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亮

曾公亮（999年－1078年），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真宗咸平二年(999)出生于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官宦之家。他的高祖曾任泉州录事参军。曾祖父曾任司农少卿、泉州节度使掌书记，祖父曾任泉州德化县令，其父进士出身，累官至尚书刑部郎中、集贤殿修撰。

曾公亮自幼好学，文辞俱佳。乾兴初年仁宗即位之时，曾公亮的父亲正任池州，因奉表上贺，推恩其子，曾公亮得荫补大理评事。宋代选官制度规定，官员的选任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等途径，恩荫是当时贡举之外的又一入仕重要途径，且升迁更快、更容易。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贡举为正途、清流，恩荫为浊途、杂流，所以尽管曾公亮靠荫得官，但他仍刻苦学习科举之业，期望获得贡举出身。

天圣二年(1024)，曾公亮参加仁宗即位后的首次科举考试，获得当年进士、诸科录取名额485人中的进士第五名，授太常寺奉礼郎，拟补知杭州临安县，补阙改知越州会稽县(治今浙江绍兴)。莅任后听决狱法，明察秋毫，属吏们都不敢营私舞弊。

县内有镜湖灌溉民田，但雨季到来之时，又常患水灾。为此，曾公亮即调集人力，在湖的支流曹娥江堤上修置斗门，随季节调节入湖水量，以排涝救旱，大为民利。他的父亲曾在会稽县置买田地，这时为人告发攘夺民利，不久曾公亮的父亲遭贬谪，他本人也牵连被贬监湖州酒务。此后四五年间，不得升迁。天圣末年，得擢光禄寺丞，监在京曲院。复以监院期间，课税大增，迁秘书省著作佐郎。明道改元(1032)，赐恩迁秘书丞。

这时，曾公亮的父亲去世，他辞职为父守丧。服除，复任监在京都商税院，迁太常博士。在京时间长了，认识的人多，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也都较融洽，于是曾公亮得朝臣推荐，擢任国子监直讲。因毗邻宋朝的西夏党项政权此时不断派兵入侵宋境，宋廷几次欲发兵征讨。曾公亮则上书认为，仁宗刚刚亲政，正宜抚内安民，不宜大动干戈，耀武诸蕃。他说：“自古以来，边疆四夷，反复桀骜，朝廷宜取怀柔之策，予以安抚。若其不服羁管，再用兵未迟。”仁宗采纳其议，并迁其官尚书屯田员外郎，任为诸王府侍讲兼睦亲宅、北宅讲书和潞王宫教授。

按宋朝制度规定，任王府侍讲期满，可迁擢亲王府记室参军、直史馆、赐三品官府，由于曾公亮尽职尽责，又表现出了超卓不凡的才智，特别是他向朝廷的献文，为执政大臣所赞赏，故曾公亮被破格召试翰林院，授集贤校理。寻以权任发解别头试考官，选拔、录取士子数多，再擢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继迁尚书兵部员外郎、修起居注。本来按铨选磨勘制度规定，曾公亮这时应迁官知制诰，但当时宰相贾昌朝与他有亲戚关系，遂避嫌除任天章阁待制，赐金紫官袍。宋代制度也规定，天章阁待制不改服，但仁宗当面对曾公亮说：“朕任命你为侍讲，决不是你个人的事，朝廷尊崇儒臣的政策不变，希望你们明白朝廷的用意。”

其后，曾公亮以知制诰复兼史馆修撰，其母黄氏病卒，他再一次辞职为母守丧。服除，起复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判三班院。自曾公亮任集贤校理至翰林学士的十余年间，不称职而遭罢黜的以数十计，而曾公亮以道德劝讲，多称仁宗之意，故恩遇不衰。有一次，仁宗诏执政侍臣们条奏政事，曾公亮当时正以母忧持服在家，也当即奉诏陈奏为政之急务。他针对当时最迫切的边防、财物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完堡寨、蓄兵马、损冗兵、汰冗官、节财用、省徭役”等六项建议，认为若“使主兵者久于任，则夷狄不敢窥边。取之得其要，任之得其才，则将帅不患无人”。并列举古代选取良家子弟为宿卫以及隋唐府兵番上等制度，探究宋朝禁卫军之得失。言狂似直，爱憎似忠，因此得仁宗称赏。

曾公亮对历朝的典章故事、律令刑法尤为熟悉，因此，临政处事，有根有据，明敏果断。他到任三班院后，发现三班院的吏人丛杂猥劣，事以贿成，一些贵戚权要子弟，多依势请谒，假公谋私，等等。为此，曾公亮主持重定三班院的规章制度，规定所有官吏人等，临政处事，都要按制度规定执行，不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循情枉法，高下其手。使得那些本来想走走“后门”谋取私利的人，皆不敢以身试法，或明目张胆地去碰钉子了。曾公亮定下的制度，使后任者也不轻意改变。著名官员欧阳修从不轻意称誉某个人，但他对曾公亮所定的制度则极力称扬。

此外，他还奏请定立了朝廷辍朝之制等制度。在受命疏理天下在押罪犯时，他发现各地在判刑定案时，多随意宣判、轻率用事等弊端，因上书仁宗，主张宽刑、慎刑。仁宗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下诏申严法律规定，按法办事，依律令定案，严禁各地各有关人员“非得法外从事”。曾公亮又奏请朝廷申令问题最多的益、梓、利、夔等州郡着意审理刑狱，建议委派转运使司和钤辖司清理狱讼。仁宗采纳其议。自此以后，每当有朝廷赦令，皆令官理狱，成为定制。

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还受命与参知政事丁度共同编纂了兵法著作《武经总要》。他们详考宋初以来的军事制度，同时采摭历代兵谋得失、足资考证的历代兵家事迹等，最后成书40卷。是书分前后两集，前集20卷记制度与边防，后集20卷为故事、占候等。他还奉诏修撰了《游艺集》一书。亦深得仁宗称赏。

从仁宗即位以来，宋朝政府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到北宋社会潜伏着的种种危机日益严重，遂不断上书要求改革，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变革天下弊政，变法图强，并进行了人事方面的规模调整。曾公亮的政治思想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他主张以经术治天下，对改革派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颇不以为然。因此，曾公亮尽管很得仁宗信任，但他自己觉得很难与一班政治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共事，故以疾乞求外补，得仁宗允准，遂以端明殿学士出知郑州。

郑州为历来要冲之地，交通四通八达，朝廷官员和使节往来频繁，因此州府也疲于迎接。曾公亮到任后，首先着手改革送往迎来的规章制度，罢废原来的繁文缛节，减少浮费，使民户的负担大大减轻。他还放下官架子，微服巡访，问贫闾里，兴利除弊。他了解到京东转运使每年都有许多无名征敛，尤为民病，便下令统统予以蠲除，实在不能减免废除的，他也把这些额外之敛折纳为常赋，使民户的负担不致于过重。对社会治安，他也格外留意，采取措施严戢奸盗，纠察情伪，使境内偷盗匿迹，不敢贸然公行，被人誉之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境。有一次，朝廷一位官员路过郑州，有重要物品在郑州丢失，这位官员请曾公亮为他寻找。曾公亮说：“郑州境内奸盗匿迹，你的东西恐怕不是在这里丢的吧!若是在此丢失的，估计也可能是你的随从人员干的!”这位官员听他这么一说，便回去密密查访其随侍人员，果然是自己的侍从偷的。这位官员后对曾公亮表示佩服，称赞他为政神明。

之后，曾公亮被召任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他治京畿仍如在郑州，厉行严政，决不姑息。人们也早就传闻他为政严厉，故京畿地区那些向来不大安份守法的强宗大姓，也皆有所收敛，不敢放肆，以身试法。境内一些偷盗之徒也纷纷遁逃他地，使京畿肃然，不劳而治。随之，又奉旨充任入内医官考试官，擢给事中、参知政事，提举修《唐书》，嘉祐四年(1059)再加礼部侍郎。历枢密使兼群牧制置使，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一起任相职，时为嘉祐六年(1061)。

曾公亮为相后，愈兢兢业业，欲有所作为。还在他任职枢密院时起，即奉命整顿朝廷纪纲制度，革除弊端。这时更进一步考订天下兵数以及诸路屯戍多少，裁减冗兵。又编制地图、兵籍等，使朝廷对全国兵员增损、各地戍屯军队众寡以及地理远近等等，皆完全能够了解掌握。他与韩琦相处，也颇融洽，对政事多有改革。如振恤各地贫困农户，减蠲其赋役;罢驰榷茶、开放茶禁;清查登记各路户绝田，招募农户耕种;增加广惠仓收入，以调剂丰灾年份等等。由于此时宋朝的国内外矛盾都较缓和稳定，仁宗亦以守成为主，垂拱而治，因而被人称誉为海内充实，兵革平息，群臣百工奉法循理、刑罚宽平，黜陟有序，赋役缓和，是所谓天下大治之时。实际上，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在积聚之中，只是还没有完全暴露、突发出来。

而晚年的仁宗，形神疲乏，身?体羸，先后几子皆夭折不育，因此朝廷上下这时所关心的大事是皇帝的继承人问题，请仁宗早立皇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还在皇祐末年，太常博士张述即先后七次上书，请仁宗早立继嗣。从嘉祐初年，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等亦以此相劝。随后有知制诰吴奎、殿中侍御史吕景初、赵抃、知谏院范镇、司马光等人都先后上书，请早立皇太子。仁宗则一直心存侥幸，疑而未定。

