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繁荣强盛的唐王朝
一 唐朝的建立 贞观之治
（一）李渊起兵和建立唐王朝
我们已经说过，李渊是一个军事贵族，隋的太原留守，他于公元617年在太原起兵。李渊起兵是见到隋朝已经不可救药，想代替隋朝保持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也由于炀帝猜忌，怕自己受祸。起兵之后，由于瓦岗军把隋的主力军牵制在洛阳一带，因而他很顺利地发展，迅速地进入关中，占领了长安。长安是周、隋首都，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关中又是府兵所聚，又有充实的仓库。这样，他在军事和财政等力量上都超过了与他同时起来的其他地主武装集团，因而也就使他有条件去征服西北地区的各个地主武装集团和镇压关中的农民军。当时关中农民起义军，有的被他镇压了，有的动摇了，被改编吸收到他的队伍里去了。
由于李渊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能够迅速巩固他在关中的统治。他进入长安后，立了炀帝孙代王侑为帝。公元618年，他自己作了皇帝，建立唐朝。以后，他继续征服其他地主武装和镇压农民起义军，最后镇压了刘黑闼、辅公祏两支起义军，统一了全国。
（二）唐高祖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措施
在赋役制度方面：公元621年，在全国颁布了赋役制度。这个制度基本上还是隋文帝时代的，因为在炀帝统治时代已经被破坏，唐高祖便把它恢复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其征收的项目在隋朝是每一对成年夫妇，纳年租三石；调绢二丈。独身男子，其租调减半。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二十天。而唐初规定：每丁年纳租粟二石；役二十天；调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如不出役，每日折绢三尺，二十天就为一匹半（唐代绢帛每匹长四十尺）。有事加役的满十五天免调，三十日租调俱免，一共不得超过五十天。唐代这种租庸调制的剥削，比较隋炀帝时代还是有所减轻的。
关于均田制度方面：唐代的均田制度，规定丁和中（二十一岁叫丁，十八岁到二十岁叫中）都给田一顷，其中八十亩是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工商业者，其口分田、永业田各减半给之；六十岁以上的老男，笃疾废疾者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给口分田三十亩；道士、女冠、僧尼给田二十亩。但一般妇女却不给土地。这个制度是在全国颁布推行的。
有的同志曾经认为唐代的均田制，只是在北方推行，而江南却没有实行过。这个看法尚待研究。但是现存唐代法令中看不出江南不行均田制的条文。唐代的均田制正是在镇压了辅公祏之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公布的。辅公祏是在公元624年阴历三月二十八日被镇压的，在下一天或四月一日就颁布了各项制度，其中就有均田制。由此可见，均田制正是在平定江南之后颁布的，不迟不早，这正说明均田制在江南也是同样实行了的。
这个制度看起来似乎是很整齐，每一个丁和中都有一顷土地。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一顷（一百亩）这是一个最高额，就是说最多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而每一个地区都可以按照本地区的条件不同而减少。只有在所谓宽乡，即地广人稀的地方才能给一顷，在地少人稠的地方，给的土地就不多了。所以，并不是真正一律按制度照办的。唐太宗曾到灵口去考察，据说这个地方的丁和中，每人只有三十亩土地（隋代狭乡每丁也只有三十亩）。高宗时，在今江西彭泽地方，一人最多不过有五亩到十亩土地。根据现在吐鲁番地区所发现有关均田制的文献来看，可以证明在吐鲁番地方，当时的丁和中所得的土地，大概最多是十亩。由此可见，当时并不都是按照制度规定来受田的，这个制度不过是一个框框，一个范围而已。所以，有人说，唐代在各个地方，农民的土地一般都没有受足。因为根据敦煌和吐鲁番所发现的有关文件来看，上面注明某人应受田多少，未受田又有多少，常常是未受田的数字超过已受田的数字。这就证明，实际上当时有很多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土地。我认为像敦煌、吐鲁番等地都要依靠渠道灌溉，彭泽又是一个山区，可耕的面积很少，所以，这些地方受田比较少，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有一些地方，本来在唐初是可以按规定受足田的。譬如，从河南到山东这个大平原，当时有很多的荒地，茫茫千里，鸡犬不闻，没有人烟。还有河南南部也是如此。后来玄宗统治的时代，还可以把大批的突厥人迁移去。玄宗离唐初已有一百多年了，却还有空地可以移民，可见唐初这一带是有条件受足田的。
还有一个问题，未耕之田中，容易开垦的或者好的土地，大抵都归政府掌握，并把它分配给贵族和官僚。荒地虽然多，剩下的多半是开垦较困难的僻远之地，而农民的生活本来就难以维持，当然就没有开荒的条件，所以，就不愿意由狭乡迁到宽乡。唐初颁布均田制，虽然农民可以得到一些土地，但未开垦的荒地仍然很多，所以受田仍然是不足的。
唐代均田制的特点：
第一，妇女、奴婢过去是受田的，唐代不再受田了；奴隶、部曲、佃客过去是受田的，唐初由于这种生产制的衰落也不再受田了。妇女不受田，是因为过去在征收赋税时，结婚的妇女，夫妻二人比没有结婚的缴纳赋税要多一倍，所以，有很多结过婚的人，都报没有结婚来抗缴赋税。北齐时，曾有一郡上报的材料中没有一个丁男结过婚。因此，唐代颁布的均田制，妇女不受田，也不缴赋税。不管结婚与否，受田和纳赋税均以男丁为准。妇女、奴婢、部曲不受田，可能隋代已经如此，因为隋炀帝继位后，下诏免除妇女奴婢、部曲的赋税，按照“未受田者皆不课”的原则，可能他们在文帝统治时实际上已不受田了。但未见明文，到了唐代才明确见于法令。
第二，唐代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出卖永业田，以至于口分田。我们知道，过去也允许买卖桑田（即永业田）。但是有条件限制的，即以占有二十亩为限，不足二十亩的可以买足，超过二十亩的就不能再买了；不足二十亩的不能卖，超过二十亩的可以出卖。但到了唐朝，这个限制就没有了。至于口分田的买卖问题，过去在法律上一律不准买卖，但实际上买卖一直是存在的。到了唐朝，法律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出卖口分田。例如由狭乡迁到宽乡，或者愿意弃农经商去，都可以出卖口分田。这就是说这个制度放松了，限制放宽了，农民买卖土地的限制少了。所以，均田制在唐代比过去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么，均田制的实行，是不是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分配一次呢？
照我的理解，过去没有这样做，唐代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原来各户所有土地的基础上加上政府所有的土地来调整的，政府把占有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作为口分田，而原来所有的土地就作为永业田。
