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

丘逢甲（1864年-1912年），字仙根、仲阏、蛰仙，号仓海，诗文中常自署“南武山人”、“东海遗民”、“台海遗民”，1864年12月26日(清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台湾府淡水厅铜锣湾(今属苗栗县)，祖籍广东镇平(今蕉岭)。父亲丘龙章曾中秀才，又获选为贡生，先后设馆授徒于屏东、铜锣、丰原。丘逢甲四岁随父亲读书，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十四岁应童子试，主考福建巡抚丁日昌阅其卷，大为赞赏，特赠“东宁才子”印一方。发榜时他名列榜首。

1887年，丘逢甲以诗文受知于兵备道唐景崧，应召入其幕府，并拜唐为师。丘一方面在海东书院读书，一方面为唐辅佐文书事宜。唐藏书颇丰，喜结纳贤士，奖掖风雅，公余常办诗酒之会，为当时台湾颇有名气的诗人。丘逢甲有机会结识学子，博览群书，见识日益增广。然而为时未久，即因才高年轻遭人嫉妒，乃以告假省亲为由返回家乡，专攻举业的书籍。1888年赴福州应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工部候补主事。但他眼见日本不断侵略台湾，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开发建设受阻，遂无意于仕途，不久即告归台湾，走上开启民智、培育英才的讲学道路。先后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台南罗山书院主讲和嘉义崇文书院主讲。他在讲学时鼓吹新思想，遭到一些冬烘学究的忌妒。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戒严。台湾巡抚自刘铭传去职、邵友濂继任以来，军备不修，防务弛废。丘逢甲以局势严重自请于当局，表示愿率士民共同守御，获准督办团练后，与其兄丘先甲及好友谢道隆分赴各地，招募乡民训练，以备战守。唐景崧临危受命，出任台湾巡抚。台湾军民正多方备战，但不久马关议和，且有割让台湾的传闻。唐景崧迭电总署，极力反对割台，丘逢甲也向唐建议拒命抗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是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力争不可;丘逢甲也领衔全台绅民，电奏清廷，表示抗日保台的决心：“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2]至5月25日，台湾绅民得知和议已定，割让无可挽回，乃自立抗日政权，名称“台湾民主国”，设总统、副总统，总统府置军务、内务、外务三大臣，另设上下议院，议员均由民间推选出任。以蓝地黄虎为国旗，年号“永清”，表示“永戴圣清”之意。丘逢甲与陈季同、林朝栋等绅商同赴抚署共进贺表，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总统”，领导抗日保台。唐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任军务大臣，以丘逢甲为义勇统领。由于全台各级官员纷纷内渡，被推举的议员也多不就任，虽电请各省援助，由于清廷制止，收效甚微，武器弹药尤为缺乏，形势极为严峻。

1895年5月29日，日军从鼎底澳登陆，守军未战而溃。不久，基隆沦陷，狮球岭失守，台北告急。6月4日，溃兵入城索饷，乘机抢掠，纵火焚烧抚署，火药库也发生爆炸。唐景崧眼看大势已去，自知无能为力，遂微装奔避沪尾，随即内渡厦门。6月7日，日军进占台北，丘逢甲驰援不及，遂回大埔厝柏庄，设置义军总部，筹划抗日事宜。日军攻占台北后继续南侵，义军虽节节抵抗，但由于装备简陋，枪械弹药不足，伤亡惨重，终告不支。尤其是谣传唐景崧内渡前曾发库银十万元送至台中，为丘逢甲及其部属私吞，致使军心涣散，号令不行。丘逢甲陷于困境，自知无可挽回，遂布告各义军，自由抗战，不限部勒。然后偕同长兄丘先甲奉父母内渡。在其悲愤而沉痛的离台诗中，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3]的词句。丘逢甲一行经厦门抵泉州，然后举家回广东镇平(今蕉岭)祖籍。然而台湾情结使他魂牵梦萦，东望故园，不禁吟咏出“古戍斜阳断角哀，望乡何处筑高台”以及“客愁竟义怜江月，乡梦千重隔岭云”[4]的诗句，无限惆怅和深深的失落感溢于言表。

抗日保台的失败，使丘逢甲更加忧虑国事和向往日本的明治维新，对康有为、梁启超所倡导的变法维新，深表赞同。1897年，应潮州太守李士彬之聘，出长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实学课士，讲授时务策论，废弃八股试帖，开岭东新学之先河。次年，转赴潮阳东山书院讲学，仍鼓吹新思想，倡言维新变法。8月，戊戌政变推翻新政，丘逢甲感到十分失望。

丘逢甲于1899年与好友梁居实、杨守愚及三弟丘树甲，筹划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拟聘日本学者熊泽纯之助为教授，讲授日文，使学生学习日本维新富强之道。这时粤东当局命丘赴南洋考察侨务，丘乃乘便向华侨筹募创办同文学堂的经费。途经香港时，曾会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与唐才常议论时局。他对康、梁保皇之举颇不以为然，转而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对利用会党及防营的举措，却以为不足恃。这是得之于保台失败的惨痛教训：当年在台湾留用的湘勇、淮勇不下四五万人，但骄兵悍将，上阵对敌一触即溃。

由于得到南洋华侨的捐助，岭东同文学堂于1900年秋正式创立于汕头，丘逢甲任监督，温仲和为总教习，何寿朋、温廷敬分管教务。学堂聘请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讲授算学、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英文、日文以及兵式体操，在新学上独树一帜，为尔后的国民革命队伍输送不少人才。

丘逢甲于1904年辞离汕头回镇平，在县城创办“镇平初级师范传习班”，后改为县立中学堂;又两年，利用“族田”收入，设立员山、城东两间家族学堂。1906年冬，丘应粤督岑春煊之聘，赴广州出任广东学务公所参议，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两年后，学务公所改为提学司，丘逢甲转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1908年，丘被举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仍兼中学监督。

1909年广东谘议局成立，丘逢甲被选为议员，继而任副议长，并受聘为两广总督公署议绅。丘在谘议局中常抨击地方积弊，语惊四座;又荐举革命党人古应芬为谘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以利开展革命活动。并以其社会地位及政治影响，掩护革命党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汉口、汉阳光复，各省纷纷响应。丘逢甲因支持革命党人，被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密奏为广东革命大绅之首，准备就职后加以逮捕，幸亏凤山走马上任一到广州就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死，清吏因而胆怯，未敢采取行动。11月8日，革命党人动员谘议局与各界领袖召开大会，决议独立，以迫两广总督张鸣岐，丘逢甲极力赞同此议。次日，广州宣布共和独立。10日，胡汉民自香港抵达广州，成立广东军政府。丘逢甲登报启事，以革命告成，避讳为封建遗物为由，从此恢复邱姓本字为丘，又弃用“逢甲”二字，改以别号“仓海”为名，从此以后即称“丘仓海”。其次子丘琮则以“念台”为号，以示念念不忘光复台湾之志。丘逢甲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不久又被推举为广东省代表，北上参加筹组临时中央政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丘逢甲任参议院议员。

丘逢甲至南京任职不久，即因劳累过度而肺病复发，乃告假南归故里，于2月25日在镇平老宅逝世。临终遗言葬须南向，以示不忘台湾。著作有《柏庄诗集》和《岭云海日楼诗钞》等。

加缪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及记者，1913年11月7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镇，祖籍法国阿尔萨斯，父亲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身亡，那时加缪还不到一岁;母亲是西班牙人。加缪在贫寒中长大，阿尔及利亚的阳光和大海带给他很多欢乐。他最喜欢的两个地方是足球场和剧院，但17岁时他得了肺结核病，打破了他当运动员的梦想，并给他的精神生活抹上了终生未泯的阴影。于是他把热情倾注到剧院，当过演员、剧作家和导演。在其老师、哲学家让·格勒尼埃的鼓励下，他进阿尔及尔大学主修哲学。深受老师怀疑论的影响，并于1936年完成了比较普洛丁和圣奥古斯丁的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学位论文。1937年出版了他第一部作品：散文集《反面与正面》追述了童年生活，以及在北非、西班牙等地旅行的印象。1939年发表《婚礼集》，以抒情笔调讴歌了人与大自然的结合。二战爆发后他任新创办的《共和晚报》主编，但因触怒当局，报纸被查封。他于1940年1月离开阿尔及利亚到了法国本土，不久又离开巴黎回到奥兰，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其创作开始进入兴盛期。困扰他一生的慢性病以及冷酷的现实唤醒了他的荒谬感。在他生病、接近死亡时他又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的事实，即人们反抗死亡，同时又都知道人终将走向死亡。荒谬问题反映在他此时期完成的以下三部作品中：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及戏剧《卡里古拉》(1944)。作者曾打算把三部作品集为一册出版。此时他还开始酝酿《鼠疫》。法国被占领时期，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成为《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代表，巴黎解放后成为报纸的主编之一。1945年以后由于健康恶化，加上对现实的失望，他心情沉重地退出了新闻界。此后的几年他发表了第二组三部曲式的以反抗为主题的作品：《鼠疫》、《正直的人们》(1950)和《反抗者》(1951)。《正直的人们》与1949年发表的另一部剧本《戒严》同是其最优秀的剧作。在这部剧作中加缪把自己的一些品质融进了剧中英雄卡列耶夫身上。《反抗者》则是一部哲学论著，作者以欧洲为范围。对反抗的态度、企图和成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试图确立一条反抗人类共同命运的真正的路。此书的出版在加缪与萨特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并异致了两人的决裂。此后加缪日益孤立和苦恼，埋头制订新的创作计划。他从政治舞台引退后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结集为《流放与王国》(1957)出版，包括六个短篇，通过不同的题材表达人生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这几篇小说篇篇都是讽刺、简洁之作，使作者跻身于当代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家之列。《堕落》(1957)是其最后一部中篇小说，是作者本人的内心剖析，可称为哲理的寓言，并被认为是理解作者最阴暗的年代的钥匙，作者则认为此作是他那一代人的缺陷、罪恶感及作着审判和指责他人的准备的画像。1971年出版的加缪生前未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快乐死》表明他写在《局外人》中的那些东西早在1936年即已存在于其内心中了。虽然其风格是日趋成熟的，但其主题却贯穿在他整个创作生涯陶醉于大自然，反抗不公及真诚地希望改善人类的悲惨命运。

加缪的现代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即关于荒谬的主题;在艺术上则是属于古典主义传统的。他讲叙的事件、塑造的人物是亲切真实的。他的作品脉络清楚、条理分明、语言畅达、风格纯正，充满了艺术的激情。跟萨特的艰深相比，他则是通畅明朗的，由此而与其它现代作家有别。

