，设理讼听政五大臣，札尔图齐十大臣，分头处理国政。万历四十四年(1616)，即汗位，建元天命，定国号大金(亦称后金)，上尊号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封四大贝勒，设五大臣，同听国政。派遣扈尔汉等伐取东海萨哈连部36寨，渡黑龙江取11寨，招附使犬、诺洛、石拉忻三路以归，派兵征服库页岛及负险诸岛。至此，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等海外诸岛，悉归一统。天命三年(1618)四月，以“七大恨”公开反明，分兵左四旗克东州、马根单两城，亲统右四旗智取抚顺，招降明游击李永芳。陷抚安堡、花豹冲、三岔儿，攻占清河、一堵墙、碱场城。四年三月，明廷以杨镐为经略，坐镇辽阳，督师近10万，并征朝鲜与叶赫援军，分四路合击赫图阿拉。大敌突临，猝变不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的战略，败敌四路，灭敌4.5万人，斩将300余员，乘胜连下开原、铁岭，灭掉叶赫。获萨尔浒之战大捷。自此，对明朝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六年，克沈阳、破辽阳、抚辽南，进占辽沈大部分地区，实行“计丁授田”政策，遍置庄园，编丁生产。七年，克广宁、义州，蒙古厄鲁特部来附，喀尔喀五部来归。十年，隳旅顺城，迁都沈阳，始建汗宫。遣喀尔达等征瓦尔喀、卦勒察，又于海州张屯寨大败明将毛文龙。十一年，亲统大军征明宁远城，屡攻不克，伤亡惨重，班师沈阳。八月十一日，背部疮毒突发，医治无效，死于南距沈阳40里之叆鸡堡村。葬天柱山之福陵。初谥武皇帝，清建国后，改谥高皇帝，追尊庙号为太祖。

桓范

桓范（？～249年），字元则，沛国(今安徽宿县西北)人。三国魏大臣，文学家。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220)，为羽林左监。有文才，与王象等共撰《皇览》。

明帝曹叡时，为中领军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持节都督青、徐诸州军事，治理下邳(今江苏新沂、邳县一带)。与徐州刺史郑岐争屋，引节欲斩岐，岐上奏，桓范被召回。又为竞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后听说将转为冀州牧。当时冀州统属镇北，而镇北将军吕昭的才能和仕位，都逊于桓范。桓范对其妻仲长说：“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仲长说：“君前在东，坐欲擅斩徐州刺史，众人谓君难为作下，今复羞为吕屈，是复难为作上也。”一语切中痛处，桓范恼羞成怒，抽刀环撞其腹，时仲长怀孕，坠胎而死。桓范推病，不赴冀州。

正始中(240—249)，为大司农。曾摘录《汉书》中诸杂事，编纂成集，名《世要论》。当时蒋济为太尉，与桓范会于社下，范出其书示济，济不肯看，桓范怀恨在心。因论及他事，范发怒对济说：“我祖薄德，公辈何似邪?”蒋济性强毅，也知桓范刚毅，盯着范不回答。

曹爽辅政时，在九卿中对桓范特别敬重，范为之出谋划策，号称“智囊”。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和皇帝曹芳一起，出城拜谒明帝陵。桓范拦阻说：“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纳入者?”曹爽不听，说：“谁敢尔耶?”(《三国志·魏书》卷九下同)结果，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关闭城门，阻止曹爽等人入城。桓范逃出洛阳，劝曹爽兄弟劫持魏帝曹芳到许昌，不被采纳。桓范哭着说：“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后桓范因曹爽事被诛，夷三族。

桓范著有《世要论》十二卷，或称《桓范新书》、《桓公世论》，主要说修身治国之道。其中《赞象篇》、《铭诔篇》、《序作篇》等，论述各种文体，抨击当时文弊，批评当世铭诔华而不实，“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欺耀当时，疑误后世”，颇为深切。原书已散佚，《群书治要》载有十四篇，《全三国文》辑为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二卷，已佚。今存《兖州刺史谢表》、《荐管宁表》、《荐许宣》、《陈兵事》、《与管宁书》等文，载《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书。

松冈让

松冈让(1891年9月28日- 1969年7月22日)日本小说家。旧名松冈善让。

新潟县古志郡石坂村大字鹭巢(现长冈市鹭巢町)人。父亲是真宗大谷派松冈山本觉寺的僧侣。在旧制长冈中学，同班同学中有诗人、法国文学家堀口大学。

本来他应该继承父亲成为僧侣，但他从小目睹佛门的腐败，强烈反对出身的家庭。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就读，成为夏目漱石的门生。1914年和久米正雄、山本有三、菊池宽、佐野文夫等同学创办了第三次《新思潮》，1916年创办了第四次《新思潮》。他拒绝继承寺院，把早就作为笔名的让作为户籍名。大学留级一年。也有人说是因为和娘家的关系导致神经衰弱，也有人说是因为担心她泡在娼馆被娘家带回来的缘故。自传小说《守护法城的人们》的初期稿中有与妓女恋爱的记述。

围绕与漱石的长女笔子的爱情，与好友久米正雄叛离(得知私下答应久米求婚的笔子变心于松冈后，默默与久米交往)。大学毕业的第二年1918年4月与笔子在日比谷大神宫结婚，在精养轩举行婚宴。结婚当天，朝日新闻头版刊登了一篇诋毁久米的报道。这被认为是松冈让人写的。这篇报道起到了反效果，世人同情久米，相对来说松冈成了坏人。被岳母夏目镜子禁止执笔的松冈失去了反驳的机会。另外，久米没有必要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于是执笔了吐露因这件事所负苦恼的作品。特别是1922年的《破船》备受瞩目。这个作品发表后，和松冈的长女一起玩的孩子说“不能和那种坏人的孩子玩”，在她面前被带走，松冈认为那是久米的错，燃起了复仇之心。松冈在报纸上讲述了长女的事情，之后又以自己的视角创作了描写与笔子恋爱的《忧郁的爱人》。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该作品没有成为话题。松冈甚至把长女托付给熟人，让她去见久米。另外，松冈在《忧郁的爱人》中虽然描写了对笔子的爱慕之心，但后来才知道笔子爱的是自己，关于这件事松冈的发言缺乏一贯性。

久米很早就写信或打电话要求松冈谈谈，但松冈都没有答应，就这样断绝了关系。

战争期间全家疏散到出生的故乡新潟。战后住房困难，一家人每天都住在漏雨的佛堂里。连那里也被赶出来的时候，为了妻子笔子住的地方而四处奔走。在这个时期，由于生活困难，卖掉了学生时代的朋友芥川龙之介的来信。与久米正雄断绝关系，但在战后的1946年和解。这次和解是在松冈拜访战后来到新潟的久米时发生的。但是写自己评传的关口安义写信揶揄和解后的久米，可以看出松冈并不是真心原谅久米的。松冈热切希望重建漱石山房，但得不到其他门生的协助。和久米再次见面时，她最先呼吁他协助这件事。

另外，关于久米和笔子的事，笔子的女儿半藤末利子在著作中说过，笔子的母亲镜子在漱石死后为了让家里有男人而强制结婚。

另外，在久米和笔子的婚约期间，夏目家收到了中伤久米的怪信。镜子来询问久米关于这封信的事情，松冈陪着镜子保管了那封信。松冈记载说，后来被迫写那封信的女性反省后来找我，我就当着她的面烧掉了。但是，撰写松冈评传的关口记载说，自己读过这封信被保管着，所以真相不明。

与长谷川巳之吉一起创立了第一书房。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从这里出版的。但是长谷川突然认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关闭了第一书房。因此松冈未能赶上战后的出版热潮。

自传小说《守护法城的人们》被认为是畅销书。代表作还有以20世纪初的敦煌为舞台，围绕发现“敦煌文书”展开的《敦煌物语》。另外，将漱石的妻子夏目镜子的谈话整理而成的《漱石的回忆》也在文库中广为阅读。婚后因镜子而停止了数年的作家活动，负责漱石的版权管理等工作。之后作为漱石鉴定家而知名，从1920年到去世鉴定了500件真作和近2000件伪作。

1969年7月22日，因脑出血在新潟县长冈市的家中去世。法名无量寿院释善让。

郎廷极

郎廷极(1663—1715),字紫衡,一字紫垣,号北轩,家世显赫,清代隶汉军镶黄旗,奉天广宁(今辽宁北镇)人。湖南布政使、山东巡抚郎永清的儿子。郎姓,是满洲八大姓之一,载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渊源有自。郎廷极19岁时即因为是官家子弟蒙受荫惠而授任江宁府同知,后经推荐升云南顺宁知府,并先后为官福建、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由浙江布政使升江西巡抚,驻南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至十一月期间,江苏巡抚张伯行参总督噶礼贿卖举人得银50万两,命噶礼解任,以郎廷极署理奉旨接替噶礼署理担任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的两江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调驻江宁(南京)。

《清史稿》卷二七三《郎廷佐传》附有郎廷极的小传,很简略:“(郎)永清子廷极、廷栋。”“廷极累擢江西巡抚。江西多山,州县运粮盘兑,民间津贴夫船耗米五斗三升,载赋役全书,岁分给如法。户部初议驳减,总督范承勋以请,得如故。至是户部复议停给,并追前已给者,廷极累疏争之。寻兼理两江总督。五十一年,擢漕运总督。卒,谥温勤。廷栋,字朴斋。官湖南按察使。”《清史稿》除了对郎廷极官职升迁的记载之外,主要叙说了他为江西争取保留了民间津贴的事。

其他的文献资料有关郎廷极的记载不多,因此有必要根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再补充郎廷极康熙五十一年的几件事如下。五月,江西巡抚郎廷极来金陵署制府事,写有《舟次集唐诗》廿七首。此时,曹雪芹的父亲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为郎诗作跋。可见郎廷极是一个有雅兴的人,诗歌也写得不错。此处列举其所撰《秀峰寺纪事》二首,以参见其诗歌风格:

庐峰天下秀,新号称禅林。宝墨龙章焕,雕文鹤驭临。飞云穿竹出,好鸟和松吟。入夜登台望,祥光满碧岑。

漱玉亭前立,悬流响若雷。真从银汉落,似转雪车来。激荡侵岩树,澄泓洗石苔。愿将泉作酒,长奉万年杯。

同年八月,郎廷极代江宁士民、机户、车户、匠役、丝商人等向康熙皇帝请求仍以曹颙为织造之职,皇帝批准了。八月二十七日,郎廷极折:“江西巡抚奴才郎廷极谨奏,为奏闻事:窃照江宁织造臣曹寅在扬州府书馆病故,已经具疏题报。今有江宁省会士民周文贞等,并机户经纪王聘等,经纬行车户项子宁等,缎纱等项匠役蒋子宁等,丝竹行王楷如等,机户张恭生等;又浙江杭、嘉、湖丝商邵鸣皋等,纷纷在奴才公馆环绕,具呈称颂曹寅善政多端,吁恳题请以曹寅之子曹颙仍为织造;此诚草野无知之见。天府重务,皇上自有睿裁,岂臣下所敢妄为陈请;奴才亦何敢遽以入告。因身在地方,目睹舆情,亦足征曹寅之生前,实心办事,上为主子,下为小民也。谨据实具折奏闻,奴才曷胜冒昧悚惶之至。”批云:“知道了。”

