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1903年12月12日-1963年12月12日），日本电影导演。1903年12月15日生于东京，1963年12月12日卒于东京。幼时喜欢绘画，1923年进入松竹公司的蒲田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助手,1926年任副导演。1927年 8月任古装片部导演，第一部作品为《忏悔的白刃》。1928年拍摄 《年轻人的梦》 之后拍了几部喜剧短片。1930年，与编剧野田高梧合作，先后拍摄了《公司职员的生活》、《结婚学入门》、《那天夜晚的妻子》以及《东京的合唱》(1931)、《青春之梦》(1932)等。1932年，小津的代表作《有生以来初次看到的》完成。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虚伪。影片受到极大赞誉，被《电影旬报》评为当年最佳10部影片之首，从而奠定了小津的导演风格。1933年，他拍摄的古装片《一念之差》和1934年拍摄的《浮草》也分别获当年最佳10部影片的第1名。

1937年小津应征入伍。1939年退伍后编写电影剧本《恬淡的生活》（原名《茶泡饭的味道》），经检查不准拍摄。一直到战后的1952年才搬上银幕。1941年，他成功地拍摄了《户田家的兄弟》，被评选为当年最佳10部影片的第 1名。1942年，他又奉命入伍，1946年回国。战后，他拍摄了《贫民街绅士录》(1947)、《风中的母鸡》(1948)、《晚春》(1949)、《麦秋》(1951)，《东京记行》(原名《东京物语》，1953)、《早春》(1956)、《东京暮色》(1957)、《龙爪花》(1958)等，颇获称誉，并且获文教大臣奖和政府颁发的紫绶奖章。

1959年，他抱病拍摄了《早晨好！》、《浮萍》两部影片。艺术院在这一年以其在电影事业上的卓越贡献颁发了艺术院奖和特等功劳奖。1960年，他不顾病情恶化，拍摄了作家里见弶的《秋光好》，获1961年艺术奖以及亚洲电影节的导演奖。1961年拍成《小早川家的秋天》，1962年完成了《秋刀鱼的味道》。

1963年小津被推选为艺术院院士。逝世后，日本政府颁发勋四位勋章，日本电影记者会赠文化奖，日本广播协会赠特别奖。

胡瑗

胡瑗（993年—1059年），宋代学者。字翼之，因居安定，人称安定先生。泰州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人。自幼家贫，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刻苦攻读。今泰山南麓栖真观便是胡瑗等人当年的苦学之地。泰山学成归来，便以经术教授吴中。曾先后任苏州府学教授、湖州教授、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后因病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胡瑗与孙复、石介齐名，被称为“宋初三先生”，都是开启宋代理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以圣贤自期许”的胡瑗，对儒家经术甚为精通，倡导“明体达用文学”，以永世不变的儒家纲常名教为“体”，以楷模后世的儒家诗书典籍为“文”，以“体”、“文”的付诸实践为“用”，从而达到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一学说对宋代理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难怪黄宗羲说宋代理学“实自三先生而始”(《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胡瑗在教育方面的功绩更值得称道。他在任苏州府学教授、湖州教授时所定苏湖教法，曾为中央政府采纳，并请他去管勾太学。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可见胡瑗教育思想影响之大。在讲学上分为经义和治事二斋，实际近似于分科教学法。所谓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让人明体;所谓治事斋，内含御寇、水利、算术、历法等等，让人达用。他的教学方法，讲究各就性近，独立钻研，又辅之以相互切磋，师友指导。宋神宗曾就胡瑗与王安石的优略问题问过胡瑗的学生刘彝，刘回答说：“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可以说道出了胡瑗在教育上强调、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胡瑗不仅教人有法，而且能以身作则：“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宋史》卷四三二)先后培养的门生有千余人。胡瑗的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在中国教育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著作《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四库全书》均有著录。另外他还著有《论语说》及《春秋口义》。生平事迹见《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传”。

北宋初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因世居陕西路的安定堡，学者称安定先生。少时家贫，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苦读十年不归。见家信上有“平安”两字，不展即投之涧中，其专心读书如此。曾以经术教授吴中。仁宗皇祐(1049～1055)中，授于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嘉祐初擢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主持太学。胡瑷一生从事教学20多年，弟子数千人，影响很大。他创立了分科教学的苏湖教学法，后定为太学法。立“经义”和“治事”两斋。前者学《六经》，后者研究致用之学。欧阳修说：“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欧阳文忠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他的学生钱藻、孙觉、范纯仁、徐积等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程颐也曾出其门下，并对他十分尊敬。胡瑷侧重于探求和发挥经书的义理，不注重名物训诂，反对浮华的文风。他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开伊洛之先”(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为北宋理学之先驱。胡瑷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反对荀子的性恶论。说：“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禀于天者顺之。愚鲁辟喭，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论语说》，转引自《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认为人性是天命的体现，人性本善。但对个人来说，性也有愚、鲁、辟(偏激)、喭(鲁莽)等不足之处，所以要加强修养，完善本性。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他十分重视仁义礼乐，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他的弟子刘彝对“体”、“用”作了解释：“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封建纲常名教是“体”，依据纲常名教治事为“用”。认为不能以言取人。“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与德两得之。今之人两失之。”(《论语说》、《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因为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不必有德。主张对人的道德评价要具体，切合实际，实事求是。赞成孔子称冉求“可使为宰”，又因其“聚敛不合正道”，鄙为“小子”;肯定管仲之功，曰：“如其仁，如其仁”，又因其之僭，鄙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同上)。胡瑷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2卷，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要义》、《中庸议》、《资圣集》等，大多已佚。现存的部分资料收集在《月河精舍丛钞》的《安定言行录》和黄宗羲《宋元学案》的《安定学案》之中。

曼德维尔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年11月15日－1733年1月21日），哲学家、伦理学家。生于荷兰鹿特丹,就学于莱顿大学,学习哲学和医学。169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不久便去伦敦,终生定居于该市。在行医的同时撰写了《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罪过,公众的利益》论文集。在书中批判同时代英国伦理学家莎夫茨伯利的伦理学说,认为他关于人们天生具有爱他人的特性的论断没有根据,不能得到经验的证明。日常生活经验揭示的真理是:每人都自私自利而不顾及他人的存在。还认为人们出于利己动机发生的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即所谓“私恶即公利”。如酗酒增加了酒的消费量和生产量,最后不仅能增加社会就业人数,而且能增加国家的酒税收入。这种人性纯粹自私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和洛克的“感官快乐”论。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私利的追求常常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作的观察。他的人性完全自私的理论后受到哈奇森和贝克莱等人的批判,但对爱尔维修等人却有一定影响。主张国内外贸易自由,特别是允许进口和生产奢侈品,认为这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和国内经济的繁荣。反对对穷人进行文化教育,认为知识会扩大和增加他们的欲望,最终不安于自己的命运。主要著作有《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罪过,公众的利益》(1723)、《关于宗教、教会和国家幸福的自由思想》(1720)、《对公众的烦恼所作的质朴的辩护》(1724)、《人的来源和基督教的有用性的探索》(1732)。

沈遘

沈遘[gòu]（1025—1067），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初以祖荫补郊社斋郎。皇祐元年第二人进士及第,除大理评事,通判江宁府。归奏《本治论》十篇,仁宗览文称赏。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召为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擢三司度支判官。迁同修起居注,召试知制诰。出知越州,徙杭州。英宗即位,召还,勾当三班院,兼提举兵部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贤院。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判吏部流内铨。居母丧,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三(《宋史》本传作年四十)。沈遘家藏书数万卷,博览强记,文辞敏赡,长于议论(王安石《墓志铭》)。《四库全书总目》谓其所撰诰词诏命,“大都庄重温厚,有古人典质之风”,诗歌“清俊流逸,不染俗韵”(卷一五三)。其诗《天台山送僧象微归山》、《道中见新月寄内》、《淮阴侯庙》等都写得情意真切,笔墨酣畅,堪称佳作。著有《西溪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南宋时将他与沈括、沈辽三人诗文合刊为一集,称《沈氏三先生文集》,今存明覆宋刊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清康熙间吴允嘉校补、光绪丙申浙江书局重刊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六二八至六三○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一六一九至一六二八收其文十卷。事迹见王安石《内翰沈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卷九三)、《宋史》卷三三一本传。

