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宗夔

易宗夔[kuí]（1874年—1925年），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原名易鼐[nài]，戊戌变法后改名易宗夔，字蔚儒，又字味腴。湖南湘潭人。早年与谭嗣同等创立南学会。戊戌变法期间，任《湘学报》史学编辑。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赴日本留学，未几返国。1909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法典编纂会纂修。民国成立后，任中国国民党政事部干事。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旋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国会解散（1914）后，携眷回湘，经营实业。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仍任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3月，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局长。1924年5月免职。1925年病逝，享年51岁。著有《新世说》和《湖海楼诗文集》，《湖海楼诗文集》是他个人诗词文章的结集，未正式出版，目前国内颇难寻觅到其原始珍本。

潘汉年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1977年4月14日），著名报刊活动家。江苏宜兴人。1906年1月22日生。又名健行,笔名萧恺、小开、小K、小孩、天长、爱仙、亚灵、泼皮、泼皮男士、水番三郎。早年在宜兴第三高等学校及和桥的彭城中学读书。曾因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1921年到武进县延陵公学读书。1922年回宜兴任励进社小学教师。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活动。1924年先在和桥任养初小学教师,不久即赴上海任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编辑。加入创造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同年7月出版的《语丝》第35期上发表《苦哇鸟的故事》和与周作人的通信。1926年4月,主编创造社刊物《A11》文艺周刊(因创造社出版部与编辑部均设在闸北三德里A11号内而得名)。该刊共出4期,每期都有他写的文章。如发刊词与编后记。还发表《一点子消息——访孙伏园记》等杂文,对邵飘萍进行悼念,同时也批判了国家主义。6月12日,创造社刊物《幻洲》周刊在上海创刊,与周全平合编,共出2期。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同年8月,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在湖南衡阳创刊,后经长沙迁武汉出版,曾任总编辑。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奉命从武汉返回上海,继续从事文化工作。1928年1月1日,《现代小说》月刊在上海创刊,与叶灵凤主编,同年6月1日出完第6期后辞去编务。同年1月,《幻洲》半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名《象牙之塔》,专登文艺作品,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名《十字街头》,专登杂文,由他主编。4月1日,中共领导的综合性周刊《战线》在上海创刊,任主编,出5期后被查禁。5月30日,创造社刊物《畸形》文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任该刊编辑,出2期后又遭查封。同年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担任第一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文化、出版及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1930年3月2日、7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成立,参与筹建并任中共党团书记。8月15日,“文总”机关刊物《文化斗争》周刊在上海创刊,任主编,出两期后被查禁。领导“左联”出版进步刊物,并为《拓荒者》等刊物撰写《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评》等对文学问题带有指导性的不少文章。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被调到中央特科担任保卫工作。1933年秋到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同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12月,参与巴黎《救国时报》的创办工作。1936年4月,从法国回到香港。同年7月,任中共驻沪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和谈代表,参与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参与创办《救亡日报》。后在香港、上海等地秘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一度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1948年9月9日,大力支持徐铸成创刊香港《文汇报》。1949年初,又全力支持《大公报》走上“新生”道路。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4月3日,以“内奸问题”突遭逮捕,判处15年徒刑。1963年假释,“文革”又被收监。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于湖南洣江茶场。1982年8月中共中央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赵绂章

赵绂章（1877~1951），字焕亭，又称幻亭。20世纪30年代北方著名武侠小说家。当时有“南有不肖生，北有赵焕亭”之说，名噪一时。玉田城内人。生于光绪三年（1877）正月初六。卒年1951年农历四月，葬于城北傅各庄独立茔地。终年74岁，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北方著名武侠小说家。并善古诗文，工书法。当时人称武侠小说家“南有不肖生（即向恺然），北有赵焕亭”，名噪一时。早年，他曾与鲁迅、郭沫若、柳亚子等文学大师有过书信往来。其代表作为《奇侠精忠传》。

赵绂章出生于仕宦家庭。清末，其祖父及父亲都在山东等地为官。他弟兄四人，长兄庸碌无能，二哥绂青是举人，三哥绂鸿（即历史学家赵光贤之父）是进士，也都为官。他大排行第六，因旧时忌六为七，人们称他为“赵七爷”。幼时虽家境优裕，但他勤奋好学，喜读古代小说，及至成年，适值废科举，未得进学。自清末跟随其父宦游山东、湖北、四川等省，眼界开阔，见识很广。他博闻强识，喜闻奇侠轶事，每有所得，便携之行箧，备 异日穿插联缀成章。至民国目睹军阀混战，连年烽火，民不聊生。故乡更处于兵燹之患，日甚一日。面对现实，他痛心疾首，不满时政，反对军阀战争。其性高洁，寡言语，似与世难合，不求实禄，埋头写作。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没别的，咱们保佑他（指赵绂章）吃一辈子书铺，饿也饿不煞，撑也撑不着，终天叫他嚼蛆，嚼到咱中华民国多早晚天下太平，方许他歇工哩。”其所著小说《不堪回首》及北京《益世报》刊载的《晚晴轩漫话》，即是描述军阀混战时人民生活疾苦、生灵涂炭的作品。1922年年末所作的七言古诗《岁暮行》，就是反映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人民遭受天灾人祸、啼饥号寒的痛苦事实。

赵绂章为了塑造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常常细心观察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人和事。如遇有练武卖艺的，跑马戏和唱大戏的，事必躬临其境。凝视表演的一举一动，作为他写小说的模特。为把小说写好，使武侠人物蹿房越脊、飞檐走壁的动作逼真、生动，经常到古寺庙观察其布局、结构，以及屋内外，房上房下的具体情况，这些为他写好小说奠定了基础。他的作品底稿多是由其子女誊抄。他藏书很多，除原家藏者外，屡有购置，但惜多在日本帝国主义兵燹中被劫毁。去世后所余小部图书及自著作品，“文革”中也炬毁无存。

赵绂章所著小说，大部是由上海的书局出版，成部出版的武侠小说有《明末痛史演义》、《蓝田女侠奇观》、《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马鹞子全传》、《山东七怪》、《双剑奇侠传》、《大侠殷一官》、《昆仑侠隐记》、《清官谱》、《惊人奇侠传》、《巾帼英雄秦良玉》、《奇侠精忠传续集》和报应小说《循环镜》等。《奇侠精忠传》是其代表作。它以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平苗定边和镇压川、陕、鄂三省教乱为背景，描写主角杨遇春率领一班侠客义士平苗定乱的 奇中遇奇、险中见险的惊心动魄的事迹。故事虽有一些历史依据，但着重是在武侠，其中还穿插了无数苗疆异域的奇风异俗和大量有关白莲教的逸闻怪事。作者文笔老辣遒劲，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富于生活气息。作者善于刻画人物，不仅主角杨遇春、田红英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且配角于益、杨逢春等人也都很有特色，足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此书一发行，即不胫而走，轰动一时。1990年，巴蜀书社又重新整理出版了《奇侠精忠全传》，可见该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此外，在当时《大公报》、《益世报》及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报纸副刊上也有连载的篇目。由于他的作品很受欢迎，当时也有小的作品冒名伪作出现。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赵绂章悄然退出文坛，专事书法。在北京琉璃厂荣宝斋、天津劝业场以及上海、汉口等大城市都挂有笔润鬻字招牌。最兴盛时，求书者很多，以此维持生计。因而赵绂章也是三十年代的书法家。

赵绂章有三子三女。长子光瑜字蕴珊，也曾编过武侠小说《僧侠飞剑录》（只出一本，全书未编完）；长女婉贞字珺，也出版过一部小说《孤儿歼仇记》；三子光彦字彦寿，也编有武侠小说《白莲风飐录》及散文《谈话集》日刊稿。不仅赵焕亭是小说家，他的儿女受他影响，也多能写小说，可谓“小说之家”。但后来由于生计等原因，都弃之改行了。