可是，唐代颁布的均田制意义是很重大的，因为这个制度的颁布是带有全国性的，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颁布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土地所有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很多地主，特别是山东的那些贵族受到农民军打击，地主贵族的土地不少被农民所占有，这是农民起义的成果，是农民自己经过斗争取得的。唐代的均田制，就是肯定了农民的这种成果，这对稳定和发展生产都起了作用。所以，我们说唐代的均田制是通过法律来承认农民自己通过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这在缓和阶级矛盾和稳定、发展生产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应当肯定，唐政府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是地主政权。对贵族、官僚、地主的特殊利益，当然是尽可能地保护，对他们的优待是很多的。
例如，在服役和纳税方面：它规定所有官员均免除徭役和赋税，五品以上的官吏的家属也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官位愈高，免除的范围就愈宽。五品官可以免除三代，就是说他的父辈、兄弟、子孙都可以免除赋役。五品以上免除的范围就更大了。
还有在土地占有方面的优待，唐政府规定：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都给永业田，最少五百亩。五品以上的，可以得到五百至一万亩之多的土地。至于六品以下的官吏就和农民一样了。
此外，对各级官吏都给所谓职田，从一千二百亩到二百亩，作为俸禄的一部分。这种职田，在离职时就遗交给下任官吏。
还有一种叫做公廨田，是给各机关衙门作办公费用的，按机关衙门的高低配给。
唐代还有一种制度，叫做勋田制。凡是有军功的，就可以得到勋。最高级的叫做上柱国，第七等的叫做武骑尉。由第一到第七等，按等级分别给予三千亩到六十亩的勋田。
所有这些土地占有形式，无论是永业田、职田、公廨田、勋田，都无非是为了保证贵族、官僚、地主广占土地的特权罢了。
以上这些，都是高祖时代建立的一些制度。
在政治方面：
唐初的政治制度，大都是继承隋文帝时代的。
唐朝的官职，在中央统治机构内设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的长官叫做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叫做侍中，尚书省的长官叫做尚书令（因为唐太宗原来作过尚书令，所以当政时，此权不再授人，实际上的尚书省长官是左右仆射）。中书省管起草各种诏令，皇帝颁布的各种法令都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管审核，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如果在审核时有意见、有问题，可以提出再修改。所以，中书省好像是皇帝的秘书处，门下省是一个审查机构，而尚书省则是一个执行机构。在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是执行有关政令的机关。这是沿袭南北朝、隋以来的制度。
在中央分设三省，核批诏令要经过三省。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慎重，实际上这种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是门阀贵族专权，皇帝的权力削弱的表现。从制度上看来，门下省的权力很大，颁布下来的诏书，它不同意，可以提出来修改，甚至可以全部退还，要求重新考虑。这样，一道法令的颁布有时很迟缓。
唐代中书省有一个政事堂，三省的长官都在此堂内共同议事。所以表面上看来是三省分立，实际上是合议。此外，皇帝还有权指定某些人参加政事堂的会议。这些被指定参加的人，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享受与中书、门下省长官同样的待遇。另外还有许多名称，以后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外，还有九寺五监，都是分职管理具体事务的机构，他们也都是独立的，不属于三省。
科举制方面：唐代的科举制比隋朝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有秀才科。秀才从汉以来，一直是考的。考秀才，主要是考所谓策。策，就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上的许多问题，摆你的看法，提出解决的办法。问题多半是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有关的。但实际是纸上谈兵。从隋朝以来，考秀才科的除了策以外，还加上了考诗词歌赋等文章。唐代虽然名义上还有这一科，但实际上——特别是高宗以后，应考的人就不多了。因为，它规定考秀才的人由地方官推选，被推选的人如果考不上，地方官就要受到处罚。这样谁也不敢推选，谁也不敢去应考。结果成为空名，非常难考。所以，这个科目在高宗以前还有个别人考上，高宗后基本上就没有了。
还有一类叫明经科，也是从南北朝以来就有的。这是比较容易考的。它考的是经。唐代已经把五经编成了一套书，考明经时，只要把它读熟了就行。考试的方法，一种是考贴经，就是抽出经书里的一句话，没有前句和后句，要你填前后的空白。另一种方法，叫做经义，就是作解释。在作解释时，不能各抒己见。因为有一本书，叫做《五经正义》，综合了从汉以来的解释。所谓经义，就是把这本书上的注脚写上去就可以了。可见考明经的主要就是考你的经书熟不熟。
第三类，就是考进士。考进士原先也是主要考“策”，高宗时加试杂文，诗词歌赋。因为秀才科愈来愈难考，所以很多人都去考进士。进士科的录取也比较困难，所以进士科的地位比明经科高。
除此之外，还有明算、明法科。明算就是考算术，明法就是考法律。考取明算、明法以后都去当相关技术人员。这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在科举制里面不占重要地位。
科举制度南北朝已经出现，到了唐代才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当时门阀贵族势力衰弱，丧失世袭官僚特权的表现。要想做官，当然办法很多，其中一条道路就是通过考试。寒门地主也可以通过考试取得官职，参加政权组织。这是符合门阀势力衰弱，而寒门地主势力上升的形势的。这种办法使得统治者可以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官吏，比原来的九品中正制进步。但是它还是保证地主阶级专政的。虽然农民也可以参加考试，但实际上，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劳动者被排除在文化生活之外，没有资格学习文化，所以，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还是地主阶级分子，被选拔出来的政治统治人才还是地主。
这种办法对统治者有几点好处：
第一，唐代土地的转移比较频繁。在封建社会里，政权从属于地权。唐朝土地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买卖，而当均田制逐渐破坏后，土地买卖更为频繁，因此，地主阶级也有变化，有的这一代是地主，下一代可能就不是地主了。那么，通过科举制的办法，就可以解决政权从属于地权的问题，因为只有地主阶级才有钱读书。另外商人也有钱，也能读书。但唐代规定商人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这就保证了地主阶级专政。
