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艺术逃难
辞缘缘堂(1)
民国二十六年(2)十一月下旬，寇以迂回战突犯我故乡石门湾，我不及预防，仓卒辞缘缘堂，率亲族老幼十余人，带铺盖两担，逃出火线，迤逦西行，经杭州、桐庐、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新喻、萍乡、湘潭、长沙、汉口，以至桂林。当时这路上军输孔急，人民无车可乘。而况我家十余人中半是老弱，不堪爬跳，不能分班，乘车万无希望。于是只有坐船，浮家泛宅，到处登岸休息盘桓。因此在途有数月之久。许多朋友早已到了长沙、汉口，我独迟迟不至，消息全无。有的人以为我们全家覆没了。因此每到一处，所遇见的旧友新知，必定在寒暄中惊问我流亡的经过。我一一报告，有时一天反复数次，犹似开留声机片一般。家里的孩子们听得惯了，每当我对一新客重述的时候，必在背后窃笑，低声说道：“又是一遍！”我自己也觉得可笑。又觉得舌敝唇焦，重复得实在可厌。然而因为温习的次数太多，每次修补整理，所以材料已经精选，措辞颇得要领。途中我就陆续把这些话记录在手册中。然而这是朋友垂询时所答复的话，不过是我们流亡经过的梗概而已。等到客人去了，我们这个流亡团体共聚在旅舍中，或者共坐在船舱里的时候，闲谈的资料便是流亡前后的种种细事。有时追谈战兴以前的生活，有时回顾仓皇出走的光景，有时详述各处所得的见闻，有时讨论今后避地的方针。感叹咨嗟，慷慨激昂，惊愕忧疑，轩渠笑乐，好比自然界的风雨晦明，变化无定。我们的家庭空气，从来没有这么多样的！于是我又把这些琐屑的谈话资料随时记在手册中。这手册就好比一个电影底片，放映出来的是我家流亡生活的全景。
民国二十八年春，我家离去桂林，迁居宜山。夏天又离开宜山，迁居思恩。思恩地在深山之中，交通阻滞。我们住在欧阳氏(3)榴园中的小楼上，几乎终日不闻世事。我偶在山窗下展开手册来，检点过去的流亡生活，觉得如同一场幻梦。这梦特别清晰，一切景象，历历在目。可用文章记述，也可用图画描写。于是乘兴握笔，拟把手册中的记载演成五篇记事。开头写第一记《辞缘缘堂》时，不胜感慨。“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我为不得已而远离乡国。如今故园已成焦土，飘泊将及两年，在六千里外的荒山中重温当年仓皇辞家的旧梦，不禁心绪黯然，觉得无从下笔。然而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我又何必感慨呢？于是吟成两首七绝，用代小序：
秀水明山入画图，兰堂芝阁尽虚无。
十年一觉杭州梦，剩有冰心在玉壶。
江南春尽日西斜，血雨腥风卷落花。
我有馨香携满袖，将求麟凤向天涯。
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它位在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走两小时，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三小时到上海。到嘉兴或杭州的人，倘有余闲与逸兴，可屏除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而雇客船走运河。这条运河南达杭州，北通嘉兴、上海、苏州、南京，直至河北。经过我们石门湾的时候，转一个大弯。石门湾由此得名。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等候你去雇。你可挑选最中意的一只。一天到嘉兴，一天半到杭州，船价不过三五元。倘有三四个人同舟，旅费并不比乘轮船火车贵。胜于乘轮船火车者有三：开船时间由你定，不像轮船火车的要你去恭候。一也。行李不必用力捆扎，用心检点，但把被、褥、枕头、书册、烟袋、茶壶、热水瓶，甚至酒壶、菜榼……往船舱里送。船家自会给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你下船时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二也。经过码头，你可关照船家暂时停泊，上岸去眺瞩或买物。这是轮船火车所办不到的。三也。倘到杭州，你可在塘栖一宿，上岸买些本地名产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盆：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天下雨也可不管，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下雨不相干的。这样，半路上多游了一个码头，而且非常从容自由。这种富有诗趣的旅行，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由享受。因为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乘车太便；即使另有水路可通，没有人肯走，因而没有客船的供应。