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

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齐于，号西河，学者称其西河先生，清萧山城厢镇人。他4岁识字，由其母口授《大学》，即能琅琅成诵。少时聪颖过人，以诗名扬乡里，10多岁就中秀才。明亡，清兵南下，他与沈禹锡、蔡仲光、包秉德避兵于县之南乡深山，筑土室读书。毛奇龄生性倔强而恃才傲物，曾谓：“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于斯三百年矣。”评判言词过激，得罪人多，因此仇家罗织罪名，遭几度诬陷。后辗转江淮，遍历河南、湖北、江西等地。赖友人集资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清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龄中博学鸿儒科，被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其间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二十四年离馆回乡，专心从事著述。

毛奇龄博览群书，经学词章，各擅胜场。遇有异说，必“搜讨源头”、“字字质正”，好持自己独特见解。其所撰《四书改错》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之抨击。毛奇龄一生以辩定诸经为己任，力主治经以原文为主，不掺杂别家述说。他在少林寺写的《大学知本图说》，为其得意之作。以及其他众多著作，均阐明他的治经思想。除潜心经学外，对地方志也有研究，著有《湘湖水利志》3卷、《萧山县志刊误》3卷等。此外，毛对文学、音乐颇有造诣，好诗词歌赋，著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多卷;又曾教授乐律，著有《竟山乐录》4卷、《乐本解说》2卷等。

毛奇龄70岁时，自撰墓志铭，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家病逝。他的遗著由学生编为《西河全集》，共493卷。有40余部著作收录于《四库全书》。

阿克顿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st Baron Acton，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英国历史学家。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父亲是英国男爵,母亲是德国巴伐利亚的女伯爵。幼时在巴黎上学。随后去英国奥斯科尔特和爱丁堡就学。14岁去德国慕尼黑著名天主教历史学家德林格尔家中作客,并从他学习六年之久。师承德林格尔严于治学的态度和精于考证的方法。1855—1857年先后访问美国、俄国和意大利。1859年回英国,定居于阿尔登汉姆。1859—1866年为国会议员。1869年封为贵族。创办一系列天主教评论杂志,如《徘徊者》 (1859—1862年)、 《国内外评论》(1862—1864年)、《纪事报》(1867—1868年)、《北英评论》 (1868—1871年)。因自由色彩太重,触犯教会当局,被迫相继停刊。1886年协助创办《英国历史评论》杂志,并在第一期上发表论文《德国历史学派》,显露了他的渊博的历史学造诣。1895年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在就职演讲中反对把历史学仅仅看作培养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工具,也不是对现实政治和思想的观察和指导。1899—1900年主持编纂《剑桥近代史》。主张历史是一门严密的科学,是一门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奉行德国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同时也认为历史是人类道德发展的纪录,史实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心灵的说明,不能让任何恶人和恶行逃脱历史的惩罚。在他去世前《剑桥近代史》只出版了第一卷。他一生述而不作,生前的讲座和论文后来汇编为《近代史讲稿》 (1906年)、《自由的历史》(1907年)、《历史论文与研究》 (1907年)。个人藏书近六万册,全部赠给剑桥大学。

洪应明

洪应明（约公元一五九六年前后在世），字自诚，号还初道人，里居、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明代思想家、学者，约明神宗万历中前后在世。除著名的《菜根谭》外，还编著《仙佛奇踪》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多记佛老二家故事。《仙佛奇踪》书序中介绍，他“幼慕纷华，晚栖禅寂”，说明他早年热衷于仕途功名，晚年则归隐山林，洗心礼佛。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曾经居住在南京秦淮河一带，潜心著述。

在《仙佛奇踪》,但谈及作者只寥寥数语:“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其里贯未详。”冯梦桢在《仙佛奇踪》中的《寂光镜引》中谈到：“洪生自诚氏，幼慕纷华，晚栖禅寂”，从早年的热衷世事，到后来的归心事仙佛，可知作者饱经忧患，所历风波顿挫，当是不可言喻，到此方足以论人生与大道。史家称他“有仙佛奇踪”。另据林家骊《洪应明与〈菜根谭〉》一文考证： （一）、洪应明是四川新都（今新都县）人，后到南京求仕且在南京居住； （二）、洪氏与袁黄、冯梦祯、于孔兼都有交往。并且袁黄、冯梦祯二人是洪氏的前辈，而于孔兼则与洪氏年龄相仿。

费宏

费宏（1468年－1535年），字子允，江西铅山人。刚满20岁，便参加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科举考试，一举中了进士，并名列第一。明代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进入翰林院，任修撰、编修等官，费宏被授以修撰官职。翰林院是朝廷专司笔札文翰之事的机构，修撰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从六品。弘治年间，费宏从翰林院转入以辅导太子为职责的左春坊任左赞善，与其他官员轮流给皇太子讲读经史，后来又晋升为左谕德。左谕德也是左春坊中的官职，品秩从五品。

武宗即位后(1505)，费宏被擢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兼侍讲读。当皇上听讲官讲授经史时，费宏在一旁侍奉。费宏还参预编撰《孝宗实录》。又从侍讲读升为日讲官，每天给皇帝讲读经史。正德二年(1507)，费宏任礼部右侍郎，不久又转为礼部左侍郎(正三品)。正德五年(1510)，费宏晋升为礼部尚书。礼部是负责国家礼仪、教化等方面事务的机构，尚书是礼部长官，正二品。明朝规定，春秋季节每月逢二日，皇帝就要在早朝之后前往文华殿，听翰林院派出的讲官讲授经史，被称为经筵，经筵之外，还有日讲，即每天或数天听讲官讲读经史，或者反复诵读规定的功课。当皇帝不久的武宗，受不了各种清规戒律、封建礼仪的管束，便恢复其专事享乐、懒于朝政的本性。他将经筵日讲全都停止，每日的早朝也迟迟不到，常常传出免朝的命令。费宏上奏疏请求皇上勤政、务学、纳谏，武宗表示听从他的劝谏。鲁府邹平王的儿子当潩应该承袭父亲的爵位，却被他的弟弟当凉夺去已有几年了。费宏知道这件事后，替当潩上疏争辩，依据国家法律纠正了这件事。当凉非常恼怒，诬陷费宏受贿，费宏置之不理。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十七日，武宗命礼部尚书费宏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到内阁办事。不久，费宏被加封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并晋为户部尚书。

武宗宠幸的佞臣钱宁与宁王朱宸濠私下结党，又想与费宏结交，送给他很多珠宝珍玩。费宏拒不接受，钱宁既羞愧又愤恨。宸濠想要再谋取以前被剥夺的护卫军队和屯田，用车载着黄金巨万，遍贿朝中权贵，钱宁和兵部尚书陆完极力帮助他。朱宸濠在勾结诸幸臣权要的同时，也不断向武宗献媚，借以讨取其欢心。费宏的弟弟费寀在翰林院任掌管编修国史的编修官，他的妻子和宸濠的妻子关系很好，知道这件事后告诉了费宏。有一天，费宏入朝，陆完迎上去问道：“宁王想取得以前被剥夺的护卫军队，可以恢复吗?”费宏说：“不知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被剥夺了护卫军队?”陆完说：“现在恐怕不能不给他吧。”费宏严厉拒绝了。等到中官拿着宸濠要求恢复护卫的奏章来到内阁，费宏极力陈说不应当给予，但皇上终于下诏给予。从这件事以后，宸濠和钱宁勾结在一起共同愤恨费宏。钱宁屡次想抓住费宏的把柄都一无所获。御史余珊曾经弹劾费寀不应当留翰林院任官，钱宁便借此打击报复费宏，诬指这件事是费宏的罪过。武宗通过中官传旨，责令费宏说明情况，费宏请求辞官还乡。武宗批准费宏辞职并命费寀一同辞官。

费宏起程返乡时，钱宁派人悄悄跟在后面，到达临清时，找机会烧了他的船，行李财物都被焚烧一空。费宏归家后，闭门谢客。宸濠又上门请求与费宏交好，费宏拒绝了，宸濠更加恼怒。当时正赶上费宏的族人与邑中奸人李镇等发生纠纷而打官司，宸濠暗中指使李镇等抢劫费宏家。李镇等人便率领一伙人抢劫、攻打费宏家。搜查费宏而不得，抓住与他们打官司那人肢解，并挖掘了费宏家的祖坟，毁灭了费家，还抢劫了费宏邻里达三千多人。费宏逃脱虎口后，派人快速将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派巡抚孙燧前往调查此案，调查结果属实，便发兵剿灭了奸人。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举兵叛乱，目的是要夺取皇位，结果不到43天便兵败被俘。宸濠叛乱平定后，朝臣们争相上奏疏请求武宗重新起用费宏。武宗还未来得及起用费宏，便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死去。世宗即位后，派遣使者率领一行人至费家起用费宏，加封他为少保，召他入朝辅佐朝政。费宏为人持重识大体，对国家有关的政策、制度比较熟悉。费宏重新进入内阁后，与阁臣杨廷和、蒋冕、毛纪同心协力，共同辅政，屡次劝世宗改革武宗时朝政的弊端。在议“大礼”时，各位阁臣没有附合世宗的意思，反对世宗推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世宗对他们特别反感。费宏颇能揣知皇上的心理，当阁臣们上疏劝谏时，他只是签了名，没有特别上疏劝谏，所以皇上很喜欢他。等到杨廷和、蒋冕、毛纪相继罢官离阁后，费宏成为内阁首辅。世宗还加封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世宗对费宏特别宠爱、信任。户部想要追征正德年间百姓欠交的赋税，费宏和新任阁臣石、贾泳一起上疏请求从正德十年开始征收，以前的全部免除。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皇上因为国家到处都出现灾异，敕令众朝臣修身自省。费宏等趁机进言：“陛下花费钱财没有节制，大兴土木建筑没有休止。京城内的土地一半成为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的庄田，宫廷内需求的财物超过几倍。国库里没有三年的积粮而奢侈浪费现象与日俱增，京营没有十万兵士但服劳役的人却不断。刚正不阿、直言劝谏的大臣获罪皇上不肯原谅，言官尽职尽责却被罢黜。国家律令应该执行的却不能彻底执行，犯了重罪的人却能很快承旨免罪。天下百姓怨恨朝廷，并不是起于一件事。”皇上对费宏等人的谏言表示赞赏，也承认自己有过错，但没有采用。大同发生兵变，张璁请求朝廷发兵讨伐。费宏说：“派兵讨伐大同，即使胜利了也是两败俱伤;倘若不胜，叛兵将占据城池坚守，这样损失就更大了。不如看看形势发展再作打算。”皇上采纳了费宏的建议，兵变果然平定了。

