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

萧伯纳，全名乔治·伯纳德·萧（George Bernard Shaw，1856年7月26日—1950年11月2日），英国剧作家。1856年7月26日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从小爱好音乐和绘画。童年时由担任神职的叔父指导学习,1870年在都柏林美以美教会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未能继续升学。1871年到一家地产公司当抄写员,后当会计。1876年他移居伦敦母亲处,一面为《明星报》和《星期六评论》周报撰写音乐和戏剧评论,同时勤奋读书并尝试写作小说。

1879年他写出第一部小说《未成熟》,但遭到出版社审稿人的拒绝,当时未能出版。1884年费边社成立,他加入该社,并成为该社的组织者之一。此后,他写了大量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编辑和写了《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1884至1888年,他完成了5部长篇小说:《业余社会主义者》(1884)、《不合理的婚姻》(1885)、《凯雪尔·拜伦的职业》 (1885—1886)、 《无理之结》(1885—1887)和《艺术家的爱情》(1887—1888)。

从90年代开始,在易卜生作品的影响下,萧伯纳由小说创作转向戏剧创作。1891年他发表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评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1892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剧本《鳏夫的房产》。从这时起,到1950年他的《为什么她不肯》止,在长达50余年的过程中,萧伯纳共写了51个剧本。

在20世纪以前,萧伯纳发表了10个剧本,分别收入3个戏剧集。第一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收有《鳏夫的房产》 (1892)、 《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和《荡子》(又译《好逑者》) 3个剧本。前两个剧本提出了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刻画了几个卑鄙的资本家人物。第二个戏剧集《愉快的戏剧》,收有《武器与人》(1894)、《康蒂坦》(1894)、《风云人物》(1895)和《难以预料》(1896) 4个剧本,提出了文明人类关心的问题,如真、善、美等。第三个戏剧集《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收有《魔鬼的门徒》(1897)、《凯撒和克丽奥佩特拉》(1898)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1897) 3个剧本。其中前两个是历史剧,而《凯撒和克丽奥佩特拉》是较好的一个。

进入20世纪以后,在萧伯纳所写的大量剧本中,比较重要的有:《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医生的困境》 (1906)、 《皮格马利翁》 (1913)、 《伤心之家》(1919)、 《圣女贞德》 (1923—1924)和《苹果车》(1929)等。

由于对人类文化的卓越贡献,萧伯纳于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他访问过苏联,在莫斯科度过他的75寿辰。1933年他访问美国和中国,在上海他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人。

晚年,萧伯纳过着隐居生活。1950年11月2日因跌伤不治,在伦敦近郊逝世,终年95岁。

张竞生

张竞生（1888年2月20日—1970年6月18日），字公室，中国社会学家、美学家，中国现代性教育先驱，与艺术家刘海粟、音乐家黎锦晖并称旧上海“三大文妖”。

张竞生，原名张公室，广东省饶平县浮滨镇大榕埔人，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影响，自己改名张竞生。1904年就读于近代抗日先驱、爱国学者丘逢甲创办的汕头同文学堂。1907年起先后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小学、上海震旦学校及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孙中山委任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秘书。1912年，与宋子文、杨杏佛等25人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派的第一批官费生出洋留学。张竞生前往法国。1915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并获文学士学位。1916年至1919年到里昂大学攻读博士。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通过论文答辩，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是饶平，乃至潮汕地区的第一个博士。 张竞生被誉为民国三大博士之一，曾经与胡适并列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两个教授。在中国，他第一个把卢梭的《忏悔录》译成中文，第一个提出逻辑学的概念，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第一个在中国展开了爱情大讨论，并编撰《性史》。但由于时代的极限性和人们认识的差异性，他超前的思想和言论受到世人强烈指责，“文妖、性博士”等不雅头衔均落在他身上，晚年更遭受迫害，在家乡贫病交迫而死。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记意与意识》、《普通的逻辑》等，译有《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等。

徐复观

徐复观（1903年1月31日－1982年4月1日），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思想家。原名佛观,学名秉常,湖北省浠水县人。青年时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北省立国学馆。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1928年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经济,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军校步兵科学军事。“9·18”事变后回国,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开始了15年之久的军旅生涯。1946年,以陆军少将衔志愿退役,结束了军旅和政治生涯。对“中国文化的母亲”——劳动民众深挚的感情以及早年对国学典籍的熟谙,是其人生转折的前提,而当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之一熊十力的精神感召,是其转折的直接诱因。1949年离开大陆,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坚持达16年之久,成为惨淡经营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曾先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农学院、东海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1月,与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徐氏中年之后方始治学,主要倾力于先秦、两汉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等。徐氏之学术,并非书斋里的纯学术,而是“要在中国文化中发现可以和民主政治衔接的地方”。这一任务,必须要求还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他痛斥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的统治,但却并不能把儒家思想本身和专制主义完全混为一谈。他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一种“忧患意识”,殷周之际人文精神的萌动,就是以忧患意识为基本动力的。这种忧患意识,也就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传统。孔子的“有教无类”,对殷周文化的承传,其贡献在于把贵族手中的文化及文化资料,既修之于己,又扩大之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三千弟子,成为真正的文化摇篮,成为尔后两千多年中国学统的骨干。能把贵族的文化教养普及于平民,乃平民精神生活的一大进步。儒家的历史角色,是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尽到了“思想”所能尽的影响,即以“德治”而于专制的补偏救弊。对于历史上属屈服于赏罚二柄之专制统治下的“士”或近代知识分子,大加伐挞。对于中国文化中艺术精神的研究,提炼出孔子所奠定的儒家艺术精神是“为人生而艺术”,庄子奠定的道家艺术精神是“为艺术而艺术”。不过,庄子仍无意于“艺术”而仍关注人生,“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精神之正统。徐氏的研究领域广涉思想史、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经学和政治,发表政治杂文逾七百篇。主要著作有:《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中国艺术精神》等。

毛晋

毛晋（1599年1月31日—1659年9月13日），字子晋，世居虞山东湖(今江苏常熟)，是明末清初大藏书家，也是个很有功力，很全面的编辑家。

毛晋博学强记，通明好古，很有学问， “在明季以博雅好事名一时”。但于仕途并无成就，没有做过官。一生中都是与书籍打交道，同治苏州府志记载：他家居迎春门外七星桥，少为诸生，性嗜卷轴，湖州书舶云集於门，当时流行的谚语是，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卖书於毛氏。可见毛家与书籍的关系之密切。吴伟业作过《汲古阁歌》，也能说明这一情况，歌中提到： “嘉隆以前藏书家，天下昆陵与琅邪，整齐旧闻汲放失，后来好事知谁及，比闻充楝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还有“君今万卷尽刊讹”之句。毛晋除了藏书，在编辑工作方面，有多方面的才能，抄书、刻书、校书、编书都有成就，自己还著书立说。

毛晋好搜罗古籍，并专修了汲古阁、目耕楼以藏书。他家里藏书有84000余册，而且多是宋元刻本，并在藏书上盖有藏书印章： “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毛氏藏书”、“汲古阁世宝”等。对此， 《汲古阁珍藏书目》有详细记载。毛晋很喜欢校刻古书， “经史全书，勘雠流布，毛氏之书走天下”。他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津逮秘书》等。他校刻的书，称为汲古阁版，亦称毛本，流布天下，影响极大。他是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对此，《汲古阁刻书目》有详细记载。他也喜欢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如《萨天锡诗集》等书，就是他手抄的，后人对他的抄本很重视，称之为毛抄本。校刻、抄书，都是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

毛晋编辑注释的书很多。编辑有《二家宫词》、《三家宫词》、《元四家诗》、《宋名家词》、《津逮秘籍》、《香园》、《苏米志林》;注有《毛诗陆疏广要》、《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还著有《隐湖题跋》、《海虞古今文苑》、《毛诗名物考》、《明诗纪事》等。可见他的成就是很大的。

他编辑的书籍中，规模最大的要算《津逮秘籍》。这是一部汇集宋元以前古籍的丛书，有15集，139种，其中有两种只有目录，所以，实际为137种。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他和胡震享合编的。胡震享自己先搜集编辑了一些古籍，后来遭受火灾，他搜集整理的古籍，只剩下了一些残版。毛晋在残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整理，增加了内容。由于毛晋家藏书多，结交的读书人多，所以，他编辑的这套丛书，比别人编的好得多，有条理得多，但其中也有一些伪本。不管怎样，它保存了许多古籍，是有功劳的。

他编辑的诗词集各有特点。《二家宫词》二卷，是皇家词选，采集了宋徽宗的自建中靖国二年至宣和六年(公元1102—1124)御制宫词300首和宁宗杨皇后词50首，共350首。其实其中真伪参半。《三家宫词》3卷，主要是宫庭诗，都是七言绝句，共300首，其中唐王建100首，后蜀花蕊夫人100首，宋王珪1000首。《元四家诗》26卷，有虞集诗8卷，杨载诗8卷、范椁诗7卷、揭徯斯诗3卷。元诗在历史上本来成就不大，不过选编的这些诗，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诗的面貌。《宋名家词》，选了61家，自曼殊珠玉词起，到卢炳哄堂词止，采集得比较广泛，有一定的代表性。每家之后都附有跋语，对这些词家进行了评论。他编辑此书时，是按他搜集到的词付雕版的时间先后为序，随得随雕，没有什么选择，所以，质量有高有低，不完全一致。

毛晋编辑的《苏米志林》3卷，2卷是掇集苏轼的琐言碎事;1卷是米芾的铁事。《香园》3卷，是杂录的香事，如狄香条，注为洒扫清枕边，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国之香也。全书陈因习见，庞杂割裂。这两种书都价值不高。

毛晋注释的《毛诗陆疏广要》2卷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都是三国时吴陆玑的作品，注释中旁证博引，资料丰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毛晋从自己著书，到抄书、刻书、校书、注书、编书，而且都很有成就，这在编辑史上是不多见的。

于敏中

于敏中（1714年—1780年1月14日），清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状元。江苏金坛人,字叔子,号耐圃。出身于官宦世家。二十四岁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供职七年。乾隆九年,充山西乡试正主考,旋提督山东学政。十一年,迁侍讲。十二年,充山东武乡试主考官,旋调浙江学政。十四年后,历任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少詹事、詹事、内阁学士,有文名。十九年,擢兵部右侍郎。两年后,丁父忧,归籍守制。不久,即受诏赴京署刑部左侍郎。二十三年,调户部右侍郎。二十五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因办事敏捷,颇受器重,累加官晋爵,其子以屡赴乡试不第,亦特恩赏荫生。三十八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命在上书房为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先后充方略馆、国史馆、三通馆、四库全书等总裁官,对乾隆朝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三十九年,因交结内监,探询朱批记载,受诘责。四十一年,以办理金川军务之功补其过,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充文渊阁领阁事。因病卒于任。加恩列入功臣,入祀贤良祠,谥文襄。数年后,因几起贪污案涉及其任职期间的贪污行为,又撤出贤良祠,革去世职,使一生名声被污。著有《国朝宫史》、《临清纪略》、《日下旧闻考》《浙程备览》等。