第二，这种办法可以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封建统治者可以说：我们是公平的，只要你读书，就可以来参加考试。农民谁有条件来读书呢？连饭都吃不饱，还能上京赶考吗？当然也可能有个别的农民去赶考的。但从整个阶级来讲，农民阶级是不可能参加考试的。但法律上却规定农民可以去考试，这样就更容易欺骗人民了。可是，这种制度比原来的世袭制，从选拔人才的广泛性方面来看，总是进步些，高明些。
与科举制相联系的是学校。唐代的学校也是有等级的，有国子学、太学等。我想这些就不详细讲了，因为在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
还有府兵制。唐朝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府兵制。在公元636年（贞观十年）时，约有六百三十四个府（各书记载军府数字有很大出入，这是因为军府废置不常）。府有上中下三等；上等有一千二百人；中等有一千人；下等有八百人。各府的长官叫做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唐法律规定：如果被征发为府兵，要到六十一岁才免役退伍，要服四十年的兵役。这些服兵役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平时劳动生产，到了冬天就进行训练。他们的任务：一个是来长安当禁卫军，一个是打仗时出征，还有一个是戍守边防。凡是当禁卫军的、出征的、戍边的都免除赋税和其他徭役。
当时全国约有六百三十四个府，关中地区就有二百六十个，其次在山西，河南也有不少，但在江南却只有六个，少的时候还只有两个。就是说，府的设置是不平衡的，南方少而北方多，北方的又多集中在关中。河北地方开始时没有设置，设府是以后的事。
在府兵制下服兵役的农民，平时从事生产，冬天进行训练。这种制度一经创立就固定了，以后每年只是补充一些。服兵役的主要是均田农民，也有中小地主，六品以下官吏的子弟也要当府兵。在唐初府兵是主要的兵力，除此之外，还有临时性的征发，战争爆发之后，就广泛征发，还常常在府兵以外征发农民去戍守边防。这些府兵外征发的兵役叫做“兵募”。兵募不上长安去当禁卫军。在出征和戍防中兵募的数字比府兵多得多。由此可见唐朝初年实行了比较普遍的征兵制：均田农民要服兵役，六品以下的官吏和地主阶级的子弟也要当兵。从地区上来说，每一个地区的人都有被征发的可能。所以，这是比较普遍的、比较广泛的全国性的制度。要从农民中征发，而且作为主要的征发对象，就必须保证农民承担这种服役的条件。因为当时当兵，特别是府兵不是简单的事情，府兵要负担自己的军装、武器装备等，这只有生活比较富裕的人才能做到。以后均田制破坏了，大部分农民更加贫困，而地主阶级又想办法逃避兵役，征发兵士就都落到中下层农民头上，于是府兵制和征发制都不能实行了。
以上我们所讲的都是唐高祖统治时期的事，这些制度中也有太宗时颁布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都在这里讲了。
高祖统治的时候，颁布了均田制，减少了赋税，把隋朝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废除了，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唐高祖李渊这个人，是个军事贵族。他曾洋洋得意地说：我是贵族，我手下所有的宰相也都是贵族。汉高祖是农民，他所用的人没有一个贵族。我比他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贵族立场是很坚定的。他所用的人都是他的亲戚、朋友。在他统治时，有五个大都督，其中四个是皇族，一个就是他的内侄。他手下的宰相，也基本上都是贵族，他的儿子世民（即太宗）、元吉也都做过宰相。他还一度恢复已经废除了的九品中正官。他所用的那些贵族，都有胡作非为的作风，当时的政治也很混乱。他的儿子皇太子和秦王世民、齐王元吉都可以发布命令。大家都下命令，官府就很难办事，只好以先收到者为准。所以，我们认为，唐高祖做过一些好事，但是，如果要按照这种情况统治下去，恐怕也要成为短命王朝。
（三）唐太宗和贞观之治
唐太宗在公元626年发动了一次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杀死了他的哥哥和弟弟，取得了皇位继承权，随后高祖就让位给他。当时的社会经济非常凋敝，政府户籍上所登记的户数，不过二百多万户，隋朝是八百多万户，还不到隋时的三分之一。河南、山东地区一片荒凉，又连续三年发生天灾（贞观元年是水灾，二年是旱灾，三年是虫灾）。北方突厥人的威胁又相当大。所以，太宗登台时，虽然国家是统一的，但困难却很大。唐太宗以及他的大臣们，研究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接受了农民起义的教训，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情况下，基本上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例如，他本来想造一座宫殿，但怕徭役过重而不敢造。赋税是按制度办事，不准另外加租、加税。当然，在他统治的时候，徭役赋税并不太轻。不过年成不好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很克制自己。遇到年成好时，就控制不住了，结果还是造宫殿。
唐太宗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魏徵是经常向他提意见的，他怕魏徵。据说有一次唐太宗要出门，一切都准备好了，又突然不走了。魏徵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我就是怕你而不敢出去。还有他要造宫殿这件事，有人说，你这样做和隋炀帝没有什么区别。太宗最初听了这话很生气，后来还是接受了意见。由此可见，唐太宗是能够纳谏的。
唐太宗在用人上和过去不同，唐高祖用人狭，唐太宗用人宽。在他的宰相中，有些并不是门阀贵族，有的出身很穷。像马周这样的贫寒士人他也用。他的用人原则是：第一，不限制在门阀贵族中；第二，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像魏徵过去是站在他哥哥方面反对他的，但是当他即位之后，魏徵却得到信任；第三，能够从后进中选拔人才，像马周，马周被提拔时才不过三十岁左右。还有薛仁贵是当兵出身，因为在征讨高丽时作战勇敢，被太宗提拔为大将。这证明他用人比较广泛。
唐太宗在政治上注意吏治，整顿吏治。他很重视地方官，派中央官员去各地视察，把不称职的官吏免职。他还大量裁减官吏，把隋末以来新设置的州郡合并裁减，这样减少了一些地方官吏。大量精减之后，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约开支。
唐太宗在位的时候，山东的门阀贵族衰弱了。唐太宗时很少有山东门阀贵族在朝廷任要职。他编一部书叫《氏族志》，重新排列氏族的次序，有意压低山东门阀的地位。
但唐太宗统治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例如他征讨高丽。本来他用兵一向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但是在征讨高丽时却失败了。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总的来说，他统治时，还是比较注意减轻人民的负担的。所以，当时的社会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了恢复。但人口增长的数目还是较少，这要具体分析。在唐朝初年，户口人数的增长不大，这并不表现这时社会走向衰落。为什么呢？因为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很多农民得到了土地，但在这个时期，各项制度刚建立，还没有贯彻执行，太宗也没有过于苛求这些。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就往往不登记上册。当时农民起义的火焰刚过去，政府也来不及把这部分农民控制起来。有这样一批自耕农的存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好处，因为他们既逃避了赋役，地主也来不及插手剥夺他们已经占有的土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有所提高。所以，唐初户口人数增长得少，并不能说明它的社会经济衰落，应该说唐初的社会经济是在上升的。