嘉祐六年(1061)八九月间，知谏院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连章固请，请仁宗选宗室之贤者以为皇位继承人。已入“知天命”之年的仁宗，大概也醒悟到“天命”不可违，既然自己生子继嗣已完全无望，只好另选他人了。于是，仁宗召见韩琦与曾公亮，拿出司马光、吕诲等人的奏疏说：“立嗣之事，朕已有意多时了，只是一直未得其人，究竟谁可为嗣?”曾公亮与韩琦知仁宗早有意中人选，便一起回奏道：“此朝廷大事，非臣等敢私议，还请陛下自择。”仁宗于是说道：“朕在宫中曾养二子，小的甚钝近不慧，就立大的吧!”曾公亮请仁宗明示其名。仁宗说：“就是宗实，你们可为宗实议授官职。”宗实是大宗正司知宗正事赵允让之子，从景祐初年即养育宫中，至此立为皇储。次年八月初五，仁宗下诏，正式立宗实为皇太子，赐名赵曙，然后遣官祭告天地、宗庙、及诸陵，立嗣之议遂定。

河北路的白沟河是宋辽双方的边境界河，辽朝方面纵容允许契丹人在白沟河内渔猎及通行盐船，宋朝边防官吏明知这是辽朝方面的有意挑衅，但不敢理直气壮的予以禁止，害怕引起事端。此事报告朝廷后，仁宗召集宰执大臣商议，许多人对此疑虑重重，拿不出果断的意见。曾公亮独认为，不把此事禁止在萌芽之中，以后将更难处理，主张派人专主此事，有理有力地处理此事，并以知雄州赵滋勇而有谋，举荐他专任此职。仁宗采纳其议。赵滋到任后，设方施略，果绝其盐船，杜其渔猎，避免了纠纷的发生。

嘉祐八年(1063)，仁宗病卒，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曾公亮以拥立之功，加官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寻加户部尚书。英宗从即位的当年起，就病体缠身。治平三年(1066)，病体加重，下诏立其长子赵顼为皇太子。辽朝这时遣使来宋，英宗因病命曾公亮代己接见并宴请辽使。不料辽朝来使有意刁难，拒不赴宴。曾公亮派人对辽使说：“赐宴不赴，有辱君命。我圣上有疾，不能亲临宴会，而贵使节提出必须面见皇上并要皇上出席，是强人所难，非理非仪。”辽使无奈，只好赴宴。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病卒，赵琐即位，是为神宗。曾公亮以前朝重臣，加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并提举修撰《英宗实录》，封英国公。九月，加尚书左仆射。次年十月，宰相富弼罢相出判亳州(治今安徽亳县)，曾公亮复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任为首相。还奉玉册授摄太尉，改封兖国公，再改鲁国公。

曾公亮久在政府，执掌大政，对朝廷故事尤为熟悉，又为人谨慎，对各地上报的刑狱案件，都亲自仔细审阅，务求公允，定罪不差厘毫。并对时政极言阙失，务求兴利除弊。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民田产银，当地民户的一项主要副业就是掘田炼银。但宋政府规定，银为禁榷之物，民间不得私采。为生计所迫，却仍有许多人偷偷私下冶炼。地方官府按“盗窃法”严加禁止，许多人因此被枷锁禁锢，甚至被按“强盗论死”的律条遭处斩。曾公亮对此认为，银虽为朝廷禁榷之物，但密州民户因生计所迫，盗采银矿，与其他盗窃罪不同，不应用盗窃法惩处此等人户。在与其他执政大臣数次辩难后，大家终于同意他的意见，神宗于是下诏，今后从轻处理此等案狱。使大批人得以生还。

淮南、两浙、荆湖、福建等地为产茶区，宋政府最初实行榷茶，严禁民户私贩私售。而茶园户困于征取，有关部门又夤缘为奸，重敛茶农，致使许多茶农破产逃亡。宋政府屡申茶禁，结果导致岁课日减，朝廷中要求开放茶禁、通行茶商的呼声越来越高。淮南转运副使沈立还著《茶法利害》十卷，详陈通商之利。这一主张也得到曾公亮等人的支持，于是部分地区始放松茶禁，始行通商。

西夏政权这时又派兵进犯庆州大顺城(位今甘肃华池西北)，引起宋朝廷的恐慌。曾公亮认为，眼下西夏国内正闹饥荒，若断绝其宋朝给予的“岁赐”，再遣使责问其入侵之罪，西夏必不敢再侵。有人担心，若断其“岁赐”，恐惹来更大的麻烦。曾公亮仍认为，西夏必会择利避害。神宗采纳曾公亮的建议，派使西夏，西夏果然表示内附。

从熙宁初年起，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等人，欲行变法，创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任命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主持其日常工作。

对于变法图强，曾公亮开始是持积极态度的，熙宁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安石，也是他举荐给神宗的，但从熙宁二年(1069)七月起，王安石等人先后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等，变法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后，他却与王安石的分歧越来越大。曾公亮为人方厚庄重，为政沉深周密，谨绳墨，蹈规矩，反对一些过激作法，因而由最初站在变法派一边，逐渐发展为对新法持不同意见。如王安石主张集中刑法之权，提出刑法应由审刑、大理寺等执法部门论正，但审型、大理用刑不当，君主有权利差官定议，议而不定，则由中书门下大臣自宜论奏，最后由皇帝裁决，此所谓国体。曾公亮却认为中书门下插手审刑、大理部门，是不适宜的。

青苗法实施后，缓解了农村的高利贷剥削，受到农户的欢迎。但也有的地方硬行规定农户借贷青苗钱，成为一种摊派，尤其是对坊郭户的“俵散青苗钱”更为厉害，故此曾公亮与副相陈升之等人都对青苗法的实施有微词，而与王安石进行了数次激烈辩论。

熙宁三年(1070)，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首先提出缘边市易的建议，并在陇西古渭寨设置市易务，借官钱为本，由官府控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稍笼商贾之利”，成为后来推行市易法的刍型，得到王安石的赞同，但曾公亮又表示反对。此外在设置义勇、弓手、常平钱等问题上，曾公亮与王安石的分歧也越来越大，由此也遭到非议。判官诰院苏轼和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皆先后上书，指责曾公亮“依违不能救正，也有人弹劾他“持禄固宠”，或“用人不当”，或“视名器为己物”，还有人揭发直斥他“为子求官、霸占民田”等等。特别是熙宁二年至三年，连续发生全国性干旱之灾，曾公亮遂上章乞罢，寻上书以年老避位为辞，请求还政罢休。神宗允准其请，以其为两朝定策之功臣，特加守司空、检校太师，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兼侍中为集禧观使致仕，仍准其五日一朝，以示礼遇。

在推行“强兵”新法的过程中，宋政府也在考虑解决如何对付辽、夏侵扰的问题。从熙宁四年(1071)八月起，宋神宗命设置洮河安抚司，欲恢复河湟地区，决定对西夏转守为攻。同时，又以曾公亮为元老重臣，特诏起复他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判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镇戍关中。曾公亮虽因年老不欲再仕，但仍以国是为重，衔命赴任。

在此之前，庆州(治今甘肃庆阳)曾发生士卒叛乱，后经宋政府派军队将叛乱镇压，但其残余力量仍散逸各地，纠集成伍，形成陕甘地区治安长期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宋政府曾调集陕甘地区的义勇兵加以训练，又补充增强各地驻军，并转送内地的租赋以充边防之用，结果导致“人情骚然，不安其居”的状况。曾公亮莅任后，首先着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要妥善地处理好积累的矛盾。应取“镇静”之策，于是他奏明朝廷，先罢去各地提举教阅义勇之官，并取消非时训练，各地义勇由各地官府定期加以训练，只在津要地区加强镇戍力量，以减少财政开支，减轻馈运，裁抑冗费，他还奏罢支移赋税，使一郡晏然。又筹集人力物力修浚城池，缮治军器，并派兵搜巡依山阻林的所谓窝藏奸盗之处，大大改善了地方治安状况。

长安城内有一富豪，横行地方，专爱捏造流言蜚语，蛊惑人听，以此对抗官府，谋取私利。有一次他又散布谣言说，城内营卒有怨言，欲准备在元宵节外结援兵为乱。长安城一时传得沸沸扬扬，风风雨雨，居民皆恐慌不安，有的甚至赶紧出城躲避。于是府内有人劝曾公亮，原来计划安排的元宵节游城赶快取消吧。曾公亮经调查，根本没有营卒叛乱的迹象，是有人故意捣乱，他便命人贴出告示，元宵节照常过节，不要误信谣传。到了元宵节这天，全城张灯结彩，他亲自率属吏前往观灯，一直到半夜才返回府内。果如其所料，当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年以后，曾公亮以陕西无事，复以年老乞退，神宗准其请，于是在熙宁五年(1072)六月迁守太傅，第二次致仕，并力辞神宗所赐宅第。神宗则以其历事三朝，特加优礼，仍给予如同现任宰相的全部赏赐和俸禄，并不时派人到其府上问候，逢年过节皆召其入宫，另逢朝廷大典亦召其参加。每当有重大决策时，神宗也常征询听取他的意见。如有一次神宗询问北陲防御之策，曾公亮历叙神宗以前诸代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条奏详尽，为神宗极意称赏。

家居期间，曾公亮与来访的宾客、亲朋好友，或以棋艺为乐，或以酒助兴，或以诵读文章、写诗作赋为趣，间或外出游览，常兴之所至，随心所欲。每年春节期间，朝廷执政大臣都去其府上拜访他，饮酒作赋，极欢而散。曾公亮生平喜治家产，殖货积巨万，人有微词。

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曾公亮因病去世，享年80岁。神宗亲临哭吊，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赐谥宣靖，诏配享英宗庙廷。神宗还亲自御篆其碑额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并令同知太常礼仪院曾肇为其撰写行状。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高宗诏命绘曾公亮等大臣像于京师景灵宫之壁，以示崇扬。