李石岑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潘字石岑，后以字行。湖南醴陵人。1915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与潘培敏、丘夫之等创设学术研究会，并编发《民铎》杂志。后被日政府查封，旋移国内刊行。1919年返国，在上海主编过《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又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尊重各种学术”的口号下，主张调和主义，大量介绍西方各派哲学。其主办的《民铎》杂志编辑出版“尼采专号”“柏格森专号”等，颇具影响。曾笃信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柏氏哲学“可谓取杜威、罗素两人的长处，去掉他们的短处”（《杜威与罗素之批评介绍》）。亦赞赏实用主义、尼采哲学思想。后陆续受聘为大夏、光华、暨南诸大学教授。1920年10月曾与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学。其时，因倡言“人生哲学”而闻名。主张探求人生的究竟，强调宇宙万物皆有“生机”，而人的生机则表现为“精神的自我”（“真我”“主我”）可以创造出一切。强调“我的人生观就是表现生命”，“所谓生命的表现，即无异云自我表现。……我的生命在，故万有之生命在”（《人格之真诠》）。1927年赴法、英、德等国考察哲学。1930年归国后，转而推崇“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1933年撰著《哲学概论》，比较早地正确评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代表着哲学的新趋势，预测“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发展”；认为它“为最正确的方法，因其能把握宇宙发展的全部”；批判了柏格森、尼采实用主义的唯心论。并且认为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是统一的，“辩证法本身即是认识论，也即是论理学”（《三十年来世界哲学的进展》），不同意当时“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把这三者对立或割裂的观点。193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十讲》，贯穿了中西哲学比较，是较早以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颇为重视西方哲学的发生学和现象学的方法论，还介绍过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恺郭尔（SrenKierkegaard，1813—1855）的“体验哲学”。主要著作还有《人生哲学》（上）、《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等。

米歇尔·埃莱尔

米歇尔·埃莱尔，本名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海勒（Михаил Яковлевич Геллер 1922年8月31日-1997年1月3日），1922年8月31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阶级犹太家庭，1997年1月3日逝世于巴黎10区，是俄罗斯裔法国历史学家。

1941年至1945年，他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论文题目是德俄关系史。

1950年，他刚刚与波兰女青年热尼亚结婚，孩子还在摇篮里，就被苏联当局逮捕，被判15年苦役，并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劳改营。六年后，他于1956年获释，移居波兰，在那里他与AndrzejDrawicz和AndrzejWajda等人一起工作。之后，他移居法国，从1968年起，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法国创作，并为多家杂志撰写专栏，包括波兰杂志《Kultura》、《LaPenséerusse》和《LePoint3》。

他被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分校任命为名誉教授，一直任教至1990年。

1997年1月3日，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就在几个月前，他完成了耗费十年心血的巨著《俄罗斯及其帝国史》。

蒋廷锡

蒋廷锡（1669—1732），字杨孙，号西谷，又号南沙，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生于康熙八年(1669)，蒋廷锡的童年时代是比较快乐的，他的父母都非常疼爱他。蒋廷锡刚4岁时，他的父亲蒋伊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监察御史，负责对官吏进行监察弹劾，有权对政务进行评论，对君主进行规谏等。后官至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学政，掌理本省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视所属学校，考勤师生勤惰，有权提升有作为、有成就的教官，贬斥无能的教师。蒋廷锡的哥哥蒋陈锡，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进士，官至云贵总督，是云贵两省的地方最高长官，总理军民要政。

蒋廷锡少年时聪颖好学，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在同龄少年中以知多见广为同学所崇慕。蒋廷锡尤爱文学，擅长绘画，常以所见之物咏诗，绘画以山水见长。他参加院试中秀才，又参加乡试，取为举人。蒋廷锡虽多次参加会试，都没有取第。就以举人的身份在朝廷内做事。蒋廷锡办事谨慎周全，对人以诚相待，知书达理，为当时人称赞，康熙皇帝也曾当面表扬过他。

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康熙皇帝下诏，举人蒋廷锡、江灏、何焯学识渊博，参加会试没有取得贡生很可惜，为此让他们破格与贡生一同参加殿试。其后，被赐为进士，选为庶吉士。按照规定，庶吉士三年后再试，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蒋廷锡第二年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入詹事府，任左、右赞善，成为太子的侍从谏议官。由于皇帝很赏识他，又转为侍讲、侍读，负责给皇帝讲学，或者帮助皇上读书。为此，蒋廷锡对工作更是尽心尽责，一丝不苟，做事更谨慎小心。康熙皇帝对他甚是满意，不久下诏蒋廷锡回詹事府，做左、右春坊，任少詹事，掌理经史文章，编纂书籍，充日讲官。康熙皇帝愈信任他，蒋廷锡工作愈勤恳，愈任劳任怨。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月又提拔他为内阁学士，负责传达诏命及章奏。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月，蒋廷锡向皇帝进呈《皇舆全览图》，康熙帝甚是欣赏，六十年(1721)十二月，命他充经筵讲官，成为康熙帝讲解经史的官员。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圣祖康熙皇帝玄烨死，第四子45岁的胤禛即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元年(1723)三月，雍正帝因蒋廷锡于前朝政绩显著，忠于朝廷，晋他为礼部右侍郎，仍兼侍讲学士，并赐诗赞扬蒋廷锡：“在公勤夙夜，懋绩有贤声。”正当蒋廷锡平步青云，备受朝廷信赖之时，山东巡抚黄炳周却上疏，蒋陈锡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任山东巡抚时，侵蚀捐谷羡余银200余万两，由刑部讨论决定，必须追回。雍正帝命蒋廷锡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蒋廷锡实在是不知内情，又因雍正帝对蒋廷锡比较信任，此事就从宽处理，责命蒋陈锡的儿子偿还原数额的一半，其余不再追究，蒋廷锡不知原委，与此无关。由此可知，雍正帝对蒋廷锡的赏识和信赖。

雍正元年，国家设立了许多官办学校，由政府提供粮食。但学校存在着许多不良现象，许多学生甚至一年到头不到学校，平时没有老师亲自教诲，学生为此大多放荡不羁，搞歪门邪道，教风学风不良，学校制度一片混乱。蒋廷锡认为这样长此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雍正元年十二月，蒋廷锡上疏皇帝，建议各道州县的各级管理教育的官员，详细检查监督所属学校，重整学校的规章制度及校风学风。按照规定设立课程，学生到校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教师严肃校纪，以身作则，面对面管教学生，给他们讲经论史，以此来收敛他们的放荡之心，勉励学生勤奋学习。对于教师的考核，以岁考、科考时学生成绩的好坏来确定教师的优劣，奖勤罚惰，决不能姑息。他在奏疏中提到：“《大清会典》上有明确的记载，顺治九年曾规定每个乡都设立社学，后因滥设而废止。针对当前学校管理不善的弊端，请圣上选派专门人员核实各州、县、乡所设立的学校，挑选品行优良、学识渊博的人充任教师，按照学生的多少和所教学生成绩的优劣为标准给教师报酬。乡民子弟，年龄12岁以上，20岁以下，有志于学习的均可入学。”雍正帝看后甚是欣赏蒋廷锡的这一套独到见解，于是将奏疏转到礼部，礼部大臣讨论审订建议可行，按部就班落实实施。随后各州县的学校教育重兴，贵族子弟、乡民子弟纷纷入学求知，一时学风大兴。雍正二年(1724)五月蒋廷锡又上疏奏请继续纂修《大清会典》，雍正皇帝遂任命他为编纂副总裁。

同年六月，蒋廷锡调入户部，任户部右侍郎，成为户部尚书允祥的副官，协助他一同掌理土地、农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雍正三年(1725)二月，任户部左侍郎，蒋廷锡可谓官运亨通。蒋廷锡对朝廷也是忠心耿耿，尽心尽责。

雍正三年(1725)七月，雍正帝又任命蒋廷锡与内务府总管来保共同检察京都的仓贮情况。当时京都的许多物资都是各地调入的，特别是粮食，多依靠运河由南向北调运，漕运由此显得非常重要。蒋廷锡有一次在回老家时途经山东，发现山东境内漕运存在许多严重问题，漕运水道管理不善，又缺乏必要的治理维护措施，有些河道为当地居民填上为田，挤河垦耕，航道变得狭窄，多处堤坝、闸口淤塞，低处杂草丛生，水道不明;高处泥沙几乎与堤坝相平，这严重影响了京都的物资供给。于是蒋廷锡有针对性地上疏奏请派专人勘查水道，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得力措施。另一方面，蒋廷锡提出，漕运主要是依靠水的优势，对于水的利用和管理也应讲究合理性和科学性。主要是疏通漕河水源，平时对漕河的管理要注意有计划的排放，合理调节。山东境内的漕河，其源流主要依赖汶水、济水、洸水和泗水。但是这四水的源头流量都较小，还要靠其他小河和泉水的汇聚，才能维持正常的漕运。仅山东一省，小河和泉源近200处，形成湖泊15处，如果不注意保持和疏通小河、泉源入漕河的水道，将会给漕运带来很大影响。他建议，对大小湖泊、筑堤设坝，建立节制闸，按照时令开闭、调节漕河水位。如果漕河水势过猛，可将漕河水通过闸而入湖，保存水势。漕水过浅时，则通过闸放水入漕河，使漕运水道保持均衡，畅通无阻。雍正皇帝对他的奏疏非常重视，随即命令内阁学士何国宗带着仪器和地图与专门负责漕河管理工作的齐苏勒、巡抚陈世倌一同沿河勘查，实情与蒋廷锡所讲的基本一致。因此雍正帝对蒋廷锡更是另眼相看，赞赏不已，立即责成有关各部尽快拟订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与蒋廷锡会审，修改完善后开工治理。故此蒋廷锡在朝廷、地方各部中一时名声大振。

雍正四年(1726)二月，蒋廷锡晋升为户部尚书，协助怡亲王允祥办理财务。允祥即十三阿哥胤祥，与雍正皇帝胤禛是同父兄弟，康熙末年，两兄弟曾共拯国难，雍正帝即位后，允祥因功封怡亲王，总理事务，是雍正兄弟中最受宠爱的大臣。为避皇帝“胤”字，改为允祥。允祥对雍正帝也是忠心无贰，雍正帝曾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给他。蒋廷锡跟随着这么一位极受宠爱、位尊显贵的亲王，因政绩显著而受到雍正帝的绝对信任。同年八月逢乡试，雍正帝指派他为顺天府(今北京)乡试正考官。雍正帝曾当众大臣之面赞赏蒋廷锡，协助怡亲王处理户部事务，公正严明，尽心尽力，以国为重，不徇私情，现在雍正帝又令蒋廷锡主持乡试，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怨恨。雍正帝预料到有人会趁此机会捏造谣言，无稽诽谤，因此下诏：在考试中，如有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可以到督察院去控告;但如有假公济私，诬告、捏造歪曲事实真象以达到官报私仇目的的，一定要严惩不贷。此诏一发，自然无人敢言蒋廷锡。由此看来，雍正帝对蒋廷锡的宠信不一般。十月，雍正帝又下诏，令蒋廷锡以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十二月，蒋廷锡的母亲丁氏病故，雍正帝亲派专人带着祭祀器物，带着为丁氏所加的封诰和治丧财物去吊唁。按照礼制，蒋廷锡须回家守制，雍正帝就准许他几个月的丧假，让他将其母的灵柩送回江南老家祖茔安葬，然后回京，在任守制。

