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

黄福（1362年－1440年）明代官员。字如锡，昌邑(今属山东)人。太祖洪武中由太学生历金吾前卫经历，上书论国家大计，太祖奇之，超拜工部右侍郎。成祖永乐四年(1406)督安南(即交阯，今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北部地区)军饷。安南既平，划为郡县，命黄福以工部尚书掌布政、按察二司事。时远方初定，军旅未息，庶务繁剧，黄福随事制宜，咸有条理，为地方办了很多实事。他请求中央减轻地方赋税，在泸江到钦州设卫所、驿站，以保护商旅往来。为保证粮食供应，又请求中央由广东海运粮食到广西。他下令实行“中盐”法，发盐引使商人转运粮食以增军粮储备。给官吏公田以补俸禄之不足。大力兴办学校。他还告诫属吏不要苛扰百姓。他在治理安南期间，一切镇之以静，使上下帖然。黄福在安南十九年，颇受人民爱戴。仁宗(朱高炽)即位，黄福被召还，命兼詹事辅太子。宣宗宣德元年(1426)镇守交阯宦官马骐虐民，民叛，宣宗命黄福以工部尚书兼詹事领二司事安抚交阯。宣宗宣德七年(1432)改官南京，宣德八年(1433)兼掌南京兵部。“黄福丰仪修整，不妄言笑，历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于人。当官不为赫赫名，事细微无不谨，忧国忘家，老而弥笃”(《明史·黄福传》)。正统五年（1440年），黄福逝世，年七十八。明宪宗时追赠太保，谥号“忠宣”。有《黄忠宣集》、《奉使安南水程日记》等传世，

陈布雷

陈布雷（1890年12月26日～1948年11月13日），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以笔名行世。慈溪县人。1890年12月26日生。1905年入慈溪县中学堂。1906年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同年因学潮受牵连被迫退学,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1908年入正科,1911年毕业。同年秋入上海《天铎报》任撰述记者,开始用笔名“布雷”。武昌起义爆发后连续发表《谭鄂》10篇,宣传反清,讴歌新军,欢呼起义胜利,因观点鲜明、文笔犀利,赢得革命志士的称赞。1912年初回宁波效实中学任教;3月加入同盟会。1919年起兼任《四明日报》撰述。1920年应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译《韦氏大字典》。1921年任上海《商报》编辑主任。1927年初应邀到江西南昌晋见蒋介石,并由蒋介绍加入国民党,此后弃文从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同年4月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秘书长;10月起先后任上海《时事新报》特约撰述、主笔。并奉蒋之命,与戴季陶、周佛海等创办《新生命》月刊。1928年8月起成为蒋介石的文字幕僚。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1日至1930年12月15日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0年12月至1931年6月任教育部常务次长。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任教育部政务次长。1932年1月回浙江,再次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至1934年4月20日止。1934年4月赴南昌,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按照蒋的授意撰写《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长文,以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委员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于上海《外交评论》杂志,引起各方面的注意。1935年2月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主管秘书、研究两个小组。同年11月国民党五大以后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后奉命写成《对张杨之训词》、《西安半月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命撰写《自卫抗战声明书》、《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等,表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与意志。抗战期间除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外,还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等职,在蒋介石身边处理机要及撰写文告演讲等。抗战胜利后奉命负责筹备并主持“中央戡乱宣传小组”,定期召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国防部政工局长等开会,指挥一切舆论工具进行“戡乱”宣传,被人称为国民党“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1947年4月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5月被委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参与中枢决策。在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于11月13日在南京官邸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著有《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文集》等。

夏衍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笔名蔡叔声、丁谦平、王老吉、实如、梓甫等。浙江杭县人。1920年毕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21年考入日本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3年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4年由李烈钧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的常务委员、组织部长。1927年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同时，着手翻译《妇女与社会主义》、《新兴文学论》、《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和高尔基的《母亲》，参与创办中华艺术大学。1929年秋，与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等组织上海艺术剧社，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排演进步戏剧，编辑《艺术》月刊和《沙仑》。同年秋末，与鲁迅、冯乃超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左联成立，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与郑伯奇等人组织上海剧团联合会(后定名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2年任明星电影公司编剧顾问，先后编写了电影剧本《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同年，在党的领导下组成党的电影小组，任组长。并成立了群众性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开展夺取电影阵地的斗争。1934年创作独幕剧《都会的一角》、《中秋月》。1935年因受敌人追捕，蛩居上海，开始了多幕话剧《赛金花》的创作。1936年发表后，被称为“国防戏剧之力作”而轰动剧坛。同年6月，创作优秀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同年12月，写成多幕剧《自由魂》 (后改名《秋瑾传》)，成功地塑造了“鉴湖女侠”秋瑾的光辉形象。1937年创作三幕剧《上海屋檐下》，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抗战爆发后，主编《救亡日报》，写了独幕话剧《赎罪》等。1938年在广州期间，先后写成四幕话剧《一年间》(又名《天上人间》)和电影剧本《白云故乡》。广州失守后，到桂林复刊《救亡日报》。1940年创作四幕剧《心防》和《愁城记》，均取材于上海，表现了作者挚切的忧国之情。1941年皖南事变后，撤往香港，创办《华商报》。香港沦陷后，在桂林与田汉、洪深等集体创作多幕话剧《再会吧，香港》 (后改名《风雨归舟》)。后去重庆，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创作多幕剧《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离离草》，改编六幕剧《复活》，合写了多幕剧《戏剧春秋》、《草木皆兵》，其中尤以《法西斯细菌》的成就最高。1945年创作多幕剧《芳草天涯》，是作者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剧作。同年出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后又赴上海恢复《救亡日报》(出版时改名《建国日报》)。1946年在新加坡任《南侨日报》主笔。1948年在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任委员、书记，兼任中共华南分局委员和《华商报》编委。建国后，先后在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委宣传部、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文联、华东作协、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对外友协、中国电影家协会等担任领导工作。作品有多幕话剧《考验》，电影剧本《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其戏剧创作不事渲染，不喜欢驰骋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不故意制造曲折离奇的戏剧情节。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忠实地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具有独特的质朴、凝炼、清淡、隽永的艺术风格。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现代戏剧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李宗侗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192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教授,及国立工业专门学校代理校长。1924年因攻击北京政府,被通辑。1927年任国民政府全国注册局局长。1928年3月,任农矿部参事,后任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委员。1931年5月,任故宫博物馆秘书长。1933年7月去职后,任开滦矿务局督办等职。辞职后在沪稳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1974年逝世。终年79岁。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史学概要》、《中国史学史》、《春秋左传今注今释》、《资治通鉴今注》等。

周绍良

周绍良（1917~2005），当代编辑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敦煌学家。安徽东至县人。出身于学术世家。少年时在家塾读书,然后转入中学。1936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从孟森学《明清史》,从钱穆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后来研究唐史与文学史打下基础。1938年到云南,开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49年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周绍良学术研究兴趣广泛,其中唐代文学及小说研究尤为突出。首先唐代通俗文学研究,早在30年代就开始搜集、抄录敦煌遗书内发现的文学作品,由他所编的《敦煌变文汇录》是第一部变文类(敦煌文学中说唱故事类)作品的汇集,1954年收入《中国文艺研究丛书》出版。该书汇集点校说唱佛经故事、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共36篇,并对每篇作品写出简要的说明、考订、它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敦煌变文研究。其后还不断撰写有关变文、讲经文、因缘、曲子词等方面的学术论文。1982年,由他和白化文编选的《敦煌变文论文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共收自1920—1979年间发表的论文57篇,基本上包容近60年来的敦煌变文的研究成果。书末所附苏联藏说唱佛经故事类作品5种,系国内首次校点发表。由他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年),已成为敦煌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唯一选本。其次小说研究,他的《读唐代说三国故事》运用唐释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等材料,钩稽出唐代的一些三国故事,提供从佛典中寻觅稀见文学资料的范例。《传奇笺证》、《唐才子传笺证》则又以引据广博,论断严谨见长。由他编选著录的《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也以搜辑丰富,资料翔实著称行世,为治红学者提供不少难得的资料,成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参考书。此外,周绍良又是文物学家,所著《清代名墨丛谈》、《绍良丛稿》、《隋唐五代碑刻综录》等书,更显示出对名墨、碑刻、佛教典籍的浓厚兴趣和造诣,赢得学界好评。

张謇

张謇[jiǎn]（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清咸丰3年)5月25日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他祖父靠租种薄田度日，到他父亲时，已置田20余亩，并兼营糖坊。张謇兄弟5人，排行第四。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10岁时，塾师出“日悬天上”命对，他应声作答：“月沉水底”，乃父大喜，蓄意培植。但作为农家子弟继续跟随兄弟洒扫粪除，或田间耕作。1881年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1894年(光绪甲午)中状元，时年已41岁。同年中日海战，惨遭败北，他义愤填膺，上疏弹劾李鸿章：“渄特败战，并且败和”。继又联想到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20倍，人口少于我10倍”(张季子九录，政闻、卷七)，所以能胜我者，主要是国富而兵强，要想富国安民，除了坚船利炮，更重要的还是发展实业。

本来，张謇在未考取秀才之前，就曾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当时才24岁，由于相继考取科试第一名、岁试第一名，名声渐具，深受吴长庆的器重。曾随吴陛见光绪皇帝，后来袁世凯也投入吴幕，常请张謇为之修改奏摺文章。1882年(壬午)吴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张謇为之策划前敌军事。乱平回国，吴要专摺保荐他，他力辞不受。又一年，吴病卒。鉴于他的才名，督抚名公都想罗致他为幕僚，他均婉辞。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并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芦稷(糖用高粱)制糖。同时，悉心研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联系个人心得与当地风土农情，撰成《棉谱》一书。

1894年张謇中了状元，思想上又有一个转变。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南京)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殊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延聘了日后成为我国史学大师的王国维等任教师。又一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设想，也在同步进行，1899年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南通大生纱厂投产出纱;1901年，与之相应的原棉生产基地——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投产。接着他又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组建全国农务联合会，办理江淮水利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

宣统称帝曾命他出任农工商大臣，他坚辞未就。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他为实业总长，亦未就职，而坚持在故乡南通经营他的垦殖事业，并建立军山气象台。

辛亥革命后，他开始曾拥护袁世凯并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立。1913年以60高龄，一度入熊希龄内阁，任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并参观旧金山博览会，1915年袁世凯即将称帝时，他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故里，又继续创办南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并先后还请梁启超、杜威(美国)以及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前往演讲或演出。1926年5月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生前笔耕之勤，罕与相比。所作《柳西草堂日记》自20岁开始，止于70岁，共50年，还自订《啬翁年谱》、《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函稿》等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1985年在南京曾召开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成立“张謇研究中心”。

忧国忧民兴农劝农

步入南通博物苑，登楼回首，一幅大型的张謇荷锄图映入眼帘，上面画着健壮的男子，左手提起下垂的衣襟，右肩扛着一把锄头，头戴斗笠，两目炯炯注视着前方。上书《张季子荷锄图》，此画出于光绪庚子秋，四周填满了题署，最触目的左上方是翁同龢写的，末句为“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翁是他的恩师，常熟人，力主维新，戊戌政变后，革职还乡。南通与常熟，只隔一条长江。题诗自有多种寓意，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张謇最重视的还是农业，而且是躬亲实践的。

张謇一生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自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维新、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农家，逐步达到高位的旧士大夫来说，既深知民间疾苦，又了解外侮日深，高层昏聩矛盾重重。他对洋务派李鸿章丧权辱国，曾向朝廷痛切陈词：“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50营，设机厂学堂67处。历时20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廷。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张季子九录、政闻)然而他无力挽回狂澜，便返乡兴农垦、办实业，但又为农村之凋敝，生民之贫困，焦虑万状。1903年(光绪癸卯)，他在勘察了黄淮水患后，忧心如焚，在《请速治淮疏》上，竟然这样说：“外人查找灾状者，咸谓置无数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数可饱之农民为饿莩。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对“皇上”如此直言无忌，其忿可见。然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主张变法，继而呼吁立宪，最后力促共和。但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又使他大失所望，于是发出“政府顽固如此，社会腐败如彼”之叹，感到“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然则“何以解人民之痛苦?他只得决心，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转引《张謇之村落主义》)。

