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常

马祖常（1279～1338年），字伯庸,西域雍古人,也里可温。先世于辽道宗咸雍年间迁居临洮狄道(今属甘肃),东迁后的第二代帖穆尔越哥出仕辽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人称“马元帅”,遂以马为姓氏。曾祖月合乃随元世祖南征至汴,累官礼部尚书,父马润,任漳州同知,又移家于光州(今属河南),祖常遂为光州人。他七岁知学,得钱即买书,受业蜀儒张䇓之门,得张器重。延祐初,参加科举,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改宣政院经历,因弹劾权臣铁木迭儿,左迁开平县尹,又退居光州。铁木迭儿死后,任翰林待制,兼翰林直学士,除礼部尚书。天历元年(1328),召为燕王内尉。升参议中书省事,拜治书侍御史,迁江南行台中丞。元统元年(1333)拜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不久辞职归光州。后至元四年(1338)卒,年六十,谥文贞。祖常为文宗法先秦两汉,推崇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而排斥苏轼之文。他的文章朴实无华,简明清晰,元明善批评他的散文“修辞几于古矣,然于质实则过之,于藻丽则乏矣”。尤工于诗,与虞集、袁桷、萨都刺等人常相唱和,是延祐、天历年间京都诗坛的活跃人物。他曾漫游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又到过内蒙及西夏故地,诗歌内容丰富。《元史》本传赞其诗“圆密清丽,无论短章长篇,皆有可传之作”。他学习杜甫的忧时精神,诗中对达官贵人、贪官污吏以及当时弊政,时露讽刺之意,对民生疾苦则充满同情。其写景之作有壮丽色彩,《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有不受羁勒的气势。祖常推崇李商隐,戴良《丁鹤年诗集序》说:“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有些诗似李之“绮丽清新”(顾嗣立语)。苏天爵《元文类》录其作品较多,计诗赋三十三首,文二十篇,并向朝廷建议刊行其集,并为之序。著有《石田文集》十五卷,末附录虞集《桐乡阡碑》、苏天爵所作神道碑及祖常自作《石田山房记》,今有周绍祖、王佑夫《马祖常诗歌选注》。生平事迹见《元史》卷一四三、《新元史》卷一四九,及集中附录《神道碑》等。

张觉人

张觉人（1890-1981）,自号觉因老人,字梦禅。清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东岳乡。少年迭遭不幸,9岁丧父,13岁丧母,自后即从伯父张义泰学习中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觉人16岁,拜倪静庵为师,专习中医外科。倪静庵为奇人,常独自至人迹罕至之深山旷野或荒园萧寺中炼丹(因炼丹场所最忌喧嚣和污秽,否则易“走丹”),一去数日始归。张觉人聪慧勤快,见老师用丹药疗效如神,态度又很和霭,因此十分尊敬恭顺,深得倪氏喜爱。从而知道,中国医学中有“丹道医家”(简称“丹医”)一派,多攻外科,专用秘传丹药为人治病。他们多属道家,行踪诡秘,鲜为人知,有钱人随便给酬,贫苦人则分文不取,称为“布外功”。该派戒律极严,每代只传授一人。倪静庵将自己所学传授张觉人,并告诉他,当今南派丹道医家,首推贵州平越福泉山高真观老道廖复阳。

宣统三年(1911),张觉人只身一人,跋涉千山万水,向廖复阳求教。当时廖氏已年逾九旬,早已不收徒弟,因感张觉人千里寻师之诚,破例收其为关门弟子。张觉人潜心苦学,终于得廖氏真传——玄门四大丹(即乾坤一丹、金龟下海丹、混元丹和毒龙丹)。在此后70年岁月里,张觉人使用这些珍贵秘方,救治许多外科危重疑难病人。

民国元年(1912),张觉人回到重庆,在四川陆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当医兵。其时军阀混战,兵戈扰攘,而他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不堪目睹战场上杀戮掠夺惨状,遂萌出家避世之念。翌年,入峨眉山剃度为僧。张觉人在峨眉山研读了大量佛、道经籍,尤其对道教巨著《道藏》中炼丹术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反复实践。

民国三年(1914),张觉人决心以丹医济世,乃还俗下山,先后在重庆、上海等地悬壶行医,以善治肺痨和瘰疬闻名,时人谓之“虚劳专家”。

民国十一年(1922),张觉人先后到杭州葛岭、广东罗浮山、四川彭县(今彭州市)葛仙山、丹景山,合川铜梁洞(唐闾丘道士炼丹处)等处实地考察古代炼丹遗址。

民国十八年(1929),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当时张觉人38岁,他与医界同人一起奋力抗争。3月,他被推选为四川省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保存和发展祖国传统医学。

民国二十年(1931),张觉人由上海回到成都开业行医,并继续进行丹药的研究。

张觉人为扩大中医药的影响不遗余力,他是国内多种中医药刊物的支持者和发行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四月十五日,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周复生等人在重庆创办《华西医药杂志》,得到张觉人的大力支持。五月,他又与余律笙、文琢之在成都创办《医声通讯》。八月,他长期研究与实践的结晶——《外科十三方考》在《华西医药杂志》上连载,引起中医外科同人的极大重视。

《外科十三方》是中医外科的著名方剂,但历代医家对这些方剂秘而不宣,社会上只有抄本流传。而且抄本各异,真假难辨,使人不易掌握。有鉴于此,张觉人花费10年心血,搜集各种抄本,结合自己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加以验证整理,然后确定公布。如《外科十三方》里的“中九丸”,是长期流传于我国西南地区民间医生中的一个秘方,对治疗骨关节结核、瘰疬、梅毒等难治之症有特效。张觉人先后拜访了7位使用“中九丸”医师,方法各不相同。均自认为是真传秘授,莫衷一是。张觉人通过多方考证和无数次实践,终于获得疗效满意的“中九丸”配方(目前有人正尝试用此药治疗癌症)。《外科十三方考》对中医外科方剂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研究中医外科疗法的重要文献”,1949年,由《华西医药杂志》社印行专册,1955年经过修订,由上海千顷堂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1956年,张觉人调成都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翌年调成都市中医院,担任外科临床工作。1959年调成都中医学校任教,负责讲授外科学、中药学、方剂学等课程。他兴趣广泛,对道家气功、中草药及现代化学都有深入研究。从1956年至1966年,他先后在《中医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广东中医》等刊物上发表了《玉真散对破伤风的疗效》、《蟾酥丸的研究》、《白玉丹治瘰疬》等论文。并为成都中医学校主编了《外科学讲义》、《方剂学讲义》、《本草学讲义》等内部教材。

1972年,张觉人82岁,他从成都中医学校退休。但壮心未己,以惊人之决心和毅力从事毕生经验之总结。他除继续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外,还不分寒暑,用10年之功,精心撰写其代表作《中国炼丹术与丹药》。该书近10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概述了中国炼丹术从创立到发展的历史,列举古代文献特别是《道藏》中有关炼丹术之珍贵内容,系统讲解了炼丹临炉之基本知识和技术要领,说明中国医用丹药是从古代炼丹家“金丹术”衍化而来。下篇是全书重点,他无私地公开了大半生搜集而来的丹药中最有效切用的30首秘方、验方,并详细地说明了这些丹药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些方剂,有的是师传,有的是友授,有的是自己研制发明的,有的是录自经典文献,还有的是张觉人自己耗费金钱花高价从别人手中来的,经过临床实践证明疗效显著。张觉人道德高尚,在书的“前言”里坦露心声:“我要象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献给人民。”他早年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玄门四大丹”,也在这本书里全部贡献了出来,闻者无不感动!

1981年6月,《中国炼丹术与丹药》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重印3次,印数近2.5万册,仍供不应求,不少人将此书奉为秘本。

1981年11月7日,张觉人先生走完了光明磊落的人生旅程,在成都安详辞世,终年91岁。张觉人先生的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努力效法的。

顾璘

顾璘（1476年—1545年），明代诗文家。字华玉，号东桥居士。先世吴县(今属江苏)人，徙上元(江苏南京)。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广平知县，擢南京吏部主事，晋郎中。正德四年(1509)出为开封知府。正德八年，以得罪中官，被逮问，谪官广西全州。秩满，迁台州知府。历浙江左布政使，山西、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所至有声。迁吏部右侍郎，改工部，董理显陵工毕，迁南京刑部尚书。罢归。他虚己好士，在浙时，慕孙一元，于湖上结交;抚湖广时，爱王廷陈才，侦其狎游，疾掩之，遂定交。既归，构息园，大治馆舍居客，客常满。他与陈沂、王韦称“金陵三俊”。著作甚丰，有《浮湘集》、《山中集》、《凭几集》、《息园诗文稿》、《国宝新编》、《近言》等。

其诗作，较多地反映他到处寻幽访古的嗜好，或在东坡祠下，联想其“不返辽东鹤，长悲阳羡田”的身世，发出“世事皆春梦”的感慨(《宿宜兴东坡祠下》);或闻灌人云有柳子厚的遗迹，赶紧策马往寻，不得其处，兴尽而返，聊以展示诗人的“幽致”(《闻灌人云有柳子厚遗迹因策马往寻历大源塘入仙源洞不得其处而返》)。他还有些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如《夜雨叹》，面对“去年三吴遭赤旱，万户鬻子无遗孩”的荒情，萌发出“花明草媚日果杲，男耕女织天恢恢。野人多病有归处，养鸡牧豕王城隈”的理想。他在《武皇南巡旧京歌》里对时事有所嘲讽：“白发梨园老乐师，锦胸花帽对弹丝。行宫只奏中和调，解厌南朝玉树词。”但感情不够深沉。

