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一字可远，别号谷山。东阿(今属山东)人。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8)。其先世本登州(府治今山东蓬莱)人，明时才迁至东阿。父于玭，官至平凉府(府治今甘肃平凉)同知，以清正廉洁著称。于玭娶妻刘氏，生于慎行。于慎行11岁时，其母刘氏不幸病逝。这对于于慎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于慎行将母亲生时的言行记录下来。每次读时，都悲痛不止。

嘉靖三十八年(1559)，14岁的于慎行试童子科，在郡、县都是第一名，乡人大异之。朱维京之父让于慎行、于达真同朱维京一起跟从郑日休学习。经过郑日休严格的教育培养，于慎行的学识大有长进。嘉靖四十年(1561)，于慎行参加省试，主试者因其文太奇，故意压制他，于慎行仅得第六名。隆庆二年(1568)，于慎行中进士，选庶吉士，师从殷文庄、赵文肃，殷文庄善词章，赵文肃善经济，两人情趣不同，但都非常器重于慎行。

隆庆四年(1570)，于慎行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加纂修《世宗实录》。隆庆三年(1572)，又奉令纂修《穆宗实录》，万历二年(1674)，《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因功被赐金币，并晋升为翰林院修撰。随后，于慎行被推举为皇帝日讲官。在封建社会，皇帝为了接受历史教训，研讨探索治国之道，特设经筵日讲。这实际上就是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在讲席之上，除了对经史进行讲读研究之外，还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按照旧例，皇帝的日讲官都是由翰林院的大僚充当，于慎行能以史官的身份充当日讲官，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

当时，神宗皇帝刚刚即位不久，对朝政颇感新奇，尚能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每当开讲之日，神宗总是早出晚休，孜孜不倦。与于慎行同时充当日讲官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名流，他们的讲授，对神宗大有裨益。当时，于慎行主讲唐史，每讲到唐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之处，于慎行总是反复论说，神宗也总是竦然而听。

有一次，于慎行讲授刚刚完毕，神宗就取出御府所藏的一幅画来，让他在上面题诗。这使于慎行十分为难。于慎行虽精于诗，但却拙于书法。不题则违皇帝之命，题则自己的书法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于慎行无计，只好自己写好诗，再请善书法者题于画上。后来神宗曾问起此事，于慎行则如实作了回答。神宗十分赞赏于慎行的率直与坦诚，即刻亲笔书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赠给他。这四个字出自《孟子·离娄篇》，原文作“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意思是说，用仁义来要求君主叫作恭，向君主陈述善事、堵塞异端叫作敬。神宗的题字，既是对于慎行的肯定，又是对他的希望。

万历四年(1576)，于慎行进为翰林院侍讲。五年(1577)，《世宗实录》修成，于慎行因劳加俸一级。这年的九月十三日，当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二十五日，消息传到北京。按照封建礼法，从闻丧的这天起，张居正就应该回家守丧27个月，在这期间，不能为官、嫁娶、应试，这叫作守制。但是，神宗皇帝一天也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的新政，也正在实施;他本人不愿意离开京师，恐怕一旦离开会有人谋算自己。于是他便同大太监冯保制造了一个“夺情”之局。夺情，即守丧未满而朝廷强迫出来做官。这是不合乎封建礼法的事情。

张居正的夺情马上遭到了朝臣的激烈反对。其中最为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茅。他们分别上疏，弹劾张居正。这实在是张居正难以容忍的事情，为了尽快扼制此风的蔓延，他伙同冯保，决定对四人进行廷杖。四人因弹劾张居正获罪后，一些朝臣极力疏救。于慎行也联合了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李长春、田一、修撰习孔教、沈懋学等人上疏申救，可惜他们的奏疏被阁臣吕调阳从中阻挡，无法呈上。

于慎行等人的上疏是于慎行拟就的。张居正知道这事后，心中十分气愤。但是于慎行毕竟是皇帝的日讲官，一时也无可奈何于他。最后张居正终于找了个理由，将于慎行训斥了一顿。张居正说道：“您是我所推重的人，难道也跟随别人干这种事么?”于慎行没有被张居正吓倒，正色道：“您推重我，所以我才这样报答您。”张居正听了，气得脸色发青，大怒而去。

这年的十一月，朝廷因星变考察百官。张居正因夺情遭到了廷臣们的反对，这下可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借考察之名，张居正利用职权，将上疏申救吴中行等四人的赵志皋、张位、习孔教等人统统贬谪。于慎行在这次考察中虽然未被贬谪，但张居正却处处排挤他，于慎行无奈，便于万历七年(1579)，引疾回归乡里。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家居接近4年的于慎行在张居正死后，奉诏入京，仍旧充当日讲官。当时，充当日讲官者共有6人，都是于慎行的同年，但其他5人官职和俸禄都高于于慎行。过了许久，于慎行才被进升为左谕德。

张居正在世时，推行新政，辅佐神宗治理天下，其功卓著。但同时他也树了许多政敌。在他死后，这些政敌纷纷粉墨登场，趁机弹劾他。隆庆二年(1568)，辽王朱宪被废为庶人。这事与张居正并无多大关系。张居正死后，由朱宪的次妃王氏(时朱宪已死)出面，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亲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疏中除了为辽王辩冤外，还称辽王府原有金宝万计全部为张居正家所有。贪财的神宗看到这句话，即刻下令司礼监张诚、刑部侍郎丘等人，前去查抄张府。

查抄张府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有许多官吏为张居正求情。于慎行是在张居正的排挤下才乞罢回家的，张居正死后他完全可以借机发泄私愤、落井下石。但他没有这样做。当他得知丘奉令查抄张府时，便马上给丘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于慎行写道：张居正一生殚精竭虑，为国家效劳。其是非功过，当另当别论。在任职其间，张居正即使接受过别人的贿赂，但也屈指可数，其家所藏，连冯保家藏的万分之一也不到。倘若您想称职尽责地完成皇上的任务，那么张居正家乡的人必定全被牵连进去。张居正有八十老母在堂，他的孩子也都是些读书之人，涉世不深。抄没其家产之后，必然会颠沛流离，这真是让人心酸的事情。望您疏请皇上，对张居正的家人予以宽恤，以推广明主帷盖之恩，成全大臣簪履之谊。

于慎行的这封信，写得语气极其恳挚。在当时，张居正的一些政敌，趁机推波助澜，必欲置张居正家人于死地而后快，于慎行敢于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真是难能可贵的。而他这种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优秀品格，也受到了时人的称赞。

张居正死后，于慎行的官运还算不错。万历十三年(1585)，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万历十四年(1586)，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不久又转为左侍郎。万历十七年(1589)改为吏部，掌詹事府。刚刚到任，又被擢为礼部尚书。

神宗不喜欢王恭妃及其为他生下的皇长子朱常洛，而宠爱郑贵妃及其为他生下的三子朱常洵。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神宗也企图废长立幼。这一不符合封建礼法的做法，激起了朝廷大臣的激烈反对。册立谁为太子，成了朝廷大臣与神宗斗争的一个焦点。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皇长子已经9岁了。神宗实在难以抵挡朝廷大臣的压力，便于十月二十一日传旨：册立之事，定于后年春举行。

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神宗一直施用拖延术对付朝廷大臣。这一点，朝廷大臣们看得非常清楚。在神宗传旨的第二天，已作了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就上疏催促神宗速决大计，他在疏中写道：“圣人办事，必定顺乎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

神宗为了防止朝廷大臣上疏，在传旨的同时，还下令大臣不许上疏激扰，并声称越发上疏激扰则越发推迟册立日期。神宗是想借此钳制朝臣之口，没想到传旨后的第二天就有人上疏，这可把神宗给气坏了，便下严旨将于慎行斥责了一通。

可是于慎行偏偏没有被神宗吓倒。第二天又上了一份奏疏。疏中写道：“册立太子，本来就是礼部的职掌，臣等不言，那就是臣的罪过，望陛下迅速册立东宫，并将臣放回田里。”对于于慎行这种带有要挟意味的催促，神宗实在难于接受。怒气冲天的神宗传旨：“你等职掌典礼，要挟怀疑君主，罪责难逃，各罚俸禄三个月。”于慎行因为上疏请求册立太子，连同他的属僚一起，最终竟受到了如此惩罚，他实在难以接受。这时的于慎行，已经觉得时不可为，遂萌发了乞罢的念头。山东举行乡试，考试尚未举行，而典试者之名已传了出来。言官便弹劾礼部官员泄漏典试者之名。于慎行是礼部尚书，便首先引罪乞休，疏凡九上。神宗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允其离去。

于慎行又一次从京城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从万历十九年(1591)罢职，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重新被起用，于慎行在家乡整整度过了17个年头。在这17年里，他专心著述，写下了大量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游览家乡的山山水水，创作了大量诗文。在这17年中，朝廷大臣虽然屡次推荐他，但他都未被重新起用。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沈一贯、沈鲤两位阁臣同时离去，内阁中只剩朱赓一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神宗下令推举阁臣。于慎行与礼部侍郎李廷机、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于慎行再三推辞，未获允许。当时，于慎行已有病在身，便带病上路了。

按规定，新任阁臣到京，必须先见皇上，当面谢恩，方能入阁办事。当时，于慎行已经63岁，加之病魔缠身，廷谢之时，连跪拜他都觉得十分吃力，动作极其迟缓。他自知这样不合礼法，便上疏请罪。神宗温旨劝慰，并令他马上入阁办公。