费宏平时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做事比较谨慎。在议“大礼”时，费宏对世宗不能强谏，但也没有附会。费宏任首辅后，操纵朝政的是在议“大礼”中阿顺世宗的席书、张璁、桂萼等人。席书的弟弟席春，在翰林院任检讨官，本是由他职改任。等到《武宗实录》完成后，费宏建议席春出翰林院到其他部门任职，席书由此而对费宏不满。张璁、桂萼本在南京任职，因在议“大礼”时支持世宗推尊私亲，被调进京师任皇帝的侍从官，不久又进入翰林院，很快又进入辅导皇太子的机构詹事府任詹事，满朝文武对他们非常反感，费宏对他们也有所抑制，经常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所以张璁、桂萼也很怨恨费宏。武宗曾经亲自驾临平台，特赐御制七言一章，命费宏将其编辑为倡和诗集，让费宏署其衔曰：“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费宏受到的荣宠前所未有。张璁、桂萼对费宏受到皇上的宠信，非常嫉妒，桂萼对皇上说：“诗文这点小事，不足以烦劳圣上，况且使费宏得以恃宠凌压朝臣。”皇上没有理会他的话。桂萼阻止不了世宗对费宏的宠信，便和张璁一起在皇上面前诋毁费宏，说费宏收纳了郎中陈九川所盗的天方贡玉，接受了尚书邓璋的贿赂，还攻击到了费宏在乡里的一些行事。费宏上疏请求致仕回乡，说道：“桂萼、张璁怀私仇进攻臣下已有多次了。不给他们经筵讲官就怨恨，不让他们参预编修《献皇帝实录》就怨恨，不让他们担任两京乡试考官就怨恨，不让他们任教习就又怨恨。桂萼、张璁怀疑内阁事务由臣操纵，哪里知道臣下听百官的意见，上听皇上的旨意，怎么敢擅权?桂萼、张璁每日里攻击臣，是想进入内阁谋得臣的位置。臣怎么能和这些小人在一起共事，请求皇上恩赐臣致仕还乡吧。”皇上不允，批答说：“所奏事情已经分明，不必深辩，卿应该立即到内阁理事，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当时是嘉靖五年(1526)四月。这一年的十一月，张璁已从詹事改为兵部右侍郎，费宏建议让新宁伯谭纶掌奋武营(京师军队的一部分)，张璁便弹劾费宏揽权，企图控制政府部门。没有多久，费宏的儿子费懋良犯罪下狱，张璁和桂萼便更起劲地攻击费宏，并将前后弹劾费宏的奏疏综合抄录上奏皇上。费宏又上书请求致仕，世宗还是不允。张璁等极力诋毁费宏，想将他逐出内阁。弹劾费宏的奏疏上了多次，都未奏效。于是自己上疏请求辞官，同时诋毁费宏更加厉害，奏章接连呈上。费宏也接连几次上疏请求致仕，皇上便下诏慰问挽留他，但始终不责备、训斥张璁和桂萼。当时，有一个奸人叫王邦奇按照张璁、桂萼的指示，上书指责原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一并诬蔑费宏。费宏因经不起张璁等再三、再四的攻讦，颇怨皇帝未能主持公道，于是力请辞职，世宗也只好批准。当时是嘉靖六年(1527)二月。这一年十月，张璁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隔了一年多桂萼也进入内阁。

嘉靖十四年(1535)，桂萼已经死去，张璁也因病致仕归乡，世宗开始思念费宏。这一年的四月，世宗又派使者率人到费宏家起复费宏，七月，费宏到达京师进入内阁。皇上设宴慰劳费宏，并当面对他说：“朕与卿分别这么久，卿身体还好吧，望卿从现在起一心一意辅佐朕整治朝纲。”费宏叩头谢恩。从此以后，世宗对费宏更加宠爱和信任。费宏和新阁臣李时经常被皇上召入无逸殿，与皇上一起观看殿内的陈设，谈笑很融洽，每次入殿都是很久才出来。皇上还赐给费宏一枚银章，上面写着“旧辅元臣”四个字，让费宏尽心供职，有闻及时上告。皇上把费宏看成是知己，经常向他咨询有关国家大事，费宏对皇上的恩宠感激不尽，对皇上的询问总是坦诚相告，直言无讳。在经受了张璁、桂萼的陷害之后，费宏的心胸并没变得狭窄，而是更加宽宏大量，朝廷大臣们都愿意与他结交。费宏第三次入内阁不久，也就是嘉靖十四年(1535)十月十九日，费宏病死，年68岁。世宗非常悲伤。给了很优厚的抚恤，赠太保，赐谥号文宪。

费宏三入内阁，辅佐武宗、世宗两朝近10年。虽然中间曾遭小人陷害，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功名利禄。费宏的弟弟费寀在辅导太子的机构春坊局中任赞善，侄子费懋中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官，费宏的大儿子费懋贤则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父子兄弟均在禁中任职。费寀官至少保、礼部尚书，死后被赐以“文通”的谥号。费懋中官至湖广提学副使。费懋贤官至兵部郎中。

费宏的伯父费瑄，成化十一年(1475)考中进士。弘治年间任兵部员外郎。贵州巡抚谢、总兵官吴经等上奏说，烂土地区的苗族反叛，请求朝廷发兵征讨。皇上根据兵部尚书马文升的请求，命令费瑄与御史邓庠带兵前去征讨。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发现苗族并没有反叛的迹象。他二人便上疏弹劾谢、吴经以及镇守中官张成的罪责。费瑄被升迁为贵州参议，一直到最后。

杨沫

杨沫（1914年8月25日—1995年12月11日），现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后名杨君默、杨默,抗日战争后期始用杨沫。原籍湖南湘阴县。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8岁进小学,13岁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后因家庭破产而辍学。曾在河北省香河县、定县当过小学教师,在北京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曾在北大旁听。这期间,在动荡的生活中开始结识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学生,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34年在北京的《黑白》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1936年在上海的《中流》和《大晚报》副刊上,还发表了《某家庭》、《死与逃》等几篇反映中国人民悲惨生活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短篇小说(署名小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爆发后,奔赴晋察冀边区,在冀中地区做过妇女工作和宣传工作。1943年起,先后担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编辑或副刊主编,写下不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罪行、鼓励群众坚持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散文、特写等。这些作品由于战争环境,大多已散失,未能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市妇联工作,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完成了1948年动笔的,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生活与斗争的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2年调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7年转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58年出版她的代表作、反映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党的培养下锻炼改造,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小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9年作者将《青春之歌》改编为电影剧本,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同名影片,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影片被评为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最优秀的影片之一。

1960年她被全国妇联定为“三八红旗手”。196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分会任专业作家,被选为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由于疾病缠身,这几年只写过短篇小说《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等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不顾“四人帮”的迫害,从1972年至1976年写成了反映抗日战争生活,表现抗战时期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和知识分子锻炼成长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粉碎“四人帮”后,经作者修改于1979年分3部出版。新时期她还创作出版了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以及《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等。1995年12月11日，杨沫去世，享年81岁。

刘敦桢

刘敦桢（1897年9月19日—1968年5月10日），中国现代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字士能，湖南省新宁县人。1897年9月19日生，1968年4月30日卒于南京。早年就读于长沙楚怡学校。1913年留学日本，1921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华海建筑师事务所工作。1925年任教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建筑科。1927年，该校和东南大学等合并成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称国立中央大学，柳士英、刘敦桢、刘福泰等在中央大学创立中国最早的建筑系。他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刘敦桢有志于发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1928年，发表《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刘敦桢于1930年加入,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论文《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大壮室笔记》、《明长陵》等。1932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主任。他与该社法式主任梁思成共同调查各地古建筑，结合文献分析研究,奠定了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的基础,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他写的论文如《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同梁思成合作）、《易县清西陵》、《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树立楷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由北平迁往云南、四川。刘敦桢收集沿途古建筑和民居资料，系统调查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古建筑，写成论文《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等。1943年，返中央大学任教授，1944年起任建筑系主任，兼重庆大学教授。1946年起，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敦桢任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1949～1952），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 (1952～1968)、主任(1960～1968)。 1953年创办中国建筑研究室，广泛调查民居和南方古建筑，深入调查苏州园林。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1957)，又作苏州古典园林科学报告。他在民居和园林两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影响很大。1959年起，他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总结国内研究成果，为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作出贡献。

刘敦桢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著作已编成《刘敦桢文集》共四卷，已出版第一卷(1982)和第二卷(1984)。

天隐圆修

天隐圆修（1575～1635），明代临济宗僧。号天隐。江苏宜兴人，俗姓闵。二十四岁出家，未久嗣龙池院幻有正传之法。历住江苏磬山、法济禅院、浙江报恩禅院。后于崇祯八年九月入寂，世寿六十一，法腊三十七。遗有天隐和尚语录十五卷行世。［续灯存稿卷十、五灯会元续略卷八］

王韬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原名利宾，易名瀚，字懒今;后改名韬，字仲弢，一字子潜，号紫铨，又号弢园，别署蘅华馆主、钓徒、天南遁叟等。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十二岁学诗，十三岁学笺札，十四岁学文。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第一名入县学，督学使者张筱坡称其“文有奇气”(《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老民自传》)。然其“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不中绳墨”(同上)。既孤，家益贫，乃赴沪谋生。二十九年，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墨海书馆，任编译达十三年。与馆中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等为莫逆交，并与姚燮、张文虎、周弢甫、龚孝拱等文士相往来。咸丰八年(1858)与十年，两次为清政府献策攻打太平军，计未行。十一年，回乡探亲，化名黄畹，向太平军献作战方略，为清政府追捕，经英国领事庇护，于十二年逃往香港。又由麦都思介绍，入英华书院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中国经书。同治六年(1867)，随理雅各抵英国译书，并游历法国等地，撰《漫游随笔图记》。九年，返香港，为《华字日报》撰稿。十二年，香港诸同人集资创印书局，王韬总司其事。次年，《循环日报》创刊，任主编，并撰写政论，开近代中国报章体文先河。光绪五年(1879)，游日本，结识黄遵宪及日本诸文士。后返香港，写《扶桑游记》。十年，经丁日昌疏通，为李鸿章默许，复返居上海。十九年，于沪主持《申报》编务。又办弢园书局，主讲格致书院。二十三年，病卒。王韬学贯中西，重经世致用，著译甚多。文胜于诗词及小说。自谓“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同上)。张舜徽评其政论云：“是集(《弢园文录外编》)文字，则其鼓吹变法自强之总集也。韬文笔犀利，而气又足以振之，自足以激起一世之人。”(《清人文集别录·弢园文录外编》)重野安绎(成斋)评其游记云：“所至纪其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状，意到笔随，读之者如涉其境。”(《扶桑游记·序》)著有《弢园文录外编》一二卷、《弢园尺牍》一二卷、《弢园尺牍续钞》六卷、《扶桑游记》三卷、《蘅华馆诗录》五卷、《淞隐漫录》一二卷、《遁窟谰言》一二卷、《瓮牗余谈》八卷等多种。生平事迹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一、王汉章编《天南遁叟年谱》等。

