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1889一1957），本名向恺然，以字行，别署不肖生、平江不肖生等。祖籍湖南平江，生于湖南湘潭。祖父贵柏以经营伞店致富。父碧泉为秀才，不事生产。向恺然五岁开蒙读书。十一岁时全家迁回原籍。十四岁考入长沙高等实业学堂，翌年因参加公葬革命党人陈天华风潮，被开除学籍。变卖田产，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留学，入宏文学院。1913年毕业回国，因家道中落，赴岳州任洞庭制革厂书记，该厂总经理由湖南省军事厅厅长程潜兼任。同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起，向恺然任湖南北伐第一军军法官。失败后逃亡日本，考入东京中央大学经济系。1914年开始撰写长篇小说《留东外史》，年余完成。1915年回国，加入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并在江西革命总司令董福开手下任职，参加倒袁运动。袁世凯死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以卖文为业，主要致力于武侠小说。1927年返回湖南，第三次进入军界，任三十六军军部秘书。1929年去职，寓居北平，受聘为奉天《辽宁新报》特约小说撰述。1930年移居上海，仍以卖文为业。1932年返回湖南，创办国术训练所和国术俱乐部，提倡尚武精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四次进入军界，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的总办公厅主任，兼任安徽学院文学系教授。1948年在以程潜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任参议。1949年8月随程潜将军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于长沙，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和政协委员，并有《百鸟朝凤》等小说发表。

向恺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是以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生活为题材的《留东外史》，它是近代同类小说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其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武侠小说，成为我国由侠义小说向武侠小说过渡的代著作家之一。以《江湖奇侠传》最为著名，据此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大概是我国最早的武打片，曾轰动一时。其他如《江湖大侠传》、《江湖小侠传》、《江湖异人传》、《现代奇人传》、《玉玦金环录》、《铁血英雄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也流传甚广。此外尚有小说《留东新史》、《留东外史补》、《留东艳史》等，以及有关国术的杂记《猎人偶记》、《拳术见闻录》、《拳术传新录》、《拳师言行录》等。总计成集者可达二十余种，短篇更不胜枚举。晚年曾拟撰写《中国武术史话》，以病未果。生平事迹见向恺然《自传》(1986年4月岳麓书社版《江湖奇侠传》附)、成仪则(向恺然之妻)《忆恺然先生》(同上)、向一学《回忆父亲一生》(同上)等。

梅列日科夫斯基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俄语：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1866年8月14日—1941年12月9日），俄国作家、哲学家、批评家。生于一宫廷官吏家庭。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毕业。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是俄国象征主义的首倡者之一。所著《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1893)一书是俄国象征主义的文学宣言，宣称"新艺术的三要素"是"神秘的内容、象征、艺术感染力的扩大"，并攻击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是"功利主义的庸俗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1895～1905)的中心思想是基督教与多神教的永恒斗争,全书就按这个公式写成,其中第一部《叛教者朱里安》还渗透着尼采的超人思想。研究著作《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 （2卷，1901～1902）从宗教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托尔斯泰能洞察肉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洞察灵的秘密；强调两个作家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不以暴力抗恶和驯顺忍受等思想。这部书在西欧颇有影响。他还写有历史剧《保罗一世》（1908）、《阿列克赛王子》(1920)以及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和《十二月十四日》(1918)。1920年流亡国外，大部分时间侨居巴黎，所写的诗文激烈反苏。1939至1941年在法国和纳粹合作。最后死于巴黎。

谢翱

谢翱（1249年11月20日—1295年12月17日），宋元间诗人。字皋羽，一字皋父，晚号晞发子。祖籍福州长溪(福建霞浦)，后迁居建宁浦城(今属福建)。少时好读古书，所作文章，“必欲中古人绳墨乃已”(邓牧《伯牙琴·谢皋父传》)。17岁时，随父谢钥赴临安，准备应进士考试。途经桐庐，乃登严陵钓台(又名西台)，凭吊东汉严子陵。咸淳三年(1267)，试进士不第，乃作《宋铙歌鼓吹曲》、《宋骑吹曲》，“上太常，论者谓其文句炫煌，音韵雄壮，与唐柳宗元相并”(元吴莱《宋铙歌骑曲序》)。之后，落魄于漳泉间。元兵攻破临安之后，文天祥大举勤王之师。谢翱尽倾家资，募乡兵数百人，投奔文天祥，遂署咨事参军，随文天祥转战汀州、龙岩、梅州、赣州、会昌、雩都等地。勤王兵败之后，谢翱隐姓名匿于民间，先后流浪于浙东永嘉、乐清、括苍、缙云、鄞县、会稽、浦江等地，在浦江与吴渭、方凤、吴思齐等组织“月泉吟社”，并建“江源讲经社”，讲学授徒，并于闲暇时作游历，慕屈原托兴远游，自号晞发子，披发佯狂，歌哭行啸于野。曾登钓台祭文天祥，作《西台恸哭记》。后复游鄞越，入杭州，娶遗民刘氏女，买屋西山，与遗民相往还。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八月，以肺疾卒于杭州，次年正月，葬于子陵钓台之南。

谢翱在元代生活17年，始终不变冠服，不用元朝年号。因而一向以民族气节著称。平生著述甚多(详见方凤《谢皋羽行状》)，散佚亦较多。今仅存《晞发集》10卷，其中诗歌近300首，主要是入元之后的作品，内容多是抒发其深沉而真挚的故国之思。其表现手法多为借物抒情，抚今追昔，或借典抒怀，引古喻今，或通过写自己的幽栖生活和悲苦形象，以表现故国之思。名篇如《冬青树引别玉潜》、《过杭州故宫二首》、《重过二首》、《古钗叹》、《鸿门宴》、《五日观潇湘图》、《岩居效贾岛》等。另外还有一些友朋赠答、送别和反映劳动人民生活之类的诗歌，如《友人自杭回建寄别三首》、《余杭樵歌》等。其艺术风格渊源盖出于李贺、孟郊、贾岛一派，长于以凄清苦寒奇崛的笔调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多以至幽之境传至凄之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不足之处是对宋元之间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嫌不够，诗中的形象亦嫌孤立、单薄，有些诗歌艰涩苦枯，间有忌讳隐语，甚至“鬼语神韵”，不易理解。谢翱的散文仅存13篇，多为游记，善于叙事，工于描绘，无其诗中的枯槁味。其悼念文天祥的《西台恸哭记》是久经传诵的名作。

王映霞

王映霞（1908年1月25日—2000年2月5日），原名金宝琴，后改名王旭，字映霞，浙江杭州人，有着“杭州四大美人之首”的美誉，其一生经历颇为传奇。​

王映霞出生于杭州余官巷的一个家道中落商户家庭。12岁时，父亲患痨症离世，她被过继到外祖家。在惠兴女学校开启正式学习生涯后，14岁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附小高小一年级，受音乐老师姚韵漪影响，对文学、诗词产生浓厚兴趣。1923年秋，她成功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北大毕业的国文老师引导下，接触到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心中满是钦慕。​

1927年1月，19岁的王映霞在好友孙百刚家中，与31岁的郁达夫初次相逢。彼时郁达夫已有家室，却对王映霞一见钟情，随即展开热烈追求。面对郁达夫的狂热，王映霞起初犹豫不决，但在其猛烈攻势下，渐渐心动。1927年6月5日，两人相识不到半年便在杭州聚丰园订婚，1928年3月于上海南京路东亚饭店举办喜筵，婚后定居上海。起初，二人有过一段甜蜜时光，王映霞操持家务同时催讨版税维持家用。可随着时间推移，激情褪去，两人性格、脾性及生活态度的矛盾日益凸显。郁达夫情绪多变、嫉妒心强且占有欲旺盛，王映霞则性格开朗、眼界颇高，对平淡家务和郁达夫的生活方式深感不满。​

1935年，他们搬回杭州，耗费2万余元建造“风雨茅庐”。1936年，郁达夫因经济拮据南下福州任职，“风雨茅庐”成了王映霞接待达官贵人之处，其中包括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郁达夫发现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书信后，迫使王映霞与之分手。1938年底，郁达夫携王映霞及长子郁飞前往新加坡工作。1939年，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曝光两人情感纠葛及王映霞与许绍棣交往情节，王映霞则发表《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予以反驳。1940年3月，二人协议离婚。​

离婚后的王映霞回到重庆，结识了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1941年3月，二人发布结婚启事，次年4月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婚礼。婚后，钟贤道对王映霞关怀备至，给予她安稳生活，二人育有一子一女。1949年，他们举家迁回上海，王映霞先后担任小学老师、上海文史馆馆员，期间虽历经文革磨难，但最终得以平反。2000年，王映霞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南山公墓。

德尔布吕克

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 1848.11.11～1929.07.14），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历史学家。生于吕根岛贝尔根一法官家庭。先后入海德堡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1867年参加普鲁士军队，1870年参加普法战争。1874～1879年，担任瓦尔德马亲王的私人教师。1885～1926年，在柏林大学任教。1882～1885年，任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83～1919年编辑出版《普鲁士年鉴》。1884～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先后任《国家档案集》《欧洲历史年鉴》等重要刊物、书籍的编辑。经20年辛勤耕耘，1900年出版巨著《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1卷。全书共7卷，于1936年出齐。该书记述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到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年）的军事历史，分析了政治体制与军事体制的关系。此外，还撰写出版了《历史与政治论文集》（共3卷，1886～1887）、《世界历史》（共5卷，1923～1928）等著作。德尔布吕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强烈抨击，指出德国必然失败；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持否定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A.von蒂尔皮茨和E.鲁登道夫提出尖锐批评，不认为德国战败是国内革命所致。是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和“使命论”的拥护者。