张謇所“做”之事，一如他所“作”的文，条理万端，数量惊人。但其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兴农劝农。光绪丁酉(1897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像这样强调农业农学的议论，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如宣统庚戌(1913年)所作《农学通释序》中，具体提到：“謇家世务农，尝略涉农书矣。私独以为必经生学士之农，与田文野老之农合，而后学可致于业而发于政。”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同时，他又针对当时知识分子断章取义，自恃清高，常引孔子“吾不如老农老圃”的话，贬低农业的倾向，加以批驳。然后表示：“宁谓天下不须稼哉?果不须稼，而能成礼义信之天下，则诗书所纪，固宜尽删之矣”。态度十分鲜明。

张謇晚年，倡村落主义。所谓村落主义，他自己说的是“自治其地方之谓也”。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则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南通杂志》一卷二期)。实际上就是以发展农业教育为轴心的农村建设，如其中曾规定“学童概宜上学四年”等，比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不但时间要早，规模也要大。在南通，张謇还办了一系列的农业教育，分乙种农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南通农科学院。1916年他在农校开学时讲了一番话解释他采用“勤苦俭朴”为校训的用心：“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苦者耶”。

兴修水利垦荒植棉

张謇既是一介寒儒，又出身田亩，深知农民疾苦，成名后亦未忘本。据说他当了状元郎，荣归乡里，到通海一带去勘察荒地水情时，不但不要鸣锣开道，连轿子也不坐，而乘农民的牛车。他一心向往干些实事，造福百姓。他说：“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早年，他离开吴长庆幕僚还乡，曾提倡种桑养蚕，亲自到外地去采购桑苗，钻研养蚕之法，并试验种甜高粱制糖，而为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道，虽曾一度在通海地区，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而使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但因苛捐杂税之扰，未能收到实效。

甲午战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危急之秋，他决心实业救国，筹划并建立了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当地原是棉区，用他的话来说，通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所织之布，质地亦佳，足以赶上东洋布。他定其商标曰“雪耻布”，寓意深长，雄心可见。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原棉供不应求。面对现实，他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必须“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于是又转而大力开辟原棉生产基地。

在南通、海门两县的东海岸，有一片河流冲积的海滩，不下数万顷。百余年来荒废不治，成为“国之弃土”。过去，他办通海滨海渔团时，常到那一带巡视;后来郑州黄河决口，他也曾去查灾情、主持河工计划，并拟过《疏塞大纲》，对农田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基本知识。现在为了实践实业救国的宏愿，决心从事垦荒植棉的艰巨工作：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建造农田，修筑长堤巨坝以御海潮台风的侵袭，还要开挖深沟亮渠排除地上盐碱，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对此，他不是采用征收徭役的封建手段，而是引用西方资本主义集资的办法，在1901年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来兴办农业，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

根据工程规划，张謇按地形地貌，把全公司的土地分为8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2个港口，5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20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事实证明他当年的远见卓识，不愧为现代农业的先驱者。

当时，张謇还延聘了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引进了美国优良棉种，并采取一系列改造盐碱地的措施，发展养畜养鱼，提倡种植椿柏桕桐，严禁种植鸦片(罂粟)害民。总计自1901年开始，开垦荒地9万多亩，至1919年棉花产量达1万余担，总收入近20万元。

后来，也就是兴垦的第11年开始，盈利大增，1911—1925年纯利达84万两(白银)，几乎等于原始投资的3倍。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25年总产达16130担，1923年粮棉总收入达32万元，亩均3.55元(详见《通海垦牧公司盈余分配情况表》)。

应该指出，满清后期我国水灾严重，特别是海上运输开通，津浦铁路建成之后，贯穿南北漕运的大运河日趋废置，苏北、皖北水患频循。当时张謇在治理通海水利的基础上，也曾向朝廷上书，大声疾呼治理淮河：“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田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请速治淮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在具体做法上，他认为治淮必先行测量。1909年(宣统元年)他筹办了江淮水利公司，又在清江浦设立了测量局，调派通州师范测绘科的学生前往实地勘测，为导淮工程奠定了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任导淮督办。对水利建设，特别是苏北的农田水利，曾有过宏伟的设想和建议。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始逐步成为现实。

总长农商革新农政

1913年原属维新派的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张謇应邀总掌农林、工商两部。下车伊始，他发布了颇具特色的《就部任之通告》首先指出：”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接着立即转入正题：“现查农林工商两部员司至400人之多，其学有专门，娴熟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不少。苟国库充裕，藉此养才，亦足示承本之气象，无如民国肇造，祸乱未已，民穷财尽，上下嚣然……”为此，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对策：“林属于农，工不能离开商业而独立”。于是合二为一，改成农商部，将原有的8个司并为3个司(农林、工商、渔牧)1个局(矿政局)。在人员去留方面，“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其事。”随即以农商部第二号令，公布了选用原农林部63人，工商部63人，共126人。较原两部人员，裁减2/3。对未留用者分别予以安排，并鼓励他们“各出所学，自谋乡里”，对被留用者，严守纪律，“照常办事，毋得疏忽”。当时，鼎革未久，遗老遗少，亲属故旧，乃至特殊关系的人事纠纷，极其复杂。张謇能够冲破阻碍，整顿队伍，固然与他的才干和威望有关，但也可见其求实革新之毅力。事实证明，在他的农商总长任内，虽为时不过2年，确也做了一些实事。

在农业方面：强调种子工作，由于过去“墨守旧法”对选种、保种、传种改良，未有专门研究机构，不能“每年比较，留强汰劣”，以致佳种日趋退化败劣，产量自然不高。1914年3月28日张謇向全国各省发出训令，征集良种，要求各县将水稻、大小麦等，每种采集一份，寄农商部，规定每份20根(粒)，并填寄表格，详述谷类名称、原产地的土性气候、分布情况、播种期、收获期以及易罹病害、虫害等。同时，又向全国各省民政长官，发出调查征集植物病虫害的训令，他指出，我国农作物灾害，除水旱外“或病菌流传，或害虫肆虐，肇端纤维，种祸洪大，若不及时救治，危害甚过于旱潦”，训令之后，还有附件：《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征集植物害虫规则》以及标本制作规则与方法、包装寄运的要求等。

为了贯彻上述训令之执行，翌年张謇又上报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首先阐明开办试验场的意义：“国用舒蹙，关乎经济，因时涵养，正自有方，若言财政者，但事取用而不及长养，则固有既穷，必至搜括。上愈搜括，下亦愈穷，久将并搜括而无所得。……长养者使下有可以自给，而后出其余以供上，上与下相处而安……长养则政府不能不有所支出。各国取民虽重，而施之于民者亦不轻，农工商业提倡教导保护，岁恒数百万或数千万，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过从实际出发，张謇还是尽量缩小要求，仅准备先在各地开办棉、糖、林、牧试验场共11处。“酌盈虚剂，沟通预计，亦非30余万元不可”接着说明如何”酌盈虚剂”的措施。并随附经费预算，其中如棉业试验场之开办费，包括农化分析室、病虫害室、纺织加工机械以及图书仪器、农具、役畜等等。

张謇之所以要单独建立糖业试验场是由于“糖产消乏，制造不精，故外糖输入，亦增至2700余万元”。至于棉，则是他一贯积极提倡的，且成效显著。据1977年版之《中国棉业史》(台湾联营出版公司)所载：“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公布植棉奖励办法，种植美棉等，每亩奖银3角。部内设立棉业试验场，聘请外籍专家充顾问”，但初期改良棉种的工作，均不十分成功……1923年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凡有陆地棉输入的省，棉种都发生退化……有的甚至不如国棉……唯一的例外是江苏南通和河南灵宝的美棉种植……在国内市场上颇为驰名，可供纺32—42支纱。”这与张謇在南通创建通海垦牧公司的业绩，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林业方面：张謇出农商部之初，即有《条陈全国山林计划办法呈》，提出呼吁：“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其于国家人民两方经济关系，均甚重要。”他还指出：“造林之后，水害风灾，自当减少”。早年他手订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更具体指明：“楝椿柏桕桐，皆滨海相宜之树，其次为桑柳榆槐，今劝佃户多种桐桕，不比楝利薄，椿柏利迟。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桕秧桐秧，公司发售，只收成本，培植采收之法，公司指示子归公司收买。”20年后，垦区树木成荫。植树造林，余有功焉。

1914年张謇以农商部名义，训令各省民政长(省长)都统，禁止滥伐林木，如属必须发放之山林，亦应呈部批准。同年11月3日，颁布《森林法》，接着又公布施行细则。规定国有森林之范围与权利，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资预防水患，保养水源防风蔽沙，同时奖励造林，而对开垦滥伐、荒废、毁林、盗窃、放牧等，均应受到刑事处分或罚款。还特别颁布《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对于承领森林考，一定要是中国人民(按当时东北三省均有俄人与日人移居)。

1914年7月，张謇向德国购到洋槐树种700余磅，除供林业试验场外，所余半数，免费分发给全国19个省，并附寄栽种说明书。鉴于甘肃省情况特殊，专门检送树种13斤。同年8月，批准将南京紫金山，委托全国农务会南京分会，广植林木，除由部派员辅导外，月拨补助款100元。当时，张謇曾专程前往，主持交接造林仪式，并面商江苏民政长，每年资助1万元。今天紫金山中山陵能郁郁葱葱，张謇功不可没。更值得提出的是，1914年，他接受青岛林务局的建议，决定每年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大力推行植树造林。

在牧业方面：张謇在创办通海垦区时，即认识到发展牧业对纺织之重要，故名其公司为通海垦牧公司。就任农商部总长后，即提出《奖励农牧产案》。他认为“外国毛织物之充斥于吾市场者，数十年矣。民国改制，冠服皆用呢，而毛织之需用尤广。吾国织呢厂，稍稍兴作，旋即颠仆，即幸存者，亦支离困顿，不能发展，其最大原因，则在羊毛缺乏，或其种类粗劣，是又当奖励牧羊之法，凡牧场能改良美利奴羊300头以上者，奖100元……”此案提出后，上面搁置不批。翌年，又提出《咨复财部请仍酌拨筹办棉糖林牧等场经费文》重申：“牧场一项，实因毛线物品，为近今制服所必需，若所产原料不多，何期工织之发达，而杜漏卮之外溢?查美利奴羊产毛量佳，毛量亦富，我国西北一带，于牧羊又极适宜……且牧羊事业，繁殖甚易，当年即可剪取羊毛，是需费无多，而收效最速，现在各省企图牧羊者，又不乏其人，即如四川，浙江等省，曾函电交驰，购索畜种，若非及时扩充，必无以应各有之求。而各省之企图牧羊者，亦以无种畜而进引辄止……”虽殷切之情，耀然纸上，区区费用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勉强设置了两处牧场，一处是就该部原有的张家口垦牧场，改称第一种畜试验场，饲养美利奴羊100只，蒙古羊200只，另一处是京西门头沟的荒废山场，组建第二畜种试验场。还在安徽凤阳，盱眙两县间，建起第三畜种试验场，派员前往澳大利亚购得美利奴良种羊，分配各场试验、繁殖。

在渔业方面：张謇生长在江口海滨，熟知内河与近海渔业的情况。18世纪末叶，外国轮船渔船闯入我领海者日多，其水产品也随之输入，使他感到一国之渔业与航政，不容忽视。就任农商总长后，1914年4月，制定《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次年又制定有关施行的细则，以及《公海渔轮检查规则》，凡经检查合格之渔轮，按照吨位，定期发给奖励金;对缉私渔轮，配备一定武器弹药。上述条例颁布后，相继有江浙、奉天、民富、北洋、淑兴、浙海、鲁海等渔业公司正式成立。拥有渔轮、风帆船等，并先后组织起直隶商渔联合会、山东商渔联合会、广东渔团等，护海缉盗，我国渔政始开其端。

