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594年—659年）字辅机，河南洛南(今属河南省)人。初姓拓拔，后改姓长孙。无忌幼好学，博闻文史、有谋略。少与太宗李世民友善，文德皇后即无忌妹也。李渊起兵，无忌至长春宫谒渊，授渭北道行军典签。从世民征讨，累功除比部郎中。李建成、李元吉谋害世民，无忌请世民先发制人，于是奉命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筹略，之后又与尉迟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建成元吉平，无忌立有大功，升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627)授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突厥政治紊乱，太宗问计于萧王禹与无忌，萧瑀主张乘其乱攻之，无忌以为国家当务之急是安定局势，待突厥进犯我境方可对其用兵，太宗从无忌之议，不久突厥政衰而灭。有人奏无忌权宠过盛，无忌几次请其职，太宗不许。贞观十一年，太宗欲令有功诸臣世袭刺史职，无忌上表恳辞，太宗遂止。贞观十六年，无忌拜为司徒，十七年诏令图无忌等二十四功臣之形于凌烟阁上。

太子承乾无道，太宗欲废承乾立晋王为太子，然犹豫不决，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于西仪殿曰：“我欲立晋王。”无忌奉诏曰：“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太宗曾请无忌言己过，无忌唯有谀词，太宗不悦。太宗征高丽，令无忌摄侍中。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重，召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受命辅国，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此人之功。无忌辅政后勿令他人谗毁之。”

高宗即位，进拜无忌太尉兼杨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永徽二年(651)，无忌奉命监修国史。永徽六年，高宗欲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无忌屡谏不可，高宗不听，立武则天为后。则天对无忌衔恨次骨，授意中书令许敬宗诬告无忌谋反，高宗不作调查，削无忌官爵，流放无忌黔州，在大理正表公瑜逼迫下，无忌自缢而亡。

陈确

陈确（1604—1677），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初名道水，字非玄，后改名确，字乾初。浙江海宁人。从师刘宗周，与黄宗羲是同学。终生不曾为官，隐居乡间，潜心学问，著书立说。晚年得拘挛疾，病困15载而卒。陈确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他针对择风水坟地和厚葬的迷信观念，阐述了无神论思想，认为天与地是无意志的，不能予人以祸福。他从“光复孔孟”出发，揭露程朱将《大学》列为“圣经贤传”，指出“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根本没有绝对不变的所谓“知止于至善”的标准。他说：“君子之于道也，亦学之不已而已”。反对南宋朱熹“一旦豁然贯通”的观点。他肯定人的善恶取决后天积习，主张“气”、“才”、“性”三者不能分立，否定宋儒关于“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或“天理”和“人欲”对立的说教，并在反对禁欲思想的过程中，猛烈地抨击了佛教。陈确的主要著作有《大学辨》、《瞽言》、《葬书》等。中华书局将其一生著述集结为《陈确集》，于1979年4月出版。

(1)人之福祸皆由自为
陈确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批判迷信鬼神思想，提出人的获福、得祸完全是自身所为的结果。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给神学迷信思想的传播准备了土壤和条件。从天命的启示中寻求安慰和福气，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丧葬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企图“葬而获福”、“受福于天”之风甚烈，特别是江南一带，这种观念更是十分强烈。陈确对这种迷信思想，持反对的态度，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力辩“人之善不善自为祸福焉。非天与地能祸福之也”。他的意见，遭到“黄山诸子”亦即程朱余绪们的反驳，他们说：“辨甚矣。然朱子，宋大儒也，尝言之，奈何?”然而陈确斩钉截铁地说：“苟非耶，虽孔孟吾犹违之，何有于朱子”!可见陈确的无神论思想也是针对程朱的。陈确批判了择天、择地、择吉时而葬，都不能给人们带来福荣，然后提出“择天地，不若自择”的精辟论断。这就是说，人生的命运，无论是福与祸，荣与辱，都掌握在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之中;美好的理想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实现;靠天、靠地、靠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帮不了忙的。陈确的无神论思想的特点，不仅否定鬼神、妖怪，而且处处贯串着“事事求实理实益，不苟徇虚名”的精神，处处与虚浮的理学教条相对抗。

(2)性善之言千古不易
此语出自陈确《大学辨》：“性善之言，千古不易也”，是陈确“人性无不善”的人性论思想的一种表述。陈确认为，人性只有一个善性，没有恶性，也没有善恶混之性。他在《性解上》中说：“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也”。所以陈确认为，孔子的“性相近”论和孟子的“道性善”论的创立，就使人性善的理论“自此大定，学者可不复语性矣。”后世学者没有必要再讨论性善恶的问题，只要慎习为善就行了。人们不应当空口言性，而要身体力行，改过迁善，就算是知性了。陈确认为，性是一种自然性质，是自生的，与生俱有的，它是由不全到全，由不显到显，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成长过程。据此，陈确十分强调后天环境对培养人性、保全善性的重要作用。陈确在《性解下》曰：“今老农收种，必待受霜之后，以为非经霜则谷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君子语性，不当智出老农下也。是故资始、流形之时，形非不具也，而必于各正、葆合见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长之时，性非不良也，而必于仁至义尽见生人之性之全。继善成性，又何疑乎?……今夫一草一木，谁不曰此天之所生，然滋培长养以全其性者，人之功也。庶民皆天之所生，然教养成就以全其性者，圣人之功也。非滋培长养能有加于草木之性，而非滋培长养，则草木之性不全。非教养成就能有加于生民之性，而非教养成就，则生民之性不全”。作为自然性质的人性，要达到合理的体现，即达到“性正”、“性合”，必须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它和植物生长、五谷成熟一样，有待于后天的培育、加工、长养;人只有不断地培养善性，才能全其性。陈确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使他与那种认为物与人生来就是“本性不移”的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陈确的“人性善”说，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谈论人性，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但是，他把性与性的善恶等道德属性区别开来，把性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属性，把善恶看作是后天的事功的结果，两者均由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决定，同时又可以通过主观条件发生转化，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和含有辩证法因素的。这对于当时尚由程朱人性论一统天下的时代，无疑起着“惊世骇俗”的作用。

(3)善恶在习
陈确提出“人性无不善”的思想。但究其实，他的真正的思想却是“善恶之分习使然也，与性何有哉!故无论气清气浊，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矣”。这就是承认人们的后天环境决定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道德面貌。基于这种观点，与程朱把人性说成是“气禀有然”相反，陈确认为人性的善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的，性的善恶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他曾作过《性习图》，具体描绘了善恶的转化。在善恶转化的过程中，习是转化的基本条件。图的中心是“性”，上端是“上智”，下端是“下愚”，右侧是“异端”，左侧是“曲学”。陈确指出：“习善不移为上智;上智移于恶即非性。习恶不移为下愚;下愚移于善即是性。习于诡异为异端;异端反于常即是性。习于一曲为曲学，曲学归于正即是性。”这里上智、下愚;善、恶;异、常;曲、正都是可以通过“习”发生转化。这是一种辩证法思想，它与程朱在人性论上的凝固的形而上学是尖锐对立的。

(4)人欲恰好处即天理
按照陈确的见解，性的流露就是情，情即情欲。因此，人欲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这就肯定了人欲的客观价值。从这种观点出发，陈确提出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的命题。他在《近言集》中说：“人欲不必过为遏绝，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他在《与刘伯绳书》中说：“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就是说，理产生于欲的选择。他又说：“生，所欲也，义，亦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舍生取义之理。富贵，所欲也，不去仁而成名，亦君子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非道不处之理。推之凡事，莫不皆然”。理寓于一切欲望的取舍之中：“不为酒困，是酒中之理;不淫不伤，是色中之理;不辞九百之粟，是财中之理;不迁怒，是气中之理。”从人性中流露出的欲望是人的自然要求，实现这种要求也就产生了理。这就是说，天理是客观事物的一种规律。陈确的观点无疑是与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大相径庭，是完全对立的。陈确的“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思想，带有从根本上否定程朱理学用天理吞没人欲的封建伦理教条的意义。它在政治上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解放作用，在哲学上有引导人们从虚幻中解脱出来，去重视现实，即以现实作为思维材料的启迪作用。

(5)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从出
陈确认为，人欲是人性的表现，人欲和天理是统一的，为此他提出“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从出”的命题。这里是说，人的饮食和两性之交都是欲望，这种欲望是合乎义理，亦即天理的。陈确指出，如果人不吃饭，人怎能生存，如果男女不交，哪有人类，又何谈人性?因此说，无欲不合人性，不合义理。陈确充分肯定人的自然生理欲求，并把它当作人类生存延续的基本条件，他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欲即天理”。他批评佛老的禁欲主义，是灭绝人类，是“杜天下万世之祸本”，因此他“咬牙嚼齿曰，和尚、道士、尼姑、道姑必不可做，男女之欲，血肉之味决不可绝。”。当然，也不能纵欲，只能寡欲。其界限是：“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所谓“恰好处”，即是“发乎情，止乎理义”。陈确的寡欲主张，同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无欲”主张相比，就社会意义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对程朱理学“去人欲”的否定。并且，陈确承认人欲、人性(义理)的客观基础，具有唯物论倾向。但是，他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人欲的合理界限，这是因为他把人看成自然的人，而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决定着人们的欲望及其实现的界限。

(6)五伦悉是情种。
陈确此语出自《与刘伯绳书》。所谓“五伦”，也称“五常”，封建宗法社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这里的“五伦”，也可以泛指各类人、所有的人。此句之意，即所有的人都有情欲。陈确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张，认为人具有人欲，这是天理天性，是普遍存在的，七情六欲更是人皆有之，即使圣人也如此。他说：“圣人之心无异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圣人之所欲也”。他还认为，如果一向没有情欲，那末也就没有天理存在，因为人欲和天理是并存的，情欲和人性是统一的。情欲是人性的具体表现，情欲为天理所融合。鉴于此，陈确认为“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止有过不及之分，更无有无之分”。这就是说，人的情欲有强弱之分，没有有无之别。陈确的“五伦悉是情种”的思想，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说教的批判，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雷蒙·钱德勒