本尼迪克特

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néeRuthFulton，1887年6月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1948年9月17日卒于纽约市），美国民族学家、女人类学家、女诗人。系美国人类历史学派开创人,F·博厄斯的学生,也是他的学术继承人。生、卒于纽约。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36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在学术思想上与博厄斯有所不同。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她重视实地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过北美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传道区印第安人、阿帕契人、皮马印第安人和布莱克弗特人(黑足人)。她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混合物,但她的种族主义主张比较隐蔽。她虽在口头上也反对种族主义,但认为生活不同于文化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心理素质,在生活上表现为不同的系统反应,并认为每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具有一种特有的“心理定向”和判断事物的能力。这种定向实际上就决定了其成员如何看待和处理来自周围环境的信息,也就是说文化决定着思维方式。她认为不同的文化模式是有优劣之分的,应在世界上推行一种最“优秀”的文化模式,这便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她的代表作是《文化模式》(1934)和《菊与剑》(1946)。《菊与剑》在日本曾引起强烈反响。其著作还有《种族:科学与政治》(1940)、《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1935)等。

不空

不空三藏法师（705年～774年），音译“阿目佉跋折罗”，或称“不空金刚”，又名“智藏”。西域狮子国人(今斯里兰卡)，另说为北天竺(北印度)人。为密宗祖师之一，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幼年出家为沙弥，14岁时在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师事金刚智，随同由海道乘船经广州，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来到洛阳。在广福寺学习汉、梵文经论及律仪等。20岁受具足戒后，曾侍金刚智多次往返洛阳、长安两地，并参与译事和传五部密法。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金刚智奉玄宗命归国，行至洛阳病故，不空料理其师丧葬后，承命以唐使名义由广州乘船赴师子国寻求密教典籍，于开元三十年到达，住于佛牙寺，和弟子含光等37人从普贤阿阇梨重受灌顶，学五部契印曼陀罗法、瑜伽护摩等三年。不空等人在师子国时，曾求获金刚顶部密教梵典和大小乘经论共100种，1200卷，以天宝五年(746年)回到洛阳，奉唐玄宗命住于净影寺，从事译经，并开坛灌顶。天宝九年(750年)时，玄宗准其归国，途中患疾，在韶州养病，未能继续前行。天宝十二年(753年)，河西节度使、御史大夫、西平郡王哥舒翰奏请，敕下韶州，追还长安。一月后，又令赴河西，在威武开元寺进行译经、设坛灌顶等宗教活动，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为止。在此四年之内，不空译出：《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五卷、《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卷、《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一卷及其它经咒等，由行军司马、礼部郎中李希言，节度判官、监察御史田良丘等笔受。是年夏天，奉诏返回长安，住在兴善寺继续译经和灌顶传法等活动，直到唐代宗李豫大历九年(774年)六月十五日病逝。不空生前出入宫廷，结纳权贵，历事三朝而显赫三代，以沙门身份达到妇主降阶，六宫罗拜，位列三卿之贵，并加特进，的确是“首出僧伦”之事。唐肃宗李亨当政时(756—761年)，还“不斥其名，但称其号”。死后被李家王朝赠开府仪同三司、授司空、赐爵肃国公，谥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正如园照在《贞元释教录》一书中所说，是“先古未闻”之事。

不空一生所译的显密两部经论、仪轨、陀罗尼等和其它著述，共有171部215卷之多(贞元释教录中仅有111部143卷的记载)。在中国佛教史上，不空和鸠摩罗什、真谛、玄奘被誉为四大译师。在“开元三大士”中，不空也较金刚智和善无畏的影响为大。密宗的开创者名义上是善无畏，曾被尊之为“教主”，但实际上的创始人应属不空，他对密宗发展所起的作用，是远远地超过其祖其师的，正是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当然，一方面是适应“开元盛世”的密宗特点，而重要的一面则是在密宗的经咒、仪轨、陀罗尼等翻译过程中，形成梵汉音译的严谨对音，这类音译为音韵、训诂等学的研究，保存下来一份较为丰富的语言学史料，把它称之为“不空学派”的卓越成就或贡献，似无不可。

密宗在唐代虽然盛极一时，但为时不久即趋于衰亡。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日本留学僧空海在长安青龙寺从不空弟子惠果受两部秘法，获传法大阿阇梨位。空海归国以后，创立了真言宗在日本流传下来，后被称为东密。

何海鸣

何海鸣（1887—1944），名时俊，以笔名海鸣行世，别署一雁、孤雁、衡阳一雁、余行乐、行乐、求幸福斋主等。原籍湖南衡阳，生于广东九龙。弱冠赴湖北，投清政府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当兵，后升副目，兼司书生帮写。因在军中进行反清活动，并在当地报纸发表激烈言论，受到警告处分，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自请退伍。旋由詹大悲推荐，任汉口绅商所办军事补习学校国文教员和军操教习。同年十一月，加入反清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宣统元年(1909)社友詹大悲接办《商务报》，何海鸣任编辑。宣统二年八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同年十二月再改名为文学社，何海鸣均为其骨干分子。同年十一月在汉口与詹大悲创办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三年六月，因在该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被判刑一年半，该报也被查封。同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方得出狱。旋任汉口军政分府参谋，并改组《公论报》为《新汉报》，任经理。一度因汉口失守而离开，南北议和后又返回，复刊《大江报》。黎元洪以《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下令查封，并捉拿何海鸣，何海鸣得讯逃至上海，先后创办《爱国日报》、《爱国晚报》、《民权报》等。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何海鸣赴南京，协助黄兴组成讨袁军，任第八师师长。失败后逃亡日本。因经不起袁政府利禄诱惑，于1915年3月回沪，在《时报》上发表《何海鸣最近之宣言》，向袁政府投降，并诋毁孙中山先生。1918年8月曾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1926年10月任张宗昌部宣传队总司令。1927年1月又任安国军直鲁联军宣传部第一部部长。张宗昌失败后，寓居辽宁，后迁居上海，以卖字卖文为生。1936年病卒。

何海鸣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后半生，作品以小说为主。所著长篇小说十多部，如《孤军》、《黄埔血泪》、《奇童纵囚记》、《摩登女儿经》、《倡门红泪录》、《琴嫣小传》、《朔方健儿传》、《平泉大侠劫富记》、《怒》等，尤以《十丈京尘》饮誉文坛。其他尚有《海鸣小说集》、《何海鸣说集》、《求幸福斋随笔》、《求幸福斋丛话》、《中国工兵政策》、《学校军事教育》等。生平事迹见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何海鸣》(1982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赵苕狂《何海鸣传》(1926年上海世界书局版《海鸣小说集》附)、郑逸梅《小品大观·何海鸣》(1935年8月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等。

凡勃伦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年7月30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尼托瓦克县，1929年8月3日卒于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附近），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威斯康星州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挪威移民。早年就学于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主要著作有:《有闲阶级论》、《企业论》、《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工程师和价格制度》、《在外业主所有权与近代企业》等。

凡勃伦以反对奥国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异端者身分出现，从庸俗进化论及行为主义出发，摒弃边际效用概念、均衡理论和静态分析,主张制度分析或文化心理因素分析，倡导演进经济学.企图建立以研究制度的进化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他的经济学说虽然受到当时美国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家的讥讽和冷遇，但至今仍然在美国有较大影响。

凡勃伦以人类的本能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他认为人类在经济生活中基本上具有改进技艺和追求利益两种本能，从而相应地形成两种制度，即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在现代社会，这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也就是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和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主制度。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企业主制度靠有利的价格获取利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和谐的、完善的,而是有矛盾、有缺陷的。

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将得到解决。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技术人员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取得管理社会经济的权力.追求利润的企业主制度就会被摒弃企业主统治生产的现象就可以克服。在他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案中主张把企业管理权交给由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实行技术家治理，使生产体系摆脱企业主的统治。

凡勃伦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他关于生产和企业主制度之间矛盾的论述只是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掩盖了垄断资本统治的实质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只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个特殊类型。

贝克特

萨缪尔·贝克特（英语：Samuel Beckett，1906年4月13日－1989年11月10日），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生于都柏林一个虔信新教的中产阶级家庭。14岁时被送到一所私立学校读书,后到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1927年毕业后到巴黎某大学教英语,与侨居那里的乔伊斯相识,此后一直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并当过乔伊斯的秘书,在创作思想上受到他的一定影响。1930年他回三一学院教法语,一年以后即放弃这一工作,并从1932年开始漫游欧洲,创作了一些诗歌、小说、随笔等,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能发表。1938年他在巴黎定居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并与一位组织成员结婚。为躲避德军的追捕,他曾在一小乡村当过农业工人,战后返回巴黎,专事创作与翻译。到1945年,他已发表了诗集《婊子镜》(1930),评论著作《普鲁斯特》 (1931),长篇小说《莫菲》(1938)、《瓦特》(1944)等,还用法文翻译过乔伊斯的作品。从1946～1950年,他创作了3部小说、两部剧本,直到1951年,三部曲小说的第一部《马洛依》才得以出版,并受到评论家的称赞,因而三部曲的后两部《马隆纳之死》和《无名的人》及剧本《等待戈多》也于次年顺利出版。《等待戈多》深刻地表现了客观世界的荒诞和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处境,是他戏剧方面的代表作。此后他有好几年没有动笔。1956年后他又创作了一些剧本,如《最后的一局》(1957)、《哑剧》(I) (1957),还有广播剧《倒下的人们》(1957)、《炭火》(1959)、电影剧本《薄膜》 (1965)、电视剧《迪斯·乔》(1968)等。1969年,贝克特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他的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说他的戏剧“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他被认为是“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作家和奠基人。

