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循正

邵循正(1909年11月21日～1972年4月27日)，中国历史学家。字心恒。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909年11月21日（宣统元年十月初九）生。1924年入福州英华书院，1926年入福州协和大学。同年秋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1930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改习历史。所著硕士学位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二十余万字，被选刊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1934年初赴欧洲留学，改习蒙古史。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汉学家伯希和攻蒙古史，学习古波斯文；次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蒙古史。1936年由法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讲师,讲授蒙古文。"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赴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历史学系专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担任蒙古史、波斯文和中国近代史诸课。1945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聘，与陈寅恪、洪谦、孙毓棠、沈有鼎联袂赴英，任牛津大学访问教授，研究蒙古史。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鲁文大学作短期讲学。1946年冬归国，回清华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曾于1950学年度内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2～1958年任该所史料编辑室主任。1956年邵循正与翁独健、韩儒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史专家代表赴莫斯科，拟定由蒙、中、苏三国历史学家合作编写《蒙古通史》的研究计划，促进了国际学术文化交流。

邵循正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他熟谙英语、法语,懂德语,稍通意大利语、俄语，学过古波斯文、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满文，能直接把蒙文资料（《元朝秘史》、波斯文资料（拉施都丁《史集》）、汉文资料（《元史》）和法、德、英等西欧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合参证，互纠讹误，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作了很多史实订正的工作。

邵循正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49年以后，他利用其对中外关系的深刻了解，开拓对中国国内政治，特别是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他着重研究洋务派主要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研究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研究出身于洋务派以后发展各异的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写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为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贡献。

邵循正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除《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外,与翦伯赞、胡华合著有《中国历史概要》，与陈庆华合著有《中国史纲要》第四册，学术论文已编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

邵循正还主持编辑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两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盛宣怀未刊信稿》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身体倍受摧残，仍抱病主持点校《元史》，在劳瘁中于1972年4月27日逝世。

洪咨夔

洪咨夔[ kuí ](1176～1236)字舜俞，号平斋，於潜(今属浙江临安)人。父钺，号谷隐，有诗名。嘉泰二年进士，授如皋主簿。寻试为饶州教授。作《大治赋》，为楼钥所赏识。授南外宗学教授，以言去。复应博学宏词科，崔与之辟置淮东幕府。与之帅成都，除籍田令、通判成都府，寻知龙州，有惠政，如毁邓艾祠，更祠诸葛武侯，告其民曰：“毋事仇雠而忘父母。”尤为当时称叹。出蜀时，得书数千卷，藏之萧寺，父子考论讽诵，学益宏肆。嘉定十七年，召为秘书郎。宝庆元年，迁金部员外郎。以言事忤史弥远，罢。读书故山，达七年。绍定六年，弥远死，召为礼部员外郎，即乞进君子退小人，拜监察御史，劾去枢密使薛极等，朝纲大振。端平元年，乞下诏求言，登进诸儒，除殿中侍御史，擢中书舍人，寻兼权吏部侍郎，与真德秀同知贡举，俄兼直学士院。迁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乞为济王立后，擢给事中。三年，进刑部尚书，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卒年六十一。著有《两汉诏令》、《春秋说》等传世。文集三十二卷，以经筵进讲及制诰之文居多，不录奏疏。诗歌、杂著仅十之三。咨夔以论事谠直、制词贴切著称，其父见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饭，汝无忧!”故诗中常有讽刺官吏、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如《漩口》、《狐鼠》、《次韵闵饥》之类。其他如《魏城晚凉倚窗观稼》等描写乡村风情、《壬辰小雪前奉亲游道场何山》等写景之作，也颇为前人称赏(《升庵诗话》卷六)。其诗为江西诗派风格，但也受到杨万里的影响，时有新巧之比喻，如《促织》二首、《泥溪》等。词存四十馀首，寿其父(即词注内所称“老人”)及和韵者占五分之一。清冯煦《嵩庵论词》称其“《沁园春》四首工于发端，皆有振衣千仞气象，惜其下并不称”，所评甚是。但词中不乏豪情壮语，亦不止于篇首，如《沁园春·寿淮东制置》、《贺新郎·寿成都孙宰》等。《四库全书总目》云：“其词淋漓激壮，多抑塞磊落之感，颇有似稼轩、龙洲(刘过)者。”清阳羡词派陈其年似即学此种。但咨夔词仍以淡雅见长，如《眼儿媚》(平沙芳草渡头村)及《满江红》结拍“最关情，鹎鵊一声催，窗纱晓”之类。所著《平斋文集》三十二卷，有《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又有洪氏《晦木斋丛书》本。《平斋词》，有《宋名家词》本。《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四十馀首。《全宋诗》卷二八九○至二八九七录其诗八卷。《全宋文》卷六九八四至七○一四收其文三十一卷。事迹见《宋史》卷四○六本传。

哈谢克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捷克语：Jaroslav Hašek，1883年4月30日－1923年1月3日），捷克作家。生于布拉格一穷教师之家，13岁丧父， 后与母亲、弟弟妹妹靠要饭为生。上中学时， 因参加反统治者的示威游行， 屡遭拘留和逮捕。高中毕业后， 遍游全国， 并同无政府主义者有联系。1905年捷克工运高涨， 他加入进步作家行列。一次大战后， 应征入伍。十月革命爆发后， 又参加了十月革命。1918年入苏联红军，不久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年返回捷克布拉格， 1923年逝世。

哈谢克的创作起于20世纪初， 《女仆安娜的纪念日》、《得救》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多写下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抨击封建统治者，结构严谨，语言朴实，情节生动， 且简练而又富于幽默感。长篇小说《好兵帅克》 (1920～1923)， 体现了他的最高创作成就。这是一部政治讽刺性很强的长篇小说， 它通过普通士兵帅克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来揭露奥匈统治者及其军队的腐败。《好兵帅克》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

小仲马

亚历山大·小仲马（法语：Alexandre Dumas fils，1824年7月27日—1895年11月27日），法国作家,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他出生多年后,才被大仲马承认是自己的儿子。小仲马的母亲是工人,大仲马一直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因此。小仲马从小受到歧视、侮辱。这切身的遭遇在小仲马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痕,并且对他成年后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于是,探讨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问题,也就成了贯穿小仲马的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小仲马的文学生涯是从写小说开始的。在写《茶花女》之前,他写过好几部小说。《茶花女》是他最成功也是最后一部小说。在小说《茶花女》之后,他紧接着又写成同名话剧,于1852年举行初演。结果话剧《茶花女》取得了比同名小说更大的成就。从此,小仲马专门致力于戏剧创作。他共写过二十多个剧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金钱问题》(1857),写一个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的银行家,“买卖就是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是他的座右铭;《私生子》(1858),写一富人诱惑了一个女工,这女工怀孕后他就抛弃了她,日后私生子成了名,他又想认他为子,遭到拒绝;《放荡的父亲》(1859),写一荒唐的老人与儿子同时追求一个少女,后来得知儿子与这少女相爱,良心不安,遂改变放荡的生活;《欧勃雷夫人的见解》(1867),写一少女因无知而堕落,有过私生子,后来她醒悟了,便有一个青年向她求婚,那青年的母亲也豁达地表示赞成;《阿尔丰斯先生》(1873),写一个男子抛弃了一个家境贫寒而真心爱他的少女,另去追求一个对他本无感情而有钱的寡妇;《法朗西雍》(1887),写聪明的妻子如何惩罚和教训不忠于她的丈夫。小仲马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

肯尼思·菲林

肯尼思·菲林（Kenneth Fearing,1902—1961),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 《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主编。1902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橡树园，在美国诗歌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首席诗人”。除此外，他的小说更富盛名。《杀局》（e Big Clock）是他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他还著有《思想匕首》（1941年）、《克拉克·吉福德的身体》（1942年）、《慷慨的心》（1954年）等小说。1961年，肯尼思·菲林在纽约逝世。

许地山

许地山（1893年2月3日－1941年8月4日），名赞堃，号地山，笔名落华生。福建龙溪人。1893年2月1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台湾省南府城一个爱国者的家庭。他的父亲许南英，号蕴白，进士出身，当时任台湾筹防局团练局统领。许地山两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日军来犯，许南英随刘永福扼守台南，坚持民族大义，投入抗日斗争。失败后，抛弃全部财产，举家迁回大陆，在福建龙溪落户，过着清贫的生活。

许地山的父亲回大陆后，在广东做过几任知县。幼年的许地山从1897年至1910年，大部分时间随家住在广州。他四岁发蒙入私塾。十三岁入广东韶舞讲习所。十四岁改入随宦中学堂，1910年10月毕业。其父从亲身经历中看到清政府的腐败，转而同情革命。大哥许赞书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些都对许地山的青少年时代有着积极的影响。加以往来华侨的熏染和革命党的宣传，早在辛亥革命前三四年，他就剪了辫子。他父亲虽以为“文明不能专从外表上讲”，然而不久自己也学儿子的样，剪去了辫子，以至当他们搬到乡下居住时，都被当地人称为“剪辫仔”和“革命仔”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许地山，从小接触到较多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和西方文化。在学习方面，他除了正课之外，酷爱音乐，熟悉音律，善弹琵琶。广东的民间歌曲“粤讴”他不仅会唱，而且能编，这对于他后来的小说、诗歌创作都有影响。