曾公亮嗜读书，至老不倦，又博识强记，除受命编撰《武经总要》等书外，晚年探究佛学性命之理，有文集30卷。

陶元珍

陶元珍（1908.10.11-1980.6.30），字云孙,四川安岳人。生于1908年(清光绪34年)10月11日。祖父云门,以进士宦游山东、安徽,尝知凤阳府,颇著政声。父幼云,任安岳县参议会议长及县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兴建公路,修缮孔庙和中山堂,为邑人所称颂。幼承庭训,敦品励行,力学不懈,尤喜历史,十三岁就读完了《资治通鉴》。

1924年肄业省立第一中学,课余常看《醒狮周报》,颇受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考入成都大学预科甲部肄业,后因介人学潮离校。乃于1930年前往武汉,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攻读历史。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中国,既已占据东北三省,又在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淞沪,举国震动,青年学生尤为愤激。武大学生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文稿即由执笔。他又和教授周谦冲、同学朱祖贻创办《现代青年》半月刊,揭露日本浸华野心,鼓励广大青年奋起抗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武大肄业时,他就颇露才华,撰有《东汉末中国北部汉族南迁考》、《三国食货志》等论著。《三国食货志》是对陈寿《三国志》的补缺之作,功力很深,最初刊布于《燕京学报》,得到史学界的重视。谷雾光在《政治经济学报》(5卷2期)就此发表书评,作了很高的评价。

1934年夏,武大毕业,北上投考北京大学研究院。不巧这年该院暂停招生,经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推荐,获准为特别研究生。次年夏天,正式考入该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随孟森教授研治明清史,还获得了优厚的奖学金。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全国军民奋起抗战,沦陷区各大学纷纷内迁。离平南下,先后任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讲师,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教授。

1943年秋,应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史学教授(时浙大西迁贵州遵义),讲授《明清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门生中后来不乏知名之士,如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孙守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平章(均已故),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程光裕,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王省吾等,都能卓有成就。

1944年冬,日寇进犯黔南,独山失守,局势紧张,浙大前途未卜。由黔返川。不久往陕西城固,任西北大学史学系主任。

1946年秋,改任湖南大学史学系主任。

1949年夏,应台湾大学之聘,轻装就道,只身客台,感怀家国,受到很大的刺激,因此致病。病重时,甚至神志不清。经过治疗,渐见痊可,间能从事写作,但身体仍时好时坏。晚年臀部骨骼因跌伤断裂,虽经医治,而行动已感不便。

1980年6月30日卒于台北空军总医院,享年73岁。夫人汤宗贞女士,生子女四人。长子世龙,北京大学毕业。次世鸿。长女世玲,次世泯,都在大陆。

解缙

解缙（1369年－1415年3月4日），字大绅，号春雨，谥文毅，江西吉水州（今江西吉安吉水县）人，解纶之弟。明朝第一位内阁首辅。

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授庶吉士，尝草书万言指斥时政，明太祖称其才，改御史。后以帝命回里。太祖死后，解缙奔丧至京，有人劾缙违诏旨，谪河州卫(今属甘肃)吏。明成祖即位，擢侍读，命与黄淮、杨士奇、杨荣等入值文渊阁，预机务。主持修纂《永乐大典》，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永乐二年(1404)，进解缙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供职翰林，深为皇帝信任。一次中秋节时，成祖与群臣宴乐，月被云遮，不得赏月，帝心不怿，解缙即帝口占《风落梅》一阕。词云：“姮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看群臣见，拼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皇帝听后非常高兴，停杯以待。至午夜，云散月出，帝笑曰：解学士士真才子夺天乎也。命群臣满酌，尽欢而罢。仁宗未立为太子时，长期在南京监国，其弟朱高煦在京乘机对他肆意中伤，成祖毫无顾念之心。一日宫中出《虎顾诸彪图》，命解缙题诗，解缙题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皇帝观诗后，恻然动念，即日命大臣夏原吉迎长子高炽于南京，父子欢洽。《明史·解缙传》称：解缙少年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引拔士类，有美称之不容口，然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当议立太子时，大臣淇国公丘福力主立成祖次子汉王高煦，而解缙以高煦性情凶诈，力主立成祖长子朱高炽。因此，朱高煦深恶解缙，屡进谗言，解缙被贬官广西布政司参议。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奏事，值成祖北征，谒太子而返。朱高煦以此构罪解缙“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明史·解缙传》)。成祖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同上)。永乐十三年(1415)被杀，并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英宗正统元年(1436)诏还所籍家产。宪宗成化元年(1465)复缙官，赠朝议大夫。解缙工诗善书法，天资聪敏。《四库总目提要》称：“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生前著述甚多，但多散佚。康熙间，解缙之十世孙解悦，搜求校订加以整理，成《文毅集》十六卷。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初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宋仁宗嘉祐二年(1056)与苏轼同应进士考试，主考欧阳修并予录取，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父子三人合称“三苏”，都列入唐宋八大家。苏轼中进士后，在嘉祐六年又应试制科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满因父丧归里守孝三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还朝，正逢王安石变法，苏轼连续上书申述不同主张，不被采纳，要求外放为官。熙宁四年至元丰初年(1078)，先后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官职。元丰二年，何正臣等从苏轼诗文中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攻击神宗，“包藏祸心”，构成文字狱“乌台诗案”，将苏轼逮捕入狱。出狱后，贬官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改贬汝州。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因不同意司马光及旧党不加区别地废除新法，在元祐四年出任杭州太守。任满召回，又因上书被出为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太守。绍圣元年(1095)，哲宗执政，起用新党，贬斥元祐旧党，苏轼又被视为旧党，贬英州、惠州，直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元狩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还。次年在常州去世。追谥文忠。苏轼一生政治道路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书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得天真烂漫之趣，为“宋四家”之一。善绘竹，也喜作枯木怪石，有较强的表现力。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

苏轼主张“寓意”说，即：“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他视书法为调节生活的一种高雅游戏。但苏轼的寓意，坚持自出新意，变法出新，不计较于工拙，不必矜意做作。另外，苏东坡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中揭示了书法的一条重要法则，即：“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就是说，学习书法不能仅靠苦练就能通神，需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要多读书。

在中国书法史上，苏轼是真正能把理论与创作珠联璧合于一体的第一人。他不仅创造出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的书法杰作，而且以其鲜明的书法观念在当时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他倡导出一代“尚意”新风。这种新书风前无古人地张扬了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作风，显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苏轼提出的“意造无法”思想是这一书风的精神支柱，这一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在他之后，他的得意弟子和知心朋友黄庭坚继其衣钵，成为尚意书风的又一扛鼎人物。宋代另一大家米芾虽然走的是一条“集古为新”的道路，但其张扬意志、淋漓痛快的书风也明显受苏东坡的影响。

苏轼的书法丰腴饱满，浓墨重彩，字形扁平，用笔上采取偃卧手法，追求自然天真，不事雕琢的艺术境界。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表忠观碑》、《祷雨帖》、《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黄州寒食诗帖》等，其中《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文学理论的独到贡献是，把作者道德文章一体发展为创作自身具有内容与形式一体的客观特性，强调作者从事创作的职责和本事在于深入认识客观事物，予以如实的恰到好处的完美表现。他强调其父苏洵的观点，“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指出“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是客观事物自身固有的，人们不能创造或增损。因而“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江行唱和集叙》)，强调内容与形式一致，作品有社会效用，“务会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书》)。他认为诗文都须“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文集叙》)，反对说空话，批评“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答王庠书》)。正因对内容有深刻认识，所以对形式也有相应把握。他指出，把孔子“词达”理解为“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一种误解。”认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如果“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甚至“了然于口与手者”，是“千万人而不一遇”的极难的工夫，所以“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他一再说，创作“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答谢民师书》)，至于具体形象，则“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或者像“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是随着作者对客观事物内容的认识而定的。这样的文章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从“文理自然”的内容形式一体论出发，苏轼强调诗文创作的独到认识和独特风格，反对王安石要求思想统一，指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对于诗文艺术，他主张“词理精确”与“体气高妙”结合(《书子由超然台赋后》)，推崇如书画般“妙在笔墨之外”，赞同晚唐司空图“咸酸之外”的见解(《书黄子思诗集后》)。因而在肯定韩愈的“豪放奇险”的同时，他更赞扬陶渊明、柳宗元及韦应物的“温丽靖深”，欣赏“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枯淡”风格(《评韩柳诗》)，做到“境与意会”(《题渊明饮酒诗后》)，同时“有写物之工”(《评时人写物》)，写出事物的独特形象。在语言上，他早于黄庭坚提出了“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后》)的主张，反对“好奇务新”的形式追求。

苏轼著作众多。通行有诗文合集《四部备要》本的《东坡七集》，诗集有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文集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

陈师道

陈师道(1053-1102)北宋诗人。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幼即刻苦好学,年十六以文谒曾巩,巩见而称奇,遂留受业。熙宁中,心非王安石经义之学,绝意仕进。元丰四年,曾巩荐其修史,以布衣米用。章惇高其义,托秦观致意,希耒见而荐于朝,终不往。元祐初,苏轼、傅尧俞、孙觉荐于朝,为徐州教授。又因梁焘荐,为太学博士。尝在官私至南京见苏轼,论者以其“昌法越境”,罢为颍州教授。又论其进用非由科第,罢归。调彭泽令,未赴。元符三年(1100)召为秘书省正字，次年末病卒。平生沉沦下僚，家境贫寒，但立身处世讲究风节操守，尊师重道，不趋附权贵，深得时人好评。以其曾出苏轼之门，被列入“苏门六君子”。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诗文创作，欲以诗文传之后世。自云：“于诗初无师法”，后见黄庭坚诗，遂尽焚旧稿而学之。吕本中把他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宋末元初方回更推他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他是宋代著名的苦吟诗人，作诗用力极勤，创作态度严肃认真，每有诗思，便急归闭门，拥被而卧，苦吟累日，诗成乃起。黄庭坚称他是“闭门觅句陈无己”。他的诗受黄庭坚影响较深。在典故运用，词语锤炼以及结构安排方面，与黄诗有相似之处。他又是北宋学习杜甫用功较深的诗人之一，但他多在格律句法方面追步杜诗，虽然形式上有逼肖之处，但往往缺乏杜诗的深广雄浑。最擅长五七言律诗，颇能显出学习杜甫近体诗的功夫。他的古体诗亦有朴实而真挚之作，如《示三子》、《别三子》等。亦工词，颇自负，但所存作品佳作不多。著有《后山居士文集》20卷，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南宋蜀刻大字本。诗有宋人任渊《后山诗注》12卷，有《四部丛刊》本。