1914年3月，张謇通令沿海各省，筹设水产讲习所，并由农商部选派专人，巡回讲课。当时以浙江省发动较早，其他如直隶、江苏和营口，都开设水产学校。同时，动员沿海各地小学，招收渔民子弟;还筹划设立渔会和海图局，拟定渔业法。

另外，1914年9月，张謇还颁布了《狩猎法》，对捕猎的器械，须经当地有关官署核准，始可使用，以保护珍禽异兽。

综上所述之种种，无论成与未成，均可见张謇当年之雄心壮志。其实，他对统治当局的内幕，早已洞悉。是可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远在光绪甲辰(1904年)他就担任过农商大臣的头等顾问官，宣统庚戌(1910年)，写了《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谈》一稿，据他事后在此稿后记中说：“(宣统)三年六月入都，举以陈于清农工商部，略供全部三数人酒半茶余之谈助而已，曹李奄奄，都无生气，宁有实行之可望?今其庶几乎，比亦以表与册寄示农林工商二部长，区区之意，但遇负是饯行之责者即言之。以贡我一日之知，而尽我匹夫之责。”以为轮到自己出任农商总长，会得到为自己拥戴的大总统和内阁的支持。谁知当上总统的袁世凯，热衷于皇帝梦不惜于卖国求荣，会拿钱去发展国民经济?张謇一再受挫，只得申请解职，他说：“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实际上，他是警惕自己不要跟着“洪宪皇帝”一道垮台，就在1915年秋天，挂冠南归。

兴办学校普及科学

张謇曾长期出长书院，应考科举，个中利弊，自有切身体会，尔后西风东渐，出访日美，见闻益广，感受亦多，加以国事日蹙，渐萌变革之念。早岁他在兴蚕桑受挫之余，专心研读徐光启《农政全书》尚觉不足，乃驰书其驻英之挚友顾延卿，提到“泰西农政水书，讲求至核，西人图绘其制实精，倘获其书必有出文定(徐光启)所得之外者”。请他代为搜集，并表示学西方应从农业着眼，才能不离根本。

张謇甲午中了状元之后，适逢中日海战之败，他深受刺激。翌年便列名加入上海强学会。在他所作《变法平议》中，明确地主张废科举、设学校，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后来他兴办实业，开纱厂时，又进而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还说“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继又发展到“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看来张謇的思想在客观影响与本人实践中，逐步由变法而教育，由教育而普及科学，但根本立脚点还是农业。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1902年(光绪壬寅)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上海农务会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择定南通千佛寺为校址，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与教会势力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相伯仲。

张謇办了学校以后，却又产生了一种想法：“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南通博物苑品自序》)1914年又有建国立博物苑之议，他不无感慨地表示：“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蕲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1915年他为实践科学普及的设想，在南通农校举办了一次以棉作为主的农业展览会。对棉花播种适期、栽培密度、土壤及肥料成分、摘心整枝等等，以及不同作法对劳力资本的投入比较其经济效果，除陈列出棉花品种、病虫害识别和防治技术外，尚有中外原棉所纺出之棉纱对比，以及小麦(谷类)、牧草、花卉、果品、蔬菜等等。另外还设有农具馆，陈列各种农具并一一进行解说，观众十分踊跃。

1915年张謇根据他的事业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在南通建立了一座军山气象台。他在《军山气象台报告书的序言》中指出：“为看阴晴燥湿风雷雨雪预测之验……测候之用至广，欧美各国，皆国家之主……岂私人财力所能充……惟是我国政变叠起，人事之救不遑，而奚暇于天?下走不自量……比者承乏农商，曾令各省设观测公所矣，卒以费绌，甫张而旋弛，然则兹台其千百具之嚆知欤?抑硕果欤?未可知也。”

张謇对教育事业也有全面考虑和安排，他除上述南通大学外，还曾创建女子师范、商业中学、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保姆传习所(幼儿师范)、银行传习所，政治讲习所，镀镍讲习所、国文专修科、伶工学社(戏剧学校)以及图书馆、印书局等等。为办这些教育文化事业的钱每年不下26—27万元。

提倡科学筹组农(学)会

1896年(光绪丙辰)，亦即戊戌前二年，张謇加入强学会，同年，他撰写了《农会议》，具体建议有五：

一、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宜有会督，宜有学堂一区。宜延欧西化学师一人，东洋农师一人，蚕师一人，翻译一人。宜有田四五十亩，其费由各府厅州县农会分集。

二、(农会)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一人为会长;又各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二三人为会员(相当于副职)。

三、凡定章程、筹出入(经费)刻书报，皆会督(总会长)之事，会督、会长、会员有无公费(工资待遇)各处自议。

四、督抚(总督、巡抚)或地方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

五、会员之事有三：辨土质、考物产、筹赀本(经费)。

张謇这个建议，较之当时谭嗣同执笔起草的上海《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有较大差距(该章程详见《中国农学会66周年纪念刊》)，主要的是张謇主张农(学)会靠官，而谭嗣同(或可代表康、梁维新人士)则大声疾呼：”大哉学会乎，新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谭嗣同文选注》)

1897年，即戊戌前一年，张謇还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份《请兴农会奏》重点阐明：“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接着引用西方报刊资料统计，加以说明。随后表示：“臣查英国从前设立务农会，其君主特须诏旨，许以自由权……美国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然后笔锋一转“中国有志学农者，颇不乏人，近日上海设立农学会，专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农政大兴之兆。臣拟请皇上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这份奏摺很长，讲了许多引用西方农法，以兴中土农业的道理。末尾提出：“如有山泽闲地，江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或仍用旧法……或集公司，或借官款……”看来张謇当时构想中的农会或农学会，近乎现在农业开发的经济实体，是他心目中一种民办官助，既是农业生产，又搞科研、推广的组织。

1898年满清政府见诸行动的，有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建立京师大学堂农科，以及首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农。此外，戊戌之后，几乎所有的各种学会，全都被查禁。唯农学会允许继续存在，所刊《农学报》亦继续出版。到1910年(宣统2年)，在张謇的倡导下，又重组了全国农务总会。次年他在该会主办之《农务联合会杂志序》中指出：“宣统2年，江宁劝业会之设，各行省之以农产会者、殆数十百种，由是士大夫合谋设研究会。会竟，惧其自此而终不通，由是复谋设联合会”。至于办这份杂志的宗旨：“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张季子九录)。

1917年1月，即张謇辞去农商总长还归故里的第二年初，由我国最早从欧、美、日本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发起组织的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教育会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张謇为上海教育会会长)，公推张謇为名誉会长。该会缘起有云：”创举斯会，冀收教学相长之效，藉尽鼓吹提倡之职。学理昌明，影响很大，是合或足开农业改进之先声，亦意料中事，宁止侈谈学理而已”(1917年2月5日申报第七版)。这个提法，又较张謇当年之设想，有所简缩。而且明确提出是农学会，不是农会、农务会、务农会等等。

本来，1898年6月开始的戊戌维新，光绪帝所颁发之变法令中，曾经提到“倡设农会，属于经济方面，而未归于政治、文教。9月维新为慈禧扼杀于襁褓之中，学会被禁。10月曾发布一条“上谕”：“前禁报馆学会，原以处士横议，其风断不可开，至于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本系在所不禁”(1898年10月上海《农学报》)。这个“农学会”的性质，与张謇之见相若。到中华农学会时，则显然不是“农商人等”“考求物产”的组织，而是国内的农科专业工作者，包括国外回来的农科留学生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了。这种情况，张謇既是知晓也是赞同的。1923年中华农学会在苏州召开第六届年会，他已七旬高龄，曾莅会并致祝词云：“走(我)于畴昔，曾箸林议，在官之今，与农同纪。莅会揭旨，适符前臆。诸子努力，此实伟业。”

当时，中华农学会的会员分4种：名誉会员、赞助会员、永久会员和会员。张謇的独子张孝若为仅有的3名名誉会员之一，其余2人为马君武与戴季陶(《中华农学会会员录》1935年南京刊行)。

张謇作为历史人物，在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则应属开拓启蒙之第一人。1929年胡适曾为张孝若给他父亲编辑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他儿子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纵然如此，张謇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特别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比他后来执掌全国农业行政的官员更令人感到可敬。1913年他所撰《实业政见宣言书》曾表示：“謇此次出就部任，大惧无以应现世之所需，餍国人之属望。夙袒惴惴，不能自已。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解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具体有四：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励。“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性质，若航海远洋渔业等则尤甚。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即所以为国家扩生计，增国力也。”“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济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故今日所可以告我国人考祗此。”这些话语重心长，切中时弊。可见他头脑清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后人做个榜样，是求有所为也。至少在我国近代农业史料中，弥足珍贵。

同年，张謇还发表了《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苦心孤诣，擘划周详，其中不但提到了“学校学会之研究学管理”。还对其一贯倡导之棉铁主义，加以抒发。更令人瞩目的是：“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计所获益，良非浅鲜”。此文结尾数语，尤其使人感动：“謇年逾六十，精神才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勉者尔”。

张謇辞官还乡，既未息隐山林，更未消极因循，而继续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当时他所办的实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可是全力投资在社会事业上。仅以保坍而言，据1917年张謇向政府的报告：“自光绪末以来，通城近江处已坍失农田二十余万亩，屡请于官，充耳不闻”，他只得自己出面，“既请荷兰工程师测量勘估，又向上海有关银行商借贷款。当时用以江岸保坍的经费，逾百万两(白银)。”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享年73岁。这样英雄一世的人物，如果说他“失败”，也是败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其责不在其人。

简历

1853年5月25日生于江苏南通州海门常乐镇。

1973年读《通鉴》《三国志》始写日记。

1876年入吴长庆幕。

1879年应总督、巡抚、学政三院会考优行生试，取第一。

1880年随吴长庆陛见。

1882年随吴长庆督师赴朝鲜，策划前敌军事。

1886年南归，为乡里兴蚕桑。

1889年著《棉谱》。

1894年思科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1895年列名上海强学会，出长江宁文外正书院。

1898年在南通兴办大生纱厂。

1900年筹建通海垦牧公司。

1901年筹建通州师范学校。

1903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

1904年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筹建大生二厂。

1905年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创建南通博物苑。

1907年参与创设中国公学。

1910年议设全国农业联合会。

1912年入京，任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

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参加旧金山博览会。

1915年辞农商总长、水利局总裁。

1917年中华农学会成立，被推为名誉会长，主持召开南通农业展览会。设立蚕桑讲习所。

1919年任运河督办。

1921年检旧存文字，订为张季子《九录》。

1922年主持南通中等学校运动会，被推为全国纱厂联合会会长。

1926年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

李慈铭

李慈铭(1830—1894)，近代文学家、学者。原名模，字式侯;改名慈铭，字㤅伯，号莼号;别署霞川花隐生、花隐生、越缦老人、莼老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早年补县学生员。凡11次应乡试，至同治九年(1870)始中举。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资郎。十六年(1890)补山西监察道御史，转掌山西道，巡视北城督理街道。一生博学，多病，有名士之风。自言性格冷峻孤傲，“故所值多阻而命穷”(《桃华圣解盦日记自序》)，“俗士疾之，要人扼之，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载之清风”(《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思想比较保守。

李慈铭自谓于经史子集、稗史佛典、诗词戏曲无不涉猎，但“所学于史为稍通”。其作品有诗词、散文、骈文、杂记、笔记，但“所得意莫如诗”。“其为诗也，溯汉迄今数千百家，源流正变，奇偶真伪，无不贯于胸中，亦无不最其长而学之，而所致力莫如杜”(《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又说：“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必须博采百家，“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所有”(《越缦堂诗话》)。

