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族门阀制度
关于门阀制度问题，我想讲如下几点：
一 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所谓门阀制度是用来区别士族和庶族的，它一方面是阶级区分的等级形式，所有一切被统治阶级都是庶族、寒人；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层的等级区分。其所以要有这样一种区分无非是为了保证门阀专政。门阀专政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魏晋以来门阀贵族掌握着政权，他们被认为是最高贵的等级，经济上是最大的地主，政治上则是最高级的官僚。说他们是最大的地主，并不是说每个门阀贵族都是大地主，其实有的门阀贵族甚至比较贫穷，但从整个门阀贵族集团来看却是大地主集团。他们有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特权，能使用部曲、佃客进行生产，因而成为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代表。这样提法是否恰当可以商榷，总之，当时能拥有部曲、佃客进行生产的主要是门阀贵族，根据制度他们有权占有部曲和佃客。
考察门阀制度的形成必须探讨士、庶等级的划分起于何时？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于何时确立？也就是说贵族于何时开始可以世代相传地占据高位，在经济上于何时开始成为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代表？
我认为：（一）从东汉时期起，已有了所谓冠族（世代为官）、大姓、著姓，当时有不少家族世代都是大官，如杨、袁二族，此外还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一个郡内也很早就有了所谓著姓、大姓，他们在地方上握有大权。从经济上说，东汉时土地兼并很盛，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这就使得在一个地方大族内出现了特别有势力的大地主。著姓大姓中又出现了在社会上具有声望的所谓“名士”。他们的地位超出于宗族的成员之上，而又控制着本宗族。所谓著姓、大姓好像通指全族，实际上只是指其中显贵的支派。（二）东汉各级的地方长官虽由中央派遣，但州、郡、县的掾属按照通例则由地方长官委用本地人，叫做辟举。这些人多半是当地的所谓大姓、冠族的子弟。三国时公孙瓒做幽州刺史时不用这些冠族子弟，便有人对他提意见，他讲：我若委任了这些冠族的子弟，他们还以为是理所当然而不感激我。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到，东汉末年那些冠族子弟认为在地方上被辟举已是天经地义的。公孙瓒破坏了这一惯例，便被认为不合惯例。当时地方政权通常是由本地的大姓、冠族掌握的，朝廷只是委派刺史、太守，而这些长官要依靠当地的大姓、冠族来统治人民。
通过辟举当时还形成了一种循环报恩的风气。一个大官举出一个人（不仅辟举如此，就是举孝廉、秀才所谓岁举也如此）做官，这个人逐步上升，而当做了大官，有资格辟举人时，便要报恩，要把举主（原来辟举他的人）的子孙辟举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到，循环报恩对于冠族世代为官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的说来，门阀制度在东汉时已经有了痕迹，但还只是一种渊源，在它的基础上才产生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东汉时期那些大姓、著姓和所谓小族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那些大姓、著姓往往不愿意和地位低的小族来往。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时期已确立了门阀制度。因为：
