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年7月8日－1937年5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美国实业家，埃克森美孚创始人，是十九世纪第一个亿万富翁，被人称为“石油大王”。

约翰・洛克菲勒出身平凡，却在40岁时就掌控了蓬勃发展的石油行业。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也完全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白手起家者之一。巅峰时期，洛克菲勒的净资产约占全国年度经济总产量的1.5%——相当于如今的2800亿美元，约为比尔・盖茨所掌控财富的三倍。

他作为慈善家的成就同样卓著。他天生具备商业头脑，兼具强烈的道德感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将前所未有的资源投入慈善事业。生前，洛克菲勒助力开创了生物医学研究领域，资助的科学研究催生了脑膜炎、黄热病等疾病的疫苗。他革新了美国的医学教育，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正规医学院。他积极倡导公共卫生事业，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创办公共卫生学院，并牵头开展多项国际公共卫生重大行动，对抗钩虫病、疟疾、黄热病等多种疾病。他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教育事业，不分性别、种族或宗教信仰。他几乎白手起家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并在十年内将其打造成世界顶尖学府之一。

洛克菲勒于1839年出生在纽约州北部，母亲是循规蹈矩、虔诚至极的浸信会教徒，父亲则性格爽朗、热爱享乐——他自称旅行推销员，实则是个骗子。（在多次长期“商务旅行”期间，洛克菲勒的父亲最终重婚，组建了第二个家庭，却仍定期回到第一个家庭。）年轻的洛克菲勒生性严肃，略显刻板，受母亲的影响更深。他毕生信奉北方浸信会，从不饮酒吸烟。

童年时期，他家频繁搬迁。1853年，他们定居在俄亥俄州斯特朗斯维尔——这座城市是迅速扩张的克利夫兰的郊区。洛克菲勒就读于当地高中，还参加了一个为期10周的簿记课程。16岁时，他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新鲜农产品经纪公司担任簿记员。从一开始，他就将薪水的6%（起初每天仅50美分）捐赠给慈善事业，不久后更是开始按什一税向浸信会捐款。

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钻成了第一口油井，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产业之一就此诞生。同年，洛克菲勒与合伙人共同创办了自己的经纪公司——洛克菲勒-克拉克公司，业务不仅涵盖农产品，还包括石油产品。克利夫兰毗邻宾夕法尼亚油田，且交通网络发达，迅速成为石油精炼中心。1863年，洛克菲勒与合伙人开设了自己的炼油厂。

1865年，洛克菲勒收购了合伙人的股份，与化学家塞缪尔・安德鲁斯共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因需要资金，他找到了斯蒂芬・哈克尼斯，后者投资10万美元成为公司的隐名合伙人，同时要求吸纳自己的亲戚亨利・弗拉格勒为合伙人，负责监管哈克尼斯的权益。弗拉格勒被证明是绝佳人选，他的组织能力和创新商业思维，与洛克菲勒严谨的资金管理能力相得益彰。

1870年，弗拉格勒说服洛克菲勒将“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弗拉格勒”合伙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命名为标准石油公司。标准石油迅速扩张：横向收购其他炼油企业，纵向整合油田、运输线路，并涉足零售终端销售石油产品。该公司力求垄断地位，采用了诸多如今属非法但当时未被禁止的手段，例如从铁路公司获取秘密回扣、掠夺性定价等。它还发明了托拉斯组织形式，以规避过时的公司法。公司收购目标企业时出价公允，通常以标准石油股票支付，并吸纳对方优秀高管。到1880年，标准石油已控制美国90%的石油业务。

对于自己积累财富的方式，洛克菲勒问心无愧。“上帝赐予了我财富，”他常这样说。基于这一信念，他深感有责任将财富用于正途。19世纪80年代初，他每月都会收到数千封求助信。洛克菲勒通常在早餐后召集家人，一同审核这些请愿书的合理性。多年后他回忆道：“这些信件中，五分之四都是个人金钱求助，除了‘写信人希望得到这笔钱’之外，毫无值得考虑的理由。”

在大规模慈善事业的初期，洛克菲勒主要专注于几个自己心系的领域。他是北方浸信会大会最慷慨的单一捐赠者，还资助国内外的传教士和救援人员。他对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也极为关注。1882年，他开始向亚特兰大浸信会女子神学院提供一系列捐赠——这所学校专为非裔美国女性设立，当时举步维艰。随着洛克菲勒捐赠规模的扩大，该校以他妻子的娘家姓命名为斯佩尔曼学院。不久后，他又向另外两所黑人学院——塔斯基吉学院和莫尔豪斯学院提供了类似捐赠。

