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玡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年幼时父母皆丧，跟随叔父诸葛玄至荆州襄阳(今湖北襄阳)避难，后叔父去世，遂定居襄阳城南卧龙岗，躬耕田野，博览群书，隐居十余年。自比于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汉建安十二年(207)，受好友颍川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求教。隆中问对，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分析了当时天下形势，建议刘备占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北伐曹魏，进而统一全国。汉建安十三年(208)，辅佐刘备，取得孙刘联盟，败曹操大军于赤壁。后袭取荆、益二州，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因功拜相。蜀汉章武三年(223)，刘备在与吴国的战争中被打败，次年便病死于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太子刘禅即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军政大事由他全权处理。诸葛亮辅政后，恢复了同吴国的和好关系，稳定了同邻邦的关系。蜀汉建兴三年(225)，南征西南诸族，七擒七纵其首领孟获，平定了南方，解除了北伐中原的后顾之忧。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二年(234)，七出祁山(今甘肃西和县西北)，进攻中原，最后与魏军统帅司马懿对峙于渭南，相持数月，毫无进展。诸葛亮身心交瘁，病逝于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时年54岁。被谥为忠武侯，葬于定军山。原有集25卷，惜多已散佚，现有《诸葛亮集》、《出师表》闻名于世。

诸葛亮一生，为人勤勉，光明磊落，处事谨严。在政治上，表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联吴抗操，实现三国鼎立。其次，注意改革，实行法治，“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又采取任人唯贤原则，任用有才有德之士，罢免无能不法之徒。这使蜀汉政治清明，百姓乐业。在经济上，实施屯田政策，奖励务农垦殖，发展生产，同时也非常重视水利事业的建设。对煮盐、织锦等手工业也很关心。这使蜀国经济迅猛增长，有了与孙、曹抗衡的物质条件。在军事上，注重军队建设，以法治军，严肃军纪，加强训练，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其次，积极进行兵法、武器、运输工具的研究和改进，如连弩、木牛流马等。他本人注重前人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讲究指挥艺术，对阵法有独创，“八卦阵”为后人学习和继承。他的军事才能使蜀国的军事力量能与魏国抗衡。在民族关系上，实行和抚政策，改善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这有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有利于西南地区的发展。在外交方面，善于分析和利用矛盾，确定敌友。对外采取联孙抗曹的方针，促成了三足鼎立局面，并为七人中原奠定了基础。在文学方面，他也有较深的修养，《出师表》、《隆中对》脍炙人口，千古传颂。诸葛亮是位多智善谋的人物，被认为文治武功，无所不能。陈寿在《三国志》中誉其为“识时之良才，管箫之亚匹”。诸葛亮的动人故事和传说，至今家喻户晓。人们为纪念他，特建武侯祠，今天仍有大量的人去瞻仰。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字晋卿。辽太祖九世孙。楚材世居中都(今北京)，自幼就学，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因父荫就仕金朝。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年)归降蒙古。随太祖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太宗即位(公元1229年)，助定君臣礼仪。在拖雷监国和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他任必阇赤，汉人称为中书令，受信任，参与要事决策。奏请军民分治，推行赋税制，兴传儒教，开科取士，废止屠城暴行等等。对于元代北方经济和文化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故在封建时代，被视为“名臣”。著有《湛然居士集》、《西游录》、《庚午元历》等书。

〔正史〕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履，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

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①、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金制，宰相子例试补省掾。楚材欲试进士科，章宗诏如旧制。问以疑狱数事，时同试者十七人，楚材所对独优，遂辟为掾②。后仕为开州同知。

贞祐二年，宣宗迁汴，完颜福兴行尚书事，留守燕，辟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定燕，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曾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

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祃旗之日③，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④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蚀。楚材曰：“否。”卒不蚀。明年十月，楚材言月当蚀，西域人曰不蚀，至期果蚀八分。壬年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真将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⑤，以相符应。指楚材谓太宗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

丙戌冬，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帝自经营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子，取货财，兼土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即入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囚当大辟者必待报，违者罪死，于是贪暴之风稍戢⑥。燕多剧贼，未夕，辄曳牛车指富豪，取其财物，不与则杀之。时睿宗以皇子监国，事闻，遣中使偕楚材往穷治之。楚材询察得其姓名，皆留后亲属及势家子，尽捕下狱。其家赂中使，将缓之，楚材示以祸福，中使惧，从其言，狱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

己丑秋，太宗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时朝集后期应死者众，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从之。

中原甫定，民多误触禁纲，而国法无赦令。楚材议请肆宥⑦，众以云迂，楚材独从容为帝言。诏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条便宜一十八事颁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曰：“彼自愿馈献者，宜听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凡卿所奏，无不从者，卿不能从朕一事耶?”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财至钜万，而官无储偫⑧。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⑨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⑩及金帛陈于庭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

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又举镇海、粘合，均与之同事，权贵不能平。咸得卜以旧怨，尤嫉之，谮于宗王曰：“耶律中书令率用亲旧，必有二心，宜奏杀之。”宗王遣使以闻，帝察其诬，责使者，罢遣之。属有讼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谤。今将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谓侍臣曰：“楚材不较私仇，真宽厚长者，汝曹当效之。”中贵可思不花奏采金银役夫及种田西域与栽葡萄户，帝令于西京宣德徙万余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今将征河南，请无残民以给此役。”帝可其奏。

壬辰春，帝南征，将涉河，诏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楚材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帝犹豫未决，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

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11)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时河南初破，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从容进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复何之!奈何因一俘囚，连死者数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巩二十余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战。若许以不杀，将不攻自下矣。”诏下，诸城皆降。

甲午，议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议，以丁为户。楚材曰：“不可。丁逃，则赋无所出，当以户定之。”争之再三，卒以户定。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

乙未，朝议将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术，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辽远，未至敌境，人马疲乏，兼水土异宜，疾疫将生，宜各从其便。”从之。

丙申春，诸王大集，帝亲执觞赐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诸国及宋、高丽使者来朝，语多不实，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国有此人乎?”皆谢曰：“无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无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钞(12)，楚材曰：“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从之。

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帝曰：“已许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其计，遂定天下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地税，中田每亩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而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既定常赋，朝议以为太轻，楚材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

时工匠制造，縻费官物，十私八九，楚材皆考覆之，以为定制。时侍臣脱欢奏简天下室女，诏下，楚材泥之不行，帝怒。楚材进曰：“向择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拔，臣恐扰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罢之。”又欲收民牝马，楚材曰：“田蚕之地，非马所产，今若行之，后必为人害。”又从之。

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勿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先是，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伴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至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庶政略备，民稍苏息焉。

有二道士争长，互立党与，其一诬其仇之党二人为逃军，结中贵及通事杨惟忠，执而虐杀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贵复诉楚材违制，帝怒，系楚材，既而自悔，命释之。楚材不肯解缚，进曰：“臣备位公辅，国政所属。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复，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为?”众皆失色。帝曰：“朕虽为帝，宁无过举耶?”乃温言以慰之。楚材因陈时务十策，曰：“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13)，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赃抵罪，帝责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对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帝意乃解。

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奏罢之。常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论。后之负谴(14)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麹糵(15)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语近臣曰：“汝曹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赏以金帛，敕近臣日进酒三钟而止。

自庚寅定课税格(16)，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羡，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辩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楚材曾与诸王宴，醉卧车中，帝临平野见之，直幸其营，登车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扰已，忽开目视，始知帝至，掠起谢，帝曰：“有酒独醉，不与朕同乐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带，驰诣行宫，帝为置酒，极欢而罢。

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未尝私以官。行省刘敏从容言之，楚材曰：“睦亲之义，但当资以金帛。若使从政而违法，吾不能徇私恩也。”

岁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笃，医言脉已绝。皇后不知所为，召楚材问之，对曰：“今任使非人，卖官鬻狱(17)，囚系非幸者多。古人一言而善，荧惑退舍，请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顷，帝少苏，因入奏，请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医者候脉复生，适宜读赦书时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将出猎，楚材以太乙数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骑射，无以为乐。”猎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马真氏称制(18)，崇信奸回，庶事多紊。奥都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荧惑犯房(19)，楚材奏曰：“当有惊扰，然讫无事。”居无何，朝廷用兵，事起仓卒，后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或西迁以避之。楚材进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必无患也。”后数日乃定。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事遂止。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蛮听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曰：“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悦。楚材辩论不已，因大声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后虽憾之，亦以先朝勋旧，深敬惮焉。

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赙赠甚厚。后有谮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视之，唯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至顺元年，赠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文正”。