刘处玄

刘处玄(公元1147--1203)字通妙，一说字道妙，号长生子。东莱(今山东掖县)人。自幼丧父，事母谨孝，不慕荣华，清静自守。大定九年从王重阳学道，游寓齐豫，乞食炼形，重阳君去世后，与马谭邱守孝庐墓三年，遵师遗言随谭长真奔赴洛阳，亦如谭长真以游方乞食为生，花街柳巷炼性。与谭常有书信往来。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继任全真掌教，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返回掖县老家，大弘教法，金章宗闻风征请，待如上宾，官僚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履，无时不盈。承安四年（公元1198）乞归，赐名“灵虚”。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仙去。至元六年赠“长生辅化明德真人”，世称“长生真人”。为“北七真”之一。以修炼、传承他的教理、思想为主的门人派别称为全真随山派. 简称随山派。

刘处玄，金代道士，全真道 “北七真”之一，内丹学家。字通妙，一说字道妙，号长生子， 东莱 (今山东掖县) 武臣庄人。自幼丧父，谨事孀母，誓不婚宦，清静自守。大定九年 (1169年) 九月，闻王重阳携丘、谭、马、至掖城，竭蹶而趋，香火迎拜。重阳爱其殷勤，美其专精，观其神采不群，乃赐号予名，收归门下。自此随师游汴梁，寓夷门，乞食炼形。大定十二年(1172年)，与马、谭、丘扶柩葬师于终南。而后游洛阳，炼养于尘埃，养素于市廛。复迁栖云溪之滨门，人为凿石室以居之。大定十六年 (1176年) 东归省母，乡里诬告其杀人，不辩解，被逮下狱近百日，后杀人者自首，方免。谭处端卒后(1185年)，继掌全真道。承安三年(1198年)，金章宗遣使者以鹤板蒲轮征至京师，赐修真观，官绅士庶归依往来者相仍。次年三月乞请还山，赐以“灵虚”观额。著有《仙乐集》、《至真语录》 及 《道德》、《阴符》、《黄庭》 注释。开全真 “随山派”。元世祖至元六年 (1269年) 赠 “长生辅化明德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为“真君”。

蓝鼎元

蓝鼎元（1680一1733）清广州知府。字玉霖，福建漳浦(今云霄县)人。幼年丧父。聪颖好学,刻苦自励。17岁,离家泛舟于闽、浙、粤沿海,以开阔眼界。经9次乡试俱落选,但其文才已被时人赞赏。康熙四十六年(1707),大中丞张仪封抚闽,受召于福州建鳌峰书院,参加纂订先儒著作。一年后辞职又返里闭门苦读。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贯倡乱，从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师进讨，多出赞画。七日台湾平复，从廷珍招降人、殄遗孽、抚流民、绥番社，岁余始返。曾著论，言治台之策。大意谓，台湾“山高地肥，最利垦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雍正元年(1722)，选拔入京分修一统志，六年，授广东普宁知县，官有惠政，尤善治狱，“听断如神”。时有潮州民王士毅者，以女弟被毒死来告。云从女弟阿雄，嫁普宁民陈天万为妾。天万嫡妻许氏妒，以药鸩阿雄致死，十指句曲，齿唇皆青。次日往验，则空旷无尸，士毅利口喋喋，天万则举家相顾，骇愕不能出一言。经反复查勘，乃士毅皆人移尸陷害天万，遂治士毅等人罪，释天万及其家人。曾著有《鹿洲公案》，记述其治狱之事。调任潮阳知县，以忤监司，罢职。居任广州知府，抵官一月，卒。著作还有：《东征集》、《平台纪略》、《棉阳学准》、《女学》等。

秦桧

秦桧（1090—1155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奸臣之中，秦桧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了。千百年来，人们诅咒他，唾骂他，“秦桧”二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几乎成了奸臣的代名词。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其父秦敏学官至县令。秦桧幼年拜后来成为南宋初年奸相的汪伯彦为师，后入太学就读。因他善干些跑腿小事，同学诸生们每出游饮酒事先皆委之办集，故人送绰号“秦长脚”。

政和五年(1115)，25岁的秦桧考中进士，补为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后中词学兼茂科，历任太学学正。秦桧的妻子王氏是北宋名臣王珪的孙女，王氏的亲姑夫即曾任枢密使又是宋徽宗郑贵妃堂兄的郑居中，夫以妻贵，尽管秦桧所任只是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小官，却由此和达官显宦交往甚密。秦桧自小天资狡诈阴险，又从汪伯彦那里学得一套玩弄权术的本领，以致在上层社会中很吃得开。

靖康元年(1126)初，金兵大举南侵，包围汴京，遣使要求割占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当时朝内分别以李邦彦、张邦昌和李纲为首形成了主和、主战两派，双方意见纷争不已，莫衷一是。宋钦宗虽迫于形势起用李纲，内心却倾向于割地求和。善观风头的秦桧见有机可乘，一面上书提出反对割地等主张，给自己加上抗金派的桂冠;一面又和掌握实权的主和派打得火热，博得了两派的好感。后来，李纲等人被排挤出朝，秦桧却步步高升，先拜职方员外郎，又任殿中侍御史，升左司谏，并很快在投降派大臣李回、吴的推荐下爬上了御史中丞的要职。

当年十一月底，金兵再度南侵，攻陷汴京，扣押徽、钦二帝，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金人的行径遭到了宋朝广大臣民的抵制和反对，监察御史马伸慷慨激昂地对众官说：“我们职为诤臣，岂能坐视而不吐一辞?应当共同奏状，以存赵氏。”秦桧身为御史台长官，为下属所迫，便写了一封状文送到金营。状词首先表白自己并非仅仅忠于赵宋王朝，也是为金朝着想，指出宋朝建国已久，地域辽阔，号令一统，根深难拔，而张邦昌只是一个附会蠹政之人，天下正嫉之如寇仇，他一当皇帝，人民必共起而诛之。而金朝若恢复宋钦宗之位，不仅大宋蒙福，也是大金万世之利。北宋覆亡的命运自然不是秦桧的一纸空文所能挽救得了的，但这番举动，则使他进一步取得了赵宋“忠臣”的美名。状文送出不久，秦桧被押到了金营。

历史总是像变戏法一样捉弄人。“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假若秦桧恰在此时呜呼哀哉，说不定真会以其棱棱风骨而名垂青史呢。然而事实最终证明，秦桧反割地、反张邦昌仅仅是一时之举而已，当他沦为金兵的俘虏，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之时，软骨头的原形就暴露无遗了。他很快就变节投降，在金朝权贵的脚下摇尾乞怜，堕落成了可耻的民族败类。

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北宋俘虏都被囚禁、役使，甚至迫害致死，惟独秦桧不但未受苦楚，反而得到重用，被赐给金的左监军挞懒“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就是管事的僚吏。阶下之囚蒙受如此殊遇，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秦桧于是便谄事挞懒，倾心为之用。卖力的效劳换来了主子的青睐，粘罕赐他钱万贯，绢万匹，连金太祖的四太子兀术也专门宴请过秦桧。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再攻南宋时，秦桧当上了挞懒部的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成了新主子的跑腿长脚。

南宋军民波澜壮阔的抗金斗争使金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单凭军事力量是不可能最终征服南宋的，还必须采取“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通过“和议”诱惑南宋放松警惕，丧失斗志，瓦解抗金力量。为此，他们认为必须派遣奸细打入南宋朝廷内部。

遴选的结果，金人的目光集中到了秦桧头上。在他们看来，秦桧不仅能效忠金朝，还提出了与“和议”策略合拍的“南自南，北自北”的口号，意思是南宋承认金对北方故土的占领，偏安半壁河山，和金朝南北并立。而且秦桧过去拥有“忠义”的好名声，能够巧于伪装，取信于南宋朝廷，是最为合适的奸细角色。于是，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遂在金人的指使下携带全家数口谎称“杀死监视的金人，夺舟而来”，回到了南宋。

秦桧回来得太蹊跷了，人们不禁疑窦丛生：秦桧和许多大臣一同被俘拘禁，别人未归，为何单单他自己能够回来?从燕山到楚州(今江苏淮安)边境2800里，如此漫长的地带岂能无金人盘查防守?而且又怎能携家带口逾河越海而未被发觉呢?这些问题秦桧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但他昔日的老关系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李回却极力为之辩护，既奏其忠，又荐其才。宋高宗对秦桧也极为重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了他。

其实，宋高宗几年来被金兵打得如丧家之犬，失魂落魄，得了严重的恐金病。他三番五次地遣使求和，卑辞厚礼，无所不至。甚至亲自给粘罕写信，表示愿削去帝号，无条件地投降。对宋高宗的这些活动了如指掌的秦桧，一见到宋高宗就无所顾忌地提出了“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要宋高宗放弃抗金，议和投降，并当面呈上了自己准备好的给金将挞懒的求和书。君臣二人不谋而合，高兴得宋高宗对大臣们说：“秦桧淳朴忠厚过人，朕见到他后喜得睡不着觉。不仅听说了二帝、母后的消息，而且得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秦桧一转脸成了“当代苏武”，被任为礼部尚书，不久又升任参知政事，就这样轻易地在南宋站稳了脚跟。

接下来，秦桧的首要目标就是图谋相位，保证议和投降阴谋的实现。当时的宰相是和秦桧素来要好，并曾竭力保荐过他的范宗尹。秦桧表面上尊重他，暗地里却想方设法进行排挤。每与范宗尹一起谋事，秦桧即使发觉有所不妥也不作声，而是偷偷告诉宋高宗，使高宗逐渐对范宗尹产生恶感，结果范宗尹很快就被秦桧排挤下台。范宗尹一去，相位久虚，秦桧又扬言说：“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有人问他为何不讲出来，他露骨地回答：“今无相，不可行也。”甚至干脆对宋高宗说：“若用臣为相，必有耸动天下之事。”秦桧所谓的二策，一则是与金朝疏通，让分隔南北两地的士大夫通致家问;二则是把逃到江南的山东河北之人纠集起来送还北方，亦即送给金朝。显然这二策实际是“南自南，北自北”投降方针的具体措施。宋高宗为早日达成和议，遂在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把军政大权全交给了他。