浦起龙

浦起龙（公元1679一1762年）清学者、诗歌笺注家、诗人。字二田，又字起潜，晚号三山伧叟(或 作伧父、老人)，学者称山伧先生。江苏无锡人。 雍正二年 (1724年) 甲辰科会试,雍正八年(1730)进士，年已五十二矣。官苏州府学教授,历主五华、紫阳书院讲席。乾隆十年(1745)去职。归里后,专心著述。博览群书,严于校读,能窥其端绪而究其指归。曾参与纂修《无锡县志》。平生读书有得，从其学者颇多，清代学者王昶、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和著名学者钱大昕都受业于他门下。精研杜诗，所著《读杜心解》为清代著名杜诗注本。论诗以为“不可以格 调拘，不可以时代限”，而应本乎“性情”。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摘其诗佳句，以为“置之《南宋群贤小集》中，可分一席”。另著有《史通通释》、《古文眉铨》、《不是集》、《酿蜜集》等。生平 事迹见《国朝耆献类征》卷二五三。

江亢虎

江亢虎（1883年7月18日—1954年12月7日），原名江绍铨，江西弋阳人。1883年7月18日生于世代官宦之家。青少年时处于官庭腐败，国势危机的时代。他从儒学中领略“治国平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小康”、“大同”的道理。12岁赴京研习西文与科学，并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影响。

1901年春，江亢虎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半年后奉调回国，应袁世凯聘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翌年再度赴日留学，与日本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片山潜、平民社领导人辛德秋水等人，围绕政治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同时接触到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和他的儒家大同思想两相比较，认为多有“互相印证之妙”，从而初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

1910年3月，江亢虎出于“广求世界的知识，致力世界的事业”，以官费环球旅行，历经日、英、法、德、荷、比、俄等国，于次年春回国。他耳濡目染，潜心研求，终于形成他的“社会主义”信仰。

早在江亢虎接受儒家大同思想之时，他就“慨然慕大同之治，妄草议案、条例多端，以为必如何如何而后天下可企于均平，因虚拟一理想世界，如佛陀、耶稣所谓天国者。”环球考察“观欧美社会党之盛况”后，他认为与他虚拟的“理想世界”，“乃不期而暗合十之八九”。20世纪初，欧美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颇为流行，他说:“其学说之弘通，势力之扶植，日进千里，风靡全球。在学界已成一极有根据之学科，在政界已成一极有声援之政党，地无论东洋西洋，国无论君主民主，罔不有如火如荼之历史。”对此，他认为只能疏导，不能压制，“压制愈甚，则爆发愈烈”。于是，他产生一种“狂妄之责任观念”，立志把社会主义引进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鼓吹必更易，赞同必更多，推行必更速”。但在清廷专制统治下，他又不敢公开倡言社会主义，故恒以大同主义、世界观念、个人会等名义代用之。

江亢虎自称“无政府主义之入中国，余亦为其介绍人之一”。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提出“三无主义之说”，即“由有宗教转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为无家庭”。环球考察后，他又宣物“余所倡导之个人主义，即余所倡导之社会主义。”“三无主义”、“个人主义”，也就是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正大光明之主义，非秘密黑暗之主义;平和幸福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若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主义所不取也。”他还把这种社会主义“括为三言，曰教育公共，日营业自由，曰财产独立。”对此，他进而阐明说:“社会主义实行第一步，积极则建设公共教育机关，消极则破坏世袭遗产制度。”这就是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组织中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

1911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入会者50余人。11月5日，上海独立后两天，他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党。本部设在上海，由江亢虎制订的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江亢虎被推举为部长。其基本党员主要是惜阴公会、《天锋报》馆和女子进行社等团体的成员。据《中国社会党传单》宣称，它在全国各地建立支部490余起，党员达52.3万多人。大都是学界、商界乃至一般下层劳动群众。其中不乏真诚追求真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是对“社会主义”茫然无知，一度签名，百事皆了的分手。

江亢虎抨击清政府的立宪是大权仍在少数贵族手中，“依旧是寡人政体的变相而已”。他主张实行失和政体，拥护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赞成选举孙中山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支持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认为“至谓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尤与党纲诉合无间。”同时身体力行，选定崇明岛为专征地税的试验场，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和支持。他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该党《规章》规定“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1912年初，他派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赴南京晋谒孙中山，要求女子参政权，得到孙中山“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的允诺。为此，在上海、武昌等地专门兴办女子法政学校，培养她们的参政能力。这些，在民初都起到积极的甚而是进步的作用。

江亢虎组织社会党的目的，在于谋取政权。他说:“立宪国家，必有国会，既有国会，就有选举……社会党员能多数当选，在国会里面，占得多数议席”。这就可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即利用国家之势力，以推行社会主义”，“如是足使政府成强有力之政府，国家成强有力之国家。”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以“社会党妨害国家”为由，支持谭延闿、黎元洪等人封闭和解散中国社会党的一些地方支部。江亢虎乞求于袁世凯、赵秉钧，游说于谭、黎之间，终于得到“满意之解决”。袁世凯亦欲利用政党与同盟会抗衡，愿出重金收买中国社会党为己所用，并令赵秉钧加以“保护”。江亢虎一面采取淘汰党员，出卖某些基层组织;一面在该党第二次联合会时，强令通过在原党纲内加入“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他在《社会党党员之心得》的报告中强调“遵守党纲，以谋实行，为本党党员唯一之义务”。实质上是维护袁世凯独裁专制国家存立为“唯一之义务”;“遗产归公”更非强他人财产归公，即不剥夺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这样，江亢虎就把中国社会党改造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中国社会党也因此而分裂。

1913年“二次革命”时，江亢虎先是采取“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态度。一面要求袁世凯“引罪辞职”，要求参众两院提去“弹劾政府案”，同时又致电黎元洪“应速通电中央及各省海陆军人对于此事严守中立，不得干涉，以杜变端”;一面通电全国，要求李烈钧等“四督罢兵回防，停止二次革命”，并在《人道》报上“纪载战时惨状，鼓吹人道主义”，“反对武力解决”，成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大权独揽，踢开一切政党，首先就拿中国社会党来开刀。下令“各省都督民政及各军司令官，将所有社会党本部支部一律严行查禁。”8月31日，江亢虎遵命发表《留别中国社会党同人宣言》，辞去总代表头衔，解散中国社会党。随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

1920年夏，江亢虎回国。翌年去苏联旅行，复以中国社会党领导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谒见列宁。1922年8月经欧洲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是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江亢虎却“深感赤化东渐，颇为人心世道之隐忧”，发表《新俄游记》攻击十月革命。同时提出“资产公有”、“教育普及”、“选民参政”和“立法一权”等英国费边社的“理论”，抛出一个“新社会主义”纲领，妄图抵消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支持北洋军阀。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江亢虎一面致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一面通过清室内务府大臣金梁上书要求清逊帝溥仪复辟。6月15日，江再次组织中国社会党，发布《中国社会党复活宣言》。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投靠北洋军阀，10月参加段祺瑞御用善后会议，并出任制宪要员。1925年8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甲子清室阴谋复辟案”有关文件。江亢虎给溥仪的手书被公诸于众，声名狼藉，被迫返沪主持南大校务。11月，江又以新社会民主党名义发表宣言，与西山会议派“谒诚联络”相互勾结一致反共。1926年，江亢虎上书吴佩孚，要求“朝野上下大联合之实现”，“然后赤祸庶几可免。”1927年北洋军阀覆灭，江亢虎解散新社会民主党，旋逃往美国，再赴加拿大执教。

1928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江亢虎上书对蒋大肆吹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江再向蒋献“活标之策”:“不宣战”、“不进攻”，实行民族投降主义。1933年江亢虎回国。1934年12月至1935年春在上海举办《孔子的人生哲学》讲座，鼓吹忠君、孝悌、温良恭俭让等封建道德，以配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提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等谬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配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

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亢虎避居香港。1939年应汪精卫之邀由港返沪。同时又一次打起中国社会党的旗号，为汪伪建立“中央政府”效劳。1940年出任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国务委员和考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此间，江亢虎提出以佛教、道教、儒教为中心内容的“固有的东方文化”和“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日汪“思想上防共之绝大武器”。

抗战胜利后，江亢虎潜藏南京清凉寺为僧，后逃往北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亢虎被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1954年12月7日，病死狱中。

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1933年9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卓越领导人。又名隆勃、邓康。湖南宜章人。幼读私塾,后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曾南下上海,筹备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在李大钊领导下参与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9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后出版《劳动音》,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1922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7月出席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8月和10月先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又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同年4月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总务长。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筹办《中国工人》。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6月经香港到广州,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和党团书记,直接领导省港大罢工,支援北伐。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共“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初任广东省委书记。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1930年7月回国,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1931年底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1932年在上海坚持秘密斗争。1933年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党团书记。5月被捕。由于叛徒出卖,身份暴露,被解往南京。在狱中坚贞不屈,9月21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遗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张从正