沈炎南

沈炎南(1920—1992年)，浙江省慈溪县人。广东省名老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共产党党员。1940年毕业于中央国医馆，后悬壶重庆，以其精湛医术名噪一时。1945—1948年兼任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创办《新中华医药月刊》，亲任社长，为捍卫中医事业奔走呼号。1948年秋受聘为香港中国国医学院教授。1956年调至广州中医学院任教，历任广州中医学院中医文献教研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医学院教授等职。沈炎南对经典著作研究颇深，尤其对《黄帝内经》《难经》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强调要将经典理论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去。他根据五脏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创立了包括清金保肺、培土生金、补肾固精、平肝养阴、养心安神、滋阴降火、宁络止血的治肺结核七法，在临床上获得佳效。他精读东垣著作，崇尚脾胃学说，深刻体悟脏腑学说，擅治奇难杂病，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尤有独到之处。沈炎南一生著作颇丰，承担卫生部部级科研课题“《脉经》整理研究”。历时8年，完成《脉经校注》《脉经语译》两书的编纂工作，又选辑宋代至今伤寒医案800多件，写成《伤寒论医案选评》，结合本人的体会，分类加以评述，通过对正治、误治医案的分析，使人进一步领会《伤寒论》辨证论治的法则。1988年再主编《温病名著精华选析》，从明、清时期温病名家的著作中，选取精华部分进行系统整理，加以注释、分析，以阐明其理论观点与临床价值。除此之外，尚有《肺病临床实验录》《中医学的整体观》《名老中医沈炎南补土经验》等专著传世。

亨利·皮雷纳

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 法语：[piʁɛn]；1862年12月23日-1935年10月24日），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实业家家庭。青年时期曾在列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德、法两国深造。1885年后开始在列日大学教授古文学和外交学。1886年入根特大学任中世纪史和比利时史教授,直到1930年退休。1916—1918年比利时被德国占领期间,因拒绝教课而被德国占领军监禁。在狱中凭记忆编写了一部欧洲史。他撰写的《比利时史》(7卷,1900—1923)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关注。1925年出版《中世纪的城市》。1931年出版《中世纪的结束》。1937年出版《穆罕默德与查理曼》。这些著作在欧洲史学界有一定影响。

恽寿平

恽寿平(公元1633—1690年)，又名格，字正叔，号东园草衣生，又号云溪外史、白云外史、巢枫客、横山樵者，晚称南田老人，南田之名最被人们熟悉。江苏武进人。自幼敏慧，跟父亲读书，八岁能咏莲花成句。他的堂叔恽本初工诗善画，名闻当世，是恽寿平学画的启蒙老师。

恽寿平生活年代是明清王朝更替动乱的时期。父亲恽日初是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公元一六四三年(崇祯十六年)吏部姜垓推荐恽日初知兵，当时日初以国子监生寓京师应召，并上书“备边王策”，但没被起用。他看到国事江河日下，自己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便回到江南老家。清兵南下时，日初削发改着僧服，更名为明昙，带着儿子恽桓和恽格到浙江天台山隐居读书。

不久，清兵南下，寿平便跟随父亲辗转于福建、广东一带，最后流居于福建建阳。公元一六四七年夏，金坛县王祁在福建率众起义，克复建宁，诸义兵纷纷响应，恽日初遂携二子参加了王祁的义军，并参与筹划军机要事。这时恽寿平才十五岁。他不但随日初出入军中，而且还曾在日初赴王祁军之前，奉命先往联系。三十多年后，当他回忆自己这一段身世时，曾说：“建宁王阁部，旗帜明火荼。……诒书话同乡，要父同谋谟。小子奉严命，侦察前趑趄。此地尚全盛，兵强富储胥。窃观王公为，魁杰实丈夫。一见厚款遇，开颜倾玉壶。”(《白溇集·赠毗陵恽正叔一百韵》)。公元一六四八年清将陈锦攻破建宁，王祁战死，寿平被俘。当时恽日初正外出请救兵，得免于难。

寿平被俘后，陈锦的妻子爱他聪明俊秀，进退从容，遂把他收为家奴。后来跟从锦妻游杭州灵隐寺，遇到他父亲，日初与方丈谛晖素有交谊，便设计相救。当时灵隐有庙会，倾城绅民妇女都赶来烧香、拜佛，事毕拜谒方丈，谛晖是有道行的，凡来膜拜的都不答礼，锦妻率家人拜见谛晖，谛晖看到他们中有一个面白而文秀的少年，便知是恽氏子弟，当他们展拜时，谛晖仓皇下座伏地频频叩头，一边还说：“罪过!”“罪过!”锦妻吃惊，忙问其故。谛晖说：“老僧罪难赦也。”又指着寿平说：“他是地藏王菩萨转世到人间来观察善恶，夫人奴畜之罪过已经不小，还要加以鞭挞，你们将何以赎罪?”锦妻是酷信佛教的，畏罪痛哭求赦。谛晖说：“非但夫人有罪，老僧知菩萨降临不及远迎，也要受谴责。宜即奉养寺中，一为夫人忏悔，二也免老僧一罪。”这样寿平便留在灵隐，做了和尚，受到谛晖的庇护和教养。

寿平父子经离乱回常州后，家中又接连遭到不幸：抗清将领张煌言、郑成功进入江宁(南京)，社会上讹传煌言的弟弟鸿翼是日初的学生，隐匿在先生家中，于是遭到官府搜捕，伯父厥初因隐藏明室皇子案牵连被逮捕。寿平在国破家难之中发愤读书学画，经数年勤奋刻苦的努力，诗词、书、画无不精擅，且学父辈，崇尚气节，为人刚正，誓不应科举，也不入清廷画院。寿平家境清贫，靠卖画维持一家生活。遇知己索画，不惜花费一月的功夫，尽力点染;如果不是知交或正派人，虽有高价，也难得他一花一叶。所以他遨游数十年，家贫如故。他潜心绘画，不知计、称、量事。家里有几亩薄田，交一仆人经营。出游数年回家，仆人便捧出帐簿报账：某年纳赋多少，某年贴役若干，家中伙食花销如何，絮絮叨叨。寿平很不耐烦，说道：“我不耐此俗事，随你取所需去罢。”他卖画所得总是很快就用完，生活好坏，从不计较。

恽南田还有着杰出的创新精神，他的诗笔超逸于当时的“毗陵六逸”;他的书体出于王羲之、褚遂良而别有一种秀致;他最初画山水学王蒙、倪云林，深得元人冷、淡、幽隽的气韵，后与王石谷交朋友，相互激励说：“山水让兄独步，格耻为天下第二手”。于是专写花鸟，以北宋徐崇嗣为归宗，传“没骨法”(即写意画法)，一洗时习，别开生面，当时画坛推崇他为花卉写生正宗。

南田画花，晕染而成;一瓣之中，色有深浅;全花花瓣，也浓淡相映。画枝叶，繁茂旺盛，披离有致，叶面叶背，毫不含糊，有时一叶之上，也见正侧动静之态。其勾画叶筋，笔力均匀，不急不徐，生动流利，如其行楷用笔一样，秀而不媚，柔中见挺，变化多姿。

恽南田还是个杰出的美术理论家，著有《南田画跋》五卷，分画筏、画鉴、画品、画余四类，被叶钟敬刻入美术丛书。和王石谷合著《画筌评》一卷(笪重光著、恽王评)，计分论山、论水、论石及画法、画病、屋物布景、述古师承皴染、设色、笔墨等，对我国传统画诀画训讲得非常简洁，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他写的画跋中曾说：“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又说：“作画须优入古人法度中，纵横恣肆，方能脱落时径，洗发新趣也。”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恽寿平在花卉写生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同时代的其他画家所难以企及的。稍后于他的花鸟画家华嵒，虽然在画法上与他不同，但对他非常钦佩，曾在他的册页上题道：“笔尖刷却世间尘，能使江山面目新，我亦低头经意匠，烟霞先后不同春。”足见对同辈及后世的影响。清代“常州画派”都是宗法恽氏，一时间学家蜂起，以致这一派被称为清代花鸟画的正宗。

他的作品很多，其中《仙圃丛华图》，用没骨画法画(恽南田自题是仿徐崇嗣法，表现了多种花卉的繁茂生长，是作者的经意之作。他的《落花游鱼图》，画于公元一六七五年，画家自题“得宋人刘宷遗法”，鱼儿画得生动自然，象正在水中畅游，足以代表“恽派”的风格。

后人把他与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合称“四王吴恽”，亦称“清初六家”。

真德秀

真德秀（1178年10月27日－1235年5月20日）南宋思想家、哲学家。字景元，后改希元，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卒于理宗端平二年。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继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东转运副使，历知泉州、隆兴、潭州。理宗即位，召爲中书舍人，擢礼部侍郎。史弥远爲相，排之落职。理宗绍定五年(1232)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户部尚书。改翰林学士，寻得疾，拜参知政事而卒，諡文忠。