雷蒙·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1959年3月26日），生于芝加哥，在英国受教育。1896至1912年同他的英国母亲一直住在英国。在英国的报纸和周刊上发表了一些早期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英国和加拿大部队服役。战后他为美国几家石油公司工作，30年代开始在庸俗杂志上发表描写犯罪的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酣睡》(1939，并在1946和1979年拍成电影)出版后，被公认是一位不平常的犯罪题材小说作家。他用顽强的城市“硬汉派”风格进行创作，这种风格是有名的侦探小说作家达希尔·哈米特所建立的。他的主人公菲利普·马洛是一位有道德的人，对他所生活的十分腐败的社会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其他小说有：《别了，亲爱的》(1940，并在1944和1975年拍成电影)、《高窗》(1942)、《湖中夫人》(1943;电影，1946)和《长久的再见》(1953;电影，1973)。《谋杀的简单艺术》(1950)包括了十几篇较短的作品并附有评论。1943年他开始写电影脚本，作品有《加倍赔偿》(1944)和《火车上的陌生人》(1951)。

钱德勒是美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以侦探小说步入经典文学殿堂，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家。钱德勒为T.S.艾略特、村上春树、加缪、钱锺书、尤金·奥尼尔、奥登等作家所推崇，被西方文坛称为“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以“硬汉派”风格提高了侦探小说的文学品质。村上春树曾说过他毕生的目标是写作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钱德勒合二为一的小说。

侦探小说的模式是在美国建立的，同样也是在美国被颠覆的，这便是推理史上的“美国革命”。这场革命促成了侦探小说和犯罪小说的分野。尽管可以追溯到1923年卡罗尔·约翰·戴利（Carroll John Daly，1889-1958）的《三枪特里》（Three Gun Terry），但是美国革命兴起的根源乃是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穷困、不幸加上美国社会暴力日益增多。这时期产生了一批有着和黄金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思潮的作家。他们大都从廉价杂志起家，笔下的侦探并不全能，他们相信武器的力量，都堪称铮铮铁骨的硬汉，因此被称为“硬汉派”（Hard-Boiled School）。其中最著名的大师是达谢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和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莫厄特

罗伯特·巴尔曼·莫厄特（R. B. Mowat 1883年9月26日-1941年9月1日）苏格兰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于1928年被任命为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欧洲著名的外交史学者，现代外交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一生中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和欧洲历史的书籍，范围从古代世界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出生于爱丁堡，死于坠机。

陈之遴

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海宁陈氏是浙东的名门望族。陈之遴的父亲陈祖苞年青时致力于科举，一心想光宗耀祖。他对儿子自幼便寄予了厚望。万历四十一年(1613)，陈祖苞考中了进士。而陈之遴在科举道路上较其父亲更胜一筹。崇祯十年(1637)，陈之遴经会试、殿试，高中榜眼(一甲第二名进士)，得授翰林院编修。

陈之遴出仕之际，明王朝已似日薄黄昏，国势不振。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军闯入关内掠扰，连陷河北衡水、武邑、枣强、高阳等地，继而南下山东境内。第二年春，清军押解着虏掠的大批人口、牲畜、金银宝物，顺利出关东归。崇祯皇帝对此大为震怒，决心查办一批失职官员。结果，时任顺天巡抚的陈祖苞被下狱治罪。为了援救父亲，陈之遴上下疏通关节，东奔西走了一番。后来，他得知崇祯不打算宽恕这一批获罪官员，事情已难以挽回，便在心中开始了紧张的盘算。为避免受父之累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他备下毒药，竟毒死了被囚禁在刑部牢狱中的陈祖苞。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未满足他的心愿。很快，朝廷宣布了陈祖苞的罪名，并将陈之遴罢官，对其永不录用。陈之遴可谓算尽了机关，仍落得戚戚惶惶。不久，他狼狈地护送父亲的灵柩离京返回了乡里。虽然他有着出众的文采，但轼父避祸的行为已使他声名狼藉，京师及家乡的人对他的人品都极表不齿。

明、清鼎革的风云翻卷不停。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紧接着，清军蜂拥入关，重创了大顺军，迁都于北京。与此同时，江南以及从北京南逃的部分明朝官绅推举福王朱由崧即帝位，建立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第二年年初，明潞王朱常奉旨移居杭州。听到这个消息，闲居在家的陈之遴怦然心动。自罢官返乡之后，陈之遴一直留心观察时势，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此时，他认为前去投奔潞王将可能给自己带来希望和转机。正在他收拾行囊准备启程的时候，潞王收到了一份揭帖。揭帖上尽是些贬斥陈之遴品格的言辞。潞王是个庸碌无为的人，但由此也对陈之遴产生了鄙视之感。眼看去不得杭州，陈之遴只好另觅出路，转走南京。这年五月，弘光小朝廷任命他为左春坊左中允，让他去福建主持考试。然而，陈之遴又有了新的打算。再度出仕以来，他目睹了弘光政权的种种腐败景象，认为其绝不能支撑危局，前景可虞。于是，他并未南下福建，而是匆匆折回家乡，蛰居简出，以静待变。

陈之遴对弘光政权的判断并不错。他刚刚离开南京，清军就渡江攻了过来，弘光小朝廷倾刻间土崩瓦解。五月底，朱由崧在芜湖被清军擒获。随后，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相继被攻陷。到了年底，虽然部分明鲁王的军队仍在浙东与清军对峙，但陈之遴已完全丢掉了明室可能中兴的想法，认定清继明而立乃是大势所趋。清政权在江南收纳、任用了大批南明降官，更使陈之遴感到鼓舞。他下定了决心，向清闽浙总督张存仁上表投诚。他对张存仁表示：自己的父亲当年因丧师失地而被明朝廷处死，从那时自己就与明朝结下了仇怨。如今前来投诚，不仅是感召于清的大义，也有图报家仇的因素。清顺治三年(1646)，清朝方面让他去北京朝见。在北上途中，他去拜见了担任招抚江南总督的洪承畴，劝说洪承畴派人挖掘明孝陵，泄尽明朝的秀气。洪承畴是降清的明朝大员，对明朝有着一丝故国之情。另外，他从安抚江南民心的角度考虑，认为掘陵是过当之举。因此，他没有采纳陈之遴的意见。消息传开，一些明朝的遗民评沦道，洪承畴至少人心尚存，而陈之遴简直是天良丧尽，毫无人心可言。陈之遴对这类指责并不理会。他写下了“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的词句，表明自己已幡然醒悟，从清不移。

顺治四年(1647)正月，陈之遴抵达北京，授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负责纂修史书。八月，他又以原衔兼任礼部右侍郎。当时，清朝廷上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党争之风。汉族官员主要分为北方籍官员居多的北党和南方籍官员占主流的南党。南、北党大多是故明官员，他们在明末的党争中拥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他们降清后仍没有消除。顺治五年(1648)，清朝廷设置汉人六部尚书，南党代表人物陈名夏出任吏部汉尚书。他在铨选官员时一般偏爱江南籍人士，以扩大南党的势力。而他对陈之遴并不陌生。明末在江南参与社局活动时，他就认识了陈之遴。两陈既是江南故人，便再次走到了一起。顺治六年(1649)九月，陈之遴被加上了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同陈名夏一样，陈之遴也得到了总揽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并积极奔走于多尔衮左右。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突然病故。第二年，顺治宣布亲政，清除了一批多尔衮的心腹亲信，但他对多尔衮擢用的汉官并未大动干戈。陈之遴在仕途上再进一步，出任礼部尚书。这年五月，御史张煊参劾陈名夏结党营私，将陈之遴也牵扯了进去。在会审过程中，两陈得到了吏部满尚书谭泰的大力袒护，最终被判无罪，而张煊反被处死。八月，陈之遴晋为太子太保。

顺治九年(1652)春，陈之遴登上了宰辅之位，被任命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又充任了殿试读卷官。可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并不稳固。此时，谭泰已获罪被处死，陈名夏也被革去了官职，陈之遴依倚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因此，虽名列显要，陈之遴却表现得相当谨慎。在参与审讯重犯李应试时，他不愿涉足过深而授人以把柄，遂自始至终保持缄默，听任其他官员去审理定夺。他私下里讲：“若皇上立即将李应试法办倒也罢了，倘若李应试没被处死，他以后必定要找我的麻烦。所以，我索性保持沉默！”五月里，都察院阿拉善等人上疏指责陈之遴心地奸恶，说他曾追随陈名夏，又曾阿附多尔衮，要顺治予以惩治。顺治看过奏疏，觉得其中牵扯汉官太多，就暂时没有追究。清政权一向重视维持与藏传佛教领袖的友好关系，借以加强对蒙古族、藏族的控制。这年九月，顺治准备亲自到边外会见五世达赖喇嘛，遭到陈之遴和大学士洪承畴的反对。他们并未正面劝阻，而是举出“太白星与日争辉、流星入紫微宫”方位的天象和大江南北的旱涝灾情，希望顺治能三思而行。经过斟酌，顺治决定改在京师会见达赖，并下谕表扬了陈、洪，说：“你们以贤能而受命襄理机务。嗣后，你们仍要大胆指陈政事，即便提出了错误的建议也没关系。”到了年底，陈之遴却又受到了顺治的告诫：要崇尚方正，不能循私渎职，否则必将受到严惩。

顺治十年(1653)，陈名夏复出，被任命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正月底，他入宫觐见顺治并捎回顺治的口谕，要陈之遴注意汲取审理李应试一案的教训，遇事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而不发表意见，以后有所见闻应马上陈奏。听到顺治的批评，陈之遴连忙上疏认罪。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奏称，象这种察言观色的人恐怕不足以重用。顺治见陈之遴已有了悔罪的表示，倒也没有大做文章。不久，顺治将陈之遴调任户部尚书，观其自新。四月里，在朝的满汉诸大臣因议处前总兵任珍杀害妻妾案发生了意见分歧。刑部等衙门的满族大臣主张将任珍论死籍没，陈名夏、陈之遴等28名汉族官员则联合上疏表示了异议。这种情况使顺治颇有触动。在他看来，陈名夏、陈之遴等人显然是在党同伐异。于是，他下令各部官员云集午门外，对陈名夏、陈之遴等人议罪。陈之遴本被议成死罪，后经顺治宽减，被削去了两级官衔，罚俸一年，仍供原职。