李慈铭之诗主要为思亲怀友、吟咏风物之作，感怀时事之作只占一小部分。如《京邸九日感怀四首》：“冷落风光九日天，故园回首一潸然。愁日逐客三千里，病骨名场十二年。江国去帆连远水，蓟门独鸟下寒烟。遥知弟妹承欢暇，应自登高望日边。”“飞驺结盖满神京，远地烽烟独怆情。贫贱犹为知已重，乱离莫道著书轻。一官失业家无食，十载厌时国厌兵。市骏台空屠狗散，真从今日悔浮名。”《庚申生日书感》：“卅载依依䣛下身，无端穷海作羁民。草间著述中年事，岁末饥寒览揆辰。天地何心生弃物，国家谁信待斯人?遥知今日高堂梦，白发思儿一倍新。”《村居杂感》：“局迹蓬蒿百感侵，数椽老屋傍江浔。贫贱半世生涯拙，风雨荒斋岁月深。难卜死生天定局，与时忧乐我何心?著书射猎都无味，华发萧萧学楚吟。”感慨身世，思乡嗟贫，一如常人。陈衍《石遗室诗话》曰：“越缦身丁乱离，遇复蹭蹬，而声诗极乎和平，不特不抑郁牢愁，亦并不矜才使气。题咏金石书画，自其所长，而闲情之作，偶亦所喜。”但也有感慨国事之作，如《边词三首》、《庚午书事二首》、《读史感事二首》等。著有《越缦堂文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白华绛跗阁诗初集》、《霞川花隐词》、《越缦堂日记》、《越缦堂词录》、《越缦堂诗话》、《越缦堂读史札记》等。

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1889一1957），本名向恺然，以字行，别署不肖生、平江不肖生等。祖籍湖南平江，生于湖南湘潭。祖父贵柏以经营伞店致富。父碧泉为秀才，不事生产。向恺然五岁开蒙读书。十一岁时全家迁回原籍。十四岁考入长沙高等实业学堂，翌年因参加公葬革命党人陈天华风潮，被开除学籍。变卖田产，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留学，入宏文学院。1913年毕业回国，因家道中落，赴岳州任洞庭制革厂书记，该厂总经理由湖南省军事厅厅长程潜兼任。同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起，向恺然任湖南北伐第一军军法官。失败后逃亡日本，考入东京中央大学经济系。1914年开始撰写长篇小说《留东外史》，年余完成。1915年回国，加入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并在江西革命总司令董福开手下任职，参加倒袁运动。袁世凯死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以卖文为业，主要致力于武侠小说。1927年返回湖南，第三次进入军界，任三十六军军部秘书。1929年去职，寓居北平，受聘为奉天《辽宁新报》特约小说撰述。1930年移居上海，仍以卖文为业。1932年返回湖南，创办国术训练所和国术俱乐部，提倡尚武精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四次进入军界，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的总办公厅主任，兼任安徽学院文学系教授。1948年在以程潜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任参议。1949年8月随程潜将军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于长沙，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和政协委员，并有《百鸟朝凤》等小说发表。

向恺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是以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生活为题材的《留东外史》，它是近代同类小说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其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武侠小说，成为我国由侠义小说向武侠小说过渡的代著作家之一。以《江湖奇侠传》最为著名，据此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大概是我国最早的武打片，曾轰动一时。其他如《江湖大侠传》、《江湖小侠传》、《江湖异人传》、《现代奇人传》、《玉玦金环录》、《铁血英雄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也流传甚广。此外尚有小说《留东新史》、《留东外史补》、《留东艳史》等，以及有关国术的杂记《猎人偶记》、《拳术见闻录》、《拳术传新录》、《拳师言行录》等。总计成集者可达二十余种，短篇更不胜枚举。晚年曾拟撰写《中国武术史话》，以病未果。生平事迹见向恺然《自传》(1986年4月岳麓书社版《江湖奇侠传》附)、成仪则(向恺然之妻)《忆恺然先生》(同上)、向一学《回忆父亲一生》(同上)等。

梅列日科夫斯基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俄语：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1866年8月14日—1941年12月9日），俄国作家、哲学家、批评家。生于一宫廷官吏家庭。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毕业。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是俄国象征主义的首倡者之一。所著《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1893)一书是俄国象征主义的文学宣言，宣称"新艺术的三要素"是"神秘的内容、象征、艺术感染力的扩大"，并攻击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是"功利主义的庸俗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1895～1905)的中心思想是基督教与多神教的永恒斗争,全书就按这个公式写成,其中第一部《叛教者朱里安》还渗透着尼采的超人思想。研究著作《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 （2卷，1901～1902）从宗教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托尔斯泰能洞察肉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洞察灵的秘密；强调两个作家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不以暴力抗恶和驯顺忍受等思想。这部书在西欧颇有影响。他还写有历史剧《保罗一世》（1908）、《阿列克赛王子》(1920)以及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和《十二月十四日》(1918)。1920年流亡国外，大部分时间侨居巴黎，所写的诗文激烈反苏。1939至1941年在法国和纳粹合作。最后死于巴黎。

谢翱

谢翱（1249年11月20日—1295年12月17日），宋元间诗人。字皋羽，一字皋父，晚号晞发子。祖籍福州长溪(福建霞浦)，后迁居建宁浦城(今属福建)。少时好读古书，所作文章，“必欲中古人绳墨乃已”(邓牧《伯牙琴·谢皋父传》)。17岁时，随父谢钥赴临安，准备应进士考试。途经桐庐，乃登严陵钓台(又名西台)，凭吊东汉严子陵。咸淳三年(1267)，试进士不第，乃作《宋铙歌鼓吹曲》、《宋骑吹曲》，“上太常，论者谓其文句炫煌，音韵雄壮，与唐柳宗元相并”(元吴莱《宋铙歌骑曲序》)。之后，落魄于漳泉间。元兵攻破临安之后，文天祥大举勤王之师。谢翱尽倾家资，募乡兵数百人，投奔文天祥，遂署咨事参军，随文天祥转战汀州、龙岩、梅州、赣州、会昌、雩都等地。勤王兵败之后，谢翱隐姓名匿于民间，先后流浪于浙东永嘉、乐清、括苍、缙云、鄞县、会稽、浦江等地，在浦江与吴渭、方凤、吴思齐等组织“月泉吟社”，并建“江源讲经社”，讲学授徒，并于闲暇时作游历，慕屈原托兴远游，自号晞发子，披发佯狂，歌哭行啸于野。曾登钓台祭文天祥，作《西台恸哭记》。后复游鄞越，入杭州，娶遗民刘氏女，买屋西山，与遗民相往还。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八月，以肺疾卒于杭州，次年正月，葬于子陵钓台之南。

谢翱在元代生活17年，始终不变冠服，不用元朝年号。因而一向以民族气节著称。平生著述甚多(详见方凤《谢皋羽行状》)，散佚亦较多。今仅存《晞发集》10卷，其中诗歌近300首，主要是入元之后的作品，内容多是抒发其深沉而真挚的故国之思。其表现手法多为借物抒情，抚今追昔，或借典抒怀，引古喻今，或通过写自己的幽栖生活和悲苦形象，以表现故国之思。名篇如《冬青树引别玉潜》、《过杭州故宫二首》、《重过二首》、《古钗叹》、《鸿门宴》、《五日观潇湘图》、《岩居效贾岛》等。另外还有一些友朋赠答、送别和反映劳动人民生活之类的诗歌，如《友人自杭回建寄别三首》、《余杭樵歌》等。其艺术风格渊源盖出于李贺、孟郊、贾岛一派，长于以凄清苦寒奇崛的笔调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多以至幽之境传至凄之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不足之处是对宋元之间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嫌不够，诗中的形象亦嫌孤立、单薄，有些诗歌艰涩苦枯，间有忌讳隐语，甚至“鬼语神韵”，不易理解。谢翱的散文仅存13篇，多为游记，善于叙事，工于描绘，无其诗中的枯槁味。其悼念文天祥的《西台恸哭记》是久经传诵的名作。

王映霞

王映霞（1908年1月25日—2000年2月5日），原名金宝琴，后改名王旭，字映霞，浙江杭州人，有着“杭州四大美人之首”的美誉，其一生经历颇为传奇。​

王映霞出生于杭州余官巷的一个家道中落商户家庭。12岁时，父亲患痨症离世，她被过继到外祖家。在惠兴女学校开启正式学习生涯后，14岁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附小高小一年级，受音乐老师姚韵漪影响，对文学、诗词产生浓厚兴趣。1923年秋，她成功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北大毕业的国文老师引导下，接触到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心中满是钦慕。​

1927年1月，19岁的王映霞在好友孙百刚家中，与31岁的郁达夫初次相逢。彼时郁达夫已有家室，却对王映霞一见钟情，随即展开热烈追求。面对郁达夫的狂热，王映霞起初犹豫不决，但在其猛烈攻势下，渐渐心动。1927年6月5日，两人相识不到半年便在杭州聚丰园订婚，1928年3月于上海南京路东亚饭店举办喜筵，婚后定居上海。起初，二人有过一段甜蜜时光，王映霞操持家务同时催讨版税维持家用。可随着时间推移，激情褪去，两人性格、脾性及生活态度的矛盾日益凸显。郁达夫情绪多变、嫉妒心强且占有欲旺盛，王映霞则性格开朗、眼界颇高，对平淡家务和郁达夫的生活方式深感不满。​

1935年，他们搬回杭州，耗费2万余元建造“风雨茅庐”。1936年，郁达夫因经济拮据南下福州任职，“风雨茅庐”成了王映霞接待达官贵人之处，其中包括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郁达夫发现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书信后，迫使王映霞与之分手。1938年底，郁达夫携王映霞及长子郁飞前往新加坡工作。1939年，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曝光两人情感纠葛及王映霞与许绍棣交往情节，王映霞则发表《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予以反驳。1940年3月，二人协议离婚。​

离婚后的王映霞回到重庆，结识了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1941年3月，二人发布结婚启事，次年4月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婚礼。婚后，钟贤道对王映霞关怀备至，给予她安稳生活，二人育有一子一女。1949年，他们举家迁回上海，王映霞先后担任小学老师、上海文史馆馆员，期间虽历经文革磨难，但最终得以平反。2000年，王映霞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南山公墓。

卢卡奇

卢卡奇·格奥尔格（György Lukács，或Georg Bernard Baron Lukács von Szegedin，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匈牙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1885年4月13日出生于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1902年在布达佩斯新教文科中学高中毕业，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和国民经济学。1906年在科罗茨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曾两次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听狄尔泰、韦伯和齐美尔等教授的课，进入韦伯的学术圈子。同时又开始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1908年，以《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获得基斯法卢狄协会授予的奖金，1909年，将其改编为《戏剧的形式》一文，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旅居德国的海德堡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地，写出了《心灵和形式》、 《艺术哲学》 (未完成)和《小说理论》等富有创见的著作。大战期间，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从韦伯和齐美尔的信徒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12月加入刚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担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文化和教育副人民委员。同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维也纳，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欧洲特点的革命变革道路。1923年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该书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机械论、宿命论的观点，提出并论证了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物化)等问题。该书一出版即受到当时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批判，被指责为“修正主义”。1928年因在为匈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政治报告《布鲁姆提纲》中的观点而遭到匈共党内库恩集团的强烈反对，被扣上“取消主义”的帽子，被迫作违心的自我批评。此后，转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和学术研究。从20年代末到1944年12月，大部分时间旅居苏联。先在苏共马列研究院工作，参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编辑工作。后又到苏联科学院研究所《文学评论》杂志社工作。在那里，还先后开展了对俄苏、法、德等国重要作家的研究和评论工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和创建工作，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创建工作以及德国哲学史的研究，完成了两部哲学巨著。《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7年，首开了现代黑格尔研究的新风气;《理性的毁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1944年12月回国任布达佩斯大学美学和文化哲学教授。1956年苏共20大后思想有变化，参加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因担任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一度被流放罗马尼亚。此后著作在国内无法出版，只得拿到西方发表。1963年， 《美学》第一卷《审美特征》在西方出版。 (第二卷《艺术作品与审美态度》，第三卷《艺术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未能完成和出版)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为依据，系统地多层次地探讨和论述了审美现象，同时又以较大篇幅论述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在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发表《民主化的现在和未来》一书，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社会主义的前途。逝世前几年致力于写作三大卷的名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第一卷《黑格尔的错误和真正的本体论》，第二卷《马克思的本体论的基本原理》，第三卷《劳动》)，生前没有完成，只发表了一章，这是总结自己一生研究成果的著作，又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不足加以弥补。该书依次分析了劳动、实践、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价值、理想、意识形态、异化等范畴，并申明“社会存在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界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承认了自然辩证法的前提性。1971年6月4日，在布达佩斯去世，享年86岁，临终前被赞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全集(20卷左右)将在匈牙利和西德出版。他的研究涉及到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学科，如哲学、哲学史、艺术和文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哲学等，特别是在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上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哲学上，他反对把社会存在归结于经济基础，主张用总体性的原则考察社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同一的，主体和客体在社会存在中是同一的。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认为异化(物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心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消除异化和实现“真正的人性”。主体一客体在社会中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获得自我意识而消除异化的设想，总体性原则，是卢卡奇哲学的三个基本点。卢卡奇的思想和他的生平一样曲折复杂，尽管他一生中受到过很多批判和争议。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有人称他为“修正主义者”，有人称他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在他逝世后，他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肯定。