三年后(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任内。享年五十三岁。

郎廷极对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还有一件值得提说的,那就是他所督造的瓷器是顶尖级的,被特称之为“郎窑”。郎廷极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任江西巡抚时兼景德镇督陶官7年。当时正值清朝康熙皇帝在位,他除了文治武功以外,也十分喜爱古代瓷器,于是责成郎廷极为皇宫仿制古瓷器。郎廷极成功地烧制出另外一种别具一格的红釉瓷器,人们把这种瓷器以他的姓氏命名,叫“郎窑红”,或称“郎窑”。

郎窑是怎样的瓷器,有什么价值?刘廷玑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四年间(1701—1705)曾任江西按察使,与郎廷极在南昌共事一年,他在《在园杂记》“卷四”中特别记载到“郎窑”的瓷器:“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宣(德)成(化),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予初得描金五爪双龙酒杯一只,欣以为旧,后饶州司马许玠以十杯见贻,与前杯同,询之乃郎窑也。又于董妹倩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复惠其八。曹织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郎窑产品在当时已经十分昂贵,关键是其高超的仿古技术,尤其是在仿制明代宣德、成化官窑方面,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刘廷玑所举出的几个例子,如“描金五爪双龙酒杯”“青花白地盘”“脱胎极薄白碗”等,皆以非常惊讶的语调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康熙当朝人对“郎窑”仿古技术的赞叹。“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此句表明,“郎窑”当中有对明代宣德、成化官窑绝对忠实仿制的作品,胎体、釉色、款识、绘画均达到了“比视成宣欲乱真”的程度。

郎廷极的著作除《胜饮编》外,还有《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北轩集》、《师友诗传录》1卷、《集唐要法》(丛书集成本)。《八旗文经》采录其文。

黄曾樾

黄曾樾（1898～1966），字荫亭，号慈竹居主人，福建永安人。史学家、诗人，“永安七才子”之一。1912年，黄曾樾就读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920年，赴法国留学。1925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归国，致力于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在福建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曾任福州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1957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文革期间，因受不公正迫害含冤去世，时年68岁，期间著作亦多散失。1978年，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先生著述甚多，有《老子、孔子、墨子哲学的比较》、《慈竹居诗抄》、《博马舍研究》、《埃及钩沉》、《陈右遗先生谈艺录》、《陈左海先生书版》、《永贤和尚广录探微》、《外国文学讲稿》、《谈天木堂集》、《傅立叶传》、《最后一课的商榷》、《左海珠尘》、《慈竹居丛谈》、《李商隐诗补注》《顾亭林诗集补注》、《张之洞广雅堂诗注》、《陈右遗诗注》等。

溥仪

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姓爱新觉罗，字浩然，于1906年2月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出生于北京醇王府。祖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咸丰皇帝的七弟。咸丰登基时，封奕譞为醇郡王。咸丰十年，十九岁的奕譞奉旨和咸丰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的妹妹成婚，于是咸丰和奕譞既是兄弟，又是连襟。溥仪的父亲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生母苏完瓜尔佳氏乃荣禄之女。1908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懿旨授载沣为摄政王，其长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日由乳母王焦氏抱送入宫。次日，光绪帝暴卒，无子，懿旨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光绪)之祧。乃尊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隆裕为皇太后。

慈禧以嗣皇帝溥仪尚在冲龄，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嗣后所有军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15日慈禧病死。溥仪于是年12月2日即位，是清朝第十代皇帝，时年三岁，以明年为宣统元年。授载沣为监国摄政王。12月18日上皇太后徽号为隆裕皇太后。1909年1月2日以足病为由，罢斥袁世凯，令开缺回籍养疴。

辛亥革命成功，宣告民国时代的诞生，维持近三年的宣统王朝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溥仪逊位诏书而结束，溥仪成为清朝的末代皇帝。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摧毁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按照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得以暂居宫禁，尊号仍存不废，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帝王生活。依附退位小皇帝的那些宗室王公大臣和遗老遗少们，自然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

溥仪六岁开始延师授读。以陈宝琛为代表的师傅们在向冲龄的溥仪授业时，总是宣扬“康乾盛世，同光中兴”的业绩。溥仪从小就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1]为己任。复辟的逆流始终在紫禁城里泛滥。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溥仪实现复辟的梦想不是寄托于宗室觉罗、王公大臣以及大大小小的遗老遗少们，而是寄托于投共和之机当上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其他北洋军阀之流的实力人物。

袁世凯生前，乃至后继者如黎元洪、段祺瑞之流，各人出自不同的目的，对清室履行优待条件，巨细无遗。每逢阴历元旦，溥仪生日，或隆裕寿辰、忌辰，彼等都不忘派员参加庆吊活动。他们对小朝廷恩惠有加，连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也居然得到民国总统颁发的“嘉禾章”。于是小朝廷俨然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赐谥号，赏朝马，封官许愿，以示皇恩浩荡。上上下下，认为复辟在望。

1917年7月1日，废帝溥仪在紫禁城养心殿召见了拥有六十营兵力，以“辫帅”著称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接受了张勋的要求，在京复辟，下诏“亲临朝政，收回大权”，恢复“大清帝国”，第二次当上大清皇帝。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通电讨逆，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张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避难，这场闹剧仅上演了十二天便告结束，溥仪第二次宣布退位。在段祺瑞等人庇护下，溥仪未受到惩罚，优待条件继续有效。

在紫禁城里，对溥仪影响最深的人，除了汉文教师陈宝琛外，就是苏格兰籍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于1919年3月由小朝廷延揽。他对溥仪宣扬英国绅士风度和大英帝国的风土文物。就溥仪而言，庄士敦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年轻的溥仪开始醉心于欧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对大清传统威仪产生厌倦，甚至不顾小朝廷上上下下的非议，首先自动剪掉辫子，以取悦庄士敦。

1922年12月1日，溥仪十八岁时，册立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同时又纳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之女文绣为淑妃，这是溥仪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已成年的他不再凡事都听任那些王爷和王公大臣们的摆布，他要冲出紫禁城的樊篱。这时他把“光复故物”、“恢复祖业”、“还政于清”的幻想又寄托在列强的声援上，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愿望。

溥仪的出洋留学问题一经提出，紫禁城上上下下闹得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王公大臣们认为，溥仪一旦离开紫禁城，民国政府就会取消对清室的优待。他们一致反对溥仪出洋。溥仪的唯一支持者是弟弟溥杰。考虑到公开出走会遇到许多阻力，两人就改变策略，准备潜逃。首先着手筹集资金，方法是把紫禁城里最值钱的字画以及古籍珍本，以溥仪赏赐溥杰为名，每天让溥杰运走一定数量。盗走了的宝物就存放在溥仪的七叔载涛事前在天津英租界准备好的房子里，以便待价而沽。

出洋资金解决了，接着就准备行动。庄士敦建议溥仪先向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系，欧登科作出承诺：只要溥仪逃出紫禁城，以后一切就包在他身上。1923年2月25日，由于临行动前走漏风声，紫禁城实行全城戒严，溥仪出走受挫。事后，又经庄士敦建议，先从整顿紫禁城内部着手，以待时机。7月，溥仪先遣散大部分太监，继而整顿内务府。内务府是为服侍皇室而设立的机构。溥仪把整顿的重任交给郑孝胥，委以“内务府大臣”的首席。但郑一筹莫展，加以当时流言四起，盛传民国将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和接管紫禁城，郑只好知难而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原属直系的冯玉祥部在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支持黄郛组阁，冯部改称国民军。11月5日，黄郛以代行国务总理名义颁发优待清室的修正条件五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同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等将领率领军警执行该项决议，溥仪被迫携眷出宫，移住北京什刹海的醇王府。

溥仪从到醇王府之日起，就确定要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寻找藏身之所。几经周折，先得庄士敦的协助，潜入德国医院，但又顾虑医院不安全，乃通过郑孝胥的活动，征得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同意，于11月29日潜往东交民巷，住进日本公使馆。在日本人的庇护和影响下，溥仪开始向往去日本留学。对此，日本使馆示意溥仪应先行迁居天津，然后着手筹备出国事宜为妥。溥仪的股肱之臣朱汝珍也积极配合行动，在天津日租界物色到一座占地二十亩的叫“张园”的楼房。1925年2月23日傍晚，溥仪由日本便衣警宪护送到天津，从此当上日租界的寓公。

留在溥仪身边的股肱之臣罗振玉主张溥仪留学日本，争取外援。郑孝胥则先是主张“用客卿”、“开放门户”，最后则坚决主张只投靠日本一家。但溥仪此时并未采纳罗振玉的主张，也不全按郑孝胥的主意行事。他住进“张园”，乃至其后迁居“静园”，长达七年的日租界寓公生活，主要是多方结纳各方武人，以此作为他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的依仗。这一时期溥仪不仅与张作霖秘密会晤，还公开与其他奉系军人酬酢，相互馈赠，杯酒言欢。张宗昌固然是座上客，盘踞中蒙边境的白俄头目谢米诺夫也是入幕之宾。溥仪原把复辟的愿望寄托在这些武人身上，结果事与愿违，人财两空。1928年还发生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刨挖溥仪家的祖坟，孙的工兵营只用三夜工夫便把乾隆和慈禧全部殉葬宝物掠夺一空。1929年3月，溥仪把溥杰送去日本，以代替他自己出洋留学。他把复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身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猝起，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坐使日寇不旋踵而强占东北三省。当日的“静园”远非安静，近臣遗老之间的争论越演越烈。罗振玉以及日本军方人物力主溥仪速去东北复位。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政界人物，当时则主张慎重行事。但郑孝胥一向是主张投靠日本人的，故日后他当上了伪满第一任国务总理大臣。溥仪原本倾向于离开天津，后因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传话建议东北局势未稳，东北之行以缓为宜，溥仪便改变主意，在“静园”听令。

同年11月2日晚，溥仪接见了本庄繁的参谋土肥原，此人在关东军内部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代表关东军希望溥仪早日前往东北。这次会晤，是溥仪更进一步投靠日本的标志。事后溥仪的近臣们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议，但由于溥仪会见土肥原的消息已经走漏见报，在社会上已引起轩然大波，恰值天津又发生骚乱事件，急于复辟的遗老们，唯恐夜长梦多，坐失时机，最后也统一了看法，决定依土肥原的计划行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溥仪接见了蒋介石的使者高友唐，高代蒋传话：国府答应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只要溥仪不去东北和日本，居留上海或出洋考察都可照办。但溥仪始终不忘蒋曾是“东陵事件”主谋孙殿英的庇护者，因此一口拒绝了蒋开出的条件。溥仪于11月10日傍晚离开“静园”，经过日方事前周密的安排，先乘汽船偷渡白河，到达大沽口后，又改乘日商船“淡路丸”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从而结束了历时七年的天津日租界寓公的生活。