陈之遴不乏才学，对时政先后提出过一些有见地的建议。清初，赋役制度十分混乱。所谓“正赋”的额数并不高，但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如耗羡、养廉、浮收、杂徭等等。除附加税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巧立名目，任意私派。百姓在繁杂、沉重的赋役之下叫苦不迭。担任户部尚书后，陈之遴提出，地方各州县每年应先统计来年的钱粮，向纳税百姓颁发“易知由单”，在上面列出正赋、杂税、本色、折银等项，标明应征的总额，届时再照此征收赋税。这样，可以减少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另外，他还主张统计出贪官污吏额外征收的钱粮，按其赃物轻重治罪。可以说，他对整顿赋役制度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一段时间里，因漕运管理不善，北上的漕粮连年都有亏空。为此，陈之遴建议应设置专官管理漕粮，杜绝漕粮常被领运兵丁侵蚀的现象。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八旗武装则是其藉以打天下、定天下的根本，因此旗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优待。若旗人犯法，普通地方官吏无权过问，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量刑的标准也很灵活。陈之遴并不反对旗人拥有特权，但他认为审理旗人罪犯的体系应进一步完善。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他提议参照相关条文，订立旗人罪犯籍没家产、降革世职的律例，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不久，他又提出了营务三策：一曰修举农功。请在各旗内选择一位有才干的大臣，让其率领二三名谙习农田水利的官员巡阅本旗土地，召集土著民户，修筑沟渠坡堰，讲求蓄泄，以备旱涝。一曰宽恤兵力。汉兵耗费经费不少，而朝廷有急总是调用八旗征战。嗣后，请敕各省督抚、提镇对所辖将士全部按照八旗兵法训练，加强管理，提高军事素质，使得八旗可以养威息力。一日节省财用。请制定满洲兵民典例，凡遇吉凶诸事务从俭约，毋过奢华，则月节岁省，自然可致丰饶。这几点意见也得到了朝廷的采纳。

顺治对汉官结党是十分厌恶的。他表示，如今朝廷中不少人在结党营私，攀求富贵。对这种行径，要用严法加以惩治。他又曾对左右表示：朕并非不知道陈之遴有结党营私的行为，但要借重他的才学，所以一直任用他。朕对他时常训导，是希望他能够改过效忠。”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陈之遴又被授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此前，在一些朝廷旧臣及北党官员的打击下，陈名夏背负结党营私、蛊惑人心等罪名身败名裂，被处以了绞刑。北党中的冯铨等人日益得势，在朝廷上下呼风唤雨。对陈名夏之死及南党的失势，陈之遴心中不快，可又无可奈何。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顺治在南苑召见了陈之遴，问：“朕不计较你以前的过失，又加以任用，并且屡次对你提出告诫，你可曾向别人提及朕的话语?你的行为可曾有所改观?”陈之遴回答：“皇上教导于臣，臣怎敢不思悔改?只是臣才疏学浅，不能仰报皇上的恩典。”这次谈话过去后不久，左都御史魏裔介对陈之遴提出劾参，指责其在皇上诘问时不自白结党之私而力图洗涤，却只以“才疏学浅”来塘塞，良心已昧。魏又例举陈之遴嘱托礼部尚书胡世安保荐庸劣知县沈令式为知府一事，指称陈之遴植党循私确有事实。三月，户科给事中王祯又上疏弹劾陈之遴以权谋私，任意妄为。王祯称，陈之遴在南苑被皇上召见后不闭门思过，却于次日跑到灵佑宫游逛，逍遥恣肆，罪不容诛，应重加处分。广东道御史焦毓瑞也劾奏陈之遴循私背公，滥举沈令式，应连坐置罪。顺治见到这些奏章，令陈之遴据实回奏。陈之遴回奏时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同时也为自己做了辩解。他表示，南、北人士各有其亲疏远近，自己并未肆意结党。顺治对他的态度很是不满，遂令吏部严加议处。吏部提出的处理意见是：革去陈之遴的官职，永不叙用。顺治对此做了改动，将陈之遴以原官发到盛京(今沈阳)居住。当年十月，顺治念及陈之遴效力多年，又令其回京到旗下效力。

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陈之遴贿赂宫内太监吴良辅的事情遭人揭露。吴良辅是顺治宠信的太监，陈之遴与之亲近自然有着路人皆知的动机。随即，经审讯得实，陈之遴被拟为斩首。顺治谕令免去他的死罪，改为革去官职，籍没家产，与老母、兄弟、妻子一道流徙盛京，康熙六年(1667)，陈之遴死于流徙地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境内)。

菲尔丁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年5月3日—1754年10月8日），英国戏剧家、小说家。生于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附近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军官。幼年时,曾跟一位牧师学习。13岁进入伊顿公学学习,受到良好的经典文学的教育。1728年去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系学习,并兼攻法律。两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中途辍学。1730年他来到伦敦,开始为剧院编写剧本。在回到英国以后的7年之中,他一共创作和上演了25部戏剧,其中有喜剧、笑剧和小歌剧等。他的主要剧本有《作家的滑稽》(1730)、《大姆指汤姆》(1730)、《悲剧中的悲剧》(1731)、《现代丈夫》(1734)等。他的所有的剧本都是讽刺统治阶级的荒唐生活和攻击社会政治的黑暗。1734年11月28日,他和夏洛蒂·克雷道克女士结婚,随后迁往东斯图尔特居住。1736年他重返伦敦,和《大蒙兀儿英国喜剧团》经管干草市小舞台。他把这个小舞台作为评击社会罪恶的讲坛。1737年5月,政府就警告他,不许在舞台上议论政治。6月,国会通过《戏剧检查法》,禁止讽刺时事喜剧上演,并封闭了大批戏院,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剧本上演权利,扼杀了他的戏剧创作。这样,他就被迫结束了自己的戏剧创作生涯。

菲尔丁被迫放弃戏剧创作以后,为了寻找糊口之计,便于1737年进入伦敦法学院,攻读法律,1740年毕业,取得律师资格并参与法庭审讯工作,但他从事文学的热忱并未稍有减退。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撰写了各种文章,包括政治性小册子和一些杂文,创办过《战士》杂志。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些乡绅、牧师、时髦仕女、律师、流氓等人物的速写,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作了准备和提供了素材。

菲尔丁由戏剧而改写杂文又由杂文而改写小说。从1742年2月他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安德鲁传》发表,以迄1754年逝世为止的12年中,他一共写了4部长篇小说。除《约瑟·安德鲁传》外,其他的三部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39—1740)、《汤姆·琼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阿米丽亚》(1751)。由于他生活经验丰富,观察力深刻而敏锐,语言生动多采,他的小说不但充满了生活气息,而且富于战斗性。1744年他的妻子夏洛蒂逝世。1747年11月,他和前妻的侍女玛丽·丹妮尔结婚。1748年,他任西敏寺治安法官,1752年又被任命为西敏寺代理司法官。他在任职期间的同时,还编辑《修道院花园杂志》。

由于紧张的工作和经常的贫困,以及不规则的生活,他的健康日见损坏。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告下,他于1754年8月携家去葡萄牙里斯本休养·病中他还写了一本最后的遗作《里斯本航海日记》(在他死后于1755年出版)。他在里斯本住了两个月,终于在1754年10月8日逝世,并被安葬在那里。 菲尔丁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继承了阿里斯多芬、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和斯威夫特等人的优良讽刺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讽刺文学,给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等以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200多年来一直为全世界广大读者所欢迎。

徐訏

徐訏[xū]（1908年11月11日－1980年10月5日），香港作家。号伯訏。笔名有徐于、东方既白、任子楚等。男。浙江慈溪人。5岁即被送到学校住宿,备尝孤独的滋味。1931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转入心理系肄业。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33年开始写散文和小说,最早投稿《东方杂志》并予发表的是收在《阿拉伯海女神》中的几个短篇。大学毕业后由北京到上海,开始创作生涯,作品以散文为主。在此期间,他投稿到《论语》杂志,得到主编林语堂的赏识,从此成为知己。1934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徐訏受聘任编辑,1935年又任《宇宙风》半月刊编辑,此外还任《天地人》半月刊及《西风》月刊主编。1936年秋,徐訏赴法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成名作《鬼恋》就是在这时写的,发表在1937年1月及2月号的《宇宙风》上。留学翌年,抗战爆发,学业未竟,回到上海,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在此期间,为了生活,他卖稿给《西风》杂志和《中美日报》。《吉普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抗战时期风靡大后方的小说,都是在这时写成的。1942年后,他辗转到重庆,写下长达50余万言的小说《风萧萧》,这本书一纸风行,成为1943年最畅销的书,当时重庆有人把1943年称为“徐訏年”。1942、1943年,徐訏在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授。1944年,被《扫荡报》聘为驻美特派员。他一面为报纸写稿,一面还写了许多诗,这些诗部分收在《轮回》和《鞭痕集》等诗集里。1946年由美国回到上海,1950年在香港定居。50年代曾创办《幽默》,专登杂文小品,还先后创办创垦出版社、《笔端》半月刊、《七艺》月刊,并编《新民报》副刊。在港期间除专心从事创作外,一直在各大学教书。1960年应林语堂之邀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6年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浸会书院教书,1970年后任浸会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次出席国际笔会及汉学会议。1975年与他人发起成立香港英文笔会并任会长。徐訏一生著作等身,被称为全才作家。他博古通今,周游世界,对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均有精深的研究。1980年在香港病逝时留下近两千万言的遗著。30年来,特别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徐訏创作的丰收期。这时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江湖行》、《彼岸》、《时与光》,短篇小说《鸟语》、《期待曲》、《私奔》、《痴心井》、《后门》,杂文《三边文学》(《门边文学》、《场边文学》、《街边文学》),文艺评论《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散文集《思与感》等。台湾中正书局于60年代出了《徐訏全集》18卷。徐訏的作品,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艺批评,都有相当高的素质,是海外作家中较突出的一位。他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所呈露的浪漫主义情调,小说的环境往往充满浓厚的异国风情和强烈的地方色彩,像画幅般展示在读者眼前。《荒谬的英法海峡》中浪漫的爱情故事就是发生在梦中的英法海峡某地,这是一个极富幻想色彩的乌托邦。另外,性格特殊的人物在徐訏小说中比比皆是,《鬼恋》中的“女鬼”,《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精神病患者白蒂,《鸟语》中的白痴芸芊,他们不平凡的命运和奇异的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们特殊的外形和精神面貌给人的印象也是深刻难忘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则经常是荒诞的,不现实的,但却深深地吸引人。徐訏的散文处处闪烁着幽默的光辉,透露出睿智的哲理思想,语言流丽、晶莹、澄澈,富于魅力。他的诗歌则既有散文的自由美,又有格律的音乐美,和谐活泼,错落有致,由于深受象征派的影响,他还善于渲染一种浓厚的诗意气氛以传达出游丝般难以捕捉的情调。

扎米亚京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1884.02.01—1937.03.10），白银时代作家。 苏联作家、造船工程师。是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文学具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之一，以其风格独具的民间口语叙述文体和幽默讽刺的笔墨驰誉文坛。

扎米亚京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坦波夫省列别姜（目前隶属利佩茨克州），距离莫斯科300公里（186英里）。他的父亲是东正教牧师和学校校长，母亲则是音乐家。扎米亚京在1922年回忆说“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孤独的孩子，没有同年龄的同伴，他的母亲演奏肖邦时会跑到钢琴下面。” 

1902年进入彼得堡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两次被流放。叶扎米亚京毕业后，担任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工程师。1912年，扎米亚京发表了《外省小城》，备受文学界关注。1914年创作了《老远的鬼地方》却遭查禁。

1916年，他被派往英国监督破冰船建造，住在泰恩河畔新堡一段时间。 

扎米亚京后来回忆说“我在英国建造船舶，看过城堡废墟，听过德国齐柏林飞船投掷炸弹的重击声，并创作《岛民》。我很遗憾没有看到二月革命，只知道十月革命。这好像我从未谈过恋爱，但是在一个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结婚十年了。” 

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1917年秋，他回国追随高尔基投人革命后的文化建设工作.

