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胜非

朱胜非（1082年—1144年12月24日），字藏一，蔡州(今河南新蔡)人。生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崇宁二年(1103)，21岁的朱胜非以上舍登第，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朱胜非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北宋后期政治的腐败和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从太祖赵匡胤开国至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共167年，北宋王朝便在金人的铁蹄之下宣告灭亡了。在这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年代里，朱胜非以其才能和权变在前程莫测的迷雾中迎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上书论事。计平苗、刘，为南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诸多功勋。

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之一，由于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兵变而从后周的一个大臣直接登上皇位的。因此，整个宋朝的统治者始终都将眼睛盯在如何巩固自己的皇权问题上。为防止别人再演出“黄袍加身”。赵匡胤实行了“职、权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使文武百官“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这一政策虽将五代时“君弱臣强”的局面扭转了过来，但对整个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则留下了许多隐患。官员们相互牵制，有职的无权，有权的则大多是皇帝的临时差遣，造成了宋朝官员们只能被动听命的局面，也常使官员们之间矛盾重重。

朱胜非自崇宁二年上舍登第后，先在馆阁(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做学士。这期间，多次目睹朝臣们相互争权的事例。政和末(1117)，蔡京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年已过70，但与少宰王黼仍争权相倾，矛盾重重，致使两人的门下士也相互攻击嘲谤。朱胜非曾做《和同省秋夜省宿》一诗，以嘲弄的口吻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

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

炎凉分胜负，倾刻变阴晴。

这种内部理不清的纠葛，虽然增加了皇帝的权威，但一旦面对外患，则显得束手无策。显而易见，正是宋朝这种过于注重内部统治的政策，导致了我国北部辽、金等少数民族的不断壮大，并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到北宋末年，昏庸无能的徽、钦二帝，面对金人的南侵，只知一味求和，企图以金银财宝和割让土地来保住自己的皇位，甚至不惜北面称臣，致使金人的气焰日益嚣张，胃口也越来越大。靖康元年(1126)，金人再次南侵，等金人渡过黄河的消息传到后，汴京城里一下子炸了窝，整个朝中避敌之声响而退敌之策少。这时的朱胜非，正为东道副总管，并暂理应天府。金人进攻时，他正守在应天府治所宋城(今河南商丘)，在敌人攻城的前一夜，朱胜非于梦中见到庭下有一盗贼，左眼被箭射中，箭还留在眼中，血流遍体，不觉惊醒。至天将拂晓，果有敌人到来的报告。朱胜非急忙带领军士御敌，他亲自选择了一处要害之地，伏弩以待，等敌人来到近前，一箭射中敌酋眼睛，敌酋顿时坠马而死。然而，朱胜非毕竟兵弱将寡，不敌强敌，最后只得弃城逃去。直到后来韩世忠的部将杨进率军破敌，朱胜非才复还视事。

金人此次南侵，虽未一举攻克京城，但宋钦宗已是吓得六神无主，只是苦苦求和。然而，至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金兵攻上东京城墙，北宋王朝已实际面临灭亡。这时，屯兵在外的康王赵构忽接使臣曹辅带来的诏书，诏书云：“金兵攻城未下，正在谈判议和，康王和诸帅屯兵原地，不要妄动，以免不测。”其实，此时的赵构虽拥大军，但却不敢与金人较量，接旨后，遂按兵不动，其它各路勤王军也不得靠近京师，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金兵攻入京城之中。

南侵金军的主帅粘罕和斡离不见京城军民已失去抵抗能力，康王赵构的各路勤王军也不敢交战，正是消灭北宋的最好时机。于是，先后将徽、钦二帝留在金营，接着，金主又下诏废徽、钦二帝为庶人。靖康二年(1127)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王朝就这样彻底灭亡了。

北宋灭亡后，赵构在汪伯彦的劝说下本欲南下宿州(今安徽宿县)，以备逃往江南，只是由于将士们的反对没有成行。至金兵北撤后，朱胜非自应天府出发来到济州(今山东济宁)晋见康王，极言南京(即应天府)为兴王之地，力请康王赵构到那里再图大计。在朱胜非和宗泽等人的请求下，赵构决定移师应天府，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并下诏改元为“建炎”，大赦天下，从此，历史进入了艰难的南宋时期。