冯惟讷

冯惟讷（1513～1572），字汝言,号少洲。青州临朐(今属山东)人,生于安徽萧县。贵州(《明史》误为云南)按察副使裕四子。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除宜兴令,历官魏县令、维扬丞、南京户部员外郎,补北驾部,出为陕西佥事,升河南右参议。嘉靖三十七年,所编《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刊行,张四维作序。嘉靖四十一年,擢浙江提学副使。次年,迁山西右参政、省按察使。为官清廉无私,三晋号为“神君”。嘉靖四十五年,升陕西右布政使。穆宗隆庆二年(1568),转江西左布政使。隆庆五年,入觐,进光禄寺卿,致仕。明年,卒于家,年六十。惟讷仕宦三十馀年,除图书诗卷外无长物。工诗文,余继登称其“文章温淳尔雅,古歌诗取则建安,近体在天宝、大历之间”。钱谦益云:“评其诗者,以为博洽多记,自出为鲜。”(《列朝诗集小传》)所著有《冯光禄诗集》,未见,今存《光禄集》一卷(见《冯氏五先生集》)、《冯少州集》一卷(见《盛明百家诗》前编)。另有《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及《风雅广逸》、《楚辞旁注》、《唐诗纪》、《唐音翼》、《杜诗删注》、《选诗约注》、《文献通考纂要》等。事迹见《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及余继登《光禄寺卿冯公惟讷墓志》(《淡然轩集》卷六)、李维桢《冯氏家传》(《大泌山房集》卷六五)。

胡云翼

胡云翼（1906～1965.05）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作家。原名胡耀华，字南翔、北海，笔名拜苹女士。湖南省桂东县城关镇人。1924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在校期间，与刘大杰、贺扬灵等组织校园文学社团艺林社，编辑文学期刊《艺林旬刊》，同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1927年大学毕业后，曾任湖南岳云中学、华南女中、湖南省立一中、江苏无锡中学、镇江师范学校教师及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37年9月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1938年春天投笔从戎，任浙西战地政工总队副总队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嘉兴县县长。1947年辞官。1949年以后，先后任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教师。1953年起直至病逝，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他早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西泠桥畔》(北新书局)、《爱与愁》(艺林出版社),散文《麓山的红叶》、《爱晚亭的风光》(艺林出版社)、评论《艺林社文学论》(亚细亚书店)。同时期还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1925年,上海启智书店)、《唐代的战争文学》(1927年,商务印书馆)、小说集《中秋月》(1928年,光华书局)。作者一生的精力主要用于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上。从二十年代末起,他就对唐宋词发展的历史、作家、作品和风格、流派等进行过系统探讨,曾出版过《宋词研究》(1929年,中华书局)、《词学》(1930年,上海教育书店)、《词选A、B、C》(1934年,上海教育书店)、《词学小丛书》(1947年,上海教育书店),还写出了《李清照及其漱玉词》、《中国词史略》等。1931年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上海教育书店出版,当时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曾被国内很多学校采用作为教材,日本曾有译本,也有对此书评价的文章。此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大纲(上)》(上海教育书店)、《唐诗研究》(1934年,商务印书馆)、《同学》(1934年,上海教育书店)。解放后,他编著的作品有:《唐宋词一百首》(196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再版)、《宋词选》(1962年,中华书局;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外还参加过《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1964年,中华书局)的编选注释工作。其中《宋词选》是他多年研究宋词的代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书中选录了两宋名家词,重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诠释、考订翔实,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一部比较优秀的词选注本。

汪琬

汪琬（1624年～1691年），清初散文家。字苕文，号尧峰。长洲(江苏苏州)人。少时家贫，发愤攻读。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再迁刑部郎中，因事降北城兵马司指挥。康熙九年(1670)因病辞官，隐居于太湖尧峰山，闭门著述，学者称尧峰先生。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入馆修《明史》，在职仅60余日即乞病归，后卒于家。

汪琬是清初著名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齐名，有清初散文三大家之称。他的文论与文风和侯、魏有所不同，侯、魏为文重才气，主张作文“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他则强调文章应有规矩法度，对才气宜加节制，当以儒家经典为本，以唐、宋名家为楷模。他受明代唐宋派散文家尤其是归有光的影响比较深。其散文不及侯、魏之文纵横恣肆，而雅清则过之，世称以简洁平实、疏畅条达取胜。集中对侯方域、王猷定、钱谦益等人散文颇多批评。他的文章兼备各体，而以记叙文成就较高。《江天一传》着墨不多，却生动刻划了抗清志士慷慨赴国难的形象，其它如《书沈通明事》、《陈处士墓表》、《尧峰山庄记》、《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也都富有特色，代表了其散文的风格。他在当时被认为代表了古文的正统，故“一时公卿表状，皆争得琬文为重”。时人或将他与唐、宋大家并提，相比之下，后来陈去病的评价似较为中肯，称其文“如倪云林画，秋山平远，无老横之笔，亦少庄严之致，故尚不逮震川、惜抱;然颇简洁明净，则其淘汰之功亦深矣”(《五石脂》)。他也工诗，早年取法于唐人，中年以后近于宋调。律诗洗去铅华，绝句则清新可喜，写景颇多佳句，但影响不及散文。

著作先有《钝翁前后类稿》62卷，《续稿》56卷，晚年加以删节重订，成《尧峰文钞》50卷，其中文40卷，诗10卷。

马戛尔尼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英国外交官。曾任英国驻俄公使，1780年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1792年奉英国政府之命，率领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700多人的庞大使团，以庆贺清朝乾隆皇帝80寿辰为名，前来中国，要求改善中英贸易制度。1793年经澳门到达北京，两次谒见乾隆帝于热河行宫，要求准许英国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自由通商，在北京商馆贮货发卖; 准许英国占用舟山附近某海岛供英商居住与贮货;拨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居住，免除英人居住税，英商可自由出入; 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间内河运货税额; 准许英国人在各省传教等。这些无理要求被清廷严厉驳回。1793年10月，他离京沿运河南下，12月到达广州、澳门，并详细考察澳门。1794年1月离开中国。后任南非好望角总督。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国作家。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1838年入彼得堡工程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工程部制图局工作了一年，1844年退职，全力从事文学创作。1846年发表长篇小说《穷人》，获得别林斯基的好评，被认为是果戈理的继承者，并且成了“自然派”的骨干成员。但是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在艺术观点上发生分歧，因此也中断了与“自然派”的联系。1847年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继《穷人》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白夜》(1848)、《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1849)等中短篇小说。

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并且因为在小组里传播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临刑时改判4年苦役，然后充军。1850～1854年间在鄂姆斯克要塞服苦役，后来在塞米帕拉廷斯克服兵役。1856年晋升为少尉，1859年退伍， 同年12月返回彼得堡。监禁、苦役、充军， 前后10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患上了癫癎症，后来终生不愈。

重返文坛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反映苦役犯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死屋手记》(1860～1861)。1861年，他与哥哥米哈伊尔合办的《时代》杂志开始出刊。这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改革期间，社会思想界异常活跃，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反对贵族自由派，也不赞成革命民主派，而采取了独特的立场。他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鼓吹基督教的顺从，主张与现实和解。他在《时代》杂志的发刊辞中提出了所谓“土壤”论，认为俄国知识界脱离了人民的“基础”，为了填平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必须把立足点移到人民的“土壤”上来，亦即接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驯服忍耐的精神。“土壤”论受到《现代人》杂志的批评，于是《时代》杂志开始和它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的论战文章有《关于俄国文学的一组文章》(1861)、《——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1861)、《两个阵营的理论家》(1862)等。1863年，《时代》杂志因刊登斯特拉霍夫评论波兰起义的文章而被沙皇政府封闭。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创办《纪元》杂志，继续和《现代人》论战。他为此而发表了《谢德林先生，又名虚无主义者们的分裂》(1864)、《为了结束。同〈现代人〉最后一次解释》(1864)等文章，以及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1864)、短篇小说《非常事件，又名市场奇遇记》(即《鳄鱼》，1865)等。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哥哥病逝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无力把《纪元》杂志维持下去，不得不停刊。