他亦善文，如《天宁寺游记》、《晚静阁记》、《养竹记》、《太和山前记》、《太和山后记》等还是较有文采的作品。他的《国宝新编》评论明诗虽过誉之词太多，但其中也有些值得重视的意见。

钱智修

钱智修（1883-1947），字经宇。嵊县人。早年在嵊县读小学。1904年进入上海爱国学社,不久进入上海私立震旦学院学习法文。后来因为学生风潮转入复旦公学。1911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之邀请,担任该所编辑。1920年7月接任杜亚泉,担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成为该杂志任期最长的主编。1925年主编和出版《东方杂志“五卅事件”增刊》,参与编辑《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兼任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国文函授学校主任。1932年起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1942年8月至1947年3月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8年2月11日在上海去世。著有《苏格拉底》、《拿破仑》、《达尔文》、《克林威尔》、《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议演说》、《林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200余篇。

刘桢

刘桢（179―217年），汉末诗文作家。字公幹。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七子”之一 。父刘梁，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同应玚一起，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属。为人倨傲，尤不拘礼节。太子曹丕曾宴请邺下文人，酒酣坐欢，曹丕命甄夫人出拜，坐中众人皆俯伏以敬，唯刘桢平视为常。曹操闻之大怒，以不敬之罪收服劳役，后又免罪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217)，染疫疾而亡。

他的五言诗在当时颇负盛名，曹丕《又与吴质书》说他“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其诗风格高古超越，气格峭拔，钟嵘谓之“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差可勾其魂魄。所以，钟嵘把他列为上品，并说“自陈思(曹植)以下，桢称独步”(同上)，评价甚高。今传诗十余首。其《赠从弟》3首，直抒怀抱，志气超迈而慷慨悲凉，独臻高古，最能体现其“坐啸虎生风”(元好问《论诗绝句》)的风格特色。刘诗弱点在于“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钟嵘《诗品》上)。明代胡应麟亦指出其“气过词”(《诗数》内编)的毛病。

刘桢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毛诗义问》10卷。其书例依汉人家法，究心考据，训释名物，与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相似。已佚。又著录《刘桢集》4卷，亦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刘公幹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袁克文

袁克文（1890年7月16日—1931年3月22日），字豹岑,号寒云,笔名袌存、袌公、抱存、抱公、燕环、宾燕、佩佩、斝斋龟寒云子、 寒云主人, 河南项城人,1890年 (清光绪十六年) 生于朝鲜汉城，昆曲名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素有民国时期“天津青帮帮主”之称，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次子，由其三姨太金氏生于朝鲜汉城，长兄袁克定。号称"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生活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触怒其父，逃往上海，加入青帮，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1931年病逝于天津。葬于杨村，方地山为其撰写碑文：才华横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

袁克文参与政治活动不多，而长于诗文，工于书法，致力古钱币研究，能演唱昆曲，他收购文物挥金如土，但兴尽后就转让。袁世凯死后，他长期客居上海，以变卖字画为生。撰有《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古钱随笔》、《寒云词集》、《寒云诗集》、《圭塘唱和诗》。所写掌故、笔记，如《辛丙秘苑》、《洹上私乘》等诸多一手资料。袁克文收藏文物种类颇多，晚年因生计窘迫，大部分变卖。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幼年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三姨太朝鲜人金氏所生，因为大姨太未生子女，所以克文从小便被过继给大姨太收养。大姨太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他提出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袁克文自幼聪明过人，据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尽管他像呆霸王薛蟠那样不好好读书，可他作诗、填词、写文章却件件皆精，写的字也风流潇洒。因此袁世凯对他有些偏爱，甚至一度想立他为“太子”。大姨太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0性格，吃、喝、嫖、， 、抽（鸦片）样样都干。他还花钱加入“青帮”，当上了“大字辈”的“老头子”。除元配妻子刘梅真外，他还娶了5个姨太太，她们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没有名分或“一度春风”的情妇那就更多了，据知情人讲有七八十个。

青年

袁克文除擅长书法、作诗、填词、写文章外，还爱唱昆曲，小生，丑都扮演得很好，他的拿手好戏是《长生殿》、《游园惊梦》。袁世凯死后，他没了管束，开始“票戏”，即当票友。有一年，他在北京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林合演《游园惊梦》，他大哥袁克定（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成了“家长”）知道了，认为他这种当“戏子”的行为“玷辱家风”，于是便通知北京 总监薛松坪，要薛把他抓起来。薛不便推托，可又觉得这是他们袁家的“内部矛盾”，便去找袁克文，如此这般把“令兄的意思”一谈。袁克文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票友借台唱戏是要自备费用的，袁克文唱这两场戏，据说他花费了三四千银元。

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来，因此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山东督办“狗肉将军”张宗昌请他写了一幅中堂，价码是1000元银洋。求他写字的人之所以这样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字写得的确好；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袁皇帝儿子的缘故。

逝世

1931年袁克文死在天津，终年42岁。家里为他办不起丧事，还是他“帮”里的徒子徒孙凑钱帮他办的。出殡时，“帮”里的人，以及天津的和尚、道士、尼姑，都来送葬。

高启

高启（1336－1374），明初诗文作家。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丘子。长洲(江苏苏州)人。元末，张士诚据浙右，高启依外舅周仲达居吴淞江之青丘，以咏歌自适。洪武二年(1369)正月应诏赴金陵与修《元史》。翌年授翰林编修，七月擢为户部侍郎，他以“谕冒进用”为辞，乃赐金放还。他曾赋诗讽刺，朱元璋隐而未发。洪武六年，知府魏观改修府治，被人告发，《上梁文》为高启所作，遭朱元璋将其腰斩，年仅39岁。

高启有较为明确的诗歌观。他在《独庵集序》中说：“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从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辩，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他提倡“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去偏执之弊矣。”这些理论主张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也是他的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

他才力富健，兼喜各种诗体，乐府诗写得朴素而富有情韵。如《牧牛词》：“尔牛角弯环，我牛尾秃速。共拈短笛与长鞭，南陇东冈去相逐。日斜草远牛行迟，牛劳牛饥惟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归还向牛边卧。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可见诗人对农民生活的熟悉与同情。他的歌行跌宕变化，较有气势，如《青丘子歌》表现其狂放不羁、恃才傲物的个性，《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表现祖国山河的壮丽，笔调沉雄，抒发怀古之情，淋漓酣畅。他的律诗写得清雅俊丽，属对工巧，又不露雕琢痕迹，如《清明呈馆中诸公》：“新烟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夸。白下有山皆饶郭，清明无客不思家。卞侯墓上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喜得故人同待诏，拟沽春酒醉京华。”他的绝句风调翩翩，时有蕴藉之辞，如《十宫词·隋宫》：“五斛青螺一日销，迷楼深贮万妖娆。众中谁解留车驾，风浪如山莫渡辽。”显然有所讥讽。他善于学习，兼师众长，所以具有较深厚的艺术功力。《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某些诗篇或过于粗疏，或过于纤弱。

他的散文，如《游天平山记》、《槎轩记》、《送唐处敬序》、《姑苏杂咏序》、《胡应炎传》、《墨翁传》，有的长于议论，有的善于描状，有的叙次井然，都具有顺畅明达的艺术特长。他的词能较好地抒写襟抱，如[念奴娇]《自述》：“策勋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曾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著有《高太史大全集》18卷，《凫藻集》5卷，《扣舷集》1卷。

徐天闵

徐天闵（1890—1957年），号信斋；原名杰，字汉三。安徽省怀宁县人，世居安庆市近圣街。早年就读于安徽高等学堂，学成后曾在安庆、杭州、天津等地教书。民国初年任教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1929年任教于中央大学中文系，1929年应王星拱校长之邀任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此后，除1948年7月—1949年7月在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武汉大学担任教授，为该校中文系“五老（五位著名老教授）”之一。

徐天闵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历代诗歌研究”、“诸子散文研究”、“离骚研究”。“历代诗歌研究”主要讲汉、魏、晋、宋五言诗和唐代诗歌，“诸子散文研究”主要讲《韩非子》、《庄子》。先生讲课，十分重视对作品内外之美的感悟和品味，尤其是讲诗歌，特别爱抑扬顿挫地诵读作品，有声有色地表述他陶醉其中的感受。学生称他咏诗为“唱诗”，说他讲课往往是“唱着进教室，唱着出教室的”（吴鲁芹《瞎三话四》）。说得兴起，不禁情由境生，心随情传，手之舞之而不自觉。

徐天闵教授治学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情况和源流派别，二是研究杜甫诗歌，三是探讨如何使用旧体诗形式表达新思想、新感受。公开印行的著作有《诗选一》、《诗选二》、《杜甫诗歌》（国立武汉大学印），《古今诗选》（国立武汉大学1934年印），《汉魏晋宋五言诗集注》（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发表的论文有《诗歌分期之说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43年第7卷第3期）等。