1911年，由于父亲赋闲，家境更加贫困。十九岁的许地山开始自谋生活，任福建省立第二师范教员。1913年赴缅甸仰光，任华侨所办中华学校教员。1915年底归国，次年任教于福建漳州华英中学。1917年又回福建二师任教，并兼附小主理。同年暑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在北京，他迎来了“五四”风暴，形成了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投身于反对封建礼教、争取民主自由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毕业，得文学士学位，转入燕大神学院研究宗教。同时，与好友瞿秋白、郑振铎等合力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又与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遵循该会“文艺为人生”的宗旨，开始创作一些短篇小说。1921年1月，许地山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发表处女作《命命鸟》。它的反封建的主题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当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同年，他还创作发表了《商人妇》、《换巢鸾凤》和《黄昏后》。

1922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得神学士学位，留任该校助理并在平民大学兼课。同年出版散文集《空山灵雨》，共收散文四十四篇。次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1924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英国伦敦，入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在英国结识老舍，鼓励老舍写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并介绍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来二人成为挚友。1926年10月得牛津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途经印度，留在罗奈城印度大学研习梵文及佛学。1927年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助教。这几年间，他创作了《缀网劳蛛》、《海角底孤星》、《醍醐天女》、《枯杨生花》、《海世间》、《慕》等小说、散文。许地山的前期创作大都充满异域情调，富有浪漫色彩，但并不脱离现实。它们较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现实的不满，顽强地探究人生的价值及其根本目的;但是，它们又笼罩着相当浓厚的宗教哲学气息，情调比较低回，反映出一种怀疑主义以至虚无主义的思想。

《缀网劳蛛》是许地山的前期代表作。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一系列不幸遭遇，却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然而她又对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幸与不幸，一概采取容忍的态度。她自比为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吐出生命之丝，不断补缀着残破的命运之网。这种人生观，对于当时青年中存在的悲观绝望、烦闷轻生的思想有着一定的针砭作用，然而又包含着宿命论的、“独善其身”思想的消极因素。茅盾曾经指出，《缀网劳蛛》“是‘五四’落潮期一班青年苦苦地寻求人生意义寻到疲倦了时，于是从易卜生主义的‘不全则宁无’回到折中主义的思想的反映”。许地山的所有作品，都贯串着对于“人生理想”的探求，但是他前期作品中的“人生理想”是朦胧的，矛盾的。这反映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愤激和苦闷。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把中国人民推进了血海。“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严肃的问题，更加尖锐地提到了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的面前。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心民族命运的作家，许地山通过他后来的作品，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1928年，他被擢升为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副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兼授印度哲学和人类学。1930年，升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邀，前往讲学，特意与夫人周俟松绕道台湾，探望久别的故乡和亲友。台湾山水的明丽秀媚和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生活，都给许地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向亲友介绍抗日形势，表达了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信念和期望。在中山大学讲学时，他极力反对某些人提倡“中学读经”的主张，坚持“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同年12月赴印度，在印度大学继续研究印度宗教及梵文。次年年底回到北京。这一时期，许地山除了潜心于宗教史、民俗学的研究，完成了《云笈七籤校异》、《中国道教史》上卷等学术著作外，同时写作了《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三博士》、《无忧花》、《女儿心》、《归途》、《东野先生》、《人非人》、《解放者》、《春桃》等短篇小说。与前期创作相比，这些作品有着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为鲜明的倾向性。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剖析取代了浪漫主义的构思和哲理问题的探索，语言更加通俗、冷峭。《在费总理底客厅里》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丑恶嘴脸，揭穿了国民党右派所标榜的“民生主义”的虚伪。《三博士》讽刺留学生中的败类，暴露了教育界和官场的腐败。《东野先生》、《人非人》、《解放者》尖锐地触及时事，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直接间接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的斗争和牺牲。

1935年，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排挤进步教授，解聘许地山。他于是应香港大学聘，南下香港，就任该校中文学院主任教授。当时的香港大学，曾被鲁迅称为“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直到1934年，它的国文课还是只讲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和桐城古文。许地山到任后，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立了文学、史学、哲学三系，革新了教学的内容。他还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担任过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字会理事及香港中小学教员暑期讨论班主任委员等职务。瞿秋白于1935年被捕时，他曾邀集友好，多方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投身于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他奔波于香港、九龙，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国庆日所立底愿望》、《七七感言》、《中国思想中对于战争底态度》等杂文，宣传抗战、民主，反对投降、独裁，还经常不辞辛劳地为救亡青年上补习课。

在文艺思想方面，这时的许地山明确地批判了以“我”为中心的“怡情文学”，提倡坚实的“群众文学”。他指出，处在“正义公理所维持的理想人生已陷入危险境地”的时势中，富翁贵人可以不要祖国，而人民群众则一旦亡国必成马牛。所以，大众需要的，不是那“行云流水，没弦琴，无孔笛”的文艺，而是那“对于人生间种种不平所发出底轰天雷”，即“带汗臭”、“带弹腥”的“群众文艺”。它的任务在于“切实地描写群众”，陶冶出我们民族“坚如金刚底民族性”。

这一时期，他写有短篇小说《铁鱼底鳃》，书信体散文《无法投递之邮件》、《危巢坠简》，剧本《女国士》等。《铁鱼底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位胸怀救国大志的兵工专家，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献身无路，救国无门，终于在离乱中丢失了兵工新发明的资料和成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许地山通过主人公的口，喊出了人民要求坚持抗战的意志，表达了坚强的民族自信心：“越逃，灾难越发随在后头;若回转去，站住了，什么都可以抵挡得住!”许地山认清了争民主和反侵略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坚信中华民族只有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只有在这个斗争的熔炉中才能锻炼出全新的民族性格。他对于“人生理想”的探求，终于和革命斗争的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这标志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国民党反动势力曾想笼络许地山。抗战前期，他们的驻港官员请他赴会、撰文，均遭拒绝。反动派于是扬言要加害于他，许地山大义凛然地对家人说：“我偏要活，活得还要更好些。”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他当即与张一麐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抗战到底。然而他竟未能看到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祖国的新生。1941年8月4日，疾病夺去了许地山的生命，终年四十九岁。

许地山的作品，生前汇集出版的有小说散文集《缀网劳蛛》、《解放者》、《无法投递之邮件》，散文集《空山灵雨》。逝世后，他的夫人周俟松搜集遗作，编辑出版了《杂感集》和《危巢坠简》。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卷本《许地山选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两卷本《许地山选集》。

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10日），俄国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生于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影响,伯父是一位诗人。著名作家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等和他们家常有交往。童年时由法国家庭教师负责对他的教育。同时从保姆那里学到了丰富的俄罗斯人民的语言和民歌。

1811年进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并开始其文学生涯。在学生时代就从事写作,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情诗《赠娜塔利娅》(1813)。1814年写的《致诗友》一诗在《欧罗巴导报》上发表。1815年学校举行公开考试,他朗诵了《皇村回忆》一诗,得到诗人杰尔查文赞赏。在皇村学校期间他就写过120多首诗,另有两部未完成的长诗。这些早期的作品以爱情、大自然、游乐为内容,有仿效浪漫主义诗人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和17、18世纪法国诗人的风格的倾向。1816年加入代表文学新倾向的“阿尔扎马斯社”。1817年皇村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外交部任职。

1819年参加与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联系的文学团体“绿灯社”。1820年发表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时期因与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加上在《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919)等作品中讴歌了自由、抨击了农奴制,实际上成了十二月党人思想的表达者和代言人,所以被当局流放到南俄。在流放期间的种种感受成了诗人叙事诗的素材。“南方组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920—1921)、《强盗兄弟》(1921—1922)、《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1921—1923)等巩固了诗人的声誉。1823年着手创作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第2两章。这是俄国第一部以现代社会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直到1831年才完成。后被押解到普斯科夫省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在这期间写了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茨冈》(1824)、《奥涅金》的第3、第6章。1829至1836年间是他创作的高潮时期。1830年完成了《奥涅金》最后两章,写完了叙事诗《科洛姆纳的小屋》、《别尔金小说集》以及《石客》等4部小悲剧和许多抒情诗。1833年完成了《普加乔夫起义史》、中篇小说《黑桃皇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杜布罗夫斯》。1836年完成了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创办了《现代人》杂志。翌年2月决斗身亡。普希金在自己作品中提出了以下带根本性的问题:人民是历史推动力(《鲍里斯·戈都诺夫》)、人与社会的关系(《奥涅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青铜绮士》)、小人物的命运(《别尔金小说集》)、金钱对人的心灵的支配作用(《黑桃皇后》)等问题。在《莫扎特和萨列里》、《石客》以及30年代的哲理诗中提出了人生的几个主要问题:爱情、创造、死亡。他的诗是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和谐优美艺术的典范。他把人道主义、公民责任感、人民性、现实主义、历史主义视为俄国文学的主要传统。

