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耆年,字寿昌,后名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毕业后于1913年冬赴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的论著。1916年作《青春》一文寄上海陈独秀,刊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文章阐发了创造“青春中华”的强烈愿望,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站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前列。同年5月回国,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他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述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指出它与法国革命性质的不同。同年11月,他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情赞扬十月革命,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同年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配合《新青年》进行反封建斗争。他又协助学生组织出版《国民》、《新潮》等刊物。《晨报》副刊改组后,亦由他负责编辑。在他的推动下,于1919年5月1日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他积极参加和指导五·四运动,并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指出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号召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同年9月,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他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胡适为代表的攻击马克思主义、宣传改良主义的谬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他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商谈建党问题,并介绍去上海会见陈独秀。7月,任北大经济学教授,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10月,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帮助天津、唐山和济南建立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中共成立后,他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先后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至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1923年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次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他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回北京,建立北方各地国民党党部。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年底回国,领导北京人民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推翻北京直系军阀政府,召开国民会议。1925年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3月18日,领导北京学生、市民反帝爱国运动,遭北洋军阀政府仇视,被通辑。3月下旬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兵营,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受严刑拷问,但坚贞不屈。4月28日在绞刑架下慷慨陈词,英勇就义。时年38岁。遗著编为《李大钊选集》、《李守常文集》。

陆机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上海松江)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出身吴郡陆氏，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第四子。吴亡，居家苦学十年。太康末，与弟陆云俱入洛阳，大学者张华极为赏识，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俩名动一时，世称“二陆”。官历郎中令、尚书中兵郎、殿中郎，参与诛杀贾谧及其党羽的政变。赵王伦篡位，委任他为中书郎。司马伦被齐王冏等攻杀后，陆机被收捕入狱，几遭不测，靠成都王颖、吴王晏等保护而免于一死。齐王冏专权，陆机作《豪士赋》讽劝他，不听。陆机后被成都王颖任作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初，奉成都王之命讨伐长沙王，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等诸军二十余万人。在都城附近的鹿苑被长沙王击败。成都王听信谗言，疑陆机有异志，派人杀之，他临死感叹道：“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晋书·陆机传》)。博学有文采，好吟诗作赋，著论过于注重技巧，有形式主义倾向，刻意追求辞藻雕琢，忽视思想内容。较重要的作品有《赴洛道中作》、《文赋》等。时人极推崇他的诗文，赞其辞藻宏丽，张华即曾对他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流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同上)原有文集十四卷，已佚。宋人辑有《陆士衡集》十卷。

拉伯雷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4年2月4日~1553年4月9日），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作家、人文主义者。出生于法国希农城一个富有的地主和有名望的律师家庭。早年接受神学教育,当过修士。后学医学,曾任里昂天主教医院医师。这两种职业使他有机会接触并熟练地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他后来研究古典作品提供了方便,为他的文学创作创造了条件。拉伯雷对数学、医药学、考古学、天文学、植物学、法学、哲学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因研究这些被教会称为“异端”的学问,他遭到教会的迫害,多次逃亡国外,一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游历期间,他广泛接触欧洲各国人文主义者,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积极传播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猛烈攻击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他的名著《巨人传》洋溢着反封建反神学的热情。此书共5部,从1532年开始出版,曾被教会列为禁书。

长篇小说《巨人传》取材于通俗的传奇文学、笑剧、骑士故事及古典作品和意大利的文学作品。拉伯雷在小说中通过描写巨人高康大(又译卞冈都亚)及其儿子庞大固埃所受的教育和各种经历,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颂扬了资产阶级理想的新人和社会制度。

拉伯雷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诸侯杀害人民、掠夺人民财产的罪恶行径,批判了封建的司法制度。他讽刺挖苦法官们,利用特权,干尽坏事,到处搜刮民财,收取贿赂;他们审判案件不是依据事实,而是采用抓阄的办法,裁决谁有罪谁无罪。他无情地揭露和嘲讽经院教育的腐败。高康大心灵聪颖,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反而变得迟钝愚蠢、疯疯癫癫。这说明,经院教育不能启迪人的理性,给人新的知识,而只能是折磨人的身体,毒害人的灵魂。他还描述了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到处乞食的景象。

拉伯雷极力反对天主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提倡对世俗幸福的追求,痛斥教会僧侣是伪君子、假善人、老顽固、假正经,这些人口念禁欲之词,而实际上却淫秽不堪。他也反对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扼杀和对人力的贬低,认为宗教教会和神学教条贬低人力、扼杀人性、窒息科学,是对人类的最大威胁。与此同时,拉伯雷热情称颂人性的崇高和完善,颂扬人力的伟大。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巨人”,力大无比、才华超人,具有各种优良的品质,是资产阶级理想的人的化身。

针对基督教对人性的束缚和扼杀,拉伯雷明确地提出人性自由、个性解放的主张。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打碎“奴役性的桎梏”,自由自在地生活。拉伯雷还设计了“德廉美修道院”,在修道院里,废除了天主教会的清规戒律,抛弃了烦琐的宗教仪式。男女平等,人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修道院的整个生活起居,不是用法规、章程或条例来规定,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自愿和乐意。它的规则只有一条: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在这个绝对自由的环境中,似乎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全智全能、无所不精的人。拉伯雷的这些主张,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束缚,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强烈愿望。

安妮·勃朗特

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1820年1月17日－1849年5月28日），19世纪英国小说家、诗人，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由于各种原因，她在后世的名气远不如创作《简·爱》的夏洛蒂·勃朗特和创作《呼啸山庄》的艾米莉·勃朗特，几乎被人遗忘。今日的研究者认为不应只把安妮视作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小妹妹，安妮在文学史上占据自己独有的地位。

安妮出生于牧师家庭，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住于约克郡荒野中的小镇哈沃斯。安妮·勃朗特自少年时就和艾米莉·勃朗特一起创造了虚构国家冈达尔，以其为主题创作诗歌，后来开始用诗歌表达内心感情。1846年和两位姐姐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共同出版了诗集。她曾两次出外担任家庭女教师，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了小说《艾格妮丝·格雷》。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自幼受人宠爱的娇弱英国少女格雷因家道中落被迫外出，担任富人家的家庭教师，尝尽人间辛酸的故事。所以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为读者而写，不如说是为作者自己而作。小说如实反映了社会对家庭女教师这个群体的漠视和不公，呼吁提高家庭女教师的地位，关注孩子的早期教育。

1848年，安妮的第二部小说《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出版。小说使用了双重叙事结构，讲述了一名力图摆脱酗酒的丈夫和靠画画独立生活的妻子的经历，其中涉及了女性的独立自主，男性的酗酒、生活放荡、家庭暴力等恶习，和家长对孩子的恶劣影响这些超前于时代的主题。1847年安妮的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艾格尼斯·格雷》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同时出版。

泰加特

弗雷德里克·J·泰加特(FrederickJ.Teggart)（1870年5月9日出生于爱尔兰安特里姆郡贝尔法斯特—1946年10月12日逝世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爱尔兰出生的美国历史学家，致力于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和历史研究查询。

泰加特曾就读于贝尔法斯特卫理公会学院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889年赴美国；并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文学士，1894年）。他在该校教授历史和政治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19年成立了社会机构系，并担任系主任直至1940年。他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历史序言》（ProlegomenatoHistory）（1916年）和《历史理论》（TheoryofHistory）（1925年）中探讨了社会和历史理论。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泰加特以科学家的方式寻求通过比较的方式将孤立的历史现象（可确定日期的事件）与一般的现象联系起来。在《历史的进程》（1918）和《罗马与中国》（1939）两部著作中，他展示了欧亚大陆不同文化中同时发生的可记录事件之间的相关性。他认为由此建立的相关性本身就是历史事实，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分析。

邝露

邝露(1604-1650年)，字湛若，号海雪,。南海(广东广州)人。少聪慧，补南海诸生，多才艺，为人狂放不羁。学使曾试诸生以《恭宽信敏惠》为题，露制义五比，以大篆、小篆、隶、行草五体书于卷，学使不悦，列在五等，遂弃去。纵游吴、楚、燕、赵，京城诸贵人不为礼，而在江东一带颇为文士所推崇。阮大铖与之交好，后得知阮氏人品，致书与之绝交。邝露性格狂傲,负才不羁。他善鼓琴,精书法,且工诗。屈大均、朱彝尊、王士禛、汪琬等名人对他都十分推重,王士禛认为他是开广东诗派先路的诗人。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以事得罪南海县令黄某，欲罪之，弃家走粤西，为瑶族女土司云亸娘之记室，著《赤雅》以记其山川风土、仪物歌舞、战阵之制等，文字瑰奇藻丽，时人方以《山海经》。南明隆武帝时，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在永历帝朝为翰林，奉使广州，适逢广州为清兵攻陷，遂抱其古琴投水而死。

