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卡尔·克劳（Herbert Carl Crow，1883年9月26日-1945年6月8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海兰。少年时代他深受担任乡村教师的父亲的影响，受到良好的教育，养成了正直的品行。但当父亲早早故去，青年克劳便不得不自谋生计，16岁时他已经进入密苏里州地方上的小型报纸做印刷学徒。

1906年，克劳到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就读，随后转入密苏里大学学习。因为生计窘迫，在读书期间，他不得不同时兼任附近地区几张报纸的特约通讯员。经济拮据终于拖累了他的学业，不久他选择从大学肄业，成为一名专职报人，开始与人合伙经营《哥伦比亚—密苏里人先驱报》，后来又加入其他大报，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成为小有名气的记者。

1911年的东亚正酝酿着大变革。克劳受到《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密勒(本名托马斯·米勒德，Thomas Millard)的邀请，毅然决定到异国开拓新事业。这一年他乘邮轮来到中国上海，加入了密勒旗下《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创始团队。事实证明克劳来到中国的时机非常正确—很快他就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见证了清王朝覆灭，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华民国的建立，还得到机会采访了孙中山，他和中国的悠久缘分由此开始。

克劳在《大陆报》的职业生涯不算长，对东方怀有莫大兴趣的他此后曾在美属菲律宾的首府马尼拉稍作停留。在经历了一次悠闲的环球蜜月旅行后，他来到日本东京，供职于当地的英文报纸。当时正值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悍然决定提出对华的“二十一条”，克劳参与了对此事的报道，一度引起轰动。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也终于参战，世界局势暗流涌动。克劳此刻正在加利福尼亚的自家果园中与妻子稍享短暂的平静生活，但他不愿长久置身事外，选择重返上海，效力于美国战时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In formation)。

1918年，克劳迈出了职业生涯最有影响力的一步：在上海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广告推销代理公司—克劳广告公司(Carl Crow Inc.)。克劳自己说，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是“思考中国人可能会购买哪些东西，这些东西该怎样包装，采用哪些广告手段来提高销量更为有效”，为他“出售各类商品，从纺织机到香水样样都有”的客户们服务。克劳结合了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和习俗文化，对西方流行的广告思维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较早在中国的广告中使用了摩登女郎的形象，攫取了众多读者的眼球。克劳充分利用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结下的良好人脉，批量购买广告版面，代理了一大批抢滩上海的外国企业的业务，生意空前兴隆。

随着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克劳也深度参与社会活动。他在上海的美国总会(AmericanClub)担任会长，参与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治安维护。1923年山东发生土匪劫持中外游客的“临城大劫案”，克劳代表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美国红十字会到当地与土匪接触，救济被掳旅客的衣食。为了通畅传递信件，他制作了一种“抱犊崮土匪邮票”，派上了用处。经各方参与斡旋，事件终获解决。克劳仍然热爱新闻事业，1929年曾在保险大亨史带(本名科尔内留斯·范德·斯塔尔，Cornelius Vander Starr)的支持下参与创办了英文《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不过他的工作中心仍然放在公司的运行上，没有再度深入参与报刊的采编业务。

克劳的命运与中国牵绊甚深。1935年，他曾前往中国西部旅行，又来到日本人铁蹄下的伪满洲国，目睹了日寇窃据中国东北的无耻行径。1937年，战火终于烧到了上海，炸弹落在华懋饭店外，撼动了克劳的办公室。生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加上强烈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使他越来越不受日本人的欢迎，克劳被迫结束在上海近二十年的广告生涯，把公司业务交由中国同事代理，启程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

克劳很早就注意把自己的见闻形诸文字，奉献给读者。早在第一次来华的1913年，他就曾写过《游历中国闻见撷要录》(The Travelers" Hand book for China)。而在1937年，克劳更是一口气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四万万顾客》(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和《我为中国人说话》(I Speak for the Chinese)，为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鼓与呼。返回美国后，克劳走遍全美各地，在推销他的畅销新书《四万万顾客》之余，积极参与援助中国的请愿活动，呼吁美国向中国伸出援手。1939年，克劳又辗转经欧洲飞往缅甸仰光，经滇缅公路前往中国陪都重庆，采访了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等中国政界要人，报道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返美后仍继续募捐，并努力帮助中国宣传抗战。

在经历了1940年的拉美之行之后，妻子的去世给了克劳沉重的打击，他的健康由此开始恶化。随后，克劳接到了美国陆军部的征召书，被派往战时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远东部，与欧文·拉铁摩尔等“中国通”们一起担任顾问。他对于中国的知识一度派上了大用场，又在努力撰写着关于东亚局势的新著作。可是丧妻的悲痛和病魔的侵袭终于拖垮了克劳的身体，1945年6月8日，克劳因食道癌在纽约曼哈顿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