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创造者。他用多种体裁写作,并且都获得成功。他虽然在世上只活了37年多一点,却给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留下了极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在各种体裁上(抒情诗、叙事诗、童谣诗、诗剧、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为后人创立了优秀的典范,被称为“文学泰斗”、 “诗歌的太阳”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对全世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维纳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年11月26日—1964年3月18日），出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是美国著名的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从小就表现了非凡的才能。7岁就学完了从初等数学到解析几何的全套数学课本,学习物理、化学、法文、德文、拉丁文,还看完了大部头的精神病学。11岁就上了大学。14岁大学毕业,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学动物学。18岁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数理逻辑的博士学位,接着又得到一个访问学者的名额,1913年5月来到英国剑桥大学,跟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学习。1914年春,罗素把维纳送到哥廷根跟希尔伯特等数学大师们学习一年数学,使他成为一个青年数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维纳回到了美国,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缅因大学教过一段数学,还做过工程师1918年以平民身份在阿伯丁射击场参加编制高射炮射击表,看到了高速计算机的必要。1920年维纳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数学讲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为他打开了现代数学的大门,他的朋友巴奈特建议他搞函数空间的积分问题。维纳用两年的功夫解决了它,并形成了他以后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核心。用勒贝格积分的方法处理统计问题。勒贝格积分是处理各种复杂区域问题的积分方法,正好处于数学和物理的交界处,是最适于描述世界的工具之一。维纳抓住了这一武器,获得了一系列成功,以至最后引导他创立了控制论。1933年维纳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不久他就宣布放弃这一职位,因为他讨厌投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纳和申农等人分别建立了信息量概念,建立了以统计为基础的信息论,使通讯理论从电机工程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学科,为通讯工程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维纳进一步研究了控制系统,并指出控制就是通讯。1942年底,在纽约讨论神经中枢抑制的会上,维纳论证了目的性就是负反馈活动,引起与会科学家的极大兴趣和强烈反响。神经生理学家麦克卡洛和数理逻辑学家匹茨立刻用反馈机制来构造了一个神经元模型。1943年初,纳维和罗森勃吕特、别格罗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行为、目的和目的论》的论文, 专门论证了目的性与负反馈的关系,引起了第一代计算机的设计制造者艾肯、冯·诺意曼等人和许多其他学科工作者的兴趣。为此,1943年底,维纳把对信息、反馈、控制问题感兴趣的人召集起来交流观点,争论疑难,后来每半年开一次会,到1946年,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控制论初具雏形。1946年夏维纳去法国南锡参加国际数学会议时,法国出版商弗赖曼建议他写本书把控制论介绍出来。1948年维纳的书出版了,他给这个关于动物和机器中的通讯和控制的整个领域的研究起名为“控制论”。书中,维纳阐述了他建立控制论的思想基础——统计观点,论述了信息、反馈、通讯、控制、稳定、系统等重要概念。他说, “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在信息的物质载体发生变化的时候,信息可以保持不变,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维纳把信息规定为“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维纳对科学持有一种操作主义观点,他认为“今天的科学是操作的科学,这就是说,今天的科学认为每一种陈述本质上都联系到一些可能的实验或可观测的过程。“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观察者在“改变观察结果方面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因此,交换信息是人的“内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维纳还论述了反馈概念。他认为, 神经系统活动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它们具有反馈活动。他用行为主义的方法研究目的论问题,认为“行为就是一个实体相对于它的环境作出的任何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的不同将行为逐级分类,最后将趋向某一目标的行为分为作反馈的和有负反馈的即目的论的行为两类。他认为因果过程常常不是单向进行的,而是环形的, “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需要负反馈的行为”,因此,“目的论等于由反馈来控制的目的”。这一观点对神经生理学、对哲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维纳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理解上提出17——18世纪是钟表的时代,18世纪末和19世纪是蒸汽机的时代,现代是通讯和控制的时代;并强调,每个时代的思想都被反映在那个时代的技术中,可见他具有高度自觉的科学精神。维纳在《控制论》一书中还提出一系列至今仍为科学和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如:机器会不会使人退化?会不会控制人?大脑是不是机器?信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在哲学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维纳还是控制论的普及者和宣传者。1950年他写了《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专门论述了控制论和社会的关系。1963年还写了一本《上帝和高兰公司》一书,论述控制论未来的社会效果。维纳一生发表了240多篇文章,写了14本书,其中还包括一本长篇小说、两篇短篇小说。1964年3月18日,维纳在访问瑞典时,因心脏病复发逝世。

王守仁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因筑室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后擢吏部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侯，官至兵部尚书。卒谥文成。守仁天姿异敏，好言兵，善射。年十七，师事娄谅，受朱子之学，并究心佛、老二氏，终不得其要。谪龙场后，始悟陆九渊心学，于是针对当时是朱非陆的风气，力倡象山之学。以正人心、息邪说，解救明王朝统治危机为治学目的。提出“心即理”的宇宙观，认为“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王文成公全集·传习录》，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论知行关系，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因此“知行合一并进”，“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王文成公全集·答顾东桥书》)又创“致良知”之说，将“良知”与“天理”相等同，认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王文成公全集·答欧阳崇一》)“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王文成公全集·传习录》)“致良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文成公全集·答顾东桥书》)论修养，则主张存天理，去人欲，通过反求内心的方法，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谈教育，强调启发诱导，潜移默化，引导学者独立思考，坚持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原则。论文则提倡创新，反对复古。守仁心学集中国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明中期以后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其弟子钱德洪、邹守益、王畿传其学。著作收入《王文成公全集》。

马叙伦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浙江省杭州市人。生于1885年4月27日。马叙伦在学生时代就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观念、民权思想。17岁时便走上社会，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此时，他受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决心追随孙中山，在他主编的刊物中大力宣传革命主张。1905年后，马叙伦在诸暨、江山、杭州和广州各地，边教书边宣传革命思想，并于1911年专程到日本拜访章太炎，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浙江筹办民团，准备响应起义。杭州光复后，他担任浙江都督府秘书，次年任都督府印铸局局长。几个月后，辞职回到浙江第一师范教书，后应国立北京医专和北京大学的邀请赴京任教，一心致力于教学和书法研究。

1915年冬，为抗议袁世凯称帝，马叙伦宣布辞去北大及医专的教职回到上海。虽靠卖书和典当衣物维持生计，但对革命仍坚贞不渝，直至浙江宣布独立，他才出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秘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叙伦应邀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这期间，他继续从事中国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的写作，并老庄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写了《庄子义证》和《老子校诂》两部书稿。

“五四”运动爆发后，为了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留蔡元培校长，北京大学成立了教职员会，推选马叙伦为书记，后任主席。不久，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教职员联合会，也推选马叙伦为书记，后任主席。他以全部精力投入爱国运动，代表教职员联合会看望被拘禁的学生，同政府当局谈判，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教职员联合会成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坚强后盾。在这期间，他得知政府当局要逮捕陈独秀，迅速安排陈独秀安全离开北京。

1919年冬，北京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向政府展开“索薪”斗争。马叙伦被推选为主席，领导各校教职员罢教，斗争取得初步胜利，迫使当局补发部分薪金。后来政府不执行诺言，再次爆发“索薪”运动。1921年6月3日，李大钊和马叙伦等带领上万名教职员及学生，前往总统府求见徐世昌，不料遭军警毒打，李大钊、马叙伦等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发下部分欠薪，但徐世昌也被赶下台。 “索薪”运动后， 马叙伦回到杭州养病， 先后出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及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久，北京政府改组，马叙伦曾两次出任教育部次长，并曾代理教育部部务，竭力做到不欠薪，维持学校的正常工作。在此期间，他曾掩护李大钊，使他免遭敌人的逮捕。后来因段祺瑞任命军阀唐继尧为教育总长，马叙伦即愤而辞职，仍回北京大学执教。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马叙伦联合北京各界人士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并担任主任，接连两天召开国民革命示威大会，提出打倒军阀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口号。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段祺瑞政府屠杀北京学生、市民的惨案，马叙伦极其愤怒，翌日提出辞呈，大骂段祺瑞，遭反动政府的通缉。夏，马叙伦化装潜回杭州，策动浙江省长夏超准备响应北伐，不幸失败，夏超被害，他也遭孙传芳通缉。北伐军打到浙江，马叙伦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他决心改革吏治，建设廉洁政府，但其作法遭到官僚买办的反对，不久被迫辞职。1928年底，马叙伦再次出任教育部次长，他很快感到自己在国民党政府里同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一样，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便于1929年冬辞职，回到北京大学专心教学和学术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马叙伦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在教师和学生中开展工作，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教书不忘革命口号，同胡适等宣扬的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马叙伦先后担任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主席和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主席，为抗日救国日夜奔忙，公开勉励学生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救中国”。马叙伦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胡适等人趁机逼他离开北大，他愤然辞职回到杭州。在杭州期间，他曾两次到四川活动刘湘促蒋抗日，并在成都很多学校发表抗日演说。经他和其他同志的艰苦工作，使刘湘一度为抗日做了些有益的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叙伦贫病交迫，困居上海。他早年好友汤尔和出任华北傀儡政府教育总长，派专人请他出任北大校长，他一口严辞拒绝，并愤而不写回信。他在上海更名邹华孙①隐居不出，专事著述。这期间，他完成了学术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的初稿，该书在我国文字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他关于金文，石鼓文、古籍整理、老庄哲学、古典诗词和书法等方面的研究也造诣很深，著述甚多。当时他的生活虽然十分贫苦，但他坚决拒绝他的学生、立法院院长陈公博送来的财物，断然拒绝陈公博请他出山的要求。