露工诗文，其诗早期多以山川风光为题材以寄托其孤傲高洁之襟怀，风格清丽超妙，即王士禛所云“有骚人之遗音”(《香祖笔记》)，亦如《明诗综》引沈山子所云“湛若诗镂金叶玉，以雕琢为工”，皆指其喜用富于色彩的词藻，类似《九歌》、《招魂》。此期代表作品如《洞庭酒楼》、《道明水望三十六峰》等等。其晚期作品以摅写亡国破家之恨为主，从中表现出与清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仇恨。如《长安梦》、《后归兴诗》、《浮海》等是此期代表作品。屈大均曾以委婉隐晦之语指出其后期作品有着充实而鲜明的政治内容：“为诗则忧天悯人，主文谲谏，若《七哀》、《述征》之篇，虽《小雅》之怨诽、《离骚》之忠爱，无以尚之。”(《广东新语》)如果说其早年诗只是形似楚辞的话，那么在明亡前后的作品则追求神似了。王士禛在《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评其诗云：“海雪畸人死抱琴，朱弦疏越有遗音。九疑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这正是从内容到形式皆肯定邝露是向屈、宋学习的。露论诗则注重音调，曾说：“诗贵声律，如闻中宵之笛，不辩其词，而绕云流月，自是出尘之音。”(转引自《广东新语》)著有《赤雅》三卷、《峤雅》二卷。其生平事迹散见于《楚庭稗珠》、《广东新语》、《静志居诗话》、《明诗综》及其后裔邝廷瑶所著《邝海雪集笺》。

奥尔丁顿

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年7月8日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1962年7月27日逝世于法国苏里-恩-沃斯）是一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他以尖锐、有时甚至暴躁的笔触，抨击他所认为的现代工业化文明中的虚伪。

在多佛学院和伦敦大学接受教育后，阿尔丁顿早期通过他的大量意象主义诗歌（见意象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13年，他与美国意象派诗人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1938年离婚）结婚。奥尔丁顿的贡献很难评估。他最优秀、最著名的小说《英雄之死》（1929）是《全民皆敌》（1933）的续集，反映了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的幻灭。在《上校的女儿》（1931）中，他如此直言不讳地讽刺虚伪的绅士风度和文学的珍贵，以至于两个借阅图书馆拒绝处理这部小说。然而，在他的长诗《卢森堡的梦》（1930）和《森林里的傻瓜》（1925）中，他以苦乐参半的浪漫主义，更加抒情地抨击了现代人的机械化。他对古希腊和拉丁诗人作品的翻译，展现了他对早期文明的热爱。他的回忆录《为了生活的意义》于1941年出版。

奥尔丁顿的批判性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包括《文学研究》（1924年）、《法国研究与评论》（1926年）以及伏尔泰、D.H.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和威灵顿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1955）是他最后出版的几本书之一，是对T·E·劳伦斯毫不留情的抨击。晚年，奥尔丁顿成为苏联的畅销书作家，在那里他庆祝了自己的70岁生日。《热情的朝圣者：理查德·奥尔丁顿写给艾伦·伯德的信，1949-1962》于1975年出版。

聂云台

聂云台（1880年10月8日-1953年12月12日）,名其杰,原籍湖南衡山,1880年10月8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五)出生在长沙。他父亲聂缉椝是曾国藩的女婿,当过上海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江苏、安徽、浙江巡抚等官职。聂缉椝在1890—1893年上海道台任内,其账房徐子静侵蚀的赃款中,有华新纺织新局股票四百五十股,计银五万四千两。徐被迫交出后,聂将其据为己有,因而占有这个企业股权的十分之一[1]。1904年聂缉椝任浙江巡抚时,凭借权势,又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在湖南沅江、南县一带洞庭湖滨取得淤田四万余亩,后来建成了“种福垸”大地主庄园。

聂云台是聂缉椝的第三子,1883年即随父住在上海。少年时延师就读,于1893年回原籍参加童试,考取秀才。此后,他跟随外国人学英语及电气、化学工程等,虽未入过正式学校,但于各学科皆有所通晓,操英语尤熟练。

华新纺织新局是洋务派所主持的官商合办企业,原为前任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人在李鸿章支持下于1888年筹办,1891年开工,聂缉椝任上海道后,曾参与筹办。开工头几年,营业情况较好,但甲午战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连年亏损,许多股东失去经营信心。1904年,聂缉椝任浙江巡抚时,不便出面经商,便指使其旧日亲信汤癸生出面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新,由汤任复泰总理,聂云台被派任复泰的经理。当时日俄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复泰租办华新第一年就获利九万两。次年,汤癸生病死后,复泰进行了改组,聂云台取得他父亲的同意,将复泰改组为聂家独资经营的企业,由他自己担任复泰公司总理,其弟聂管臣任协理。改组后的复泰,仍继续租办华新。这时聂家除已据有的股权外,经汤癸生生前又代聂家陆续收买了一部分华新股票,同时汤家一部分华新股票也被收买过来,遂一家占有了华新股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股权上占了绝对优势。

1908年底,复泰对华新的租期届满。当时纱业有利可图,华新其他老股东要求收回自办,而聂家则想独占经营,争夺激烈。聂云台便凭借聂家在股权上的绝对优势,召集华新的董事会议,迫使董事会同意全部厂产拍卖。开标结果,聂云台以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两银得标。但划除聂家应得之拍卖份额外,只需再拿出十万两左右,就全部占有了这个企业。

华新为聂家收买后,改名恒丰纺织新局,由聂云台担任总理,聂管臣任协理。初期,因沿用华新旧有机器设备,产量和质量都不高。为此,聂云台曾进行过一些技术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1909年,由聂云台亲自主持开办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废除了包工头制。特别是1912年率先将蒸汽引擎改为电动机,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恒丰也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到1918年底以前,聂云台没有及早地更新和扩充恒丰的生产设备,而是将利润所得投资在封建土地的经营上。恒丰的设备更新,是1919年以后的事。

“种福垸”大庄园是聂家经营的另一产业,它与恒丰的关系,像一对孪生兄弟,互为支援和调剂。在“种福垸”建立之初,因为筑堤排涝,继续收买邻近土地,需款甚巨,截止1915年,从恒丰汇往“种福垸”的资金不下六十万元。到“种福垸”工程完成有了收益之后,又反转来,以收益支持恒丰。“种福垸”东西长十六里,南北宽十里,分东、南、西、北四区,三百七十四牌,可耕地达四万五千到四万八千亩,招租佃户三千余家。从1916年起,聂家开始从土地上得到大量的收入,每年从农民身上获得“正租”稻谷五六万石,棉花一万五千斤左右,其他杂课尚多,超过正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920年后,正式建立起一套管理机构,设有总理、协理、堤务局主任等职,并有由县府名义派往、而实际由聂家豢养的保警队,可以任意对佃农进行逮捕和审判。

1915年,聂云台作为中国实业团副团长赴美访问。1917年,他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聂担任临时干事。1918年冬,由于家族内部的矛盾,聂氏兄弟实行析产,将恒丰分作九股,成为其母(曾纪芬)与各房兄弟的合伙公司,推聂云台为总理,协理一职改由其另一兄弟聂潞生担任。“种福垸”无法分割,仍为聂家各房共有,由聂其贤等在当地经营,但大权仍由聂云台掌握。

欧战结束后,我国棉纺业仍有几年的继续繁荣。由于恒丰历年有了积累,加之又有大量的地租收入,聂云台开始对恒丰进行扩充,除增添纱锭和布机外,并着手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1919年6月,由聂云台发起招股,在吴淞蕴藻浜筹建大中华纱厂。大中华原定资本银九十万两,聂家投资二十三万两。由于投资踊跃,到1922年全部建成投产时,有纱锭四万五千枚,资本达二百万两,为当时华商第一流纱厂,聂云台担任该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此同时,他还与姚锡舟等集股,在江苏崇明建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正廷、吴善卿等在上海建华丰纺织公司,与张謇、荣宗敬、徐静仁等在吴淞办中国铁工厂,与孔祥熙、陈光甫等办中美贸易公司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聂云台分别担任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等职。他还参与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筹建,并自设恒大纱号,作为交易所经纪搞投机买卖。1921年,聂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为湖南最大粮栈之一。聂家企业的发展,使聂云台在工商界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1920年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迄1921年止,恒丰的纺锭增加到四万一千余枚,布机六百台,有职工三千余人。但由于他们家、厂不分,封建的人事关系与企业的管理体制纠缠不清,使其发展速度落后于同期全国棉纺业的发展水平。

1923年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卷土重来,华商棉纺业陷于慢性危机,聂云台所经营的各项企业都遭受巨大的损失。恒丰纱厂于1923—1924年间一度停工,为了维持周转,1924年曾向恒隆钱庄借款六十万两,此后长期借债度日[2]。特别是大中华纱厂,开工不到三年,因受外资竞争的打击,承担不起债务的负担,于1924年8月仅以一百五十九万两忍痛出售,聂家损失银三十余万两。其他企业,如中美贸易公司向美商订购颜料,因价格跌落损失三四十万两。华丰纺织厂因亏损于1927年被日商吞并。中国铁工厂因经营失利,一度被债权人拍卖未成,1932年“一二八”之役毁于炮火。

