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唐代后期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唐末农民大起义
一 安史之乱过程中和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经济的破坏和阶级矛盾的加深
（一）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和严重的赋役压迫
安史之乱过程中，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例如，在河南地区，据统计，战争刚结束时洛阳不满一千五百户。东到郑州、开封、徐州，北到黄河北岸，直抵现在的安阳一带，西到潼关，这样广大的地区，居民只有千馀户，据说当时登高一望，不见人烟。这就是河南地区的情况。河北呢？河北这次也是兵争之地，当时在常山一带战争很激烈，田野里据说满地都是尸骨。关中以及淮河地区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安史的军队没有到长江南岸，那里遭到的破坏较少，但是破坏还是有的，因为唐朝的几个将领曾经在那一带发生过乱事。唐代这时对江南的赋役榨取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一切物资、用费，主要是依靠江南地区供应的，所以，江南一带受的剥削就更重了。
公元761年，江南遭到大旱。现在的江浙一带在受旱之后，又经过了一次大瘟疫，死的人非常多，据说道路上满地都是死人，在千里以内的路上，都可以见到尸体。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赋役的压迫，当然天灾也有一定的关系。
经过这样的破坏之后，唐朝的人口大量减少。公元759年统计：全国的户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多户，人口数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九万多人。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前，户数曾经达到九百万户，人口数达到五千万，而现在减少到不足三分之一。到了公元776年至779年，代宗大历年间，全国只剩下一百二十万户了。由于战争，人民死去不少；同时，许多人口也没有登记，户籍制度非常混乱。尤其是由于战争、徭役和赋税的加重，人民大量流亡，但是政府征收赋税，还是按照原来的户籍数征收。原来全国的户数将近九百万户，现在只剩下一百多万户，政府就把九百万户的征赋数放在这一百多万户的身上，这些人显然是无法承担的。
这时，人民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由于政府强制征发人民当兵，为统治阶级打仗，所以，田园荒芜的情景是十分严重的。杜甫的诗《石壕吏》中说：“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结果把老太婆也抓起来了。在《新安吏》上还说，把唐朝称为中男的未成年人也征发去了。
（二）江南人民的起义
赋税徭役的剥削和压迫全国都很严重，特别是江淮更为严重，因为江淮是当时财政军费支出的主要来源。代宗的时候，竟然在江淮地区将安史乱起（755年）以后八年的欠负租调一并征收。还有所谓“白著”和“率贷”。“白著”就是不管任何情况，官吏派差役到百姓家去挨户检查，检查出有多少钱、粮，就要征收一半甚至十分之七八，无异公开的抢劫。据说当时家有十石谷子的，官府就派人去打主意。“率贷”是借贷的意思，实际上也是强制的。许多贫困老百姓，被用“率贷”的名义掠夺走他们仅有的粮食和其他财富。江淮地区虽然未遭到安史之乱战争的破坏，但由于沉重的赋役和“率贷”、“白著”等人祸，以及自然灾害，江南人民的生活也是痛苦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地区的山洞里及沿海的岛屿上，出现了许多被称为“草贼”的人。这种所谓的草贼，其实就是逃亡的人民聚结起来进行反抗。公元762年，爆发了以袁晁领道的浙东人民的起义。义军攻克了台州，席卷浙东，一直打到了江西、江苏境内。与此同时，在安徽南部的歙州、广德等地有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当时江南的人民起义，在一个广阔的地区展开了。唐政府派兵镇压。镇压江南人民起义的头子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大将李光弼，他派遣他的手下兵将去镇压。李光弼统率的是有战斗经验、战斗力较强的军队。起义军和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斗争中，不少的义军表现了誓死不屈的精神。公元763年袁晁被镇压了，浙东人民的起义被镇压了。袁晁的弟弟袁瑛带领少数军队跑到山洞里面去了，官兵不敢进去，只是威胁他们投降。袁瑛誓死不屈，和起义的军队都饿死在山洞里。公元765年方清壮烈牺牲，陈庄动摇投降。于是皖南地区的人民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
浙东和皖南的人民起义虽然在敌人强大的兵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人民的反抗并没有终止。公元765年以后，在江南还是有不少分散的人民起义发生。这次起义迅速遭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义军分散，像方清和陈庄就没有什么联系。袁晁他们没有成熟的进攻唐朝的计划，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能进攻就进攻，不能进攻，就退到海岛上或山洞里去。进攻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上碰到的对手是较有战斗力的李光弼的军队，因此起义失败了。