德尔布吕克

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 1848.11.11～1929.07.14），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历史学家。生于吕根岛贝尔根一法官家庭。先后入海德堡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1867年参加普鲁士军队，1870年参加普法战争。1874～1879年，担任瓦尔德马亲王的私人教师。1885～1926年，在柏林大学任教。1882～1885年，任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83～1919年编辑出版《普鲁士年鉴》。1884～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先后任《国家档案集》《欧洲历史年鉴》等重要刊物、书籍的编辑。经20年辛勤耕耘，1900年出版巨著《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1卷。全书共7卷，于1936年出齐。该书记述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到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年）的军事历史，分析了政治体制与军事体制的关系。此外，还撰写出版了《历史与政治论文集》（共3卷，1886～1887）、《世界历史》（共5卷，1923～1928）等著作。德尔布吕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强烈抨击，指出德国必然失败；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持否定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A.von蒂尔皮茨和E.鲁登道夫提出尖锐批评，不认为德国战败是国内革命所致。是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和“使命论”的拥护者。

本尼迪克特

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néeRuthFulton，1887年6月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1948年9月17日卒于纽约市），美国民族学家、女人类学家、女诗人。系美国人类历史学派开创人,F·博厄斯的学生,也是他的学术继承人。生、卒于纽约。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36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在学术思想上与博厄斯有所不同。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她重视实地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过北美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传道区印第安人、阿帕契人、皮马印第安人和布莱克弗特人(黑足人)。她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混合物,但她的种族主义主张比较隐蔽。她虽在口头上也反对种族主义,但认为生活不同于文化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心理素质,在生活上表现为不同的系统反应,并认为每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具有一种特有的“心理定向”和判断事物的能力。这种定向实际上就决定了其成员如何看待和处理来自周围环境的信息,也就是说文化决定着思维方式。她认为不同的文化模式是有优劣之分的,应在世界上推行一种最“优秀”的文化模式,这便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她的代表作是《文化模式》(1934)和《菊与剑》(1946)。《菊与剑》在日本曾引起强烈反响。其著作还有《种族:科学与政治》(1940)、《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1935)等。

不空

不空三藏法师（705年～774年），音译“阿目佉跋折罗”，或称“不空金刚”，又名“智藏”。西域狮子国人(今斯里兰卡)，另说为北天竺(北印度)人。为密宗祖师之一，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幼年出家为沙弥，14岁时在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师事金刚智，随同由海道乘船经广州，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来到洛阳。在广福寺学习汉、梵文经论及律仪等。20岁受具足戒后，曾侍金刚智多次往返洛阳、长安两地，并参与译事和传五部密法。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金刚智奉玄宗命归国，行至洛阳病故，不空料理其师丧葬后，承命以唐使名义由广州乘船赴师子国寻求密教典籍，于开元三十年到达，住于佛牙寺，和弟子含光等37人从普贤阿阇梨重受灌顶，学五部契印曼陀罗法、瑜伽护摩等三年。不空等人在师子国时，曾求获金刚顶部密教梵典和大小乘经论共100种，1200卷，以天宝五年(746年)回到洛阳，奉唐玄宗命住于净影寺，从事译经，并开坛灌顶。天宝九年(750年)时，玄宗准其归国，途中患疾，在韶州养病，未能继续前行。天宝十二年(753年)，河西节度使、御史大夫、西平郡王哥舒翰奏请，敕下韶州，追还长安。一月后，又令赴河西，在威武开元寺进行译经、设坛灌顶等宗教活动，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为止。在此四年之内，不空译出：《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五卷、《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卷、《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一卷及其它经咒等，由行军司马、礼部郎中李希言，节度判官、监察御史田良丘等笔受。是年夏天，奉诏返回长安，住在兴善寺继续译经和灌顶传法等活动，直到唐代宗李豫大历九年(774年)六月十五日病逝。不空生前出入宫廷，结纳权贵，历事三朝而显赫三代，以沙门身份达到妇主降阶，六宫罗拜，位列三卿之贵，并加特进，的确是“首出僧伦”之事。唐肃宗李亨当政时(756—761年)，还“不斥其名，但称其号”。死后被李家王朝赠开府仪同三司、授司空、赐爵肃国公，谥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正如园照在《贞元释教录》一书中所说，是“先古未闻”之事。

不空一生所译的显密两部经论、仪轨、陀罗尼等和其它著述，共有171部215卷之多(贞元释教录中仅有111部143卷的记载)。在中国佛教史上，不空和鸠摩罗什、真谛、玄奘被誉为四大译师。在“开元三大士”中，不空也较金刚智和善无畏的影响为大。密宗的开创者名义上是善无畏，曾被尊之为“教主”，但实际上的创始人应属不空，他对密宗发展所起的作用，是远远地超过其祖其师的，正是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当然，一方面是适应“开元盛世”的密宗特点，而重要的一面则是在密宗的经咒、仪轨、陀罗尼等翻译过程中，形成梵汉音译的严谨对音，这类音译为音韵、训诂等学的研究，保存下来一份较为丰富的语言学史料，把它称之为“不空学派”的卓越成就或贡献，似无不可。

密宗在唐代虽然盛极一时，但为时不久即趋于衰亡。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日本留学僧空海在长安青龙寺从不空弟子惠果受两部秘法，获传法大阿阇梨位。空海归国以后，创立了真言宗在日本流传下来，后被称为东密。

何海鸣

何海鸣（1887—1944），名时俊，以笔名海鸣行世，别署一雁、孤雁、衡阳一雁、余行乐、行乐、求幸福斋主等。原籍湖南衡阳，生于广东九龙。弱冠赴湖北，投清政府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当兵，后升副目，兼司书生帮写。因在军中进行反清活动，并在当地报纸发表激烈言论，受到警告处分，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自请退伍。旋由詹大悲推荐，任汉口绅商所办军事补习学校国文教员和军操教习。同年十一月，加入反清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宣统元年(1909)社友詹大悲接办《商务报》，何海鸣任编辑。宣统二年八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同年十二月再改名为文学社，何海鸣均为其骨干分子。同年十一月在汉口与詹大悲创办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三年六月，因在该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被判刑一年半，该报也被查封。同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方得出狱。旋任汉口军政分府参谋，并改组《公论报》为《新汉报》，任经理。一度因汉口失守而离开，南北议和后又返回，复刊《大江报》。黎元洪以《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下令查封，并捉拿何海鸣，何海鸣得讯逃至上海，先后创办《爱国日报》、《爱国晚报》、《民权报》等。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何海鸣赴南京，协助黄兴组成讨袁军，任第八师师长。失败后逃亡日本。因经不起袁政府利禄诱惑，于1915年3月回沪，在《时报》上发表《何海鸣最近之宣言》，向袁政府投降，并诋毁孙中山先生。1918年8月曾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1926年10月任张宗昌部宣传队总司令。1927年1月又任安国军直鲁联军宣传部第一部部长。张宗昌失败后，寓居辽宁，后迁居上海，以卖字卖文为生。1936年病卒。

何海鸣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后半生，作品以小说为主。所著长篇小说十多部，如《孤军》、《黄埔血泪》、《奇童纵囚记》、《摩登女儿经》、《倡门红泪录》、《琴嫣小传》、《朔方健儿传》、《平泉大侠劫富记》、《怒》等，尤以《十丈京尘》饮誉文坛。其他尚有《海鸣小说集》、《何海鸣说集》、《求幸福斋随笔》、《求幸福斋丛话》、《中国工兵政策》、《学校军事教育》等。生平事迹见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何海鸣》(1982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赵苕狂《何海鸣传》(1926年上海世界书局版《海鸣小说集》附)、郑逸梅《小品大观·何海鸣》(1935年8月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等。

凡勃伦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年7月30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尼托瓦克县，1929年8月3日卒于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附近），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威斯康星州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挪威移民。早年就学于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主要著作有:《有闲阶级论》、《企业论》、《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工程师和价格制度》、《在外业主所有权与近代企业》等。

凡勃伦以反对奥国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异端者身分出现，从庸俗进化论及行为主义出发，摒弃边际效用概念、均衡理论和静态分析,主张制度分析或文化心理因素分析，倡导演进经济学.企图建立以研究制度的进化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他的经济学说虽然受到当时美国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家的讥讽和冷遇，但至今仍然在美国有较大影响。

凡勃伦以人类的本能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他认为人类在经济生活中基本上具有改进技艺和追求利益两种本能，从而相应地形成两种制度，即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在现代社会，这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也就是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和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主制度。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企业主制度靠有利的价格获取利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和谐的、完善的,而是有矛盾、有缺陷的。

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将得到解决。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技术人员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取得管理社会经济的权力.追求利润的企业主制度就会被摒弃企业主统治生产的现象就可以克服。在他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案中主张把企业管理权交给由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实行技术家治理，使生产体系摆脱企业主的统治。

凡勃伦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他关于生产和企业主制度之间矛盾的论述只是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掩盖了垄断资本统治的实质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只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个特殊类型。

贝克特

萨缪尔·贝克特（英语：Samuel Beckett，1906年4月13日－1989年11月10日），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生于都柏林一个虔信新教的中产阶级家庭。14岁时被送到一所私立学校读书,后到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1927年毕业后到巴黎某大学教英语,与侨居那里的乔伊斯相识,此后一直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并当过乔伊斯的秘书,在创作思想上受到他的一定影响。1930年他回三一学院教法语,一年以后即放弃这一工作,并从1932年开始漫游欧洲,创作了一些诗歌、小说、随笔等,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能发表。1938年他在巴黎定居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并与一位组织成员结婚。为躲避德军的追捕,他曾在一小乡村当过农业工人,战后返回巴黎,专事创作与翻译。到1945年,他已发表了诗集《婊子镜》(1930),评论著作《普鲁斯特》 (1931),长篇小说《莫菲》(1938)、《瓦特》(1944)等,还用法文翻译过乔伊斯的作品。从1946～1950年,他创作了3部小说、两部剧本,直到1951年,三部曲小说的第一部《马洛依》才得以出版,并受到评论家的称赞,因而三部曲的后两部《马隆纳之死》和《无名的人》及剧本《等待戈多》也于次年顺利出版。《等待戈多》深刻地表现了客观世界的荒诞和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处境,是他戏剧方面的代表作。此后他有好几年没有动笔。1956年后他又创作了一些剧本,如《最后的一局》(1957)、《哑剧》(I) (1957),还有广播剧《倒下的人们》(1957)、《炭火》(1959)、电影剧本《薄膜》 (1965)、电视剧《迪斯·乔》(1968)等。1969年,贝克特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他的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说他的戏剧“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他被认为是“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作家和奠基人。