建炎元年(1127)，朱胜非试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主要掌管承办各项文书及起草皇帝的有关诏令等。当初，高宗赵构匆忙在应天府登基，条件非常简陋，一切都还处在草创阶段，工作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朱胜非仍不改其以往。他常常凭借一面破鼓，一丝不苟地为高宗起草各项命令，字里行间，辞气严肃庄重，宛若平时一样。这期间，他还上书高宗，畅论治理国家应坚持“仁义”这一大原则，他说：“仁义者，是天下最大的原则，中国若能坚持这一原则，那么外族就会顺服，整个华夏人民也会尊敬;假若失去这一原则，那就免不了四夷轮番侵扰的祸患了。先前，我国与契丹结好有100多年，后来却乘其乱弱而远交金人对其进行夹攻，这是中国自己背弃了仁义这一原则。由此，便不断地招来外侮。陛下即位后，即应明确一条正确的方针，凡是符合仁义的事就施行，不符合的就不要去做。这样就可以抵御四夷的侵略，而复兴大业了。”在这个奏本中，朱胜非将北宋频遭外族入侵直至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朝廷没有行仁义而联结金人夹攻契丹之事上，虽然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却只是表面的问题。北宋之所以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这一点是朱胜非没有看到或者不敢提到的。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朱胜非能直言朝廷的某些过失，也确是可嘉的。这时的朱胜非，对于复兴之事，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他不仅时常上书谈论时事，发表看法，而且在官员的进职及任用等问题上也能坚持原则。如总制使钱盖进职，朱胜非便严厉指出他在做陕西制置使时，面对金人的进攻而弃师误国。并封还贴黄，直接罢免。对于那些无辜贬官的人，朱胜非也能仗义直言，谏官卫肤敏因议论元祐太后兄子而改任他职，朱胜非便指出因外戚的缘故而去谏臣，是很不应该的。

建炎二年(1128)，朱胜非官任尚书右丞，针对当时宰执(宋时枢密院正副长官与参知政事，左右丞都称执政官，与宰相合称宰执)荫补(指官员们的子孙依靠先代的官爵而授官封爵)既多且滥的弊端而启奏高宗，指出先前那种“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的现象是不可不戒的。在这之前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豢养了大量的文武官员，为了笼络这些官员，又给他们加以各种优厚的待遇，并荫及子孙，致使因恩荫出身的任职逐年增多。这样，不仅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而且还出现一官有五六人共做的现象，使得冗员繁多，极大地降低了办事效率。朱胜非在南宋建立之初，就看到并指出这一严重影响国家复兴的问题，还是很有见地的。然而，昏庸的高宗此时想的是怎样才能讨得金人的欢心而不再南侵，并不惜以对金屈膝投降的办法，来换取金朝对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的承认。因此，对于朱胜非的建议，嘴上虽然予以嘉奖，实际上却什么也不想去做。

同年，朱胜非迁中书侍郎。

高宗赵构自登基之始，就没有决心与金人再战以图复兴大业。因此，金人撤离东京后，赵构就一直没有进城而躲在应天府，可是，应天府一无山川之险可恃，二无高墙深池可守。大家都很清楚，在当时的形势下，以此为都城是万万不可取的。但在何地建都问题上，当时的朝廷内部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以汪伯彦、黄潜善为首的主和派主张放弃故都，南迁有长江之险可恃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李纲等主战派则坚决反对南迁。因为，这样等于昭示天下放弃中原，势必影响军民的抗金决心，今后再想收复失地就很困难了。但是，经过几次讨论，高宗还是不顾李纲等人的反对，决定南迁，随即下诏“巡幸扬州”。

建炎三年(1129)春，高宗赵构带着六宫、宠臣和卫士家属等到达扬州，过着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金军已再次分多路大举南下。

二月三日，天刚拂晓，有使来报，金人即日趋扬州，高宗惊慌失措，仓惶骑马逃出扬州，回头再望，城里已火光冲天，亮如白昼。高宗和护驾的王渊、张浚及军卒数人经过一天的急驰狂奔，天黑时赶到镇江府。可是，金兵在扬州未获高宗，又尾追而至。吓得高宗不敢在镇江久留。第二天，便命朱胜非驻守镇江，自己带着随从向临安(今杭州)逃去。