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的历史作用是不小的。首先，迫使唐朝加在江淮人民头上的部分苛捐杂税，如“白著”、“率贷”停止了；其次，在斗争的过程中有些地主官僚遭到了打击，有的甚至被镇压了。这些，都对江淮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江南人民起义的同时，北方也有人民起义，不过规模不大而已。例如，在终南山也曾出现过人民起义。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情况有些不同，北方的兵非常多，有些地方兵多于民，所以，在北方有许多地方的人民起义，是以兵变的形式出现的，这实际上是人民起义的另一种形式。不过，这部分力量常常被某些军官所利用，变成了他们的工具。
在当时的情况下，北方人民起义比较少，也比较零散，有的是采取兵变的形式。在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北方人民遭受安史军的破坏和压迫最严重、最直接，所以，他们主要是反抗安史军，对唐王朝的反抗比较少，但是也不是没有。而江南人民的起义，矛头主要是指向唐王朝的，因为，他们和北方人民不一样，他们所遭受的严重压迫和破坏是来自唐王朝。所以我们不能说北方人民支持唐王朝，也不能说南方人民支持安史。因为他们都反抗直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二 赋税制度的改革 暂时稳定局面的出现
（一）两税制的颁布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户籍和赋税制度都是相当混乱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时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赋税没有一定的制度，由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自行征收。新、旧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连主管人员也搞不清究竟有多少名目。新的税不断增多，旧的又没有废除，搞得非常混乱。户籍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舒州实际上有三万三千户，却只有三千五百户缴税。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实际上已成了按丁口征收赋税和徭役的制度了。本来租庸调是按丁征收的，每一个丁都要征调，但是它的征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每一个农民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土地，尽管受田数目不足和不平衡。早在玄宗统治后期，土地兼并激化，户籍业已混乱，而租庸调还是按丁口征收，不管有没有土地，只要在户籍上有名字，就要征收。安史乱后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很多人已脱离户籍不纳租税，富人和地主都想方设法逃脱户籍。这样一来，赋税全加在没有办法逃避的贫苦人民身上，从而加深了阶级矛盾。
当时中央财政极端困难。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税收也不上缴中央。不少地区还自己养兵，自己征收赋税，中央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的势力削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为了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就必须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公元765年在长安一带、关中地区，将以丁口征税的办法改为按田亩征税。每亩分为夏、秋两税，把土地分为上、下二等，平均每亩将近征税一斗。同时，还有“青苗地头钱”，也是按土地征收的，青苗税为十五文，地头税早就有的，每亩为二十文。这种赋税征收办法改变了租庸调制度。上、下两等地按亩征收，较之过去要合理一些。
公元769年，又增加了户税额。户税是原来就有的，现在是增加了。将户分为九等，一等每年征四千文，九等每年征收五百文。等级按财产而定，财产多的等级高，征得多；财产少的等级低，征税少。在长安和关中一带，自安史之乱以后，实际上已经废除了租庸调，而是按照土地、财产来征收赋税的，这就是以后两税制的先驱。
但是在江淮和其他地区，虽然有些变化，但仍保留原来的租庸调制，基本上没有改变。到了公元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在宰相杨炎主持下颁布了两税法。其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规定了赋税制度。在一个地区统计租调和各种苛捐杂税合起来有多少，以这个数字为一个定额，按土地、按户数来进行摊派。所以，全部税额并没有减少，而是进行新的摊派。
第二，在两税制下面不分土户（或者叫主户）、客户（唐朝把原来在户口册上有名字的本地人叫做土户，户口册上没有名字的外地来的人叫客户），一律作为现在所住地的户口纳税。这是从法律上规定许多不缴税的客户应该就地登记上籍，一律缴税了。同时，不管是否丁男，完全按照贫富分定等级来向国家缴纳两税。这在两税法里面叫做“户无主（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贫富为差，就是按照资产。资产在农村里是以土地、农具、粮食、房屋、桑树等等计算的，而以土地为主。在城市里，对于商人主要是估计他的店铺的大小。每隔三年登记一次，按登记的资产来征收。
第三，征收的东西有粮，也有钱，但是定额是钱。
在颁布两税制的时候，进行了户口检查。在检查户口时，除了一百八十多万土户之外，查出一百三十万原来户籍上没有名的客户，二者合起来达到了三百二十万户或者是三百一十八万户。他们都负担两税，称为两税户。
关于两税法，我们的评价是这样：
一，负担比较公平了。原来是少数贫苦人民缴租服役，地主和富人中的官僚地主本来是不课户，一般地主和官僚地主还以寄庄户、寄住户的名目（即外来客户）逃避赋役。在两税制下，负担比较公平，在法律上任何人都要按照土地、资产分等级缴纳两税，几处有田地就得几处交税。