秦桧上台伊始，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设法将左宰相吕颐浩排挤到镇江专掌军事，一面设置“修政局”，收罗党羽，安排其中，逐步丰满自己的羽翼。秦桧为相之初，凭借过去“存忠赵氏”的一段经历，欺世盗名，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以为他定能完成匡扶宋室的重任。然而一年下来，秦桧除办了些簿书狱讼、官吏差除、土木营缮等皮毛小事外，便是不遗余力地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种种行径激起了朝官士人的不满，所谓二策也招致了广大军民的反对，连宋高宗也因和议并未迅速达成而对秦桧颇为失望。于是，在吕颐浩的反攻和御史黄龟年的弹劾之下，宋高宗迫于舆论，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贬他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秦桧虽去，宋高宗乞和投降的意图始终未变。而秦桧罢政之后，人虽赋闲，贼心不死，时刻图谋东山再起。绍兴二年之后，金兵在陕西中原战场上连遭败衄，局势向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金朝被迫重弹和议老调。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在他心目中，秦桧始终是他“诚实可倚”的得力助手，与金谋和，非秦桧不可。于是，随着和谈紧锣密鼓地进行，秦桧复被步步重用，绍兴七年(1137)正月，拜枢密使，享受宰相的待遇。

秦桧这番出山，受助于右相张浚的汲引。但身为宰相又是抗金派的张浚自然又成了秦桧觊觎相位的绊脚石，秦桧再次暗中捣鬼，使张浚因委任将帅措置失当而引咎辞职。张浚原先对秦桧评价颇高，以为他靖康之时为保全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以与他共图天下事。谁知几个月的共事使他看清了秦桧奸诈阴险的嘴脸，此时宋高宗有意用秦桧为相，却又怕群臣反对，便试探张浚：“谁可代卿?秦桧如何?”张浚直言不讳地说：“近与共事，始知其暗。”宋高宗只好改任赵鼎为相。

张浚的态度更激起了秦桧的忌恨。当时张浚被流放岭南，赵鼎等人奋力营救，秦桧非但默不作声，反而以造谣诬陷的手法离间原本十分密切的张、赵关系。对赵鼎说：“皇上早欲召你为相，张浚却故意阻挠，你难道不知吗?”一句话既使赵鼎不满于张浚，又改变了他素来讨厌秦桧为人的看法，收得一箭双雕之效。此后，秦桧表面上极力奉承赵鼎，一切按赵的意思办理，骗取了赵的进一步信任。

在赵鼎的支持下，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次被高宗任命为右相。过了几个月，秦桧又设法将赵鼎排挤出朝。赵鼎一走，朝政大权完全落入了秦桧手中。

宋高宗从即位到绍兴八年的12年间，任用宰相凡10人，执政33人，其中，无论是主战派的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的黄潜善、汪伯彦，都任职不长。而秦桧却从再次任相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死去为止，一直窃居相位达18年之久。

秦桧之所以得到了宋高宗如此专一的信任，是和他助纣为虐，协助宋高宗倡行和议，卖国投降，并得到金朝主子的支持分不开的。和议投降，是宋高宗一贯奉行的国策，更是秦桧投机起家的阶梯。宋高宗为苟且偷安，秦桧为报效金朝、谋权固位，遂以和议为中心，狼狈为奸，打成了一片。

一度罢相的教训使秦桧深知，要想奉行金朝主子的旨意，实现自己垄断朝政的阴谋，必须首先得到高宗的特别信任，而这当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在和议上使高宗专注地依赖自己。于是，复相不久，秦桧就相机对高宗说：“臣僚们大多畏首畏尾，多持两端，不足以和他们决断大事。若陛下决心想讲和，请求只与臣一人商议，勿许群臣干预。”宋高宗虽当即表示：“朕独委卿。”但秦桧仍怕高宗会在人们的反对下变卦，就说请高宗考虑3天后，两人再谈。3天后，宋高宗说：“朕欲和之意甚坚”，秦桧却仍不放心。当高宗又考虑了3天，表示求和的决心坚定不移之后，秦桧乃公开宣布：今后朝廷要一心求和，不许臣僚再干预此事。于是，一幕卑躬屈膝、卖国投降的丑剧就此粉墨登场了。

绍兴八年(1248)十月，张通古、肖哲等使臣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议和，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沿途州县守臣对金朝诏书用臣礼迎接，而且要求宋高宗也得像金朝臣子一样再拜而跪受。这种对南宋侮辱之至的无礼要求，充分暴露了金朝议和的本质，因而遭到了南宋广大爱国军民的强烈反对。秦桧则生怕得罪金人，要求宋高宗屈己行礼。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顿时哗然。众心共怒，士卒们汹汹然准备哗变，百姓们则有的夜间在大街小巷张贴告示，揭发秦桧是金朝的间谍。迫于南宋军民的压力，金使不得已接受了宋高宗、秦桧的变通办法，由秦桧代替宋高宗行跪拜之礼。秦桧便在三省、枢密院官员陪同下，来到馆驿，跪倒在金使脚下再拜叩头，接受了金朝诏书。

这次宋金议和达成的条款规定：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贡纳银绢50万两匹，金则归还河南、陕西之地。根据这个和约，南宋实际变成了金的属国，宋高宗也做了金的儿皇帝。当南宋人民遭此奇耻大辱而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地切齿痛骂秦桧，恨不得将其食肉寝皮的时候，宋高宗和秦桧却寡廉鲜耻地大庆其投降之功，命百官进表称贺，大赦天下，高奏起了边关太平之调。

一纸和约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决不会使敌人放下屠刀。

南宋朝廷庆祝和约的欢呼声还未平息，金朝内部主战派首领兀术等人重掌实权，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和约，兵分四路，大举南侵。金兵的进攻很快遭到了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刘、韩世忠等的猛烈阻击。各路宋军在正面战场上连战告捷，敌后义军也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金斗争，两者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南侵金军的大包围。兀术惶惶不可终日，准备撤兵北归了。抗金形势空前大好，倘若此时南宋君臣合力同心，锐意进取，即使不能实现岳飞直捣黄龙的宏图伟志，恢复北宋旧疆也是指日可待的。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部被宋高宗和汉奸秦桧的干扰破坏断送了。

宋高宗向来把抗金作为权宜之计，当着金兵南犯，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他就不得已而支持抗金;而当军民将士的浴血奋战维护了他的统治之后，他又担心抗金力量的壮大会使将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对他形成另一种威胁而时常加以限制。因此，宋高宗的羁勒政策更成了秦桧破坏抗金、迫害忠良的保护伞，随着抗金斗争的发展，秦桧的捣乱也就更为变本加厉、不择手段了。

抗金战场上战斗力最强、最勇猛、战功最为卓著的是岳飞统帅的“岳家军”，秦桧破坏的重点自然也就对准了岳飞。为削弱岳家军的力量，秦桧施出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法，首先唆使宋高宗下诏，命本来与岳飞协同作战的刘、张浚部调回淮南，使岳飞陷于孤军深入的境地，以便借刀杀人，借金兵之手消灭岳家军。但岳飞的雄才大略并未使这一阴谋得逞，即使孤军奋战，仍取得了城、颖昌大捷。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让宋高宗连降12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南撤，使岳飞竭力抗金的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葬送北伐仅仅是秦桧破坏抗金、瓦解抗金力量的第一步。他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清除投降议和的障碍，非得除掉手握兵权的岳飞等人不可。

绍兴十年(1140)四月，秦桧秘密奏请宋高宗将韩世忠、张浚、岳飞三人召到临安，名义上论功行赏，分别授予三人枢密使、副使的职位，实际剥夺了他们的兵权。三人当中抗金最奋力且反对投降最激烈的就是岳飞。他自小献身抗金，戎马倥偬，驰骋半生，为抗金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成了秦桧的眼中钉、肉中刺。秦桧认为，岳飞不死，终究会梗阻和议，自己也必受其祸，必欲杀之而后快。秦桧首先指使其党羽对岳飞造谣中伤，说他稽违诏旨、沮丧士气、妄自尊大，迫使岳飞上章辞职。紧接着又唆使张俊诬陷岳飞的旧将张宪“谋反”，并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收买张宪的部将王俊，伪造张宪谋反的证据，最后将这个所谓“十恶不赦”的罪名硬加到岳飞头上。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将岳飞及其子岳云下到大理寺狱中，刑讯逼供，百般折磨。终于在当年十二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在狱中，岳云和张宪也被斩于都市。岳飞被害的噩耗一传出，天下冤之，闻者流涕。秦桧对中华民族又欠下了一笔新的血绩，下至三尺童子，亦对他切齿痛恨。

秦桧在宋高宗的信任支持下，通过排挤他人谋取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为巩固既得权势，进一步严密地控制南宋朝政，他更变本加厉地迫害异己，消灭政敌。所有与他议论不合，或对其专权构成威胁的人，都成为他打击陷害的对象。