1957年10月加缪获诺贝尔奖。1960年1月4日死于车祸。他的遗著包括一个剧作《唐璜》和一部哲学论文集《涅墨西斯的神话》、一个长篇小说《第一个人》在死后出版。

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丕胞弟。自幼聪颖慧悟，10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也喜好民间文学，对“俳优小说”也能大量熟记。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得很早，自称“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又说：“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他在兄弟中间表现得最有才华，因而深得曹操宠爱。曹操曾经认为诸子之中曹植“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曹氏的僚属中也有不少人拥护他。但因为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屡犯法禁，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结果他不但没能被立为太子，反而遭到兄长曹丕的猜忌。所以在公元220年，曹丕继承王位并称魏帝以后，曹植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遭打击的对象。 魏文帝曹丕先杀掉他的羽翼丁仪丁廙，不久又借故给他贬爵消邑。 从此他便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 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六年后曹丕死，魏明帝曹叡即位，对他的防范和限制仍很严格，处境每况愈下。他“汲汲无欢”地又活了六年，四十一岁就过早死了。

曹植在他的兄长和侄儿两代皇帝的压迫之下，痛苦地挣扎了十二年。他人身自由被剥夺，常常被改换封地到处迁徒，不许同亲朋好友往来，更不允许参政预事。精神的压抑和痛苦，每每表现在诗文当中。所以，以黄初元年(220)曹丕即位为界，曹植的文学创作可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创作，诚如谢灵运所说：“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邺中集序》)，表现了他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诗和一些“叙酣宴”的乐府诗，描写游乐宴享之，内容比较空虚浮泛。但也有一些关涉社会现实的诗，如《送应氏诗》揭露汉末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大破坏，《白马篇》歌颂游侠为国捐躯，等等，都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和慷慨任气的时代精神。曹植后期的诗歌实际上是他的痛苦培育出来的，多为慷慨悲壮之音。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七哀诗》、《怨歌行》、《杂诗》等等，率皆悲痛婉转的忧患之辞。

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卷上)，这可视为曹植诗歌艺术的总体概括。他的诗，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奇气勃郁，体现了“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 的“建安风骨”，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色泽秾丽、文彩斐然的面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所有建安作家当中，他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在中国诗歌史上，他又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师。钟嵘认为他“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上)，诚非虚誉。

曹植自己曾删定少年时代作品编成《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叡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30卷，至北宋散佚。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后代较好的本子有丁晏《曹集诠评》，朱绪曾《曹集考异》。近人黄节有《曹子建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雪峤圆信

雪峤圆信（1571～1647），明代临济宗僧。浙江鄞县人，幻有正传弟子。据《五灯会元续略》卷八、《续灯存稿》卷一○、《五灯全书》卷六四等载,俗姓朱。初号雪庭，后改雪峤，晚年自称语风老人。九岁，闻诵弥陀经而发心，至二十九岁出家，四方行脚，后参谒江苏秦望山普济寺妙祯，若有所悟，乃返天台寻人印证，偶抬头，见‘古云门’三字，豁然大悟。复往参云栖袾宏及龙池之幻有正传，得幻有之印可。万历四十三年（1615），出住径山千指庵；后住庐山开先寺、浙江东塔寺。师因见‘古云门’大悟，乃发愿弘扬云门一宗。晚年入住浙江云门寺。清顺治四年示寂，世寿七十七。著有雪峤圆信禅师语录四卷。

蔡襄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北宋书法家。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迁莆田。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授漳州军事判官。景祐元年(1034)任西京留守推宫。仁宗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直史馆兼修起居注,多次上疏陈说朝廷弊政。次年,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襄益任职论事，帝遇之愈厚，赐其母冠帔，又亲书“君谟”两字予之以示宠。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英宗时拜端明殿学士。卒谥曰忠惠。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仅24岁的欧阳修(字永叔)考中进士,同一年,蔡襄(字君漠)也名列科甲。作为同年,欧、蔡在政治立场、政治见解及从政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共性使得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为挚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坛朋伴。在仕宦生涯的早期,二人共同追随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支持他反对庸政及倡行革新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共同参与了发生于北宋中期的“景佑党争”及稍后的“庆历新政”。在共同的政治活动中,欧阳修与蔡襄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交谊,这种密切的私人关系反过来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政失败后,同为谏官的欧阳修与蔡襄分别出为地方官,此后二人长期天各一方,直接交往较少,直至嘉佑六年(1061)蔡襄自知泉州人京任权三司使,才再次与任枢密副使的欧阳修同朝为官,而关系较异日更见密切。治平二年(1065),蔡襄受英宗皇帝的猜忌,欧阳修屡上章为之辩而未果,蔡襄罢三司使,出知杭州,欧、蔡之间的直接交往至此结束。

蔡襄，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时称第一。曾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飞草”。学虞世南、颜真卿，兼取晋人法。正楷端重沉着，行、草温淳秀丽，草书参用飞白法，自成一体，甚为精妙。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宋欧阳修谓苏子美兄弟后，君谟书独步当世。宋苏轼云：“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宋朱长文谓其真行草皆入妙品。元郑杓《衍极》云：“五代而宋，奔驰崩溃，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独起，可谓世间豪杰之士也。”置其于古今能书者13人之列。米芾《海岳名言》评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明项穆《书法雅言》云：“宋之名家，君谟为首，齐范唐贤，天水之朝，书流砥柱。”传世墨迹有《蔡襄自书诗帖》、《洛阳桥记》、《吐谷浑词》、《蒙惠帖》、《陶生帖》、《昼锦堂记》、《荔枝谱》、《韩魏公祠堂记》、《秋署帖》等。后人辑有《蔡忠惠集》，又以汉碑刻画完好者，纂为14卷，曰《隶纂》14卷。又有书论《论书》、《评书》、《自论飞白书》等。

杨继盛

杨继盛（1516年6月16日－1555年），明兵部武选司郎中。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登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时俺答蹂躏京师,帝命仇鸾为大将,倚以办寇。鸾畏寇甚,请开互市市马,冀与俺答媾和。继盛以为仇耻未雪,遽议和示弱,大辱国,乃奏言不可、五谬。大略曰:“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天下大仇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夫此十不可、五谬,明显易见。陛下宜奋独断,悉按诸言互市者,发明诏选将练兵。不出十年,臣请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疏入,帝颇心动,下鸾及朱希忠、严嵩、徐阶等议,鸾攘臂詈曰:“竖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实难中止。乃下其诏狱,贬狄道典史。已而,俺答数败约,人寇,鸾奸大露,疽发背死,戮其尸。帝乃思其言,迁诸城知县,月余调南京户部主事,三日迁刑部员外郎。当时严嵩最用事,欲笼络之,复改为兵部武选司。而其恶嵩甚于鸾。且念起谪籍,一岁四迁官,思所以报国,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斋三日乃上奏曰:“臣夙夜祗惧,思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惟淹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疏入,帝已怒。嵩见奏疏中有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对曰:“非二王谁不慑嵩者。”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嵩党也,受嵩嘱,欲坐其诈传亲王令旨,律绞。然帝犹未欲杀之也。会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杀二人,因附继盛名于后,并奏,得处以死刑。遂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处死于西市,年四十。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著作有《杨忠愍集》。

揭傒斯

揭傒斯（1274年6月10日—1344年8月19日），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幼贫，刻苦读书，早有文名，为程钜夫所赏识，皇庆年间，随程入京，娶程从妹为妻，时人尊为“程门佳客”。延祐初，因程钜夫、卢挚之荐，授翰林院编修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迁国子助教。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教授贵族大臣子孙，为文宗所亲重。与修《经世大典》，特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元统初，迁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改翰林直学士，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至正三年(1343)，总裁辽、金、宋三史。至正四年病卒，年七十一，谥文安。他一生清俭，至老不渝。与虞集、黄溍、柳贯号为“儒林四杰”，黄溍称他的文章“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洁”，卢挚也很欣赏他的文章，当时平章李孟读了他所撰《功臣列传》称赞说：“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謄吏牍尔。”以至于后来“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元史》卷一八一)。诗为四大家之一，虞集评他的诗“如三日新妇”，胡应麟解释为“鲜而丽”(《诗薮》)，《四库全书总目》说：“独于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他的歌行师法李白，如《赠颠上人》，写得气势奔放，有如狂风怒涛，如李白歌行之一泻千里。杂言乐府《居庸行》刻画居庸关的雄壮险要，气度不凡，完全脱去了“三日新妇”的装束，这是揭诗豪放的一面。他的写景诗(包括题画诗)则写得淡雅清新，继承了三谢的诗风，而《夏日五月武昌舟中触目》则在烟云雨幕之中酝酿着人间生活的乐趣，是另辟蹊径的山水诗。揭诗也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临川女》、《雨述》、《祖生诗》等。他的《题芦雁》之四是流传颇广的诗篇，《山居新话》说“此诗大有寄托”，《至正直记》则指出了寄托的内容，说：“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在各体诗作中，他擅长五古，尤其是五言短古，写得甚为圆熟，杨载指出五言短古“只是‘选诗’结尾四句，所以含蓄无限意，自然悠长。此论惟赵松雪翁承旨深得之，次则豫章三日新妇晓得”(范梈《木天禁语》)。他也喜欢写乐府、歌谣体，这类作品平易流畅，有民歌风。著有《揭文安公全集》十四卷。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李梦生校点的《揭傒斯全集》(以《豫章丛书》本为底本)，对散见于方志和他人文集附录序跋中的揭氏诗文，校点者一并辑出，与《豫章丛书》失收而见于他本的诗若干首厘为一卷，题为《揭傒斯全集辑遗》，附全集之后，计诗十三题十五首，文八篇。并将有关揭氏生平、著作及唱和等资料辑为附录，分《传记》、《赠答题咏》、《序跋著录》和《评论佚事》四部分，这是目前收录揭氏诗文最全的本子。生平事迹见《元翰林侍讲学士……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一○)、《翰林侍讲学士……揭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元史》卷一八一、《蒙兀儿史记》卷一二○、《新元史》卷二○六。