刘处玄

刘处玄(公元1147--1203)字通妙，一说字道妙，号长生子。东莱(今山东掖县)人。自幼丧父，事母谨孝，不慕荣华，清静自守。大定九年从王重阳学道，游寓齐豫，乞食炼形，重阳君去世后，与马谭邱守孝庐墓三年，遵师遗言随谭长真奔赴洛阳，亦如谭长真以游方乞食为生，花街柳巷炼性。与谭常有书信往来。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继任全真掌教，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返回掖县老家，大弘教法，金章宗闻风征请，待如上宾，官僚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履，无时不盈。承安四年（公元1198）乞归，赐名“灵虚”。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仙去。至元六年赠“长生辅化明德真人”，世称“长生真人”。为“北七真”之一。以修炼、传承他的教理、思想为主的门人派别称为全真随山派. 简称随山派。

刘处玄，金代道士，全真道 “北七真”之一，内丹学家。字通妙，一说字道妙，号长生子， 东莱 (今山东掖县) 武臣庄人。自幼丧父，谨事孀母，誓不婚宦，清静自守。大定九年 (1169年) 九月，闻王重阳携丘、谭、马、至掖城，竭蹶而趋，香火迎拜。重阳爱其殷勤，美其专精，观其神采不群，乃赐号予名，收归门下。自此随师游汴梁，寓夷门，乞食炼形。大定十二年(1172年)，与马、谭、丘扶柩葬师于终南。而后游洛阳，炼养于尘埃，养素于市廛。复迁栖云溪之滨门，人为凿石室以居之。大定十六年 (1176年) 东归省母，乡里诬告其杀人，不辩解，被逮下狱近百日，后杀人者自首，方免。谭处端卒后(1185年)，继掌全真道。承安三年(1198年)，金章宗遣使者以鹤板蒲轮征至京师，赐修真观，官绅士庶归依往来者相仍。次年三月乞请还山，赐以“灵虚”观额。著有《仙乐集》、《至真语录》 及 《道德》、《阴符》、《黄庭》 注释。开全真 “随山派”。元世祖至元六年 (1269年) 赠 “长生辅化明德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为“真君”。

蓝鼎元

蓝鼎元（1680一1733）清广州知府。字玉霖，福建漳浦(今云霄县)人。幼年丧父。聪颖好学,刻苦自励。17岁,离家泛舟于闽、浙、粤沿海,以开阔眼界。经9次乡试俱落选,但其文才已被时人赞赏。康熙四十六年(1707),大中丞张仪封抚闽,受召于福州建鳌峰书院,参加纂订先儒著作。一年后辞职又返里闭门苦读。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贯倡乱，从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师进讨，多出赞画。七日台湾平复，从廷珍招降人、殄遗孽、抚流民、绥番社，岁余始返。曾著论，言治台之策。大意谓，台湾“山高地肥，最利垦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雍正元年(1722)，选拔入京分修一统志，六年，授广东普宁知县，官有惠政，尤善治狱，“听断如神”。时有潮州民王士毅者，以女弟被毒死来告。云从女弟阿雄，嫁普宁民陈天万为妾。天万嫡妻许氏妒，以药鸩阿雄致死，十指句曲，齿唇皆青。次日往验，则空旷无尸，士毅利口喋喋，天万则举家相顾，骇愕不能出一言。经反复查勘，乃士毅皆人移尸陷害天万，遂治士毅等人罪，释天万及其家人。曾著有《鹿洲公案》，记述其治狱之事。调任潮阳知县，以忤监司，罢职。居任广州知府，抵官一月，卒。著作还有：《东征集》、《平台纪略》、《棉阳学准》、《女学》等。

秦桧

秦桧（1090—1155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奸臣之中，秦桧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了。千百年来，人们诅咒他，唾骂他，“秦桧”二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几乎成了奸臣的代名词。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其父秦敏学官至县令。秦桧幼年拜后来成为南宋初年奸相的汪伯彦为师，后入太学就读。因他善干些跑腿小事，同学诸生们每出游饮酒事先皆委之办集，故人送绰号“秦长脚”。

政和五年(1115)，25岁的秦桧考中进士，补为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后中词学兼茂科，历任太学学正。秦桧的妻子王氏是北宋名臣王珪的孙女，王氏的亲姑夫即曾任枢密使又是宋徽宗郑贵妃堂兄的郑居中，夫以妻贵，尽管秦桧所任只是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小官，却由此和达官显宦交往甚密。秦桧自小天资狡诈阴险，又从汪伯彦那里学得一套玩弄权术的本领，以致在上层社会中很吃得开。

靖康元年(1126)初，金兵大举南侵，包围汴京，遣使要求割占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当时朝内分别以李邦彦、张邦昌和李纲为首形成了主和、主战两派，双方意见纷争不已，莫衷一是。宋钦宗虽迫于形势起用李纲，内心却倾向于割地求和。善观风头的秦桧见有机可乘，一面上书提出反对割地等主张，给自己加上抗金派的桂冠;一面又和掌握实权的主和派打得火热，博得了两派的好感。后来，李纲等人被排挤出朝，秦桧却步步高升，先拜职方员外郎，又任殿中侍御史，升左司谏，并很快在投降派大臣李回、吴的推荐下爬上了御史中丞的要职。

当年十一月底，金兵再度南侵，攻陷汴京，扣押徽、钦二帝，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金人的行径遭到了宋朝广大臣民的抵制和反对，监察御史马伸慷慨激昂地对众官说：“我们职为诤臣，岂能坐视而不吐一辞?应当共同奏状，以存赵氏。”秦桧身为御史台长官，为下属所迫，便写了一封状文送到金营。状词首先表白自己并非仅仅忠于赵宋王朝，也是为金朝着想，指出宋朝建国已久，地域辽阔，号令一统，根深难拔，而张邦昌只是一个附会蠹政之人，天下正嫉之如寇仇，他一当皇帝，人民必共起而诛之。而金朝若恢复宋钦宗之位，不仅大宋蒙福，也是大金万世之利。北宋覆亡的命运自然不是秦桧的一纸空文所能挽救得了的，但这番举动，则使他进一步取得了赵宋“忠臣”的美名。状文送出不久，秦桧被押到了金营。

历史总是像变戏法一样捉弄人。“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假若秦桧恰在此时呜呼哀哉，说不定真会以其棱棱风骨而名垂青史呢。然而事实最终证明，秦桧反割地、反张邦昌仅仅是一时之举而已，当他沦为金兵的俘虏，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之时，软骨头的原形就暴露无遗了。他很快就变节投降，在金朝权贵的脚下摇尾乞怜，堕落成了可耻的民族败类。

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北宋俘虏都被囚禁、役使，甚至迫害致死，惟独秦桧不但未受苦楚，反而得到重用，被赐给金的左监军挞懒“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就是管事的僚吏。阶下之囚蒙受如此殊遇，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秦桧于是便谄事挞懒，倾心为之用。卖力的效劳换来了主子的青睐，粘罕赐他钱万贯，绢万匹，连金太祖的四太子兀术也专门宴请过秦桧。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再攻南宋时，秦桧当上了挞懒部的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成了新主子的跑腿长脚。

南宋军民波澜壮阔的抗金斗争使金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单凭军事力量是不可能最终征服南宋的，还必须采取“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通过“和议”诱惑南宋放松警惕，丧失斗志，瓦解抗金力量。为此，他们认为必须派遣奸细打入南宋朝廷内部。

遴选的结果，金人的目光集中到了秦桧头上。在他们看来，秦桧不仅能效忠金朝，还提出了与“和议”策略合拍的“南自南，北自北”的口号，意思是南宋承认金对北方故土的占领，偏安半壁河山，和金朝南北并立。而且秦桧过去拥有“忠义”的好名声，能够巧于伪装，取信于南宋朝廷，是最为合适的奸细角色。于是，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遂在金人的指使下携带全家数口谎称“杀死监视的金人，夺舟而来”，回到了南宋。

秦桧回来得太蹊跷了，人们不禁疑窦丛生：秦桧和许多大臣一同被俘拘禁，别人未归，为何单单他自己能够回来?从燕山到楚州(今江苏淮安)边境2800里，如此漫长的地带岂能无金人盘查防守?而且又怎能携家带口逾河越海而未被发觉呢?这些问题秦桧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但他昔日的老关系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李回却极力为之辩护，既奏其忠，又荐其才。宋高宗对秦桧也极为重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了他。

其实，宋高宗几年来被金兵打得如丧家之犬，失魂落魄，得了严重的恐金病。他三番五次地遣使求和，卑辞厚礼，无所不至。甚至亲自给粘罕写信，表示愿削去帝号，无条件地投降。对宋高宗的这些活动了如指掌的秦桧，一见到宋高宗就无所顾忌地提出了“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要宋高宗放弃抗金，议和投降，并当面呈上了自己准备好的给金将挞懒的求和书。君臣二人不谋而合，高兴得宋高宗对大臣们说：“秦桧淳朴忠厚过人，朕见到他后喜得睡不着觉。不仅听说了二帝、母后的消息，而且得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秦桧一转脸成了“当代苏武”，被任为礼部尚书，不久又升任参知政事，就这样轻易地在南宋站稳了脚跟。

接下来，秦桧的首要目标就是图谋相位，保证议和投降阴谋的实现。当时的宰相是和秦桧素来要好，并曾竭力保荐过他的范宗尹。秦桧表面上尊重他，暗地里却想方设法进行排挤。每与范宗尹一起谋事，秦桧即使发觉有所不妥也不作声，而是偷偷告诉宋高宗，使高宗逐渐对范宗尹产生恶感，结果范宗尹很快就被秦桧排挤下台。范宗尹一去，相位久虚，秦桧又扬言说：“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有人问他为何不讲出来，他露骨地回答：“今无相，不可行也。”甚至干脆对宋高宗说：“若用臣为相，必有耸动天下之事。”秦桧所谓的二策，一则是与金朝疏通，让分隔南北两地的士大夫通致家问;二则是把逃到江南的山东河北之人纠集起来送还北方，亦即送给金朝。显然这二策实际是“南自南，北自北”投降方针的具体措施。宋高宗为早日达成和议，遂在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把军政大权全交给了他。

秦桧上台伊始，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设法将左宰相吕颐浩排挤到镇江专掌军事，一面设置“修政局”，收罗党羽，安排其中，逐步丰满自己的羽翼。秦桧为相之初，凭借过去“存忠赵氏”的一段经历，欺世盗名，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以为他定能完成匡扶宋室的重任。然而一年下来，秦桧除办了些簿书狱讼、官吏差除、土木营缮等皮毛小事外，便是不遗余力地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种种行径激起了朝官士人的不满，所谓二策也招致了广大军民的反对，连宋高宗也因和议并未迅速达成而对秦桧颇为失望。于是，在吕颐浩的反攻和御史黄龟年的弹劾之下，宋高宗迫于舆论，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贬他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秦桧虽去，宋高宗乞和投降的意图始终未变。而秦桧罢政之后，人虽赋闲，贼心不死，时刻图谋东山再起。绍兴二年之后，金兵在陕西中原战场上连遭败衄，局势向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金朝被迫重弹和议老调。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在他心目中，秦桧始终是他“诚实可倚”的得力助手，与金谋和，非秦桧不可。于是，随着和谈紧锣密鼓地进行，秦桧复被步步重用，绍兴七年(1137)正月，拜枢密使，享受宰相的待遇。

