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文化
这里分为两部分讲，一部分是讲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另一部分是讲隋唐的文化。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对于魏晋南北朝，过去一直认为是黑暗落后的时代，并因此而认为这时代在文化上没有什么成就。其实并非如此，这个时代的文化成就还是很高的，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唐代的文化有一部分是继承了魏晋时代的成果的。所以，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不能估计过低。
（一）科学技术
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讲，有南朝数学家祖冲之，他计算的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数字，比欧洲人早一千多年。他的儿子祖暅也是个有成就的数学家。
在农业方面，出现了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它总结了前代与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记载了优良的作物栽培技术，强调精耕细作，主张犁条小而窄，耕后要多次细耙。书里讲了几种作物的轮栽法，仅粟这一类，就列举了八十六种之多的种法，这八十六种种粟法又分为四大类。书中还指出各种谷物品种与环境的关系，并强调品种的纯粹性。书中还记载了果树的栽培与嫁接法，这种方法一直到现在河南某些地区还在使用。在畜牧方面，载有许多肥畜的方法，这些方法，到现在也还使用。所以，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对农业科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医学方面。西晋时，医学家王叔和写了《脉经》一书，这部书到现在还是中医的经典著作。皇甫谧写了一部《甲乙经》，这是第一部针灸学的专书。《本草》从原来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扩大到七百三十种。
三国时，魏的马钧改进丝绫机，提高效率四、五倍。他又创制翻车（即今之龙骨水车），对农业生产作出重大贡献。
在炼钢方面，南北朝时也有很大的进步。可见，科学、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
（二）史学文学和艺术
在史学方面，有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等，都是杰出的史学著作。陈寿是三国晚年到西晋初年的人。范晔是南朝宋代人。当时还出现了“地方志”，这类书很多，全面地记载了地方上的情况。现在留下来的有常璩的《华阳国志》。这部书专门记载了四川、云南、陕西南部一带的历史、地理沿革，风土人情。还有许多地方志没有传下来。当时还有人写了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可惜都没有传下来。
在地理学方面，当时也有许多著作。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全国一千多条河流，凡是水道经过的地方，其地理沿革、历史传说、古迹、人情风俗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从地理上记录水道的好书，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它也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
在文学方面，人所共知三国初期的建安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都是爱好文学、提倡文学的。当时，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所谓建安七子，对于五言诗都有较高的造诣。当时有一个女作家，叫做蔡文姬。郭老（沫若）十分推崇她的《胡笳十八拍》。有人认为《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作的，是后人托名的。关于这一点，我不是研究文学的，所以不加评论。但在我看来，她的《悲愤诗》的确写得好。从《后汉书》蔡文姬传（即《董祀妻传》）的记载来看，她的作品反映了董卓专权、军阀混战的时代和自己的遭遇，记录了统治者的暴行，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痛苦。五言诗是从民间来的，来源于民歌。早在汉代民歌就很发达。武帝时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乐府，把民歌收集起来。后来文人就仿乐府作诗。五言诗成熟时代，恐怕是在建安时代。关于这方面就不详细讲了。
在西晋时代，五言诗还是在成长。南北朝时代的陶渊明、鲍照都是当时杰出的五言诗人。这些也不详细讲了。