流放归来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竭力用抽象的道德来解决尖锐的社会冲突。这个特点在186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中已开始显露出来，而在18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则得到了充分体现。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旅行。旅居国外期间(1867～1871)，他写了长篇小说《白痴》(1868)、中篇小说《白头偕老的丈夫》(1876)等，并且准备写作包括5部独立作品的长篇巨著《一个大罪人的一生》(或者《无神论者》)。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但有关的设想后来在长篇小说《群魔》(1871～1872)、《少年》(1875)和《卡拉玛卓夫兄弟》(1879～1880)中体现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思想异常复杂，反动势力也企图利用他的威望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反动分子麦谢尔斯基的邀请担任了他的《公民》周刊的主编。他在这个刊物里开设了《作家日记》专栏。1874年辞去《公民》周刊主编的职务，1876年将《作家日记》改为月刊，由他自己单独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以政论的形式发表对当时重大事件的看法，也刊登一些回忆录、短篇小说，如《农夫马列伊》(1876)、《一个温顺的女人》(1876)、《可笑的人的梦》(1877)等。

70年代后半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名声大震，1877年被选为俄国科学院语言文学部通讯院士。他一生贫病交加，这时经济情况略有好转，可是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终于在1881年病逝，享年60岁。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病态的天才，他的病态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结果。高尔基认为他的创作体现了“关于人的一切痛苦的记忆”;就其才华和艺术表现力来说，他可以与莎士比亚相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西方评论界公认为现代派文学的先驱者之一。

袁宏道

袁宏道（1568年12月23日─1610年10月20日）明代诗文作家。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自幼读书广泛，“知程墨之外大有书帙，科名之外大有学问”。十五六岁时，所为诗文，“有声里中”。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二十二年，选为吴县令。在任上，“清额外之征凡巨万，吴民大悦”。两年后解官而去，遍游江南名胜。游览后客居扬州。万历二十六年，再次入京，授顺天教授，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与在京文人结社城西，名曰葡桃社。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返回故里，选城南一片低洼地，筑堤种柳，卜居于此，题名“柳浪湖”。这期间，除作过庐山、桃源之游外，一直在这里过着较为悠闲的参禅吟诗的生活。万历三十四年，入京补仪曹主事。曹务清闲，曾编写过《公安县志》。未几又辞官归里。万历三十六年再入京，擢吏部主事，寻移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万历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借此机会，漫游了华、嵩二山。万历三十八年，事毕后请假，与中道同归故里，不久，移居沙市。九月，病卒。他的著作，登第前有《敝箧集》，令吴县时有《锦帆集》，游吴越山水时有《解脱集》，客居扬州时有《广陵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时有《瓶花斋集》，居柳浪时有《潇碧堂集》，再补仪曹时有《破砚斋集》，典试秦中有《华嵩游草》等，后合为《袁宏道全集》。

他反对诗文模拟古人：“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提倡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同上)。他“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是反摹拟文风的一员干将。

其诗文创作颇有个性特色。其文取材广泛，富有生活情趣。有直抒胸臆的尺牍，有记述风俗人情的《畜促织》、《时尚》等，有刻划人物的传记，有南北山水游记。一些论说文，也写得不死板。其文往往笔挟感情，如《丘长孺》尺牍，倾吐作县令的满腹牢骚，仿佛真是到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的程度。其《观第五泄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游记，字里行间都跳荡作者的主观情思，正如其好友江进之所评：“近代文纪游之作，无虑千数，大抵叙述山川云水亭榭草木古迹而已，若志乘然。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解脱集序》二)其文笔调清新秀逸，表现力甚强。如：“湖上田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晚游六桥待月记》)形容西湖盛况，犹如身临其境，颇见工力。

其诗能“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使人耳目一新，其特点有三：1、尚兴趣，如《别石篑》其五：“学道不学禅，谈星不谈义，爱曲不爱音，读书不读字。人天收不得，贤智亦为祟。不知何因缘，偏得同臭味。每笑儒生禅，颠倒若狂醉。除却袁中郎，天下尽儿戏。”2、尚自然。如《虎丘》：“一片千人石，莹晶若有神。剑光销不尽，留与醉花人。”3、尚清新。如《嘉兴道中》：“弥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菜香齐吐甲，树暖欲蒸花。天色滑如卵，江容润似纱。酒帘青带上，三五聚村家。”尽管其诗有不少浅俚之作，但他不事摹拟，自成一格，对模拟诗风是一股很大的冲击力量。

周恩来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县城内驸马巷。6岁时，随全家迁到淮阳县，在家塾中读书。1910年春，随其堂伯父去奉天（今之沈阳）就读于东关模范学校。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4年制中学)。中学毕业后，1917年秋，由天津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神田区高等予备学校学习。1918年5月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兴中学会”，以反日，反封建军阀、救国救民为职志，边学习，边从事反日爱国运动。十月革命爆发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广泛流传，周恩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极大的热情，阅读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于6月回国，全力投入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7月21日，在他的主持下，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提出了改选社会和同时改造思想的主张，宣传打破孔家店的礼教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发展。9月与邓颖超、马骏等人共同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1920年1月，周恩来因进行革命活动被天津警察厅逮捕入狱，他率领被捕同学进行了英勇斗争，并在狱中向难友们介绍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总论同阶级竞争史，在火热的斗争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7月获释。

1920年11月，为了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周恩来远渡重洋，先后去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各种思潮进行剖析分辩：十分关心和注意分析研究国际局势和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而更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底他与赵世炎等人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担任书记。1922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为中共旅欧总支部，他参加了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

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9月到达广洲。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部长。他同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工农运动，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25年2月，领导黄埔学生军东征军伐陈炯明。同年10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起了先锋作用。1926年冬，周恩来被派往上海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浙江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在北伐军临近上海的形势下，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7月12日，为排除摒弃陈独秀的左倾投降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周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了挽救革命，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年冬，回到上海，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4月，在党内出现叛徒，中共中央、江苏省委机关面临被破坏的紧急形势下，由于他采取一系列紧急果继的措施，迅速地，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同年12月，周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2至3月，他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随中央军委机关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

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4月，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秘密会谈，达成秘密的抗日停战协定。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全权代表飞赴西安，忠实地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在中国出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群众运动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进步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对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投降逆流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17日，他怀着极大的愤慨，为《新华日报》的版面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衷！”“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并与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一起，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制造反共分裂事件的反动实质。他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3年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回顽1924至1926年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深入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军事、党务上对蒋介石作的3次大让步。指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一报告是研究大革命时期经验教训的重要文章。1943年6月，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1945年4至6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系统地总结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在这次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战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1945年8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飞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签定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迫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阴谋。此后，他继续率领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积极支持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首席代表，团结民主党派，使这次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反动派的五项决议。同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撕毁政协决议，关闭和平谈判之门。11月，周恩来从南京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组织和领导解放战争。同时，担负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党的八届、九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八届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建国以来，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为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主张经济建设必须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它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的经济调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作用的主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在领导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和科技文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政策，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倡导了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5年4月，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印尼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高举反帝旗帜，促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赫害皖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增强了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使党和国家进行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呕尽心血，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力图改变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状况。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1972年患癌症以后，还一直坚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史浩

史浩（1106年10月4日—1194年4月27日），字直翁，明州鄞县人。史才之侄。绍兴十五年登进士第。初授绍兴余姚县尉，又为温州教授，得张九成器重。绍兴后期，为国子博士，为高宗器重。高宗欲立太子，史浩建议从恩平、普安二王中选择。其亦为秘书省校书郎、二王府教授，其后多助恩平王。绍兴三十年恩平王升为建王后，劝谏其不仿唐肃宗故事，深得高宗及恩平王信任。孝宗(恩平王)受禅后，史浩先后二次登相位，权位极重，反对张浚用兵北伐，又倡为赵鼎、李光、岳飞等人平反。任上喜荐后进，陆九渊、叶适、袁燮皆出于其荐，可称一代名臣。

