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苕狂

赵苕狂(1892—1953) ,名泽霖,字雨苍,号苕狂,别号忆凤楼主,吴兴(今湖州)人。 早年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即从事小说创作,并先后主编《四民报》、《游戏世界》、《红玫瑰》、《金刚钻》、《新上海》、《玫瑰》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主要有社会小说《玉碎珠沈录》、《妇女奇冤双观》;言情小说《真假婚事》、《闺秀日记》、《衖堂博士》、《墙外桃花记》;武侠小说《剑胆琴心录》、《江湖怪侠》、《太湖女侠》、《神怪斗法记》、《朔方健儿传》、《铁拳大侠传》;侦探小说《世外探险记》、《半文钱》、《怪富人》、《中国最新侦探案》、《鲁平的胜利》。另有短篇小说集《赵苕狂小说集》、《微波》等。

海伦·赫伦

海伦·赫伦·塔夫脱 (Helen Herron Taft， 1861年6月2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1943年5月22日卒于华盛顿特区),前美国第一夫人（1909-1913年），美国第27任总统、美国最高法院第10任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妻子。

海伦在11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她对政治的兴趣来自于她的父母--著名律师、共和党活动家约翰-赫伦和哈丽雅特-柯林斯-赫伦。年轻的海伦在辛辛那提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她表现出了要在俄亥俄州南部以外的地方大显身手的雄心壮志；19世纪70年代末，在遇到辛辛那提大学法律系学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后不久，她就将这种雄心壮志与他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她的坚定努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就不可能成为总统。

他们于1886年6月19日结婚后，威廉接受了多项任命，包括俄亥俄州高等法院法官、美国首席检察官和美国第六巡回法院法官。1900年，威廉-麦金利总统任命他为美国驻菲律宾委员会主席。尽管他对远渡重洋有些不情愿，但海伦认为这有助于他成为总统。

他们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搬到了菲律宾，1901年威廉成为菲律宾总督。

1904年，威廉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塔夫脱一家回到华盛顿，海伦继续努力让丈夫成为总统。虽然他更希望被任命为司法官员，但她喜欢住在白宫的想法，并经常说，在卢瑟福-海斯执政期间对白宫的一次访问激发了她的雄心壮志。1906年，当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似乎准备任命她的丈夫为最高法院法官时，她约见了总统，以阻止这一提名。

1908年，罗斯福拒绝竞选连任，转而支持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塔夫脱。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海伦被公认为丈夫最精明、最值得信赖的顾问之一，丈夫获胜后，她成为第一夫人，人们预测她将对总统的决策产生影响。在就职典礼当天，她打破了一个古老的传统，成为第一位在总统离开美国国会大厦就职典礼现场时与他并肩而行的总统夫人。

博尔赫斯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阿根廷诗人,小说家。1899年8月24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医生家庭。童年受英国家庭教师教育,涉猎大量欧美文学名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家移居瑞士,后就读于剑桥大学,掌握英、法、德等国语文。中学时代即开始写作。大战结束后,随家遍游欧洲各国。在西班牙居住期间,与极端主义派作家过往甚密。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公共图书馆任职,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和后来发表的两部诗集《面前的月亮》、《圣马丁的手册》,表现出明显的先锋派的影响,其中描绘的景色、事物都带有神秘色彩。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世界丑事》问世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评论界注意。1941年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发表,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国家赢得很高声誉,其他重要短篇小说集还有《阿莱夫》、《死亡与罗盘》和《布罗迪埃的报告》。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和文学评论。1946年,庇隆执政不久,因为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他被革去图书馆的职务,派为市场家禽稽查员。他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声援。1950——1953年任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1955年庇隆政府被推翻后,任国立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教授,并到英、法、西班牙、瑞士等国讲学。1956年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金,1961年获西班牙的福门托奖金,1979年获塞万提斯奖金。1986年去世。博尔赫斯早年受尼采、叔本华等人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的影响,认为人生在世犹如堕入迷宫,既看不清方向,也找不到出路。他的创作表现手法受到西班牙极端主义流派和卡夫卡、爱伦·坡等人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超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另一种模式,文体纯净,新颖奇特的构思或幻想的情节,在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出现,因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博尔赫斯独特的创作使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人们认为,正因为他,拉丁美洲文学才赢得了国际声誉,后起的许多拉丁美洲的作家如马尔克斯、略萨等都称他为老师。

李开先

李开先(1502～1568) ，明代文学家，戏曲作家。字伯华，号中麓子、中麓山人、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人。嘉靖17年(1529)进士。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勋司员外、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并曾提督四夷馆。此一时期他与王慎中、唐顺之、陈束、赵时春、熊过、任瀚、吕高等人诗文唱和，人称“嘉靖八才子”。反对李梦阳、何景明等的复古主张，注重创新，并重视通俗文艺，搜集并保存了一些市井艳词、诗禅之类作品。他为官清正耿直，因上疏抨击朝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被罢官，回到章丘故居，在家修园结社，征歌度曲，自谓马致远、张小山无以过。家中藏书富甲齐东，尤以词曲为多，有 “词山曲海”之称。著作甚丰，在戏曲、散曲、诗文诸方面都有一定成就。

他所著传奇剧本有 《宝剑记》、《断发记》、《登坛记》。后一种已佚，代表作《宝剑记》写林冲被逼上梁山事，全剧共52出。由苏洲(号雪簑渔者) 序，可知其友人也参与了创作。剧中把林冲塑造成一个忧国忧民、不满朝政、敢于与权奸斗争的英雄形象，十分成功。第37出 “夜奔”很是精彩，至今昆曲仍上演不衰。但全剧最后以林冲受招安大团圆结局，则比《水浒》逊色。把 《水浒》中的故事改编为长篇传奇，且戏剧语言典雅，格调爽朗，别具特色，李开先有首创之功。他还作有院本《一笑散》6种，今只存《园林午梦》、《打哑禅》2种，皆短小精悍，诙谐有趣。他的散曲作品有《中麓小令》、《卧病江皋》、《四时悼内》 3种。以 《中麓小令》100首最著名，王九思曾和了100首，合刻为《傍妆台百曲》。

他的诗文著作有《闲居集》12卷，其中诗4卷、文8卷。其中诗有感伤时世事之作，如《悯农》、《夏日闻倭报》、《忧时事》等，为文颇受《水浒传》影响，所作传记如《昆仑张诗人传》、《李崆峒传》、《渼陂王检讨传》、《荆川唐都御史传》等，能较真实地反映传主的为人行事与思想风貌。

他还有杂著《词谑》、《发明琴谱》、《诗禅》、《画品》等。《词谑》 一书，评选了不少散曲和杂剧的曲文，并辑录了一些明代戏曲史料，颇有参考价值。据自述，此书是未完稿。

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三户(今河南淅川西北)人，越国著名军事家。初为楚国贤才，因政治腐败，不被重用，遂假装癫狂。楚平王时，范蠡受到宛令文种的知遇，两人先后弃楚赴越，被越王封为大夫。越王勾践即位初年，不听范蠡劝阻，兴兵伐吴，兵败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被围于会稽山，面临亡国之灾。范蠡提出暂时屈辱求全的策略，实现吴越和议。从此，范蠡辅佐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振兴越国，并提出“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的灭吴方针，多次阻止勾践提前攻吴。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8年)，范蠡随勾践兴师伐吴，大败吴军于笠泽(水名，在今苏州南部由太湖东流入海)，进抵吴都姑苏城下。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越军攻克姑苏，吴王夫差自杀，吴亡。范蠡以功封上将军。为避免功高震主，招惹灾祸，遂浮游五湖，经商致产，先后滞留于齐国等地，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富翁，最后老死于定陶。

〔正史〕

范蠡事越王勾践①，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②，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③，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④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⑤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藋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庄生闲时入见楚王，言“某星某宿，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⑥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仪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

《史记》卷四一

〔注 释〕

①越王勾践：春秋末越国国君，公元前496—前465年在位。②会稽之耻：越王勾践即位后，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一役中，遭吴军反击，被迫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范蠡建议勾践向吴乞和，才避免全军覆灭。③陶：今山东定陶西北。④什一：十分之一。⑤生：使其活下来的意思。⑥且：将要。

程善之

程善之（1880年11月29日—1942年4月12日），名庆余，以字行，安徽省歙县人；早年补博士弟子员；后加入同盟会和南社；1911年，任《中华民报》编辑；1913年参与讨袁之役，任孙中山秘书；后回扬州从事教育，“五·四运动”时，倡导成立扬州学生会进行声援；1928年创办《新江苏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聘为国难会参议员；

幼年家教甚严，非经史不能寓目。故“笔墨古茂雅洁，足与琴南翁抗手”(郑逸梅《程善之传》)，且工韵语。“后应试寄宿业师家，始得私窥《红楼梦》、《花月痕》等书，颇涉遐想，便私效为稗官家言”(郑逸梅《南社丛谈》)。终于以小说家名世。南社中诗文家多，小说家少，程善之即为该社小说家之一。30岁以后皈依佛教，绝笔言情之作，其他作品也渐稀少。一度执教于扬州。晚年寓居上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程善之执笔于《中华民报》；1913年参与讨伐袁世凯之役，随孙中山参与戎幕，任秘书工作；嗣归扬州，在美汉中学任教，倡导成立扬州学生会；1928年与弟子包明叔在镇江创刊《新江苏报》，任主笔；1932年春，参加抗日活动，被聘为国难会会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报社迁泰县；后转至上海租界出版地下油印报；1942年，上海租界沦陷，随《新江苏报》迁移至常州，途中因脑溢血突发病逝。