祝允明

祝允明(1460-1526)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而枝指，又号枝指生。与徐祯卿、唐寅、文征明号称“吴中四才子”。5岁能作径尺字，9岁能诗，广闻博识，玩世自放。弘治中举于乡，授兴宁令，官至应天府通判，人称“祝京兆”。为文清奇，尤工书法，名重于海内。楷、行皆精妙，最擅狂草。其楷书师其岳父李应祯，行草师其外祖父徐有贞。中年后涉猎广博，魏晋钟王，无不临写。晚年草法 变幻莫测，奇伟豪纵，意趣天然。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京兆自元常、二五、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蝗年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熳，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明文征明《珊瑚网》云其：“早岁楷书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兼工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明董其昌《容台集》云：“枝指山人书如绵裹铁，如印印泥。”明顾璘《国宝新编》云：“希哲书学精工，白《急就》以逮虞、赵，上下数千年变体，罔不得其结构，若羲、献、真行，怀素狂草，尤臻笔妙。”明代书坛为赵孟頫书所笼罩。妍媚之风极盛。祝书古拙雄强。富阳刚之美，继承唐宋尚意书风，一扫妍媚甜俗之气。因而在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法作品有《箜篌引》、《前赤壁赋》、《古诗十九首》、《杜甫诗卷》、《草书诗翰卷》、《草书唐人诗卷》皆为其上乘佳品。著作有《前闻记》、《九朝野记》、《苏材小纂》、《集略》、《怀星堂集》。

孟诜

孟诜[ shēn ](公元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县)人，唐代著名医学家。

孟诜于唐垂拱初年(公元685年)任凤麟阁舍人，后因得罪武则天，被贬为台州司马。而后又历任春官侍郎、侍读、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他自幼喜欢医学，通晓医药养生，曾拜名医孙思邈为师。在政事之余，孟诜好集医方。他通晓养生之道，长于饮食疗法，主张养性者“善言不离口，良药不离手”。著有《补养方》三卷、《必效方》三卷、《食疗本草》三卷。原书均已亡佚，现存仅有《食疗本草》辑佚本。该书内容丰富，收藏了不少唐代初期本草书中未载的食用药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法专著。

[正 史]

孟诜，汝州梁人①也。举进士。垂拱②初，累迁凤阁舍人。诜少好方术，尝于凤阁侍郎③刘祎之家，见其敕赐金，谓祎之曰：“此药金也。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则天闻而不悦，因事出台州④司马。后累迁春官侍郎⑤。睿宗在藩，召充侍读。长安中，为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初致仕，归伊阳之山第，以药饵为事。诜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师，将加任用，固辞衰老。景云二年⑥，优诏赐物一百段，又令每岁春秋二时特给羊酒糜粥。开元初，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所居为子平里。寻卒，年九十三。

诜所居官，好勾剥⑦为政，虽繁而理⑧。撰《家》、《祭礼》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

《旧唐书·卷一九一·孟诜传》

〔注 释〕

①汝州梁人：今河南临汝县人。汝州，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伊州置，治所在承休县(今河南临汝县东)。次年改置襄城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伊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为汝州，治所在梁县(今临汝县)。②垂拱：武则天年号(公元685—688年)。③凤阁舍人、凤阁侍郎：皆为官名。即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武则天称帝时，官名官号尽改。至中宗复位后逐渐复旧。④台州：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以海州改名，治所在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县)。⑤春官侍郎：官名，即礼部侍郎，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复名。⑥景云二年：公元711年。⑦勾剥：搜括。⑧理：有条理。

孙衣言

孙衣言(1814—1894)，字绍闻，号琴西，晚号遁披，斋名逊学，瑞安陶山潘埭人，后居县城金带桥。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人，三十年举进士。后以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参与《宣宗实录》编纂，曾独编《夷务书》100卷。咸丰八年(1858)，任上书房师傅。时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举朝争议和战不决，衣言两进封章，提御兵之策。任安庆知府，广施惠政。同治四年(1865)丁忧，任杭州紫阳书院山长。五年二月，遵旨筹划，上《密陈夷务疏》，以为“道光二十年以来办理夷务，无事不识，而尤莫误于不争天津海口，驯致庚申之变”。十一年，任安徽按察使。光绪元年(1875)八月，升任湖北布政使。三年二月，调任江宁布政使，整饬盐务、厘捐，明断疑狱，治有政声。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桢提用库银，论学论治每于沈前盛称曾国藩，遂于五年内召为太仆寺卿，称病不赴任。六年，讲学于瑞安诒善祠塾，造就人才甚众。十四年，建藏书楼，因孙希旦以博学而专校宋王应麟《玉海》一书，且“玉可宝而有用，海之藏无不具”，故名玉海楼，藏书十万卷，其中多积年搜罗的乡邦文献，并亲订藏书规约，允许有志青年入阅。

衣言秉性刚直，学宗永嘉经世之说，古文词导源于司马迁、班固，盛称陈傅良、叶适诗文为南宋之最，诗嗜山谷，词宗稼轩，书法习柳体，形神兼得，刻镌于石者，遍见浙南各地。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搜辑遗佚文献编成《永嘉集》74卷，校刻“永嘉丛书”13种，收录乡哲遗文佚事，编有《永嘉学案》及《瓯海轶闻》57卷。在衣言带领下，弟锵鸣、次子诒让均以全力发扬永嘉之学。黄体芳自称“弱冠从吾师游，每侍从，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意焉”。

光绪二十年十月，卒于里第，享年八十。遗著除以上列举者外，有《逊学斋文钞》正续十七卷、《诗钞》正续十五卷、《娱老词》一卷。

吴瑞甫

吴瑞甫(1872～1952年1月13日)，近代中医学家。字锡璜，号黼堂，福建同安人。七世业医。吴氏幼承家学，又访求名师。十四岁时向大田杨氏学习治疗痘症，并进而钻研《种痘新书》，故长于痘科，且精内科。1894年吴氏开始行医，兼习儒术。曾于1902年中举人，后因科举废，乃绝意功名，并辞去广西候补知县之职，专心研讨医学。吴氏在同安执教诊病十余年，曾评注宋陈无择的《三因方》等书。1918～1921年曾悬壶上海，后返厦门行医，在这段时间受到西医学的熏陶，自谓:“乃知中西医学，有宗旨悬歧者，有名词不同，而理法并无差别者”，主张“参互考证，以汇其通”。本着这一宗旨，吴氏著有《中西脉学讲义》、《中西内科学》、《中西温热串解》、《脑髓病论》、《删补中风论》、《奇验喉症明辨》等书。吴氏认为:“固不愿徒学西法者，有鄙夷中法之思;尤不愿专习中医者，有尊中抑西之见。总期取彼之长，以补我之短”。他治学强调独立思考，突破“故常”，并抨击当时政府不重视医学，倡议创设医校。他曾创办中医学传习所，晚间授课，白天实习。1934年又创办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任校长，并主编《国医旬刊》，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材。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后，吴瑞甫避居鼓浪屿。其时日军威逼洪晓春出任厦门市维持会会长不成，转而诱迫吴瑞甫出任，遭严词拒绝。翌年，为拒绝出任伪厦门市长，吴瑞甫于5月间取道香港，避难新加坡，在新加坡同安会馆行医。因其屡愈危症，名震一时，远近病人纷纷上门求医。同时积极参与新加坡厦门公会的活动。吴瑞甫在新加坡行医之余，继续致力于中医研究，创办中医学会。民国35年新加坡中国医学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主席。次年改为中医师公会，又被选为理事长。同时兼任厦门公会义务医师，并以古稀之年主编刊物《医粹》、《医统》，积极筹建新加坡国医专门学校(即新加坡中医学院前身)和医学图书馆，成为新加坡中医界公认的“国医名家”。1952年1月13日在新加坡逝世。

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英国作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医生家庭。1874年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就以奇特古怪的衣饰和反常的文学主张而引人注目。1882年出版的诗集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市侩哲学和虚伪道德的敌视。在讲演《英国艺术的复兴》中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是针对为金钱而艺术提出来的，强调艺术的纯粹性。 80年代末90年代初编辑妇女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喜剧，名噪一时。王尔德在私人生活上和在作品中一样，实行超道德的唯美主义原则。1895年被控以有伤风化罪，判监禁劳改两年。出狱后卜居巴黎，穷愁潦倒，完成了诗集《里丁监狱之歌》(1898)和散文忏悔录《从深处》(1905)，表明人生是人们互相不断给予痛苦的过程，抒写个人苦痛的情怀。在逝世的前几天加入了罗马天主教。

王尔德是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独特地位的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认定真正的艺术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抵触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1890)中认定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不公正现象，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不过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这种思想。重要作品《格雷的画像》(1891)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原则和审美原则。小说描写美貌少年格雷幻想青春永驻，美貌长存。美的创造者画家霍尔沃德给他绘出一幅奇妙的画像。格雷的放荡行为的后果留在画像上，他本人则保持青春纯洁的面容。格雷的秽行使画像一天天变得丑陋衰老起来。他看了忧郁起来，夜不能寐，唯恐别人看见，便用匕首去刺画像。当仆人们闻声赶来时，只见墙上的画像青春光华依旧，地上却躺着一个丑陋衰老的人，一把刀插在他的心脏上。它表明艺术比现实本身更能忠实地反映出特性和现象的本质。他的著名喜剧还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理想的丈夫》(1895)等，反映出以闲散消遣和风流调情度日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人公们巧妙地卖弄机智， 语言俏皮。《莎乐美》(1893)则是反映人物变态心理的，王尔德是出色的文体家，文字生动如画，奇妙的图片美不胜收，反议论尤为精彩。他的重要作品还有《快乐王子集》(第1、 2集，1888～1891)等。

赵紫宸

赵紫宸（1888年2月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宗教教育家、文学家。生于浙江德清（今浙江湖州）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15岁入读苏州长老会所办的萃英书院，之后又进入由美南监理会设立的东吴大学学习。1907年，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J.R.穆德（John Raleigh Mott，1865～1955）、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以及东吴大学其他师生的影响下受洗成为基督徒。东吴大学毕业后，赵紫宸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教授英语、算术和圣经等科目。1914年，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并于同年秋天，到美国梵德贝尔特大学攻读神学，兼研究社会学和哲学。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神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并获得梵德贝尔特大学“创校者奖章”。回国后成为东吴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922年开始担任东吴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26年，受聘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27～1952年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其中1946～1947年由旧约教授李荣芳短时间接任）。其间，1932～1933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分别于1928年、1938年、1947年三次代表中国基督教界参加在耶路撒冷、印度金奈（旧名马德里斯）和加拿大惠特比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1947年，到美国讲学并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49年10月，赵紫宸曾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1953年，华北区各神学院联合组成燕京协和神学院后，赵紫宸受聘为研究教授。1954年8月，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其信仰立场，遭到迫害，于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赵紫宸一生著述甚丰，涉及神学、教育、文学、诗词等多个领域。代表作主要有《宗教哲学》《学仁》《耶稣传》《基督教进解》《圣保罗传》《神学四讲》等。此外，他还在《真理与生命》《青年进步》《生命月刊》《真光杂志》以及《教务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150篇左右。这些神学、宗教、哲学、诗歌、文学方面的著述在当今中国的基督教思想界、华人教会、宗教学界乃至文学领域仍备受推崇，颇具影响力，值得后人进一步品读、研究。

