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年11月28日—1942年2月22日），奥地利德语作家。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工厂主家庭。青年时代曾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 后到西欧等地游历， 在巴黎结识了魏尔哈伦、罗曼·罗兰， 深受他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表了反战的诗体悲剧 《耶米雷亚》 (1917)， 并和罗兰一起从事反战活动。1918年后长期隐居萨尔茨堡， 埋头写作。他以诗歌创作开始其文学活动， 早期受印象主义及里尔克等人影响， 但主要成就在传记和小说创作方面。重要的传记如写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三位大师》 (1920) 及 《罗曼·罗兰》(1921)、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作的《同精灵的斗争》(1925)，还有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人作的传记《精神疗法》(1931)。他对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学说颇感兴趣， 在创作中进行了细致的性格、心理刻画。他主要的中短篇小说集有《最初的经历》(1911)、《恐惧》 (1925)、《感觉的混乱》 (1927)、《人的命运转折点》 (1927) 及 《象棋的故事》(1941)等。他的中短篇小说多描写孤独的人的奇遇及他们为不可知的命运和神秘的力量所左右而毁于某种热情， 著名的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茨威格曾于1928年应邀赴苏联，与高尔基结识。1934年被纳粹驱逐，流亡英国，并加入英国籍。1940年又移居巴西。他在新环境中感到越来越孤独和失望，于1942年2月22日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佩特罗波利斯双双自杀。他的遗作， 回忆录《昨日的世界》(1942)及未完成的传记《巴尔扎克》 (1946) 都先后得以出版。

韩湘子

韩湘子，八仙之一,本名韩湘，字清夫,是唐代大文学家、刑部侍郎韩愈的侄孙。据《唐书·宰相世系表》，韩湘乃韩愈侄老成之子，为韩愈侄孙，登长庆三年(823年)进士，官大理函。落魄不羁,遇纯阳子吕洞宾,因从游。登桃树堕下而尸解,来见韩愈,韩愈令他作诗见意。诗曰:“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韩愈认为违背自然规律,不信,而开酿酒坛子,果成佳酿;又聚土点种,不一会,开出两朵碧色花,几乎有牡丹大,花间拥出金字一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验。”后来,韩愈因上表谏迎佛骨,被贬潮州,途中遇雪,韩湘子冒雪前来送行,地即今陕西兰田县的蓝关。湘曰:“公能忆花间句乎?”公嗟叹久之,因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湘辞去时,拿出一瓢药,取出一粒,请韩愈服下,说可以防御瘴气,并预言说:“公不久即西,且当复用。”果然。事见《神仙列传》卷六、《三才图会·人物》卷十一。

梅特兰

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1850.05.28～1906.12.19）,英国卓越的法律史学家。1869年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26岁取得律师资格,随后迅速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律师。但他发现研究法律史对他来说比从事法律实务更具有吸引力。于是便开始了对法律史的研究。1887年自费出版《布拉克顿札记》一书,由于该书空前的学术水平使他赢得了声誉,被剑桥大学聘为英国法教授。在25年的著作生涯中,梅特兰发表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包括《司法与警察》(1885年)、《末日审判书及其他》(1897年)、《城镇与自治市》(1898年)、《英国圣公会中的罗马教会法》(1898年)、《英国宪法史》(1908年)、《衡平法与诉讼形式》(1909年)、《英国法与文艺复兴》(1901年)以及与波洛克爵士合著的里程碑式作品:《爱德华一世以前英国法律史》(1895年,再版1898年)。最后一部著作简称《波洛克与梅特兰》,被人们频繁引用。实际上,该书中除了论述盎格鲁撤克逊法律的那一部分外,其余几乎全部出自梅特兰的手笔,作者的署名顺序也是按照英国法学界的惯例,即以取得律师资格的先后顺序而确定的(参看波洛克在第一版序言后所写的附记)。因为具有历史、法律、社会乃至古典语言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加之独特的历史哲学观念以及开阔的视野,梅特兰的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将法律史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研究,从而避免了前人的那种就法律论法律,将法律同其他社会因素隔离开来的倾向,使得许多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重视比较法学的研究,将英国法律的发展与大陆欧洲的法律进化过程联系起来,指出了英国法律多方面受罗马法影响的情况。强调对历史的客观描述,不去人为地“澄清”古代历史中的一些模糊内容,以避免所谓“时代倒错”(anachronism)之弊。梅特兰的著作文字机智生动,常以最恰当的典故嵌入优美的文章中,给人以高雅的享受和多方面的启发。《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一位作者称“无论是其兴趣范围、特有的才智,还是在仅仅25年内所写的大量著作,英国历史学家中没有一个堪与梅特兰匹敌。只可惜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李延寿

李延寿，唐史学家。字遐龄。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大约生于隋文帝开皇中(581—660)，卒于唐高宗仪凤中(676—679)，年约八十余。史学家李大师之子。自幼受到史学熏陶，有志于史学著述，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参加编撰过《五代史志》、《晋书》，著有《太宗政典》，又继承其父遗志，以一人之力整理南北朝史事，经十六年编成《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为“二十四史”中两种，并被认为是仅次于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佳作。《南史》、《北史》为纪传体史书。《南史》记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间宋、齐、梁、陈四朝一百七十年史事，《北史》记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至隋恭帝义宁二年(618)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朝二百三十三年史事，是在对南北八书(魏、齐、周、隋、齐、梁、宋、陈八代正史)作删繁、增补、订正的基础之上撰成的。把南北朝看成两个平列的历史整体，无所偏袒，行文简洁，条理分明，叙事部分突出，史事翔实可信。此书不足是少数有删节不当之处;补充资料中也有消极内容，如对鬼神怪诞之事记载过多;个别列传，两书均立传，重复繁杂;《北史》详赡而《南史》疏略。尽管如此，《南史》、《北史》仍不失为我国史籍宝库中的佳作。通史和国别史揉合为一的写法，也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采用。

僧璨

僧璨[càn]（约公元510年-606年），又作僧粲，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圆寂，生年及事迹不详，为中国佛教禅宗三祖，曾跟随二祖慧可学佛数年，后得授与衣钵为禅宗三祖。三祖在入寂前，传衣钵于弟子道信为禅宗四祖。北周武帝灭佛时,往来于舒州(今安徽潜山)司空山隐修,十余年无人知晓。隋开皇十二年(592),沙弥道信前来求法,从学九年,乃付衣法。后隐罗浮山。他曾著有《信心铭》传世。《信心铭》和牛头法融禅师的《心铭》有异曲同工之处。唐玄宗谥号“鉴智禅师”。

僧璨（510-606年）被称为禅宗三祖。他到二祖慧可处请求开示佛法的典故，见于《祖堂集》记载：北齐天保初年（550年）有一居士，不言姓氏，年逾四十，到二祖慧可处。求曰：“弟子身患风疾，请和尚为我忏悔。”慧可说：“把你的罪对我说，我为你忏悔。”来者沉思片刻说：“我还说不出我的罪究竟在什么地方？”慧可说：“我已为你忏悔过，你最好皈依佛法，出家僧住。”居士说：“今日见到和尚，已知自己是一个僧人了，但不知何为佛法。”慧可说：“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汝知之乎？”居士领悟地说：“今日始知人的罪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在于其心，佛法也是如此。”慧可闻言，十分喜悦，深器来者，即为剃度，高兴地说：“是吾宝也，宜名僧璨。”这一年的3月18日，僧璨受足具戒。后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僧璨随二祖慧可南遁隐居，往来于司空山和天柱山之间长达15年之久，后接衣钵，是为禅宗三祖。隋开皇十年（590年）僧璨正式驻锡山谷寺，公开弘扬禅法。

黄现璠

黄现璠（1899.11.13～1982.1.18），“国际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名甘锦英，壮族，祖籍广西扶绥县。 1922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受教于陈垣、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九年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1937年11月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我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战期间，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发表了不少抗日文章。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期间，1943年8月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东兰、南丹一带调查；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难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6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收集到一大批珍贵史料，为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作为广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1954年后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7 月，出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从而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

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黄现璠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和第二届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