早年从游朱熹弟子詹体仁，对朱熹推崇备至，尝谓“巍巍紫阳，百代宗师”，且自言于朱学“尝私淑而有得”。德秀是继朱熹之后，声望很高的学者。全祖望题《真西山集》有云：“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爲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理宗褒崇理学，理学思想历“庆元学(党)禁”之后，统治地位开始逐步得以确立。真氏与魏了翁，爲同年进士(庆元五年)，并同显仕于朝，相爲羽翼，大力褒扬理学，张大理学旗帜，将理学奉爲正宗，在理学统治地位之确立方面，并有其功。《宋史》本传称：“自侂胄立僞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黄百家亦谓：“从来西山、鹤山(魏了翁)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魏氏亦曾言其与真氏“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在学术上，魏氏始习朱熹、张栻之学，转而尊信心学而与陆九渊接近，真氏则墨守朱说，几无多大发明，因之黄百家述乃父黄宗羲之语有云：“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絶，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同上)在宇宙观上，认爲“太极”爲宇宙之本原，“太极”即理，理先而气后：“所谓无极而太极者，岂太极之上别有所谓无极哉，特不过谓无形无象而至理存焉耳。盖极者，至极之理也。穷天下之物，可尊可贵，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极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极，屋脊爲屋极，此皆有形而可见者，周子(敦颐)恐人亦以太极爲一物，故以无极二字加于其上，犹言本无一物，祇有此理也。自阴阳而下，则丽乎形气矣。阴阳未动之先，祇是此理，岂有物之可名邪。”(《西山真文忠公文集·问太极中庸之义》) 在道器关係问题上，认爲器即物、道即理，道器不相离而理在物中：“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无形之理也”，“盖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天下未尝有无理之器、无器之理。即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则有健顺之理，即形体则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离”(同上书，《问大学祇说格物不说穷理》)。将朱学与董仲舒尊天思想结合起来，断言人之形体、德性，皆天之所与：“天地赋我以此形，与我以此性。形既与禽兽不同，性亦与禽兽絶异。何谓性?仁义礼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爲人。我便当力行此五者，以不负天之所与”(同上书，《问格物致知》)。“德性，谓得之于天者，仁义礼智信是也”(同上书，《问收其放心养其德性》)。“仁义礼智之性，恻隐、辞逊、羞恶、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爲伦，何莫而非天也”。(同上书，《明道先生书堂记》)强调天之主宰地位，认爲无论何人，包括人主在内，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尊天、服从天命：“帝王当尊者莫如天”，“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艰，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与人接，而不知人君一陞一降于事爲之间，天之监视未尝不一日在此也” (《大学衍义》卷二八)。“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 (《文集》《经筵讲义·进读大学卷子》)。

又以理释天，明确指出：“愚谓天者，指理而已”(《读书记》)。此理实际是指封建纲常名教。进而把纲常名教推至“栋干”、“柱石”的高度：“夫所谓五常者，亦岂出乎三纲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谓仁，君臣之敬即所谓义，夫妇之别即所谓礼，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呜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欤!人而无此，则冠裳而禽犊矣。 国而无此，则中夏而裔夷矣。”(《文集·召除礼侍上殿札子》)其为理宗经筵侍读，每每託天或天命以言，目的在于规儆人主修德、正心。尝谓：“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 (《大学衍义》卷一)又认为：“纲常大端，是谓人极。人极不立，国将奈何?且民无常情，惟上所导”(《文集·召除礼侍上殿奏札》)。希冀人主以身作则，扶持纲常，植立人极。在认识论与道德论上，继承程朱“穷理持敬”的思想，将认识论之穷理与涵养工夫之持敬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主张二者密不可分：“盖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须事事物物各穷其理，然后能致尽心之功。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祇是个空荡荡底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释氏禅学，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养，而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致其知， 则于清明虚静之中， 而理悉备，其静则湛然、寂然，而有未发之中，其动则泛应曲当，而为中节之和，天下义理，学者工夫，无以加于此者。”(同上书，《问学问思辨乃穷理工夫》)其于穷理，反对离器求理，而强调即物求之的方法，谓：“若捨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虚之见，非吾儒之实学也。所以《大学》教人以格物致知，盖即物而理在焉，庶几学者有著实用力之地，不致驰心于虚无之境也。”(同上书，《问大学祇说格物不说穷理》)，并且一如朱熹，主积累而通悟之说(同上书，《问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省悟》)。其于持敬，亦承程朱之说，谓：“端庄主容貌而言，静一主心而言，盖表裹交正之义，合而言之，则敬而已矣”(同上书，《问端庄静一乃存养工夫》)。“伊川(程颐)先生言：主一之谓敬”，“所谓主一者，静时要一，动时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静时敬、动时敬。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纭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常存而不失。为学之要，莫先于此。” (同上书，《问敬字》)

特别推重《大学》一书，断言是书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大学衍义自序》)，认为：“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同上)。所进《大学衍义》一书，提出人君之学，其要有四：“盖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诚意正心之要也。谨言行、正威仪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者，齐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同上)大旨在于正君心、肃宫闱、抑权倖、振朝纲。所著有 《西山真文忠公文集》、《读书记》(《大学衍义》属《读书记》之乙记上编)等。

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1901年4月29日-1944年11月7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共产主义者、记者、日本《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特派员、中国问题专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秘书、佐尔格间谍案中的重要人物。1925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朝日新闻社工作。1928年任《朝日新闻》驻上海分社特派员。期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与鲁迅、史沫特莱交谊。1930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 佐尔格,秘密从事反战工作。1932年回国。1934年5月与佐尔格再次联系,参加佐尔格领导的谍报活动。在此期间,经常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1937年4月参加 昭和研究会。1938年7月退出朝日新闻社,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嘱托,经常出席由近卫智囊组成的“朝夕会”。次年任满铁调查部嘱托。在日本发动“关特演”之时,通过佐尔格将日本决定南进的情报通告苏联,后又提供日美谈判最后期限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情报。1941年10月15日被捕。1943年9月被判死刑,翌年11月7日在东京巢鸭监狱与佐尔格一起被处死。著有《现代中国论》、《处于风暴中的中国》、《中国社会经济论》等。

陈天华

陈天华（1875年－1905年12月8日），字星台、过廷，别号思黄。1875年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下乐村。他家境贫困，幼时替人放牛籍以糊口。15岁时入私塾就读。1896年陈天华随父去新华县城谋生，后经人帮助得入资兴书院学习。1897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1903年3月，由求实学堂资助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此间，他深受留日学生强烈的爱国思想的感染， 日以继夜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社会学说，并参加黄兴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杂志(月刊)和《新湖南》的编辑工作，鼓吹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同年4月，沙俄帝国主义违约拒不撤走它在1900年侵入东北的军队，妄图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地区。陈天华异常愤慨，曾啮指写血书数十幅，以示抗议，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陈天华和黄兴一起被举为归国运动员。 5月，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陈天华为学生军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并于军部工作。清廷慑于学生军反对帝俄爱国运动的声威，勾结日本政府将其解散。他不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压力，乃与黄兴等人以学生军为基础，组织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并将宗旨由拒俄改为武力反清，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卖国媚外的清政府。

在这期间，陈天华奋笔直书，伏案撰写爱国革命文章，号召人们起来反帝爱国，反清革命。他发表在5月24日及4月14日的上海《苏报》上的《敬告湖南人》与《复湖南同学诸君书》、呼吁青年要把救国付之于行动，不怕牺牲。是年秋，陈天华在东京撰写了有名的《猛回头》、 《警世钟》两本小册子。以激昂的爱国热情，以通俗流畅的文字，用弹词的形式，痛陈了中国面临被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严重形势，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烈地抨击了清廷的卖国罪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写道：

俄罗斯， 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分;

清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①

陈天华透彻地阐明了爱国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关系，他指出： “列位，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州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州政府就立刻奉行”②。 “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当做谋反的叛逆杀了” ③。 “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①。这就是说，清政府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清朝权贵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因此，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进行反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二者是不可分的。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革命认识。

陈天华热情地宣传了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思想。他说：“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②。他号召人们“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巴，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弹上足，同饮一杯白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杀投降洋鬼的二毛子”③。他还在《猛回头》文中，提出了重武备，务实业，禁缠足等具体的反帝救国主张。

陈天华不仅热情洋溢的鼓吹革命，而且身体力行，积极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1904年2月15日，陈天华同黄兴等人一起，在长沙成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设同仇会以联络会党，设黄汉会以联络军界，他担任军队的运动工作。几经密议，决定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寿辰之日，在长沙起事，并同时组织长沙、衡州、常德、岳州、宝庆五路起义军响应，陈天华被派江西运动巡抚营统领廖明缙顺从革命。由于坏人告密，湖南巡抚下令在全省大肆搜捕华兴会员，陈天华与黄兴等人逃往上海，是年底转赴日本。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由欧洲到达日本，提出联合各派革命力量，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建议，陈天华十分赞成。他同黄兴一起会见孙中山，讨论建立统一革命团体问题，坚决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 7月30日，孙中山邀请各革命团体成员及革命志士70余人，在东京召开筹备会议，陈天华为发起人之一，并同黄兴等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员。 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通过了由陈天华等人起草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的庶务，协助总理执行工作，陈天华为书记。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他参与编辑工作，并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了许多论文。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针锋相对地驳斥了立宪派散布的“中国不适宜民主革命”的谬论，鲜明地体现了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思想和坚定的信心。

1905年11月，应清政府的要求， 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则”，限制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活动，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抗议。陈天华、宋教仁、秋瑾等人力主全体留日学生返国，自己办学，以洗耻辱。以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少数人认为“求学异邦，宜忍辱负重，不可轻率回国”。陈天华悲愤民权，逐决心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激励中国留学生，共同对敌。他在写成了三千余言的绝命书后，于1905年12月8日凌晨，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时年30岁。1906年夏，陈天华的灵柩运抵湖南，在革命党人的组织下，长沙学生及其他各界人士万余人，举行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葬礼，群众身着素服，手执白旗，高唱哀歌，一直把陈天华的灵柩护送到岳麓山。对人民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阿庇安