程善之曾有《杂感诗》述其学历云：“十岁学书史，耻以文章鸣。十四学击剑，十六能谈兵。二十负奇气，目空一世人。尔来十年余，踯躅终无成。材力日枯弱，意气徒纵横。优游辛卒岁，已有妻孥情。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吁嗟明镜中，搔首令人惊。”著有长篇小说《倦云忆语》、《残水浒》、《宋金战记》;短篇小说集《骈枝余话》、《小说丛刊》、《短篇小说》;诗集《沤和室诗存》;文集《沤和室文存》。其他尚有《四十年闻见录》、《清代割地谈》、《印度宗教史论略》、《女革命家吴淑卿》以及《说枪》、《说炮》、《锡兰茶园》等。

袁黄

袁黄（1533年—1606年），初名表，字坤仪，号了凡，嘉善魏塘镇人。青少年时聪颖敏悟，卓有异才，曾受教于云谷禅师，对天文、术数、水利、军政、医药等无不研究，补诸生。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县辟书院，令高材生从袁受经学。万历五年(1577)会试，初拟取第一，因策论违逆主试官而落第。后更名黄。十四年中进士，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名家之一。奉命清核苏松钱粮，上《赋役议》，又请减免额外加征米银10余条款，被豪绅所阻而作罢。任河北宝坻知县，时该县赋役倍于他县，积欠粮赋达万石，袁黄上条陈请减免旧额，建议由会通河水运皇木代替车运，朝廷允准。于是宝坻得以减免旧赋，革除运木重夫、重马、采石及箭手诸劳役。袁黄还下令疏浚河道，植树挖沙，筑堤开渠，垦荒种植，成绩斐然。时蓟镇诸主、客军近20万，年例银及屯田民运各项开支计150万两，巡抚因袁黄通晓边疆事宜，遂召之共议大计，乃献革养军虚费、汰台兵冗员等十策。

万历二十年(1592)，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朝廷大举东征，蓟辽经略宋应昌上疏请袁黄到军营赞划，与刘黄裳浮海渡鸭绿江。平壤战役时，提督李如松以诱兵迎战日军获胜，袁黄禁止李部下诸将割首级报功，李深为恼恨而引兵东去，派袁黄守平壤，不增拨一兵一卒。后突遇日军攻城，袁黄率领部下及3000名朝鲜兵击退之。不久，李如松兵败碧蹄馆，兵部尚书石星主张拨款议和，袁黄上书提出将骄应罢兵。李如松诬袁黄以十大罪状，袁黄遂罢归家居，闭户著书。卒年74岁。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袁黄东征功勋，赠尚宝司少卿。清乾隆二年(1737)入祀魏塘书院六贤祠，浙江巡抚纳兰常安撰《祠堂记》，赞袁黄“挥击阉竖，九死不悔”。

袁黄著述有：《祈嗣真诠》、《皇都水利考》、《评注八代文宗》、《春秋义例》、《论语笺疏》、《袁氏易传》、《史记定本》、《袁氏政书》、《两行斋集》、《宝坻劝农书》、《袁了凡家训》、《袁了凡纲鉴》、《群书备考》、《石经大学解》、《历法新书》、《中庸疏意》等。

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以字行，别号汉滨读易者，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1857年(清咸丰七年)出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是第四代侨生，祖籍福建厦门。曾祖辜礼欢曾任槟榔屿华人“甲必丹”，父亲辜紫云任英人勃朗(F.Scott Brown)橡胶种植园经理。辜鸿铭小时聪明伶俐，被勃朗收为养子，十岁时即被送往英国的苏格兰，与勃朗家族一同生活，并入学读书。1877年以优异成绩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赴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工科，获土木工程科文凭，然后留居巴黎。辜精通英、法、德及拉丁、希腊等语。

1880年，辜鸿铭返回马来亚，在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任职。这一年，马建忠赴欧洲途经新加坡，辜鸿铭与之交谈，得悉中土文物盛况，以及留学生之人尽其才，报效祖国，较之自己在殖民地屈居人下，无从施展抱负，不啻天渊之别，遂倾心景仰中华文化，开始研读中国经史等古籍，并从此脱下西装，换上长袍，剃发留辫，终身不移并引为自豪。

1881年至1882年，辜鸿铭一度担任英国马哈与科尔圭洪勘探队译员，后离职留居香港，继续潜修中国经典。

1885年，经杨汝澍推荐，辜鸿铭参加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担任洋文案(相当于英文秘书、翻译兼礼宾诸务)，一直到1905年，长达二十年之久，颇得张之洞的器重，辜自称“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1891年，俄国皇储游历中国至湖北时，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宴于“晴川阁”，辜为通译，席间，法语、俄语、希腊语均应对如流，俄皇储大为惊讶，叹为奇才，并以镂皇冠之金表相赠。

1900年义和团兴，中外震动。辜鸿铭秉承张之洞意旨，连续写了几篇英文专论，刊登横滨《日本邮报》，指出教案激民愤，各国应反躬自省，运用智慧、道德，公正从事。这几篇文章后来汇集成册，书名《总督衙门来信》。同时还撰写《尊王篇释疑解惑论》，载上海《字林西报》等报刊，针对康有为对慈禧的抨击，力予辩驳，并吹捧慈禧说：“惟皇太后不偏不倚，允执厥中。”

辜鸿铭为人耿直、倔强，好作惊人语。有一天，张之洞吩咐辜鸿铭择译西报，以供施政参考。辜不以为然，说西报造谣无凭，虽上谕，我亦不译。张只好另使他人为之。1902年“万寿节”(慈禧生日)官府照例开宴庆贺，并奉旨唱新编爱国歌。辜向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怎么没有爱民歌?梁答：试请编之。辜略加思索，便说，已得四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未落，举座哗然，故有“辜疯子”的绰号。

1905年9月，上海道台自海关总税务司收回主权，设立黄浦江浚治局，聘辜鸿铭为督办。辜在职共三年，期间因查获两名西人舞弊挖泥工费，辜力主惩罚，但外国领事袒护西人，会商时借口说我们都不是工程专家，所查恐尚待考。辜鸿铭遂出示早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所获土木工程科文凭，各领事失色无言，不得不呈报上级。时江督惮于交涉，因循不追究，辜乃将案件原委及证据加以公开登报，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1908年，辜鸿铭至北京任外务部员外郎，后擢升为郎中、左丞。他对办理外务，力主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在他看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是由于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1910年1月(清宣统二年)，清廷赏辜文科进士，同榜有严复;著名铁道工程师詹天佑被赏为工科进士。

辜鸿铭曾相随张之洞二十年之久，在张去世周年之际，他缅怀故人，遂摭拾旧闻，整理成《张文襄幕府纪闻》二卷。内容虽属幕僚个人纪闻，但文中不少愤世嫉俗之笔，行文亦庄亦谐，对晚清权贵颇多嬉笑怒骂，对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也诸多贬辞。如“人谓我大帅(张之洞)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对袁世凯更斥之为“贱种”，指出“宫保(袁)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然彼此不相顾救，如此，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亦瓜分矣”。他本着促使外国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一贯主张，又将《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译为英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季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同时，他还用英文写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以红衣主教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故事，同张之洞对维新的攻击加以比较，痛惜纽曼与张之洞的失败，恐惧“邪恶势力”将在欧洲与中国取得胜利。1911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Wilhelm)将该书译为德文，书名改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哥廷根大学之新康德学派极为推崇，列为该大学哲学系师生必读之参考书。

1910年，辜鸿铭辞卸外务部职务，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各省纷纷独立，辜鸿铭却公开宣称仍效忠于清廷，依然拖着长辫子，以“老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自诩。他曾自我辩解说：“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1913年，辜鸿铭一度担任五国银行团翻译。张勋复辟时，辜也被列名丑剧中的外务部职务。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聘辜鸿铭为该校教授，讲授英国诗歌及希腊文等课程。他在课堂上经常大谈孔孟之道，因深谙西方文化，精通西方多种语文，又研读中国儒家经典，能够比较中西文化，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其英语文字风格之典雅，发音之纯正流畅，更为学生所倾倒。五四运动时，他与林琴南等反对白话文运动，他用英文撰写文章刊登于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说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比现代流行的英语更为华丽一样，中国经典也是比市井白话典雅、华丽。

1924年至1927年，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东渡讲学。他自诩学贯中西，独尊儒术，对西方文化多所非议，而对周公、孔孟之道阐扬不遗余力。德国学者曾将辜有关文章集刊译为《怒吼之声》，并组织“辜鸿铭研究会”。辜从日本讲学归国后，被张作霖聘为顾问;不久，又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未到任)。当时访华的外国作家、记者，多以一见辜鸿铭为荣;有的甚至说，到北京可以不参观紫禁城，但不可不见辜鸿铭。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病故于北京。

辜鸿铭的主要著作有《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读易草堂文集》等。译作有《中庸》、《论语》(中译英)以及《痴汉骑马歌》(英译中)等。

王骥德

王骥德(1540—1622)，字伯良，号方诸生、玉阳生，别署方诸仙史、秦楼外史、玉阳仙史等，会稽(今绍兴)人。出生于“家藏元人杂集可数百种”的书香家庭。祖父辈虽无功名可记，却都曾在少年时从事戏曲创作活动。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其自幼喜好歌乐，早负才子之名。万历初，从徐渭学艺，在曲学方面深得徐氏指点，后遂矢志研讨词曲。

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曾在山阴知县毛寿南官署设席“谭艺”，与寿南子毛以燧等研讨词曲。曾自比古食客。