在这局势危急的关头，朱胜非官衔再加，自经理镇江后不久，又被授以控扼使。稍后，又拜宣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这时，性情暴躁、庸碌无为的王渊也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由于王渊无显功而骤迁要职，引起诸将不满。其中苗傅、刘正彦因自感“功高荣薄”正在愤愤不平，听到王渊升迁，不由怒从心起，便与其部下王钧甫、马柔吉、王世修等共谋，以王渊勾结宦官谋反为由，将其处斩，并拥兵入城。在捕杀了内侍一百多人后，直逼行宫。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变，身为宰相的朱胜非急忙登上宫门楼，责问苗、刘二人为何擅杀。苗、刘等不作回答，非要面见皇上，高宗此时手足无措，只好硬着头皮登上楼台抚谕，而苗、刘等人语多不逊，朱胜非又请皇太后出谕旨。苗、刘仍不罢休。苗傅并反问高宗道：“陛下贸然称帝，他日渊圣(即钦帝)皇帝若从北国归来，将何以处之?”高宗听了这话，心中顿知他们目的所在。他急忙要朱胜非下楼与苗、刘当面交涉。苗傅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让隆祐太后孟氏垂帘听政;二是派人立即去金朝议和。对这些条件，犹如困兽的高宗为保活命，只好当场应诺，企图以此平息事端。但是，苗、刘等人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见高宗软弱可欺，又得寸进尺，要求高宗退位。高宗此时是欲逃不能，也只有任人摆布。但太后却反复推却，一再申明自己听政于国不利。苗傅见事情挡在太后处，便对朱胜非说：“现在正是需要大臣们做出果断决定的时候，你怎么一言不发呢?”朱胜非眼见二逆气势汹汹，看来目前不依是不行的。他回来后，悄悄地对高宗说：“刚才我听苗傅的心腹王钧甫说，苗、刘二将忠勇有余而学识不足，并且生性执拗，一时难以说服。不如眼下暂且答应，日后再做打算不迟。”于是，孟太后垂帘，高宗退居显忠寺，号睿圣宫。安顿完毕，朱胜非担心苗、刘再度作乱、加害高宗，便请降敕来安抚他们，并加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之后，朱胜非又启奏道：“按以往惯例，母后垂帘，须有二臣同对，现在，如果事情有需要密奏的，乞许臣僚独对。他日我领苗傅党徒二人上殿，以消除他们的疑心。”太后应允，并对高宗说：“幸亏有他在，若是汪、黄二人在此，事情非坏了不可。”

太后的话不错，对高宗来说，朱胜非在这次兵变中的护驾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在暂时满足了苗、刘二人的要求后，局势稍平静。朱胜非抓住这有利的时机，开始外联勤王军，内间苗、刘党徒，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天，王钧甫来见朱胜非，朱胜非明知故问道：“先前你说二将学不足，怎么讲呢?”王钧甫回答说：“例如刘将亲手杀死王渊，军中许多人认为不该。”朱胜非又用激将法说道：“上皇对待燕士就像骨肉一般，可到了紧急关头怎么就没有一人出来效力了呢?人们都说燕、赵多奇士，看来是徒有虚名罢了。”王钧甫是燕人，听到朱胜非此话，起而反驳：“不能说燕地没有忠勇之人。”朱胜非察颜观色，见自己的话已起作用，便进一步晓以利害，他说：“君与马参议都是燕中名人，曾经献策灭契丹。现在，金人所任用的，大多是契丹旧臣，倘若金人渡江，灾祸将首先落到你的头上。这样看来，你还是应早些为朝廷出力才是。”朱胜非的话，说得王钧甫心惊肉跳，促使他站到了朱胜非的一边。稍后，朱胜非又约王世修来见。朱胜非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现在国家处于艰难之中，正是你们立功的好时机。假如你能起来为国做些事情，将来从官是不难实现的。”王世修本来也不是苗、刘的死党，听了朱胜非的话心中很高兴。为了自己日后的前程，他便时常来向朱胜非报告军中情况。