只有石门湾，火车不即不离，而运河躺在身边，方始有这种特殊的旅行法。然客船并非专走长路，往返于相距二三十里的小城市间，是其常业。盖运河两旁，支流繁多，港汊错综。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廿里一县。”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决不是夸张的。我们石门湾就是位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所以水路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异常便利。我们不需要用脚走路。下乡，出市，送客，归宁，求神，拜佛，即使三五里的距离，也乐得坐船。倘使要到十八里（我们称为二九）远的崇德城里，每天有两班轮船，还有各种便船，决不要用脚走路。除了赤贫、大俭，以及背纤者之类以外，倘使你“走”到了城里，旁人都得惊讶，家人将怕你伤筋，你自己也要觉得吃力。唉！我的故乡真是安乐之乡！把这些话告诉每天挑着担子走一百几十里崎岖的山路的内地人，恐怕他们不会相信，不能理解，或者笑为神话！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回江南的空前浩劫，也许就是这种安乐的报应吧！
然而好逸恶劳，毕竟是人之常情。克服自然，正是文明的进步。不然，内地人为什么要努力造公路，筑铁路，治开垦呢？忧患而不进步，未必能生；安乐而不骄惰，决不致死。所以我对于我们的安乐的故乡，始终是心神向往的。何况天时胜如它的地利呢！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四周是大平原，气候当然是海洋性的。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水陆的调剂特别均匀，所以寒燠的变化特别缓和。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中产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4)的）、小棉袄（薄丝绵）、大棉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而每一回首，又觉得两月之前，气象大异，情景悬殊。盖春夏秋冬四季的个性的表现，非常明显。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我流亡之后，经过许多地方。有的气候变化太单纯，半年夏而半年冬，脱了单衣换棉衣。有的气候变化太剧烈，一日之内有冬夏，捧了火炉吃西瓜。这都不是和平中正之道，我很不惯。这时候方始知道我的故乡的天时之胜。在这样的天时之下，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菜不绝，风味各殊。尝到一物的滋味，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往年我在上海功德林，冬天吃新蚕豆，一时故乡清明赛会、扫墓、踏青、种树之景，以及绸衫、小帽、酒旗、戏鼓之状，憬然在目，恍如身入其境。这种情形在他乡固然也有，而对故乡的物产特别敏感。倘然遇见桑树和丝绵，那更使我心中涌起乡思来。因为这是我乡一带特有的产物，而在石门湾尤为普遍。除了城市人不劳而获以外，乡村人家，无论贫富，春天都养蚕，称为“看宝宝”。他们的食仰给于田地，衣仰给于宝宝。所以丝绵在我乡是极普通的衣料。古人要五十岁才得衣帛，我们的乡人无论老少都穿丝绵。他方人出重价买了我乡的输出品，请“翻丝绵”的专家特制了，视为狐裘一类的贵重品；我乡则人人会翻，乞丐身上也穿丝绵。“人生衣食真难事”，而我乡人得天独厚，这不可以不感谢，惭愧而且惕厉！我以上这一番缕述，并非想拿来夸耀，正是要表示感谢，惭愧，惕厉的意思。读者中倘有我的同乡，或许会发生同感。
缘缘堂就建在这富有诗趣画意而得天独厚的环境中。运河大转弯的地方，分出一条支流来。距运河约二三百步，支流的岸旁，有一所染坊店，名曰丰同裕。店里面有一所老屋，名曰惇德堂。惇德堂里面便是缘缘堂。缘缘堂后面是市梢。市梢后面遍地桑麻，中间点缀着小桥，流水，大树，长亭，便是我的游钓之地了。红羊(5)之后就有这染坊店和老屋。这是我父祖三代以来歌哭生聚的地方。直到民国二十二年缘缘堂成，我们才离开这老屋的怀抱。所以它给我的荫庇与印象，比缘缘堂深厚得多。虽然其高只及缘缘堂之半，其大不过缘缘堂的五分之一，其陋甚于缘缘堂的柴间，但在灰烬之后，我对它的悼惜比缘缘堂更深。因为这好比是老树的根，缘缘堂好比是树上的枝叶。枝叶虽然比根庞大而美观，然而都是从这根上生出来的。流亡以后，我每逢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石门湾的消息，晚上就梦见故国平居时的旧事，而梦的背景，大都是这百年老屋。