当时的民间歌曲，也是很发达的。在现在的江苏、浙江一带有所谓吴歌；在现在湖北和长江中游一带有所谓西曲。这两种歌曲，有许多保留下来了。但由于统治者把民歌据为己有，他们选择传录的是符合他们当时的要求的，因而吴歌、西曲现在留下来的多半是写爱情的，而没有什么豪放的，这恐怕是统治阶级选择的结果。但在保留下来的这些民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以及当时人民纯洁的爱情。北方的民歌也有一些保留下来，当时称这些民歌为虏歌（南朝人把当时的北方少数族人称为“虏”）。这类歌起源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后来传到南方来，并为广大人民所喜爱，于是仿照这些民歌的调子创造出许多的歌来，因此流传下来的北方民歌中，有很多是汉人作的。这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融合。这些虏歌很好，有不少反映了豪放、慷慨的情感。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方面的形式主义日益发展。到了南北朝后期，在文章方面发展了骈文；诗也在向律诗方面发展。总的趋势，就是注重音韵、对偶、词藻等，也就是说注重形式。当时无论是文是诗，虽然都有杰出的作家，但文学总的倾向走向衰落，缺乏内容，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不健康的情趣；有一些反映了意志消沉、颓废的情绪。这些作品基本上应该否定，但我们也不能一笔抹煞。他们做的骈文、律诗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例如：在南北朝后期，庾信的《哀江南赋》，就是很好的作品。它是写侯景之乱以及西魏攻陷江陵的，不仅运用诗韵、对偶、典故以及词藻的技巧非常纯熟，而且在内容方面也不是空洞无物的。它揭露了梁末政治的腐败，谴责了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抒发了诗人辗转流离的痛苦心情，而这也正是江南人民在战乱中的共同心情。所以文章是很有价值的。在律诗方面，唐朝的大诗人杜甫说过，陈朝时期有两个大诗人：一个叫阴铿，一个叫何逊，还是值得学习的。由此可见，对当时的文学不能一笔抹煞。
当时属于小说一类的，有《世说新语》。用笔不多，却深刻地刻画了这个时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其文笔也是很优美的。《世说新语》是刘义庆编的，他是刘裕的儿子，是一个王，想来必定有人帮他编写。
当时在文学理论上，出现了一部杰出的著作，即刘勰的《文心雕龙》。从三国以来，文学理论发展很快，而刘勰集这时文学理论之大成写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多篇，某些思想见解直到现在还值得肯定，是很有价值的著作。文章体例是骈文，文理明晰，可算是骈文的杰出作品。对于《文心雕龙》的基本理论我没有研究，只能介绍到这一步。
从艺术方面来说，东晋的时候，顾恺之以画人物著名，他追求神似。据说，有个人画像，画来画去就是不像，顾恺之看到后说，你画是画得很像，我再给你加几笔吧！他在画上人物面颊上加了三根毛，马上就栩栩如生了。现在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幅顾恺之绘的《女史箴图》的仿制品，从这幅画上可以看出顾恺之作品的特点。当时山水画也开始出现了。在绘画理论上，南朝宋谢赫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创造了绘画的理论——“六法论”。前秦时期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是一所艺术宝库，它保留了大量壁画，其中一部分是隋唐以前的。这些壁画画的都是佛教故事，是艺术的杰作，表现了民间绘画家的高超艺术水平。在中国的艺术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书法。从魏晋时期起，楷书与行书才流行。曹魏时代的锺繇是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楷书和行书成为书法中的一种，是他奠定的基础。东晋时的王羲之，历史上尊崇他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二人被并称为“二王”。他们的书法为唐代所尊崇，唐代的书法是沿着“二王”这一条道路发展的。他们当时是书法中的革新家，有不少创造性的东西。雕塑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敦煌、云冈、龙门三个大石窟。当时的统治者信奉佛教，凿出这些石窟来是供奉佛的。敦煌由于石头不适宜雕刻，所以主要是壁画和塑像。云冈和龙门都是雕凿的。由于这些雕塑像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所以形象、风格不一。云冈石窟是北魏初期的。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的都城是平城（大同），改革后迁都到洛阳，又开凿了龙门石窟。龙门早期石窟开凿于北魏后期，龙门后期石窟开凿于唐代。敦煌壁画和龙门雕塑曾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盗窃了许多，使我国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
（三）思想和宗教
关于思想方面：