雍正六年(1728)三月，蒋廷锡被授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理户部。大学士是清朝的内阁要员，设保和、文华、武英三殿与体仁、文渊、东阁三阁大学士，满汉族各二人，主要掌理机务，表率百官，实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六月，蒋廷锡又兼任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

雍正七年(1729)七月，雍正帝为嘉奖蒋廷锡对朝廷的忠心，赐给他宅第，并亲题匾额“均衡硕辅”赠给他，同年十月又加太子太傅。

蒋廷锡勤于政务之余，善于吟诗作画，还颇有名气，他所画花卉，写生为主，多有飘逸之笔，以工笔见长。其画生动、传神、优雅，画山水坡石，笔法多样，有时泼墨写意，胸中千山万壑之意，淋漓笔端;有时精笔细勾，于一山一水间着闲暇之情，向往之意。他的画连雍正帝都大加赞赏，更为当时附庸风雅的士大夫所推崇。蒋廷锡的诗作极富田园气息，他常把诗画结合起来，以诗为画，以画咏诗。有《青铜轩》、《秋风传云》诗集及《尚书地理今释》等作品流传后世。

雍正八年(1730)二月，京城举行会试。清代，科举考试程序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院试由中央官员主持，参加院试及格的称“附学生员”，即俗称的“秀才”。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南京、北京及各省城举行，主考大臣由皇帝任命，乡试录取的称“举人”。中举后参加会试，在乡试次年春举行，地点在北京，由礼部官员主持，考中的叫“贡生”，贡生经复试后参加殿试，也称廷试，由皇帝主考，考中的称“进士”。雍正帝命蒋廷锡主持这次会试，且是正考官。三月，蒋廷锡与张廷玉负责管理三库事务。四月，定大学士为正一品官。

雍正八年(1730)冬，噶尔丹策零带兵袭击科舍图卡伦，抢去了大批驼马牲畜。雍正帝准备用兵西北。原来，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三大部，其中的一部厄鲁特蒙古又复分四部，准噶尔部是其中一支，其首领浑台吉一死，儿子争权夺位，在西藏当喇嘛的小儿子噶尔丹夺了政权，于康熙十年(1671)自立为汗，多次侵扰中原，康熙帝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死后，其侄之子噶尔丹策零即位，再度入侵中原，为此雍正帝诏命设立军机房，主管军国事务。因为清朝内阁设在太和门外，很容易泄露机密，于是在隆中门内设军机房，选择内阁中办事谨慎，处世周全，严守秘密的人入内办事。蒋廷锡作为皇帝极度宠信的人，被诏入内。另外还有怡亲王允祥、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同入军机房，受命重要机务，由张廷玉主掌。

雍正帝诏令设军机房之后，大臣奏事也随之发生变化。大臣上奏国事，平常的事务上奏时用“疏”，由通政司上呈皇帝，处理结果下传内阁，拟旨下发;重要的军国大事，上奏时用“折”，由奏事处上呈皇帝，军机房负责拟旨，再经皇帝亲自用朱笔批签后才下发。因此内阁的机要重权转移到军机房。军机房成为要政中心，总揽全国军政。大学士一定要入军机房成为军机大臣方可参预政事。一些地方官员的奏折，不能直接送到内廷的，就由雍正皇帝指定的王或大臣转呈，蒋廷锡就是被指定的为数不多转传奏折的人。由此可见，雍正帝对蒋廷锡的信任达到极点。蒋廷锡也不负皇帝重望。十月间，雍正帝偶然患一点小病，蒋廷锡等全力佐政，内政外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雍正帝甚是满意，对蒋廷锡更是倚重之极，恩誉有加。对蒋廷锡的辅佐之功大加赞誉：“蒋廷锡等佐掌重要机务，办事公正严明，一心为国，忠心耿耿，谨慎周全，一丝不苟，特赏赐他们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功加二级。”世职可带于自身或给子孙。蒋廷锡奏请，以子庶吉士蒋溥承袭世职。至此蒋廷锡的官位达到了顶峰。

雍正九年(1731)蒋廷锡积劳成疾，雍正帝知后，特派太医为他治疗。病刚有好转，蒋廷锡又工作如常，雍正帝愈加信赖。第二年夏，病又复发，雍正帝下令一日内两次上奏蒋廷锡的病情。闰五月，蒋廷锡病逝，终年64岁。雍正帝非常悲痛，辍朝一日表示哀悼，并指派大臣带着祭奠器物吊唁，赐给钱物等葬祭品，谥号“文肃”。对于蒋廷锡的一生，雍正帝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蒋廷锡在朝二十多年，一直勤勤恳恳，自我登基以来，他由内阁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不论干什么，他都忠于职守。论才能、论学识，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主管农业水利，精明强干，不负重托;他总领财政，严格出纳，清赃除弊，有益于国计民生;他参预机要事务，格外谨慎周密，功绩卓著。是我大清有大功之臣，特赐匾额“万幾贤辅无愧色”。

蒋廷锡凭着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能，凭着他的忠心和勤奋，受到康熙和雍正皇帝的倍加信赖，他为政清廉，除了皇帝赐给他的住宅田产外，没有过多的家产，故此于乾隆元年(1736)赐入祀贤良祠，其事迹收入《国朝先正事略》。

邓牧

邓牧（1247年～1306年）宋元之际学者。字牧心。自号“三教(儒、佛、道)外人”，别号“九鉴山人”，人称“文行先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其生平事迹，史籍记载很少。自称：“余家世祖传，不过书一束。”“年十余岁，读庄、列，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及壮，视名利薄之，偏游方外，历览名山。”(《邓文行先生传》)没有在宋朝作过官。邓牧32岁时，大臣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水自尽，南宋灭亡。他怀着亡国的悲痛，终身不仕不娶，隐居在余杭大涤山洞霄宫，“身不衣帛，服楮御寒署。”(同上节)缺食少衣，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58岁时，元朝统治者派玄教大师吴全节请他出山做官，被他拒绝。第2年“无疾而化”。著作有《伯牙琴》。

邓牧不满元朝的封建统治。他指出，封建君主从来都是“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供一人之用。秦始皇就“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君道》)后世的君主也都是象秦始皇那样，“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同上)然而，儒者们却“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其实，他们“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同上)这对封建道德原则无疑是个亵渎。

邓牧还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累累罪行。他说，暴君惧民为乱，“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详，然后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吏道》)。“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同上)他指出：元军的官长驻守一地后，“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田宅、居室。”(《元史·兵志》)以至“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吏道》)

邓牧对人民的不幸表示同情。认为群众的“造反”是暴君酷吏逼出来的。“天下非甚愚，岂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哉!”“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同上)邓牧认为，要使社会争乱和道德堕落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就必须回到远古时代的“至德之世”。至德之世是邓牧的最高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理想人格、道德榜样的圣人，既是君，又是师。“古有圣人，作君作师。忧民之溺，由己之溺，忧民之饥，由己之饥。”尽力为民服务，所以民深受其功德的恩惠。“其德泽所浸，如时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阳之熙。”(《见尧赋》)那时的君主，其道德十分高尚，堪为民之师表。首先，他们具有俭德，生活简朴。“子不闻至德之世乎?饭粝粱，啜藜藿，饮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备也，土阶三尺，茆茨不翦，宫室未美也。”(《君道》)其次，君民平等，关系亲密，“其分未严”，“其位未尊”。经常到平民住的地方(衢室)去访问，在自己的堂屋(总章)听取百姓的意见，作风平易近人。第三，君能禅让其位，臣民不会争夺君位，老百姓衷心拥护君主。“圣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天下乐戴而不厌，惟恐其一日释位而莫之肯继也。”(同上)二是官吏的德行也很高尚，没有人到处钻营，争官求禄。他们人数不多，“去民近”，能够深入群众，不谋私利，“与人主共理天下”，百姓无形中从他们那里得利益。三是人们虽有分工的不同，但都自食其力。“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吏道》)没有剥削与掠夺别人的行为。他们都能谦虚待人，彼此尊重。“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没有狂妄自负、诋毁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其于人也，遏恶而扬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唯恐其不得闻，而以为己所不逮，不幸闻人之过，则亦含容覆护，不忍其不得为君子。”(《名说》)邓牧所幻想的“至德之世”，同元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对现实的无德之世的严厉批判。

邓牧认为，要实现“至德之世”，必须“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吏道》)他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德才兼备的君主与官吏身上。认为如果不行，就按照老庄“无为而治”的办法，任凭天下治乱安危。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性。但他对后世进步思想家很有启迪，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就明显地受到他的影响。

冒广生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疚翁、小三吾亭长,晚号水绘庵老人。蒙古族。江苏如皋人。清初名人冒襄(辟疆)后裔。四岁即遵祖父之命入塾开蒙,是塾中年最幼者。六岁丧父。七岁即能作诗属对,被七伯外祖周星誉称为“神童”。年十二，从外伯祖周星誉受词章学。又十年，从外祖周星诒受校雠、目录学。光绪十六年(1890)与三叔汝华同补博士弟子员。次年(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院试,又拔魁首,举茂才。未及弱冠即得中“小三元”,冒广生声名鹊起。二十年，中举人，考官黄叔颂赏其才，选为婿，人称“文字姻缘”。次年，试礼部报罢，遂与俞樾、孙贻让游，结为忘年交，并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乃知所谓桐城派古文。又从吴汝纶、萧穆学古文。戊戌变法时期，与康有为、梁启超、林旭、徐珂、狄平子、潘飞声等维新人士，往来密切，列名“保国会”，参与“公车上书”。同年，应经济特科试，因策论中引卢梭《民约论》落榜。历官刑部、农工商部郎中。辛亥革命后，任瓯海(温州)、镇江、淮安等地海关监督、南京考试院考选委员、高等典试委员、国史馆纂修。三十年代末，于广州勷勤、中山大学任教，并兼广东通志馆总纂。四十年代任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校教授。1949年后，被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晚岁专力于编订唐、宋、元、明、清诗文集，校勘《管子》等古籍。工诗、文、词、曲。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评其诗云：“诗境俊爽，情韵并茂”，“晚年与闽赣诸家通声气，诗益苍秀”。钱仲联谓其“虽与陈三立、陈衍诸人交游，而不染‘同光体’习气”，“夫惟大雅，卓尔不群”(《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为词主张“上接骚(《离骚》)、辩(《九辩》)，下接诗歌”，独辟蹊径，“有得于幽忆怨断之音”(谭献《复堂日记》)。为“子部杂家之学，与石遗(陈衍)等，信缪艺凤(缪荃孙)、沈乙庵(沈曾植)后一人”(徐一士《一士谈荟·李审言文札》)。日本、美国等研究中国汉学之出版物，对冒氏及其创作，亦有研究。著有《小三吾亭文甲集》(不分卷)、《诗集》四卷、《词集》二卷、《笔记》、《词话》、《疚斋杂剧》八种、《疚斋散曲》、《冒巢民先生年谱》等多种。生平事迹见《小三吾亭文甲集》、冒效鲁《记我的父亲冒鹤亭》(香港《大公报》1979年11月21日)等。