袁甫

袁甫，字广微，袁燮子。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中前后在世。庆元府鄞县人。登嘉定七年进士第。初授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议论时政，出知严州，大兴屯田。擢校书郎，上疏言边事，不纳。出判湖州十三年，核实田产，清查隐匿，设立婴儿局。再迁秘书郎、著作佐郎、知徽州，蠲免、清理钱帛、茶租若干，颇有政绩。后提举江东常平司，赈灾颇有功绩。又入内廷，历任起居舍人、崇政殿说书，然以边事为史嵩之所不喜，被迫外知。不久再入内廷，官至兵部尚书，卒任上，谥正肃。袁甫著述颇丰，仅存《蒙斋集》，收于《丛书集成初编》。

宋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二十九《绍定江东荒政录序》：“绍定中山袁侯自衢梁守为江东常平使者，既又直宝章阁，提点本道刑狱，兼常平事，又以将作监召，未行。进直焕章，因任岭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于是五年矣。

“始至，岁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春霜秋大水，又明年，复旱，居数年间，属州县无一岁不告饥。侯无一日不讲荒政，讫事，侯之幕府有纂其事，而属余以序者。……侯名甫，字广微。”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十八《题新刻袁氏孝经说后》：“右袁正肃公广微《孝经说》三卷。……正肃于余为乡先生，先伯大父云台府君，托同甲戌进士第，为通家尊行，余言绪论，讲问为多。盖正肃公之父正献公叔和，学于象山陆文安公。正肃公虽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袭，深有源委，岂惟正肃公，自洛学东行，诸大儒各以所闻，分门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闽，东莱吕成公在浙，南轩张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远近，殊途同归。而象山之传，独盛于四明。正献、正肃父子，若文元杨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质、端献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肃公既贵，尝持江东宪节，数数为士大夫讲象山之说。行部之贵溪，乃为象山改创祠塾，故江东之人，自正肃公而尊象山之道益严。贵溪姜翔仲之先世，故当时讲下士大夫一人之数。翔仲今又为侍祠诸生，能取家藏是书，并刊之塾中，可谓鹤鸣而子和之矣。余实不敏，区区家世，亦有与翔仲同者，遂不得让而系名其编未云。大德十年丙午岁后正月既望识。”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五《袁甫》：“袁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次乞严守帅之选，并大军之权，兴屯田之利。

“迁校书郎，……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积贮，核隐产，增附婴儿局。迁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学校，访便民事上之：请蠲减婺源绸绢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万五千余贯，月桩钱六千余贯，请照咸平、绍兴、乾道宽恤指挥，受纳徽绢定每匹十两;请下转运、常平两司，豫蓄常平义仓备荒，兴修陂塘，创筑百梁。丁父忧，服除，知衢州。立旬讲，务以理义淑士心，岁拨助养士千缗。西安、龙游、常山三邑积窘预借，为代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郡有义庄，买良田二百亩益之。

“移提举江东常平。适岁旱，亟发库庾之积，凡州县窠名隶属仓司者，无新旧皆住催，为钱六万一千缗，米十有三万七千，麦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济，饥者予粟，病者予药，尺籍之单弱者，市民之失业者，皆曲轸之。……时江、闽寇迫饶、信，虑民情易动，分榜谕安之，檄诸郡，关制司，闻于朝，为保境捍患之图，寇迄不犯。遂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移司番阳。霜杀桑，春夏雨久湖溢，诸郡被水，连请于朝，给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盗起常山，调他州兵千人屯广信以为备。

“……行部问民疾苦，荐循良，劾奸贪，决滞狱。所至诣学宫讲说，创书院贵溪之南，祠先儒陆九渊。岁大旱，请于朝，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振恤。疫疠大作，创药院疗之。前后持节江东五年，所活殆不可数计。转将作监，领事如故。继力辞常平事。

“……帝亲政，以直徽猷阁知建宁府，明年，兼福建转运判官。闽盐隶漕司，例运两纲供费，后増至十有二，吏卒并缘为奸，且抑州县变卖，公私苦之，甫奏复旧例。丁米钱久为泉、漳、兴化民患，会知漳州赵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甫并捐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郡屯左翼军，本备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还营。俄寇作唐石，即调之以行，而贼悉平。迁秘书少监。

“……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兼中书舍人，缴奏不擿苛小。……时朝廷以边事为忧，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甫奏曰：‘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异心之人，臣谓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疏入，不报。遂乞归，不允。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乃出甫知江州，……未几，改知婺州，不拜。

“嘉熙元年，迁中书舍人。……翼日，权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赐告一月，遂归。从臣复合奏留之，寻命兼修玉牒官兼国子祭酒，皆辞不拜。……改知嘉兴府，知婺州，皆辞不拜。迁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岳珂以知兵财召，甫奏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珂竟从外补。迁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日召诸生叩其问学理义讲习之益。时边遽日至，甫条十事，至为详明。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卒，赠通奉大夫，谥正肃。有《孝说》、《孟子解》、《后省封驳》、《信安志》、《江东荒政录》、《防拓录》、《乐事录》及文集行世。

《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袁甫，字广微，父正献公教授城南。年尚幼，论诸生以立志为先，甫首领其旨。后问道于慈湖杨先生，先生曰：‘学以自得为贵，正献之言也，心明则本立矣。’由是慨然以斯道自任。

“举进士第一，为校书郎，当迁，愿顾侍亲东归，通判湖州十有五年。为外官，守衢州、饶州，迁江东提点刑狱。一以传心为本，讲授学者。复取《孝经》衍其说，告于属邑。兴象山，修白鹿，为《中庸详说》而讲明之。朱、陆之说分，各立党与，遂为之言曰：‘道一而已，和而不同，乃所以和也。道无终穷，先贤之切磋有不同者，将归于一，则未始不同也。’江东大饥，所存活十余万人，诸郡咸立祠以奉。端平元年，始召为秘书少监，以论史嵩之和议罢。嘉熙元年，除中书舍人，复以和议论嵩之罢。时金将亡，事类靖康，战非素技，必曰和，然正论者所耻。后贾似道讳和，国以亡，而宋三百年卒未见以战利，二者俱难言也。后除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国子祭酒，以权兵部尚书，在位卒，谥正肃。

《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嘉定七年袁甫榜：袁甫，燮子。”《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嘉定七年袁甫榜：袁甫，燮子。”《光绪鄞县志》卷二十《选举表一》：“嘉定七年甲戌：袁甫，燮子，状元。”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594年—659年）字辅机，河南洛南(今属河南省)人。初姓拓拔，后改姓长孙。无忌幼好学，博闻文史、有谋略。少与太宗李世民友善，文德皇后即无忌妹也。李渊起兵，无忌至长春宫谒渊，授渭北道行军典签。从世民征讨，累功除比部郎中。李建成、李元吉谋害世民，无忌请世民先发制人，于是奉命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筹略，之后又与尉迟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建成元吉平，无忌立有大功，升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627)授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突厥政治紊乱，太宗问计于萧王禹与无忌，萧瑀主张乘其乱攻之，无忌以为国家当务之急是安定局势，待突厥进犯我境方可对其用兵，太宗从无忌之议，不久突厥政衰而灭。有人奏无忌权宠过盛，无忌几次请其职，太宗不许。贞观十一年，太宗欲令有功诸臣世袭刺史职，无忌上表恳辞，太宗遂止。贞观十六年，无忌拜为司徒，十七年诏令图无忌等二十四功臣之形于凌烟阁上。

太子承乾无道，太宗欲废承乾立晋王为太子，然犹豫不决，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于西仪殿曰：“我欲立晋王。”无忌奉诏曰：“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太宗曾请无忌言己过，无忌唯有谀词，太宗不悦。太宗征高丽，令无忌摄侍中。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重，召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受命辅国，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此人之功。无忌辅政后勿令他人谗毁之。”

高宗即位，进拜无忌太尉兼杨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永徽二年(651)，无忌奉命监修国史。永徽六年，高宗欲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无忌屡谏不可，高宗不听，立武则天为后。则天对无忌衔恨次骨，授意中书令许敬宗诬告无忌谋反，高宗不作调查，削无忌官爵，流放无忌黔州，在大理正表公瑜逼迫下，无忌自缢而亡。

陈确

陈确（1604—1677），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初名道水，字非玄，后改名确，字乾初。浙江海宁人。从师刘宗周，与黄宗羲是同学。终生不曾为官，隐居乡间，潜心学问，著书立说。晚年得拘挛疾，病困15载而卒。陈确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他针对择风水坟地和厚葬的迷信观念，阐述了无神论思想，认为天与地是无意志的，不能予人以祸福。他从“光复孔孟”出发，揭露程朱将《大学》列为“圣经贤传”，指出“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根本没有绝对不变的所谓“知止于至善”的标准。他说：“君子之于道也，亦学之不已而已”。反对南宋朱熹“一旦豁然贯通”的观点。他肯定人的善恶取决后天积习，主张“气”、“才”、“性”三者不能分立，否定宋儒关于“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或“天理”和“人欲”对立的说教，并在反对禁欲思想的过程中，猛烈地抨击了佛教。陈确的主要著作有《大学辨》、《瞽言》、《葬书》等。中华书局将其一生著述集结为《陈确集》，于1979年4月出版。