（一）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世代做官的人家，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不但在两汉时如此，就是三国时期也还如此，东汉末期那些地位低微的所谓寒门也还有机会爬上高位。事实上魏晋时代第一流门阀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并不是东汉时期的冠族、著姓，而是东汉末年的寒门。比如，颍川陈氏是魏晋时期的第一流高门，而发家者陈寔本人在年青时还做过县吏，地位低微，后来也没有做大官，只做过太丘县长；庾氏也是晋以后的第一流的士族，但其祖先在三国早期的地位却很低微。魏晋的第一流高门中有一部分是寒门出身。因此我们说从东汉至三国时期，门阀制度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寒门可以爬上高位；原来的所谓大姓、著姓也有政治地位下降的。
（二）两汉时代，所有的官吏本人都享受免除徭役的特权，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官吏的同族乃至于直系子孙能否免役，免兵役范围多大，却跟门阀制确立以后有很大的区别。西汉时连丞相的儿子也不能免役。（汉朝的制度规定每人每年在边境上戍守三天，充当边防军，实际上是终身一次一年。）东汉初年，丞相司直王良是二千石级的大官，临死的时候光武帝亲自问病，王良死后，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免除王良儿子的徭役。一个大官直到死后，皇帝才下诏书免除他儿子的徭役，可见当时一般官吏的子孙是不能免役的。但这并不是说，当时官吏的子孙都老老实实地服役，实际上他们都能凭借自己的势力逃避徭役，只是没有法律的保证而已。
总之，从东汉至三国时期，门阀在政治上不能垄断官职；他们的子孙以至宗族也不能免除徭役；其土地也常常转移。因此东汉时期虽有冠族、大姓的存在，但不能说确立了门阀制度。
我认为门阀制度在魏晋时期才确立起来。有人常常把门阀士族跟地方豪强看成一个东西。这是不对的。门阀士族与地方豪强虽有联系，但有区别。三国时期存在着地方豪强建立武装、拥有部曲的情况；西汉末年，在那些建立地主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的人中间也有拥有部曲、佃客的；而门阀贵族是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代表，拥有部曲、佃客。可见门阀贵族和地方豪强之间有联系，但不是所有豪强都形成门阀。东汉至三国时期的豪强如李通、李典、许褚的子孙，在魏晋时并没有成为门阀。
魏晋时期门阀的形成和确立有两个关键：
第一是九品官人法的确立。魏晋九品官人法实行之后逐渐出现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保证了门阀的政治特权。所以说九品官人法确立以后，门阀贵族的政治特权才有了保证，因为当中正的人都是门阀贵族，他们把上品控制在自己这个等级里，排斥寒门爬上高品的行列。当时又有清官、浊官之分，寒门只能被评为九品中二品以下的等级，只能作浊官；士族才能被评为上品亦即二品，有资格作清官。只有出自清官才能逐步上升到高级官，只有门阀贵族才可以身踞高位。
中正的品和官品是两回事。中正的品就是中正给一个人评一个等级，这并不是官职。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往往搞不清楚。
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制度形成的主要关键，这是由来已久的看法。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贵族在政治上永远享有特权。后来西晋占田制确立以后，各级官吏都可以按照品级占有土地。北魏的均田制规定地方官配给公田，作为俸禄，以后又发展为职分田。这就是说，世代为官者就能保证世代占有较多的土地，士族即使自己没有土地也能根据这一规定去占有土地或享受地租。西晋占田制虽然规定各级官僚占田都有定额，但他们实际上占有的土地往往超过定额。总之，西晋占田制度保证了门阀贵族能世代占有土地，因为九品官人法保证了门阀贵族能够世代做官。
第二是荫族荫客制的颁布。荫族荫客制是户调式中的一部分内容，于西晋灭孙吴后颁布。它规定各级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来享有荫庇宗族的权利。所谓荫庇就是可以免除受庇者的徭役。这一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规定了先贤之后、士人子孙可以像国家的官吏一样荫庇宗族。就是说不仅自己做官可以荫庇宗族，即使自己不做官，只要祖先被认为是“先贤”、“士人”的，也有权荫庇宗族。我们知道，做官可以享受免役特权是自秦汉以来的惯例，不是魏晋时期的特殊东西，但是官能荫庇宗族却是魏晋时期的特点。