二，它把所有的新、旧苛捐杂税，统统归并起来成为一个定额，从而整理了混乱的征税制度。法令规定以后不允许地方官乱加杂税，自行征收。官吏贪污舞弊的现象当然不能根绝，但总算有个限制，同时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上的控制。所谓地方是指唐朝管辖的地区，至于那些割据藩镇的情况就不同了。因此，我们对两税制是肯定的。
但是两税制也有许多毛病，而且这些毛病是很严重的，带有根本性的。
第一，在过去的均田制下，土地兼并虽然事实上从未停止，但是在法律上还多少有些限制。在两税制下，土地兼并就没有任何限制了。政府只要求按照土地的多少来缴租纳税，土地多就缴得多，土地少就缴得少（实际上当然不能真正执行）。至于土地属谁所有那是不管的。所以，这有利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
第二，两税法部分征收谷物，部分征收钱。农民是没有钱的，因此，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生产品换钱来缴税。农民在出卖农产品的时候，农产品的价格就大大降低，商人从中得利。农民低价出售自己的生产品去缴税，实际上等于赋税的增加。譬如说：过去只要缴一匹绢，现在由于绢的价格低落了，要用两、三匹绢才能缴足税。
第三，虽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以后不再加税，地方官擅自加税要受处罚。可是实际上在公元781年，唐中央政府就下命令，命令两税法中的每一千文要加钱二百文。而且这种所谓附加税，以后还不断地出现。两税法还说明杂徭也包括在两税内，今后人民不再服杂徭，实际上直到唐末杂徭仍然存在。
第四，法律上规定每隔三年，调整一次户等。但是实际上是长期不调整，长期不重定等级。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在几十年之中是有变化的，原来土地多的可能变少了，土地少的可能变没了，可是税额还是按照原来的标准来征收，这显然不合理，有利于新的兼并。
第五，各地区之间负担是不均的。因为各地区的赋税定额，都是按两税法以前的税收和各地的苛捐杂税定下的。而唐初，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赋税制度很混乱，单就数目来说，各地区也是很不平衡的。现在没有什么调整，而是按照各地区在两税法颁布前一年的各项苛捐杂税和租调的数目作为定额。这样，各地区之间的负担的不平衡就十分显著，原来多的地方就多，原来少的地方就少。
总的说来，两税法从赋税的角度来看是比较公平的，官吏从前不缴税，现在要缴税了；从前许多地主逃避赋役，现在被查出来，也要作为两税户缴税了。在土地兼并严重，户籍制度混乱，苛捐杂税繁多的情况下，这样做还是比较适应当时的要求的。可是它完全承认土地兼并，而且不加任何限制，它是在土地兼并严重这个最大的不公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此以后，土地更加集中了。这就是对两税制的评价，由于它调整了一些政策，在缓和阶级矛盾上起了一些作用。
（二）盐法的改革 茶税和酒的专卖
除此以外，在盐法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盐法改革的内容是：采用官卖商销的办法。政府强制盐民把盐廉价卖给政府，然后加价卖给商人，由那些盐商自由出售。这是一种间接税，这办法使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以后的唐政府每在财政上遇到了困难时，就用加盐价的办法来解决，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盐法的改革，看起来政府并不直接加重人民的负担，但是政府加价卖给盐商，盐商再加价卖给吃盐的人，所以，盐的价钱就越来越贵了。唐代前期每斗盐十文钱，到了唐中叶以后，每斗盐为二百钱，增加了二十倍。贫困人民无力买盐，只好淡食。
还有茶，这也是唐政府新兴的税收项目，政府要征收茶税。酒有时由官府专卖，有时征收酒税。
盐、茶、酒，特别是盐，是唐代中叶以后国库收入的主要部分。
（三）建中以后的暂时稳定局面和社会经济的恢复
两税法颁布和实施以后，唐朝暂时出现了一个稳定的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甚至慢慢地有些发展，在南方，农田水利和商业方面尤有一些发展。唐代后期社会生产虽然得到了一些恢复，某些地区、某些生产部门甚至有些发展，但总的说来，社会生产是走向衰落，或者说是处于一个停滞状态。唐代后期商业、手工业、城市的发展，未必是唐代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时候，城市里面，皇帝、贵族、官僚等吃、喝、玩、乐，奢侈享受的生活，都是依靠加紧剥削农村得来的，供他们享受的珍奇物品都是以加紧剥削农村所得到的财富交换来的。城市中住着的兵士和一切居民也都靠农村供应生活必需品，城市人口愈增加，农村的负担就愈重。市场看来很活跃，因为农民要把他们的谷子、绢布等生产品，换钱来缴税。前面说过，这样的交换使得农民更加贫困、加速破产，农民除了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和受国家赋税的剥削之外，还要受商人的剥削。如前所述，在唐代的城市里有许多逃亡的农民，他们进入城市，变成了小商小贩。到了唐朝后期，这种逃入城市的小商小贩就更多了。城市商业虽然活跃，但是使得农村生产停滞。所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发达，并不反映唐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不能否认唐代后期江南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都是有发展的。但黄河流域原来农业生产先进的地区却大部分衰落了。西北地区也是从乱后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因此就唐朝后期整体来说社会经济是衰落了。