王韬强调中国必须变法，“借法以自强”。他认为，面对西方列强“恃其所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的“时局”，中国岂能“不思变计”?他说：“至今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如果仍旧“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的话，中国将永远“承其弊”(《韬园文录外编》)。他认为，必须以泰西之所长以补中国之所短，中国要有容纳外来事物的气魄。他说：“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韬园尺牍》)他认为中国的“取士”、“练兵”、“学校”、“律例”等法皆“当变”。他用日本变法维新图强为例，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日臻于国富兵强。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就已认识到“泰西诸国以通商为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和“商力富则兵力裕”的道理，因而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借商力以佐国计”的观点，主张发展本国工商业。在游历了欧洲、日本以后，他更是极力提倡新法开矿、机器纺织、造轮船、建铁路、设电线等等。并主张实行专利制度和奖励工商等措施，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批评那些“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农也”。况且中国的“重农”，也只不过是“徒知丈田征赋，摧科收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韬园文录外编》)。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权，他主张制定税则及增减税率，乃我国自有之权，不应受西人挟制。况且“税则”是国家大事，“当以国体争之”。他认为“公法”对维持国际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认识到只有国富兵强，“公法”才能为我所用。否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所用”(《韬园文录外编》)。

王韬认为“君主之国”的弊端是君主专制使君民隔阂，并导致了层层专制，国弱民穷。“民主之国”的议事行政比较民主，但“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只有“君民共主之国”，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须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因此，“惟君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于上达，君惠亦得于下逮”。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制赞美备至：“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而中国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施之也”。中国之所以屡遭“强邻悍敌”之欺凌，原因就在于“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政于下也”。因此，他认为，中国要谋富强，必须采用西法，“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变“君主之国”为“君民共主之国”(《韬园文录外编》)。此外，王韬还提出了改良监狱，善待囚犯等具体的法律改良主张。

杨秀清

杨秀清（1823年-1856年），太平天国东王,前期军事统帅。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人。家极贫寒,幼丧父母,“伶仃孤苦,困厄难堪”。他历受生活磨砺,虽不曾读书,但谙于世事,富于权谋。1844年加入拜上帝会后,极为热心会务。1848年冯云山陷狱,洪秀全离开广西,拜上帝会濒于瓦解。秀清假天父下凡,发号施令,稳定团结众心,又设法营救冯云山脱险,使拜上帝会危而复安。他疾恨当世“富儿当权,豪杰绝望”,遂与洪秀全等密谋革命,坚决反清。1851年1月金田起义,秀清主持军事,分别“男行女行”,按《太平军目》之制编立军伍,制定营规,严格施行。又在军中贯彻“十款天条”,禁止私藏银两。故太平军建立之始,即组织严密,号令分明,纪律优良,迥异于同时期其他农民军。

太平军广西起义阶段,己弱敌强,杨秀清根据此情况,采取战略防御方针,转战武宣、象州与永安州等地。每被困,辄乘虚蹈瑕,于转进中消灭敌军,保存和壮大自己。如从新墟突围,大败向荣于平南县官村;永安突围后,设伏于古苏冲内,聚歼清军四总兵官与所部五千人,使敌丧胆而不敢撄其锋。在永安之时,杨秀清被褒封为左辅正军师东王,并授权节制诸王,于是身系太平天国军政之全权。随后,他与西王颁布《奉天讨胡檄》等三篇文告,传檄三江两湖,号召士农工商归顺天王,同心同德以灭清。湘桂各地之天地会风起云从,太平军人数剧增至五万余人,声势大振。1852年夏,在道州军事会议中,诸军多怀土重迁,欲仍返广西。秀清力排众议,主张“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立为根本”。他这种战略进攻的重大方略,为天王洪秀全所采纳施行。太平军即挥师东取郴州、桂阳等六城,旋又北围长沙。然而清方援军四集,太平军力攻81日不能克,势将被反包围。秀清先机睿识,早命石达开扎营湘江之西岳麓山等地,连舟为浮桥以通两岸,隔江相护。1852年11月30日,秀清率全军趁雨夜撤围而去,清方逾日尚不知其所向。太平军撤围后,张疑兵示形南下,诱清军追之湘潭,而主力却西趋宁乡,破益阳,欲沿洞庭湖边往常德。及在临资口得民船数千只,秀清诡称天父所赐,立即下令改道顺流而下,破岳州,兵分水陆,赶下湖北,进取武汉三镇。武汉为九省通衢,军事要冲。太平军水路先破汉阳,继克汉口,连夜搭浮桥两座通南岸,与陆路军合围武昌。秀清遣兵狙击向荣援师于洪山,掘壕筑垒,使不得与城内通。此时建立水营,以控制武汉、长江水路,又令土营穴地于文昌门。1853年1月21日地雷轰发而克武昌。秀清传檄安民,严明纪律,市旅不惊,商户进贡者络绎如织。随后即决策沿江东下,略取江南,于是破九江,夺安庆,取芜湖,不盈月而抵南京。陆师占雨花台,水营围控西北江面,实力攻打,1853年3月19日遂克南京。此时天王与秀清尚计议分军镇守江南,欲取河南为业。有管驾老水手进言谓:河南水小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南京城高池深,龙蟠虎踞,况有水营万艘,擅长江之利,攻守皆宜。秀清采其策,请天王摆驾入城,改名天京,建都于此。计自1852年4月太平军永安突围,不期年而纵横江南六省,迭克名城,建都立业。这种在历代战史上罕有的辉煌战绩,固然由众多因素造成,但杨秀清战略决策正确,战役多谋善断,指挥灵活机动,实居首要关键。故《武昌纪事》有谓:“贼所依赖者,秀清一人而已”。

1853年5、6月间,天京城守初定,即与天王部署实行北伐与西征。此时太平军水陆总不过二十万人,清军虽屡失利,但主力未被歼,马步兵力数倍于太平军。杨秀清不审度敌我势力对比,迷惑于前此之大胜利,即将有限之兵力一分为三,既守天京,又同时进行北伐与西征。林凤祥、李开芳所率北伐军,号称九军,实仅二万余人。因将士用命,一路滔滔,于1853年10月底攻到天津,按洪、杨之命“在天津扎着”,以待援军。1854年初,北伐军自静海南撤,饥寒交迫,被困阜城。秀清先命曾立昌等七千人北援,军至临清州溃灭。后派燕王秦日纲去救,亦自舒城败回。北伐军退据连镇与高唐州,久被困,粮尽援绝,终于全军覆没。故李秀成称之为“天朝十误”之首,这是杨秀清战略性的大误。西征军初时因兵单将弱,攻南昌久不克,秀清乃命撤围占九江,增兵西进蕲、黄,东取庐州。1854年春,西征军重占武汉,入湖南。这时曾国藩督湘军水陆东下,击败太平军于湘潭、城陵矶与武汉,势甚猖獗。10月,东王急命秦日纲率韦俊等镇守田家镇,以保西线战局。湘军陆路夺半壁山,水师经血战而破田家镇江面防线,进围九江。东王派翼王石达开督师于湖口,厚集兵力与“将骄兵疲”的湘军决战。1855年1月,大破湘军水师,九江解围。遂乘势西进,4月太平军三克武昌。又略取江西、湖北各府州县,安民造册,选举乡官,建立各级地方政权,粮赋则“轻取之,善取之,民遂有相向之意”, “俨然有王者风”。

太平天国克复南京等城后,面对管理大城市与工商业的新问题。杨秀清秉承天王旨意,将天京居民“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即实行拆散家庭,取消私人工商业的方针。此举违背当时历史条件与民众意愿,不久嗟怨之声四起。他警觉其误,遂开设“买卖街”,准许私人营业,又启奏天王恢复家庭完聚,解决了此矛盾。1854年夏,天京城粮储告匮,东、北、翼三王联衔上奏章,请施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经天王批准,即于同年秋在皖、鄂、赣各郡县实施。由于太平天国革除了浮收勒折之弊,业户负担大为减轻,民间皆“踊跃输将”。各地将银粮布帛源源解济天京,使军民衣食充裕而圣库有所储备。自太平天国建都天京,英、法、美各国公使先后皆来访问,杨秀清派北、翼两王与有关人等接待,采取独立自主、平等外交的方针,在答复英国公使包令书中表示:“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皆兄弟也!”开放与友好的态度,远非清方所能及。

1856年春,杨秀清主持、指挥了击破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的大战役。先命秦日纲率精锐万余东援镇江,破清军围师。旋又分道渡长江,东西夹击江北大营,踏平其营垒“一百二十余座”。大获全胜后,全军即渡江南返,杀苏抚吉尔杭阿于高资,破九华山清营七八十座,进至天京燕子矶、尧化门一带。东王严命次日开攻,不得停留,“不奉令者斩!”于是各部遵命进战。先是,东王已命翼王石达开率精锐三万余人自江西回援,此时已赶到天京,从西路进攻。城中太平军亦从各门突出,分道进击。1856年6月20日,清军江南大营全线崩溃,向荣逃往丹阳,忧愤自杀。杨秀清组织与指挥大战役之智虑周详、坚决果断,类皆如此。

杨秀清为政,颇能体察民情,及时调整政策。如改“科派”为“照旧交粮纳税”;改变公营为设买卖街许商民自由贸易;改变“天京大兵营”,恢复家庭生活等。其用人赏罚得当,颇能选拔贤能。林凤祥、李开芳以智勇兼备而专北伐之重任;陈玉成、李秀成初本为兵,以战功卓著拔为丞相,为太平天国后期储备了人才。他治军严于训练教育,明于赏罚。在所颁《天情道理书》中,向将士灌输“小天堂”、“地上天国”的奋斗目标,教育士兵“修好练正”、“忠勇坚耐”,故太平军思想素质较高。他注重战士训练,使号令严明,阵法娴熟。又总结太平军突战经验,制订《行军总要》,规定行军、宿营、警戒、扶持伤病员等要令,贯彻于军中。故太平军好整以暇,从容致敌,虽有败创如蓑衣渡、田家镇之役,但军心如铁,团结不散。东王军令严,信赏必罚,“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故太平军在武汉、南京各城,秋毫无犯。其行军,“饮水亦投数钱”,故所经闾里安堵,民心佩服。

杨秀清才奇而量未广,功高自傲,不知谦抑,他与洪秀全、韦昌辉等领导人之间,矛盾日益激化。1856年夏,杨秀清逼天王封其为“万岁”,韦昌辉暗结秦日纲、陈承镕等,于9月2日凌晨突然将其杀害。从此,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能够统筹驾驭军政全局的领袖,势转衰落。