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情况下，唐代的力量比较强，对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就抵抗住了。这牵涉到唐代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我们留下以后再讲。
贞观之治，基本上就是轻徭薄税，整顿吏治。所以这样做，是接受了隋朝灭亡的教训。
二 唐朝前期（7世纪至8世纪中）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变化和发展
（一）政治概况
唐太宗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为唐朝全盛时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太宗之后，高宗继位，以后武则天专政。她统治的时间很久，从公元665年直到705年。武则天死了之后，她的两个儿子先后即位，这中间经过了一些政变，我们就不讲了。到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做了皇帝。下一年底他开始真正地掌握政权（在此以前他的父亲睿宗以太上皇名义执政，他没有真正掌握政权），直到公元755年，爆发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安史之乱。
（二）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
唐代前期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唐朝全盛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和变化，这为以后唐中叶乃至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朝前期社会经济有些什么发展和变化呢？
原来的部曲、佃客生产制度进一步消除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奴役有所改变，对农民的徭役压迫减轻了。均田农民用缴绢代替了直接的服役。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到了玄宗时，一般农民缴绢一匹半，就免除徭役。唐初和隋朝一样，起先只有多馀的劳动力未被征发的才纳绢代役，到了后来，基本上一律纳绢代役，即纳庸。怎么看得出来呢？可以从当时政府用绢来计算收入这一点来看。玄宗时常常不分庸调，把调和庸合在一起计算，每一个丁男缴绢二匹，其中一匹半是庸，半匹是调。这就是农民缴绢免除徭役的普遍化。当然，这仍然是一种剥削，只是剥削的方式从形式上改变了一下，缓和些罢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生产。否则，农民会像以前一样除了受较重的奴役以外，还把很多时间白白地浪费在往返的道路上。所以，这种制度的推广，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另外，和雇制度也得到发展。政府更多地采用了和雇的办法，就是用少量的工资雇佣劳动力服役，从征收的绢中拿出一部分来作雇佣劳力的支付。这种和雇制仍然是带有封建强制性的，因为它不是按照市场上一般的标准支付工资的。给得比较少，有时甚至就干脆不给。点到了就去服役，也不是自由雇佣。从形式上来看，和雇制的施行是双方自愿的，但实际上还是征发的、强制的，只是多少给了一点工资而已。当时认为不给工资是不对的，这比过去的征发徭役缓和了些。
直接进行奴役的方式有所缓和，而部曲、佃客的生产制又进一步削弱，这对社会生产是有利的。
上面说过，唐代均田制，取消了部曲、奴隶的受田。自由的（即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租佃关系以前就有，唐代更为推广了。我们在吐鲁番曾经发现过地主和佃人订立的契约。从契约上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没有表现出来。这里的租佃契约很多是均田农民之间的，有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也有农民和寺院之间的。还有一类实际上是借贷，佃人付与田主一笔财物（绢、麦、钱），取得田主所有的某块土地的耕种权几年。吐鲁番发现的租佃契约性质是很复杂的，但有一点相同，即订约双方是以处于平等地位的某乡百姓的身分出现的，即使明确为佃农对地主的契约也是一样。人身依附关系显著削弱。但是，过去的部曲、佃客这种形态还是作为残馀形态保留下来。此时的地主阶级更多地利用高利贷的形式来控制佃农的人身，借给农民种子和粮食，要他们在秋收之后归还。地主阶级通过这种债务关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像过去那样露骨地占有部曲、佃客的人身（虽然是不完全的）。所以，这时无论是国家或地主个人，对农民的直接人身奴役都削弱了。这种削弱对全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好处的，也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所要求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在个体生产时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因为农民较少被国家和地主私人征发干非生产的劳动，不再由于从事各项劳役而脱离土地不能生产。人身奴役得到了些缓和，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有利。
这时农业生产的工具也进步了，无论是犁还是锄，都有改进。在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曲辕犁。这种犁较轻便，可以用来调整翻土的深浅。在唐代就是使用这种曲辕犁。唐代在水利灌溉上，还使用了简单的筒车。有了这种灌溉工具，就有了使丘陵地带成为耕地的可能。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当时有很多从前不能耕作的土地能够耕耘了。所以，在唐玄宗时，有人说，高山都变成了耕地。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唐代的耕地面积，曾经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万顷以上。当然这个数字靠不住，根据现代人估计，大约有六百多万顷。