抗战胜利后，马叙伦虽已年过花甲，仍主动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短时间内，他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揭露其扩大内战的阴谋，在群众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更好地把上海文教界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马叙伦和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等进步人士，于1945年12月30日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次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马叙伦作为召集人，联络上海68个人民团体，共同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这标志着上海各界爱国民主力量进入大联合、大团结的新阶段，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6年6月，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上海各界人民召开反内战大会，组成以马叙伦为团长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大批国民党特务的围困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都身受重伤，造成“下关惨案”。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李公朴与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害，马叙伦怀着异常悲愤的心情发表文章抗议说： “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他好象春天的草，生生不绝”。①他预感到敌人随时都可能对他下毒手，但他毫不畏惧，继续发表演说，抨击国民党当局，继续从事各种革命活动。

1947年，环境更为险恶，马叙伦等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同蒋介石进行斗争。年底，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帮助马叙伦等暂时转移到香港。在港期间，他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和王绍鏊等筹划成立了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他们致函联合国，否认国民党代表团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等。1948年11月，马叙伦作为一位爱国学者和老教育家，积极发挥自己的才智、学识，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第一次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在他任教育部部长的5年中，忠实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对旧教育进行了改造，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不管作什么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倾注心血，生活作风一贯严谨、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平易近人，深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称颂。

1958年底，马叙伦患脑软化症，竟不能思索和行动。1970年5月4日病逝，终年85岁。

王云五

王云五（1888年7月9日—1979年8月14日），中国出版家、教育家。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籍贯广东省香山县（今属中山市），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1905年起先后在上海益智书室、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教授英文，1909年兼任上海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1910年任上海《天铎报》主笔。

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接待处秘书，后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职员、第一科科长。曾兼任国民大学法科教职。1913年9月加入国民党，兼任国民党机关报《民主报》撰述。1914年任筹办中的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1916年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驻上海），次年秋辞去。

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1920年，为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公民杂志》。1921年9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三个月后，任编译所所长。实施整顿和编辑计划，编译所编译人员和出书品种激增。1925年兼任东方图书馆（原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馆长。期间，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当选上海图书馆协会主席。1927年在国民党重新登记党员时放弃国民党党籍。被商务印书馆股东会推举为董事。1929年离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转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法制组主任。

1930年2月，被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聘任为总经理，出国考察半年。回国后在馆内推行科学管理法。在抗日战争期间，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己任，三次在危难关头挽救商务印书馆，获颁国民政府二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1938年6月，代表出版界，以社会贤达身份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后连选连任；1945年7月，当选为参政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当选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出席会议；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职，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转任财政部长，主持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

1950年在香港创办华国出版社。1951年3月定居台北。先后出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1964年6月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晚年兼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等职。编著翻译各类图书无数。编辑标志性出版物有：《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丛书集成》《四库全书珍本》《王云五大辞典》等。代表作有：《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等。大陆和台湾地区均有《王云五全集》出版。

高阳

高阳（1922年4月11日—1992年6月6日），当代作家。原名许晏骈,笔名郡望、史鱼等。浙江省杭州市人。其父许宝璞为清秀才，壮年早逝，由母亲黄婉教养成人。自幼阅读家中藏书,大学未毕业即进入国民党空军学校,后任空军军官,随军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1960年辞去军职,转入新闻界,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并任总主笔3年,还一度应聘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他的写作生涯大致始于1951年,作品甚丰。曾出版《霏霏》、《猛虎与蔷薇》、《凌霄曲》、《花落花开》、《避情港》、《桐花凤》等中长篇小说,先后在台湾的报刊上连载并出版了历史小说《李娃》、《风尘三侠》、《荆轲》、《少年游》、《缇萦》、《百花洲》、《大将曹彬》、《慈禧全传》(包括《慈禧前传》、《玉座落帘》、《清宫外史》、《母子君臣》、《胭脂井》、《瀛台落日》)、《状元娘子》、《琵琶怨》、《正德外记》、《清官册》、《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萧瑟洋场》、《烟消云散》、《金色昙花》、《乾隆韵事》、《曹雪芹别传》、《汉宫春晓》、《小凤仙》、《小白菜》、《徐老虎与白寡妇》、《红楼梦断》、《大野龙蛇》等。还改写了《水浒》的《林冲夜奔》、《野猪林》、《乌龙院》、《翠屏山》。短篇小说结集的有《紫玉钗》、《鸳鸯谱》。此外,高阳还有文史考据著述和学术著作《明朝的皇帝》、《文史觅趣》、《明末四公子》、《高阳讲古》、《高阳说曹雪芹》、《高阳说红楼梦》、《高阳说诗》等。其中高阳说诗曾获1984年台湾中山文艺奖“文艺论著奖”。1992年6月6日，高阳先生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阳是多产作家,港、台评论界认为,高阳的作品可读性高,给读者留下深刻影响。高阳本来喜欢研究历史,因而其历史小说写作注意不与历史事实相悖,某些细节也尽量加以考据。

刘爚

刘爚[yuè]（1144年-1216年），字晦伯,号云庄,建阳(今属福建)人。与弟炳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乾道八年,举进士,授山阴主簿,历饶州录事,知莲城县、闽县。庆元中,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忧。伪学禁兴,从朱熹于武夷山讲道读书,怡然自适。调赣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嘉定元年,知德庆府,提举广东常平。二年,召为吏部郎中,除浙西提点刑狱。四年,召为国子司业,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接伴金使于盱眙军。五年,进国子祭酒,兼权兵部侍郎,改兼权刑部侍郎,兼太子左谕德,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六年,除刑部侍郎。八年,权工部尚书。九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所著有《奏议》、《史稿》、《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云庄外稿》,已佚。今传《云庄集》二十卷,为其九世孙朱辉所裒集,有明刻本、《四库全书》本,然集中诗文与真德秀《西山集》相同,显然不可信。《全宋诗》卷二六四八录其诗五首,有“今朝过岭一纵目,无穷平野无穷天”(《过遍岭》);“烟深虽不见湖水,且看长空万里天”句。事迹见真德秀《刘文简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一本传、沈僩编《刘文简公年谱》。

杨守敬

杨守敬（1839年6月2日—1915年1月9日）湖北宜都 (今枝城市) 人。字惺吾，号邻苏。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1880～1884年，作为清朝驻日大臣的随员出使日本期间，致力于搜集整理国内散佚古籍，主持刻印《古逸丛书》。归国后任教职。1886年之后，潜心于著书立说，完成了不少传世之作。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参院顾问。

杨守敬学术领域很广，《清史稿》评述：“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于《水经》尤勤。”在他所取得的多方面成就中，地理学最为突出。杨守敬一生的地理著述有10多种，其中《水经注疏》、《水经注图》 和 《历代舆地图》是他研究地理的代表作。

《水经注疏》是对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所作的疏证，他着重从地理角度研究 《水经注》，一方面查阅历史文献，找出郦氏所注根据，另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对郦氏所言与实际情况相悖之处，一一加以订正，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地理资料。例如河流水文、山川地貌、地质土壤、气象气候以及交通运输、地市建置变迁、旅游名胜古迹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资料。

杨守敬在对 《水经注》进行疏证后，还将疏证结果表示在图上，并将郦氏之言也列于图隙，绘制出了《水经注图》。全图共8册，采用朱墨套印，现今水系以红色双曲线表示，红色注记;北魏时水系以黑色双曲线表示，黑色注记。《水经注疏》与《水经注图》互为参照，对郦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杨守敬还绘制了一部大型历史地图集—— 《历代舆地图》。1906年出书，由70幅图组成，分装成34册。卷首是《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之后按朝代顺序，自春秋战国至明代，分幅绘示了各朝代的行政区划和山河大势。各图采用朱墨二色套印，古墨今朱，吸收了前人绘制历史地图的经验，因此该图比已往同类地图要详细精确，对今天历史地理包括历史地图的研究与绘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穆旦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原名查良铮，另有笔名梁真。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卒于天津。1929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学校并开始诗歌创作。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入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并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连续发表诗歌《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

1940年毕业后留校执教，1942年2月赴缅甸抗日战场担任翻译工作。1945年根据入缅作战经历，创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相关诗作还有《活下去》《阻滞的路》。

1946年2月～1947年8月，穆旦与徐露放、王先河、朱叔和、成经远等人在锦州着手创办《新报》，后《新报》编辑部转至沈阳，穆旦担任总编辑。该报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东北四大报纸之一。这一阶段，穆旦全力投入办报工作，并大量发表旧作，如《报贩》《云》《流吧，长江的水》。1947年发表新作《时感四首》《他们死去了》等。1947年8月《新报》被国民党查封。沈阳《新报》时期，报人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成为穆旦人生经历中一段特殊时期。