张浚虽被秦桧排挤出朝，仍关心国事，上疏揭露秦桧的阴谋伎俩，秦桧因此更加恼羞成怒，随即免去张浚节度使的闲职，贬到连州(今广东连县)，又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此后一再加以迫害。赵鼎被贬后，秦桧始终不放过他，找不到新罪状，就翻弄出他曾“阻挠和议”的旧帐，请宋高宗降旨宣布：赵鼎即使遇赦亦永不翻案，企图使赵鼎万劫不复。后来又将赵鼎流放吉阳军(今广东崔县)。秦桧还嫌不够，下令当地官吏每月报告一次赵鼎生死存亡的动静，必欲死之而后已。赵鼎被逼不过，终于绝食而死。人们哪怕因只言片语得罪了秦桧，秦桧也会耿耿于怀，旋踵加害。绍兴十四年(1144)，闽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锷有“燮理乖谬”之语，被刺配充军。胡舜陟因“非笑朝政”下狱死，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被贬，他们都是因说话而获罪的。

秦桧整人的手法极其毒辣、阴险，他有时通过自己操纵的台谏弹劾政敌，而所谓证据不过是“谤讪”、“指斥”、“怨望”、“立党沽名”，甚至“心目中有没有皇帝”等等，纯属随心所欲捏造的罪名;凡弹劾人的章奏，有时他还亲自书写了交给爪牙代奏，人们一看便知“此老秦手笔也”。

秦桧之阴险，简直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凡是和同事在宋高宗面前发生争执时，他往往并不极力辩解，而是最后以只言片语将对方一棍打死。有一次，秦桧和李光争论，李光慷慨激昂，对秦桧痛骂不已，但秦桧却默不作声，一无所答。等李光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说：“李光无人臣之礼。”一句话就使宋高宗对李光产生了不满。秦桧还大搞特务政治，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官吏百姓稍涉讥议，马上就会锒铛入狱。

秦桧在排斥异己，钳制舆论的同时，还竭力培植党羽，收罗亲信，攀附自己者立与擢用，即使是龌龊萎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立刻授予高官巨职。如朝散郎王扬英迎合秦桧旨意，上书荐秦桧的儿子秦为相，秦桧就荐王知泰州(今属江苏)。其他像孙近、万俟、詹大方等人都因卖身投靠而相继从冗散小官中提拔起来，遽政要。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秦桧用人的根本原则。即使对其亲信爪牙，也是生杀予夺，随其所欲。用得着时甜言蜜语，收买拉拢;用不着时，或稍有猜忌时，就过河拆桥，六亲不认。郑刚中曾对秦桧歌功颂德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四川宣抚副使，只因处理事情未先请示秦桧就直奏宋高宗而惹恼了秦桧，将他一贬再贬，最后凌虐而死。其实，据说郑刚中并不是不忠于秦桧，但秦桧一旦积怒，还是将他贬死遐荒，就连郑刚中的亲戚部下也未能幸免。这些亲信党羽为秦桧出谋划策，跑腿出力，被授以高官之后，在秦桧的威慑之下，都拱默畏谨，成了陪衬。即使这样，秦桧仍不让他们久于其位，甫入即出，少则一月，多则半年就被罢去。所以秦桧独自任相期间先后用的28个执政副职都是些世无一誉，柔佞易制之辈。

秦桧在牺牲他人保己权位的同时，还企图让其子孙继承他的衣钵。绍兴十二年(1142)，他指令科举考官将其儿子秦熺录取为状元，此后秦熺步步高升，不几年就当上了知枢密院事。秦桧还想让孙子秦埙也当状元，绍兴二十四年(1154)，将其亲信魏师逊、汤思退任命为主考官，这些人一看到秦埙的试卷就得意地说：“吾曹可以富贵了!”遂通同作弊将秦埙定为第一，只是到了廷试时，宋高宗看到秦埙所答都是秦桧、秦熺说过的话，才将之降为第三，也就是探花。秦桧的侄子秦焞、秦焴，姻亲周夤、沈兴杰也都在这次考试中获得进士头衔。秦桧的另外三个孙子，大的不过9岁，小的尚在襁褓竟然也被赐予三品官服。这样，秦桧的父子亲党环列要津，将赵宋王朝变成了秦家天下。

秦桧替金朝作内奸，实现了其“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金朝因此十分感激他。绍兴十一年签订和约时，金朝坚持在誓书中写上“毋得擅易大臣”的条款，明目张胆地支持秦桧在南宋的统治。于是，秦桧外有女真以为应援，内有党羽以为佐命，像只蜘蛛一样在朝野上下到处都结满了他的专政之网。他暗中结纳医官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动静，将宋高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要求天下郡县所上奏章，须先送到中书省由他处理，没有一件奏到宋高宗面前的。宋高宗觉着不对劲，经常问秦桧：“怎么近来什么事都没有?”他虽然很清楚秦桧欺君罔上的行为，后来对人说：“秦桧其实是在任意妄为，不欲朕知天下事罢了。”但明知已被架空却也无可奈何。当时衢州(今属浙江)爆发了俞八领导的农民起义，秦桧不报告宋高宗而是擅自派兵前去镇压，后来晋安郡王赵(即宋孝宗)告诉了宋高宗，高宗大惊，质问秦桧，秦桧表面回答：“这点小事不足以劳烦圣虑，所以不敢奏闻，盗贼平定自然就奏了。”退朝后秦桧马上追查消息来源，竟然以“晋安郡王居丧不当给俸”为由每月扣除赵200缗的薪俸，以示其威。宋高宗没办法只好拿出内帑补给赵。

秦桧对一个宗室亲王尚且如此，一般人就更不敢轻议其非了，所以一时献言者不是称颂秦桧的功德，就是替秦桧攻讦他人，中伤善类。即使有所建议，也惟恐触犯秦桧的忌讳，以莫谈国事为原则，只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塞责而已。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和秦桧将向金朝贡纳的50万两匹银绢的负担全部加到了南宋人民头上。此外，为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无耻生活，他们又在各地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要缴绵、、税捐、茶捐、杂钱、白米等杂税，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湖南有土户钱、折钱、醋息钱、曲线钱，各色不一，百姓负担之重，达到了宋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

君臣勾结，投降议和，使宋高宗实现了息兵苟安的夙愿，也换来了宋高宗对秦桧的宠眷。为表彰秦桧，宋高宗对他步步加封。绍兴十一年六月，拜左相、封庆国公。次年九月加太师，进封魏国公，十月又进封秦、魏两国公，只因秦桧觉着这两个封号与蔡京、童贯相同，不大光彩，就请改封其母为秦、魏国夫人。宋高宗对秦桧的物质赏赐更为优厚，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后来还把占田千顷，年收租3万石的永丰圩赐给了他。

巨额的赏赐并未使秦桧养廉好洁，他在政治上善玩权术，对聚敛钱财同样颇为精通。绍兴十年(1140)，秦桧以宋金战争“预备犒赏”为名，向百姓计亩征钱，天下之民无得免者，这批钱款全被秦桧中饱私囊，发了国难财。他每逢生日，必令州县贡献财物祝寿，每年达数十万。地方官给他写信一般都要或多或少地捎上些礼物。秦桧还公开卖官鬻爵，朝廷委任的监司帅守到缺，照例要向他进献珍宝，必得数万贯才准予上任。秦桧家门庭若市，经常挤满了送礼的车子，各地贡献的黄金、白璧、明珠、大贝、象犀、锦绫奇怪之物，车连毂，舟衔尾，相属于水陆之道，昼夜不绝。外国珍宝，在秦桧死了之后还有送到门上的。

在秦桧的统治下明明是饿殍盈野，冤狱遍地，但他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天天唆使其党徒歌颂所谓的太平中兴圣政之美，贺瑞雪，贺日食不见，什么太庙甘露降，生灵芝，监狱空，木内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等所谓的祥瑞也接连出现了。一些无耻士大夫为了讨好秦桧竞相呈诗献赋，大拍马屁。静江有驿名秦城，知府吕愿中率群僚共赋《秦城王气诗》，谄媚奏桧，吕愿中因此升任朝官。台州曾将因献诗称秦桧为“圣相”而被提拔。马屁精们沸沸扬扬将秦桧比之皋、夔、稷、契还嫌不足，必捧之曰“元圣”，似乎只有孔子才能与之比肩齐名，连宋高宗宫中嫔妃也称呼秦桧为“太平公公”。秦桧听到这些肉麻的奉承，竟满心欢喜，处处泰然，真不知天下有无羞耻二字。

功过昭彰，忠奸自判。无边的吹嘘掩盖不住滔天的罪戾，更泯灭不掉人民百姓对秦桧这个独夫民贼的憎恨。绍兴十二年(1150)正月，秦桧乘轿上朝时，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持斩马刀埋伏在望仙桥下准备刺杀秦桧，可惜只砍断了轿柱。施全被捕后，慷慨激昂地怒斥秦桧：“举国与金为仇，只有你奴事金狗，我所要杀的正是你这条金狗!”秦桧做贼心虚，此后每逢外出，必带50名武装士兵，执长挺以自卫。

施全的斩马刀没有伤及秦桧的肌肤，无情的自然规律却终究不会放过这个做恶多端的大奸贼。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秦桧病死，终年66岁。死亡结束了罪恶，但抹不掉他的臭名。在杭州栖霞岭下岳飞墓前罗跪着的四尊铁像中，沾着鼻涕、唾沫最多的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秦桧。

周复俊

周复俊（1496—1574），明代诗文作家。明太仓三家市人。原名复辰，字子吁，号泾林、木泾子等。周在次子，方鹏弟子。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历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二十年出为四川提学副使，历山东副使、霸州兵备，改云南副使，平西洱海叛乱，迁左参政。升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转为云南左布政使。四十一年升南京太仆寺卿。清介有孝名。与杨慎研讨理学，不喜佛书，专好《左传》《史记》，以才学与王同祖、顾梦圭并称“昆山三俊”。祀吴郡名贤。