在手工业行业中，手工业者可以缴纳一些钱来代替服役，所以也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去从事手工业生产，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他的产品，或者可以自由受人雇佣。他们过去要为官府做工，现在只要有钱，缴纳钱就可以代替到官府的作坊内作手工劳动。这样私营的手工业可以发展了，作坊就多了，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品了。唐代的手工业在质量和技巧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从发展的面来说，也是比较宽的。
当时在长安、洛阳这些地方，商业也非常发达。和过去一样在大城市里都设置“市”。只有在市内才开设作坊、商店和进行贸易，凡是商业活动都规定必须在市场里进行。这种官市制度已不适应当时的发展形势，在城市居民区以及郊区都逐渐出现了店铺。
国内交通在玄宗统治时是很发达的。以长安为中心，陆路向西一直发展到河西走廊，到凉州；北边到了现在的北京。在水路交通方面：由渭水到黄河向东，又通过运河向南，一直到达江南。政府为了水陆交通的需要，设立了许多的驿站，作为行路的住宿之地，当然能住在驿内的都是一些官吏。但是在大道旁也有私人开设的旅店，可供一般人住宿。大致也在这时，在水陆交通冲要地点出现了自然形成的“草市”。
不但国内如此，在国际上当时的交通和贸易也是很发达的。当时国际贸易的交通主要是海道。除了广州、交州是老的国际贸易港口之外，还有浙江的明州、江苏的扬州，都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点，特别是扬州，外国商人很多，当时的海船可以直达扬州。陆路上，凉州的商业也很发达。长安住有很多外国商人，他们好多人不愿意回国。从唐朝开始，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征收外国商船的赋税。
所有这些，都说明唐朝在“贞观之治”之后，经过武则天到唐玄宗时，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发展。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一个政治中心，而且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各国的使节经常来长安，各国的商人，以至于传教士都住在长安。同时，还有留学生向唐朝求学，如日本就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学习。
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明，唐代在这个时期处于封建社会全盛时代。
（三）农民的逃亡和均田制的破坏
从唐高宗以来，我们看到唐代的社会经济是向上发展的，但是，这时的土地兼并也愈来愈严重。均田农民是小农经济，个体生产，它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唐朝的政权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地主阶级仍然广占土地，随时有力量向农民进攻，随时都在企图吞并农民的土地。就是在均田农民中间，由于其经济基础不稳定，所以也有分化，有些富裕的农民成为中小地主，而多数农民遭到破产，甚至逃亡。从高宗末年以来，国家的赋税、徭役又愈来愈重。加上边远地区的战事，迫使唐政府不得不经常征发徭役，为边防军运粮。在唐高宗刚死的那一年，有人说，四川为了供应军粮，每一年要有五六十万壮丁被征发出来，充当运夫。从四川这一个地方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想到其他的地方了。所以，当时的徭役繁重，是和当时边境地区的形势紧张有关的。
在地主、高利贷者进行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均田农民的土地就保不住了。他们原来就只有五、六亩，乃至二、三十亩田，田很少，在国家赋、役和地主、商人的夹攻下，他们只好出卖自己的土地，逃亡外地。所以，农民逃亡的情况，从高宗在位以来，愈来愈严重。到玄宗的末年，土地兼并的情况，比西汉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说均田制在此时已破坏了。破坏的原因有两点：一点是地主阶级的兼并；另一点是国家征税服役，特别是徭役，在一度减轻以后，又逐渐加重。尽管徭役是用缴绢代替，但是代替的只是“正役”。在正役以外，当时还有“兵役”和杂徭（临时征发）。
武则天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公元701年至704年的这几年里，她检查户口，凡是逃亡的农民，都允许回到本乡来，不再追究过去欠下的赋税，而且将本年的赋税、徭役一概免除；逃亡在外的农民，如果在当地已经垦种土地，允许留在那里不再回来，也不受处罚。她采取这些措施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雒县，原来有一万五千多人，逃亡在外的有七千多人，实行上述措施之后，这些逃亡的人都回去了。这就是武则天在安定均田农民措施方面的具体效果。在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即在公元705年，户口数目达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多户，比公元650年增加了二百三十多万户。
武则天的这些做法，被唐玄宗所继承。唐玄宗也检查户口，并且在更宽大的条件下，允许逃亡农民留住在他乡，不强迫回乡；只要求缴一笔钱，此后六年的租庸调和徭役一概免除。经过检查，当时的户数提高到七百零六万九千，其数目又大为增加。这就说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放宽了对逃亡农民的处罚，免除了他们欠下的赋税，争取逃亡农民重新回到国家户口上来，这对安定社会生产是起了作用的。
当时北方军事形势紧张，运输军粮去前线是一个大问题，加上农民破产逃亡，问题就更大了。从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在边远地区广泛推行屯田，解决军队的给养和运输问题。武则天时代这种屯田制发展很快。武则天本人很重视，派宰相娄师德专门负责这件事。娄还没有做宰相时，一直是管理屯田的，做了宰相之后，仍然管理屯田。抓住屯田，可以解决部队的一部分食粮，减少了从内地运粮的困难。
同时还实行了和籴制，就是在当地收买粮食。这种和籴制是带有强制性的，但比起由内地运粮来说，减少了徭役负担，从这方面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从武则天到玄宗的时代，边防军队不断扩大，到玄宗时达到六十二万人。而由内地运去的粮食，每一年却不到二百万石。
赋税方面，在武则天时也有一些变化。一是按照户口等级征收户税，贵族、官僚都不能免除。户税可能不是新的税制，但在武则天统治以前曾经废除，现在重又恢复了。这就使贵族、官僚和商人也得按照他占有的财富多少纳一些钱。二是土地税，这是按土地的多少征收粮食，地多的多征，地少的少征。自耕农民也要负担，但农民的土地少，纳得少些，而地主的土地多，负担的税就重。要他们缴纳较多的地税是合理的。当然，自耕农民虽然纳得少，但是他们穷，所以最少也是严重的负担，地主即使多纳一点也和他们占有的财富不相称。但在土地兼并，均田农民破产、分化的情况下，户税和地税毕竟使那些富人多少承担一些赋税义务。
（四）征发制的破坏和职业军的代起
由于均田制破坏，大量农民破产，征兵制度再不能推行了。因而从武则天起，到玄宗统治的时候，府兵制逐渐破坏了，虽然府兵制的机构还保留着。那时推行的是募兵制。镇戍军是招募来的长征健儿，再不是轮流到前线去戍守的府兵或府兵以外的兵募了（兵募也从农民中征发出来）；长安的禁卫军也不是由轮流上长安来的府兵充当，而是招募的一批 骑和北门军。这样在军事制度上就起了变化。