我梦见我孩提时的光景：夏天的傍晚，祖母穿了一件竹衣(6)，坐在染坊店门口河岸上的栏杆边吃蟹酒。祖母是善于享乐的人，四时佳兴都很浓厚。但因为屋里太窄，我们姐弟众多，把祖母挤出在河岸上。我梦见父亲中乡试时的光景：几方丈大小的老屋里拥了无数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高高地坐在店伙祁官的肩头上，夹在人丛中，看父亲拜北阙。我又梦见父亲晚酌的光景：大家吃过夜饭，父亲才从地板间里的鸦片榻上起身，走到厅上来晚酌。桌上照例是一壶酒，一盖碗热豆腐干，一盆麻酱油，和一只老猫。父亲一边看书，一边用豆腐干下酒，时时摘下一粒豆腐干来喂老猫。那时我们得在地板间里闲玩一下。这地板间的窗前是一个小天井，天井里养着乌龟，我们喊它为“臭天井”。臭天井的旁边便是灶间。饭脚水常从灶间里飞出来，哺养臭天井里的乌龟。因此烟气，腥气，臭气，地板间里时有所闻。然而这是老屋里最精华的一处地方了。父亲在室时，我们小孩子是不敢轻易走进去的。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就丁艰。丁艰后科举就废。他的性情又廉洁而好静，一直闲居在老屋中，四十二岁上患肺病而命终在这地板间里。我九岁上便是这老屋里的一个孤儿了。缘缘堂落成后，我常常想：倘得像缘缘堂的柴间或磨子间那样的一个房间来供养我的父亲，也许他不致中年病肺而早逝。然而我不能供养他！每念及此，便觉缘缘堂的建造毫无意义，人生也毫无意义！我又梦见母亲拿了六尺杆量地皮的情景：母亲早年就在老屋背后买一块地（就是缘缘堂的基地），似乎预知将来有一天造新房子的。我二十一岁就结婚。结婚后得了“子烦恼”，几乎年年生一个孩子。率妻糊口四方，所收入的自顾不暇。母亲带着我的次女住在老屋里，染坊店及数十亩薄田所入虽能供养，亦没有余裕，所以造屋这念头，一向被抑在心的底层。我三十岁上送妻子回家奉母。老屋覆育了我们三代，伴了我的母亲数十年，这时候衰颓得很，门坍壁裂，渐渐表示无力再荫庇我们这许多人了。幸而我的生活渐渐宽裕起来，每年多少有几叠钞票交送母亲。造屋这念头，有一天偷偷地从母亲心底里浮出来。邻家正在请木匠修窗，母亲借了他的六尺杆，同我两人到后面的空地里去测量一会，计议一会。回来的时候低声关照我：“切勿对别人讲！”那时我血气方刚，率然地对母亲说：“我们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就把收入的预算历历数给她听。这是年轻人的作风，事业的失败往往由此；事业的速成也往往由此。然而老年人脚踏实地，如何肯冒险呢？六尺杆还了木匠，造屋的念头依旧沉淀在母亲的心底里。它不再浮起来。直到两年之后，母亲把这念头交付了我们而长逝。又三年之后，它方才成形具体，而实现在地上，这便是缘缘堂。
犹记得堂成的前几天，全家齐集在老屋里等候乔迁。两代姑母带了孩童仆从，也来挤在老屋里助喜。低小破旧的老屋里挤了二三十个人，肩摩踵接，踢脚绊手，闹得像戏场一般。大家知道未来的幸福紧接在后头，所以故意倾轧。老人家几被小孩子推倒了，笑着喝骂。小脚被大脚踏痛了，笑着叫苦。在这时候，我们觉得苦痛比欢乐更为幸福。低小破旧的老屋比琼楼玉宇更有光彩！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真个迁入之后，也不过尔尔，况且不久之后，别的渴望与企图就来代替你的欢乐，人世的变故行将妨碍你的幸福了！只有希望中的幸福，才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全的幸福。那时我们全家的人都经验了这种幸福。只有最初置办基地，发心建造，而首先用六尺杆测量地皮的人，独自静静地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不来参加我们的欢喜。似乎知道不久将有暴力来摧毁这幸福，所以不屑参加似的。
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为了这点，工事中我曾费数百元拆造过，全镇传为奇谈。）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正南向的三间，中央铺大方砖，正中悬挂马一浮先生写的堂额。壁间常悬的是弘一法师写的《大智度论·十喻赞》，和“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的对联。西室是我的书斋，四壁陈列图书数千卷，风琴上常挂弘一法师写的“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的长联。东室为食堂，内连走廊，厨房，平屋。四壁悬的都是沈寐叟的墨迹。堂前大天井中种着芭蕉、樱桃和蔷薇。门外种着桃花。后堂三间小室，窗子临着院落，院内有葡萄棚、秋千架、冬青和桂树。楼上设走廊，廊内六扇门，通入六个独立的房间，便是我们的寝室。秋千院落的后面，是平屋、阁楼、厨房和工人的房间——所谓缘缘堂者，如此而已矣。读者或将见笑：这样简陋的屋子，我却在这里扬眉瞬目，自鸣得意，所见与井底之蛙何异？