于慎行已卧病在床，确实已病得不轻。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便草就了一份遗疏，请求神宗亲近大臣、补充言官，起用被罢的旧官。写完之后，他传来自己最亲近的门人，让他抄写了一遍。门人刚刚抄写完毕，就听见于慎行大喊：“我最终也不能报国了！”几天之后，于慎行便去世了。听到于慎行去世的消息，朝野上下都很悲痛，为他的逝世深表痛惜。神宗对他深加悯悼，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性爱读书，至老不倦。他不仅仅是一个正直的官吏，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于慎行最熟悉历代典制，当时的许多大礼，都是由他裁定的。嘉靖时，孝烈后死后升入祖庙，附祭于仁宗。万历改元，穆宗升入祖庙，附祭于宣宗。于慎行认为这不符合典礼，便作《太庙祧迁考》，授引晋、唐、宋历代典制，反复申说。其立论雄辩精核，虽然未被施行，但当时的人都佩服于慎行懂得典礼。

于慎行又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史学论著主要有《谷山笔麈》、《读史漫录》、《兖州府志》等。《谷山笔麈》主要记述明代万历之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制、释道、边塞等内容。其中对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史实，特别是官吏的互相排挤，官场的黑暗腐败，多出于于慎行自己所见所闻，对于研究明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读史漫录》一书，则评论历代史事，上自伏羲，下至宋元，持论平实允当。《兖州府志》是他编纂的一部地方志，其特点是体例谨严、资料翔实、考证精确，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多有记述，是明代地方志中较为优秀的一部。

于慎行还是一位文学家。在文学上，他反对复古主义和模拟风气。他曾说过，唐人并没有模仿古乐府诗，唐人创作的乐府诗，只不过是借古乐府之名表达自己的胸臆;五言诗在魏晋时，也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今人要一味地模仿，那就太愚蠢了。他的这些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诗文则平和淡雅，从容旷达。《明史》本传中曾这样说：“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在词馆中，于慎行与临朐(今属山东)冯琦文学并为一时之冠。”

张继先

张继先（1092－1127），北宋著名道士,嗣汉第三十代天师。《汉天师世家》卷三载:字嘉闻,又字道正,号翛然子。五岁不能说话,忽一日闻鸡鸣笑赋诗,人皆称异,以为真仙。九岁嗣教。宋徽宗多次召至京建醮,称其传袭祖法,符水有功,虚靖恬和,道行高洁,赐号虚靖先生,赐金铸老君及汉天师像。授太虚大夫,辞不受,御制诗以赐。大观二年(1108)还龙虎山。政和二年(1112)遣使复召,以疾辞。敕改上清观为宫。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奉召进京,病逝途中。有著作《大道歌》、《心说》行世。《正统道藏》收署名虚靖张真君著《明真破妄章颂》,另收明张宇初所编《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元武宗时封“虚靖玄通弘悟真君”。

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 是东汉卓越的医学家。他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视为经典，他被尊为医圣。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 (今河南邓州市)人。张仲景少好学善思，10岁时就读了不少的书，羡慕扁鹊的“起死回生”之医术，从而产生了学医的愿望。于是，便拜当地名医张伯祖为师，尽得其传。灵帝建宁年间 (公元168～172年)，他被推举为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相传他在公余时间专门坐在大堂上给百姓看病，这也是后人称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为坐堂医生的由来。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兵祸相仍，疾疫大作的时代。从汉灵帝建宁四年 (公元171年)后的十余年间，中原地区曾经连续发生5次大的疾疫，死亡人数，不可胜计。张仲景的家族200多口人死去2/3，其中死于伤寒者又占7/10。人民的疾苦，自家的遭遇，使张仲景决意研究伤寒，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 “救贫贱之厄”。从此他“勤求古训”，认真阅读《素问》、《九苍》、《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医学典籍，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又 “博采众方”，广泛地征集民间的治疗药方。他为了丰富自己的医学理论和提高医术水平，不辞劳苦，深入城乡，积极参加医疗实践，曾跋涉于川陕间。刘备据有四川，他离蜀还乡，隐居河南少室山中，悉心研究医学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 《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的医学名著。

《伤寒杂病论》共16卷。包括 “伤寒” 和 “杂病” 两部分，前者专论伤寒，后者论诸杂病。书成之后，由于兵荒马乱，原著已散失残缺，幸得晋朝名医王叔和整理，编为36卷，才得以流传。到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旧简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经高保衡等人校勘，将它分为两部书，一部名 《伤寒论》，10卷，22篇，收载397法，113方，主要阐述霍乱、流行性感冒、肺炎等多种外感热病的辨证施治的原则和方法; 一部名 《金匮要略》，6卷，25篇，收载139条，262方，主要是阐述内科杂病，兼述外科、妇科及皮肤科等40多种疾病的辨证施治原则和方法，汇集了自己和前人成功的医疗经验。

张仲景是我国古代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奠基人。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辨证就是辨别病的征候，运用多种诊断方法，从错综复杂的病情中，去掌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疾病作出准确诊断。论治就是在“辨证” 的基础上达到治疗的目的。这一原则，在张仲景之前，已为医家所采用。张仲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给予了系统的总结，使其成为科学的理论。在诊断上，他从疾病所在的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辨证方法，即辨证八纲。以望、闻、问、切四诊诊察病证的性质。在治疗上，提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汗就是用排汗的方法除去病毒，吐就是让病人将腹中的病毒吐出来，下就是将胃肠中病毒泄下，和就是和解病人体中的病毒，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这样八纲、八法就由阴阳两大纲领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以 “八纲”诊断疾病，按“八法”进行治疗，为他确立的这种辨证论治所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至今仍为中医界所遵从。

张仲景又是我国中医方剂学的鼻祖。他根据前人的经验以及自己的实践，在《伤寒杂病论》 中，收载法3917个，方380余个，用药214味，其中不少医方，如用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用白虎汤治乙型脑炎，用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汤治疗急性阑尾炎等，至今疗效仍很显著。他的方剂配伍和加减变化法度严谨，配方时讲究君臣佐使。他在因证立法、以法系方和遣方用药上，均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内容。书中对药物的煎法、服法、禁忌等所作的阐述，也多具有实用价值。在对药剂类型的记述上，更是齐全完备，除汤剂外，还有丸剂、散剂、膏剂、栓剂、洗剂、浴剂、酒剂、熏剂和滴鼻剂、灌耳剂等。由于他在药物学上制方严谨，药少方精，功效显著，所以后世奉他为方剂学始祖。

张仲景的医学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 《黄素药方》 《辨伤寒》、《疗伤寒身验方》、《评病要方》、《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7种，可惜这后7种都已亡佚无存了。

张仲景一生不但注重医学理论研究，著述宏富，而且躬行实践，医德高尚。他把“救贫贱之厄”作为一生行医的目标，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救死扶伤，以人命为重，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谨慎行医。对于那些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 的庸医，深恶痛绝。他曾在《自序》 中痛切地指出：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张仲景的这种崇高的医风医德，令人敬仰，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张仲景在医术上是相当高明的。《太平广记》、《甲乙经·序》中记有这样一件事： 侍中王仲宣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文学家，20余岁时，张仲景在修武行医的时候，结识了他，凭借自己的行医经验，断定他患有疬病(麻风病)，应即早治疗。便对他说： 君有病，应早点治疗。不然，到40岁时，眉毛就会脱落，甚至会死去。并且告诉他说五石汤可以治疗这种病。王仲宣以为这是吓唬他的，所以没有按时服药。几天之后，再见仲宣，问他： “药服了没有?” 回答说： “服过了。” 仲景说：“观面部颜色，不像服药了，君可不要拿性命当儿戏啊!”仲宣仍然听不进。几年之后，仲宣果然病作，眉毛脱落，终于离开了人世。

张仲景还很注重疾病的预防，主张“治未病”。他认为人和自然界息息相关，发病与否，同外界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因此他提倡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注意锻炼，讲究卫生，内养正气，外慎风邪，以期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他的这些见解，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张仲景是汉代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家。他总结了我国2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发展和丰富了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给后世提出了理法方药的一系列原则，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更加密切起来，为后世医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书中的药方被称为经方，有不少至今仍有应用价值。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标志着我国的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他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位光焰炳耀的划时代人物。他的医学理论自唐、宋以来已传向海外，对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中医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日本还有专事研究《伤寒论》的团体。中外整理、研究张仲景医学著作的已逾千家以上。人们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为了纪念这位医学家，在他的家乡河南南阳东关建造了医圣祠，1992年国家卫生部还在南阳市内建立了张仲景医史文献馆。