扎米亚京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编辑几种刊物，并编辑杰克·伦敦、欧·亨利、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其他作家的俄语翻译作品。扎米亚京最初支持十月革命，但反对紧随其后增加的审查制度。

他的作品越来越讽刺苏联共*党。虽然他支持他们的思想，但之后扎米亚京逐渐反对他们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审查制度。扎米亚京在1921年散文中写道“我很害怕，真正的文学只能依靠狂人、隐士、异端、梦想家、叛乱分子和异议分子来创作而存在，而非通过政府官员，但。” 1920年代，这种态度使他的地位遭遇困难。1923年，扎米亚京安排小说《我们》的手稿走私到纽约市。之后《我们》被翻译成英语，于1924年出版。

然后，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在1927年走私俄文文本给斯洛尼姆（1894-1976）、布拉格的俄罗斯流亡期刊和出版社编辑。扎米亚京与西方出版商的交易引起苏联政府大规模挞伐他。因此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在家乡被列入黑名单。

《我们》经常被视为针对苏联极权国家的政治讽刺，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看法出现。赫胥黎在1962年写给克里斯托弗·柯林斯的的一封信说，赫胥黎创作《美丽新世界》是受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反乌托邦小说的影响。《我们》在1994年获得自由意志论者未来主义协会普罗米修斯奖。 

扎米亚京也创作一些短篇小说，内容包含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讽刺、批判。有些故事情节与英国作家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作品非常相似，他的作品于1917年前曾3度于俄罗斯出版。 

扎米亚京的不少作品如《岛民》《我们》和《洞窟》等均可归入科幻小说之列。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给读者的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

李翱

李翱（772年—841年）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赵郡人。韩愈之弟子。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作文崇尚气质。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806)，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者重其学而恶其过激，故久不提升。李氏以为史官记事应“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反对“务于利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元和十五年(820)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后迁礼部郎中。李氏不得显官，抑郁无所发，见宰相李逢吉，面斥其过，李乃表为庐州刺史。后入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后因谬举柏耆使沧州军前宣渝事，左授才府少监，又出为郑州刺史等。文宗大和八年(834)，征为刑部侍郎，次年转户部侍郎，又转检校户部尚书，充山南东道节度使。终卒于镇，谥曰文。李翱的思想深受佛学影响，在人学思想方面，他认为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也只是其中的一物，人与禽兽的区别是因为人有道德之性。人之本性为善，不善者乃情所为，所以，李氏倡导“复性”。他的人学思想，表述在题为《复性书》的上中下三篇中。李翱的著作被编为《李文公集》，有《四部丛刊》本等。

(1)人之异于禽兽者在道德 李翱的人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人性理论中，而他对“人”的定义，即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则以道德为介定的标准。他说：“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乎哉?”这是说，人与万物同为宇宙间的“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人与万物的区别，就是人有道德之性。他认为，人与万物均“受一气而成其形”，但“一为物而一为人”，可谓人之为人，“得之甚难也”。由此他感叹人生在世，“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这是说，人除了仁义道德之外，与禽兽的区别微乎其微，因此既生为人，就应专心一意地致力于大道(仁义道德)，而不应“肆其心之所为”，以致于“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李翱强调人与其它生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这是中国人学的传统说法，也是中国人学特重道德教化的重要原因。

(2)性善情邪 在人性理论上，李翱坚持孟子以来的性善观。认为“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有善性。在通往圣人的道路上，人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其目的是教人忌嗜欲而归之于性命之道。嗜欲来之于情，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项。性无不善，而情有善有不善。但总的看来，他认为：“情者，妄也，邪也”。所以，人所有的不善行为，均来之于情。情与性虽有不同，但二者相依而存。他说：“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住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这就是说，无性则情无所生，即情由性而生;但是性并不能单独表现自己，而是通过情来明示自己的存在。情的产生，是由于心的思虑。如果心寂不动，明照一切，情自不生，则邪思自息。他说：“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不动，邪思自息。”这是说，情动而嗜欲爱憎之心生，生而有妄有邪。但邪与妄，本来是没有的，是无所因的，其产生，在于各种情欲的相互冲激。所以，李氏心目中的最佳状态是，“妄情灭息，本性清朗，周流六虚”，这就是他所谓的“复性”状态。与情相比，性是脆弱的。情一旦昏灭，性则匿而不见，这并不是性之过错，而是情之七项循环而交来，使得性不能充实。一旦情不作，性才会充实起来。所以，根据李翱的看法，性并无主动性，人要想发挥性之善，必须先控制情之发动。李翱对人性的论述，为宋明儒学对人性的阐述开了先河。

(3)复性息情的修养论 佛教有一套成佛的理论，因此李翱认为，儒家也应有一套成圣人的理论。佛道二教成佛成仙靠修炼，李翱则认为要成为圣人，则靠修养。既然人有性有情，而一般人其性又为情欲所浸染，所以只有消除情欲，本性才能恢复，此即以人性为清净，情欲为污浊。因此“情之动不息，则不能复其性”，把清净本性看作是仁义道德的基础。这种“复性息情”的说法，实际上是受了佛教人性论的影响，并有禁欲主义倾向。那么，如何复性，如何息情?李翱认为，“不思不虑，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在李翱看来，不思不虑只是“复性息情”的第一步，只有这一步还不行，因为这只是斋戒其心而已，“犹未离于静”。在他看来，“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因此，必须做到“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就是说，心进入一种绝对空寂状态，连“不思不虑”的想法也不能有，这才能达到“复性息情”的境界。李翱这种“动静双离”的思想，正是吸收了禅宗“以无念为宗”的修养论，成为宋明理学的先躯，并成为由佛教唯心论过渡到宋明道学唯心论的中间环节，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4)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 李翱力主复性说，但他并不认为人人都能复其性，在他看来，能复其性、尽其性者，只有圣人。因为圣人知人性之善，并能“循之而不息”，故曰，“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与圣人相对的是百姓。在李氏看来，性乃天之命，圣人得之而不惑，情乃是性之发动，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即溺于情而不知情之本乃是性。圣人并不是无情者。圣人寂然不动，不往而致，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而未尝有情，亦即有情皆为适中之情。反过来讲，百姓亦非无性者。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并无不同，只是百姓之性为情所昏，为情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终身不自睹其性。总之，圣人之性皆善，可以循环不息，而至于圣。凡人之性犹圣人之圣，其所以不能自睹其性，是为嗜欲好恶所昏之故，并不是性本身出了问题。李翱从性与情的角度对圣人与凡人作不同的区分，也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创新，但他却明确地将此问题作了阐述。

(5)论命 对人生际遇的看法，李翱基本上继承了儒家的观点，但有所发展。他不同意用“命”来限制人的道德自觉性，认为人的富贵贫贱皆由人自身的道德行为所决定。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生富贵，有求之不得，有不求而得，得与不得，皆由命定。李氏反驳道，如果循其术，由其道，虽有千乘之禄，立诸卿大夫之上的高位，我将受而不辞。这并不是贪，而是利于己者少而利于天下者多。这样一来，又哪里能算得上是命呢?也有人认为，富贵尽在我以智巧求之，与命无关。李氏对此的驳斥是，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虽一饭之细犹不可以接受，况且是大富大贵呢。这并非是廉洁的表现，而是不利于人而贼害于道之故，跟智巧又有什么关系呢?总之，富贵贫贱与命并没有什么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君子之道(即仁义道德)。李翱强调道德在人生际遇中的作用，比早期儒家的天命论前进了一步，这是其人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易卜生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挪威剧作家。生在希因一个破产商人家庭,16岁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在格里姆斯塔得一家药店当学徒。易卜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激励下开始写作,1850年完成第一个剧本《卡蒂利那》,表现出要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自由思想。同年来到首都克里斯蒂安松(今奥斯陆),想要进入大学深造,但未能如愿。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在《工人团结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资产阶级市侩,同时发表独幕剧《勇士墓》,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1852年，易卜生应聘为卑尔根民族剧院的编剧，写了历史剧《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上演于1855年，出版于1857年)、抒情剧《苏尔毫格的宴会》(1856)、《赫尔格伦的海盗》(1857)。1858年任克里斯蒂安松挪威剧院的艺术指导，先后写了《爱情的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易卜生对资产阶级市侩的揭露，引起资产阶级报刊对他的围攻。

1864年，易卜生愤然出国，先后侨居意大利的罗马和德国的德累斯顿与慕尼黑。他在意大利写了诗剧《布朗德》(1866)和《彼尔·英特》(1867)。这两部作品都具有象征性的伦理意义，表现了知识界的朦胧追求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70年代初，易卜生写了许多政治诗和历史题材的哲理诗，以及历史剧《凯撒和加里列亚人》(1873)。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期是易卜生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他陆续发表了《社会栋梁》(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著名的社会问题剧，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从80年代中期起，易卜生创作中的战斗精神开始削弱，他的思想中悲观主义情绪有所增强。1891年，经过27年的国外侨居生活之后，易卜生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一生的最后20年里写了《野鸭》(1884)、《罗斯麦尔霍姆》(1886)、《海上妇人》(1888)、《海达·加勃莱尔》(1890)、《建筑师索尔奈斯》(1892)、《小埃欧尔夫》(1894)、《约恩·加勃里埃尔·博克曼》(1896)、《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等剧本。