阿庇安(Appianus，约95～约165年)，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生于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显要的家庭。他起初在故乡担任比较负责的公职,后来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和骑士身份,担任皇帝的代理官(可能在埃及)。据说他有一篇自传,但已遗失。他用希腊文写了一部24卷的《罗马史》。第 1至12卷分别记述国王们的战争，意大利战争，萨姆尼乌姆战争,高卢战争,西西里战争，西班牙战争，利比亚（阿非利加）战争，马其顿和伊利里亚战争，希腊和亚细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米特里达特斯战争；第13至17卷记述内战（这一部分的标题即为《内战》）；第18至21卷记述埃及战争；第22卷记述凯撒们的战争（至图拉真时期）；第23卷记述达契亚战争；第24卷记述阿拉伯战争。最后有关帕提亚战争的部分，作者没有写成。

此书至少到9世纪时还是完整的，但今天只有第6至8卷、第11至17卷（包括内战部分）是完整的;第1至5卷、第9、24卷则只有片断保存下来,估计传世的部分相当原书的一半稍弱。关于公元前 154年以后的西班牙战争和公元前133至公元前70年内战的记述,是原书比较重要的部分，为后世研究罗马史的主要依据。例如有关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的唯一比较详细的记述，就保存在本书第13卷第116至120章。

阿庇安生在重要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又长期在这里担任要职,因此这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料。由于他所使用的史料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散失，他的作品就成了现存的仅有的第一手材料而显得特别重要。

阿庇安虽出身行省，但在罗马身居高位，享有盛名，受到皇帝的宠信。他站在奴隶主贵族统治阶层的立场为罗马帝国辩护。他并不把奴隶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看待，而是为了显示奴隶主统治的危机才不得不记述奴隶的大规模起义，但也只限于轻描淡写。从他的客观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这一起义的规模和罗马受到冲击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61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同样，他的史书虽宣扬了罗马帝国的声威，客观上也揭露了罗马奴隶主统治的残暴和被压迫民族的英勇抵抗,这是因为阿庇安还是严格地以史料为依据,不捏造事实,也不作迂腐的说教。对于宗教,阿庇安完全是旧式的罗马贵族的观点，他相信神示、预兆、灾异、命运等等，但在他笔下，这些东西同历史的进程没有直接的联系。他的作品不象传说、故事那样，把战争的原因归之于神意或争夺妇女，他看到了内外战争和内部斗争所以发生的物质方面的原因：土地的争夺、债务的负担、苛捐杂税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一点是阿庇安比其他古典历史学家高明的地方。恩格斯说："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但是阿庇安注重战争的本身的叙述，而对于社会情况、文化、经济、典章制度等方面却注意得很不够。

阿庇安使用的是流行于整个希腊世界的"普通话",这同当时亚历山大城地方通用的,也就是希腊语《圣经》（《旧约》译本和《新约》）所用的希腊语基本上是一种语言。他的文字清楚、流畅，不大注意辞藻。就文章而论,阿庇安不能算是第一流作家,但是在历史学家中，他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在1963至1976年出版了自英译本转译的他的《罗马史》全译本。

刘安

刘安（前179年－前122年）西汉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于谋反事发后自杀。文帝前元八年(前172)，封刘安为阜陵侯。刘安素有野心，常行小惠收取民心，受到人们的称誉。因怨其父之死，每欲发动叛乱，但没找到机会。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时，他想发兵响应，为其国相所阻。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刘安入朝，与太尉田蚡相勾结，并使女刘陵居长安，结纳皇帝左右近臣，观察朝廷动向。整治攻战武器，以金钱赂遗郡国，王后荼和太子刘迁及女刘陵专擅国政，夺民田宅，滥捕无辜，无视汉法。元朔五年(前124)刘安因阻拦郎中雷被从军击匈奴，被削夺二县。元狩元年(前122)，其孙刘建愤其父不害不得封侯，使人告发刘安谋反。武帝交丞相公孙弘和廷尉审理。刘安恐阴谋败露，决定抢先发难。积极作好反叛准备，“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史记·本传》)并派人事大将军卫青和丞相，一旦发兵，即刺杀大将军，说降丞相。但其每临事发，而犹豫不决，首鼠两端，结果，为谋士伍被告发。刘安自杀，王后、太子被处死。宾客及与阴谋有牵连的列侯、二千石和豪杰等数千人都以罪轻重受诛。淮南王国被废，其地改置九江郡。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外书》和《中篇》，武帝很是喜爱。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外书》今佚，《内书》亦称《淮南鸿烈》或《淮南子》，流传至今，为汉代道家学说的代表著作。又著有《离骚传》。

刘安，西汉前期思想家与文学家。汉高祖刘邦之孙，其父刘长为刘邦少子，封淮南王，后因谋反获罪，不食而死。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而不喜欢戈猎狗马驰骋，后亦因谋反罪自杀。刘安很有才华，尤精通《楚辞》，据《汉书·淮南王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汉武帝)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离骚传》大约作于公元前139年，但并未流传下来。据班固《离骚序》可知传前有“叙”，对屈原及《离骚》作了极高评价。据班固的引用看，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离骚》的一大段评论大部也是引用的刘安的话。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他十分钦佩屈原的人格和品德，说他“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㬭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以《离骚》比《诗经》反映了他的儒家思想影响，而赞美屈原与黑暗现实不妥协，不同流合污，又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某些特点。从他对《楚辞》的评价可以看出西汉前期文艺思想发展上儒道结合的特点，并对提高屈原及《楚辞》的地位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刘安还主持召集其门客集体编撰了《淮南子》一书，其中着重体现了道家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在汉代的新发展。

莱蒙托夫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俄语：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1814年10月15日-1841年7月27日），俄国诗人。贵族出身。生在莫斯科， 幼年丧母，在外祖母家长大。1828年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开始写诗(叙事诗《切尔克斯人》，1828;《高加索俘虏》，1829;等)。1830年秋升入莫斯科大学政治伦理系;写作抒情诗、叙事诗和剧本《西班牙人》(1830)、《人和情欲》(1830)、《怪人》(1831)。1832年从莫斯科大学退学，入彼得堡近卫军士官学校;坚持写作，写有长篇小说《瓦吉姆》(1832～1834)等作品。1834年毕业后在骠骑兵团当下级军官。1835年首次公开发表作品(浪漫主义叙事诗《哈吉·阿勃列克》)，写作剧本《假面舞会》。翌年写作中篇小说《里高夫斯卡娅公爵夫人》(未完成)和剧本《两兄弟》(未完成)。

1837年1月，普希金逝世，莱蒙托夫写作《诗人之死》一诗，对贵族上流社会杀害伟大诗人的罪行进行愤怒的揭发和控诉。这首诗手抄流传，引起沙俄政府的慌恐。莱蒙托夫被流放高加索。1838年1月返回彼得堡;同年匿名发表叙事诗《唐波夫的税务官夫人》和《商人卡拉施尼科夫之歌》。这时莱蒙托夫的创作已完全成熟，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并且完成叙事诗《童僧》(1839)等重要作品。1840年2月与法国公使之子巴兰特决斗，因此再度流放高加索。1840年出版《诗集》(收有26首短诗、两篇叙事诗《商人卡拉施尼科夫之歌》和《童僧》)和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别林斯基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莱蒙托夫的创作。1841年6月，莱蒙托夫在与军官马尔登诺夫决斗中被击毙。

莱蒙托夫的创作受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叛逆精神，但缺乏积极的乐观主义，而充满孤独和哀伤的情调，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先进贵族知识界的思想情绪。他的抒情诗不仅是诗人个人心灵的记录，而且也反映了一代人痛苦的思想探求。比较典型的有《诗人》(1838)、《沉思》(1838)、《我满怀恐惧地看着未来》(1838)、《既寂寞又悲伤》(1840)、《遗嘱》(1840)等篇。叙事诗《恶魔》(1829～1841)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怀疑主义情绪。后期的某些作品(《波罗金诺》，1837;《祖国》，1841;等)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倾向。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8～1840)既塑造了现实主义的“多余的人”的形象，表现出高度心理分析技巧，同时又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氛。

林语堂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原名和乐，入大学时改名玉堂，又改名语堂。1895年10月1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福建龙溪板仔村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六岁在本村从师启蒙，十岁入鼓浪屿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小学就读。越三年，免费入厦门寻源书院(教会旧制中学)读书。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教育，使林语堂从童年时代起就成为一个热忱的基督教徒。

1912年秋，林语堂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在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中，他除了学习一些中外语文、历史等课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当时的美籍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和一些外籍教师的思想观点和生活态度，使林语堂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他后来回忆说：“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

1916年秋，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由校方荐举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并兼授圣经课。直到1919年的三年中，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偶尔也在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些关于汉字研究的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科学与民主的影响下，他的宗教信念和热情，曾有所削弱和减退。

按照清华学校规定：凡任职期满三年以上的教员，可由校方资助出国深造。林语堂遂于1919年秋赴美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林语堂后因经济支绌，于1921年离美赴法，在巴黎华工青年会工作。稍有积蓄后，又于同年夏天赴德，入殷内大学，半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并潜心于中国古代语言学之研究，1923年取得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取道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回国。

林语堂回国后，仍在清华学校任教，并于1923年11月开始，为《晨报副镌》撰稿，发表一些汉语古音韵的研究文章和德国诗人海涅等诗歌的译作。1924年五六月间，还发表过诸如《幽默杂话》、《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等短评。

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林堂语被邀集为该刊长期撰稿人。1925年应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又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教务长。与鲁迅同事，并开始往来。