黄现璠一生著述丰硕，曾编、著、译有《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三册、《高中外国史》（两册）、《元代农民之生活》、《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广西僮族简史》、《古书解读入门》、《汉族的形成》、《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合著）、《侬智高》、《壮族通史》（合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等著作，相继发表过《周代无井田制》、《我国坐俗古今之变》、《吸烟风俗传播考》、《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黔桂边区教育散记》、《殷周社会初考》、《土司制度在桂西》、《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民族调查与研究近40年的回顾与思考》、《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等史学及民族学论文80余篇，研究范围涉及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民族学、语言学、壮学等领域，学术造诣精深，开拓性学术成就斐然，所著《唐代社会概略》被公认为20世纪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所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被公认为20世纪第一部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史研究的专著；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论文，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先驱成果；所著《广西僮族简史》和《壮族通史》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简史和通史；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被公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推出的第一篇主张“无奴隶社会”论文，影响十分广泛；所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主张中华民族史“无奴隶社会”的第一部专著；所撰《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论文，为建设中国生活学这一学术新学科提供了重要指南。他最早提出的 “广西壮族土著说”、“侬智高起兵反宋正义说”，皆为后学宗之，现已成为定说；他主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跳跃论”，受到史学界极大关注。由于黄现璠在民族学、壮学和史学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开创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壮学宗师”、“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桂海学术泰斗”，被尊奉为“八桂学派领袖”、“无奴学派导师”，学术声誉名扬海内外。

陈存仁

陈存仁（1908年—1990年），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八岁丧父。师从姚公鹤、 章太炎。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名中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

1908年5月，陈存仁出生在上海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他父亲是开绸布店的。还在陈存仁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因破产和多病辞世而去。他是由嗣父（一说为伯父）抚养长大的。陈存仁共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长兄君毅先后服务于纱厂、商行，小第士范则亦学中医。

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陈存仁从小就寡言少语，却富有主见。他聪颖好学，记忆力也很好。少年时期，他曾拜国学大师姚公鹤为师学习训诂、考据、诗词、书法等，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1923年陈存仁考入了名医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从此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陈存仁在学校学习十分刻苦努力，他不但如饥似渴地学习课堂上和书本里的知识，为了获得医学真谛，他又先后拜沪上名医谢利恒、丁仲英两位先生为师，虚心求教。由于早年生活困难，在学校里他不得不经常挤出时间来，给报馆或刊物写些小文章，换取微薄的稿酬，以“积润助学”。这段时间给他的记忆是很深的，正由于此，陈存仁在成名之后，特意创立了“百技助学金”，专门资助那些因家境贫寒而难以维持学业的优秀大学生。有数十名青年学生曾得到“百技助学金”的资助。

1927年，陈存仁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此后，他在丁仲英诊寓助诊了一段时间。一年后，他开始独立挂牌行医。他在山东路租借了二间房屋做为诊所，并很快就“生意兴隆，门庭若市”。

1928年夏，陈存仁自己出资创办一份以开展中医学术的研究和讨论，宣传中医药保健防病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小报--《康健报》，他既是主编，又是发行人。这份报纸在陈存仁的策划编辑下，办得十分活跃，很受社会欢迎，发行量达到一万多份。后来，他还主编或作为主笔，编办了《康健周刊》、《国医与食养》等专刊专栏，一直是广大读者喜爱的读物。

陈存仁是个热衷于中医事业的人，他积极参与中医药界有关的各项活动。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案”，一时激起全国上下中医药界的奋起抗争，陈存仁就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他和张赞臣、谢利恒、秦伯未、蒋文芳等人组织发起了著名的“三•一七”反对废除中医的全国性抗争运动，并被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推选为赴南京请愿团的五位代表之一。这时，他担任了上海市国医公执行委员、秘书主任，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他又任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上海市分馆理事。

1930年起，年仅22岁的陈存仁受聘担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主讲中医内科学。在以后几年里，他除了忙于诊务，从事教学外，还进行了大量的编撰写书工作。他认为中医药之所能“见信于民众，见信于社会，在于药物之效验卓特，治疗之配合出奇，善治复杂夹杂之症，又鲜有副作用。”虽然我国在明代已有《本草纲目》，但毕竟已“阅时三百余年，化学实验之印证，药物产地之变化，旧药有绝种失传者，新药有陆续发现者，是以近人同感李氏《纲目》以不合于近世应用，”而“中国药物乃我国色大问题”，急待进一步整理开发。为此，陈存仁前后化了七年时间，搜集各类药物参考书籍200余种，有价值的中医研究论文180篇，各种中草药标本500多种，并在此基础上邀集中国医药研究社的同仁编写成320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这部辞典集古今中外中药研究之大成，收集的药物达4260种，附方万余首，书内印有插图1400余幅；大多数药物除中文药名外，还标明了拉丁文或英文、日文的学名；有142味中药收载了当时已经分析出来的化学成分。在编排上，以每一中药药名的首字笔划多少为序排列，更方便了检索。新出版的《中国药学大辞典》无论在编纂上和内容上都比较明显地具有现代辞书的特点，所以问世后很快就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承认，初版不到半年就销售一空。仅仅一年之后，上陈存仁辑校的另一部大型丛书--《皇汉医学丛书》又出版了。这是他多年研究日本汉医勃兴运动，搜集整理汉医学家的成果。该丛书包括14卷72种：总类8种，内科16种，外科4种，女科、儿科各3种，针科4种，眼科、花柳科、诊断、治疗各1种，方剂10种，医案医话11种，药物8种，中国医药论文集1种34篇。它不但使我国的医学工作者了解日本汉医界的学术发展情况，而且对我国不少国内已散佚的古医籍的整理辑纂有很大帮助。故出版后受到中日两国医学界的重视，同时还促进了两国传统医学的交流。

1935～1937年，陈存仁出任上海市国医公会主办的上海中国医学院总务主任之职，负责管理该校的院务行政事务。在此期间，他成功地策划举办了当时轰动上海一时的二个中医药展览会--“日本汉医勃兴展览”和“国药博览会”，主持筹集巨款并建造了中国医学院天通庵路新院舍，重建了中国医学院新的图书馆和中药标本室，主编学院院刊《国医文献》等。为中国医学院的振兴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陈存仁被提任上海市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在诊疗工作之余，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搜集中医药书籍和刊物，历十年“早搜夕索，亲临拜访，曲意诚求”，经他搜集收藏的各种版本的古今中医药书籍已达六千余种，还有300多种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整套的与中医药有关的报纸和刊物。从而使他成为与杭州裘吉生、宁波曹炳章同享盛名的江南三大中医药藏书家。

抗战结束后，除继续医务工作外，陈存仁更多地从事着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他与许多对中医药有好感的国民党元老，如李古曾、焦易堂、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等人交好往来，一来用以提高个人的声望，同时也利用这些社会关系以争取对中医界的支持。他组织了中医研究社，花巨资在威海卫路建造了中医研究社的大楼及附属诊所；他还策划支持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以《中医药情报》为名的中医信息刊物；此外，他出资组织创建了百技助学金委员会，带头捐款并帮助修造扩建了仁济育婴堂，同时又身兼多个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的董事或理事职务。1946年底，陈存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国大竞选，是中医界国大代表之一。

1949年，陈存仁迁居香港，在九龙的弥敦道和香港的铜锣湾开设了二处诊所，继续行医。从1951～1953年，他先后数次赴日本、埃及和欧洲考察访问，了解那里的医疗卫生历史和现况，同时宣传中国的传统医学知识。1953年2月，他主编发行了《存仁医学丛刊》，不久又主持开办了香港中国针灸学院和存仁医学讲座，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

六十年代以后，他基本以行医为主，同时还编写了不少中医药科普读物。陈存仁是个多产作家，他正式出版的著作就有近30种，还写了许许多有关中医文章。从青年时开始，一直到古稀之年，他从未停笔，始终在为中医药摇旗呐喊。八十年代，他入选香港著名的东华三院成为董事。1985年，陈存仁宣告隐退，并移居美国加州洛杉矶安度晚年。