聂云台在经营上的失败,使他在工商界以及在家庭中的信誉大为降低。1924年后,他虽仍旧总理之名,实则处于退休地位,企业由聂潞生出面维持。此后,聂潞生逐渐成为恒丰厂和聂家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

恒丰的工人工资水平在同业中属于最低的,又有各种克扣课罚制度。1923年恒丰工人自发地发动了第一次罢工,以后接连不断。1925年五卅运动中,恒丰工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聂云台、聂潞生等非常恐惧,他们买通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捉拿罢工工人,拘留、开除工运领导干部。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高涨,聂云台多次著文,把群众称作是“随声附和的群氓”,极力宣传印度的甘地主义和提倡生产救国[3]。

1926年,聂云台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和顾问,这年他生病几死。此后疾病缠身,意念消沉,在长斋念佛中生活,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1943年,又因骨痨锯掉一条腿,更少过问世事。而恒丰则在聂潞生主持下,聂云台于1929年向浙江兴业银行贷款二百四十万两偿还旧债,并以余款建造三厂。1935年秋,恒丰各厂(包括纱号)因亏损停业。1936年由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征得聂家同意,将恒丰出租给宋系资本开办的中国棉业公司,改名为恒丰中记纺织新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棉公司商请浙江兴业银行同意,停止租赁关系。“浙兴”为保全债权利益,与聂家一起将恒丰伪装成英商产业,借以逃避日军管理,但没有成功。1938年5月,恒丰被日本军管。1942年与日本大康纱厂合办,成立所谓“恒丰纺绩株式会社”,向日本领事馆注册,资本中日各半,聂家从日方找补的现款中偿还了“浙兴”的债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潞生因曾担任过汪伪政权“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理事及其他伪职,不便公开活动。聂云台虽已体肢残疾,不得不再次走到前台。当时,恒丰已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聂云台为收回产权,写信向宋子文求助,又指使他儿子聂含章向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聂含章的表兄)活动,由俞向宋子文说情。聂家与“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主任徐寄廎、“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等人也都早有交情,经他们疏通,终于在1946年3月将产权收回。为此,聂家赠送俞大维和俞母大量恒丰股票,并让俞大维充当恒丰董事。这样,出任过伪职的聂潞生也就未受到任何追究。

聂云台虽将恒丰收回,但经过抗战以来的变化,聂家已无力经营,遂邀大棉商吴锡林、吴柏年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由聂云台出任董事长,聂含章任总经理,吴柏年为经理。恒丰由聂、吴两家合办后,利用吴家提供的流动资金,趁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和通货膨胀之机,大搞投机活动,猎取暴利。但是,他们并不将盈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而随时分掉,同时将纱布出口所得的外汇存放在国外。解放初期,恒丰设备陈旧,资金缺乏,财务亏损,种种困难,几至无法支持。经过人民政府对该厂多方面的扶助与整顿,工人们努力增产,主动减薪,并对资方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斗争,促使他们将逃资调回,生产才逐步好转。

1953年12月12日,聂云台因病在上海去世。

布洛赫

赫尔曼·布洛赫（英文名Hermann Broch，1886——1951），奥地利小说家，生于维也纳。主要作品有《梦游人》 、《维吉尔之死》等。

赫尔曼·布洛赫与弗兰茨·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和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被米兰·昆德拉称为“中欧四杰”。1886年11月1日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家庭。在维也纳接受工程师的训练并研习哲学与数学。他逐渐融入了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结识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家），莱纳·里尔克（诗人）和罗伯特·穆齐尔（小说家，创作了巨著《没有个性的人》）等人。

1909年，布洛赫开始结识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并投身杂志专栏的写作。1923年，常年在兴趣和家庭责任中游荡的他决定放弃稳定的生活，和妻子离婚，两年后到维也纳大学攻读他喜爱的哲学和数学。1927年，他出售了纺织厂全职投入创作。4年过后，分为三部曲的小说《梦游人》正式发表，但在当时反响并不热烈。 

1933年到1937年，布洛赫发表了小说、随笔、戏剧和文论等大量作品。1938年，纳粹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犹太人布洛赫被迫流亡美国生活。此后他彻底告别了衣食无忧的前半生。1945年，布洛赫完成《维吉尔之死》这部小说后，决定像他笔下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一样彻底告别文学，因为艰难的经历让他感到文学作品无法真正干预社会。他开始进行哲学和群众性心理学的研究。 [2] 

《梦游人》是其45岁时出版的首部重要作品（受到米兰·昆德拉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高度的推崇）。1938年，他被纳粹当做颠覆份子关入监狱，随后在朋友（其中包括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发起的营救运动中获释，流亡至美国。晚年一直在耶鲁大学研究群众心理学。1951年5月30日死于心脏病。《维吉尔之死》初版于1945年，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清白无辜》在1950年出版。

布洛赫直至1951年去世都无法回到家乡，他留在奥地利的家人和朋友也少有幸存。1950年，布洛赫凭借《维吉尔之死》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同时被耶鲁大学德语系吸纳为名誉讲师。但他的生活依然窘迫，仅仅过了一年就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

托基尔•汉森

托基尔•汉森（Thorkild Hansen，1925年1月9日—1989年2月4日），丹麦小说家，以历史小说最为著名。他因三部曲《丹麦奴隶贸易》而广为人知，其中包括《奴隶岛》（1970年），并于1971年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汉森出生在丹麦根特奥普的奥德鲁普。他曾在霍尔特文法学校就读，并于1945年至1947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文学。1947年，他搬到巴黎，为位于哥本哈根的《额外报》撰写报道。1952年回到丹麦后，他致力于一系列小说的创作。其中一些作品涉及丹麦的殖民时期。《幸福的阿拉伯》（1962）讲述了丹麦探险家卡斯滕·尼布厄尔（Carsten Niebuhr）领导的丹麦阿拉伯探险（1761-1767）。他的书《詹斯·蒙克》（1965）讲述了丹麦-挪威船长詹斯·蒙克（Jens Munk）寻找西北航道的尝试。他在加勒比海的一次航行中不幸早逝。

柔石

柔石（1902年9月28日－1931年2月7日），本姓赵，名平复。笔名除柔石外，还用过赵少雄、赵璜、金桥、刘志清等。浙江宁海县市门头(今并入象山县)人，1902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柔石的家庭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父亲时，家境衰落，后开一小店，由于苛捐杂税，家境仍很困难，柔石十岁才上小学。

1917年夏天，柔石毕业于宁海县正学小学。同年秋天，到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上学，因对学校教学不满意，中途退学。1918年暑期，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除努力于学业外，也很留意阅读一些有关苏俄和社会主义的书刊。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说：“俄国为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其目的在打破万恶之政府，以谋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贫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五四”运动爆发时，柔石积极响应，在学校和一些青年组织文学小团体“晨光社”，出版刊物，宣传新文学。

1923年夏，柔石在第一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没有继续升学。1924年春至慈溪县普迪小学任教。这时，柔石利用教书之余，开始文艺写作。1925年1月，在宁波自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疯人》。作品反映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思想，表达了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多数带着伤感和虚幻的情绪，缺少积极上进的精神。作者自己后来也说当《疯人》“装订完毕后，自己就很愿意它立即灭亡，因为发现内容之幼稚和丑陋。那本书，以后我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用了”。1925年春天，柔石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常去听鲁迅的课。当时他的生活颇为艰苦，有时吃不上饭，但仍然很乐观，曾写信给家里说：“虽然没有早餐的钱，也不过一二天，我正可以从这种时候多读几句书”，“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炼出来，才能够懂得比书中深一层的道理”。

由于经济窘困，无力继续在北京学习，柔石应友人的聘请，于1926年3月回到浙江，在镇海中学教书，不久任教务主任。他一边教课，一边从事文艺创作。1929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就是这一时期写作的。这本书初稿完成于1926年上半年，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夜，打倒军阀、打倒侵略者的革命烈火渐成燎原之势。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指出：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那时，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门前大屠杀北京学生的时候，我滞留在上海。那时内心的一腔愤懑，真恨得无处可发泄。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多半失着业，叫着苦。这部小说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号召人们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努力战斗。这是作者进步思想的一个表现。然而，黑暗社会怎样才能死去，未来的新社会应当是怎样一个社会?对于这些，作者还是朦胧不清的。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当时，柔石不顾军阀对学界的镇压，和镇海中学进步师生一起，到群众中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号召群众响应北伐。那年秋天，柔石患病咯血，但他还是坚持斗争。后来病势严重，不得不回家养病。在养病期间，他仍然帮助宁海县的青年筹办宁海中学。1927年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全部光复，柔石到宁海中学任教。他和学校几个朋友一起组织“消夏社”，办义务补习班，帮助贫苦青少年学习;又组织“教育储金会”，资助贫寒子弟升学。不久，他担任了宁海县教育局长。当时，教育界的保守势力还是很大的。柔石不顾新旧官僚的威胁和阻挠，致力于全县的教育改革，清除教育界里的保守势力，把全县小学校长和教员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928年5月，宁海县农民在本县旁亭(今属三门县)举行起义，反对当局统治，宁海中学二三十名师生参加了这次起义。由于当局的镇压，起义不幸失败，宁海中学被解散，一些师生惨遭杀害，柔石也被迫出走上海。