1932年2月，盛传日方要以溥仪为傀儡，在满洲成立一个共和国。热衷于称帝的溥仪，于19日写下必须“正统系”十二条，要郑孝胥、罗振玉两人立即前往沈阳向板垣力争，维持大清的皇统，并扬言若遭拒绝，他就返回天津。但郑、罗在和板垣会谈时，并未提出“正统系”十二条，溥仪也没有回天津去。2月23日下午，在旅顺举行了溥仪、板垣会谈。尽管溥仪当场把板垣提出要他当“满洲国”执政的方案顶回去，会谈没有结果，但次日板垣让郑、罗等人传话：如果溥仪仍固执己见，就看作与日本为敌了。溥仪经不起板垣的恫吓，态度软化，只得准备粉墨登场。

全部演出提上日程，担当导演的关东军已事先安排妥善：2月末由所谓“全满洲会议”在沈阳作出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推选溥仪为新“国家”元首——执政。3月1日和5日由所谓会议代表分两批到达旅顺搞两场类似“劝进”的活动。溥仪于3月8日离开旅顺，前往长春。9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当此时尽管在场的遗老廷臣中还有人为溥仪降贵纡尊屈就执政而黯然神伤，然而溥仪本人却一反常态，踌躇满志，认为身居执政，就有了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早晚总要重登大宝。当日下午，溥仪按日本主子指定的人选，任命了国务总理，各部总长、省长、院长等官员。

曾几何时，溥仪就认识到他只是个名义上的执政，真正的执政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溥仪还发现他这个名义上的执政，比名义上的总理郑孝胥还不如。郑可以背着他径自和本庄繁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十二条。但溥仪自认为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除他溥仪而外，日本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利用的皇帝。

1933年10月，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1934年3月1日，溥仪当上名义上的皇帝，就在这一天，他连登基时该穿什么衣服也得由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决定。这年7月间，溥仪的父亲来长春，溥仪曾派一队护军去车站迎接。次日关东军司令部以大使馆的名义，提出口头抗议，斥溥仪派护军迎载沣时进入了“满铁附属地”，违反协议。然而日方没有把事情闹大，总算给溥仪留了一点颜面。

1935年4月，在关东军的安排下，溥仪对日本作了一次“国事访问”，受到从日本天皇裕仁以次各方面头面人物的热烈接待。溥仪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回到长春，立即向新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通报东京之行的经过，随后又向简任以上的伪满官员作报告。尽管溥仪对日方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但日本主子决不会在权力上给他多加一个额外的砝码。不久，南次郎曾以郑孝胥需要退休的消息通知溥仪，溥仪不假思索地建议让臧式毅补缺，可是立刻遭到南次郎的拒绝，说“关东军已决定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了”。

溥仪始终认为只要他当上皇帝，日人总得对他另眼相看。直到1936年春天，南次郎的后任，兼第四任大使植田谦吉向他亲口证实：他的姻亲、伪兴安省省长凌升因“反满抗日”已被处决。以及后来又因接见伪内蒙自治军政府首脑德王一事，事后一再受到日方盘诘。乃至溥杰的婚事，日方也越俎代庖，不容置喙。1937年4月，溥杰和嵯峨胜侯爵之女嵯峨浩在东京结婚，就是由关东军授意安排的。经过这一连串事实，溥仪总算略有醒悟地掂了掂自己的分量。

日方自然继续随心所欲地使用听命的傀儡皇帝。“七七”事变前夕，日人曾以溥仪的名义颁布“满洲帝国刑法”，借法之名，行大肆镇压抗日民众之实。“七七”事变以后，溥仪为了保住皇帝的宝座，不顾东北人民死活，从人力、物力、财力，一直到军事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作出全力支持。

1940年，继植田谦吉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的梅津美治郎通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2]吉冈安直传话：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就是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应该趁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的机会，把“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奉祀。

同年6月间，溥仪二次访日，把所谓“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剑、铜镜和勾玉携回长春，供奉在“帝宫”旁新建的“建国神庙”，并设“祭祀府”。每月初一、十五按时由溥仪率领日、满文武百官上庙祭祀，并强令东北各地建庙，任何人走过神庙都得行礼如仪;但“天照大神”并没有给溥仪以特殊的照顾，1942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吉冈安直又提醒溥仪：“没有日本，就没有‘满洲国’，所以日本就是‘满洲国’的父亲，以后‘满洲国’就称日本为‘亲邦’!”由此可见，不仅溥仪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的儿皇帝，“满洲国”也名副其实地是日本的儿子国了。

“天照大神”同样也没有保佑日本的国运，日本不可战胜的面纱终于被扯下来，1945年8月9日早晨，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伪宫同德殿气喘吁吁地向溥仪通报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紧接着日军宣称退守“南满”，“满洲国国都”迁往通化。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开始逃往通化。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仍在日方的安排下当众宣读了“退位诏书”。至此，在伪满粉墨登场达十四年的这场丑剧终于结束了。

1945年8月16日，溥仪、溥杰等人在吉冈安直的陪同下，从通化乘日本小型飞机回到沈阳，准备换机逃往日本。飞机刚到沈阳机场着陆，正待换机起航，受降的苏军恰巧也乘机赶到，这样，溥仪一行便成为苏军的俘虏，次日被用飞机运往苏联。溥仪先后在苏联的赤塔和伯力收容所里度过整整五年的拘留生活。祖国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避祖国人民的审判，他曾三次上书苏联当局要求政治避难——永远居留苏联。但苏联当局终于在1950年7月31日，把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伪满战犯都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溥仪回到祖国，是新生的起点。抚顺和哈尔滨战犯管理所不是监狱，而是一座世上少有的新型大学。溥仪经过管理所方面长达十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指出：溥仪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12月9日这一天，新生的溥仪作为一个公民回到北京。

溥仪从1960年起直到他去世之日止，人民政府先后妥善地给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辖下的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排了工作，溥仪一方面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生活，另一方面从事研究文史资料的专员工作，并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一书。1960年，毛泽东主席还亲自接见了溥仪，陪他吃了一顿备有苦瓜的家常饭，从此以后他也喜欢吃起苦瓜来了。当天毛泽东和他照了相，还对与他相关的劳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情况关怀备至。事后毛泽东还在另一个场合对周恩来总理问起溥仪每月的工资定额，周总理回答溥仪的月薪为一百元时，毛泽东当即指示每月工资应增加一百元。

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和1961年间更是先后多次接见溥仪、溥杰夫妇和溥杰的岳母家族等人。周总理不仅对溥仪的学习、工作、待遇等问题关怀备至，甚至对溥仪的婚姻大事，乃至后来溥仪身患肾癌住院治疗以及医治无效去世的善后问题，也一一过问。

1962年，溥仪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4月30日和李淑贤结婚。1964年，在政协的安排下，他参观访问了江苏、浙江、江西、安徽、陕西、河南各地。同年3月，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患肾癌不治去世。

易宗夔

易宗夔[kuí]（1874年—1925年），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原名易鼐[nài]，戊戌变法后改名易宗夔，字蔚儒，又字味腴。湖南湘潭人。早年与谭嗣同等创立南学会。戊戌变法期间，任《湘学报》史学编辑。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赴日本留学，未几返国。1909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法典编纂会纂修。民国成立后，任中国国民党政事部干事。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旋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国会解散（1914）后，携眷回湘，经营实业。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仍任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3月，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局长。1924年5月免职。1925年病逝，享年51岁。著有《新世说》和《湖海楼诗文集》，《湖海楼诗文集》是他个人诗词文章的结集，未正式出版，目前国内颇难寻觅到其原始珍本。

潘汉年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1977年4月14日），著名报刊活动家。江苏宜兴人。1906年1月22日生。又名健行,笔名萧恺、小开、小K、小孩、天长、爱仙、亚灵、泼皮、泼皮男士、水番三郎。早年在宜兴第三高等学校及和桥的彭城中学读书。曾因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1921年到武进县延陵公学读书。1922年回宜兴任励进社小学教师。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活动。1924年先在和桥任养初小学教师,不久即赴上海任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编辑。加入创造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同年7月出版的《语丝》第35期上发表《苦哇鸟的故事》和与周作人的通信。1926年4月,主编创造社刊物《A11》文艺周刊(因创造社出版部与编辑部均设在闸北三德里A11号内而得名)。该刊共出4期,每期都有他写的文章。如发刊词与编后记。还发表《一点子消息——访孙伏园记》等杂文,对邵飘萍进行悼念,同时也批判了国家主义。6月12日,创造社刊物《幻洲》周刊在上海创刊,与周全平合编,共出2期。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同年8月,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在湖南衡阳创刊,后经长沙迁武汉出版,曾任总编辑。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奉命从武汉返回上海,继续从事文化工作。1928年1月1日,《现代小说》月刊在上海创刊,与叶灵凤主编,同年6月1日出完第6期后辞去编务。同年1月,《幻洲》半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名《象牙之塔》,专登文艺作品,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名《十字街头》,专登杂文,由他主编。4月1日,中共领导的综合性周刊《战线》在上海创刊,任主编,出5期后被查禁。5月30日,创造社刊物《畸形》文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任该刊编辑,出2期后又遭查封。同年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担任第一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文化、出版及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1930年3月2日、7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成立,参与筹建并任中共党团书记。8月15日,“文总”机关刊物《文化斗争》周刊在上海创刊,任主编,出两期后被查禁。领导“左联”出版进步刊物,并为《拓荒者》等刊物撰写《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评》等对文学问题带有指导性的不少文章。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被调到中央特科担任保卫工作。1933年秋到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同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12月,参与巴黎《救国时报》的创办工作。1936年4月,从法国回到香港。同年7月,任中共驻沪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和谈代表,参与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参与创办《救亡日报》。后在香港、上海等地秘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一度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1948年9月9日,大力支持徐铸成创刊香港《文汇报》。1949年初,又全力支持《大公报》走上“新生”道路。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4月3日,以“内奸问题”突遭逮捕,判处15年徒刑。1963年假释,“文革”又被收监。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于湖南洣江茶场。1982年8月中共中央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赵绂章

赵绂章（1877~1951），字焕亭，又称幻亭。20世纪30年代北方著名武侠小说家。当时有“南有不肖生，北有赵焕亭”之说，名噪一时。玉田城内人。生于光绪三年（1877）正月初六。卒年1951年农历四月，葬于城北傅各庄独立茔地。终年74岁，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北方著名武侠小说家。并善古诗文，工书法。当时人称武侠小说家“南有不肖生（即向恺然），北有赵焕亭”，名噪一时。早年，他曾与鲁迅、郭沫若、柳亚子等文学大师有过书信往来。其代表作为《奇侠精忠传》。