钱锺书

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卒于北京。古文家钱基博的长子，自幼受传统经史教育。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广泛接受世界各国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年考取了英国退回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在牛津大学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1938年归国。先后担任过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湖南兰田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等。1953年起，任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钱锺书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关注和研究。他的《谈艺录》（1948）在继承和总结传统诗话的基础上，对中西诗论进行了精微的辨析、比较和阐发。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丰富而详赡的中西比较诗论，而且提出了很多前人不曾提出的新问题。以中国古文论而言，有关佛学对中国诗文论的影响，《谈艺录》可以说是首创。以西方文学理论而言，有较大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家V.B.什克洛夫斯基、丹麦哲学家S.克尔凯郭尔、法国诗人P.瓦莱里等的理论，被首次运用于中国古文论的研究。此书还最早提出了对克罗齐直觉说的批评。《谈艺录》1984年由中华书局再版时，钱锺书除对原书稍作删润作为上编外，又将补订的与原书规模相当的内容作为下编。下编不仅于中国古文论中的精华多所钩稽、辨析和阐发，而且对于西方新兴的学科和理论有丰富的联类、辨析和比较，包括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

钱锺书的另一部学术著作《管锥编》（1979），富有辨伪和辩证的精神，对《诗经》《易经》《老子》《左传》《史记》《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籍，不株守成见地作了许多新的考释和有创见性的赓扬，并将中西文化和文学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比较和研究，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宋诗选注》（1958）提出新的选诗原则，突破传统选本止于注解、疏证的局限，对诗歌创作中的很多问题作出了贯通中西、精见迭出的阐发。

钱锺书的学术著作除上述几种外，还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英文版，北京图书馆刊，1943）、《旧文四篇》（1979）、《也是集》（1984 ）等。他的许多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钱锺书还是出色的散文家和小说家。长篇小说《围城》（1947）描绘了抗战期间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围城”意象表达了小说的深层意蕴，包含了现代人对自己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小说的反讽技巧高超，旁支斜出的叙述风格，诡奇、机智、聪睿、富有知识容量的语言，妙趣横生的比喻，尤其是信手拈来的典故，使它得以成为独树一帜的“学人小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同样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具有机智隽永的风格。三联书店2001～2002年出版有《钱锺书集》，10种13册，300多万字。

李时勉

李时勉（1374年—1450年），明代诗文作家。名懋,以字行,号古廉。安福(今属江西)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参与编纂《永乐大典》及《高庙实录》,授侍讲。洪熙元年(1425)以言事下狱。宣德初复官,改侍读学士,升国子祭酒,以直节重望,为士类所依归。时陈敬宗官南祭酒,亦为士林所重,人称南陈、北李。谥文毅,后改谥忠文。著有《古廉集》11卷。其人刚烈,但其诗却温丽、妩媚。他的《古诗为扶风窦滔妻作》7首,尽管模拟痕迹严重,也无多大艺术价值,但却较细腻地倾诉了一个少妇的复杂感情。开始说明抒写长恨的原因:“深闺有思妇,惨凄亦何为!容华不自惜,独理流黄机。言将成匹帛,多裁游子衣。衣新忽变故,恩爱从此衰。以此殷勤意,翻作长恨辞。”继而回忆新婚的绸缪,分别的惆怅,都写得较为缠绵。他的咏物诗,也很纤巧工致,如《咏剪刀》:“吴绫剪处鱼吞浪,蜀锦裁时燕掠霞,深院响时春昼静,小数工罢夕阳斜。”

季奥诺

季奥诺(Jean Giono 1895～1970) ，法国小说家。生于法国东南部上普罗旺斯省马诺斯克城，家境贫困，父亲是鞋匠，母亲是洗衣女工。16岁辍学,当过银行雇员喜爱文学。1924年发表诗集《笛子伴奏》和小说《丘陵》。1925年发表小说《一个博莫尼人》，被拍成电影。1933年发表的小说《蓝衣若望》，带有自传性质。　季奥诺的代表作是小说《四海之歌》(1934)、《愿我的欢乐长存》(1935)及其续篇《生命的凯歌》(1942)。这些作品的主调是讴歌大自然，热爱田园生活；风格奔放，充满激情。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季奥诺拒绝应征入伍，发表反战小册子《拒绝服从》，因而被捕入狱，不久经人营救开释。在法国沦陷期间，他发表《向梅尔维尔致敬》(1943)和《活水》(1943)，依然写他故乡故土的山川风物。1945年德军溃败，法国光复，季奥诺被指控曾和维希傀儡政府往来而被扣押,后因证据不足,未予起诉。晚年发表的几部作品，以《屋顶上的轻骑兵》(1951)和《狂热的幸福》(1957)等比较著名。1953年获得摩纳哥文学奖金。1954年被推选为龚古尔学院院士。

郭化若

郭化若（1904年8月10日—1995年11月26日），1904年8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郭化若5岁那年，曾祖郭继昌去世，生活资助随之中断，全家的生活失去了依靠。郭化若8岁时，父母被生活所迫，忍痛出卖了7岁的妹妹，此事对郭化若震动很大。

14岁那年，郭化若在叔父的资助下，进了福州崇实小学，开始高小学习生活。次年，叔父失业不能再资助学费，为了不致辍学，郭化若拼命用功，各门功课都获得了最佳成绩，争得了免费升级。这年旧历年时，郭化若凭一手好书法，租了一家小店的柜台写春联出售，除每天可供家里一些柴米外，自己还积存了几个钱。14岁的郭化若，生平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穿上了新衣服。

郭化若高小毕业时，校长和教师愿意保送他进基督教会办的培元中学，将来有希望到清华大学深造。就在此时，父母在贫穷的折磨下，又被迫把从小由他们抚养的侄女卖给了人家当童养媳，这对已步入青年的郭化若以莫大的刺激，他咀嚼着用卖表妹的钱换来的饭，悲愤难忍，无法下咽，终于做出了离家出走、寻求革命道路的选择。几十年南征北战，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高级 将领。

郭化若是位集诗人、学者与书法家于一身的将军，是国内外公认的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权威。他从1938年起便研究精深的孙子兵法及其他古代兵书。解放后，他将大量论文汇集成册，成了我军研究军事辩证法的专家。

尹湛纳希

尹湛纳希(1837—1892)，汉名宝衡山，字润亭，是近代蒙古族最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古典文学大师和蒙古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鼻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还是翻译家、诗人，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皆通。在研习绘画中，尤擅长山水花鸟，有著名的《梅雀图》传世。他的一生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

尹湛纳希是成吉思汗28代嫡系远孙，忽必烈的后裔。他出生于当时的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忠信府村(今辽宁省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中心府村)一个知识层次很高的封建贵族家庭，父兄多擅文墨。其父旺钦巴勒(又称旺钦巴拉)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蒙古族史学家和古籍收藏家，著有《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简称《青史演义》)，写至第八回后，投笔从戎，成为一名爱国将领。其长兄古拉兰萨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五哥贡纳楚克也是一位诗人、书法家;六哥嵩威丹精不但是诗人，还是翻译家。可以说，尹湛纳希一生的辉煌成就和生长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且充满着强烈文学艺术氛围的家庭是分不开的。

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的混乱之中。而此时，尹湛纳希的家乡爆发了农民起义，他的贵族家庭也开始家道中落。社会的动荡和家庭生活的急剧逆转使尹湛纳希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鄙视封建贵族的腐朽、虚伪和不学无术，同情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产生了一种民主平等的进步思想。这对于封建贵族出身的尹湛纳希来说，不仅反映了他的一种叛逆的精神，还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

家道的没落使尹湛纳希被迫开始为生计奔波，同时他也开始发奋著书立说。他在整理翻译《红楼梦》时清醒地认识到，在封建桎梏下，有情人要成眷属，只是红楼一梦。这一共鸣激发了尹湛纳希强烈的创作灵感，继而产生了长篇小说《一层楼》和《泣红亭》。

因为《一层楼》和《泣红亭》借鉴了《红楼梦》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法，所以被称作蒙古族的《红楼梦》，曾被译成日、俄、法文在国内外发行，而尹湛纳希也因此被人称为蒙古族的“曹雪芹”。后来，尹湛纳希还创作了《月鹃》和《红云泪》(未完成)等长篇小说，以及杂文、诗歌等;并将汉文《红楼梦》、《中庸》和《纲鉴通目》翻译成蒙古文(有一部分已散失)，译文流畅，语言生动，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族文学。

尹湛纳希35岁的时候，决心继承先父遗志，将他父亲未完成的《青史演义》续写下去。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创作了这部巨著，这部代表蒙古族文学发展水平的演义小说，对于我们了解蒙古族历史很有帮助，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

尹湛纳希毕生致力于蒙古文和汉文事业，为丰富民族文学宝库，促进蒙、汉文化交流以及丰富和发展蒙古族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现在，很多国家的学者、专家都在研究他的作品，尹湛纳希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已从大凌河畔走向了全世界。