过去虽然实际上存在宗族受荫庇的现象，但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特别是关于自己不做官，只要是士人、先贤之后也可以根据这种血统渊源而享有荫庇宗族的特权的规定，则更是魏晋时期的特点。这样一来，士便成为族了。我们知道，各个时期士的含义是不同的，史料关于士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周朝，周朝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各个等级；秦汉以后也有士。周朝的士究竟是一个什么阶级？有的人说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但也是参加劳动的。其阶级关系还有待研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周的士与秦汉的士不一样。战国到秦汉时期所谓士大夫的士是读书人的意思。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士便特殊化了，他与一般所指的读书人的士的含义不同。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是在曹丕还没有做皇帝而即将做皇帝的时候颁布的。曹丕的朋友吴质在曹丕做了皇帝后也身踞高位，他既是文人又是大官，若照秦汉时的标准是应该算作士人的，可是《三国志》却记载说吴质的同乡“不予士名”，不给他以士的名义，吴质很生气，大骂同乡人。这一记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九品中正制颁布以后，士便不是一般的称号，而是那些门阀贵族所特有的称号了。所谓“不予士名”，是说中正不把他列为上品的意思。总之，三国时士已显得很突出，而到了西晋，颁布了荫族荫客制，规定士人的子孙可以享受免除徭役的特权以后，这个士就是我们所说的士族了。
荫族荫客制规定各级官吏和士人不但可以荫族，而且还可以荫客，官做得越大，荫客的数目就越大。客得到荫庇也就确定了客对主人的依附关系，客没有独立的户口，可以免除徭役，这是由于得到主人荫庇的缘故，因此他对主人承担有封建义务，需向主人缴纳地租，负担其他徭役和听从主人的命令，打仗时要做主人的家兵，随时受到主人的奴役。西晋户调式所规定的官吏荫客数字不大，最高级的官能荫客五十户。有人考证为十五户，这可能是对的。但即使五十户，数目也不算太大，实际上当时那些大地主、贵族官僚所占有的客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太原地区用匈奴人作佃客的多者数千人。也可能千为十之误，但即使是有匈奴佃客数十人，再加上汉人，也一定会超过五十户的限制。
我们知道，只有最有势力的人才能荫族荫客，而当时最有势力的人就是门阀贵族，他们能够做大官，掌握实权，因而就有可能掌握大量的依附人口。荫族荫客制规定荫族多者九族，从高祖到玄孙九代都可以免除徭役，范围是非常宽的。荫客的意义不在于限制官吏荫客的多少（西晋时门阀荫庇人口过多是要受到惩罚的，因为当时的局面已经统一，政府要整顿户籍，要将门阀贵族所占有的人口解脱出来，使其控制于国家之手，因而才规定了官吏荫客的数目。这含有限制的意义，但这种限制实际上没能行通），而在于明确承认了客是可以荫庇的，也就是说客可以受主人的庇护，向主人缴纳地租，承担其他的封建义务，而不向国家承担义务。这在三国初期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曹操时有一个大族把客藏起来不去服兵役，地方官便要他本人去当兵。从这里可以看到三国初期荫客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不久之后，孙吴、曹魏都把屯田客甚至普通人赏赐给文武官僚，承认他们是私属，不向国家承担义务，但那时还只是特殊恩典。自从颁布了户调式，确立了荫族、荫客制以后，才明确各级官僚和士人能庇护人口。这是门阀特权的表现。
总的说来，占田制、荫族荫客制是在经济上肯定了门阀贵族的特权。客是门阀贵族的依附者，因而贵族便可以组织他们作为部曲即家兵（私人武装）；九品中正制则是在政治上肯定了门阀贵族的特权。上述制度的确立便是门阀制度形成的标志，而这种制度都是在魏晋时期确立的，所以说门阀制度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从此以后，士与庶的区别逐渐走向严格化（三国时期士庶虽有区别，但是不很严格，西晋时期才严格起来，但也还不及后来那么严格）。士庶区别的标志大致有两点：