在魏晋时期，出现了玄学。这种玄学思想有它的社会背景。在黄巾大起义以后，统治者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有些士大夫对东汉的名教之治发生了怀疑。名教即以正名分为主的封建礼教，提倡儒家道德规范，并根据儒家道德规范来品评人物。东汉时代是名教统治的时代，所以士风一般是尚名。而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由当时所谓的名士来操纵的。一个人要得到名，最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封建道德。魏晋时士大夫们对这一套统治方法发生了怀疑。因为东汉虽然提倡名教之治，并据此选拔官员，结果还是发生了大起义，东汉王朝也被推翻了。这就是说，儒家的统治理论不太有效了，要巩固统治，就必须另外找出一套理论，因此，玄学出现了。所以玄学不是空洞的虚玄之谈，而是有鲜明的政治作用的，是统治者的哲学，反映了统治者当时要求巩固统治的一套思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这个时候，门阀贵族执掌政权，门阀地主的势力日益发展，他们也要求有一套理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
第三点，单从学术方面来说，玄学是对汉代的古文经学的发展。汉代的经学有一个特点，就是繁琐，专门讲训诂。魏晋人对繁琐的经学不满意。汉代的经学又夹杂有阴阳五行流于迷信的成分。玄学重说理，由繁琐到简要，抛弃阴阳五行的成分。所以从学术发展方面来说，它的出现也有一定的道理。
从政治上来说，玄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一是怎样统治人民，一是怎样维护门阀贵族的利益。玄学家们提倡道家学说。东汉时候是一套儒家的理论，即所谓名教之治，现在它提出了道家，而道家是主张自然的，以此来与儒家的名教相对抗。儒家在东汉注重名，而道家特别提出无名的主张。这套无名的主张是有理论的，他们认为，一切事物有了一个固定之名，就有它的局限性；只有无名，才能遍天下之名而名之。认为一切的事物都生于无，只有无才能生有，有不能自生。实际上他们认为物质都是派生的，他们的所谓无，只能理解为精神形态。因此这是唯心主义哲学。其次，玄学说只有无才能生有，有不能自生。先有一个无，然后才有有，既然有了有，就有了局限性。这种学说是从道家思想中来的。当时是门阀专政，门阀贵族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要求国君无为。它说，作为一个国君，应当是无名无为，才没有局限性。做各种官，各个机构都有一定的任务，都是有名有为，有局限性的。国君是超于百官之上，所以是无名无为的，他的任务是委政百官，自己不要亲身干预具体事务。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是说作为一个领导不要局限于具体事务里面去，实际上是要皇帝不要多管事，让他们来专政，这完全是适应当时门阀的要求的。
玄学中有几派：一派是正统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也是玄学的创始人。他们都主张无，认为无是万物的根本，万物的宗主。所以这一派又称为贵无派。他们在理论上重视道家，特别是重视老子。同时也不反对儒家，并认为儒家所主张的封建秩序、封建道德是合乎自然的。他们也并不反对名教。所以说，这一派是调和派，是调和儒、道两家的。为了替门阀服务，他们当中一个叫向秀的说，富贵出于自然。这一理论是说，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如“荣华”、“富贵”等，都是自然之理，人们享受荣华富贵与名教并不矛盾。所以那时的达官贵人们，一方面过着奢侈的生活，享受高官厚禄；而另一方面又对人家说：我虽然这样，但我在思想上并不背离名教。他们把自己荒淫豪侈，贪污、腐化、堕落等恶行都归之于自然。自然成了他们胡作非为的理论根据。这就是正统派玄学发展的道路。这样一种理论，再发展下去那是不堪设想的。
另一派是别派，即非正统派，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他们也是属于贵无派中的一派，但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对封建秩序、封建道德，所以反对名教。何晏、王弼认为名教可以与自然统一起来，而阮籍、嵇康认为名教与自然不能统一，因此应当超越名教而追求自然。他们追求的东西有十分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即所谓内心解放。但是他们这一派有积极的方面，就是在破除封建秩序方面比较彻底。他们最反对礼法。阮籍有一篇文章，叫做《大人先生传》，里面嘲笑了那种儒家之徒，说这些人就像裤子里面的虱子一样，但他们自己还觉得很舒服。他对封建秩序、封建道德以及对人束缚的东西都非常反对。由于这一派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后来出现了鲍敬言的《无君论》。有人说鲍敬言是唯物论者。可惜他留下来的东西太少，仅留下一篇《无君论》，还不完全。当时有一个维护封建秩序而反对鲍敬言的人，名叫葛洪，为了驳斥《无君论》，他引用了文中的条文。由此保留下来了一个不完全的《无君论》的论文。因为不知道鲍敬言的全部思想内容，所以现在我们也很难断定鲍敬言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无君论》的思想，认为天下大乱，都是由于有了君臣，所以应当废除君；同时指出人民起义、反抗，就是由于受了压迫、剥削之故。