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

他塔拉·刚毅（1837年—1900年），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七年(1837)生。他由笔贴式入仕，历任刑部郎中，江西、直隶按察使，广东、云南布政使，山西、江苏、广东巡抚等，光绪二十年(1894)授军机大臣。纵观刚毅的一生，外任封疆，内入军机，可谓荣宠一时。

清末，外敌入侵，内乱迭起，局势动荡不安，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刚毅作为清政府统治集团的中坚，他关心大清社稷的安危，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经常上疏朝廷，提出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建议。

光绪十一年(1885)，刚毅升任山西巡抚。任职期间，他几次上疏朝廷，提出了在套外、躔金等处屯田的建议。套外、躔金等处土质肥沃，浇灌便利，麦谷粱秫，种无不宜。此前当地曾奉谕开垦过，收租银不下10万两。而及刚毅到任时，因连年战乱，这一望无垠的平川广漠已是野草丛生，杂树成林，一派荒芜衰败的景象。刚毅在疏中，分析了套外、躔金一带的山势地向、水利土质以及今昔衰旺悬殊的情况，指出在此处实行屯田制，是一件当地居民“率皆欢欣鼓舞”的大好事。他说套外“今若于该处议设屯政，则险要藉以扼，地利藉以复，蒙旗藉以赡……躔金一带，诚能及时筹议屯政，无事则固吾边圉，免为逋逃渊薮;有事则防敌伺隙，便于控制事机，策诚至善。”并提出了屯田首先要实行的三条计策：分段、修渠、设官。他的建议，对于处于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清王朝来讲，无疑是不无裨益的，所以，疏入很快就得旨议行。次年五月，刚毅巡阅了作为军屯的大同镇属营伍。

光绪十四年(1888)，刚毅调任江苏巡抚。时值江苏各地连降大雨，境内泻洪的主要河流吴淞江、蕴藻河因年久失修，日就淤浅，淤塞严重处几乎成为平陆，大水溃溢，泛滥成灾，灾民衣食无着。面对这严重的灾情，刚毅上疏，提出了以工代赈疏浚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首肯，下旨议行。刚毅亲自前去督率检查，先后疏通了蕴藻河、吴淞江，消除了后患，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

清末朝廷内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空靡皇粮。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刚毅调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不久，就奏请裁汰冗员薪水，以及各项杂支，以重款项。又疏陈实仓廪、严保甲、罢不急官等，均被朝廷采纳实行。

但总的说来，刚毅才疏学浅，没什么特殊才能，只因他深谙为官之道，时时处处迎合实际操纵朝政的慈禧太后，故深得太后宠眷。

光绪二十年(1894)，刚毅在广东巡抚任上，特旨招入京都给太后祝寿。刚毅为了讨太后欢心，特地叫人赶制了3万银币做寿礼。当时内地通用银，只有广东制成银币。刚毅把银币携入京都献给慈禧，献媚说：“我知道万寿赏号多，特地铸币，以表敬意。”慈禧十分欢喜，忙叫人收下。不久刚毅就被擢为军机大臣，署礼部右侍郎，赏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这使已宣布“撤帘归政”的慈禧惊慌失措，坐卧不安，对新政充满了仇恨，急欲扼杀。刚毅禀其旨意，仰其鼻息，猖狂反对新政，百般抵制变法。光绪皇帝拟降旨废八股、改试策论，刚毅公然进行反对，说什么：“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康有为建议裁减绿营，改用西法练兵，刚毅拼命阻挠，竟然说：“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伸屈弗灵，必非我敌。”他的荒唐言论甚合慈禧意，被慈禧赞扬为“独痛切”。

维新运动被慈禧策划的政变镇压下去后，光绪被幽禁于瀛台，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慈禧仍感到光绪的存在对她有威胁，准备废掉光绪，另立幼帝，结果遭到英、美、日等国反对，于是，刚毅便与军机大臣荣禄等遵太后旨意，策划选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为“大阿哥”，企图以此为过渡废掉光绪。

刚毅竭力奉迎太后，慈禧对他是恩宠有加。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刚毅被提升为工部尚书;七月，充任崇文门监督;九月，充会典馆正总裁。光绪二十三年(1897)，调任刑部尚书。第二年，补正红旗蒙古都统，调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赏赐给西苑门骑马的殊荣，充经筵讲官、翻译阅卷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补内大臣。可谓高官厚禄，显赫一时。

刚毅生性好财，贪得无厌，慈禧的宠信，给他贪赃私饱大开方便之门。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支付日本巨额赔款，国家财政极度空匮，庞大的军需之资朝廷已难以筹措。兵部尚书荣禄便秘奏慈禧，派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去募征。刚毅去到后，大肆搜刮勒索，无论公款还是私银，一概敛取，一年间便搜括银两数千万。刚毅乘机假公济私，饱入私囊的不可胜数。他回京时，大箱小笼等行李多达数千件，围观者愤慨地说：“这里面都是累累黄白物啊!”