受西方现代诗人里尔克、叶芝、艾略特等人的影响，穆旦的创作有意倾向现代主义，被视为九叶诗派中最具现代诗风的人。作品多带有对人生哲理的探索，注重内心的自省，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思辨色彩。把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同中国诗歌传统相结合，写出了许多含蕴深刻、风格独特的诗歌。相继出版《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39～1945）》（1947年在沈阳自费印制）、《旗》（1948）三部诗集。此外还有许多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报刊。

1948年8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1951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初，偕夫人返回祖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1958年被错判为“历史反革命”，身心饱受摧残。从60年代起一直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这期间坚持译诗，先后翻译了拜伦、雪莱、布莱克、济慈、艾略特、普希金、朗费罗等人的大量作品，其译作流畅优美，脍炙人口。1975年恢复诗歌创作，创作了《智慧之歌》《冬》《停电之后》等30首作品。1977年突发心脏病逝世。1979年冤案得以平反。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旦诗选》，收入诗人1937～1976年的诗作。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旦译文集》（8卷）。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旦诗文集》（2卷）。

菲茨杰拉德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迷惘的一代”流派的重要作家。他生长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于1917年入伍，但未到过欧洲战场，1919年退伍。1920年，菲茨杰拉德发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一举成名，并得以与一位上流社会的姑娘结婚。他的婚姻使他有机会体验上流社会的生活，因而对富人阶级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于他的创作影响很大。不久，另一部长篇《美丽与毁灭》(1922)及短篇集《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也问世了。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的出版，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品。小说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代表年对“美国梦”所怀的幻灭感，同时也谴责了富人阶级的虚伪、腐朽和堕落。菲茨杰拉德的后期生活凄凉。他的成名以及婚姻，使他沉醉于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之中。很快他便入不敷出，健康也受到很大损害。不久，他患了酒精中毒症，妻子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小说《夜色温柔》(1934)以及在他死后于1945年出版的自传体散文《崩溃》即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其生活的忧愁、悲苦亦在其中得到反映。为谋生计，也为重振声名，1937年他移居好莱坞，为电影公司写作剧本。1940年，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巨头》(1941)未及完成，就因冠心病猝发而离开了人世，年仅44岁。

菲茨杰拉德在评论界被称为“爵士时代的历史家”。所谓“爵士时代”，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约10年的这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美国在经济上迅速发展，阔人们挥金如土，过着放荡、豪华的生活。另一方面，中下层的青年在战后对战争仍怀感触，他们似乎已饱经辛酸，看破世情，因而对一切都抱怀疑、虚无的态度，被称为“迷惘的一代”。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各个方面，青年一代的幻灭心理，富人阶级的腐朽本质，都在其中得到了反映。菲茨杰拉德成熟期的作品风格洗炼、含蓄，其文笔朴实而优美，结构谨严，描写精确，特别善于抓住人物的精神特征。在创作上，菲茨杰拉德深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影响，济慈是他最为崇拜的作家，实际上，两位作家在创作和生活道路方面，都有不少相似之处。此外，菲茨杰拉德还受到了屠格涅夫、福楼拜、王尔德·康拉德及詹姆斯·乔伊斯等作家的影响。

西蒙诺夫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Konstantin Mikhailovich Simonov，1915年11月28日—1979年8月28日），苏联俄罗斯作家。又名基里尔。1915年出生于彼得格勒军官家庭。1938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2年加入共产党。卫国战争期间为《红星报》记者。曾任《文学报》主编、 《新世界》杂志编委、《文学俄罗斯报》编委。苏联作协理事会副总书记(1946—1954)、书记(1954—1959,1967—1979)。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三枚列宁勋章获得者。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长诗《胜利者》(1937)、诗集《真正的人们》、《冰上大激战》(均1938)、《苏沃洛夫》(1939)、《敌与友》(1948,1949年获苏联国家奖),剧本《恋爱记》(1940)、《我城一少年》(1941,1942年获苏联国家奖)、《俄罗斯人》(1942,1943年获苏联国家奖)、《在布拉格栗树下》(1945)、《俄罗斯问题》(1946,1947年获苏联国家奖)、《异邦阴影》(1949,1950年获苏联国家奖),中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1946年获苏联国家奖)、《故乡的烟》(1947)、《南方的故事》(1956—1961)、《洛巴金的笔记摘要》(1965)、《没有战争的20天》、 (1972),长篇小说有《战友》(1952)、三部曲《生者与死者》:《生者与死者》 (1954—1959)、《军人不是天生的》 (1963—1964)、《最后一个夏天》(1970—1971,1974年获得列宁奖金)。此外30至50年代还写过许多文艺评论文章。访问中国后写了《战斗的中国》一书。

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英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培根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伦敦一个新贵族的家庭。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母亲安妮，颇有才学，是加尔文教派的教徒。

培根少年时期即已才华出众，12岁入剑桥大学读书。据说当时他对于被经院哲学奉为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已深为不满，认为它只富于空洞的争论、辩驳，对人生无实际效益。1576年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到法国工作，1579年因奔父丧而回国。其后当过律师和出任国会议员。1589年他被许诺为民事法院出缺后的书记，然而，一直到20年之后培根才得继任此职。1596年，他被聘为女王的特别法律顾问。

在詹姆士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培根青云直上，历任宫廷要职，1613年受命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为掌玺大臣，1617年为大法官。历史上，作为哲学家，有这样高官职的，为数极少。培根还连续多次接受贵族封号。1602年授封为爵士，1618年授封为维露乐男爵，1620年授封为圣阿尔班子爵。培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官场中度过。他晚年回顾往事时，对此颇有感叹地说：他是“把才能误用在自己最不适宜的事物之上”了。

1621年培根被控贪污受贿，最后，由高级法庭判决罚金4万镑，监禁于伦敦塔内，并终生逐出朝廷，不得任官，不得进入国会。罚金以及监禁都被詹姆士一世豁免了。对于此案，培根承认接受过不正当的馈赠，但却未因此枉法。他说他是50年来英国最公平的法官。同时他又承认，对他的判决是近200年来在国会中最公平的谴责。可见当时英国宫廷上下贿赂风行。培根下野后，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著述。1626年，培根在一次冷冻防腐的科学实验中因受风寒而去世，终年65岁。

培根的主要理论著述活动是在十七世纪的头20年。但在这以前，在1597年，培根即已印行《培根论说文集》的第一个版本。这是一本关于政治与伦理道德的论文集。它以思想精密、语句简洁、文笔优美，以及知人论事的明智而大受欢迎。1607、1612年还先后再版过两次，都有增删修改。据说不少人的性格受到这本书的薰陶指导。从书中可以看出，培根受到马基雅弗利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他既赞赏蛇的智慧，也颂扬鸽子的纯洁。

1605年培根用英语写作了两卷集的《学问的促进》。这是以知识为其研究对象的一部著作，是培根声称要以知识为其领域，全面改革知识的宏大理想和计划的一个部分。书中，培根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功用，揭示了知识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以及补救的办法。正是在这本书中，培根提出了一部有系统的科学百科全书的提纲。这对后来十八世纪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编写百科全书，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培根很重视这部著作，认为这是开辟“伟大复兴”之门的钥匙。为扩大它的影响，培根后来在剑桥一些学者的帮助下译成了拉丁文①，并扩大为9卷，于1623年出版。

1606年，培根的第三本著作《论古人的智慧》出版。在这本著作里，培根认为，在远古时代，存在着人类的最古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已被埋没在遗忘与沉寂之中。此后，有了诗人的寓言故事，再往后才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培根认为，寓言故事乃是远古和有信史时代的一层帷幕，通过寓言故事的研究可以拉开这层帷幕，从而发现失去的最古的智慧。此书不仅包含有培根对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深刻见解，同时也反映了培根对于政治、科学、哲学问题的一定看法。

1620年《伟大的复兴》出版。这是培根要复兴科学、要对人类知识整个加以重新改造的一部未完成的巨著。已出版的部分，主要是一个计划大纲和经常作为单行本发行的《新工具》。

《新工具》是培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它所侧重研究的，是科学方法。培根在近代所开创的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主要都是在这里提出来的。培根把这部著作命名为《新工具》，以别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工具论》，并具有对亚里士多德挑战的性质。这部著作在近代哲学史、逻辑史上都有着重大意义以及广泛的影响。

约于1623年，培根还写作了《新大西岛》。这部未完成的作品，由他的秘书劳莱博士于1627年首次发表。书中描绘了他理想的社会图景，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科学主宰一切。这是培根以文艺的形式对他毕生所倡导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思想信念的集中表述。这部著作在资本主义早期乌托帮作品中具有特殊地位。

培根以知识论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问题，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生产，从而强烈要求发展科学的需要。他把改造人类的知识，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建立一个能促进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新哲学，当作自己理论活动的目的。

培根坚定地相信人类理智的能力。他认为只要人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且愿意试一试这种力量，实施这种力量，那么人类完全可以从中获得比古代更多的东西。他认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人并非无所作为的。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可以驾驭自然，征服自然。培根认为人类的这种力量的源泉，就是人对于自然的规律性的知识。“要命令自然，就要服从自然”，这是培根一句名言。也就是说，认识和掌握了自然的规律，人类就具有命令自然的力量。在培根看来，知识不是别的，也就是“存在的映像”，“存在的真实同知识的真实是一致的”。培根强调知识也就是对规律性的认识。在《新工具》第2卷里，他写道：“在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东西，虽然除掉个别物体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纯粹个体的活动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但是在哲学里，就是这种规律以及对于这种规律的研究、发现和解释构成知识与活动的基础。”而只要发现了规律(培根称之为“形式”)，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在行动上得到自由。