赵绂章出生于仕宦家庭。清末，其祖父及父亲都在山东等地为官。他弟兄四人，长兄庸碌无能，二哥绂青是举人，三哥绂鸿（即历史学家赵光贤之父）是进士，也都为官。他大排行第六，因旧时忌六为七，人们称他为“赵七爷”。幼时虽家境优裕，但他勤奋好学，喜读古代小说，及至成年，适值废科举，未得进学。自清末跟随其父宦游山东、湖北、四川等省，眼界开阔，见识很广。他博闻强识，喜闻奇侠轶事，每有所得，便携之行箧，备 异日穿插联缀成章。至民国目睹军阀混战，连年烽火，民不聊生。故乡更处于兵燹之患，日甚一日。面对现实，他痛心疾首，不满时政，反对军阀战争。其性高洁，寡言语，似与世难合，不求实禄，埋头写作。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没别的，咱们保佑他（指赵绂章）吃一辈子书铺，饿也饿不煞，撑也撑不着，终天叫他嚼蛆，嚼到咱中华民国多早晚天下太平，方许他歇工哩。”其所著小说《不堪回首》及北京《益世报》刊载的《晚晴轩漫话》，即是描述军阀混战时人民生活疾苦、生灵涂炭的作品。1922年年末所作的七言古诗《岁暮行》，就是反映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人民遭受天灾人祸、啼饥号寒的痛苦事实。

赵绂章为了塑造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常常细心观察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人和事。如遇有练武卖艺的，跑马戏和唱大戏的，事必躬临其境。凝视表演的一举一动，作为他写小说的模特。为把小说写好，使武侠人物蹿房越脊、飞檐走壁的动作逼真、生动，经常到古寺庙观察其布局、结构，以及屋内外，房上房下的具体情况，这些为他写好小说奠定了基础。他的作品底稿多是由其子女誊抄。他藏书很多，除原家藏者外，屡有购置，但惜多在日本帝国主义兵燹中被劫毁。去世后所余小部图书及自著作品，“文革”中也炬毁无存。

赵绂章所著小说，大部是由上海的书局出版，成部出版的武侠小说有《明末痛史演义》、《蓝田女侠奇观》、《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马鹞子全传》、《山东七怪》、《双剑奇侠传》、《大侠殷一官》、《昆仑侠隐记》、《清官谱》、《惊人奇侠传》、《巾帼英雄秦良玉》、《奇侠精忠传续集》和报应小说《循环镜》等。《奇侠精忠传》是其代表作。它以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平苗定边和镇压川、陕、鄂三省教乱为背景，描写主角杨遇春率领一班侠客义士平苗定乱的 奇中遇奇、险中见险的惊心动魄的事迹。故事虽有一些历史依据，但着重是在武侠，其中还穿插了无数苗疆异域的奇风异俗和大量有关白莲教的逸闻怪事。作者文笔老辣遒劲，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富于生活气息。作者善于刻画人物，不仅主角杨遇春、田红英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且配角于益、杨逢春等人也都很有特色，足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此书一发行，即不胫而走，轰动一时。1990年，巴蜀书社又重新整理出版了《奇侠精忠全传》，可见该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此外，在当时《大公报》、《益世报》及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报纸副刊上也有连载的篇目。由于他的作品很受欢迎，当时也有小的作品冒名伪作出现。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赵绂章悄然退出文坛，专事书法。在北京琉璃厂荣宝斋、天津劝业场以及上海、汉口等大城市都挂有笔润鬻字招牌。最兴盛时，求书者很多，以此维持生计。因而赵绂章也是三十年代的书法家。

赵绂章有三子三女。长子光瑜字蕴珊，也曾编过武侠小说《僧侠飞剑录》（只出一本，全书未编完）；长女婉贞字珺，也出版过一部小说《孤儿歼仇记》；三子光彦字彦寿，也编有武侠小说《白莲风飐录》及散文《谈话集》日刊稿。不仅赵焕亭是小说家，他的儿女受他影响，也多能写小说，可谓“小说之家”。但后来由于生计等原因，都弃之改行了。

冯惟讷

冯惟讷（1513～1572），字汝言,号少洲。青州临朐(今属山东)人,生于安徽萧县。贵州(《明史》误为云南)按察副使裕四子。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除宜兴令,历官魏县令、维扬丞、南京户部员外郎,补北驾部,出为陕西佥事,升河南右参议。嘉靖三十七年,所编《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刊行,张四维作序。嘉靖四十一年,擢浙江提学副使。次年,迁山西右参政、省按察使。为官清廉无私,三晋号为“神君”。嘉靖四十五年,升陕西右布政使。穆宗隆庆二年(1568),转江西左布政使。隆庆五年,入觐,进光禄寺卿,致仕。明年,卒于家,年六十。惟讷仕宦三十馀年,除图书诗卷外无长物。工诗文,余继登称其“文章温淳尔雅,古歌诗取则建安,近体在天宝、大历之间”。钱谦益云:“评其诗者,以为博洽多记,自出为鲜。”(《列朝诗集小传》)所著有《冯光禄诗集》,未见,今存《光禄集》一卷(见《冯氏五先生集》)、《冯少州集》一卷(见《盛明百家诗》前编)。另有《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及《风雅广逸》、《楚辞旁注》、《唐诗纪》、《唐音翼》、《杜诗删注》、《选诗约注》、《文献通考纂要》等。事迹见《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及余继登《光禄寺卿冯公惟讷墓志》(《淡然轩集》卷六)、李维桢《冯氏家传》(《大泌山房集》卷六五)。

胡云翼

胡云翼（1906～1965.05）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作家。原名胡耀华，字南翔、北海，笔名拜苹女士。湖南省桂东县城关镇人。1924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在校期间，与刘大杰、贺扬灵等组织校园文学社团艺林社，编辑文学期刊《艺林旬刊》，同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1927年大学毕业后，曾任湖南岳云中学、华南女中、湖南省立一中、江苏无锡中学、镇江师范学校教师及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37年9月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1938年春天投笔从戎，任浙西战地政工总队副总队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嘉兴县县长。1947年辞官。1949年以后，先后任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教师。1953年起直至病逝，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他早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西泠桥畔》(北新书局)、《爱与愁》(艺林出版社),散文《麓山的红叶》、《爱晚亭的风光》(艺林出版社)、评论《艺林社文学论》(亚细亚书店)。同时期还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1925年,上海启智书店)、《唐代的战争文学》(1927年,商务印书馆)、小说集《中秋月》(1928年,光华书局)。作者一生的精力主要用于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上。从二十年代末起,他就对唐宋词发展的历史、作家、作品和风格、流派等进行过系统探讨,曾出版过《宋词研究》(1929年,中华书局)、《词学》(1930年,上海教育书店)、《词选A、B、C》(1934年,上海教育书店)、《词学小丛书》(1947年,上海教育书店),还写出了《李清照及其漱玉词》、《中国词史略》等。1931年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上海教育书店出版,当时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曾被国内很多学校采用作为教材,日本曾有译本,也有对此书评价的文章。此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大纲(上)》(上海教育书店)、《唐诗研究》(1934年,商务印书馆)、《同学》(1934年,上海教育书店)。解放后,他编著的作品有:《唐宋词一百首》(196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再版)、《宋词选》(1962年,中华书局;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外还参加过《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1964年,中华书局)的编选注释工作。其中《宋词选》是他多年研究宋词的代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书中选录了两宋名家词,重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诠释、考订翔实,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一部比较优秀的词选注本。

汪琬

汪琬（1624年～1691年），清初散文家。字苕文，号尧峰。长洲(江苏苏州)人。少时家贫，发愤攻读。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再迁刑部郎中，因事降北城兵马司指挥。康熙九年(1670)因病辞官，隐居于太湖尧峰山，闭门著述，学者称尧峰先生。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入馆修《明史》，在职仅60余日即乞病归，后卒于家。

汪琬是清初著名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齐名，有清初散文三大家之称。他的文论与文风和侯、魏有所不同，侯、魏为文重才气，主张作文“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他则强调文章应有规矩法度，对才气宜加节制，当以儒家经典为本，以唐、宋名家为楷模。他受明代唐宋派散文家尤其是归有光的影响比较深。其散文不及侯、魏之文纵横恣肆，而雅清则过之，世称以简洁平实、疏畅条达取胜。集中对侯方域、王猷定、钱谦益等人散文颇多批评。他的文章兼备各体，而以记叙文成就较高。《江天一传》着墨不多，却生动刻划了抗清志士慷慨赴国难的形象，其它如《书沈通明事》、《陈处士墓表》、《尧峰山庄记》、《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也都富有特色，代表了其散文的风格。他在当时被认为代表了古文的正统，故“一时公卿表状，皆争得琬文为重”。时人或将他与唐、宋大家并提，相比之下，后来陈去病的评价似较为中肯，称其文“如倪云林画，秋山平远，无老横之笔，亦少庄严之致，故尚不逮震川、惜抱;然颇简洁明净，则其淘汰之功亦深矣”(《五石脂》)。他也工诗，早年取法于唐人，中年以后近于宋调。律诗洗去铅华，绝句则清新可喜，写景颇多佳句，但影响不及散文。

著作先有《钝翁前后类稿》62卷，《续稿》56卷，晚年加以删节重订，成《尧峰文钞》50卷，其中文40卷，诗10卷。

米塞斯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奥地利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较深入的研究，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praxiology)的一个分支。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也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反对用历史主义，尤其是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从事经济科学的研究。认为实证主义的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是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经济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米塞斯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能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1912)、《公有制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1922)、《人类行为》(1949)、《理论与历史》(1957)、《经济学的根本基础》(1962)。

马戛尔尼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英国外交官。曾任英国驻俄公使，1780年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1792年奉英国政府之命，率领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700多人的庞大使团，以庆贺清朝乾隆皇帝80寿辰为名，前来中国，要求改善中英贸易制度。1793年经澳门到达北京，两次谒见乾隆帝于热河行宫，要求准许英国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自由通商，在北京商馆贮货发卖; 准许英国占用舟山附近某海岛供英商居住与贮货;拨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居住，免除英人居住税，英商可自由出入; 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间内河运货税额; 准许英国人在各省传教等。这些无理要求被清廷严厉驳回。1793年10月，他离京沿运河南下，12月到达广州、澳门，并详细考察澳门。1794年1月离开中国。后任南非好望角总督。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国作家。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1838年入彼得堡工程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工程部制图局工作了一年，1844年退职，全力从事文学创作。1846年发表长篇小说《穷人》，获得别林斯基的好评，被认为是果戈理的继承者，并且成了“自然派”的骨干成员。但是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在艺术观点上发生分歧，因此也中断了与“自然派”的联系。1847年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继《穷人》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白夜》(1848)、《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1849)等中短篇小说。