这一年，北京爆发了以“女师大风潮”为中心的进步学生运动;5月，上海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动和鲁迅等人的影响下，林语堂在政治、思想上倾向革命。在“女师大风潮”中，他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曾与反动警察搏斗。同时，在《语丝》、《京报副刊》和《莽原》等报刊上发表《谬论的谬论》、《咏名流》、《祝土匪》等短评、杂文，声援进步学生的斗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参加了对死难学生的吊唁、慰问，并在《语丝》第72期上发表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文章，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对镇压学生的军阀及其帮凶文人——“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揭露。

1925年11月间，全国范围内革命形势高涨，北京市民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打倒段祺瑞执政府，张作霖的地位也发生动摇，“女师大风潮”随之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林语堂和岂明(周作人)倡和，在群众中宣扬西方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主张“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特别是林语堂把这种“费厄泼赖”精神当作“语丝派”的共同精神来提倡时，就不能不引起鲁迅的警惕。鲁迅曾及时地撰文予以纠正，这就是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发表。

由于鲁迅及时地针砭、教育，以及“三一八”惨案中死难者的血的教训，林语堂对他所宣扬的论调逐渐有所认识。惨案发生后一周，林语堂画了《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不久，又在《打狗释疑》一文中不无内疚地承认：“……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并连续写了《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一封通信》、《“发微”与“告密”》等文，主张来一个“打狗运动”，表示要继续讨伐当局势力和“叭儿狗”们的决心。

“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受到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即于当年5月携眷返闽，在厦门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秘书，并先后荐请孙伏园、鲁迅、川岛等人至厦门大学文学系任教。年底，因国学院经费问题与校长林文庆意见相左，又因教职员中“现代评论”派势力不断膨胀，虽有鲁迅等进步教师的支持，但林语堂在教务、人事等方面的开展过程中，总感时被“掣肘”，1927年春，终因厦门大学发生学潮而被迫辞职离闽。3月，应陈友仁之请至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7月，宁汉合流，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林语堂回到上海，应聘为开明书店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发行全国，因以致富。12月，鲁迅在上海接编《语丝》，不久又主编《奔流》、《朝花周刊》，林语堂为这些刊物撰稿。

1928年11月，林语堂写剧本《子见南子》，发表在《奔流》上，此剧对孔子作了嘲讽。同年12月，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鲁迅》一文，对鲁迅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战斗业绩，作了如实的评价。

“四一二”政变后，林语堂所希冀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难于实现，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现曙光”的政治愿望，也遭到破灭。1931年“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加紧了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政策，把国家与民族带进了黑暗的深渊，濒临极其危险的境地。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左冀作家联盟，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英勇斗争。但林语堂却游离于斗争之外，不敢正视现实，企图逃避、躲藏。他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高涨，采取了“偏憎人家说普罗”的态度;他慑于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采取了“胆小只评前年事，才疏偏学说胡卢”的畏缩立场。

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杂志《论语》(半月刊)创刊。他在创刊号上明确宣布该刊以提倡“幽默”为宗旨;并宣扬所谓“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的处世态度。

1933年1月，林语堂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对他采取了既团结又批评的态度。鲁迅应约为《论语》撰写过几篇文章，但同时声明，不赞成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严肃地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广大人民求生且不暇，所谓“幽默”文学，在政治上只能起到“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作用。另外，还多次写信进行规劝，希望林语堂做一些于人民于国家有益的文化工作。对于鲁迅的严肃批评和忠告，林语堂漠然置之。

《论语》出至第27期时，林语堂辞去编辑职务(由陶亢德接编)，于1934年4月另创刊《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9月又创刊《宇宙风》(半月刊，与陶亢德合编)。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林语堂提倡所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他吹捧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性灵”文学，鼓吹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攻击白话文，反对大众语;纠集周作人、邵洵美等人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后来，他更连篇累牍地发表一些公开反苏反共、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文章。《人间世》第25期上还译载了宋美龄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攻击工农红军“杀人放火”以及吹嘘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战绩”的文章。

《人间世》创刊后不久，鲁迅就与林语堂断绝了关系，并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对林语堂进行了批判，揭穿了他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

1936年8月，当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刻，林语堂以著作为名，携家移居美国。就在这一年，林语堂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纽约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语堂大讲所谓“八百年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和所谓“世故”、“忍耐”、“冷漠”、“老猾”是中国民族的“特性”，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作了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林语堂这一行径，受到了国内外革命作家和进步人士的谴责。其后，还在美国出版了一部以1900年后北京一个官僚家庭为题材的英文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并转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1964年，林语堂的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在美国出版。这本小说对中国革命持抵触的态度。

林语堂居美期间，曾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主持该校的“中国讲座”，大肆宣扬所谓中国的“固有文化”。

以后，林语堂长期定居美国。1943年林语堂曾一度回到抗战时期的重庆，曾在沙坪坝讲演，劝告青年学生读《易经》。郭沫若当时以《啼笑皆是》(见《沸羹集》)为题，撰文予以抨击和嘲讽，指出他对《易经》的根本无知与可笑。

1947年由国民党政府推荐他出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1966年6月携家自美返台湾定居。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1972年编成《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6年3月26日，林病故于香港。

阿多诺

特奥多尔·W·阿多诺（德语：Theodor W. Adorno；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又译阿尔多诺或阿道尔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0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的一个酒商家庭。早年学习音乐。1922～1923年进入大学学习音乐理论、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1924年以有关胡塞尔的论文获博士学位，1925年赴维也纳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28～1932年主办音乐杂志《开拓》。1930年受霍克海默尔的邀请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职，德国法西斯上台后，他流亡英国，又以关于克尔凯郭尔美学的论文获英国的博士学位。1938年参加流亡于美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工作。1949年返回法兰克福，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同霍克海默一起主持研究所的工作。1963年起任西德社会学协会主席。60年代末移居瑞士。主要著作《启蒙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1949)、《克尔凯郭尔:美学的构思》(1953)、《否定的辩证法》(1960)、《社会批判论集》(1961)、《黑格尔的哲学》(1963)、《新音乐的哲学》(1963)等。阿多诺的思想主要受新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影响，直接来源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他提出否定的辩证法，认为辩证法只是研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立场，只有客体与主体联系在一起时，客体才被认为是存在的;同时，主体也不能没有客体，脱离了客体，主体就陷入一种虚幻之中。主客体就是这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在主客体的总体性的范围内才能决定真理。在主体之外并不存在辩证法。辩证法的同一是绝对的同一，在否定和肯定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的联系，凡是肯定的地方就没有否定，凡是否定的地方就没有肯定。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乌托邦等革命理论，都以他的否定辩证法为根据。

陈三立

陈三立,字伯严,一字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53年(清咸丰三年)生。1882年在参加乡试时被陈宝琛从落第卷中选拔中举。1886年中进士,任吏部主事。其父陈宝箴,历官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等职,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是旧官僚中推行“新政”较积极的一个。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的过程中,陈三立曾尽过一些力量。因此,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等被合称为“维新四公子”。但在当时,陈三立就不喜欢梁启超等津津乐道的“民权”说,认为它会带来“后灾余患”。变法失败,陈三立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和他父亲一起革职。于是回到江西南昌,筑室西山。一年后。迁居南京。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入侵,陈三立曾动员张之泂、刘坤一等勤王互保,“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1900年以后，清政府开复了陈三立的原职，但他不肯出来任事，专力于诗、古文辞的写作。1904年起，与罢职官僚李有菜共同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兴建南浔铁路，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1908年，与汤寿潜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同年，鼓吹“提倡佛教，当视凡百事业为尤急＂，和沈曾植等倡立祗垣精舍，捐金给佛教居士杨仁山，计划选送人员赴印度学习大乘佛教。1909年，陈三立以诗稿交给郑孝胥，请他删定。晚清诗坛，有所谓“同光体”，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不专宗盛唐，而以模仿宋诗为主。陈三立是其重要代表。“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他的诗模仿唐代的韩愈、孟郊和宋代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以生涩硬拗的风格写枯寂萧瑟的感伤情怀。表达上，要求隐晦深微，像橄榄似的耐于咀嚼；用词上，则避熟恶俗，“语必惊人，字忌习见”。对于陈三立的诗，郑孝胥大为捧场，说是：“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戛之意态，非可列之西江社里。”当时，革命派中也有人誉之为“吏部诗名满海内”。辛亥革命后，陈三立迁居上海，曾列名于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他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遗老组织超社、逸社，经常在作品中指责革命，倾吐对清王朝的留恋之情，因此，受到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的抨击。

1915年，陈三立迁还南京。1923年至1924年一度住在杭州，此后住在南京或庐山，长期过着隐逸生活。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忧愤时事，日夜不安，曾于梦中大呼杀敌。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不赴。1933年迁居北平，时已年过八十岁，白发盈头，在见到年轻时的座师、同为遗老的陈宝琛时，却仍然坚持行三跪九叩礼。其后，郑孝胥、罗振玉曾拉他到伪满洲国去当汉奸，被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再次派人拉他，多方游说，他都不理睬；侦探每天在门前窥伺，气得他让仆人拿着扫帚驱赶。同年9月14日，尿闭症复发，陈三立拒不服药，绝食5日死。 生前著有《散原精舍诗集》、《散原精舍文集》。 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历史学家。