“大约在1890年，我仍然在随意地四处捐赠，收到求助就回应。我尽己所能进行调查，忙得几乎精神崩溃，”洛克菲勒在1909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意识到，必须像打理商业事务一样，为慈善工作制定清晰的发展规划，进行系统化管理。”这成为他慈善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洛克菲勒通过精明的整合、严谨的成本控制和规模经济积累了财富，这些特质在他的慈善捐赠中反复体现。他不倾向于进行数千笔分散的小额捐赠，而是更愿意向那些他认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机构提供大额资助。“最棒的慈善事业，”他写道，“始终在追寻根本解决方案——寻找问题的根源，试图从源头根除弊病。”

高等教育是洛克菲勒更为聚焦的慈善努力中首个主要受益领域。创办一所顶尖的浸信会大学是他毕生关注的项目。洛克菲勒在与威廉・雷尼・哈珀合作创办芝加哥大学之前，考虑了多个备选方案。1890年，他向该校提供了第一笔60万美元的捐赠。在随后的人生中，他累计向该校捐赠3500万美元，使这所新兴学府迅速跻身世界顶尖高等学府之列。洛克菲勒坚持校园内不得出现任何与自己相关的名称，甚至拒绝在大学校徽上使用油灯图案，以免被解读为暗示标准石油的影响力。他后来表示，芝加哥大学是“我做过的最棒的投资”。

在弗雷德里克・T・盖茨（或许是他最信任的慈善顾问）的劝说下，洛克菲勒越来越投身于医学研究。1901年，他资助创办了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为蓝本，是美国第一所生物医学研究所，不久后便达到了与欧洲同类机构相当的水平。其成果令人瞩目：十年内，研究所成功研发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苗，并支持了美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研究工作。如今，这所更名为洛克菲勒大学的机构，已成为全球顶尖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之一，共有24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此任教。

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富裕实业家一样，内战结束近半个世纪后，美国南方仍深陷贫困与匮乏的困境，这让洛克菲勒深感震惊。1902年，他创立了普通教育委员会，赋予其广泛的使命：改善南方白人和黑人的农村教育、实现农业现代化、改善公共卫生（主要通过根除钩虫病——这种疾病削弱了许多南方人的体质，拖累了各类生产效率）。该委员会帮助南方各地建立了数百所公立高中，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并支持非裔美国人的教师培训工作。

洛克菲勒根除钩虫病的工作，与更广泛的公共卫生改善努力相关联。1913年起，抗钩虫病运动开始向全球推广。随后，在洛克菲勒资助的国际卫生委员会的支持下，类似的抗疟疾、猩红热、肺结核和斑疹伤寒运动也相继展开。1918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办了第一所公共卫生与卫生学院，并于1921年在哈佛大学复制了这一模式。他累计投入2500万美元，在全球数十所大学推行公共卫生项目。洛克菲勒对中国尤为关注（中国是他资助的第二大目的地，仅次于美国），他创立的中国医学董事会，堪称将现代医疗实践首次引入中国的先驱。

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洛克菲勒开始认真考虑创办一家永久性捐赠基金会。到1909年，他已从个人资金中捐赠1.58亿美元用于各类事业。同年，他捐赠了7.3万股标准石油股票（价值5000万美元）作为首期资金，着手创办后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它并非首家此类基金会，但很快成为规模最大的一个。1913年，纽约州为其颁发特许状，明确其使命为“促进全球人类福祉”。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涵盖范围广泛、种类繁多：资助研发黄热病疫苗的研究、支持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捐赠可容纳500万册藏书的新馆舍等。该基金会是绿色革命的先驱资助者——这场革命大幅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量，或许拯救了多达10亿人的生命。数十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对外援助，超过了整个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总额。

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遗产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是否已超越其创始捐赠者的成就，仍未可知。1937年，97岁的约翰・D・洛克菲勒逝世，生前他共捐赠了5.4亿美元（未考虑通货膨胀）。凭借这笔资金，他创办了两所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帮助美国南方摆脱长期贫困，为无数非裔美国人提供教育机会，推动医学研究起步，并显著改善了全球健康状况。因此，他的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夫得出结论：洛克菲勒“必定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