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复

师复（1884.06.05～1915.03,27） ,原名刘思复,民国初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84年6月27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五)生。十六岁时考中秀才,但不久即对科举失去兴趣,专心研究诸子学、文字学及中国古算术,颇有心得。1901年在香山创立演说社。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8月加入同盟会,旋至横滨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弹。1906年初归国,在香山创办隽德女学,提倡女子教育。不久,应谢英伯邀,至香港编辑《东方报》。

1907年春,为配合许雪湫、邓子瑜在潮州、惠州两地发动的起义,同盟会计议暗杀粤督岑春煊和水师提督李准,刘思复慷慨自请任实行委员,因试验水银炸药击伤脸部,未能成行。同年6月初,李准镇压潮惠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刘思复即准备乘其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11日晨,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1],面部及左手受伤,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巡警道龚心湛命将刘思复先抬入医院治疗,待伤愈后再行审讯。治疗中,刘思复左手下部被医生截去。出院后,清吏多次审讯,刘思复均自称为三水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吏虽怀疑其为革命党,也查出了他的真名实姓,但因得不到他的确实证据,于同年9月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

1908年9月,革命党人郑彼岸创办《香山旬报》,刘思复在狱中起草了发刊词,宣称“欲令邦人士女,拂拭真智,咸革旧染,兴化砺俗,作我民气,因以恢复自由”[2]。他在报上先后以净慧居士、寥士等笔名发表《净慧室随笔》、《寒柏斋剩言》、《䌹庵谰语》、《粤语解》等著作多种,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涉及历史学、方言学等方面。他还曾起草《改良监狱议》,受到香山县令的激赏。1909年10月,经陈景华、郑彼岸等营救出狱,赴香港,受到同盟会南方支部的热烈欢迎。

两年多的牢狱生活给了刘思复不少刺激。在香港,他专心研究《新世纪》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生变化,认为自己已属于“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3]。1910年春,与谢英伯、高剑父、朱述堂等组织支那暗杀团,幻想以个人行动警醒社会,推动革命。据有关人士回忆,该团初次宣誓时,厅房四周围以黑布,中间置一圆桌,围以白幔,上放一骷髅头,屋边燃着一支白蜡烛,宣誓者须在烛影摇红中独对骷髅三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4]。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刘思复曾帮助林冠慈谋刺李准,后又曾准备刺杀清摄政王载沣。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思复在东江一带领导民军起义,号称香军。同年冬,和未婚妻丁湘田、同志郑彼岸一起北上,准备暗杀袁世凯。途经上海时,适值南北和议告成,于是往游杭州西湖,隐居于白云庵。

1912年5月,为了散布所谓“社会革命”的种子,刘思复回广州组织晦鸣学舍,印行《无政府粹言》、《无政府主义丛刻》等小册子,免费赠送。7月,废姓,易名师复。同月,因仰慕托尔斯泰及其道德自我完成说,与郑彼岸、莫纪彭组织心社,宣称“破除现代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5]。该社无章程,无规则,取绝对自由主义,仅公布《信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6]。师复自誓永远遵守。心社的成立及其活动引起广州社会的瞩目,称许者誉为圣人,反对者目为禽兽。师复曾于广州《平民日报》辟《心社析疑录》一栏,刊载讨论《信约》的有关文字。在论证其所谓“废婚姻主义”的时候,师复引用《史记》材料,说明孔子也是其父与人野合而生的“野子”,引起尊孔派大哗。同年秋,师复认为世界大同当以语言统一为先导,发起研究世界语,任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

师复厌恶资本主义的都市生活,曾拟邀约几个同志建立无政府主义新村,已经选定了零丁洋畔一块地方,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命名为红荔山庄。因国民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计划中辍。

对“二次革命”,师复态度消极,认为两方面的是非胜败,均无“评论之价值”。1913年8月20日,他在广州发刊《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其中除中文外,特设世界语部,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世界语刊物。该刊宣称:“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7]。《晦鸣录》仅出两期,9月8日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下令“永远停版”,晦鸣学舍亦同时被封,心社被“立饬解散”[8]。12月20日,《晦鸣录》转澳门出版,更名《民声》。出版两期后,龙济光又奉袁世凯命,串通葡萄牙驻澳门领事予以封禁。1914年4月,师复又转上海继续秘密出版《民声》。

7月,师复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对外名称用A·K·G,译名“区克谨”。该社宣言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9]其后,南京、常熟、广州先后有人成立类似的组织,表示响应,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杉荣等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也纷纷来信表示支持;日本人山鹿泰治并到沪担任《民声》世界语部分的编辑工作。8月,师复致书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报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提议组织万国机关、注意东亚的传播、与工团联络、万国总罢工、采用世界语等五事。11月,上海漆业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师复曾撰文鼓吹工团主义,要工人“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10]。

1915年1月,师复肺病加重。医生建议多食牛肉汁、牛奶、鸡蛋等营养物,但他不愿违背心社《信约》,拒绝不吃;有人为筹集其医疗费,提议出卖印刷《民声》的机器,他表示此为“吾党主义、东方命脉”,不能“断之以活一人”[11]。当时,住院费极为昂贵,《民声》也因捐助经费者日少,陷于困难境地,他感慨地在致郑彼岸书中说:“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12]同年3月27日师复病逝。著有《师复文存》。

在师复传播无政府主义期间,江亢虎正组织中国社会党,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传播社会改良主义。二人间曾展开辩论。师复批评江亢虎“违背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颠倒瞀乱”,“饰说欺人”[13],并将有关文字编为《伏虎集》;其实,师复自己由反对剥削、压迫进而笼统地反对一切政治、政府和权威,也是错误的。五四运动至1927年前后,师复的信徒们曾将他的思想吹捧为“师复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