唐初镇戍军很分散。当时在边防上设立了很多镇戍。镇戍中的军士不多，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就不能不从各个地方临时征发军队来进行防御。唐代是一个统一的大国，战线很长，这样分散和临时征发是不利的。因此，在高宗和武则天之后，逐渐设立了许多“军”和“守捉”。后来还嫌军队分散，便设立了节度使，一个节度使管若干军和守捉。于是节度使就掌握了强大的镇戍军。唐玄宗时在全国有十到八个节度使，每一个节度使都带几万乃至十多万大兵。这样的变化和当时的军事形势是相适应的，但节度使却成了掌握强大军队的军阀了。过去出征和镇戍的军队都是从内地征发的，远征军打完仗之后，又都重回家园。其将领只是临时统帅指挥一下，战争结束后，将军也回来了，不能再去指挥军队，而且也没有军队归他管了。镇戍军数字不多，而且轮番服役，所以，不可能成为军阀。现在却不同了，镇戍军队固定化了，而且绝大多数是在流亡人民和当地的居民中招募的，其将领（节度使）也驻在当地，成为这一边防区的领导，军队永远为他所掌握，这样就形成了军阀。
既然镇戍军由招募来的长征健儿所代替，禁卫军也由招募来的 骑和北门军代替，那么征发制就被废除了，府兵制也没有任何作用了。虽然以后的临时征发还是有，不过作为制度来说，已经不存在了。这时军队的主力，已不是征发的，而是招募的。军队都变成了职业军。
（五）安史之乱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即使在统一的时候，割据的因素也始终存在，因为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割据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形成公开的割据。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公开割据通常是因为地方上掌握了巨大军队而形成。在玄宗统治时，节度使已经掌握了大量地方化的镇戍军队，抗拒中央的武装力量已经具备；其次，从隋朝以来，地方官不能自己委任手下的属员，而现在节度使手下已经幕僚化了，通常都是由节度使提名给中央通过。凡是他们提名的，中央也没有不批准的。至于各级军官，更是由节度使委任，高级的提名请中央任命，中下级无须奏请。而节度使所提的幕僚、军官，部分是地方上的豪强、大地主。这样一来，地方上大地主的势力跟节度使的势力结合起来了，这又是地方对抗中央的一个条件。此外，在当时的边远地区居住着复杂的少数民族，他们经常受唐政府的征发（当兵）。此时，这个权力也掌握在节度使手中，节度使有权管理和统治境内的事情，包括少数民族的事务在内。这又是节度使抗拒中央的一个条件。它可以利用少数民族对中央的某些不满情绪来煽动反抗。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滋长。唐玄宗末年，中央的政治和中央的军队都愈来愈腐败，禁卫军的战士都是长安的富人和地主的子弟，根本没有作战能力。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杨贵妃的哥哥）与安禄山（范阳节度使）有矛盾，所以，反抗中央首先就在安禄山身上爆发。安禄山身为范阳节度使，又兼管平卢、河东的节度使。他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他长期住在东北，因而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比较熟悉。他受到唐玄宗的提拔做了节度使，掌握了大军。他本来就有野心，到公元755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安史之乱从此爆发。
安史之乱，是统治阶级内部地方军阀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安禄山利用了他的特殊地位，利用他所能鼓动和控制的少数民族进行叛乱。
当时，唐玄宗派兵镇压，第一次派高仙芝和封常清。高、封出兵时洛阳还没有失陷，但兵士都是临时招募来的，没有战斗能力。当时长安官僚认为安禄山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安禄山的军队在东北受到锻炼，作战能力是强的。高、封二人打了败仗，洛阳失守，被唐玄宗杀了。以后又派哥舒翰迎敌。这时洛阳已经失守，但如果依靠潼关天险死守，还是可以守住的。同时，河北等地的人民对安禄山的叛乱是有反感的，安禄山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人民遭到残酷的屠杀，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北方的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唐朝在河北的某些地方官，如颜杲卿、真卿兄弟，也组织了军队起来反抗；朔方的节度使郭子仪和大将李光弼两人统率他们的军队已经从山西进入河北。在这个时候，唐玄宗和杨国忠要哥舒翰赶快出兵打。哥舒翰说，他的军队只能守，不能打。于是杨国忠就怀疑哥舒翰要回长安来解决自己，所以一定要他出兵打。哥舒翰年老多病，他手下的将领也都腐朽不堪，兵士们在苦战，而那些将领和唐玄宗派去的太监，却天天大摆酒席。这样兵士就很不满，出兵一战，潼关失守。唐玄宗每一天都看平安烽火，潼关失守的这一天没有见到平安烽火，他就赶快逃奔四川。杨国忠在路上被兵士们杀掉，杨贵妃也被迫自杀。玄宗的太子逃到朔方，在灵武即位称帝，是为肃宗。
唐玄宗逃走之前，安禄山已在洛阳做了皇帝，这时又占了长安。但安禄山内部的矛盾不断产生，公元757年，安禄山被他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杀掉了。这时郭子仪、李光弼统率的朔方军成为唐朝反攻的主力，和边境上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其中回纥族派兵帮助唐朝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安禄山死了，他的儿子不能控制部下。这样唐朝就收复了二京（长安、洛阳）。安庆绪退兵到相州（河南安阳）。公元758年，唐朝进攻河北，包围了相州，但没有攻下来，安军大将史思明从范阳领兵来救相州。唐军被史思明打垮。史思明是安禄山的老伙伴，安禄山出兵时，史思明留守范阳。史思明把唐军打垮后，又把安庆绪杀了，自己作了皇帝。史思明重新攻下洛阳。但是，史思明的命运和安禄山一样，他一做了皇帝，内部矛盾又发生了，在公元761年，史思明也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这样唐朝又有了一个恢复的机会。到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安史手下的大将，表示愿意投降唐朝。唐朝接受了他们的投降，给他们节度使的官职。把河北地方分割成四个部分，由安史手下的大将分任节度使。这四镇是（1）卢龙（河北北部）、（2）成德（河北中南部）、（3）魏博（河北、山东间）、（4）相卫（河南北部），除此以外，还有个淄青（在山东）。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他们割据的事实。从此之后，唐朝在表面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已成为封建割据形势。特别是河北地区，一直到唐朝灭亡，仍然为当地军阀所割据。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不是安史之乱本身有什么重大意义，而是安史之乱恰巧发生在均田制破坏，土地兼并严重，政治腐朽的时候。发生以后，经济上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政治上，使唐朝由统一变成割据。唐朝就由强盛走向衰弱了。
三 唐代前期和突厥、回纥、吐蕃、南诏、西域的关系