史浩著作颇多，如《峰真隐漫录》、《论语口义》、《尚书讲义》、《周官讲义》等。《峰真隐漫录》、《尚书讲义》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图书馆藏抄本《仙源类谱》。

宋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三《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绍兴二十有九年，太师、会稽郡王史浩以国子博士奏事殿中，高宗一见契合，属目送之，谕大臣曰：‘浩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秘书省秘书郎。粤五日，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受知高宗，被遇孝宗，实昉于此。明年，孝宗封建王，迁司封员外郎兼直讲，又明年，为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孝宗受内禅，迁中书舍人兼侍读。十日，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八月，参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未几，罢政，再典巨藩。淳熙四年春，召为侍读，五年三月复拜右丞相，十一月罢，仍侍经筵，八年告归。……五年四月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寝，讣闻，孝宗、上皇震悼，赙赠有加。有旨以公身居极品，又为公寿皇潜藩旧学，赠恤之典，宜从优异，可特追封，自余赙葬，恩数并如陈康伯例。今皇帝登极，赐谥文惠，亲洒宸翰，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以赐焉，且命钥为之文。……

“公讳浩，字直翁。世为庆元之鄞人，曾祖简、祖诏、父师仲俱赠太师、冀国公。曾祖妣叶氏、祖妣徐氏、妣洪氏俱赠冀国夫人。曾祖蚤卒，母叶夫人有遗腹，指天自誓，愿得子以续史氏之祧，是生公。祖教之甚严，以八行荐于朝，积德垂祐，寖大其家。仲子才，绍兴二十三年为签书枢密院事，公又继登揆路，衣冠盛事莫尚焉。公性颖异，记诵绝人，少孤，自力于学，贯穿经史，理致超诣，措词持论，出人意表。年四十始登进士科，授左迪功郎、绍兴府余姚县尉。寻为温州州学教授，郡守张九成有重名，待以国士，诸生推崇之。以中书舍人吴秉信荐除太学正，迁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公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悉从之。”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史浩》：“史浩字直翁，明州鄞县人。绍兴十四年登进士第，调绍兴余姚县尉，历温州教授，郡守张九成器之。

“秩满，除太学正，升国子博士。因转对，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望。’高宗颔之。翌日，语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书省校书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除浩权建王府教授。诏建王府置直讲、赞读各一员。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讲。一日讲《周礼》，言：‘膳夫掌膳羞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会。至酒正掌饮酒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之饮酒不会，世子不与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会，世子饮酒不可以无节也。’王作而谢曰：‘敢不佩斯训。’

“三十一年，迁宗正少卿。会金主亮犯边，下诏亲征。时两淮失守，廷臣争陈退避计，建王抗疏请率师维前驱。浩为王力言：‘太子不可将兵，以晋申生、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请扈跸以供子职，辞意恳到。高宗方怒，览奏意顿释，知奏出于浩，语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吴芾乞以皇子为元帅，先视师。浩复遗大臣书，言：‘建王生深宫中，未尝与诸将接，安能办此。’或谓使王居守，浩复以为不可。上亦欲令王遍职诸将，遂扈跸如建康。

“三十二年，上还临安，立建王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禅，遂以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张浚宣抚江、淮，将图恢复，浩与之异议，欲城瓜州、采石。浚奏：‘不守两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参知政事。有诏议应敌定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论列，宰执独无奏。上以问浩，浩奏：‘先为备御，是谓良规。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谓之恢复得乎?’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尹穑，召对，并赐出身。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首言赵鼎、李光之无罪，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禄其子孙。悉从之。

“李显忠、邵宏渊奏乞引兵进取，浩奏：‘二将辄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请入觐，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不可，退，又以诘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复辩论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浩曰：‘胜、广以锄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几会，乞出英断。’省中忽得宏渊出兵状，始知不由三省，径檄诸将。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与闻，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纳归正人，臣恐他日必为陛下子孙忧。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论之，出知绍兴。

“先是，浩因城瓜州，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视之，正志与浚论辩。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并及浩，遂与祠，自是不召者十三年。起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持母丧归，服阕，知福州。

“淳熙初，上问执政：‘久不见史浩，无他否?’遂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五年，复为右丞相。上曰：‘自叶衡罢，虚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上曰：‘宰相岂当有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

“枢密度承旨王抃建议以殿、步二司军多虚额，请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辄捕市人，京城骚动，被掠者多断指，示不可用。军人怙众，因夺民财。浩奏：‘尽释所捕，而禽军民首呶者送狱。’狱成议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枭首以徇，浩曰：‘诸军掠人夺货至于哄，则始衅者军人也，军法从事固当。若市人陆庆童特与抗斗尔，可同罚乎?陛下恐军人有语，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国可乎?’是岂军人语。’上怒曰：‘是比朕为秦二世也。’浩徐进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二世事。寻求去，拜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使兼侍读。后有言庆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尝力争，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赵雄尝荐刘光祖试馆职，光祖答策，论科场取士之道，进入，上亲批其后，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择人。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诏既出，中外大耸。议者谓曾觌视草，为光祖甲科发也。上遣觌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极恶，止于流窜;三考之法，不过黜陟，未尝有诛戮之科。诛戮大臣，秦、汉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圣训则曰过于忠厚。夫为国而底于忠厚，岂有所谓过哉?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归过祖宗，不可不审也。’

“及自经筵将告归，乃于小官中荐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如薛叔似、杨简、陆九渊、石宗昭、陈谦、叶适、袁燮、赵静之、张子智，后皆擢用，不至通显者六人而已。

“十年，请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国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阁奉两朝赐书，又作堂，上为书‘明良庆会’名其阁、‘旧学’名其堂。光宗御极，进太师。绍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会稽郡王。宁宗登极，赐谥文惠，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赐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

“浩喜荐人才，尝拟陈芝茂进职与郡。上知之茂尝毁浩，曰：‘卿岂以德报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莫济状王十朋行事，诋浩尤甚，浩荐济掌内制。上曰：‘济非议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待之如初，盖其宽厚类此。子弥大、弥正、弥远、弥坚。弥远嘉定初为右丞相，有传。”

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上》：“提举国史，……隆兴以后二人：史浩，字直翁，四明人。刘章榜进士出身，治诗赋，元年正月以右仆射提举三朝国史。……秘书郎，绍兴以后二十七人，……史浩，二十九年六月除，三十年四月为司封员外郎。”

宋陈骙《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官联一》：“提举国史，淳熙五年以后六人：史浩，五年四月以右丞相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淳熙五年以后七人：史浩，五年四月以右丞相兼。”

《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史浩，字直翁。祖父诏善居闾里，民有斗讼，尝从诏求直，不复讼，官府以八行科征于朝，不应。浩以南省前行，当得教官。浩愿习民事，初补余姚尉，后沈焕、袁燮以舍法辞教官，由浩始为国子博士，召对高宗，目送之。时建普安、恩平二王府，即除秘书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上尝命普安王书《兰亭序》五百本以进，浩曰：‘此赵鞅训戒之旨。’王溢其数以进。上复赐宫女十人以侍王，浩曰：‘当以庶母礼事之。’王如其言，高宗益贤普安，遂为皇子，封建王，浩之力也。完颜亮寇江，上将亲征，建王上奏，请将兵为前驱。浩时在告力疾，诣府启王曰：‘昔唐肃宗能从明皇幸蜀，灵武事安有?’王大惊，亟具奏谢罪，遂从高宗视师以归，由是立为太子。