在上海，柔石着手修改他的小说《旧时代之死》。不久，经友人介绍，他认识了鲁迅。从此直至柔石逝世，他始终和鲁迅在一起，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作，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柔石是鲁迅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1929年初，经鲁迅的推荐，柔石担任过半年之久的《语丝》的编辑。

1928年秋天，柔石在鲁迅的帮助下，和殷夫、胡也频等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了“朝花社”。他们除积极创作外，还着力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当时东欧和北欧的文艺作品。“朝花社”出版了《朝花周刊》(后改为《朝花旬刊》)，附出《艺苑朝华》(画集)。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如：《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北欧文艺丛书》、《朝花小集》。在“朝花社”里，柔石是骨干，除写稿译书外，“大部分的稿子杂务都归他做”。

“朝花社”开始成立时，经费不足，虽有鲁迅的支持，由于刊物销路不大，经费一直困难。后来“朝花社”无法支持下去，不得不于1930年1月宣布结束。柔石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译作有《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即《颓唐》)。

《二月》写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变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处在彷徨之中。《二月》通过对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寻找生活道路的描写，给当时尚处于彷徨状态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个方向：只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潮流中，把自我这个小小的齿轮与社会革命的大齿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鲁迅对这部作品很重视，不仅有详细的口头批评，而且还写了《〈二月〉小引》。

《希望》收集短篇小说二十八篇，均写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数直接取材于劳动人民或生活在底层的人物，反映了他们在苦难中的呻吟，控诉了旧社会对他们的残酷压迫。这是柔石创作转变的一个起点。

1930年1月，柔石创作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发表在1930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上。这是柔石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作品直接触及到了封建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当局大肆迫害进步作家，查封进步刊物，实行文化“围剿”。为击破文化“围剿”，中共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和国民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柔石积极参加了中共所领导的一系列活动，表现了革命者的坚贞品质。1930年2月15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柔石是发起人之一。大会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和思想政策的宣言。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柔石是筹建者之一，被推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后来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担任“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同年5月，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以“左联”代表资格，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并向大会宣读了鲁迅等人署名的《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祝词》。6月，写《一个伟大的印象》一文，报道了这次会议的生动情景。

1931年1月17日晚，柔石参加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的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同与会者三十余人一起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由租界当局将他们“引渡”给国民政府当局。在狱中，柔石仍然坚持学习德文。2月7日，柔石和其他二十余人在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柔石逝世后，鲁迅因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和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悲愤地写了《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来纪念他。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全名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研究法学、历史与哲学。曾参加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并任主编。开始深入社会,了解工农生活,并通过撰写评论,抨击普鲁士当局的反动统治。1843年《莱茵报》被封,迁居巴黎,同德、法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对英国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及大革命史进行研究。1844年与卢格创办《德法年鉴》,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第 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是唯能够消灭剥削制度的阶级,工人运动必须同科学世界观相结合;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成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年8月,与恩格斯会见,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历史唯心主义,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次年迁居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1846年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团结各国先进工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各种冒牌社会主义。1

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与恩格斯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学说。参加1848年德国革命,主编《新莱茵报》,声援各国人民革命。革命失败后先到巴黎,后到伦敦定居。总结革命经验,出版《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第 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等思想。1864年9月领导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并成为这个组织的灵魂,为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同时与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领导国际支持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撰写《法兰西内战》一书,总结公社斗争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875年抱病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中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作了说明。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极端贫困的生活以及十分繁重的理论和实际工作,严重地损害了健康,1883年3月病逝于伦敦。恩格斯认为“这个人的逝世,对欧洲战斗着的无产阶级来说,对历史科学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贺凯

贺凯（Charles O. Hucker，1919年6月21日-1994年11月18日），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密歇根大学中国语言和历史学教授。他被视为中国明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亚洲研究学术项目推广的领军人物。

赫克出生于圣路易斯，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尽管在大学图书馆全职工作，他还是获得了很高的荣誉。1943 年与米尔·亨德森结婚后，赫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里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在那里他升到了少校军衔，并被授予青铜星勋章。他的主要职责是担任第五航空队V战斗机司令部的历史官员，他声称以这种身份编制了有关战争中使用的飞机和飞机预警系统的机密三卷历史。

1950年，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汉语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之后在亚利桑那大学和奥克兰大学任教，1965年加入密歇根大学，担任远东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其整个教学生涯中，Hucker是许多专业协会的活跃成员：他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员，国家人文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教育办公室、基金会和各学院和大学的常任顾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成为美国亚洲研究学术项目的领先推动者。

1974年，赫克被奥克兰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1979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主持下，赫克成为少数访问中国学术中心的美国中国历史学者之一。

赫克的博士论文主题是明朝的监察制度，他于1966年修订并扩展为《明朝监察制度》单独出版。2021年，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赫克将监察院视为政府的第三个分支，与文官和军方官僚机构处于同等地位，比国家机器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都更受传统国家儒家正统观念的约束。他主持了《明实录》编纂委员会的工作，直到1976年出版了目标作品《明实录词典》，这是一部两卷本的英文参考书，他还为其中12篇传记做出了贡献。

贺凯还著有《中国帝制史》，这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中国帝制史。他是《美国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其中他是“中国”和“永乐”条目的主要撰稿人——以及《剑桥中国史》的撰稿人，他为其撰写了“明朝政府”一章，该章在他去世后出版。他于1975年出版的《1850年前的中国：简史》被广泛用作大学教科书。

1985年，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哈克的《中华帝国官衔辞典》出版了。《尚书》被视为西方语言中最全面的中国传统政府指南，它翻译并描述了从《周礼》到清朝中期的中国历史文献中遇到的每一个官衔的作用。[11]由于职务的职责演变速度比其头衔的变化更快，这涉及许多条目的多重定义，条目数量超过8000个。:144非官方头衔，如定制军事命令或无土地的封地，不包括在内。

这本词典是由赫克在他的个人电脑上编写的，没有出版商的帮助，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寻常且乏味的过程。: 1060 该领域的几位著名专家为学术期刊撰写了这本书的评论，其中包括迈克尔·洛伊、比阿特丽斯·巴特利特、埃德温·普利布兰克和汉斯·比伦斯坦。评论家们普遍赞扬了词典的范围和赫克项目的雄心。历史学家指出，这本书在概述历史上的官僚发展方面非常有用，但表示书中关于他们自己专业领域的内容不准确。汉朝和清朝的专家是最挑剔的，因为当时关于政府结构和定义的出版物以及政府办公室的翻译已经可用且更完整。然而，就连最挑剔的评论家汉斯·比伦斯坦（Hans Bielenstein）也表示，这本词典将成为未来许多年研究的宝贵资源。汉斯·比伦斯坦曾在五年前出版过一本关于汉代政府和汉代头衔翻译的作品。 

1983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时，赫克被视为中国帝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为了纪念他，该大学在亚洲语言和文化系设立了查尔斯·奥·赫克佛教研究教授职位，[3]路易斯·奥·戈麦斯于198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授。

退休后，赫克和他的妻子米尔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在那里为学校和医院做志愿者工作。赫克还写过剧本和短篇小说，其中几部已经出版或制作。[17] 赫克于1994年11月14日在德克萨斯州敖德萨去世，享年75岁。为了纪念他的学术遗产，密歇根大学亚洲研究系设立了一项现金奖励，即查尔斯和迈尔·赫克本科生论文奖，每年颁发给该系的一名学生。