张竹坡

张竹坡(1670—1698) 中国清代的小说评点家。名道深，字自得，竹坡是他的号。彭城(江苏徐州)人。张竹坡对《金瓶梅》作了评点，题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刊行。据张竹坡自己说，他评点这部小说的时候，刚刚二十六岁。

张竹坡的政治思想是比较保守的。他对于维护封建伦理相当热心。这使得他在评点中加进了不少陈腐一的说教(例如“苦孝说”之类)。另外，张竹坡也喜欢抓住书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作牵强附会的引申，往往变成烦琐的文字游戏，令人生厌。这些都是应该予以剔除的糟粕。但是，透过那些陈腐的、烦琐的议论，张竹坡却给当时的读者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泄愤”之书。所谓“泄愤”，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黑暗面的批判，而且是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批判。张竹坡指出，《金瓶梅》对社会的生活面的描绘，有一个过去小说所没有的新的特点，即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通过对西门庆这一个家庭，通过它的左右上下前后的联系，来描写当时整个社会的黑暗的、污浊的一面。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独特的美学风貌作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金瓶梅》和《西厢记》不同，它不是一篇花娇月媚文字，而是一篇市井文字。《金瓶梅》和《水浒传》不同，它不是以传奇性的情节来吸引人，而是以对于平凡的世俗生活的细微、真实的描写来吸引人，同时，它的主要角色不是正面角色，不是英雄、义士、贤相、名将，而是反面角色，是一批恶人、小人、狂人、不是人的人。张竹坡对《金瓶梅》这种美学风貌的概括和肯定，反映了明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潮流，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向近代小说转变的趋向，也显示出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趋向。在人物塑造方面，张竹坡十分强调人物的个性化。他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物塑造的出发点。照张竹坡的看法，作家塑造人物，不是从抽象的人的定义出发，不是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出发，而是要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出发，要从每一个人本身的“情”“理”出发，要从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出发。这是一个新的美学主张。它促使作家挣脱抽象的绝对的道德概念的束缚，把注意力转向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努力发掘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在作品中表现人性的全部丰富性的复杂性。这在当时显然带有思想解放的意义。第二，关于人物个性化的内涵。从叶昼到金圣叹，都强调人物描写的个性化，但是对个性化的内涵，他们并未做深入的阐发。张竹坡进了一大步。照张竹坡的看法，人物描写的个性化，就是要写出每一个人心中的情理，而每一个人心中的情理，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人和人的亲疏厚薄、浅深恩怨，简单说，就是“人情”。张竹坡认为，《金瓶梅》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正因为各尽人情，才能“现各色人等”，即塑造出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如果说，叶昼提出“逼真”、“肖象”、“传神”等范畴，着重点是在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金圣叹提出“性格”这一范畴，着重点是在于人物形象的独特性，那么张竹坡突出“人情”这个范畴，着重点就在于人物形象的社会性。正因为如此，张竹坡也就十分强调作家的生活基础。他在《金瓶梅读法》中说：“作《金瓶》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这比金圣叹讲的“格物”，显然进了一大步。过去中国学术界对于小说评点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因此张竹坡几乎不为人们所知。近十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小说评点的日益重视，张竹坡的小说美学也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张竹坡的论文和著作也逐渐增多。

杭世骏

杭世骏(1695—1773)，乾隆年间的文学家、史学家。字大宗，号堇浦，又号秦亭老民，清仁和(今杭州)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乾隆元年(1736)，诏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后乾隆设科招征敢于直言又通达治体之士，世骏撰书上陈，提出朝廷用人要消除满汉有别、重满轻汉的观点，措词强烈，引起乾隆不满，掷其书于地，罢其官。世骏才思敏捷，能诗善文，与同里名士，交友结好，酬唱问答，抒怀言志，议论时政。他的诗风格遒上，深得时人称道，自刻有《岭南集》。晚年主讲扬州、粤东书院。他虽以诗名，但实精于史，曾建道古堂、补史亭，著述多达几百卷，其中有《诸史然疑》、《史记考证》、《两汉书疏证》、《三国志补注》、《晋书补传赞》、《北史搴稂》等书，并补纂《金史》。他在朝内时，曾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宋元来诸儒礼记说》数百卷，以续宋人卫正叔书。可惜现存者不多。另有《道古堂文集》48卷、《道古堂诗集》26卷、《石经考异》、《续方言》、《榕城诗话》、《两浙经籍志》、《历代艺文志》等。

蒲松龄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又号西周生，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高祖、曾祖均为秀才，父蒲槃连因未中秀才，遂弃儒经商。松龄幼有轶才，早年热衷功名，19岁应童子试，得县、府、道三个第一，深为山东学政施闰章赏识，称其文“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观书如月，运笔如风”。但以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援例补贡生。31岁时，迫于家贫不足自给，应友孙惠之请，赴江苏宝应等县充任幕宾，整天和“无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为笑啼”(《戒应酬文》)的文字打交道，十分厌倦，次年便告辞还乡。此后曾在同邑乡宦毕际有家坐馆，直到70岁才“撤帐归来”，一生穷愁潦倒。松龄负旷世之才而终生不遇，然《聊斋志异》一出，即名闻天下。全书共四百九十一篇。内容多谈狐、魔、花、妖故事。据传松龄当年写作时，曾设烟茗于门前，强邀行人说异闻，以为粉本，积二十余年，因书中故事均采自民间传说或野史佚闻，多为下层人民生活。作者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晋人，著《搜神记》)，雅爱搜神;情类黄州(苏轼，曾谪居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为此“耐寒威，凭冰案，握笔锥，几蒸云而霞湿，灯凝寒而光微，笔欲搦而管冷，身未动而风吹，吟似寒蝉，缩为冻龟，典春衣而购笔，曾不供数日之挥”，“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同上)这一段写作甘苦的自述，道出了《聊斋志异》乃借狐鬼之言，宣泄胸中块垒，鞭挞时弊。《负喧絮语》评说：“《聊斋志异》一书，为近代说部珍品，几于家弦户诵，甚至用为研文之助。”一时摹仿者风起，沈起凤之《谐铎》、和邦颜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夜草》、袁枚的《子不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袭用《聊斋志异》书名者即有六种之多。但上述仿造之作，徒具“聊斋”鬼狐之形，而无“志异”孤愤之旨，终不能望其项背，唯《聊斋志异》独领风骚，使一度衰微的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于千余年后，出现高峰，至今乃为国内各剧种、电影、电视不断改编搬演，且被译成十多种文字享誉世界。此外，松龄还著有文集四卷，诗集四卷及《省身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聊斋词》、《聊斋白话韵文》等均见于世。

王庭筠

王庭筠（1151—1202年10月27日），金代文学家。字子端;因平生爱黄华山水，居相下10年，故自号“黄华山主”。盖州熊岳(辽宁盖县)人。幼年颖悟，6岁时听父兄诵书就能通大义，7岁学诗，11岁赋全题，每日可记诵5千余言。涿郡王翛一见以国士许之。登大定十六年(1176)进士第，调恩州军事判官，因智断郡民邹四者谋不轨一案，而有能官之誉。再调馆陶主簿。明昌三年(1192)迁翰林修撰。文采风流，映照一时。承安元年(1196)受赵秉文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应当罢免一事的牵连，被解职。第二年，降授郑州防御判官。承安四年复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1201)任翰林修撰，扈从出猎，应制赋诗30余首，为金章宗嘉许。次年，卒于官位。金章宗叹道：“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