我要借王禹偁的话作答：“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我不是骚人，但确信环境支配文化。我认为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我只费了六千金的建筑费，但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自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门前站岗。门内朱楼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秋千亭亭地立着，檐下铁马叮咚地响着。堂前燕子呢喃，窗内有“小语春风弄剪刀”的声音。这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难忘。夏天，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幻相。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人物映成绿色的统调，添上一种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人影，秋千架上时闻笑语。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喊一声“开西瓜了”，忽然从楼上楼下引出许多兄弟姊妹。傍晚来一位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畅适的生活也使我难忘。秋天，芭蕉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天然的绿幕，葡萄棚上果实累累，时有儿童在棚下的梯子上爬上爬下。夜来明月照高楼，楼下的水门汀映成一片湖光。各处房栊里有人挑灯夜读，伴着秋虫的合奏，这清幽的情况又使我难忘。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坐在太阳旁边吃冬春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现在飘泊四方，已经两年。有时住旅馆，有时住船，有时住村舍，茅屋，祠堂，牛棚。但凡我身所在的地方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
平生不善守钱。余剩的钞票超过了定数，就坐立不安，非想法使尽它不可。缘缘堂落成后一年，这种钞票作怪，我就在杭州租了一所房子，请两名工人留守，以代替我游杭的旅馆。这仿佛是缘缘堂的支部。旁人则戏称它为我的“行宫”。他们怪我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去作寓公。但我自以为是。古人有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相信这句话，而且想借庄子的论调来加个注解：益就是利。“吾生也有涯，而利也无涯，以有涯遣无涯，殆已！已而为利者，殆而已矣！”所以要遣有涯之生，须为无利之事。杭州之所以能给我优美的印象者，就为了我对它无利害关系，所见的常是它的艺术方面的缘故。那时我春秋居杭州，冬夏居缘缘堂，书笔之余，恣情盘桓，饱尝了两地的风味：西湖好景，尽在于春秋二季。春日浓妆，秋季淡抹，一样相宜。我最喜于无名的地方，游众所不会到的地方，玩赏其胜景。而把三潭印月，岳庙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让给别人游。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是范蠡致富的秘诀，移用在欣赏上，也大得其宜。西湖春秋佳日的真相，我都欣赏过了。夏天西湖上颇热，冬天西湖上颇冷。苏东坡(7)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某雅人说：“晴湖不及雨湖，雨湖不及雪湖。”言之或有其理；但我不敢附和。因为我怕热怕冷。我到夏天必须返缘缘堂。石门湾到处有河水调剂，即使天热，也热得缓和而气爽，不致闷人。缘缘堂南向而高敞，西瓜、凉粉常备，远胜于电风扇、冰淇淋。冬天大家过年，贺岁，饮酴酥酒，更非回乡参加不可。我常常往返于石门湾与杭州之间，被别人视为无事忙。那时我读书并不抛废，笔墨也相当地忙；而如此忙里偷闲地热心于游玩与欣赏，今日思之，并非偶然，我似乎预知江南浩劫之将至，故乡不可以久留，所以尽量欣赏，不遗余力的。