张从正（公元1156年—公元1228年）金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攻下派”代表人物。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睢县、兰考)人。久居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好读书赋诗。先世尝授以医方，后游学于刘从益之门。精医术，名擅中州。兴定(1217—1221)年间召入太医院，不久即告去，日与麻知几、常仲明游水之上，讲明奥义，辨析玄理。耽嗜医经五十余年。学宗刘完素，用药偏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其时医生好用温补，张氏则力矫时弊，谓外邪伤正，以热证、实证为多，“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主张祛邪以扶正，邪去则正自安。分疾病为风、寒、暑、湿、燥、火六门，治之以汗、吐、下三法(即“三法六门”)。运用三法，得心应手。凡病在上者皆可吐，在表者皆可汗，在下者皆可下。三法各有禁忌证，宜辨证施行。以其善用攻下法，故后世将宗其学者统称为“攻下派”。然张氏亦注意适时补益，谓“岂有虚者不可补、实者不可泻之理哉?”邪去之后，每用饮食以调养之。其治卫德新妻因惊得病，闻响即昏时，以木棒反复敲击木几，令其习以为常而愈。此案即遵《内经》“惊者平之”之理，谓“平者常也，常见之必无惊”。为中医学史上著名心理疗法治例之一。后以平日闻见及尝试之效，辑为《儒门事亲》三卷，麻知几为之润色。又整理而成《直言治病百法》三卷、《十形三疗》三卷、《杂记九门》一卷、《撮要图》一卷、《三法六门》一卷、《世传神效名方》一卷、《治法杂论》一卷，并益以《刘河间先生三消论》、《扁鹊华佗察声色定死生诀要》，总成《儒门事亲》十五卷。据载尚有《三复指迷》、《子和心法》、《张氏经验方》、《秘传奇方》、《汗吐下法》、《治病撮要》等医著。又有《治法心要》，系常仲明采其遗说而成。张从道宋医家。尝著儿科医书一百二十篇，多有发明。闻人规得其刊本，推崇备至，并以此为基础撰《闻人氏小儿痘疹论》三卷。

约翰娜·斯比丽

约翰娜·斯比丽（德语：Johanna Spyri，1827年6月12日—1901年7月7日）瑞士作家,所写儿童故事《海蒂》世界闻名。

1852年，约翰娜·厄塞与伯恩哈德·斯比丽结婚，丈夫是律师。在苏黎世的时候，她开始写乡间的生活。她第一个故事为A Note on Vrony"s Grave，关于一位受家庭暴力女人的一生，出版于1880年；次年，她用四星期写就《海蒂》，故事出现大人与小孩。海蒂是叙述一个孤女，与祖父一起生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故事，并以生动描写风景而闻名。 她的丈夫与独子伯纳德都在1884年去世。最后孤独一人并投身于慈善事业，在1901年她去世前共写了五十多个故事。她葬于苏黎世Sihlfeld-A公墓的祖坟。作为杰出名人，斯比丽夫人的肖相被印铸在1951年发行的邮票，以及2009年发行的20瑞士法郎纪念币。 2010年4月，一位教授发现一本由德国历史老师赫尔曼·亚当·冯·坎普写于1830年的书，该书可能被斯比丽夫人用作海蒂的雏形。1830年故事的标题为“阿得黑德，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少女”。这两个故事情节与意象有许多相似之处。斯比丽夫人的传记作者雷吉娜辛德勒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斯比丽夫人可能已经熟悉这故事，因为她从小生长在一个有很多书的家庭。

夏竦

夏竦[sǒng]（985年－1051年），北宋大臣、文学家。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以父死国事,年二十录为润州丹阳县主簿。景德四年举试贤良方正科,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贤院,为国史院编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迁右正言。真宗幸毫州,为东京留守推官。天禧初,因家事纠纷降知黄州,徙邓、襄二州。仁宗即位,任知制诰,为景灵宫判官、判集贤院。天圣四年,以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同勾当三班院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兼龙图阁学士、又兼译经润文官。天圣五年,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宋宰辅编年录》卷四),迁给事中。七年,参知政事。出知颍州,景祐元年,改青州,徙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入为三司使。出知永兴军。康定元年,知泾州,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判鄜州、河中府。庆历二年,徙蔡州,为枢密使。出知毫州,判并州。七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宋宰辅编年录》卷五)。再为枢密使,封英国公,出判河南府。皇祐元年,加兼侍中。三年,以疾卒,年六十七,赠太师、中书令,赐谥文正,改谥文庄。竦为人急于进取,喜用权术,世人目为奸邪。然明敏好学,才智过人,为郡有治绩,善治军旅,在文学上亦多有建树。他论文以气骨为主,强调文章有经邦治国之用,应根于道,益于世,具有颂刺之义、规讽之旨。他既不满浮浅鄙俚的五代文弊,又不满当时西崑体“近俳优,如绣屏”的诗风,但也强调文辞藻饰,认为“无文不远,君子所以尚辞”(《将帅部议论篇序》)。其诗绝大部分为奉和应制诗,典雅富赡,但缺乏社会意义。刘克庄称其《宫词》“不减《香奁》、《花间》之作”(《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其为数不多的咏物诗,如《厩马》、《蔷薇》,咏物而不泥于物,寓意深微,富有哲理,令人寻味;怀古诗如《吴中怀古》、《江南怀古》,属思深湛,构辞精密,亦颇耐读。他长于四六骈文,富丽典则,表章制诰典策被誉为“四六集大成者”(《四六话》卷上)。其进策、奏议,反映社会弊端及其政治主张,有较高社会价值。他的书信,尤其是青年时代求举制策之书启,辞笔委婉曲折。词作存世极少,如《喜迁莺令》虽为应制之作,也“富艳精工,诚为绝唱”(《吴礼部诗话》)。著有《夏竦集》一百卷、《策论》十三卷(《宋史·艺文志》七),原本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录出《文庄集》三十六卷,另有《古文四声韵》等著述。《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一五五至一六一录其诗七卷。《全宋文》卷三三三至三五七收其文二十五卷。事迹见王珪《夏文庄公神道碑》(《华阳集》卷三五)、《宋史》卷二八三本传。

齐美尔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年3月1日～1918年9月26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学毕业后,进入柏林大学学习,188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85—1914年受聘为柏林大学哲学系讲师、教授,1914年起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教授直到1918年逝世。

起初,他受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影响,是一个进化论者,认为认识是人类适应周围环境的一种生物过程。以后他通过研究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开始用先天的、历史的认识范畴来重新解释达尔文的学说,主张认识是认识主体的创造性成果。他认为认识的先天形式是在无法计算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影响下实现的,因而经常变化。但是,齐美尔的哲学兼有生命哲学和尼采主义两个因素:一方面认为生命形成过程是非理性的,是不断地超越自己,同时又提出向更大的生命运动的“生命”(Mehr Leben)和向高级状态过渡的“生命”(Mehr alsLeben),前者是生命在一定的形成阶段表现的形式,如无机界与有机界、家庭、社会等等;后者是生命在精神阶段上所达到的高级实现,即文化,其中包括宗教、艺术和科学等。

在《社会学》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两书中,齐美尔把社会学规定为关于社会组合形式的学科,认为从社会生活的不同材料中,是可能分离出这种类型的基本的和不变的形式的:如服从、批准、合同和竞争等。他把国家、教会、社会制度以及其他客观组织看作是无数的个体相互间作用的结果,认为社会或集团的真正本质在于个人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可以给予社会以正规性和比较一致性。在《货币哲学》一书中,他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首先看成是与理性主义同个人主义相一致的,认为一切精神的最终来源,都要追溯到思想方式和生活标准的特点,而这些方式和标准不只是经济制度,同样是精神文明的真正决定因素。

最后在柏格森影响之下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不断自我超越的生命的形而上学。除此之外,他还发展了形式社会学。主要著作有:《论社会的区别》、《伦理学导论》(1892—1893)、《货币哲学》(1900)、《历史哲学问题》(1905年再版)、《叔本华和尼采》(1907)、《社会学:关于团体组织形式的研究》(1908)、《社会学的根本问题》(1917)和《人生观》(1918)等,其代表作是《形而上学序论》。

杨步伟

杨步伟（1889年11月25日-1981年3月1日），字韵卿，生于南京。女。1905年考入南京旅宁学堂。1907年改入上海中西女塾。1909年离校至湖北。1912年任南京崇实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后滞留日本。1914年入日本女子医学校，191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与林贯中在北京开设森仁医院，任院长。1921年与赵元任结婚，随赵赴美国。1925年回国在景山设节育诊所。又组织三太公司，兼任清华成志小学董事长。1929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1934年迁居南京。七七事变后赴长沙等地。后多次随赵元任遍游欧美各国讲学。1940年在美担任战时赈济中国委员会委员。1945年发起为中国各大学捐书的运动。1973年与赵元任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郭沫若接见。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论赵家》等。