王庭筠以文学名世，才行俱备。元好问评他：“盖公门阀、人品、器识、文艺，一时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王黄华墓铭》)王庭筠为人仪观秀伟，善于谈笑。别人稍有可取之处，他就极口称道，即使他日此人有负于他，也不表示憎恨。他所举荐的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等，均为一时名士，因此世人都认为他有知人之明。他作诗讲究法度，作文能道所欲言，如《重修汉昭烈庙碑文》辞理兼备。后期诗作格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其词“间涉幽峭之笔，绵邈之音”(《蕙风词话》卷3)。书法力学二王，并能以气韵相近，与赵秉文、赵沨俱为金代书法名家。他还擅长于画山水墨竹。赵秉文曾作诗称道他：以“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相喻。王庭筠著有《丛辨》10卷，文集40卷，今均未见传本。《中州集》卷3存有他的诗28首，《全金诗》卷16据《中州集》存诗28首，又另补13首;《全金元词》存其词12首。另有少量的文，收录在《金文最》中。近人金毓黻曾辑录王庭筠佚文，重编成《黄华集》8卷，并刊入《辽海丛书》之中。

道宣

道宣(公元596—667年)，唐代僧人。中国佛教律宗的创始人，佛教史学家。俗姓钱，原籍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另说丹徒(今属江苏)。20岁依大禅定寺智首受具足戒，并从智首听受律学，奠定了一生的律学基础。自称“居无常师，追千里如咫尺唯法是务，跨关河如一苇周游晋魏，披阅累于初闻顾步江淮，缘构彰于道听”(《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序》) 武德七年(624)往终南山，栖居于仿掌谷修习禅定慧。在山整修10余年的律学心得，并于武德九年(626)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3卷(今作12卷)，阐发了他为律学开宗的见解。后到各地参学，广求诸律异传，先后撰成《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2卷，《疏》4卷(今作8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1卷、《疏》3卷《比丘尼钞》3卷(今作6卷)。这就是他所开启的南山宗义五大部疏钞。他曾为长安西明寺上座，参与玄奘译场。乾封二年(667)二月，在终南山麓清宫精舍创立戒坛，依所制义规为诸州沙门20余人传授具足戒。一生精持戒律，盛名远播于西域。因其长居终南山，故被称为“南山律师”。他所传授的《四分律》学，称为南山宗。由于他主张《四分》圆融之学，并以大乘的聚净戒为律学的归宿，正适应大乘佛教在中土的机运，故南山宗得以盛传。他的著作，据载有220余卷，《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和《广弘明集》等，均为佛教史上的重要名著。唐智升称他：“外博九流，内精三学，戒香芬洁，定水澄奇，存护法城，著述无辍”(《开元释教录》)。有弟子千余人，著名的有文纲，大慈等。

李纪方

李纪方（约1769-约1885），字伦青，白果长碧冲（今衡山县松柏桥乡长碧村）人，清代诊治白喉名医。李纪方自幼随外祖父尹慎微读书，吟诵之余，也钻研医书，颇有领悟，为外祖父所喜爱。后来师从外祖父专心学医，对于内外科，特别是喉科，潜心研究。他边学边实践，又常常和表兄赵尚达切磋，医术不断长进。同治二年（1863）开始行医，对内科、外科、喉科、肿症等专心研究，医术日见精进。当时白喉病甚为流行，而诊治尚无专著，一般医师对此病束手无策。李纪方开始试用外祖父所传治白喉的一些方法。20年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后治愈上万人，并辑成《白喉全生集》一书，使许多医生解开了白喉恶症的疑难，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李纪方因之蜚声国内，时人称之为治白喉神医。李纪方所写的《白喉全生集》这本书填补了《医宗金鉴》空白。李纪方逝世后，后人为他雕刻石像，陈列于河南南阳的医圣祠，与我国历代112位名医像并列，他的名字载入了1921年出版的《中国医学大辞典》。

周必大

周必大（1126年8月15日－1204年10月25日），字子充，一字洪道，号省斋居士，晚号平园老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授徽州司户参军。二十四年，差监行在太平和济局门。二十七年，中博学宏词科，充建康府府学教授。三十年，为太学录。三十二年，除监察御史。孝宗即位，除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又权给事中。隆兴元年，以曾觌、龙大渊知门，不书黄，请祠去。乾道六年，除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八年，兼权中书舍人。九年，除知建宁府，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二年，除侍讲，兼直学士院，擢兵部侍郎。三年，兼侍读，除吏部侍郎、翰林学士。五年，除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七年，迁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五月，除参知政事。九年九月，知枢密院事。十一年六月，除枢密使。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十六年正月，转特进、左丞相。光宗即位，特授少保，封益国公，五月，除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绍熙元年十月，除判隆兴府。二年，判潭州。四年，改判隆兴府。五年，除醴泉观使。庆元元年，转少傅致仕。嘉泰四年十月卒，年七十九，谥文忠。

必大博学，尝校正《文苑英华》及《六一居士集》。工文章，题跋考古证今，通彻明白。陆游《文忠集序》称其“落笔立论，倾动一座”;徐谊《平园续稿序》称其“连篇累牍，姿态横出，千汇万状，不主故常”;《履斋示儿编》卷八称其表启“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四库馆臣称：“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其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文忠集提要》)其诗喜次韵，喜用典，清吴之振谓其“诗格淡雅，由白傅而溯源浣花”(《宋诗钞·益公省斋稿钞序》)。亦能词，丁丙谓“笔意华贵，迥殊艳亵之体”(《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平生著述十馀种，开禧间由其子周纶仿《六一集》体例汇刻成《周文忠公大全集》二百卷、附录五卷、年谱一卷，今尚存宋刊残卷及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四库全书》本、清道光咸丰间欧阳棨刻本等。《全宋词》第三册收其词十七首。《全宋诗》卷二三一九至二三三二收录其诗。《全宋文》卷五一○四至五二○五收录其文。事迹见楼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文忠周公神道碑》(《攻媿集》卷九四)、周纶《周益国文忠公年谱》、《宋史》卷三九一本传。

王方庆

王方庆（？—702年）名琳，以字行。雍州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其先祖之家族乃魏晋六朝第一大族琅邪王氏。两《唐书》有传,《综合索引》和《人名索引》亦载有其相关史料。祖鼒,隋卫尉丞。父弘直,荆王友。方庆年十六，起家为越王府参军。咸亨间，歴官考功员外郎、吏部郎中、太仆少卿。武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任职数年,改变旧任各官利用海上贸易贪赃纳贿陋习,惩治辖境内诸州首领与官府互相勾结敲诈百姓的不法行为,境内逐步清肃,为有唐以来治广州政声最好的官吏,深受武则天表彰。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万岁通天元年秋，转并州长史，未行。九月，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后以年老多疾，乞从闲逸，乃授麟台监，修国史。圣历二年，授太子左庶子，兼皇太子侍读。长安二年五月卒，谥贞。

方庆为儒学名家，尤精三礼，家富藏书，不减秘阁;本人著述甚富，兼善小说。刘肃稱其“博通群书，所著论凡二百余卷，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大唐新语·识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著述二十余种，如《礼记正义》一○卷、《礼杂问答》一○卷(此书为门人所编次)、《文贞公事录》一卷(即《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之《魏郑公谏录》，王方庆自序稱五卷)、《谏林》二○卷、《续世说新语》一○卷、《王氏神通记》一○卷、《神仙后传》一○卷、《九嵕山志》一○卷。今多散佚。今存文七篇，载《全唐文》卷一六九。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八九、《新唐书》卷一一六本传。