苗、刘在逼迫高宗退位后不久，又乞请另改年号，并请移跸建康。太后急召朱胜非商议对策。朱胜非向太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如果全部驳回他们的要求，恐怕仓促生变，不如暂时接受，以后更张。于是下诏改元明受，并将诏书给王世修看，“已经答应你们所请。”几天后，苗、刘等又想挟皇上巡幸徽、越二地。朱胜非怕生变故，便对他们说明巡幸二地的危险，才使他们放弃了这一打算。

当初，苗、刘兵变后，驻守在淮南和江南的南宋军队，都密切关注着杭州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张浚、吕颐浩等人约韩世忠、刘光世等实力雄厚的将官，先后举起了讨伐苗、刘的大旗。而苗、刘等人虽勇武过人，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应变的才能。当得知韩世忠起兵，并捉拿其妻、子为人质时，竟张慌失措。他们一方面急派亲信率兵前往临平(今浙江余杭)扼守;一方面又请朱胜非帮忙出主意。朱胜非趁机对他们说：“现在，我当请太后抚慰二位，并派人报知平江，请你们放心。”苗傅只得依此。朱胜非见这一缓兵之计成功，心中高兴，自言自语道：“二凶真是无能之辈。”很快，各路勤王军纷至沓来，苗、刘等更加惶恐。朱胜非知道时机已到，为保证赵构的安全，便威吓苗、刘二人说：“勤王之师之所以没有继续前进，是为了让你们自己反正。不然的话，太后如下诏率百官六军迎请皇上还宫，你们将置身何地呢?”苗、刘等逆臣见大势已去，而勤王军将至，为保自己，便只好听从了朱胜非的安排。随即，朱胜非召学士李邴、张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诏。四月一日，朱胜非亲率百官至睿圣宫，亲自扶高宗上马回宫。其后，苗、刘等不敌各路勤王军的进攻，率部逃走，五月被生擒，七月伏诛。至此，一场险恶的兵变，在朱胜非的巧妙周旋与精心谋划下，以高宗的顺利复辟而告结束。

高宗复辟后，身为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的朱胜非深知自己在此次兵变中虽护驾有功，但事先没能有效防御致使圣上被迫禅位，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求主动，他先行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说：“臣先前遇兵变，从道义上讲应以死抗争。之所以偷生活到现在，只是为了今天皇上的复辟大事。”朱胜非的话颇使高宗感动。经再三挽留，朱胜非仍是坚辞不受。高宗只好向他征询可代替者。朱胜非回答说：“吕颐浩、张浚都可以。”高宗还不放心，又进一步问道：“这两人中谁更好一些呢?”朱胜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客观地描述了两人的性格特点，以供高宗斟酌：“颐浩处事干练，但性情暴烈;张浚工作富有热情但易疏忽细节。”朱胜非虽然将两人同时推荐给高宗，但心中比较倾向张浚，所以紧接着他又把张浚以前在军中处事如何稳妥渲染了一番。但高宗觉得“张浚太年轻”而选择了吕颐浩。

就在朱胜非提出辞职的同时，御史中丞张守上书指责朱胜非身居要职，不能预先防止苗、刘之变，致使叛贼猖獗，应予罢免。高宗见不能再加挽留，便授朱胜非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除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今江西九江)。

朱胜非被降职后，离开朝廷赶赴新任，可是屋漏偏遇连阴雨。绍兴元年(1131)，朱胜非上任不久，藩镇李成叛逆，派其部将马进围攻江州，身为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的朱胜非只好星夜赴镇，但仍为时已晚，及至赶到，马进已攻陷九江。虽然马进不久便被吕颐浩所率各路援军所败，但朱胜非仍落了个“赴镇太缓”的罪名。在侍御史沈与求的弹劾下，朱胜非再被降为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胜非被降职后，转眼到了绍兴二年(1132)，这时，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的吕颐浩与秦桧共同秉政，二人时常意见相左，矛盾不断。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吕颐浩向高宗推荐朱胜非兼侍读，又荐其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务。但由于给事中胡安国、侍御史江跻不断上书反对而罢。后吕颐浩又极力推荐，朱胜非再除兼侍读。其实，高宗是很了解朱胜非的能力的，当初罢免宰相时，高宗就很勉强。只是朝中议论太多不得已罢了。再任侍读后不久，朱胜非便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遇母逝离职，至服丧期满后，起复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朱胜非精于行政事务，兼枢密院事后，为规范朝廷文书，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制定出《吏部七司敕令格式》180卷，进呈高宗。