“普安即位，是为孝宗。浩迁中书舍人，十日为翰林学士，逾三月参知政事，明年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孝宗锐意恢复，张魏公浚屡奏取山东，开都督府，请上幸建康。浩曰：‘太上倦勤，禅位陛下，若奉以行，太上宁肯与俱往，都城一有惊动，陛下何以处太上?’孝宗悟其言，后竟由禁中命邵宏渊等出兵，公语枢密陈康伯曰：‘吾属兼枢密，兵出不与闻，所宜去。’遂见上，丐罢。浩归甫十四日，符离师溃，凡一十三万人。浚上表自劾，复劝上速议和。后知绍兴府，复判福州。淳熙五年拜右丞相，在相位七月即罢。浩再相时，朱熹教授生徒于建宁山中，浩力挽之。由是出守南康，雅度涵蓄，凡议毁浩者，悉奖引之。善荐士，陆游赐进士出身，由浩力在经筵，尝荐薛叔似、陆九渊、叶适等十五人，又荐金安节、汪应辰三十四人，后皆显达。两授节钺，遍历三公，寿八十九以终，始谥文惠，后更忠定，追封越王。

“历官表奏皆手属稿，耄岁犹不倦。文集五十卷号《真隐漫录》，《论语口义》二十卷、《尚书讲义》二十二卷、《周官讲义》十四卷。”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叙祠》：“观音峰。前越王史公曩官西监时，因浮海诣潮音洞下，焚香作礼。大士具正法眼藏，显见奇特声闻空中，有结里寇莱公之语。异日所到，光辅两朝，格天事业，果验不诬，越王尝记所见于寺壁，今模而刊诸石可考也。

“绍兴戊辰三月望，鄱阳程休甫、四明史浩由沈家门泛舟，遇风挂席，俄顷至此翼，早恭诣潮音洞顶礼，观音大士至。”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进士题名记》：“绍兴十五年刘章榜：史浩，才之侄。”《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绍兴十五年刘章榜：史浩，才侄。”《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绍兴十五年刘章榜：史浩，才侄。”

史禧孙《宋史茂卿墓志》：“曾祖讳浩，任太师保宁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追封越王，赐谥忠定，配飨孝宗皇帝庙廷。”注：是志撰于宋淳祐九年(1249)。史棣孙《宋史尧卿墓志》：“曾祖讳浩，太师保宁军节度使，魏国公，追封越王，谥忠定，配飨孝宗皇帝庙廷。”注：是志撰于宋咸淳元年(1265)。史柏孙《宋史汲卿墓志》：“曾祖讳浩，太师、保宁军节度使，魏国公，封越王，谥忠定，配飨孝宗皇帝庙廷。”注：是志撰于宋咸淳五年(1269)。

注：史浩的相关研究，除了戴仁柱书中所涉外，还有乔东山的硕士论文《南宋名臣史浩研究》(2012)，该文对史浩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专题性研究包括：一是对宋金和战的态度和与张浚关系的研究，见何忠礼《试论南宋孝宗朝初年与金人的和战———兼论对张浚和史浩的评价》(载于《浙江学刊》1998年第六期)。该文以为史浩虽论和，然却以长期抗战和收复失地为奋斗目标，可称真正的主战派。张浚则高谈阔论，实则并非真正主战，一改前论。此问题的研究综述，可参考夏令伟《试论史浩与张浚之争的历代评析》(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二是史浩著述研究，多集中于《峰真隐漫录》的研究，有夏令伟《史浩<峰真隐漫录>考论》(载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12期)，考订其成书时间，辑补佚文。重点关注于史浩对歌舞史、文体发展史发展影响的著作，可参考赵晓岚《论史浩<峰真隐大曲>及唐宋宫廷大曲之别》、王东2012年的硕士论文《史浩<峰真隐漫录>中的表演文体研究》。还有陈良中《史浩<尚书讲义>思想研究》也颇可关注。

何梦桂

何梦桂 (1229—1303)，字岩叟,初名应祈,字申甫,别号潜斋,淳安(今属浙江)人。咸淳元年进士,授台州军事判官,改太学录,迁博士,通判吉州。召为太常博士。德祐元年,除监察御史,抗疏言守避之计,迁军器监。端宗登极,迁太府卿,又迁大理寺卿,知时事不可为,引疾去。元至元初,陈大海荐授江西儒学提举,不赴,累征不起。筑室小酉源,著书自娱,不与世接。所为文章典雅,援证百家,洒然快意。诗学白居易体,但殊不擅长,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至讥为“酸腐庸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而宋长白则称赏其《感遇》诗“江山有恨留青史,天地无情送白头”(《柳亭诗话》卷一九);《庶斋老学丛谈》载其送留梦炎一诗,也情辞俱足动人,未可一概否定。入元以后的词多为伤时感概的内容,如《摸鱼儿·邵清溪赋效顰谩作》、《贺新郎·再用韵伤春》等,幽咽之情颇见乎辞。著有《易衍》、《中庸》、《大学说》、《致用书》,均已佚。又有《潜斋集》十一卷,凡诗三卷、词及试策一卷、杂文七卷,今存明刻本、顺治十六年重修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五册收其词四十七首。《全宋诗》卷三五二六至三五二八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八二九一至八二九七收其文七卷。事迹见何淳《家传》(《潜斋集》附录)。

秦瘦鸥

秦瘦鸥（1908.06.28～1993.10.14）中国现代小说家、翻译家。原名浩。上海嘉定人。早年入读上海澄衷中学商科、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后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银行系。毕业后在京沪、杭甬铁路局工作，历任《时事新报》《大美晚报》《大英夜报》《译报》记者、编辑，并同时受聘为上海持志学院中文系、大厦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抗战全面爆发后，流亡到桂林、重庆等地继续文学活动和媒体人工作，一度兼任重庆《新民报》主笔。1952～1956年主持香港《文汇报》副刊部笔政，受命在港创办集文出版社并兼任总编辑。1956年回到上海。“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错误批判。复出后历任上海文化出版社主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等职。1987年退休。

早期作品有在《时事新报·青光》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孽海涛》。代表作长篇小说《秋海棠》最初在上海《申报·春秋》副刊连载，1942年由上海金城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关注人的心灵和命运的‘社会-言情’之作”。研究界评价说，他是向外来文学和新文学取法小说技巧用心最切而最为成功的旧派作家之一。

另有翻译小说多部。满族女作家德龄（曾任慈禧的外文翻译，嫁美国驻沪副领事怀德后入籍美国）用外文写作的《御香缥缈录》（又名《慈禧后私生活实录》）、《瀛台泣血记》（《光绪帝毕生血泪史》）是秦瘦鸥较有代表性的译著。其他创作还有长篇小说《危城记》《劫收日记》《梅宝》《第十六桩离婚案》等，散文《晚霞集》《海棠室闲话》《戏迷自传》等。《小说纵横谈》是一本颇有个人心得的文学评论集。

周潜川

周潜川（1905～1962），祖籍四川威远县，世居成都。早年从军为护士；后得岳丈资助，入国立武汉大学；又以官费赴英国学军工化学。回国后习武术受伤，幸得丹药救治而获痊愈，故好岐黄。离军后，负笈峨嵋、贡嘎、青城、武当诸山，遍访民间宿医与精谙医术之僧道，获益良多，家资亦尽耗于此。个人天资与如此经历，使得周氏之学既能旁及诸子、术数、气功、武术，又始终以医家的理论与实用技艺为核心；既得道家真传，又旁通儒佛两教；既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和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熏陶，又能坚持东方传统文化的韵味。这些都是一般医林人物难望项背之处。其所成就的颇具特色的一家之学，自然与古往今来靠文字功夫吃饭的“医学教授”、以及在这个知识体系下养成的医家不同；当然也与各承家技，混饭糊口的江湖郎中有异。