贺川玄悦

贺川玄悦（1700—1777年）江户中期的产科医生。彦根出身。本姓是三浦氏，继承了母亲的姓氏。字子玄。来到京都，住在一贯町，一边做古铜铁器的旧货商，一边以按摩针灸术为生，一边学习医学。其师承、学统不明，可认为是学古医方派医学的。在药物疗法无法企及的难产中导入了使用铁钩的手术疗法来拯救母体，1765年（明和2）66岁时，皆川淇园出版了《子玄子产论》（也简称《产论》），该书以迄今为止对很多孕妇进行多年临床研究为基础，独创性的自说为基础，奠定了日本近代产科学的基础。作为玄悦的业绩，从通过按腹、触诊的经验、实证观察中发现了归纳的正常胎位（胎儿头朝下，背朝前），导入手术疗法（再生术），打破产事习俗的旧弊（产妇产后有跪下一定期间的风俗，但只是增加疲劳不好，禁止这样做，另外孕妇的腹带也有危害，呼吁废止）等。晚年受阿波德岛藩主邀请，推举养子玄迪（子启），世世代代成为藩医。玄迪著有《产论翼》（1775）一书。亲生子女玄吾（满乡）另立一家，其第二代满定（兰斋）任朝廷医、女医博士。贺川一门不断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开拓了母子一起救助的助产术，贺川流产科到明治为止成为了日本产科的主流。

空海

空海(774—835)，俗名佐伯真鱼，通称弘法大师，日本著名的留唐高僧，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九世纪在传播中国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和大书法家。

公元774年，空海出生在赞歧国多度郡弘田乡屏风浦(现四国岛香川县通善寺)一个显赫豪门之家，其父佐伯直田是个血气刚强的男子，其母阿刀氏出自名门贵胄，是位贤慧温良的女性，其舅父阿刀大足是当时的高级官吏，并以文学之士闻名于世。空海生活的年代，正是中日交往最频繁的“遣唐使”时期。当时，中国文化已在日本有广泛影响，从中国传入的佛教已在日本十分盛行。空海的父系和母系都仰慕中国文化，拥护中央所推行的律令制度，所以空海自幼就接触佛教和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影响，已奠定了扎实的佛学、汉学基础。空海15岁时随舅父入京，学习了《论语》、《孝经》及史传文学等。791年，空海又被舅父送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学习，向著名的冈田博士等人学习、诵读《毛诗》、《尚书》及《左氏春秋》等儒家经史。空海在舅父的督促教育下，在名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从青年时代就已具有精深的学识。在此期间，空海还结识了高僧石渊勤操，并向其学习佛教经典。空海18岁时就写成其处女作《聋瞽指归》(一卷)，在该书中表达了他学道的决心。797年，空海又将该书改写定名为《三教指归》(三卷)，这部书，主要解释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内容和各自不同的要旨。空海为写好这部书，涉猎并引用汉籍69种、佛教经典27种，还参考了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之类的文学名著。这充分表明，空海在入唐留学之前，无论在汉学方面，还是在佛学方面，都已具有相当高深的造诣。

空海20岁时，即在勤操大德主持下剃度受戒于和泉国槙尾山寺(现和泉市槙尾山施福寺)，法号教海。22岁时，空海又在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受戒，法名空海，自此他终生多以空海自称。在此期间，空海遍游日本名山，访师求法，钻研佛经，学问更加精深。此时他已开始感到在日本学习佛教已不能满足需要，逐渐产生了入唐留学的要求。空海30岁时在奈良久米寺东坛初次见到了《大日经》，由于此经是佛教真言宗的基本经典，为在唐的印度高僧善无畏翻译，刚传入日本不久，空海见到此经，兴奋无比，为探讨此经教义，他更下定决心，“弃命广海”入唐留学，以“访采真荃”。按资历，空海当时还不符合入唐条件，于是空海上书天皇，恳请批准他入唐求法。天皇于804年5月接见了他，并亲自批准他随当年遣唐使入唐的请求。804年日本派出的是第十七次遣唐使，大使是藤原葛野麻吕，学者桔逸势、学问僧最澄也将一同入唐。使团于7月从日本出发，空海与大使及桔逸势等乘坐第一船，最澄等在第二船，还有三、四两船。由于海上风浪险恶，“暴雨穿帆，戕风折柁”(空海自叙语)，一二两船与三四两船分失二处，三四两船未达目的。空海所乘大船在海上漂泊34昼夜，于8月10日到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现福建霞浦县境)，空海和遣唐大使一行上岸后，在福州观察使阎济美协助下，又经过数月的旅途颠簸，于12月抵唐首都长安，受到隆重欢迎。

805年春，日本遣唐大使藤原归国，唐王朝敕令空海住居长安西明寺(本为玄奘奉唐高宗之命所建， 为长安佛教文化中心)，空海求法心切，除了向西明寺的高僧求教之外，还历访名寺，寻道求法。5月下旬，空海首次进谒青龙寺的惠果高僧。惠果是威德远闻、门人数千的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6月上旬，空海拜惠果为师，并先后于6、7、8三月三次接受惠果的灌顶(真言宗在受戒时，要举行在头顶浇注香水的仪式，称为灌顶)，自此他主要向惠果学习当时尚未传入日本的真言宗。惠果对空海的学识和才能也极为欣赏，曾高兴地说：“吾道东矣!”不仅授空海以遍照金刚的法名，而且承认空海继承第八代师主。这是以前任何一个日本留学僧都未曾得到过的绝大的信赖。后来空海果然不负惠果的期望，终于成为日本真言宗的始祖，号“大日本国密教根本法师”。空海在惠果处悉心研读《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真言宗经典，还向惠果和县真和尚学习了梵文，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把梵文传到日本的僧人。惠果曾请十多位画家(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李真)描绘了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型彩色曼茶罗(曼荼罗是梵文音译，原文意指供佛修行的坛，后引伸为佛图。胎藏界和金刚界是密教修行的二大法门，其曼茶罗是指画着各自行法所需用的佛像及其所持的器杖、契印等物的图画，合称两界曼茶罗)。摹绘真言宗历代教祖的佛像，还请二十多位经生抄写新译的佛教经典、并铸造许多法器给空海。惠果于805年12月15日去世，空海悲痛异常。806年1月在长安举行了惠果的葬礼，有千余人参加。空海参加了隆重的葬礼，并被公推为惠果碑文的撰写人。在碑文中，空海对惠果极为赞颂。据记载，原碑文左下侧有“日本国学法弟子苾刍空海撰并书”的题记。后来空海在他的上唐宪宗申请归国启和归国后上书平城天皇的《请来目录》中，都一再极力赞扬和无比感激惠果的培育之情，说惠果是“国之所师”，自己“以为师主”，“仰彼甘露”，在《七祖像赞》中，还深切表达了他对恩师惠果的无限怀念之情。

空海在留唐期间，还拜会结识了许多学问之士，学诗文，习书帖，并广泛搜集经律论疏、诗赋、碑铭等各种书物，总之，凡“可以发启蒙济物者”，都在空海精心收集之列。经过两年多的留唐学习，空海的诗文写作才能增益不小，书法技能更大有提高。

空海原计划在唐留学二十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惠果死后，中国真言宗大师已无继承人，惠果死前曾殷切希望空海“早归本朝，流布密教，普利众生”，加之日本国内的需要和日本使者的请求，因此，当日本使者高阶远成真人向唐宪宗请求允许空海随其归国被批准时，空海就放弃了原计划，决心回国。回国前，唐宪宗接见了高阶远成真人和空海，并赠空海菩提树数株。空海即将结束留唐生活时，和中国友人都有诗文送别，现在留下的有《留别青龙寺义操阇梨》诗，空海的这首七绝诗写道：“同法同门喜遇春，随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唐朝进士朱少瑞也给他写了五律，特别是尾联“归程行万里，后会信悠哉”一句，深切表达了惜别之情。

806年4月，空海随同国使高阶远成真人一行，踏上了归国的征程。8月仲秋经越州(浙江绍兴)登船，10月20日回到了日本。据统计，空海带回的佛教经典达216部461卷，其中新译经142部240卷，梵字真言赞等42部44卷，论疏章32部170卷，许多是尚未传到日本的佛教经典。还带回曼荼罗五幅及真言宗五祖真影像。空海还带回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名家的书法、碑帖等。

空海回国不久，新即位的平城天皇即封他为“大法师”，808年，天皇敕空海居槙尾山寺，809年空海居高雄山寺，开始传播真言宗，其影响日渐扩大。812年嵯峨天皇敕封空海为“三纲”，816年，嵯峨天皇将纪伊的高野山赐给空海作为其传播真言宗的基地，空海建金刚峰寺，创日本佛教真言宗。823年天皇又将京都东寺赐给空海作为其传播真言宗的又一个基地。824年谆和天皇加封空海为“少僧都”，更在827年敕封空海为“大僧都”(“大僧都”是统辖全国佛教徒众的显赫僧官，“少僧都”仅次于“大僧都”)，给空海以极高的礼遇。

空海回国后，一直受到封建国家的隆重礼遇，是由于他在日本创立了佛教真言宗。符合当时日本国内社会政治的需要。

自“大化改新”以来，佛教已逐渐成为日本封建国家“护国保民”的宗教。空海回国时，平安时代刚刚开始，天皇与贵族代表藤原氏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因而双方都极力争取颇有影响的佛教僧侣。天皇和贵族都积极支持僧侣的传教布道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空海将密教教义传到日本，颇有吸引力，而且密教的灌顶仪式又极为隆重神秘，还以“镇护国家”为号召，有着极强的“现世利益”的特征，所以比其他佛教流派更能吸引大众，特别能受到中、上层统治阶级人物的信仰。

作为佛教思想家，空海除宣扬传布密教外，还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撰写。他撰述的密教教义，传世的就有200多部。其中主要的有《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秘密曼茶罗经附法传》、《大日经秘释》、《秘藏宝钥》、《般若心经秘键》等。特别是他晚年写的《秘密曼茶罗十住心论》(十卷)，系统深刻地表达了空海的真言密教思想体系，是一部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思想史。《十住心论》以十个阶段，表述了从世俗到真言密教的宗教观点：第一阶段，凡夫不知善恶，愚者不信因果，是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心境;第二阶段，由人们的内在善心，产生伦理意识，有了所谓“三归”(佛、法、僧)和“五戒”(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第三阶段，由伦理意识进入佛道的“初心”，产生解脱的心境，第四阶段，是佛教入门的初步，无我，然而还感到有世界，所谓“唯蕴无我心”;第五阶段，无我，也无世界，一切尽被革除，达到涅槃;第六阶段，大乘的入门，也是由“大悲”而产生利他心的第一步，为“平等”和众生，进入“菩萨之道”的修行阶段;第七阶段，是“觉心不生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第八阶段，所谓“一道无为心”，境即般若，般若即境，世界和心境统一起来;第九阶段，乃是心佛一致;第十阶段，达于真言宗立场，所谓“秘密庄严住心”，就是说通过身、语、心这“三密”，现实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可以“即身成佛”。《十住心论》的观念体系顺序分明，十分完整，它以形而上学的宗教观点，揭示了人的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独具风格。空海注释经典文句的著述还有《真言宗问答书》、《真言二字义》等。