“八一三”事起，我们全家在缘缘堂。杭州有空袭，特派人把留守的女工叫了回来，把“行宫”锁闭了。城站被炸，杭州人纷纷逃乡，我又派人把“行宫”取消，把其中的书籍器具装船载回石门湾。两处的器物集中在一处，异常热闹，我们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整理书籍，布置家具。把缘缘堂装潢得面目一新。邻家的妇孺没有坐过沙发，特地来坐坐杭州搬来的沙发。（我不喜欢沙发，因为它不抵抗。这些都是朋友赠送的。）店里的伙计没有见过开关热水壶，当它是个宝鼎。上海南市已成火海了，我们躲在石门湾里自得其乐。今日思之，太不识时务。最初，汉口的朋友写信来，说浙江非安全之地，劝我早日率眷赴汉口。四川的朋友也写信来，说战事必致扩大，劝我早日携眷入川。我想起了白居易的问友诗：“种兰不种艾，兰生艾亦生。根菱相交长，茎叶相附荣。香茎与臭叶，日夜俱长大，锄艾恐伤兰，溉兰恐滋艾。兰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沉吟意不决，问君合如何？”铲除暴徒，以雪百年来浸润之耻，谁日不愿？糜烂土地，荼毒生灵，去父母之邦，岂人之所乐哉？因此沉吟意不决者累日。终于在方寸中决定了“移兰”之策。种兰而艾生于其旁，而且很近，甚至根菱相交，茎叶相附，可见种兰的地方选得不好。兰既不得其所，用不着锄或溉，只有迁地为良。其法：把兰好好地掘起，慎勿伤根折叶。然后郑重地移到名山胜境，去种在杜衡芳芷所生的地方。然后拿起锄头来，狠命地锄，把那臭叶连根铲尽。或者不必用锄，但须放一把火，烧成一片焦土。将来再种兰时，灰肥倒有用处，这“移兰锄艾”之策，乃不易之论。香山居士死而有知，一定在地下点头。
然而这兰的根，深固得很，一时很不容易掘起，况且近来根上又壅培了许多土壤，使它更加稳固繁荣了。第一，杭州搬回来的家具，把缘缘堂装点得富丽堂皇，个个房间里有明窗净几，屏条对画。古圣人弃天下如弃敝屣；我们真惭愧，一时大家舍不得抛弃这些赘累之物。第二，上海、松江、嘉兴、杭州各地迁来了许多人家。石门湾本地人就误认这是桃源。谈论时局，大家都说这地方远离铁路公路，不会遭兵火。况且镇小得很，全无设防，空袭也决不会来。听的人附和地说道：“真的！炸弹很贵。石门湾即使请他来炸，他也不肯来的！”另一人根据了他的军事眼光而发表预言：“他们打到了松江、嘉兴，一定向北走苏嘉路，与沪宁路夹攻南京。嘉兴以南，他们不会打过来。杭州不过是风景地点，取得了没有用。所以我们这里是不要紧的。”又有人附和：“杭州每年香火无量，西湖底里全是香灰！这佛地是决不会遭殃的。只要杭州无事，我们这里就安。”我虽决定了移兰之策，然而众口铄金，况且谁高兴逃难？于是存了百分之一的幸免之心。第三，我家世居石门湾，亲戚故旧甚多。外面打仗，我家全部迁回了，戚友往来更密。一则要探听一点消息，二则要得到相互的慰藉。讲起逃难，大家都说：“要逃我们总得一起走。”但下文总是紧接着一句：“我们这里总是不要紧的。”后来我流亡各地，才知道每一地方的人，都是这样自慰的。呜呼！“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以杀人为业的暴徒，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
阴历九月二十六日，是我四十岁的生辰。这时松江已经失守，嘉兴已经炸得不成样子。我家还是做寿。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素筵。屋里充满了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而宾朋的谈话异乎寻常；有一人是从上海南站搭火车逃回来的。他说：火车顶上坐满了人，还没有开。忽听得飞机声，火车突然飞奔。顶上的人纷纷坠下，有的坠在轨道旁，手脚被轮子碾断，惊呼号啕之声淹没了火车的开动声！又有一人怕乘火车，是由龙华走水道逃回来的。他说上海南市变成火海。无数难民无家可归，聚立在民国路法租界的紧闭的铁栅门边。日夜站着。落雨还是小事，没得吃真惨！法租界里的同胞拿面包隔铁栅抛过去。无数饿人乱抢。有的面包落在地上的大小便中，他们管自挣得去吃！我们一个本家从嘉兴逃回来。他说有一次轰炸，他躲在东门的铁路桥下。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婴孩，躲在墙脚边喂奶。忽然车站附近落下一个炸弹。弹片飞来，恰好把那妇人的头削去。在削去后的一瞬间中，这无头的妇人依旧抱着婴孩危坐着，并不倒下；婴孩也依旧吃奶。我听了他的话，想起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就讲给人听：从前有一个猎人入山打猎，远远看见一只大熊坐在涧水边，他就对准要害发出一枪。大熊危坐不动。他连发数枪，均中要害，大熊老是危坐不动。他走近去察看，看见大熊两眼已闭，血水从颈中流下，确已命中。但是它两只前脚抱住一块大石头，危坐涧水边，一动也不动。猎人再走近去细看，才看见大石头底下的涧水中，有三只小熊正在饮水。大熊中弹之后，倘倒下了，那大石头落下去，势必压死她的三个小宝贝。她被这至诚的热爱所感，死了也不倒。直待猎人掇去了她手中的石头，她方才倒下。猎人从此改业。（我写到这里，忽把“它”字改写为“她”，把“前足”改写为“手”。排字人请勿排错，读者请勿谓我写错。因为我看见这熊其实非兽，已经变人。而有些人反变了禽兽！）呜呼！禽兽尚且如此，何况于人。我讲了这故事，上述的惨剧被显得更惨，满座为之叹息。然而堂前的红烛得了这种惨剧的衬托，显得更加光明。仿佛在对人说：“四座且勿悲，有我在这里！炸弹杀人，我祝人寿。除了极少数的暴徒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惨死而欢喜长寿，没有一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仁能克暴，可知我比炸弹力强得多。目前虽有炸弹猖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坐客似乎都听见了这番话，大家欣然地散去了。这便是缘缘堂最后一次的聚会。祝寿后一星期，那些炸弹就猖獗到石门湾，促成了我的移兰之计。