抗战结束，周氏悬壶上海。50年代应社会名流之邀来京施诊；又以效奇而蒙诸翁向中央举荐，遂在卫生部某副部长的安排下，由上海迁至北京“三时学会”旧址应诊，晚间开讲授业。记得当时周氏的诊费为人民币5元（足够维持一般人的每月生活）——如此昂贵的诊费足以说明其“身价”。60年代初，因治愈山西省委秘书长之顽疾痼病，又被盛情聘入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此间周氏每年应邀赴各省、军区为高层人物治病，讲授气功与养生之道，但不久即因此蒙难入狱而亡。周氏以写书、授徒、炼丹为平生之“三愿”，但除了在山西工作期间曾撰写并出版《气功药饵疗法》、《峨嵋十二庄释密》外，其他均是述而未刊的草稿与课授生徒的讲义。其门人将这些材料记录整理成《丹医语录》若干卷，相互传抄或油印散发。

陈衍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八年(1882)中举。十一年，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十七年，旅居上海。二十四年，入张之洞幕。从日本人河濑如侗学日语、经济学、数学。编《商务》杂志，译日本著作。著《戊戌变法榷议》，主张各省设陆军学堂，实行印花税，发展农业，翻译西方著作。二十七年，著《货币论》，译日本《商律》。次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三十三年，任官报局总编、学部主事。宣统二年(1910)，与赵熙等在北京结诗社。1913年回乡结秋社。晚年曾任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在家乡组织说诗社。论诗史创“三元”说，即以唐玄宗开元时期、唐宪宗元和时期与宋哲宗元祐时期为诗史上的三个高潮，以“清苍幽峭”与“生涩奥衍”为诗史上的两大派别。论诗歌的社会作用，提倡非功利主义。以为诗歌是荒寒之路，无关乎利禄。论诗歌风格往往折衷诸说。以提倡“同光体”诗派与评论诗歌而著称于世。诗多为纪游、写景之作，亦有咏史与怀古之作。虽提倡“同光体”，推尊郑孝胥、沈曾植，己诗却平实质朴，极少用典。潘飞声曰：“石遗诗思新意远，非近日墨守宋派，务为艰涩者所能道”(《在山泉诗话》卷四)。李肖聃曰：“石遗论诗甚精，而自为诗则拘于才气，而以格律自苦”(《星庐笔记》)。著有《石遗室诗》三卷、补遗一卷、《石遗室诗续集》六卷、《石遗室文集》一二卷、《石遗室诗话》三二卷等。并编有《金诗纪事》、《元诗纪事》、《近代诗钞》等。生平事迹见陈声暨《陈石遗先生年谱》等。

陈衍中国近代诗论家及诗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82年中举后，即在各地教学、参幕。居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幕府最久。1898年春入京时，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著《戊戌变法榷议》十条。不久，即被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1907年调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1910年春，在京与诗友结诗社，历时年余。清亡后，往来南北讲学、著书，曾执教厦门大学。除此前完成的《元诗纪事》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述有《石遗室诗话》、《福建通志》、《闽侯县志》、《近代诗钞》、《宋诗精华录》、《辽诗纪事》与《金诗纪事》。晚年寓居苏州，与章炳麟等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生平著作尚有《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集》等。陈衍一生致力于诗歌研究，而对于诗坛影响最大的，便是鼓吹学宋的“同光体”诗歌。这标志着他的文艺观仍属于旧文学体系，与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改良走的不是一条路。他的诗论也带有时代的印记，不过不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新风尚，而是晚清这个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衰世气象。陈衍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近代诗钞·序》称王士祯、沈德潜“生际承平，宜其诗之为正风正雅”，而己身处乱世，“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矣”，故名此期诗为“变风变雅”。“同光体”诗的“宁艰辛，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重刻晚翠轩诗叙》)，或如其所标榜的“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何心与诗叙》)，正是“变风变雅”的典型表征。在对于诗与诗人的定义上，陈衍同样表现出一种冷落的心境。他认为，诗是“寂者之事”：“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何心与诗叙》)因此，他把诗歌创作看成十分清高的事业。这种说法从积极的一面说，是肯定了诗人的独立性，而其消极意义，则表现在容易产生脱离现实的倾向。陈衍反对“文必载道，非是，不作可也”的旧说，对《左传》所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事也有新解，以为“德、功，非言莫传也”(《复赵尧生书》)，充分肯定了文学有其独立存在的崇高价值。然而他又从否定“以道自命”进而要求文学放弃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反映与干预。陈衍本人作诗曰：“时既非天宝，位复非拾遗，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杂感十七首》之四)对于倾吐忧国忧民之忱的“诗史”、“讽喻”一类作品，他也颇有微词。不只陈衍，“同光体”诗派的诗人、诗作也大多缺乏现实感，寄情山水之外，便是埋头书卷，创作路径很狭窄。而以学问语入诗、从书本中找诗料，更是“同光体”诗派的突出特点。陈衍论诗也极为重视诗人的学术修养，以致把有无学问看作能否开口吟诗的先决条件。他抓住南宋诗论家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话大作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瘿唵诗叙》)重心显然落在后者。因此，他才会推许“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近代诗钞·序》)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并把读书视为济诗之穷的重要法宝。陈衍所宣扬的“同光体”明显带有复古的色彩，不过，在其诗说中，仍时时作变化出新之论。如曰：“然事物之理日出而无穷，体会之神日入以无厚，古人所未及知、未及言也，善言者最古人所以言之法，弃取变化而言之，则生古人后之幸耳。”(《复赵尧生书》)但实际上，陈衍更注重细致入微的感受与表达方式的翻新，其《石遗室诗话》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使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同光体”诗派只可能与古人声貌略有不同，却并无实质的差异。

九鬼周造

九鬼周造（1888～1941） 日本近代哲学家。生于东京的一个贵族家庭。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曾留学欧洲多年，先后师从H.李凯尔特、H.柏格森、M.海德格尔等人。他是日本最早介绍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之一，“实存”这个概念就是他首次翻译的。 1929年归国后在京都大学哲学科任教，主要教授R.笛卡尔、柏格森等法国哲学及现象学。他致力于使用解释学和现象学等西方近代哲学的手法，对日本传统的精神构造及审美意识进行分析。主要著作有《“粹”的构造》（1930）、《偶然性的问题》（1935）、《人与实存》（1939）等。 《“粹”的构造》是九鬼周造的代表作。他认为所谓“粹”是男女关系的原理，是建立在武士的高自尊人生态度和佛教的无常观基础上，包含对异性的“媚态”、对人生的“清高”和对命运的“达观”三层内涵。九鬼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以海德格尔解释学的方法对“粹”这一日本特有美学概念的构造进行分析，力图挖掘和建构作为非西方的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 九鬼的哲学具有西方与日本、“偶然性”与“必然性”“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特征。他致力于探究人的个体生命的实存哲学，试图超越以“必然性”为本质的西方近代哲学，主张从“偶然性”这一非理性视角来分析个体生命，认为人的命运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偶然性”才是支配世界的法则。