范纯仁

范纯仁（1027年6月－1101年），字尧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次子。以父恩补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进士及第，以事亲不赴官，后为范仲淹执服毕始出仕，知汝州襄城县，签书许州观察判官，知襄邑县。治平中，擢江东转运判官，迁殿中侍御史、知制诰。通判安州，移知蕲州，权陕西转运副使。除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改判国子监。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河中府，移成都府路转运使。失觉察下属官吏，降知和州，历知庆州、信阳军。管勾西京留司御史台，再知河中府、庆州。哲宗即位，召除给事中，进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元祐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四年，出知颍昌府，徙知太原、河南二府。八年，复召拜右仆射。哲宗亲政，再出知颍昌、河南二府，徙陈州。以上疏论吕大防不当窜岭南，落职，知随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在永州三年，双目失明，恬然处之。徽宗即位，复观文殿大学士，充中太一宫使。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宣。纯仁从其父教诲，又与孙复、石介、胡旦、李觏等名士游，待人平易忠恕，尝谓：“但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学问博洽，为文无长语。所上奏疏，如《论发运均输状》、《奏陈青苗等法疏》等，论事切直，而又婉转畅达，无过激之辞。《秋风吹汝水赋》、《薛氏乐安庄园亭记》，能寓情于景，颇富文彩。诗歌名句如“鸣鸡起遥墅，残月满空山”(《早行》)，“溪风消酒力，烟树入春愁”(《寒食日泛舟》)，“澄源不负当时意，清影犹涵昔日云”(《和郑通议青州范公泉》)，语意清新，富于韵味。著有文集二十卷、《台谏论事》五卷、《边防奏议》二十卷(李之仪《行状》)。文集于南宋嘉定间由沈圻刊印，遂为定本，历代递有刊修。现存《范忠宣公集》二十卷，有元天历元年刊本、明嘉靖间刊本、万历三十六年毛一鹭刊二范集本、清康熙合刊二范集本、《四库全书》本等。《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一首。《全宋诗》卷六二一至六二五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一五四五至一五六一收其文十七卷。事迹见李之仪《范忠宣公行状》(《范忠宣公集》附)、曾肇《范忠宣公墓志铭》(《曲阜集》卷三)、《宋史》卷三一四本传。

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生于儒学世家，祖父菅原清公曾作为遣唐使，与空海、最澄等一同到过唐朝，父亲菅原是善亦以文才著称。道真自幼受其家学的熏陶，一生致力于汉诗文的创作，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出前人。昌泰三年（900），他将自编的诗文集《菅家文草》12卷献于天皇，收其诗近500首、文150余篇，是传世的平安汉诗文别集中规模最大的。除了诗文集，他还奉宇多天皇敕命，编纂《类聚国史》200卷（现存62卷）。此外，道真也擅长创作和歌，有34首和歌收录在历代敕撰和歌集中。

菅原道真因其诗才得到宇多天皇的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文章博士、赞州（今香川县）太守、参议等职，最终官至右大臣，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外交舞台。日本历史上重要的外交事件，如接待渤海使、废止遣唐使等，均与菅原道真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由于受到对立派左大臣藤原时平等人的排挤、诬陷，于昌泰四年被贬至九州大宰府，两年后在那里郁郁而终。生前，他将自己在迁徙途中及大宰府所作的“西府新诗”1卷托付给了在京的诗友纪长谷雄，收其诗近50首，名《菅家后集》。

菅原道真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岛田忠臣、纪长谷雄等人的汉诗作品，受到中唐白居易文学的影响，一改之前嵯峨天皇时代以“君臣唱和”、行幸游览为主的艳丽诗风，而长于叙事、述怀。而且，由于政治风向的变动，朝野对诗人的态度急转直下，嵯峨天皇之前主张的“文章经国”思想及尚文风气，已经被“诗人无用”论调所替代，这使得菅原道真等凭借诗才而得到朝廷器重的人，处境非常困难。菅原道真前期的代表作《博士难》《有所思》《诗情怨》等，就是他们愤懑心境的真实写照。

赞州地方官时期的作品，色彩比较多元，代表作有表达治理抱负的《行春词》、描写人民疾苦的《寒早十首》等。《菅家后集》所收的诗，除了表达流放途中困苦或是对遭贬一事所感到的不甘和悲凉之作外，思念帝都、思念家园是这一时期诗作中最突出的主题。菅原道真一生爱梅咏梅，他京城的家园有他手植的梅花，在远离家园的大宰府，他始终忘不了的就是京城家中的梅花树，在诗及歌中反复吟咏。以至于后世产生了“飞梅”的传说，说是他京城家中的梅花树，念主人思己心切，于是飞到了大宰府落地生根，去陪伴主人。

菅原道真去世之后，天下大旱，疫病流行，曾陷害他的藤原时平及其子嗣相继暴病身亡，街巷之间开始传说是道真的冤魂在作祟。更有甚者，天平二年（930）大旱时，大臣们正在大内祈雨，突然皇宫连遭雷劈，死伤好几位大臣，天皇也因此而不豫，于是招来僧侣作法。自此，人们更加相信是菅原道真的冤魂在作祟，于是在京城道真家原址为他修了祠堂，把他当作雷神的化身来供奉。

再后来，道真逐渐被尊为“天神”，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祭拜他的庙，被称作“天满宫”。还因为他是儒学家和汉诗文家，所以后世还被奉为“学问之神”。还因为道真生前极爱梅花，所以在各地的天满宫，都会有梅园或在殿前种植梅花。禅宗兴起后，又出现了“渡唐天神”传说，说是菅原道真梦中到径山无准师范门下去参禅问道，得到了真传。这一传说后来还成为了绘画题材，图中的“天神”（道真）都是一副中国古代道士打扮，双手抱一株梅花。

菅原道真是日本古代著名的汉诗文家，代表着中古汉文学的最高水准。他又是一位十分著名的历史人物，生前死后传说不断，广为传颂。关于道真的种种信仰及其传说，也是日本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事项，它们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酵、升级，至今依然普遍植根于日本民众心中。

索尔兹伯里

哈里森·埃文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11.14～1993.07.05)。70年代以来多次来华采访的美国记者、作家。1908年11月1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925年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学习,1928年至1929年曾任《明尼阿波利斯新闻》通讯员。1930年大学毕业,曾先后获一些院校的法学、人文学、新闻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合众社,正式开始记者生涯,先后在圣保罗、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市任记者。1943年任伦敦分社经理,1944年任驻莫斯科记者,同年起至1948年任外事新闻主编。1949年3月,转入《纽约时报》,在该报工作25年。1949年至1954年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1954年至1963年在总社任编辑、国内新闻主编,1964年至1972年任助理总编辑,1972年起任副总编辑。1972年6月、1977年8月先后两次到中国北京、湖南等地访问。1984年专程来中国,以76岁的高龄于4月从江西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实地采访,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74天,最后抵达陕北。回国后,很快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于1985年10月由哈泼一罗公司出版。1988年再度来华,为撰写题为《新长征》的新著,从这一年的4月到6月,先后到达山东、河南、上海、广西、浙江、四川等地采访。1991年应中国新闻出版署的邀请来华访问。著有《俄国在行动》、《苏联——五十年》、《围困列宁格勒的900天》、《无畏无私:纽约时报及其所处时代》、《中国的轨道》、《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访问北京及其以外的地方》、《变革的时代——一位当代记者的故事》等近30本书。曾多次获奖。1993年在美国病逝。

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1892年4月9日-1964年5月6日），日本诗人,小说家。 和歌山县人, 生于医生家庭。 中学毕业后到东京, 入庆应义塾学习, 1913年中途退学。曾加入“新诗社”, 在与谢野夫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写作诗歌、评论和翻译,受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影响。他的主要诗歌作品有《殉情诗集》(1921)、《我的一九二二年》(1923)、《佐藤春夫诗集》(1926)、《佐久的草笛》(1946)等。小说有《一只野兔和一个外人》(1914),在日本,是意识流、精神分析、新心理主义作品的先驱。此外,有《田园的忧郁》(1917)、《都市的忧郁》( 1922～1923)、《这三个人》(1925)、《女诫扇绮谭》(1925)、《诸神的嬉戏》(1927)、《更生记》(1929)、《晶子曼陀罗》(1954)、《小说永井荷风传》(1960)等。中国题材的作品有戏剧《屈原》(1926)、小说《李太白》(1918)、《百花村物语》(1922),翻译我国的小说有《玉簪花》(1923)、《平妖传》(1929)、《水浒传》(1954),翻译我国的诗歌有《车尘集》(1929)、《玉笛谱》(1948)和札记《扬州十日记》(1927)等,此外,论著有《谷崎润一郎——其人与艺术》(1927)、《近代日本文学展望》(1950)等。战时,他曾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顺应时局写了《奉公诗集》(1944)、“爱国”诗歌等为侵略战争效劳。1948年当选为艺术院会员,1960年获文化勋章。1964年于广播录制《自传》中突然去世。 佐藤春夫是具有深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注意人生的探索和塑造典型,而以随笔的、水彩画的笔致,将传统的古典抒情同现代的颓废融成一体, 形成慵倦、忧郁和厌世的基调,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