顾嗣立

顾嗣立（1665—1722）清代学者。字侠君，号闾邱，因家有秀野园，常自署秀野，故人又以秀野称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尝浪迹南北，遍访名儒故老，于诗学颇有成就。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值圣祖南巡，有以嗣立名荐者，并进其所编著《元诗选》，受到嘉许。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复南巡，因宋荦荐召试，遂被选至京师，入馆纂修《宋金元明四代诗选》、《皇舆全览》等书，以工作勤勉于康熙五十一年特赐进士及第，康熙五十三年，复荐入武英殿纂修《鸟兽虫鱼广义》。康熙五十四年，以不习满文改授知县，后移疾归。嗣立《寒厅诗话自序》云：“余少孤失学，年二十始学诗，上自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以迄于今，诗家源流支派，略能言之。”其所著《寒厅诗话》不仅记录诗人遗闻轶事，还辨析了元诗发展源流，书中表现出作者倡导宋诗、元诗的倾向。嗣立游历颇广、交游甚多，其诗多为游览名山胜水与题赠应酬之作。《日观峰》、《自钱唐江口至常山舟中杂诗》、《峡山行》、《串月歌》为其代表作品。其诗初学元好问、虞集等金、元名家，后学韩愈、苏轼，擅长运用铺排描写，如《串月歌》中描写石湖八月十八夜明月成串奇景时，采用博喻手法多方面地再现这一奇观：“金盆出水耀光芒，琉璃迸破银瓶泻。散作明珠千万颗，老兔寒蟾景相吓。”长于古体;近体较为平易，少顿挫之致。诗中很少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著有《闾邱辨囿》、《昌黎诗笺注》、《温飞卿诗笺注》。辑有《元诗选》十集、《诗林韶濩》四十卷。其所著诗收入《闾邱诗集钞》十卷、《秀野草堂集》六十八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四有传。有自撰《闾邱年谱》。

孙星衍

孙星衍（1753年～1818年）清代学者、诗文作家。字渊如，一字季逑。阳湖(江苏武进)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山东兖沂曹济道、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嘉庆十六年(1811)称病归里。曾主讲于诂经精舍和钟山书院。

孙星衍年轻时即工诗，与同乡洪亮吉、黄景仁、杨芳灿齐名。袁枚见其诗，称他“天下之奇才”，与他结为忘年交。但星衍不愿以诗名世，乃潜心研究经史、文学、音训、金石之学及诸子百家，造诣颇深。他最长于校勘，一生辑录群书，自天文、地理、礼仪、法律之书以及字书、史书、本草、药方等等，无不亲加校订，撰写叙录，以辨别源流，阐明学术要旨。所辑刊《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颇为世所重。

孙星衍现存诗歌大体都是中年以前所作，内容多为吟咏景物、酬赠友人和抒写个人情怀。艺术上宗法李贺。具有想象奇特、意境幽峭、语言秾丽的特点，如《登千佛楼》描写佛楼周围环境：“飞磷射屋鸟啄墙，鬼风吹檐断佛臂。……楼前修碧竹作围，逼袖细影明寒晖。残霖滴阶渍幽血，败粉剥壁生阴苔。”《黄二景仁游黄山归索赠长句》刻画黄山高峻的山势：“尝闻黄山极天门，欲往叩额排帝阍。三十六峰愁攀援，人迹不到哀清猿。盘盘直上天宇昏，山㺑怪魅来蹲蹲。”都写得奇诡险怪，艳丽凄清。写日常生活事物也不同凡响，如写妻子病容：“眉痕只觉瘦来浓，指爪都从病后长。”(《妻病》)写秋夜景物：“斜帘织月秋波纹，薄露压草生幽芬。”(《夜坐吟》)

孙星衍亦能古文，无论考辨之文还是传志书序，均能做到“叙次详雅有法”(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如《与朱石君尚书书》、《孙忠愍公祠屋藏书记》、《江孝廉声传》、《孙御史志祖传》等等。

孙星衍一生，著述甚丰。其诗文集有《芳茂山人文集》12卷、《外集》5卷、《方茂山人诗录》10卷。其他著作主要有《尚书今古文注疏》30卷、《仓颉篇》3卷、《周易集解》10卷、《考注春秋别典》15卷、《尔雅广雅古训韵编》5卷、《孔子集语》17卷、《史记天官书考证》10卷。《寰宇访碑录》12卷、《京畿金石考》2卷、《偃师县志》30卷、《三水县志》11卷、《长武县志》12卷等。

平生辑录群书，涉及本草、医方、星经、地记等多种，以辑佚、校刻中医文献为医界所重。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四年(1783—1799)，与孙冯翼合辑《神农本草经》(刊入《问经堂丛书》)三卷。所用辑佚资料，悉取《证类本草》白字条文，增补《别录》墨字内容。各药下附录《吴普本草》等资料。有关文献考证内容亦或辑录，常以字书训释药物名义。另校刻医书有《华氏中藏经》、《素女方》、《秘授清宁丸》、《宋提刑洗冤录》、《千金宝要》、《轩辕黄帝传》等，并手录《服盐药法》一卷(1799年刊)。

莫尔斯

约翰·特雷·莫尔斯二世（1840年1月9日—1937年3月28日）是美国历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

约翰·特雷·莫尔斯二世于1840年1月9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的父亲是约翰·特雷·莫尔斯一世，母亲是露西·卡伯特·杰克逊。

他在哈佛学院学习三年后于1860年毕业，并在约翰·洛厄尔的办公室学习法律。1862年，他被准许进入律师界。

1874年，他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第六选区（波士顿后湾）的州众议院议员，任期一年。

从1879年到1891年，莫尔斯是哈佛校董会的选举成员。1911年，哈佛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莫尔斯开始职业生涯时撰写了几部关于银行业务、仲裁和裁决的法律专著，这些专著在当时被认为是权威性的， 并为期刊撰稿。他的法律写作使他成为这些主题的领先专家。

1876年，莫尔斯出版了两卷本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记，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不久之后，在1880年，他放弃了法律职业，转而追求文学事业。从1879年到1881年，莫尔斯与未来的美国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共同担任《国际评论》的编辑。莫尔斯后来担任《美国政治家系列》的编辑，洛奇为该系列贡献了关于汉密尔顿、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乔治·华盛顿的传记。

他还撰写了关于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塞热特·佩里、亨利·李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传记。莫尔斯还撰写了《银行与银行业法论》、《仲裁与裁决法》以及《著名审判》等著作。

莫尔斯于1865年与波士顿的范妮·P·霍维结婚。他们有一个女儿夏洛特和两个儿子卡伯特·杰克逊·莫尔斯和约翰·特雷·莫尔斯三世。他们住在波士顿的费尔菲尔德街。

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里，莫尔斯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内德姆。1934年10月，莫尔斯和他的女儿夏洛特收到了一系列威胁信，要求他们支付17.5万美元，否则就威胁要绑架夏洛特。在内德姆庄园加强了警力，并进行了联邦和州调查后，事件平息了下来。莫尔斯是国家艺术与文学学院、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协会的成员。他还是萨默塞特俱乐部、阿尔冈昆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的成员。

莫尔斯于1937年3月27日在奈丹姆的家中逝世。在他逝世时，他是哈佛学院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毕业生，也是仅次于另一位波士顿律师亨利·蒙罗·罗杰斯（克拉拉·凯瑟琳·罗杰斯的遗孀）的第二年长者。

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国生物学家。生于施鲁斯伯里城的一个医生家庭。先在寄宿学校上学,1825年到爱丁堡大学学医。1828年至1831年,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主要兴趣在博物学上。1831年,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历时五年,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动植物学的地质学方面的现实材料。自1836年10月2日回到英国后,把主要精力倾注在旅行日记的整理上,陆续出版过一些关于地质学方面的论著。1859年11月,《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简称《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系统地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变异的普遍性、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是达尔文学说里的三条最基本的原理。利用这三条基本原理,达尔文演绎出了进化论学说的全部内容。在方法论上,观察方法、调查方法、归纳方法、假说方法和演绎方法是达尔文常用的科学方法。但与前代和同代的生物学家相比,统计生物学方法、类比方法和历史方法,对于达尔文的研究来说,最具有典型的意义。把数理统计方法和生物学研究结合起来,这是达尔文的首创。他说:“因为对于人们显著有用的或惬意的变异只能有时偶然出现,所以如果饲养的个体很多,变异出现的机会也就会大大地增加。因此,数目对于成功是具有高度重要性的。”(《物种起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3页)。但达尔文还从物种的人工选择中,运用类比方法,成功地把这永恒不灭的自然奥秘——自然选择,揭示了出来。他说:“洞察变化和相互适应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我开始观察的时候,便觉得细心研究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会给了解这个难题提供最良好的机会。果然没有使我失望! 在此种情形和其他复杂的情形下,我总是发现在家养的状况下的变异的知识,虽然不完备却能提供最良好的最安全的指导。此项研究虽然通常为自然学者们所忽略,我却要冒昧地表示我对于它的高度价值的确信。”(《物种起源》第17页)赖尔运用历史方法,成功地解释了地质变化的原理。达尔文把历史方法借用到生物进化研究上来,成功地从现存的个体变异、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等现象中,解释了物种进化的机制。其著述丰富,除《物种起源》外,主要有《关于物种变化的第一本日记》、《珊瑚礁的结构和分布》、《一个博物学者的环球旅行记》、《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贝格尔航海记》和《回忆我的精神和性格的发展》等。