陶菊隐

陶菊隐（1898—1989），著名报人。湖南长沙人。父亲是南京两江 预备学堂的国文教员。受家庭熏陶从小显示文学专长。12岁时即在上海《时报》发表小小说《去年今日》。后又陆续发表《苦海》和《发》等。1910年随家由南京迁回长沙，先后入私立明德中学、湖南雅礼大学(预科)肄业，相继遭校方开除、劝退处分。1912年进长沙《女权日报》任编辑，不久即辞职。1913年为上海《时报》副刊《余兴》撰稿，同时为上海各报撰写地方通讯。1916年进《湖南民报》任编辑，每天为该报撰写《国内大事述评》。旋离职接办程潜的《湖南新报》，任总编辑。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工作，任该报三人董事会董事，与杨绩荪、伍芋农轮流兼任总经理和总编辑，曾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各界联合会而投入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6月兼任上海《新闻报》的长沙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长沙特约通讯”。为了避免邮局检查和当局追究，将“政情内幕” 一类稿子改为 “北京特约通讯” 由客邮寄出或将通讯稿改作 “长沙归客谈” 嘱移登本市新闻版发表。1922年5月，湖南省议会选举揭晓。坚持每天在 《湖南日报》 上用小说的形式连载 《长沙社会新写真》，以揭露省议会选举中的各种丑闻。1927年10月到汉口，任唐生智的 《武汉民报》 代理总编辑，同时兼任上海 《新闻报》 的驻汉记者。1928年起任《新闻报》 旅行记者、战地记者，经常奔赴平、汉、沪、宁等地采访新闻，为该报采写了 《“五·三” 惨案躬历谈》 等许多稿件。1931年底又任 《新闻报》驻汉特派记者。1934年初赴南京，与许彦飞等创办《华报》，每天在该报副刊发表 《政海轶闻》，同时为《新闻报》 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论述等专栏文章。1935年曾为南京参谋本部的内部刊物 《国际汇编》撰写论文。1936年移居上海，参加 《新闻报》 编辑工作，负责撰写 “国故丛谈” 等专栏文章，同时任《晓报》 主编和严独鹤主持的 《新闻夜报》 助编。1938年4月中旬，在 《新闻报》 发表的长篇报道《台儿庄好月色》 曾连载4天，为鼓舞我军民奋勇抗日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941年12月8日退出 《新闻报》，专事写作活动。在30年记者生涯中，有近20年是在为 《新闻报》 工作，大部分时间是为该报写专稿。建国后，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主要从事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1986年在北京病逝。著有 《菊隐丛谈》 (25册)、《筹安会 “六君子” 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袁世凯演义》、《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孤岛见闻》、《记者生活三十年》 等。

汪昂

汪昂（1615-1694年）。字讱庵，又字如愿。安徽休宁县人，寄籍浙江丽水。明末清初的著名医学家。为明末诸生，入清后，放弃举业，钻研医学40余年，博览诸子经史，古今医书，并将之融会贯通，撰写成医药书籍。整理《素问》、《灵枢》两书，将内容分为藏象、经络等9类，附以旧注，兼参己见，历时30年，编成《素问灵枢类纂约注》3卷(1689年)。汪氏认为医者知其方，亦当知方之解，故另撰《医方集解》3卷，其书后并附《急救良方》及养生著作《勿药元诠》。所撰《本草备要》，是我国本草学史上最具普及意义的药物学著作。汪氏十分重视医药学的普及，他把治疗疾病常用处方之药物组成和主治功用编成《汤头歌诀》，并附注释，说明制方意义。另撰有《经络歌括》、《药性歌括》、《濒湖二十七脉歌》等书，其书通俗易懂，流传很广。

汪氏在其所撰的著作中，在阐发功效主治理论、炮制工艺及其理论方面，多以“昂按”注明独立见解。有关炮炙的方法及论述多宗前人之说，且记述较为简单，但对某些药物生、制品药效解释及采用不同辅料炮制作用的阐述，如黄芪、地黄、半夏、常山、杏仁、豨莶草等皆有参考价值。详见《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条。

沈廷芳

沈廷芳(1692—1762)，字畹叔，号椒园，清仁和(今杭州)人。初以国子生为《大清一统志》校录。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出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在任7年，开常平仓赈济淮、徐、凤、泗四府饥民，深得百姓拥护。又以古代谏臣自勉，朝廷起用原尚书彭惟新为侍郎，他就上书谏阻。八年改巡江南道，巡视山东漕运，兼理河务。次年，奏请原先被官府圈占的东平湖地的十分之二给贫民耕种，又将衍圣公300顷地划给湖旁贫民。十年，在兖州建祠立碑，纪念唐代诗人杜甫。后转任登莱青道，招集流民，给予资金，让他们垦荒种粮以自给。当地小清河河道狭窄，遇到山洪暴发，常常决口淹没良田。他就发动民工疏宽河道，增筑堤堰。官至山东按察使，由于他为政清正、有功于民，离任之日，当地父老乡亲数千人相随远送。

廷芳出身世家，从小笃志于学，先后随查慎行学作诗文、桐城方苞学作古文，能诗善文，尤精于古文。晚年曾掌教于粤秀、敬敷等书院。著述有诗文集《隐拙斋诗集》30卷、《隐拙斋文集》20卷，还有《舆蒙杂著》4卷、《古文指绶》4卷、《鉴古录》16卷、《下学渊源》10卷、《十三经注疏正字》80卷、《读经义考》40卷等。此外，与桑调元合辑有《馀山遗稿》。

戴德

戴德（生卒不详）西汉经学家，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字延君。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戴公的22世孙，睢阳（今河南省商丘）人。与兄子圣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为信都王刘嚣太傅，立为博士，由是《礼》有“大戴”之学，为区别于戴圣，时称“大戴”或“太傅《礼》”。曾选集秦汉以前各种古代礼仪论著，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又名《大戴礼》或《大戴记》。授其学于徐良，后为博士，家世传丛，“大戴”遂有徐氏之学。戴德与其弟戴仁之子戴圣两人被后人合称为“大小戴”。由于兄弟二人在礼学上的重大贡献，被尊称为儒宗。《大戴礼记》今残，存39篇，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礼仪制度、文物制度和儒家学说的参考资料。北周庐辩有《大戴礼记注》十三卷。《汉魏丛书》、《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皆收入。清人孔广森著《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俞樾《大戴礼记平议》二卷，皆收在《皇清经解续编》。汪中有《大戴礼记正误》一卷，收在《皇清经解》及《重印江都汪氏丛书》。

胡希恕

胡希恕（1898—1984）又名胡禧绪，汉族，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是我国近代著名中医经方临床家、教育家。被日本中医界赞誉为“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的、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

1898年3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郊区东伍旗村。

1915年至1919年就读于奉天省立第一中学。上中学时，喜爱踢足球，无论冬夏，每场皆要大汗、力疲方歇。在其傍观看者常有其国文教师，此时常把几个学生都叫到他的房间喝茶休息。看着精力充沛、活泼可爱的一群学生，内心高兴。尤其是他看中了胡希恕等四人才华，一日，国文老师对他的学生们说："我给你们讲中医，你们学中医吧!""我们学那干啥呀?"同学们异口同声回答。国文老师感慨不已："多像我当年回答老师的劝学啊!"原来国文老师名叫王祥征，为河北乐亭人，为清末国子监举人培养出的进士，在国子监就学期间，某太医与其同室，看到征为举人中最年轻者，才学横溢，多次劝其学医，皆回答："学那干啥呀!"后谓曰："不学医是为不忠君!"渐学医。"秀才学医，如快刀斩豆腐"，很快入门，对医感兴趣。学中常有病人找太医诊病者，太医故推给征看，治多效，更精求。征考取进士后，竞想不到任湖南长沙县长，"是我学长沙耶?"但好景不长，遇辛亥革命，无奈投奔沈阳同学李铁珊处任中学国文教师，并业余行医，名声四振。看到胡希恕等精力充沛，又为保中医不失传，故决心让他们学医。经多次劝诱，终使胡希恕等四人拜于门下。于是利用业余时间讲学，因教授能力极好，遂吸引许多学生就学。 王祥征讲《伤寒论》脱离脏腑，并主张结合近代科学，要继承。且要弘扬，推崇唐容川、陈修园等的学术观点，如论述膀胱气化以物理学理论解释膀胱为水，肾为太阳之说。大约两年讲完了《伤寒论》。十几个学生中，胡希恕学得最好，并于1919年参加沈阳市政公所中医考试，获取中医士证书。王祥征夙愿以偿，若知后生胡希恕成为声誉中外的经方大师，则更含笑于九泉。

1919年胡希恕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学习。常与人诊病，疗效卓着，尤其是一年疟疾大流行，治一例愈一例，但未想到行医。大学毕业后，1924年至1927年曾在沈阳县立中学、辽阳县立中学、辽宁省立中学任英文教师。