一生书剑飘零，行踪无定，到过金陵、维扬、吴江一带，远游故城开封、洛阳。晚年两次北上京都，考察元杂剧发祥地(大都)的风土人情，访问《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故乡(枌榆)，调查了解当地方言演变。 与当时一些著名戏曲活动家均有交往，对其一生影响最深的有徐渭、吕天成和沈璟三人。著述甚丰，有传奇《题红记》、《离魂记》(佚)、《救友记》(佚)等，杂剧有《男王后》。曲论有《曲律》4卷，小令、套曲为后人辑成《方诸馆乐府》。其戏曲思想集中反映在《曲律》中，《方诸馆曲律》主张既要重视曲律，也要注意内容与词藻。尤对南戏的作曲、演唱作了详尽的阐述。传奇《题红记》流传甚广，汤显祖曾将它与《紫箫记》相比。其校注《西厢记》“以经史证故实，以元剧证方言”(沈璟语)，为后人提供了方便，在体例和标目等方面有自己独特处理，是流传至今的一个较好的校注本。

帕乌斯托夫斯基

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俄语：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1892年5月31日——1968年7月14日），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铁路员工家庭。1911至1913年在基辅大学自然历史系学习。后肄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当过工人、当过水手。十月革命后在报社工作,后来调到罗斯塔-塔斯社工作(1924—1929)。1912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作品有短篇小说和特写《在水上》(1912)、《海的素描》、《迎面来的船只》,长篇小说《闪烁的云彩》(1929)等。这些作品情节生动、充满幻想和浪漫主义的冒险。1932年发表关于改造大自然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和《科尔希达》(1934),顿时蜚声文坛。30年代还写有传记性小说《查理·隆谢维尔的命运》 (1933)、 《伊萨克·列维塔》(1937)、《塔拉斯·舍甫琴科》(1939)和中篇历史小说《北方的故事》(1938)和《黑海》(1936)等。此后发表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1945—1963)反映作者19世纪20至30年代的创作和精神探索的总结。这部长篇共分六部:《遥远的年代》、《不安的青年时代》、《未知的世纪的开端》、《满怀期望的时刻》、《扑向南方》、《漫游记》。此外,1955年还发表一部中篇小说《金蔷薇》,是论述艺术界人士的。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富有抒情色彩、文笔细腻、格调清新,被誉为散文大师。

梭罗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美国十九世纪重要作家和思想家。 梭罗在爱默生的影响下形成一套独立见解。他认为自然是美 好的，人类应回到自然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又认为人必 须“忠于自己”，遵从自己的良知，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 价。梭罗的代表作《湖滨散记》记录了他在华尔腾湖滨度过 的一段隐居生活，并真切地描绘了森林中的动物和植物。在 他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 梭罗是十九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文 章简练有力，朴实自然，思想清新独特，在美国十九世纪散 文中独树一帜。

1817年7月12日 梭罗生于波士顿附近康考德村一个农民家庭。

1834年 去哈佛大学勤工俭学。

1837年 大学毕业，担任教师。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

1839年 和哥哥在梅里马克河上划船漂流，写成《在康考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

1845年—1847年 在华尔腾湖畔隐居。

1849年 写成著名政论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

1854年 出版《湖滨散记》。

1859年10月 为反抗蓄奴制的起义领袖约翰·布朗辩护。

1862年5月6日 因患严重肺结核病逝。

任中敏

任中敏（1897年6月6日—1991年12月13日），古典文学研究家,教授。笔名二北,后改为半塘。1897年5月7日生。江苏省扬州市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广东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方大学等高校任教。解放前,研究宋词元曲,师承长州吴梅。他编撰了《散曲丛刊》十五种(中华书局),包含元人散曲选集二种,专集四种,明人散曲专集五种,清人散曲专集一种,散曲理论三种(内一种名《曲谐》)。还编撰《新曲苑》三十五种(中华书局),包含历代曲论三十四种及综合曲论一种,名《曲海扬波》,内容半属散曲,半属戏曲。解放后改治唐代涉及音乐范围的文艺,阐明歌诗和戏弄两艺。晚年致力于敦煌写本民间歌辞的研究,主要编撰有:《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唐戏弄》(作家出版社),《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已经完成或修订的编撰有:《敦煌歌辞集》(一千二百首,中华书局),《声诗三稿》(指《唐声诗》、《声诗歌调》、《声诗集》),《唐杂言》《唐短歌》,《唐著词》,《唐大曲资料》,《优语和戏剧史》等。除编撰外,尚有论文《我国戏剧不可能出于傀儡戏与影戏》(1958年《戏剧论丛》第一期)及《敦煌歌辞向何处去?》(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任中敏是我国一位有成就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治学严谨,编撰颇丰,有所创见。他认为敦煌歌辞有民间作品千首以上,其历史名称是“曲子”和“大曲”,简称为“曲”,唐宋元三代歌辞的连称,该是“曲词曲”,他力主还民间性、音乐性都较强的唐曲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现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黄谷柳

黄谷柳（1908年－1977年1月2日），现代作家。广东省梅县人。祖籍越南广宁省河桧州高岭村。生于越南海防市。七岁在云南省河口镇立小学读书,后入昆明市民办联合中学、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经越南海防去香港,由于北伐失败,不得转赴武汉,只好留香港谋生。先做买卖,并读夜校(新闻学社),后进《循环日报》当校对。在香港期间曾在《大公报》、《循环日报》上发表过通讯、散文和小说。1931年夏到广东军阀陈济棠军队任上尉科员,参加了国民党。他厌恶内战,拥护抗战,1941年脱离国民党军队。1943年至1945年间,主要从事创作,在陈原主编的《民主世界》半月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杨梅山下》。解放战争开始后,在香港与进步文艺界联系密切。1947年10月应夏衍之约,在《华商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小说《虾球传》(1957年,通俗文艺出版社197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书前有夏衍写的《忆谷柳》代序),作品分《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三部,它通过流浪无产者少年虾球的曲折经历,描写了香港、国统区和游击区的广阔生活图景,表现了广东人民生活斗争的激烈与残酷,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动向,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茅盾说它“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在香港还写有中篇小说《刘半仙遇险记》、粤语电影文学剧本《此恨绵绵》和童话《大象的经历》(1955年,华南人民出版社)等。1949年2月由夏衍、周而复介绍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从香港回内地,到十万大山游击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粤桂边纵队司令部秘书、南路人民报记者,后随军于1950年5月进驻海南岛,写了反映海南岛解放初期渔民恢复生产的中篇小说《渔港新事》(1951年,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同年底调《南方日报》任记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于1951年随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出国。1952年初,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的以巴金为首的文学、美术、音乐等工作者的朝鲜战地访问团,再度赴朝鲜前线,一直与志愿军生活、战斗在一起,在上甘岭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军功奖章一枚。朝鲜停战后,随军回国。其间写有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散文集《战友的爱》(1954年,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3年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广东分会常务理事。1955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接班人》(工人出版社)。此后写有散文、特写、小说多篇,散见于地方和全国的一些报刊。还与周国瑾、符公望合作写了三幕六场话剧《生命的呼唤》(又名《平凡的创造》;1955年,华南人民出版社),与王为一合编了粤语电影文学剧本《七十二家房客》,1963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国内外。1973年因病退休。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广东省政协委员。1977年元月2日逝世。

范希曾

范希曾（1899~1930），著名目录学家，字耒研，号穉露。1899年生于江苏淮阴（今称淮安市）清河区，幼孤力学。1919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从史学大师柳诒徵，与景昌极、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等为同学。

1923年毕业后，去当中学教师。由于他认为“空文无用玷教席”（柳诒徵：《书目答问补正·序》），便辞职归家，专事著述，对校雠、目录之学尤为留心，曾先后撰著了《南献遗征笺》、《评〈清史稿·艺文志〉》、《天问校语》等，深为柳诒徵赏识。1927年，柳诒徵为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他被邀入馆编目。柳诒徵除了让他协助编修《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外，让他集中时间，从事《书目答问》的研究、补正。

《书目答问》是有清以来继《四库全书总目》以后出现的一部影响最大的目录专书，深受读者欢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不过，由于作者封建正统思想较浓，以及成书仓促，该书存在着收录繁简失当，分类未尽合理，版本舛讹、缺略等不足。为了使这部编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影响极大的目录书能为民国时期的学人有效地加以利用，范希曾想采用补正之法，在保持原书体例的基础上，对原书进行修正补充。柳诒徵对他的想法予以充分地肯定，并为他早日完成这一具有学术意义的补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方便。 在柳诒徵的支持下，范希曾经过三年努力，终于撰成了《书目答问补正》。

这部补正之作，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有的书名之误、卷数之误、作者之误、版本之误；补充了原书漏记的版本，以及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以后补刊的版本；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书，其中大多数是后出的书，直至1930年止。经过这一番修正补充，《书目答问》内容更为充实、完善，条理更为清楚，成为一部适于今用的综合性、学术性的古要籍目录。遗憾的是，1930年7月10日，范希曾在刚完成《书目答问补正》后，即因病与世长辞。