慈航

慈航（1895～1954），最早在台湾弘传唯识的法师。福建建宁人，俗姓艾。字彦才。号继荣。幼失怙恃，年十七礼拜自忠和尚为师。次年，受具足戒于九江能仁寺。曾遍礼九华、天台、普陀等各处道场。学禅于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游学于谛闲法师之门；复于度厄法师座下习净土。民国十六年（1927）入闽南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受其薰陶，而有革新佛教之志。此外，又曾亲近圆瑛法师。师曾两度闭关，阅藏六载。十八年主持安庆迎江寺，致力于弘法事业，倡言改革僧伽，整顿佛教，尝创设中国佛学会于缅甸仰光。二十九年随太虚大师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继而留居马来西亚，创办星洲菩提学院、星洲佛学会、怡保佛学会、槟城佛学会等机构，并发行‘人间’月刊，极力推行佛学社会化，南洋佛教由是大兴。三十七年至台湾中坜主持妙果法师所办之台湾佛学院，僧俗兼收，开台湾佛教之新纪元。旋为安置大陆来台之僧青年，乃于汐止成立弥勒内院。并开讲因明、唯识、楞严等大乘经论，尽心致力于教育弘化。四十三年五月示寂，世寿六十，僧腊四十二。遗体跏趺盘坐于缸内，并安置在静修院后山。三年后开缸，肉身不坏，教界传为美谭，并建慈航堂，以纪念其德业。他生前的著作由后人辑为《慈航法师全集》其中包括《成唯识论讲话》，《相宗十讲》、《大乘起信论讲话》，及《菩提心影》等。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年2月1日－1881年1月1日），法国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19世纪30—7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卓越的领袖。他一生有将近一半时光即37年经受铁窗生活折磨,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805年2月布朗基诞生在法国滨海省普格德尼县皮热泰涅镇的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他父亲曾参加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他通过讲述革命故事使布朗基从小就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波旁王朝复辟后他父亲遭受迫害,布朗基被迫离家到巴黎投靠哥哥阿道夫。在中学念书时学习成绩优异,且显示出过人的组织才能,毕业时参加了旨在推翻复辟王朝的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1825年他考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和医学。1827年他多次参加学生示威运动,同反动军警展开搏斗,曾三次受伤。1828年他游历过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在圣西门派的巴黎《地球报》任职时开始接触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巴贝夫的著作和他的亲密战友邦纳罗蒂的《为平等而密谋》尤其对布朗基产生重大影响。1830年布朗基拿起枪杆,投身于推翻复辟王朝的武装斗争。作为人民革命结果而建立的金融贵族统治的七月王朝,使他感到极大的失望,不久他便加入了共和主义者组织的秘密团体“人民之友社”,后来成为其左翼领导人之一。由于布朗基积极参与“人民之友社”的活动,严厉抨击七月王朝反动的内外政策和宣传共和主义思想,1831年7月被内务部逮捕,并于次年1月被判处徒刑一年。1835年布朗基参与创立秘密的工人革命组织“家族社”,次年3月警察局以所谓“炸药事件”将布朗基等24名“家族社”成员逮捕,组织遭破坏,同年6月布朗基被判处徒刑2年。半年多后遇大赦被释放,他暗中联系原“家族社”成员,创建了纪律严明的新的密谋组织“四季社”。1839年5月以布朗基为首的“四季社”在巴黎发动武装起义,两天后被政府军残酷镇压,布朗基侥幸逃脱后于10月被抓获,被最高法院判处极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他被关在位于大西洋的一个荒凉小岛上的圣米歇尔山监狱,惨遭种种非人的折磨,1842年因越狱未遂而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直到1848年2月菲力浦王朝被革命风暴摧垮后,布朗基才获自由。他立即赶赴革命的中心巴黎,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同月底他与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德萨米一起创立了“中央共和社”,并以此合法组织积极开展革命鼓动工作。1848年5月初开幕的制宪会议和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引起了工人群众强烈的不满与愤怒。5月15日布朗基在巴黎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冲进制宪会议会场,要求面包和驱散制宪会议。资产阶级右翼政府用军队镇压这一事件后,于5月26日将布朗基逮捕,并于次年4月对他判处徒刑10年。1852年和1853年他又进行两次越狱未遂,直到1859年8月遇全国大赦他才被释放。布朗基出狱后回到巴黎,他不顾独生儿子要他放弃政治斗争的劝说,又继续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1861年3月他在巴黎又遭逮捕,于同年6月以所谓参与秘密社团罪被判处四年徒刑。1864年他趁监外就医之机逃往布鲁塞尔,在此地五年期间(1865—1870),他仍然坚持不懈地为革命事业奔忙。这时他撰写并用笔名发表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等方面问题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他的朋友汇编成册,在他死后以《社会批判》为书名出版。他通过各种渠道同国内革命力量保持联系,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他本人甚至多次潜返巴黎,鼓吹和参与各种革命活动。1868年布朗基出席了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大赦后布朗基返回法国。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布朗基紧接于8月14日发动了推翻波拿巴第三帝国的武装起义,但由于未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而遭失败。9月初“国防政府”成立后,布朗基于9月7日创办了《祖国在危急中报》。布朗基在每期报纸上都发表声明或文章,通过分析敌军的军事动向而及时提出保卫祖国的各种建议,这些文章后来由他的信徒汇编成册,以《祖国在危急中》为书名在公社时期出版。布朗基曾在该报第一期上发出支持“国防政府”的号召,待认识这个政府的本来面貌后便于10月31日他领导了推翻这个反动政府的起义。起义者开始取得成功,占领了巴黎市政厅,逮捕了国防政府的成员,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新政府。但是起义的领导者轻信反动政府头子们的诺言,结果被后者调集的军队打败。次年3月17日反动政府下令逮捕了布朗基并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次日,巴黎工人阶级便夺取了政权,宣告成立巴黎公社。3月26日布朗基被缺席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后还被选为名誉主席。公社曾提出以包括巴黎大主教在内的74名重要人质交换布朗基一人,但遭到凡尔赛政府的拒绝。直到1879年6月布朗基才被特赦出狱。这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战士仍然斗志不减当年,不辞辛劳地到法国南方十多个城市作巡回讲演,呼吁释放公社战士。1880年11月初他作为法国代表团成员去意大利参加纪念加里波第的活动。同月他参与创办《不要上帝也不要老爷》报,他亲任主编,宣传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同年12月底他应邀参加一次工人集会,会上他作了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红旗的激动人心的报告。这次会后他便中风卧病不起,1881年元旦去世。马克思曾把这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实干家,称颂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他的重要文章已编入《布朗基文选》出版。

刘云若

刘云若(1904～1951)，名兆麟，又字渭贤，天津人。天津著名言情小说家，曾在扶轮中学读书。曾在机关任职员。常在天津各报上发表小说，题材多为妓女生活。抗日战争前，在《天风报》等报上发表连载小说，人们称他为“天津张恨水”。起初写的《小扬州志》，很受读者欢迎。他的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天津地区的旧社会的黑暗面，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在艺术上以情节曲折离奇取胜。1926年间为《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撰稿。后到《北洋画报》、《商报》、《天风报》任编辑。1930年处女作小说《春风回梦记》获好评。此后专写社会言情小说，为多家天津报纸争相刊登。《红杏出墙记》、《粉墨筝琶》、《情海归帆》、《歌舞江山》、《换巢鸾凤》、《香闺泪》、《姽婳英雄》、《碧海青天》等40余部小说。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内心情感，笔触细腻，语言生动，富于天津地域幽默感，饱含批判社会的现实意义。其作品有17种版本，时人称“南有张恨水，北有刘云若”，2000年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展出，展位标明为“社会言情大师刘云若”。

王诩

鬼谷子王诩（约公元前年—约公元前年），一作王禅，道号玄微子，生卒年不详，华夏族，战国时期显赫人物。相传，其额前四颗肉痣，成鬼宿之象。一说卫国（河南淇县）人；一说战国魏国邺地（河北临漳）人；一说陈国郸城（河南郸城县）人；一说汉水之滨 关内云阳 （陕西石泉县 ）人。 - 著名谋略家、道家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纵横家的鼻祖，精通百家学问， - 因隐居云梦山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常入山修炼，深谙道法，神妙莫测。 “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为老学五派之一。老学：苏张（苏秦和张仪）、鬼谷一派，申、韩一派，杨朱一派，庄、列一派，尹文一派。

他通天彻地，智慧卓绝，人不能及。一曰数学，日星象纬，在其掌中，占往察来，言无不验；二曰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曰言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辞吐辩，万口莫当；四曰出世，修真养性，祛病延年，服食导引，平地飞升。

二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名家尊他为师祖， 道教尊其为王禅老祖。 在文化史上，他是与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先哲齐名的学术大家。

鬼谷子主要作品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天髓灵文》等。其著作被后世称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书中涵盖的思想、谋略智慧在现代的从政、外交、经营、管理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

鬼谷子主要作品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天髓灵文》等。其著作被后世称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书中涵盖的思想、谋略智慧在现代的从政、外交、经营、管理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 【出典】《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曾“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同书《张仪列传》也说：张仪“始尝与苏秦事鬼谷先生”。其国籍及其人的有无，历来诸家说法不一。《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又引《风俗通义》曰：“鬼谷先生，六国纵横家。”《史记索隐》引乐壹注《鬼谷子》书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名鬼谷。”唐人长孙无忌《鬼谷子叙》引西晋皇甫谧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隐于鬼谷。”

刘绶松

刘绶松（1912～1969），现代文学史家,教授。原名刘寿嵩,曾用笔名宋漱流。湖北省洪湖县刘家边人。七岁开始读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在重庆南开中学、陕西西北工学院、兰州大学等院校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9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代初,参加了高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任副主编。曾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几十年如一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勤奋、刻苦,1962年任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委员。1964年任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册;1956年,作家出版社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该书对现代新文学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思潮、流派、作家及作品都作了较科学的评介,被列为高校文科教材;文艺评论集《文艺散论》(195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收辑了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十三篇论文;《京郊集》(195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收辑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艺理论的论文八篇。此外,还有不少文艺论文和古体诗,散见于《文学评论》、《红旗》、《文艺报》等刊物上,尚未成集。

徐一士

徐一士(1890年10月-1971年11月)，谱名仁钰，字相甫。从事新闻事业后改名一士。原籍江苏宜兴，通籍河北宛平。1910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1911年在北京前清学部复试，取得进士出身，任法部都事司七品小京官。辛亥后，在济南任上海《民权报》、《中华民报》特约通讯员，又担任北京《新中国报》通讯员及编辑，又曾任《京津时报》、《京报》编辑，先后在《晨报》、《国闻周报》等处任特约撰述。一直从事文史掌故的研究和考证。1928年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员。先后担任平民大学新闻系、盐务专科学校、北京国学书院等院校讲师、教授。1958年经梅兰芳先生推荐，进入北京文史馆任馆员，直至1971年11月病逝。初与胞兄凌霄合署在《国闻周报》连续发表《凌霄、一士随笔》，达五年之久，但未结集出版。另著有《一士类稿》(1944年上海古今出版社出版)、《一士谈荟》(1944年上海太平书店出版)和《负暴闲谈·评考》等。1983年5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将《一士类稿》和《一士谈荟》二书合并重排印行。他的随笔以丰富有趣的文史掌故吸引了众多读者。