易卜生的创作是欧洲戏剧发展一个新的阶段，它本身在50年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重大变化。早期的剧本《卡蒂琳》响彻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回声，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卑尔根时期的创作是在所谓“民族浪漫主义”（即挪威式的浪漫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个时期的剧本多取材于古代挪威的历史和民间传说，在对古代英雄的歌颂中激发着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60年代后半期的诗剧多采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向高处去”的模糊号召。从《社会栋梁》起，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剧本称作社会问题剧，基本主题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外表的宁静与其内在的不稳定之间的矛盾。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海尔茂家庭的幸福和安逸原来不过是一种布景而已，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是这位“正人君子”的利己主义以及给妻子娜拉造成的痛苦。易卜生的这些社会问题剧针对着生活中存在着的尖锐社会问题，通过对典型的人物和事件的剖析，从根本上推翻了公认的道德标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活秩序的不合理。剧本的论争性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中，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易卜生晚年在尖锐激烈的现实冲突面前感到绝望，在创作中流露出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有的剧本表现出象征主义的特征，有的则接近于新浪漫主义。

易卜生为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和创造新的戏剧艺术奋斗了终生。他的戏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精神危机的条件下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世界剧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文通

蒙文通（1894年10月16日—1968年8月1日），本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四川盐亭人。著名经学家、历史学家。少治文字、目录之学,兼习清儒经解。1911年入成都存古学堂,受业于著名经学大师廖平、刘师培。后又游学南京,从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习佛法。还问故于章太炎先生。转益多师,终成大家,邃于经学,精研子史,沉潜释老,而归本于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和上古史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掌教职,历教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40年代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生平著作数十种,已公开出版的主要有:《古史甄微》、《经学抉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儒学五论》、《巴蜀古史论述》、《越史丛考》等书及论文多篇,巴蜀书社辑为《蒙文通文集》(1—6卷)陆续出版。创立中国上古民族、文化可分江汉、海岱、河洛三系统,其经济、文化、学术亦因之而互异,就诸子论,纵横、法家乃三晋北方之学;道家如老、庄及词赋如屈、宋并是南方之学;六经、儒、墨之流,则东方邹鲁之学。又论周秦两汉学术之变曰:秦之所行尽法家言也,孔孟所述则周制也,而汉代经师之说,则非周解秦,乃儒生之理想也。(《秦之政俗》)其于佛学,撰著《中国禅学考》、《唯识新罗学》,探讨达摩前二十六祖说之不可信;历考玄奘后,窥基、圆测所传唯识学之不同,皆能寻源究委,深为佛学研究者所赏。又谓墨学渊源于晏子,墨学为东夷之教;儒墨互争,最后竟自合流,《尸子》即墨儒合流之典;三墨即东方之墨、秦之墨者、南方之墨云云,皆发前人所未发。又有《漆雕之儒考》、《浮丘伯考》、《杨朱学派考》、《略论黄老学》、《法家流变考》、《道教史琐谈》诸文,皆能就其一节,详加考辨,宏论独多。自谓五十岁后于象山之学有所醒,而对宋明理学诸多命题,启蔽发微,创获不小,故有《理学札记》及《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等作。其佚言佚行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版)。

溥杰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曼宁第七子第一代醇亲王奕譞之孙,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第二子,苏完瓜尔佳幼兰所生,末代皇帝溥仪胞弟,生于北京什刹后海北岸醇王府。隶正黄旗满洲。字俊之,号次雄,英文名威廉,日文名清水次雄,在日期间曾用名金秉藩。幼从师于府中“任真堂”学四书五经及诗作。民国8年(1919),奉命至紫禁城毓庆宫伴读汉文。12年,与瑾妃侄女唐怡莹结婚,停伴读,任内廷行走。18年(1929),东渡日本,入贵族学校学习院。22年,学习院高等科毕业,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24年(1935),以优异成绩毕业士官学校,获日本陆军大臣授予银表一只,伪满洲国驻日大使赠予军刀一把。26年,关东军命伪满国务院公布“帝位继承法”。为增进“日满亲善”,与日本贵胄嵯峨浩成婚。任伪满治安部参谋司科长、中校高级科员、陆军军官学校中校队长。34年 (1945) 8月8日,苏对日宣战,奉命辞去军职,任侍从武官,携眷出逃。“八·一五”日本投降,同溥仪等由通化飞到沈阳,日本为履行投降条件,作为“礼品”,在沈阳候机大楼,将溥杰等交与苏方,押经通辽、赤塔,转囚伯力战犯收容所。1950年7月,被引渡回国,先于哈尔滨而后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1960年,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刘少奇主席特赦令,宣布特赦,予以释放。1961年,任北京景山公园园林管理处树木管理队队员。1962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任出席五届人大上海市代表,自此,先后出任六、七、八届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圆明园学会顾问。1988年,应辽宁民委之邀,参加大连服装节,离大连,与四弟溥任往祭盛京三陵。与本家族书画家50余人,捐赠书画300余幅,以供对外开放之恭王府修缮费用,获文化部颁赠证书及纪念品。1972—1992年,多次出访日本。1991年,参加欢迎日皇明仁、皇后正田美智子访华活动。将历史上日本侵华的关系,形容为“两夫妻吵架”,遭全国政协委员、旅港名画家黄永玉的怒斥。1994年2月,因患前列腺癌,引致并发症,病逝于首都医院。女儿嫮生为感谢党和国家对其亡父之关怀,特委托“政协”将大部分遗产捐献给国家,6800元国库券捐给希望工程基金会,将珍藏上千种书籍送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庋藏。主要著作有《溥杰自述》、《溥杰诗词选》、《溥杰自传》等。

陈序经

陈序经(1903年9月1日～1967年2月16日)，字怀民，著名学者。1903年9月出生于文昌县清澜镇瑶岛村。在乡村私塾启蒙,10岁随父亲往新加坡,就读于新加坡7年制的育英学校。他父亲祖国意识、民族观念较强,不愿儿子继续接受殖民教育,安排陈序经小学毕业后返国学习。

1920年,17岁的陈序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岭南中学,因为他考试成绩突出,学校破格录取他读初三。上高中后,还没毕业,他又于1922年以同等学力考进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就读。由于宗教原因,两年后他转入复旦大学,改学社会学。从小学到大学所应受的教育,陈序经只用11年时间已全部完成。在1925年至1928年间,陈序经又获得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于1928年受聘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陈序经遵其父“一不做官,二不做生意”的家训,潜心研究学问。他认为,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学知识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只有到各国实地学习考察,才能较深刻理解该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在他婚后不久又自费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社会学,1923年学成归国继续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34年, 他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 担任经济研究所教授兼该所主任。在这期间,他全面规划该所的研究课题和发展思路, 对该所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南开大学一度遭到日军炮轰,遂迁往湖南长沙,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同建立临时大学,后又因日机轰炸,三校再迁往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搬迁过程中,陈序经和广大师生一起,艰苦跋涉,爬山越岭,过江渡河, 筹划建校, 组织上课等等, 在艰苦的环境中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也分开重建,陈序经于1946年出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和经济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在这期间,他曾多次到越南、柬埔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作实地调查研究,写下多篇有关东南亚方面的学术论文。其中《扶南史初探》一文发表后, 曾引起柬埔寨有关人士的重视。50年代, 当时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时,他的秘书曾提出要会见陈序经。西哈努克亲王的秘书告诉陈序经, 书中所载的史实, 有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1948年至1952年,陈序经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在任期间,适值广州解放前夕,有人唆使陈序经到台湾或香港,陈序经婉言拒绝,并出面挽留了一批暂时滞留在广州的著名专家学者在岭南大学任教, 为解放后祖国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还反对将岭南大学迁往香港的议论, 表现了一个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强烈感情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建国后,陈序经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和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自1956年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设 “东南亚古史”课程以来,至1964年他调离中山大学之前,8年间,他黎明即起,笔耕不辍,几年间每年完成一部东南亚国家的古史著述。他的一生刻苦勤奋、在学术上成就卓著,著有东南亚各国古代史等20多种,是我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学专家。他晚年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为 《泐史漫笔——西双版纳历史释补》。这是他在1964年访问西双版纳搜集到有关历史(即西双版纳的历史)的书籍和材料后,研究认为这些材料有某些矛盾与错误之处, 才动手写成这一颇具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

陈序经于1967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64岁。他的遗著由于得到海内外各界友好鼎力支持和资助,已于1991年在香港九龙文化出版服务公司主持下,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取名为《东南亚史研究合集》,全书共120万字。端木正教授在此合集的序言中指出:“当时陈氏行政工作繁忙,又经历各次政治运动,而仍有如许科学研究成果, 其专心致志, 献心学术之精诚, 堪为后学楷模。”

陈序经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由于贡献较大,被选为全国二、三、四届政协委员,广东省一、二、三届政协委员。

康熙

康熙帝（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代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年号康熙，死后庙号为清圣祖。他是清世祖顺治帝的第三子。顺治十八年(1661)，世祖病危，遗诏八岁皇子玄烨嗣位，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鳌拜恃功骄横，视康熙如无物，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反对朝中任用汉臣等一系列封建化过程。康熙六年(1667)亲政，欲除掉鳌拜。1670年，暗结内大臣索额图等人智捕鳌拜，诛其余党，夺回大权。随后，康熙推行了一系列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的政策。

在巩固国家统一方面，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的叛乱;接着派兵攻入台湾，消灭郑氏政权，并派兵驻守，管理台湾;1688年，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平定了13年的叛乱，加强了西北边疆的管理;在东北，两次雅克萨之战驱逐沙俄入侵黑龙江的侵略军。派索额图、佟国纲赴尼布楚同沙俄谈判，指示黑龙江流域领土“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于鄂罗斯”，终于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尊严。

在经济建设方面，面对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下令永停圈地，把明藩王所占田地归原主耕种，同时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奖励垦荒，减免钱粮，整顿赋役制度，废除匠籍，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些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还非常重视兴修水利，治理河患，六次亲自视察黄河，任用靳辅、陈潢治理黄河。在巩固中央集权方面，设立南书房掌票拟谕旨，加强了皇权。