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并且因为在小组里传播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临刑时改判4年苦役，然后充军。1850～1854年间在鄂姆斯克要塞服苦役，后来在塞米帕拉廷斯克服兵役。1856年晋升为少尉，1859年退伍， 同年12月返回彼得堡。监禁、苦役、充军， 前后10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患上了癫癎症，后来终生不愈。

重返文坛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反映苦役犯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死屋手记》(1860～1861)。1861年，他与哥哥米哈伊尔合办的《时代》杂志开始出刊。这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改革期间，社会思想界异常活跃，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反对贵族自由派，也不赞成革命民主派，而采取了独特的立场。他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鼓吹基督教的顺从，主张与现实和解。他在《时代》杂志的发刊辞中提出了所谓“土壤”论，认为俄国知识界脱离了人民的“基础”，为了填平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必须把立足点移到人民的“土壤”上来，亦即接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驯服忍耐的精神。“土壤”论受到《现代人》杂志的批评，于是《时代》杂志开始和它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的论战文章有《关于俄国文学的一组文章》(1861)、《——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1861)、《两个阵营的理论家》(1862)等。1863年，《时代》杂志因刊登斯特拉霍夫评论波兰起义的文章而被沙皇政府封闭。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创办《纪元》杂志，继续和《现代人》论战。他为此而发表了《谢德林先生，又名虚无主义者们的分裂》(1864)、《为了结束。同〈现代人〉最后一次解释》(1864)等文章，以及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1864)、短篇小说《非常事件，又名市场奇遇记》(即《鳄鱼》，1865)等。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哥哥病逝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无力把《纪元》杂志维持下去，不得不停刊。

流放归来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竭力用抽象的道德来解决尖锐的社会冲突。这个特点在186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中已开始显露出来，而在18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则得到了充分体现。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旅行。旅居国外期间(1867～1871)，他写了长篇小说《白痴》(1868)、中篇小说《白头偕老的丈夫》(1876)等，并且准备写作包括5部独立作品的长篇巨著《一个大罪人的一生》(或者《无神论者》)。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但有关的设想后来在长篇小说《群魔》(1871～1872)、《少年》(1875)和《卡拉玛卓夫兄弟》(1879～1880)中体现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思想异常复杂，反动势力也企图利用他的威望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反动分子麦谢尔斯基的邀请担任了他的《公民》周刊的主编。他在这个刊物里开设了《作家日记》专栏。1874年辞去《公民》周刊主编的职务，1876年将《作家日记》改为月刊，由他自己单独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以政论的形式发表对当时重大事件的看法，也刊登一些回忆录、短篇小说，如《农夫马列伊》(1876)、《一个温顺的女人》(1876)、《可笑的人的梦》(1877)等。

70年代后半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名声大震，1877年被选为俄国科学院语言文学部通讯院士。他一生贫病交加，这时经济情况略有好转，可是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终于在1881年病逝，享年60岁。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病态的天才，他的病态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结果。高尔基认为他的创作体现了“关于人的一切痛苦的记忆”;就其才华和艺术表现力来说，他可以与莎士比亚相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西方评论界公认为现代派文学的先驱者之一。

术虎高琪

术虎高琪术虎高琪（？-1219年1月），金朝西北路(今内蒙古多伦北)猛安人，也被写作术虎高乞。出生于何年及青少年时的事迹皆不详。大定二十七年(1187)，术虎高琪担任了宫廷护卫，然后转任十人长，又出任河间都总管判官，奉诏入宫任武卫军钤辖，再升迁为宿直将军，授职建州刺史，改任同知临洮府事，成为重要官员。

泰和六年(1206)，术虎高琪参加了伐宋战役。他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在巩州各镇守御，宋兵1万多从巩州辘轳岭攻入，术虎高琪指挥所部奋力大破宋军，得朝廷赏赐白银100两、重彩10端。宋将青宜可投降金朝，朝廷诏令知府事右抹仲温与术虎高琪共同领兵出境，与青宜可合兵一处向前进取。金章宗专门下诏给术虎高琪嘱咐说:“你还年轻，最近闻报你与宋军作战英勇，朕很满意。今令你与石抹仲温同行出境击敌，如能得大胜，对于高官厚禄的封赏，朕是决不吝惜的。”

宋朝戍边大将吴曦降金，金章宗非常高兴，下诏封其为蜀国王，派术虎高琪为封册使。临行金章宗告诫他说:“你读书明白事理，蜀人也知道你的威名，此去切不要因财物贿赂而动心，失了我大金国的国格。如在随员中有人违犯礼仪妄生事端，你与乔宇弄清楚回来报告朕处理。”册封任务顺利完成，术虎高琪被加封为都统，号为平南虎威将军。

原吴曦部下将军安丙杀吴曦降宋，派遣李孝义率步骑兵3万攻打秦州，先使用1万军兵围住皂角堡，术虎高琪领命去救援。宋军在山谷中摆开阵势迎战，将训练有素的兵步置于左右两翼，而将善射的好手布置于中央。两军交战杀到一处，宋军在狭窄的正面上稍退。术虎高琪的部队见宋军两翼高处都有士卒，便不追击，而也稍退以整理好阵形，这时宋军又杀回来。如此反复了五次，宋军斗志愈旺，但却不能占得便宜。经过观察，术虎高琪决定将骑兵分为两部分，一部出战而令另一部在后面等着，交战一番，轮换一次，以保持耐久力。这样战至宋军疲困时，术虎高琪密令蒲察桃思刺悄悄领所部上山，从山上猛然向两翼宋军发动袭击，正面的术虎高琪也督军猛攻，遂大败宋军，斩首4万级，生擒几百名。李孝义遭此惨败，只好撤了皂角堡之围，退走了。另有宋军3000名来到马连寨，阴谋袭击湫池，术虎高琪即派部将夹谷福寿领精兵一部，前去攻击宋军，一战打跑了宋军，斩首700余级。这样术虎高琪在伐宋中又立下了战功。

大定三年(1211)，术虎高琪任职泰州刺史，领虬军3000驻扎在通玄门外。不久，缙山县(今浙江处州)升格为镇州，术虎高琪担任了镇州防御使，并代行元帅右都监职务，所部虬军也多有封赏。至宁元年(1213)八月，尚书行省完颜纲领兵10万行省于缙山，但很快就溃败了。贞祐年初，术虎高琪升为元帅右监军，是年闰月，金宣宗下诏给术虎高琪说:“朕听说我朝军队内部已开始腐败，你觉得还有振兴的机会吗?如有现在就应抓住，朕当责成有关部门协助你成功。”

本月，术虎高琪就接诏令将所部军兵调到中都以南守卫京城，但行到良乡附近就无法向前推进了，术虎高琪自知不是蒙古军的对手，就退军回到中都。后来他在纥石烈执中的督促下，不得不领军出战，但每战必败。都元帅纥石烈执中就威胁他说:“你连吃败仗、损兵折将，丢尽了大金朝的脸面。明日再出战，如果打不了胜仗，一定将你军法从事。”术虎高琪硬着头皮再领兵出城，结果又失败了。他害怕追究责任而丧失性命，便先下手为强率领亲信虬军入城包围了纥石烈执中的府第，擒杀了纥石烈执中。接着提着纥石烈执中的脑袋，到皇宫门前请罪。怯弱无能的金宣宗还想指望术虎高琪退敌，因此不但不予加罪，反而晋封他为右副元帅，手下将士也都予以多少不等的赏赐。几天后，金宣宗下诏说:“纥石烈执中早就有无君之心，处处都能流露出来，例子举不胜举。本来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的完颜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近侍局直长撒合辇都多次密奏，请求除此奸贼，朕也找机会诛杀他。斜烈曾将此意透露给按察判官胡鲁，胡鲁又告诉翰林待制讹出，讹出转达给术虎高琪，才于本月十五日将逆贼纥石烈执中杀掉。为了防止朝廷上下的各种疑问与议论，特降诏书，以明确上述行动都是符合朕的旨意的。”这是因为有人指责术虎高琪专权滥杀，皇帝才降下此诏，显然是掩耳盗铃式的掩饰之词。这样一来，术虎高琪战败惧罪杀死主帅的行为，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了。虽然纥石烈执中专横跋扈，曾犯下过“弑君作乱”之罪，早就该杀，但术虎高琪杀他却决不是因为他有那样的罪行，而是因他要追究自己战败的罪责，完全是为了自己能保活命的害人之举，与“为国除奸”的“壮举”性质根本不同。但昏庸的金宣宗不但下诏褒奖了这种行为，而且又进封术虎高琪为平章政事，使这个打了败仗擅杀主帅的罪人当上了宰相。

有一次金宗宣宗与大臣讨论购置战马以抵抗蒙古军的事，看着术虎高琪问:“过去几年我国多在西夏买马，现在它还肯卖吗?”术虎高琪回答说:“术波畜养的马匹很多，随时都可买到，集中起边境上各部的马，数量也不少，不必再从西夏购马了。”金宣宗不满地又问:“将边境各部的马集中于一处，如临时某处遇上紧急战事，怎么应付呢?”过了三日术虎高琪才又奏答:“河南各处镇守屯驻的有20多支部队，总计可有精锐骑兵2万多名，一旦遇有紧急军情，他们完全可以应付。”金宣宗指示说:“马虽多，还要调养得法，训练得当，应当详示各部注意这些方面。”

贞祐二年(1214)十一月，金宣宗问术虎高琪:“最近所制造的兵器往往都不可用，这是谁的罪责啊?”术虎高琪答道:“兵器的好坏责任在兵部，所用原料优劣的责任在户部，工匠水平的高低责任在工部。”把责任推了个一千二净。金宣宗厉声说:“应好好整治各部，否则会坏了国家大事。”金宣宗又问起义的红袄军首领杨安儿的事，术虎高琪回答说:“贼人现在占领了险要之地，臣已下令国剿贼主将，在其营地周围建石墙严密围困，绝不能使他们再突围出去作恶，早晚将其消灭在那里。”金宣宗说:“应该抓紧进攻，否则贼人稍得休整后拚全力突围，我军伤亡就大了。”于是，术虎高琪下令金兵加紧了对这部农民起义军的攻击，使农民军损失惨重，主帅杨安儿败死。

金朝廷畏惧蒙古大军，将朝廷迁至汴京。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从中都商议军情事毕，回到汴京，上书朝廷，请求皇帝召见，金宣宗在宫内接见了他，他请求皇帝屏退左右侍从，以报告密事。按以往惯例，凡有机密上奏就可摒退左右侍从。但是前不久，太府监丞游茂曾因术虎高琪权势太大，朝内朝外臣僚都害怕他，时常感到担忧，所以密奏皇帝，要求贬斥术虎高琪。金宣宗却说:“既然将大政委托他主管，其权势怎能不重呢?这没什么可忧虑的，不要多心。”游茂回去后，反复思考这事，越想越后怕，害怕术虎高琪得知消息报复他，便异想天开地想主动讨好巴结术虎高琪，投靠在其门下以保全自己的富贵荣华。想到这里游茂即来到术虎高琪府第拜访，并恭敬地将一封吹捧书信献给他说:“宰相自然应有宰相的威仪气度，但这却无端招致了皇帝的怀疑，以及众多小人的非议。”游茂唯恐术虎高琪不信，又接着说:“臣曾几次见圣上，他都流露出对你位高权重的疑忌反感。宰相您如能提携我游茂，我将努力做到使圣上不再怀疑宰相，使下面停止议论。”但狡诈的术虎高琪已看出游茂心中有鬼，并且也获知游茂曾请求皇帝摒退左右密奏的事，因此根本不相信他说的那些，而是将游茂所言全部具表上奏于皇帝。结果金宣宗大怒，捉游茂下狱严处，最后论罪应予处死，皇帝下诏免其死罪，杖责100后，予以除名处分。自此以后，凡是大臣需摒退左右奏事时，金宣宗总是令一个亲近侍卫在旁伴随。