徐陵

徐陵（507-583年）南朝陈诗文作家。字孝穆。东海郯(山东郯城)人。徐摛子。8岁能属文，13岁通庄老之意。及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辨。梁普通年间，父徐搞为晋安王萧纲谘议，徐陵亦被引参宁蛮府军事。及萧纲立为皇太子，置东宫学士，徐陵也被引纳。稍迁尚书度支郎，出为上虞令。后坐事免官。太清二年(548)，奉命出使东魏。次年，侯景作乱，攻克建康，他被迫留在邺城。不久，北齐文宣帝高洋篡位自立，仍不准南归。他困顿北方7年，直到西魏攻克江陵，杀梁元帝萧绎后，才随梁宗室萧渊明回到南方。王僧辩得徐陵，大喜，使为尚书吏部郎，掌诏诰。后陈武帝陈霸先代梁自立，任为尚书左丞。累迁御史中丞、吏部尚书、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谥曰章。

徐陵博学多才，通经籍，精释氏，曾为萧纲述庄子义，为陈叔宝讲解佛经，他尤以文章弛名一时。陈叔宝说他“文曰词宗”，《陈书·徐陵传》也称为“一代文宗”。萧纲在东宫时，撰《长春殿义记》，请徐陵作序。而梁末自陈的公文诏诰，大都出于他的手笔。据《陈书·徐陵传》说，他“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逐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影响之大。这些文章往往写得辞藻华美，声韵和谐。最著名的是《玉台新咏序》，绮艳精工，华美绝伦，是南朝骈体文的典型之作，其《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在北齐与宗室书》等，系羁留北齐时所作，申述盼望南归之理与发抒羁旅愁苦之情，往往沉痛哀切，抒情性较强，情真与辞美合为一璧。今存诗歌大都为应制之作，内容比较贫乏，风格大抵与萧纲“宫体”一路。比较可读的是一些闺怨诗和写景诗，如《长相思》2首、《山池应令》、《新亭送别应令》等等。有的乐府诗，如《出自蓟北门行》、《关山月》等，则写得意气豪壮，气骨轩昂，表现了南朝末期诗歌向清刚健举发展的迹象，对隋代边塞诗有一定先启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徐陵诗篇制短小，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不少诗篇已暗合唐代律诗的标准。这表明了他在声律上的深湛功夫。《陈书·徐陵传》说他“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殆即指此。所以，后世有人把他推为律诗的创始人。

徐陵文章当时盛传南、北朝，《陈书·徐陵传》说经过乱离散失之后，其文集尚存30集。今本仅存6卷。最通行的是清人吴兆宜注、徐文炳补注的《徐孝穆集笺注》本。另外，流传至今影响很大的《玉台新咏》，历来也都认为是徐陵编选的。

乔应甲

乔应甲（1559年-1627年），世称乔阁老，字汝儁，号儆我，山西临猗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二十年（1592）成进士。历任湖北襄阳府推官、四川道监察御史、浙江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南京督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等职

初授湖北襄阳府推官，在襄阳六年，政绩卓著。三十年（1602）提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嗣后在京候旨，目击京师骚乱不靖，遂仿唐十渐疏作“巡城十渐条陈”上奏，不久，京都积弊为之一清。

万历三十一年（1603），“妖书——《续忧危竑议》事起，循万历《忧危竑议》体例，谓郑贵妃害太子事，语涉首揆沈四明，后署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刊行。神宗令应甲廷对，应甲以“从来妖书毁谤别人，从无自我署名的道理”回奏，遂置不问。时沈四明上奏弹劾楚宗室，而吏部侍郎郭江夏袒护之，沈即疑“妖书”出于郭手，而嗾使门人钱给事诬告郭，乔应甲又上奏称钱给事附沈杀人媚人，并为楚宗室辩。沈四明为此忌恨应甲，放其巡按淮扬。

应甲巡淮扬，睹总漕淮抚李三才“性不能持廉”（《明史》李三才传语），以“五好十贪”书木板上传之于衙门，遂与三才交恶，并由此于衅于东林。

万历三十三年（1605），应甲请假归里。

万历三十八年（1610）调浙江道御史。次年，东林主持京察，应甲几遭大祸，经吏部侍郎潇宣化等力争乃免，但亦用“年例”外任，即告归里。

又丁忧两次，家居达13年之久。

万历四十三年（1615），曾以太常寺少卿召，应甲不就。家居期间，协助地方调整田赋积弊，废除冗烦手续，民颇称便；又倡民疏浚涑水河道，据蓄水池曰“砚凹翠”，即防水患，又利农灌。

明登莱巡抚袁可立题碑天启四年（1624），起任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在道陈言几十疏，言赵南星之遂，李三才之横；力攻高攀龙、孙琮、曹于汴，并攻魏大中等，末言：“东林得淮抚则暗有所恃，淮抚得东林则两有所挟”。请将三才托汪文言贿谋起升，房可壮特疏举荐，乞取各官保疏，参疏，俱付史馆记载。应甲力剖门户党局之意由此可见。

天启五年（1625），改以御史大夫巡抚陕西，严搜括，清透支，儆官邪，绝贿赂，吏治为之一清。尝主持杖死鱼肉百姓的国舅曹应祥，民皆称快。应甲巡陕时，适逢陕北大祲，饥民流窜。延绥巡抚请兵剿除，应甲以饥民宜抚置之不问。其后李自成揭竿而起，封建卫道者以肇于应甲抚而不剿之罪，而闯军途经猗氏则称乔为清白吏，一字不褒，荣于华衮。 天启六年（1626），应甲被升为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掌院，为谣言中伤而听候处置。应甲再上疏乞休，得以新衔致仕。 天启七年（1627），病卒于家，终年69岁。墓碑为兵部尚书袁可立所题，额曰：“乔阁老墓在县东五里，明天启甲子学士乔行健葬此，山东登莱巡抚袁可立题碑。”

崇祯年间，东林党得势，大捕天下阉党，时应甲已死，子孙曾受牵连被拘。

遗著有《便民实政》、《三实奏章》、《看山集》正续、《难焚草》（诗集）、《咫园诗集》等，均散佚，唯《半九亭集》（8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嵇康

嵇康（224年－263年），三国魏哲学家、文学家。字叔夜。原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后避仇迁至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家侧有嵇山,因以为姓。早孤,有奇才风仪,时人誉为“龙章凤姿”。与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博览群书。尤好老庄,喜养性服食之事。与阮籍等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性刚直不群“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卜疑》),“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不满司马氏执政,后遭钟会构陷,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被司马昭所杀。将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奏绝响《广陵散》曲。哲学上,坚持元气一元论,认为元气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产生天地,天地的变化又产生万物:“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太师箴》)并用元气论说明人才性的差异:“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然。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明胆论》)提出性分论,认为人性有不同,故决定人的地位和活动范围也不同,不能企望有所超越:“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倡人性的自然流露,反对儒家思想对人自然本性的压抑和束缚。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难自然好学论》)主张“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对儒家的繁琐礼教表示不满,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社会达到一种“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同上)的无矛盾与斗争的理想境界。在心物关系上,认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声音本身并无哀乐,是人心感物而生乐之情,因此“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声无哀乐论》)。在养生问题上,主张“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并辅之以“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养生论》),达到长寿之目的。嵇康在论述形神关系以及对占卜和命相等迷信的批判中,也反映出他的无神论思想。他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养生论》)表明他认为人的物质形体和精神是相互依赖,而不可分离的。对卜宅、卜相的迷信,他批判说:“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相须之理诚然,则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征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去凶;持知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承认神仙的存在,并幻想人会长生不死,这反映出他思想的苦闷与局限。在教育思想方面,他提出的基本主张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一方面严厉地批判了儒家“名教”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倡导“自然”教育。“越名教”与“任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越名教”,即超越“名教”,亦即反对“名教”。他依据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思想得出,“名教”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人性变坏和进一步堕落的过程。他说:“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不难看出,统治者宣扬“名教”的旨意,是企图从内心到言论再到行动对人们加以箝制,使之不越“名教”的轨道。他认为,“名教”思想的根本危害是压抑和破坏人性的自然发展。“任自然”的教育主张,就是让人们脱离“名教”的束缚,使个性得到自然地发展。他还借庄子“至德之世”一词,表述了社会理想。于《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答难养生论》及《声无哀乐论》等文中,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至德之世”的景象,那是远古时代的理想国,一切都与现存的社会制度相对立。那里的人们“耕而为食,蚕而为衣,衣食周身则余天下之财”,是人人劳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里没有“待积敛然后乃富”的寄生虫。这一理想与阮籍的“太初”社会的理想是一致的,都是不满现实的空想,从中可见对封建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与否定。《三国志》卷21、《晋书》卷49有传。后人辑有《嵇康集》。