普罗柯比

普罗柯比(Procopius，约公元500-565年)是查士丁尼的同代人，根据史家的考证，他比皇帝小近18岁。也就是说，当查士丁尼于45岁登基正式成为皇帝时，普罗柯比刚刚出道。由于他结识了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贝利撒留而受到重用，才华得以施展。仕途的顺达和才尽其用使他对查士丁尼的雄才大略深感折服。

事实上，普罗柯比如同当时其他拜占廷地方贵族子弟一样，为了获得仕途发展的机会，极力争取进入帝国政府，为此，他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文化教育，并按照拜占廷当局的规定全面接受法律学习，在离凯撒里亚不远的著名的贝利图斯(Berytus)法律学校中攻读法学，经过4、5年的学习，再进入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系统的教育使天资过人的普罗柯比很快就成了一名辩护律师。特别是他多才多艺，通晓多种西亚语言，并擅长古典风格的写作为他赢得了声名，他的一些习作甚至成为低年级同学的写作蓝本。

527年，青年将军贝利撒留被提升为帝国东部波斯边境达拉要塞的统帅。这个地区长期受到古代叙利亚文化的影响，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文件中普遍使用叙利亚语。由于普罗柯比通晓叙利亚语，所以被任命为贝利撒留的秘书兼法律顾问。 从此，普罗柯比开始其追随贝利撒留的生涯，而后者也因为其卓越战功权势日隆，此后成为普罗柯比的保护人。533年6月，贝利撒留被任命为远征军最高统帅，奉命出征北非汪达尔王国。普罗柯比作为其顾问也随军出征，成为这位杰出将领的主要幕僚。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得到贝利撒留的倚重，故与之过从甚密，成为其家庭中亲密的成员，甚至参与了他的一些私人事务。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普罗柯比开始打算写一部以贝利撒留为主的历史，以记述查士丁尼发动的恢复帝国梦想的伟大战争，并开始留心记录下他所经历的事件。最初，这一打算并未形成完整的计划，因此，他收集的素材也失于简单，以至他后来在真正动手写作《战史》时，只能简略地描述第一次波斯战争。

534年，贝利撒留在取得对汪达尔人的胜利后，将被征服的非洲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拜占廷将领所罗门，他本人奉召返回君士坦丁堡，接受皇帝查士丁尼为庆贺其卓越战功举行的盛大凯旋式。当这位声名显赫的将军离开非洲后，普罗柯比继续在非洲留任。在此期间，他目睹了536年初拜占廷驻扎北非的军队因军饷问题发动的兵变，亲身感受到当地柏柏人土著居民袭击拜占廷军队造成的巨大恐慌，这更加深了他对贝利撒留军事才能的佩服。因此不久以后，普罗柯比主动请求离开北非，前往意大利，再度回到贝利撒留麾下，成为指挥远征意大利的拜占廷军队的统帅贝利撒留的幕僚。535年，贝利撒留受命统领拜占廷远征军前往意大利，首先在西西里岛登陆，挑起了哥特战争。这场战事从535年一直持续到554年，由于哥特人早已经熟悉了拜占廷人的战略战术，因此双方几乎势均力敌，战争进行的异常艰苦。最初，贝利撒留攻陷了亚平宁半岛西南部的那不勒斯，占领了罗马与拉文纳，而后就陷入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在相持战中，朝廷中出现了不利于贝利撒留的传言，他也因此于540年应召回京。正是在他逗留君士坦丁堡期间，哥特人在极具天赋的国王托提拉领导下，迅速扭转了失败局势。540年，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东部首府拉文纳陷落，普罗柯比被迫与贝利撒留一同回到首都。544-548年，贝利撒留再次被派往意大利，但他也未能取得重大胜利，甚至还一度使拜占廷军队遭到惨重伤亡，曾经征服的土地被哥特人悉数收回。罗马城在拜占廷军队与哥特人的拉锯战中已成为一片废墟。552年，查士丁尼再派帝国将军纳尔西斯增援，使拜占廷远征军取得了最后决定性胜利。而后，拜占廷人继续进兵比利牛斯半岛，进攻西哥特王国。查士丁尼还向西地中海远端派遣海军部队，征服了西地中海上全部岛屿、许多沿海城市与要塞，最终使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陆湖。

从此以后，普罗柯比除了奉旨偶尔出访外地或外国，几乎没有离开过君士坦丁堡，因此他目睹了542年发生在京城的大瘟疫。这次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鼠疫，其传播速度之快，危害范围之广，病患死亡人数之多，造成的破坏之严重可谓空前绝后。在这次瘟疫中，查士丁尼也未能幸免。

在皇帝患病期间，人们以为他也难逃一死，因此为他准备了后事，还初步确定了皇位继承人。然而，查士丁尼躲过了死神的打击，从大病中逐渐恢复过来。他错误地认为朝野贵族中存在密谋反对自己的阴谋，并进行了大清理，贝利撒留也被卷入其中。虽然后来的审理证明并无可靠的证据表明贝利撒留涉嫌此事，但因其功高盖主，不久后仍被解除了军事统帅的权力，其部分财产也被没收。作为贝利撒留亲信的普罗柯比也难逃厄运。

当贝利撒留的许多朋友都因利害关系而被禁止或主动中断了与他的联系时，普罗柯比可能还继续保持与这个被冤屈和冷落的帝国功臣的关系。也许正是他对贝利撒留的忠诚阻碍或至少延误了他的仕途发展，他在帝国行政部门再也没有获得升迁的机会了。他中断了在帝国朝廷机构中的生涯，被迫重操旧业，在法庭中作了辩护律师。

在任职律师职业期间，他审理的许多案件涉及中央政府，由此发现了查士丁尼的改革措施对律师职业的不利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帝国朝野事务的深入了解，普罗柯比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贵族背景使他对查士丁尼的看法由不满转变为厌恶，而后由厌恶变为憎恨。也是在他长期留住京城君士坦丁堡的岁月里，他完成了几部杰出的作品，即《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建筑》(The Buildings of Justinian )和《秘史》(Secret History or Anecdota)。《战史》记述查士丁尼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的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建筑》颂扬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活动，而《秘史》则揭露贝利撒留及其妻子安东尼娜的丑行，抨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塞奥多拉的专制统治。其流溢着古典文风的大量散文与书信也流传下来，与其三部名著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资料来源。其优美典雅的文笔使其作品成为拜占廷文学史中的上乘之作。

544年，贝利撒留再度受宠，并被委任为拜占廷军队统帅，第二次出征意大利(544-549年)。大概就是在此期间，普罗柯比对贝利撒留的态度由崇敬逐渐转为鄙视，他认为这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帝国功臣不应该再为查士丁尼效劳，这种鄙视后来转变为敌意。他曾抱怨说，贝利撒留根本没有兑现其对朋友们的诺言，显然这是指普罗柯比对他的这位保护人违背诺言失信于普罗柯比的行为。

关于普罗柯比的后期职业生涯，我们缺乏任何确切的史料。但从他的书中，我们还是了解到，普罗柯比后来还获得过"显贵者" (Illustres)的称号，表明他确实拥有过很高的行政职位并成为元老院的成员。也许，脱离了贝利撒留保护的普罗柯比，凭借其出色的写作才能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并因此获得了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和贵族称号。

后世史家根据普罗柯比同时代作家的记载了解到，562年曾有一位同名的普罗柯比担任了君士坦丁堡市长。但是，人们难以确定这位身居高位的普罗柯比是否就是那位妙笔生花的历史家普罗柯比，因为，以普罗柯比为名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现过。或者，同一个普罗柯比因为公务繁忙而无暇写作了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人们至今也无法证实普罗柯比是哪一年去世的。

米芾

米芾 (1051—1107)，北宋书画家、鉴赏家，初名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自元祐六年起，改名芾，祖籍太原 (今属山西)，迁襄阳(今湖北襄樊)，世称米襄阳，又曾长期住在江苏镇江等地，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

徽宗赵佶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太常博士，人称 “米南宫”。有洁癖，多蓄奇石。尝于无为州治，见巨石，状奇丑，大喜，具衣冠拜揖，竟呼之为兄，因举止颠狂，世称 “米颠”或“米痴”。与世格格不入，故数次从政均不得志。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好收藏名迹。行、草书博取前人之长，用笔俊迈豪放，有 “风樯阵马，沉着痛快” 之评。《宣和书谱》 论其书云： “大抵初效羲之”，“篆宗史籀，录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谓 ‘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八面’。”

擅长山水，由于他长住江南，对镇江一带的云山烟雨、大自然的真山真水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因此所画山水，虽曾学王洽之笔法，点笔破墨，又受董源影响，并从行草书法中得到启发，但他还是不满意“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提出“信笔作之”。认为艺术创作尽可能不受规定约束，落笔才会自然。正如他所说的，“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意似便已”，即强调写意画法，自成一派。其子米友仁(1086—1165)，字元晖，小字虎儿，晚年号嬾拙老人。画院学士。画学父风，以泼墨法画云山，参以积墨和破墨，常用焦墨来提神。其精妙之处实在于见笔见墨。所画烟云山水，树木简略，妙于重染，自称“墨戏”。画史上有“米家山”、“米氏云山”和“米派”之称。明代董其昌说：“唐人画法至宋乃畅，至末又一变耳。”二米的山水画把水墨渲染的传统技法大大提高了一步，对我国水墨山水的发展，影响颇大。能诗文，善书法，精鉴别。行草书得力于王献之，用笔刚健流利，有“风墙阵马，沉着痛快”之评，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共称“宋四家”。亦作梅、松、兰、菊等花卉画，晚年亦画人物，自称“取顾(恺之)高古，不入吴生(道子)一笔”。存世书法有《苕溪诗》、《蜀素》、《虹县诗》、《向太后挽词》、《参政帖》等，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及《山林集》;存世伪品有《溪山雨霁》、《云山》等图，疑为后人所作。