1990年9月9日，他因脑溢血逝世，终年82岁。

唐寅

唐寅（1470年3月6日－1524年1月7日），明代画家。字子畏，一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史等，吴(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商贩之家。少有俊才，博雅多识。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中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第一名解元。翌年，伴同江阴徐泾北上赴京会试，因牵涉科场舞弊案，“下诏狱，谪为吏”。正德九年(1514)，投奔江西宁王朱宸濠幕下，后发现朱有不轨之意，遂脱身返回苏州。两次遭际，使其灰心仕途，筑室于桃花坞，潜心诗文书画以终。坎坷经历使其形成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的性格，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诗文流畅通俗，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书法师赵孟頫，风格奇峭，俊逐逸群。精于绘画，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初师周臣，后师沈周，取法李唐、刘松年，又博取众长，他师古而不泥古，又游名山大川师法造化，因修养深，阅历广，故能出町畦而自呈风貌。其作品既有职业画家的严谨缜密，又具文人画家的清逸洒脱。其山水画，“以超逸文笔作南宋人画法，李唐刻画之迹，为之一变”，呈院体风貌。多描绘雄伟奇险的丛山峻岭，石质坚凝，气势深峭，布局较疏朗，刚中带柔，粗中有细。笔墨精谨爽利，秀润雅致，以细长清劲线条皴勾勒山石，细秀、圆转而自成一格。亦精人物画，绘古今仕女及历史故事，造型准确优美，情态飘洒高雅，富讽喻世态之意。早期以笔巨重彩为主，线条清劲，设色妍丽，后兼长水墨写意，笔墨流动，挥洒自如，笔简而意赅。其仕女画尤有特色，对后世影响较大。所绘亭榭园林及文人逸士生活场景，景色平远简约，用笔精细圆润，墨色融和清丽，格调秀逸潇洒，更多文人画意趣。其画花鸟，喜用水墨，清隽峭利，画法介于沈周、林良之间，工稳而不一味精谨，洒脱又非随意纷披，秀逸活泼而生趣盎然。其画有名于时，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合称“明四家”。传世作品颇多，山水有《骑驴归思图》(藏上海博物馆)，《山路松声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人物有《秋风纨扇图》(藏上海博物馆)，《四美图》(藏故宫博物院)，《桐阴清梦图》(藏故宫博物院)等，花鸟有《枯槎鹦鹆图》(藏上海博物馆)，《墨梅图》(藏故宫博物院)等。著有《六如居士全集》。

温大雅

温大雅（约572年—629年）名彦弘，后因避太子讳以字行。出身北朝名门士族，是隋末唐初的思想家、史学家。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其父温君悠于北齐时步入宦海并任文林馆学士，隋文帝一统天下后为泗州司马，炀帝大业年间又任司隶从事。温大雅与弟大临、大有等俱以文学闻名四海。性至孝，少好学，与弟彦博、彦将皆以才辩知名。《旧唐书·温大雅传》有“温陈才位，文蔚典礼”之说。隋时任东宫学士、长安县尉，以父丧去职。会隋末大乱，遂不复出仕。唐高祖镇太原，颇礼重之。李渊起兵反隋，遂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书。高祖建唐时，又与窦威、陈叔达参定礼仪。武德元年，迁黄门侍郎。寻转工部侍郎，进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武德九年，为秦王李世民表荐镇洛阳，以防隐太子争权。太宗即位，累转礼部尚书。卒，谥孝。大雅善文，尤有史才，曾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凡三卷，今存。此书记载始自唐高祖起义，至受禅凡三百五十七日之史事，与他书颇有出入，为研究此段历史之重要文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尚著录其《今上王业记》六卷、《大丞相唐王官属记》二卷，已佚。《全唐文》卷一三二收其文一篇。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六一、《新唐书》卷九一本传、《元和姓纂》卷四。

王蕴章

王蕴章（1884-1942.8），字莼农，号西神，别署西神残客、二泉亭长、洗尘、红鹅生等。江苏无锡人。父道平为翰林。幼承家学，熟读诗古文辞，通英语。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一度在家乡任英语教职。宣统二年(1910)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创办《小说月报》，并任主编。同年加入南社，系该社早期社员之一。1915年又创办《妇女杂志》，兼任主编，仍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20年12月《小说月报》出至第十一卷共一百二十六期，王蕴章请人绘《十年说梦图》，遍请文坛名流题咏。旋应沈缦云之约，漫游南洋，写有《南洋竹枝词》百首。回沪后，先后编过《新闻报》、《明星画报》等，又主持过正风文学院。王蕴章兼工诗、词、文、书法，也善戏剧和小说，是南社作家中的多才多艺者。著有小说《绿净园》、《西神小说集》，剧本《可中亭传奇》、《香桃骨传奇》、《霜华影传奇》、《碧血花传奇》、《绿绮台传奇》、《铁云山传奇》、《玉鱼缘传奇》，并为文镜堂补续《苏台雪传奇》，小品文《云外朱楼集》，以及《梅魂菊影室词话》、《梁溪词话》、《玉台艺乘》、《菊影楼话堕》、《墨林一枝》、《碑林奇字》、《临池杂志》、《墨庸余渖》等，惜其一部分未能刊行。生平事迹见蓬壶《续小说家别传·王西神先生》(《游戏世界》汇编本第三册)、严芙孙《全国小说名家专集·王西神》(1923年8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赵苕狂《王西神传》(1924年上海世界书局版《西神小说集》附)、郑逸梅《南社丛谈·王莼农》等。

王统照

王统照（1897年－1957年），字剑三，山东诸城人。1897年2月9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八)生。父亲是当地的地主。他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为他延师课读。1907年，王考入县城高小。这时候他爱读《封神演义》、《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小说。高小毕业后，1913年考入济南育英中学。

同年夏天，王统照用章回体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剑花痕》，描写辛亥革命时期男女青年志士的革命活动。他认为这部小说很不成熟，没有送去发表，但从此引发了创作的欲望。1916年，他的短篇小说《遗发》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

1918年夏天，王统照到北京，考入中国大学英文系，开始读到《新青年》等刊物，结识了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五四运动时，王曾参加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爱国行动。由于他酷爱文艺，积极投入了新文化运动，热情地写新诗和白话体小说。他最早的白话小说是写一个青年因自由恋爱不遂而牺牲的悲惨故事，发表在他自己负责编辑的《曙光》杂志上。

1920年冬，王统照与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共十二人，组织了文学研究会。该会的宣言说：“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1]

王统照自始至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他把自己的政治热情倾泻在作品中。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他发表过《遗音》等短篇小说和《生命的火燃了》、《少年的梦》等新诗。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2]。1922年，王在文学研究会创办的《诗》月刊上，又发表了《未来的阴影》、《烦激的心河》等诗歌。这年他在中国大学毕业，到平民大学任教。

1923年，王统照出版了长篇小说《一叶》，翌年又将前几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汇集命名《春雨之夜》出版。这些小说多是以青年男女的苦闷、追求人生的意义为题材。他的小说文笔细腻，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内容上虽没有为读者指出一条出路，但却强烈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有一定影响。

1925年，王统照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童心》，收有1918年到1924年间写的诗歌九十首。他初期的诗，从形式上看，受旧诗的影响较大；从内容上看，有些是讴歌田园的，但更多的是探索人生。他因为找不到答案，对人生感到“玄秘”和“悲哀”，同时也相信人生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前路定有明光，阴影终将退去。”[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而又怀有希望的情绪。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革命党人和群众。严酷的现实使王统照痛苦不安。这年夏天，他从北京回到青岛，在青岛市立中学教课，以后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兼课。“有时一股强烈的悲感冲上心头，无可排遣，又读不到什么书，便写下十篇左右的短篇，类如《搅天风雪梦牢骚》……。”[4]

1930年，王统照去东北旅行。这时东北尚处于“九一八”事变前夕，但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迹象已昭然若揭，他目睹这一切，忧心忡忡，写了报告文学集《北国之春》，描述了东北人民的痛苦生活。

1933年，王统照出版了诗集《这时代》，收入他1925年到1932年写的诗。序言中说，在这火与血的时代里，他逐渐摆脱了怀疑与伤感，变得坚强起来了。长篇小说《山雨》也是这个时期写成的，他在跋中说：“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及农民的自觉。”这是王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小说之一。接着，他又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春花》，以五四运动后的济南为背景，写一群中学生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走向不同的道路，于1936年出版。

这时，王统照已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青年慕名请教的很多。他对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竭力培养，当时在青岛的臧克家、王亚平、吴伯箫，在外地的王西彦等，都受过他的教益。他曾与闻一多(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一起，资助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

《山雨》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但也触犯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其“内容颇含阶级斗争意识……予以警告，勒令禁止发行”[5]。1934年王统照出国去欧洲。他先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里阅读、抄录资料，又去剑桥大学研究文学；以后，从欧洲去非洲，游历了埃及，再回到意大利，凭吊了著名诗人雪莱的墓地，写了《在雪莱墓旁》等诗。后来，他的游记汇编为《欧游散记》，于1937年出版。