叶德辉

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一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湘潭人。少随父学，读“四子书”、《资治通鉴》及《朱子名臣言行录》等。因记忆力差，读书辄忘，于光绪四年(1878)辍学从商。未几，忽开性，忆所读书皆了解，又重入学。七年，入岳麓书院。十一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报罢，始喜读唐宋人律诗绝句。十八年，再次赴京会试，中式第九名，殿试二甲，朝考二等，赐进士，授吏部主事。旋假归故里，受王先谦启示，专事著述。二十一年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行新政，梁启超主《时务学堂》，伸康有为改制之说，叶德辉著文斥为“异端邪说”，并作《长兴学记驳义》。二十六年，唐才常起兵湖北，事败，其搜集自戊戌以来康、梁“逆迹”，辑为《觉迷要录》，作“康、梁逆案之定谳”(《觉迷要录·叙》)。宣统二年(1910)，长沙饥民抢米，因其积谷万石，不肯出售，激众怒。辛亥后，以藏书刻书为事。与王先谦、金松岑等文人往来为多。1927年大革命时被杀。能文，亦善诗。诗记行踪，感物怀旧。陈琰评其诗云：“设色工丽，宗法玉谿，集中佳句甚夥。”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学，返长沙后编纂了《观古堂书目丛刻》，撰写了系统的书史《书林清话》，刻印了《古今夏时表》，校刊了《元朝秘史》，(《艺苑丛话》)著有《观古堂诗录》六卷、《郋园山居文录》二卷、《郋园北游文存》一卷、《观古堂骈文》一卷、《观古堂文外集》一卷，辑有《六书古微》一○卷、《书林清话》一○卷、《观画百咏》四卷、《丽楼丛书》八种等。生平事迹见许崇熙《郋园先生墓志铭》(《碑传集补》卷五三)、失名《叶郋园事略》(《碑传集三编》卷四一)、《郋园六十自述》等。

陈寿

陈寿（233年—297年）魏晋之际史学家。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最初在蜀汉为官，历任卫将军主簿、东观阁令史等职，因不附专权宦官黄皓，多次遭贬黜。魏灭蜀后，受司空张华举荐，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平阳侯相、著作郎、巴西郡中正等职、后镇南大将军杜预识其才能，举荐他为散骑黄门侍郎、治书御史。数年后病逝于家中。入晋后仕途也不得意，遂倾一生心血于学术，撰有《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编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而最精心结撰的是《三国志》。在西晋平吴后，陈寿鸠合从前魏国、吴国的史书，利用自己来自蜀国的有利条件，写出从东汉末年至三国归晋近百年间的完整历史，当时就博得时人好评，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全书采用纪传体形式，但他为魏、蜀、吴各立一书，这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个创新。三国史事有分有合，地位有重有轻，他权衡度量，为魏帝立纪，作为全书之纲，又为汉末割据势力董卓、袁绍、刘焉、刘璋、刘繇等立传，显示了他尊重史实，总揽全局的史才。史称“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陈寿传》)，体现了他以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历史观。虽然他在写作时不能不对汉魏之际、魏晋之际的“禅让”等史事有所回护，但总体上看，他下笔不苟，是注重“实录”的，不少史料的取舍，都经过了审慎的斟酌。他行文崇尚“质直”，全书通体简约爽洁，没有繁冗芜杂之弊。他善于论裁士人的品行气度和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品第人物的兴趣特别浓厚，体现了魏晋士大夫品第人物的风气，使全书富有特色，引人入胜。当然，他的史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把罕见的自然现象同世间人事联系起来，认为“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三国志·诸葛亮传》)，二是忽视纪传体中的表和志，使大量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失之交臂，没有加以记载。

少康

少康（736 - 805），唐代高僧，中国佛教净土宗第五代祖师。俗姓周，缙云仙都周村人。7岁始能语，母舍其出家。15岁通诵《法华经》、《楞严经》。后赴会稽嘉祥寺习律，继至上元(今南京)光隆寺听讲。唐贞元元年(785)到洛阳白马寺，得读善导和尚《西方化导文》，决心修持净土。复往长安光明寺善导影堂礼拜善导遗像，深有所悟，益增其阐扬净土宏愿。乃遍游名山大川、古刹胜寺，人称“少微上人”。后南还睦州(今建德)，乞钱诱小儿念佛，初念一声“阿弥陀佛”即给一钱，后念十声，始给一钱。如是一年，无少长贵贱，睹之皆称“阿弥陀佛”，念佛之声，洋溢道途。后在睦州乌龙山建净土道场，筑坛三级，每逢斋日，善男信女毕集，少康升座，高唱佛号，众共和之，人称“后善导”。是净土宗善导派入浙始祖，其后浙中僧侣闻风群起精修净土，高僧辈出，影响深远。少康在漫游期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京华名刹，声誉籍甚，诗人雅客，争相延揽交游。著有与文谂共撰《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集录自东晋慧远至唐邵愿保等48人事迹;又整理道绰的净土学说，纂成《净土论》3卷。贞元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在睦州台岩寺嘱徒众乐修净土，言毕寂然圆寂。全身建塔于台子岩，号台岩法师，佛教尊为“莲宗”第五祖。

朱善

朱善（公元1314年-1385年），明诗文家。字备万, 号一斋。丰城(今属江西)人。生于元仁宗延祐元年，卒于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享年七十二岁。九岁通经史大义, 能属文。元末兵乱,隐于山中。明洪武初为南 昌儒学教授。洪武八年(1375)廷试第一,授翰 林修撰。任职两年,以奏对失旨,谪辽东。未抵 达其地,即赐还乡,于洪武十二年年初回到南 昌。洪武十七年广东布政司请其主持科举考 试,事毕,明太祖召其入朝,授翰林待诏。次年 奉旨校文礼闱,授奉议大夫、文渊阁大学士。不 久即告老还乡,卒于家中。著有《诗经解颐》、 《一斋集》。生平事迹见《一斋集》卷首聂铉所作 墓志铭、《明史》卷一三七。

济颠道济

济颠道济（1150～1209）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临海（浙江）人，俗姓李。名心远，字湖隐，号方员叟。年十八，落发于灵隐寺，性狂颠，嗜酒肉，人号济颠。先后参访国清寺之法空一本、祇园寺道清、观音寺道净，后投虎丘山瞎堂慧远门下，嗣其法。又依净慈寺，寺毁，行化严陵。濒湖居民食螺断尾，师每乞放水中，螺多活而无尾。嘉定二年，坐逝，世寿六十，葬于虎跑塔中。［北涧集卷十、净慈寺志卷十、金史卷八十］

初出家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取名道济，人称 “济公”，后移居净慈寺。佛教徒将他神化为罗汉转世，称为“降龙”。道济平日不守戒律，嗜食酒肉，举止如痴如狂，又被称为“济颠僧”、“疯和尚”。小说《济公传》就是写他的神话传说。西湖净慈寺所以名闻遐迩，是与民间传说中的济公分不开的。相传宋朝嘉泰年间，净慈寺大殿被焚，长老无力修建。济公自称三日之内可以弄到木料，兴工建寺。谁知济公说过不见行动，天天喝酒，烂醉如泥。他整整睡了三天，长老十分着急。到第三天，济公突然大嚷：“木料到了!”长老惊问：木料在哪里?济公说：“我去四川募来大批木料，现在已从海上运来。寺里的醒心井与大海相通，只要在井上搭起木架，装起辘轳，一根根拉上来就是了。”长老将信将疑，叫人搭好木架。井内果然涌出一根根木头，大家七手八脚一根根拉上来，一直拉了七十根，不知谁喊了声：“够了!”说也奇怪，最后一根木头就再也拉不上来了。从此，这口醒心井被称为“神运井”，又叫“运木古井”，这最后一根木头就一直留在井底。现在，杭州净慈寺还保留济公殿、神运井。虎跑寺是济公佛化之地，还保留着济公塔院，供民间瞻仰祭祀。

他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癫。初在国清寺出家，后到杭州灵隐寺居住，随后住净慈寺。不受戒律拘束，嗜好酒肉，举止似痴若狂，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撰有《镌峰语录》10卷，还有很多诗作，主要收录在《净慈寺志》、《台山梵响》中。济公懂中医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喜好打抱不平，息人之诤，救人之命。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等种种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济公身为禅宗高僧，他跟唐代隐士寒山、丰干、拾得（即“三贤”）一样，既受到佛教禅宗的熏染，也受到了道家隐逸之风的影响。不同的是，佛道双修的色彩，从而使他在众多的佛门弟子中独树一帜。这与他从小就在佛道双修的赤城山攻读，并受到“台州式硬气”的民风陶冶有关。

布里克森

凯伦·布里克森（Karen von Blixen Finecke  1885年4月17日-1962年9月7日）是二十世纪著名的丹麦作家，他用几个笔名写作，包括Isak Dinesen、Pierre Andrézel和Osceola。她最著名的作品包括《 Out of Africa》和《Babette’s Feast》。

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丹麦朗格斯特德，在一个贵族家庭长大。她是一名军官、作家威廉·迪内森（Wilhelm Dinesen）和妻子英格伯格（ Ingeborg）的女儿。她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托马斯·迪内森（Thomas Dinesen）的姐姐。她父亲对讲故事的热情和他冒险的天性极大地影响了布利克森。布利森从小就表现出敏锐的艺术敏感性。在哥本哈根，她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随后在欧洲其他几所艺术学校就读。

布里克森于1900年初开始写作，并于1907年出版了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她嫁给了她的瑞典表弟布罗·冯·布利克森·费内克男爵。这对夫妇搬到了肯尼亚，那里仍然是英国东非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开始了咖啡种植业。他们于1921年离婚，几年前，布里克森从丈夫那里感染梅毒，发现丈夫不忠。后来，她与英国猎人丹尼斯·芬奇·哈顿（Denys Finch Hatton）关系密切，后者死于一场飞机相撞事故。在他去世后，因为全球经济萧条，她的咖啡种植业倒闭，她于1931年返回丹麦。