(1)人之福祸皆由自为
陈确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批判迷信鬼神思想，提出人的获福、得祸完全是自身所为的结果。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给神学迷信思想的传播准备了土壤和条件。从天命的启示中寻求安慰和福气，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丧葬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企图“葬而获福”、“受福于天”之风甚烈，特别是江南一带，这种观念更是十分强烈。陈确对这种迷信思想，持反对的态度，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力辩“人之善不善自为祸福焉。非天与地能祸福之也”。他的意见，遭到“黄山诸子”亦即程朱余绪们的反驳，他们说：“辨甚矣。然朱子，宋大儒也，尝言之，奈何?”然而陈确斩钉截铁地说：“苟非耶，虽孔孟吾犹违之，何有于朱子”!可见陈确的无神论思想也是针对程朱的。陈确批判了择天、择地、择吉时而葬，都不能给人们带来福荣，然后提出“择天地，不若自择”的精辟论断。这就是说，人生的命运，无论是福与祸，荣与辱，都掌握在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之中;美好的理想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实现;靠天、靠地、靠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帮不了忙的。陈确的无神论思想的特点，不仅否定鬼神、妖怪，而且处处贯串着“事事求实理实益，不苟徇虚名”的精神，处处与虚浮的理学教条相对抗。

(2)性善之言千古不易
此语出自陈确《大学辨》：“性善之言，千古不易也”，是陈确“人性无不善”的人性论思想的一种表述。陈确认为，人性只有一个善性，没有恶性，也没有善恶混之性。他在《性解上》中说：“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也”。所以陈确认为，孔子的“性相近”论和孟子的“道性善”论的创立，就使人性善的理论“自此大定，学者可不复语性矣。”后世学者没有必要再讨论性善恶的问题，只要慎习为善就行了。人们不应当空口言性，而要身体力行，改过迁善，就算是知性了。陈确认为，性是一种自然性质，是自生的，与生俱有的，它是由不全到全，由不显到显，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成长过程。据此，陈确十分强调后天环境对培养人性、保全善性的重要作用。陈确在《性解下》曰：“今老农收种，必待受霜之后，以为非经霜则谷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君子语性，不当智出老农下也。是故资始、流形之时，形非不具也，而必于各正、葆合见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长之时，性非不良也，而必于仁至义尽见生人之性之全。继善成性，又何疑乎?……今夫一草一木，谁不曰此天之所生，然滋培长养以全其性者，人之功也。庶民皆天之所生，然教养成就以全其性者，圣人之功也。非滋培长养能有加于草木之性，而非滋培长养，则草木之性不全。非教养成就能有加于生民之性，而非教养成就，则生民之性不全”。作为自然性质的人性，要达到合理的体现，即达到“性正”、“性合”，必须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它和植物生长、五谷成熟一样，有待于后天的培育、加工、长养;人只有不断地培养善性，才能全其性。陈确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使他与那种认为物与人生来就是“本性不移”的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陈确的“人性善”说，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谈论人性，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但是，他把性与性的善恶等道德属性区别开来，把性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属性，把善恶看作是后天的事功的结果，两者均由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决定，同时又可以通过主观条件发生转化，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和含有辩证法因素的。这对于当时尚由程朱人性论一统天下的时代，无疑起着“惊世骇俗”的作用。

(3)善恶在习
陈确提出“人性无不善”的思想。但究其实，他的真正的思想却是“善恶之分习使然也，与性何有哉!故无论气清气浊，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矣”。这就是承认人们的后天环境决定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道德面貌。基于这种观点，与程朱把人性说成是“气禀有然”相反，陈确认为人性的善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的，性的善恶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他曾作过《性习图》，具体描绘了善恶的转化。在善恶转化的过程中，习是转化的基本条件。图的中心是“性”，上端是“上智”，下端是“下愚”，右侧是“异端”，左侧是“曲学”。陈确指出：“习善不移为上智;上智移于恶即非性。习恶不移为下愚;下愚移于善即是性。习于诡异为异端;异端反于常即是性。习于一曲为曲学，曲学归于正即是性。”这里上智、下愚;善、恶;异、常;曲、正都是可以通过“习”发生转化。这是一种辩证法思想，它与程朱在人性论上的凝固的形而上学是尖锐对立的。

(4)人欲恰好处即天理
按照陈确的见解，性的流露就是情，情即情欲。因此，人欲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这就肯定了人欲的客观价值。从这种观点出发，陈确提出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的命题。他在《近言集》中说：“人欲不必过为遏绝，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他在《与刘伯绳书》中说：“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就是说，理产生于欲的选择。他又说：“生，所欲也，义，亦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舍生取义之理。富贵，所欲也，不去仁而成名，亦君子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非道不处之理。推之凡事，莫不皆然”。理寓于一切欲望的取舍之中：“不为酒困，是酒中之理;不淫不伤，是色中之理;不辞九百之粟，是财中之理;不迁怒，是气中之理。”从人性中流露出的欲望是人的自然要求，实现这种要求也就产生了理。这就是说，天理是客观事物的一种规律。陈确的观点无疑是与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大相径庭，是完全对立的。陈确的“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思想，带有从根本上否定程朱理学用天理吞没人欲的封建伦理教条的意义。它在政治上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解放作用，在哲学上有引导人们从虚幻中解脱出来，去重视现实，即以现实作为思维材料的启迪作用。

(5)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从出
陈确认为，人欲是人性的表现，人欲和天理是统一的，为此他提出“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从出”的命题。这里是说，人的饮食和两性之交都是欲望，这种欲望是合乎义理，亦即天理的。陈确指出，如果人不吃饭，人怎能生存，如果男女不交，哪有人类，又何谈人性?因此说，无欲不合人性，不合义理。陈确充分肯定人的自然生理欲求，并把它当作人类生存延续的基本条件，他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欲即天理”。他批评佛老的禁欲主义，是灭绝人类，是“杜天下万世之祸本”，因此他“咬牙嚼齿曰，和尚、道士、尼姑、道姑必不可做，男女之欲，血肉之味决不可绝。”。当然，也不能纵欲，只能寡欲。其界限是：“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所谓“恰好处”，即是“发乎情，止乎理义”。陈确的寡欲主张，同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无欲”主张相比，就社会意义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对程朱理学“去人欲”的否定。并且，陈确承认人欲、人性(义理)的客观基础，具有唯物论倾向。但是，他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人欲的合理界限，这是因为他把人看成自然的人，而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决定着人们的欲望及其实现的界限。

(6)五伦悉是情种。
陈确此语出自《与刘伯绳书》。所谓“五伦”，也称“五常”，封建宗法社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这里的“五伦”，也可以泛指各类人、所有的人。此句之意，即所有的人都有情欲。陈确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张，认为人具有人欲，这是天理天性，是普遍存在的，七情六欲更是人皆有之，即使圣人也如此。他说：“圣人之心无异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圣人之所欲也”。他还认为，如果一向没有情欲，那末也就没有天理存在，因为人欲和天理是并存的，情欲和人性是统一的。情欲是人性的具体表现，情欲为天理所融合。鉴于此，陈确认为“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止有过不及之分，更无有无之分”。这就是说，人的情欲有强弱之分，没有有无之别。陈确的“五伦悉是情种”的思想，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说教的批判，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雷蒙·钱德勒

雷蒙·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1959年3月26日），生于芝加哥，在英国受教育。1896至1912年同他的英国母亲一直住在英国。在英国的报纸和周刊上发表了一些早期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英国和加拿大部队服役。战后他为美国几家石油公司工作，30年代开始在庸俗杂志上发表描写犯罪的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酣睡》(1939，并在1946和1979年拍成电影)出版后，被公认是一位不平常的犯罪题材小说作家。他用顽强的城市“硬汉派”风格进行创作，这种风格是有名的侦探小说作家达希尔·哈米特所建立的。他的主人公菲利普·马洛是一位有道德的人，对他所生活的十分腐败的社会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其他小说有：《别了，亲爱的》(1940，并在1944和1975年拍成电影)、《高窗》(1942)、《湖中夫人》(1943;电影，1946)和《长久的再见》(1953;电影，1973)。《谋杀的简单艺术》(1950)包括了十几篇较短的作品并附有评论。1943年他开始写电影脚本，作品有《加倍赔偿》(1944)和《火车上的陌生人》(1951)。

钱德勒是美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以侦探小说步入经典文学殿堂，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家。钱德勒为T.S.艾略特、村上春树、加缪、钱锺书、尤金·奥尼尔、奥登等作家所推崇，被西方文坛称为“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以“硬汉派”风格提高了侦探小说的文学品质。村上春树曾说过他毕生的目标是写作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钱德勒合二为一的小说。

侦探小说的模式是在美国建立的，同样也是在美国被颠覆的，这便是推理史上的“美国革命”。这场革命促成了侦探小说和犯罪小说的分野。尽管可以追溯到1923年卡罗尔·约翰·戴利（Carroll John Daly，1889-1958）的《三枪特里》（Three Gun Terry），但是美国革命兴起的根源乃是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穷困、不幸加上美国社会暴力日益增多。这时期产生了一批有着和黄金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思潮的作家。他们大都从廉价杂志起家，笔下的侦探并不全能，他们相信武器的力量，都堪称铮铮铁骨的硬汉，因此被称为“硬汉派”（Hard-Boiled School）。其中最著名的大师是达谢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和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莫厄特

罗伯特·巴尔曼·莫厄特（R. B. Mowat 1883年9月26日-1941年9月1日）苏格兰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于1928年被任命为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欧洲著名的外交史学者，现代外交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一生中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和欧洲历史的书籍，范围从古代世界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出生于爱丁堡，死于坠机。

陈之遴

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海宁陈氏是浙东的名门望族。陈之遴的父亲陈祖苞年青时致力于科举，一心想光宗耀祖。他对儿子自幼便寄予了厚望。万历四十一年(1613)，陈祖苞考中了进士。而陈之遴在科举道路上较其父亲更胜一筹。崇祯十年(1637)，陈之遴经会试、殿试，高中榜眼(一甲第二名进士)，得授翰林院编修。

陈之遴出仕之际，明王朝已似日薄黄昏，国势不振。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军闯入关内掠扰，连陷河北衡水、武邑、枣强、高阳等地，继而南下山东境内。第二年春，清军押解着虏掠的大批人口、牲畜、金银宝物，顺利出关东归。崇祯皇帝对此大为震怒，决心查办一批失职官员。结果，时任顺天巡抚的陈祖苞被下狱治罪。为了援救父亲，陈之遴上下疏通关节，东奔西走了一番。后来，他得知崇祯不打算宽恕这一批获罪官员，事情已难以挽回，便在心中开始了紧张的盘算。为避免受父之累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他备下毒药，竟毒死了被囚禁在刑部牢狱中的陈祖苞。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未满足他的心愿。很快，朝廷宣布了陈祖苞的罪名，并将陈之遴罢官，对其永不录用。陈之遴可谓算尽了机关，仍落得戚戚惶惶。不久，他狼狈地护送父亲的灵柩离京返回了乡里。虽然他有着出众的文采，但轼父避祸的行为已使他声名狼藉，京师及家乡的人对他的人品都极表不齿。