空海在布教活动中威望很高，在日本有不少关于空海祈雨救旱、呼风唤雨的传说，这些宗教神秘色彩浓厚、渲染神化空海的故事缺少科学根据，不足为训。但是，空海直接参与兴修水利事业以利民生，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和拥戴的记载，却是真实可信的史实。814年，空海曾为二荒山(又名男体山或补陀落山，现枥木县境)撰写碑文，其中提到要“依仁山，讬智水”，以利“四民之生事调饥”。821年，空海经赞岐国司呈请中央太政官批准，充任重修万浓池水库的筑池别当官职。在空海的积极影响下，赞岐的百姓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很快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水利工程，使近万顷土地受益。此外，他还参与负责摄津港(现神户)的扩建工程。

空海学识渊博，在语言、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作出了超出前人的贡献。

在语言文字上，空海曾仿唐朝《开元文字音义》，主持编成《篆隸万象名义》(三十卷)，这是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他还继吉备真备创造日本片假名之后，创造了平假名①这给日本人学习文化和书写提供了便利条件。现存的著名《伊吕波歌》就是空海创制平假名的佐证。

在文学上，空海的诗篇都搜集在《性灵集》(十卷)中，他的《文镜秘府论》(六卷)和《文笔眼心抄》(一卷)，都是专门论述汉诗文的著作。《文镜秘府论》对唐诗的平仄以及创作规律、格式等都作了详细介绍，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文演变、古汉语语言修辞等方面的一部珍贵著作，这是一部日本的诗文辞典，该书在叙述诗法体系的详尽方面，也是八、九世纪前中国这类书籍未曾有过的。

在书法上，空海也是一位书法大师。他对汉字的篆、隶、楷、行、草都能运笔娴熟，他在学习颜真卿、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法理论上，空海有《执笔法使笔法》(一卷)一书传世。这部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是用汉文写成的空海的书法，当时在日本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嵯峨天皇的书法也很出名，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常把空海和嵯峨天皇称为“书法二圣”，又将他们两人加上桔逸势合称为精通书法的“日本三笔”。空海所写的《风信帖》(空海写给最澄的书简)，神采风扬，字体俊美，笔力刚劲，骨格清秀，写得挥洒自如，是书苑艺术中的珍品，至今作为日本的“国宝”，珍藏于京都的东寺。

至于对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等，空海也无不通晓。例如存留至今的日本名胜古迹高野山金刚峰寺、京都东寺等，其中塔、寺、经堂、佛像、浮雕、壁画等等，不少都是根据空海的意思，或是参照他从唐朝带回日本的式样设计修建的。空海还从唐朝带回了佛教音乐。

空海在增强中日友好的事业中，最值一提的是他在晚年曾仿唐朝民间学塾制度，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民间学校——综艺种智院。原来日本只有教育贵族子弟的学校。空海在留唐期间，看到长安坊间有学塾、各地方也有乡学。受到中国发展民间教育的启发，空海于828年在京都东寺东邻创办了这所综艺种智院(遗迹在京都南区西九条藏王町)。校名定为综艺种智院，就是说，各种学问和技艺、各种知识和智慧都将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儒、佛、道三家自不消说，还要教授阴阳、法律、工、医、音乐等其他有关汉学的文化艺术课程。学校中的教师称“道人”，由僧侣和俗人中的学者担任。为了保证贫穷的学生能够顺利就读，综艺种智院还提供食宿条件。空海为了表示他对中国文化、中国老师的敬慕和追怀，还特地把综艺种智院的开学典礼定在当年的12月15日，这一天正是惠果去世23周年的纪念日。

831年，空海已患有痈疽病，当时这种疾病是不治之症。但空海仍坚持撰写佛经，并在834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创建了真言院，以培养造就密教中有成就的弟子。835年3月21日，空海终因痈疽病病情恶化，医治无效而去世，后葬于高野山，享年62岁。

空海逝世后，为了表彰他对日本封建国家的贡献，几代天皇还屡次赠给他称号：857年天皇追赠空海为“大僧正”，864年天皇赠他“印法大和尚”尊称，921年天皇更赐赠他“弘法大师”的崇高谥号。

谭正璧

谭正璧（1901.11～1991.12） 现代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笔名佩冰、谭雯、桎人等。上海人。1919年考入江苏省立第2师范学校,开始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广泛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并发表了多篇随感式的杂文。1923年春,经邵力子介绍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因经济原因辍学,到上海神州女校任职,教文学专修科散文选兼初中语文。出版有创作集《芭蕉的心》(1923年)、《邂逅》(1926年)、《人生的悲哀》(1927年)。因教学需要,编著出《中国文学史大纲》,于1924年出版后即由日本井上梅译为日文,此书是国内第一部用白话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第一部由上古文学直叙到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史。

1928年后,曾相继受聘于省立上海中学乡村师范部和上海民立女子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并先后著成《中国文学进化史》和《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前者出版后即被岭南、暨南等大中学校用作课本,后者曾增订易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颇受女读者的欢迎。1933年春,到私立正风文学院中文系补读,获文学学士学位。1934年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编选活叶文选。自1933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曾先后编著有《国学概论讲话》、《文学概论讲话》、《古今尺牍选注》、《新编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发达史》、《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国学概论新编》、《中国文字学新编》、《文人传记选》、《诗词入门》、《词体明辨》等,分别由光明书局、北新书局和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新编中国文学史》后有日本立仙宪一郎日译本,为《支那文化丛书》之一。《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40万字,苏联汉学家阿历克塞也夫曾著专文予以介绍,誉为“是一部比较其它同类辞典有巨大成就,而为国外研究汉学者案头所必备的参考书”。同时出版过历史故事集《长恨歌》,散文集《夜珠集》,其历史剧《梅魂不死》曾由天风剧社演出过。1945年秋,在中国书报编译所任职,主编《书报》杂志及《新中国文库》。并应上海大东书局之邀,编著《国文乙编》3册、《国文丙编》6册。又为中华书局选注《庄子读本》、《礼记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上海棠棣出版社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约编辑、上海文史馆馆员等职。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除以上提到者外,谭正璧还编著有《文学源流》、《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元曲六大家传略》、《话本与古剧》、《元代戏剧家关汉卿》、《三言两拍资料》等。

魏徵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唐初大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时孤贫，有大志，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军农民起义，旋随李密降唐。后在自清安抚山东群雄时为窦建德俘获，官拜起居舍人。窦败，返回关中，被太子李建成招为洗马。曾劝太子早图秦王李世民。唐太宗继位，因器重其率直，不计前嫌，擢为谏议大夫。是岁迁尚书右丞，仍兼谏议大夫。贞观三年(629)任秘书监，参与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并奉命监修梁、陈、齐、周、隋史，主编《群书治要》。六年，为检校侍中，进封郡公。十年(637)，以修史功，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于贞观十七年病故。魏徵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他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行偃武修文的治国之道，告诫统治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主张“薄赋敛”，“轻租税”。先后陈谏二百多次，对初唐的政治设施多有贡献。被唐太宗赞誉为可鉴之人。其言论见于《贞观政要》。魏徵在文化事业上也颇有建树，著作流传至今的，有《隋书》序论和《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全唐诗》收诗一卷，三十多首。《全唐文》收赋一篇，文三十多篇，他崇尚质朴纯正的文风，反对浮靡轻巧，认梁陈以来的宫体、骈俪一类作品为“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由骈入散的倾向。其谏议政论文、史论、诗作和皆显清新文风。《旧唐书》、《新唐书》有本传。

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19世纪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哲学的主要代表,权力意志论的创始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的一个牧师家庭。5岁丧父,母亲将他及妹妹抚育成人。自幼体弱多病,但聪颖过人。1858年进普尔塔高等学校读者,性情高傲孤僻。1864年转入莱比锡大学。1869年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额外教授,就职演讲题目是“荷马与古典文学”。1870年升为正教授。是年8月普法战争爆发,他自愿入伍担任卫生兵,患病,10月退伍。普法战争结束后返回巴塞尔大学继续教书。1872年出版《悲剧的诞生》、《希腊的国家制度》、《希腊悲剧的哲学》。在这些著作中,对古希腊史提出了一些独出心裁的见解,表明了依照进化论改造道德和神学,创造天下,推崇超等人格的抱负。1878年发表《人性的,太人性的》,结束了同音乐家瓦格纳数年的友谊。这是因为尼采不能容忍瓦格纳的音乐风格转向颂扬基督教道德。1879年重病,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1881年完成并出版《曙光》,1882年出版《快乐的科学》。1883年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中表明他批判旧哲学、旧道德,建立新哲学、新道德的决心,阐述了他关于超人的理论。1886年出版《善恶的彼岸》,1887年出版《道德的系谱》,反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提出新的道德标准。1889年《偶像的黄昏》问世。1895年《反基督徒》出版。1889年患了严重中风,精神分裂,被送入精神病院,母亲把他从医院中领出,细心照料。1897年母亲去世,由妹妹接到魏玛继续护理,直到1900年8月25日去世。

尼采的主要著作有, 《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思想》、《快乐的科学》、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之彼岸》、《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权力意志》(未完成)、 《看这个人》等等。作为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尼采,他的思想部分来自叔本华,部分来自现实的推动。叔本华有关意志先于理智的观点和悲观主义,以及产生于大工业生产的欧洲文化氛围,深刻地影响了尼采。对于后者,尼采说道,当时, “生命是受病了,它病于工艺及机械主义之破坏人性,病于工人之非人性,病于分工之经济学谬见”。有鉴于此,尼采提出要“改进人类”。尼采极为蔑视传统的思想家们喋喋不休的有关真、善、美的价值。在他看来,这些是阻碍生命的价值。因为,作为本能的人,并不具有真、善、美的本能,而是拥有“权力意志”的本能。并且,人的“各种有机功能”都可归结为权力意志。人的感性要求,就在于冲破对权力意志的一切障碍,使个人的要求、欲望得到最大的发挥和满足。此外,尼采还非常崇拜“超人”,并极力呼唤超人。他认为,超人是人类的真正目标,只有出现了超人,才能使人类免于退化、堕落。尼采从上述思想出发,猛烈抨击了若干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文明及其传统,成为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一流的破坏天才”。