基本上是同情人民的。对于做皇帝是出于天命，是天经地义的说法，给予彻底的反驳。关于这一点，从道家的学说一直到《大人先生传》都有这样的思想倾向，但是没有人敢提出不要君，而鲍敬言敢提出无君，他是超过前人的。他在《无君论》里面对现实的封建统治是不满的，因此，这一篇《无君论》我们是应当肯定的。鲍敬言同情人民，也知道人民痛苦的根源是受剥削、压迫，但他提不出解决办法，只好尊重道家之说，主张恢复到上古的无君社会，也就是说恢复到氏族社会。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时代，要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一套反封建压迫、剥削的政治斗争纲领来，那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就他的思想上最本质的方面来看，他反对封建秩序、反对封建统治，这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提不出办法来，不能向前看，只能向后看，主张去恢复古代的氏族社会，古代的无君社会。这一点正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他毕竟不是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所以，只能做到这样。
从阮籍、嵇康一直到鲍敬言的这一派，发展下去对封建统治者当然不利。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崇有论来反对他们。正统派从何晏、王弼以来都是贵无的。据我看，鲍敬言的无君也是贵无的。所以，当时有人提出崇有。崇有派玄学家郭象，认为有不是无派生的。这一派仿佛有点唯物论的倾向，但是，归根到底跳不出唯心论的圈子。因为它承认有，有就是物质，但是这不过是物质实物的“迹”。物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另有一种物质的“迹”是神秘的，叫做生机之神。一方面承认无不能生有，认为物质从来就是有，从来就是存在的，不是派生的；但是又认为有个生机之神是永恒的、不变的，真正永久存在的。所以其结论还是唯心论。
关于宗教方面：
这时期道教建立起来了。
佛教方面，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很快在中国传播起来，并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其特点是与玄学相结合。
与此同时，真正的唯物论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范缜的《神灭论》是当时唯物论思想发展的杰作。公元489年，范缜发表议论，反对佛教，主张神灭。认为人死后没有什么灵魂。反对佛教的那一套因果报应之说。公元507年，他的《神灭论》正式发表。而那时正是南朝的梁武帝大倡佛教，把佛教宣布为国教的时候，当时认为佛教是正教，至于佛教以外乃至于周孔之道都是邪教。范缜却不顾一切地提出了《神灭论》。梁武帝让大臣们写文章反对他，当时有六十三人写文章，但是都驳不倒他。范缜的《神灭论》认为，精神与形体是相互结合的。所谓神就是精神，精神依靠形质而存在。如果形质不存在了，那么神也就不存在了。形存则神存在，形谢则神亡。以此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法。他作了一个比喻，说神与形的关系好像是刃与利的关系。一把刀子很锋利，但是如果刀刃没有了，其锋利也就没有了。一个人的形质消亡了，肉体没有了，精神也就随之而消亡。这样一种说法，明确地提出了神附于形体而存在。以前的唯物论者，往往认为神也是一种物质，不过是特殊的物质。而范缜则认为神是形派生的东西，这种论点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又认为，人活着时候的质和死后的质不同，人活的时候有精神活动，死后就没有了。正像树木一样，活着的时候很繁茂，死后就成了枯木。那种认为人死后为鬼，鬼又变成人的佛教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范缜也有他的局限性，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最后归之于宿命论。有人问他说：你说没有因果报应，为什么生下来的人有富贵贫贱之分呢？他解释说，这好像是花，一阵风吹来，花落下来了，有的落在富贵人家的茵席上，有的却落在茅厕里面了。人和花一样，所以才有了富贵和贫贱之分。这是宿命论，是不正确的，不能深刻地分析和正确地解释人的贫贱和富贵之原因的由来。又有人问他，按照你的说法，为什么有圣人和平常人之分呢？有人聪明、有人笨拙这是什么道理呢？他回答说，这是由于生理不同，神附于形，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是由特殊器官——心来管理的，好像手管触觉，耳管听觉一样。圣人与凡人的不同是心不同，圣人心有七窍，凡人的心没有七窍。这种说法，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有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当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有这样的论点是可以理解的。