明、清鼎革的风云翻卷不停。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紧接着，清军蜂拥入关，重创了大顺军，迁都于北京。与此同时，江南以及从北京南逃的部分明朝官绅推举福王朱由崧即帝位，建立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第二年年初，明潞王朱常奉旨移居杭州。听到这个消息，闲居在家的陈之遴怦然心动。自罢官返乡之后，陈之遴一直留心观察时势，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此时，他认为前去投奔潞王将可能给自己带来希望和转机。正在他收拾行囊准备启程的时候，潞王收到了一份揭帖。揭帖上尽是些贬斥陈之遴品格的言辞。潞王是个庸碌无为的人，但由此也对陈之遴产生了鄙视之感。眼看去不得杭州，陈之遴只好另觅出路，转走南京。这年五月，弘光小朝廷任命他为左春坊左中允，让他去福建主持考试。然而，陈之遴又有了新的打算。再度出仕以来，他目睹了弘光政权的种种腐败景象，认为其绝不能支撑危局，前景可虞。于是，他并未南下福建，而是匆匆折回家乡，蛰居简出，以静待变。

陈之遴对弘光政权的判断并不错。他刚刚离开南京，清军就渡江攻了过来，弘光小朝廷倾刻间土崩瓦解。五月底，朱由崧在芜湖被清军擒获。随后，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相继被攻陷。到了年底，虽然部分明鲁王的军队仍在浙东与清军对峙，但陈之遴已完全丢掉了明室可能中兴的想法，认定清继明而立乃是大势所趋。清政权在江南收纳、任用了大批南明降官，更使陈之遴感到鼓舞。他下定了决心，向清闽浙总督张存仁上表投诚。他对张存仁表示：自己的父亲当年因丧师失地而被明朝廷处死，从那时自己就与明朝结下了仇怨。如今前来投诚，不仅是感召于清的大义，也有图报家仇的因素。清顺治三年(1646)，清朝方面让他去北京朝见。在北上途中，他去拜见了担任招抚江南总督的洪承畴，劝说洪承畴派人挖掘明孝陵，泄尽明朝的秀气。洪承畴是降清的明朝大员，对明朝有着一丝故国之情。另外，他从安抚江南民心的角度考虑，认为掘陵是过当之举。因此，他没有采纳陈之遴的意见。消息传开，一些明朝的遗民评沦道，洪承畴至少人心尚存，而陈之遴简直是天良丧尽，毫无人心可言。陈之遴对这类指责并不理会。他写下了“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的词句，表明自己已幡然醒悟，从清不移。

顺治四年(1647)正月，陈之遴抵达北京，授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负责纂修史书。八月，他又以原衔兼任礼部右侍郎。当时，清朝廷上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党争之风。汉族官员主要分为北方籍官员居多的北党和南方籍官员占主流的南党。南、北党大多是故明官员，他们在明末的党争中拥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他们降清后仍没有消除。顺治五年(1648)，清朝廷设置汉人六部尚书，南党代表人物陈名夏出任吏部汉尚书。他在铨选官员时一般偏爱江南籍人士，以扩大南党的势力。而他对陈之遴并不陌生。明末在江南参与社局活动时，他就认识了陈之遴。两陈既是江南故人，便再次走到了一起。顺治六年(1649)九月，陈之遴被加上了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同陈名夏一样，陈之遴也得到了总揽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并积极奔走于多尔衮左右。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突然病故。第二年，顺治宣布亲政，清除了一批多尔衮的心腹亲信，但他对多尔衮擢用的汉官并未大动干戈。陈之遴在仕途上再进一步，出任礼部尚书。这年五月，御史张煊参劾陈名夏结党营私，将陈之遴也牵扯了进去。在会审过程中，两陈得到了吏部满尚书谭泰的大力袒护，最终被判无罪，而张煊反被处死。八月，陈之遴晋为太子太保。

顺治九年(1652)春，陈之遴登上了宰辅之位，被任命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又充任了殿试读卷官。可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并不稳固。此时，谭泰已获罪被处死，陈名夏也被革去了官职，陈之遴依倚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因此，虽名列显要，陈之遴却表现得相当谨慎。在参与审讯重犯李应试时，他不愿涉足过深而授人以把柄，遂自始至终保持缄默，听任其他官员去审理定夺。他私下里讲：“若皇上立即将李应试法办倒也罢了，倘若李应试没被处死，他以后必定要找我的麻烦。所以，我索性保持沉默！”五月里，都察院阿拉善等人上疏指责陈之遴心地奸恶，说他曾追随陈名夏，又曾阿附多尔衮，要顺治予以惩治。顺治看过奏疏，觉得其中牵扯汉官太多，就暂时没有追究。清政权一向重视维持与藏传佛教领袖的友好关系，借以加强对蒙古族、藏族的控制。这年九月，顺治准备亲自到边外会见五世达赖喇嘛，遭到陈之遴和大学士洪承畴的反对。他们并未正面劝阻，而是举出“太白星与日争辉、流星入紫微宫”方位的天象和大江南北的旱涝灾情，希望顺治能三思而行。经过斟酌，顺治决定改在京师会见达赖，并下谕表扬了陈、洪，说：“你们以贤能而受命襄理机务。嗣后，你们仍要大胆指陈政事，即便提出了错误的建议也没关系。”到了年底，陈之遴却又受到了顺治的告诫：要崇尚方正，不能循私渎职，否则必将受到严惩。

顺治十年(1653)，陈名夏复出，被任命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正月底，他入宫觐见顺治并捎回顺治的口谕，要陈之遴注意汲取审理李应试一案的教训，遇事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而不发表意见，以后有所见闻应马上陈奏。听到顺治的批评，陈之遴连忙上疏认罪。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奏称，象这种察言观色的人恐怕不足以重用。顺治见陈之遴已有了悔罪的表示，倒也没有大做文章。不久，顺治将陈之遴调任户部尚书，观其自新。四月里，在朝的满汉诸大臣因议处前总兵任珍杀害妻妾案发生了意见分歧。刑部等衙门的满族大臣主张将任珍论死籍没，陈名夏、陈之遴等28名汉族官员则联合上疏表示了异议。这种情况使顺治颇有触动。在他看来，陈名夏、陈之遴等人显然是在党同伐异。于是，他下令各部官员云集午门外，对陈名夏、陈之遴等人议罪。陈之遴本被议成死罪，后经顺治宽减，被削去了两级官衔，罚俸一年，仍供原职。

陈之遴不乏才学，对时政先后提出过一些有见地的建议。清初，赋役制度十分混乱。所谓“正赋”的额数并不高，但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如耗羡、养廉、浮收、杂徭等等。除附加税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巧立名目，任意私派。百姓在繁杂、沉重的赋役之下叫苦不迭。担任户部尚书后，陈之遴提出，地方各州县每年应先统计来年的钱粮，向纳税百姓颁发“易知由单”，在上面列出正赋、杂税、本色、折银等项，标明应征的总额，届时再照此征收赋税。这样，可以减少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另外，他还主张统计出贪官污吏额外征收的钱粮，按其赃物轻重治罪。可以说，他对整顿赋役制度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一段时间里，因漕运管理不善，北上的漕粮连年都有亏空。为此，陈之遴建议应设置专官管理漕粮，杜绝漕粮常被领运兵丁侵蚀的现象。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八旗武装则是其藉以打天下、定天下的根本，因此旗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优待。若旗人犯法，普通地方官吏无权过问，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量刑的标准也很灵活。陈之遴并不反对旗人拥有特权，但他认为审理旗人罪犯的体系应进一步完善。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他提议参照相关条文，订立旗人罪犯籍没家产、降革世职的律例，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不久，他又提出了营务三策：一曰修举农功。请在各旗内选择一位有才干的大臣，让其率领二三名谙习农田水利的官员巡阅本旗土地，召集土著民户，修筑沟渠坡堰，讲求蓄泄，以备旱涝。一曰宽恤兵力。汉兵耗费经费不少，而朝廷有急总是调用八旗征战。嗣后，请敕各省督抚、提镇对所辖将士全部按照八旗兵法训练，加强管理，提高军事素质，使得八旗可以养威息力。一日节省财用。请制定满洲兵民典例，凡遇吉凶诸事务从俭约，毋过奢华，则月节岁省，自然可致丰饶。这几点意见也得到了朝廷的采纳。

顺治对汉官结党是十分厌恶的。他表示，如今朝廷中不少人在结党营私，攀求富贵。对这种行径，要用严法加以惩治。他又曾对左右表示：朕并非不知道陈之遴有结党营私的行为，但要借重他的才学，所以一直任用他。朕对他时常训导，是希望他能够改过效忠。”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陈之遴又被授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此前，在一些朝廷旧臣及北党官员的打击下，陈名夏背负结党营私、蛊惑人心等罪名身败名裂，被处以了绞刑。北党中的冯铨等人日益得势，在朝廷上下呼风唤雨。对陈名夏之死及南党的失势，陈之遴心中不快，可又无可奈何。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顺治在南苑召见了陈之遴，问：“朕不计较你以前的过失，又加以任用，并且屡次对你提出告诫，你可曾向别人提及朕的话语?你的行为可曾有所改观?”陈之遴回答：“皇上教导于臣，臣怎敢不思悔改?只是臣才疏学浅，不能仰报皇上的恩典。”这次谈话过去后不久，左都御史魏裔介对陈之遴提出劾参，指责其在皇上诘问时不自白结党之私而力图洗涤，却只以“才疏学浅”来塘塞，良心已昧。魏又例举陈之遴嘱托礼部尚书胡世安保荐庸劣知县沈令式为知府一事，指称陈之遴植党循私确有事实。三月，户科给事中王祯又上疏弹劾陈之遴以权谋私，任意妄为。王祯称，陈之遴在南苑被皇上召见后不闭门思过，却于次日跑到灵佑宫游逛，逍遥恣肆，罪不容诛，应重加处分。广东道御史焦毓瑞也劾奏陈之遴循私背公，滥举沈令式，应连坐置罪。顺治见到这些奏章，令陈之遴据实回奏。陈之遴回奏时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同时也为自己做了辩解。他表示，南、北人士各有其亲疏远近，自己并未肆意结党。顺治对他的态度很是不满，遂令吏部严加议处。吏部提出的处理意见是：革去陈之遴的官职，永不叙用。顺治对此做了改动，将陈之遴以原官发到盛京(今沈阳)居住。当年十月，顺治念及陈之遴效力多年，又令其回京到旗下效力。