温纯

温纯（1539—1607），字希文(一作景文),号一斋。因两次为形势所迫返故里躬耕于“二园”(井园、猪园)之中,又称“二园先生”,三原县北城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任寿光县(今山东省寿光县)知县、河南省参议、浙江省巡抚、户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尉史、南京吏部尚书、工部尚书、掌都察院事等。性格刚直,执法严明,坚持正义,敢于谏诤,不惧豪强,治理有方,政绩显赫。宦官陈洪请求给其父母加封号,他认为非法,上疏坚决反对;言官李己、石星因言事获罪,他上疏将其救出。浙江历来号称难治,巡抚其地者,刚则易折,柔则政废。他到任后,著《齐民要书》,惩恶吏、奖忠义、褒廉孝、劝耕读,力扼滥造佛堂寺庙之风,又改漕折、减织造、修陂塘,兴利除弊,民心大顺。他一切从简,平时外出一马一夫,不轻用邮传。万历年掌都察院事时,神宗已连续两年派出许多宦官充任矿监税使,这些宦官往往借机强占土地,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他们手下豢养的拳师棒手直人民宅,奸污妇女,甚至随意杀人,民怨沸腾,不少大城镇相继掀起了反矿监、税监斗争。他目睹这种情况,奏请罢矿税、惩阉官,奏疏均被扣押,联合朝中诸大臣,伏阙大哭,一连跪了三四个时辰,朝野震惊。神宗闻讯,问谁是倡导者,温纯慨然答道:“是臣温纯。为了社稷和百姓,不敢不冒死。”神宗知道温纯别无他意,怒气稍减,宣旨安慰说:“疏将发下。”群臣皆呼万岁。当时,巡案广东的御史顾廷龙因言语不合,殴打了布政使王泮,王因此弃官回家。温纯上疏要求罢免顾廷龙,由此引起朝官互相弹劾。温纯上疏抗争,所述之事牵连到首辅沈一贯,沈亦上疏分辩。皇帝偏袒首辅一方,温纯更加不满,又连上三疏论辩,触怒了沈一贯。于是,温纯请求致仕,上疏达20次,皇帝不许,遂连续9个月闭门不出。皇帝再三挽留,温纯不得已又勉强上朝理事。在任期间清白奉公,五次主持对南北二京的朝官进行考察、甄别、挑选,百官整肃,风纪大振,虽然辞官,时称名臣。在三原县和泾阳县民间流传着“温尚书修桥真修桥,李渐安修塔修死他”的歌谣。清浴河横贯三原县城,南北阻隔,河谷深,水势大,交通不便,商旅和当地百姓过往涉水艰难,常为水溺,死于非命。温纯居家为双亲守孝期间,与知县高进孝商议修石桥,自己陆续捐银数千两以为倡导,又动员邑中富户、地方监司、守令各行捐助,于万历十九年(1561)破土动工,历时12年,于万历三十一年修成雄伟壮观的三原石桥。龙桥修成,南北沟通,行旅方便,百姓乐道,便有了这首歌谣。温纯曾作《龙桥颂》:

龙桥飞渡俯清流，为依慈航在上头。

题柱不劳歌蜀道，吹笙肆已到扬州。

又题：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据《王征遗著·龙桥名议》记载：“曾闻桥成，与情欲以温公名之，先生力止，功成不居，自是先生撝谦美意。顾先生一片济人利物真实心肠，于此正露一斑。每忆先生肇造之物，心心念念，时时刻刻，事事处处，精神毕注于此，自己家事莫过也。”当今“龙桥飞虹”成为三原县“八景”之首。而万历十九年李世达（号渐安）重修泾阳崇文寺院时，拟议在院内建塔，万历二十一年鸠工，每年修建一层，修建至第九层时李世达去世，由其女以道士身份继承父愿才于万历三十三年修成。温纯致仕回乡后见原有学宫已颓塌，为了振兴故里文化事业，又捐资修葺，新建尊经阁一座。阁建成后，将家中收藏的书籍尽数置于阁中，又以京官身份鼓动陕西巡抚、藩司各官员捐献所藏典籍。城内先贤雒昂家中藏有善本书籍甚多，经他亲自劝说，亦尽数移于阁中，是三原县最早藏书较多、典籍较丰富的图书馆。他在题《新筑尊经阁》诗中说：“满架鳔缃过二酉，重看文献在西京”。此举对促进三原文化事业发展，使其成为陕西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起了重要作用。万历三十五年(1607)温纯去世，终年69岁，赠太子少保。天启元年(1621)追谥恭毅。《明史》记载：“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允称名臣。”平生力主节俭，自俸甚薄，家无余积，民戴其德，立生祠敬颂。温纯工于诗文，时人称其“文步趋马迁，诗模仿少陵，各得其精义。”在“二园”之中著有《四书评点》《诗经评点》《大婚礼汇记》《历官疏草》《学一堂纪》《汉魏诗选粹》《唐诗选粹》《杜律一得》《杜律颇解》《文法品汇》《诗法品汇》《二园学集》《二园续集》《自省录》《齐民要书》《宝剑鸾刀》《温恭毅公集》30余卷。

王彦威

王彦威(1842—1904)，字弢甫，黄岩县城(今黄岩区)人。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历任工部衡司主事，营缮司员外郎，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少卿。光绪十二年(1886)，为军机汉官领班章京。清代自道光中期始，对外交涉日益增多，光绪朝更是颇繁。但外交文件从未系统刊行，依靠外籍转译，失实颇多，政治、军事、外交十分被动。彦威先从“十库”抄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钦定未刊的《筹办洋务始末记》，以及光绪元年及十二年外交案卷，再从十二年起，每日记载诏令、奏章、摺片、条约、照会、电报、会议纪录及“留中”不发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外交、政治、军事、教育、商务、实业、交通、边防等，采用编年体纪事，区别情况，慎重选择，对关文大计、各国使馆照会、签订条约作为根本要旨。在军机处繁忙公务之暇编纂，往往夜以达日，10余年积稿盈笥。光绪二十六年，慈禧误听外国主子要光绪执政的谎言，利用义和团，谕旨各国使臣三日回国，由军机处发出。彦威得知，奔走荣禄等重臣之间，说：“都城内外，乱民纵横，使臣一出，必遭其祸，从此外交决裂不可收拾矣。”慈禧专权，呼号徒劳。痛哭流涕说：“恨吾卑，无奏事权，不能救国也。”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彦威掘地深藏手稿，受诏赴西安。还都后，十分不满慈禧卖国行为，与其子王亮说：“不惜城下之盟，纳款请成，遂据榻旁而睡。棋输一局，错铸九州。”终于忧郁成病，于病榻将手稿整理成《光绪朝筹办洋务始末记》182卷。后由其子王亮补入光绪末年与宣统年间史料，合成《清季外交史料》5册243卷，系研究中国近代史及清末外交关系的重要文献。光绪三十年五月病卒，归葬黄岩委羽山。遗嘱王亮：“身可杀，书不可亡。”

著有《西巡大事记》12卷，以及《清朝掌故》、《清朝大典》、《枢垣笔记》、《史汉校勘记》、《秋灯课诗屋图记》、《黎庵丛稿》等。

郑麟趾

郑麟趾（朝鲜语：정인지，1396年12月28日—1478年11月26日），字伯雎（백저），号学易斋（학역재）。谥号文成。本贯河东郑氏。朝鲜王朝初年著名的文臣、性理学者。1414年文科状元及第，历任集贤殿学士、刑曹参判等文职。学识渊博，擅文史、语言。1430年著《七政算内篇》,改正了历法。曾历任集贤殿学士、副提学、侍讲官、同知春秋馆事、吏曹参判、刑曹参判等高等文职。1440年任使节赴明朝,翌年回国。1449年与金曹瑞等撰修《高丽史》，后又与成三问、申叔舟等创《训民正音》，改变了朝鲜语言文字不统一的现象，创造了广大民众广泛使用朝鲜文字的前提。他在朝鲜文字、历史、语言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著作颇丰，有《学易斋集》、《资治通鉴训义》等。

郑麟趾祖先郑芝衍为高丽佥议赞成事，父亲郑兴仁官拜石城县监。1414年文科状元及第，历任集贤殿学士、刑曹参判等文职。学识渊博，擅文史、语言，曾于朝鲜世宗时期负责教育工作。著有《高丽史》（고려사），《高丽史节要》（고려사절요），亦是《训民正音》（훈민정음）的八位编者之一。《训民正音解例》及《龙飞御天歌》的序文亦是他的作品。其次子郑显祖是朝鲜的驸马都尉，朝鲜世祖的次女懿淑公主之婚。癸酉靖难时（1453年），因协助世祖参赞决策，拜议政府右议政，赐推忠卫社协赞靖难功臣号，封河东府院君。世祖即位后（1455年），升领议政，赐同德佐翼功臣号。1456年递封府院君，寻复拜领议政。1458年递封府院君，世祖尝与麟趾论儒释是非，忤旨谪扶余县，逾月召还，封府院君。1465年，七十岁的郑麟趾请求致仕，世祖不同意，并赐其几杖。朝鲜睿宗时，南怡谋逆伏诛，赐定难翊戴功臣号。朝鲜成宗即位，赐纯诚明亮经济佐理功臣号。成宗九年过世，享年83岁，谥文成。

施闰章

施闰章（1619年—1683年），明末清初诗人。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蠖斋。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由刑部主事官江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湖西道。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因卷中有“清彝”2字，险被摈弃，经人力辩，才得以名列二等，授翰林院侍讲，参加纂修《明史》，后转为侍读学士。

施闰章的祖父、父亲都是有名的理学家，他却以诗名闻世，并著有诗歌批评著作《蠖斋诗话》。他认为，“所谓诗家三昧，直让唐人独步。宋人要入议论，着见解，力可拔山，去之弥远。”又说：“一落宋贤，便多笨伯。”推崇唐诗，对宋诗不满，并主张作诗要有学力，注重修养，言之有物，反对虚华空泛。曾说：“诗如其人，不可不慎，浮华者浪子，叫嚎者粗人，窘瘠者浅，痴肥者俗，风云月露，铺张满眼，识者见之，直是一叶空纸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蠖斋诗话》)

施闰章诗在清初与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他的诗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包括他分守湖西时及其以前所创作的古体诗。这些诗多能反映下层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揭露清兵烧杀抢掠的暴行，以及贪官污吏对百姓的欺压勒索，具有很强的现实精神。如《牵船夫行》描写百姓被迫为清兵拉纤的苦难生活：“自从伏波下南粤，蛮江多少人流血?绳牵不断肠断绝，流水无情亦呜咽。”《西湖行》写灾荒之年，官吏逼租逼赋，民不聊生的惨状。