彻悟

彻悟大师(公元1741—1810年)，讳际醒，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京东丰润人，俗姓马。大师幼而颖异，长喜读书，经史群籍，无不博览。二十二岁时因大病，深感幻躯无常，发出世志。病患痊愈后，到房山县，投三圣庵荣池老和尚剃发，第二年，受具足戒。

后参学诸方，听隆一法师讲《圆觉经》，晨夕研究诘问，精寻奥义，圆觉全经的大旨，了然于胸。又依慧岸法师听讲法相宗，深得妙要。后于遍空法师座下，听讲《法华经》、《首楞严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圆解顿开，对于性相二宗，以及三观十乘的奥旨，了无滞碍。

乾隆三十三年冬，参广通寺粹如纯翁，明向上事，师资道合，嗣法为临济三十六世，磬山七世。后来，接续广通寺，率众参禅，警策勉励后学，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声名播扬四方，宗风大振。后因多诸病缘，念佛祛疾。继思念佛一门，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智者永明楚石莲池等诸大善知识，皆羡归心。我何人斯，敢不归命。由此，便一意归心西方净土，专修专弘念佛法门。

由是中止参禅，纯提净土，数十年所有积稿，付之一炬。由大师诚心所感，参禅人亦多皆念佛。大师对禅净二宗明晓精奥，开导说法，辩才无碍。律己甚严，每日限定一尺香的时间会客，过时惟是礼佛念佛而已。大师与大众一道精进修持，莲风大扇，远近仰化，道俗归心。当时佛门中，彻悟大师为第一人。

嘉庆五年，大师退居红螺山资福寺，打算于兹终老。四众弟子依恋追随者甚众，大师为法为人，始终没有厌倦之心，于是便收留大众，与大众同甘同苦，担柴运水，泥壁补屋，遂成一念佛道场。

大师居红螺山十年，至嘉庆十五年二月，到万寿寺扫粹祖塔，辞别山外诸护法云：“幻缘不久，人世非常，虚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净土好相见也。”三月回到红螺山，命弟子预办荼毗事。交接住持位，告诫众人：“念佛法门，三根普被，无机不收，吾数年来，与众苦心建此道场，本为接待方来，同修净业。凡吾所立规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辙，庶不负老僧与众一片苦心也。”

圆寂前半月，大师觉身有微疾，即命大众助称佛号，见虚空中幢幡无数，自西方而来。大师告众人说：“净土相现，吾将西归矣。”众弟子恳劝大师住世。大师回答：“百年如寄，终有所归，吾得臻圣境，汝等当为师幸，何苦留耶?”

十二月十六日，大师指令设涅槃斋。十七日申刻，大师告众人说：“吾昨已见文殊观音势至三大士，今复蒙佛亲垂接引，吾今去矣。”大众称念佛号更厉更响。大师面西端坐合掌说：“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遂手结弥陀印，安详而逝。众人闻到异香盈空。供养七日，大师面貌如生，慈和丰满，头发由白变黑，光泽异常。二七入龛，三七荼毗，获舍利百余粒。门徒弟子请灵骨葬于普同塔内。大师世寿七十，僧腊四十九年，法腊四十有三。有《梦东禅师遗集》《彻悟禅师语录》及《示禅教律》、《念佛伽陀》流通于世。

岑仲勉

岑仲勉（1886年9月-1961年10月7日）历史学家。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省顺德县桂洲乡人。1903年考入两广大学堂，攻习经史与宋理学。1908年进两广游学预备科，1912年转读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后曾任财政、税务、邮政等机关职员，工作之余，勤备研读史书，积累史料，发表专著《佛游天竺考释》及论文多篇。1937至1948年，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干唐史研究和文献整理。1949年至1961年，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53年，人民政府提出根治黄河的规划后，曾先后发表有关治黄的论文及专著《黄河变迁史》，为治理黄河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借鉴。热心教学，勤于著书立说。主张中国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分界线应在西周。所著《突厥集史》、《两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对我国突厥学的发展，有开拓性的贡献。《唐人行第录》对唐代名人的辈行、官职、经历等，进行了系统的考证，是有价值的唐代文学人名工具书。主要著述有《佛游天竺考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二、三册。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西周社会制度问题》(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黄河变迁史》(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隋唐史》(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府兵制度研究》(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周文史论丛》(195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隋书求是》(195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墨子城守各篇简注》(195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突厥集史》(上、下册。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唐史余审》(1960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唐人行第录》(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中外史地考证》(上、下册。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196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上、下册。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金石丛论》(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即将由出版的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订补》、《岑仲勉学术论文集》。论文近200篇。

林耀华

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当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1910年3月27日生，福建省古田县人。现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民族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原始社会史顾问、北京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顾问、《辞海》编委会委员及世界民族组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会委员及民族学组组长、国家民委主持领导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负责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国人类学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早年在家乡念完小学。1928年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1932年获北平燕京大学学士学位，学士论文为《严复研究》(1933年载《社会学界》第7卷)。1935年获同校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义序宗族研究》。之后留校任助教，并为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所编《社会研究》副刊任副编辑。1937年至194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Themiaomanpeoplerotkweichow》，(刊登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第3卷第5期，1940年出单行本)。这篇关于我国贵州省少数民族的论述，至今仍被国内外多方引用。在美期间，参加美国应用人类学会议，为该会名誉会员。1941年回国后，任昆明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翌年加入中国民族学会，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兼代系主任。1946年至1951年担任北京燕京大学社会系主任，其间曾任该校法学院编辑委员会主席，主编《燕京社会科学》(汉文)、《YenchingTownalofsocialseuaies》(英文)，兼任《燕京学报》编辑。之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参加西藏科学工作队，赴藏作社会调查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所藏族研究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曾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参加苏联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全苏民族学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我国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的报告。(该报告刊登在《苏联民族学》杂志1956年第3期上)1961年，因在云南调查研究成绩卓著，被选为北京市群英会和全国群英会个人先进代表。197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兼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后又担任该院研究部负责人。1979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下属联合国大学邀请代表，参加在墨西哥城召开的拉丁美洲区域会议，并发言介绍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学研究情况，同年又被墨西哥国立艺术研究所邀请，参加在塔巴斯科洲召开的“我们时代的文化和人道主义的前景”讨论会。1981年应日本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会之约，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一级研究员，赴日本，在东京、京都、大阪、奈良、宝塚等地同日本民族学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1984年，74岁的林耀华为指导研究生实习而三上凉山，回京后写成《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一文，分析了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互动的现状并提出建议。1990年代初，林耀华委托出身凉山彝家的博士生潘蛟四上凉山进行调查，师徒据调查材料合写成《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对1956年以来彝族社会发展作了系统深刻的描述和分析。2000年11月27日，林先生逝世于北京。

主要著作有:《TheGoldenWing，ASociologicatStudyofChineseFamilism》(1947年，英国伦敦KeganPaul书局出版；其中有英国著名人类学家SirRaymondFirth写的导论；1977年被译成汉文《金翅》，在台北华新出版公司刊行)、《凉山夷家》(1943年到四川大凉山调查材料，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在美国被译成英文，美国NewHaven，HamanRetafionsAreaFites出版社刊行)、《从猿到人的研究》(1951年，北京耕耘出版社出版)、《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二阶段初步总结》(主编，1954年云南省民委内部印发)，书中识别出来的云南省除汉族外的二十一个少数民族，后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公布。《西藏社会概况》(主编，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内部刊行)、《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与费孝通合写，1957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主编，195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原始社会史》(主编，中华书局出版)。主要论文有:《社会历程的研究》(1934年)、《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1936年，《社会学界》第9卷)、《康北藏民社会状况》(1945年，连载《流星月刊》第1卷1—4期)、《我国东北鄂伦春人》(1953年，《中国建设》)、《中国的经济文化型》(与苏联专家合写，1958年以俄文发表，1965年至1967年，T·Saieo译成日文，在日本杂志连续刊登)、《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制度的初步研究》(合写)1962年，《历史研究》第5期)、《试论原始社会史分期问题》(1978年，《文史哲》第4期)、《再论原始社会早期的分期问题》(合写，1981年，《民族学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等50多篇。还参加翻译尼克松著《六次危机》(上、下册)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吴承恩

吴承恩(约1500～约1582)明代小说作家，诗文作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涟水(今属江苏)人，上代不知何时迁居山阳(江苏淮安)。出身于“两世相继为学官”而败落成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吴铭做过余姚训导，祖父吴贞做过仁和教谕，卒于任所。父亲吴锐与徐氏结婚后，继承了岳父家经营“彩缕文榖 ”的小商业，成为小商人。他的父亲常常遭受官府的敲诈而忍气吞声，“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有一定的正义感。父亲喜欢读书，对少年吴承恩也颇有影响。吴承恩性敏多慧，很早就显露出文学才华，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中说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曾受到同乡名人蔡昂的赏识。同时，他“幼年即好奇闻”。他常偷“野言稗史”，“私求隐处读之”(《禹鼎志序》)。这种兴趣为他后来写定创作长篇小说《西游记》打下了文学基础。吴承恩不仅能诗文，而且善画，“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陈文烛《花草新编序》)。他能书，从现存的墨迹看来，他用笔潇洒，风采动人。

多才多艺的吴承恩，在科场上却屡试不利。从《答西玄公启》可见其怀才不遇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纵有满腹经纶，也只能“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以致过着“春秋已壮，尚泣牛衣”的贫困生活。这段时期他经常卖文自给。困顿的生活，不但使他“世味由来已备尝”(《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诗》)，而且激起他“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祭卮山先生文》)的狂傲，结果招来势利之徒对他的笑骂。这些阅历使他更能清醒地面对现实，对“行伍日雕，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伍序》)的种种社会情况有了较敏锐的观察，使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丰收。直到他63岁的垂老之年，才补上长兴县丞。在任上，和“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交好。徐中行是有骨气的文人，杨继盛廷杖入狱，他不怕触怒权相严嵩，常到狱中探问。而吴承恩也是一个有傲岸性格的人，他们之间的来往是自然的。在诗文创作上，吴承恩并不依傍七子的门户，也不学习七子刻意摹仿汉魏盛唐的文风。他的诗文创作“率自胸臆出之”。他做长兴县丞刚2年多，就被人诬告贪赃入狱，释放后拂袖而归。真相弄清后，补为荆州纪善，他并未到任，仅领干俸而已。从万历五年(1577)时写的《赠郡伯古愚邵公报政序》来看，他仍对现实颇为关注，发出“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的感慨。万历十年，这位多才多艺而清贫终身的优秀文学家在家乡淮安逝世，享年约79岁。

