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年—前385年）古希腊旧喜剧诗人。生于雅典。阿里斯托芬交游甚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他的朋友。柏拉图曾在他的哲学对话《会饮篇》中提起阿里斯托芬同苏格拉底讨论爱情的起源问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最初的人被神劈成一男一女，后来由爱情促使他们互相寻找，结合为一。公元前427年，阿里斯托芬的第一个喜剧《宴会者》上演，批判智者派倡导的新教育，得次奖。前426年，《巴比伦人》上演，嘲笑雅典盟邦的使节过于天真，受了雅典权势人物的欺骗。雅典激进民主派领袖克勒翁为此以诽谤城邦的罪名控告他，说他是外邦人，不得享受雅典的公民权。阿里斯托芬有三个儿子，名叫腓力、阿拉罗斯和尼科斯特拉托斯。他的最后两个喜剧，即《科卡洛斯》和《埃奥洛西孔》是替阿拉罗斯写的，他想把这个儿子作为一个喜剧诗人介绍给雅典人。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为了中期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共写了44个喜剧，得过7次奖。流传到今天的旧喜剧，只有11个：《阿哈奈人》（前425年，得头奖）、《骑士》（前424年，得头奖）、《云》（前423年，得第三奖，比赛失败）、《马蜂》（前422年，得次奖）、《和平》（前421年，得次奖）、《鸟》（前414年，得次奖）、《吕西斯忒拉忒》（前411年）、《地母节妇女》（前410年）、《蛙》（前405年，得头奖）、《公民大会妇女》（前392年）、《财神》（前388年）。诗人死后，柏拉图为他写了两行墓志铭：美乐女神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她们终于发现了阿里斯托芬的灵府。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一切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反映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终于导致内战，使雅典农村遭到破坏。阿里斯托芬维护自耕农的利益，坚决反对这种不义的战争。《阿哈奈人》中的雅典农民狄凯奥波利斯对战争感到绝望，私下与斯巴达人订立和约，遭到烧木炭的阿哈奈人（歌队）的反对，狄凯奥波利斯在“对驳场”中争辩说，战争不过是为了互相争夺妓女，事情不能全怪斯巴达人，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他说服了烧炭人，然后向对方开放市场。此剧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群众中的报复心理，主张重建和平。诗人在《和平》中号召希腊各城邦的人民前来救出被战神禁闭的和平女神。女神出现后，农民都要回乡种地，倒霉的只有贩卖兵器的商人。在《吕西斯忒拉忒》中，双方妇女发动政变，迫使男子停战。诗人主张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波斯人再度入侵的威胁。

阿里斯托芬拥护民主制度，希望人民当家做主，不要被人牵着走。战争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逐渐衰落，政治煽动家，特别是克勒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诗人在《骑士》中对克勒翁愚弄人民、拒绝和谈、勒索盟邦、侵吞公款等罪行予以猛烈抨击。当时克勒翁作战胜利归来，气焰甚高，诗人却把他描写为德谟斯（人民）的家奴，他欺骗主人，压迫伙伴。伙伴们找来一个腊肠贩，这人更善于向主人献媚，夺取了管家的职位。腊肠贩得胜后，改邪归正，使德谟斯返老还童，也就是恢复旧日的民主制度和抗击波斯人的爱国精神。此剧是阿里斯托芬最尖锐、最有力的政治讽刺剧，深刻揭露了当时雅典政治的腐败情况。喜剧《鸟》中有两个年老的雅典人，他们厌弃城市生活和诉讼风气，升到天空去建立一个“云中鹁鸪国”，切断天与地之间的交通，众神由于忍受不了饥饿，只好向鹁鸪国求和，把统治权移交给鸟类。鸟国中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那里生存的唯一条件。此剧的主题表明诗人幻想建立理想的城邦，恢复早已被破坏了的农村自然经济。《鸟》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为题材的旧喜剧，情节复杂，抒情味浓，结构严谨，是阿里斯托芬的一部杰作。

