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奇逢（1584—1675年），明清之际哲学家。字启泰，直隶客城(今属河北)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明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孙奇逢树幡击鼓，募金以救之。当时宦官阉党之势如火方炽，时人或趋或避犹恐不及，孙奇逢焦头烂额赴之而不顾，义声遂震天下。台垣巡抚交章举荐，奇逢皆辞不就，而于扰攘之中，弦诵不辍，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明清鼎革，归隐乡里，屡征不仕。晚年隐居河南辉县苏门山夏峰村，躬耕自食，收徒讲学，故学者称夏峰先生。康熙时“理学名臣”汤斌等皆其门人弟子。为学初守程朱道学，亦好陆王心学，自称：“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夏峰集》卷七，《寄张蓬轩》)时值明末，如日中天的陆王心学自明中叶后己日渐式微，门庭冷落的程朱道学又萌起复之势，孙奇逢出而为两家调和论者，他主张在朱陆之间，“不宜存心立异，亦不必著意求同”(同上)。如固执师说，坚守门户，则失之偏颇。在他看来，“朱王入门，原有不同，及其归也，总不外知之明、处之当而己”(《答常二河书》)。孙奇逢曾纂辑《理学宗传》二十六卷，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等十一人为理学正宗。自云：“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与魏莲叔》)为了调停朱陆、揉合朱王，孙奇逢提出“礼”概念，以取代宋明理学的“理”概念。因为，朱熹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主张人们格物穷理。王阳明遵此格竹致疾，遂悟“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参见《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朱王由此分为两家。因此，朱王分门别户且水火日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理”的不同理解，孙奇逢指出：“理”字若是指外物之理，仍然与“吾心”无关;若以万物各得其理而谓之“理”，则此“理”已不再是“理”，而只是“礼”。以“礼”代“理”，则“指出一个把柄，立定一个主宰，不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而于有条有理众著成象者见本原也”(《四书近旨·颜渊问仁章》)。因此，孙奇逢认为，程朱所谓“物各有其理”之“理”，还只是“礼”、即万物的条理秩序，而不是“本体”之“理”。“本体”之“理”，作为万物的主宰和本原，只有人“心”，即人的抽象思维才能把握，而与具体事物之“理”有所不同。因此，对“理”的认识，不能止于“一物之理”，而应该从万物的条理秩序上升到对“本体”之“理”的认识，而这正是人“心”的功能。所以，离开了“吾心”，“理”也就不存在了。在孙奇逢看来，程朱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固然失之粗疏，陆王以“心即理、理即心”为旨亦流于偏颇。以“礼”代“理”，则格物致知可以穷理，而物理亦不外吾心，朱陆殊途而同归。可见，程朱陆王理本同归，而见各有偏，根本就在于虚“理”而失实。因此，“说礼不说理者，用功必有下落，离却显然条理，说恁么不睹不闻。天下归仁者，乾坤浑是一个礼，盖舍了天下，即无处寄我之仁。”(同上)孙奇逢认为：由此以观之，则朱王分歧可以立消。如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朱门学者攻之“实篡于禅”。与禅宗的顿悟无别。因此，“遵建安者痛除顿悟”，以“渐”“顿”为划分朱王门户之标的。其实，“渐”“顿”本不可分，相辅相成，如“克己复礼”就是由“渐”入“顿”，故“顿从渐来，无渐何顿可言?”(《寄张蓬轩》)同样，朱学讥王学的“工夫即是本体”为“顿悟”，而“紫阳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何尝非顿悟乎?”(同上)其实，学问、工夫本身不是目的，“渐”也必须入“顿”。否则，惟有“忠恕之渐”即可，“吾道”何必“贯之于一唯”?从儒学的圣贤事迹看，“渐”“顿”本为成贤成圣必由之途。颜渊、曾参各践其道而隮于贤;由“渐”入“顿”即是“下学而上达”。孙奇逢指出：“用力在平时，收功在一旦。渐者下学也，顿者上达也，不可以分言。则顿之非虚，而渐之非实，当不作歧观矣。”(同上)孙奇逢于调停朱王之间，也阐发了一些自己的新的见解。如他在知识论上着重强调了“知行合一”，而他的“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正相反对，不是以知销行，而是以行兼知。他说：“盖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答魏石生》)孙奇逢的“行可兼知”的思想，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后来主张力行的颜元等，就深受其影响。孙奇逢的主要著作有《四书近旨》、《理学宗传》、《夏峰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