黄帝

黄帝（约公元前2717年-约公元前2599年）亦称轩辕氏、有熊氏。又号帝鸿氏、归藏氏。古人以之为“五帝”之首。传说时代之部落联盟首领。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母曰附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而长于姬水(同前)，故改姓姬。一说黄帝“受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居轩辕之丘(在新郑南)”。一说黄帝生于天水轩辕谷(在今甘肃天水)，故以“有熊”、“轩辕”为名号。当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于是轩辕联合各部落，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之野”打败炎帝神农氏，又在涿鹿攻杀“作乱不用命”之九黎族首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褚少孙补《史记·五帝纪》)。“号曰‘黄’者，中和之色，德四季同功，故先王以别之也”(《风俗通》引《大传》)。据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葬桥山。其地有黄帝陵，在今陕西黄陵县。此外，今河南阌乡县南铸鼎原又有轩辕陵。古人以黄帝(还有炎帝)为“人文初祖”，认为黄帝乃是华夏各民族之共同祖先，并把许多典章制度及器物之发明创造都集中于黄帝时期，都归功于黄帝。

据说，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风俗通》引《大传》)。又“作为君臣上下之义、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指刑律)，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创为战阵进退指麾之法。“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后汉书·天文志》)。又“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汉书·地理志》)。立井田之制。又命其妻嫘祖养蚕，其臣胡曹作衣，仓颉造字，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容成造历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仪狄作酒，伶伦、荣将(一作荣猨)制律吕、铸十二钟以和五音，共鼓、化狄作船，等等。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五德终始”之说，以黄帝为古史的开端，战国至秦汉间人以黄帝与老子并称，同尊为道家学派之祖。后人著述而假黄帝之名以行者亦极多，仅《汉书·艺文志》所录，就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黄帝泰素》、《黄帝说》(以上《诸子略》)，《黄帝》(《兵书略》)，《黄帝杂子星》、《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黄帝长柳占梦》(以上《数术略》)，《黄帝内经》及《外经》、《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神农黄帝食禁》、《黄帝三王养阳方》、《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以上《方技略》)，等等。这些书后世大多亡佚。

费希纳

费希纳，古斯塔夫·西奥多（Fechner，Gustav Theodor 1801.4.19—1887.11.08）德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心理物理学的创始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者之一。生于夏路萨提亚的格罗斯一萨尔兴。父亲是一位牧师。青年时先在文科中学求学,以后进医药学院学习。1817年入莱比锡大学学医,182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定居莱比锡,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和工作。1824年任莱比锡大学物理学讲师。1826年电学中公布欧姆定律,他也发表文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和物理学的其它问题,久而久之,终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位物理学家,并于1834年升任为莱比锡大学物理学教授。但这时他的兴趣又转向心理学,并任哲学教授。他对心理学的研究当时是在补色和后象等方面。在研究后象时,由于长时间观察阳光得了眼病,加上身体虚弱,1839年辞去物理学讲席,长期卧病,达十数年之久。晚年他在莱比锡继续从事心理物理学的研究和写作,于1860年出版了著名的《心理物理学纲要》,提出了心理物理学的测量方法的基本类型。同时还对美学感兴趣,提倡实验美学的方法,如等级法、评定法等,并于1876年发表了他对美学研究的总结性论文《美学初探》。费希纳喜欢F.W.J.V.谢林的自然科学,怀有宗教灵学的神秘思想,并为论证他的泛灵论,长期致力于寻求一种科学方法,借以使具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范畴统一于灵魂之中。

费希纳把心理物理学定义为:“讨论心物之函数关系或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科学”。他认为,感觉本身虽然不能测量,但是感觉是由一定量的刺激引起的,通过测量刺激强度就可以间接地测量感觉。只要解决了刺激和感觉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能进一步研究心物关系问题。他想到心理强度的算术级数可能与物理刺激量的几何级数相当,于是在德国生理学家E.H.韦伯研究之基础上,尝试以最小可觉差jnd为感觉单位,经过许多实验和推导,最后得出感觉与刺激以对数为比例的关系,其数学表达式S=KlogR(S代表感觉,R代表刺激,K是常数)。该公式表明,刺激按照几何级数增加时,感觉按照算术级数增加。这个公式费希纳称为韦伯律。但它已超出了韦伯发现的事实,指出了物理刺激与其引起的感觉强度的关系,所以,后人称这一公式为韦伯一费希纳律或直接称之为费希纳律。该公式引起了心理学界种种怀疑和争论,于是费希纳又经过多年研究,于是1882年发表《心理物理学要义》一书,为其心理物理学辩护。

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虽然出自于唯心主义的哲学意图,却有一定的科学基础。他创造了最小可觉差法、正误法和均差法这3种心理测量方法,把物理学的数量化测量方法带到心理学中来,为后来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打破了康德认为心理无法测量、无法数量化,因而不能成为科学的偏见。费希纳的工作和贡献使他成为建立实验心理学的先驱,他的心理物理学的方法经过加工沿用至今。其心理物理学为冯特的心理学建立起了奠基作用。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1559年2月—1626年9月30日），觉昌安之孙，塔克世长子，生母为王杲的女儿，姓喜塔腊氏，名额穆齐。生于赫图阿拉女真贵族之家。童年丧母，常遭异母纳喇氏虐待。至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衰，靠采集和贩卖山货为生。经常出入于抚顺、叆阳、宽甸、清河等处市肆。交往广，视野阔，通晓蒙、汉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喜读汉文《三国演义》、《水浒传》。曾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幕下当差3年，精骑射，多智谋，熟谙行军作战方略，颇富军事才干。艰苦人生造就其勤奋、谨慎、机敏和长于思考的品格，故号淑勒(明智之意)贝勒，又有“聪睿王”之美称。万历十一年(1583)，明军攻打古勒寨阿台，父、祖死于战乱，明廷以误杀其父、祖，准承袭其父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送还尸体，并赏敕书30道，战马30匹，以为善后处理。其不肯罢休，执意坚持父、祖是仇人尼堪外兰所杀，誓死讨回血债，遂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联合萨尔浒城常书等，进攻建州苏克苏护河部，先后克图伦城、嘉班城、鹅尔浑城，终使尼堪外兰授首。继而克灭浑河部。十二年，拔兆佳城，招降董鄂部。十五年，修筑佛阿拉城，建宫室，禁暴乱，戢盗贼，立法制，国政初定。至此建州本部统一。十七年(1589)，晋封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不久，招降鸭绿部，复遣师略长白山诸路。二十一年(1593)，大败扈伦、蒙古、长白九路3万联军于古勒山，平定纳殷、朱舍里二部。擒乌拉贝勒之弟布占泰以归。至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二十二年，同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喀尔喀贝勒老萨通好结盟，被尊为“神武皇帝”。二十三年，明廷封其为龙虎将军。二十五年，遣弟舒尔哈齐朝贡明都。第二年，又亲自恭贡明廷。以“看边效力”的忠顺模样，博得明廷的好感。随之命弟巴雅喇、长子褚英征服瓦尔喀部安楚拉库。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在蒙文基础上，创制满文。二十九年(1601)，攻灭哈达部。定兵制，创黄、红、蓝、白四旗。三十五年(1607)，迎接瓦尔喀斐悠城主穆特黑来附，于乌竭岩重创乌拉部，斩其兵3000人，获马5000匹。继而辉发负约，率兵亲征，彻底克灭。四十一年(1613)春，大败布占泰兵3万，乌拉部亡。此间，又频频向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进军，先后招服东海窝集部赫席赫、俄莫和苏噜、佛纳赫托克索、瑚叶、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乌尔古辰、木伦诸路。强化军事的同时，亦注重经济发展，推广部落屯田和牛录屯田，开矿冶炼，奖励农业，并且将经济与军事有机结合。在原四旗基础上，又增四镶旗，创建八旗制，实行军政合一，形成以旗统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用以加强军事实力。顺应形势发展，万历三十一年(1603)，将都城由佛阿拉迁至赫图阿拉。为加强政权建设，设理讼听政五大臣，札尔图齐十大臣，分头处理国政。万历四十四年(1616)，即汗位，建元天命，定国号大金(亦称后金)，上尊号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封四大贝勒，设五大臣，同听国政。派遣扈尔汉等伐取东海萨哈连部36寨，渡黑龙江取11寨，招附使犬、诺洛、石拉忻三路以归，派兵征服库页岛及负险诸岛。至此，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等海外诸岛，悉归一统。天命三年(1618)四月，以“七大恨”公开反明，分兵左四旗克东州、马根单两城，亲统右四旗智取抚顺，招降明游击李永芳。陷抚安堡、花豹冲、三岔儿，攻占清河、一堵墙、碱场城。四年三月，明廷以杨镐为经略，坐镇辽阳，督师近10万，并征朝鲜与叶赫援军，分四路合击赫图阿拉。大敌突临，猝变不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的战略，败敌四路，灭敌4.5万人，斩将300余员，乘胜连下开原、铁岭，灭掉叶赫。获萨尔浒之战大捷。自此，对明朝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六年，克沈阳、破辽阳、抚辽南，进占辽沈大部分地区，实行“计丁授田”政策，遍置庄园，编丁生产。七年，克广宁、义州，蒙古厄鲁特部来附，喀尔喀五部来归。十年，隳旅顺城，迁都沈阳，始建汗宫。遣喀尔达等征瓦尔喀、卦勒察，又于海州张屯寨大败明将毛文龙。十一年，亲统大军征明宁远城，屡攻不克，伤亡惨重，班师沈阳。八月十一日，背部疮毒突发，医治无效，死于南距沈阳40里之叆鸡堡村。葬天柱山之福陵。初谥武皇帝，清建国后，改谥高皇帝，追尊庙号为太祖。