三 安史之乱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一）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几个主要的藩镇仍然不服从中央，他们在名义上接受了唐中央的官职，但实际上是半独立的状态。节度使是世代相传的，或是由军官们共同推举的，唐中央只是按既成事实加委而已。当时的藩镇割据主要是在河北，就是安、史原来占领的地方，即卢龙、成德、魏博，这三个镇长期割据。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时叛时服的藩镇。唐德宗的时候，曾经企图削藩，在公元781年至784年引起了战争，主要是对河北藩镇的战争。因为唐朝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多，它只是依靠服从的藩镇来镇压不服从的藩镇。但最后的结果，用于镇压藩镇的军队叛变了，服从的藩镇和不服从的藩镇都起来反抗。这样削藩的企图完全失败。德宗让步，采用了“姑息之政”，唐中央不管藩镇的事，谁做节度使完全由藩镇内部自己定，儿子继承也可以，自己拥立也可以，中央承认就行了。这样一来中央和藩镇暂且相安无事。
在德宗之后，唐宪宗曾一度把河北的三镇和在今山东的淄青平定了。除此之外，还把四川、河南的那些不服从中央的藩镇都平定了，特别是平定抵抗最力的淮西。这就是在公元806年到820年所进行的平定藩镇的战争。
宪宗时代为什么能够镇压藩镇呢？
第一，由于藩镇之间有矛盾；第二，由于在德宗时代，搜刮了不少财富，社会局面也比较稳定，有了一些经济力量。但宪宗死后，藩镇又起来了，藩镇之所以能够继续长期存在下去，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当然与兵力的强弱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地区的豪强地主都成了藩镇里的将领，而外来的节度使和将领也都成为当地的大地主，因此，各个藩镇（主要是河北三镇）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王国。他们掌握的政权，都代表当地地主阶级利益。地主阶级掌握了地方政权，享受更大的特权，他们的利益就和藩镇割据的形式相适应。如果藩镇削平了，他们这些人要在中央朝廷里得到官职就比较困难。因此他们不愿意唐朝中央派节度使来。藩镇削平后，唐朝廷委派了节度使和随着来的其他官吏，他们就不欢迎，联合起来，发动叛变，直到把朝廷派来的官吏驱逐出去。所以，在唐穆宗的时候，河北三镇又复辟了。但其他地区，如四川、河南没有叛变。总之，安史之乱以后，藩镇一直存在，但从宪宗以后，始终处于割据状态的只有河北三镇。
（二）宦官专权
唐中叶以后，特别是从安史之乱时起，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往往桀骜不驯。德宗就亲遇泾原军的兵变，被赶出长安。因此，对武将重臣不敢信任，以为宦官家奴可靠。这样，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统带禁军成为经常制度，后来他们又担任了枢密使这个机要职务，掌握了朝政。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但这时却成为废立皇帝的决策者。从肃宗起，只有哀帝李祚是例外，其馀都经过宦官拥立。僖宗甚至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宪宗、敬宗，都死于宦官之手，顺宗被迫让位给儿子。这样，宦官与皇帝之间有矛盾，宦官与官僚之间也有矛盾。所以，在公元805年和835年，在位的皇帝和部分官僚联合进行过两次铲除宦官势力的斗争，但结果都失败了。宦官不仅掌握中央禁军，而且担任监军以监视主将，造成的危害极大。宦官又是长安一带最大的地主，他们和一般官僚地主一样，也侵夺土地，霸占民田。据说长安一带最好的土地多为他们所占领。地主和富商大都行贿赂，以便在宦官率领的禁军和宦官掌握的宫廷机构内充当一官半职，甚至一名吏役，获得宦官的庇护，便逃避了国家的赋役。宰相的进退，官吏的取舍，完全为他们所操纵，皇帝自己也被宦官操纵。
（三）朋党之争
唐代中叶以后，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从宪宗以后的四十年间，几乎没有停息过。当时有所谓牛李党之争（牛僧孺、李德裕），两派党争延续了几十年之久。一派得势，一派受排斥。这个朋党之争，是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宦官的专权有关系。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一种说法是：这个斗争是没落门阀贵族和新兴寒门地主之间的斗争。寒门地主大都是进士科出身，出身门阀的李德裕派看不起他们。这反映了李党的门阀观点。也有同志不同意朋党之争就是门阀贵族和进士科出身的寒门地主的斗争，因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地主，他们的剥削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政治上门阀贵族并没有什么与一般官僚地主不同的特权，门阀贵族的势力早已扫除了，只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有一点残馀。李德裕他们出身于门阀，有一些旧的门阀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不是他们斗争的一个主要矛盾。关于牛李党争性质，可以商榷，但不管怎样，总是反映唐朝后期政治的腐败。
四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和吐蕃、回纥、南诏的关系
（一）唐朝和吐蕃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说过，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陇地区，经常威胁唐朝。但是唐退出河陇，吐蕃人占领以后，实际上并未根本改变原来的生产形式和一些制度。而且防止了大食人的东征，这应当说是吐蕃人起的积极作用。此时吐蕃虽然威胁唐朝，但是双方的友好关系没有断绝。
在公元821年，唐朝和吐蕃有过一次会盟，叫做长庆（穆宗的年号）会盟。直到现在会盟的纪念碑还在拉萨，上面的文字强调了双方深切的友谊关系。双方经济文化的交往是没有断绝的，政治上双方互派使节。这些都有历史记载。