二 隋唐时期的文化
（一）科学技术
隋唐的文化是辉煌灿烂的，唐代的科学技术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提高。当时在数学方面有许多成就都超过了前人，有一部分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水平。当时出现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焯、僧一行（张遂）。在医学方面，唐代孙思邈是最杰出的，他收集了许多民间的药方，集成一部书叫《千金方》。其中收集了五千三百多个医方，广泛地收集了流传在民间的药方。唐代还有王焘，著有《外治秘要》一书，共收集了七千六百多医方。在药物方面，在原来《本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药品中除了内地药物之外，还收集了边境与外国的药品。雕版印刷大致也在这时发明。现在最早的雕版印刷书籍是在公元868年刻的佛教的《金刚经》。这种雕版印刷的出现，对唐朝文化的发展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二）文学史学和艺术
唐代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是人所共知的。诗歌的形式各个时期有所不同，魏晋时期，五言诗达到了高峰，唐代诗歌的各种体裁都得到了发展。从文学的技巧和艺术方面来说，都接受了前代，特别是南朝以来的成就。唐代进士科要考杂文，其中就有诗歌。所以在唐代，读书人一般都会作诗。当时伟大的诗人有陈子昂、杜甫、李白以及后来的白居易、元稹、杜牧、刘禹锡等。唐朝是诗歌发展的最高峰。唐代民间文学也是丰富多彩的。当时出现了一种变文，变文是和尚宣传教义所采用的一种形式。有说有唱，内容都是佛教里面的故事，譬如《目连救母》、《释迦成道》这一类。后来民间吸取了它的特点，也用这样的形式，来讲历史故事和现代故事，譬如孟姜女、伍子胥等等故事。现在敦煌发现了许多变文，其内容朴素生动。诗歌的另一种形式是词。词是在民间传布，并为民间所欢迎的。在汉魏时代，许多诗是可以唱的。唐代有许多七言绝句还是可以唱的，但以后可唱的诗不多了。词是由民间的歌曲发展来的，调子很多，有的是内地的，有的是边疆少数族的，也有从国外传来的。按照调子创作的歌曲就叫词。现在看来，在唐朝前期，主要是民间歌曲，创作词的人，多是当时的歌手，唱歌的人自己创作歌词。文人学士很少写词。到了中唐以后，文人已在作词了，相传最早的是李太白的《清平调》，是可以唱的，不过还是七言绝句的形式。另外还有《菩萨蛮》和《忆秦娥》二首，有人怀疑这不是李太白的。但是可以相信这是唐代的作品。词在唐代还处于萌芽状态，真正的发展是从五代开始的。
唐代的小说称之为传奇，意思是传奇故事，是一种小说的形式。大家现在读的《西厢记》，其前身就是唐代元稹写的《会真记》，写的是张君瑞和崔莺莺悲欢离合的故事。这种传奇小说形式的发展和当时民间流行的变文文学有关系，后来演变成为宋代的话本。
隋、唐都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特别是唐朝统治时期较长。唐代的雕塑、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是空前繁荣的。
绘画。山水画在此时期成熟了。著名的画师吴道子，兼工人物、山水画；王维，是个大诗人（玄宗时的大诗人），也是大画家，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是画山水画的能手。当时民间艺人的创造也是很伟大的，敦煌壁画艺术就是证明。敦煌壁画除了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为历史资料也是很有价值的。
书法。唐太宗最崇拜王羲之，他自己的字也写得很好。唐朝对南北各家的书法艺术都吸收综合，所以唐朝的书法艺术有很强的综合性。唐代的大书法家早期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后期有颜真卿、柳公权等。
音乐。隋唐的音乐是百花齐放的。在隋朝就有所谓九种乐，其中的燕乐和清乐是旧的传统，是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其他七种都是西北边境少数族传来的。这些兄弟民族的音乐在北朝的时候就已非常流行。北齐的宫廷里就盛行龟兹的音乐。北朝和隋的时代，宫廷里有不少兄弟民族的乐师。隋朝杰出的音乐家万宝常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基础上，学习和接受了各兄弟民族的音乐，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提高。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所创造。
唐代继承了隋朝，并在隋九种乐的基础上发展为十种乐（加上高昌——现在的吐鲁番）。