和珅

和珅（1750年7月1日—1799年2月22日），清代大臣。字致斋,姓钮祜禄,满洲正红旗人。少时家贫,读书不多,但聪明机警,强记博闻,能诗善画,通晓满、汉、蒙古诸文。19岁时被选到宫中任銮仪卫三等轻车都尉。由于善于察颜观色,奉承拍马,深得乾隆帝的宠信,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历任副都统、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吏部尚书、大学士、直至晋封公爵。其子娶乾隆女儿孝和公主为妻后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他掌握朝政20余年,结党营私,权倾朝野,富埒天下。他公开向属员索要贿赂。四方进贡之物,“上者悉入和珅,次有始入宫也”。他还纵容爪牙搜刮民财,坐地分赃,使清廷从上到下形成一个贪污群体,当时民间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谣。1796年乾隆禅位给儿子颙琰。颙琰即位后年号嘉庆。1799年(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病逝,嘉庆帝亲政。和珅被王念孙等弹劾。嘉庆帝命王公大臣会审,公布其20条大罪,赐令自尽并抄没家产。根据《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记载,计有田地8,000多顷,宅地5所,房2,790间,当铺75家,银号钱庄42座,古玩铺13座,花园楼台106座,赤金84,000两,银元宝55,000个,窖藏银子100万两,珠宝、玉器、古玩值银800万两,人参600斤,绸缎、皮张值银100万两,珍贵毛皮衣2700多件,其他衣服5300多件。共折合白银约值8亿两,相当于清政府20年的财政总收入。数量之巨,中外罕见。嘉庆帝抄没和珅家产后,拿出一小部分赏赐给亲信和大臣,其余绝大部分都归己有,所以后来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席勒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年11月10日－1805年5月9日），德国杰出的诗人、戏剧家、狂飙突进运动和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城,父亲是个外科医生,后来在卡·欧伊根公爵军队里任下级军官。母亲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1768年,席勒进入拉丁语学校学习,准备将来进神学院。1773年毕业后,不得不进入军事学院。在那里他先学法律,后改学医。席勒在这里被禁锢了8年之久。这时,歌德以及其它狂飙突进诗人的作品、莎士比亚、卢梭的作品已在学生中广泛传播。席勒深受这些作品思想的影响,同时,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并着手剧本《强盗》的创作。

1780年,席勒从军事院校毕业。1781年,《强盗》出版。剧本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声疾呼,热情讴歌了一个以“反抗暴君”为己任的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剧本扉页上写着:“德国将成为一个共和国,罗马和斯巴达与之相比,都不过是些尼姑庵。”“药不治者,铁治之;铁不治者,火治之。”这句名言成为贯穿全剧的战斗口号。《强盗》1782年初次在曼海木上演时,象干柴见了烈火,立即唤起了人民反抗暴政的激情,引起整个社会的轰动。他青年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是《阴谋与爱情》(1784)。作品以两个不同阶级的青年男女的爱情为主题,展示了德国18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冲突。《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的成功,使席勒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著名作家。

1785年,席勒发表了名诗《欢乐颂》。这首诗后来由贝多芬谱曲作为第九交响乐的主题歌而闻名于世。1787年,席勒发表了剧本《堂·卡罗斯》。随后便转向历史研究,写了《尼德兰独立史》(1788)、《三十年战争史》(1791—1793)。由歌德推荐,从1789年起担任耶那大学的历史学教授。1791年,他开始研究哲学与美学,发表了一系列美学论文。在《美育书简》中认为审美教育是使人民获得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794年以后,席勒与歌德共同合作,相互启发,将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用七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巨著《华伦斯坦》(1799)。这是以德国30年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剧。后来又发表了《奥里昂的姑娘》(1801)和《威廉·退尔》(1804)两个剧本。

席勒一生不断与贫困和疾病进行斗争,以顽强的毅力创作了十几部剧本和许多不朽的诗篇,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

滕固

滕固（1901年-1941年），字若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早年就学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继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美术与考古。学成后回上海美专任教。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为民众戏剧社发起人之一。先后在《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曙光杂志》等刊物发表小说，如《古董的自杀》、《葬礼》、《摩托车的鬼》、《魔术》等。郑伯奇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时，收入《壁画》、《二人之间》两篇，并在《导言》中称其小说“有比较写实的作风”， “但题材却只限于自己周围的知识阶级”，技巧“圆熟”，描写“真实”，但“主观的燃烧微嫌不够，因而缺乏迫力”。1926年与邵洵美等人组织狮吼社，出版《狮吼》和《金屋》杂志。1930年赴德留学。1932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回国，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佥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1932至1934年，历任金陵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抗战时赴昆明任国立艺术学院院长，又被推为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名誉理事。1940年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不久以脑膜炎逝于重庆。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壁画》(1924年)、《迷宫》(1926年)、《平凡的死》(1928年)、《外遇》(1930年)，中篇小说《银杏之果》(1925年)、《睡莲》(1929年)，诗与散文集《死人之叹息》，论著《唯美派文学》、《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征途访古述记》，译著《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等。

黄文弼

黄文弼（1893年4月23日—1966年12月18日），考古学家。字仲良,湖北汉川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工作。1927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史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1930年返北平,受聘任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并整理赴新疆考查所得的考古资料,1931年出版的《高昌砖集》以及1932年完成的《高昌陶集》分别代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933年又去新疆考察,越年回北平。1935年以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分派驻西安整理碑林,同时整理西北考察的资料。1938年碑林竣工后,先后去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任教,并整理罗布泊的发现。1940年任西北大学教授,后受该校委托再次去新疆考察。1947年接受北平研究院的聘请,到史学研究所专事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得以全力整理历次西北考察的收获,并完成了《高昌砖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察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1957年又以60多岁高龄率队去新疆考察。此次除对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进行了考古踏察外,还在哈密、焉耆、库车等地进行了发掘。一生热爱祖国、孜孜不倦,勤勤恳恳从事考古事业和西北史地研究,为考古事业和西北史地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罗布泊是新疆省最大的湖泊,塔里木河流注其中,地理学中属交替湖,在世界地理学界有过争议。根据罗布泊沿岸的考古发现,论证了罗布泊史地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对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等方面的研究都很有价值。对塔里木河流域诸绿洲古国遗迹做过普遍的考察,对龟兹、于阗,焉耆等许多古城古地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演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对吐鲁番盆地中屡经盗劫的高昌时代遗存有较详细的考察。对高昌墓地的发掘,向学术界首次提供了荣城分布的确切情况以及麴氏高昌较为系统的纪年。此外,对古代大夏,大月氏等的故地及移徙的研究,所获罗布淖尔汉简及考释等都值得重视。多次以科学研究成果为据提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有一条已涸的西东方向河道,流长相当现今塔里木河,也是注入罗布泊,并论证其为汉晋时代的“南河”,推测其西东断流过程发生在五世纪至八世纪之间。这一发现以及由此提出的问题,对该地区诸古国的兴衰和丝绸之路等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著作有《高昌砖记》(1931年出版)、《高昌陶集》(1932年完成)、《罗布淖尔考古记》、《高昌砖记》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48年出版)等。此外尚有《西北史地论丛》以及考古报告遗稿等。

张君劢

张君劢[mài]（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人。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弟嘉璈，是江浙财团首要人物，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

张君劢六岁入塾，十岁入上海广方言馆，接触到一些维新派的书报，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康有为、梁启超极为崇拜。1902年参加宝山县试，考取秀才。1903年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一年，因签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被校方斥退。自后，在长沙明德学校、常德师范学堂等处任教。1906年得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选修德语。在日期间，结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次年9月，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政闻社总社迁上海，张君劢主持东京的社务。他曾致函梁启超力主加入官场，广占势力。1909年6月，张与吴贯因等在东京设立“谘议局事务调查会”。8月，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天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鉴定留学生的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劢看到袁世凯即将得势，极力怂恿梁启超与袁世凯结合，他自己则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1月，在上海与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8月，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张嘉璈等所组织的“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民主党”。之后，张君劢作为民主党代表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

1913年1月，张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学国际法、政治学、经济学。是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张君劢致函国内报界，极力主张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军实行镇压，并号召其党员(时民主党已合并为进步党)为此“舍身自效”[1]。直到1915年，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活动，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他这才追随梁启超等人作反袁的表示。是年底，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张以参加“反袁”的名义回国。但回国后并未去西南，而在浙江当了交涉署长。同时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后即专任《时事新报》总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奔走南北，为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作游说，任段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次年7月，张勋复辟，张君劢又跑到南京投靠冯国璋，为冯代理大总统事到处游说。复辟平定后，冯国璋当了总统，张任总统府秘书。之后。由于研究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恶化，张去职，转就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1月，与蒋方震等人发起组织“松社”，标榜“以读书养性为旨”。12月，随同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在德国访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Eucken)，对哲学发生兴趣。梁、丁等回国后，张遂留居德国从倭铿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Henri Bergson)求教。自此，张君劢对康德唯心论哲学极为崇拜，奠定了他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1922年1月，张君劢回国，曾一度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参加过章炳麟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在这次会上，张参加草拟宪法。之后，著《国宪议》，幻想在军阀统治的局面下施行宪政。

1923年2月，张君劢到清华学校作“人生观”问题的讲演，以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为依据，宣扬“生命力的突进”和“自由意志”，提倡孔孟之道和内心修养，叫嚷要复活宋明理学，说什么“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2]。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一场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4年，张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院长，亲自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张悄悄到武汉观察动向，写了《武汉见闻录》，也条举一些革命新气象。次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以“世界室主人”为笔名，刊行《苏俄评论》一书。又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撰写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制之解剖》等反苏、反共文章。同时，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作某些指摘。为此，于1929年6月遭蒋拘禁，经章炳麟、杜月笙等人说项，很快获释。被释后曾往满洲里、绥芬河一带了解中东路事件，旋返上海。是年10月，再次到德国，任教于耶那大学，于1931年9月回国。

张君劢回国后，一面在燕京大学任教，一面为筹建政党做准备。1932年4月16日，与张东荪等人拉拢一些研究系残余分子，在北平秘密召开“国家社会党”筹建会。5月，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提倡所谓“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订的民主政治”，主张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1933年4月，召开“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张当选为该党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