蔡沈

蔡沈（1167～1230），南宋经学学者。一名蔡沉，字仲默，号九峰，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蔡元定子,朱熹门人。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卒于理宗绍定三年。史称年仅三十,即屏去举子业(《宋元学案》卷六七《九峰学案》),隐居九峰山,学者因称九峰先生。庆元党禁,元定以布衣编管道州,徒步数千里以从父。明英宗正统初,追諡文正。遵乃师之嘱,潜心研究《尚书》数十年,撰成《书集传》,“考序文之误,订诸儒之说,以发明二帝三王群圣贤用心之要”(《九峰学案》)。是书在朱熹原有书说基础上完成,不偏重汉唐以来的烦琐考据之法,而以浅近简明之文字诠释《尚书》,并纠正了不少前人之误解,尤其是阐扬了理学家的“圣贤传心说”,对封建纲常伦理说教及修齐治平之道,多所论阐。书中自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书经集传序》)。宣称:“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同上)。元仁宗皇庆年间,是书与朱熹 《周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春秋传》等并列为官书,为科举所依据,遂成为元、明、清三代士人举子之必读课本。又承继象数学思想传统,受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先天易学数学思想之影响与啓发,并承其父学,撰成《洪范皇极》一书,阐扬了一整套以数明象、明理、兼明人事之吉凶休咎的象数学思想、学说。指出:“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 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洪范皇极序》),从数的角度讲论《尚书·洪范》,依照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之成例,将《洪范》“九畴”之九畴数,扩衍为九九八十一畴数,以此八十一畴,作为构成《洪范皇极》的基本内容,如同六十四卦之为《周易》古经的本文一样。断言数乃构成宇宙的根本:“天地之所以肇者,数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数也;万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数也。数之体著于形,数之用妙乎理”(同上)。《周易》明象,《洪范》明数,其论数与象的关係有云:“数之与象,若异用也,而本则一;若殊途也,而归则同。不明乎数,不足与语象;不明乎象,不足与语数。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无也。”(同上)又其论数与理的关係有云:“物有其则,数者,尽天下之物则也;事有其理,数者,尽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数,则物之则、事之理无不在焉” ( 《洪范皇极内篇》),“故静则察乎数之常,而天下之故无不通;动则达乎数之变,而天下之几无不获”(同上)。并且指出:“圣人因理以著数,天下因数以明理”(同上)。又提出数是由人主观自生的:“数由人兴,数由人成,万物皆备于我,咸自取之也”。(同上)其宇宙观亦同于程朱,如认为“有理斯有气,有气斯有形,而生生之理无穷焉”(同上);“理其至妙矣乎!气之未行,物之未生,理无不具焉;气之既形,物之既生,理无不在焉。浑然一体而不见其有馀,物各赋命而不见其不足。无形影可度也,无声臭可闻也,主万化,妙万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同上)。其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辩证法因素,认为事物的 “两” (对立)与其“一”(统一)是不可相离的,“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两者可知而一者难知也;两者可见而一者难见也”(同上)。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採取“变”(渐变) 与“化” (突变)两种形式,而事物的这种阴阳矛盾之对立与统一,正是事物变化发展之根本原因:“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变化者,阴阳之消长屈伸也。非二则不能久,非一则不能神”(同上)。此说显然受到张载思想之影响。全祖望称:“蔡氏父子(谓元定父子)、兄弟、祖孙,皆爲朱学干城”(《九峰学案》)。沉《书集传》之作,承其师说,不愧“干城”之称。而其《洪范皇极》,得自家传,完成乃父未竟之愿 (按元定尝究心于《洪范》之数而未及论著),则又体现出元定之学术特色。著作另有 《蔡九峰筮法》。

叶圣陶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原名叶绍钧。字秉丞、圣陶。笔名有柳山、桂山、湛陶、郢山等。江苏苏州人。出生于城市平民家庭。幼读私塾。中学时期曾与同学王伯祥、顾颉刚等组织放社诗社、国学研究会,创办《学艺日刊》、《工余丽泽》等报刊。1914年开始在《礼拜六》、《小说海》等刊物发表文言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1915年起在小学任教。1919年加入新潮社,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1月,与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一主张。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隔膜》(1922年)、《火灾》(1923年)、《线下》(1924年),童话集《稻草人》(1923年),诗集《雪朝》(与人合集,1922年),以及一些剧本和许多散文。其中《稻草人》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童话集,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表〉译者的话》); 《隔膜》是继郁达夫《沉沦》之后,中国现代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在此前后,曾在上海、杭州、北平、福州等地任教,又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刘延陵、朱自清等创办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诗》,并主编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周报》,编辑《文学旬刊》等。1925年后,在上海加入朴社、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创办了《公理日报》、《苏州评论报》、《光明》半月刊等。1927年5月起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发现并提携了巴金、丁玲等新作家。1929年8月出版长篇小说《倪焕之》。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描写出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这一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史上的一座丰碑,也代表了叶圣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它问世后,曾获得现代文坛的高度评价,茅盾称赞作者做了“‘扛鼎’的工作”(《读〈倪焕之〉》)。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城中》(1926年)、《未厌集》(1928年),儿童剧《风浪》(1928年),评论集《文章讲话》(与夏丐尊合著,1928年)以及《天方夜谭》等注本。1930年以后就任开明书店编辑,先后主编《妇女杂志》、《中学生》、《月报》“文艺栏”,并任《申报月刊》、《文学》、《太白》、《新少年》等刊物编委。曾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创办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在《申报·自由谈》倡导大众语运动等。其间出版了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年),散文小说合集《脚步集》(1931年),小说童话集《四三集》(1936年)、《圣陶短篇小说集》(1936年),读写故事《文心》(与夏丐尊合著,1934年),以及《十三经索引》和散文集、剧本、评论集、国文课本等著作。抗战时期,曾任教于重庆复旦大学、乐山武汉大学等校,主编过桂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国文月刊》、成都《笔阵》、重庆《开明少年》等刊物,并任重庆《抗战文艺》、《国讯》、成都《文史教学》等杂志编委。这时期的作品,除了散文之外,主要有与人合著的评论文集《精读指导举隅》、《文艺写作经验谈》,以及与人合编的国文读本等多种。茅盾对他的早期作品曾评价说: “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着灰色卑琐人生,……大多有点问题小说的倾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建国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中国民进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曾出版《叶圣陶选集》、《叶圣陶短篇小说集》、《叶圣陶童话选》、《叶圣陶文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等著作。

克莱顿·劳森

克莱顿·劳森（Clayton Rawson，1906年8月15日 - 1971年3月1日）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的四个创始人之一，并提议每年为不同类型的推理作品颁发爱伦·坡奖。他的所有作品都写于MWA成立之前，但是1949年和1967年，由于克莱顿·劳森对推理小说和MWA（包括创办了MWA会刊《严刑逼供》）的杰出贡献而得到了爱伦·坡特别奖。 劳森还喊出了MWA的第一个宣传口号：“罪无可恕”。1963年起，劳森成为《埃勒里·奎因推理杂志》的编辑，一直到1971年去世。

劳森出生于俄亥俄州的伊利里亚，父亲克拉伦斯·D，母亲是克拉拉（史密斯）·劳森。他八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魔术师。1929年娶凯瑟琳·斯通为妻，同年他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之后他搬到了芝加哥以画插图谋生。他的第一部小说《死亡飞出大礼帽》于1938年问世。马里尼大师的作品至少有两部被改编成了电影。其中一部是《奇迹待售（Miracles for Sale）》（1939），是根据《死亡飞出大礼帽》的故事改编的，但是片中没有一个角色叫做马里尼，取而代之的是罗伯特·杨扮演的“摩根大师”。另一部是《不死的男人（The Man Who Wouldn’t Die）》（1942），劳埃德·诺兰担任主角，根据《无棺之尸》改编，马里尼大师的角色则由作家布雷特·哈里迪笔下的私家侦探迈克尔·谢恩所代替。1951年，克莱顿·劳森创作的30分钟电视系列剧《透明人》试播，但是没能继续往下制作。这部电视系列剧由杰罗姆·托尔担任主角扮演魔术师马里尼，由芭芭拉·库克扮演他的助理朱莉，E·G·马歇尔则出演反派。1971年3月1日，克雷顿·劳森与世长辞，享年64岁。

杨维桢

杨维桢(公元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后号铁笛。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享年75岁。少时，其父杨宏修楼铁崖山，藏书万卷，将杨维桢送到楼上，关了五年，使他博览群书，增长了知识，从此自号“铁崖”。杨维桢于元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出任天台县尹。后改任钱清盐场司令、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浪迹浙西山水间。张士诚多次召请他，但他屡招不赴，徙居松江。“笔墨纵横，铅粉狼藉”，与一批文人墨客，共沉于声色之中。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多次召他前去修礼乐书，他却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嫁者耶”为由，拒不奉招。赋老客妇谣以进。后来朱元璋满足了他提出的条件，用安车接他到南京，便主持制定了《礼乐书》，叙例毕即请回山。他在南京总共停留110天，还家后不久即卒。

他一生著有诗文集《东维子》30卷，附录1卷，《铁崖古乐府》10卷，《乐府补》6卷，《复古诗集》6卷，《丽则遗音》4卷，以及《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等并传于世。他一生的赋作颇多。一是载于《丽则遗音》，共32首;“皆其应举时私拟程式之作” (据《四库提要》);二是存于《铁崖赋稿》，共48篇，为“未刻稿”(据《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三是《铁崖文集》中有《土圭》、《莲花漏》、《记里鼓》三篇(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代赋汇》收其赋33篇，虽然不是其作品的全部，然而其辞赋创作的成就已经相当耀眼了。

从思想性上说，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讽刺性是铁崖赋的最大特点。如《些马赋》，从马的沉渊，联想到知识分子的苦闷，至于民众的疾苦，可想而知，它虽是一篇抒情小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后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他如《承露盘赋》批判神仙的迷信;《乞巧赋》揭露人情的虚伪;《忧释赋》刻画世途的艰险等，都有鲜明的针对性。尤其是《骂虱赋》中把那些剥人及肤，残人致命的贪官暴力比作大“大毒大臭”，这是作者及广大民众对元末黑暗统治的激烈怒吼。而《怀延陵赋》以委婉的笔势揭露了元朝宫廷内部的夺权残杀，从而反映了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腐朽反动的尽头了。因此，铁崖赋从总体上说是一部深刻地批判现实之作。