唐代在长安设置了一个机构，专门管理音乐、歌舞、杂技，叫做教坊。这个教坊是为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官僚的享受服务的。教坊里有音乐家、歌舞家和杂技家，有乐工一万多人，其中优秀的就被选入宫中伺候皇帝。这个教坊虽然主要是供贵族官僚享受的，但它和民间没有脱离联系。唐玄宗时代，有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叫念奴。据说，唐明皇时元宵节洛阳放灯，念奴就在广场上给群众表演。还有杂技，是一个人头上顶一根竹竿，竿子上有一个小孩爬上爬下。虽然教坊是供皇帝官僚贵族享受的，但在其中聚集了不少艺人，各行各业都有，这对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这种音乐、舞蹈也传布到边疆少数族地区，譬如吐蕃、南诏等地。唐朝曾派乐工到那里去。当时，中原的音乐、舞蹈得到了西藏、云南兄弟民族的欢迎。
（三）宗教和思想
宗教方面。从南北朝以来一直到唐，佛教是很发达的。玄奘的取经是人所共知的。这个时期的佛教出现了几个由中国创立的宗派。印度没有。中国化的佛教有天台、华严和禅宗三派。天台、华严是综合性的，把魏晋以来传布到中国来的各种佛教派别加以批判接受，自成一派。禅宗是最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心即佛，主张顿悟。本来玄奘创立的叫法相宗，也叫唯识宗。这是印度有的。它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学问，它要求是很严格的，信奉的人必须要念不少的佛经。天台、华严也是这样。因为佛教的教义很奥妙，艰深难懂，不多读很难领会。唐朝初年，禅宗派为了帮助统治者进一步麻痹人民，便提倡顿悟。说只要静坐参禅，一旦觉悟了就可以成佛；不用念经，就可以成佛。这在民间容易被接受。另一方面，也合乎那些达官贵人的胃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说达官贵人做了许多的坏事，将来一旦觉悟了，也可以成佛。禅宗廉价出售升入天堂的入场券。
当时还有外国传入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当时称之为景教，这是基督教的异端，在西方受限制）。还有摩尼教，出于波斯，崇拜光明，反对黑暗。这也是异端，在当地是受到迫害的，也传到中国来了，是通过回纥传来的。
思想方面。唐代韩愈是写散文的大家，文章写得好，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提出“道统论”，说圣道从尧、舜、禹至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在孟子以后不得其传，他自己又接上了这道统。这种“道统论”与佛教的禅宗有关系。“道统论”为以后的宋代所继承。韩愈主张人性有三等（上、中、下），性有三品。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封建等级的观念用到人性论方面来了。韩愈和宋朝的理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人认为韩愈以及他的学生李翱是理学的创始人。详细的内容就不讲了。
当时唐朝也有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杰出的唯物论者。韩愈提出过“天命论”，意思就是说天能安排人的命运。它遭到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反驳。他们说天没有赏善罚恶的意志。柳宗元认为，“受命不于天于人”，这就是天不能支配人，是人自己作主，自己支配自己。刘禹锡补充了柳宗元的论点，并且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从认识论上论证人不应当相信天。他说，人在小河里划船，有了驾船的技术，碰到大风浪也不怕，因而在小河里行船没有人谈天命；但是在大海里行船就不然了，由于人们的驾驶技术不能控制大风浪，不由自主，就说这是天命。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不能完全认识，在人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就不迷信；否则，就出现迷信。可见，并不是天能支配人。他从认识论出发分析了人之所以相信天，所以迷信的原因。这种观点直到现在还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刘禹锡的思想，他补充发展了柳宗元的思想。柳宗元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反对天命论，他认为所以出现皇帝、君臣等并不是天命所示，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发展，是历史的要求。但他很强调个人的能力，认为皇帝、贵族、官僚等等，都是由于个人的能力超群出众，所以能创造王朝。他这种观点，当然不是真正的历史发展观点。
韩愈虽然相信天命，但他非常反对佛教，他要辟佛、辟道，当然他不是从唯物论的观点来反对。而柳宗元、刘禹锡二人非但不反对佛教，相反还信佛教。这说明当时的思想是很复杂很矛盾的，很难从一点上来说一个人是什么思想，他们的思想中既有唯物论观点，也有一些唯心论的东西。
唐朝文化广泛综合前代文化遗产，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并吸收外国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因此唐代文化出现了辉煌灿烂、丰富多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