在培根看来，人的知识与人的力量是同一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培根提出来的著名口号。这一口号既是对中世纪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批判，也是对长久以来统治人们的无所作为的宿命论思想的巨大冲击。正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它在人心中激发了一种新的天良，涌起了一种新的希望。它所带来的革命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不仅在当时推动了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一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口号仍然激励着人们奋发有为地探求知识，勇敢地开拓新的未知领域。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清除认识道路上的障碍。培根坚持与经院哲学进行不懈的斗争，在西欧哲学史上第一个较全面和深刻地批判经院哲学，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出了历史贡献。

他反对经院哲学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号召人们冲破牢笼，从盲从权威中解放出来。他大声疾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他对经院哲学脱离实际、玩弄概念、崇尚空谈的恶劣习气给予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讥讽。他严厉地斥责经院哲学隔绝人和自然的关系，堵塞了认识自然的道路。

培根著名的“四幻像学说”，矛头直接指向经院哲学。培根认为由于经院哲学的长期统治，在人们思想上形成了一些假象偏见，这是阻挠人们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的障碍。

第一是“种族幻像”。这是指人们常把人类的本性混杂到事物本性中，以人的感觉作为万物的尺度，因而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第二是“洞穴幻像”。这是指人们从自己性格、爱好、所受教育、所处环境出发来观察事物，因而歪曲事物真相。

第三是“市场幻像”。这是指人们在来往交际中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在这里，培根严厉批判了经院哲学咬文嚼字、玩弄概念的游戏。

第四是“剧场幻像”。这是指盲目地信服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体系及权威而形成的错误。

培根的四幻象学说对经院哲学的权威主义、烦琐主义、教条习气、伪科学等，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对于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进行探讨的尝试。在这里，培根提出了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矛盾的问题，在理论上是很有意义的。

在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培根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培根是以倡导知识的经验起源而著称的。知识起源于感性经验，这是培根知识论的基本原则。“人们若非发狂，一切自然底知识都应当求助于感官”。他强调人们的知识必须以经验和观察为依据，认为最好的论证就是经验。他指出，获得知识除了面对自然，面对事实之外，别无他法。同时他又反复申述，要发现新知识，要考察研究事物的属性，样样事情都必须亲自到事实中去探索，这是任何天才、任何智慧聚集在一起也不可替代的。他在《新工具》第1卷第1条箴言里，就开宗明义地宣布：“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做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是那么多，过此，他既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

把经验从一向受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为一种科学原则，一种考察方法，成为科学上、哲学上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对哲学史和科学史都具有重大意义。

培根重视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结合，指出，两者的离异是人类认识的重大灾祸。他提出了感性与理性认识关系的一个著名的比喻，既不要作只收集材料的蚂蚁，也不要作只从自身拉丝结网的蜘蛛，而要做既采集又加工的蜜蜂。他认为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是在经验材料基础上经过归纳、分析、比较、实验等理性方法整理而成的。不过，培根终因对理性思维缺乏真正的理解，在本质上又不相信理性的可靠性。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实现他自己提出的让感性与理性婚配的愿望。

培根不仅开创了经验认识原则，而且还开创了经验认识方法。他认为，缺乏正确方法的指导，正是以往人类知识没有大进步的重要原因。他以创立新的方法作为自己知识论的重要任务。

培根倡导实验的方法，认为实验比感性直观更优越。因为在实验中，在技术的干预下，可以把观察对象从复杂的联系中抽取出来，使事物的因果联系更为显露。所以，他认为，“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是接触到自然和事物的本身。”在培根看来，唯有通过实验，才能发现一切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规律。

培根被公认为是归纳法的创始人。他强调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大量收集各种事实例证，既要有正面的，又要有反面的，此外，还要搜集程度差异的例证。在搜集了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再以他称之为“三表法”的三表(本质和具有表、差异表、程度表)，对上述这些例证加以整理，然后通过分析、比较、排除，把非本质的加以淘汰，从而把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必然联系揭示出来。这就是培根所制定的归纳法的认识方法。这种把归纳同分析、实验紧密结合的方法，就使归纳法不再停留在简单枚举的水平上，而成为科学的归纳法了。

培根对哲学史、科学史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他的思想创造，结束了一个以神学为依归的经院哲学的旧时代，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的新时代。他是新时代哲学的开拓者，是近代全部经验哲学的首领。在这个意义上，连黑格尔也不能不承认培根是“万古留名”的。马克思对培根在科学史、哲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誉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①。

然而，培根不是无神论者，他承认上帝是万有之源;承认有不死的理性灵魂;承认有自然的真理也有启示的真理。诚然，培根的“双重真理观”主要是划分科学与宗教、知识与信仰的界限，目的是为科学向神学争地盘，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然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培根的双重真理观终究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的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还不敢在政治上与封建势力公开抗衡的反映。

杨慎

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明代文学家、哲学家。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幼年警敏，文才出众，11岁能诗，12岁拟《吊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咸称之。随父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正德六年(1511)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抗疏力谏。世宗立，充经筵讲官。大礼议起，他与同列伏左顺门力谏，帝命执首事下狱，他与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削籍，遗戍云南永昌卫。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卒于戍所，年七十二。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世称"杨文宪"。他学问渊博，著作甚丰，多达100余种。其文学作品主要收集在81卷《升庵集》、26卷《遗集》里。

杨慎诗歌创作的内容较为广泛。他善为嘲讽之辞。如《衍古谚》以马为喻，斥责了奸佞“弄臣”引导武宗微行游乐的荒唐。又如一首《无题》诗对武宗沉湎声色、出入妓家的行为极尽揶揄。并指出，如果不改弦更张，定会发生“肯信紫台玄朔夜，王颜珠泪泣琵琶”的悲剧。在《唐僖宗行宫遗础次熊尚弼侍御韵》里，通过对唐僖宗“蒙尘”后到处转徙，反不如寺僧“杯渡不惊鸿”安详的比较，以古鉴今，表现了诗人的担忧。《观论衡有感，衍其义为韵语》揭露了谶纬图箓的荒谬，指出“必若所言真，图书非天地”。这诗实际也是对明世宗喜好符瑞、笃信道士的暗讽。他还善为抒怀之什。自廷杖、贬谪后，常常吐露投荒云南的悲愤和凄怆。嘉靖十六年刑部录上谪戍应赦者42人，惟杨慎等不在此列，其时诗人郁闷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在《留别彭子充、程以道兼寄余懋昭》里充分表达出来：“瘴疠乡中难为陈，夜郎天外迥无邻。一辞故国三千里，独戍遐荒十六春。四面已逢开网祝，满堂犹作向隅人。嗟君亦在渊潜地，谁汲西江起涸鳞?”直到他年过70岁，仍被械系还滇，他只能在《广心楼夜宿病中作》中伤心地悲歌：“落井重逢下石人，七旬衰翁命逡巡。”诗人长期生活在云南，其诗多能反映边疆人民的困苦生活。他亲眼目睹了云南人民为了采集上贡的木料、宝石所尝受的万般艰辛，在《刊木行》、《赤虺河行》、《宝井篇》等诗中给予了有力的揭露。《海口行》对豪绅围海占田造成人民生命危险给予了深沉的控诉：“板锸才动舟已覆，海丁百十冤号声。利未锱铢害已大，民命讵比鱼鳖轻!”他的诗作，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含英六朝，沉酣晚唐，广采众收，形成了他诗歌创作上所独具的工丽华美、情韵深长的艺术风格。如《春兴》8首，藻采繁会，表面看似写自然风光，实则也暗含着政治风波，意蕴含蓄，耐人寻味。沈德潜《明诗别裁集》评论说：“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梦阳)、何(景明)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但其诗时有过于愁艳的弊病。

他也善词。有《升庵长短句》3卷传世。词的内容多是离人的孤独寂寞，思妇的惆怅哀怨。尽管社会意义不大，但写得婉转谐畅，颇见工力。如〔转应曲〕：“银烛，银烛，锦帐罗帏影独。离人无语销魂，细雨斜风掩门。门掩，门掩，数尽寒城更点。”孤独感表现得形象、生动。他也善作散曲。有《陶情乐府》4卷传世。张愈光为其散曲集作序说：“若博南(杨慎)之词，本山川，咏风物，托闺秀，喻岩廓，谓之曲史可也。昔人云：以世眼观，无真不俗;以法眼观，无俗不真。推此意也，虽与《九歌》并传可也。”尽管所言有些过誉，但他的散曲的取材的确比其词作略为开阔一些。他亦能文。为文充分显示其渊博的学识，但饶有文学色彩的散文创作并不多。

雪莉·杰克逊

雪莉·杰克逊（1916-1965），美国哥特惊悚小说家。在其所处的年代，她被认为是一个流行文学作家。近年来，她受到批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品被归入美国经典文学之列。她影响了尼尔·盖曼、斯蒂芬·金等后辈作家。作品《邪屋》（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是兰登书屋“现代文库”读者票选20世纪百大英文长篇小说之一。她还创作了童书多部。雪莉·杰克逊文字清新优美，美国中学课本中，至今仍有她的文章。