从艺术性上看，他的赋作形式较呆板，缺少创新;但笔力雄健，语言简明，是元末赋家当中的佼佼者。

他不但是元代的辞赋大师，而且是元末的诗坛领袖。他的诗纵横奇诡，独具一格，人称“铁崖体”，影响深远。其散文虽较平顺，但亦不乏佳篇。

熊惠生

熊惠生(1873-1960年3月24日),江西新建县人。在道观习文练武，兼读医书。历10载，能文能医。回家后弃儒从医，业内、妇、儿科，60余年行道于新建、南昌之间，医名甚著，深受病家赞誉。1958年，新建县为了发掘老中医经验，由卫生局派专人给惠老的经验进行整理，历时3个月，写成《医学经验录》一书。本书内容包括证治概要、妇科辨论、病案记述等3部分，有辨证论治，有处方用药，深入浅出，共计20万字。由县卫生局刊印。至今未再版。

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小说家。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庄园主后代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是南北战争时一位颇有影响的南军将领、写过一本畅销小说，在仇杀中杀过人、后被人杀死。他对福克纳有很大影响。福克纳只上过两年中学和一年大学，但他博览群书，他对狄更斯、巴尔扎克、塞万提斯等名家作品很熟悉，波德莱尔、马拉梅、巍尔伦等象征主义作家和现代派作品、王尔德、乔伊斯、T.S艾略特等人的著作，对他都深有影响。一次大战时，他参加了加拿大皇家空军。他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 (1926) 和《蚊群》(1927) 都没有引起注意。为维持生活，他干过各种杂活。1929年，他的《沙多里斯》 出版，这是他第一部虚构的以约克纳帕塌法县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包括了许多在日后约克纳帕塌法体系小说中进一步发挥的主题思想。同年10月 《喧哗与骚动》出版，从四个不同角度来描写康普生家族，以此来象征南方社会道德秩序的腐朽和没落。小说的意识流手法运用、象征的深奥含义非同凡响。是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以上自1924——1929是他创作的初期。中期 (1930—1942)，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九部长篇小说，其中《在我弥留之际》 (1930)，描述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如何经历大火与洪水去约克纳帕塌法县府所在地杰弗逊埋葬他们的母亲，像是现代人的“奥德修记”和“出埃及记”，然而却是可怕又可笑，可悲又滑稽的遭遇，表露出作家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 《八月之光》(1932) 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因被怀疑有黑人血统，因此在黑人、白人社会中都不能见容;《押沙龙，押沙龙!》 (1936) 与《喧哗与骚动》较接近，也写庄园主及其后代的故事; 《村子》(1904) 是描写不择手段力图发家的斯诺普斯家族的三部曲中第一部。斯诺普斯本是穷光蛋。放高利贷，娶了已经怀孕的有嫁妆的尤拉; 卖野马当驯马; 造假象。让人误以为有窖藏的土地以高价卖出。《去吧，摩西》(1942) 描写密西西比的大荒野以及在那里居住的一位种植园主的白人及黑人后代的生活。其中《熊》是最重要的中篇小说，写少年艾克·麦卡斯林通过打猎，学到印第安人山姆·法泽斯许多优秀品质，原始森林是纯洁的、净化心灵的，连那头老熊也是高贵的。与此相反的是少年的祖父及其庄园却是罪孽深重的。祖父霸占一个黑女人，又生了混血儿，女儿长大了又成了他的新的情妇。艾克为保持良心清白，放弃遗产，甘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

40年代，福克纳的作品被人忽视，他为了谋生，只好到好莱坞编写电影脚本。1946年，《袖珍本福克纳全集》出版。介绍其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的主题思想，重新引起公众注意。1949年，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著名演讲，预言人类将在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从此声名大振。这时期，他又写了5部长篇小说，包括斯诺普斯三部曲的后两部，三部曲是《小镇》、《大宅》和《坟墓的闯入者》，主题是写少年查尔斯·梅里生精神的成长。认识到黑人的勇敢、高尚与智慧。《圣殿》 的续篇 《修女安魂曲》(1951)，有一种乡村平静生活与城市的对比，是作者心境的一种反映。《寓言》 (1954) 具有反战思想。《掠夺者》 (1962)写一个小孩与佣人和司机误把妓院当成旅馆，住进去，闹了许多笑话。孩子变成老年人时，回忆这段往事，有一种乡土气的幽默。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具有美国小说前所未有的特点： 地方色彩，历史感、乡土社会感。反映美国南方社会历史状况，象征人类命运的寓言故事。同情黑人，又有南方国家主义思想。创作方法千变万化，各具特色，他采用象征主义，现代派手法，如内心独白。他独创的技巧是延迟交代含义，不直接点明主题。同时又有传统作品技巧风格的影响，文体晦涩复杂，语言简单明了，既有沙士比亚的夸张，又有美国南方式的幽默。

费希特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公元1762年5月19日—公元1814年1月27日），德国古典哲学著名代表之一。主观唯心主义的“古典代表”。生于奥伯劳济兹一个贫穷手工业者家庭。自幼家境贫寒,早年参加劳动以助生计。平民出身对其思想意识发生了终生的影响。由于记忆力惊人,得米勒提兹男爵资助,于1771年开始上学读书。1774年进波尔塔的贵族学校。1780年秋入耶拿大学,翌年转学到莱比锡大学,均研究神学。因生活无计,1788年弃学,前往苏黎世做家庭教师。1791年开始研究康德哲学,很快成为一名康德主义者,同年在寇尼斯堡首次会见康德。按康德的哲学观点写成《试对一切启示的批判》,得到康德的肯定,次年发表,名声大振。1793年底到1794年初,他的哲学体系已经酝酿成熟,首次在苏黎世作“知识学”公开演讲。1794年任耶拿大学教授。耶拿时期他讲授自己的哲学,开始批判康德哲学。这五年间,他学术成就辉煌,思想影响巨大。他的激进的民主思想终于遇到敌对势力的攻击,1799年被迫离开耶拿前往柏林。在柏林,一边做家庭教师,一边修改“知识学”体系和公开演讲。1805年就任爱尔兰根大学教授。普法战争期间辗转各地,媾和后重返柏林,一边发表演讲宣传爱国主义,一边筹建柏林大学。1810年当选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1814年因染时疫瘁死,享年52岁。主要著作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知识学引论第一篇》、《知识学引论第二篇》、《人的天职》、《论学者的使命》、《告德意志民族》等。

费希特是第一个从右边批判康德哲学的哲学家。他从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发展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排斥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看到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对立,认为这两种体系绝对不能并立,不能调合,那种把两者综合起来的混合体必然存在巨大裂缝。他指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执,本质上是:“自我”与“物”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他认为“自我”与“物”必定一个是第一性的,一个是第二性的,第二性的东西依赖第一性的东西,与第一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必须从中选择一个作为第一性的,否则就会陷入怀疑论。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认为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是完全不必要的赘物,是纯粹的虚构,是“无”,为了哲学体系逻辑上的一贯性,应该把它清除出去。

他批判唯物论,认为唯物论是无用的,因为他不能解释从存在到表象的过渡,他认为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巨大的跳跃”。他批判狄德罗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认为这是讲空话。他的结论是,唯物论不能算哲学,只有唯心论才可能是哲学。他认为,哲学必须从绝对最先、绝对无条件的原理出发,这个原理无须证明,其他一切都从这个原理推论出来。他认为“自我”就是这种开端的东西。他提出三条基本原理。

费希特哲学的第一原理是自我设定它自己。他认为“自我”,自己设定它自己,凭自己设定自己的活动而存在,不依靠他物。他认为,自我既是活动者,又是活动的产物;既是行为者,又是行为产生的结果。他指出,他的“自我”不是个人的“小我”,而是人类“大我”。他把这一原理称为“正题”。

费希特哲学的第二原理是自我设定的非我。他认为,与“自我”相对立的“非我”,是由“自我”产生出来的。他所说出来的非我就是“不属于自我的实在性”,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他认为,“自我”产生“非我”,主体产生客体,精神产生存在。同时他又认为,没有“非我”作为对立面,自我也得不到理解和说明。他称这一原理为“反题。”

费希特哲学的第三原理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他认为,自我与非我,相互对立,相互限制,相互制约。他把“非我”对“自我”的作用,“自我”受“非我”的限制,叫作“理论认识”,而把自我对“非我”的作用,“自我”克服“非我”的限制,叫做“实践活动”。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统一于自我。他把这个原理叫做前两个原理的“合题”。可见,“自我”与“非我”既相对立,又相统一 ,但统一于“自我”之中。费希特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只能从这三个原理推论出来。

费希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的统一,强调“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性,从而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这些辩证法因素对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费希特哲学的这些合理因素是包含在彻底主观唯心主义外衣下的,他的“自我”是夸大到脱离了客观自然的精神,他的所谓实践活动也只停留在意识范围内,这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无力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软弱性。

殷海光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1934年秋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肄业。1936年赴北平(今北京)，在金岳霖、沈有鼎等指导下研究逻辑学。1938年秋，插班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二年级。1942年毕业，又考入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哲学部。1944年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抗战胜利后退伍，到重庆任独立出版社编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1946年秋到南京，任《中央日报》主笔，同时任教于金陵大学。1949年去台湾，仍任《中央日报》主笔，主编副刊《青年周刊》，兼任《民族报》主笔。同年8月离开报界，任台湾大学哲学系讲师，并参与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任编委与主笔。1954年，以哈佛燕京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次年回到台湾，仍在台大哲学系任教。1957年升台大哲学系教授。1956年参加编辑香港《现代学术季刊》杂志。1960年7月起，在《自由中国》载文鼓吹新党。“雷震事件”后，停止撰写评论台湾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文章，专心研究学术。1962年开始的“中西文化论战”中，被认为是“西化论”的背后策动者。1967年被台湾大学停聘，生活陷入困境。1969年9月16日在台北病逝。著有:《光明前之黑暗》、《逻辑新引》、《自由民主论丛》、《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选集》、《殷海光书信选》、《怎样研究苏俄》、《社会科学与方法论》，译有《逻辑基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