1．婚。魏晋以后士族只跟士族通婚，寒门只跟寒门通婚，士庶之间是不通婚的。这一点到南北朝时特别严格起来。西晋时期还不那么严格，当时太原高门王济是晋武帝的妹夫，他看到一位兵家子很好（魏晋时期兵家子的地位很低微），便想把妹妹嫁给他。王济的母亲要亲眼看看，王济便把这个兵家子领来谈话，母亲偷着看了看。兵家子走后，王济问母亲的意见如何？母亲说：你的眼力不错，可惜他是一个兵家子，得很长的时间才能爬上高位，他的相貌看来不能长寿（即是说不能等待）。因而不愿把女儿嫁给他。这件事说明魏晋时期门阀制度虽已确立，但寒门仍旧可以爬上高位，兵家子也有机会爬入士族的行列，只是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也说明当时士庶之间还是可以通婚的。
2．宦。当时的官有清浊之分。清浊之分即士庶之别，上品由清官出身一直当清官，下品除了由于特殊原因而升高其地位，便只好由浊官出身一直当浊官。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出身官的清浊呢？这是因为当时在品级高低和清浊之间有时不甚一致，即有品高而官浊者，也有品低而官清者。有的官则是士族能做，寒门也能做的高级官，虽然都是清官，但寒门立了功，特别是立了军功以后也可以任高官。因而要根据出身官的清浊来判定士庶。
南北朝时期士庶的区别特别严格，后来又发展到士族内有等级的区分，最高级为“甲族”，次等士族称“次门”。这种等级区分在魏晋时是很少见的，而到南北朝时便严格起来。
这里附带说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清朝以来便有人产生误会。这就是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根据南朝萧道成说“朕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便认为萧道成出身于寒门。自从赵翼有了这一误会以来，一直到现在通常都引用赵翼的话。其实素族并不等于寒门，这两者有时可以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所谓素族是跟宗室或有世爵者相对而言的，素族的意思即不是皇族或没有世爵，萧道成虽然不是当时的第一流士族，但也是属于士族行列的。他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是宗室、公侯，如今却做了皇帝，这是意想不到的事。
二 南北朝时期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之间的区别
南方的士族主要有二类，一类是于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前后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侨姓（侨居南方）；另一类是南方土生的，这是孙吴时代培植起来的士族，称为吴姓。南朝的门阀标准有一个特点，即只有永嘉之乱时期逃到南方去的士族才算士族，凡永嘉之乱以后，比如东晋后期或末期南下的士族便受到轻视。弘农杨氏是东汉以来的大姓，老牌门阀，但杨佺期直到东晋末年才从北方搬到南方去，因而受到轻视，被称为“荒伧”。南方的士族也有限制，实际上只有现在江苏南部、浙江绍兴和浙西地区有士族。其他地区的豪强在地方上也享有特权，掌握地方政权，但高门甲族不承认他们的士族地位，瞧不起他们。
南朝时期，士族业已僵化，几乎不再有什么提升，只有极个别的情况，比如萧氏原来不是士族，后因与刘宋宗室联亲，刘裕的母亲出于萧氏，后来萧氏又是齐、梁两朝的皇室，因而成为南方第一流的士族，这是极个别的例外。
北方的情况与南方不同。北朝在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前后，那些离长江较近的河南、山东地区的士族以及少数河北、山西地区的士族都逃到南方去了。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河南、山东地区的士族比较多，其地位也比较高。河北地区自秦汉以来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魏晋时期所产生的士族却比较少。《晋书》记载说河北地区连充当中正的人也不是二品，只是三品（这是次等士族）。所以说“河北少士人”。河北地区少数士族与豪强大姓在流民与少数族起义的过程中，很多没有逃往江南而是逃往辽东，有的是渡过黄河到山东，也有的则与当地少数族政权合作。总的说来，当时中原地区最高级的士族已于西晋灭亡前后逃到南方去了，而留在北方的虽然也有少数高门，但主要的却是次等的士族，或者是未列入士族行列的豪强。南方士族轻视北方士族是根据魏晋时期的标准和渡江先后，所以连杨佺期这样的高门也瞧不起。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将统治下的整个北方地区的门阀大加调整、扩充。他的办法有如下几点。