民国廿六年十一月六日，即旧历十月初四，是无辜的石门湾被宣告死刑的日子。古人叹人生之无常，夸张地说：“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石门湾在那一天，朝晨依旧是喧阗扰攘，安居乐业，晚快忽然水流云散，阒其无人。真可谓“朝为繁华街，夕暮成死市。”这“朝夕”二字并非夸张，却是写实。那一天，我早上起来，并不觉得什么异常。依旧洗脸，吃粥。上午照例坐在书斋里工作，我正在画一册《漫画日本侵华史》，根据了蒋坚忍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而作的。我想把每个事件描写为图画，加以简单的说明。一页说明与一页图画像对照，形似《护生画集》。希望文盲也看得懂。再照《护生画集》的办法，照印本贱卖，使小学生都有购买力。这计划是“八一三”以后决定的，这时候正在起稿，尚未完成。我的子女中，陈宝，林先，宁馨，华瞻四人向在杭州各中学肄业，这学期不得上学，都在家自修。上午规定是用功时间。还有二人，元草与一吟，正在本地小学肄业，一早就上学去。所以上午家里很静。只听得玻璃窗震响，我以为是有人在窗棂上碰了一下之故，并不介意。后来又是震响，一连数次。我觉得响声很特别：轻微而普遍。楼上楼下几百块窗玻璃，仿佛同时一齐震动，发出远钟似的声音。心知不妙，出门探问，邻居也都在惊奇。大家猜想，大约是附近的城市被轰炸了。响声停止了以后，就有人说：“我们这小地方，没有设防，决不会来炸的。”别的人又附和说：“请他来炸也不肯来的！”大家照旧安居乐业。后来才知道这天上午崇德被炸。
正午，我们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我在食桌上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上，仰起了头观赏，如同春天看纸鸢，秋天看月亮一样。“请他来炸也不肯来的”这一句话，大约是这种经验所养成的。这一天大家依旧出来观赏。那侦察机果然兜一个圈子给他们看，随后就飞去了。我们并不出去观赏，但也不逃，照常办事。我上午听见震响，这时又看见侦察机低飞，心知不妙。但犹冀望它是来侦察有无设防。倘发见没有军队驻扎，就不会来轰炸。谁知他们正要选择不设防城市来轰炸，可以放心地投炸弹，可以多杀些人。这侦察机盘旋一周，看见毫无一个军人，纯是民众妇孺，而且都站在门外，非常满意，立刻回去报告，当即派轰炸机来屠杀。
下午二时，我们正在继续工作，又听得飞机声，我本能地立起身，招呼坐在窗下的孩子们都走进来，立在屋的里面。就听见砰的一声，很近。窗门都震动，继续又是砰的一声。家里的人都集拢来，站在东屋的楼梯下，相对无言。但听得墙外奔走呼号之声，我本能地说：“不要紧！”说过之后，才觉得这句话完全虚空。在平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我以父亲、家主、保护者的资格说这句话，是很有力的，很可以慰人的。但在这时候，我这保护者已经失却了说这句话的资格，地面上无论哪一个人的生死之权都操在空中的刽子手手里了！忽然一阵冰雹似的声音在附近的屋瓦上响过，接着沉重地一声震响。墙壁摆动，桌椅跳跃，热水瓶、水烟袋翻落地上，玻璃窗齐声大叫。我们这一群人集紧一步，挤成一堆，默然不语，但听见墙外奔走呼号之声比前更急。忽想起了上学的两个孩子没有回家，生死不明，大家担心得很。然而飞机还在盘旋，炸弹机关枪还在远近各处爆响。我们是否可以免死，尚未可知，也顾不得许多了。忽然九岁的一吟哭着逃进门来。大家问她“阿哥呢？”她不知道，但说学校近旁落了一个炸弹，响得很，学校里的人都逃光，阿哥也不知去向。她独自逃回来，将近后门，离身不远之处，又是一个炸弹，一阵机关枪。她在路旁的屋宇下躲了一下，幸未中弹。等到飞机过了，才哭着逃回家来。这时候飞机声远了些，紧张渐渐过去，我看见自己跟一群人站在扶梯底下，头上共戴一条丝绵被（不知是何时何人拿来的），好似元宵节迎龙灯模样，觉得好笑；又觉得这不过骗骗自己而已，不是安全的办法。定神一想，知道刚才的大震响，是落在后门外的炸弹所发。一吟在路上遇见的也就是这个炸弹，推想这炸弹大约是以我家为目标而投的。因为在这环境中，我们的房子最高大，最瞩目，犹如鹤立鸡群，刽子手意欲毁坏它。可惜手段欠高明。但飞机还没离去，大有再来的可能，非预防不可。于是有人提议，钻进桌子底下，而把丝绵被覆在桌上。立刻实行。我在三十余年前的幼童时代，曾经作此游戏，以后永没有钻过桌底。现在年已过半，却效儿戏；又看见七十岁的老太太也效儿戏，这情状实在可笑。且男女老幼共钻桌底，大类穴居野处的禽兽生活，这行为又实在可耻。这可说是二十世纪物质文明时代特有的盛况！