人的一生总是充满矛盾变化的，对问题的看法也常常是前后大相径庭。朱胜非在其仕途生涯的前期，曾极力主张兴利除弊，抗击金人的入侵，对降金官员多议罢免。当初，虽然张邦昌的妻子是朱胜非妻邓氏的堂妹，但朱胜非反对张邦昌的议和主张，而从不与之来往。靖康三年(1127)，张邦昌被金人立为伪楚皇帝，金人北撤后，张邦昌知道康王赵构尚拥兵在外，不敢贸然行事，便派使将“大宋受命玉玺”送还赵构。朱胜非命拘来使，以示与叛臣势不两立。然而，到后来金人因南宋杀掉张邦昌而再度南犯，并打过长江时，朱胜非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他看到金人的强盛，自知南宋朝廷的软弱，便逐渐趋向了议和。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他曾建议遵礼张邦昌，并录其后以向金人谢罪。抗金名将李纲罢相时，朱胜非又与其他主和者一起极言李纲狂妄。等等。

及至朱胜非再相后，员外郎江端友上书请营建宗庙。当时朝中议论很杂，多数人反对，认为国家尚待恢复，目前不是营建宗庙的时候。这时的朱胜非已主和议，他在心中显然已对恢复大业失去了信心，而与高宗一样只想保住眼下偏安江南的局面。因此，他积极赞同江端友的提议，并建议高宗在临安营建宗庙。

朱胜非的后期，已不像以前那样意气风发，一心国事了。处理问题中，考虑更多的是个人的私利和权势。例如，徐俯被罢参政时，朱胜非推荐胡松年继任，侍御史常同弹劾胡松年是奸臣王黼的宾客，不同意任用。朱胜非便凭手中之权将常同迁官左史。而莫俦被贬官时，只是由于他的一个家奴为朱胜非治好了身上的子，朱胜非便将莫俦官复原职。但是，对主战者赵鼎，朱胜非却多方排挤。赵鼎所上条奏，朱胜非也极力压抑，引起朝中许多官员的不满。

朱胜非再相后由于其意识的变化而政绩并不突出，后来又遇上江南地区久雨不停，水灾泛滥，朱胜非只好按旧例自请免职，且自论当罢者11事，加上魏矼的弹劾，遂被罢免。

朱胜非最后一次起复为官是绍兴五年(1135)，由于南宋朝廷内部对战守这一立国大策长期争论不定，朱胜非应诏论之，得高宗心意，授知湖州(今浙江湖州)。

然而，朱胜非此次虽再起复，但却仍然远离南宋的统治中心。因此，他的心中虽有所喜，也不免掺有一丝的遗憾。湖州紧傍太湖南岸，那涛声日复一日，单调而寂寥，并时时引发起他那潜藏在心底的失落之感，使其不能平静。一天闲暇，朱胜非信步来到湖州著名的天圣寺，希望借寺中宁静的氛围来消解心中的郁闷。然而，当他漫步寺院时，抬头看到寺中那棵蓊郁盎然的参天古柏，虽经风霜岁月，依旧生机勃勃，相形之下，自己不仅日见衰老，且政治上无望再起，加之山河破碎，面对虎视眈眈的金人，偏安难安，不免有所感触，当下赋诗一首：雷霆起蛰叫，天矫势欲上。

忽然化此木，尚作拏云状。

婆娑枝干垂，生涩纽结壮。

图经不能忘，父老那可访?

晋杉定侪类，蜀相岂辈行。

栎梦何足神，槐语固已妄。

自无斧斤忧，未始疑大匠。

朱胜非知湖州后不久，高宗为尽快与金人议和，又重新起用了奸相秦桧。朱胜非素与秦桧不和，及看到秦桧得政，自知难与相敌，于是便以体弱多病为由辞职归里，在家中闲居八年，至绍兴十四年(1144)十一月去世，终年62岁，谥忠靖。

朱胜非著有《秀水闲居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