戊戌政变后，国力日衰，朝廷欲收罗各省库藏供自己挥霍。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钦差刚毅赴江南查案。刚毅命各省查库藏、核釐金、关税及地方行政薄册等。他利用手中的大权，私立名目，增征税金。所到之处，吏役横征暴敛，目无法纪，打着为朝廷筹饷的幌子，其实大都侵吞为己有。他还向地方官员明诈豪取，索要贡献，仅在广东就敛括四百万。他到粤东时，藩司听说刚毅要来，就天天督促员吏会计核查帐目。时值盛夏，刚毅难以忍受南方的酷热，急欲回京，就对藩司说：“你何必这样辛苦。其实天下之事非常容易办。每天只须穿着背心，挽着辫子，喝着茶水，童仆在一旁打着扇子，一切事就完了。”藩司会意，就着意打点了一番，刚毅非常满意，满载而归。

刚毅任广东巡抚时，入都给慈禧太后祝寿，命一道员为他铸银币3万献给太后，他因此得以升迁，但对制币所用银两却闭口不提，那道员也不敢索偿，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刚毅虽身居高位，文化素养却很低。他识字不多，读书甚少，不学无术，却刚愎自用，因此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念白字、闹笑话。如他读“聊生”为“耶生”、“刘鼒”为“刘鼐”、“瘐死”为“瘦死”，每每引得别人窃笑。他为刑部尚书时，提牢厅每次呈报囚犯瘐死狱中的报告，他都要提笔把“瘐”改为“瘦”，并且斥责那写报告的司员不识字。他不理解“刚愎自用”的意思，把“愎”读为“复”，他曾经对别人说：“别人都说我刚复自用。我只知有刚直，何谓刚复？实在不可理解。”他还把皋陶的“陶”读作“桃”(应读作尧)，煞有介事地说皋陶就是“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一时成为笑谈。他在军机处时，有一次四川报的“剿番夷获胜”的奏折中有“追奔逐北”(追击败逃的敌人。奔、北都指战败奔逃之敌)一语，他阅后大怒，说：“川督竟然粗心大意到了如此地步，奏折岂能任意错讹？”周围的人惊异地问出了什么错？他说：“这句话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讹，因为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他们往时掠去汉人的财物。如果作“逐北”，怎么知道奔逃的人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呢？”当时在一旁的翁同龢强忍住笑，给他讲解“追奔逐北”的意义，他却连连摇头，不以为然。

有一次刚毅在慈禧太后面前荐举以前巡抚江苏时的中军王定扬，他说：“王定扬竟是臣手下的一个黄天霸。”慈禧听了，面露讥笑之色没有作答。同时被召见的荣裕出来后对刚毅说：“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去那施不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所谓“包袱脚”，是京师对那些满肚子是戏，口中却唱不出来的人的称呼，颇含贬义，刚毅竟然不知道。

刚毅不仅无知，而且固执，心胸狭小，听不得半句批评意见，对给他指出谬误的人，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翁同龢因多次指出他念错写错的字，在戊戌政变后，被他乘机弹劾，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加重处罚。

当时有个京官根据刚毅念白字、闹笑话的趣事写了这样一首讽刺诗：

帝将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

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

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刚毅的不学无术，颟顸昏庸。

刚毅一生追随慈禧太后，宠眷在诸王之上，没料到最后因庚子拳变之事，被劾为罪魁。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蓬勃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京津地区发展，令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也使那拉氏深感剿抚两难。六月，英、美、法、德、俄、日、意、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纠合在一起，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面对义和团的斗争怒火和入侵者的嚣张气焰，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认为义和团“法术甚明”，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作孤注一掷的拼斗。而两广总督李鸿章、太常寺卿袁昶等则主张对内镇压，对外求和。因为阴谋废立而遭到各国公使反对而满腹怨恨的慈禧，唯恐列强迫令她归权光绪，因而主战派的主张更合她的心意，她逞一时之愤颁谕“招团御侮”，对外宣战，企图利用义和团杀杀洋人的威风，同时利用洋人消灭义和团，一箭双雕。刚毅奉命前去招抚义和团入京，并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的首领。他们虚伪地宣称义和团是“义民”，加以改编，蓄意把义和团变为清政府的御用工具。义和团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就在北京集聚了数万人，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到处焚烧教堂、围攻外国使馆，同入侵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由于清政府的叛卖，义和团运动失败了。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刚毅随慈禧太后仓惶逃往西安。一路上他心绪忧惧，言行极为谨慎小心，恐祸及自己。行至太原，奉太后之命与八国联军议和的李鸿章电劾肇祸的诸王大臣，刚毅被列为罪魁。从此，他更加惊恐不安，不久忧虑成疾，死于山西侯马镇。后来，惩办罪魁时，刚毅因为先死，免遭杀戮，追夺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