我们在桌子底下坐了约一小时，飞机声始息。时钟已指四时，在学的孩子元草，这时候方始回来。他跟了人逃出学校，奔向野外，幸未被难。邻居友朋都来慰问，我也出去调查损失。才知道这两小时内共投炸弹大小十余枚，机关枪无算。东市炸毁一屋，全家四人压死在内，医生魏达三躲在晒着的稻穗下面，被弹片切去右臂，立刻殒命。我家后门外五六丈之处，有五人躺在地上，有的已死，脑浆迸出。有的还在喊“扶我起来！”（但我不忍去看，听人说如此。）其余各处都有死伤。后来始知当场炸死三十余人，伤无算。数日内陆续死去又三十余人。犹记那天我调查了回家的时候，途中被一个邻妇拉住。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难。“小的不中用了，大的还可救。请你进去看。”她说时，脸孔苍白，语调异常，分明神经已是错乱了。我不懂医法又不忍看这惨状，终于没有进去看，也没有给她任何帮助。只是劝她赶快请医生，就匆匆回家。两年以来，我每念此事，总觉得异常抱歉。悔不当时代她去请医生，或送她药费。她丈夫是做小贩的，家里未必藏有医药费，以待炸弹的来杀伤。我虽受了惊吓，未被伤害，终是不幸中之幸者。
我的妹夫蒋茂春家在三四里外的村子——南沈浜——里。听见炸弹声，立刻同他的弟弟继春摇一只船来，邀我们迁乡。我们收拾衣物，于傍晚的细雨中匆匆辞别缘缘堂，登舟入乡。沿河但见家家闭户，处处锁门。石门湾顿成死市。河中船行如织，都是迁乡去的。我们此行，大家以为是暂避。将来总有一日回缘缘堂的。谁知其中只有四人再来取物一二次，其余的人都在这潇潇暮雨之中与堂永诀，而开始流离的生活了。
舟抵南沈浜，天已黑，雨未止，雪雪（我妹）擎了一盏洋油灯，一双小脚踮着湿地，到河岸上来迎接。我们十个人——岳老太太（此时适在我家做客，不料从此加入流亡团体，一直同到广西）、满哥（我姐）、我们夫妇，以及陈宝、林先、宁馨、华瞻、元草、一吟——闯入她家，这一回寒暄，真是有声有色。吾母生雪雪后患大病，不能抚育；雪雪从小归蒋家。虽是至戚，近在咫尺，我自雪雪结婚时来此“吊烟囱”（吾乡俗称阿舅望三朝为吊烟囱）之后，一直没有再访。一则为了茂春和雪雪常来吾家，二则为了我历年糊口四方，归家就懒于走动。这一天穷无所归，而夤夜投奔，我初见雪雪时脸上着实有些忸怩。这农家一门忠厚，一味殷勤招待，实使我更增愧感！后门外有新建楼屋两楹，乃其族人蒋金康家业。金康自有老屋，此新屋一向空着，仅为农忙时堆积谷物之用。这时候楼上全空，我们就与之暂租，当夜迁入。雪雪就像“嫁比邻”一样，大家喜不自胜。流亡之后，虽离故居，但有许多平时不易叙首的朋友亲戚得以相聚，不可谓非“因祸得福”。当夜我们在楼上席地而卧，日间的浩劫的回忆，化成了噩梦而扰每个人的睡眠。
次日大雨。僮仆昨天已经纷纷逃回家去。今后在此生活都得自理。诸儿习劳，自此开始。又次日，天晴。上午即见飞机两架自东来，至石门湾市空，又盘旋投弹。我们离市五里之遥，历历望见，为之胆战。幸市中已空，没有人再做它们的牺牲者，此后它们遂不再来。我家自迁乡后，虽在一方面对于后事忧心忡忡；但在他方面另有一副心目来享受乡村生活的风味，饱尝田野之趣，而在儿童尤甚。他们都生长在城市中，大部分的生活在上海、杭州度送。菽麦不辨，五谷不分。现在正值农人收稻、采茶菊的时候，他们跟了茂春姑夫到田中去，获得不少宝贵的经验。离村半里，有萧王庙。庙后有大银杏树，高不可仰。我十一二岁时来此村蒋五伯（茂春同族）家做客，常在这树下游戏。匆匆三十年，树犹如昔，而人事已数历沧桑，不可复识。我偃卧大树下，仰望苍天，缅怀今古。又觉得战争、逃难等事，藐小无谓，不足介意了。
访蒋五伯旧居，室庐尚在，圮坏不堪。其同族超三伯居之。超三伯亦无家族，孑然一身，以乞食为业。邮信不通，我久不看报，遂托超三伯走练市镇（离村十五里），向周氏姐丈家借报，每日给工资大洋五角。每次得报，先看嘉兴有否失守。我实在懒得去乡国，故抱定主意：嘉兴失守，方才出走；嘉兴不失，决计不走。报载我有重兵驻嘉兴，金城汤池，万无一虑。我很欢喜，每天把重要消息抄出来，贴在门口，以代壁报。镇上的人尽行迁乡，疏散在附近各村中。闻得我这里有壁报，许多人来看。不久我的逃难所传遍各村，亲故都来探望。幼时业师沈蕙荪先生年老且病，逃避在离我一里许的村中，派他的儿子来探询我的行止。我也亲去叩访，慰藉。染坊店被炸弹解散，店员各自分飞，这时都来探望老板。这是百年老店，这些人都是数十年老友。十年以来，我开这店全为维持店员五人的生活，非为自己图利，但亦惠而不费。因此这店在同业中有“家养店”之名。我极愿养这店，因为我小时是靠这店养活的。然而现在无法维持了。我把店里的余金分发各人，以备不虞之需。若得重见天日，我一定依旧维持。我的族叔云滨，正直清廉，而长年坎坷，办小学维持八口之家。炸弹解散他的小学。这一天来访，皇皇如丧家之狗。我爱莫能助。七十余岁的老姑母也从崇德城中逃来。她最初客八字桥王蔚奎（我的姐丈）家，后来也到南沈浜来依我们。姑母适崇德徐氏，家富，夫子俱亡，朱门深院，内有寡媳孤孙。今此七十者于患难中孑然来归，我对她的同情实深于任何穷人！超三伯赴练市周氏姐丈家取报纸，带回镜涵的信。她说倘然逃难，要通知她，她要跟我们同走。我的二姐，就是她的母亲，适练市周氏。家中富有产业及骂声。二姐幸患耳聋，未尽听见，即已早死。镜涵有才，为小学校长；适张氏一年而寡。孑然一身，寄居父家。明知我这娘舅家累繁重，而患难中必欲相依，其环境可想而知。凡此种种，皆有强大的力系缠我心，使我非万不得已不去其乡。