美国著名的哥特惊悚小说家，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一部剧本、一本诗集、四本童书、五十五篇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作品。代表作《乐透》于1948年一经刊登便迅速造成了极大的反响，被誉为《纽约客》杂志有史以来无人能匹敌的最高人气作品。作品入选美国中学、大学教材，多部作品被拍成了电影，同时名列兰登书屋《当代文库》读者投票选出的“二十世纪百大英文长篇小说”。 2007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雪莉·杰克逊奖（Shirley Jackson Award），专门表彰心理悬疑、恐怖和黑色幻想类小说。

薇拉·凯瑟

薇拉·凯瑟（WillaCather，1873年12月7日-1947年4月24日），女小说家、诗人。生于弗吉尼亚州,1883年全家从环境较为优越的南方迁居到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的荒凉农村。她大学毕业后在匹兹堡当过中学教师、编辑和新闻记者,从1912年开始专事写作,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全国文学艺术协会金质奖章,曾是美国文学艺术院成员。她逝世时已发表十二部长篇小说和五十余篇短篇小说。她的作品中多数写内布拉斯加州开拓初期的情况,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技巧娴熟,神话和象征跟清新的散文风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那个文学创作受商业化冲击日益严重的时代里,她一直是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职守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她的第一本书《四月的曙光》(1903)是诗集,是她教中学时期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巨型花园》(1905)是写西部边疆生活题材的,其中的作品明显地受了亨利·詹姆斯作品的影响。*《哦,拓荒者!》(1913)赞颂了边疆土地之美和开拓者们艰苦奋斗的价值《云雀之歌》(1915)是作者对自己青年时代酷爱音乐经历的回忆。《我的安东尼亚》(1918)被许多人认为是她的最优秀的小说,通过一个在农场里长大的讲故事的男人回忆式的叙述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移民女性人物形象,跟作者的个人经历有相似之处。该书中的创业者洋溢着怀旧之情,小说结构严谨,故事中套故事,内容和形式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凯瑟后半期的小说有《我们中间的一个》(1922)、《一个沉沦的女人》(1923)、《教授的住宅》(1925)、《死神来迎接大主教》(1929)等。她还写了两部历史小说《岩石上的阴影》(1931)和《瑟法伊拉和奴隶姑娘》(1940),后者是她唯一的以自己的出生地弗吉尼亚为背景写的长篇小说,作者以自己的祖母为模型写一个白人妇女帮助一个奴隶逃到加拿大去的故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文学评论家把薇拉·凯瑟看作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

李渔

李渔(1611—1680年)清初小说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字笠鸿，一字谪凡，后字笠翁;号觉世稗官，别署笠道人、新亭樵客、随庵主人等。兰溪(今属浙江)人。李渔生于如皋，自幼聪慧，“少壮擅古文诗词，有才子称。其作诗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兰溪县志》)24岁时迁回浙江，因作文章“率意构思，不必尽准于古”，故而屡试不售。清兵入浙后，颇丰饶的家庭从此中落。其时，李渔剃发家居;不久移家杭州，一住十年，以卖文为生。顺治十四年(1657)，李渔移家南京，筑芥子园，开书坊，以刊书闻于时。他的戏剧、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这一段时期。他结交王士禛、周亮工、尤侗、吴伟业等名士，广置侍姬，组成家庭戏班，自作脚本，供其演出，一时名著南北。移居南京的20年间，李渔还广游天下，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间打秋风，逢迎阿谀，摇尾乞怜，毫无文人之节操。李渔又“常挟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使隔帘度曲，或使之奉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袁子令《娜如山房说尤》)，可见其品行之低下。康熙十四年(1677)李渔迁回杭州，在西湖边筑“层园”，度过晚年。70岁时病死。李渔一生著述甚富，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诗文集和《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话本小说《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等多种，并均流传至今。

李渔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戏剧理论上，这在他的《闲情偶寄》中《词曲》、《演习》两部中有集中的论述。与以往的戏剧家们只重辞藻、曲调的鉴赏不同，他是把戏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进行整体研究，并突出其舞台艺术的特点。他注重戏曲结构，主张“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使全剧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在语言上，与当时曲家偏重词藻雅丽之风相对立，他提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要求“贵浅显”，“戒浮泛”、“忌填塞”、“重宾白”，强调通俗化，个性化。他的理论，是对传统戏曲的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的戏剧创作也体现了他的理论，今存的《笠翁十种曲》都是结构紧凑，针脚细密，绝无破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的作品。但是，因为李渔作戏是为了投达官名士之所好，所以往往一味追求情节离奇，而且大多趣味庸俗，格调不离。李渔的小说创作也体现了这些特点。他的作品语言流畅，通俗，情节新异，却绝不生硬，议论也恰当妥贴。但因过分追求故事的标新立异，曲折离奇，一般思想性都不强，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甚至出现逗人发噱的恶趣和秽亵不堪的描写。这些都是李渔艺术创作的致命缺点。

杜正伦

在隋朝仁寿年间(601—60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有一家兄弟三人同时以优异的成绩高中秀才，一时成为美谈。隋朝统治的时间短，总共只有37年，前后所举秀才也只有十余人。在这十余人中，就有三人同出一时一家，确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三位同时高中并广受赞誉的秀才，就是以后成为唐朝宰相的杜正伦和他的两位兄长。

杜正伦家住相州洹水(今河南安阳)，自幼博学多才，他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受两朝影响，对释家典籍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考中秀才后，即被授以羽骑尉。

杜正伦做了隋朝的官后不久，便遇上隋末的大动荡。当时，由于隋炀帝的暴虐统治，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人们纷纷揭竿而起，同腐朽的统治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势下，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并进而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大业十四年(618)，已失去大部江山的隋炀帝被叛将宇文化及杀死，隋王朝正式灭亡。这时，已攻入长安的李渊得知这个消息后，正式登基，定国号为唐，改元武德。

李渊建立大唐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广招人才，重用贤能。杜正伦以其文才卓著被录用，不久，便升为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稍后，又被李世民慕名请到了秦王府的文学馆。与杜正伦在一起的还有杜如晦、房玄龄等著名人物。

武德九年(627)高祖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改元贞观。不久，由于魏征的表荐，杜正伦被授以兵部员外郎。

魏征在向唐太宗李世民推荐杜正伦时，曾夸赞他的才能从古到今没有多少人能与之相比，对杜正伦来说这并不算过誉。不过，官场中的杜正伦不仅才学过人，而且还能善守直道，品行忠诚，这就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了。初任兵部员外郎时，太宗就对他寄予了厚望。当时，曾殷切地勉励他说：“朕今天让臣下向朕推荐有品行和才能的人，并不只是朕本人对这些人有独特的好感，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对全国的百姓有好处，所以，朕对自己宗族亲属中以及有功劳的故人旧友中没有品行才能的人，始终不曾任用。现在，因为你的品行忠直，朕才重用你。所以，希望你要努力工作，不要辜负了朕对你的期望。”

确实，杜正伦没有辜负太宗皇帝的期望，他在任上工作勤勉努力，卓有成效。贞观二年(628)，杜正伦被升任给事中，并兼任起居注一职。

杜正伦兼任这一职务后，更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对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能秉笔直书，一丝不苟。对于一些为人君应注意的问题，杜正伦也能时常加以提醒。为此，深得太宗皇帝的器重，并经常得到赏赐和嘉奖。一次，太宗对周围的官员们谈到自己身为皇帝的苦衷时说：“朕每天坐在朝廷上，其实也很不自在，有时想说句话，事先还要考虑一下这话是否对百姓有好处，所以，有些话就不能随便说了。”这时，正在一旁的杜正伦接过话题后直言道：“陛下是一国之君，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很重要的，都要被记录下来并留于青史。臣现在担任起居注这一职务，必须做到正直无私，秉笔直书。因此，陛下如果说话时不注意而违背道理，那将会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对你盛大的功德有所损害，而不只是有损于老百姓了。所以还望陛下说话时一定慎重。”杜正伦的一番议论，太宗认为很有见地，他对自己能有这样一位忠直敢言的官员而深感欣慰，当即赐绢200段以资奖励。

贞观四年(630)，杜正伦升为中书侍郎。这期间，杜正伦与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官员一起，常向皇帝上书奏事，权衡拟旨，工作勤勤恳恳，卓有成效地辅助太宗治理国事。太宗深知为人臣的不易，对他们也常设宴款待，以示谢意。一次，宴饮中，太宗对此大发感慨说：“朕纵观古代的事情，做一个忠臣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遇上一个圣明的君主的话，这些忠臣们还可以尽自己的忠诚进行劝谏;但是像龙逢和比干所处的境地，最后恐怕免不了都要被杀。看来，做国君的不易，做大臣的就更难了。今天，有你们在此不避险难，上书奏事，朕真可以高枕无忧了!朕对你们的一片忠心，是一刻也不曾忘怀的。所以，今天设宴，一起来娱乐一下。”宴后，太宗对他们又各加赏赐。