这时，吐蕃的奴隶生产制，已经发展到了衰亡的阶段。从松赞干布以来，其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由于和唐朝接触，吸收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文化，因而吐蕃此时强盛起来了。但发展到唐代后期，吐蕃内部的各种矛盾加深了：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其次是被奴役的吐蕃人、汉人和吐蕃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再次便是吐蕃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内部矛盾，他们因为争权争利而不断发生斗争。这样一来，他们的政权就不稳定了。
到了唐朝后期，宣宗统治的时候，被奴役的汉族人起来反抗，把河陇地区全部收复了，重归唐朝的版图。当时河陇地区在唐朝的影响下，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发展，虽被吐蕃人占领，但并没有为吐蕃的奴隶制所改变。相反，倒是河陇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吐蕃人中间传布开了。从吐蕃人的历史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吐蕃贵族当时也有出租土地和佃农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说，吐蕃人占领河陇地区，对吐蕃来说是促进了他们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
随之，奴隶举行了起义，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聚集起来，结成一个部落，叫做嗢末，摆脱了奴隶主的枷锁。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这样，奴隶主贵族的政权崩溃了，吐蕃的社会，在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即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二）唐朝和回纥的关系
回纥和唐朝一直是友好的，但是此时回纥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和过去一样在不断地发展。9世纪中叶回纥走向衰落，公元890年回纥的首都——可汗牙（可汗牙所在地就是首都），为另一个民族黠戛斯攻破了。以后的回纥就分散了：一部分迁到了现在的吐鲁番，叫高昌回纥；一部分迁到了甘肃的甘州，叫甘州回纥。回纥西迁并在这些地区住下来。本来他们内部已经出现农业，建立了城市，现在则更加发展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更多了，更促使他们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
（三）唐朝和南诏的关系
我们曾经讲过，在唐玄宗统治的时候，南诏对唐进行了反抗，并击败了唐军，转而和吐蕃合作。但是，由于吐蕃对南诏的压榨比唐更为严重，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南诏重新和唐和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吐蕃。此后曾有三、四十年之久，南诏和唐的关系是友好的。到了唐代后期（858年），唐朝委派在安南都护府的地方官，残酷剥削、压迫当地的人民，招致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南诏乘机派兵去安南，还进一步地侵扰唐朝南方邻接的州县。于是唐朝不得不派兵交战。从此，唐朝和南诏的战争延续了十五年之久。战争对唐朝是不利的，战争的负担是沉重的，唐朝征调了大量的军队、粮食到南方，因此，内地人民的徭役、赋税也都加重了。一直到公元866年才把安南收复，唐朝已弄得精疲力竭，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就要爆发。南诏在这十五年的战争中，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走向了衰落。
总的说来，在唐代末期，它和边疆上的几个主要民族基本上是友好的；和回纥很少打仗；和吐蕃只是少数几次斗争，自长庆会盟以后，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战争；和南诏是一直到唐快要灭亡的时候，才发生了战争。所以，唐代和其他各族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友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战争。战争是存在的，有时候甚至还相当严重。
五 唐末农民大起义 唐王朝的灭亡
（一）农民大起义的社会背景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人民的痛苦越来越严重。两税法颁布、实行以后，虽然曾经有过几十年的稳定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内，政治上很腐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越来越激烈，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这个稳定的几十年里面，也越来越加深。首先，是土地兼并激化。两税法颁布以后，当时就有人说，富人占地数万亩，而贫穷的人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这就是说贫民没有土地，土地都集中了。在江南地区，当时唐朝后期的诗人杜牧说，三吴（吴郡、吴兴、会稽）的地方，上田沃地都归豪家占有。另外一个诗人元稹说，豪富兼并，广占阡陌，缴税的只有十分之二。在四川方面呢？杜甫说，四川的土地很肥沃，但是，很多农民没有土地耕种，只好跑到豪富人家去当佃农。这些地主和富人，都是在衙门里充当一官半职的，他们依仗政治势力，逃避赋税，横行不法。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除了一般地主之外，还有寺院，它们占有的土地也是非常多的。唐代后期，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进行了斗争。唐武宗时，把寺院都毁掉了，得到的肥沃土地数以千万顷计。僧尼二十五万人勒令还俗，奴婢十五万人释放为良人，给予土地，编入户籍，还有依附人户几十万收归户籍。