布里克森回来后，布里克森正式地开始了她的作家生涯。她以笔名Isak Dinesen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七个哥特式故事》（1934）是她在咖啡农场时期写的，与书名所暗示的不同，它更像是一本隐喻性的书。这本书在英国和丹麦的书店上架之前就在美国首次出版，受到了好评。在美国和英国，它被认为是一件杰作，但在她的祖国，它的艺术成就却没有得到认可。丹麦的批评家们相当保守，他们批评了精英主义的观点和对欧洲的异国情调的描绘。此外，这本书未能归入任何正在进行的文学运动。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充满幻想、浪漫和贵族气息，讲述了叛逆青年的生活。

布里克森的第二本书非常成功，确立了她作为同时代受人尊敬的作家的声誉。《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37）是一本半自传体的书，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岁月。然而，她没有透露自己与这位英国猎手的婚姻和婚外情的细节。几年后，这本书被改编成大银幕，并获得奥斯卡奖。她在另一本自传体书《草地上的影子》（Skygger påGræsset）中重温了对肯尼亚的记忆。在政治上，她对当地人和非洲仆人的看法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她死后出版的书《来自非洲的信件》揭示了她对另一个种族的见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布里克森，她写了一部寓言小说《天使复仇者》。布利森的一些主要作品包括《Babette"s Feast》、《Winter"s Tales》、《Last Tales》和《Anecdotes of Destiny》。她深受同时代作家的推崇，如阿瑟·米勒、杜鲁门·卡波特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凯伦·布里克森获得了1950年的丹麦Ingenio et Arti奖章，并入围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突然逝世，她被宣布失去资格。1962年，77岁的她死于营养不良。

梅内瓦尔

克劳德-弗朗索瓦·德·梅内瓦尔（Claude-François de Méneval 1778年4月8日-1850年）从1802年到1813年担任拿破仑的私人秘书。1810年，他通过《英王制诰》被授予梅内瓦尔男爵（帝国男爵）的称号。

他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商人，曾在四国学院接受教育。他出席沙龙，在那里他遇到了拿破仑的兄弟路易·波拿巴，并在约瑟夫·波拿巴的外交使命期间担任他的秘书，包括与美国的1800年公约，与弗朗西斯二世，神圣罗马皇帝的《伦维尔条约》和与英国的《亚眠条约》。1.

在路易·安托万·福维莱·德·布尔里安（Louis Antoine Fauvelet de Bourrienne）的耻辱之后，梅内瓦尔被任命为拿破仑的私人秘书，这要求他与拿破仑一起住在杜乐丽宫。1.

1807年，梅内瓦尔与蒙维诺·约瑟芬·德·康特斯·德·蒙特沃诺结婚，并于1810年被册封为帝国男爵。

1812年，梅内瓦尔陪同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但由于俄罗斯的严寒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他被迫辞去秘书一职。从1813年到1815年，他为玛丽·路易斯皇后服务，在1815年的百日王朝期间，拿破仑想封他为公爵、国务委员和邮政部长，但他的退位使这一愿望破灭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深情地回忆起梅内瓦尔：“他温和、内敛、热情、非常注重隐私，无论何时都能投入工作。他从未让我失望，总是让我感到愉悦。我深深地爱着他。”

赵鼎

赵鼎（1085年－1147年）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崇宁五年进士，累官河南洛阳令、开封士曹参军。高宗即位，除司勋郎官，迁右司谏、殿中侍御史。金兵至江上，陈战、守、避三策，扈从高宗至明州，拜御史中丞。建炎四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四)，未几，罢职奉祠。绍兴二年，除知平江府，改江东安抚大使、知建康府。三年，移江西安抚大使，知洪州。四年三月，除参知政事，力荐岳飞收复襄阳。半年后，拜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五年，为左仆射，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监修国史。六年，以与张浚论事不合，出知绍兴府。七年，张浚以淮西兵变引咎去位，鼎复入相。举荐胡寅、吕本中等十人分布朝列。八年，以反对和议，为秦桧所挤，再出知绍兴府。九年，徙知泉州。十年，提举杭州洞霄宫，责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门谢客，不问时事。十四年，移吉阳军。在吉阳三年，知秦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乃自撰墓志，绝食而死，年六十三。孝宗朝追赠太傅，谥忠简。

赵鼎为南渡名臣，屹然重望，气节学术，彪炳史书。文章多为制词奏疏，为文浑然天成，本不以词藻争短长(《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其词的成就较高，以北宋亡国为界，词的内容与风格都有较大差别。南渡前，其词往往学五代花间词人，多写春愁、闺怨、美人，如《点绛唇》词“梦回鸳帐馀香软，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醉桃园》词“青春不与花为主，花正开时春暮”，“只有一尊芳醑，留得青春住”，词章婉媚，较花间词人更饶情思(《词苑萃编》卷五引《古今词话》)。南渡后，其词侧重描写现实感受，举凡山河沦陷、国家破亡之痛，扫清妖氛、恢复中原之志，流落他乡的飘泊之感与遭受排斥的怨愤之情，一寓之于词，风格也由柔媚变为刚烈。《满江红》词淋漓尽致地表达词人那种“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隔”的愤懑不平之感，况周颐谓其词“清刚沉至，卓然名家，故君故国之思，流溢行间句里”(《蕙风词话》卷二)，正是对其人品词风的称赏。著有《忠正德文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又有《得全居士集》三卷(同上书卷二○)，原集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诗文，重编为《忠正德文集》十卷，道光、光绪年间均有重刊本。赵鼎的词在宋代已有刻本《得全词》一卷行世，清代将其词与李光、李纲、胡铨词合刻为《南宋四名臣词集》。《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四十五首。《全宋诗》卷一六四五至一六四六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三八○六至三八一四收其文九卷。事迹见赵鼎《自志笔录》、《宋史》卷三六○本传。

朱耷

朱耷（1626年—约1705年），清代书画家、诗人。江西南昌人，明宗室后裔，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原名统，顺治五年(1648)落发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康熙五年(1666)取号雪个，后又号个山、人屋、驴屋等，康熙二十三年始号八大山人，直至去世。据《青云谱净明忠孝宗谱》载，曾改信道教，居南昌南郊天宁观，改名朱道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净明等，但书画作品仍署“八大山人”。六十二岁后有许多奇特画押，如“相如吃”、“三月十九日”、“拾得”、“黄竹园”、“添鸥鹚”等，都有较深含义。祖、父皆为书画家。少年时曾应试中诸生，明亡深受刺激，由口吃而佯装哑子。怀悲愤之情，誓不与清王朝合作，性格倔强，行为狂怪，常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积郁。善诗、书、画。诗格调古怪幽涩，充满神秘与讽刺。书法源于王羲之、颜真卿、王宠、董其昌等人，能以秃笔传达流畅秀健的风神，傲岸不驯的情态，自创一格。绘画最负盛名，擅山水、花鸟、竹木，笔墨简括豪放、冷峭雄奇，变幻多端，创前人未有的风貌。其山水画取法黄公望，亦受董其昌、倪瓒影响，以水墨山水为主，笔情纵恣，苍劲圆秀，浑朴酣畅，虽乱头粗服，细看条理俱在。多写荒岭怪石，表现“残山剩水，地寒天荒”的境界。尤擅画花鸟竹木、芭蕉、古松、芦雁汀凫等。取法林良、徐渭、陈淳等人，构图清奇，笔简意赅，形神毕具，笔墨雄健酣畅，多夸张变形，意境沉郁幽冷，形成一种光怪陆离，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多缘物抒情，将物象人格化，以寄寓讽喻之意。又借助隐晦题诗，传达傲兀不群、愤世嫉俗的个性。早期(50岁以前)，多绘花卉、蔬果、松、梅等，物象刻画真实，笔致细锐，劲挺有力，水墨淋漓而不失规矩，中期(56—65岁)，喜绘鱼鸟、草虫等动物题材，形象有所夸张，构图趋于险绝，好作扁方斫削的笔势，晚期(65岁之后)，艺术更趋于成熟，造型极度夸张，物象特点和情感鲜明突出，用笔凝重清润，墨色淋漓流动，形成朴茂雄奇之格调。所作鱼、鸟多呈“白眼向人”之状，寄寓不满现实的个性。他的画将诗、书、画印为一体，达到了水墨花卉画的空前水平，其大写意花鸟对后世影响甚大。与原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高僧”。

传世作品甚多，有《朱耷书画合册》现藏上海博物馆《河上花图》，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杨柳浴禽图》，藏故宫博物院《八大山人山水花鸟》册，藏日本墨友庄。曾编修《青云谱志》，并为其作跋。朱耷在当时即享有盛誉，直接传其法者有牛石慧、万个等人。对后世画坛影响更为深远，清中期的华喦、扬州八怪，晚期的赵之谦、任颐、吴昌硕，以及近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人，都受其艺术启迪。

