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1883年7月18日—1954年12月7日），原名江绍铨，江西弋阳人。1883年7月18日生于世代官宦之家。青少年时处于官庭腐败，国势危机的时代。他从儒学中领略“治国平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小康”、“大同”的道理。12岁赴京研习西文与科学，并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影响。

1901年春，江亢虎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半年后奉调回国，应袁世凯聘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翌年再度赴日留学，与日本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片山潜、平民社领导人辛德秋水等人，围绕政治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同时接触到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和他的儒家大同思想两相比较，认为多有“互相印证之妙”，从而初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

1910年3月，江亢虎出于“广求世界的知识，致力世界的事业”，以官费环球旅行，历经日、英、法、德、荷、比、俄等国，于次年春回国。他耳濡目染，潜心研求，终于形成他的“社会主义”信仰。

早在江亢虎接受儒家大同思想之时，他就“慨然慕大同之治，妄草议案、条例多端，以为必如何如何而后天下可企于均平，因虚拟一理想世界，如佛陀、耶稣所谓天国者。”环球考察“观欧美社会党之盛况”后，他认为与他虚拟的“理想世界”，“乃不期而暗合十之八九”。20世纪初，欧美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颇为流行，他说:“其学说之弘通，势力之扶植，日进千里，风靡全球。在学界已成一极有根据之学科，在政界已成一极有声援之政党，地无论东洋西洋，国无论君主民主，罔不有如火如荼之历史。”对此，他认为只能疏导，不能压制，“压制愈甚，则爆发愈烈”。于是，他产生一种“狂妄之责任观念”，立志把社会主义引进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鼓吹必更易，赞同必更多，推行必更速”。但在清廷专制统治下，他又不敢公开倡言社会主义，故恒以大同主义、世界观念、个人会等名义代用之。

江亢虎自称“无政府主义之入中国，余亦为其介绍人之一”。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提出“三无主义之说”，即“由有宗教转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为无家庭”。环球考察后，他又宣物“余所倡导之个人主义，即余所倡导之社会主义。”“三无主义”、“个人主义”，也就是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正大光明之主义，非秘密黑暗之主义;平和幸福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若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主义所不取也。”他还把这种社会主义“括为三言，曰教育公共，日营业自由，曰财产独立。”对此，他进而阐明说:“社会主义实行第一步，积极则建设公共教育机关，消极则破坏世袭遗产制度。”这就是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组织中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

1911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入会者50余人。11月5日，上海独立后两天，他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党。本部设在上海，由江亢虎制订的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江亢虎被推举为部长。其基本党员主要是惜阴公会、《天锋报》馆和女子进行社等团体的成员。据《中国社会党传单》宣称，它在全国各地建立支部490余起，党员达52.3万多人。大都是学界、商界乃至一般下层劳动群众。其中不乏真诚追求真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是对“社会主义”茫然无知，一度签名，百事皆了的分手。

江亢虎抨击清政府的立宪是大权仍在少数贵族手中，“依旧是寡人政体的变相而已”。他主张实行失和政体，拥护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赞成选举孙中山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支持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认为“至谓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尤与党纲诉合无间。”同时身体力行，选定崇明岛为专征地税的试验场，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和支持。他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该党《规章》规定“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1912年初，他派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赴南京晋谒孙中山，要求女子参政权，得到孙中山“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的允诺。为此，在上海、武昌等地专门兴办女子法政学校，培养她们的参政能力。这些，在民初都起到积极的甚而是进步的作用。

江亢虎组织社会党的目的，在于谋取政权。他说:“立宪国家，必有国会，既有国会，就有选举……社会党员能多数当选，在国会里面，占得多数议席”。这就可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即利用国家之势力，以推行社会主义”，“如是足使政府成强有力之政府，国家成强有力之国家。”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以“社会党妨害国家”为由，支持谭延闿、黎元洪等人封闭和解散中国社会党的一些地方支部。江亢虎乞求于袁世凯、赵秉钧，游说于谭、黎之间，终于得到“满意之解决”。袁世凯亦欲利用政党与同盟会抗衡，愿出重金收买中国社会党为己所用，并令赵秉钧加以“保护”。江亢虎一面采取淘汰党员，出卖某些基层组织;一面在该党第二次联合会时，强令通过在原党纲内加入“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他在《社会党党员之心得》的报告中强调“遵守党纲，以谋实行，为本党党员唯一之义务”。实质上是维护袁世凯独裁专制国家存立为“唯一之义务”;“遗产归公”更非强他人财产归公，即不剥夺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这样，江亢虎就把中国社会党改造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中国社会党也因此而分裂。

1913年“二次革命”时，江亢虎先是采取“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态度。一面要求袁世凯“引罪辞职”，要求参众两院提去“弹劾政府案”，同时又致电黎元洪“应速通电中央及各省海陆军人对于此事严守中立，不得干涉，以杜变端”;一面通电全国，要求李烈钧等“四督罢兵回防，停止二次革命”，并在《人道》报上“纪载战时惨状，鼓吹人道主义”，“反对武力解决”，成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大权独揽，踢开一切政党，首先就拿中国社会党来开刀。下令“各省都督民政及各军司令官，将所有社会党本部支部一律严行查禁。”8月31日，江亢虎遵命发表《留别中国社会党同人宣言》，辞去总代表头衔，解散中国社会党。随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

1920年夏，江亢虎回国。翌年去苏联旅行，复以中国社会党领导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谒见列宁。1922年8月经欧洲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是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江亢虎却“深感赤化东渐，颇为人心世道之隐忧”，发表《新俄游记》攻击十月革命。同时提出“资产公有”、“教育普及”、“选民参政”和“立法一权”等英国费边社的“理论”，抛出一个“新社会主义”纲领，妄图抵消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支持北洋军阀。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江亢虎一面致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一面通过清室内务府大臣金梁上书要求清逊帝溥仪复辟。6月15日，江再次组织中国社会党，发布《中国社会党复活宣言》。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投靠北洋军阀，10月参加段祺瑞御用善后会议，并出任制宪要员。1925年8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甲子清室阴谋复辟案”有关文件。江亢虎给溥仪的手书被公诸于众，声名狼藉，被迫返沪主持南大校务。11月，江又以新社会民主党名义发表宣言，与西山会议派“谒诚联络”相互勾结一致反共。1926年，江亢虎上书吴佩孚，要求“朝野上下大联合之实现”，“然后赤祸庶几可免。”1927年北洋军阀覆灭，江亢虎解散新社会民主党，旋逃往美国，再赴加拿大执教。

1928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江亢虎上书对蒋大肆吹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江再向蒋献“活标之策”:“不宣战”、“不进攻”，实行民族投降主义。1933年江亢虎回国。1934年12月至1935年春在上海举办《孔子的人生哲学》讲座，鼓吹忠君、孝悌、温良恭俭让等封建道德，以配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提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等谬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配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

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亢虎避居香港。1939年应汪精卫之邀由港返沪。同时又一次打起中国社会党的旗号，为汪伪建立“中央政府”效劳。1940年出任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国务委员和考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此间，江亢虎提出以佛教、道教、儒教为中心内容的“固有的东方文化”和“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日汪“思想上防共之绝大武器”。

抗战胜利后，江亢虎潜藏南京清凉寺为僧，后逃往北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亢虎被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1954年12月7日，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