（一）立郡姓。将各郡最有势力的豪强，不管是不是魏晋时期的士族都列为郡姓，当时除了边境少数族没有郡姓外，其他各郡几乎都有郡姓。孝文帝的改革便打破了魏晋时期的士族范围，把每个郡的豪强都推举出来列为郡姓，凡列为郡姓的便是士族门阀，都可以享受特权。这样一来，士族门阀的队伍便大大地扩充了。如北魏初期，大家都不把河东薛氏（现山西南部）看作汉人，而看作是少数族蜀人，显然不是魏晋时期的士族。据说孝文帝定郡姓时没有把薛氏列为河东郡姓，薛宗起（《北史》作薛聪，和《资治通鉴》记事略有不同。究竟是谁，我们且不管，反正是薛家的子孙）便向孝文帝力争。孝文帝说：“你是蜀人，为什么要列为郡姓？”薛宗起说：“薛氏自蜀迁来，是汉丞相之后，我们算作蜀，那末陛下是鲜卑人，难道也算作‘虏’不成？”于是孝文帝便将薛氏列为郡姓了。由此可见，通过孝文帝的定姓族，凡是地方豪强多半都列为郡姓。过去对于孝文帝的改革，通常只注意了鲜卑贵族门阀化的措施，而忽视了北方豪强列为郡姓的措施，其实后一措施是极为重要的，它是根据北方豪强的普遍要求以及十六国以来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其意义是加强了拓跋族统治者和地方豪强的合作。
（二）鲜卑贵族门阀化。孝文帝按照门阀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定穆、陆、贺、楼、刘、于、嵇、尉八姓为高门，使鲜卑贵族处于与汉族最高门阀同等的地位。其他诸姓也按照祖先官爵定为“姓”或“族”，“姓”比“族”地位高。孝文帝的门阀标准是硬性地按照祖先的官爵而定（魏晋时期的士族实际上也是按照祖先的官爵而定的，但没有硬性规定），对汉族门阀分膏粱、华腴、甲、乙、丙、丁六等（膏粱、华腴也可以合入甲姓，所以又是四姓），祖先做的官越大，列的等级就越高。孝文帝并一概承认十六国时期如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前秦、后秦等做官的人家，也就是说，西晋灭亡以后的新兴官僚地主都可以列为士族。因为北魏是继后燕、前秦而建立的，当然要承认十六国时期官僚地主的地位。这样一来，士族的队伍必然扩大了。因此，北朝的郡姓跟魏晋的士族不同，跟南朝的士族也不同，它是孝文帝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其目的不外是加强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结合以巩固其统治。
以上所述是永嘉之乱以后，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的区别。
三 门阀制度的消灭
一、门阀制度消灭的必然性。门阀贵族使用部曲、佃客，甚至使用奴婢进行生产。这些部曲、佃客在身分上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因此部曲、佃客生产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而越来越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这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矛盾（但这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不适应的矛盾）。因为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来看，都要求直接劳动者有较多的时间自由支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由主人随意支配劳动的部曲、佃客生产制必然走向衰落，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代表——门阀贵族也必然走向衰落。
二、门阀贵族，特别是北方的门阀贵族是由地方豪强发展而来的，他们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势力，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有很大的矛盾。而当时的历史趋向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基本上也是中央集权制，但集权的程度比较弱。门阀制度和地方分裂主义有联系，因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加强，门阀制度就走向衰落。