秦桧这番出山，受助于右相张浚的汲引。但身为宰相又是抗金派的张浚自然又成了秦桧觊觎相位的绊脚石，秦桧再次暗中捣鬼，使张浚因委任将帅措置失当而引咎辞职。张浚原先对秦桧评价颇高，以为他靖康之时为保全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以与他共图天下事。谁知几个月的共事使他看清了秦桧奸诈阴险的嘴脸，此时宋高宗有意用秦桧为相，却又怕群臣反对，便试探张浚：“谁可代卿?秦桧如何?”张浚直言不讳地说：“近与共事，始知其暗。”宋高宗只好改任赵鼎为相。

张浚的态度更激起了秦桧的忌恨。当时张浚被流放岭南，赵鼎等人奋力营救，秦桧非但默不作声，反而以造谣诬陷的手法离间原本十分密切的张、赵关系。对赵鼎说：“皇上早欲召你为相，张浚却故意阻挠，你难道不知吗?”一句话既使赵鼎不满于张浚，又改变了他素来讨厌秦桧为人的看法，收得一箭双雕之效。此后，秦桧表面上极力奉承赵鼎，一切按赵的意思办理，骗取了赵的进一步信任。

在赵鼎的支持下，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次被高宗任命为右相。过了几个月，秦桧又设法将赵鼎排挤出朝。赵鼎一走，朝政大权完全落入了秦桧手中。

宋高宗从即位到绍兴八年的12年间，任用宰相凡10人，执政33人，其中，无论是主战派的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的黄潜善、汪伯彦，都任职不长。而秦桧却从再次任相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死去为止，一直窃居相位达18年之久。

秦桧之所以得到了宋高宗如此专一的信任，是和他助纣为虐，协助宋高宗倡行和议，卖国投降，并得到金朝主子的支持分不开的。和议投降，是宋高宗一贯奉行的国策，更是秦桧投机起家的阶梯。宋高宗为苟且偷安，秦桧为报效金朝、谋权固位，遂以和议为中心，狼狈为奸，打成了一片。

一度罢相的教训使秦桧深知，要想奉行金朝主子的旨意，实现自己垄断朝政的阴谋，必须首先得到高宗的特别信任，而这当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在和议上使高宗专注地依赖自己。于是，复相不久，秦桧就相机对高宗说：“臣僚们大多畏首畏尾，多持两端，不足以和他们决断大事。若陛下决心想讲和，请求只与臣一人商议，勿许群臣干预。”宋高宗虽当即表示：“朕独委卿。”但秦桧仍怕高宗会在人们的反对下变卦，就说请高宗考虑3天后，两人再谈。3天后，宋高宗说：“朕欲和之意甚坚”，秦桧却仍不放心。当高宗又考虑了3天，表示求和的决心坚定不移之后，秦桧乃公开宣布：今后朝廷要一心求和，不许臣僚再干预此事。于是，一幕卑躬屈膝、卖国投降的丑剧就此粉墨登场了。

绍兴八年(1248)十月，张通古、肖哲等使臣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议和，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沿途州县守臣对金朝诏书用臣礼迎接，而且要求宋高宗也得像金朝臣子一样再拜而跪受。这种对南宋侮辱之至的无礼要求，充分暴露了金朝议和的本质，因而遭到了南宋广大爱国军民的强烈反对。秦桧则生怕得罪金人，要求宋高宗屈己行礼。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顿时哗然。众心共怒，士卒们汹汹然准备哗变，百姓们则有的夜间在大街小巷张贴告示，揭发秦桧是金朝的间谍。迫于南宋军民的压力，金使不得已接受了宋高宗、秦桧的变通办法，由秦桧代替宋高宗行跪拜之礼。秦桧便在三省、枢密院官员陪同下，来到馆驿，跪倒在金使脚下再拜叩头，接受了金朝诏书。

这次宋金议和达成的条款规定：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贡纳银绢50万两匹，金则归还河南、陕西之地。根据这个和约，南宋实际变成了金的属国，宋高宗也做了金的儿皇帝。当南宋人民遭此奇耻大辱而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地切齿痛骂秦桧，恨不得将其食肉寝皮的时候，宋高宗和秦桧却寡廉鲜耻地大庆其投降之功，命百官进表称贺，大赦天下，高奏起了边关太平之调。

一纸和约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决不会使敌人放下屠刀。

南宋朝廷庆祝和约的欢呼声还未平息，金朝内部主战派首领兀术等人重掌实权，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和约，兵分四路，大举南侵。金兵的进攻很快遭到了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刘、韩世忠等的猛烈阻击。各路宋军在正面战场上连战告捷，敌后义军也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金斗争，两者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南侵金军的大包围。兀术惶惶不可终日，准备撤兵北归了。抗金形势空前大好，倘若此时南宋君臣合力同心，锐意进取，即使不能实现岳飞直捣黄龙的宏图伟志，恢复北宋旧疆也是指日可待的。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部被宋高宗和汉奸秦桧的干扰破坏断送了。

宋高宗向来把抗金作为权宜之计，当着金兵南犯，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他就不得已而支持抗金;而当军民将士的浴血奋战维护了他的统治之后，他又担心抗金力量的壮大会使将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对他形成另一种威胁而时常加以限制。因此，宋高宗的羁勒政策更成了秦桧破坏抗金、迫害忠良的保护伞，随着抗金斗争的发展，秦桧的捣乱也就更为变本加厉、不择手段了。

抗金战场上战斗力最强、最勇猛、战功最为卓著的是岳飞统帅的“岳家军”，秦桧破坏的重点自然也就对准了岳飞。为削弱岳家军的力量，秦桧施出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法，首先唆使宋高宗下诏，命本来与岳飞协同作战的刘、张浚部调回淮南，使岳飞陷于孤军深入的境地，以便借刀杀人，借金兵之手消灭岳家军。但岳飞的雄才大略并未使这一阴谋得逞，即使孤军奋战，仍取得了城、颖昌大捷。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让宋高宗连降12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南撤，使岳飞竭力抗金的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葬送北伐仅仅是秦桧破坏抗金、瓦解抗金力量的第一步。他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清除投降议和的障碍，非得除掉手握兵权的岳飞等人不可。

绍兴十年(1140)四月，秦桧秘密奏请宋高宗将韩世忠、张浚、岳飞三人召到临安，名义上论功行赏，分别授予三人枢密使、副使的职位，实际剥夺了他们的兵权。三人当中抗金最奋力且反对投降最激烈的就是岳飞。他自小献身抗金，戎马倥偬，驰骋半生，为抗金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成了秦桧的眼中钉、肉中刺。秦桧认为，岳飞不死，终究会梗阻和议，自己也必受其祸，必欲杀之而后快。秦桧首先指使其党羽对岳飞造谣中伤，说他稽违诏旨、沮丧士气、妄自尊大，迫使岳飞上章辞职。紧接着又唆使张俊诬陷岳飞的旧将张宪“谋反”，并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收买张宪的部将王俊，伪造张宪谋反的证据，最后将这个所谓“十恶不赦”的罪名硬加到岳飞头上。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将岳飞及其子岳云下到大理寺狱中，刑讯逼供，百般折磨。终于在当年十二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在狱中，岳云和张宪也被斩于都市。岳飞被害的噩耗一传出，天下冤之，闻者流涕。秦桧对中华民族又欠下了一笔新的血绩，下至三尺童子，亦对他切齿痛恨。

秦桧在宋高宗的信任支持下，通过排挤他人谋取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为巩固既得权势，进一步严密地控制南宋朝政，他更变本加厉地迫害异己，消灭政敌。所有与他议论不合，或对其专权构成威胁的人，都成为他打击陷害的对象。

张浚虽被秦桧排挤出朝，仍关心国事，上疏揭露秦桧的阴谋伎俩，秦桧因此更加恼羞成怒，随即免去张浚节度使的闲职，贬到连州(今广东连县)，又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此后一再加以迫害。赵鼎被贬后，秦桧始终不放过他，找不到新罪状，就翻弄出他曾“阻挠和议”的旧帐，请宋高宗降旨宣布：赵鼎即使遇赦亦永不翻案，企图使赵鼎万劫不复。后来又将赵鼎流放吉阳军(今广东崔县)。秦桧还嫌不够，下令当地官吏每月报告一次赵鼎生死存亡的动静，必欲死之而后已。赵鼎被逼不过，终于绝食而死。人们哪怕因只言片语得罪了秦桧，秦桧也会耿耿于怀，旋踵加害。绍兴十四年(1144)，闽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锷有“燮理乖谬”之语，被刺配充军。胡舜陟因“非笑朝政”下狱死，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被贬，他们都是因说话而获罪的。

秦桧整人的手法极其毒辣、阴险，他有时通过自己操纵的台谏弹劾政敌，而所谓证据不过是“谤讪”、“指斥”、“怨望”、“立党沽名”，甚至“心目中有没有皇帝”等等，纯属随心所欲捏造的罪名;凡弹劾人的章奏，有时他还亲自书写了交给爪牙代奏，人们一看便知“此老秦手笔也”。

秦桧之阴险，简直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凡是和同事在宋高宗面前发生争执时，他往往并不极力辩解，而是最后以只言片语将对方一棍打死。有一次，秦桧和李光争论，李光慷慨激昂，对秦桧痛骂不已，但秦桧却默不作声，一无所答。等李光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说：“李光无人臣之礼。”一句话就使宋高宗对李光产生了不满。秦桧还大搞特务政治，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官吏百姓稍涉讥议，马上就会锒铛入狱。

秦桧在排斥异己，钳制舆论的同时，还竭力培植党羽，收罗亲信，攀附自己者立与擢用，即使是龌龊萎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立刻授予高官巨职。如朝散郎王扬英迎合秦桧旨意，上书荐秦桧的儿子秦为相，秦桧就荐王知泰州(今属江苏)。其他像孙近、万俟、詹大方等人都因卖身投靠而相继从冗散小官中提拔起来，遽政要。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秦桧用人的根本原则。即使对其亲信爪牙，也是生杀予夺，随其所欲。用得着时甜言蜜语，收买拉拢;用不着时，或稍有猜忌时，就过河拆桥，六亲不认。郑刚中曾对秦桧歌功颂德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四川宣抚副使，只因处理事情未先请示秦桧就直奏宋高宗而惹恼了秦桧，将他一贬再贬，最后凌虐而死。其实，据说郑刚中并不是不忠于秦桧，但秦桧一旦积怒，还是将他贬死遐荒，就连郑刚中的亲戚部下也未能幸免。这些亲信党羽为秦桧出谋划策，跑腿出力，被授以高官之后，在秦桧的威慑之下，都拱默畏谨，成了陪衬。即使这样，秦桧仍不让他们久于其位，甫入即出，少则一月，多则半年就被罢去。所以秦桧独自任相期间先后用的28个执政副职都是些世无一誉，柔佞易制之辈。

秦桧在牺牲他人保己权位的同时，还企图让其子孙继承他的衣钵。绍兴十二年(1142)，他指令科举考官将其儿子秦熺录取为状元，此后秦熺步步高升，不几年就当上了知枢密院事。秦桧还想让孙子秦埙也当状元，绍兴二十四年(1154)，将其亲信魏师逊、汤思退任命为主考官，这些人一看到秦埙的试卷就得意地说：“吾曹可以富贵了!”遂通同作弊将秦埙定为第一，只是到了廷试时，宋高宗看到秦埙所答都是秦桧、秦熺说过的话，才将之降为第三，也就是探花。秦桧的侄子秦焞、秦焴，姻亲周夤、沈兴杰也都在这次考试中获得进士头衔。秦桧的另外三个孙子，大的不过9岁，小的尚在襁褓竟然也被赐予三品官服。这样，秦桧的父子亲党环列要津，将赵宋王朝变成了秦家天下。