陈植锷

陈植锷（1947-1994年2月28日）海滨街道沙村人，生长于贫寒之家，聪颖好学，小学初中均在故乡免费入学。高中毕业于温州中学，享受奖学金待遇。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成为高考恢复后第一位考取北大的温州人。本科仅读一年半，便提前报考读研究生，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中文系唐宋诗词专业，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浙江省委党校任教。1984年又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生，师从著名史家邓广铭治宋代史，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到杭州大学任教。1991年被日本筑波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东去访问研究。1992年4月回国，任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教授。先后主讲中国通史、唐宋诗词、中国哲深究史、中国学术文化史、文献等多门课程，指导国内外研究生多名，完成著作7种，主要有《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宋文化史述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唐诗词汇意象论》（中华书局，1993年）等，写定论文40篇，主要有《宋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关于中日古典诗歌之意象论》（日本思想史季刊NO34 1990）等，先后获史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门学科研究成果奖8次，并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优秀论文奖，受到同行专家很高的赞誉。1994年2月28日，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46岁。

韦伯

马克斯·韦伯，全名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德语：Maximilian Karl Emil "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社会学家。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早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 1889年获博士学位。自 1892年开始,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来堡大学、海德堡大学。1899年因健康原因离职休养, 此后直到1918年才重返大学讲坛。先后任教于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他于1903年与桑巴特、亚飞共同创办了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 该杂志直到30年代被纳粹封闭时为止, 是德国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期刊之一。他还于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了德国社会学会。主要著作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05)、《经济与社会》(1921～1922)、《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1920)、《都市社会学研究》(1920)、《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国家社会学》 (1956)。

在20世纪,很少学者能像韦伯那样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流派都从他这里吸取学术营养。韦伯全部学术活动的目标是通过考察不同文明中主要价值观念体系与人们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界定和解释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他以“理解社会学”定义自己的研究内容。他的出发点是: 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因此社会学对社会行为的研究就不应只停留在描述行为的外部的量的特征上,而要进一步对社会行为进行释义的理解,以解释它们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在解释过程中,应尽量保持“价值中立”,追求客观性;还应善于运用“理想类型”,以确保比较研究的成功。上述方法论原则对社会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韦伯最著名最有争议的著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社会学理论假设: 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支持该项事业的无形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必然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他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儒教缺乏新教式的进取精神。 韦伯对权威、社会行动的分类方法,对社会分层模式的界定,对现代科层制的描述,也都已成为社会学的经典理论。

季镇淮

季镇淮（1913.07.29～1997.03.14）中国现当代学者、文学史家。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1937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再辗转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参加临大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1941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从闻一多读研究生，兼做半时助教。1944年7月修业期满，仍留昆明执教中学。1946年夏复员北上，任清华大学讲师、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转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副教授、教授。其间，1955～1957年赴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任东方历史语言系外籍讲师，并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鲁迅研究所与普实克等汉学家一起工作；1979～1984年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86年离休。1997年病逝于北京。曾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近代文学学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编委会副主任等。主要著作有《闻一多先生年谱》《朱自清先生年谱》《司马迁》《中国文学史》《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等。论文有《〈老子〉文法初探》《儒道与隐士》《司马昭杀嵇康的年代》《嵇康之死辨闻》《竹林名士可能结游的时代》《竹林故事的结局》《书外杂读》《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等20余篇。

王钦若

王钦若（公元962年—公元1025年）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他出身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官至宰相,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主和势力的代表,也是北宋时期江南宰相第一人。北宋真宗时参知政事、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仁宗时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淳化年间(990—994)，擢进士甲科，历右正言、知制诰、翰林学士、西川(治所在今成都市)安抚使。咸平四年(1001)，授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犯，密请真宗逃往金陵(今江苏南京)，为寇准阻挫，终使真宗亲征澶渊。自请北上，判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无功而还。因与寇准不协，累表解政事，罢为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判尚书都省，领修《册府元龟》，功归于己而咎于人，排斥倾轧寇准。后改兵部，升大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修国史。迎合真宗旨意，与丁谓勾结，造天书、献符瑞，以道教事君，为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大造舆论。后迁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大中祥符五年(1012)，除枢密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天禧元年(1017)，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三年，出判杭州(治所在今杭州市)。天圣元年(1023)，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呈《迁叙图》以献 《真宗实录》成，进司徒，又封冀国公。三年，卒，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穆”。

性倾巧，善迎帝意，为人奸邪险伪，时人将其同丁谓、林特、陈彭年及刘承规称为“五鬼”。历史上对其评价贬多褒少,且由于其长相不雅,颈脖上长有肉瘤,被世人称为“瘿相”。这是以绰号称人,带有轻蔑之意。但通观其一生,王钦若固然有不少品行为人所诟病,不过也有其怜悯善良之举。在为政方面,也有独到的一面,甚至做了一些益政利民的事情。他身上的是与非值得后人细细品味和深入思考,尤其是他超凡的政治才干和奉帝所好的处世之道,使他能长久稳立于朝廷,并得善终,也属不易。

陈澹然

陈澹然(1859—1930)字静潭， 亦字剑潭，号晦堂。安徽桐城人。九岁，操笔为文。家贫，艰苦力学。初应童子试，“其文特风力骞举，冠其曹”(金天翮《皖志列传稿》本传)。受业于方宗诚，执弟子礼。光绪十九年(1893)，举于乡。官中书科中书衔。刘坤一总制两江时，为之撰《江淮忠义录》。生平慕马、班之言，“好议论，下笔千言”，“尝酒酣作豪语” (同上)。“虽少长桐城，顾于桐城诸 先德，一不当意。虽以古文自鸣，顾 时时好纵横游侠”。又值“海事棣 通，盖恣求欧罗巴人新说”(同上)。 故“其文之至者，权奇动宕，恣肆自 喜，不尽守桐城义法”(刘声木《桐城 文学渊源考》本传)。著有《晦堂文稿》六卷、《晦堂诗稿》一卷、《方宗诚先生事实考略》五卷、《彭嫣别传》、 《江表忠略》等。生平事迹见《皖志列传稿》卷八、《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八等。

卡尔·克劳

赫伯特·卡尔·克劳（Herbert Carl Crow，1883年9月26日-1945年6月8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海兰。少年时代他深受担任乡村教师的父亲的影响，受到良好的教育，养成了正直的品行。但当父亲早早故去，青年克劳便不得不自谋生计，16岁时他已经进入密苏里州地方上的小型报纸做印刷学徒。

1906年，克劳到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就读，随后转入密苏里大学学习。因为生计窘迫，在读书期间，他不得不同时兼任附近地区几张报纸的特约通讯员。经济拮据终于拖累了他的学业，不久他选择从大学肄业，成为一名专职报人，开始与人合伙经营《哥伦比亚—密苏里人先驱报》，后来又加入其他大报，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成为小有名气的记者。

1911年的东亚正酝酿着大变革。克劳受到《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密勒(本名托马斯·米勒德，Thomas Millard)的邀请，毅然决定到异国开拓新事业。这一年他乘邮轮来到中国上海，加入了密勒旗下《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创始团队。事实证明克劳来到中国的时机非常正确—很快他就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见证了清王朝覆灭，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华民国的建立，还得到机会采访了孙中山，他和中国的悠久缘分由此开始。

克劳在《大陆报》的职业生涯不算长，对东方怀有莫大兴趣的他此后曾在美属菲律宾的首府马尼拉稍作停留。在经历了一次悠闲的环球蜜月旅行后，他来到日本东京，供职于当地的英文报纸。当时正值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悍然决定提出对华的“二十一条”，克劳参与了对此事的报道，一度引起轰动。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也终于参战，世界局势暗流涌动。克劳此刻正在加利福尼亚的自家果园中与妻子稍享短暂的平静生活，但他不愿长久置身事外，选择重返上海，效力于美国战时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In formation)。

1918年，克劳迈出了职业生涯最有影响力的一步：在上海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广告推销代理公司—克劳广告公司(Carl Crow Inc.)。克劳自己说，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是“思考中国人可能会购买哪些东西，这些东西该怎样包装，采用哪些广告手段来提高销量更为有效”，为他“出售各类商品，从纺织机到香水样样都有”的客户们服务。克劳结合了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和习俗文化，对西方流行的广告思维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较早在中国的广告中使用了摩登女郎的形象，攫取了众多读者的眼球。克劳充分利用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结下的良好人脉，批量购买广告版面，代理了一大批抢滩上海的外国企业的业务，生意空前兴隆。