国社党成立后，张曾往山西寻求阎锡山的支持。是年11月“闽变”发生后，又南下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刚到福州，见蒋介石正调集大军包围福建，预感到福建人民政府将失败，即转往广州投奔邹鲁，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受到进步师生的反对，他半年后就去职。1935年，张再到广州，帮助陈济棠办学海书院。他把在该院的专题演讲与旧作曾合辑为一书出版，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宣扬“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3]。1936年夏，陈济棠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失败，学海书院封闭。是年11月，张跑到红军撤离后的瑞金作“视察”，大作反共演说，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所以赣南弄成一片惨无人道的地方”[4]。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君劢先后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次年4月，张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5]，国社党于是公开活动。7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8月，刊行《立国之道》一书，系统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国民政府西迁后，他率领一部分国社党员前往重庆，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自立军制”，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6]。对于张君劢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言行，中国共产党对其作了必要的批驳后，仍然争取他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1939年9月，张任国民参政会所设宪政期成会委员，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做过一些努力。11月，张代表国社党加入黄炎培等发起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10月，张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得到资助，与陈布雷等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于云南大理，张任院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黄炎培与张君劢等人集议，认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于3月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任常委。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仍任常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学生以港渝飞机运狗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张君劢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此事的指使者。不久，他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被滞留在重庆两年多，民族文化学院亦遭封闭。

1944年底，张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次年4月，受国民政府委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担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在美期间，曾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7]领导人伍宪子等人策划两党合并。后又往伦敦考察英国工党。

1946年1月，张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回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起草宪法草案。是年8月15日，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等国的“国社党”瓦解，而英、美等国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高涨，便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也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采用“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8]。

政协会后，张君劢曾随同黄炎培等人以第三方面身份参与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0月，蒋介石在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及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均坚决抵制。张君劢在民盟也曾多次表示要信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但不久即受蒋介石的拉拢，不顾民盟的劝阻，于11月20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9]。2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民社党出席“国大”代表名单。这种行径当即遭到广大社会人士的谴责，民盟令其退盟，民社党亦由此分裂，张东荪退党，伍宪子等人与张君劢分为两派。

1947年4月，张君劢伙同青年党主席曾琦与蒋介石签订所谓“三党施政方针十二条”，并向蒋介石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至此，民社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7月，民社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任该党主席。嗣后，他到处宣讲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宪法，并于年底跑到美国作鼓吹。次年3月，访晤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为蒋介石乞求美援。1949年4月，代总统李宗仁派居正动员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已避居澳门，未敢接受。11月，以“讲学”为名，由澳门到印度。

张到印度后，曾在德里大学及加尔各答大学讲授孔孟哲学，并往印尼、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51年到美国。1955年在斯坦福大学作所谓“中共政治”的研究。次年，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在美期间，曾撰《理学的发展》等著作，自称为“二十世纪之新儒家”。1958年后，先后到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69年2月23日因肺炎死于美国旧金山。

孙不二

孙不二（公元1119--1182年），号清静散人。生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卒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宁海(今山东登州府)人。北七真之一。禀性聪慧柔淑，父以配马宜甫，即北七真马丹阳真人。生三子。大定七年，王重阳至其家化导入道，未从。“乃锁先生于庵中，百有余日，不与饮食。开关视之，颜采胜常，方始信奉”。然仍爱心未尽，犹豫不决。大定九年(1169年)，遂远离三子，竹冠布袍，至宁海金莲堂礼重阳而求度。受法名道号及天符云篆秘诀，别作庵以居。十二年(1172年)西游入秦求道要，炼心环堵，十五年，往洛阳依凤仙姑，居其下洞，后六年道成。时当大定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忽沐浴更衣，问弟子天气卓午，援笔书颂云：“三千功满超三界，跳出阴阳包裹外，隐显纵横得自由，醉魂不复归宁海。”书毕，趺坐而化。元世祖至元六年封“清净渊贞顺德真人”。道派名清净派，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进封“元君”。其主要著作有《孙不二元君法语》、《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等。

顾学颉

顾学颉（1913—1999年），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字肇仓,号坎斋。湖北随州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师院、湖北师院、湖南师院、私立民国大学等院校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建国后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1975年退休。现为兼职教授及《艺文志》杂志常务编委,北京元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顾学颉治学范围较为广泛,对唐诗、元明杂剧及古典小说均有涉猎。出版了《元人杂剧选》、《元明杂剧》、《关汉卿戏曲选》、《白居易诗选》、《元曲释词》等著作,并校注、校点了《醒世恒言》、《今古奇观》、《白居易集》、《随园诗话》、《介存斋论词杂著》等。先后在各报刊上发表了《徐陵为“律诗”首创人说》、《白居易世系家族考》、《白居易与永贞革新》、《白居易与牛李两党关系考》、《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温庭筠行实考略》、《温庭筠交游表》、《三国志演义中的几个问题》、《三国演义里塑造的曹操》等数十篇论文,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结集为《顾学颉文学论集》出版。

柳如是

柳如是（1618年～1664年），明末清初女诗人。本姓杨,名爱,后改姓柳,名隐,又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吴江(今属江苏)人,或说嘉兴、松江人。她原为明末名妓,才华出众,颇有识见,不仅能诗词,书画也很有名气。后与钱谦益相恋,做了钱氏之妾。明亡,曾劝钱谦益以身殉国。钱谦益仕清不久归乡,柳如是亦随之居于绛云楼,二人共同从事订讹考异等学术活动。钱谦益死,柳如是以身殉之。柳如是的诗主要抒发闺中相思别离之情。如《五日雨中》:“苍茫倚啸有危楼,独我相思楼上头。下杜昔为走马地,阿童今作斗鸡游。”写自己独居深闺的相思之愁及兴亡之感。一些小诗,尤其是咏柳诗,更是写得缠绵绯恻,凄艳哀婉,如《杨柳》其一,写柳枝被送别的人们折来折去,“不见长条见短枝”;其二写“玉阶鸾镜总春吹,绣影旋迷香影迟。忆得临风大垂手,销魂原是管相思”,都是以秾丽的口吻写柳,以柳自喻,寄托自己的相思离别之苦。又如《杨花》、《西河柳花》,也都是她写柳的佳作。柳如是词的内容及风格都与诗相近,如〔诉衷情近〕《添病》:“几番春信,遮得香魂无影。衔来好梦难凭,碎处轻红成阵。任教日暮还添,相思近了,莫被花吹醒。”笔致委婉含蓄,词境朦胧凄迷,字句中体现了女词人多愁善感的特点。此外,如〔少年游〕《重游》、〔金明池〕《寒柳》等词,也都表现了大致相类的情趣。著有《戊寅草》、《柳如是诗》等。

崔致远

崔致远(857—915)新罗末期的学者、文学家。字孤云、海云。王京(今庆州)沙梁部人。庆州崔氏家族之始祖。869年入唐学习。874年应试，宾贡科及第。在洛阳居住2年， 开始写作。后任宣州溧水县尉。淮南节度使高骈起兵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 召他为从事， 掌书记，写了讨黄巢的檄文和大量表、状、书、启，虽对农民起义多有攻击之词，但以其文章闻名遐迩。后受唐僖宗礼遇，授都统巡官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职，赐紫金鱼袋。

他在中国的10余年间，写了大量的诗文，多数失传。现存的作品中， 怀念故国之作是较优秀的篇章。如《秋夜雨中》： “秋风惟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又如《山阳与乡友话别》：“相逢暂乐楚山春，又欲分离泪满襟，莫怪临风偏怅惘，异乡难遇故乡人。”以感情真切、深沉著称。

884年，崔致远以唐使身份归国。新罗宪康王封他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但屡遭诬陷，先后谪放大山、天岭、富城等郡守。893年任遣唐使节， 但遇阻未成行。894年， 上疏真圣王时务策10余条，积极主张改革，官至阿湌。他目睹社会日益混乱，对现实悲观失望，故辞官流浪各地，最后举家隐居伽耶山海印寺，终老于该地。

崔致远的诗歌中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大多是在他回国之后创作的。新罗末期，社会混乱，到处暴发农民起义。他的诗歌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但是已经和前期不同，有些作品已能反映出乱世的黑暗和污浊的社会面貌。《寓兴》一诗，写冒险家、名利之徒“轻生入海底”的丑态。五言律诗《古意》，以拟人化的手法，写狐狸变作美女、化为书生以欺骗世人，讽喻某些人的伪善面目。《蜀葵花》对地位卑贱者表示同情， 影射新罗严格的等级制度。《江南女》可能创作于在中国生活期间，描写富家女儿娇纵放荡的生活， 同情“终日弄机杼”的贫家少女。《三国史记·乐志》载有他的《乡乐杂咏五首》， 具体、生动地描写了“金丸”、“月颠”、“大面”、“狻猊”、“束毒”等五技演出的盛况，成为研究朝鲜古代歌舞的珍贵资料。

崔致远擅长于书法和文章，他的《鸾郎碑序文》是说明花郎道的珍贵资料。主要著作有《私试今体赋》1卷、《五言七言今体诗》1卷、《杂诗赋》1卷、《中山复篑集》5卷(任溧水县尉时的作品)， 都已失传，只有《桂苑笔耕》20卷、《释顺应传》和收在《东文选》等书中的诗歌传世。他的相当数量的诗作与文章收进《孤云集》中加以整理。《桂苑笔耕》是朝鲜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部个人著作集，其中的全部诗文都是他在中国生活时期所作。

崔致远被朝鲜历代公认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对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中国《唐书·艺文志》立有列传。 《全唐诗》以及中国清末刊行的《唐宋百名家集》和《唐人五十家小集》中都收有他的作品。