毛奇龄

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齐于，号西河，学者称其西河先生，清萧山城厢镇人。他4岁识字，由其母口授《大学》，即能琅琅成诵。少时聪颖过人，以诗名扬乡里，10多岁就中秀才。明亡，清兵南下，他与沈禹锡、蔡仲光、包秉德避兵于县之南乡深山，筑土室读书。毛奇龄生性倔强而恃才傲物，曾谓：“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于斯三百年矣。”评判言词过激，得罪人多，因此仇家罗织罪名，遭几度诬陷。后辗转江淮，遍历河南、湖北、江西等地。赖友人集资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清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龄中博学鸿儒科，被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其间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二十四年离馆回乡，专心从事著述。

毛奇龄博览群书，经学词章，各擅胜场。遇有异说，必“搜讨源头”、“字字质正”，好持自己独特见解。其所撰《四书改错》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之抨击。毛奇龄一生以辩定诸经为己任，力主治经以原文为主，不掺杂别家述说。他在少林寺写的《大学知本图说》，为其得意之作。以及其他众多著作，均阐明他的治经思想。除潜心经学外，对地方志也有研究，著有《湘湖水利志》3卷、《萧山县志刊误》3卷等。此外，毛对文学、音乐颇有造诣，好诗词歌赋，著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多卷;又曾教授乐律，著有《竟山乐录》4卷、《乐本解说》2卷等。

毛奇龄70岁时，自撰墓志铭，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家病逝。他的遗著由学生编为《西河全集》，共493卷。有40余部著作收录于《四库全书》。

阿克顿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st Baron Acton，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英国历史学家。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父亲是英国男爵,母亲是德国巴伐利亚的女伯爵。幼时在巴黎上学。随后去英国奥斯科尔特和爱丁堡就学。14岁去德国慕尼黑著名天主教历史学家德林格尔家中作客,并从他学习六年之久。师承德林格尔严于治学的态度和精于考证的方法。1855—1857年先后访问美国、俄国和意大利。1859年回英国,定居于阿尔登汉姆。1859—1866年为国会议员。1869年封为贵族。创办一系列天主教评论杂志,如《徘徊者》 (1859—1862年)、 《国内外评论》(1862—1864年)、《纪事报》(1867—1868年)、《北英评论》 (1868—1871年)。因自由色彩太重,触犯教会当局,被迫相继停刊。1886年协助创办《英国历史评论》杂志,并在第一期上发表论文《德国历史学派》,显露了他的渊博的历史学造诣。1895年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在就职演讲中反对把历史学仅仅看作培养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工具,也不是对现实政治和思想的观察和指导。1899—1900年主持编纂《剑桥近代史》。主张历史是一门严密的科学,是一门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奉行德国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同时也认为历史是人类道德发展的纪录,史实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心灵的说明,不能让任何恶人和恶行逃脱历史的惩罚。在他去世前《剑桥近代史》只出版了第一卷。他一生述而不作,生前的讲座和论文后来汇编为《近代史讲稿》 (1906年)、《自由的历史》(1907年)、《历史论文与研究》 (1907年)。个人藏书近六万册,全部赠给剑桥大学。

洪应明

洪应明（约公元一五九六年前后在世），字自诚，号还初道人，里居、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明代思想家、学者，约明神宗万历中前后在世。除著名的《菜根谭》外，还编著《仙佛奇踪》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多记佛老二家故事。《仙佛奇踪》书序中介绍，他“幼慕纷华，晚栖禅寂”，说明他早年热衷于仕途功名，晚年则归隐山林，洗心礼佛。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曾经居住在南京秦淮河一带，潜心著述。

在《仙佛奇踪》,但谈及作者只寥寥数语:“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其里贯未详。”冯梦桢在《仙佛奇踪》中的《寂光镜引》中谈到：“洪生自诚氏，幼慕纷华，晚栖禅寂”，从早年的热衷世事，到后来的归心事仙佛，可知作者饱经忧患，所历风波顿挫，当是不可言喻，到此方足以论人生与大道。史家称他“有仙佛奇踪”。另据林家骊《洪应明与〈菜根谭〉》一文考证： （一）、洪应明是四川新都（今新都县）人，后到南京求仕且在南京居住； （二）、洪氏与袁黄、冯梦祯、于孔兼都有交往。并且袁黄、冯梦祯二人是洪氏的前辈，而于孔兼则与洪氏年龄相仿。

费宏

费宏（1468年－1535年），字子允，江西铅山人。刚满20岁，便参加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科举考试，一举中了进士，并名列第一。明代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进入翰林院，任修撰、编修等官，费宏被授以修撰官职。翰林院是朝廷专司笔札文翰之事的机构，修撰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从六品。弘治年间，费宏从翰林院转入以辅导太子为职责的左春坊任左赞善，与其他官员轮流给皇太子讲读经史，后来又晋升为左谕德。左谕德也是左春坊中的官职，品秩从五品。

武宗即位后(1505)，费宏被擢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兼侍讲读。当皇上听讲官讲授经史时，费宏在一旁侍奉。费宏还参预编撰《孝宗实录》。又从侍讲读升为日讲官，每天给皇帝讲读经史。正德二年(1507)，费宏任礼部右侍郎，不久又转为礼部左侍郎(正三品)。正德五年(1510)，费宏晋升为礼部尚书。礼部是负责国家礼仪、教化等方面事务的机构，尚书是礼部长官，正二品。明朝规定，春秋季节每月逢二日，皇帝就要在早朝之后前往文华殿，听翰林院派出的讲官讲授经史，被称为经筵，经筵之外，还有日讲，即每天或数天听讲官讲读经史，或者反复诵读规定的功课。当皇帝不久的武宗，受不了各种清规戒律、封建礼仪的管束，便恢复其专事享乐、懒于朝政的本性。他将经筵日讲全都停止，每日的早朝也迟迟不到，常常传出免朝的命令。费宏上奏疏请求皇上勤政、务学、纳谏，武宗表示听从他的劝谏。鲁府邹平王的儿子当潩应该承袭父亲的爵位，却被他的弟弟当凉夺去已有几年了。费宏知道这件事后，替当潩上疏争辩，依据国家法律纠正了这件事。当凉非常恼怒，诬陷费宏受贿，费宏置之不理。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十七日，武宗命礼部尚书费宏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到内阁办事。不久，费宏被加封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并晋为户部尚书。

武宗宠幸的佞臣钱宁与宁王朱宸濠私下结党，又想与费宏结交，送给他很多珠宝珍玩。费宏拒不接受，钱宁既羞愧又愤恨。宸濠想要再谋取以前被剥夺的护卫军队和屯田，用车载着黄金巨万，遍贿朝中权贵，钱宁和兵部尚书陆完极力帮助他。朱宸濠在勾结诸幸臣权要的同时，也不断向武宗献媚，借以讨取其欢心。费宏的弟弟费寀在翰林院任掌管编修国史的编修官，他的妻子和宸濠的妻子关系很好，知道这件事后告诉了费宏。有一天，费宏入朝，陆完迎上去问道：“宁王想取得以前被剥夺的护卫军队，可以恢复吗?”费宏说：“不知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被剥夺了护卫军队?”陆完说：“现在恐怕不能不给他吧。”费宏严厉拒绝了。等到中官拿着宸濠要求恢复护卫的奏章来到内阁，费宏极力陈说不应当给予，但皇上终于下诏给予。从这件事以后，宸濠和钱宁勾结在一起共同愤恨费宏。钱宁屡次想抓住费宏的把柄都一无所获。御史余珊曾经弹劾费寀不应当留翰林院任官，钱宁便借此打击报复费宏，诬指这件事是费宏的罪过。武宗通过中官传旨，责令费宏说明情况，费宏请求辞官还乡。武宗批准费宏辞职并命费寀一同辞官。

费宏起程返乡时，钱宁派人悄悄跟在后面，到达临清时，找机会烧了他的船，行李财物都被焚烧一空。费宏归家后，闭门谢客。宸濠又上门请求与费宏交好，费宏拒绝了，宸濠更加恼怒。当时正赶上费宏的族人与邑中奸人李镇等发生纠纷而打官司，宸濠暗中指使李镇等抢劫费宏家。李镇等人便率领一伙人抢劫、攻打费宏家。搜查费宏而不得，抓住与他们打官司那人肢解，并挖掘了费宏家的祖坟，毁灭了费家，还抢劫了费宏邻里达三千多人。费宏逃脱虎口后，派人快速将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派巡抚孙燧前往调查此案，调查结果属实，便发兵剿灭了奸人。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举兵叛乱，目的是要夺取皇位，结果不到43天便兵败被俘。宸濠叛乱平定后，朝臣们争相上奏疏请求武宗重新起用费宏。武宗还未来得及起用费宏，便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死去。世宗即位后，派遣使者率领一行人至费家起用费宏，加封他为少保，召他入朝辅佐朝政。费宏为人持重识大体，对国家有关的政策、制度比较熟悉。费宏重新进入内阁后，与阁臣杨廷和、蒋冕、毛纪同心协力，共同辅政，屡次劝世宗改革武宗时朝政的弊端。在议“大礼”时，各位阁臣没有附合世宗的意思，反对世宗推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世宗对他们特别反感。费宏颇能揣知皇上的心理，当阁臣们上疏劝谏时，他只是签了名，没有特别上疏劝谏，所以皇上很喜欢他。等到杨廷和、蒋冕、毛纪相继罢官离阁后，费宏成为内阁首辅。世宗还加封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世宗对费宏特别宠爱、信任。户部想要追征正德年间百姓欠交的赋税，费宏和新任阁臣石、贾泳一起上疏请求从正德十年开始征收，以前的全部免除。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皇上因为国家到处都出现灾异，敕令众朝臣修身自省。费宏等趁机进言：“陛下花费钱财没有节制，大兴土木建筑没有休止。京城内的土地一半成为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的庄田，宫廷内需求的财物超过几倍。国库里没有三年的积粮而奢侈浪费现象与日俱增，京营没有十万兵士但服劳役的人却不断。刚正不阿、直言劝谏的大臣获罪皇上不肯原谅，言官尽职尽责却被罢黜。国家律令应该执行的却不能彻底执行，犯了重罪的人却能很快承旨免罪。天下百姓怨恨朝廷，并不是起于一件事。”皇上对费宏等人的谏言表示赞赏，也承认自己有过错，但没有采用。大同发生兵变，张璁请求朝廷发兵讨伐。费宏说：“派兵讨伐大同，即使胜利了也是两败俱伤;倘若不胜，叛兵将占据城池坚守，这样损失就更大了。不如看看形势发展再作打算。”皇上采纳了费宏的建议，兵变果然平定了。