吴承恩善诗词、古文，今存有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4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汝忠(吴承恩)论诗，谓近时学者，徒欲谢朝华于已披，而不知漱文艺之芳润，纵诗溢缥囊，难矣。故其所作，习气悉除。”他的诗能较好地自抒情愫，颇有李白诗风的豪放。如《二郎搜山图歌》，笔力之酣畅，气势之奔放，近似李白。诗以浪漫主义的笔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清源公二郎神“星飞电掣”的搜山场面，各种妖魔鬼怪、猴狐虺龙，或断首，或就擒，探穴捣巢，扫荡一尽。这里显然寄寓着作者的理想。接着，笔锋一转，对现实中“衣冠”引起民灾、“五鬼”、“四凶”逞狂的状况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后来群魔出乱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他希望世间能出现象二郎神一样的英雄，斩邪平灾，“长令万年保会清宁功”。诗歌中对扫荡群妖的英雄的赞美，对肆虐逞凶的丑类的愤恨，在其创作的《西游记》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而且，他的诗作也颇具有李白诗风的自然。郭麐《灵芬馆诗话》指出：“射阳先生诗笔，清而不薄，淡而能隽。《对酒》云：‘客心似空山，闲愁象云集。前云乍飞去，后已连翩入。’《斋居》云：‘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冬日送人》云：‘马蹄鸣冻雪，鸦腹射斜阳。’《长兴尉作》云：‘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人是何曹。’《秋兴》云：‘河汉白榆秋历历，江湖元鸟晚飞飞。’数联皆能脱去尘滓，翛然自远。”他的古文、词、散曲，均有一定功力。

吴承恩加工写定的《西游记》，是一部优秀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小说突出地塑造了孙悟空的英勇形象。全书共分3大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美猴王的历史和描述大闹天宫的情况，共7回;第二部分是情节过渡，说明唐僧西天取经的缘起，才用5回;第三部分是叙述孙悟空如何辅助唐僧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无数妖魔而达到西天的经过，共88回。全书90多个回目都是围绕着中心人物孙悟空而展开情节。孙悟空在这紧张激烈、富有神奇色彩的斗争中，表现出顽强反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书中的其他人物如唐僧、猪八戒、沙僧以至白马皆有较为鲜明的个性特点。《西游记》不仅塑造了孙悟空的形象、而且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世态，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深藏着作者进行社会批判的内在含义。《西游记》虽然是呼风唤雨、变化多端的神话小说，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现实精神。《西游记》所展现的是一个独特神奇的艺术世界。作者把人、神、动物三者的特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并不使人感到生硬。《西游记》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书中含有不少因果报应思想。在艺术上妖魔形象有些类型化，降魔伏妖故事也有重复之处。

近来，学术界有的研究者考证《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但证据尚不充分，有待进一步稽考。

巴别尔

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 1894-1940），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犹太人家庭。敖德萨商业专科学校毕业。1916年开始在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丛刊上发表作品,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国内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布琼尼的骑兵师。1919年开始写过许多反映红军骑兵生活的短篇小说:《盐》、《信》、《多尔古绍夫之死》、《国王》等,后来收入他的小说集《骑兵队》(1926)、《敖德萨的故事》(1931)两个集子里。作品显示了作者擅长描写生活细节的特长,带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曾引起过一些争论。巴别尔还写有几个电影剧本如《漫游的星星》(1926)、《晚霞》(1928)和《玛丽亚》(1935)等。他是一位语言大师,文笔精练、用词简洁、准确。他的高超的技巧、独特的风格和创作的意向决定了他在苏维埃文学奠基人中的地位和在形成苏维埃文学风格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巴别尔的作品已翻译成世界很多种语言。1937年曾受迫害,死后恢复名誉。

嬴政

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因其出生于赵，又名赵政，是中国第一位封建中央集权皇帝。秦赵渑池之会后，昭王派太子安国君之子异人赴赵为人质，异人之母夏姬失宠于安国君，故其也受冷落。赴赵后，赵孝成王因秦攻赵而想杀异人，虽为平原君阻止，但却待异人不善。后异人遇阳翟商人吕不韦，吕认为异人奇货可居，遂与其结交。先送礼给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及其姐姐，并说异人好话。由于华阳夫人无子，吕又乘机请其收异人为子，华阳夫人允并劝安国君，终立异人为嫡嗣。因华阳夫人是楚人，异人更名子楚。吕不韦遂将已怀孕的宠妾赵姬献给子楚，后生赵政，故政实为吕不韦之子。公元前257年，秦围邯郸，赵国危急，遂欲杀异人，吕不韦买通看守，和异人逃回秦。公元前251年，昭王死，安国君即位为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赵为讨好秦，只得送回赵姬和8岁的赵政。三天后，孝文王死，子楚立为襄王，政为太子。公元前247年，异人死，政即位。

嬴政继位初，因年幼而由吕不韦当权，公元前239年，王弟成蟜和樊于期带兵攻赵时谋反，成蟜死于屯留，士兵皆被斩首戮尸，樊于期逃到燕，其族被灭。公元前238年，政平息了与其母私通的假宦官嫪毐的叛乱，放逐赵姬到雍，又因嫪毐是吕不韦所献，遂罢其相位，吕遂饮鸩自尽。随后，政下令逐外国人，因李斯上书陈情而作罢。公元前230年，派内史腾带兵10万攻韩，韩派公子非入秦，政本来器重韩非，但听信李斯谗言杀之，遂灭韩，俘韩王安。次年，派王翦、羌攻赵，取邯郸，俘赵王迁，赵灭。他将当年在赵时欺负自己之人坑杀。赵将颜聚带上公子嘉至代城为代王，准备复国。公元前227年，燕公子丹派荆柯刺政未成，荆柯、秦武阳被杀。政大怒，派王翦携子王贲伐燕，得太子丹首级，燕迁至辽东。公元前225年，派大将王贲伐魏，王贲引河水冲坍梁城墙，俘魏王假，魏亡。公元前224年，派王翦攻楚，次年楚灭，楚将项燕自杀。公元前222年，派王贲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同年攻代，俘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灭齐，俘齐王建，至此，灭六国统一中原。

政灭六国后，为宣扬功业传后世，命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讨论改换名号之事，最后决定改称皇帝，自称朕，其印称玺，命称制，令称诏，子孙后代以世计算称呼。同时，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设管宗庙礼仪的奉常，管皇帝保卫的郎中令、管皇宫警卫的卫尉、管皇室车马的太仆、管刑罚的廷尉、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客、管宗室亲属事务的宗正、管粮和货的治粟内史、管税的少府等九卿。为防止人民造反，始皇收天下兵器至咸阳，铸成各重千石的铜人12个。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认为天下初定，应分封诸子为诸侯以助治理。群臣皆赞同，唯廷尉李斯认为西周分封以致诸侯混战，故此事不可行。最后，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分天下为36郡，各郡设郡守、丞尉、监御史，分别负责政治、军事和监察。始皇又下令做了一系列的改制，主要有：①修筑万里长城。为防止匈奴南下侵扰，始皇派大批人在原秦、赵、燕长城的基础上连接了北方长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内地人民生产、生活的稳定。②统一度量衡。此举便利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换算，促进了经济交往。③统一货币。废除了诸侯不同形状、重量的钱币，改用半两的圆形方孔钱，被称为“秦半两”，金则以镒为单位。④统一文字。以小篆为标准字，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写出《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范本在全国推广。⑤统一语言。命令以原春秋、战国时士大夫和读书人所用的雅言为标准语言，向全国推广。公元前213年，始皇设宴，博士淳于越等再次请求设诸侯，李斯再次反驳，并认为各个学派为了标榜自己而互相攻击，法令一出便评头论足，不利于法律的推行，因而建议秦国传纪以外的诗书、百家著作尽皆烧毁，只有博士官因职责需要可以保存，其余的人如不烧此类书即派去守边，有私下谈诗书者弃市，官吏知情不报者弃市。此外，医书、卜筮、种树的书因为对日常生活有用，可以保留，始皇同意了，遂令天下焚书，世称祖龙一炬。次年，方士侯生、卢生议论，认为始皇刚戾自用，重刑轻礼，且不许别人指责其过，又贪于权势，因此，不能为其讨仙药，于是溜走。始皇怒其议论和逃匿，令查办诸生，查出460多人犯禁，全部坑杀，较轻者则发配边关。此事与焚书，史称“焚书坑儒”。大公子扶苏劝其修仁政，始皇一怒之下迁其至北疆监视蒙恬军。

始皇为人残暴，这与其幼年在赵的遭遇不无关系。他的性格喜怒无常，一方面，他崇尚以法治国，严刑峻法。动辄刖足、割鼻、杀头，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户犯法，连坐邻里。这是秦孝公任命的商鞅制定规章的沿袭;但另一方面，始皇的定罪又往往凭一时喜怒。有人在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当其查不出作案人时，竟将陨石附近住户居民全部杀死;他听信卢生之言而隐匿行踪。一次，在山上见丞相随从车辆甚多而不满。当宦官将此事告诉丞相而丞相改正后，始皇又认为是宦官泄密而杀尽当日随从宦官。始皇的喜怒无常不仅及于人，还及于物。他出巡至琅玡时，住得高兴，遂迁3万户至此，并免其12年徭役;公元前219年，在泰山封禅时遇雨，他避雨于树下，遂封此树为五大夫;后到湘君祠，遇大风几乎无法渡江，在问明湘君来历后，始皇大怒，竟令3000犯人将湘山之树砍光，使地上露出了红色的土壤。但尽管始皇残暴，他却并非一概不听别人劝谏。在平息嫪毐之乱后，齐人茅焦直谏，说他杀死假父是有嫉妒之心;随后乱棍打死嫪毐与赵姬所生的二子，即他的同母弟弟，是为不慈;幽禁太后赵姬于阳宫是不孝，又杀了茅焦之前为此事进谏的27人是桀纣之治。随即，茅焦解衣以待处死。按政的性格，茅焦本应必死无疑才对，但这次政却不仅免其罪，还立其为仲父，拜为上卿;公元前246年，韩为让秦兴土木而消财，从而无力扩张，派水工郑国赴秦，请求修渠。修筑中，秦发觉其意图。欺君者应死但郑国陈说了渠修成后可以发展经济的好处，政不仅饶了他，还让他继续修筑，终于修成了著名的郑国渠。此外，始皇生活奢侈，尤其是大兴土木建宫室。其阿房宫，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容万人，下可立5丈旗;其骊山陵墓，高50丈，周围5里，在墓内修了宫殿，用铜封泉眼，将棺椁置于其中，以水银作江河海川，用机械驱动流通灌注，用明珠作星辰，用黄金作凫雁，用人鱼膏做烛以长明不灭，并仿制百官、器具，遍设机关以防盗墓。工程非常浩大。该陵墓和阿房宫的修建，共用犯人70多万。始皇还下令方士寻找长生仙药，当徐市骗他说是因大蛟鱼阻挡才不得仙药时，始皇遂命人捕杀。在罘地亲射杀一鲸，其荒唐可见一斑。