自南北朝以来，门阀制度越来越显著地成为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一与分裂的矛盾的焦点。门阀贵族是最大的地主，又占有大量的部曲、佃客。阶级斗争要反对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便首先要打击门阀贵族。总之，门阀制度衰落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门阀制度所代表的部曲、佃客生产制已束缚了社会的发展。门阀贵族要求保持落后的生产制、要发展地方势力，这和整个历史趋向相背，门阀贵族本身也是越来越腐朽。门阀贵族在早期还产生了个别值得肯定的人物，而到后期由于门阀越来越腐败，依仗自己的门第就身居高位，安享富贵，因而便产生不出人才来了。由此可见，门阀制度必然衰落。
门阀制度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
南方。东晋末年孙恩起义曾经打击了江南的士族，使其势力大为削弱。门阀所掌握的军权已让位给寒门，以后政治实权也逐渐让位给寒门。这就是说，孙恩起义以后门阀制度已走下坡路，门阀自身已没有能力来统治、镇压人民，便不得不把权力交付给寒门。我认为，孙恩起义是门阀制度衰落的转折点。南朝宋、齐两代士庶的区别最严格（我们已讲过，魏晋时期士庶的区别虽严格，但还有个别的寒门爬入士族行列），这并不表示门阀制度的强大，恰恰相反，正是表示门阀制度的衰弱。门阀贵族看到自身力量逐渐削弱才不得不竭力抗拒寒门渗入自己的队伍，这是门阀制度走下坡路的表现。经过侯景之乱和江陵的陷落，门阀制度更走下坡路了。
北方。六镇起义时期，北方的大族郡姓还可以组织地方武装镇压起义或混入起义队伍，六镇起义以后，大族郡姓的政治势力便衰落了。关中地区，北周取消了清浊官之分，宇文泰恢复了六官制（仿照《周礼》上的天、地、春、夏、秋、冬），这一复古改制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清、浊官的界线，西魏、北周的清、浊官界线已消除。齐后主卖官鬻爵，出卖地方掾属，打破了自汉朝以来大族豪强势力掌握地方政权的惯例。关于这一点，《通典》上已经指出了。总之，自六镇起义以后，北方郡姓的力量已大不如前，到北齐灭亡时，河北、山东地区的大族也受到一些打击，一部分被迫迁到关中。
南北朝后期门阀的势力虽然削弱，但其特权基本上还是保留着的，这一时期南北有更多的寒门挤入士族的行列，同样享受特权。所有的地主阶级都是特权阶级，但上面所说的某些专属于门阀贵族的特权，过去一般地主是不能享受的，现在有更多的寒门进入士族的行列，也就意味着在地主阶级内部士庶等级逐渐不很分明了。
隋统一全国后，江南自魏晋以来的士族基本上已消灭了，隋朝把这一批人都迁至关中。我们看到唐朝的江南士族，实际上都住在关中，这些士族有的是在江陵陷落时迁入关中的，有的是隋统一江南后迁入关中的。总的说来，江南的侨姓、吴姓士族到了隋代都消灭了，所留下的江南地方豪强并不是南朝公认的士族。隋代虽然还有州、县中正（因为避杨忠讳，州中正改为州都，郡县中正改为郡正和县正。不久废了郡，郡正自然没有了），也只是保留了一个名义。地方官辟举的权力已不存在了，掾属一律由中央的吏部委任，门阀贵族丧失了掌握地方政权的特权。当时的地方官也对门阀贵族加以抑制。隋文帝检查户口，曾将山东、河北地区豪强大地主占有的部曲、佃客查出来，归于国家编户，使门阀贵族在经济上也受到打击。
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河北、山东地区的士族，士族子弟不少被杀。隋末农民起义后，进一步扫除了江南士族和山东郡姓的势力。但关中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关中地区在西魏、北周时虽然打破了清浊的界线，但鲜卑贵族的特权却一直保留到隋唐时代，这些鲜卑贵族是府兵的将领，组成军事贵族集团，他们依然使用部曲、佃客、奴婢生产。隋文帝时将大量的土地、奴婢赏赐给关陇军事贵族，因此这些军事贵族既掌握了政治实权，在经济上又是最大的地主，他们是部曲、佃客生产制的最后保持者，是门阀制度的最后堡垒。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唐朝初期还没有改变。