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陈之遴贿赂宫内太监吴良辅的事情遭人揭露。吴良辅是顺治宠信的太监，陈之遴与之亲近自然有着路人皆知的动机。随即，经审讯得实，陈之遴被拟为斩首。顺治谕令免去他的死罪，改为革去官职，籍没家产，与老母、兄弟、妻子一道流徙盛京，康熙六年(1667)，陈之遴死于流徙地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境内)。

张舜徽

张舜徽（1911年8月5日-1992年11月27日），历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1911年8月5日生。湖南省沅江县人。现任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其父博学经史，是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教师。他自幼随父攻读文字、训诂、经诂、经诗、子史等书籍。17岁父亡，便走遍四方，求师访友。初到长沙，继至北平，勤赴书馆，刻苦自学。1931年回湖南，应聘执教于各级中学，担任语文、历史课程达9年。1941年应聘初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1943年任北平民国学院中文系教授。随后又继任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和北平民国学院中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湖南解放。这期间，对古今学术流别、书籍体例、释例作了研究，发表有《广校雠略》一百篇(1945年，湖南排印)和《积石丛稿五种》(包括汉书艺文志、毛诗故训传、扬州阮氏学记、乾嘉三通行传、敦煌本校勘记等)(1946年，兰州排印)。1950年到北京参加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1951年执教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1952年随校并入华中大学(后改称华中师范学院)，一直任历史系教授。在解放后3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从事了浩繁的学术研究，成果卓著，著述共达1千多万字。如《说文解字约注》，是积40余年的研究工夫，始撰成这部约200万字的巨著。书中《说文解字》正义以宋刻本大徐《校定说文》为依据;注释解说，则综合历代各家研究成果，附载自己研究所得，纠正前人解说之误。所征引资料，除各种研究《说文解字》的专著外，又博稽甄录甲骨、金文以及前人文集笔记中议礼、明制、考文、审音、诠释文物之作，补充论证，并且还注重推究文字双声相衍之迹，使学者能够以简驭繁、触类旁通。内容精审、语归简约、避免芜杂陈言和烦琐考证。又如《史评三书平议》，是详细考证史通、通志总序、文史通之作。而《郑学丛著五种》，则是总结郑玄在经学上的成就。已发表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195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史论文集》(1956年，同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清代扬州学记》(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清人文集别录》上下两册、《顾亭林学记》、《修订本广校雠略》(以上三书均在1963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广文字蒙求》(1980年，华中师院印刷厂印行)、《说文解字约注》(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周秦道论发微》(1982年，北京中华书局)等。此外，还有《周秦政论类诠》、《郑学丛著五种》、《史评三书平议》、《清人笔记条辨》、《中国文献》、《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劳动人民创物志》以及《旧学辑存》等。

菲尔丁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年5月3日—1754年10月8日），英国戏剧家、小说家。生于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附近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军官。幼年时,曾跟一位牧师学习。13岁进入伊顿公学学习,受到良好的经典文学的教育。1728年去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系学习,并兼攻法律。两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中途辍学。1730年他来到伦敦,开始为剧院编写剧本。在回到英国以后的7年之中,他一共创作和上演了25部戏剧,其中有喜剧、笑剧和小歌剧等。他的主要剧本有《作家的滑稽》(1730)、《大姆指汤姆》(1730)、《悲剧中的悲剧》(1731)、《现代丈夫》(1734)等。他的所有的剧本都是讽刺统治阶级的荒唐生活和攻击社会政治的黑暗。1734年11月28日,他和夏洛蒂·克雷道克女士结婚,随后迁往东斯图尔特居住。1736年他重返伦敦,和《大蒙兀儿英国喜剧团》经管干草市小舞台。他把这个小舞台作为评击社会罪恶的讲坛。1737年5月,政府就警告他,不许在舞台上议论政治。6月,国会通过《戏剧检查法》,禁止讽刺时事喜剧上演,并封闭了大批戏院,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剧本上演权利,扼杀了他的戏剧创作。这样,他就被迫结束了自己的戏剧创作生涯。

菲尔丁被迫放弃戏剧创作以后,为了寻找糊口之计,便于1737年进入伦敦法学院,攻读法律,1740年毕业,取得律师资格并参与法庭审讯工作,但他从事文学的热忱并未稍有减退。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撰写了各种文章,包括政治性小册子和一些杂文,创办过《战士》杂志。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些乡绅、牧师、时髦仕女、律师、流氓等人物的速写,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作了准备和提供了素材。

菲尔丁由戏剧而改写杂文又由杂文而改写小说。从1742年2月他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安德鲁传》发表,以迄1754年逝世为止的12年中,他一共写了4部长篇小说。除《约瑟·安德鲁传》外,其他的三部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39—1740)、《汤姆·琼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阿米丽亚》(1751)。由于他生活经验丰富,观察力深刻而敏锐,语言生动多采,他的小说不但充满了生活气息,而且富于战斗性。1744年他的妻子夏洛蒂逝世。1747年11月,他和前妻的侍女玛丽·丹妮尔结婚。1748年,他任西敏寺治安法官,1752年又被任命为西敏寺代理司法官。他在任职期间的同时,还编辑《修道院花园杂志》。

由于紧张的工作和经常的贫困,以及不规则的生活,他的健康日见损坏。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告下,他于1754年8月携家去葡萄牙里斯本休养·病中他还写了一本最后的遗作《里斯本航海日记》(在他死后于1755年出版)。他在里斯本住了两个月,终于在1754年10月8日逝世,并被安葬在那里。 菲尔丁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继承了阿里斯多芬、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和斯威夫特等人的优良讽刺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讽刺文学,给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等以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200多年来一直为全世界广大读者所欢迎。

徐訏

徐訏[xū]（1908年11月11日－1980年10月5日），香港作家。号伯訏。笔名有徐于、东方既白、任子楚等。男。浙江慈溪人。5岁即被送到学校住宿,备尝孤独的滋味。1931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转入心理系肄业。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33年开始写散文和小说,最早投稿《东方杂志》并予发表的是收在《阿拉伯海女神》中的几个短篇。大学毕业后由北京到上海,开始创作生涯,作品以散文为主。在此期间,他投稿到《论语》杂志,得到主编林语堂的赏识,从此成为知己。1934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徐訏受聘任编辑,1935年又任《宇宙风》半月刊编辑,此外还任《天地人》半月刊及《西风》月刊主编。1936年秋,徐訏赴法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成名作《鬼恋》就是在这时写的,发表在1937年1月及2月号的《宇宙风》上。留学翌年,抗战爆发,学业未竟,回到上海,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在此期间,为了生活,他卖稿给《西风》杂志和《中美日报》。《吉普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抗战时期风靡大后方的小说,都是在这时写成的。1942年后,他辗转到重庆,写下长达50余万言的小说《风萧萧》,这本书一纸风行,成为1943年最畅销的书,当时重庆有人把1943年称为“徐訏年”。1942、1943年,徐訏在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授。1944年,被《扫荡报》聘为驻美特派员。他一面为报纸写稿,一面还写了许多诗,这些诗部分收在《轮回》和《鞭痕集》等诗集里。1946年由美国回到上海,1950年在香港定居。50年代曾创办《幽默》,专登杂文小品,还先后创办创垦出版社、《笔端》半月刊、《七艺》月刊,并编《新民报》副刊。在港期间除专心从事创作外,一直在各大学教书。1960年应林语堂之邀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6年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浸会书院教书,1970年后任浸会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次出席国际笔会及汉学会议。1975年与他人发起成立香港英文笔会并任会长。徐訏一生著作等身,被称为全才作家。他博古通今,周游世界,对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均有精深的研究。1980年在香港病逝时留下近两千万言的遗著。30年来,特别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徐訏创作的丰收期。这时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江湖行》、《彼岸》、《时与光》,短篇小说《鸟语》、《期待曲》、《私奔》、《痴心井》、《后门》,杂文《三边文学》(《门边文学》、《场边文学》、《街边文学》),文艺评论《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散文集《思与感》等。台湾中正书局于60年代出了《徐訏全集》18卷。徐訏的作品,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艺批评,都有相当高的素质,是海外作家中较突出的一位。他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所呈露的浪漫主义情调,小说的环境往往充满浓厚的异国风情和强烈的地方色彩,像画幅般展示在读者眼前。《荒谬的英法海峡》中浪漫的爱情故事就是发生在梦中的英法海峡某地,这是一个极富幻想色彩的乌托邦。另外,性格特殊的人物在徐訏小说中比比皆是,《鬼恋》中的“女鬼”,《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精神病患者白蒂,《鸟语》中的白痴芸芊,他们不平凡的命运和奇异的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们特殊的外形和精神面貌给人的印象也是深刻难忘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则经常是荒诞的,不现实的,但却深深地吸引人。徐訏的散文处处闪烁着幽默的光辉,透露出睿智的哲理思想,语言流丽、晶莹、澄澈,富于魅力。他的诗歌则既有散文的自由美,又有格律的音乐美,和谐活泼,错落有致,由于深受象征派的影响,他还善于渲染一种浓厚的诗意气氛以传达出游丝般难以捕捉的情调。

扎米亚京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1884.02.01—1937.03.10），白银时代作家。 苏联作家、造船工程师。是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文学具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之一，以其风格独具的民间口语叙述文体和幽默讽刺的笔墨驰誉文坛。

扎米亚京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坦波夫省列别姜（目前隶属利佩茨克州），距离莫斯科300公里（186英里）。他的父亲是东正教牧师和学校校长，母亲则是音乐家。扎米亚京在1922年回忆说“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孤独的孩子，没有同年龄的同伴，他的母亲演奏肖邦时会跑到钢琴下面。” 

1902年进入彼得堡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两次被流放。叶扎米亚京毕业后，担任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工程师。1912年，扎米亚京发表了《外省小城》，备受文学界关注。1914年创作了《老远的鬼地方》却遭查禁。

1916年，他被派往英国监督破冰船建造，住在泰恩河畔新堡一段时间。 

扎米亚京后来回忆说“我在英国建造船舶，看过城堡废墟，听过德国齐柏林飞船投掷炸弹的重击声，并创作《岛民》。我很遗憾没有看到二月革命，只知道十月革命。这好像我从未谈过恋爱，但是在一个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结婚十年了。” 

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1917年秋，他回国追随高尔基投人革命后的文化建设工作.