我们已经把唐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概括地谈过了，剩下一个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唐代前期总的说来是全盛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这三人的统治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比较繁盛，首先由于隋末农民起义，但是和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所起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我们上次讲过，这时，特别是高宗以后，土地兼并在不断地进行，小规模的分散的农民起义已经出现，但是，不能说在此时期，阶级矛盾就已经非常尖锐了。这时阶级矛盾是在发展，但是，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所以，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统治还是能够维持下去。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封建社会前后期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里，从政治上到经济上都出现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为中唐以后和宋代所继承。
唐代前期的民族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简单地讲一讲。
唐代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前期，它的声威对边境各族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几个主要的边境少数民族。
（一）突 厥
突厥人原来住在准噶尔地区，即现在新疆的北部。以后进入阿尔泰山。到了隋朝的时候，东突厥到了现在的内蒙和山西北部一带。这样，突厥人和汉人的接触就极其频繁，其社会生产也大有提高。隋末，他们脱离了隋的统治，曾一度把隋炀帝包围在雁门。可以说突厥这时是极为强盛的时代。当时北方许多地主武装集团都受突厥的统治和向它称臣，连唐高祖李渊起兵时，也不例外。唐初突厥的统治者为始毕可汗和颉利可汗，经常侵扰唐的边境，甚至一度打到渭河北岸。唐高祖等统治者异常恐慌，甚至企图放弃长安，迁都山南以避之。这时候，有不少的汉人流亡到突厥，有的是隋末不堪炀帝的暴政，相率逃去的，有的是被俘去的。
突厥在唐初的威胁是很大的，对唐的生产力破坏也是严重的。但是，这时突厥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尖锐起来。首先是大奴隶主贵族和一般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些军事性的掠夺，均为贵族所占有，而人民平时遭受剥削这时又被迫打仗；其次是贵族和可汗之间的矛盾；其三，是奴隶主贵族和被俘的汉人奴隶的矛盾；其四，突厥还统治了邻近许多部落。突厥的贵族，为了掠夺发动了频繁的战争，向被统治的各族征发物资和军队。被统治各族，受到非常严重的掠夺，特别是铁勒族。所以，突厥族和受他们统治的各族的矛盾也非常尖锐。突厥国内的矛盾，既有阶级矛盾，也有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突厥的人民和被征服的各族，纷纷起来反抗。而统治阶级内部，即颉利可汗和他的堂弟突利可汗又内争不休。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他们本是游牧民族，遭到大风雪，很多牛马死掉了。唐太宗乘此机会，对突厥进行了反击。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发兵进攻突厥。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颉利可汗的堂兄弟突利可汗投降于唐；铁勒等各族，叛离突厥而和唐朝合作，并反攻突厥；人民，特别是多数的汉人纷纷跑了，占领和集结在山林，准备迎接唐军的到来。所以，突厥很快就崩溃了，颉利可汗也被俘。唐太宗给投降的突厥贵族一定的地位，让他们在唐朝任各种官职，据说当时有一百多人担任五品以上的官。突厥的部分人民仍留居今内蒙古，在蒙古高原的受铁勒薛延陀部落的统治。公元646年，唐朝又征服了薛延陀。这时铁勒族中的所有属部都投降了唐朝。唐朝在其地设立了许多羁縻州，每一个部落给以州名，而部落的首领接受州的刺史和都督名义，统管各部落的人民。于是，这些部落和唐朝其他边境的部落，共同给唐朝皇帝一个称号，叫做“天可汗”。一般是称可汗，加上一个天字，是在可汗之上的意思。这样唐皇帝既是唐王朝的皇帝，又是当时各民族的天可汗。
唐朝对突厥的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对北方边境的各族来说，不管是汉族的人民还是突厥族的人民，其生产可以稳定下来；其次，使铁勒等各族摆脱了突厥奴隶主贵族的奴役；再次，战争结束后，突厥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迁移到边境，跟汉族人民的来往较频繁，发展了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关系。在今内蒙古的突厥人，不久就接受了农业生产。所以，唐朝对突厥的战争是有积极作用的。
突厥此时已经分裂，唐朝所征服的是东突厥。在西方还有西突厥。西突厥在唐太宗时，和唐朝的接触不多。到了公元659年，唐朝派远征军，才把西突厥征服。这样，唐代的威力一直达到了今天的葱岭以西。
唐高宗的时候，东突厥又复兴了。其可汗叫做默啜，并且屡次进犯内地。武则天统治时曾想和默啜可汗和亲，可是遭到他的拒绝。他还进一步打到了河北，对唐代的社会生产破坏很大。突厥人由于长期住在唐朝的边境，和汉人接触，他们的生产已经发生了变化，学会了农业生产，曾经要求武则天给予各种种子和农具，武则天都答应他们的要求。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突厥内迁，发展了他们的农业生产。默啜可汗不仅进攻内地，同时对他的邻近各族也进行了征服战争。这些少数族被他征服了，受他的奴役。最后他招致了各族的反抗，公元716年，默啜可汗在邻近各族的反抗下被杀。这样，东突厥第二次又崩溃了。从此以后，突厥虽然存在，但在历史上已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特别是公元745年以后，突厥就完全瓦解了，这个奴隶制的国家，在历史上便一蹶不振了。
（二）回 纥
回纥也是铁勒族里面的一个部落，他们所住的地方，也在蒙古高原上。铁勒族长期以来进行了反抗突厥统治的斗争。在唐太宗打败了突厥颉利可汗以后，铁勒族中间的薛延陀曾经强盛一时。作为铁勒族内的另一个部落——回纥，在唐太宗进攻薛延陀族时帮助了唐朝。公元646年，薛延陀族战败后，回纥强盛起来了。但是在东突厥复兴时期，他们又受东突厥默啜可汗的奴役。直到突厥再度衰弱，默啜可汗被杀，回纥才重新摆脱突厥奴隶主的统治。到了公元744年，回纥在骨力裴罗可汗的统治下，遣使告唐，受唐册封为怀仁可汗。从此以后，回纥和唐朝的关系一直很好。此时，突厥已经崩溃，回纥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民族。