后期主要指他晚年所作的五言近体诗。这些诗学唐王孟韦柳一派，追求空灵蕴藉的情致，如《过湖北山家》：“路回临石岸，树老出墙根。野水合诸涧，桃花成一村。呼鸡过篱栅，行酒尽儿孙。老矣吾将隐，前峰恰对门。”诗意淡泊，情趣悠深，字稳句炼，以法度工力见长。王士禛《池北偶谈》曾将其“秋风一夕起，庭树叶皆飞”一首律诗比之“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并说施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如园客独茗。”

施闰章亦能文，其文章内容繁杂，有史论、考据、辨析理学、诗文序，其中以史论写得最为出色，曾得时人好评。其古文学欧阳修、苏轼，表现出“意静气朴”(魏禧《愚山先后集序》)。总体上看，平庸之作较多，成就远不及其诗。他尚能词。词风婉约，遣词秾丽，如〔沁园春〕《偕友看杏花作》：“正草芽初茁，横铺翡翠，水泉新涌。”“看日烘云暖，蝶醉蜂痴。”

著有《学余堂诗集》50卷、文集28卷、别集4卷、补遗6卷。

黄福

黄福（1362年－1440年）明代官员。字如锡，昌邑(今属山东)人。太祖洪武中由太学生历金吾前卫经历，上书论国家大计，太祖奇之，超拜工部右侍郎。成祖永乐四年(1406)督安南(即交阯，今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北部地区)军饷。安南既平，划为郡县，命黄福以工部尚书掌布政、按察二司事。时远方初定，军旅未息，庶务繁剧，黄福随事制宜，咸有条理，为地方办了很多实事。他请求中央减轻地方赋税，在泸江到钦州设卫所、驿站，以保护商旅往来。为保证粮食供应，又请求中央由广东海运粮食到广西。他下令实行“中盐”法，发盐引使商人转运粮食以增军粮储备。给官吏公田以补俸禄之不足。大力兴办学校。他还告诫属吏不要苛扰百姓。他在治理安南期间，一切镇之以静，使上下帖然。黄福在安南十九年，颇受人民爱戴。仁宗(朱高炽)即位，黄福被召还，命兼詹事辅太子。宣宗宣德元年(1426)镇守交阯宦官马骐虐民，民叛，宣宗命黄福以工部尚书兼詹事领二司事安抚交阯。宣宗宣德七年(1432)改官南京，宣德八年(1433)兼掌南京兵部。“黄福丰仪修整，不妄言笑，历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于人。当官不为赫赫名，事细微无不谨，忧国忘家，老而弥笃”(《明史·黄福传》)。正统五年（1440年），黄福逝世，年七十八。明宪宗时追赠太保，谥号“忠宣”。有《黄忠宣集》、《奉使安南水程日记》等传世，

陈布雷

陈布雷（1890年12月26日～1948年11月13日），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以笔名行世。慈溪县人。1890年12月26日生。1905年入慈溪县中学堂。1906年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同年因学潮受牵连被迫退学,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1908年入正科,1911年毕业。同年秋入上海《天铎报》任撰述记者,开始用笔名“布雷”。武昌起义爆发后连续发表《谭鄂》10篇,宣传反清,讴歌新军,欢呼起义胜利,因观点鲜明、文笔犀利,赢得革命志士的称赞。1912年初回宁波效实中学任教;3月加入同盟会。1919年起兼任《四明日报》撰述。1920年应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译《韦氏大字典》。1921年任上海《商报》编辑主任。1927年初应邀到江西南昌晋见蒋介石,并由蒋介绍加入国民党,此后弃文从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同年4月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秘书长;10月起先后任上海《时事新报》特约撰述、主笔。并奉蒋之命,与戴季陶、周佛海等创办《新生命》月刊。1928年8月起成为蒋介石的文字幕僚。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1日至1930年12月15日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0年12月至1931年6月任教育部常务次长。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任教育部政务次长。1932年1月回浙江,再次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至1934年4月20日止。1934年4月赴南昌,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按照蒋的授意撰写《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长文,以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委员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于上海《外交评论》杂志,引起各方面的注意。1935年2月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主管秘书、研究两个小组。同年11月国民党五大以后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后奉命写成《对张杨之训词》、《西安半月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命撰写《自卫抗战声明书》、《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等,表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与意志。抗战期间除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外,还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等职,在蒋介石身边处理机要及撰写文告演讲等。抗战胜利后奉命负责筹备并主持“中央戡乱宣传小组”,定期召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国防部政工局长等开会,指挥一切舆论工具进行“戡乱”宣传,被人称为国民党“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1947年4月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5月被委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参与中枢决策。在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于11月13日在南京官邸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著有《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文集》等。

夏衍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笔名蔡叔声、丁谦平、王老吉、实如、梓甫等。浙江杭县人。1920年毕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21年考入日本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3年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4年由李烈钧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的常务委员、组织部长。1927年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同时，着手翻译《妇女与社会主义》、《新兴文学论》、《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和高尔基的《母亲》，参与创办中华艺术大学。1929年秋，与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等组织上海艺术剧社，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排演进步戏剧，编辑《艺术》月刊和《沙仑》。同年秋末，与鲁迅、冯乃超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左联成立，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与郑伯奇等人组织上海剧团联合会(后定名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2年任明星电影公司编剧顾问，先后编写了电影剧本《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同年，在党的领导下组成党的电影小组，任组长。并成立了群众性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开展夺取电影阵地的斗争。1934年创作独幕剧《都会的一角》、《中秋月》。1935年因受敌人追捕，蛩居上海，开始了多幕话剧《赛金花》的创作。1936年发表后，被称为“国防戏剧之力作”而轰动剧坛。同年6月，创作优秀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同年12月，写成多幕剧《自由魂》 (后改名《秋瑾传》)，成功地塑造了“鉴湖女侠”秋瑾的光辉形象。1937年创作三幕剧《上海屋檐下》，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抗战爆发后，主编《救亡日报》，写了独幕话剧《赎罪》等。1938年在广州期间，先后写成四幕话剧《一年间》(又名《天上人间》)和电影剧本《白云故乡》。广州失守后，到桂林复刊《救亡日报》。1940年创作四幕剧《心防》和《愁城记》，均取材于上海，表现了作者挚切的忧国之情。1941年皖南事变后，撤往香港，创办《华商报》。香港沦陷后，在桂林与田汉、洪深等集体创作多幕话剧《再会吧，香港》 (后改名《风雨归舟》)。后去重庆，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创作多幕剧《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离离草》，改编六幕剧《复活》，合写了多幕剧《戏剧春秋》、《草木皆兵》，其中尤以《法西斯细菌》的成就最高。1945年创作多幕剧《芳草天涯》，是作者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剧作。同年出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后又赴上海恢复《救亡日报》(出版时改名《建国日报》)。1946年在新加坡任《南侨日报》主笔。1948年在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任委员、书记，兼任中共华南分局委员和《华商报》编委。建国后，先后在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委宣传部、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文联、华东作协、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对外友协、中国电影家协会等担任领导工作。作品有多幕话剧《考验》，电影剧本《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其戏剧创作不事渲染，不喜欢驰骋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不故意制造曲折离奇的戏剧情节。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忠实地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具有独特的质朴、凝炼、清淡、隽永的艺术风格。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现代戏剧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李宗侗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192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教授,及国立工业专门学校代理校长。1924年因攻击北京政府,被通辑。1927年任国民政府全国注册局局长。1928年3月,任农矿部参事,后任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委员。1931年5月,任故宫博物馆秘书长。1933年7月去职后,任开滦矿务局督办等职。辞职后在沪稳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1974年逝世。终年79岁。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史学概要》、《中国史学史》、《春秋左传今注今释》、《资治通鉴今注》等。

周绍良

周绍良（1917~2005），当代编辑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敦煌学家。安徽东至县人。出身于学术世家。少年时在家塾读书,然后转入中学。1936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从孟森学《明清史》,从钱穆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后来研究唐史与文学史打下基础。1938年到云南,开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49年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周绍良学术研究兴趣广泛,其中唐代文学及小说研究尤为突出。首先唐代通俗文学研究,早在30年代就开始搜集、抄录敦煌遗书内发现的文学作品,由他所编的《敦煌变文汇录》是第一部变文类(敦煌文学中说唱故事类)作品的汇集,1954年收入《中国文艺研究丛书》出版。该书汇集点校说唱佛经故事、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共36篇,并对每篇作品写出简要的说明、考订、它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敦煌变文研究。其后还不断撰写有关变文、讲经文、因缘、曲子词等方面的学术论文。1982年,由他和白化文编选的《敦煌变文论文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共收自1920—1979年间发表的论文57篇,基本上包容近60年来的敦煌变文的研究成果。书末所附苏联藏说唱佛经故事类作品5种,系国内首次校点发表。由他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年),已成为敦煌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唯一选本。其次小说研究,他的《读唐代说三国故事》运用唐释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等材料,钩稽出唐代的一些三国故事,提供从佛典中寻觅稀见文学资料的范例。《传奇笺证》、《唐才子传笺证》则又以引据广博,论断严谨见长。由他编选著录的《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也以搜辑丰富,资料翔实著称行世,为治红学者提供不少难得的资料,成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参考书。此外,周绍良又是文物学家,所著《清代名墨丛谈》、《绍良丛稿》、《隋唐五代碑刻综录》等书,更显示出对名墨、碑刻、佛教典籍的浓厚兴趣和造诣,赢得学界好评。