到完颜素兰请求密奏时，先被按排到近侍局，给其笔墨纸张，令他把所奏之事先写下来。等了一刻，金宣宗在一便殿接见了他，当时旁边只有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一人侍立。完颜素兰上奏说:“过去，元帅府议定剥夺伯德文哥的兵权，朝廷即下令让他改而召集统领义军。但伯德文哥拒不受命，元帅府正准备发令拘捕他，而朝廷却又下令赦免了他，并且允许他不再受元帅府的管辖。不知道谁为陛下出了这样的计谋，我在外面风闻这些馊主意都是平章政事术虎高琪出的。”金宣宗反问说:“你如何知道这事是由术虎高琪决定的呢?”完颜素兰答道:“臣看见伯德文哥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简札上写着，已派差人张希韩到南京交公文，请副枢密使与平章政事处理。而他们已上奏允准令伯德文哥隶属于大名行省，不再遵奉中都帅府的命令了。刘温便把这些全部报告了帅府。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伯德文哥与术虎高琪是有勾结的。”金宣宗听了，默默地点了点头。完颜素兰又说:“术虎高琪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和威望，只是因为怕死才擅自杀死了纥石烈执中，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因此而高升。他在朝中嫉贤妒能，结党营私，窃弄威权，作威作福。去年，都城里一个名叫樊知的书生找到术虎高琪，说虬军不可轻信，弄不好要出乱子。靠虬军起家的术虎高琪火冒三丈，马上令人用刀杖杀死了这位书生，从此谁也不敢对他谈论关系到国家安危利害的大事了。他派其党羽移剌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招收虬军，但无收获，便又任命其为武卫军使。以臣的眼光看来，奸贼术虎高琪灭乱朝廷法纪，残害忠良，是早有祸乱国家的歹意的。如今只能恳请陛下采取断然行动，除掉此贼，就是社稷之大福了。”金宣宗未置可否的说:“让朕慢慢思考一下吧。”完颜素兰拜辞时，金宣宗嘱咐他说:“千万谨慎，不要泄露出去。”

贞祐四年十一月，蒙古军队兵取潼关，驻扎于嵩州、汝州之间，待阙河间令使高嶷向朝廷上书奏说:“过去我军在河朔被蒙军击败时，朝廷不及时出兵接应，丧失了一个机会。等到蒙古大军深入我国境内时，燕京尚有精兵几十万，如果齐心固守拚命一战，一定不会有今日的困难处境，这是失去的第二个机会。蒙古军一度退去后，我军不赶快追杀以夺回失地，这也就失去了第三个机会。如今敌军已过了潼关，我们不赶紧部署迎敌之策，危险会日益深重。请陛下诏令平章政事术虎高琪为帅，领兵出战，以稳定人心。”但金宣宗对此建议未作任何反应。

接着御史台上奏说:“敌军过了潼关、崤山与渑池，深入到我国战略重地之内，前锋抵进了京都西郊。他们也清楚我国在京师屯驻有重兵，因此并不逼近城下求战，而以部分骑兵截断与外部联系的通道，另以部队攻打其他州县，以达到逐步困我京师的战略目的。如果我朝只以守住京师为根本大计，不管其余，那么中都陷落的危局又将在今日重演了。更何况汴京的公私积蓄与实力看来都不能与中都相比，这是为臣子的心寒的地方。敌军先不攻京城，而攻打别的州县，对于我们来说，就好比火已烧到腹心，又转到手足之处燃烧，可都是同一个体肤啊。请陛下明鉴。臣等请求将陕西兵马集结起来重新夺回潼关，并坚决扼守住，以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所部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再挑选京师里善战的勇将10多个，各带精兵几千，随时准备待机而动，能出战则出战，夺回的地方就严加固守。还要传喻河北各处，也用这样的办法伺机破敌。”金宣宗诏令尚书省讨论，术虎高琪上奏说:“御史台的官员本来就不懂军事，备战御敌的大政方略，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御史台的建议也作废了。术虎高琪只想把重兵屯驻于汴京以巩固自己在朝中左右一切的地位，至于外面州县的残破与国土的沦丧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金宣宗这位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此时完全依靠术虎高琪保驾，对他可称得上是言听计从，能过一天就过一天，根本不管国家与社稷将来如何了。

不久，金宣宗又拜术虎高琪为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即又上一奏疏说:“凡是管监察的官吏在纠错或弹劾其他官员时犯有过失的，也应按本朝法度处置。如果他国使节来我朝，有与其私下谈话，泄露我国情报的，以及宿卫、近侍官、承应等可以自由出入亲王、公主、宰相副宰相之家的人员犯了罪过的，还有主持举人、进士考试的官吏舞弊的，都应当予以杖责。在京城犯过两次过失的，御史台的官员应降官职一等，其余的官员则外放出京。各级官吏任职年满之日即应讨论决定其升降问题。如果在其任内有漏察之事发生，按惯例虽仍可定为称职，但只能与平常者列为一等，平常无功的官员可予以降职的处罚。”于是金宣宗就按术虎高琪的说法制定诏书传下。

术虎高琪请金宣宗下诏重修南京内城，金宣宗感到这样耗费民力太大，朝廷也承受不起，便反对说:“若此工程开始，百姓就会更加穷困。那样城虽修筑牢固了，但能够得保平安无虞吗?”修内城之事遂暂告作罢。

过去，有个叫王世安的官员曾献上攻取盱眙与楚州的计策，枢密院即上表请求封王世安为招抚使，并挑选二至三名有勇有谋的将军陪同他前往淮南，以招降起义的红袄军和南宋的淮南军官。金宣宗批准了这一请求，诏令泗州元帅府派合适人员同王世安同去。兴定元年(1217)正月的一天，南宋贺正旦使完成贺岁使命，辞朝归国，金宣宗对他说:“朕听说息州渗透进来许多宋国人，搜集我朝情报，这是你国的饥民在军队支持下又欲沿淮作乱，与大金为敌，宋国为什么又胆敢侵扰我朝呢?”术虎高琪立即出班上奏，请皇帝下诏讨伐宋国，以扩大在蒙古的压迫下领土日益狭小的金国的疆域。金宣宗犹豫不定地说:“朕只要能守住祖宗留下来的疆土就很满足了，不希望再对外讨伐扩张地盘了。”术虎高琪却坚持说:“今年雨雪应时，风调雨顺，都是陛下圣德光耀博大所致。大金如能包容南宋这样的小国，那是天下之大幸事。臣之所言也许说过分了，请圣上明断。”总之，术虎高琪是坚决主张伐宋的，妄想将侵宋夺来的领土来弥补丧失于蒙古的土地。但这样一来，势必会使已在衰败中的金国陷于南北两线作战的困难处境，只能加速它的灭亡。在术虎高琪的反复鼓动诱惑下，素无主见的金宣宗终于下了伐宋决心，于四月派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部边地，整备兵马作伐宋准备。后来虽然金宣宗又下诏罢兵，但与宋国的邦交已完全断绝，没能再恢复过来。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力劝金宣宗与南宋讲和，金宣宗就命令他起草议和文件，然后交与各位宰相传阅，术虎高琪看了后说:“措辞中显示不出我大金国的盛威，却似乎含有哀求祈请宋国的意思，这是灭我威风自甘示弱的表现，不应该发这样的文书。”于是与宋讲和之事就被搁置不提了。集贤院咨议官吕鉴上疏说:“我国在南边境地区屯兵几十万，从唐州、邓州到寿州、泗州的边民已经逃亡殆尽，士兵也有很多逃亡的，这是那些地方人烟非常稀少的原因。臣过去曾在息州榷场任过职，当时每日每个场所可收布帛几千匹、白银几百两，总计可获布帛几万匹、白银几千两。但自从那里大量屯军欲战以来，国家的这些收益就全部丧失了。军与民都要受到逃亡之苦的困扰，而国家也要受到每日丧失巨利的损失，这确实不是好办法。现在正值隆冬严寒，我国骑兵正是用武之时，而且已将重兵驻扎在边境上。如果此时给宋国寄去要求议和的文件，对于我朝是最为有利的。若等到开春再提议和之事，则天时地利利于宋军，那时可就难了。臣我虽无才能，愿意立刻出发担任议和使臣，自认为是有把握重新使金宋和好的。还请圣明的陛下速做决断。”金宣宗下诏让尚书省先拿出处理意见。一手遮天的术虎高琪上奏说:“吕鉴狂妄无知，不明事理，但他为国着想的精神还是应予鼓励的。他的建议当然不可采纳，不过可以令他出任陕西行省备任使。”于是吕鉴即被术虎高琪贬出了京城。十二月，宰相胥鼎上奏谏止伐宋，但术虎高琪却蛮横地说:“伐宋大军已经开始了行动，这样的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了。”胥鼎的此次劝谏也就毫无效力了。

兴定二年，胥鼎又上书说:“所收钱粮税赋太重，平民百姓已经负担不起了，陛下总领天下之大纲，应督责各处减轻税赋，能够维持正常开支即可，切不可任意多征。”术虎高琪上奏反驳说:“陛下的法度皆是尽仁尽义之举，普天下行之不衰，各级官员忧勤庶劳，夙夜不遑，此时正是太平盛世的迹象啊。胥鼎所说天下负担过重之言，纯粹是危言耸听，毫无根据。”否决了胥鼎议案。金宣宗因为金国处于南对宋国、北对蒙古的两线作战处境下，南面攻不动，北面顶不住，深为忧虑。右司谏吕造上了一道奏章，请求皇帝诏令百官上书直言国是，以了解当前局势，采纳有益的建议。金宣宗看了很高兴，即下诏会集百官讨论河北、陕西各处的防御之策。术虎高琪听众官议论纷纷，不时也有好的计策提出，感到这不利于他专权，干脆一句也不用。这时术虎高琪正调集民役军力修筑汴京内城，金宣宗不高兴地问:“人们都说这项工程可能无法完工，你有多少把握呢?”术虎高琪说:“一定会完工的。只是其濠尚未疏浚。”金宣宗又问:“没有濠沟行吗?”术虎高琪答道:“建造御敌的城墙，自有一套成法。等近期建好，蒙古军杀来时，请陛下看臣等凭借此城为国效力吧。”金宣宗又叮一句:“与其让敌人兵临城下，不如早设良谋不使敌军到这里，那不是更稳妥吗?”说得术虎高琪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但他回过头来仍继续督造内城不止。