沈祖棻

沈祖棻（1909年1月29日~1977年6月27日）,女,字子芯,笔名紫曼、绛燕,海盐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后在上海坤范中学、南洋女子中学就学。1930年考入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一年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学习,一面从事诗歌、小说等创作,一面潜心于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次年春天,有感于民族危机,赋词《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展现才华,此后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的名篇,足以与文学史上的蔡文姬、李清照相媲美。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评价其作品:“诸作皆风格高华、声韵沉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一千年无此作矣。”

1934年,沈祖棻从中央大学毕业,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并结识了同系研究生程千帆,后两人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中,避难于安徽屯溪,结了婚。1942—1946年,先后在成都金陵大学、华西大学任教。解放后,先后在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任教。1957年,程千帆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屈辱和苦难。1977年6月在武昌不幸遭车祸去世。

沈祖棻创作颇丰,既有用生命心血谱写成的各种诗词集、文集,又有闪射出真知灼见的古典诗词研究集。其古典诗词风格深沉,形式多样,长调小令、古体近体,无一不体现出独特的风格。其长篇五古《早早》诗特别为人称道。当代作家舒芜评价说:“我不知道李清照而后真正凭文学成就上了文学史的女词人还有几位,但沈祖棻肯定是一位,而晚年她又自解包缠,舍词而诗,终于写出《早早》这样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空前未有的佳作。”沈祖棻亦擅小说创作,其短篇小说以历史题材为主,如写卓文君的《茂陵》,写南宋忠臣为国殉节的《崖山的风浪》,写杨贵妃的《马嵬驿》等,从中可见其如何将古典文学中的一些传闻敷衍成文,赋予旧题材以新意的才能。其新体自由诗,在自由中讲求大致整齐和词语锤炼,有古典诗词韵味。著有《微波辞》、《涉江诗》、《涉江词》、《古诗今选》(与程千帆合著)、《唐人七绝诗浅释》、《宋词赏析》、《沈祖棻创作自选集》等。

赵葵

赵葵（1186年9月4日－1266年12月24日），字南仲，号信庵，一号庸斋，衡山(今属湖南)人，京湖制置使赵方之子。少随父军中，与兄赵范俱有志事功，以郑清之、全子才为师。嘉定十四年，以军功补承务郎、知枣阳军。十五年，通判庐州。进大理司直、淮西安抚参议官。宝庆元年，以擅离职守奉祠。三年，起为将作监丞。绍定元年，出知滁州，加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四年，诛李全，召至枢密院禀议，除枢密副都承旨，寻进兵部侍郎。六年，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端平元年，议收复三京，上疏请战，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败归，降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移司泗州。嘉熙元年，知扬州。二年，拜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在扬八年，垦田治兵，边备益饬。淳祐二年，知潭州、湖南安抚使，改福州。四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同年末，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又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寻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九年，特授右丞相，兼枢密使。十年，判潭州、湖南安抚使。宝祐二年，宣抚广西。三年，改镇荆湖。开庆元年，判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寻授沿江、江东宣抚使。景定元年，授两淮宣抚使、判扬州，寻奉祠。咸淳二年卒，年八十一，谥忠靖。工诗文，刘克庄《信庵诗序》称其有七绝一百四十三首，七古七律十八首，五绝五十首，五古五律五首，六言六首，“发旷怀雅量于翰墨，寓雄心英概于杯酒”，“至于陶写性情，赏好风月，虽《玉台》、《香奁》诸人极力追琢者不能及”。又称其所记时政圣语，辞简事核。其集已佚。《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三○二二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七四七二收有其文。事迹见《宋史》卷四一七本传。

潘重规

潘重规（1908-2003.4.24），本名石禅，字袭善，1908年生，江西婺源人。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事馀杭章太炎、薪春黄季刚先生。曾历东北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及安徽大学讲座，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长、中文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现任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研究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及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兼任教授。1973年应聘法国巴黎第三大学访问教授，1974年获法国学术院汉学最高荣誉茹连奖JullianPrice，法国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会聘为名誉会员。1992年获聘为中国敦煌研究院荣誉院士。有关语言学研究，主要在文字、声韵方面，特别对敦煌语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及俗文字学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贡献至巨。2003年4月24日逝世于台北国泰医院，享年97岁。

主要论著有：
论罗家伦所提倡之简体字(台北省立师范学院人文学社印本1954)
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新亚研究所出版1973)
瀛涯敦煌韵辑新编 (文史哲出版社1974)
中国文字学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
中国声韵学(与陈绍棠合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
敦煌俗字谱(石门图书公司1978)
龙龛手鉴新编(石门图书公司1980)
文字学论著初集 (香港新亚研究所1980)
经典释文韵编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3)
玉篇索引 (国字整理小组1983)
评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制言1937. 43)
声母多音论(制言37、38期合刊，章氏国学讲习会学报第一号，1937)
于右任先生的标草书 (中国一周1954. 209)
《罗家伦氏推行简体字运动》在审查会发表之意见(中国文字论集1955)
史籀篇非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辨(新亚学术年刊5卷1期1960)
从中国文字看中国民族特性(新亚生活3卷13期1961)
中国文字整途径与教学方法之商榷(新亚生活5卷6期1962)
中国文字与民族精神为根柢辨(孔孟月刊17卷11期1979)
中国文字与民族精神 (台湾教育1986. 428)
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孔孟月刊18卷11期1980)
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 (中韩日印刷文化交流研究学术发表会论文，载敦煌学，1983. 6)
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 (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研讨会论文1983，载敦煌学，1984. 7)
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之整理与发展 (敦煌学，1991. 17)
隋刘经四声指归小笺(成都四川大学文学集刊1943. 1)
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定本笺 (新亚学术年刊1962. 9)
集韵声类表述例(新亚学术年刊，1964. 6)
王重民题敦煌卷子徐邈毛诗音新考 (新亚学报9卷1期，1969)
伦敦藏斯二七二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卷子毛诗音残卷缀合写定题记 (新亚学报9卷2期1970)
韵学粹金(幼狮学志14卷2期，1977)
龙宇纯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拾遗(华冈文科学报，1983. 15)
训诂述略(制言1935. 7)
新训诂之一 (中国语文1卷2期，1952)
新训诂之二 (中国语文1卷3期1952)
训诂与翻译(新亚生活4卷9期1961)
训诂漫谈(幼狮月刊48卷6期，1978)等等; 另有书序评论文章、字词考释文章等近百篇。

秦蕙田

秦蕙田(1702～1764年),字树峰,号味经,世居江苏无锡,雍正初析置金匮县,遂为金匮人。其祖松龄,顺治乙未(1655年)进士,康熙朝召试博学鸿词,授左谕德。其本生父道然,康熙己丑(1685年)进士,由编修历官礼科给事中。蕙田少过继于其叔父易然,易然为府学生。在此家庭环境之中,蕙田自然会励志向学,求取科名。乾隆元年(1736年),蕙田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后,仕宦生涯屡有升迁,一帆风顺。六年(1741年)充顺天乡试副考官。七年(1742年)入直上书房。八年(1743年)连续四升,先为侍讲,继迁右庶子、右通政、再擢内阁学士。十年(1745年)为礼部右侍郎。十二年(1747年)丁本生父道然忧。十三年(1748年),奉旨:“秦蕙田服制将满,可仍以礼部侍郎用。”逾年,调刑部侍郎,兼理国子监算学,充经筵讲官。二十二年(1757年)擢工部尚书,兼理乐部。二十三年(1758年),调刑部尚书,仍兼管工部事。寻加太子太保。二十五(1760年)、二十八年(1763年),两任会试正考官。翌年,蕙田两以病请解任回籍,高宗一再挽留,及准请,卒于途。高宗闻讯,甚感伤怀,谕曰:“秦蕙田奉职西曹,恪勤素著。前以患病告假,准其回籍就医,尚冀痊可。兹闻在途溘逝,甚为轸恻!应得典,已饬部查例具奏。著再加恩赏给银一千两,经理丧事,以示优翚。”其受重如此,亦可见其为官之情形。然畅达的宦途,并没使秦蕙田沦为纯粹的官僚。相反,其位逾高,志学弥励。钱大昕有言:“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刚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则杜门谢宾客著书,不异为诸生时。……上御极之初,江阴杨文定公领国子监事,荐公笃志经术,可佐成均。既而值内廷,课皇子讲读,益以经术为后学宗。……公夙精三礼之学,及佐秩宗,考古今礼制因革,……。”(卷42)正是基于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秦蕙田遂得将其前此所学更加阐扬,至有《五礼通考》之结撰。