唐代门阀制度的消灭，唐太宗、武则天时期科举制的发展，是符合当时一般寒门地主的要求的，而科举制的发展则跟当时的土地制度、生产的发展有关。封建社会里政权是从属于地权的。一般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世袭性很强，转移比较缓慢，如于氏经过魏、周、隋、唐四代，其占有的土地还没有变化，南朝王导占有土地八十顷一直保留至梁朝。但是唐朝商品交换关系有所发展，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买卖也日益盛行，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才能兴起。科举制是最能体现政权从属于地权的原则的，因为应科举要考试经义、诗赋等，当时能够读书的人只有地主阶级的子弟，一般农民根本没有读书的权利。这就是说，谁能够读书，能够做文章，谁就可以做官。这说明在土地转移比较频繁的情况下，科举制实际上起了保证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
史学界对唐代有没有门阀制度的问题尚有争论。我认为，门阀作为制度在唐代已消除，但门阀仍然存在，在社会上仍具有特殊地位，婚姻还有士庶的区别。唐朝虽然还保留了上述现象，但已没有了门阀制度的基础。什么是门阀贵族呢？那就是通过九品中正制能世代为官；通过荫族、荫客制而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唐朝已没有九品中正制了，当时虽还有不少的门阀贵族做官，不少的宰相出于崔、卢、李、郑、王等旧门阀，但是，他们做官并不是由于九品中正制，而是通过科举取得地位。因为他们是老门阀，有世代相传的老地位，读书的条件比较好，因而较易通过科举取得官职。唐朝中叶以后出于旧门阀的宰相大多是通过科举进身的。另外，唐朝初年取消了士族享受的荫族特权，当时的荫族特权并不是按门阀来确定，而是按官品来确定的。《唐六典》明确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除本人免役外，还可以荫庇宗族。五品官可以荫庇三代即父亲一辈的叔伯和堂兄弟，自己的儿子和侄儿。五品以上者按品第依次递增，最高品的官可以荫庇九族。六品以下官只自身免役。武则天的《姓氏录》更明确地规定以五品为界线，五品以上的官列入《姓氏录》而称为士族，六品以下的官便不能列入了。所以说五六品官的界线是唐朝初年的一个严格界线。从其他方面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国子监分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凡五品以上官的子弟才能进国子学和太学读书，六品以下官的子弟只能进四门学读书，一般平民的子弟也能进四门学读书。这是文的方面。武的方面规定五品以上官的子弟可以充当皇帝的侍卫，所谓亲、勋、翊三卫。六品以下官的子弟和一般庶人、平民的子弟一样充当府兵。总的说来唐朝初期门阀制度已经消除，共享有特权的阶层是五品以上的官僚家庭，而充当五品官和门阀并无必然的联系。
当然，唐朝也有荫任制，也有不少人通过荫任得官。但荫任只是说靠父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官职，并不是依靠士族血统而取得官位。况且，虽依靠父亲做官能取得一官半职，但要因此做大官却缺乏保证，当时，特别是中叶以后，只有通过科举，尤其是进士出身，才能做大官。荫任制一直到清朝还存在，并不是门阀制度的标志。唐朝中叶以后只有进士科才能享受特权，他们被称为衣冠户。我们不能认为唐代的衣冠就是魏晋时代的衣冠，会昌五年的一次诏书上提出只有前进士和登科有声名者才能称为衣冠户，才可以荫庇家族，其馀的官只能自身免役。这可以看出，享受特权的阶层由唐初的五、六品官的界线发展到唐中叶便是进士科和非进士科的界线了。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门阀制度自隋朝以来已基本上衰落，仅只剩下关陇集团。而武则天时期这一集团也衰落了。自此以后门阀制度仅只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影响。但门阀制度从魏晋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社会上的影响已根深蒂固，一般人都认为他们高贵一些。在唐朝门阀制度虽已消灭，门阀贵族仍受到大家的尊敬，还有人愿意跟他们攀亲，但这只是保留在思想意识上的习惯势力，这种传统观念要在思想上铲除还得有一个过程，因而在唐代门阀的残馀势力长期存在，彻底清除是在唐末大起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