费宏平时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做事比较谨慎。在议“大礼”时，费宏对世宗不能强谏，但也没有附会。费宏任首辅后，操纵朝政的是在议“大礼”中阿顺世宗的席书、张璁、桂萼等人。席书的弟弟席春，在翰林院任检讨官，本是由他职改任。等到《武宗实录》完成后，费宏建议席春出翰林院到其他部门任职，席书由此而对费宏不满。张璁、桂萼本在南京任职，因在议“大礼”时支持世宗推尊私亲，被调进京师任皇帝的侍从官，不久又进入翰林院，很快又进入辅导皇太子的机构詹事府任詹事，满朝文武对他们非常反感，费宏对他们也有所抑制，经常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所以张璁、桂萼也很怨恨费宏。武宗曾经亲自驾临平台，特赐御制七言一章，命费宏将其编辑为倡和诗集，让费宏署其衔曰：“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费宏受到的荣宠前所未有。张璁、桂萼对费宏受到皇上的宠信，非常嫉妒，桂萼对皇上说：“诗文这点小事，不足以烦劳圣上，况且使费宏得以恃宠凌压朝臣。”皇上没有理会他的话。桂萼阻止不了世宗对费宏的宠信，便和张璁一起在皇上面前诋毁费宏，说费宏收纳了郎中陈九川所盗的天方贡玉，接受了尚书邓璋的贿赂，还攻击到了费宏在乡里的一些行事。费宏上疏请求致仕回乡，说道：“桂萼、张璁怀私仇进攻臣下已有多次了。不给他们经筵讲官就怨恨，不让他们参预编修《献皇帝实录》就怨恨，不让他们担任两京乡试考官就怨恨，不让他们任教习就又怨恨。桂萼、张璁怀疑内阁事务由臣操纵，哪里知道臣下听百官的意见，上听皇上的旨意，怎么敢擅权?桂萼、张璁每日里攻击臣，是想进入内阁谋得臣的位置。臣怎么能和这些小人在一起共事，请求皇上恩赐臣致仕还乡吧。”皇上不允，批答说：“所奏事情已经分明，不必深辩，卿应该立即到内阁理事，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当时是嘉靖五年(1526)四月。这一年的十一月，张璁已从詹事改为兵部右侍郎，费宏建议让新宁伯谭纶掌奋武营(京师军队的一部分)，张璁便弹劾费宏揽权，企图控制政府部门。没有多久，费宏的儿子费懋良犯罪下狱，张璁和桂萼便更起劲地攻击费宏，并将前后弹劾费宏的奏疏综合抄录上奏皇上。费宏又上书请求致仕，世宗还是不允。张璁等极力诋毁费宏，想将他逐出内阁。弹劾费宏的奏疏上了多次，都未奏效。于是自己上疏请求辞官，同时诋毁费宏更加厉害，奏章接连呈上。费宏也接连几次上疏请求致仕，皇上便下诏慰问挽留他，但始终不责备、训斥张璁和桂萼。当时，有一个奸人叫王邦奇按照张璁、桂萼的指示，上书指责原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一并诬蔑费宏。费宏因经不起张璁等再三、再四的攻讦，颇怨皇帝未能主持公道，于是力请辞职，世宗也只好批准。当时是嘉靖六年(1527)二月。这一年十月，张璁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隔了一年多桂萼也进入内阁。

嘉靖十四年(1535)，桂萼已经死去，张璁也因病致仕归乡，世宗开始思念费宏。这一年的四月，世宗又派使者率人到费宏家起复费宏，七月，费宏到达京师进入内阁。皇上设宴慰劳费宏，并当面对他说：“朕与卿分别这么久，卿身体还好吧，望卿从现在起一心一意辅佐朕整治朝纲。”费宏叩头谢恩。从此以后，世宗对费宏更加宠爱和信任。费宏和新阁臣李时经常被皇上召入无逸殿，与皇上一起观看殿内的陈设，谈笑很融洽，每次入殿都是很久才出来。皇上还赐给费宏一枚银章，上面写着“旧辅元臣”四个字，让费宏尽心供职，有闻及时上告。皇上把费宏看成是知己，经常向他咨询有关国家大事，费宏对皇上的恩宠感激不尽，对皇上的询问总是坦诚相告，直言无讳。在经受了张璁、桂萼的陷害之后，费宏的心胸并没变得狭窄，而是更加宽宏大量，朝廷大臣们都愿意与他结交。费宏第三次入内阁不久，也就是嘉靖十四年(1535)十月十九日，费宏病死，年68岁。世宗非常悲伤。给了很优厚的抚恤，赠太保，赐谥号文宪。

费宏三入内阁，辅佐武宗、世宗两朝近10年。虽然中间曾遭小人陷害，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功名利禄。费宏的弟弟费寀在辅导太子的机构春坊局中任赞善，侄子费懋中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官，费宏的大儿子费懋贤则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父子兄弟均在禁中任职。费寀官至少保、礼部尚书，死后被赐以“文通”的谥号。费懋中官至湖广提学副使。费懋贤官至兵部郎中。

费宏的伯父费瑄，成化十一年(1475)考中进士。弘治年间任兵部员外郎。贵州巡抚谢、总兵官吴经等上奏说，烂土地区的苗族反叛，请求朝廷发兵征讨。皇上根据兵部尚书马文升的请求，命令费瑄与御史邓庠带兵前去征讨。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发现苗族并没有反叛的迹象。他二人便上疏弹劾谢、吴经以及镇守中官张成的罪责。费瑄被升迁为贵州参议，一直到最后。

杨沫

杨沫（1914年8月25日—1995年12月11日），现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后名杨君默、杨默,抗日战争后期始用杨沫。原籍湖南湘阴县。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8岁进小学,13岁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后因家庭破产而辍学。曾在河北省香河县、定县当过小学教师,在北京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曾在北大旁听。这期间,在动荡的生活中开始结识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学生,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34年在北京的《黑白》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1936年在上海的《中流》和《大晚报》副刊上,还发表了《某家庭》、《死与逃》等几篇反映中国人民悲惨生活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短篇小说(署名小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爆发后,奔赴晋察冀边区,在冀中地区做过妇女工作和宣传工作。1943年起,先后担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编辑或副刊主编,写下不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罪行、鼓励群众坚持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散文、特写等。这些作品由于战争环境,大多已散失,未能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市妇联工作,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完成了1948年动笔的,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生活与斗争的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2年调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7年转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58年出版她的代表作、反映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党的培养下锻炼改造,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小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9年作者将《青春之歌》改编为电影剧本,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同名影片,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影片被评为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最优秀的影片之一。

1960年她被全国妇联定为“三八红旗手”。196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分会任专业作家,被选为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由于疾病缠身,这几年只写过短篇小说《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等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不顾“四人帮”的迫害,从1972年至1976年写成了反映抗日战争生活,表现抗战时期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和知识分子锻炼成长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粉碎“四人帮”后,经作者修改于1979年分3部出版。新时期她还创作出版了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以及《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等。1995年12月11日，杨沫去世，享年81岁。

刘敦桢

刘敦桢（1897年9月19日—1968年5月10日），中国现代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字士能，湖南省新宁县人。1897年9月19日生，1968年4月30日卒于南京。早年就读于长沙楚怡学校。1913年留学日本，1921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华海建筑师事务所工作。1925年任教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建筑科。1927年，该校和东南大学等合并成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称国立中央大学，柳士英、刘敦桢、刘福泰等在中央大学创立中国最早的建筑系。他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刘敦桢有志于发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1928年，发表《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刘敦桢于1930年加入,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论文《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大壮室笔记》、《明长陵》等。1932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主任。他与该社法式主任梁思成共同调查各地古建筑，结合文献分析研究,奠定了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的基础,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他写的论文如《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同梁思成合作）、《易县清西陵》、《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树立楷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由北平迁往云南、四川。刘敦桢收集沿途古建筑和民居资料，系统调查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古建筑，写成论文《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等。1943年，返中央大学任教授，1944年起任建筑系主任，兼重庆大学教授。1946年起，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敦桢任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1949～1952），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 (1952～1968)、主任(1960～1968)。 1953年创办中国建筑研究室，广泛调查民居和南方古建筑，深入调查苏州园林。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1957)，又作苏州古典园林科学报告。他在民居和园林两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影响很大。1959年起，他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总结国内研究成果，为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作出贡献。

刘敦桢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著作已编成《刘敦桢文集》共四卷，已出版第一卷(1982)和第二卷(1984)。

天隐圆修

天隐圆修（1575～1635），明代临济宗僧。号天隐。江苏宜兴人，俗姓闵。二十四岁出家，未久嗣龙池院幻有正传之法。历住江苏磬山、法济禅院、浙江报恩禅院。后于崇祯八年九月入寂，世寿六十一，法腊三十七。遗有天隐和尚语录十五卷行世。［续灯存稿卷十、五灯会元续略卷八］

王韬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原名利宾，易名瀚，字懒今;后改名韬，字仲弢，一字子潜，号紫铨，又号弢园，别署蘅华馆主、钓徒、天南遁叟等。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十二岁学诗，十三岁学笺札，十四岁学文。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第一名入县学，督学使者张筱坡称其“文有奇气”(《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老民自传》)。然其“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不中绳墨”(同上)。既孤，家益贫，乃赴沪谋生。二十九年，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墨海书馆，任编译达十三年。与馆中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等为莫逆交，并与姚燮、张文虎、周弢甫、龚孝拱等文士相往来。咸丰八年(1858)与十年，两次为清政府献策攻打太平军，计未行。十一年，回乡探亲，化名黄畹，向太平军献作战方略，为清政府追捕，经英国领事庇护，于十二年逃往香港。又由麦都思介绍，入英华书院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中国经书。同治六年(1867)，随理雅各抵英国译书，并游历法国等地，撰《漫游随笔图记》。九年，返香港，为《华字日报》撰稿。十二年，香港诸同人集资创印书局，王韬总司其事。次年，《循环日报》创刊，任主编，并撰写政论，开近代中国报章体文先河。光绪五年(1879)，游日本，结识黄遵宪及日本诸文士。后返香港，写《扶桑游记》。十年，经丁日昌疏通，为李鸿章默许，复返居上海。十九年，于沪主持《申报》编务。又办弢园书局，主讲格致书院。二十三年，病卒。王韬学贯中西，重经世致用，著译甚多。文胜于诗词及小说。自谓“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同上)。张舜徽评其政论云：“是集(《弢园文录外编》)文字，则其鼓吹变法自强之总集也。韬文笔犀利，而气又足以振之，自足以激起一世之人。”(《清人文集别录·弢园文录外编》)重野安绎(成斋)评其游记云：“所至纪其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状，意到笔随，读之者如涉其境。”(《扶桑游记·序》)著有《弢园文录外编》一二卷、《弢园尺牍》一二卷、《弢园尺牍续钞》六卷、《扶桑游记》三卷、《蘅华馆诗录》五卷、《淞隐漫录》一二卷、《遁窟谰言》一二卷、《瓮牗余谈》八卷等多种。生平事迹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一、王汉章编《天南遁叟年谱》等。

王韬强调中国必须变法，“借法以自强”。他认为，面对西方列强“恃其所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的“时局”，中国岂能“不思变计”?他说：“至今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如果仍旧“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的话，中国将永远“承其弊”(《韬园文录外编》)。他认为，必须以泰西之所长以补中国之所短，中国要有容纳外来事物的气魄。他说：“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韬园尺牍》)他认为中国的“取士”、“练兵”、“学校”、“律例”等法皆“当变”。他用日本变法维新图强为例，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日臻于国富兵强。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就已认识到“泰西诸国以通商为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和“商力富则兵力裕”的道理，因而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借商力以佐国计”的观点，主张发展本国工商业。在游历了欧洲、日本以后，他更是极力提倡新法开矿、机器纺织、造轮船、建铁路、设电线等等。并主张实行专利制度和奖励工商等措施，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批评那些“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农也”。况且中国的“重农”，也只不过是“徒知丈田征赋，摧科收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韬园文录外编》)。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权，他主张制定税则及增减税率，乃我国自有之权，不应受西人挟制。况且“税则”是国家大事，“当以国体争之”。他认为“公法”对维持国际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认识到只有国富兵强，“公法”才能为我所用。否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所用”(《韬园文录外编》)。