严嵩

严嵩（1480年3月3日—1567年），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出了个大奸臣，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内阁首辅严嵩。他由于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宠信，贪鄙骄横，专权擅政，残害忠良，为害国家20余年，制造了大量的冤案。

严嵩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史书上描写他身材削长，眉毛很稀，讲话声音很大。弘治十八年(1505)严嵩25岁时考中进士，接着迁庶吉士，授编修。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飞黄腾达之时，却患了重病，不得不返回故里，在家乡一边养病，一边读书，十年中他对古文、诗词有了些研究，并写得一手好青词。严嵩病愈还朝后，好多年才晋升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1528)升为礼部右侍郎，奉明世宗之命去湖北安陆承天府祭扫显陵(即明兴献王之墓)。祭扫结束后，严嵩精心撰写了一篇奏章，取悦世宗皇帝。他在奏章中说：“臣驱安陆祭扫陵墓，在枣阳采刻碑石，见群鹳环绕，碑石装船入汉江，江水骤涨。开始天空阴雨沥沥，如天之泣，到正式祭奠时，天忽然放晴，一片光明。这都是祖宗灵明，感动上天的结果。”明世宗看了这些纯属无稽之谈的话，竟非常高兴，当即晋升严嵩为吏部左侍郎。接着又擢升礼部尚书，成为朝中的重臣。

当时明世宗朱厚熜登上皇位之后，即追尊他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其生母蒋氏为兴献皇后，这种做法因有违祖制，引起朝臣不满。为此世宗大怒，下诏处罚了阻拦此事的官员300余名，将反对派打了下去。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朱厚熜又准备将生父兴献帝的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对这种严重违背礼仪的做法，起初，严嵩与群臣一起表示反对，这使明世宗非常气恼，他立即将群臣中力言不可的吏部侍郎唐胄逮捕下狱。严嵩闻讯被吓破了胆，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尽改前说，像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阿谀谄媚世宗，并着手精心筹划兴献帝朱祐杬神主入太庙的礼仪。严嵩的做法得到朱厚熜的赞赏，改变了世宗对他的看法。世宗特赐给金币，以示犒赏。

不久，严嵩又挖空心思写了《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歌颂什么天上应时出现的景星庆云之类的祥瑞，以取悦皇帝。这使明世宗很高兴，又晋升严嵩太子太保衔，对他的赏赐已同内阁辅臣一样了。

这时朝中的内阁首辅是江西贵溪人夏言，严嵩科举入仕早于夏言，但官职却在夏言之下，开始严嵩极力巴结他这位同乡，以便得到帮助，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但是，夏言却很厌恶这位同乡，讨厌他的阿谀谄媚，贪鄙无耻，从不正眼看他。一次，严嵩为讨好夏言，准备了丰盛的家宴，亲自持帖到夏府恭请，但夏言却托词不见，拒不受请。对此严嵩心中很恼怒，表面上却显得很诚恳的样子，他回到家重新布席，又带了帖子到夏府，扑通跪倒在堂上，恭恭敬敬地读帖子，这下打动了夏言，使他对这个60多岁的同乡产生了怜惜之情，被严嵩表面上的诚实与谦卑柔顺蒙蔽了。

明世宗信奉道教，一次他心血来潮，将自己所戴的一种叫香叶巾的道士帽仿制了五顶，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大臣，对此，夏言却上奏说：“这种帽子不是大臣的官服，有违祖制”拒绝佩戴。而严嵩却借机阿谀逢迎，他在朝见世宗时，不但戴上香叶巾冠，还特地罩上一层薄纱以示郑重。因此，明世宗更加赏识严嵩而渐嫌夏言，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严嵩看到打击夏言的时机已成熟，就不断在世宗面前诬陷夏言，这无疑于火上浇油，世宗一怒之下，将夏言撤职，命回籍致仕。旋即擢升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接替了夏言的职位。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严嵩当上了内阁首辅，得意忘形，多行不义，他贪残专横，结党营私，在朝中安插亲信，收买耳目，飞扬跋扈，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内阁其他成员也赶跑了。严嵩的骄横，不但使满朝文武不满，也引起了明世宗的不满，他想选一个能牵制严嵩的人，选来选去，又把夏言召了回来。

夏言复职后，从严嵩手中接过权力，立即逐了他的私党，撤了他的耳目，并将严嵩和其儿子严世蕃的种种劣迹调查清楚，准备上奏世宗加以严惩。严嵩闻讯大惊失色，忙与其子到夏府哀求。夏言拒见，严嵩买通看门人，径直走到夏言的内室，父子俩扑通跪倒在夏言的卧榻前，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夏言又一次动了恻隐之心，他表示只要严氏父子能痛改前非，他同意罢手，不再上奏。夏言手下留情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

严嵩父子渡过了这一危险关口，稳住了阵脚，又开始实施他的罪恶计划，即进一步取信明世宗，打击政敌。他为了掌握皇帝的动向，着意拉拢收买宫中太监。每逢太监到严府传事，严嵩总是显得很亲热的样子，给太监敬茶让座，待若上宾。临走，还送上几锭银子作为辛苦钱。而太监们在夏言那里却没有这种礼遇。这样太监们在世宗面前就常褒奖严嵩而贬低夏言。明世宗本来就是个昏君，加上太监们的影响，逐渐对夏言有了嫌恶之意。但处理一个内阁首辅需要有充足的理由，后来世宗终于拿到了处理夏言的把柄。

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边总督曾铣提出练兵筹饷，收复河套地区的计划，得到夏言的全力支持。开始明世宗也同意这一计划，但两年下来，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不过河套地区还没有完全收复，于是明世宗对这一计划产生了怀疑，失去了战胜蒙古部的信心。恰在这时发生了西北澄城山崩、京师大风、内宫失火、皇后去世等等事情，迷信思想很重的明世宗，对这些自然现象非常惧怕，不知是如何得罪了神灵?就在这时严嵩乘机进谗言，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委过于夏言和曾铣收复河套地区上。说他们的行动是乱开边衅，穷兵黩武，激起天怒。严嵩还勾结成宁侯仇鸾一起上奏弹劾，结果在他们的诬陷打击下，曾铣被斩首，夏言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再次被夺官致仕。而严嵩对夏言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再上弹章，诬谄夏言收受贿赂，扰乱朝政，图谋不轨等罪名。明世宗闻报不做任何查讯就下令将夏言逮回，斩首西市。就这样严嵩再次接替夏言当上了内阁首辅。

严嵩第二次成为内阁首辅，一任14年，这14年是明世宗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明世宗整天躲在西苑一心奉道，不再上朝。严嵩大权在握，遍引私党居要职，聚类养奸，公开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当时谁要想加官晋爵，就必须走严嵩的门子，严嵩父子则根据他们行贿的多寡，来决定他们担任何种官职。倘若能出得大价钱，中外官缺则由你优先挑选。如：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13000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2200金升任山东临清知州。因此，当时巴结严氏父子，苞苴贿赂，是加官进爵的唯一途径，每天到严府行贿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不但朝中及地方一般官吏要到严府行贿才能升迁，就是九卿大僚、内阁大学士为消灾免祸，保住自身的安全，也必须带上大批银子到严府毕恭毕敬地去送礼。而到严府送礼也并非易事，严府的门很难进，其家奴一个个岸然如公卿，没有几十两银子，休想请动大驾。而进得门来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朝中大员想见严世蕃一面也要等上几个时辰。当时皇帝的诏旨都出自严嵩父子之手，严嵩虽然有些老迈迟钝，但其子却狡黠多智，他代严嵩所写的票拟，颇中皇帝的心思，所以严世蕃常代其父在西苑板房当值，发号施令，拨弄朝政，俨如一个“小宰相”。