王统照1935年春游欧回国，住青岛观海山旧居。这年夏天，老舍、洪深、赵少侯、王亚平、吴伯箫、孟超、臧克家等一批作家聚集于青岛，创办了《避暑录话》文艺周刊。所谓“避暑”，既是避炎热，也是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炎威”，王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诗歌。

1936年秋天，王统照到上海，接任大型文学刊物《文学》主编。这是3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发表了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也发表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同年10月，华北危急，王统照与巴金、茅盾、郭沫若、鲁迅等联合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吁请“全国的学者、新闻记者、作者与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以收全国上下一致救国的效果”[6]。12月，王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7年6月，王统照自己编辑了《王统照短篇小说集》，收进1915年到1932年这十七年间的主要作品，认为“殊觉自惭!不但观察、思想觉得浮薄，文字也无甚气力”[7]。他以1932年为限，是因为自1933年发表《山雨》以后，他的思想境界前进了一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租界成了“孤岛”，王统照与许广平、郑振铎、唐弢等人继续从事文学活动。1938年起，王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兼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还为《大英夜报》编副刊《七月》，为《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写稿。由于当时环境恶劣，他除与郑振铎、耿济之、柯灵、唐弢等交往外，很少外出，写作也多用笔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上午，日本军队冲进上海租界，王统照为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要求学生“要有志气，要有冲破黑暗的精神”[8]。从此他化名王恂若，在沪蛰居。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统照应邀在中文系担任教授，同时还为《民言报》主编《艺文》副刊。这时，青岛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山大的校舍被占为军营；国民党“劫收”的情景，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杀害的消息，使王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1947年山东大学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王挺身而出，在学生大会上演讲说：“同学们，我支持你们!”王统照的行动影响了一些老教师，也鼓舞了青年学生们的斗志。1948年10月，他在诗中写道：“北国鼓声萦梦寐，平生意想剩华巅。”[9]表现了对反动派的战斗精神。

1949年7月，王统照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9月，他出席青岛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常委。1950年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被选为省文联主席，1952年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他还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

1957年11月29日，王统照病逝于济南。

1949年后，王统照的诗集《鹊华小集》、文学评论集《炉边文谈》，以及《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诗选》先后出版，并重印了长篇小说《山雨》，编印了七卷本的《王统照文集》。

郑守谦

郑守谦(1891-1969年)，又名家作，湖南长沙人。中医专家、学者。七代行医。18岁随父应诊，博览医书。1924年协助父亲创办湖南明道中医学院，任教务主任。1925年编著《药性类纂》，1935年再编《园有体用笺》。1934年，与刘岳、吴汉仙、易南坡等创办湖南国医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的同时，兼授内科、儿科、妇科课程。1940年因日寇侵略而避居桂林，行医于民间。1955年任西苑医院妇科主任。擅长望诊与辨脉。强调气功是强身的妙法，内功静坐能够做到“精神内守”，达到预防疾病、抗衰老的目的。认为“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元，以鼻为宗，以心为根，以肾为蒂，以脑为用，必使呼吸匀静常在心肾之间，则百脉自调，七情不炽而血气安定，百病潜踪”。曾言:“尝考中医的目的，不仅在于对疾病的治疗，而以改善人的体质为主旨。”力倡“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传统中医理论。著有《医信辍存》、《女科综要》、《脉学辑讲》、《药性类纂》、《国药体用笺》、《本草约言》、《铜人内景图说》、《内科杂病综要》等。

弗莱明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年5月28日—1964年8月12日），英国小说家,间谍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就学于桑赫斯特大学,曾在路透社工作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英国海军情报处的重要职务,因此非常熟悉特务工作和活动。从1952年起开始从事小说创作,10年间创作了12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集中塑造了一个代号007的超级间谍詹姆斯·邦德的形象。邦德英勇机智,有惊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武艺,常常能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化险为夷,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冷静沉着、敢于冒险的英雄品德。这一形象吸引了无数读者,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了“邦德迷”,很多作者也起而效仿。弗莱明的主要作品有《大赌场》、《笨蛋》、《宝石是不朽的》、《来自苏俄,带着爱情》、《摇头医生》、《金手指》、《为女王的情报机关效劳》等。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电视、电影,也极受欢迎。

伊恩·弗莱明生在伦敦，父亲瓦伦丁·弗莱明是英国议会成员，母亲是Evelyn St. Croix Fleming(née Rose)。伊恩有一个哥哥Peter Fleming（旅游作品作家）和两个弟弟：Michael Fleming和Richard Fleming。佛莱明希望考进外交部工作，但是不成事。他到路透社做助理编辑和记者，1933年曾在莫斯科。他曾经于1939年在MI6担任勤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安全保障调整局（BSC）担任间谍，弗莱明并非一线谍报员，他主要从事后方的策划与准备工作，弗莱明深得局长约翰·戈弗雷海军上将的赏识，作为戈弗雷的私人助手，他拥有超出其职位的巨大权力，比局里三个处的许多高级军官掌握着更多的机密。1942年夏末，英国海军情报局配合英美联军进攻北非，一直对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而牢骚满腹的弗莱明终于抓住了实战的机会，他奉命在大部队展开行动之前，组建起一支代号“30冲锋队”的先遣队到德军后方活动。1945年11月4日，弗莱明离开了海军情报局，戈弗雷上将对他做出了闪光的评语：“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的战时发展和组织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伊恩·弗莱明战后居住于牙买加。1952年，退役的海军上尉弗莱明来到了自己位于牙买加的Goldneye别墅。在那里，出于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的恐惧，他决定根据自己过去在英国海军情报处的经历创作一部间谍小说。两个月后，这部被他称为”枯燥而又畸形的作品“诞生了。为了让作品的主人公显得迟钝而又无趣，他随手在书桌上翻起一本看起来非常无趣的书——《西印度群岛的鸟类》，然后用这本书的作者命名了小说的主人公。1953年，这部以自己的间谍经验创作詹姆斯·邦德系列第一作《007大战皇家赌场》的小说以10先令6便士的价格在英国上市，很快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军情6处007号特工——詹姆斯·邦德就这样诞生了。1964年留下遗作《金枪客》后因心脏病死去。

知礼

知礼（960～1028），北宋天台宗僧人。俗姓金,字约言,四明(今浙江宁波)人。7岁丧母,依太平兴国寺洪选出家,15岁受具足戒,专研律典。20岁,从宝云寺义通学天台宗教典,尽得圆顿之旨,常代师说法。师卒,出主乾符寺,寻徙保恩院。咸平六年(1003),著《问目二十七条答释》,以释日僧寂照所问之疑。景德元年(1004),撰《十不二门指要钞》,成立“别理真如有随缘义”,区分“别教”(华严宗)“性起”说和“圆教”(天台宗)“性具”说,为其代表说。因对海外回输的天台典籍看法不一,先有晤恩依《金光明玄义》略本著《金光明玄义发挥记》,以为广本非智顗所作,而立“真心观”,认为所观之境即圆融三谛之理心。知礼乃著《扶宗释难》予以驳斥,谓广本乃真作,主“妄心观”,认为观心目的在转凡心而实现理心,所观之境应为日常刹那起灭的无明妄心。如此反复论难,是谓山家、山外之争。其来往辩论收入所编《十义书》、《观心二百问》等书。此后,其门下梵臻、尚贤、本如等传师说,自称“山家”,贬晤恩及门下洪敏、源清、智圆、庆昭等为“山外”。大中祥符二年(1009),重建保恩院成,朝廷赐额“延庆寺”。六年二月十五日,建念佛施戒会,自写疏文倡导,自此岁以为常。长年讲经说法,修各种忏法,曾燃三指供佛。后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七祖,又以长住四明延庆寺,世称“四明尊者”、“四明大法师”。另著有《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金光明经文句记》、《观音别行疏记》等,后来宗晓将其经疏以外著作百余篇编成《四明尊者教行录》行世。