张謇

张謇[jiǎn]（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清咸丰3年)5月25日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他祖父靠租种薄田度日，到他父亲时，已置田20余亩，并兼营糖坊。张謇兄弟5人，排行第四。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10岁时，塾师出“日悬天上”命对，他应声作答：“月沉水底”，乃父大喜，蓄意培植。但作为农家子弟继续跟随兄弟洒扫粪除，或田间耕作。1881年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1894年(光绪甲午)中状元，时年已41岁。同年中日海战，惨遭败北，他义愤填膺，上疏弹劾李鸿章：“渄特败战，并且败和”。继又联想到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20倍，人口少于我10倍”(张季子九录，政闻、卷七)，所以能胜我者，主要是国富而兵强，要想富国安民，除了坚船利炮，更重要的还是发展实业。

本来，张謇在未考取秀才之前，就曾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当时才24岁，由于相继考取科试第一名、岁试第一名，名声渐具，深受吴长庆的器重。曾随吴陛见光绪皇帝，后来袁世凯也投入吴幕，常请张謇为之修改奏摺文章。1882年(壬午)吴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张謇为之策划前敌军事。乱平回国，吴要专摺保荐他，他力辞不受。又一年，吴病卒。鉴于他的才名，督抚名公都想罗致他为幕僚，他均婉辞。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并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芦稷(糖用高粱)制糖。同时，悉心研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联系个人心得与当地风土农情，撰成《棉谱》一书。

1894年张謇中了状元，思想上又有一个转变。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南京)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殊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延聘了日后成为我国史学大师的王国维等任教师。又一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设想，也在同步进行，1899年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南通大生纱厂投产出纱;1901年，与之相应的原棉生产基地——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投产。接着他又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组建全国农务联合会，办理江淮水利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

宣统称帝曾命他出任农工商大臣，他坚辞未就。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他为实业总长，亦未就职，而坚持在故乡南通经营他的垦殖事业，并建立军山气象台。

辛亥革命后，他开始曾拥护袁世凯并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立。1913年以60高龄，一度入熊希龄内阁，任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并参观旧金山博览会，1915年袁世凯即将称帝时，他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故里，又继续创办南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并先后还请梁启超、杜威(美国)以及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前往演讲或演出。1926年5月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生前笔耕之勤，罕与相比。所作《柳西草堂日记》自20岁开始，止于70岁，共50年，还自订《啬翁年谱》、《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函稿》等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1985年在南京曾召开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成立“张謇研究中心”。

忧国忧民兴农劝农

步入南通博物苑，登楼回首，一幅大型的张謇荷锄图映入眼帘，上面画着健壮的男子，左手提起下垂的衣襟，右肩扛着一把锄头，头戴斗笠，两目炯炯注视着前方。上书《张季子荷锄图》，此画出于光绪庚子秋，四周填满了题署，最触目的左上方是翁同龢写的，末句为“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翁是他的恩师，常熟人，力主维新，戊戌政变后，革职还乡。南通与常熟，只隔一条长江。题诗自有多种寓意，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张謇最重视的还是农业，而且是躬亲实践的。

张謇一生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自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维新、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农家，逐步达到高位的旧士大夫来说，既深知民间疾苦，又了解外侮日深，高层昏聩矛盾重重。他对洋务派李鸿章丧权辱国，曾向朝廷痛切陈词：“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50营，设机厂学堂67处。历时20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廷。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张季子九录、政闻)然而他无力挽回狂澜，便返乡兴农垦、办实业，但又为农村之凋敝，生民之贫困，焦虑万状。1903年(光绪癸卯)，他在勘察了黄淮水患后，忧心如焚，在《请速治淮疏》上，竟然这样说：“外人查找灾状者，咸谓置无数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数可饱之农民为饿莩。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对“皇上”如此直言无忌，其忿可见。然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主张变法，继而呼吁立宪，最后力促共和。但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又使他大失所望，于是发出“政府顽固如此，社会腐败如彼”之叹，感到“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然则“何以解人民之痛苦?他只得决心，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转引《张謇之村落主义》)。

张謇所“做”之事，一如他所“作”的文，条理万端，数量惊人。但其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兴农劝农。光绪丁酉(1897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像这样强调农业农学的议论，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如宣统庚戌(1913年)所作《农学通释序》中，具体提到：“謇家世务农，尝略涉农书矣。私独以为必经生学士之农，与田文野老之农合，而后学可致于业而发于政。”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同时，他又针对当时知识分子断章取义，自恃清高，常引孔子“吾不如老农老圃”的话，贬低农业的倾向，加以批驳。然后表示：“宁谓天下不须稼哉?果不须稼，而能成礼义信之天下，则诗书所纪，固宜尽删之矣”。态度十分鲜明。

张謇晚年，倡村落主义。所谓村落主义，他自己说的是“自治其地方之谓也”。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则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南通杂志》一卷二期)。实际上就是以发展农业教育为轴心的农村建设，如其中曾规定“学童概宜上学四年”等，比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不但时间要早，规模也要大。在南通，张謇还办了一系列的农业教育，分乙种农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南通农科学院。1916年他在农校开学时讲了一番话解释他采用“勤苦俭朴”为校训的用心：“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苦者耶”。

兴修水利垦荒植棉

张謇既是一介寒儒，又出身田亩，深知农民疾苦，成名后亦未忘本。据说他当了状元郎，荣归乡里，到通海一带去勘察荒地水情时，不但不要鸣锣开道，连轿子也不坐，而乘农民的牛车。他一心向往干些实事，造福百姓。他说：“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早年，他离开吴长庆幕僚还乡，曾提倡种桑养蚕，亲自到外地去采购桑苗，钻研养蚕之法，并试验种甜高粱制糖，而为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道，虽曾一度在通海地区，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而使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但因苛捐杂税之扰，未能收到实效。

甲午战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危急之秋，他决心实业救国，筹划并建立了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当地原是棉区，用他的话来说，通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所织之布，质地亦佳，足以赶上东洋布。他定其商标曰“雪耻布”，寓意深长，雄心可见。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原棉供不应求。面对现实，他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必须“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于是又转而大力开辟原棉生产基地。

在南通、海门两县的东海岸，有一片河流冲积的海滩，不下数万顷。百余年来荒废不治，成为“国之弃土”。过去，他办通海滨海渔团时，常到那一带巡视;后来郑州黄河决口，他也曾去查灾情、主持河工计划，并拟过《疏塞大纲》，对农田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基本知识。现在为了实践实业救国的宏愿，决心从事垦荒植棉的艰巨工作：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建造农田，修筑长堤巨坝以御海潮台风的侵袭，还要开挖深沟亮渠排除地上盐碱，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对此，他不是采用征收徭役的封建手段，而是引用西方资本主义集资的办法，在1901年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来兴办农业，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

根据工程规划，张謇按地形地貌，把全公司的土地分为8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2个港口，5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20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事实证明他当年的远见卓识，不愧为现代农业的先驱者。

当时，张謇还延聘了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引进了美国优良棉种，并采取一系列改造盐碱地的措施，发展养畜养鱼，提倡种植椿柏桕桐，严禁种植鸦片(罂粟)害民。总计自1901年开始，开垦荒地9万多亩，至1919年棉花产量达1万余担，总收入近20万元。

后来，也就是兴垦的第11年开始，盈利大增，1911—1925年纯利达84万两(白银)，几乎等于原始投资的3倍。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25年总产达16130担，1923年粮棉总收入达32万元，亩均3.55元(详见《通海垦牧公司盈余分配情况表》)。

应该指出，满清后期我国水灾严重，特别是海上运输开通，津浦铁路建成之后，贯穿南北漕运的大运河日趋废置，苏北、皖北水患频循。当时张謇在治理通海水利的基础上，也曾向朝廷上书，大声疾呼治理淮河：“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田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请速治淮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在具体做法上，他认为治淮必先行测量。1909年(宣统元年)他筹办了江淮水利公司，又在清江浦设立了测量局，调派通州师范测绘科的学生前往实地勘测，为导淮工程奠定了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任导淮督办。对水利建设，特别是苏北的农田水利，曾有过宏伟的设想和建议。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始逐步成为现实。

总长农商革新农政

1913年原属维新派的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张謇应邀总掌农林、工商两部。下车伊始，他发布了颇具特色的《就部任之通告》首先指出：”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接着立即转入正题：“现查农林工商两部员司至400人之多，其学有专门，娴熟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不少。苟国库充裕，藉此养才，亦足示承本之气象，无如民国肇造，祸乱未已，民穷财尽，上下嚣然……”为此，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对策：“林属于农，工不能离开商业而独立”。于是合二为一，改成农商部，将原有的8个司并为3个司(农林、工商、渔牧)1个局(矿政局)。在人员去留方面，“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其事。”随即以农商部第二号令，公布了选用原农林部63人，工商部63人，共126人。较原两部人员，裁减2/3。对未留用者分别予以安排，并鼓励他们“各出所学，自谋乡里”，对被留用者，严守纪律，“照常办事，毋得疏忽”。当时，鼎革未久，遗老遗少，亲属故旧，乃至特殊关系的人事纠纷，极其复杂。张謇能够冲破阻碍，整顿队伍，固然与他的才干和威望有关，但也可见其求实革新之毅力。事实证明，在他的农商总长任内，虽为时不过2年，确也做了一些实事。

在农业方面：强调种子工作，由于过去“墨守旧法”对选种、保种、传种改良，未有专门研究机构，不能“每年比较，留强汰劣”，以致佳种日趋退化败劣，产量自然不高。1914年3月28日张謇向全国各省发出训令，征集良种，要求各县将水稻、大小麦等，每种采集一份，寄农商部，规定每份20根(粒)，并填寄表格，详述谷类名称、原产地的土性气候、分布情况、播种期、收获期以及易罹病害、虫害等。同时，又向全国各省民政长官，发出调查征集植物病虫害的训令，他指出，我国农作物灾害，除水旱外“或病菌流传，或害虫肆虐，肇端纤维，种祸洪大，若不及时救治，危害甚过于旱潦”，训令之后，还有附件：《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征集植物害虫规则》以及标本制作规则与方法、包装寄运的要求等。