两税法是按照土地财产征收赋税的，土地财产多的多征收，土地财产少的少征收。实际上仍然有很多地主富人享有特权，不缴纳赋税，特别是不服徭役。按照两税法，已经把征税服役都归并到两税里面去了，人民是不再服役的。但是政府用“差科”的名义，继续征发人民服役。而那些地主，特别是官僚地主享受免“差科”的特权。当时有所谓“衣冠户”，就是这些享有免除全家差科特权的官僚地主。这种人太多，以致政府不得不把“衣冠户”加以限制，规定只有进士科出身的才可以算“衣冠户”，其他的官吏都不能算，除了本人以外，他的家属应当一律当差，没有什么特权。
总之，在唐代的后期，一是土地兼并激烈地进行着；一是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地主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徭役和赋税，享受各种特权，贫苦人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唐代后期农业生产萎缩了。在安史之乱过程中，无论是唐中央或者是地方都要养兵以备战争，到处都在招兵买马，破坏了农村广大的劳动力。例如，田承嗣是安史的将领，后来投降了唐朝，做了魏博的节度使。他在魏博时，壮丁一概当兵，只有老弱种地生产。士兵的数量越来越大，破坏农业就越大。早就有人提出过士兵多于农夫。在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宰相李吉甫说，当时养兵八十三万（这是指唐中央，不包括藩镇），而唐中央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江淮流域，当时江淮流域的户口是一百四十四万户。八十三万兵就由一百四十四万户供养，平均大致是每两户人家养一个兵，足见养兵之多了。差不多也就在李吉甫的同时，有人曾经统计了一下，认为现在十分之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十分之九是脱离生产，或者是脱离农业，从事手工业生产。其实从事手工业的也很少，当和尚、尼姑的则非常多，据说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三。这是一种估计；另一种估计，没有这么悬殊，但也是说当时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口是十分之三，十分之七的是坐待衣食之辈。虽然有各种估计，有的估计低一些，有的估计高一些，但总而言之，当时脱离生产的，特别是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是非常大的，最少也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七。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荒芜严重，田野长满荆棘，房屋变成瓦砾。公元847年，皇帝下了一道诏书，承认各地皆有闲空之地（荒地），田长蒿莱，无人开垦。这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大大地下降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大致在9世纪中叶以后，有人说人民有所谓八苦，即官吏的贪污，高利贷的剥削，赋税、徭役的繁重，衙役的勒索，冤不得伸，病不得医，死不得葬。情况是这样严重，必然要使“举国之人，尽为劫贼”，这就是说全国的人民都要“造反”。早在文宗时就有人指出过，当时官吏贪污、盗贼蜂起，假若再碰到天灾的话，像陈胜、吴广那样的起义，赤眉、黄巾那样的起义，就是在唐朝也会起来的。在士大夫中间，某些有远见的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战争是迫在眉睫了。
就在同时，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统治集团，却更加奢侈、腐化了。皇帝自己贪污，昏庸，他们要求地方官吏进奉钱物。地方官敲诈勒索人民的钱财，要交给皇帝一部分。赋税收入的一部分也要交给皇帝内库。国库空虚了，而皇室内库却充实了。在接近农民起义前夕的懿宗时代，其女儿出嫁的嫁妆，豪华得惊人，连井栏都是用黄金造的。这个公主后来死了，他还专制许多精美物品焚烧，供她死后享受。至于那些贵族官僚也是一样的，平定安史之乱的赫赫有名的大将郭子仪，就是最奢侈的一个。所以，农民痛苦越来越深，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
我们看到，在公元842年与845年的二次诏书中，都已提到地方所谓“盗贼”蜂起，特别提到贩私盐。由于政府的盐价高涨，出现了贩私盐的人，他们的盐比政府的便宜。一般人吃不起官盐，就买私盐。而政府为了保护盐商的利益就加以禁止（盐商亏了本，官盐也就无法卖给盐商了）。私盐贩就组织武装，起来和政府斗争。此外贩私茶的也是如此。这些私盐贩和私茶贩组织起来的武装，在和政府的武装斗争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壮大了自己，积蓄了力量，为以后的大起义提供了条件。黄巢、王仙芝都是贩私盐的。除了这些已经武装起来反抗政府的所谓私盐贩和私茶贩，以及其他的所谓盗贼之外，人民自发起来反抗官府的民变，已经在不断发生。有几处文献记载都说到了，例如：陕州地区的人民向地方官报告旱灾严重，要求减轻或者免除赋税。这个地方的刺史指着院子里的树说，你们说现在天旱，禾苗都枯死了，为什么我院里的树没有枯死呢？于是人民把这个刺史捉起来丢到厕所里去了。像这样人民自动起来赶走官吏的事不止这一件。