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一字国开，自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他的始祖海俅原是福建人，南宋时，从福建迁广州，海俅的重孙海逊之在明代开国之初是广州卫指挥，隶籍番禺。海逊之的儿子海答儿于洪武十六年 (1383年)从军来到海南岛，在琼山县定居。海瑞的祖父海宽是举人，当过福建松溪县知县。父海瀚是个廪生，四位伯叔中一位是进士，三位是举人，都曾出仕。

海瑞出世后，家境并不好。父亲海瀚虽然“天性警敏，读书能明大义”，但“不治家产，安贫乐道” ( 《海瑞集》)，一家三口只靠祖上留下的20多亩田收些租过日子。海瑞4岁，父亲病亡，靠母亲谢氏抚养教育。谢氏当时28岁，是个贤母。她出身书香门第，粗通文墨，个性很强，为了抚养这个孤儿成人，一边做针线活补贴过生活，一边教海瑞读书。据海瑞的同乡、官至兵部左侍郎的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 中所记，谢氏 “矢志励节，日夜与公偕寝处，口授 《孝经》、《学》、《庸》诸书。长就外傅，为访择严明师托之”，“故公尝自谓：‘勉自慎饬，若非冲年背父者，尽母氏谆谆开我力也’。”就这样，海瑞从小就从母亲和老师那里，受到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教育。

不宽裕的家境和乡村的生活，使海瑞从小就和劳动人民有广泛的接触，从而养成了解和关心民间疾苦的性格。他个性耿直，不爱与阿谀奉承之辈为伍。他天资聪颖，学业勤奋，青年时在郡庠读书，与同辈辩论学术，严课功修，人们都称他为 “道学先生”。但在科举方面，却怀才不遇，很不得意，至37岁才中举人。不过，在这次应试答卷《治黎策》中，已显示出他深邃的见解。他提出： 要治理好一个地区，既要有法，又要有严明执法的人。认为 “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 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以后，海瑞曾两次入京会试，但因他不屑随时俗去巴结讨好考官，而“名落孙山”，于是不再应考。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瑞被选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在县学中掌管文庙祭祀和教育所属生徒)。上任后，他根据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以及朱熹学生辅汉卿在传贻书院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制定了包括教育方针、课业制度和生活管理等方面的教约16条，要求学生认真遵守。由于教绩突出，受到当时福建的儒学副提举朱衡器重，被召掌管书院。海瑞主张必须维护教师的尊严，在学府里教师不该向官僚们跪拜。有一次，提学御史视察学府，各学官皆伏跪迎接，只有海瑞站着以手作拱手礼，并对御史说：“若至台院，当以属礼见，此乃师长教士子之地，不当屈体。”又有一次，巡按御史到南平来，海瑞率学生到城门迎接，只是作揖而不跪，许多人都表示惊讶。自此，海瑞以维护为师者尊严抗礼不屈出了名，当时有人称他为 “笔架博士”。

嘉靖三十七年 (1558年)六月，海瑞因教绩显著，被提升为浙江淳安县知县。淳安是穷地方，地主地多税少，农民地少税重，生活很困难。海瑞上任后看到百姓痛苦万状，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压抑豪强，清丈土地，打击那些 “埋没真心，不惜廉耻，多方掊克，以充囊橐，脧生民之膏，填谿壑之欲”者(掊：聚敛;朘：剥削)。海瑞自己身为一县之长，但廉洁俭朴，“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当时的总督胡宗宪曾对人说： “听说海瑞为母亲庆贺寿辰，仅仅买了两斤肉。”这事当时被人们交口称誉。

海瑞最被人称道的，是执法公正，明断是非。有一次，淳安县村民胡胜祖与邵时重为山地问题发生纠纷，刚巧这段时间胡胜祖因病死亡，他的两个弟弟胡胜荣、胡胜佑抬着胜祖的尸体到衙门告状，说邵时重为争夺山地打死其兄，要求海瑞惩办凶手。海瑞派县丞主持验尸，尸体留有伤痕和血迹;可是传邵时重审问，他只承认有因山地而争执之事，而始终否认伤过人。海瑞亲自对案情调查研究和对尸体复验，发现尸骨上的血迹“活而不凝”，他用水洗，用磁瓦刮，并详细检验伤痕，终于将假造的血迹和人为的 “伤痕”弄清楚，明断了案情，洗雪了邵时重 “打死人命”的冤枉，并依法论处了胡胜荣兄弟诬告的罪行。

海瑞巧断疑案，明察秋毫，使他遐尔闻名。上司因海瑞精明能干，因此与淳安县同属严州府的桐庐、建德、道安等县发生的重大案件，凡经知县、知府、巡按御史审理而仍不能结案的，常请海瑞审理或会审。几年之中，海瑞平反了徐氏、潘天麒、吴湘等人的一批冤案。

明朝中后期，官吏腐败，当时每逢京官过境，县里都要送 “常规”银，一般官员经过要送二三十两，巡按御史经过要送一二百两，巡抚出巡则送银多达三四百两。当时朝廷虽有接待制度，不需送这么多钱，但是总督和布政使等为了讨好、笼络京官，于是乱派极厚的人情。海瑞反对这种不顾百姓生活一味讨好京官的作法，向巡按御史崔栋上书，要求废除 “常规银”。经海瑞力争，崔栋只好批示： 淳安地瘠民穷，准予酌情办理。有人劝海瑞要随大流，不然会招致祸患，海瑞凛然说：“充军、死罪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过往官吏贪脏枉法的，海瑞也不留情面。

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的公子经过淳安，仗势欺人，作威作福，嫌驿站的马匹不称心，就大发脾气，喝令爪牙把驿使捆起，倒挂在树上。驿站的人慌了，跑到县衙报告海瑞。海瑞立即带人来到驿站，看到胡公子还在指手划脚骂人，他的旁边摆满了带来的大小几十个箱子，上面都贴着总督衙门的封条。海瑞略一沉思，即刻有了主意，他叫人把箱子打开，原来里面装着好几千两银子。海瑞立刻变了脸色，指着胡公子对围观的群众说：“这棍徒真可恶，竟敢假冒总督家里人，败坏总督名声! 上次总督出来巡查时，再三布告，叫地方不要铺张，不要浪费。你们看这棍徒带着这么多行李，这么多银子，怎么会是总督的儿子?一定是假冒的，要严办!”海瑞把胡公子带的几千两银子都充了公，交给国库，并写一封信把情由说了，连人带行李一并送交胡宗宪。胡宗宪看了，气得说不出话，但又怕海瑞把事情闹大，自己理屈，只好忍气吞声。

又有一次，权相严嵩的亲信、左副都御史鄢懋卿来经理东南盐课，每到一地，排场之阔难以形容，敲诈勒索尤其为甚。海瑞却偏偏不给他送礼，只按常例，“供具甚薄”，并抗言说，地方贫小，只能如此。鄢懋卿十分恼怒，但素闻海瑞性格刚硬，只好收敛淫威，愤愤而去。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朝廷升迁海瑞任嘉兴通判。鄢懋卿对海瑞一直心怀怨恨，知道海瑞调升，就指使他的党羽巡盐御史袁淳弹劾海瑞，说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朝中很多大臣都知道这是虚有之词，但慑于鄢懋卿等的淫威，不敢出来为海瑞说话，结果海瑞被改调兴国知县。不久，严嵩一伙因罪行昭著被弹劾革职，正直的海瑞始被重用。

经大臣朱��推荐， 海瑞调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当时， 明世宗嘉靖皇帝非常信奉道教，从嘉靖20年(1541年)起，已有20多年不理朝政，终日深居西苑，拜方士陶仲文为师，求长生不老之术，还竭尽民财，建筑道观，人民痛苦不堪，而朝内大臣各怀心计，不言时政，纲纪颓废，“北虏南倭之祸”愈来愈烈。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 二月，海瑞 “披肝沥胆”，给皇帝上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他指出，皇帝由于沉迷道教，“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并指出，时下世道薄，人君有过而无匡弼之臣，“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吏贪将弱，纷乱四起，你自比尧、舜，其实老百姓都说： “嘉靖，嘉靖，家家干干净净!”海瑞详细陈述意见后，最后说：“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海瑞自知此疏必触怒嘉靖皇帝，于是去找刚中进士选为庶吉士的海南同乡王弘诲，把自己的全部积蓄20两银子交给他，把身后的事一一拜托，并事先派人买回棺材，把家里的僮仆遣散，诀别妻子，等待着犯颜被处死。