俞陛云

俞陛云（1868—1950），字阶青,浙江德清县人。是清代经学大师俞樾之孙,当代文学家俞平伯之父。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二十八年,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入民国,寄寓北京。他幼承家学,尤谙诗词,诗词俱雅正,诗工七律,风格在吴伟业、陈恭尹之间。著有《蜀輶诗纪》、《小竹里馆吟草》、《乐静词》、《诗境浅说》及《诗境浅说续编》等等。其词学代表作为《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这本选本形式的评词专著,原以《唐词选释》、《五代词选释》、《南唐二主词辑述》与《宋词选释》为题,陆续发表。1985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以上四部分合为一书,整理出版。计收唐五代两宋词人120家、词909首。关于此书的主旨与特点,作者在《唐词选释·叙》中说:“昔操选政者,但有去取,不加评议。余为便于初学计,……循其文而申其意,于昔贤宏旨微言,恐未能曲当也。”在《五代词选释·叙》中又说,著书目的是对所选词“申其义而畅其趣,俾初习词者,审其径途,以渐窥其堂奥焉。”虽说是为“初学”,但由于所选多为名篇佳什,所评也颇简约精当,注重艺术分析,因而对学者了解唐宋词史面貌及其艺术特征有一定帮助。

康芒斯

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R.Commons,1862—1945)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劳工史专家,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是一个通过实际活动,研究如何把经济关系归结为法律形式以改革经济体系的制度主义者。他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小出版商,他教儿子学印刷手艺;母亲开一个供膳宿的小店以维持家庭生活。康芒斯二十六岁时毕业于奥柏林大学。学习期间由于经济困难不得不在一个印刷室当排字工人。接着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但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执教于韦斯里大学、奥柏林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叙拉古大学。他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制度经济学》(1934);《我自己》(1934);《集体行动经济学》(死后1950年出版)。

在叙拉古大学任教时,他经常标榜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单一税拥护者。四年之后,他被解聘。从这次经历中,他感受很深,写出下面一段话:“不是宗教,而是资本统治着教会大学。我后来找到了根本的理由,并且把它概括进我的制度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中。旧经济学家把财富定义为:拥有自己使用和交换的某些有用的东西。我却识别到它有双重含义。另一个含义是:从别人身上预扣他们所需的而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这就有可能去区分财富和资产。我开始认为,经济学家和一般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①

在其后五年,康芒斯得到各种补贴和薪金去从事研究工作。1900年他首次编辑出版每周批发物价指数;但不久由于资助的老板不满意指数所反映的情况,被迫停止出版,使他又第二次失业。于是康芒斯得出一个结论:“失业是资本主义最凶恶的敌人。”

1904年他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在此期间,他作为州长福莱特的顾问,起草了文职人员法,还起草了公共事业管理法提案。1911年,他又起草了将劳工补偿和防止意外事件结合起来的法律。1921年,他提出这样的观点:雇主对失业应负经济上的责任(它于1932年制定为威斯康星州的法律)。为了结束高利贷的盘剥,他协助制定了小额贷款法案,把利息限制在3.5%以内。他带头编写了劳工史,提倡劳动抚慰,鼓吹保护劳工的社会立法。

康芒斯和其他制度主义者一样,是从利益冲突,而不是把利益和谐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他说,经济富裕阶级是由于在收入分配中获得较大的利益和保有世界上有限的财富份额的所有权而产生的。康芒斯不懂得从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来划分阶级,以至他反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他认为,主要的利益冲突来自财富的生产者和财富的消费者之间的差异。这两个集团又可以分化出许多利益冲突的阶级,如买者与卖者、借者与贷者、农民与工人、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这些阶级再可以分化出许多附属的阶级,如小麦农场主、畜牧农场主、银行家、工厂主、商人、熟练工与粗工、矿业主、铁路所有者,等等。结果,集团内部是集体行动,集团与集团之间则是矛盾重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或者出现可行的利益融合,或者出现僵局,或者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要求再一次集体行动的强制——实际的政治和战争。它不是带来融合,而是排除冲突。除了冲突之外,还存在着互相依赖和要求有秩序的稳定关系。本来作为社会现象,就内在地包含着冲突、依赖、秩序等具有矛盾性质的各种因素。它们不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而是持续地、永久地作为必须重新对付的问题而反复出现。

显然,康芒斯的这种阶级划分及其矛盾分析是十分混乱的。他既混同了阶级和阶层,又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矛盾去代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完全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掩盖起来了。但是,他能看到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互相依赖和冲突,所以仍具有一定的辩证观点。

前面说过,凡勃伦把制度定义为广泛流行的思想习惯,康芒斯则把它定义为制约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他说,由于个人力量是软弱的,这就使他与协会和工会结合在一起。政府授予这些社团以独立自主的权力。国家本身则通过战争力量、租税力量、警察力量、法币力量等来干涉供给与需求,它鼓励或保护某些企业和职业,制止某些有害于整体的行为,引导个人和团体按一定的方向活动。

康芒斯很重视财产的含义。在1890年以前,美国最高法院只注重有形财产。后来康芒斯参与法院起草提案时,加上无形财产的概念。他把无形财产解释为:从别人那里扣留自己需要而不属于自己的固定金额的权利。这里,显然是把无形财产视为不劳而获的权利。但是,他不像凡勃伦那样把它归结为敲诈和剥削,而是归结为习惯法概念的“合理价值”。

康芒斯比较了社会财富和个人财产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财富决定于使用价值的丰裕;个人财产则决定于由价格计量的稀有价值。资本主义意味着为他人创造使用价值和限制供给以创造稀有价值的双重过程。因此,资本主义要求两种计量单位:工时和美元。第一种用来计量已创造的使用价值;第二种用来计量它的稀有价值。工时计量财富,并代表着一个生产的社会;与此同时,美元计量财产,并代表着一个所得的社会。

在康芒斯活动的那个时期,劳动工会还没有被广泛承认。他为工会辩护,说它是一种工人与雇主谈判表现集体意志的手段。通过集体谈判,个人意志就变成集体意志的一部分。当时政府干预经济被人们看作是可悲的事情,但康芒斯仍然主张扩大国家的权力以约束由于私有财产积累而出现的经济权利的滥用。他认为国家是作为一种矫正不平衡的公正力量而存在。比如,工人在工作中,有一种财产权,法院就应该予以保护,就像保护商人的利润权利一样。

所以,康芒斯对于劳动工会的开展是积极支持的;对工人阶级的某些利益是有所维护的。他的出发点,是力图通过法律手段来调和各个集团的利益矛盾。这样,他的改革方案就不具有什么革命性的变革内容,也没有凡勃伦那样激进;但是在当时也仍然代表着一种改良主义思潮。他的温和的通过法律改革的建议,曾部分地为资产阶级政府所采纳。他在制度学派中被称为“社会法律派”。

林逋

林逋[ bū ]（967年—1028年）宋代诗人、书法家。字君复。杭州钱塘(浙江杭州)人。少时多病。家又贫乏，但好古力学，不慕荣利，衣食不足，不以为愁。景德中遨游江淮等地。归后，结庐西湖孤山，不入城市20年。朝廷派守臣王济往访，林逋投一启，注重对偶声律。王济阅后说：“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格古。功名之事，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之矣。”于是以文学荐举。真宗命赐给粟帛，又令地方官岁时劳问。薛映、李及等任职杭州时，亲访林逋，清谈终日。林逋不娶妻，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常以小艇游西湖诸寺。自作寿堂，因作一绝句：“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此事针对真宗封泰山、求神仙而发，故时人”高其志识”。卒后，仁宗赠粟帛，谥和靖先生。林逋善行书，字迹清瘦遒劲，有晋人风致。喜写诗，随写随弃。有人问：“何不留下以传后世?”林逋答：“我不要取名于时，何况后世!”然好事者往往记诵其诗。今传诗300余篇，词3首，编为《和靖诗集》4卷。相传林逋有《省心录》1卷，《四库全书总目》已辨明为李邦献作。又有《西湖记逸》1卷，已佚。林逋诗多写隐逸生活及西湖景色。如《小隐自题》、《湖山小隐》、《深居杂兴》6首、《湖上晚归》等诗。名句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梅花》)。欧阳修、黄庭坚、黄彻等都称道不已，以为清香幽逸，独标一格。又有赠答、旅游、哀悼等类诗篇。如《寄孙仲簿公》：“马从同事借，妻怕罢官贫。”黄彻谓“颇能状寒廉态”(《䂬溪诗话》卷2)。《伤白积殿丞》：“遗传得谁修阙下，孤坟应只客江边。”写友人死后景况，哀悼之情，非寻常可比。林逋诗以幽静飘逸，趣向博远者居多。而清淡孤峭，不露讥刺者亦复不少。范仲淹赠诗说：“风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寄林逋处士》)梅尧臣谓林逋诗“咏之令人忘百事”(《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苏轼《书林逋诗后》有“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没微言犹可录”之句，对他的作品和为人都有较高的评价。