1928年至1935年任哈尔滨市电业公司会计股股长、特别市市政局事业股股长、市政公署营业股股长。日本侵略中国，拒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到北京，无奈悬壶行医。解放初期，曾约陈慎吾、谢海洲老中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做为中医教育试点，开设北京私立中医学校，系统教授《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内经》《温病》等。自己主编教材，曾着《伤寒论释义》《金匮要略释义》《温病条辨评注》《伤寒金匮约言录》等书。受王祥微影响，胡希恕教授《伤寒论》不用脏腑理论，同时通过对《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原文的研究，并参阅中外中医文献，提出了《伤寒论》六经非《内经》经络概念，而是来自八纲的独特概念。

1956年人民卫出版社出版了苏联高等院校所用《病理生理学》，受巴甫洛夫神经反应学说影响，提出"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是在患病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的、讲求一般疾病的通治方法。"胡希恕个人办学，直至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先后培养学员近干人，填补了中医教育这一阶段的空白。 

1958年调人中医学院任内科教授、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更忙于和教学，名声大噪。刘渡舟评曰："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暮年仍孜孜不倦于教学、讲座，指导留学生考察团。他最后讲授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全部录音已被日本留学生带回国保存。其经方研究成就，已由其弟子整理成册，着为《经方传真》《伤寒论传真》《金匮要略传真》等书出版。胡希恕一生研究仲景学说，有着独特的见解，有使世人瞩目的成就，六十年代所做《伤寒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报告，《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历代医家缺乏论述的难题"；日本中医界也称赞胡希恕是"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的、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

色诺芬

色诺芬（Ξενοφών，前440年左右－前355年），古希腊的军事家和历史学家。雅典人,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从小受过全面的军事训练,亲身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01年—前400年,他参加并且率领斯巴达的雇佣军,远征黑海沿岸、小亚细亚和巴比伦。远征失败以后,他回到雅典,继续师从苏格拉底,可能还是苏格拉底的左右手。苏格拉底去世以后,在公元前395—前386科林斯战争期间,他再次为斯巴达带兵反对雅典。雅典公民会议因此通过决议放逐色诺芬。色诺芬定居斯巴达的斯基洛斯,拥有一块斯巴达奖赏的地产和附属的奴隶。公元前371年,斯巴达败于忒邦。色诺芬移居科林斯,专心从事著述,直到去世。在这期间,他的两个儿子参加了雅典军队,其中一人阵亡。雅典公民会议又为此通过决议,废除以前放逐色诺芬的决定。他得以多次短期访问雅典,收集著述所需要的材料。

色诺芬文武双全,著述甚丰,留存下来的不少。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军事技术和策略的军事著作,例如《论骑兵司令的职责》、《论骑术》、《论借猎犬之助进行狩猎》等;第二,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著作,例如《远征记》、《希腊历史》、《回忆录》等等;第三,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理论著作,例如《斯巴达的政治制度》、《论雅典的收入》等等。这些著作大都是色诺芬根据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写成的,提供了不少有关希腊历史和希腊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在色诺芬所有著述中,最负盛名并且最有影响的还是历史著作。《远征记》记述了公元前401年到前400年斯巴达雇佣军的远征经过,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希腊历史》记述了公元前411年到前362年的希腊历史。色诺芬把这部著作看成是修昔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尽管两书无法相比,但是《希腊历史》一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回忆录》一书记述了苏格拉底的生平事迹,至今与柏拉图的有关对话并列为研究苏格拉底生平和思想的必读著作和资料来源。

色诺芬首先是一个军事家,后来又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因而在哲学、伦理学方面缺乏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不过,他联系苏格拉底的一生事迹阐发苏格拉底的伦理哲学,不仅强调美德就是知识,而且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主张知识的美德即知德与实践的美德即行德不可分割,要求通过教育使人们从小把道德的认识行为和道德的实践行为密切结合起来,把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密切结合起来,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研究影响不小。

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年4月2日-1875年8月4日），丹麦作家。1805年4月2日生于丹麦中部小城市奥登塞的贫民区。父亲是个鞋匠,英法战争期间曾志愿服役,抗击拿破仑的侵略,退伍后于1816年病逝。全家靠母亲洗衣度日。不久,母亲即改嫁。他从小就为贫困所苦,没受过正规教育,先后在几家店铺里当过学徒。后来,对演戏发生了浓厚兴趣,幻想当一名演员,于是只身到了哥本哈根,在皇家剧院当一名杂役。1822年,他得到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导演J.科林的资助后入文法学校。1829年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翌年,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1828年和1829年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一书问世。这是一个幻想故事,出版后立即获得读者的欢迎。然后又转向剧本创作。1840年发表了描写奴隶制罪恶的《黑白混血儿》,颇获好评。他的小说大多是自传性的,著名的有1835年在意大利期间写出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奥·特》(1836)等。他还发表了多篇外国游记。1935年,他的第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集》出版,其中有《火镰》、《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等篇。同年底他又出版了第二部童话集,包括《拇指姑娘》、《小旅伴》等。从这时起,每年圣诞节,他都要为孩子们出版一册童话。1837年出版了第三部童话集,收有《海的女儿》、 《皇帝的新衣》等。1843年发表童话名篇《夜莺》、《丑小鸭》。1845年去法国旅行,回国后写出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著名童话。1847年写出《没有画的画册》。1855年开始写作文艺性自传《我一生的童话》(1867年完成)。晚期代表作《园丁的主人》发表后他卧病不起。1875年8月4日,终身未娶的安徒生病死于哥本哈根朋友家中。

叶均

叶均(1916—1985),我国研究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著名学者。浙江省瑞安县人（现文成县双桂乡城底村）。民国五年，出生在一个偏僻且宁静的小山村里，父亲叶信楷，母亲叶包氏都是普通的务农人。家中弟兄六人，他排行老大。自幼腼腆、羞怯、循规蹈矩。小学毕业辍学，但认真好学，肯读书。少时跟随出家为僧的小学老师显本法师学佛。16岁于瑞安岑岐宝坛寺依谛闲大师法子显培法师出家，法号了参，17岁于宁波观宗寺受具足戒。后在瑞安岑岐宝坛寺、宁波观宗研究社、杭州云居山佛学研究院、天台研究社等处研究佛学。抗日战争时期,进当时全国佛教界最高学府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1943年被院方派往合江县法王佛学院任教,1945年转任成都十方堂佛学院教席,1946年被派往锡兰(斯里兰卡)留学,专门研究巴利语系佛学,获得“论师”学位。1957年,应中国佛学会赵朴初会长邀请,回国任上座部研究生导师。1973年以后,一直在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同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1985年12月去世,时年69岁,骨灰依遗嘱撒入瓯江。译著有《法句经》、《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等,以《清净道论》为最著名。尚有《汉巴辞典》,惜未完稿。

莫特·富凯

弗里德里希·德·拉·莫特·富凯（FriedrichdelaMotteFouque，1777.2.12-1843.1.23），德国浪漫派作家。1777年2月12日生于勃兰登堡一个贵族家庭。其先祖是1685年南特赦令被废除后逃亡德国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国王腓特烈二世曾主动提出充当他的教父。他从小向往军旅生活，1794年入普鲁士军队，参加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莱茵战役。1803年与女作家卡罗琳娜·封·布里斯特结婚，曾创作12部骑士小说，其中以3卷本小说《魔环》(1813)最受欢迎。小说美化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和封建的宗法社会。1813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富凯回到部队，写作战歌。1815年解放战争结束前退伍，继续写作，并和施莱格尔兄弟、让·保尔等人交往。1831年妻子去世，生活失去依靠，1833年离开嫩豪森庄园前往哈勒，任哈勒大学文学教授。1842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他去柏林。1843年1月23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