战争结束以后，雅典由于战败，经济崩溃，贫富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社会上产生乌托邦思想，要求平均财富。《公民大会妇女》中的妇女从男人手中夺取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财神》讽刺使人人富有而不触及私有制的乌托邦思想。阿里斯托芬对农民、穷人甚至奴隶深表同情。诗人在《马蜂》中十分关怀那些靠一点陪审津贴维持生活的穷苦人民，怜惜他们受了政治煽动家的欺骗。奴隶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地母节妇女》和《蛙》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同主人开玩笑。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出现智者派，他们提倡思想自由，怀疑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传授诡辩术，颠倒是非。《云》中的农民斯瑞西阿得斯因为负债甚苦，叫儿子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去学习口才。孩子学成之后，回到家里，为饮酒诵诗的事同父亲发生口角，并用诡辩方式证明儿子打父亲有理。老人在气愤之下，前去烧毁了思想所。诗人在剧中批判智者派提倡诡辩技巧，破坏传统道德。在上演25年之后，即公元前399年，这个剧成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罪证之一。阿里斯托芬在《阿哈奈人》和《地母节妇女》等剧中责备欧里庇得斯贬低悲剧艺术，描写妇女的激情，鼓吹无神论思想，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鸟》和《蛙》对神持嘲笑态度。这种嘲笑是古希腊戏剧节日所容许的，它并不破坏宗教信仰。实际上阿里斯托芬的宗教观点和他对政治、社会的看法一样，都是相当保守的。阿里斯托芬认为喜剧诗人应该有严肃的政治目的。他以主持正义、挽救城邦、教育人民为己任。他的作品斗争性很强。F.恩格斯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古希腊的旧喜剧是政治讽刺剧，受到权势人物的反对。雅典法律于公元前416年禁止喜剧讽刺个人，从此旧喜剧逐渐转变为“中期喜剧”。中期喜剧很少批评政治，只是讽刺宗教、哲学、文学，评论一般社会问题。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已经具有中期喜剧的特点。阿里斯托芬的人物缺少个性和内心特征。诗人惯于采用夸张手法以产生戏剧效果，因此他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有一定的距离，但本质上是真实的。阿里斯托芬的歌队多种多样，由骑士、马蜂、云、鸟等组成，带有明显的寓言色彩。在他早期喜剧中，歌队占据重要地位，它参加剧中的活动，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后期喜剧中的歌队则失去了重要地位。

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虚构剧中的情节，往往流于荒诞，但主题是现实的。戏剧的结构一般都很简单，有些松散。他常常在剧中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剧中人物甚至歌队都环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最后出现欢乐场面，以宴会、婚礼等结束。阿里斯托芬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开场”往往充满民间滑稽剧的插科打诨。他的“对驳场”点明主题思想，比较严肃。在剧中人物代表诗人说话的时候，严肃与诙谐交织在一起。他的诗采用民间的朴素语言，搀杂城市人的优雅词句。至于他的合唱歌则是以优美的抒情风格写成。他在古代很受人称赞。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学者十分推崇他的非凡的智慧、尖锐的讽刺和作品优美的风格。

阿里斯托芬不仅是位杰出的喜剧家，而且是欧洲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他的文艺主张散见于他的戏剧作品中，特别是他在《蛙》里比较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艺术，认为他们各有长短，埃斯库罗斯以崇高的思想和爱国的精神教育人民，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缺乏教育意义。《蛙》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批评论著，又是文学作品，这难能可贵。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在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从17世纪起，他的喜剧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剧作家J.拉辛曾模仿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写出《爱打官司的人》。英国小说家J.斯威夫特也曾受到阿里斯托芬的影响；H.菲尔丁曾模仿古希腊旧喜剧写政治讽刺剧。德国诗人J.W.von歌德改编过《鸟》，H.海涅则自称是阿里斯托芬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