（二）大起义的先驱——裘甫领导的浙东人民起义和庞勋领道的徐州戍卒起义
公元860年，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人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浙东地区。关于起义的具体过程，这里就不详细讲了。这次起义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被政府镇压了。
公元866年，有庞勋领导的徐州戍卒起义。因为当时唐朝和南诏发生战争，派遣了许多军队到南方驻防。徐州的一批军队，在桂林驻防。按例戍守三年就要轮回。后来又强制他们延戍三年，一共戍守了六年。他们要求回来，要求更换，政府还不准。于是他们就进行了反抗，杀将领，自动回徐州。领导者是庞勋。起义是在桂林发生的。唐政府采用欺骗手段，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好了，不追究你们的罪。事实上早已布置阴谋，等他们一回到徐州，就镇压。这个消息泄漏了，引起了起义群众更大的愤怒。当时的徐州人民完全支持这支起义的队伍。起义群众不进徐州城，却包围了徐州。徐州人民帮助戍卒攻打徐州，他们推了几车柴火烧城门。就这样，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徐州城被起义戍卒攻破了。当时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广大农民和原有武装队伍，都纷纷响应起义军。起义军曾一度截断了运河，使唐政府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唐政府的财政主要靠江淮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来维持，而这些又必须通过运河运入长安，截断了运河就断绝了长安的大部分供应，所以，对唐的威胁是严重的。这次起义后来也被镇压了。义军虽然被镇压了，但是直到公元874年，庞勋的部下还在山东各地活动，这些义军后来参加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起义。
我们把裘甫、庞勋领导的起义，当成是大起义的先驱。全国性的大规模起义已迫在眉睫。但唐朝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相反，他们认为义军被镇压了，人民不敢再反抗了，于是更加为所欲为了，这促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
（三）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公元874年，山东、河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而政府不顾灾情，照旧勒索赋税，衙役又向农民百般敲诈，当地蝗灾的面积相当大，饿殍遍野，人民已处在死亡线上。就在这一年（874年），王仙芝领导的起义爆发了。第二年，起义军迅速地发展，从山东到了河南，直接威胁洛阳。洛阳的官吏携带家眷纷纷逃跑。唐政府派军镇压起义。义军没有向北方进展，而由河南南部到了安徽、湖北一带。公元877年，唐政府召集地方地主武装协同镇压义军。但起义军仍在河南、湖北之间英勇战斗。这是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军。
另一支由黄巢所领导的起义军，公元876年至877年，在山东、河南一带活动。历史有这样的记载，说王仙芝曾经动摇，想投降唐朝，由于黄巢反对，才没有投降。经过一些资料的考证，我认为，此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根据资料来看，黄巢和王仙芝不是在一起的，王仙芝在河南与湖北之间，黄巢在山东、河南一带，当时并没有南下。公元878年，王仙芝失败，牺牲于黄梅，其大将尚君长先已被擒。王仙芝牺牲后，他领导的这支义军，有的北上投奔黄巢，有的仍留在江西、安徽一带活动。他的部将共同拥护黄巢做领袖。黄巢自称为冲天大将军，王仙芝自称为天补平均大将军。但是也有这样的记载：黄巢也是自称为天补平均大将军。这个名号是革命，表现了均贫富的思想。我们知道，在隋末农民起义以前，一直到隋末农民起义，都没有提出均贫富的要求。当时提出来的主要是反对人身奴役，反对徭役。当然农民是有平均思想的，不过过去的起义没有明确提出均平的口号。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提出了这个革命口号，在实际行动中也确是做了一些均贫富的事。关于这一点，虽然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从反面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如黄巢占领长安以后，有一些反动的读书人，写了一首诗来讥笑农民军，所讥笑的就是农民军均贫富的主张。诗中这样写道：“自从大驾去奔西（指僖宗逃奔西蜀），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凉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意思是说，农民起义颠倒了贫富贵贱的秩序，农民做官享福了，富人官吏却堕入泥坑，一钱不值了。最后还有二句说：“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意思是说封建统治，地主阶级的统治像终南山一样是平不了的。这些反面的材料，证明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起义中，剥夺了富人的财产，进行了一些均贫富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不能要求农民军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土地改革。这首诗讥笑农民军，却使我们由此得到农民军进行了均贫富的材料。
黄巢成为起义军的领袖之后，带兵由淮南渡江，从北方向南方活动。