嘉靖皇帝看了奏疏，大怒。将奏疏扔在地上，喝道：“快把海瑞抓起来，毋得使逃跑了!”站在旁边的宦官奏说，海瑞已买了棺材，遣散僮仆，正在等待治罪，不会逃走的。皇帝沉思片刻后，又拿起奏疏，再三读之，很为感慨，说： “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当时正值嘉靖皇帝有病，闷闷不乐，认为海瑞诟骂皇上，犯忤逆罪，于是送锦衣卫治罪，后移刑部，判处死刑，关进狱中。

海瑞被关在牢里很久，但嘉靖皇帝一直没有将执行死刑的判书批下来。第二年，嘉靖皇帝吃丹药中毒身亡。穆宗继位，海瑞被释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后又历迁数职。隆庆三年 (1569年)六月，海瑞调迁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应州、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等十府及广德州。当时江苏南部经常闹水灾，主要因为太湖通海的一些河流淤塞严重，太湖水不易流泄入海，大雨时便泛滥成灾，严重危害农业生产。海瑞到任时有许多庄稼被淹水中。他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对太湖通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他还决定以工代赈，顶住一些上司的反对，招募数十万民工趁冬闲开工浚江。开工后，海瑞经常乘着小船，往返于江上指挥监督，工程进展很快，不到一月便完工。接着，海瑞又发起治理白茆河。这两项工程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治水的过程中海瑞注意多方筹集费用，尽量不加重人民负担，百姓都很感激。同时，海瑞还丈田均税，压抑豪强。他颁令将地主侵吞农民的田地退出来，归还农民，违者严加处治。如原任内阁首辅的徐阶的三个儿子，一贯在江南乡里横行，抗命不从，海瑞严正治了他们的罪。这样一来，那些地方官和大地主看到海瑞“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下令飚发凌厉”，都很害怕，只好忍疼退田，有的则逃往他地去了。

海瑞是历史上较早实行“一条鞭法” 的人，这是他在应天巡抚任上所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后来，张居正当首辅后于1581年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正是总结海瑞等人的经验而发展的。

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政令严如烈日秋霜，打击豪强，禁绝贪污，贯彻一条鞭法，把豪绅侵夺的田地还给农民，这些作法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他们 “怨颇兴”，把海瑞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群起而攻击。在朝廷中，也有官员和豪绅们相呼应，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不达政体”，“鱼肉缙绅”，“沽名乱政”。尽管朝中支持海瑞的大臣不少，但那时当政的新内阁首辅高拱原对海瑞藏有怨恨，也有意贬压海瑞。海瑞只当了9个月巡抚，便被政敌们排挤，被迫告养归家。当时老百姓听到海瑞要离开，都出来沿路哭着相送，很多人还画了海瑞的像，供在堂焚香膜拜。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辞职回到故乡琼山县，过着寂寞清淡的闲居生活。他一边授徒讲学维持生计，一边把自己多年的文章、奏疏、函牍，整理编辑成《备忘集》一书，并刻印赠送亲友。他居家时仍不忘时事，关心人民疾苦，常协助当地官员为地方做好事。有一年端阳节，琼州知州请海瑞到州府卓明堂商议修筑治理北冲溪和河口河问题，并聘他为治河指导，海瑞写下了《午日卓明堂议修筑北冲河口》一诗。海瑞还参与在现在的潭文镇甲子地方修筑沟渠，在海口市郊滨涯村挖了一口水井，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

海瑞在家居住了15年，在此期间，朝中一再有人举荐海瑞，由于隆庆六年(1572年)升任首辅的张居正妒忌海瑞的刚直，不让他出山。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要求让海瑞出仕的呼声又起。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二月，广东巡抚邓栋(邓纯吾)再度向神宗朱翊钧举荐海瑞获准。起初，吏部拟让海瑞补通政司左通政的缺，神宗觉得还有些大材小用，给予官复前职。次年一月，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2月渡海北上，5月到任。不久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当时，海瑞已经72岁。

万历十四年(1586)，海瑞看到吏治腐败，又上疏万历皇帝，说明治安之要，在于使官吏廉洁，对贪官污吏必须严刑惩处，以正世道。当时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贪脏枉法，怕被海瑞揭发，反而上疏弹劾海瑞，说海瑞 “唯务诈诞”，“一言一动为士论所嗤”。进士顾允成、彭遵古、诸寿贤等人抗疏劾寰，揭发其奸邪，数其欺罔七大罪，时论大快。他们极力推重海瑞，使海瑞不至因诬告受害。

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587年11月13日)，海瑞病逝于南京任上，终年74岁。临终前3天，兵部送来的薪俸多给了七钱银子，他还算清楚退回去。病危之际，没有一句话谈及身后事。死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去看望，清点遗物，只有十多两银子，几件破旧的衣袍，一床粗麻蚊帐，一个破箱笼以及绫绸、麻布各一匹。同事们看了，都不胜嘘唏，自动凑钱为海瑞治丧。

民间得到海瑞病死的消息，老百姓奔走相告，象死了自己亲人一样悲痛。南京市民罢市数天，以悼海瑞。朝廷封海瑞为太子太保，谥号忠介，并派海瑞的同乡、行人司的许子伟护送灵柩返海南岛。灵柩运离南京时，老百姓都出来哭送，当时江上 “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

海瑞安葬于琼山县滨涯村(现属海口市郊)。墓的正面有万历皇帝的御制碑，有明代的翁仲、石羊、石马、石狮等，还有一座纪念亭。海瑞墓 “文革” 中遭厄运，但 “公道在人心”，今已修葺一新。前往瞻仰的四海游客，往返如织，络绎不绝。

慧寂

慧寂（840～916），唐代禅僧。沩仰宗创始人之一。据《宋高僧传》卷一二、《景德传灯录》卷一一、《祖庭事苑》卷七等载,俗姓叶。韶州浈昌(今广东南雄)人。十七岁出家,依南华寺通禅师。受具足戒后,先拜谒耽源应真禅师,从学数年,悟得玄旨;后又叩访沩山灵祐禅师,受教十余年,得传心印。继嗣沩山之法,迁住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仰山,学徒聚集,盛极一时。世称“仰山慧寂”。与其师灵祐师资相承,共创禅宗别派,名“沩仰宗”。弟子有十人,著名的有光穆、光涌。光穆传如宝,如宝又传贞邃,尔后法系不明;光涌传慧清,慧清又传继彻,尔后法系也不明。谥号“智通禅师”。其禅学注重心性,强调自心佛性,教人“各自回光返照”,“莫将心凑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人问:“如何是祖师意?”乃以手于空中作圆相,相中写“佛”字。平日也常以手势启悟学人,人称“仰山门风”。有《仰山慧寂禅师语录》一卷传世。

与沩山灵祐同为沩仰宗之祖。又称仰山慧寂、仰山禅师。韶州怀化（广东广州）人，俗姓叶。自幼欲出家，父母不许，后断两指以明志，时年十七，乃依南华寺通禅师剃度，未受具足戒即四出游方，初参谒耽源应真，既悟玄旨；继叩访沩山灵祐，遂登堂奥，得传其心印。后更往江陵受戒，深探律藏，又参访岩头全■，不久又回沩山，执侍灵祐前后十五年，后继嗣沩山之法，迁居江西仰山，学徒聚集，盛冠一方，世称仰山慧寂。一日，有一梵僧来东土，谓（大四九·八四○上）：‘特来东土礼文殊，却遇小释迦。’后遂有‘仰山小释迦’之号。师资相承，别开一派，即沩仰宗。师平时常以手势启悟学人，称为仰山门风。后迁江西观音院，后梁贞明二年复迁韶州东平山，同年示寂，世寿七十七。一说唐中和二出（883），或大顺二年（891）示寂。谥号‘智通禅师’。

震钧

震钧(1857～1920)，清末学者。满族。姓瓜尔佳氏。汉名唐晏，字在廷(亭)，自号涉江道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曾任江苏江都知县。宣统二年(1910)，执教于京师大学堂，旋为江宁将军铁良幕府、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1911)后，寓居南方。潜心学问，著有《庚子西行纪事》、《渤海国志》、《两汉三国学案》、《八旗诗媛小传》、《洛阳伽蓝记钩沉》、《八旗人著述存目》、《陆子新语校注》、《香奁集发微》、《国朝书人辑略》、《天咫偶闻》、《石鼓集注》等。其中《天咫偶闻》是研究北京城市坊巷建制及地方掌故的重要史料。《庚子西行纪事》是作者亲历目睹，随日记录而成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晏出身满族官宦世家，其祖随多尔衮入关即世居北京，至唐晏时，居京师已12世。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甘泉知县，迁陕西道员。庚子以后，任江苏江都知县，宣统二年(1910)执教于京师大学堂。不久入江宁将军铁良幕府，并任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唐晏长住南方。博学多闻，善画墨梅及兰竹。工篆、隶，能画。有海上嘉月尘诗。《清画家诗史》

由于世居京师，习闻琐事，著有记述北京历史掌故的《天咫偶闻》10卷，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又著有《渤海国志》、《庚子西行纪事》、《两汉三国学案》、《八旗诗媛小传》、《国朝书人辑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