为提学副使，作《大益书院志叙》。次年在川辑刊《全蜀艺文志》64卷。嘉靖二十七年纂修《霸州志》10卷。嘉靖三十二年为云南布政使，为杨慎刻《南中集抄》。次年作《游鸡足山记》。嘉靖三十五年，作讽时文《苍蝇赋》。嘉靖三十八年，刊刻杨慎遗著《七十行戍稿》。嘉靖四十一年，自滇还官南太仆寺，自序《北征图诗》。隆庆元年(1567)他为顾存仁序《居庸山人诗》。隆庆六年，他编辑的《玉峰诗纂》6卷刊行。万历二年(1574)，他仿《华阳国志》著《东吴名贤记》2卷，同年病卒。他还著有《泾林诗集》3卷、《泾林文集》5卷、《泾林杂记》3卷。他较善文、文笔清俊顺畅。诗非其所长，一些小诗略有情致。如《寒江》：“千林暝若空，遥峰隐还见。岚云冻不飞，江水明素练。”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论说：“诸体多肤浅不足观。”辑有《玉峰诗纂》《太仓文略》，著有《东吴名贤记》《元史弼违》《泾林诗集》《泾林杂记》《泾林类记》《六梅馆集》等。

邓析

邓析（前545年—前501年）春秋后期郑国人。先秦名家学派的创立者。或言曾任郑大夫。子产执政，制刑律，铸《刑书》公诸于世(前536)。邓析私著《竹刑》，对子产《刑书》多有辩难改进。因其精于刑名之辩，民众有法令讼狱之事，多找邓析求教，以衣物为酬金。据《吕氏春秋·离谓》：“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郑国人惯于“乡校”议政，有用“悬书”(悬挂张贴)方式评论时政;子产下令禁“悬书”，邓析便用“致书”(投递)方式议政;子产又禁“致书”，邓析再用“倚书”(夹在它物中)方式议政。子产的“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由于邓析一直以在野的角度评议朝政，颇为当朝者所忌。后驷歂为郑国执政，“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此事颇为舆论所谴责，“君子(或即孔子)谓子然(驷歂字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故用其道，不弃其人。’”(《左传》定公九年)邓析作为先秦名辩思潮的开拓者，不崇拜先王圣贤之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坚持独立的思辨研究。刘向称他“好刑名”，即善于研究法律条文的词语、概念、名实关系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刑名之辩”就由此而产生。他长于论辩，有过人的深思辨察能力，“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所操的“两可之说”，所提出并予以分析的“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卵有毛”等命题，开启了一代辩难之风。邓析死后，其言论思想流衍于世，影响深远，至一百多年以后，“名辩”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在其思想基础上形成。其著述在汉代时已仅存两篇，后散佚。今本《邓析子》为后人伪托。

顾颉刚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jié）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等。著名历史学家。江苏常州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本科哲学门毕业,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任教,担任过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大众知识》、《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责善半月刊》、《文史杂志》、《文讯》等。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政协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还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在大学时期,喜欢听戏和搜集民谣。对一些剧本作考证,收集吴歌二百首,编成《吴歌甲集》出版,是当时印行的第一部歌谣专集。1920年开始把他和别人研讨古史的论述,编成《古史辨》八册,已出版的有七册。

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我国有黄帝、神农,秦有三皇,汉以后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造成这一封建史学体系主要完成于从战国到西汉儒家之手。儒家经典《尚书》是这一古史系统的首要典籍。要有效地摧毁它,必须摧毁《尚书》的经学地位。他一生用了很大力量,整理和研究《尚书》。

从1926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起,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都开设了“《尚书》研究”课,编写了《〈尚书〉讲议》和《〈尚书〉学参考材料》八册,《〈尚书〉讲义研究》五种,《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等。解放后,发表《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尚书汤誓校释译记》、《西伯勘黎校释译论》这都是在尚书研究史上超越前人的著作,同时指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并不是完全可信,其中《虞夏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是儒家的伪造,目的是使人们一心向往所谓的这个黄金时代。同时指出《禹贡》虽是一篇可贵的地理学杰作,但儒家把它编派成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加工美化为圣王。这些揭发和论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尚书》编成的古史系统。按他对于古史记载的基本观点,认为必须打破关于古史的传统说法:要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原来只有一个的观念;要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要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要打破把古代看作黄金世界的观念。

1933年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课。1934年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共出了八十期,为后学者指出途径。他的治学道路一方面来源于我国史学史上怀疑派的疑古思想,认为传、纪、经都不可信,其实是受“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像;再一方面是受乾嘉学派考据学的影响;再即是道成以来经世致用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他善于从事物中找出相互间的联系,并应用到学术上来。他从事专门学术工作,也注意提倡写作形式上的通俗化。“五卅”后写了《伤心歌》,“九一八”后写有《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傀儡皇帝坐龙廷》、《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义军女将姚瑞芳》等大鼓书词,激发群众抗日爱国热情。30年代写的《中国上古史讲义》与解放后出版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都是通俗易懂的专著。他是中国近代史学上一位有成就有地位的历史学家,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和大量的著作。

主要专著有《浪口村随笔》(六卷补遗)、《汉代学术史略》、《辨伪丛刊》(合作辑点)、《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苏粤的始丧》、《古史辨》、《西北考察日记》、《尚书通检》、《上游集》、《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中国疆域沿革史》、《支那疆域史》(日文,中尾雄一译),《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妙峰山》、《山歌》(明冯梦龙作,校点),《三皇考》(与杨向奎合著)、《崔东壁遗书》、《史林杂识》等。主要论文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西周的王朝》、《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丛书子目类编”序》、《校点尚书禹贡篇》、《齐桓公的霸业》、《黄河流域与中国古代文明》、《尚书文字合编》、《尚书学讨论集》、《尚书甘誓校释译论》、《尚书大诰今释摘要》、《盘庚三篇校释译论》、《西伯戡黎校释译论》、《〈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等。

万全

万全(约1495～1585年)，明代儿科医学家。又称全仁，号密斋，湖北罗田县人。世医出身，为当时八代祖传儿科名医，初业儒，科举不第，转而为医。《万氏宗谱》、《湖北通志》对其事迹有所记述。万氏行医，活人甚众，著述亦伙，涉及面亦广，内容丰富。其《万密斋医学全书》(1549年)，共十种，包括《保命歌括》35卷、《伤寒摘锦》二卷、《养生四要》五卷、《万氏女科》三卷、《幼科发挥》二卷、《片玉新书》五卷、《育婴秘诀》四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痘疹》13卷、《广嗣纪要》16卷。近年发现有其轶著抄本《万氏秘传外科心法》、《万氏家传点点金》，由于他更长于儿科，故儿科著述影响较大。在儿科理论上，受朱丹溪、钱乙等影响，临床诊治重视小儿体质特点，倡小儿五脏有余不足说，尤重小儿脾胃不足之论，认为小儿“肝常多余，脾常不足”。他还进一步发挥了五脏辨证理论，小儿杂证，为惊风、麻疹等病证有独到见解。临证治疗注重调理脾胃，兼顾他脏，并重视小儿的合理护养，提出“若要小儿安，常受三分饥与寒”等浅显的经验之谈，强调衣食等方面的调理。所用方法，除药物外，还注重推拿等法。他的著述，流传颇广，对后世有相当影响，名医王肯堂、张景岳、武之望、沈金鳌、陈复正等在著述中，均对其著述有所摘引。朝鲜医家许俊的《东医宝鉴》、日本名医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丹波元坚的《杂病广要》等书，均对其著述有所引用。

黄寿祺

黄寿祺（1912年9月14日—1990年7月28日），文学评论家。字之六,号六庵,曾用笔名霞山。福建省霞浦县盐田镇上街人。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自幼在家乡私塾学习,受儒家思想影响,崇信孔孟之道。1931年毕业于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文科预科。1935年获得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本科国学系文学士学位。其后执教于福建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燕冀中学、私立北平中国大学、私立北平华北国医学院、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国立海疆学校等,任过教导主任、文史地教员、讲师、教授(1939年)和国文科主任等职务。解放后,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学术上受徽州学派影响较大,在文学上受桐城文派影响较大。认为文学言志、抒情、咏物、写景、记人、记事、均为明道济世;主张文附质,质待人,内容与形式并美。他的早期著作《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1937年《北平晨报》,曾引起当时北平学术界老前辈的重视,并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博士所著的中国古典哲学《变化的书》列为参考资料。1956年8月曾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师范院校《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讨论会。1962年发表了《漫谈如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教材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福建师院学报》第1期),1979年又在《福建师大学报》、厦门大学校刊及华东师大《语文函授教学通讯》上发表《漫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自学问题》。曾自编《群经要略》、《诗经选读》、《中国古代文学》、《历代散文选》、《唐宋诗选》等教材讲义。主编过《福建文学史》及《清诗选》。又曾为李贽《焚书》、《续焚书》注释总纂。198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出版的主要论著有《闽东风俗记》(1934年《中和报》)、《嵩云草堂易话》(1940年,北京《新光杂志》)、《水南读书记》(1943年,《南方日报》副刊《新畦》)等。解放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漫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1958年,《闽江》,第1期)、《试论杜甫绝句》(1962年,《福建师院学报》,第3期)、《周易名义考》(1979年,《福建师大学报》,第1期)、《六庵诗话》(1980年,《蒲公英》,第2期)、《“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与研究生张善文合作,1981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还有《六庵吟草》古今体诗千余首,散见于《北平晨报》、《民国日报》、《南方日报》、《文艺捃华》、《群众文艺》、《热风》等全国各地文艺刊物。

尹直

尹直（1431—1511），字正言，泰和人(今江西吉安)。景泰五年(1454)考 中进士。明代经常从二、三甲进士中选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庶 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优者留翰林院。尹直考中进士后又选为庶吉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