术虎高琪自从当上宰相后，专权固宠，擅自作威作福，与明哲保身的另一宰相高汝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术虎高琪掌管朝中机密的事务，高汝砺则负责财政大权，凡是依附巴结他们的，都可以得到高升重用，而对不愿卖身投靠的官员，则极尽贬斥打击之能事，有的朝臣言事违背了术虎高琪的旨意，也有的朝臣自恃才华过人不买术虎高琪的帐，对这些人，术虎高琪总是表面上赞扬他们的才干，却唆使金宣宗将他们外放河北任职，阴谋假借蒙古人之手而将其置于死地。自从术虎高琪不兼枢密院与都元帅的职务后，他还是经常梦想再重掌兵权，便极力劝说金宣宗讨伐南宋。这样金国把精兵全部集结于河南，而置河北等地于不顾，在汴京过一天算一天，河北军情再紧急，也不肯派出一兵一卒救援，只把兵力用来对付更加疲弱的南宋和保卫京城。

平章政事英王完颜守纯打算告发术虎高琪之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刺、令史蒲察胡鲁商议。后两人将此事泄露给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而仆散奴失不立即向术虎高琪告了密。完颜守纯知术虎高琪已做了应变准备，又害怕他遍布的党羽和显赫的权势，只好暂时隐忍下来。

不久，术虎高琪派家奴赛不杀掉其妻，又归罪于赛不，将其押送开封府审理，欲杀人灭口。开封府官员害怕术虎高琪的威势，不敢追究幕后的原因，只把赛不杀死便结了案。不想此案却闹大了，群臣纷纷上书弹劾，金宣宗久闻术虎高琪的奸诈与险恶，于是借此案为由诛杀了术虎高琪，时间在兴定三年十二月。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因曾将完颜守纯的密谋报告了术虎高琪，便也一起被杀，蒲鲜石鲁刺、蒲察胡鲁又被杖责七十而撤职。

金宣宗杀死术虎高琪，不管是因何种原因，都可以看作是为国除害。过去，金宣宗要将京城迁往汴京时，打算将虬军安置在平州，但术虎高琪却不照办。等到迁都汴京后，金宣宗又告诫抹捻尽忠应对虬军厚加抚恤，但抹捻尽忠滥杀砄军几人，致使军心涣散，导致北方战事更加败得不可收拾。后来金宣宗曾说:“坏大金天下者，是术虎高琪与抹捻尽忠两人啊。”虽夸大了他们的责任，因为金宣宗更是难逃其咎的，但多少也道出了一点实情。

袁宏道

袁宏道（1568年12月23日─1610年10月20日）明代诗文作家。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自幼读书广泛，“知程墨之外大有书帙，科名之外大有学问”。十五六岁时，所为诗文，“有声里中”。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二十二年，选为吴县令。在任上，“清额外之征凡巨万，吴民大悦”。两年后解官而去，遍游江南名胜。游览后客居扬州。万历二十六年，再次入京，授顺天教授，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与在京文人结社城西，名曰葡桃社。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返回故里，选城南一片低洼地，筑堤种柳，卜居于此，题名“柳浪湖”。这期间，除作过庐山、桃源之游外，一直在这里过着较为悠闲的参禅吟诗的生活。万历三十四年，入京补仪曹主事。曹务清闲，曾编写过《公安县志》。未几又辞官归里。万历三十六年再入京，擢吏部主事，寻移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万历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借此机会，漫游了华、嵩二山。万历三十八年，事毕后请假，与中道同归故里，不久，移居沙市。九月，病卒。他的著作，登第前有《敝箧集》，令吴县时有《锦帆集》，游吴越山水时有《解脱集》，客居扬州时有《广陵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时有《瓶花斋集》，居柳浪时有《潇碧堂集》，再补仪曹时有《破砚斋集》，典试秦中有《华嵩游草》等，后合为《袁宏道全集》。

他反对诗文模拟古人：“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提倡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同上)。他“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是反摹拟文风的一员干将。

其诗文创作颇有个性特色。其文取材广泛，富有生活情趣。有直抒胸臆的尺牍，有记述风俗人情的《畜促织》、《时尚》等，有刻划人物的传记，有南北山水游记。一些论说文，也写得不死板。其文往往笔挟感情，如《丘长孺》尺牍，倾吐作县令的满腹牢骚，仿佛真是到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的程度。其《观第五泄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游记，字里行间都跳荡作者的主观情思，正如其好友江进之所评：“近代文纪游之作，无虑千数，大抵叙述山川云水亭榭草木古迹而已，若志乘然。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解脱集序》二)其文笔调清新秀逸，表现力甚强。如：“湖上田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晚游六桥待月记》)形容西湖盛况，犹如身临其境，颇见工力。

其诗能“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使人耳目一新，其特点有三：1、尚兴趣，如《别石篑》其五：“学道不学禅，谈星不谈义，爱曲不爱音，读书不读字。人天收不得，贤智亦为祟。不知何因缘，偏得同臭味。每笑儒生禅，颠倒若狂醉。除却袁中郎，天下尽儿戏。”2、尚自然。如《虎丘》：“一片千人石，莹晶若有神。剑光销不尽，留与醉花人。”3、尚清新。如《嘉兴道中》：“弥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菜香齐吐甲，树暖欲蒸花。天色滑如卵，江容润似纱。酒帘青带上，三五聚村家。”尽管其诗有不少浅俚之作，但他不事摹拟，自成一格，对模拟诗风是一股很大的冲击力量。

周恩来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县城内驸马巷。6岁时，随全家迁到淮阳县，在家塾中读书。1910年春，随其堂伯父去奉天（今之沈阳）就读于东关模范学校。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4年制中学)。中学毕业后，1917年秋，由天津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神田区高等予备学校学习。1918年5月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兴中学会”，以反日，反封建军阀、救国救民为职志，边学习，边从事反日爱国运动。十月革命爆发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广泛流传，周恩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极大的热情，阅读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于6月回国，全力投入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7月21日，在他的主持下，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提出了改选社会和同时改造思想的主张，宣传打破孔家店的礼教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发展。9月与邓颖超、马骏等人共同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1920年1月，周恩来因进行革命活动被天津警察厅逮捕入狱，他率领被捕同学进行了英勇斗争，并在狱中向难友们介绍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总论同阶级竞争史，在火热的斗争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7月获释。

1920年11月，为了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周恩来远渡重洋，先后去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各种思潮进行剖析分辩：十分关心和注意分析研究国际局势和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而更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底他与赵世炎等人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担任书记。1922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为中共旅欧总支部，他参加了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

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9月到达广洲。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部长。他同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工农运动，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25年2月，领导黄埔学生军东征军伐陈炯明。同年10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起了先锋作用。1926年冬，周恩来被派往上海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浙江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在北伐军临近上海的形势下，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7月12日，为排除摒弃陈独秀的左倾投降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周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了挽救革命，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年冬，回到上海，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4月，在党内出现叛徒，中共中央、江苏省委机关面临被破坏的紧急形势下，由于他采取一系列紧急果继的措施，迅速地，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同年12月，周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2至3月，他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随中央军委机关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

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4月，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秘密会谈，达成秘密的抗日停战协定。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全权代表飞赴西安，忠实地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在中国出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群众运动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进步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对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投降逆流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17日，他怀着极大的愤慨，为《新华日报》的版面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衷！”“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并与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一起，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制造反共分裂事件的反动实质。他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3年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回顽1924至1926年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深入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军事、党务上对蒋介石作的3次大让步。指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一报告是研究大革命时期经验教训的重要文章。1943年6月，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1945年4至6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系统地总结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在这次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战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1945年8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飞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签定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迫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阴谋。此后，他继续率领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积极支持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首席代表，团结民主党派，使这次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反动派的五项决议。同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撕毁政协决议，关闭和平谈判之门。11月，周恩来从南京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组织和领导解放战争。同时，担负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党的八届、九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八届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建国以来，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为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主张经济建设必须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它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的经济调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作用的主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在领导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和科技文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政策，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倡导了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5年4月，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印尼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高举反帝旗帜，促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赫害皖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增强了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使党和国家进行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呕尽心血，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力图改变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状况。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1972年患癌症以后，还一直坚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史浩

史浩（1106年10月4日—1194年4月27日），字直翁，明州鄞县人。史才之侄。绍兴十五年登进士第。初授绍兴余姚县尉，又为温州教授，得张九成器重。绍兴后期，为国子博士，为高宗器重。高宗欲立太子，史浩建议从恩平、普安二王中选择。其亦为秘书省校书郎、二王府教授，其后多助恩平王。绍兴三十年恩平王升为建王后，劝谏其不仿唐肃宗故事，深得高宗及恩平王信任。孝宗(恩平王)受禅后，史浩先后二次登相位，权位极重，反对张浚用兵北伐，又倡为赵鼎、李光、岳飞等人平反。任上喜荐后进，陆九渊、叶适、袁燮皆出于其荐，可称一代名臣。

史浩著作颇多，如《峰真隐漫录》、《论语口义》、《尚书讲义》、《周官讲义》等。《峰真隐漫录》、《尚书讲义》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图书馆藏抄本《仙源类谱》。

宋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三《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绍兴二十有九年，太师、会稽郡王史浩以国子博士奏事殿中，高宗一见契合，属目送之，谕大臣曰：‘浩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秘书省秘书郎。粤五日，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受知高宗，被遇孝宗，实昉于此。明年，孝宗封建王，迁司封员外郎兼直讲，又明年，为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孝宗受内禅，迁中书舍人兼侍读。十日，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八月，参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未几，罢政，再典巨藩。淳熙四年春，召为侍读，五年三月复拜右丞相，十一月罢，仍侍经筵，八年告归。……五年四月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寝，讣闻，孝宗、上皇震悼，赙赠有加。有旨以公身居极品，又为公寿皇潜藩旧学，赠恤之典，宜从优异，可特追封，自余赙葬，恩数并如陈康伯例。今皇帝登极，赐谥文惠，亲洒宸翰，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以赐焉，且命钥为之文。……

“公讳浩，字直翁。世为庆元之鄞人，曾祖简、祖诏、父师仲俱赠太师、冀国公。曾祖妣叶氏、祖妣徐氏、妣洪氏俱赠冀国夫人。曾祖蚤卒，母叶夫人有遗腹，指天自誓，愿得子以续史氏之祧，是生公。祖教之甚严，以八行荐于朝，积德垂祐，寖大其家。仲子才，绍兴二十三年为签书枢密院事，公又继登揆路，衣冠盛事莫尚焉。公性颖异，记诵绝人，少孤，自力于学，贯穿经史，理致超诣，措词持论，出人意表。年四十始登进士科，授左迪功郎、绍兴府余姚县尉。寻为温州州学教授，郡守张九成有重名，待以国士，诸生推崇之。以中书舍人吴秉信荐除太学正，迁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公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悉从之。”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史浩》：“史浩字直翁，明州鄞县人。绍兴十四年登进士第，调绍兴余姚县尉，历温州教授，郡守张九成器之。