当时朝廷五府六部的题本奏疏，必先请示严氏父子才敢动笔，朝中内外大小官员的任免黜陟，都由严氏父子定夺。负责铨选的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寀、兵部职方司郎中方祥都是唯严嵩之命是从，每次铨选，二人都是持簿在严府填注，称为严府的“文武管家”。

严嵩父子不但在朝中贪污纳贿，搜刮钱财，而且到处霸占民田，在北京、南京、扬州、分宜等地巧取豪夺了数十处民田、美宅。在江西袁州严嵩的原籍，一府四县之田的十分之七被其侵占。

严氏父子权倾朝野，十几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宰相府雕梁画栋，巍峨壮丽，与皇宫无二。家中珠玉际天，黄金铺地，其子严世蕃的夜壶都是金镶珠玉。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被抄家时，据查抄南昌、分宜、袁州三处财产清单，计有：黄金2万余两，白银200余万两，其他珠宝、古玩、珍奇之品价值数百万元。严嵩他不但自己财宝山积，而且他的干儿义子、爪牙羽翼也大肆贪污索贿，家产都是数万两、数百万两。如严嵩的爪牙总理东南盐政的鄢懋卿，他管辖四个盐运司，每处索贿都在二、三百万两银子，其生活奢侈靡烂，荒淫无度，每天置酒高会，醉生梦死，日费千金，妻妾成群，列屋群居。衣皆龙凤之纹，饰尽珠玉珍宝。再如严府的一个家奴严年，被抄家时，其家财也达数万两。

严嵩及其党羽一味地盘剥搜刮，污秽贪浊，从而造成朝廷上下乃至整个社会贪污腐败，贿赂公行，一些溜须拍马刻意钻营之徒大显神通，一些忠直之士遭受打击。小人得志，好人遭殃，整个社会陷入腐朽黑暗之中。

严嵩专权擅政的后期，遇事多依靠其子严世蕃，特别是上达皇帝的票拟(即对奏折的处理意见)，完全由严世蕃代为承办，而其子通晓时务，善于揣测明世宗的心思，所以票拟多能迎合皇帝的心意。但是，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之妻亡故，严世蕃扶棺回籍守制，因而不能入直代父票拟，严嵩只得亲自票拟，但严嵩已到了80多岁的昏耄之年，年迈体衰，两眼昏花，反映迟顿。他所写票拟往往词不达意，前后矛盾，经常不合明世宗的心意，这时的严嵩要想处处机敏以讨得皇帝的欢心已很难做到了。而是经常引起世宗的不满甚至遭到训斥，明世宗也由宠爱严嵩渐渐开始厌恶严嵩。

明世宗迷信道教，对道士奉之若神明，道士蓝道行善于招仙扶乩，世宗对此深信不疑。蓝道行揣测到明世宗有去严嵩之意，于是，就依照内阁大学士徐阶的计谋开始行事。一天，蓝道行假托所招箕仙降临，说道：“今日当有一奸臣奏事。”明世宗正疑惑间，严嵩的奏章送到。世宗问：“箕仙为何不杀死他?”箕仙答：“留待皇帝正法。”明世宗遂下决心罢黜严嵩。

这一消息当晚从侍从太监传到御史邹应龙的耳朵里，他连夜写出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章，第二天一早就送到明世宗的面前，并说：“臣所奏若有不实，请斩臣首以谢严嵩、严世蕃父子。”这一次邹应龙做了幸运儿，他不但没被杀头，还升任通政司参议。明世宗降旨严嵩被勒令致仕，其子严世蕃遣戍雷州卫，其长孙严鹄一并发配，明世宗应严嵩的哀求，将其次孙严鸿废为庶民，留家中侍奉严嵩。严世蕃怙恶不悛，他遣戍未到雷州，到了南雄就折回江西原籍。他认为南昌仓地有王气，于是，在此大起宅第，役众达4000余人。并多聚亡命之徒，密谋勾结倭寇，外投日本，背叛祖国。严世蕃的不法之举被南京御史林润得悉，紧急密奏朝廷。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斩首西市，消息传开，国人举杯庆贺。

对于严嵩，明世宗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处死他，只将他削官为民，抄没全部家产。严嵩耄耋之年，孑然一身，一无所有，靠偷吃荒郊墓地的贡品苟延残喘，勉强维持了两年，即病饿而死，抛尸荒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派领袖之一。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14岁中秀才，16岁中举，同治二年(1863)成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参与朝内“清流派”的活动，攻击洋务派。1879年崇厚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他上书弹劾崇厚，使朝廷将崇厚撤职治罪，并另派曾纪泽同俄另订《伊犁条约》。1882年任山西巡抚。1884年中法战争时力主抗战，升任两广总督。他捐银给抗法将领刘子福，起用老将冯子材，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收复失地。1887年，在广东番禺设立枪弹厂;1889年在广州建立织布厂，并开始筹建铁厂和枪炮厂;开始正式举办洋务事业。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英、德的支持下，大办洋务，成为洋务派的首领。先后开办湖北织布局、湖北炼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等轻重工矿业，并筹办芦汉铁路，与李鸿章分庭抗礼。1895年暂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编“江南自强军”，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1898年戊戌变法时，捐款并加入“强学会”，又为《时务报》捐款。但不久又退出“强学会”，查禁《强学报》，压制维新运动。又发表《劝学篇》一书，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义和团运动时，力主对其剿灭，并与英国等订立“东南互保”章程，血腥镇压了两湖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1901年后朝廷下令“变法”，他积极响应，上奏“变法”三疏，在湖北推行一些“新政”。1907年，被授协办大学士衔，不久升为体仁阁大学士，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

鹖冠子

鹖冠子，战国末期哲学家、兵学家。楚国人。姓名不详。居深山，用鹖羽为冠，因以为号。在哲学上，认为“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泰录》)“天者，气之所总出也”。 (同上)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本身就是气。提出“气故相利相害”、“类故相成相败”(《环流》)的 命题，肯定事物本身存在矛盾。他说：“得失不两张， 成败不两立”，(《世兵》)又说：“阴阳不同气，然其 为和同也;……五声不同均，然其可熹一也。”(《环 流》)即承认了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又肯定对立面 之间存在同一性。认为“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 伏”，(《世兵》)福祸互相贯通，互相依赖。肯定对 立面能够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失反为得，成反为败。”(《环流》)他有自然命定论思想，“命者，自然 者也”，“故命无所不在，无所不施，无所不及”。 (《环流》)认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摆脱 命的束缚，断定只有“圣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政治上，主张选贤任能，共理国政，使“寒者得衣， 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天则》)其论兵认为圣人之道，以人道为先，而人道又以兵为先，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兵与礼、义、忠、信 是统一不悖的。善于作战者要发如镞矢，动如雷霆，直捣敌人虚弱之处。避开死地而居于生地，牢牢抓住 攻击目标，夺取胜利。它融贯黄老学派、兵阴阳家、 兵权谋家思想于一体，并有新的发挥。今传《鹖冠子》记载了他与弟子庞煖的有关言论。