为了贯彻上述训令之执行，翌年张謇又上报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首先阐明开办试验场的意义：“国用舒蹙，关乎经济，因时涵养，正自有方，若言财政者，但事取用而不及长养，则固有既穷，必至搜括。上愈搜括，下亦愈穷，久将并搜括而无所得。……长养者使下有可以自给，而后出其余以供上，上与下相处而安……长养则政府不能不有所支出。各国取民虽重，而施之于民者亦不轻，农工商业提倡教导保护，岁恒数百万或数千万，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过从实际出发，张謇还是尽量缩小要求，仅准备先在各地开办棉、糖、林、牧试验场共11处。“酌盈虚剂，沟通预计，亦非30余万元不可”接着说明如何”酌盈虚剂”的措施。并随附经费预算，其中如棉业试验场之开办费，包括农化分析室、病虫害室、纺织加工机械以及图书仪器、农具、役畜等等。

张謇之所以要单独建立糖业试验场是由于“糖产消乏，制造不精，故外糖输入，亦增至2700余万元”。至于棉，则是他一贯积极提倡的，且成效显著。据1977年版之《中国棉业史》(台湾联营出版公司)所载：“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公布植棉奖励办法，种植美棉等，每亩奖银3角。部内设立棉业试验场，聘请外籍专家充顾问”，但初期改良棉种的工作，均不十分成功……1923年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凡有陆地棉输入的省，棉种都发生退化……有的甚至不如国棉……唯一的例外是江苏南通和河南灵宝的美棉种植……在国内市场上颇为驰名，可供纺32—42支纱。”这与张謇在南通创建通海垦牧公司的业绩，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林业方面：张謇出农商部之初，即有《条陈全国山林计划办法呈》，提出呼吁：“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其于国家人民两方经济关系，均甚重要。”他还指出：“造林之后，水害风灾，自当减少”。早年他手订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更具体指明：“楝椿柏桕桐，皆滨海相宜之树，其次为桑柳榆槐，今劝佃户多种桐桕，不比楝利薄，椿柏利迟。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桕秧桐秧，公司发售，只收成本，培植采收之法，公司指示子归公司收买。”20年后，垦区树木成荫。植树造林，余有功焉。

1914年张謇以农商部名义，训令各省民政长(省长)都统，禁止滥伐林木，如属必须发放之山林，亦应呈部批准。同年11月3日，颁布《森林法》，接着又公布施行细则。规定国有森林之范围与权利，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资预防水患，保养水源防风蔽沙，同时奖励造林，而对开垦滥伐、荒废、毁林、盗窃、放牧等，均应受到刑事处分或罚款。还特别颁布《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对于承领森林考，一定要是中国人民(按当时东北三省均有俄人与日人移居)。

1914年7月，张謇向德国购到洋槐树种700余磅，除供林业试验场外，所余半数，免费分发给全国19个省，并附寄栽种说明书。鉴于甘肃省情况特殊，专门检送树种13斤。同年8月，批准将南京紫金山，委托全国农务会南京分会，广植林木，除由部派员辅导外，月拨补助款100元。当时，张謇曾专程前往，主持交接造林仪式，并面商江苏民政长，每年资助1万元。今天紫金山中山陵能郁郁葱葱，张謇功不可没。更值得提出的是，1914年，他接受青岛林务局的建议，决定每年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大力推行植树造林。

在牧业方面：张謇在创办通海垦区时，即认识到发展牧业对纺织之重要，故名其公司为通海垦牧公司。就任农商部总长后，即提出《奖励农牧产案》。他认为“外国毛织物之充斥于吾市场者，数十年矣。民国改制，冠服皆用呢，而毛织之需用尤广。吾国织呢厂，稍稍兴作，旋即颠仆，即幸存者，亦支离困顿，不能发展，其最大原因，则在羊毛缺乏，或其种类粗劣，是又当奖励牧羊之法，凡牧场能改良美利奴羊300头以上者，奖100元……”此案提出后，上面搁置不批。翌年，又提出《咨复财部请仍酌拨筹办棉糖林牧等场经费文》重申：“牧场一项，实因毛线物品，为近今制服所必需，若所产原料不多，何期工织之发达，而杜漏卮之外溢?查美利奴羊产毛量佳，毛量亦富，我国西北一带，于牧羊又极适宜……且牧羊事业，繁殖甚易，当年即可剪取羊毛，是需费无多，而收效最速，现在各省企图牧羊者，又不乏其人，即如四川，浙江等省，曾函电交驰，购索畜种，若非及时扩充，必无以应各有之求。而各省之企图牧羊者，亦以无种畜而进引辄止……”虽殷切之情，耀然纸上，区区费用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勉强设置了两处牧场，一处是就该部原有的张家口垦牧场，改称第一种畜试验场，饲养美利奴羊100只，蒙古羊200只，另一处是京西门头沟的荒废山场，组建第二畜种试验场。还在安徽凤阳，盱眙两县间，建起第三畜种试验场，派员前往澳大利亚购得美利奴良种羊，分配各场试验、繁殖。

在渔业方面：张謇生长在江口海滨，熟知内河与近海渔业的情况。18世纪末叶，外国轮船渔船闯入我领海者日多，其水产品也随之输入，使他感到一国之渔业与航政，不容忽视。就任农商总长后，1914年4月，制定《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次年又制定有关施行的细则，以及《公海渔轮检查规则》，凡经检查合格之渔轮，按照吨位，定期发给奖励金;对缉私渔轮，配备一定武器弹药。上述条例颁布后，相继有江浙、奉天、民富、北洋、淑兴、浙海、鲁海等渔业公司正式成立。拥有渔轮、风帆船等，并先后组织起直隶商渔联合会、山东商渔联合会、广东渔团等，护海缉盗，我国渔政始开其端。

1914年3月，张謇通令沿海各省，筹设水产讲习所，并由农商部选派专人，巡回讲课。当时以浙江省发动较早，其他如直隶、江苏和营口，都开设水产学校。同时，动员沿海各地小学，招收渔民子弟;还筹划设立渔会和海图局，拟定渔业法。

另外，1914年9月，张謇还颁布了《狩猎法》，对捕猎的器械，须经当地有关官署核准，始可使用，以保护珍禽异兽。

综上所述之种种，无论成与未成，均可见张謇当年之雄心壮志。其实，他对统治当局的内幕，早已洞悉。是可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远在光绪甲辰(1904年)他就担任过农商大臣的头等顾问官，宣统庚戌(1910年)，写了《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谈》一稿，据他事后在此稿后记中说：“(宣统)三年六月入都，举以陈于清农工商部，略供全部三数人酒半茶余之谈助而已，曹李奄奄，都无生气，宁有实行之可望?今其庶几乎，比亦以表与册寄示农林工商二部长，区区之意，但遇负是饯行之责者即言之。以贡我一日之知，而尽我匹夫之责。”以为轮到自己出任农商总长，会得到为自己拥戴的大总统和内阁的支持。谁知当上总统的袁世凯，热衷于皇帝梦不惜于卖国求荣，会拿钱去发展国民经济?张謇一再受挫，只得申请解职，他说：“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实际上，他是警惕自己不要跟着“洪宪皇帝”一道垮台，就在1915年秋天，挂冠南归。

兴办学校普及科学

张謇曾长期出长书院，应考科举，个中利弊，自有切身体会，尔后西风东渐，出访日美，见闻益广，感受亦多，加以国事日蹙，渐萌变革之念。早岁他在兴蚕桑受挫之余，专心研读徐光启《农政全书》尚觉不足，乃驰书其驻英之挚友顾延卿，提到“泰西农政水书，讲求至核，西人图绘其制实精，倘获其书必有出文定(徐光启)所得之外者”。请他代为搜集，并表示学西方应从农业着眼，才能不离根本。

张謇甲午中了状元之后，适逢中日海战之败，他深受刺激。翌年便列名加入上海强学会。在他所作《变法平议》中，明确地主张废科举、设学校，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后来他兴办实业，开纱厂时，又进而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还说“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继又发展到“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看来张謇的思想在客观影响与本人实践中，逐步由变法而教育，由教育而普及科学，但根本立脚点还是农业。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1902年(光绪壬寅)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上海农务会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择定南通千佛寺为校址，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与教会势力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相伯仲。

张謇办了学校以后，却又产生了一种想法：“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南通博物苑品自序》)1914年又有建国立博物苑之议，他不无感慨地表示：“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蕲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1915年他为实践科学普及的设想，在南通农校举办了一次以棉作为主的农业展览会。对棉花播种适期、栽培密度、土壤及肥料成分、摘心整枝等等，以及不同作法对劳力资本的投入比较其经济效果，除陈列出棉花品种、病虫害识别和防治技术外，尚有中外原棉所纺出之棉纱对比，以及小麦(谷类)、牧草、花卉、果品、蔬菜等等。另外还设有农具馆，陈列各种农具并一一进行解说，观众十分踊跃。

1915年张謇根据他的事业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在南通建立了一座军山气象台。他在《军山气象台报告书的序言》中指出：“为看阴晴燥湿风雷雨雪预测之验……测候之用至广，欧美各国，皆国家之主……岂私人财力所能充……惟是我国政变叠起，人事之救不遑，而奚暇于天?下走不自量……比者承乏农商，曾令各省设观测公所矣，卒以费绌，甫张而旋弛，然则兹台其千百具之嚆知欤?抑硕果欤?未可知也。”