王韬认为“君主之国”的弊端是君主专制使君民隔阂，并导致了层层专制，国弱民穷。“民主之国”的议事行政比较民主，但“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只有“君民共主之国”，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须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因此，“惟君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于上达，君惠亦得于下逮”。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制赞美备至：“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而中国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施之也”。中国之所以屡遭“强邻悍敌”之欺凌，原因就在于“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政于下也”。因此，他认为，中国要谋富强，必须采用西法，“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变“君主之国”为“君民共主之国”(《韬园文录外编》)。此外，王韬还提出了改良监狱，善待囚犯等具体的法律改良主张。

杨秀清

杨秀清（1823年-1856年），太平天国东王,前期军事统帅。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人。家极贫寒,幼丧父母,“伶仃孤苦,困厄难堪”。他历受生活磨砺,虽不曾读书,但谙于世事,富于权谋。1844年加入拜上帝会后,极为热心会务。1848年冯云山陷狱,洪秀全离开广西,拜上帝会濒于瓦解。秀清假天父下凡,发号施令,稳定团结众心,又设法营救冯云山脱险,使拜上帝会危而复安。他疾恨当世“富儿当权,豪杰绝望”,遂与洪秀全等密谋革命,坚决反清。1851年1月金田起义,秀清主持军事,分别“男行女行”,按《太平军目》之制编立军伍,制定营规,严格施行。又在军中贯彻“十款天条”,禁止私藏银两。故太平军建立之始,即组织严密,号令分明,纪律优良,迥异于同时期其他农民军。

太平军广西起义阶段,己弱敌强,杨秀清根据此情况,采取战略防御方针,转战武宣、象州与永安州等地。每被困,辄乘虚蹈瑕,于转进中消灭敌军,保存和壮大自己。如从新墟突围,大败向荣于平南县官村;永安突围后,设伏于古苏冲内,聚歼清军四总兵官与所部五千人,使敌丧胆而不敢撄其锋。在永安之时,杨秀清被褒封为左辅正军师东王,并授权节制诸王,于是身系太平天国军政之全权。随后,他与西王颁布《奉天讨胡檄》等三篇文告,传檄三江两湖,号召士农工商归顺天王,同心同德以灭清。湘桂各地之天地会风起云从,太平军人数剧增至五万余人,声势大振。1852年夏,在道州军事会议中,诸军多怀土重迁,欲仍返广西。秀清力排众议,主张“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立为根本”。他这种战略进攻的重大方略,为天王洪秀全所采纳施行。太平军即挥师东取郴州、桂阳等六城,旋又北围长沙。然而清方援军四集,太平军力攻81日不能克,势将被反包围。秀清先机睿识,早命石达开扎营湘江之西岳麓山等地,连舟为浮桥以通两岸,隔江相护。1852年11月30日,秀清率全军趁雨夜撤围而去,清方逾日尚不知其所向。太平军撤围后,张疑兵示形南下,诱清军追之湘潭,而主力却西趋宁乡,破益阳,欲沿洞庭湖边往常德。及在临资口得民船数千只,秀清诡称天父所赐,立即下令改道顺流而下,破岳州,兵分水陆,赶下湖北,进取武汉三镇。武汉为九省通衢,军事要冲。太平军水路先破汉阳,继克汉口,连夜搭浮桥两座通南岸,与陆路军合围武昌。秀清遣兵狙击向荣援师于洪山,掘壕筑垒,使不得与城内通。此时建立水营,以控制武汉、长江水路,又令土营穴地于文昌门。1853年1月21日地雷轰发而克武昌。秀清传檄安民,严明纪律,市旅不惊,商户进贡者络绎如织。随后即决策沿江东下,略取江南,于是破九江,夺安庆,取芜湖,不盈月而抵南京。陆师占雨花台,水营围控西北江面,实力攻打,1853年3月19日遂克南京。此时天王与秀清尚计议分军镇守江南,欲取河南为业。有管驾老水手进言谓:河南水小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南京城高池深,龙蟠虎踞,况有水营万艘,擅长江之利,攻守皆宜。秀清采其策,请天王摆驾入城,改名天京,建都于此。计自1852年4月太平军永安突围,不期年而纵横江南六省,迭克名城,建都立业。这种在历代战史上罕有的辉煌战绩,固然由众多因素造成,但杨秀清战略决策正确,战役多谋善断,指挥灵活机动,实居首要关键。故《武昌纪事》有谓:“贼所依赖者,秀清一人而已”。

1853年5、6月间,天京城守初定,即与天王部署实行北伐与西征。此时太平军水陆总不过二十万人,清军虽屡失利,但主力未被歼,马步兵力数倍于太平军。杨秀清不审度敌我势力对比,迷惑于前此之大胜利,即将有限之兵力一分为三,既守天京,又同时进行北伐与西征。林凤祥、李开芳所率北伐军,号称九军,实仅二万余人。因将士用命,一路滔滔,于1853年10月底攻到天津,按洪、杨之命“在天津扎着”,以待援军。1854年初,北伐军自静海南撤,饥寒交迫,被困阜城。秀清先命曾立昌等七千人北援,军至临清州溃灭。后派燕王秦日纲去救,亦自舒城败回。北伐军退据连镇与高唐州,久被困,粮尽援绝,终于全军覆没。故李秀成称之为“天朝十误”之首,这是杨秀清战略性的大误。西征军初时因兵单将弱,攻南昌久不克,秀清乃命撤围占九江,增兵西进蕲、黄,东取庐州。1854年春,西征军重占武汉,入湖南。这时曾国藩督湘军水陆东下,击败太平军于湘潭、城陵矶与武汉,势甚猖獗。10月,东王急命秦日纲率韦俊等镇守田家镇,以保西线战局。湘军陆路夺半壁山,水师经血战而破田家镇江面防线,进围九江。东王派翼王石达开督师于湖口,厚集兵力与“将骄兵疲”的湘军决战。1855年1月,大破湘军水师,九江解围。遂乘势西进,4月太平军三克武昌。又略取江西、湖北各府州县,安民造册,选举乡官,建立各级地方政权,粮赋则“轻取之,善取之,民遂有相向之意”, “俨然有王者风”。

太平天国克复南京等城后,面对管理大城市与工商业的新问题。杨秀清秉承天王旨意,将天京居民“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即实行拆散家庭,取消私人工商业的方针。此举违背当时历史条件与民众意愿,不久嗟怨之声四起。他警觉其误,遂开设“买卖街”,准许私人营业,又启奏天王恢复家庭完聚,解决了此矛盾。1854年夏,天京城粮储告匮,东、北、翼三王联衔上奏章,请施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经天王批准,即于同年秋在皖、鄂、赣各郡县实施。由于太平天国革除了浮收勒折之弊,业户负担大为减轻,民间皆“踊跃输将”。各地将银粮布帛源源解济天京,使军民衣食充裕而圣库有所储备。自太平天国建都天京,英、法、美各国公使先后皆来访问,杨秀清派北、翼两王与有关人等接待,采取独立自主、平等外交的方针,在答复英国公使包令书中表示:“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皆兄弟也!”开放与友好的态度,远非清方所能及。

1856年春,杨秀清主持、指挥了击破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的大战役。先命秦日纲率精锐万余东援镇江,破清军围师。旋又分道渡长江,东西夹击江北大营,踏平其营垒“一百二十余座”。大获全胜后,全军即渡江南返,杀苏抚吉尔杭阿于高资,破九华山清营七八十座,进至天京燕子矶、尧化门一带。东王严命次日开攻,不得停留,“不奉令者斩!”于是各部遵命进战。先是,东王已命翼王石达开率精锐三万余人自江西回援,此时已赶到天京,从西路进攻。城中太平军亦从各门突出,分道进击。1856年6月20日,清军江南大营全线崩溃,向荣逃往丹阳,忧愤自杀。杨秀清组织与指挥大战役之智虑周详、坚决果断,类皆如此。

杨秀清为政,颇能体察民情,及时调整政策。如改“科派”为“照旧交粮纳税”;改变公营为设买卖街许商民自由贸易;改变“天京大兵营”,恢复家庭生活等。其用人赏罚得当,颇能选拔贤能。林凤祥、李开芳以智勇兼备而专北伐之重任;陈玉成、李秀成初本为兵,以战功卓著拔为丞相,为太平天国后期储备了人才。他治军严于训练教育,明于赏罚。在所颁《天情道理书》中,向将士灌输“小天堂”、“地上天国”的奋斗目标,教育士兵“修好练正”、“忠勇坚耐”,故太平军思想素质较高。他注重战士训练,使号令严明,阵法娴熟。又总结太平军突战经验,制订《行军总要》,规定行军、宿营、警戒、扶持伤病员等要令,贯彻于军中。故太平军好整以暇,从容致敌,虽有败创如蓑衣渡、田家镇之役,但军心如铁,团结不散。东王军令严,信赏必罚,“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故太平军在武汉、南京各城,秋毫无犯。其行军,“饮水亦投数钱”,故所经闾里安堵,民心佩服。

杨秀清才奇而量未广,功高自傲,不知谦抑,他与洪秀全、韦昌辉等领导人之间,矛盾日益激化。1856年夏,杨秀清逼天王封其为“万岁”,韦昌辉暗结秦日纲、陈承镕等,于9月2日凌晨突然将其杀害。从此,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能够统筹驾驭军政全局的领袖,势转衰落。

贺川玄悦

贺川玄悦（1700—1777年）江户中期的产科医生。彦根出身。本姓是三浦氏，继承了母亲的姓氏。字子玄。来到京都，住在一贯町，一边做古铜铁器的旧货商，一边以按摩针灸术为生，一边学习医学。其师承、学统不明，可认为是学古医方派医学的。在药物疗法无法企及的难产中导入了使用铁钩的手术疗法来拯救母体，1765年（明和2）66岁时，皆川淇园出版了《子玄子产论》（也简称《产论》），该书以迄今为止对很多孕妇进行多年临床研究为基础，独创性的自说为基础，奠定了日本近代产科学的基础。作为玄悦的业绩，从通过按腹、触诊的经验、实证观察中发现了归纳的正常胎位（胎儿头朝下，背朝前），导入手术疗法（再生术），打破产事习俗的旧弊（产妇产后有跪下一定期间的风俗，但只是增加疲劳不好，禁止这样做，另外孕妇的腹带也有危害，呼吁废止）等。晚年受阿波德岛藩主邀请，推举养子玄迪（子启），世世代代成为藩医。玄迪著有《产论翼》（1775）一书。亲生子女玄吾（满乡）另立一家，其第二代满定（兰斋）任朝廷医、女医博士。贺川一门不断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开拓了母子一起救助的助产术，贺川流产科到明治为止成为了日本产科的主流。

空海

空海(774—835)，俗名佐伯真鱼，通称弘法大师，日本著名的留唐高僧，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九世纪在传播中国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和大书法家。