随着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克劳也深度参与社会活动。他在上海的美国总会(AmericanClub)担任会长，参与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治安维护。1923年山东发生土匪劫持中外游客的“临城大劫案”，克劳代表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美国红十字会到当地与土匪接触，救济被掳旅客的衣食。为了通畅传递信件，他制作了一种“抱犊崮土匪邮票”，派上了用处。经各方参与斡旋，事件终获解决。克劳仍然热爱新闻事业，1929年曾在保险大亨史带(本名科尔内留斯·范德·斯塔尔，Cornelius Vander Starr)的支持下参与创办了英文《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不过他的工作中心仍然放在公司的运行上，没有再度深入参与报刊的采编业务。

克劳的命运与中国牵绊甚深。1935年，他曾前往中国西部旅行，又来到日本人铁蹄下的伪满洲国，目睹了日寇窃据中国东北的无耻行径。1937年，战火终于烧到了上海，炸弹落在华懋饭店外，撼动了克劳的办公室。生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加上强烈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使他越来越不受日本人的欢迎，克劳被迫结束在上海近二十年的广告生涯，把公司业务交由中国同事代理，启程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

克劳很早就注意把自己的见闻形诸文字，奉献给读者。早在第一次来华的1913年，他就曾写过《游历中国闻见撷要录》(The Travelers" Hand book for China)。而在1937年，克劳更是一口气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四万万顾客》(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和《我为中国人说话》(I Speak for the Chinese)，为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鼓与呼。返回美国后，克劳走遍全美各地，在推销他的畅销新书《四万万顾客》之余，积极参与援助中国的请愿活动，呼吁美国向中国伸出援手。1939年，克劳又辗转经欧洲飞往缅甸仰光，经滇缅公路前往中国陪都重庆，采访了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等中国政界要人，报道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返美后仍继续募捐，并努力帮助中国宣传抗战。

在经历了1940年的拉美之行之后，妻子的去世给了克劳沉重的打击，他的健康由此开始恶化。随后，克劳接到了美国陆军部的征召书，被派往战时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远东部，与欧文·拉铁摩尔等“中国通”们一起担任顾问。他对于中国的知识一度派上了大用场，又在努力撰写着关于东亚局势的新著作。可是丧妻的悲痛和病魔的侵袭终于拖垮了克劳的身体，1945年6月8日，克劳因食道癌在纽约曼哈顿逝世。

道信

道信（580年4月3日-651年），隋、唐禅僧。禅宗四祖。据《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等记载,俗姓司马,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人。七岁出家,师事一僧,历五载。十二岁入皖公山(在今安徽潜山境内),依学僧粲,经十年。601年起住吉州寺(在今江西吉安)等处。611年起又住庐山大林寺。621年起移住湖北蕲州黄梅破头山(又名双峰山,在今黄梅西北),直至示寂。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曾三度敕使诏请,均被谢绝。唐代宗赐谥号“大医禅师”。弟子众多,传衣钵者为弘忍。他是楞伽禅师由弱到强转化的关键人物。在传法形式上,广开禅门,山中聚众五百余人,开始出现未来禅宗丛林的雏形,渐有压倒其他各家禅法之趋势。在禅法思想上,已加入新的内容,突破达摩禅的范围;他与弟子弘忍共同创立的“东山法门”,对慧能禅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著有《菩萨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载，师于幼时即慕空宗诸解脱门而出家，隋开皇十二年（592），入舒州皖公山参谒僧璨，言下大悟，奉侍九年（一说十年），得其衣钵。大业十三年（617），领徒众至吉州庐陵，遇群盗围城七旬，其时泉井枯涸，众皆忧惧，师乃劝城中道俗念摩诃般若；盗贼遥望城，如有神兵守之，相谓曰（大五一·二二二中）：‘城内必有异人，不可攻矣！’遂解围而去。后师欲往衡岳，路出江州，道俗请留庐山大林寺。唐武德七年（624），归蕲州，住破头山三十余年，传法于弘忍，另有弟子法融别立‘牛头禅’。又破头山后改称双峰山，故世人又称师为‘双峰道信’。贞观十七年（643），太宗闻其道风，三诏入京，师均上表辞谢，帝乃遣使，谓若不起，命取首级，师伸颈就刃，神色俨然，使者异之，还入奏，帝愈叹慕，赐珍缯。永徽二年闰九月（一说永徽元年）垂诫门人，安坐而寂，世寿七十二。建塔于东山黄梅寺。因弟子弘忍居于黄梅东山弘传禅法，故世人并称师与弘忍之道法为东山法门，并遥尊师为东山法门之初祖。大历（766～779）年中，代宗敕谥‘大医禅师’，塔铭号‘慈云’。著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菩萨戒作法等书。［续高僧传卷二十六、五灯会元卷一、佛祖统纪卷二十九］

郑天挺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县人。1899年 8月 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生于北京。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及"五四"后的进步活动。1922年，在北大作研究生的同时，又在中国法权讨论会担任秘书。他曾利用该会的档案资料，在会长张耀曾指导下，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罪行。次年以该会名义公开出版，获得社会上好评。30年代，郑天挺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兼学校秘书长。讲授《文论》、《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近三百年史》等课程，并撰写《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多尔衮与九王爷》等清史及校勘学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一时饮誉史坛。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郑天挺以北大负责人身分亲赴警察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把他们接出监狱。"七七"事变时，北平沦陷，郑天挺不畏敌人强暴，保护师生安全离校，于是年12月与其他教授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受到师生欢迎。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次年，北大在昆明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该所日常事务。1940年开始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开设《隋唐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并结合西南地区边疆研究，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他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清史语解》(1943)等，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有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在入关前就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入关后满、汉两族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关系日益密切。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说。他后来将这些论文辑为《清史探微》一书，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为北大的复校工作竭尽全力。这时他仍担任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书长，还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校中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他尽力保护学校财产及师生的安全。时值北大五十周年校庆(12月17日)，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称赞他在北大几十年廉洁奉公, 日夜操劳的业绩。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郑天挺任北大校务委员、史学系主任、秘书长, 并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两书出版。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并在1963年任该校副校长。在南开大学期间,他先后讲授《明清史》、《明史专题》、 《清史专题》、《史料学》、《明清土地制度》、《清史制度》等十几门课程,并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历十数寒暑。1961年夏，郑天挺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写组副组长，与翦伯赞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 主编《史学名著选读》六册, 并担任清史资料的分册主编。1980年任天津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79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作为教材。1980年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探微集》和《清史简述》。《探微集》中包括了他50年代以来撰写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丝绸之路》等论文共四十三篇。1980年，他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了《清代的幕府》论文，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重视。同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并任执行主席。他在晚年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国务院学位委负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198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20日病逝。

陈梦家

陈梦家（1911年4月19日—1966年9月3日），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笔名有陈漫哉、梦甲等。浙江上虞人,生于南京。自幼生活在宗教氛围里,深受浸染。

1921年入中学。1927年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开始创作自由体小诗。在诗歌观念和诗歌创作上,先后受到闻一多、徐志摩等的影响,注重诗的格律。经徐忘摩推荐,在《新月》杂志第2卷第8号上首次发表新诗《那一晚》。

1930年1月发表《诗的装饰和灵魂》一文,主张诗的内容和形式都应给人以美感,反对文学的功利性,流露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同年初与方玮德、方令孺等创办《诗刊》,担任实际编务。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新月书店版),引起诗坛的注目。同年夏毕业于中央大学。应徐志摩的邀请编《新月诗选》,共选出新月诗派的诗人18家、诗80首。在《序言》中论述了新月诗派的主张,标榜“醇正”与“纯粹”,强调技巧周密和格律谨严。 9月任《诗刊》主编。

1932年一二八战役爆发后,参加十九路军,在前线创作了《在蕴藻浜的战场上》等爱国诗篇。3月应闻一多的邀请到青岛大学任助教,开始研究甲骨文。7月由北平晨报社·北晨学园出版诗集《在前线》。9月到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

1933年1月,为保卫热河出榆关赴前线,创作《古北口道中》《承德道中》等诗篇。以后到安微芜湖任广益中学教员,其间创作长诗《往日》《泰山与塞外的浩歌》,《黄河谣》等。

1934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诗集《铁马集》。同月回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攻读古文字学。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月刊》、《新诗》等报刊上发表诗作。

1936年3月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自选诗集《梦家存诗》。他以歌咏爱情和景物的抒情诗见长。在创作上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追求以简单纯朴的诗句、纯真的情感流泻,表现对人生的深刻见解,但有的诗作染有宗教意识。闻一多编的《现代诗钞》,选收他的诗作《一朵野花》、《雁子》、《潘彼得的梦》、《鸡鸣寺的野路》等10首。1936年伦敦出版的英语《中国现代诗选》中,也选有他的诗。同年9月获硕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开始从事古文字学与古史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

1944年去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在美国三年,编写美国所藏中国铜器目录,还撰写一些论文。

1947年夏,为收集中国青铜器资料,漫游英、法、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同年秋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

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等职。出版有《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武威汉简》等著作,在古文字学、年代学和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事研究工作之余,曾发表少量歌咏景物的短诗。

1957年，陈梦家先生被错划成右派，但陈梦家仍在工作室里埋头工作，并将故宫的九百张铜器拓片与夏商周“三代”的著录一一核对。

1966年9月3日，“文化大革命”中不忍屈辱，陈梦家自缢，年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