在文化方面，他一生苦研儒学，提倡程朱理学，编纂《朱子全书》。1678年开“博学鸿儒科”，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开《明史》馆，下令撰修《明史》以继华夏正统文化;组织人力编纂《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书;对自然科学，如数学、水利、测量等均有涉猎。康熙强调“惩贪奖廉”，严惩贪官污吏，奖励清廉之士。在巩固思想统一方面，屡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反清思想，枉杀了许多文学名士。六次南巡，耗费糜多，有害国计民生。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于行猎时突然病发，不久即逝。康熙的一生为加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为发展封建经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张登桂

张登桂（越南语：Trương Đăng Quế，1793年—1865年），字延芳，号端斋、广溪，越南阮朝权臣。嘉隆年间及第，明命年间充当绍治帝等皇子的师傅，得到明命帝赏识，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机密院大臣，封绥盛男，绍治朝升为文明殿大学士，嗣德朝升为勤政殿大学士兼辅政大臣，晋绥盛郡公，权倾朝野，位极人臣。

张登桂祖籍河静省河清府石河县。后黎朝永祚五年（1623年），远祖张登长迁居阮主控制下的广义府平山县。从张登长开始，子孙多在阮主政权中任职。西山起义爆发后，广义府成为西山朝领土。张登桂的父亲张登朴受西山朝中亲友举荐，先后担任慕华知县和和义知府。嘉隆元年（1802年），阮福映复国后，张登朴继续担任广义知府。

西山景盛元年（1793年），张登桂出生。嘉隆十八年（1819年），张登桂参加乡试，考中直隶场举人，是广义历史上第一个举人。

明命元年（1820年），张登桂初授礼部行走，从此踏上仕途。后升任编修。因为学识渊博，被任命为皇子直学，不久又擢升侍读，教导明命帝的年长皇子阮福绵宗、阮福绵定、阮福绵宜、阮福绵宏、阮福绵安等人。后升任尚宝少卿，管理文书房事务。明命十一年（1830年），任工部侍郎，充办阁务。又改礼部，充任各省教职主考。明命十二年（1831年），擢户部参知，兼管武库，不久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印篆，充机密院大臣。

明命十四年（1833年），黎文?在南圻藩安省发动叛乱，农文云则在北圻高平省发动叛乱。张登桂为叛乱，日夜筹画。明命十六年（1835年），叛乱被扑灭，张登桂因功加太子少保衔，并成为会试的主考。明命十六年（1835年），任南圻经略大臣，整顿田土，修缮各省地簿，并大力各地盗贼。张登桂回朝复命时，明命帝赐张登桂一对金鱼形，寓意两人君臣和谐，犹如鱼水相得。不久，张登桂擢升协办大学士，仍领兵部尚书充机密院大臣。

明命十七年（1836年），清华省有土匪滋扰地方，张登桂任经略大臣前往土匪。匪患平息后，张登桂又建议在当地增设常春州，改定区划，方便管治。明命十九年（1838年），张登桂兼管国子监，充会试场主考，又充殿前读卷。明命二十年（1839年），因担任南圻经略大臣期间勘察田地，增设关津，朝廷增加了三倍财税收入为由，晋封绥盛男（越南语：Tuy Thạnh Nam／綏盛男），并兼管礼部印篆。

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张登桂董理孝山万年吉局，与裴公宣一起，负责设计明命帝陵寝孝陵。十二月，明命帝逝世时，令张登桂为辅政大臣，辅佐绍治帝。绍治帝继位后，升张登桂为署文明殿大学士，加太保衔，领兵部尚书，充机密院大臣。绍治元年（1841年），绍治帝和张登桂讨论镇西城存废，张登桂认为一旦弃守镇西城，就不能保全河仙省，所以不能弃守。如今停止在镇西城用兵是一件难事，只能慢慢料理，不能操之过急。同年（1841年）大计，绍治帝准张登桂实授文明殿大学士，并兼充国史馆总裁，负责编纂《大南实录》。

绍治二年（1842年），绍治帝北上河内，接受清朝册封。张登桂充御前大臣。绍治帝回到顺化后，晋封张登桂为绥盛子（越南语：Tuy Thạnh Tử／綏盛子），同时赏赐一枚垂缨攀龙附凤一项金钱、三十两银子和一个御用大金刚玉帮指。绍治四年（1844年），张登桂因病请假，绍治帝每天遣使者前往张登桂住处慰问，并赏赐药方药材。同年（1844年）八月，荫授张登桂长子张登柱为翰林院承旨，张登桂上疏请辞荫授，绍治帝不许。张登桂于是请求录用河仙镇总兵鄚天赐后代，彰显鄚氏开辟河仙的功劳。这一建议被绍治帝采纳。

绍治六年（1846年），张登桂再次生病，绍治帝派黄济美前往探问，要张登桂在家安心养病，不要勉强自己办理公务。不久又以张登桂长子张登柱尚皇四女安美公主。绍治七年（1847年）六月，张登桂晋封绥盛伯（越南语：Tuy Thạnh Bá／綏盛伯），并获赐“顾命良臣”玉牌一块。不久又充任总裁，编纂钦修《绍治》。同年（1847年）九月，绍治帝去世，遗诏命福绥公阮福洪任继位，以张登桂、武文解、阮知方、林维浃等人充辅政大臣。

嗣德元年（1848年），嗣德帝擢升张登桂为勤政殿大学士，晋封绥盛郡公（越南语：Tuy Thạnh Quận công／綏盛郡公）。同年（1848年）八月，西洋商船运来价值161267盾银子的货物，张登桂连同六部尚书上疏反对朝廷出资购买该批物资。他认为，“今以有限之农功，易无穷之远货，岁岁不知几万”，将使百姓陷入饥寒交迫的地步。嗣德帝对此大为赞赏，赏赐张登桂一枚大项飞龙金钱。嗣德三年（1850年）大计，嗣德帝嘉赏张登桂一面“三朝硕辅”金磬。不久，张登桂上疏乞休，嗣德帝慰留不许。嗣德五年（1852年），张登桂与武文解等人上疏请求解除辅政大臣一职，嗣德帝不许。同年冬天，张登桂等人再次请求解除辅政大臣一职，方获准许。

嗣德八年（1855年），张登桂再次以年老请求致事，嗣德帝再次不许。不久张登桂再上疏，请求解除兵部尚书和兼管钦天监两个职务，只留国史馆总裁，负责钦修《大南实录》，并充经筵讲官和机密院大臣，给当嗣德帝老师和顾问。嗣德帝也不许。嗣德十三年（1860年）九月，张登桂再请求致事，认为法国入侵南圻三年，自己身为兵部尚书，对击退侵略者一筹莫展，不能再在朝中任职。嗣德帝要求张登桂继续留任，但普通事务不再由张登桂处理，重大事务则必须先报告给张登桂，询问张登桂的意见。嗣德十五年（1862年），张登桂再请致事，嗣德帝依然慰留，但准许解除兵部职责。张登桂再次上疏，请求将自己降为尚书衔，褫夺郡公爵位，仍以伯爵身份留在京中担任顾问。嗣德帝不许。张登桂又请求只领一半俸禄，嗣德帝勉强答应。同年（1862年）十一月，张登桂七十大寿，嗣德帝赏赐御制诗一首，同时赏赐大量器物。

嗣德十八年（1865年）二月，张登桂病逝，寿七十二岁。嗣德帝辍朝三日，追赠他为太师，赐谥文良。嗣德二十八年（1875年），附祀于世庙第七案。

著作

张登桂有《广溪文集》传世。

家庭

妻妾

张登桂有二妻四妾：

先室裴氏香

正室一品夫人尊女氏玉梨，福隆公阮福昇之女

如夫人阮氏特

如夫人陈氏德

如夫人吴氏得

如夫人黎氏杏

子女

张登桂共有十二子九女：

张登弘，早卒

张光柱，裴夫人生，驸马都尉，袭封绥盛侯，尚安美公主阮福徽柔

张光憻，一品夫人生，任辅政大臣

张文悌，一品夫人生，任兵部左参知

张光恬，一品夫人生

张登懏，早卒

张光愉，一品夫人生，任翰林院编修，商办广义省务

张光悦，黎氏杏生，任翰林院供奉

张登惧，早卒

张登惇，早卒

张登愫，早卒

张登憪，早卒

张氏恩，裴夫人生，嫁按察使阮调

张氏恕，裴夫人生，嫁从善王阮福绵审

张氏清，阮氏特生，嫁郎中尊室谦

张氏妆，一品夫人生，早卒

张氏点，一品夫人生，早卒

张氏盘，阮氏特生，嫁广宁郡王阮福绵宓，后改嫁户部尚书黄文选

张氏禹，陈氏德生，嫁协管邓德萃

张氏延，嫁延年社人百户潘某

张氏娴，早卒

参考资料

《大南实录》正编列传二集 卷二十一、二十二 张登桂传（上、下）

《张族世谱》

梁方仲

梁方仲（1908年7月19日—1970年5月18日）现代中国史学家。原名嘉官,笔名方翁、畏人、方中等。广东省番禺县人。1926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后转经济系，1930年7月毕业得学士学位。1930年9月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1933年12月毕业，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34年2月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史组工作，直到1948年底。读书期间，专攻明代田赋史，1933年8月发表论文《明代鱼鳞图册考》，除利用正史、实录等基本材料外，还利用大量地方志的材料，论述了明代鱼鳞图册的由来、内容和作用，并阐述它与黄册的关系。此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仁井田升称它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并摘引了文中不少论点作为与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专家清水泰次进行商榷的论据。1936年，发表论文《一条鞭法》，“导论”扼要地综合明前期赋法和役法的基本点，剖析它的崩溃过程和原因，“本论”详细地列举了明代中叶各地施行一条鞭法的各种形式，指出了这种新税制的基本特征。这篇论文于1937年为日本《历史学研究》杂志译载。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此文和另文《释一条鞭法》一起编译为英文，列为《哈佛东亚丛刊》第一种在美国印行。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费正清特为英译本写了前言，给予很高评价。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先后发表了《明代银矿考》等十多篇论文，对明代田赋史又提出了一些创见。1942年被提升为研究员，并被聘为同济大学兼职教授。194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考察研究，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员两年。1947年回国，仍任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并任中央大学兼职教授。1949年担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1952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56年起，集中全力把几十年积累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专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于1980年8月出版。这部著作为人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田地和赋税并作为借鉴观察现代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数据和为使用这些数据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主要论文有《明代鱼鳞册考》(1933年，《地政月刊》，第8期)、《一条鞭法》(1936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4卷第1期)、《明代银矿考》(1939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1期)、《释一条鞭法》(1944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七卷第1期)、《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1951年，《社会经济研究》，第1期)、《明代一条鞭法年表》(1952年，《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试论隋代经济高涨的原因》(1956年，《历史教学》，第12期)、《十三种〈食货志〉介绍》(1980年，《历史研究》，第4期)。