明宪宗统治的成化初年，尹直任辅导皇帝读书的经筵官， 并且参与纂修《英宗实录》。实录是编年史的一种体裁，专记 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明代新君即位，都要修先朝实录。 纂修《英宗实录》的总裁官阁臣彭时等想革去景泰帝号，并且 引用汉代革去更始帝号的故事。景泰帝是英宗两次即皇帝位期 间的一位皇帝。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 振的挟持下，率明军亲征蒙古族瓦剌部，在土木堡被瓦剌部击 败，致使数十万明军全军覆灭，自己也做了俘虏。消息传到北 京，京城一片混乱。英宗出兵时，曾命令其弟郕王朱祁钰在京 监国。混乱中，朱祁钰还算镇定，命太监召集廷臣商议对策。 翰林院侍讲徐珵主张向南迁都，兵部侍郎于谦主张坚守北京， 朱祁钰支持于谦的正确意见，并正式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让 他担负起守卫北京的重任。朱祁钰在一些大臣的要求下还惩处了土木之变罪魁祸首王振的党羽。　　

英宗被俘，太子年幼，国家无主难以安定，于谦等大臣从 国家利益出发，联名上奏请太后立郕王为帝。章奏送入不久， 太后批出懿旨，答应百官所请，命郕王即皇帝位。郕王顾虑英 宗未死，怕人心不服，不敢接受。于谦正色道： “臣等诚忧国 家，非为私计。”郕王这才接受，于当年九月初六，登极继 位，改年号为景泰，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登极后，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整军备战，严防瓦剌部再次南下，他将此事 全部交于谦负责。当年十月，瓦剌部首领也先挟持英宗南下， 直扑北京。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北京城军民，在于谦的带领 下，齐心协力，浴血奋战，击败了瓦剌军队，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明朝另立新君，南下进犯北京又连连失败，使也先挟英宗向明朝讨价还价的目的落了空，只好屡次遣使联络，要求送还 英宗，重新修好。景泰元年(1450)九月，做了一年塞外俘虏的 英宗被接回京城; 景泰帝怕失去皇位，把英宗软禁于南宫。景 泰三年(1452)，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景泰帝又废掉太子(英 宗的儿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次年，太子 死去，景泰帝因无其他儿子未再立太子。景泰八年(1457)正 月，景泰帝病重，石亨等人乘机发动了夺门之变，拥立英宗复 位。英宗复位后，改年号为天顺，废景泰帝仍为郕王，迁往西 宫，于二月里将其秘密害死。

更始帝是王莽新朝和东汉期间的由绿林军拥戴的汉皇帝。 公元17年，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出现了一支反抗王莽政 权的农民起义军——绿林军，他们同王莽军队进行了几次大的激战，不断获胜，队伍由七八千人发展到十多万人。公元23 年，为了更好地统率各路起义军，绿林军立投身于起义队伍以 恢复汉室为旗号的西汉宗室刘玄为汉帝，年号“更始”。在山 东莒县一带发起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不愿受到刘玄的控制，又找了一个没落的汉宗室弟子刘盆子作皇帝，于公元 25年推翻了刘玄的统治。同年十月，从绿林军分化出来的西汉宗室，南阳的豪强地主刘秀在洛阳称帝，建立东汉。

尹直认为除去景泰帝号不妥当，便分辩说： “实录中记载 的一些人开始时是大臣，后来却成了普通军民。在他们为官 时，就称呼他们为某官，被罢免后就改变了称呼。就象汉代的 诸侯王因谋反罪被削为平民，在他们未反叛时，称王称叔和原 来一样。哪有想到他们能谋反，就已经早把他们贬为平民的! 况且更始帝无所受命，而景泰帝却是大臣奏请、太后批准下令 立的。更始帝只是绿林军名义上的‘汉皇帝’，在位仅两年， 景泰帝则是宗庙社稷主，在位7年。当时，景泰帝又是在国家 处于危难中即位的，没有他支持于谦等大臣的意见，明朝就会 失去京师。虽然说那时更换皇太子是太贪心，有失德望，但是 能够不被卢忠、徐振的蛊惑之言所迷惑，保全了两宫，使其得 以延续到今天。景泰帝的功劳和过失足够用来相抵消，不应该 除去帝号。”彭时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英宗实录》一书 写成后，尹直升为侍读，后来历任侍读学士。侍读是翰林院中 掌读经史的官职，正六品; 侍读学士是侍读的领导，从五品。

成化六年(1470)，尹直上书乞求参与纂修《大明通典》， 并续成《宋元纲目》。成化十一年(1475)，尹直升为礼部右侍 郎，尹直上书推辞，没有被批准。礼部是负责国家礼仪、教化 等方面事务的机构，右侍郎是礼部的副长官，正三品。后来， 尹直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守丧期满，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右侍 郎，不久又改为礼部右侍郎。明王朝在南京另有一套完整的中 央机构，与北京所设的机构相适应。南京机构特点如下： (1) 定员大大少于北京，副长官一般不设左职。(2)责权小于北 京。首先，北京所设中央机构掌管全国事务，南京中央机构多 限于南京及南直隶地区。其次，南京远离天子，行文多经北京 相应机构转呈，不可避免地要受北京机构的制约。(3)南京机构中有些纯属框架式，无任何职事。即使非框架式机构，职事 也比较清闲。在南京任官的尹直，迫切希望回到北京。

成化二十二年(1486)春，尹直被召回京都任兵部左侍郎， 辅佐兵部尚书掌管兵部事务。当时，占城王古来被安南人所 逼，抛弃国都来京都求援。大臣中有人主张把古来一行人送回 去，尹直说： “他们在危难中来，我们如果赶走他们，这是在 杀他们啊。皇上应该派大臣立即去询问他们的情况，考虑一个 合适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宪宗下诏听从了尹直的意见，命 令都御史屠濂前去抚慰。贵州镇巡官送来奏本说苗民要造反， 请求朝廷发兵镇压，皇帝召集大臣商议后将要听从镇巡官的意 见。尹直说这可能是镇巡官谎报军情，以求得到功劳，不可以 轻易相信。宪宗便命人前去贵州探听虚实，果然没有军情。这 年的九月，宪宗命令尹直改任户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直 文渊阁，参预机务。据载，尹直进入文渊阁是得到宪宗的倖臣 李孜省的帮助。宪宗是一个好方术的皇帝，李孜省经常向宪宗 进献氵㸒邪方术，得到宠幸和重用。尹直等人为了向上爬，便极 力巴结李孜省。李孜省利用扶乩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宪宗听 从李孜省的鬼话，江西吉安府人尹直便顺利地进入文渊阁。过 了一个多月，尹直升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这样，尹直的 品级提高到正二品。

尹直精明强干而又博学多才，善拟文稿，但在做官的道路 上急于进取。尹直的性格矜持而多猜忌，不能检点自己，与吏 部尚书尹旻不和。吏部是管理全国文职官员的机构，吏部尚书 握有推荐官吏的大权。当初，尹直想得到礼部侍郎的官职，吏 部尚书尹旻推荐别人而不推荐尹直，最后尹直靠内宫的关系才 得以如愿。第二天，尹直和尹旻在上朝时相遇，尹直举着笏 (手板)向尹旻致谢，好像是说你不推荐我，我照样当上了礼部 侍郎。尹旻却说： “你就是人们所说的由皇帝从宫中传旨而得 以授官的。”明代，抛开吏部的推荐，皇帝从宫中传旨授官， 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尹直认为尹旻的话是在讥讽自 己，于是对尹旻的怨恨加深。后来，尹直一直在南京任职，历 时8年。这期间他郁郁不得志，便嘱托他的同党万安、彭华设 法将自己召入京师，尹旻却坚持不允许他进入京师。朝内其他 大臣也都害怕尹直，不愿他回来，都庆幸他在南方。等到推荐 兵部左、右侍郎时，吏部推荐了何琮等8人。皇帝下诏任命了 何琮，而尹直凭借万安、彭华和李孜省的帮助，从内宫中得旨 召回京师。尹直回到京师不久便进入了文渊阁，开始对尹旻进 行打击报复。尹直与李孜省相勾结共同陷害尹旻父子，使他们 获罪，又构陷罪名罢免了江西巡抚闵珪，致使朝野侧目。当 时，刑部侍郎袁清是内阁首辅万安的私党，又被内侍郭闰所喜 欢。皇帝命令袁清与其他中央官员一起到浙江巡查，袁清仗势 任意欺压诸官员，新任吏部尚书李裕十分厌恶他。等到回京师 后，李裕立即把袁清降为绍兴知府。袁清十分害怕，连连写文 章表示改过。李裕在皇帝面前极力论述袁清的罪行，皇帝下令 将他下诏狱。万安、郭闰便嘱托尹直，让他通过李孜省向皇帝 说情，结果从内宫中传旨赦免了袁清，改任郧阳知府。

孝宗即位后，进士李文祥，御史汤鼐、姜洪、缪樗，庶吉 士邹智等联名上书弹劾尹直。给事中宋琮及御史许斌说尹直自 从当上侍郎一直到进入文渊阁，每次升官都是靠攀附中宫、由 皇帝从内宫中传旨的结果。于是，孝宗便看不起尹直的为人， 命令他致仕。弘治九年(1496)，尹直上书祝贺皇上万寿，并且 以太子年当出阁读书，呈上《承华箴》，引用先朝少保黄淮被 复用的事，希望能重新得到皇帝的召见、重用。孝宗没有答应 他的请求。尹直于武宗正德年间死去，谥号“文和”。