始皇一生数遭行刺，荆柯死后，参与此事的高渐离因善击筑而受到始皇爱惜，遂破例只令其失明而为自己击筑。不想，后来高渐离将铅藏在筑中砸始皇，未成功，始皇即诛杀之，从此不再信任各诸侯国新归附之人。韩国贵族后裔张良(即后来助刘邦之留侯)，为给韩报仇，弟死不葬，且散尽家财寻求刺客，终于得到一位力士，其人的兵器为120斤的大铁锥。公元前218年，始皇东巡到阳武县博浪沙，张良与该力士伏击刺杀，但锥误中始皇随从之车，始皇怒而下令全国搜捕10天。公元前216年12月，他夜间微服出宫，在兰池遇人刺杀，幸亏随从的武士杀死行刺人才脱险，遂令关中大规模搜索20天。

始皇还喜欢巡行，前后达5次。最后一次是公元前210年，左丞相李斯和始皇幼子胡亥同行。返回到平原津时，始皇患病，后死于沙丘平台。死前，曾诏令大公子扶苏参加葬礼并登基。但中车府令赵高扣留诏书，又与李斯商议恐诸公子及天下大乱，故密不发丧并纂改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蒙恬。因时值暑天，其尸发臭，胡亥便令装一车鲍鱼以掩尸臭，直到回咸阳后才发丧。

始皇一生有功有过，他勤于国事，每天要阅读大量文书，故而给自己制定了阅读任务，以衡石称书，只有阅读达到了规定的重量才可休息。同时，他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混战的局面，又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语言、钱币，并修筑长城以保证不受匈奴侵扰。因此，尽管他残暴，被公认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但他的功绩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朱珪

朱珪（1731年～1807年），清朴学倡导者。字石君,号南厓。其先家浙江萧山,曾祖必居始居京师,遂为顺天府大兴县(今属北京市)人。17岁时,举乾隆十二年(1747)乡试,与兄朱筠同榜,名震都下。次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总裁会试。秋,授安徽巡抚。五十九年,调广东巡抚,不久,署两广总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皆留巡抚任。嘉庆元年(1796),授两广总督,兼署巡抚。六月,有旨内召,加太子太保,充实录总裁,调户部尚书。七年秋,护从皇帝车驾到滦阳,宣制以户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八年,兼掌院学士。九年春,驾幸翰林院,先期晋太子太傅。十年(1805)正月,宣制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十一年卒,谥文正。他于经术无所不通,取士务以经策较四书文,锐意求朴学才士,门生遍天下。“其于《大学》义利之辨,《通鉴》治乱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忧乐无闲,反复敷陈,不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也”。著有《知不足斋诗文集》,上命以刻本进,赐题律诗四卷首。并主修《高宗实录》,8年始成。

舒新城

舒新城（1893.05.22～1960.11.28） ，教育家、出版家。原名维周、心怡、遁庵。湖南省溆浦县刘家渡人。1908年在本县上小学,因领导闹学潮而被开除。一度在学馆教书。辛亥革命后,在常德第二师范学校附设单级教员养成所,长沙游学预备科学习。1913年考取湖南高等学校本科英语部,1917年毕业。之后任长沙兑泽中学、福湘女学教员。在此时期,接触到桑戴克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节本,了解了教育社会化和生活化的问题,刺激与反应的原则及其在教育上的应用等。继之读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从此立志研究教育。1919年,调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兼讲教育学和心理学。编著《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一部,由杨昌济先生帮助出版。为改变教会所办的福湘女学禁锢学生思想,办学不符中国国情的状况,亲自讲授历史课,并组织师范生到小学参观和实习,使教学与实践有所结合。同年10月,针对教会学校的弊病,发表《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引起长沙教会教育界不满,被迫辞职。11月与同学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仅半年,由于军阀张敬尧胁迫而停刊。不久,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曾参与推行选科制(允许学生在必修科目外,选修其他科目)与能力分组制(即学科制,打破年级制度,依学生能力随班上课,随时升级)的教学改革。1921年应邀到上海吴淞公学中学部(后改名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主持校务。继续试验选科制和能力分组制。此时,美国柏克赫司特创始的道尔顿制传入中国。次年10月起,便对该制度进行试验。废除课堂讲授,改教室为作业室(兼备教室、自修室、图书馆、实验室的作用)。教师在作业室指导,指定学习内容,提出作业大纲,并对学生进行考核。在实验同时,为《教育杂志》的《道尔顿制专号》撰文,引起各省教育界的注意。1923年,学校内部对推行道尔顿制产生分歧。不久,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任研究股主任。继续试验道尔顿制,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同年12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不久返南京,专门从事著述活动。主编《中华百科辞典》,收名词万余条,约二百余万言。1928年应中华书店总经理之约,继徐元诰主编《辞海》。两年后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并创办《新中华》等期刊。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讲授近代中国教育史。1936年《辞海》正式出版,得到读者好评,在文化教育界颇有影响。次年,为中华书局代总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主持编辑所工作,出版大量教科书和各种读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主持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一度任广播学校校长。1953年退休。1957年提议重新修订《辞海》。1959年夏成立辞书编辑委员会、任主任委员,积极筹划修订工作。解放后被选为上海市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论著还有《心理学初步》、《人生哲学》、《中国教育辞典》(与余家菊等合编)、《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新教育概况》、《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指南》、《近代中国留学史》、《淞泸御日战史》(与刘济群合编)等。此外有译著《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道尔顿制浅说》、《个性论》、《现代心理学之趋势》等。

陈廷敬

陈廷敬（1638年12月31日―1712年5月23日）清圣祖时文渊阁大学士。字子端，号说岩，另号午亭，山西泽州(今属山西)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选庶吉士。初名敬，是年科馆选举时，又有通州陈敬，帝为加“廷”字以别之。康熙初，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改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与学士张英日值弘德殿，圣祖器之。滇南平，命拟撰朝会燕飨乐章，下所司肄习。迁礼部侍郎。调吏部，兼管户部钱法。疏请改钱制，杜私铸，产铜之地，宜停收税，听民开采。擢左都御史，疏请衣冠、舆马、服饰、器用应严申定制，不得踰越。又请严肃吏治，考察督抚等，皆下部议行。二十五年，迁工部尚书。与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帝以有补治化，命留览。又充修辑三朝《圣训》、 《政治典训》、 《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总裁官。迁工部尚书。丁父忧，服阕，授户部尚书，调吏部。四十二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仍直经筵。扈从圣祖南巡，召试士子，命阅卷。时大学士张玉书卒，李光地病未愈，遂召其入阁视事。生平出入禁闼五十年，尤以文鸣于时。著有《尊闻堂集》、 《午亭文编》。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病逝,享年74岁。在他病重期间,康熙曾派太医前去诊视。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康熙表示“深为轸侧”,肯定他“恪慎清勤”、“学问淹通”、“文采优长”,特命皇三子胤祉领人前往祭奠,赐银1000两治丧,又命朝中满、汉大臣都要参予吊唁。康熙还亲作挽诗,其中有“世传诗赋重”、“国典玉衡平”之句。经过议恤,朝廷对陈廷敬赐祭葬,加祭一次,定谥号为“文贞”。

梁寅

梁寅（1303—1389），字孟敬，号石门，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家贫，以务农为生，自幼勤敏好学，博通经史。元末累举皆不中。后至元年间，就馆建康。荐为集庆路儒学训导，至正十五年(1355)以亲老辞归。明初，征入京师修述礼乐，书成，以老病辞归，结庐于石门山，四方学子多来就学，被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洪武十年(1377)讲学于石门书院。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390年1月10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文说：“其文理极醇雅，而持论多有根柢”，“诗格尤舂容澹远，规仿陶韦”。有《石门集》十卷(别本七卷)。另著《诗演义》十五卷、《周易参义》十二卷、《策要》六卷。其词，清人朱祖谋辑入《彊村丛书》。梁寅不以诗文知名，长于经学，对史学也有较深湛的研究，为文执论多有根柢，又不同于剽掇语录。诗风平淡自然，是其生活志趣的体现。《四库全书》编者曾对其《河源记》的观点提出过批评，认为他对黄河源的记述是“儒生拘限旧闻，故承伪袭误”。生平事迹见石光霁撰行状(《石门集》卷首)、《明史》卷二八二、《元诗纪事》卷二七。

潘良贵

潘良贵(约1086—1142)，字子贱,一字义荣(《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号默成居士,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政和五年上舍登第,释褐为辟雍博士。次年,丁母忧。宣和元年,服除,权国录。二年,除太学博士。四年,迁秘书郎。拒交蔡京父子。六年,除主客郎中,改秘书省著作郎。七年,提举淮南东路常平。靖康元年,召对,极言何㮚等不可用,被指为狂率,黜监信州汭口排岸司。建炎元年,召为左司谏,论恢复忤当政者,左迁工部员外郎,去职奉祠。四年,除提点荆湖南路刑狱,不赴。绍兴元年,起为考功员外郎,兼权秘省少监。二年,转左司员外郎。又与宰相吕颐浩不合,出知严州。到官两月,请祠,主管亳州明道宫。五年,转秘书少监,除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六年,丁父忧。八年,服除,复拜中书舍人,兼侍讲,旋奉祠。九年,起知明州。十年,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毫州明道宫。十九年,坐与李光通书,降三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系此事于下年)。二十年卒,年五十七。良贵刚介清苦,不为权贵屈节,为博士时,王黼、张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年家居贫甚,秦桧讽令求郡,亦不从。朱熹称其清明直谅,刚毅而近仁(《默成文集序》)。其论治体札子等篇,悱恻沉痛,足以感人,尤足以觇其节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诗也“笔豪气逸,归宿有味”(王柏《跋默成诗卷》)。其《梅花》诗有“九畹蕙兰为上客,千山桃李尽庸人”之句,陈岩肖谓“句意清高”(《庚溪诗话》卷下),方回亦称“风格老练,而缴句皆高古悲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一)。《雪中偶成》二首,清人以为“章法清老”,“气格有后山、简斋之意”(《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一许印芳、纪昀评)。著有《默成文集》十五卷(朱熹《默成文集序》),原集已佚,清康熙间其裔孙重辑为文集八卷,今存康熙三十六年刊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一八二三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四○七八至四○七九收其文二卷。事迹见《宋史》卷三七六本传、明宋濂《潘舍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