张謇对教育事业也有全面考虑和安排，他除上述南通大学外，还曾创建女子师范、商业中学、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保姆传习所(幼儿师范)、银行传习所，政治讲习所，镀镍讲习所、国文专修科、伶工学社(戏剧学校)以及图书馆、印书局等等。为办这些教育文化事业的钱每年不下26—27万元。

提倡科学筹组农(学)会

1896年(光绪丙辰)，亦即戊戌前二年，张謇加入强学会，同年，他撰写了《农会议》，具体建议有五：

一、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宜有会督，宜有学堂一区。宜延欧西化学师一人，东洋农师一人，蚕师一人，翻译一人。宜有田四五十亩，其费由各府厅州县农会分集。

二、(农会)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一人为会长;又各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二三人为会员(相当于副职)。

三、凡定章程、筹出入(经费)刻书报，皆会督(总会长)之事，会督、会长、会员有无公费(工资待遇)各处自议。

四、督抚(总督、巡抚)或地方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

五、会员之事有三：辨土质、考物产、筹赀本(经费)。

张謇这个建议，较之当时谭嗣同执笔起草的上海《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有较大差距(该章程详见《中国农学会66周年纪念刊》)，主要的是张謇主张农(学)会靠官，而谭嗣同(或可代表康、梁维新人士)则大声疾呼：”大哉学会乎，新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谭嗣同文选注》)

1897年，即戊戌前一年，张謇还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份《请兴农会奏》重点阐明：“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接着引用西方报刊资料统计，加以说明。随后表示：“臣查英国从前设立务农会，其君主特须诏旨，许以自由权……美国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然后笔锋一转“中国有志学农者，颇不乏人，近日上海设立农学会，专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农政大兴之兆。臣拟请皇上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这份奏摺很长，讲了许多引用西方农法，以兴中土农业的道理。末尾提出：“如有山泽闲地，江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或仍用旧法……或集公司，或借官款……”看来张謇当时构想中的农会或农学会，近乎现在农业开发的经济实体，是他心目中一种民办官助，既是农业生产，又搞科研、推广的组织。

1898年满清政府见诸行动的，有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建立京师大学堂农科，以及首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农。此外，戊戌之后，几乎所有的各种学会，全都被查禁。唯农学会允许继续存在，所刊《农学报》亦继续出版。到1910年(宣统2年)，在张謇的倡导下，又重组了全国农务总会。次年他在该会主办之《农务联合会杂志序》中指出：“宣统2年，江宁劝业会之设，各行省之以农产会者、殆数十百种，由是士大夫合谋设研究会。会竟，惧其自此而终不通，由是复谋设联合会”。至于办这份杂志的宗旨：“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张季子九录)。

1917年1月，即张謇辞去农商总长还归故里的第二年初，由我国最早从欧、美、日本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发起组织的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教育会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张謇为上海教育会会长)，公推张謇为名誉会长。该会缘起有云：”创举斯会，冀收教学相长之效，藉尽鼓吹提倡之职。学理昌明，影响很大，是合或足开农业改进之先声，亦意料中事，宁止侈谈学理而已”(1917年2月5日申报第七版)。这个提法，又较张謇当年之设想，有所简缩。而且明确提出是农学会，不是农会、农务会、务农会等等。

本来，1898年6月开始的戊戌维新，光绪帝所颁发之变法令中，曾经提到“倡设农会，属于经济方面，而未归于政治、文教。9月维新为慈禧扼杀于襁褓之中，学会被禁。10月曾发布一条“上谕”：“前禁报馆学会，原以处士横议，其风断不可开，至于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本系在所不禁”(1898年10月上海《农学报》)。这个“农学会”的性质，与张謇之见相若。到中华农学会时，则显然不是“农商人等”“考求物产”的组织，而是国内的农科专业工作者，包括国外回来的农科留学生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了。这种情况，张謇既是知晓也是赞同的。1923年中华农学会在苏州召开第六届年会，他已七旬高龄，曾莅会并致祝词云：“走(我)于畴昔，曾箸林议，在官之今，与农同纪。莅会揭旨，适符前臆。诸子努力，此实伟业。”

当时，中华农学会的会员分4种：名誉会员、赞助会员、永久会员和会员。张謇的独子张孝若为仅有的3名名誉会员之一，其余2人为马君武与戴季陶(《中华农学会会员录》1935年南京刊行)。

张謇作为历史人物，在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则应属开拓启蒙之第一人。1929年胡适曾为张孝若给他父亲编辑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他儿子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纵然如此，张謇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特别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比他后来执掌全国农业行政的官员更令人感到可敬。1913年他所撰《实业政见宣言书》曾表示：“謇此次出就部任，大惧无以应现世之所需，餍国人之属望。夙袒惴惴，不能自已。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解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具体有四：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励。“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性质，若航海远洋渔业等则尤甚。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即所以为国家扩生计，增国力也。”“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济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故今日所可以告我国人考祗此。”这些话语重心长，切中时弊。可见他头脑清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后人做个榜样，是求有所为也。至少在我国近代农业史料中，弥足珍贵。

同年，张謇还发表了《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苦心孤诣，擘划周详，其中不但提到了“学校学会之研究学管理”。还对其一贯倡导之棉铁主义，加以抒发。更令人瞩目的是：“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计所获益，良非浅鲜”。此文结尾数语，尤其使人感动：“謇年逾六十，精神才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勉者尔”。

张謇辞官还乡，既未息隐山林，更未消极因循，而继续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当时他所办的实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可是全力投资在社会事业上。仅以保坍而言，据1917年张謇向政府的报告：“自光绪末以来，通城近江处已坍失农田二十余万亩，屡请于官，充耳不闻”，他只得自己出面，“既请荷兰工程师测量勘估，又向上海有关银行商借贷款。当时用以江岸保坍的经费，逾百万两(白银)。”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享年73岁。这样英雄一世的人物，如果说他“失败”，也是败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其责不在其人。

简历

1853年5月25日生于江苏南通州海门常乐镇。

1973年读《通鉴》《三国志》始写日记。

1876年入吴长庆幕。

1879年应总督、巡抚、学政三院会考优行生试，取第一。

1880年随吴长庆陛见。

1882年随吴长庆督师赴朝鲜，策划前敌军事。

1886年南归，为乡里兴蚕桑。

1889年著《棉谱》。

1894年思科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1895年列名上海强学会，出长江宁文外正书院。

1898年在南通兴办大生纱厂。

1900年筹建通海垦牧公司。

1901年筹建通州师范学校。

1903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

1904年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筹建大生二厂。

1905年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创建南通博物苑。

1907年参与创设中国公学。

1910年议设全国农业联合会。

1912年入京，任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

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参加旧金山博览会。

1915年辞农商总长、水利局总裁。

1917年中华农学会成立，被推为名誉会长，主持召开南通农业展览会。设立蚕桑讲习所。

1919年任运河督办。

1921年检旧存文字，订为张季子《九录》。

1922年主持南通中等学校运动会，被推为全国纱厂联合会会长。

1926年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

李慈铭

李慈铭(1830—1894)，近代文学家、学者。原名模，字式侯;改名慈铭，字㤅伯，号莼号;别署霞川花隐生、花隐生、越缦老人、莼老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早年补县学生员。凡11次应乡试，至同治九年(1870)始中举。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资郎。十六年(1890)补山西监察道御史，转掌山西道，巡视北城督理街道。一生博学，多病，有名士之风。自言性格冷峻孤傲，“故所值多阻而命穷”(《桃华圣解盦日记自序》)，“俗士疾之，要人扼之，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载之清风”(《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思想比较保守。

李慈铭自谓于经史子集、稗史佛典、诗词戏曲无不涉猎，但“所学于史为稍通”。其作品有诗词、散文、骈文、杂记、笔记，但“所得意莫如诗”。“其为诗也，溯汉迄今数千百家，源流正变，奇偶真伪，无不贯于胸中，亦无不最其长而学之，而所致力莫如杜”(《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又说：“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必须博采百家，“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所有”(《越缦堂诗话》)。

李慈铭之诗主要为思亲怀友、吟咏风物之作，感怀时事之作只占一小部分。如《京邸九日感怀四首》：“冷落风光九日天，故园回首一潸然。愁日逐客三千里，病骨名场十二年。江国去帆连远水，蓟门独鸟下寒烟。遥知弟妹承欢暇，应自登高望日边。”“飞驺结盖满神京，远地烽烟独怆情。贫贱犹为知已重，乱离莫道著书轻。一官失业家无食，十载厌时国厌兵。市骏台空屠狗散，真从今日悔浮名。”《庚申生日书感》：“卅载依依䣛下身，无端穷海作羁民。草间著述中年事，岁末饥寒览揆辰。天地何心生弃物，国家谁信待斯人?遥知今日高堂梦，白发思儿一倍新。”《村居杂感》：“局迹蓬蒿百感侵，数椽老屋傍江浔。贫贱半世生涯拙，风雨荒斋岁月深。难卜死生天定局，与时忧乐我何心?著书射猎都无味，华发萧萧学楚吟。”感慨身世，思乡嗟贫，一如常人。陈衍《石遗室诗话》曰：“越缦身丁乱离，遇复蹭蹬，而声诗极乎和平，不特不抑郁牢愁，亦并不矜才使气。题咏金石书画，自其所长，而闲情之作，偶亦所喜。”但也有感慨国事之作，如《边词三首》、《庚午书事二首》、《读史感事二首》等。著有《越缦堂文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白华绛跗阁诗初集》、《霞川花隐词》、《越缦堂日记》、《越缦堂词录》、《越缦堂诗话》、《越缦堂读史札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