“秩满，除太学正，升国子博士。因转对，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望。’高宗颔之。翌日，语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书省校书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除浩权建王府教授。诏建王府置直讲、赞读各一员。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讲。一日讲《周礼》，言：‘膳夫掌膳羞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会。至酒正掌饮酒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之饮酒不会，世子不与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会，世子饮酒不可以无节也。’王作而谢曰：‘敢不佩斯训。’

“三十一年，迁宗正少卿。会金主亮犯边，下诏亲征。时两淮失守，廷臣争陈退避计，建王抗疏请率师维前驱。浩为王力言：‘太子不可将兵，以晋申生、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请扈跸以供子职，辞意恳到。高宗方怒，览奏意顿释，知奏出于浩，语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吴芾乞以皇子为元帅，先视师。浩复遗大臣书，言：‘建王生深宫中，未尝与诸将接，安能办此。’或谓使王居守，浩复以为不可。上亦欲令王遍职诸将，遂扈跸如建康。

“三十二年，上还临安，立建王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禅，遂以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张浚宣抚江、淮，将图恢复，浩与之异议，欲城瓜州、采石。浚奏：‘不守两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参知政事。有诏议应敌定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论列，宰执独无奏。上以问浩，浩奏：‘先为备御，是谓良规。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谓之恢复得乎?’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尹穑，召对，并赐出身。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首言赵鼎、李光之无罪，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禄其子孙。悉从之。

“李显忠、邵宏渊奏乞引兵进取，浩奏：‘二将辄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请入觐，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不可，退，又以诘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复辩论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浩曰：‘胜、广以锄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几会，乞出英断。’省中忽得宏渊出兵状，始知不由三省，径檄诸将。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与闻，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纳归正人，臣恐他日必为陛下子孙忧。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论之，出知绍兴。

“先是，浩因城瓜州，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视之，正志与浚论辩。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并及浩，遂与祠，自是不召者十三年。起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持母丧归，服阕，知福州。

“淳熙初，上问执政：‘久不见史浩，无他否?’遂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五年，复为右丞相。上曰：‘自叶衡罢，虚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上曰：‘宰相岂当有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

“枢密度承旨王抃建议以殿、步二司军多虚额，请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辄捕市人，京城骚动，被掠者多断指，示不可用。军人怙众，因夺民财。浩奏：‘尽释所捕，而禽军民首呶者送狱。’狱成议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枭首以徇，浩曰：‘诸军掠人夺货至于哄，则始衅者军人也，军法从事固当。若市人陆庆童特与抗斗尔，可同罚乎?陛下恐军人有语，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国可乎?’是岂军人语。’上怒曰：‘是比朕为秦二世也。’浩徐进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二世事。寻求去，拜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使兼侍读。后有言庆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尝力争，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赵雄尝荐刘光祖试馆职，光祖答策，论科场取士之道，进入，上亲批其后，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择人。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诏既出，中外大耸。议者谓曾觌视草，为光祖甲科发也。上遣觌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极恶，止于流窜;三考之法，不过黜陟，未尝有诛戮之科。诛戮大臣，秦、汉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圣训则曰过于忠厚。夫为国而底于忠厚，岂有所谓过哉?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归过祖宗，不可不审也。’

“及自经筵将告归，乃于小官中荐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如薛叔似、杨简、陆九渊、石宗昭、陈谦、叶适、袁燮、赵静之、张子智，后皆擢用，不至通显者六人而已。

“十年，请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国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阁奉两朝赐书，又作堂，上为书‘明良庆会’名其阁、‘旧学’名其堂。光宗御极，进太师。绍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会稽郡王。宁宗登极，赐谥文惠，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赐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

“浩喜荐人才，尝拟陈芝茂进职与郡。上知之茂尝毁浩，曰：‘卿岂以德报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莫济状王十朋行事，诋浩尤甚，浩荐济掌内制。上曰：‘济非议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待之如初，盖其宽厚类此。子弥大、弥正、弥远、弥坚。弥远嘉定初为右丞相，有传。”

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上》：“提举国史，……隆兴以后二人：史浩，字直翁，四明人。刘章榜进士出身，治诗赋，元年正月以右仆射提举三朝国史。……秘书郎，绍兴以后二十七人，……史浩，二十九年六月除，三十年四月为司封员外郎。”

宋陈骙《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官联一》：“提举国史，淳熙五年以后六人：史浩，五年四月以右丞相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淳熙五年以后七人：史浩，五年四月以右丞相兼。”

《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史浩，字直翁。祖父诏善居闾里，民有斗讼，尝从诏求直，不复讼，官府以八行科征于朝，不应。浩以南省前行，当得教官。浩愿习民事，初补余姚尉，后沈焕、袁燮以舍法辞教官，由浩始为国子博士，召对高宗，目送之。时建普安、恩平二王府，即除秘书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上尝命普安王书《兰亭序》五百本以进，浩曰：‘此赵鞅训戒之旨。’王溢其数以进。上复赐宫女十人以侍王，浩曰：‘当以庶母礼事之。’王如其言，高宗益贤普安，遂为皇子，封建王，浩之力也。完颜亮寇江，上将亲征，建王上奏，请将兵为前驱。浩时在告力疾，诣府启王曰：‘昔唐肃宗能从明皇幸蜀，灵武事安有?’王大惊，亟具奏谢罪，遂从高宗视师以归，由是立为太子。

“普安即位，是为孝宗。浩迁中书舍人，十日为翰林学士，逾三月参知政事，明年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孝宗锐意恢复，张魏公浚屡奏取山东，开都督府，请上幸建康。浩曰：‘太上倦勤，禅位陛下，若奉以行，太上宁肯与俱往，都城一有惊动，陛下何以处太上?’孝宗悟其言，后竟由禁中命邵宏渊等出兵，公语枢密陈康伯曰：‘吾属兼枢密，兵出不与闻，所宜去。’遂见上，丐罢。浩归甫十四日，符离师溃，凡一十三万人。浚上表自劾，复劝上速议和。后知绍兴府，复判福州。淳熙五年拜右丞相，在相位七月即罢。浩再相时，朱熹教授生徒于建宁山中，浩力挽之。由是出守南康，雅度涵蓄，凡议毁浩者，悉奖引之。善荐士，陆游赐进士出身，由浩力在经筵，尝荐薛叔似、陆九渊、叶适等十五人，又荐金安节、汪应辰三十四人，后皆显达。两授节钺，遍历三公，寿八十九以终，始谥文惠，后更忠定，追封越王。

“历官表奏皆手属稿，耄岁犹不倦。文集五十卷号《真隐漫录》，《论语口义》二十卷、《尚书讲义》二十二卷、《周官讲义》十四卷。”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叙祠》：“观音峰。前越王史公曩官西监时，因浮海诣潮音洞下，焚香作礼。大士具正法眼藏，显见奇特声闻空中，有结里寇莱公之语。异日所到，光辅两朝，格天事业，果验不诬，越王尝记所见于寺壁，今模而刊诸石可考也。

“绍兴戊辰三月望，鄱阳程休甫、四明史浩由沈家门泛舟，遇风挂席，俄顷至此翼，早恭诣潮音洞顶礼，观音大士至。”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进士题名记》：“绍兴十五年刘章榜：史浩，才之侄。”《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绍兴十五年刘章榜：史浩，才侄。”《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绍兴十五年刘章榜：史浩，才侄。”

史禧孙《宋史茂卿墓志》：“曾祖讳浩，任太师保宁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追封越王，赐谥忠定，配飨孝宗皇帝庙廷。”注：是志撰于宋淳祐九年(1249)。史棣孙《宋史尧卿墓志》：“曾祖讳浩，太师保宁军节度使，魏国公，追封越王，谥忠定，配飨孝宗皇帝庙廷。”注：是志撰于宋咸淳元年(1265)。史柏孙《宋史汲卿墓志》：“曾祖讳浩，太师、保宁军节度使，魏国公，封越王，谥忠定，配飨孝宗皇帝庙廷。”注：是志撰于宋咸淳五年(1269)。

注：史浩的相关研究，除了戴仁柱书中所涉外，还有乔东山的硕士论文《南宋名臣史浩研究》(2012)，该文对史浩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专题性研究包括：一是对宋金和战的态度和与张浚关系的研究，见何忠礼《试论南宋孝宗朝初年与金人的和战———兼论对张浚和史浩的评价》(载于《浙江学刊》1998年第六期)。该文以为史浩虽论和，然却以长期抗战和收复失地为奋斗目标，可称真正的主战派。张浚则高谈阔论，实则并非真正主战，一改前论。此问题的研究综述，可参考夏令伟《试论史浩与张浚之争的历代评析》(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二是史浩著述研究，多集中于《峰真隐漫录》的研究，有夏令伟《史浩<峰真隐漫录>考论》(载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12期)，考订其成书时间，辑补佚文。重点关注于史浩对歌舞史、文体发展史发展影响的著作，可参考赵晓岚《论史浩<峰真隐大曲>及唐宋宫廷大曲之别》、王东2012年的硕士论文《史浩<峰真隐漫录>中的表演文体研究》。还有陈良中《史浩<尚书讲义>思想研究》也颇可关注。

何梦桂

何梦桂 (1229—1303)，字岩叟,初名应祈,字申甫,别号潜斋,淳安(今属浙江)人。咸淳元年进士,授台州军事判官,改太学录,迁博士,通判吉州。召为太常博士。德祐元年,除监察御史,抗疏言守避之计,迁军器监。端宗登极,迁太府卿,又迁大理寺卿,知时事不可为,引疾去。元至元初,陈大海荐授江西儒学提举,不赴,累征不起。筑室小酉源,著书自娱,不与世接。所为文章典雅,援证百家,洒然快意。诗学白居易体,但殊不擅长,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至讥为“酸腐庸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而宋长白则称赏其《感遇》诗“江山有恨留青史,天地无情送白头”(《柳亭诗话》卷一九);《庶斋老学丛谈》载其送留梦炎一诗,也情辞俱足动人,未可一概否定。入元以后的词多为伤时感概的内容,如《摸鱼儿·邵清溪赋效顰谩作》、《贺新郎·再用韵伤春》等,幽咽之情颇见乎辞。著有《易衍》、《中庸》、《大学说》、《致用书》,均已佚。又有《潜斋集》十一卷,凡诗三卷、词及试策一卷、杂文七卷,今存明刻本、顺治十六年重修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五册收其词四十七首。《全宋诗》卷三五二六至三五二八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八二九一至八二九七收其文七卷。事迹见何淳《家传》(《潜斋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