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桐（1857年9月11日—1925年6月28日），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人，由此登上仕途，最后成为晚清时期权重一时的人物。

那桐考中举人后，先是被朝廷任命为户部主事。他籍隶满洲近族，且与当时独揽朝纲的慈禧太后同属一氏。这在满清王朝是相当优越的升官条件，再加上那桐本人极善钻营，因而升迁很快，入仕不久即被保举为四品京堂。待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终于爬上了“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兼领内阁学士。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清廷在剿抚两难的窘境下，竟冒然同时向八国联军宣战。身为国家大吏的那桐明知此举不妥，但又迫于端王载漪等人的淫威，唯恐重蹈总理大臣许景澄、兵部侍郎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等人的覆辙，因此未敢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很快，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刺刀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八月十四日，北京城沦入敌手，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及一些王公大臣，仓皇逃亡西安。

当义和团涌入京城之时，那桐因未随声附和端、庄诸王的意见，所以处境也很艰难，整日提心吊胆。八月四日，侵略军在攻占天津后，集结两万多人，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载漪为了排斥异己，便向慈禧建议，让那桐前往丰台拒敌。那桐知道肯定会遭失败，但圣命难违，只好勉强为之。

果不其然，双方一接仗，八旗铁骑便在西方近代快枪利炮面前溃不成军。尽管清军和义和团众异常英勇，但丰台还是很快就失守了。那桐仓皇逃回北京城。

在慈禧太后出逃前，那桐奉命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身份，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同奕劻、李鸿章一道，与八国联军议和。

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肆屠杀无辜百姓。有一次，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东坝这个地方原是一处拳坛所在，现在隐匿着一批义和团众。于是，它们调兵遣将，欲前往征剿，杀个鸡犬不留。那桐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联军指挥部，交涉此事。他向侵略者解释说，以前该处确是一处拳坛，但早在联军入城前，清政府已将该处“团匪”剿平，现在居于该地的都是一些平常百姓，根本就无“拳匪”夹杂其间，万万不可妄加屠杀。经过他的一番交涉，侵略者迫于毫无证据，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切灾难弥于无形。

在留守京城这段时间里，由于患难与共，那桐成了奕劻、李鸿章等人的亲信。这无疑使他因祸得福，成为其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奕劻向清廷行在上奏，保荐那桐，说他在与联军交涉中办事得体，忠信可用。同年，那桐升任户部右侍郎。

次年九月七日，《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到这时，慈禧太后才稳住心神，讪讪地由西安行宫启跸，回返京师。途中，慈禧太后颁谕，加赏那桐。

两宫回銮后，开始大加调整政府机构。于是，宦海沉浮，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俯首顿足。京中还比较稳定，各省督抚则更换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更调了12省。

那桐是这场大变动中的受益者。和约初订，那桐即被派往日本，向日本政府谢罪。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已得到朝廷的宠信，因为当时被派往德国谢罪的是刚满18岁的醇亲王载沣，也就是后来宣统朝的摄政王。

从日本回国后，那桐兼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此时正值慈禧太后70大寿的前一年，朝廷已颁谕旨，准备明年大肆庆贺一下，以补50大寿被中法战争所冲，60大寿为甲午战争所破坏的遗憾。那桐抓住这一讨好慈禧太后的大好时机，逢人便说:“老佛爷50岁、60岁两个整生日，都让外国人给搅了局，明年70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可得好好儿热闹热闹了。”于是，他谋到了主持兴修颐和园与两苑的仪鸾殿的差事，既讨了慈禧的欢心，自己也从中发了一笔横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那桐升任新成立的外务部左侍郎，同时兼充步军统领，管工巡局事。此后几年中，他创办中国的警察制度，参预筑建铁路事宜，并平反了王维勤冤狱，赢得一片颂扬之声。

光绪二十九年(1903)，那桐奉命充任驻日副使，辅佐奕劻的儿子——振贝子载振，去参观在那儿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出尽了风头。

在此后几年里，他凭借慈禧太后的恩宠，依附于当时朝中两大权臣——奕劻和袁世凯，从而在仕途上扶摇直上，成为当时政界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光绪三十一年(1905)，那桐晋升体仁阁大学士，仍充外务部会办大臣，兼任户部尚书。当时外务部另有两位会办大臣;一位是王文韶，他在那桐调任外务部的同时即被开去会办大臣的差使，以大学士身份管理户部;另一位是军机大臣瞿鸿禨，他几乎每天都在军机处，很少到外务部来。因此，那桐实际上成为外务部的主持者。此外，户部的事儿仍归他管，王文韶只是徒有其名。

在实际主持外务部和户部的同时，那桐还历兼厘订官制大臣、参预政务大臣、变通旗制大臣等差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那桐署民政部尚书。

宣统元年(1909)，那桐终于跻身军机处，成为权倾当朝的重臣。次年，他的母亲去世，他上折请求服制，但未能批准，接着便被派充署理直隶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中的领袖。在直隶任上，他奏请解拨部款修筑凤河，做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儿。

宣统三年(1911)，清廷改变官制，那桐被授为内阁协理大臣，奕劻任总理大臣。至此，他上升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此时，革命大潮已呈风起云涌之势，清王朝摇摇欲坠。那桐对这一形势倒是看得挺清，开始抓紧为自己准备后路。他用多年来贪污受贿得来的银子，在北京内城金鱼胡同大肆扩张住宅，将胡同内外原居民、铺户的地基全部买下，聘请日本测绘师代为设计，准备投资50万两白银，建成一所极其优美华丽的西式园庭。时人都道，此宅落成后，恐怕西晋石崇的金谷、南宋贾似道的半闲堂都要相形逊色。有人还戏谑地说，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本是奸相严嵩的住址，后人厌恶他，曾将之改名为绳匠胡同;骡马市路北魏染胡同，原为权阉魏忠贤的住所，后因“阉”字有污耳目，遂改称“染”字。至于金鱼胡同，不知将来会改为何名，也许会像上面那两个胡同一样，“幸则名那相胡同，不幸则名那像胡同”。言外之意，那桐的政绩如何，只待后人品评。

不过，那桐在当时那些满族官员中，也算得上是一位略通时务、粗具学识者。当然，他也像一般封建王朝的大吏一样，有着骄奢之风、纨之习。早在当司官时，他就是北京八大胡同的阔客，那里的姑娘背后都昵称他“小那”。后来，他成为当朝权臣后，当然就不便再到那种地方去，不过，他仍不时叫些姑娘来自己府中作乐。此外，他继承了内务府的遗风，精于肴馔，每餐都十分讲究。他的胃口也相当惊人，几盘熊掌、鱼翅，他能毫不费力地全部吃尽。因此，他的厨师每月所领菜金就达白银六七百两之多。

那桐充任内阁协理大臣后不久，即上奏朝廷，以体衰多病为由，请求辞职。朝廷照准，改任他为弼德院顾问大臣。清帝逊位后，他便卧床不起，不久去世，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