窥基

窥基（632年-682年），亦称“大乘基”、“灵基”、“慈恩大师”。唐代僧人。中国佛教法相宗创始人之一。据《宋高僧传》卷四、《佛祖统纪》卷二九、《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五,出身鲜卑族,姓尉迟,字洪道,唐左金吾卫将军尉迟敬宗之子,开国将军鄂国公尉迟敬德之侄。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九岁丧母,十七岁出家,奉敕为玄奘弟子,原住广福寺,后移住大慈恩寺,从玄奘学习梵文和佛教经论。显庆元年(656),应诏参加玄奘译场,后从事著述。二十八岁劝玄奘编译《成唯识论》,并作述记,详加解释。又从玄奘学因明学。大力敷演。龙朔元年(661)玄奘主译《辨中边论》、《辨中边论颂》、《二十唯识论》,后译《异部宗轮论》、《阿毗达磨界身足论》等,窥基笔受,除《阿毗达磨界身足论》外,都作述记。是玄奘晚年最重要的门徒。还著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杂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金刚般若经会释》、《法华经玄赞》、《弥勒上生疏经》、《佛说无垢称经赞疏》、《大乘法苑义林章》等多部,号称“百部疏主”。追随玄奘先后住慈恩、西明、玉华等寺。玄奘去世后,仍常住大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其所传玄奘之学,与圆测等颇有不同,一般视为法相宗正宗。其在此宗中的独特主张,集中在对“五种姓”的解释上,认为佛性有理、行二种,理佛性众生皆有,行佛性有五种姓差别,其中一种为“阐提”,而“阐提”(无姓)亦有三种,其中有一种是永远难以接受佛教者,有一种永不接受涅槃的菩萨,因而与华严宗等主张有异。有弟子慧沼撰《成唯识论了义灯》,多记窥基与圆测的义理分歧处,弟子义忠著《百法明门论》,略称《百法忠疏》被认为是法相唯识学的简要读本。关于窥基的传闻颇多。曾游五台山、登太行山,至太原,由此为《弥勒上生经》造疏。又东行博陵,讲《法华经》,《法华经玄赞》当作于此。每行,以三车自随,前乘经论,中乘自御,后乘家妓女仆食馔,故语曰“三车和尚”。亦是弥勒上生信仰者。

坎农

沃尔特·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 1871.10.19－1945.10.06)，美国生理学家。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1897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0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96年当他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时,就根据著名生理学教授鲍迪奇(Bowditch,H.P.)的建议,应用当时刚发现的X射线,对消化管的运动情况进行了观察。他在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前一年即任该院动物学讲师,毕业后转为生理学讲师,1902年晋升为助教授;由于他出色的教学能力,于1906年继退休的鲍迪奇担任乔治·希金森(George Higinson)纪念讲座教授,此后领导该生理系36年之久,直到1942年退休。坎农在消化管方面的工作,详细描述了吞噬和胃的蠕动过程,不同食物由胃进入十二指肠的时间,以及幽门的控制和小肠的蠕动等,这些研究都总结在《消化的机械因素》(The Mechanicalfactors in Digestion,1911)一书中。在研究消化管运动期间,坎农注意到实验动物在情绪兴奋时常出现胃肠运动的抑制,这促使他进行了强烈情绪激动影响机体功能和疾病状态的研究,注意了交感神经系统在体内所起的作用,他在1911～1915年期间提出了交感神经系统“应急”功能的概念,并主张肾上腺髓质只在疼痛、寒冷、情绪紧张时、缺氧和外伤等紧急状态时才大量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英国生理学家贝利斯(Bayliss,W.M.)等合作,从事创伤性休克的研究;他最初着重于休克时酸中毒的治疗,后来证明酸中毒是由于休克时组织血液灌流不足所致。这方面的工作总结在《创伤性休克》(Traumatic Shock,1923)一书中。战后坎农又转入交感神经系统功能的研究。1921年,大约在洛伊证明迷走神经通过化学介质影响心脏活动的同时,坎农以去神经的在体心脏为观察指标,发现刺激支配肝脏的神经可引起去神经心脏的跳动频率加快,并发现此效应在切除两侧肾上腺后仍然存在。这一发现被认为可以与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洛伊的实验相媲美。坎农对于交感神经系统功能的观察,逐渐导致他提出一个后来在生理学中广泛被使用的概念——稳态(homeostasis)。在延续近十年的工作中,他发现自律神经系统的功能在于使体内液体环境保持在某种恒定的状态。这被认为是伯尔纳关于内环境恒定概念的一个发展。关于稳态的概念,坎农在《躯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1932)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目前,稳态一词已发展成为近代生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指机体整体以及体内某一功能系统、器官甚或一个细胞或细胞器在各种调节和控制机制作用下所保持的功能和结构上的动态平衡,是机体或任何一个有生命系统的根本特征之一。在三十年代,坎农和罗森布卢兹(Rosenblueth,A.)等合作,在神经作用的化学传递方面作了重要的工作。他们在1937年提出,交感神经末梢可能释放两种称之为交感素(sympa-thin)的物质,一种是兴奋性的,一种是抑制性的,后来经人证明,这实际上就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坎农除积极从事科学活动外,还关心社会和政治。他曾在1935年到中国,在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 他还曾热情声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斗争;他和同时代著名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有密切交往,同情苏维埃革命。

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于山东聊城。父亲傅旭安1894年中顺天府举人，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傅六岁入塾，九岁失怙，曾随母姓，取名李永，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

1908年冬，傅斯年随同乡进士侯延塽(雪舫)去天津。侯原为傅旭安的学生，傅斯年得侯的帮助，于次年春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后，于1913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秋升入本科国文门。时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中新旧各流派并存，傅斯年先服膺章太炎，后转向胡适。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傅斯年读后十分钦慕，即撰写《文学革新申义》投刊《新青年》以响应。同年7月，胡适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传播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傅斯年对之心折，从而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

1918年夏，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子水等人在北大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请胡适任顾问。《新潮》月刊在筹办中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支持，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创刊，傅斯年任主任编辑。该刊追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是当时全国主张文学革命的著名刊物之一，影响颇广。他在该刊连续发表了《新潮发刊趣旨书》、《人生问题发端》、《去兵》、《万恶之源》、《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以及《怎样做白话文》等文，同时也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学术，赞扬西方学术思想，声称愿引中国学术“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以“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甚至一度认为“将来无穷的希望”，都要靠“俄国式的革命”“做引子”，“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5月4日那天，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及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细心策划”，力求使这一行动成为“有纪律的抗议”。他随同学生队伍前往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递交了声明书，当愤怒的群众高呼着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家去”的口号，欲前往外交部和赵家楼之后，他认为群众行动“过急”，竟出面进行劝阻。群众不顾他的阻拦，直奔外交部，并火烧了赵家楼，他感到无法控制，愈加怏怏不乐。随后，他不断受到激进同学的反对，曾与同学发生互殴，因之就不再进北大学生会了。5月底，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见学生们仍在坚持罢课，即对傅斯年、罗家伦说：“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希望傅斯年等在同学中发生影响，劝导学生复课。傅斯年与罗家伦等遂在北大学生中发起签名运动，主张将北大迁往上海，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制止北大学生的爱国活动，结果无效。从此，傅斯年政治热情冷却便回到书斋，专心准备毕业考试去了。

同年夏天，傅斯年在北大毕业后，返回山东参加官费的留学考试。9月，他于出国留学的前夕，在《新潮》月刊发表了《新潮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赞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新潮社员应专心读书，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

1920年1月，傅斯年得山东省官费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习数学、物理等课程，以求获得科学方法的训练。1923年秋转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以及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等著作，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了兴趣。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翌年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4月，又接替鲁迅兼中文系主任。他在历史系和中文系讲授《尚书》、古代文学史等课。同年秋，该校创设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创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他兼所长及《周刊》主编。历史研究范围是：文籍校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语言所研究范围是：汉语、西南语、中亚西亚语、语言学。他提出：“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把历史语言所办成一个科学性而又能在国际学术界站得住脚的研究所。他在《周刊》上发表了《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傅斯年与朱家骅联名写信给李石曾、吴稚晖，赞扬他们的“清党”反共。

翌年春，蔡元培奉派筹办中研院，邀傅斯年协助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11月，该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他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延揽了一批国内第一流人才，一时称盛。在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中，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一分货”等口号，主张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他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规定的任务是：“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之企业。”他的这些治学观点与方法，是承袭德国流行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传统，认定“历史学就是史料处置学”，引导治史者专注史料的发现与考订。他认为考古要去田野工作;语言学要调查方言;其后对民族学也相当重视。傅反对“国故”，反对疏证，主张只要把材料整顿好就行了。这期间，他发表了《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周颂说》等研究古代史的论文。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亦随之抵平。是年秋，他兼北大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同时还多次前往安阳指导和视察殷墟的发掘工作。安阳殷墟经过十年的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性命古训辩证》两部著作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傅斯年在“国事讨论会”上，主张借编著史书以唤起国际的重视。他和蒋廷黻、萧一山、方壮猷、徐中舒共同编写了《东北史纲》，用历史材料证明东北自古属于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曾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参考。同时还和钱穆等编写《中国通史》。

1932年，胡适组织独立评论社，傅斯年、蒋廷黻被邀参加。5月《独立评论》周刊出版，傅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拥护蒋介石。但在“拥蒋”的前提下，在对日侵华问题上，他却与胡适有某些差别，表示赞成抗日。1933年6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他对胡适此文不满，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1935年冬，萧振瀛召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开会，兜售对日妥协的主张，傅斯年在会上斥责萧振瀛间接替日本招降，严正表示反对“华北特殊化”。1934年3月至1935年12月，他先后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了《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睡觉与外交》、《中日亲善?》、《一夕杂谈》、《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文章，对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加以揭露，也批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要求南京当局“应当严定不可再让的界线以对国家”。对汪精卫实行的“对日经济提携”，他指出“乃是中国灭亡的速路”，要求认清“日本的广田外交，不要再上大当”。