李焘

李焘（1115年－1184年）南宋大臣、学者。字仁甫，号巽岩，宋眉州丹陵(今属四川)人。绍兴八年(1138)中进士，历任华阳主簿，知双流县、茶州，潼州府路转运判官。乾道三年(1167)除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五年(1169)迁秘书少监兼权起居舍人。虞允文执事，以言事见忤，转湖北转运副使。淳熙元年(1174)召还，适城中失火，上书自劾，贬二秩，除江西运副，寻进秘阁修撰，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主张复修明堂礼。淳熙四年(1177)因子事牵连，贬知常德府。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卒。

李焘少有复国之志，感于靖康之难，二十余岁时著《反正议》十四篇论救时大务。为政以礼义治民，宽抚百姓，薄税收募，筑堤防灾，抑制豪强聚敛，弹劾渎职之官，颇有治绩。善于识拔人才，曾荐吕祖谦、尤袤、刘清之等人。性格刚直，特立独行，被时人赞为：“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他博览群书，收罗百氏，以史自任，谙于本朝典故，曾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例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起自建隆，迄于建康，用力达四十年之久，淳熙七年(1180)修成，上之，藏于秘阁，为治宋史之要籍。叶适评其可上接春秋。此外，亦通天文历法和音韵、文字学。所著尚有《春秋学》、《六朝通鉴博议》、《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

孙了红

孙了红(1897—1958)， 原名咏雪，小名雪官，祖籍浙江宁波吴淞镇。是30年代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亦是中国现代通俗侦探推理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清光绪年间，孙了红的祖父孙广兴在上海棋盘街创办了一家钟表店；他的父亲孙友三，又名孙松，别号问坡轩主，擅长画松柏类的国画；到了孙了红这一代，据说有兄弟三人，孙了红继承了父亲擅画国画的本事。他平时不修边幅，非常仗义，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只要有人有求与他，总能倾囊相助。他对于自己写就的东西，向来不怎么爱惜，总是随意乱丢乱放。

孙了红从来没有留下过创作手稿。自号“野猫”，最活跃的时期是二十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最初他并不写侦探小说，而是什么都写。1922年《半月》上就有他用文言文撰写的短篇。他总是喜欢在小茶馆内进行创作，当场挥笔疾书，写完就给在场的其他茶客阅读，据说场面非常热闹，赞扬之声不绝。他在家中写稿更是随便，只要是能够写字的东西，如挂历、烟纸等等，都能被他用来写稿，当是性情中人。民国35年(1946年)，孙了红担任《大侦探》主编，除写侦探小说外，也写通俗小说、散文，并翻译小说。50年代初，写过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事迹为主题的新编历史剧《万古忠义》，以及《三不愿意》、《谪仙怨》等剧本。后因病不能再写大型剧本，改写《绿色之烛》连载惊险小说，发表在《新闻日报》副刊上。

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系列强调故事的悬念性，往往有神秘恐怖的气氛。比如说半夜摸人颈项，冰冷而僵硬的带着锋利指甲的鬼手（《鬼手》）；大雨磅礴的半夜，窗户被大风刮得哐当哐当响，空旷的大厅中间，昏黄的手电筒灯光下出现了一具面带笑容的尸体（《蓝色响尾蛇》）；人犯被绑在场中无奈的向四周搜寻，一把尖刀将其刻心剖肚，随着一阵阵焦味就出现了一张浸满了鲜血的血纸人（《血纸人》）；停尸房间，两位姑娘正在给尸体化妆，忽然窗外传来了一阵阵嘘嘘的声音。。。。。。这些被绘声绘色的描写的十分逼真的场面使得读者感到战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孙了红创作的鲁平是一个侦探，但是它不同于普通的侦探，他的真正身份是一个侠盗。因此他身上加入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杀富济贫”特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就像莫理斯·卢布朗笔下的亚森·罗宾，侠盗一个，而且名字也有那么些许类似。

他的主要作品有《燕尾须》（1925年9月，《红玫瑰》二卷，后改写成《囤鱼肝油者》）、《东方亚森罗平案》（与何朴斋合著，1926年5月）、《侠盗鲁平奇案》（1943年10月）、《蓝色响尾蛇》（1948年4月）、《紫色游泳衣》（又名《劫心记》，1948年9月）、《夜猎记》（1948年10月）等，其它如《虎诡》、《雀语》、《鬼手》、《窃齿记》、《血纸人》、《三十三号室》、《木偶的戏剧》、《蜂媒》、《鸦鸣声》等等。

程颐

程颐（1033年9月11日—1107年10月5日）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字正叔。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世称伊川先生。世族出身。生于父程珦的任所黄陂县(今湖北)，童年时代随父任辗转。十五六岁时受学于周敦颐。一生多从事教育活动。24岁时游太学，主持者胡瑗处以学职。权贵吕公著的儿子吕希哲首以师礼从学于程颐，随之“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以后的30年中，除在京师开封从事学术教育活动外，还到汝州、许州、洛阳、关中等地讲学。曾与当时著名学者张载切磋学术，接纳了游定夫、吕大临、周纯明等许多学生，也代为一些权贵写了许多奏章、表文。50岁时，由司马光、吕公著推荐，得到西京国子监教授、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等职务。元祐二年(1087年)，差管勾西京国子监，在洛阳继续从事教育活动。绍圣四年(1097年)，党论复起，被放归乡里，又流放涪州，完成了《伊川易传》。后恢复通直郎权西京国子监，旋又免职。退居洛阳龙门南耙楼山下(今嵩县程村)，死在住所。赐谥“正公”，封伊川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颐与其兄程颢建立了理一元论的本体论，把中国古代哲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认为，“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世界万事万物之外的最高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其《遗书》卷19说：“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并将“理”与“气”作为自己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理”是精神的实体，又是事物形成的原因，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所遵循的准则。他把理、性、命三者看成是一个东西。《遗书》卷21说：“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认为天地万物的产生，都是阴阳变化的结果，这就是物之理，也就是道。“气”是有形的，“气”的形来自理。“气”是万物形成的因素之一，是本体论的组成部分，天地万物都禀阴阳之气而成。他还提到“真元之气”，认为“阴阳二气是形而下者，真元是理，屈伸往来是气”。

在认识论上，主张“格物致知”，即通过外求，认识“天理”，达到“仁”的境界。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知识，即“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所谓闻见之知，就是通过感官而了解到的感性知识。所谓德性之知，就是孟轲所说的“良知”，是先验地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知识。“格物致知”是他对人们认识过程和修养方法的总概括。要认识一般事物的规律，必须从个别事物上观察，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在知行关系上，他主张知行的统一，要追求“真知”和“实见”。“行难知亦难”，追求真知是不容易的。

其学说中包含不少辩证法因素。《遗书》卷15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有对”是说天下万物都是相敌对的，相互矛盾的。又说：“物极必反，其理如此。有生当有死，有始便有终。”认为事物矛盾的双方，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是事物的一般规律。矛盾转化，一是地位的变化，二是矛盾对立双方的互相消长。在谈到自然现象的矛盾运动时，多用“相推”一词。即矛盾双方通过“相推”的运动过程，从而一方转化为另一方，或者产生出第三者。他还提出“动静相因”的观点，认为动和静互为条件。又主张“致中和”，“中和”就是指对立面双方互相交替而处于和谐的境地。

在人性论方面，认为心有善恶。《遗书》卷18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他认为“性出于天，才出于气”。受天的禀赋而称为性，即天命之性。在才与性的关系上，认为气质之性既为每个人所禀受的性，性和气相结合，便使气有清浊之分，性便有不同。气质之性中包括才，气有清浊，性有善恶，才也有高低。才是可以用人力改变的，愚人只要努力也可以求学进步。在性与情的关系方面，把善与恶归之于心之动，心之动称为情，心本身没有善恶之分，情则有善恶之分。扰乱心性的根本东西是“外物”，七情中“欲”是大害。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进行人性的修养。

在历史观上，主张法先王。认为天理是产生世界万事万物的根源，是支配万事万物的客观存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受天理的支配，遵循天理的法则。认为“三代之治”是符合天理的，是完善的社会。而后来由于人欲的复归，才出现混乱之世。因而主张复古。但他也不一概反对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革新。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总的来说是今比昔好。

在教育方面，程颐认为教育可以使人“复天理，安得天分，不有私心”，达到圣人境界，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学为圣人，教育内容以“圣贤之学”为主，特别是《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在教学方法上，倡导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动钻研的能力。同时注重“涵养”，说“涵养须用教”，即心志.