公元774年，空海出生在赞歧国多度郡弘田乡屏风浦(现四国岛香川县通善寺)一个显赫豪门之家，其父佐伯直田是个血气刚强的男子，其母阿刀氏出自名门贵胄，是位贤慧温良的女性，其舅父阿刀大足是当时的高级官吏，并以文学之士闻名于世。空海生活的年代，正是中日交往最频繁的“遣唐使”时期。当时，中国文化已在日本有广泛影响，从中国传入的佛教已在日本十分盛行。空海的父系和母系都仰慕中国文化，拥护中央所推行的律令制度，所以空海自幼就接触佛教和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影响，已奠定了扎实的佛学、汉学基础。空海15岁时随舅父入京，学习了《论语》、《孝经》及史传文学等。791年，空海又被舅父送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学习，向著名的冈田博士等人学习、诵读《毛诗》、《尚书》及《左氏春秋》等儒家经史。空海在舅父的督促教育下，在名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从青年时代就已具有精深的学识。在此期间，空海还结识了高僧石渊勤操，并向其学习佛教经典。空海18岁时就写成其处女作《聋瞽指归》(一卷)，在该书中表达了他学道的决心。797年，空海又将该书改写定名为《三教指归》(三卷)，这部书，主要解释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内容和各自不同的要旨。空海为写好这部书，涉猎并引用汉籍69种、佛教经典27种，还参考了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之类的文学名著。这充分表明，空海在入唐留学之前，无论在汉学方面，还是在佛学方面，都已具有相当高深的造诣。

空海20岁时，即在勤操大德主持下剃度受戒于和泉国槙尾山寺(现和泉市槙尾山施福寺)，法号教海。22岁时，空海又在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受戒，法名空海，自此他终生多以空海自称。在此期间，空海遍游日本名山，访师求法，钻研佛经，学问更加精深。此时他已开始感到在日本学习佛教已不能满足需要，逐渐产生了入唐留学的要求。空海30岁时在奈良久米寺东坛初次见到了《大日经》，由于此经是佛教真言宗的基本经典，为在唐的印度高僧善无畏翻译，刚传入日本不久，空海见到此经，兴奋无比，为探讨此经教义，他更下定决心，“弃命广海”入唐留学，以“访采真荃”。按资历，空海当时还不符合入唐条件，于是空海上书天皇，恳请批准他入唐求法。天皇于804年5月接见了他，并亲自批准他随当年遣唐使入唐的请求。804年日本派出的是第十七次遣唐使，大使是藤原葛野麻吕，学者桔逸势、学问僧最澄也将一同入唐。使团于7月从日本出发，空海与大使及桔逸势等乘坐第一船，最澄等在第二船，还有三、四两船。由于海上风浪险恶，“暴雨穿帆，戕风折柁”(空海自叙语)，一二两船与三四两船分失二处，三四两船未达目的。空海所乘大船在海上漂泊34昼夜，于8月10日到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现福建霞浦县境)，空海和遣唐大使一行上岸后，在福州观察使阎济美协助下，又经过数月的旅途颠簸，于12月抵唐首都长安，受到隆重欢迎。

805年春，日本遣唐大使藤原归国，唐王朝敕令空海住居长安西明寺(本为玄奘奉唐高宗之命所建， 为长安佛教文化中心)，空海求法心切，除了向西明寺的高僧求教之外，还历访名寺，寻道求法。5月下旬，空海首次进谒青龙寺的惠果高僧。惠果是威德远闻、门人数千的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6月上旬，空海拜惠果为师，并先后于6、7、8三月三次接受惠果的灌顶(真言宗在受戒时，要举行在头顶浇注香水的仪式，称为灌顶)，自此他主要向惠果学习当时尚未传入日本的真言宗。惠果对空海的学识和才能也极为欣赏，曾高兴地说：“吾道东矣!”不仅授空海以遍照金刚的法名，而且承认空海继承第八代师主。这是以前任何一个日本留学僧都未曾得到过的绝大的信赖。后来空海果然不负惠果的期望，终于成为日本真言宗的始祖，号“大日本国密教根本法师”。空海在惠果处悉心研读《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真言宗经典，还向惠果和县真和尚学习了梵文，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把梵文传到日本的僧人。惠果曾请十多位画家(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李真)描绘了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型彩色曼茶罗(曼荼罗是梵文音译，原文意指供佛修行的坛，后引伸为佛图。胎藏界和金刚界是密教修行的二大法门，其曼茶罗是指画着各自行法所需用的佛像及其所持的器杖、契印等物的图画，合称两界曼茶罗)。摹绘真言宗历代教祖的佛像，还请二十多位经生抄写新译的佛教经典、并铸造许多法器给空海。惠果于805年12月15日去世，空海悲痛异常。806年1月在长安举行了惠果的葬礼，有千余人参加。空海参加了隆重的葬礼，并被公推为惠果碑文的撰写人。在碑文中，空海对惠果极为赞颂。据记载，原碑文左下侧有“日本国学法弟子苾刍空海撰并书”的题记。后来空海在他的上唐宪宗申请归国启和归国后上书平城天皇的《请来目录》中，都一再极力赞扬和无比感激惠果的培育之情，说惠果是“国之所师”，自己“以为师主”，“仰彼甘露”，在《七祖像赞》中，还深切表达了他对恩师惠果的无限怀念之情。

空海在留唐期间，还拜会结识了许多学问之士，学诗文，习书帖，并广泛搜集经律论疏、诗赋、碑铭等各种书物，总之，凡“可以发启蒙济物者”，都在空海精心收集之列。经过两年多的留唐学习，空海的诗文写作才能增益不小，书法技能更大有提高。

空海原计划在唐留学二十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惠果死后，中国真言宗大师已无继承人，惠果死前曾殷切希望空海“早归本朝，流布密教，普利众生”，加之日本国内的需要和日本使者的请求，因此，当日本使者高阶远成真人向唐宪宗请求允许空海随其归国被批准时，空海就放弃了原计划，决心回国。回国前，唐宪宗接见了高阶远成真人和空海，并赠空海菩提树数株。空海即将结束留唐生活时，和中国友人都有诗文送别，现在留下的有《留别青龙寺义操阇梨》诗，空海的这首七绝诗写道：“同法同门喜遇春，随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唐朝进士朱少瑞也给他写了五律，特别是尾联“归程行万里，后会信悠哉”一句，深切表达了惜别之情。

806年4月，空海随同国使高阶远成真人一行，踏上了归国的征程。8月仲秋经越州(浙江绍兴)登船，10月20日回到了日本。据统计，空海带回的佛教经典达216部461卷，其中新译经142部240卷，梵字真言赞等42部44卷，论疏章32部170卷，许多是尚未传到日本的佛教经典。还带回曼荼罗五幅及真言宗五祖真影像。空海还带回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名家的书法、碑帖等。

空海回国不久，新即位的平城天皇即封他为“大法师”，808年，天皇敕空海居槙尾山寺，809年空海居高雄山寺，开始传播真言宗，其影响日渐扩大。812年嵯峨天皇敕封空海为“三纲”，816年，嵯峨天皇将纪伊的高野山赐给空海作为其传播真言宗的基地，空海建金刚峰寺，创日本佛教真言宗。823年天皇又将京都东寺赐给空海作为其传播真言宗的又一个基地。824年谆和天皇加封空海为“少僧都”，更在827年敕封空海为“大僧都”(“大僧都”是统辖全国佛教徒众的显赫僧官，“少僧都”仅次于“大僧都”)，给空海以极高的礼遇。

空海回国后，一直受到封建国家的隆重礼遇，是由于他在日本创立了佛教真言宗。符合当时日本国内社会政治的需要。

自“大化改新”以来，佛教已逐渐成为日本封建国家“护国保民”的宗教。空海回国时，平安时代刚刚开始，天皇与贵族代表藤原氏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因而双方都极力争取颇有影响的佛教僧侣。天皇和贵族都积极支持僧侣的传教布道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空海将密教教义传到日本，颇有吸引力，而且密教的灌顶仪式又极为隆重神秘，还以“镇护国家”为号召，有着极强的“现世利益”的特征，所以比其他佛教流派更能吸引大众，特别能受到中、上层统治阶级人物的信仰。

作为佛教思想家，空海除宣扬传布密教外，还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撰写。他撰述的密教教义，传世的就有200多部。其中主要的有《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秘密曼茶罗经附法传》、《大日经秘释》、《秘藏宝钥》、《般若心经秘键》等。特别是他晚年写的《秘密曼茶罗十住心论》(十卷)，系统深刻地表达了空海的真言密教思想体系，是一部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思想史。《十住心论》以十个阶段，表述了从世俗到真言密教的宗教观点：第一阶段，凡夫不知善恶，愚者不信因果，是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心境;第二阶段，由人们的内在善心，产生伦理意识，有了所谓“三归”(佛、法、僧)和“五戒”(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第三阶段，由伦理意识进入佛道的“初心”，产生解脱的心境，第四阶段，是佛教入门的初步，无我，然而还感到有世界，所谓“唯蕴无我心”;第五阶段，无我，也无世界，一切尽被革除，达到涅槃;第六阶段，大乘的入门，也是由“大悲”而产生利他心的第一步，为“平等”和众生，进入“菩萨之道”的修行阶段;第七阶段，是“觉心不生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第八阶段，所谓“一道无为心”，境即般若，般若即境，世界和心境统一起来;第九阶段，乃是心佛一致;第十阶段，达于真言宗立场，所谓“秘密庄严住心”，就是说通过身、语、心这“三密”，现实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可以“即身成佛”。《十住心论》的观念体系顺序分明，十分完整，它以形而上学的宗教观点，揭示了人的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独具风格。空海注释经典文句的著述还有《真言宗问答书》、《真言二字义》等。

空海在布教活动中威望很高，在日本有不少关于空海祈雨救旱、呼风唤雨的传说，这些宗教神秘色彩浓厚、渲染神化空海的故事缺少科学根据，不足为训。但是，空海直接参与兴修水利事业以利民生，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和拥戴的记载，却是真实可信的史实。814年，空海曾为二荒山(又名男体山或补陀落山，现枥木县境)撰写碑文，其中提到要“依仁山，讬智水”，以利“四民之生事调饥”。821年，空海经赞岐国司呈请中央太政官批准，充任重修万浓池水库的筑池别当官职。在空海的积极影响下，赞岐的百姓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很快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水利工程，使近万顷土地受益。此外，他还参与负责摄津港(现神户)的扩建工程。

空海学识渊博，在语言、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作出了超出前人的贡献。

在语言文字上，空海曾仿唐朝《开元文字音义》，主持编成《篆隸万象名义》(三十卷)，这是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他还继吉备真备创造日本片假名之后，创造了平假名①这给日本人学习文化和书写提供了便利条件。现存的著名《伊吕波歌》就是空海创制平假名的佐证。

在文学上，空海的诗篇都搜集在《性灵集》(十卷)中，他的《文镜秘府论》(六卷)和《文笔眼心抄》(一卷)，都是专门论述汉诗文的著作。《文镜秘府论》对唐诗的平仄以及创作规律、格式等都作了详细介绍，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文演变、古汉语语言修辞等方面的一部珍贵著作，这是一部日本的诗文辞典，该书在叙述诗法体系的详尽方面，也是八、九世纪前中国这类书籍未曾有过的。

在书法上，空海也是一位书法大师。他对汉字的篆、隶、楷、行、草都能运笔娴熟，他在学习颜真卿、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法理论上，空海有《执笔法使笔法》(一卷)一书传世。这部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是用汉文写成的空海的书法，当时在日本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嵯峨天皇的书法也很出名，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常把空海和嵯峨天皇称为“书法二圣”，又将他们两人加上桔逸势合称为精通书法的“日本三笔”。空海所写的《风信帖》(空海写给最澄的书简)，神采风扬，字体俊美，笔力刚劲，骨格清秀，写得挥洒自如，是书苑艺术中的珍品，至今作为日本的“国宝”，珍藏于京都的东寺。