此后不久，杜正伦又加官散骑常侍，行太子右庶子职，同时兼任崇贤馆学士。这时的杜正伦以自己的干练忠直深受重用而集多种职衔于一身。但是，封建社会中的官场上，风云莫测，杜正伦虽然善守直道，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

杜正伦被授以太子右庶子后，专门侍奉的是唐太宗的长子，太子承乾。授任之初，太宗便殷切地对杜正伦嘱托道：“现在太子还年幼，志向尚未确定。朕若能天天见到他的话，还可以遇事告诫约束他。目前，既然把监国这样的大事委任给他，朕不在眼前，总有些放心不下。朕知道你平时心志忠贞，能直言道理，所以把你暂时从朕身边调走，去一心匡扶太子，请你理解这项委任的重要。”

贞观十年(636)，杜正伦重被调回中书省任侍郎，并赐爵南阳县侯，仍兼任太子左庶子。这时的杜正伦，凭着自己的才学和多年的仕途经验，出入两宫，参与国家的机密事宜，以他的干练得体称誉于朝。

然而，杜正伦所接受的这项辅助太子的工作始终都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由于太子承乾所处的特殊位置和其极尽享乐的生活，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好的恶习也在他的身上慢慢滋长起来。他变得喜好声色而不务正业了，平时与之来往的也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对于周围大臣们的劝谏也不加理睬，甚而还派人去暗杀那些多次对他进行劝谏的人。最后，则干脆推托脚有残疾，不再上朝。

承乾的所作所为渐为太宗耳闻，更引起了太宗的不满。于是太宗找来杜正伦叮嘱道：“太子近来常与一些不正经的小人来往，而不愿结交贤德善良的人，你可对他严加管教，如仍不改过，必径来告知朕。”

杜正伦对太子承乾的行为一直看在眼里，多次规劝，皆不见效。此次太宗专为这事召见自己，可见皇上已有耳闻。这事关系重大，因为太子是将来的皇位继承人，如果不能把太子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那将是自己的严重失职。杜正伦深知责任的重大，他也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会使太子有所悔悟。然而，他错了。承乾自小骄横任性，现在更自恃太子而无恐，他曾狂妄地扬言：“等我做了天子，一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要是敢来进谏，我就杀了他。等杀上五百人，看谁还敢来阻碍我的事!”一天，承乾又纠集同伙狂饮高叫，洋相百出。杜正伦在耐心劝说不听的情况下，只好把太宗密嘱给自己的话讲了出来，承乾听后，立即上表给太宗，对此表示不满。太宗见表后，知道是杜正伦把自己的话泄露给了太子。于是便召杜正伦责怪道：“你怎么这样轻易地就把朕的话泄露给太子了呢?”杜正伦见太宗责问，只得以实相告：“臣对太子曾多次进行劝戒，但他一点都不听，所以，就只好将皇上的话告诉他，希望他能有所畏惧，从而弃恶从善。”太宗听后，没再言语。他此时已对承乾失望了，但他心中的不满却首先撒在了这位太子辅官杜正伦的身上。不多久，杜正伦被调到榖州(今山西沁源)做刺史，后又降职为交州(今越南河内西北)都督。

杜正伦被降职后，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太子承乾因其恶行而渐渐失宠。其间，他敏锐地觉察到四弟李泰活动频繁，似有夺太子位的意思，因而心中担忧。贞观十七年(644)。承乾暗中招募死党，企图发动武装政变来直接夺取皇位。事情败露后被很快镇压下去。太宗接受通事舍人来济的建议，将承乾废为庶人，原先与之有牵联的许多官员也因此遭到清洗。杜正伦因曾直接辅佐过太子承乾，虽然早已被贬官外任，但这次仍未能幸免。于是，杜正伦再被流放州(今四川灌县)。

杜正伦被流放后，直到显庆元年(656)才被调回京城。这时，太宗已经去世，高宗李治继承了皇位。杜正伦回京后，先任黄门侍郎，兼崇贤馆学士，不久，又授正三品。显庆二年(657)兼度支尚书，后又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同时被封襄阳县公。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正伦颇受高宗重用，他官位显赫，参政谋事，可以说是处在他一生仕途的顶峰。然而，官僚间的明争暗斗，却使杜正伦又栽了一个大跟头，而且从此就没能再起。

永徽末年，在发生了皇后的废立之争以后，一批支持高宗的人物，如李义府、许敬宗等逐渐把持了朝中大权，其中李义府这时便与杜正伦同为宰相。

李义府，时人说他笑中有刀，周围的官员慑于他的淫威，都避而远之。当初，杜正伦任中书侍郎时，李义府才任典仪。杜对李的品行虽然看不惯，但也未曾流露。显庆后，两人同为宰相，共同执掌政事，就难免出现矛盾。加之杜正伦认为自己是前辈，才能出众，朝上朝下，不肯谦让，对此李义府也常常心怀不满。也巧，就在这时，李义府的一个族人，中书侍郎李友益因不满李义府的品行而追随了杜正伦，且两人常在一起议论李义府的种种不端。李义府得到消息后，表面上佯装不知，暗地里却指使手下人向高宗状告杜正伦欺骗皇上，图谋不轨。为此两人将官司打到高宗面前。高宗知道，这是因大臣间常有的不和而引起的争执，因此，根本无心去明断是非，便对两人都加责备，同时贬官，李义府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刺史，杜正伦被贬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李友益则被流放到峰州(今越南永富白鹤县南风州)。

高宗虽将两人同时贬官，但对李义府仍有偏爱。显庆四年(659)，李义府被召回，兼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官职重新授给。杜正伦却不仅遭贬被削掉封邑，而且长期不见召回。经过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杜正伦的希望破灭了，他终日心情抑郁，最后病死于横州。

斯蒂芬斯

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Stephens 1882年2月2日-1950年12月26日)，爱尔兰诗人及小说家。出生于都柏林贫民窟的一个贫困家庭。从外表上看，他像一个小妖精，身高不到一米五，有着一张滑稽的脸和黝黑的肤色，是喜剧爱尔兰人的原型。自学成材。早年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职员,结识了爱尔兰诗人艾,在艾帮助下于1909年发表了第一本诗集《叛乱》。1911年在《爱尔兰周刊》上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临时佣妇的女儿》（徐志摩译为《玛丽玛丽》）,次年出单行本。第二部小说《金罐子》把幽默、现实与幻想等手法结合在一起,使作品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其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主妇们来了》、《月蚀》等;散文集《半神半人》、《青春世界》等;诗歌《暴动》、《诗选》。诗人热忱支持爱尔兰独立运动,这反映在1916年发表的《都柏林起义》一书中,该书于1965年再版。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站在协约国一边反对爱尔兰当局的中立政策。他在复兴盖尔语言文化的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他还编辑了选集《爱尔兰神话故事》。

林献堂

林献堂（1881年10月22日－1956年9月8日），台湾诗人。名大椿,字献堂,号灌园。男。台湾台中县人,祖籍福建龙溪县。台湾民族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温和派领袖。青少年时代以前在家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902年与林痴仙、蔡惠如等人共创具有浓厚反日色彩的汉诗社“栎社”。曾任雾峰区区长、台湾制麻株式会社董事长。1907年游历日本时遇梁启超,受梁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影响。1914年发起捐资创办第一所台湾人办的新式中学台中中学(今台中一中),专收本省子弟。1920年1月11日新民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林被公推为会长。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林又被选为总理。新民会和台湾文化协会在全岛掀起了新文化启蒙运动和民族运动,揭开了台湾现代史的新篇章。此后他又历任《台湾》杂志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台湾民报》社社长、《台湾新民报》社董事长和首任社长等重要职务。日本当局长期对他采取笼络政策,曾任命他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恩赐勋三等”,他在民族运动中也一直执行温和妥协路线,但终怀爱国之心。1936年他游历大陆,在上海华侨欢迎会上致词:“今天我的脚踏上上海,宛若有回到祖国之感。”返台后,日本当局指使报刊对其围攻,又收买流氓将其殴伤,造成轰动一时的“祖国事件”。林被迫避祸离台。1945年抗战胜利后应国民政府之邀赴南京参加受降典礼。此后历任台湾省参议员、省政府委员、彰化银行董事长、台湾通志馆馆长、台湾文献委员会委员。1950年移居日本,6年后客死该国。林献堂的文学作品以旧诗为主,有《海上唱和集》、《东游吟草》等,后辑成《林献堂先生遗诗》。散文有《环球游记》,自1927年《台湾民报》第一七一号起连载达4年之久。黄得时评论说:“林献堂氏的《环球游记》,虽然是用文言文写的,可是因为文字浅白,描写生动,看法正确,前后连载至一百五十二回,实在不失为一篇很好的散文。尤其是对于出洋留学寥若晨星的当时的台湾,带来了欧美最新的见闻,对于启发民智,作用很大。”(《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黄武忠评价他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地位说:“林献堂一生领导民族运动及鼓吹文化运动,不遗余力,他虽然不是新文学运动下的重要作家,但是由于他鼓吹新文化运动,提高了台胞的文化水准和唤起台胞的民族意识,支持年轻一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并资助杂志和报刊的创立,使新文学作品有发表的园地,对促进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贡献良多。”(《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