程颐与其兄程颢的学说，为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其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将他和程颢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校勘出版《二程集》。

高延

高延（J.J.M.de Groot，1854年2月18日-1921年9月24日）荷兰莱顿大学汉学教授。是荷兰籍汉学家、进化论人类学家，欧洲最早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中国宗教田野研究方面的先驱者。不仅以他对中国宗教的开拓性研究著称于世，而且也以他对汉人社会所做的最早的人类学研究而闻名于西方学术 界。被认为是西方到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的民族学学者。1887年，高延成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通讯会员，1892年成为外籍会员，1911年成为正式会员。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字卓如，号任公，别号论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幼年在家庭受封建传统教育，1887年进广州学海堂就学。1889年中举人。1890年开始接触西学，并经同学陈千秋介绍，拜康有为为师，受业于万木草堂，参与编辑《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深受康有为改良主义思想影响。1894年随康入京会试，适值《马关条约》签订，他代表广东籍举人上书陈述时局，积极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8月,与康有为等发起组织强学会,任书记员。力《中外纪闻》主笔。

1896年春赴上海筹办《时务报》，任总撰述。以近两年时间为《时务报》、《知新报》等撰写了五十多篇文章，宣传维新变法理论。1897年到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手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以万木草堂为蓝本，鼓吹民权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将该学堂办成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维新变法，时人以“康梁”并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并在东京办大同学校，在神户办同文学校，在宣传西学方面起了思想启蒙作用。1905年以后，坚持立宪保皇，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12年10月，从海外回国，先后在北洋军阀政府中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1920年后，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任教，并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名著在此期间问世。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在教育上的主张主要有：①教育救国。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并注意到教育应着重提高国民的素质。②变科举、兴学校。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中国欲求富强，进行改革，其根本之途在于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他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国民教育制度体系。在“兴学校”的主张中，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③改革课程内容。认为学校应设西学，包括西政、西艺、西文。在西政和西艺之间，又要本着先政(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后艺(科学与技术)，以政为本，以艺为用的原则。其《西学书目表》中他详述了具体的西学内容。④改良教学法。认为旧的教学法“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必须彻底改革。对西方的优秀教学法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梁启超的著作大多收集于《饮冰室合集》内。

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生于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他的叔祖父袁甲三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在家乡办团练。叔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生活。八岁时，随袁保庆先后到济南和南京读书。1873年袁保庆病死，第二年他又随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刑部侍郎)到北京。他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帮袁保恒办事，学会了清末官场上那一套虚伪、奸诈的行径。1878年袁保恒死后，他回到家乡。次年，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结识当时做塾师的徐世昌，资助徐到北京应试。袁世凯本想也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但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都落榜。于是，他赌气烧了自己所作诗文，决心走另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1]。

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当时，吴为淮军统领，委派他为营务处会办。8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他随吴军开赴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此后，又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镇压“开化党”，支持“事大党”，因此受到清廷褒奖，尤其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1885年10月，李鸿章保荐他做“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2]。1892年8月，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补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他受了日本驻朝鲜代理馆务书记官杉村的怂恿，一再要求清廷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及至清军赴朝，日本又按预定计划派遣大军侵入朝鲜，占据汉城，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一见局势严重，深恐无法收拾，乃推荐其西文翻译、办理龙山商务委员唐绍仪自代，于7月19日请调回国[3]。8月1日战争爆发，他被李鸿章派往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先随清军败退至辽阳，再退至锦州。次年春至天津销差。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鉴于旧式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当时，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抢先上书当朝权贵，提出练新军的策划。经过多方钻营，他取得了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的推荐，1895年12月被派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定武军”是中日战争期间成立的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队伍，驻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有四千七百余人。袁接管后，添募二千多人，仿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近代军事训练。同时，招纳封建文人，对弁兵讲“经史大义”，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4]。为了控制这支军队，造成个人的武力，他网罗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勋、王占元等一批人，分别给以重要职务。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的爪牙。1897年，清廷认为他练兵有功，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但仍专管练兵事宜。

中日战争后，袁世凯看到变法维新的潮流高涨起来，又想在这方面下一笔赌注。1895年7月，他把康有为的“万言书”代递“督办军务处”，9月参加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示自己是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1898年9月，变法运动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达到高潮。袁为了升官，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以西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派也正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于9月16日召见袁，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18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求救和催促康离京的密诏，感到事态严重。当晚谭密访袁于法华寺，要求他率兵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5]。他假装忠于维新派，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6]但事后“反复筹思”，觉得维新派实力有限，不容易成功[7]，遂即返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结果，西太后囚禁了光绪帝，重新临朝训政，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袁世凯用出卖维新派的阴险手段，取得了西太后的信任，从此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1898年12月，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为荣禄控制下的“武卫军”五军之一[8]。袁世凯于1899年6月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仍专管练兵。12月6日，又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率领武卫右军前往山东。当时，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如火如荼。袁世凯诬蔑义和团是“左道邪教”[9]，颁发“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派兵到各州县屠杀团民，焚毁坛场，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清廷命令他入京防卫。他不敢公开抗拒，只派少数兵力到直鲁边界，应付一下，而实际是按兵不动。这时，他一面与南方表示“中立”的各省督抚取一致态度，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勾结，仿照“东南互保”的办法和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并派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10];另一方面，又向在逃亡中的西太后处进贡些饷银、缎匹，落得两面讨好。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荣禄的前后左中四支“武卫军”几乎全部崩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而且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扩充了“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他的队伍已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成为北方最大的一股反革命武装。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他到达直隶后，在内外政策上，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且把这个淮系军阀的班底也接收下来，政治军事势力迅速膨胀。这时，清廷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筹办“新政”，已成立“督办政务处”。1902年初，让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负责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把清朝京畿的警权抓在自己手里。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为了筹措“练兵费”和庚子赔款，他加征捐税，巧取豪夺，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起人民不断反抗。随后，他又残酷地镇压了直隶广宗景廷宾领导的农民起义。1903年12月，由他建议，清廷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力请由庸懦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退居为会办大臣，而掌握练兵处实权。1905年，袁世凯拼凑成北洋军六镇(每镇官兵定额为12560人)，实额共六万余人，除第一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五镇都是他的嫡系，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出身。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同时，为了抵制革命运动，他极力主张搞假立宪的骗局，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又办理“地方自治”。他还极力破坏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为美国在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效劳，支持英国的路权要求，不遗余力地去博取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欢心。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才能作出决定[11]。

袁世凯深知自己权势的膨胀会引起一些满族亲贵的猜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每年以北洋“截旷银”(空额兵饷)上贡西太后，贿赂奕劻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同时表面上又把一、三、五、六镇交陆军部尚书铁良指挥，自己退居幕后操纵的地位。尽管他使用了这些手段，但到1907年仍被清廷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光绪的弟弟)监国。载沣本想杀袁，但惧于他的内外奥援，未敢下手，载沣为了把袁世凯的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于次年1月2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有“足疾”，勒令他回河南彰德“养病”。袁世凯虽被罢官，但通过他的旧部下，继续操纵分布于华北和东北的北洋军，依然是一个为中外反动派所重视的实力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一片混乱。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赴武汉作战，但是北洋军将领不听他指挥。清廷于14日只得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使其统领北洋军镇压革命。袁世凯见清朝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即一面推说“足疾”未痊，拒绝接受任命;一面暗中通过时任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向清廷提出条件，要求取得军政大权。这时，帝国主义分子也极力制造“非袁不能收拾大局”的气氛，不断敦促清廷起用他以绞杀革命。因此，清廷被迫于27日召荫昌回京，任命袁为钦差大臣，指挥水陆各军。11月1日又任命他为内阁总理。袁世凯见清廷屈服，立即由彰德抵湖北孝感前线，督促冯国璋第一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回汉口;然后带卫队抵京，16日组成责任内阁，取得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