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南迁，但傅斯年仍留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并照顾其他兼职，时常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1936年春，他辞去北大及其他兼职，举家移居南京，全力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务。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对张、杨进行讨伐。翌年春，傅斯年兼代中研院总干事。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傅斯年应蒋介石电召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和国防参议会，对和战问题提出了一份《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书》，主张坚决抗战。翌年4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他以无党派代表被聘任参政员。其后，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期间，他写成《中华民族革命史稿》一书，论述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特性，强调中国民族复兴的关键在“政治有方，领导得人”。同年，傅斯年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等人生活奢侈，任用亲信，身兼多职，皆不胜任。

1940年以后，傅斯年一再表示要“遁入学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但他仍时时跳出书斋表示政见。他曾在参政会上多次要求严惩贪官污吏，并就财政问题质询财政部长孔祥熙，建议蒋介石整刷政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斯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将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扩大成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不久，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傅往南京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复员工作。

傅斯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经著文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1946年2月，他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支持国民党的反苏运动。3月，蒋介石请他任“国府委员”，他表示愿以“在野之身，为国努力”，予以谢辞。1948年，他又在美国进行反共游说，同时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非将共产党打垮不可。”是年8月，他从美国回到南京，眼见蒋介石在军事上接连惨败，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陈布雷、段锡朋相继服毒自杀，自己也悲观绝望，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时常准备蓄安眠药。曾对陶希圣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同年，他任中研院院士、“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1月，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图书文物迁台，并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李宗仁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前往北平举行国共和谈时，他致书李宗仁反对，谓“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在台大校长任内，傅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为校训，以“平淡无奇”为教育理想。在施教上重视基本学科，于大学一年级设国文、英文、数学三委员会，聘请真才实学者任教授，自己常到课堂听课。还充实台大图书馆等，力图实现改革高等教育的理想，将台大办成一个学术中心。

1950年4月，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傅斯年反对军警进校抓人，谓“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他拼命”。当时台湾社会大动荡、大混乱，人心浮动，许多人纷纷想离开台湾。傅斯年决心与海岛共存亡，表示“台湾是我们复兴的基地”，要“归骨于田横之岛”。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突发脑溢血病逝。

江绍原

江绍原（1898.02.10～1983.09.11）,中国现代比较宗教学家、民俗学家。安徽旌德人。曾在上海沪江大学、北京大学学习,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专业,1923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武昌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教授,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研究员,教育部、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编纂,1956年后,任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审。是我国民俗学运动开拓者之一,曾任1927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主席,是30年代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发起者之一。曾在《语丝》、《京报副刊》、《鞭策周刊》、《贡献》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民俗学文章,专著有《乔答摩底死》(1920)、《发须爪》(1928)、《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5)等,译著有《实在论大旨》(1923)、《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1932)等多种。1927年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设《迷信研究》课,1930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礼俗之研究》,均为创举,蜚誉当时学术界。为我国早期民俗学运动研究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

汪国垣

汪国垣（1887年—1967年3月12日），文学家、学者。字辟疆,一字笠云,号方湖,又号展庵。江西彭泽人。1912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22年任江西心远大学教授。1928年改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又改为南京大学)教授。直至病逝。学识渊博,尤精于诗学,《近代诗派与地域》诸文论近代诗家多有创见,并保存不少资料。对陈衍所选《近代诗钞》颇有批评。早年为诗受陈三立影响,效法黄庭坚、陈师道,而后转益多师,上溯杜甫、李商隐、韩愈,旁及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陈与义,合唐人情韵、宋人意境为一,风格苍秀明润,并颇有反映国事之作。为文取法晋宋,骈散兼行,语言凝炼。原有诗集20余卷,存诗1400余首,另有日记百余册,惜大多被毁。弟子程千帆辑其所余诗文、 日记为《汪辟疆文集》。另著有《中国诗歌史》、《目录学研究》等。

卡夫卡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小说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父亲是百货批发商。他从小受德语教育，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半官方的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他从中学开始爱好文学，后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性格上充满矛盾，有很多弱点，这就使他难于从压抑和麻痹着他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但看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他一生处于孤独、苦恼、傍徨、自怨自艾的矛盾之中，他把自己的创作视为“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描述”。他曾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和尼采美学思想的影响，也接受中国的老庄哲学。他去世前曾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遗稿全部焚毁。但他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却把他的著作陆续全部整理出版，30年代出了6卷集，50年代出了9卷集。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上引起巨大反响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在研究者中引起热烈的争议。西方读者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所谓“现代人的困惑”;他们也从卡夫卡小说的多解性中，去认识自己和人类社会。卡夫卡流传下来的短篇小说共有78篇，其中著名的有《判决》、《变形记》、《在苦役营》、《乡村医生》、《中国长城建造时》、《饥饿艺术家》等。从主题思想上看，这些小说可分为4类：(1) 揭示社会现实的荒诞、非理性，人的自我存在的痛苦和原罪感。(2)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迫害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3) 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许多是小人物)找不到出路的孤独、苦闷情绪和无能为力的恐惧感。(4) 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反对异族侵略，在某些方面还反映了对祖国、对犹太民族的失望情绪。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更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揭示了一个无形中折磨着人的“异化”世界。《美国》写一个名叫卡尔·罗斯曼的青年，因受中年女仆的引诱而被父母逐出家门，来到美国。他处处受人利用，又被人抛弃，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他总是个孤独者。《诉讼》(一译《审判》)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主人公约瑟夫·K突然被宣布逮捕，但是没有罪行和罪名，并且仍让他上下班，依然自由行动。K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事实上他总不能忘怀，内心压力越来越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他打听消息、托人情，请律师写申诉，精神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后来教堂神甫给他讲了个“在法的门前”的寓言，他最后低头服从，被人处决。小说通过荒诞的情节和K的命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道本质，及其“异化”现象。 《城堡》最富有卡夫卡的特色。主人公K是城堡请来的土地测量员，但城堡近在咫尺，他就是进不去。他用尽各种手段和办法，甚至把跟他联系的那个官员的姘妇也勾引过来，还是达不到目的。最后在弥留之际，城堡传谕，准许K在村中居住，但已无济于事。这部小说的解释很多，它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诸如封建专制压迫，社会等级森严，官僚腐化荒淫，机构庞杂无度，人间世态炎凉，等等，不过，它是通过“卡夫卡式”的形象塑造和多层含义的隐喻来表现的，小说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卡夫卡的小说具有象征性、荒谬性、冷漠性和意识流;在荒诞的框架下富有真实的细节，收到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他的创作同现代主义许多流派都能攀上亲缘关系。卡夫卡除了小说外，还写了大量日记和书信，也非常有特色，既是研究作者思想和生活的文献资料，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郭廷以

郭廷以（1904年1月12日-1975年9月14日）字量宇，河南舞阳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生。幼年入本乡初等小学。1915年转入乙种蚕桑学堂。1918年入开封省立第二中学。1920年转入南京高等师范附中。1923年入东南大学，1926年冬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史局秘书，继任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编译。1928年秋，任清华大学历史教员，一度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其后又任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及训导长，中央干部学校教授。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5年1月应聘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及所长。1968年7月当选爲“中央研究院”院士。1969年8月应邀前往夏威夷大学讲学。1972年12月退休。后相继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大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9月14日在美国纽约病逝。终年72岁。著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台湾史事概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概要》、《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清季)》、《郭嵩焘年谱》等。

黄宗炎

黄宗炎(1616一1686)，明清之际学者。字晦木， 一字立溪，学者称鹧鸪先生。浙江余姚人。与兄宗羲、 弟宗会，俱从学于刘宗周。崇祯中，以明经贡太学。 后会试不第，与弟宗会相约闭门尽读天下之书，然后 出而问世。清军南下，投身抗清斗争，事败专心著述。 其学术与宗羲略同，精通象纬、律吕、轨革壬遁之学， 尤长于《易学》。撰有《忧患学易》一书，内含《周 易象辞》19卷、《寻门余论》2卷、《图书辨惑》1卷， 因故居遭火，大多毁失。该书对“先天太极”之说， 尽力排斥，认为这是陈抟、邵雍的附会之作。将长期 以来学者对这一学说的怀疑揭示了出来。其学术著 作尚有：《六书会通》和《养晦》、《山栖》两部文集， 可惜均已亡佚。

沃尔特

沃尔特·艾利森·菲利普斯 (1864年10月21日-1950年10月28日)，历史学家，爱尔兰科克大学第一位莱基教授，1864年10月21日出生于英国刘易舍姆，是商人约翰·菲利普斯和简·菲利普斯 (阿特金斯) 的小儿子。 他在马盖特的一所私立学校 (1875-7) 和泰勒商学院就读，后进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1885年以历史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886年，他成为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一名学者，同年担任牛津联盟主席。 他放弃了在教堂工作的计划，回到德国学习绘画和音乐。 1901年，他出版了一本学校教科书《现代欧洲，1815-99》，并为《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撰写了许多历史文章 (1903)，他也是该书的首席助理编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为《泰晤士报》撰写了领导人，并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了文章，并于 1914 年移居爱尔兰，当时他被任命为爱尔兰科克大学现代史莱基讲座的首任负责人 (1914-39)。 同年晚些时候，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欧洲联盟》，获得了适度的赞誉。

虽然他很难适应爱尔兰的生活，但他不满1916年的起义和随后的革命事件，这对他没有帮助，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优秀的老师，在讲座中总是有趣和有趣。例如，本科生总是喜欢他讲述的关于普法战争的故事，他小时候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 1923年，他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爱尔兰的革命，1906-23》，这是专业历史学家对动荡时期的首次描述。 菲利普斯自认是一名坚定的工会主义者，他认为1916年的起义是叛国行为，支持处决，并对围绕这一事件创造的国家神话感到遗憾。 由于他对政府的同情，他可以完全接触到官方记录，其中许多记录在1922年被销毁，他充分利用了皇家爱尔兰警察局官员的机密报告。 尽管存在明显的偏见，但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菲利普斯在四十多年里一直是唯一一位全面评估起义的学者。在此之后，他成为《爱尔兰教会史》的编辑，该书共三卷（1933-4）。 1950年10月28日，他在伦敦去世。 他于1905年与凯瑟琳·比阿特丽斯·森内特结婚，他们没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