刘宰

刘宰（1167—1240），字平围，号漫塘病叟，金坛(今属江苏)人。绍熙元年进士，调江宁尉，历真州司法，授泰兴令。韩侂胄方谋用兵，宰言其轻启兵端，为国深害，果如其言。为浙东仓司干官，寻告归，监南岳庙，退居云茅山之漫塘。嘉定间，屡召不就。理宗朝，累召为籍田令、通判建康府，皆不就，以直秘阁主管仙都观致仕。端平元年，复以太常丞召，一时誉望收召略尽，唯宰与崔与之不至。隐居三十年，平生无所嗜，唯于书无所不读。嘉熙三年卒，年七十四。其学一以程、朱为归，所与游者亦多朱熹门人。诗文淳古恬淡，质朴自然，不事雕饰而明快畅达，《漫塘》一赋，尤为著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时人称其“学术本乎伊洛，文艺胜于汉、唐”(赵葵《漫塘刘先生文集序》)。诗如《题荆公游半山图》、《猛虎行》、《野犬行》、《漫塘晚望》、《开禧纪事》等，多为前人称许。著有《京口耆旧传》九卷。《漫塘文集》三十六卷，有明正德十六年任佃刻、嘉靖八年王皋续刻本，万历三十二年范崙刻本，《嘉业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二八○六至二八一○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六八二○至六八六○收其文四十一卷。事迹见《宋史》卷四○一本传。

宫岛咏士

宫岛咏士（1867年11月15日－1943年7月9日）,日本书法家，名吉美，号勖斋，通称大八，又称宫岛大八，日本米沢（即"米泽"）市人。父宫岛吉久（又名宫岛诚一郎，字栗香）为米泽藩士。明治初结成兴亚会，为贵族院议员终。1884年，宫岛咏士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科毕业。1887年赴清，师从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随至武昌、西安，张裕钊为曾国藩高足，以北碑书法闻世。宫岛咏士学得精义，1894年回日本，开中国语塾归咏舍，后改善邻书院。以院长终。曾为东京大学、东京外国语学校讲师。

冉雪峰

冉雪峰（1878年10月30日-1963年1月29日）。生于四川省黛溪县。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是全国著名老中医。他六世医传，自幼习文学医，19岁乡试，在慈父严师冉作辑的教导下不入仕途，学文在于奠定医学基础，专心致志于祖国医药学，在中医药学术上有深湛的造诣。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化名冉剑虹，时任湖北省新闻社社长，兼武昌起义指挥机关军务处秘书长，曾亲自带兵去黎元洪府中将其抓获。辛亥革命失败后，从此不问政事，专心研究祖国医药学。1918年，全国鼠疫大流行，在实践中总结出治疗鼠疫的“太素清燥救肺汤”和“急救通窍凉血汤”等有效方药。此外，在白喉、天花、麻疹、霍乱等方面均有专论或专著付梓，在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方面贡献卓著，悬壶汉口，活人甚众，声名大噪，武汉三镇一带，几乎家喻户晓。他还热爱祖国医学的教育事业，曾独资创办“湖北中医专门学校”，并任校长，桃李满天下。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他放弃收入丰厚的门诊，组织“湖北省中医战地后方服务团”，捐出多年来的积蓄，为抗日战士和难民免费治病，后避难于四川省万县董家岩乡。在这期间，著有《国防中药学》《大同药物学》《大同方剂学》《大同生理学》《辨证中风问题之解决》等。他历来主张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大同”二字蕴含着中西医结合的含义，作为一个传统老中医，曾亲手制备人体骨骼标本，并绘制了数百幅人体解剖学彩图(见《大同生理学》原稿)，这种勇于革新，学而不倦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四川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从事中青年中医的培训提高工作，教学成绩显著，编有《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等著作，受到广大学员的欢迎和尊重。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他调该院工作，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主任。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时，以《八法效方举隅》一书向党献礼，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研究八法的第一部专著。1960年，撰成《冉雪峰医案》。80岁高龄时开始纂写《冉注伤寒论》，这部书总结了冉先生60多年的临床经验，与仲景学说一脉相承，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所发展。例如对《伤寒论》的释名，认为六淫之邪中伤太阳寒水，所引起的一系列病变的讨论，故名《伤寒论》，是发前人所未发，对于理解和掌握《伤寒论》全书的内容，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是一部珍贵的中医文献。此书经其子冉小峰、冉先德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作序，国家科委科技研究成果管理办公室王建勋同志撰写前言，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

阿桂

乾隆年间，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清朝国势达到极盛。乾隆对边疆用兵屡屡得胜，这同他十分注意奖掖功臣有很大的关系。他曾四次令画工为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里，以示荣宠，并亲自为功勋卓著者制作赞语。当时，有二人四次享此殊荣，一位是海兰察，另一位就是本文传主——列为定金川首功、定台湾首辅、定廓尔喀以爵论第一，定伊犁亦名列前茅的阿桂。

阿桂（1717年9月7日—1797年10月10日），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大学士阿克敦之子。乾隆三年(1738)举人。乾隆八年(1743)三月，升郎中，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随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军营，督运粮饷。自此从戎，青云直上，深为乾隆所倚重。

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部发生叛乱。准部地处偏远，文化落后，与内地差异很大。准部首领怂恿人民反叛政府，想摆脱中央的统治。从康熙帝起，就多次用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准部时叛时服，成为清廷一大心患。乾隆继位后，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出兵。准噶尔军纷纷投降，叛乱很快平息。

为了有效地管理控制这一地区，乾隆帝命阿桂赴乌里雅苏台督办台站，因措施得力，九月授参赞大臣，十二月以北路军务大臣身份驻科布多。

立功后的阿睦尔撒纳对所受封赐极不满意，心怀私欲，怂恿准部继续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在定边将军兆惠和衮扎布的追击下，阿睦尔撒纳仓皇出逃，设计由部下约降，暗地里却备下埋伏。阿桂棋高一着，命领兵大臣和硕齐、唐喀禄前往相约地点纳降，自己领兵接应。果然，和硕齐、唐额禄遭袭击后，阿桂率兵及时赶到。皇帝奖其谋深计高，赏戴花翎，下令阿桂继续用兵，留意堵截逃跑的阿睦尔撒纳。阿桂不以为然，认定阿睦尔撒纳进入不了俄罗斯，还会回来，所以只是领兵在准部张网守候。事实上，阿睦尔撒纳正如乾隆所料入了俄境，直到后来病死那里。阿桂因判断失误，拒听命令，贻误战机，受到乾隆帝的严厉斥责。

与此同时，在南疆霍集占兄弟又发生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和卓叛乱”，霍集占兄弟就是大小和卓木。叛乱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天山北路，又受命率军南下。他率领的3000名清军被霍集占率领的1万名叛军困在黑水，历时三个月之久。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阿桂同副将军富德从乌鲁木齐赶往南疆增援，在内外夹击下霍集占军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叛乱平息。

事定之后，阿桂奉命留守回部要地阿克苏做善后工作。他为了分化回人的力量，实行迁民，许多回民在伊犁防军的监护下迁去伊犁屯田，而他们的牛羊便免费成了运输的脚力。在阿克苏和伊犁之间设置传事台，供通音信，以便及时了解情况，相互支援。在水草肥美的伊犁河以南海努克一带驻扎屯田，以回民为主，官兵驻防，协同耕种，修建了城池。后来，又有不少回民涌入。原先荒凉的边疆地带变得生机勃勃，到处一派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景象。阿桂被授内大臣。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皇帝奖其功，将阿桂一族由正蓝旗升入上三旗，赐入正白旗。十月，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授伊犁将军。叛乱已平，百名功臣画像入紫光阁，阿桂以侍郎身份居第17位。

金川地区从明代起成为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世袭封地，后分为大、小金川两个土司。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先是命当时的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兵再征，仍是劳师靡饷，连年受挫。乾隆三十六年(1773)九月，阿桂赴四川。大金川首领索诺木和小金川头目泽旺之子僧格桑并力顽抗。阿桂自西路，总兵宋元俊从东路夹击攻打喇卜楚，经过激战，取胜。清军士气大振，乘胜前进，直逼腹地。叛军见势不妙，声称投降。乾隆下旨：能保其永不反乎?宜一并擒获，永无后患。阿桂查看地形，调兵遣将，决定乘敌不备攻其要害。夜半大雾，大队人马摸索进发，埋伏在各个隘口，出其不意，攻克3座山梁，24座碉堡，缴获大量火药、器械。清军占据了金川要道，叛乱者陷入包围之中。自此，清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叛敌尽弃寨而逃。乾隆帝奖阿桂用兵有方，赐御用黑狐冠至军前。

大军分道并进，阿桂率军攻克制高点美都喇嘛寺，居高临下观察叛敌的兵力布置，迅速调集军马，互为犄角之势，步步进逼，夺其碉寨，僧格桑逃走，其父泽旺请罪送京发落。至此，小金川全境荡平。

就在阿桂同温福商议攻打大金川时，番民受贼诱惑侵扰清军后路，抢占粮仓，军心大乱。不久，驻木果木的温福突遭夜袭，清军溃败，为金川兵所杀。小金川重新陷落。乾隆帝大怒，授阿桂为定边将军，速调火药、军械，增兵5000人入川。各军不断受到骚扰，阿桂命严加防范，停止进攻，整顿治理。凡言词桀骜、叛逆内应者全部被杀。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小金川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阿桂同副将富德、明亮每天都带兵巡逻。一天，将近日落时分，阿桂只领十数骑出营，登上一个小山头俯视敌寨，发现数百骑敌众包围了小山。阿桂命士兵脱下外衣系在树上，然后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时间已晚，林子里又特别昏暗，敌人只见林中“旌旗”飘扬，以为有埋伏，才派出侦察骑兵，阿桂已悠然回到了军中。谙熟兵法的阿桂治军有方，严禁骚扰百姓，深受人民的欢迎。在他们的支持下，不久攻下了美诺。