高村光太郎

高村光太郎（たかむら こうたろう、1883年3月13日 - 1956年4月2日），日本诗人、雕刻家。别号碎雨。生于东京一雕刻家家庭。1902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在校期间参加新诗社,发表短歌和新体诗。1906年留学欧美。回国后即参加文学团体“潘神会”,致力于唯美和享乐主义的诗歌创作和西方艺术思潮的介绍。1914年发表的著名诗集《路程》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探索。1941年发表的《智惠子抄》则寄托了作者对亡妻的无限哀悼,被称为爱的诗集。战后发表诗集《典型》(1950)。为日本近代诗坛的杰出代表之一。曾两次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但均未接受。

日本近代美术的开拓者高村光太郎 1883年3月13日生于东京。父亲是明治时期的著名雕刻艺术家。他们三兄弟都受父亲影响，他少年就爱好雕刻。在东京美术学校期间又对俳句、短歌发生兴趣，从与谢野铁干学习短歌创作， 1900年参加新诗社，并在《明星》杂志上发表短歌、诗和戏曲。

1906年为学习西洋画赴美、英留学。1908年，光太郎在留学巴黎时学习法国象征派诗人保罗·魏尔伦的诗，倾慕并研究了法国19世纪雕塑家罗丹的雕刻。回国后不满当时的日本美术界，拒绝东京美术学校的聘书，参加唯美主义艺术运动，为“面包会”的主要成员，并发表唯美颓废派风格的诗作，所写的抒情诗带有浪漫主义倾向，其刚健的诗风与他所具有的雕刻家的素养不无关系。以后又表现为“白桦派”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将追求人性的强烈热情熔铸于平明而富有汉诗风格的诗歌之中。1910年发表了《绿色的太阳》宣布了他的艺术自由主义主张，1912年他和山型智慧子在画室相识，1914年结婚 同年发表的诗集《路程》是大正时期的代表诗集之一，为日本最早的口语自由诗。他还参加过“民众诗派”的诗歌现代化及其民主自由化的活动。 1929年智惠子家破产、从这个时候智惠子的健康状态变坏，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 1938年妻子死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太郎写过一些斗志昂扬的“爱国主义”的诗歌，1941年的《智慧子抄》，热情歌颂了亡妻智慧子，表达了对她的思慕和哀念。作品以哀切、甘美和抒情闻名于世。1945年他的东京的家被美国空军投掷的燃烧弹烧毁，所有雕刻作品和文稿毁于一旦。他也是勉强逃生。战后他在岩手县山间小棚中蛰居7年以示反省。在1947年发表的《愚人小传》和1950年的《典型》中，他严厉反省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思想和行为，是思想和艺术的成熟之作。获得读卖文奖获奖。此外，他还著有雕刻艺术、美学方面的论文集。及关于美学和诗歌的译著。1956年4月2日患肺结核去世。

张爱玲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现代女作家。笔名梁京。原籍河北省丰润县,生于上海。她的曾祖父张印塘,在清代官至安徽按察使。她的祖父张佩纶同治朝以进士出身,光绪朝官至三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她的父亲张廷重是一位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遗少”,母亲则是和她父亲门当户对的南京一位军门的小姐——黄逸梵。但她的父母失和,母亲在她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和她姑姑相偕去欧洲留学了。她的童年是在北京、天津度过的,1929年迁至上海定居。她3岁时就能背诵唐诗。她自己说:“我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7岁时她就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8岁那年,她尝试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快乐村》。她从十来岁起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捧着厚厚的小字石印本,耽读《红楼梦》和其它旧小说。她自己认为“这两部书(《红楼梦》和《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是《红楼梦》”。1937年她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在校期间,她因一篇自己命题的作文《看云》,受到老师的赞赏,曾在全班朗读,还在学校的一份小型刊物《国光》上发表过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1939年去香港大学就读。1942年香港沦陷,她差1年没有毕业,又回到上海,和姑母同住在当时大西路的一幢西式公寓里。这时,她卖文为生,而且卖的是“洋”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一份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之类的文章。1942年,《西风》杂志以《我的生活》为题征文,张爱玲写了篇《我的天才梦》应征,得了个第十三名名誉奖。她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散文中,道出了自己早熟早慧的苦恼。1943年,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22岁的张爱玲,用纸包着两本稿子——《沉香屑》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经人引荐,登门拜访了《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这两篇小说就这样刊登在《紫罗兰》上了。从此,她的传奇故事:《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鸿鸾禧》、《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琉璃瓦》、《年轻时候》、《花凋》、《心经》、《封锁》……,一篇篇写出来。这些小说有的是写上海,有的是写香港;但她说,即使是写香港,她也“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张爱玲当时还写过一部“刚下地就夭折”的长篇小说《连环套》,这显然是她的败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在《亦报》连载过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一篇中篇小说《小艾》。1950年7月,她曾参加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7月,她以去香港大学继续未完的学业为由申请离境去了香港。当年9月开始上课,11月自动离开港大。后来她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在此期间,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过两部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张爱玲移居美国,开头住在纽约一个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然后又搬到纽英伦。1958年,由胡适出面做保,她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办的一个“艺文作坊”住了半年,后来又在陈世骧教授主持的加州柏克莱大学中文研究中心工作。1967年,她一度到英国剑桥,应雷德克里芙女校之请,做过驻校作家。她在美国过着隐居的孤独生活。不过,她近年对50年代自己在香港美国新闻处“授权”(她称之为Commissioned)之下写小说,也曾表示了悔恨。1969年，将旧作《十八春》略做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同年，得陈世骧教授之识，任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继续《红楼梦未完》之研究，两年后离职。1972年，张爱玲移居洛杉矶，开始了幽居生活。1973年，在《皇冠》发表《初评红楼梦》，张爱玲的一些散文、小说也由台湾重刊。 1974年，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谈看书》与《谈看书后记》，在皇冠发表《二详红楼梦》，完成英译《海上花列传》（未出版，后来因为搬家遗失译稿）。 1976年，出版第二部散文集《张看》，同时发表《三详红楼梦》。1977—1993年，张爱玲陆续完成了《色，戒》《惘然记》《对照记》的创作，并出版了《红楼梦》评论文集《红楼梦魇》。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家中寓所死后一星期才被发现，享年74岁。生前指定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9月19日，遗体在洛杉矶惠泽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骨灰由林式同、张错、高全之、张绍迁、许媛翔等人携带出海，撒于太平洋。著有:短篇小说集《传奇》、《张爱玲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十八春》(又名《半生缘》)、《怨女》、《秧歌》、《赤地之恋》,散文集《流言》、《张看》,评论专著《红楼梦魇》等。

梁宗岱

梁宗岱（1903年9月5日—1983年11月6日），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教授。笔名岳泰。1903年9 月10日生。广东省新会县司前白庙同安里人。小时接触古 典文学名著《水浒》、《三国演义》等,其父常在灯下课 以《四书》、《五经》及唐宋八大家文,故早年文思畅通, 立志献身于文学。十三岁入新会县立中学,后升入培正学校 中学部,曾主编该校的《培正学报》、《学生周报》等。 1921年冬,应郑振铎之邀为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秋入 广州岭南大学,与刘思慕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并 借《越华报》篇幅出《广州文学旬刊》。1924年赴欧,先 在日内瓦大学学习法语,一年后转赴巴黎大学听课。在法 国期间,曾先后在《欧洲》、《欧洲诗论》等刊物发表法 文诗若干篇,又由巴黎LeMarger出版社印行法译《陶潜 诗选》。1929年夏赴德国逗留半年,1930年经苏黎士赴意 大利各地游览。1931年应国际联盟附属机构“为争取和平 的宗教和道德”之邀,发表题为《裁年的道德问题》的演 说,颇受听众欢迎,被选为该会永久理事。“九·一八” 事变后,接受北京大学催归主持法文系之请,是年由法国 乘船回国,同时在北大和清华任课。不久与文学院长胡适 意见相左,1934年东渡日本小住一年,旋接受南开大学之 聘任英文教授。1938年任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教授, 当时重庆乌烟瘴气,1944年乃辞职,到广西百色,隐于商贾。 1945年至1950年任西江学院教务长兼教授。1950年至1951 年任广西省政协委员兼省参事。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 会,任广东分会理事,同年至1970年到中山大学西语系执 教。1970年起到广州外语学院任教授。1979年出席中国文 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主要作品有诗集《晚祷》 (1924年,商务印书馆),译诗《水仙辞》(1930年,中 华书局),文学批评《诗与真》(1933年,商务印书馆)、 《蒙田试笔》、《诗与真》二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 译诗集《一切的顶峰》(1937年,商务印书馆),论文 《屈原》(1941年,华胥社),译文《罗丹》(《R·M·Rllke》, 1941年,重庆正中书局),论文《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 (1942年,西南联大学术季刊创刊号),传记《歌德与斐 多汶》(1943年,华胥社),小说与短剧《交错集》,《商 籁》六首,词集《芦笛风》(1943年,华胥社),《直觉 与表现辨》(1944年,复旦大学学报创刊号),《诗钞 1958—1962年》,《我的体育锻炼》,《论神思》(1962年, 《羊城晚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79年,人民出版 社),《浮士德》(上集)等。此外,他自1944年起还致 力于医药的研究,经三十余年如一日的努力,现有绿素酊、 宁神、草精油三种药行世,疗效颇佳。

