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鼎福

安鼎福（朝鲜语/韩国语：안정복，1712年－1791年7月20日），字百顺，号顺庵、汉山病隐、虞夷子、橡轩。本贯广州安氏。朝鲜王朝后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思想家、性理学者兼实学者。

18世纪朝鲜著名哲学家李瀷(1681～1763)的门人，李氏朝鲜后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思想家、性理学者兼实学者，爵位广成君。安鼎福的先祖安邦傑是朝鲜朝初期辅佐太祖的忠臣，但是后来其家势逐渐没落，一直到他的曾祖父安信行，官位降到了八品官氷库别检，祖父安瑞羽任礼曹参，父亲安极更是在野一生，携家到处奔波于朝鲜各道，后因安鼎福被朝廷追赠五卫都摠府副总管。安鼎福因家境贫寒，再加上从小体弱多病，直到10岁以后才得以接触《小学》。他儿时没有固定的老师，大部分学问主要来自他的母亲。从小刻苦读书，出了经史之外，他广读阴阳、星历、医药、卜筮等技术学书籍，孙子、吴子等兵家书籍，佛教、老子等异端思想书籍，稗乘、小说等艺术类书籍。特别在《易学》上有很深的造诣。1746年访问李瀷，成为弟子。1749年初入仕途任萬寧殿參奉，第二年任義盈庫奉事，1752年又升至歸厚署別提，第二年的1753年再一次升至司憲府監察，后因父亲的离世与自己身体状况每日愈下而选择弃官退隐。他一生著述颇丰，有《顺菴集》、《橡轩随笔》、《洪范衍义》、《下学指南》、《杂同散异》、《星湖僿说类选》、《东史纲目》、《列朝通纪》、《家礼集解》、《天学考》、《天学问答》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在任职期间亲眼目睹了性理学者们高谈天人性命与理气四七说，轻视“下学”。为此他强烈批评性理学者们的空理空谈，强调充实下学的内容。他的这一思想源于《论语》宪问篇中的“下学而上达”。他又在《拟问》中概括了四七理氣，并在最后总结说：性理学如同毛团或线团难解，因此学者应当将精力放在下学上。

他之所以批判性理学，强调下学，是因为性理学是没有实体的影子，是虚空之谈。相比之下，“下学”却是日常生活中可实践的有用之学。他认为孔子所谓的“下”是指“人”周围可以随时可见且近于“人”的事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在乎“上达”。也就是说，他也和其他儒者一样想要达到上达的境界，安鼎福在晚年的一段时间里也有过“务远忽近”的经历，他也曾为此而自责，并下决心认真对待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由此可以看出，安鼎福重视“下学”，重现实践的实学精神。

有两个人对安鼎福实学起到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个人是朝鲜朝著名哲学家、实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磻溪·柳馨远(1622～1673)，安鼎福自称自己私淑于柳馨远。安鼎福接受了柳馨远的历史观，并将其应用在了《东使纲目》之中，还慨叹《磻溪随录》为“为万世开太平之书”，建议朝廷将其运用于政策改革之中。第二个影响安鼎福实学且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人是朝鲜著名的哲学家、实学开化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李瀷，安鼎福直接受教于李瀷，并在其门下发出了实学的光芒。李瀷本身忠于“下学”，又很早就接触到了柳馨远的实学，他对安鼎福强调了自得的学问方法、历史考证法、自主意识、实现改革的必要性、实践躬行的重要性等。在李瀷的精心教导下不仅重新将李瀷的《星湖僿说》编撰为《星湖僿说類选》，还完成涉猎柳馨远历史观和李瀷实学思想的《東史綱目》。

安鼎福具有实践性的实学思想以主张改革的内容表现出来。在他的《东史纲目》和《临官政要》中尤为明显。他通过《东史纲目》中的历史依据，提出了当时各种悬案的改良方案。例如，以时务策和经论为中心的科举实验改良方案；禁止拷问和废除缘坐制；废除还穀制度和社仓制的普及；坚固的自主国防与海防边御的强化；废止奴婢贱籍等。在《临官政要》中具体提出了牧民官为了民生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

在注重事实证据的安鼎福历史学中考证可谓是及其重要的学问研究方法。他在执笔完成《东史纲目》过程中通过文献考证纠正了许多历史书中错误的记录，并将其结果以附录的形式编入了《东史纲目》。他认为佛僧们留下的记录和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产物，因此将其排斥表示不能接受。这与他批判四七理气为无实体的影子，强调“下学”的伦理无本质差异。他就这样从以“下学”为基础的学问观出发，一直到为民生主张改革铺开了他的实学伦理。这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固守正统儒学的朝鲜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考证学家、实学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