小金川已平，阿桂不再贸然进兵，而是继续安抚百姓，巩固扩大胜利成果。他把小金川作为根据地，积极筹备粮米、服装等后备军需。眼看时机成熟，秘密定于乾隆三十九年(1714)正月初六从底木达开始发兵，同时飞骑传檄统领丰升额、明亮两路，相期呼应。

阿桂统一调度，分三路出兵：第一队5000人，由海兰察为统领，初六进发;第二队5000人，色布腾巴勒珠尔统领，初七进发;第三路5000人，阿桂自己带领，初八进发。命士兵只带十日干粮，昼夜兼程，夜间不许举火，务求速战速决。三路大军转战20余里，神出鬼没，迅速攻克赞巴拉克附近诸山。二月又克罗博瓦山。罗博瓦山距敌很近，僧格桑凭险要地势拒守甚严。如果从罗博瓦山出日则丫口正面进攻，肯定会造成很大损失。阿桂分兵六路，避实就虚，直捣防守薄弱的别斯满、诺尔等碉堡。僧格桑忙分兵援救，防守顿弱，正好中计，被留在罗博瓦山的精兵正面攻破寨子，占领丫口等要地。僧格桑两处落空，仓惶而逃。阿桂上奏皇帝：“宜发檄各诸土司，勿留余孽，协同擒获，加意严防，不得丝毫懈怠。”在密集攻势下，僧格桑病死在大金川，金川兵将其尸首献出，无心再战。乾隆四十一年(1776)攻克了大金川最后据点噶拉依。索诺木声称第二天正式投降，阿桂欣然答应，属下纷纷劝谏，恐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阿桂笑着说：“我们据要势，他往哪儿跑?如果自杀，何至于等到今日?”果然，第二天早晨，索诺木自缚率家族20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其族人有的被处死，有的监禁，有的发边为奴。其余的将领头目也悉数被擒。乾隆帝了却了一大心病，龙颜大悦，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授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画像入紫光阁，供人瞻仰，并赐亲书诗：掌握师行抡俊豪，事无巨细一心操。功成九仞尤应慎，惠洽诸军实所褒。探路欲因乘怠隙，攻碉直可压危挠。我居避暑原无暑，卿效贤劳真是劳。嘉予七言赐书扇，凯歌二捷换征袍。勉之指日视郊劳，紫阁勋铭崇爵叨。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阿桂留金川治理，经营屯田事务，让当地百姓和驻守官兵分散相错杂居，消除不安定因素，并按登记户口酌量配给牲畜、种子，注意发展生产，免除租赋三年。皇帝奖其倾心尽力，赏缎60端，银6000两。阿桂六十寿辰时，乾隆帝赐“崇勋耆庆”匾额，上联“功冠紫光荣赐衮”，下联“筹添绛甲赞凋梅”。并赐御制诗：功高殊众赐冠衣，寿日充闾耀吉辉。谋勇奏平定玉垒，归来俾协赞黄扉。六旬庆自今伊始，廿四考当逾古稀。不说保全最黾勉，名同郭令岂其非?

金川既平，乾隆帝重新考虑对缅甸用兵。缅甸王懵驳已故，新王赘角牙闻讯十分恐慌。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和叛逃者，并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命阿桂负责交涉事宜，答应了缅甸的请求。但缅甸只将叛人放回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赘角牙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字塔1座，驯象8只和宝石、蕃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缅甸臣服。自此，中缅边境相安无事。

苏四十三是清甘肃循化(今青海)人，撒拉族，循化伊斯兰教新教首领。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循化撒拉族中新教、老教冲突转炽，清政府明显偏袒老教，引起新教人的不满。苏四十三与另外一名首领韩二个率新教徒千余人起义，攻循化清水之河东大庄，杀老教教首韩三十八。旋又杀河州(今临夏)协副将新柱、兰州知府杨土玑，继破河州，逼近兰州。乾隆帝命阿桂前去镇压。阿桂在磁州接到圣旨，昼夜驰赴，到时，起义军已退守龙虎、华林等要地。该地林密沟深，山路经水冲刷，犬牙交错，极为难行，加之道路狭窄，仅能容一人一骑列队行进，在这地方用兵，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善于用兵的阿桂挑选生长在山区的士兵，从后路攀崖而上，从背后突然袭击，另派军埋伏，乘机围歼。起义军不为所动，只是掘壕增卡，只留下一条向前的小路与外界接触，并不出击，阿桂派出的精兵全部被歼。但是面对阿桂历时五个月之久的围攻，起义军水断粮绝，兵败寨破。苏四十三血战而死，剩余的人们继续奋斗，各地此起彼伏，经过两年时间的联络、集聚，田五与张阿浑、杨慎泗等在道渭石峰堡修筑营寨，制造旗帐兵器，约期再次起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不慎泄密，遂提前在小茶山起义，率众攻打通渭、伏羌、静宁等地。乾隆帝命尚书福康安领侍卫大臣海兰察前往，阿桂督办。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于靖远狼台山，在重重包围下，起义军失败了。阿桂派兵清剿，义军有800多人被杀，700多人被擒。

乾隆五十一年(1786)爆发了以林爽文为首的武装起义。林爽文是福建漳州人，因家贫难以度日随父迁居台湾，参加了天地会，并成为一名首领。天地会原本是下层劳动人民互助性秘密团体，后因屡遭镇压，反清色彩日浓。乾隆年间提出“顺天行道”、“剃除贪官”的口号，天地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入会人数越来越多。清政府感到天地会是个很大的威胁，就对天地会成员大加搜捕，并焚烧村庄。林爽文率众在一月份发动起义，一举攻下了漳化。台湾南部的庄大田起兵响应，在一月底攻下了凤山。

消息传来，乾隆帝非常震恐，严令台湾总督柴大纪镇压。在起义军的进攻下，官兵一溃千里。乾隆又调集大军入台湾，仍不奏效，林爽文义军包围了诸罗城(今台湾嘉义)。

乾隆帝越发感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下旨加派大将福康安为统帅，以悍将海兰察为先锋，率大军登台。海兰察声东击西，佯称要攻大里栈，暗地里却直趋诸罗城。大里栈是起义军的根据地，存放着大量的粮草辎重，林爽文生怕有失，忙分兵救援，不幸中计。在清军优势兵力夹击下，起义军被迫撤离诸罗城。

清军云集大里栈，林爽文战败，逃到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中。次年被俘，解京遇害。

台湾即平，出征将领凯旋归来，乾隆帝论功，阿桂名列第一。这是对他在大陆坐镇指挥，出谋划策，作出“扼其要害，打通诸罗”决策的肯定。正是由于执行这一决策，清军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转败为胜。所谓“谋事在人”，此话确实不虚。

清朝时，京城官员每年所需的400万石粮食全部由漕运供给。由于河道久远，为了保障粮食的正常运输，朝廷花在漕运上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每年都要选派得力大臣巡查，及时排除故障，兴修堤坝等。阿桂在参战之余经常被派往各地巡防河务。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缅甸正式臣服后，阿桂被派往河南境内治理黄河决口。当时下游淤堵，上游水丰，更兼风雨大作，工程极为艰难。阿桂亲自查看水势，令民工在上游郭家庄挖引水河，供分水泄流，筑拦黄坝;在下游王家庄筑顺黄坝，蓄住水势，迫使河水从引河入海，直到次年三月，才完成工程。不久又勘查浙江海塘，顺道勘督清江陶庄河道、高堰石工。

乾隆四十六年(1781)秋天，河南青龙冈一带黄河又决口，阿桂自甘肃前往监督指挥，在决口两端同时筑坝，快要合拢时，副将李荣吉指出水势太盛，应当减慢施工速度，以求稳妥，阿桂不以为意，督促甚急。合拢庆功会上，李荣吉缺席，声称大坝危急，不敢离开。果然两天后，又一次决口。阿桂引咎请退，乾隆明察安慰他，诸臣当中能胜任治河者，非阿桂莫属，应该安心镇静，另求善策。乾隆四十七年(1782)，仍以上游筑堤，下游引河，河岸建坝方完工。

阿桂除视察、治理黄河外，还多次巡查淮河、长江、京杭大运河等水务，奔波劳碌毫无怨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每年的枯水季节招集民工疏挖淤泥、建闸加固堤坝等等。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浙江布政使盛住弹劾总督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财产时，私自吞没金银财宝，皇帝命阿桂去浙江协调查办，事完之后，顺道勘探南盐河等处水道及东伊家河各段。次年二月，勘查河南兰阳十二堡河堤，在戴村坝附近修筑了一座水闸。

阿桂凭自己的能力登上高位，处事机敏老练，参与缅甸交涉，做事很有分寸，知人善任。同是纳降，对阿睦尔撒纳心存疑虑，调兵用计;对索诺木却放任自流，高枕无忧。远见卓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嘉庆元年(1796)十一月，阿桂病倒，告假回家休养，竟一病不起。次年八月卒，终年80岁。嘉庆帝奉太上皇帝敕谕，特封为一等诚谋英勇公，赏给四团龙补服，黄带紫韁，红宝石顶帽，双眼花翎。图像紫光阁，以示殊勋。加恩赏给轻车都尉世职，令长孙承袭。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九月，皇帝亲临祭奠，御制诗曰：“帝念功勋旧，朝廷重上公。将星落霞表，箕尾见云中。函丈仪曾侍，纶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风。”赐祭葬，谥“文成”。

阿桂一生老成练达，经营新疆，周详妥善，从戎出征，指挥若定。及年老，仍然夙兴夜寐，忠心无二，辅佐国政，开诚布公，决疑定计，比同班朝臣自是高出一筹，是乾隆所器重的大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