桓范

桓范（？～249年），字元则，沛国(今安徽宿县西北)人。三国魏大臣，文学家。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220)，为羽林左监。有文才，与王象等共撰《皇览》。

明帝曹叡时，为中领军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持节都督青、徐诸州军事，治理下邳(今江苏新沂、邳县一带)。与徐州刺史郑岐争屋，引节欲斩岐，岐上奏，桓范被召回。又为竞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后听说将转为冀州牧。当时冀州统属镇北，而镇北将军吕昭的才能和仕位，都逊于桓范。桓范对其妻仲长说：“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仲长说：“君前在东，坐欲擅斩徐州刺史，众人谓君难为作下，今复羞为吕屈，是复难为作上也。”一语切中痛处，桓范恼羞成怒，抽刀环撞其腹，时仲长怀孕，坠胎而死。桓范推病，不赴冀州。

正始中(240—249)，为大司农。曾摘录《汉书》中诸杂事，编纂成集，名《世要论》。当时蒋济为太尉，与桓范会于社下，范出其书示济，济不肯看，桓范怀恨在心。因论及他事，范发怒对济说：“我祖薄德，公辈何似邪?”蒋济性强毅，也知桓范刚毅，盯着范不回答。

曹爽辅政时，在九卿中对桓范特别敬重，范为之出谋划策，号称“智囊”。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和皇帝曹芳一起，出城拜谒明帝陵。桓范拦阻说：“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纳入者?”曹爽不听，说：“谁敢尔耶?”(《三国志·魏书》卷九下同)结果，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关闭城门，阻止曹爽等人入城。桓范逃出洛阳，劝曹爽兄弟劫持魏帝曹芳到许昌，不被采纳。桓范哭着说：“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后桓范因曹爽事被诛，夷三族。

桓范著有《世要论》十二卷，或称《桓范新书》、《桓公世论》，主要说修身治国之道。其中《赞象篇》、《铭诔篇》、《序作篇》等，论述各种文体，抨击当时文弊，批评当世铭诔华而不实，“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欺耀当时，疑误后世”，颇为深切。原书已散佚，《群书治要》载有十四篇，《全三国文》辑为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二卷，已佚。今存《兖州刺史谢表》、《荐管宁表》、《荐许宣》、《陈兵事》、《与管宁书》等文，载《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书。

松冈让

松冈让(1891年9月28日- 1969年7月22日)日本小说家。旧名松冈善让。

新潟县古志郡石坂村大字鹭巢(现长冈市鹭巢町)人。父亲是真宗大谷派松冈山本觉寺的僧侣。在旧制长冈中学，同班同学中有诗人、法国文学家堀口大学。

本来他应该继承父亲成为僧侣，但他从小目睹佛门的腐败，强烈反对出身的家庭。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就读，成为夏目漱石的门生。1914年和久米正雄、山本有三、菊池宽、佐野文夫等同学创办了第三次《新思潮》，1916年创办了第四次《新思潮》。他拒绝继承寺院，把早就作为笔名的让作为户籍名。大学留级一年。也有人说是因为和娘家的关系导致神经衰弱，也有人说是因为担心她泡在娼馆被娘家带回来的缘故。自传小说《守护法城的人们》的初期稿中有与妓女恋爱的记述。

围绕与漱石的长女笔子的爱情，与好友久米正雄叛离(得知私下答应久米求婚的笔子变心于松冈后，默默与久米交往)。大学毕业的第二年1918年4月与笔子在日比谷大神宫结婚，在精养轩举行婚宴。结婚当天，朝日新闻头版刊登了一篇诋毁久米的报道。这被认为是松冈让人写的。这篇报道起到了反效果，世人同情久米，相对来说松冈成了坏人。被岳母夏目镜子禁止执笔的松冈失去了反驳的机会。另外，久米没有必要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于是执笔了吐露因这件事所负苦恼的作品。特别是1922年的《破船》备受瞩目。这个作品发表后，和松冈的长女一起玩的孩子说“不能和那种坏人的孩子玩”，在她面前被带走，松冈认为那是久米的错，燃起了复仇之心。松冈在报纸上讲述了长女的事情，之后又以自己的视角创作了描写与笔子恋爱的《忧郁的爱人》。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该作品没有成为话题。松冈甚至把长女托付给熟人，让她去见久米。另外，松冈在《忧郁的爱人》中虽然描写了对笔子的爱慕之心，但后来才知道笔子爱的是自己，关于这件事松冈的发言缺乏一贯性。

久米很早就写信或打电话要求松冈谈谈，但松冈都没有答应，就这样断绝了关系。

战争期间全家疏散到出生的故乡新潟。战后住房困难，一家人每天都住在漏雨的佛堂里。连那里也被赶出来的时候，为了妻子笔子住的地方而四处奔走。在这个时期，由于生活困难，卖掉了学生时代的朋友芥川龙之介的来信。与久米正雄断绝关系，但在战后的1946年和解。这次和解是在松冈拜访战后来到新潟的久米时发生的。但是写自己评传的关口安义写信揶揄和解后的久米，可以看出松冈并不是真心原谅久米的。松冈热切希望重建漱石山房，但得不到其他门生的协助。和久米再次见面时，她最先呼吁他协助这件事。

另外，关于久米和笔子的事，笔子的女儿半藤末利子在著作中说过，笔子的母亲镜子在漱石死后为了让家里有男人而强制结婚。

另外，在久米和笔子的婚约期间，夏目家收到了中伤久米的怪信。镜子来询问久米关于这封信的事情，松冈陪着镜子保管了那封信。松冈记载说，后来被迫写那封信的女性反省后来找我，我就当着她的面烧掉了。但是，撰写松冈评传的关口记载说，自己读过这封信被保管着，所以真相不明。

与长谷川巳之吉一起创立了第一书房。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从这里出版的。但是长谷川突然认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关闭了第一书房。因此松冈未能赶上战后的出版热潮。

自传小说《守护法城的人们》被认为是畅销书。代表作还有以20世纪初的敦煌为舞台，围绕发现“敦煌文书”展开的《敦煌物语》。另外，将漱石的妻子夏目镜子的谈话整理而成的《漱石的回忆》也在文库中广为阅读。婚后因镜子而停止了数年的作家活动，负责漱石的版权管理等工作。之后作为漱石鉴定家而知名，从1920年到去世鉴定了500件真作和近2000件伪作。

1969年7月22日，因脑出血在新潟县长冈市的家中去世。法名无量寿院释善让。

郎廷极

郎廷极(1663—1715),字紫衡,一字紫垣,号北轩,家世显赫,清代隶汉军镶黄旗,奉天广宁(今辽宁北镇)人。湖南布政使、山东巡抚郎永清的儿子。郎姓,是满洲八大姓之一,载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渊源有自。郎廷极19岁时即因为是官家子弟蒙受荫惠而授任江宁府同知,后经推荐升云南顺宁知府,并先后为官福建、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由浙江布政使升江西巡抚,驻南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至十一月期间,江苏巡抚张伯行参总督噶礼贿卖举人得银50万两,命噶礼解任,以郎廷极署理奉旨接替噶礼署理担任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的两江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调驻江宁(南京)。

《清史稿》卷二七三《郎廷佐传》附有郎廷极的小传,很简略:“(郎)永清子廷极、廷栋。”“廷极累擢江西巡抚。江西多山,州县运粮盘兑,民间津贴夫船耗米五斗三升,载赋役全书,岁分给如法。户部初议驳减,总督范承勋以请,得如故。至是户部复议停给,并追前已给者,廷极累疏争之。寻兼理两江总督。五十一年,擢漕运总督。卒,谥温勤。廷栋,字朴斋。官湖南按察使。”《清史稿》除了对郎廷极官职升迁的记载之外,主要叙说了他为江西争取保留了民间津贴的事。

其他的文献资料有关郎廷极的记载不多,因此有必要根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再补充郎廷极康熙五十一年的几件事如下。五月,江西巡抚郎廷极来金陵署制府事,写有《舟次集唐诗》廿七首。此时,曹雪芹的父亲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为郎诗作跋。可见郎廷极是一个有雅兴的人,诗歌也写得不错。此处列举其所撰《秀峰寺纪事》二首,以参见其诗歌风格:

庐峰天下秀,新号称禅林。宝墨龙章焕,雕文鹤驭临。飞云穿竹出,好鸟和松吟。入夜登台望,祥光满碧岑。

漱玉亭前立,悬流响若雷。真从银汉落,似转雪车来。激荡侵岩树,澄泓洗石苔。愿将泉作酒,长奉万年杯。

同年八月,郎廷极代江宁士民、机户、车户、匠役、丝商人等向康熙皇帝请求仍以曹颙为织造之职,皇帝批准了。八月二十七日,郎廷极折:“江西巡抚奴才郎廷极谨奏,为奏闻事:窃照江宁织造臣曹寅在扬州府书馆病故,已经具疏题报。今有江宁省会士民周文贞等,并机户经纪王聘等,经纬行车户项子宁等,缎纱等项匠役蒋子宁等,丝竹行王楷如等,机户张恭生等;又浙江杭、嘉、湖丝商邵鸣皋等,纷纷在奴才公馆环绕,具呈称颂曹寅善政多端,吁恳题请以曹寅之子曹颙仍为织造;此诚草野无知之见。天府重务,皇上自有睿裁,岂臣下所敢妄为陈请;奴才亦何敢遽以入告。因身在地方,目睹舆情,亦足征曹寅之生前,实心办事,上为主子,下为小民也。谨据实具折奏闻,奴才曷胜冒昧悚惶之至。”批云:“知道了。”

三年后(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任内。享年五十三岁。

郎廷极对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还有一件值得提说的,那就是他所督造的瓷器是顶尖级的,被特称之为“郎窑”。郎廷极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任江西巡抚时兼景德镇督陶官7年。当时正值清朝康熙皇帝在位,他除了文治武功以外,也十分喜爱古代瓷器,于是责成郎廷极为皇宫仿制古瓷器。郎廷极成功地烧制出另外一种别具一格的红釉瓷器,人们把这种瓷器以他的姓氏命名,叫“郎窑红”,或称“郎窑”。

郎窑是怎样的瓷器,有什么价值?刘廷玑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四年间(1701—1705)曾任江西按察使,与郎廷极在南昌共事一年,他在《在园杂记》“卷四”中特别记载到“郎窑”的瓷器:“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宣(德)成(化),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予初得描金五爪双龙酒杯一只,欣以为旧,后饶州司马许玠以十杯见贻,与前杯同,询之乃郎窑也。又于董妹倩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复惠其八。曹织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郎窑产品在当时已经十分昂贵,关键是其高超的仿古技术,尤其是在仿制明代宣德、成化官窑方面,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刘廷玑所举出的几个例子,如“描金五爪双龙酒杯”“青花白地盘”“脱胎极薄白碗”等,皆以非常惊讶的语调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康熙当朝人对“郎窑”仿古技术的赞叹。“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此句表明,“郎窑”当中有对明代宣德、成化官窑绝对忠实仿制的作品,胎体、釉色、款识、绘画均达到了“比视成宣欲乱真”的程度。

郎廷极的著作除《胜饮编》外,还有《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北轩集》、《师友诗传录》1卷、《集唐要法》(丛书集成本)。《八旗文经》采录其文。

黄曾樾

黄曾樾（1898～1966），字荫亭，号慈竹居主人，福建永安人。史学家、诗人，“永安七才子”之一。1912年，黄曾樾就读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920年，赴法国留学。1925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归国，致力于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在福建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曾任福州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1957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文革期间，因受不公正迫害含冤去世，时年68岁，期间著作亦多散失。1978年，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先生著述甚多，有《老子、孔子、墨子哲学的比较》、《慈竹居诗抄》、《博马舍研究》、《埃及钩沉》、《陈右遗先生谈艺录》、《陈左海先生书版》、《永贤和尚广录探微》、《外国文学讲稿》、《谈天木堂集》、《傅立叶传》、《最后一课的商榷》、《左海珠尘》、《慈竹居丛谈》、《李商隐诗补注》《顾亭林诗集补注》、《张之洞广雅堂诗注》、《陈右遗诗注》等。

溥仪

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姓爱新觉罗，字浩然，于1906年2月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出生于北京醇王府。祖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咸丰皇帝的七弟。咸丰登基时，封奕譞为醇郡王。咸丰十年，十九岁的奕譞奉旨和咸丰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的妹妹成婚，于是咸丰和奕譞既是兄弟，又是连襟。溥仪的父亲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生母苏完瓜尔佳氏乃荣禄之女。1908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懿旨授载沣为摄政王，其长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日由乳母王焦氏抱送入宫。次日，光绪帝暴卒，无子，懿旨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光绪)之祧。乃尊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隆裕为皇太后。

慈禧以嗣皇帝溥仪尚在冲龄，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嗣后所有军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15日慈禧病死。溥仪于是年12月2日即位，是清朝第十代皇帝，时年三岁，以明年为宣统元年。授载沣为监国摄政王。12月18日上皇太后徽号为隆裕皇太后。1909年1月2日以足病为由，罢斥袁世凯，令开缺回籍养疴。

辛亥革命成功，宣告民国时代的诞生，维持近三年的宣统王朝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溥仪逊位诏书而结束，溥仪成为清朝的末代皇帝。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摧毁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按照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得以暂居宫禁，尊号仍存不废，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帝王生活。依附退位小皇帝的那些宗室王公大臣和遗老遗少们，自然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

溥仪六岁开始延师授读。以陈宝琛为代表的师傅们在向冲龄的溥仪授业时，总是宣扬“康乾盛世，同光中兴”的业绩。溥仪从小就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1]为己任。复辟的逆流始终在紫禁城里泛滥。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溥仪实现复辟的梦想不是寄托于宗室觉罗、王公大臣以及大大小小的遗老遗少们，而是寄托于投共和之机当上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其他北洋军阀之流的实力人物。

袁世凯生前，乃至后继者如黎元洪、段祺瑞之流，各人出自不同的目的，对清室履行优待条件，巨细无遗。每逢阴历元旦，溥仪生日，或隆裕寿辰、忌辰，彼等都不忘派员参加庆吊活动。他们对小朝廷恩惠有加，连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也居然得到民国总统颁发的“嘉禾章”。于是小朝廷俨然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赐谥号，赏朝马，封官许愿，以示皇恩浩荡。上上下下，认为复辟在望。

1917年7月1日，废帝溥仪在紫禁城养心殿召见了拥有六十营兵力，以“辫帅”著称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接受了张勋的要求，在京复辟，下诏“亲临朝政，收回大权”，恢复“大清帝国”，第二次当上大清皇帝。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通电讨逆，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张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避难，这场闹剧仅上演了十二天便告结束，溥仪第二次宣布退位。在段祺瑞等人庇护下，溥仪未受到惩罚，优待条件继续有效。

在紫禁城里，对溥仪影响最深的人，除了汉文教师陈宝琛外，就是苏格兰籍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于1919年3月由小朝廷延揽。他对溥仪宣扬英国绅士风度和大英帝国的风土文物。就溥仪而言，庄士敦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年轻的溥仪开始醉心于欧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对大清传统威仪产生厌倦，甚至不顾小朝廷上上下下的非议，首先自动剪掉辫子，以取悦庄士敦。

1922年12月1日，溥仪十八岁时，册立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同时又纳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之女文绣为淑妃，这是溥仪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已成年的他不再凡事都听任那些王爷和王公大臣们的摆布，他要冲出紫禁城的樊篱。这时他把“光复故物”、“恢复祖业”、“还政于清”的幻想又寄托在列强的声援上，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愿望。

溥仪的出洋留学问题一经提出，紫禁城上上下下闹得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王公大臣们认为，溥仪一旦离开紫禁城，民国政府就会取消对清室的优待。他们一致反对溥仪出洋。溥仪的唯一支持者是弟弟溥杰。考虑到公开出走会遇到许多阻力，两人就改变策略，准备潜逃。首先着手筹集资金，方法是把紫禁城里最值钱的字画以及古籍珍本，以溥仪赏赐溥杰为名，每天让溥杰运走一定数量。盗走了的宝物就存放在溥仪的七叔载涛事前在天津英租界准备好的房子里，以便待价而沽。

出洋资金解决了，接着就准备行动。庄士敦建议溥仪先向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系，欧登科作出承诺：只要溥仪逃出紫禁城，以后一切就包在他身上。1923年2月25日，由于临行动前走漏风声，紫禁城实行全城戒严，溥仪出走受挫。事后，又经庄士敦建议，先从整顿紫禁城内部着手，以待时机。7月，溥仪先遣散大部分太监，继而整顿内务府。内务府是为服侍皇室而设立的机构。溥仪把整顿的重任交给郑孝胥，委以“内务府大臣”的首席。但郑一筹莫展，加以当时流言四起，盛传民国将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和接管紫禁城，郑只好知难而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原属直系的冯玉祥部在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支持黄郛组阁，冯部改称国民军。11月5日，黄郛以代行国务总理名义颁发优待清室的修正条件五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同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等将领率领军警执行该项决议，溥仪被迫携眷出宫，移住北京什刹海的醇王府。

溥仪从到醇王府之日起，就确定要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寻找藏身之所。几经周折，先得庄士敦的协助，潜入德国医院，但又顾虑医院不安全，乃通过郑孝胥的活动，征得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同意，于11月29日潜往东交民巷，住进日本公使馆。在日本人的庇护和影响下，溥仪开始向往去日本留学。对此，日本使馆示意溥仪应先行迁居天津，然后着手筹备出国事宜为妥。溥仪的股肱之臣朱汝珍也积极配合行动，在天津日租界物色到一座占地二十亩的叫“张园”的楼房。1925年2月23日傍晚，溥仪由日本便衣警宪护送到天津，从此当上日租界的寓公。