至于对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等，空海也无不通晓。例如存留至今的日本名胜古迹高野山金刚峰寺、京都东寺等，其中塔、寺、经堂、佛像、浮雕、壁画等等，不少都是根据空海的意思，或是参照他从唐朝带回日本的式样设计修建的。空海还从唐朝带回了佛教音乐。

空海在增强中日友好的事业中，最值一提的是他在晚年曾仿唐朝民间学塾制度，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民间学校——综艺种智院。原来日本只有教育贵族子弟的学校。空海在留唐期间，看到长安坊间有学塾、各地方也有乡学。受到中国发展民间教育的启发，空海于828年在京都东寺东邻创办了这所综艺种智院(遗迹在京都南区西九条藏王町)。校名定为综艺种智院，就是说，各种学问和技艺、各种知识和智慧都将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儒、佛、道三家自不消说，还要教授阴阳、法律、工、医、音乐等其他有关汉学的文化艺术课程。学校中的教师称“道人”，由僧侣和俗人中的学者担任。为了保证贫穷的学生能够顺利就读，综艺种智院还提供食宿条件。空海为了表示他对中国文化、中国老师的敬慕和追怀，还特地把综艺种智院的开学典礼定在当年的12月15日，这一天正是惠果去世23周年的纪念日。

831年，空海已患有痈疽病，当时这种疾病是不治之症。但空海仍坚持撰写佛经，并在834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创建了真言院，以培养造就密教中有成就的弟子。835年3月21日，空海终因痈疽病病情恶化，医治无效而去世，后葬于高野山，享年62岁。

空海逝世后，为了表彰他对日本封建国家的贡献，几代天皇还屡次赠给他称号：857年天皇追赠空海为“大僧正”，864年天皇赠他“印法大和尚”尊称，921年天皇更赐赠他“弘法大师”的崇高谥号。

谭正璧

谭正璧（1901.11～1991.12） 现代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笔名佩冰、谭雯、桎人等。上海人。1919年考入江苏省立第2师范学校,开始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广泛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并发表了多篇随感式的杂文。1923年春,经邵力子介绍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因经济原因辍学,到上海神州女校任职,教文学专修科散文选兼初中语文。出版有创作集《芭蕉的心》(1923年)、《邂逅》(1926年)、《人生的悲哀》(1927年)。因教学需要,编著出《中国文学史大纲》,于1924年出版后即由日本井上梅译为日文,此书是国内第一部用白话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第一部由上古文学直叙到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史。

1928年后,曾相继受聘于省立上海中学乡村师范部和上海民立女子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并先后著成《中国文学进化史》和《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前者出版后即被岭南、暨南等大中学校用作课本,后者曾增订易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颇受女读者的欢迎。1933年春,到私立正风文学院中文系补读,获文学学士学位。1934年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编选活叶文选。自1933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曾先后编著有《国学概论讲话》、《文学概论讲话》、《古今尺牍选注》、《新编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发达史》、《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国学概论新编》、《中国文字学新编》、《文人传记选》、《诗词入门》、《词体明辨》等,分别由光明书局、北新书局和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新编中国文学史》后有日本立仙宪一郎日译本,为《支那文化丛书》之一。《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40万字,苏联汉学家阿历克塞也夫曾著专文予以介绍,誉为“是一部比较其它同类辞典有巨大成就,而为国外研究汉学者案头所必备的参考书”。同时出版过历史故事集《长恨歌》,散文集《夜珠集》,其历史剧《梅魂不死》曾由天风剧社演出过。1945年秋,在中国书报编译所任职,主编《书报》杂志及《新中国文库》。并应上海大东书局之邀,编著《国文乙编》3册、《国文丙编》6册。又为中华书局选注《庄子读本》、《礼记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上海棠棣出版社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约编辑、上海文史馆馆员等职。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除以上提到者外,谭正璧还编著有《文学源流》、《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元曲六大家传略》、《话本与古剧》、《元代戏剧家关汉卿》、《三言两拍资料》等。

魏徵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唐初大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时孤贫，有大志，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军农民起义，旋随李密降唐。后在自清安抚山东群雄时为窦建德俘获，官拜起居舍人。窦败，返回关中，被太子李建成招为洗马。曾劝太子早图秦王李世民。唐太宗继位，因器重其率直，不计前嫌，擢为谏议大夫。是岁迁尚书右丞，仍兼谏议大夫。贞观三年(629)任秘书监，参与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并奉命监修梁、陈、齐、周、隋史，主编《群书治要》。六年，为检校侍中，进封郡公。十年(637)，以修史功，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于贞观十七年病故。魏徵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他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行偃武修文的治国之道，告诫统治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主张“薄赋敛”，“轻租税”。先后陈谏二百多次，对初唐的政治设施多有贡献。被唐太宗赞誉为可鉴之人。其言论见于《贞观政要》。魏徵在文化事业上也颇有建树，著作流传至今的，有《隋书》序论和《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全唐诗》收诗一卷，三十多首。《全唐文》收赋一篇，文三十多篇，他崇尚质朴纯正的文风，反对浮靡轻巧，认梁陈以来的宫体、骈俪一类作品为“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由骈入散的倾向。其谏议政论文、史论、诗作和皆显清新文风。《旧唐书》、《新唐书》有本传。

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19世纪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哲学的主要代表,权力意志论的创始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的一个牧师家庭。5岁丧父,母亲将他及妹妹抚育成人。自幼体弱多病,但聪颖过人。1858年进普尔塔高等学校读者,性情高傲孤僻。1864年转入莱比锡大学。1869年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额外教授,就职演讲题目是“荷马与古典文学”。1870年升为正教授。是年8月普法战争爆发,他自愿入伍担任卫生兵,患病,10月退伍。普法战争结束后返回巴塞尔大学继续教书。1872年出版《悲剧的诞生》、《希腊的国家制度》、《希腊悲剧的哲学》。在这些著作中,对古希腊史提出了一些独出心裁的见解,表明了依照进化论改造道德和神学,创造天下,推崇超等人格的抱负。1878年发表《人性的,太人性的》,结束了同音乐家瓦格纳数年的友谊。这是因为尼采不能容忍瓦格纳的音乐风格转向颂扬基督教道德。1879年重病,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1881年完成并出版《曙光》,1882年出版《快乐的科学》。1883年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中表明他批判旧哲学、旧道德,建立新哲学、新道德的决心,阐述了他关于超人的理论。1886年出版《善恶的彼岸》,1887年出版《道德的系谱》,反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提出新的道德标准。1889年《偶像的黄昏》问世。1895年《反基督徒》出版。1889年患了严重中风,精神分裂,被送入精神病院,母亲把他从医院中领出,细心照料。1897年母亲去世,由妹妹接到魏玛继续护理,直到1900年8月25日去世。

尼采的主要著作有, 《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思想》、《快乐的科学》、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之彼岸》、《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权力意志》(未完成)、 《看这个人》等等。作为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尼采,他的思想部分来自叔本华,部分来自现实的推动。叔本华有关意志先于理智的观点和悲观主义,以及产生于大工业生产的欧洲文化氛围,深刻地影响了尼采。对于后者,尼采说道,当时, “生命是受病了,它病于工艺及机械主义之破坏人性,病于工人之非人性,病于分工之经济学谬见”。有鉴于此,尼采提出要“改进人类”。尼采极为蔑视传统的思想家们喋喋不休的有关真、善、美的价值。在他看来,这些是阻碍生命的价值。因为,作为本能的人,并不具有真、善、美的本能,而是拥有“权力意志”的本能。并且,人的“各种有机功能”都可归结为权力意志。人的感性要求,就在于冲破对权力意志的一切障碍,使个人的要求、欲望得到最大的发挥和满足。此外,尼采还非常崇拜“超人”,并极力呼唤超人。他认为,超人是人类的真正目标,只有出现了超人,才能使人类免于退化、堕落。尼采从上述思想出发,猛烈抨击了若干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文明及其传统,成为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一流的破坏天才”。

彻悟

彻悟大师(公元1741—1810年)，讳际醒，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京东丰润人，俗姓马。大师幼而颖异，长喜读书，经史群籍，无不博览。二十二岁时因大病，深感幻躯无常，发出世志。病患痊愈后，到房山县，投三圣庵荣池老和尚剃发，第二年，受具足戒。

后参学诸方，听隆一法师讲《圆觉经》，晨夕研究诘问，精寻奥义，圆觉全经的大旨，了然于胸。又依慧岸法师听讲法相宗，深得妙要。后于遍空法师座下，听讲《法华经》、《首楞严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圆解顿开，对于性相二宗，以及三观十乘的奥旨，了无滞碍。

乾隆三十三年冬，参广通寺粹如纯翁，明向上事，师资道合，嗣法为临济三十六世，磬山七世。后来，接续广通寺，率众参禅，警策勉励后学，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声名播扬四方，宗风大振。后因多诸病缘，念佛祛疾。继思念佛一门，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智者永明楚石莲池等诸大善知识，皆羡归心。我何人斯，敢不归命。由此，便一意归心西方净土，专修专弘念佛法门。

由是中止参禅，纯提净土，数十年所有积稿，付之一炬。由大师诚心所感，参禅人亦多皆念佛。大师对禅净二宗明晓精奥，开导说法，辩才无碍。律己甚严，每日限定一尺香的时间会客，过时惟是礼佛念佛而已。大师与大众一道精进修持，莲风大扇，远近仰化，道俗归心。当时佛门中，彻悟大师为第一人。

嘉庆五年，大师退居红螺山资福寺，打算于兹终老。四众弟子依恋追随者甚众，大师为法为人，始终没有厌倦之心，于是便收留大众，与大众同甘同苦，担柴运水，泥壁补屋，遂成一念佛道场。

大师居红螺山十年，至嘉庆十五年二月，到万寿寺扫粹祖塔，辞别山外诸护法云：“幻缘不久，人世非常，虚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净土好相见也。”三月回到红螺山，命弟子预办荼毗事。交接住持位，告诫众人：“念佛法门，三根普被，无机不收，吾数年来，与众苦心建此道场，本为接待方来，同修净业。凡吾所立规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辙，庶不负老僧与众一片苦心也。”

圆寂前半月，大师觉身有微疾，即命大众助称佛号，见虚空中幢幡无数，自西方而来。大师告众人说：“净土相现，吾将西归矣。”众弟子恳劝大师住世。大师回答：“百年如寄，终有所归，吾得臻圣境，汝等当为师幸，何苦留耶?”

十二月十六日，大师指令设涅槃斋。十七日申刻，大师告众人说：“吾昨已见文殊观音势至三大士，今复蒙佛亲垂接引，吾今去矣。”大众称念佛号更厉更响。大师面西端坐合掌说：“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遂手结弥陀印，安详而逝。众人闻到异香盈空。供养七日，大师面貌如生，慈和丰满，头发由白变黑，光泽异常。二七入龛，三七荼毗，获舍利百余粒。门徒弟子请灵骨葬于普同塔内。大师世寿七十，僧腊四十九年，法腊四十有三。有《梦东禅师遗集》《彻悟禅师语录》及《示禅教律》、《念佛伽陀》流通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