扎米亚京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编辑几种刊物，并编辑杰克·伦敦、欧·亨利、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其他作家的俄语翻译作品。扎米亚京最初支持十月革命，但反对紧随其后增加的审查制度。

他的作品越来越讽刺苏联共*党。虽然他支持他们的思想，但之后扎米亚京逐渐反对他们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审查制度。扎米亚京在1921年散文中写道“我很害怕，真正的文学只能依靠狂人、隐士、异端、梦想家、叛乱分子和异议分子来创作而存在，而非通过政府官员，但。” 1920年代，这种态度使他的地位遭遇困难。1923年，扎米亚京安排小说《我们》的手稿走私到纽约市。之后《我们》被翻译成英语，于1924年出版。

然后，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在1927年走私俄文文本给斯洛尼姆（1894-1976）、布拉格的俄罗斯流亡期刊和出版社编辑。扎米亚京与西方出版商的交易引起苏联政府大规模挞伐他。因此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在家乡被列入黑名单。

《我们》经常被视为针对苏联极权国家的政治讽刺，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看法出现。赫胥黎在1962年写给克里斯托弗·柯林斯的的一封信说，赫胥黎创作《美丽新世界》是受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反乌托邦小说的影响。《我们》在1994年获得自由意志论者未来主义协会普罗米修斯奖。 

扎米亚京也创作一些短篇小说，内容包含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讽刺、批判。有些故事情节与英国作家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作品非常相似，他的作品于1917年前曾3度于俄罗斯出版。 

扎米亚京的不少作品如《岛民》《我们》和《洞窟》等均可归入科幻小说之列。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给读者的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

李翱

李翱（772年—841年）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赵郡人。韩愈之弟子。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作文崇尚气质。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806)，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者重其学而恶其过激，故久不提升。李氏以为史官记事应“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反对“务于利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元和十五年(820)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后迁礼部郎中。李氏不得显官，抑郁无所发，见宰相李逢吉，面斥其过，李乃表为庐州刺史。后入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后因谬举柏耆使沧州军前宣渝事，左授才府少监，又出为郑州刺史等。文宗大和八年(834)，征为刑部侍郎，次年转户部侍郎，又转检校户部尚书，充山南东道节度使。终卒于镇，谥曰文。李翱的思想深受佛学影响，在人学思想方面，他认为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也只是其中的一物，人与禽兽的区别是因为人有道德之性。人之本性为善，不善者乃情所为，所以，李氏倡导“复性”。他的人学思想，表述在题为《复性书》的上中下三篇中。李翱的著作被编为《李文公集》，有《四部丛刊》本等。

(1)人之异于禽兽者在道德 李翱的人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人性理论中，而他对“人”的定义，即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则以道德为介定的标准。他说：“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乎哉?”这是说，人与万物同为宇宙间的“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人与万物的区别，就是人有道德之性。他认为，人与万物均“受一气而成其形”，但“一为物而一为人”，可谓人之为人，“得之甚难也”。由此他感叹人生在世，“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这是说，人除了仁义道德之外，与禽兽的区别微乎其微，因此既生为人，就应专心一意地致力于大道(仁义道德)，而不应“肆其心之所为”，以致于“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李翱强调人与其它生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这是中国人学的传统说法，也是中国人学特重道德教化的重要原因。

(2)性善情邪 在人性理论上，李翱坚持孟子以来的性善观。认为“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有善性。在通往圣人的道路上，人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其目的是教人忌嗜欲而归之于性命之道。嗜欲来之于情，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项。性无不善，而情有善有不善。但总的看来，他认为：“情者，妄也，邪也”。所以，人所有的不善行为，均来之于情。情与性虽有不同，但二者相依而存。他说：“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住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这就是说，无性则情无所生，即情由性而生;但是性并不能单独表现自己，而是通过情来明示自己的存在。情的产生，是由于心的思虑。如果心寂不动，明照一切，情自不生，则邪思自息。他说：“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不动，邪思自息。”这是说，情动而嗜欲爱憎之心生，生而有妄有邪。但邪与妄，本来是没有的，是无所因的，其产生，在于各种情欲的相互冲激。所以，李氏心目中的最佳状态是，“妄情灭息，本性清朗，周流六虚”，这就是他所谓的“复性”状态。与情相比，性是脆弱的。情一旦昏灭，性则匿而不见，这并不是性之过错，而是情之七项循环而交来，使得性不能充实。一旦情不作，性才会充实起来。所以，根据李翱的看法，性并无主动性，人要想发挥性之善，必须先控制情之发动。李翱对人性的论述，为宋明儒学对人性的阐述开了先河。

(3)复性息情的修养论 佛教有一套成佛的理论，因此李翱认为，儒家也应有一套成圣人的理论。佛道二教成佛成仙靠修炼，李翱则认为要成为圣人，则靠修养。既然人有性有情，而一般人其性又为情欲所浸染，所以只有消除情欲，本性才能恢复，此即以人性为清净，情欲为污浊。因此“情之动不息，则不能复其性”，把清净本性看作是仁义道德的基础。这种“复性息情”的说法，实际上是受了佛教人性论的影响，并有禁欲主义倾向。那么，如何复性，如何息情?李翱认为，“不思不虑，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在李翱看来，不思不虑只是“复性息情”的第一步，只有这一步还不行，因为这只是斋戒其心而已，“犹未离于静”。在他看来，“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因此，必须做到“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就是说，心进入一种绝对空寂状态，连“不思不虑”的想法也不能有，这才能达到“复性息情”的境界。李翱这种“动静双离”的思想，正是吸收了禅宗“以无念为宗”的修养论，成为宋明理学的先躯，并成为由佛教唯心论过渡到宋明道学唯心论的中间环节，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4)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 李翱力主复性说，但他并不认为人人都能复其性，在他看来，能复其性、尽其性者，只有圣人。因为圣人知人性之善，并能“循之而不息”，故曰，“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与圣人相对的是百姓。在李氏看来，性乃天之命，圣人得之而不惑，情乃是性之发动，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即溺于情而不知情之本乃是性。圣人并不是无情者。圣人寂然不动，不往而致，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而未尝有情，亦即有情皆为适中之情。反过来讲，百姓亦非无性者。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并无不同，只是百姓之性为情所昏，为情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终身不自睹其性。总之，圣人之性皆善，可以循环不息，而至于圣。凡人之性犹圣人之圣，其所以不能自睹其性，是为嗜欲好恶所昏之故，并不是性本身出了问题。李翱从性与情的角度对圣人与凡人作不同的区分，也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创新，但他却明确地将此问题作了阐述。

(5)论命 对人生际遇的看法，李翱基本上继承了儒家的观点，但有所发展。他不同意用“命”来限制人的道德自觉性，认为人的富贵贫贱皆由人自身的道德行为所决定。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生富贵，有求之不得，有不求而得，得与不得，皆由命定。李氏反驳道，如果循其术，由其道，虽有千乘之禄，立诸卿大夫之上的高位，我将受而不辞。这并不是贪，而是利于己者少而利于天下者多。这样一来，又哪里能算得上是命呢?也有人认为，富贵尽在我以智巧求之，与命无关。李氏对此的驳斥是，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虽一饭之细犹不可以接受，况且是大富大贵呢。这并非是廉洁的表现，而是不利于人而贼害于道之故，跟智巧又有什么关系呢?总之，富贵贫贱与命并没有什么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君子之道(即仁义道德)。李翱强调道德在人生际遇中的作用，比早期儒家的天命论前进了一步，这是其人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易卜生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挪威剧作家。生在希因一个破产商人家庭,16岁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在格里姆斯塔得一家药店当学徒。易卜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激励下开始写作,1850年完成第一个剧本《卡蒂利那》,表现出要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自由思想。同年来到首都克里斯蒂安松(今奥斯陆),想要进入大学深造,但未能如愿。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在《工人团结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资产阶级市侩,同时发表独幕剧《勇士墓》,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1852年，易卜生应聘为卑尔根民族剧院的编剧，写了历史剧《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上演于1855年，出版于1857年)、抒情剧《苏尔毫格的宴会》(1856)、《赫尔格伦的海盗》(1857)。1858年任克里斯蒂安松挪威剧院的艺术指导，先后写了《爱情的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易卜生对资产阶级市侩的揭露，引起资产阶级报刊对他的围攻。

1864年，易卜生愤然出国，先后侨居意大利的罗马和德国的德累斯顿与慕尼黑。他在意大利写了诗剧《布朗德》(1866)和《彼尔·英特》(1867)。这两部作品都具有象征性的伦理意义，表现了知识界的朦胧追求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70年代初，易卜生写了许多政治诗和历史题材的哲理诗，以及历史剧《凯撒和加里列亚人》(1873)。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期是易卜生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他陆续发表了《社会栋梁》(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著名的社会问题剧，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从80年代中期起，易卜生创作中的战斗精神开始削弱，他的思想中悲观主义情绪有所增强。1891年，经过27年的国外侨居生活之后，易卜生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一生的最后20年里写了《野鸭》(1884)、《罗斯麦尔霍姆》(1886)、《海上妇人》(1888)、《海达·加勃莱尔》(1890)、《建筑师索尔奈斯》(1892)、《小埃欧尔夫》(1894)、《约恩·加勃里埃尔·博克曼》(1896)、《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等剧本。

易卜生的创作是欧洲戏剧发展一个新的阶段，它本身在50年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重大变化。早期的剧本《卡蒂琳》响彻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回声，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卑尔根时期的创作是在所谓“民族浪漫主义”（即挪威式的浪漫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个时期的剧本多取材于古代挪威的历史和民间传说，在对古代英雄的歌颂中激发着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60年代后半期的诗剧多采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向高处去”的模糊号召。从《社会栋梁》起，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剧本称作社会问题剧，基本主题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外表的宁静与其内在的不稳定之间的矛盾。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海尔茂家庭的幸福和安逸原来不过是一种布景而已，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是这位“正人君子”的利己主义以及给妻子娜拉造成的痛苦。易卜生的这些社会问题剧针对着生活中存在着的尖锐社会问题，通过对典型的人物和事件的剖析，从根本上推翻了公认的道德标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活秩序的不合理。剧本的论争性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中，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易卜生晚年在尖锐激烈的现实冲突面前感到绝望，在创作中流露出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有的剧本表现出象征主义的特征，有的则接近于新浪漫主义。

易卜生为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和创造新的戏剧艺术奋斗了终生。他的戏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精神危机的条件下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世界剧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