袁世凯感到只用武力，无法扑灭革命。他离开彰德前后，曾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多次秘密地向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试探，没有得逞。但已得到一部分革命党人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的消息。他北上组阁后，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给革命党人一个严重打击，然后下令停止攻击武昌。同时又请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出面斡旋，这样一打一拉，迫使革命党人接受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他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和革命党人谈判，目的是要取得革命党人让他做总统的确实保证。在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官绅的支持下，并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性，袁世凯取得了上述保证。当时，革命党人曾坚持以清帝退位和他保证赞成共和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他即借用革命声势威吓清廷，并授意段祺瑞联合北洋军将领通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12]，如此双管齐下，迫使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他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保证[13]。15日南京参议院应孙中山的咨请，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请他到南京就职。他口头上表示“极愿早日南行”，暗中却策动第三镇兵变，并以此为借口，迫使革命党人打消了要他南下的计划。3月10日，他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职，窃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组成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统一。开始，南方各省仍在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他表面上对革命党领导人不得不采取笼络手段。1912年8、9月，他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称之为“革命元勋”，授以勋位，企图用甜言蜜语软化他们。当时，中国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次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企图依靠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害怕国民党分他的权力，暗中派人于上海刺杀了宋。对于宋的死，他还装出非常惋惜、愤慨的样子，表示要缉拿凶手，“按法严办”。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袁自知骗局已被戳穿，遂积极布置武力镇压。4月，他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充作军费。7月，便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发出讨伐令，派北洋军南下进攻南京、江西等地，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军阀的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

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即图谋把被人民推翻了的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1913年10月，派出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在进步党人的帮助下，先后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御用工具。1914年5月，他公然宣布废除他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同时公布按其意旨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取消国务院，设立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自己独揽行政大权，把进步党人也撇在一边。他又特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令其子袁克定编练“模范军”[14]，掌握军权。他修改总统选举法，得终身连任，并可指定继承人。还制定各种反动法令，建立起“军政执法处”等特务机构，加紧对人民的迫害。另外，“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提倡尊孔”[15]，叫喊“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6]。1913、1914年，他连续发布了一连串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28日，他亲率文武百官，钻进文庙祀孔;12月23日，又像历代皇帝一样到天坛祭天。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早已为日本大隈政府所识破。日本遂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1月命令其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当面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暗示日本将赞同变更国体。袁世凯怕人民反对，不敢一口允诺，而派陆徵祥、曹汝霖与日置益秘密谈判，佯作拒绝，阴行退让。延至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9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日本在得到便宜后，秘密向他表示说：对于帝制“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17]。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了与日本竞争，也对他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18]袁世凯得到这些许诺，自认为外交上已无问题，即决心废除共和体制，建立袁氏王朝。

1915年8月，袁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J Goodnow)发表了鼓吹帝制的文章，杨度、孙毓筠等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敲响了帝制的锣鼓。于是，朱启钤、张镇芳、梁士诒等一批官僚和段芝贵、倪嗣冲等一帮地方军阀上下勾结，伪造民意：先策动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改行帝制;接着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最后由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推戴”袁为“中华帝国大皇帝”[19]。袁世凯在假意推让之后，于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说什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0]接着，他接受朝贺，封爵加官，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自以为一切安排停当，但等1916年元旦实行“登极”了。

但是，和袁世凯的愿望相反，历史的潮流是要民主共和，不要帝制。随着袁世凯称帝阴谋的暴露，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斗争沸腾起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痛斥袁世凯“祭天祀孔，议及冕旒”，“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21]。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先宣布起义讨袁，组成护国军，云南都督唐继尧和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也投入反袁，蔡锷率领护国军攻入四川。袁世凯着了慌，于1916年1月急派曹锟率领北洋军入川，妄想扑灭“护国运动”。同时他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乞求日本援助。日本看出他的统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早在1915年10月、12月联合英、俄等国向他提出缓办帝制的两次警告，而且拒绝接待特使。不久，贵州、广西接连宣布独立讨袁，护国军声威大振。“无可奈何花落去”，3月22日，袁世凯向全国公布取消帝制令，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

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了，但仍妄想保住总统职位。孙中山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22]。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宣布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罪状，坚决不承认他再为总统，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23]。广东、浙江、陕西又相继独立，袁氏狼狈万状，被迫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梦想依靠段团结北洋军阀势力，作最后挣扎。但是，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迫使其忠实爪牙也不得不抵制或“声讨”帝制以自保;段祺瑞迫他交出实权，组织责任内阁;冯国璋在南京召集未独立各省军阀开会，自树一帜;甚至他的宠臣，如湖南的汤芗铭和四川的陈宧之流也通电“独立”。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到这时，独夫民贼袁世凯气急败坏，无计可施，于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杨瑀

杨瑀[yǔ]（1285～1361），字元诚，杭州（今属浙江）人。元代官吏。文宗天历间擢中瑞司典簿。改广州路清远县尹，以廉慎，超授奏议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十五年（1355年），江东、浙西盗贼群啸，乃改建德路总管。瑀莅郡视之如家，民亦视之如父母。当时他的下属中，有人怀疑长乐乡民为“盗”，准备捉人入狱，累及数百家，引起乡民不安。杨瑀获悉后，亲自带领从役载米二百石前去赈济乡民，以安抚平息事端。江浙行省最其功，进阶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二十年（1360年），致仕。瑀著有《山居新语》四卷，所记皆平时见闻，多杂以神怪之事，但史料价值不可低估，如处州砂糖竹箭，高克恭弛火禁，脱脱开旧河等，均对研究杭州历史有较大价值。《四库总目》皆记所见所闻之事，多参以神怪之谈。

王先谦

王先谦(公元1842—1917年)清末史学家、学者。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院长等职。中日甲午战争后，主张振兴工艺，曾经营官商合办的宝善成公司、湖南炼矿公司。反对戊戌变法，阻挠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又领衔发起《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并上书要求清廷诛杀康有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著《尚书孔传参正》进呈朝廷，赐内阁学士衔。武昌起义后，改名循，闭门著书。曾罗致文人，从事古籍和历史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编印有《十一朝东华录》、《皇清经解续编》。主要著作有《荀子集解》、《庄子集解》、《合校水经注》、《日本源流考》、《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在史学思想方面，王先谦在其史著中贯串着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封建正统主义政治、历史观点。其所著《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在史实校正，资料汇集和疏理考据上颇为完备详尽，具有相当学术价值。但其宗旨，则是利用古史资料和考据学作为维持封建宗法思想的手段。如其中对礼制的补注特别重视，而对有关史例、史法也颇多阐发和论辩。其所撰《日本源流考》，在叙述日本朝政演变时，则以日本自开国以来始终保持的帝位一脉相承的“世王”制度为主线，对此着力讴歌，并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日本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变法性质，同时，又百般美化中国封建君主制度，说人民视封建君主若“天神”，乐其宽然有余，到处能听到“击壤之歌”，认为在中国倡导地方自治和实行君主立宪，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结论是： “引西人之政，其不能相合决矣”。(《日本源流考序》)其目的，就是企图宣扬日本君主世代相传的历史，反对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宣传的“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君臣大义，上下名分”等封建儒学的纲常名分思想，来维持封建帝王“万世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这些充分反映出他作为封建正统史家的顽固性和保守性。

王先谦，字益吾，长沙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历上疏言言路防弊，请筹东三省防务，并劾云南巡抚徐之铭。六年，晋国子监祭酒。八年，丁忧归，服阙，仍故官。疏请三海停工。出为江苏学政。十四年，以太监李莲英招摇，疏请惩戒。略言：“宦寺之患，自古为昭①，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②，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篦小李③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④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疏上不报。

先谦历典云南、江西、浙江乡试，搜罗人才，不遗余力，既莅江苏，先奏设书局，仿阮元《皇清经解》例，刊刻《续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书院创于黄体芳，先谦广筹经费，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诱掖奖劝，成就人材甚多。开缺⑤还家，历主思贤讲舍、岳麓、城南两书院，其培植人才，与前无异。三十三年，总督陈夔龙、巡抚岑春蓂奏以所著书进呈，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长沙饥民哄围抚署，卫兵开枪击毙数人，民情愈愤，匪徒乘之放火烧署。省城绅士电请易巡抚，以先谦名首列，先谦不知也。总督瑞澂奏参，部议降五级。同乡京官胡祖荫等以冤抑呈递都察院，亦不报。国变后⑥，改名遁，迁居乡间，越六年卒。著有《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三家诗集义疏》二十八卷，《汉书补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国通鉴》三十卷，《虚受堂诗文集》三十六卷等。

《清史稿·王先谦传》卷四八二

〔注 释〕①昭：昭著，明显。②一禀前谟：全都禀承前朝的策略。③篦小李：指李莲英。据说每日用篦子为慈禧太后梳头，故有是称。④宵小：犹言奸佞。⑤开缺：免除所任职务，待另选人接任。⑥国变：指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