管仲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出身贫贱，曾与好友鲍叔牙经商，二人后成生死之交，被后世称誉为“管鲍之交”。后齐国内乱，辅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争位，但事情失败，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鲍叔牙知其贤能，竭力向齐桓公举荐。公元前686年，管仲被齐桓公任为上卿，辅佐国政。

他执政历时四十多年，因地制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内政上，利用并改进宗周制度，将全国分为十五个士乡(即农乡)和六个工商乡，分设各级官吏管理，不许士农工商四民杂处。这促使了社会分工的加速进行，对当时生产的发展大有裨益。在政治上，强调“任人唯贤”，制定选拔人才的制度，主张“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在外交方面，“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称霸。并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挟天子以命诸侯，巩固了齐桓公霸主地位。在经济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兴修水利，打破井田开荒，发展农业生产;推行“相地而衰征”政策，按土地质量等级来征税;发展工商渔盐冶铁，铸造货币，使齐国经济实力很快增强。在军事上，通过“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方法，扩大齐国的兵源，使齐民平时耕种，战时出征打仗，这大大增强了齐国的军事力量。经过一系列的治理，齐国成为当时的经济、军事强国。

管仲治理国家遵循辩证方法，特别重视礼义廉耻的思想教育，他认为礼义廉耻是国家的精神支柱，称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死亡”。但他又力主法治，他认为“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在处理政事时，他常考虑得失，并善于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他的治理，使齐国长期处于强盛状态。管仲死后，齐国也长期奉行其政策与措施，因而长盛不衰。现今通行本《管子》，是后人假托其名编纂而成，但其主要思想和主张，仍保留在书中。该书提出的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方法，指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

奥托·兰克

奥托·兰克（Otto Rank 1884.04.22－1939.10.31），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1884年出生于维也纳,1939年在纽约去世。他认为焦虑起源于诞生的创伤,幻想情感的净化就能治愈精神病。

兰克在一所职业中学校结业以后就投奔S·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负担并培养他上了中学和大学。兰克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熏陶,经常出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联谊会,以后又任该会秘书。在此期间他准备博士论文,终于在1912年取得了博士学位。1919年由于匈牙利哲学家和工业家安东·冯·弗洛伊恩德(Anton von Freund)的慷慨赠与,兰克同S·弗洛伊德、山多尔·费伦茨(Sandor Ferenczi)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创建了国际心理分析书店(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由兰克担任行政领导直至1924年。

兰克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是对神话和传说进行心理分析的首创者。他的以下一些作品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英雄诞生的神话》(1909),《罗亨格林(古代德文诗—译者注)的传说》(1911),《关于神话研究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tische Beitrage zur Mytheforschung)》(1911—1914,修改版于1922年)。但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诞生的创伤·分娩前生活对个人的和集体的心理活动变化的影响》(1924年版,1928年译成法文)。在这部作品里,兰克申述了自己的信念,同时标志了分裂的开始。实际上,从这时起兰克已远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观念。兰克在赴美洲进行了几次旅行之后,1926年他便断然离开了维也纳,赴巴黎和美国从事他自己的治疗方法的教学工作,1936年他决定在纽约定居。

兰克认为,焦虑起源于诞生的创伤,“各种形式的神经官能症和不论是什么样的神经病的病症都说明有一种朝着诞生的创伤退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创伤的回忆应该被克服”(根据1924年版本的法文版第250页)。一切心理冲突都能在母—子关系的混乱里找到根源。心理分析医生要起到一种母亲的作用,他的治疗措施的“目的是要按技术规则把附于某一物体上的原始里比多分离开”(同上第241页)。兰克认为神经症的核心不再是俄狄浦斯情欲综合感,而是诞生的打击。由此,兰克对弗洛伊德的全部理论提出了质疑。兰克还认为分析无意识的产生是无用的,暴露病人的社会生活,病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也可说是历史上的生活也是无用的(同上第241页)。兰克受S·费伦茨提出的“有效的技术”的影响,主张一种有限期的治疗,就是使病人摆脱象代理母亲似的心理分析医生,以便病人离开医生摆脱痛苦,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摆脱痛苦,病人应抛弃他的医生”(同上第245页)。兰克观察到从治疗一开始病人就与他的治疗者建立了移情关系之后,他提出了限制治疗总时间的办法(同上第253页)。这样,兰克就不重视缓慢地制定分析计划并幻想情感的净化就可以治愈神经病。在兰克的其他著作中,关于研究乱伦的有这样两部作品:《诗歌和传说中的乱伦主调(Das Inzestmotiv in Dichtung und Sage》(1912),《唐璜-格式塔心理(DieDon Juan-Gestalt)》(1922、1973译成法文,Payot出版)。

李辰冬

李辰冬（1907.8.2-1983.8.28）,现代文学评论家。河南济源人,1907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 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中央政治学校等校。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科长、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复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平津特派员,1947年6月,任北平参议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三国、水浒与西游》(1944)、《文学新论》(1954)、《红楼梦研究》 (1958)、《文学欣赏新途径》(1970)、《文学与生活》(1971)、《文学研究新途径》(1972)、《诗经通释》(1972)、《陶渊明评论》(1975)、 《浮士德研究》(1976)、《杜甫作品系年》(1977)、《李辰冬文学批评 自选集》(1980)、《诗经研究》(1982)、《诗经研究方法论》(1982) 等。

布扎蒂

迪诺·布扎蒂（Dino Buzzati，1906年10月16日-1972年1月28日），意大利家喻户晓的作家，被誉为“意大利的卡夫卡”。他诡奇独特、鬼斧神工的艺术特色，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看似虚构荒谬的故事里，其实蕴含发人深省的深层思考。他擅长深刻的描绘人物、命运、欲望，罗织魔幻、秘密的笔法，甚至挑战理性的事实，让幻想成真。而其恣肆放纵的笔调，表现人的心灵状态及难以逆料的奇异，充满趣味，更令人震撼。

布扎蒂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集，如《七位信使》(1942年)、《史卡拉歌剧院之谜》(1949年)、《那一刻》(1950年)、《垮台的巴利维纳》(1957年)、《六十则短篇》(1958年，获同年斯特雷加文学奖)、《魔法演练》(1958年)。而《山上的巴纳伯》、《老森林的秘密》两书则奠定了布扎第道德寓言作家的名声。《鞑靼荒漠 》(获1950年Halperine Kaminsky奖)确定了布扎蒂的文学地位，为他博得了“意大利的卡夫卡”之名。一九六六年短篇小说《魔法外套》及两年后问世的短篇小说精选集《神秘小店》，可说是他神秘、幻想风格的代表作品。

江户川乱步

江户川乱步（えどがわ らんぽ，1894年10月21日~1965年7月28日），小说家。生于三重县。本名平井太郎。他在中学时代热衷于阅读押川春浪的武侠冒险小说和黑岩泪香的侦探小说。苦学之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在大阪的贸易商社、鸟羽的造船厂、东京的古旧书店工作过,又出过中华面条摊床、当过印刷工、杂志编辑、律师助手等,可以说辗转各地体验了数不清的职业。1923年8月,写下了《两钱铜板》、《一张票》,投稿给森下雨村的杂志《新青年》,第二年得以发表。接着又接连发表了 《D坡道的杀人事件》 (1925)、《心理试验》 (1925)、《红色房间》 (1925) 等杰作,与横沟正史一起,开拓了日本近代式侦探小说的道路。在大众的儿童文学的领域方面,连载于《少年俱乐部》的 《怪人二十面相》 (1936),描写了名侦探明智小五郎与不伤害人命的怪盗二十面相的斗智斗谋,满足了少年追求洒脱风度的心理要求。在《少年侦探队》(1937)、《妖怪博士》(1938)中,继续描写了相同的人物,并一直延续到战后的《青铜魔人》 (1949)、《虎之牙》 (1950)、《透明怪人》之中。直到八十年代,江户川乱步的上述作品仍强烈吸引着众多的少年读者。在外国推理小说的介绍、研究、评论以及新人作家的发现方面,江户川乱步也具有巨大功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江户川乱步奖是最具权威的推理小说新人跃上龙门的大奖。

包拯

包拯(公元999—1062年)北宋时期著名的清官。字希仁，出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父亲包令仪，曾任员外郎。包拯少时奋发读书，所读皆四书五经之类，一心为应举作官。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甲科，授大理评事职，出任建昌县知县。此时父母双亲皆老，为侍养双亲，他辞官归乡，于父母膝前尽孝，直至双亲相继去世。1038年，40岁的他才又重新出任地方官。由于他清正廉明、明理善断，在地方颇有政绩，很快受宋仁宗赏识，提升为监察御史。在任职期间，他主张练兵选将，加强边防，反对每年向契丹交纳贡品。后历任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曾多次论斥那些握权受宠的大臣，上书仁宗，明听纳谏、辨别朋党等。又出任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开封等府府尹，执法严峻，平反冤狱，抑制豪强，那些贵戚宦官无不畏惧。民间称其为“包待制”，京城内都传言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嘉裕六年(公元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故死后又叫包孝肃。后人将其书草整理编排，成《孝肃包公奏议集》，分为十卷，三十门，171篇，今存。

包拯为官清正、刚毅，断狱英明。执法不避亲党，旧制，讼诉不得直接到官署庭前。包拯知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诉冤屈，于是下属官吏不能曲隐作弊。贵戚、官宦为之敛手，京师百姓赞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后世将他美化为清官典型。

〔正史〕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①。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里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于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后期之忧。借曰戍兵不可遽减，请训练义勇，少给糇粮②，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复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预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图之。”

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其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③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命曰綎。有奏议十五卷。

《宋史》卷三一六

〔注 释〕

①“第归”句：第：但、只。鬻(yu)，卖。②糇粮：边疆士兵之粮。③大茔：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