萧三

萧三（1896年10月10日-1983年2月4日），原名萧植蕃,号子璋。曾用名克森。笔名有埃弥·萧、萧爱梅、三弟、小山等。湖南湘乡人。幼年时跟父亲学习吟诗作对。14岁至15岁时写过旧体诗《思亲》。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喜爱旧诗和音乐。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员。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新民学会。1919年7月在《湘江评论》首次发表白话散文诗《节孝坊》。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底从柏林到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夏回国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去苏联,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任教。1930年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驻苏联的代表,出席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其时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1934年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大会上发言。以后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并与鲁迅保持密切的通讯联系。在苏联期间读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后,重视文艺的功利作用,将诗歌当作“子弹和刺刀”,写了《命该如此》、《抗日部队进行曲》、《前进曲》、《南京路上》等多首诗歌,讴歌中国革命,宣传左翼文学,反对帝国主义。1939年春回到延安,曾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翻译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主任等职务。1941年发表短诗《我的宣言》,强调诗要写得上口、易读,做到大众化和通俗化,主张新诗要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在延安时期,曾主编油印《新诗歌》,写有《抗战剧团团歌》、《号召》、《送毛主席飞重庆》等不少诗歌。并由桂林文文出版社出版诗集《礼物》(与人合集,1942年)。抗战胜利后曾任华北文协主任等职务,编辑出版民歌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建国后,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对外文协常务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主要作品有:在苏联时期印行的俄文版诗集《湘笛集》、《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埃弥·萧诗集》、《萧三诗选》。建国后,出版有诗集《和平之路》(1952年)、《友谊之路》(1959年)、《萧三诗选》(1960年)、《伏枥集》(1963年),传记《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51年);还编有《革命烈士诗抄》(1959年)、《革命民歌集》(1959年)。他是《国际歌》歌词的中文译者之一,还译有《列宁论文化与艺术》,剧本《马门教授》、《前线》等。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巳被译为俄、保、英、法、德、西、捷、日等多种文字,产生了国际影响。

胡应麟

胡应麟（1551年-1602年）明代文学家。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胡幼而能诗，曾携诗拜见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得到王世贞的称赏，与当时的诗人李维桢、屠龙、魏允中、赵用贤被称为末五子。胡应麟著述繁富，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等，文学批评著作有《诗薮》20卷。

万历举人。后久试进士不第，便筑室山中，购书四万余卷，手自编次，多所著述。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其中《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咕毕》，共六卷，专对史书、史家及史事作评论，间或对某些史实作出考订。他认为，史家具备才、学、识三长还不够，还必须加上“公正”和“直笔”，五者兼备方可。在史书编纂上，他主张简洁、谨严、繁简适当。他说： “史恶繁而尚简素矣”。史书的繁简不在于文字的多少，他说：“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所以他认为文字的繁简可以定史书的优劣。史家在作史时应该做到“事增文减”，这是作史的名言。但是史书的繁简也不能一概而论， “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第三，史家写史要公正。他说： “直则公，公则直。”“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亦曲也。”第四，他主张修史时应该分工，使有专长的人各尽其才。他说： “用颜师古等于纪传，用李淳风等于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欧阳疏于事而表志，子京僻于文而纪传，宋任人可鉴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此外，他对明代以前的史家和史书均有所评论，如他认为“《春秋》、《尚书》，圣人之史也，《檀弓》、《左传》，贤人之史也，《史记》、《汉书》，文人之史也，《后汉》、《宋书》，乱人之史也，三国、元、魏，小人之史也，赵宋、辽、金，夷人之史也。举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又如，他认为《晋史》“大为猥杂”， 《隋书》 “差自精详”，《旧唐书》“其辞过俚而不文”，“其体过冗而靡节”。就史家而言，陈寿、范晔有史才而无史学。他非常推崇左丘明、司马迁和班固等人，认为“左、马、班氏足称具美，其识虽互有是非，然创始之难，百倍因也，故匪后人之所及也。”他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着墨较多，认为刘知几有史学，无史笔，有史才，无史识。他说： “吾于其论史而知其弗能史也，其文近浅猥而远驯雅，其识精琐屑而迷远大，其衷饶讦迫而乏端平。”他批评《史通》是“文义之粗，体例之末”，书中存在着“当惑而不惑”、“当疑而弗疑”的毛病。

奥哈拉

约翰·奥哈拉（英语：John O"Hara，1905年1月31日－1970年4月11日），小说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长期以记者为业,当过杂志编辑和专栏作家。从1928年起开始在《纽约人》周刊上发表短篇小说,1933年开始专事写作。曾获纽约剧评界奖(1952)、全国图书奖(1956)和美国文学艺术院奖章。他一共写了三百七十四篇短篇小说、十八部长篇小说和六个剧本,真实地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半个世纪当中的美国社会的沧桑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奥哈拉说过:“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均已成为历史,但我不满足于让历史学家和编辑为其撰写历史。我要记录下来人们的言论、思想和感情,以诚恳的心情,从不同的角度将其记录在案。”

第一部长篇小说《萨马拉的约会》(1934)是他的最佳作品，发表之后立即使他跻身到美国一流作家之列。该小说以宾夕法尼亚东部煤矿区为背景，通过写朱利安在1929年经济崩溃后自杀之事，向读者提出“谁要对他的死负责？”这是个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他的许多作品都写人类的命运问题等类似问题。奥哈拉认为金钱、纵欲和争夺地位往往是导致二十世纪的美国人走向毁灭的祸根。《巴特菲尔德八号》(1935)是一部以纽约市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小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说过，不读这部小说就不能了解三十年代的美国。《天上的希望》(1938)写好莱坞题材。早期的这三部小说是一脉相承的，他以后的作品也多是以这三个地点（宾夕法尼亚、纽约市和好莱坞）作背景写成的。奥哈拉自己特别欣赏的

《从乡下来的人》(1958)写一个在小乡镇上长大的宾夕法尼亚小伙子来到纽约和华盛顿，平步青云，变成了金融大亨和政府官员，但他最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十分空虚和无聊。

约翰·奥哈拉的短篇小说题材相当广泛，形式多样，从不同的社会角度揭示了人们的孤独、痛苦和堕落。其中最著名的是《乔依小伙子》(1940)短篇小说集，由十四个故事组成，用书简形式，通过内心独白，奚落了乔依·伊万斯这个“反英雄”。作者将它改编成一个音乐剧，轰动一时。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熟练地运用内心独白写作手法显然是受林·拉德纳影响的结果。他的小说结构严谨，语言准确，细节真实。奥哈拉是美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