回纥和突厥一样，过的是游牧生活，他们也出现了阶级，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是兼采突厥和唐朝的，其官职分为二十八等，是贵族世袭制，同时又采用唐代的官名，例如宰相等。安史之乱时，唐收复洛阳、长安得到了回纥的帮助。唐朝和回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回纥每年把马匹卖给唐朝，唐朝把绢、茶叶等送到回纥，互相友好往来。唐朝中叶以后曾经三次把公主嫁给回纥可汗（这几位公主是皇帝亲生的女儿），表示和回纥的友好关系。回纥在商业上很活跃，不少商人住在长安。从这些情况来看，回纥和唐朝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
（三）吐 蕃
吐蕃人就是现在的西藏人。他们和回纥不一样，不仅从事游牧业，而且也进行农业生产。大致在公元6世纪到7世纪之间，他们的氏族社会解体，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且也建立了国家。吐蕃国家的建立和强盛，也是在唐朝的初期。吐蕃虽是奴隶制的国家，但是和突厥等民族一样，氏族的残馀还严重存在。这些奴隶主贵族世代相传，刑罚非常残酷。
在唐朝初期，吐蕃的杰出国王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境内的许多部落。他对汉族文化很羡慕，愿意接受汉族文化。公元641年，唐太宗把侄女文成公主嫁与他为妻。这件事情很重要，文成公主下嫁，不仅仅是婚姻的问题，通过文成公主的下嫁，使唐代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吐蕃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因为文成公主带去了不少的匠人。当时唐朝的学校里，有吐蕃学生来求学。唐蕃的关系在唐太宗统治的时期是很密切的，双方的关系是友好的。这个时候，吐蕃接受汉文化是十分显著的。
但是，从高宗以后，吐蕃的奴隶主贵族经常发动对唐朝的战争。发动战争常常是为了争夺在西域的权利。唐朝在西域（现在的新疆境内乃至现在的苏联境内），曾经建立了四个军事要点，称为四镇。这四镇为唐代在西北的国防前线，也是统治西域的重镇。为了争夺这四个镇，吐蕃和唐朝的冲突常常发生。这时候吐蕃很强盛，唐朝曾屡次战败。虽然如此，唐蕃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还是保持来往的，公元710年，唐朝又把另外一个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的赞普。可见，这个时期的唐蕃关系，有时是紧张的，战争的规模也很大，但是，双方的友好关系也没有断绝。
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公元749年，对吐蕃进行了一次战争，夺回了青海的石堡城，但是唐朝的损失也非常大。到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朝的镇戍军都调到内地去了，西方防务空虚。吐蕃就乘机占领了河西、陇右（现在的甘肃）一带，其骑兵一直打到渭河的北岸，就是现在陕西的北部。双方交界地区的军事冲突经常发生，有的时候战争的规模也较大。吐蕃甚至曾一度占领了长安（代宗时），但在长安市民和军队的反击下，又不得不退出长安。吐蕃的奴隶主贵族经常掠夺交界地区人民去当奴隶，其规模也是相当大的，有一次在陕西北部俘虏去几万人。吐蕃的奴隶主贵族与唐朝进行战争，不但使唐朝受到损失，而且使吐蕃人民也饱受苦难。9世纪中叶以后，唐朝衰弱了，吐蕃也不断发生内乱，从而也走向衰弱。
虽然唐蕃的边境冲突不断发生，但双方的联系仍然保存，使节经常来往，人民之间也有商业活动。
（四）南 诏
南诏在现在的云南，分布在洱海周围，共有六个诏。所谓“诏”，就是国王的意思，六诏就是六个国王。其中蒙舍诏最为强盛。在唐朝的前期，南诏和唐朝的关系是密切的，蒙舍诏已经把其他五个诏灭了，统一了南诏，接受了唐朝给予云南王的封号。
南诏的农业水利相当发达，它也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使用奴隶生产。对于被征服的部落人民，是采取军事管制的方式，强迫他们劳动，所有的收获物，除了口粮外，其馀的都要交给官府。对于自己部族的人民，统治剥削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是同样是剥削。南诏的土地是国有的，由国家进行分配。它的政治制度也受了唐朝的影响，也有节度使一类的名称，最高级的长官叫做清平官。南诏人民在开辟云南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一方面它主要是接受唐文化的影响，接受汉人的文化；另一方面它也受了吐蕃的影响。
本来南诏和唐代的关系是很好的，但由于唐朝官吏贪污腐败，侮辱了南诏人，所以，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南诏人起而反抗。因为和唐作战，他们就归顺了吐蕃，公元756年，吐蕃封南诏王为赞普锺，其意为吐蕃赞普的弟弟。南诏和吐蕃的结合，对唐朝的威胁更大。但是南诏的国王并不愿意长期和唐朝决裂。因为，唐朝虽然对南诏也有征调，但吐蕃对南诏的征调更为严重。吐蕃征发南诏的人当兵，而唐朝就很少这样做；吐蕃每年要南诏缴纳不少的贡物，而唐朝在这方面比吐蕃宽些。这就是南诏国王不愿意和唐长期决裂的原因。南诏王还特别立了一块《德化碑》，在上面说明对唐的用兵是出于不得已，进一步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他的子孙和唐朝恢复和好关系。南诏反唐时，唐朝进行过远征，却是大吃败仗。南诏和唐朝的友好关系，虽然暂时破裂了，但是和平友好时期还是主要的。这点在以后再讲。
（五）西 域
西域是汉代的名称，凉州以西今新疆以至古波斯、罗马都在西域范围内。这里我们主要讲的是今新疆地区。当时新疆地区有很多“小国”，这些“小国”中，有的比较进步，有的比较落后，情况不一样。例如：高昌（现在的吐鲁番）、龟兹（现在的库车）就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不过，唐太宗统治的时候，已经统治了西域，高宗时期征服了西突厥，西域成为唐代版图的一部分。西域是当时中西交通的要道，当时中原的汉族文化在西域的影响很大，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房屋建筑和内地差不多，汉文的书籍、文书也在那里出现，而且发生很大影响。同时西方来的佛教和祆教也在这地区相当流行。
唐朝和吐蕃曾在西域争夺四镇，都想统治西域，而当时在西方有一个大食国（阿剌伯），也很强盛，它也企图从西方来统治西域。所以，有一个时期西域成为当时唐朝、吐蕃、大食三国争夺的地点。玄宗统治时期被大食掠夺的各国经常要求唐朝出兵救援。
公元747年，唐玄宗统治的时候，曾派大将高仙芝率师远征，打到葱岭。公元750年，高仙芝的军队曾到石国（现在苏联境内的塔什干）。第一次远征他是成功的，但第二次他失败了。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甘肃，把西域和唐朝隔绝了，但还没有完全断绝使节的来往。在历史记载上，有西域人通过回纥到达长安的。西域各国的人，有的迁居中原，有的长期居住在中原的长安等地，不愿意回去。唐朝有个大画家，叫尉迟乙僧，他就是于阗国王的儿子，本来可以回去做国王的，但是他却愿意留住长安，而不回去做国王。龟兹的音乐，从北朝以来驰名中原，是唐朝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的绘画艺术、舞蹈艺术，也流传到了中原。服装，如妇女头上戴长面纱，是由波斯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传到内地来的。还有西域饮食方面的一切，也都传到中原来了。这都证明了唐朝与西域各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比较频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