秦桧替金朝作内奸，实现了其“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金朝因此十分感激他。绍兴十一年签订和约时，金朝坚持在誓书中写上“毋得擅易大臣”的条款，明目张胆地支持秦桧在南宋的统治。于是，秦桧外有女真以为应援，内有党羽以为佐命，像只蜘蛛一样在朝野上下到处都结满了他的专政之网。他暗中结纳医官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动静，将宋高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要求天下郡县所上奏章，须先送到中书省由他处理，没有一件奏到宋高宗面前的。宋高宗觉着不对劲，经常问秦桧：“怎么近来什么事都没有?”他虽然很清楚秦桧欺君罔上的行为，后来对人说：“秦桧其实是在任意妄为，不欲朕知天下事罢了。”但明知已被架空却也无可奈何。当时衢州(今属浙江)爆发了俞八领导的农民起义，秦桧不报告宋高宗而是擅自派兵前去镇压，后来晋安郡王赵(即宋孝宗)告诉了宋高宗，高宗大惊，质问秦桧，秦桧表面回答：“这点小事不足以劳烦圣虑，所以不敢奏闻，盗贼平定自然就奏了。”退朝后秦桧马上追查消息来源，竟然以“晋安郡王居丧不当给俸”为由每月扣除赵200缗的薪俸，以示其威。宋高宗没办法只好拿出内帑补给赵。

秦桧对一个宗室亲王尚且如此，一般人就更不敢轻议其非了，所以一时献言者不是称颂秦桧的功德，就是替秦桧攻讦他人，中伤善类。即使有所建议，也惟恐触犯秦桧的忌讳，以莫谈国事为原则，只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塞责而已。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和秦桧将向金朝贡纳的50万两匹银绢的负担全部加到了南宋人民头上。此外，为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无耻生活，他们又在各地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要缴绵、、税捐、茶捐、杂钱、白米等杂税，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湖南有土户钱、折钱、醋息钱、曲线钱，各色不一，百姓负担之重，达到了宋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

君臣勾结，投降议和，使宋高宗实现了息兵苟安的夙愿，也换来了宋高宗对秦桧的宠眷。为表彰秦桧，宋高宗对他步步加封。绍兴十一年六月，拜左相、封庆国公。次年九月加太师，进封魏国公，十月又进封秦、魏两国公，只因秦桧觉着这两个封号与蔡京、童贯相同，不大光彩，就请改封其母为秦、魏国夫人。宋高宗对秦桧的物质赏赐更为优厚，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后来还把占田千顷，年收租3万石的永丰圩赐给了他。

巨额的赏赐并未使秦桧养廉好洁，他在政治上善玩权术，对聚敛钱财同样颇为精通。绍兴十年(1140)，秦桧以宋金战争“预备犒赏”为名，向百姓计亩征钱，天下之民无得免者，这批钱款全被秦桧中饱私囊，发了国难财。他每逢生日，必令州县贡献财物祝寿，每年达数十万。地方官给他写信一般都要或多或少地捎上些礼物。秦桧还公开卖官鬻爵，朝廷委任的监司帅守到缺，照例要向他进献珍宝，必得数万贯才准予上任。秦桧家门庭若市，经常挤满了送礼的车子，各地贡献的黄金、白璧、明珠、大贝、象犀、锦绫奇怪之物，车连毂，舟衔尾，相属于水陆之道，昼夜不绝。外国珍宝，在秦桧死了之后还有送到门上的。

在秦桧的统治下明明是饿殍盈野，冤狱遍地，但他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天天唆使其党徒歌颂所谓的太平中兴圣政之美，贺瑞雪，贺日食不见，什么太庙甘露降，生灵芝，监狱空，木内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等所谓的祥瑞也接连出现了。一些无耻士大夫为了讨好秦桧竞相呈诗献赋，大拍马屁。静江有驿名秦城，知府吕愿中率群僚共赋《秦城王气诗》，谄媚奏桧，吕愿中因此升任朝官。台州曾将因献诗称秦桧为“圣相”而被提拔。马屁精们沸沸扬扬将秦桧比之皋、夔、稷、契还嫌不足，必捧之曰“元圣”，似乎只有孔子才能与之比肩齐名，连宋高宗宫中嫔妃也称呼秦桧为“太平公公”。秦桧听到这些肉麻的奉承，竟满心欢喜，处处泰然，真不知天下有无羞耻二字。

功过昭彰，忠奸自判。无边的吹嘘掩盖不住滔天的罪戾，更泯灭不掉人民百姓对秦桧这个独夫民贼的憎恨。绍兴十二年(1150)正月，秦桧乘轿上朝时，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持斩马刀埋伏在望仙桥下准备刺杀秦桧，可惜只砍断了轿柱。施全被捕后，慷慨激昂地怒斥秦桧：“举国与金为仇，只有你奴事金狗，我所要杀的正是你这条金狗!”秦桧做贼心虚，此后每逢外出，必带50名武装士兵，执长挺以自卫。

施全的斩马刀没有伤及秦桧的肌肤，无情的自然规律却终究不会放过这个做恶多端的大奸贼。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秦桧病死，终年66岁。死亡结束了罪恶，但抹不掉他的臭名。在杭州栖霞岭下岳飞墓前罗跪着的四尊铁像中，沾着鼻涕、唾沫最多的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秦桧。

周复俊

周复俊（1496—1574），明代诗文作家。明太仓三家市人。原名复辰，字子吁，号泾林、木泾子等。周在次子，方鹏弟子。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历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二十年出为四川提学副使，历山东副使、霸州兵备，改云南副使，平西洱海叛乱，迁左参政。升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转为云南左布政使。四十一年升南京太仆寺卿。清介有孝名。与杨慎研讨理学，不喜佛书，专好《左传》《史记》，以才学与王同祖、顾梦圭并称“昆山三俊”。祀吴郡名贤。

为提学副使，作《大益书院志叙》。次年在川辑刊《全蜀艺文志》64卷。嘉靖二十七年纂修《霸州志》10卷。嘉靖三十二年为云南布政使，为杨慎刻《南中集抄》。次年作《游鸡足山记》。嘉靖三十五年，作讽时文《苍蝇赋》。嘉靖三十八年，刊刻杨慎遗著《七十行戍稿》。嘉靖四十一年，自滇还官南太仆寺，自序《北征图诗》。隆庆元年(1567)他为顾存仁序《居庸山人诗》。隆庆六年，他编辑的《玉峰诗纂》6卷刊行。万历二年(1574)，他仿《华阳国志》著《东吴名贤记》2卷，同年病卒。他还著有《泾林诗集》3卷、《泾林文集》5卷、《泾林杂记》3卷。他较善文、文笔清俊顺畅。诗非其所长，一些小诗略有情致。如《寒江》：“千林暝若空，遥峰隐还见。岚云冻不飞，江水明素练。”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论说：“诸体多肤浅不足观。”辑有《玉峰诗纂》《太仓文略》，著有《东吴名贤记》《元史弼违》《泾林诗集》《泾林杂记》《泾林类记》《六梅馆集》等。

邓析

邓析（前545年—前501年）春秋后期郑国人。先秦名家学派的创立者。或言曾任郑大夫。子产执政，制刑律，铸《刑书》公诸于世(前536)。邓析私著《竹刑》，对子产《刑书》多有辩难改进。因其精于刑名之辩，民众有法令讼狱之事，多找邓析求教，以衣物为酬金。据《吕氏春秋·离谓》：“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郑国人惯于“乡校”议政，有用“悬书”(悬挂张贴)方式评论时政;子产下令禁“悬书”，邓析便用“致书”(投递)方式议政;子产又禁“致书”，邓析再用“倚书”(夹在它物中)方式议政。子产的“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由于邓析一直以在野的角度评议朝政，颇为当朝者所忌。后驷歂为郑国执政，“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此事颇为舆论所谴责，“君子(或即孔子)谓子然(驷歂字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故用其道，不弃其人。’”(《左传》定公九年)邓析作为先秦名辩思潮的开拓者，不崇拜先王圣贤之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坚持独立的思辨研究。刘向称他“好刑名”，即善于研究法律条文的词语、概念、名实关系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刑名之辩”就由此而产生。他长于论辩，有过人的深思辨察能力，“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所操的“两可之说”，所提出并予以分析的“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卵有毛”等命题，开启了一代辩难之风。邓析死后，其言论思想流衍于世，影响深远，至一百多年以后，“名辩”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在其思想基础上形成。其著述在汉代时已仅存两篇，后散佚。今本《邓析子》为后人伪托。

米斯特拉尔

T.S. 艾略特

T.S.艾略特（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年9月26日—1965年1月4日）于1888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65年逝世。他是20世纪文学界的巨匠，身兼诗人、文学评论家、剧作家、编辑和出版商等多重身份，194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教育与身份转变

艾略特的教育经历丰富，先后就读于圣路易斯的史密斯学院（1898–1905）、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学院（1905–1906）和哈佛大学——1909年获学士学位，1911年获硕士学位，1911年10月至1914年5月修习博士课程。期间，他还曾在巴黎索邦大学（1910年10月–1911年6月）和牛津大学默顿学院（1914年10月–1915年5月）求学。1915至1916年，他致力于研究F.H.布拉德利哲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最终于1964年出版。1927年，艾略特正式加入英国国籍。

婚姻与人生印记

1915年，艾略特与第一任妻子薇薇安・海伍德（薇薇安・艾略特）结婚。这段婚姻被认为对他创作悲观主义杰作《荒原》产生了重要影响。1933年后，薇薇安因精神疾病困扰，两人分居直至1947年她去世。1957年，68岁的艾略特与埃斯梅・瓦莱丽・弗莱彻（瓦莱丽・艾略特）再婚——瓦莱丽自1950年起便是他在费伯与费伯出版社的秘书，比他年轻近40岁。瓦莱丽毕生致力于保护丈夫的文学遗产，直至2012年以86岁高龄离世。

文学多领域成就

诗歌创作

艾略特的诗歌生涯可清晰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与他在波士顿、巴黎的求学经历重合，1911年创作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该诗与《一位女士的画像》《序曲》《风夜狂想曲》等1910–1911年间的诗作，奠定了他反复探索的核心主题。第二时期恰逢一战及他在伦敦早期的经济、婚姻压力，1922年《荒原》的问世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第三时期直面经济大萧条与纳粹崛起的焦虑，1943年战时创作的《四个四重奏》是其巅峰之作。他的早期诗歌最初多发表于哈佛大学校园文学杂志《哈佛倡导者》，也正是在这份“作家摇篮”中，他与诗人康拉德・艾肯结下了终身友谊。

戏剧与改编

艾略特的戏剧作品同样影响深远，代表作《大教堂谋杀案》（1935）、《鸡尾酒会》（1950）——后者于1950年斩获托尼奖最佳戏剧奖。他的诗集《老负鼠的实用猫经》在1981年被改编为音乐剧《猫》，这部音乐剧共获得七项托尼奖，风靡全球。

评论、编辑与出版

艾略特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声望几乎与诗人身份比肩。1916至1921年间，他为各类期刊撰写了约100篇评论文章。作为编辑，他于1922至1939年主编重要期刊《标准》；1925至1965年，他在费伯与费伯出版社担任编辑及董事，为文学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要人脉与影响

诗人埃兹拉・庞德是艾略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伯乐与导师。1914年9月22日，艾略特拜访庞德，后者当即全力推介其作品，将他引荐给叶芝等艺术家。1915年，庞德促成《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在《诗歌》杂志发表；1917年，又协助《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观察》由自我主义出版社出版。在1920年代初，庞德不仅影响了《诗集》（1919）中四行诗的形式与内容，更建议艾略特删减《荒原》中的冗长段落，重塑了这部经典的面貌。

争议与评价

艾略特及其作品也存在争议——他与导师庞德的诗歌中均含有偏见与有害观点，庞德是知名法西斯主义者，艾略特的诗作（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演讲中则出现反犹语言。评论家安东尼・朱利叶斯等认为，艾略特及其作品存在贬低犹太民族与文化的倾向。

尽管存在争议，艾略特依然凭借卓越的文学成就获得诸多荣誉：除诺贝尔文学奖外，他还荣获英国功绩勋章、1964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等，其作品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