另外，公元876年，在浙江地区又爆发了王郢领导的起义。这支义军，声势一度很大，后来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可是浙东的人民受到了起义的洗礼。所以后来黄巢起义军到了浙东，那里的人民纷纷起义响应，集中到他的部下来。这时黄巢到底在哪里都搞不清楚。记载有的说在浙东，有的说在江西。因为各地的义军起来后，都自称为黄巢的部下，接受黄巢的领导。因此，当时的记载说黄巢在什么地方，其实不一定是黄巢自己在那里。关于黄巢行军路线这个问题，现在有争论。我认为大体上是这样的：黄巢渡江以后，经宣州，攻杭州，转入浙东，开山筑路达八百馀里，把仙霞岭这个山路开通了。公元878年至879年之间，黄巢的军队到了福州。公元879年又攻取了广州。攻取广州前，黄巢曾要求唐朝给予广州节度使的名义。这可能是想争取不战而得广州以休整队伍。但唐朝没有答应。起义军攻取广州以后，在那里停留不久，因为起义军队的主力是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很多人生病。于是公元879年秋天，黄巢率领军队重新北上。从广东到广西，编制了不少木筏顺湘江而下，很快地由广西到了湖南，十月就攻下长沙（当时叫潭州），又由湖南攻打湖北江陵。当时坐镇江陵的是唐朝镇压义军的头子宰相王铎，他企图阻拦义军北上，但是当义军进攻江陵时，他就赶快逃跑了。义军在湖北没有逗留，又很快地进入江西、浙江、安徽等地，由宣州北渡长江。当时唐政府镇守扬州的是大军阀高骈，他不敢出战，黄巢顺利渡江北上。这时黄巢严整军纪，整队西行，所向无敌，几乎没有什么战争。在是年十一月，唾手而得唐的东京（洛阳）。黄巢对洛阳没有一点破坏。在同年十二月（也可能是次年一月），又攻下了潼关。这时唐朝更加腐朽，僖宗即位时只有十一岁，政事由宦官田令孜当政，他们都腐朽不堪。僖宗喜欢打马球，他的禁卫军中有球队，神策左右军进行比赛，其奖品是西川节度使。黄巢大军进攻潼关以前，田令孜的弟弟在赛球中得奖，去成都当西川节度使。黄巢进攻到潼关，田令孜就带着僖宗逃跑到成都。唐朝禁军中一直有很多商人和地主的子弟，他们加入军队是为了逃避赋役与仗势欺人，大都不敢打仗，要他们去镇守潼关时，他们就临时雇一些长安的乞丐来代替。乞丐没经过训练，不会打仗，也不愿意打这种为统治者卖命的仗。义军抄小路进入潼关背后，守关的兵就溃散了，潼关被义军占领。黄巢直入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朝当时没有能力抵抗，但是黄巢没有触动唐节度使的军队。就在公元881年—882年，唐朝调动各节度使的军队以及沙陀（属突厥族）军围攻长安。有人说黄巢进入长安以后，没有任何军事布置，坐以待困。事实并非如此，他进入长安以后，曾派大军驻守潼关和长安外围的其他一些重点。但驻守潼关的军队，在一次错误的情报中南撤了；黄巢为了诱敌曾一度退出长安，后来又进入了，但驻守在潼关的军队，以为长安被敌人占领了，就率军南下。后来镇守军中又有几个将领叛变，投降了唐朝，如镇守长安以东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同州的朱温，是农民军里面的一员大将，投降了唐朝。这样长安外围的军事据点都失掉了，军事力量也损失了不少，长安就陷于被包围的形势之下，粮食缺乏。义军没有办法，在公元883年被迫退出了长安。义军退出长安后向东进入河南地区，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一年。为了攻取陈州，就花了近三百天的时间。这就使唐政府有充裕的时间把军队聚集起来进行追击。公元884年，沙陀兵在酋长李克用的率领下进救陈州。这时义军在军事上陷于不利地位，和沙陀军一战就失败了。义军由河南转入山东，三月里，黄巢在泰山的一个山谷里自杀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
1．第一次提出了平均的口号。过去的农民战争虽然也有类似的口号，但是不如这次明确。
2．其战略是流动战争。从北方打到南方，一直打到广州；后来又打回去，直到长安，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流动的战争。有人认为这与黄巢、王仙芝出身于私盐贩有关，因为贩私盐的是跑江湖的。但我认为他们之所以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利用唐中央和藩镇以及藩镇和藩镇之间的矛盾。义军总是在他们的接合部冲来冲去，那些节度使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实力，义军打到了他们的境内，他们就镇压，否则，他们就不管了。所以，采用流动方式在当时是一种战略。当时河北三镇的兵力很强，他们长期不服从唐朝命令，义军就没有到河北。河北三镇对镇压义军也不卖力。可见义军是利用了这个有利的条件的。但由于采取流动形式，义军没有能建立根据地，这是导致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了，但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在研究。据我个人的看法，他们起义时间这样久，经过的地区又是这样的广阔，凡经过的地方，不论轻重，总是对地主阶级进行了打击。在唐末那样一个土地兼并十分激烈的时候，经过了这样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地主阶级掌握的土地必然有一部分转入农民的手里。也就是说起义使土地关系有所调整。其二，起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唐王朝也不能维持了，起义军在事实上已经推翻了最腐朽的唐王朝。其三，进一步消除了门阀残馀势力。唐代门阀制度基本不存在了，但门阀贵族仍然具有残馀势力，无论在社会上、政治上、思想上还起着一定的作用。通过黄巢大起义，门阀残馀势力被彻底清除了。
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以后，唐政府还没有完全垮台，但也为时不久了。叛徒朱温得到了唐朝的赏识，并被赐名为朱全忠。就在公元907年，这个被赐名全忠的人却代唐称帝了。这是势所必然。实际上在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的时候，唐朝就已经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