留在溥仪身边的股肱之臣罗振玉主张溥仪留学日本，争取外援。郑孝胥则先是主张“用客卿”、“开放门户”，最后则坚决主张只投靠日本一家。但溥仪此时并未采纳罗振玉的主张，也不全按郑孝胥的主意行事。他住进“张园”，乃至其后迁居“静园”，长达七年的日租界寓公生活，主要是多方结纳各方武人，以此作为他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的依仗。这一时期溥仪不仅与张作霖秘密会晤，还公开与其他奉系军人酬酢，相互馈赠，杯酒言欢。张宗昌固然是座上客，盘踞中蒙边境的白俄头目谢米诺夫也是入幕之宾。溥仪原把复辟的愿望寄托在这些武人身上，结果事与愿违，人财两空。1928年还发生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刨挖溥仪家的祖坟，孙的工兵营只用三夜工夫便把乾隆和慈禧全部殉葬宝物掠夺一空。1929年3月，溥仪把溥杰送去日本，以代替他自己出洋留学。他把复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身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猝起，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坐使日寇不旋踵而强占东北三省。当日的“静园”远非安静，近臣遗老之间的争论越演越烈。罗振玉以及日本军方人物力主溥仪速去东北复位。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政界人物，当时则主张慎重行事。但郑孝胥一向是主张投靠日本人的，故日后他当上了伪满第一任国务总理大臣。溥仪原本倾向于离开天津，后因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传话建议东北局势未稳，东北之行以缓为宜，溥仪便改变主意，在“静园”听令。

同年11月2日晚，溥仪接见了本庄繁的参谋土肥原，此人在关东军内部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代表关东军希望溥仪早日前往东北。这次会晤，是溥仪更进一步投靠日本的标志。事后溥仪的近臣们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议，但由于溥仪会见土肥原的消息已经走漏见报，在社会上已引起轩然大波，恰值天津又发生骚乱事件，急于复辟的遗老们，唯恐夜长梦多，坐失时机，最后也统一了看法，决定依土肥原的计划行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溥仪接见了蒋介石的使者高友唐，高代蒋传话：国府答应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只要溥仪不去东北和日本，居留上海或出洋考察都可照办。但溥仪始终不忘蒋曾是“东陵事件”主谋孙殿英的庇护者，因此一口拒绝了蒋开出的条件。溥仪于11月10日傍晚离开“静园”，经过日方事前周密的安排，先乘汽船偷渡白河，到达大沽口后，又改乘日商船“淡路丸”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从而结束了历时七年的天津日租界寓公的生活。

1932年2月，盛传日方要以溥仪为傀儡，在满洲成立一个共和国。热衷于称帝的溥仪，于19日写下必须“正统系”十二条，要郑孝胥、罗振玉两人立即前往沈阳向板垣力争，维持大清的皇统，并扬言若遭拒绝，他就返回天津。但郑、罗在和板垣会谈时，并未提出“正统系”十二条，溥仪也没有回天津去。2月23日下午，在旅顺举行了溥仪、板垣会谈。尽管溥仪当场把板垣提出要他当“满洲国”执政的方案顶回去，会谈没有结果，但次日板垣让郑、罗等人传话：如果溥仪仍固执己见，就看作与日本为敌了。溥仪经不起板垣的恫吓，态度软化，只得准备粉墨登场。

全部演出提上日程，担当导演的关东军已事先安排妥善：2月末由所谓“全满洲会议”在沈阳作出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推选溥仪为新“国家”元首——执政。3月1日和5日由所谓会议代表分两批到达旅顺搞两场类似“劝进”的活动。溥仪于3月8日离开旅顺，前往长春。9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当此时尽管在场的遗老廷臣中还有人为溥仪降贵纡尊屈就执政而黯然神伤，然而溥仪本人却一反常态，踌躇满志，认为身居执政，就有了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早晚总要重登大宝。当日下午，溥仪按日本主子指定的人选，任命了国务总理，各部总长、省长、院长等官员。

曾几何时，溥仪就认识到他只是个名义上的执政，真正的执政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溥仪还发现他这个名义上的执政，比名义上的总理郑孝胥还不如。郑可以背着他径自和本庄繁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十二条。但溥仪自认为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除他溥仪而外，日本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利用的皇帝。

1933年10月，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1934年3月1日，溥仪当上名义上的皇帝，就在这一天，他连登基时该穿什么衣服也得由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决定。这年7月间，溥仪的父亲来长春，溥仪曾派一队护军去车站迎接。次日关东军司令部以大使馆的名义，提出口头抗议，斥溥仪派护军迎载沣时进入了“满铁附属地”，违反协议。然而日方没有把事情闹大，总算给溥仪留了一点颜面。

1935年4月，在关东军的安排下，溥仪对日本作了一次“国事访问”，受到从日本天皇裕仁以次各方面头面人物的热烈接待。溥仪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回到长春，立即向新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通报东京之行的经过，随后又向简任以上的伪满官员作报告。尽管溥仪对日方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但日本主子决不会在权力上给他多加一个额外的砝码。不久，南次郎曾以郑孝胥需要退休的消息通知溥仪，溥仪不假思索地建议让臧式毅补缺，可是立刻遭到南次郎的拒绝，说“关东军已决定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了”。

溥仪始终认为只要他当上皇帝，日人总得对他另眼相看。直到1936年春天，南次郎的后任，兼第四任大使植田谦吉向他亲口证实：他的姻亲、伪兴安省省长凌升因“反满抗日”已被处决。以及后来又因接见伪内蒙自治军政府首脑德王一事，事后一再受到日方盘诘。乃至溥杰的婚事，日方也越俎代庖，不容置喙。1937年4月，溥杰和嵯峨胜侯爵之女嵯峨浩在东京结婚，就是由关东军授意安排的。经过这一连串事实，溥仪总算略有醒悟地掂了掂自己的分量。

日方自然继续随心所欲地使用听命的傀儡皇帝。“七七”事变前夕，日人曾以溥仪的名义颁布“满洲帝国刑法”，借法之名，行大肆镇压抗日民众之实。“七七”事变以后，溥仪为了保住皇帝的宝座，不顾东北人民死活，从人力、物力、财力，一直到军事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作出全力支持。

1940年，继植田谦吉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的梅津美治郎通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2]吉冈安直传话：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就是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应该趁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的机会，把“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奉祀。

同年6月间，溥仪二次访日，把所谓“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剑、铜镜和勾玉携回长春，供奉在“帝宫”旁新建的“建国神庙”，并设“祭祀府”。每月初一、十五按时由溥仪率领日、满文武百官上庙祭祀，并强令东北各地建庙，任何人走过神庙都得行礼如仪;但“天照大神”并没有给溥仪以特殊的照顾，1942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吉冈安直又提醒溥仪：“没有日本，就没有‘满洲国’，所以日本就是‘满洲国’的父亲，以后‘满洲国’就称日本为‘亲邦’!”由此可见，不仅溥仪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的儿皇帝，“满洲国”也名副其实地是日本的儿子国了。

“天照大神”同样也没有保佑日本的国运，日本不可战胜的面纱终于被扯下来，1945年8月9日早晨，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伪宫同德殿气喘吁吁地向溥仪通报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紧接着日军宣称退守“南满”，“满洲国国都”迁往通化。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开始逃往通化。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仍在日方的安排下当众宣读了“退位诏书”。至此，在伪满粉墨登场达十四年的这场丑剧终于结束了。

1945年8月16日，溥仪、溥杰等人在吉冈安直的陪同下，从通化乘日本小型飞机回到沈阳，准备换机逃往日本。飞机刚到沈阳机场着陆，正待换机起航，受降的苏军恰巧也乘机赶到，这样，溥仪一行便成为苏军的俘虏，次日被用飞机运往苏联。溥仪先后在苏联的赤塔和伯力收容所里度过整整五年的拘留生活。祖国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避祖国人民的审判，他曾三次上书苏联当局要求政治避难——永远居留苏联。但苏联当局终于在1950年7月31日，把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伪满战犯都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溥仪回到祖国，是新生的起点。抚顺和哈尔滨战犯管理所不是监狱，而是一座世上少有的新型大学。溥仪经过管理所方面长达十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指出：溥仪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12月9日这一天，新生的溥仪作为一个公民回到北京。

溥仪从1960年起直到他去世之日止，人民政府先后妥善地给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辖下的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排了工作，溥仪一方面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生活，另一方面从事研究文史资料的专员工作，并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一书。1960年，毛泽东主席还亲自接见了溥仪，陪他吃了一顿备有苦瓜的家常饭，从此以后他也喜欢吃起苦瓜来了。当天毛泽东和他照了相，还对与他相关的劳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情况关怀备至。事后毛泽东还在另一个场合对周恩来总理问起溥仪每月的工资定额，周总理回答溥仪的月薪为一百元时，毛泽东当即指示每月工资应增加一百元。

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和1961年间更是先后多次接见溥仪、溥杰夫妇和溥杰的岳母家族等人。周总理不仅对溥仪的学习、工作、待遇等问题关怀备至，甚至对溥仪的婚姻大事，乃至后来溥仪身患肾癌住院治疗以及医治无效去世的善后问题，也一一过问。

1962年，溥仪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4月30日和李淑贤结婚。1964年，在政协的安排下，他参观访问了江苏、浙江、江西、安徽、陕西、河南各地。同年3月，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患肾癌不治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