村居旬日，嘉兴仍不失守。然而军队已开到了，他们在村的前面掘壕布防。一位连长名张四维的，益阳人，常来我的楼下座谈。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为求最后胜利，贵处说不定要放弃。”我心中忐忑。晚快，就同陈宝和店员章桂三人走到缘缘堂去取物。先几天吾妻已来取衣一次。这一晚我是来取书。黑夜，像做贼一样，架梯子爬进墙去，揭开堂窗，一只饿狗躺在沙发上，被我们电筒一照，站了起来，给我们一吓。上楼，一只饿猫从不知哪里转出来，依着陈宝的脚边哀鸣。我们向菜橱里找些食物喂了它。室中一切如旧，环境同死一样静。我们向各书架检书，把心爱的、版本较佳的、新买而尚未读过的书，收拾了两网篮，交章桂明晨设法运乡。别的东西我都不拿，一则拿不胜拿；二则我心中，不知根据什么理由，始终确信缘缘堂不致被毁，我们总有一天回来的。检好书已是夜深，我们三人出门巡行石门湾全市，好似有意向它告别。全市黑暗，寂静，不见人影，但闻处处有狗作不平之鸣。它们世世代代在这繁荣的市镇中为人看家，受人给养，从未挨饿，今忽丧家失主，无所依归，是谁之咎？忽然一家店楼上发出一阵肺病者的咳嗽声，全市为之反响，凄惨逼人。我悄然而悲，肃然而恐，返家就寝。破晓起身，步行返乡。出门时我回首一望，看见百多块窗玻璃在黎明中发出幽光。这是我与缘缘堂最后的一面。
邮局迁在我的邻近，这时又要迁新市了。最后送来一封信，是马一浮先生从桐庐寄来的。上言先生已由杭迁桐庐，住迎薰坊十三号。下询石门湾近况如何，可否安居，并附近作诗一首。诗是油印的，笔致犹劲，疑是马先生亲自执钢笔在蜡纸上写的。不然，必是其门人张立民君所书。因为张的笔迹酷似其师。无论如何，此油印品异常可爱。自有油印以来，未有美于此者也。我把油印藏在身边，而把诗铭在心中，至今还能背诵：
礼闻处灾交，大者亡邑国。奈何弃坟墓，在士亦可式。妖寇今见侵，天地为改色。遂令陶唐人，坐饱虎狼食。伊谁生厉阶，讵独异含识？竭彼衣养资，殉此机械力。铿翟竟何裨，蒙羿递相贼。生存岂无道，奚乃矜战克？嗟哉一切智，不救天下惑。飞鸢蔽空下，遇者亡其魄。全城为之摧，万物就磔轹。海陆尚有际，不仁于此极。余生恋松楸，未敢怨逼迫。蒸黎信何辜，胡为罹锋镝？吉凶同民患，安得殊欣感？衡门不复完，书史随荡析。落落平生交，遁处各岩穴。我行自兹迈，回首增怆恻。临江多悲风，水石相荡激。逝从大泽钓，忍数犬戎阨？登高望九州，几地犹禹域？儒冠甘世弃，左衽伤耄及。甲兵甚终偃，腥膻如可涤。遗诗谢故人，尚相三代直。（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
这信和诗，有一种伟大的力，把我的心渐渐地从故乡拉开了。然而动身的机缘未到，因循了数日。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机缘终于到了：族弟平玉带了他的表亲周丙潮来，问我行止如何。周向我表示，他家有船可以载我。他和一妻一子已有经济准备，也想跟我同走。丙潮住在离此九里外，吴兴县属的悦鸿村。我同他虽是亲戚，一向没有见面过。但见其人年约二十余岁，眉目清秀，动止端雅。交谈之后，始知其家素封，其性酷爱书画，早是我的私淑者。只因往日我常在外，他亦难得来石门湾，未曾相见。我窃喜机缘的良好，当日商定避难的方针：先走杭州，溯江而上，至于桐庐，投奔马先生，再定行止。于是相约明日下午放船来此，载我家人到他家一宿，次日开船赴杭。丙潮去后，我家始见行色。先把这消息告知关切的诸亲友，征求他们的意见。老姑母不堪跋涉之苦，不愿跟我们走，决定明日仍回八字桥。雪雪有翁姑在堂，亦未便离去。镜涵远在十五里外，当日天晚，未便通知，且待明朝派人去约。章桂自愿相随，我亦喜其干练，决令同行。其实在这风声鹤唳之中，有许多人想同我们一样地走，为环境所阻，力不从心，其苦心常在语言中表露出来。这使我伤心！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
这晚上检点行物，发现走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准备：除了几张用不得的公司银行存票外，家里所余的只有数十元现款，奈何奈何！六个孩子说：“我们有。”他们把每年生日我所送给的红纸包统统打开，凑得四百余元。其中有数十元硬币，我嫌笨重，给了雪雪。其余钞票共得四百元。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每逢儿童生日，送他一个红纸包，上写“长命康乐”四个字，内封银数如其岁数。他们得了，照例不拆。不料今日一齐拆开，充作逃难之费！又不料积成了这样可观的一个数目！我真糊涂：家累如此，时局如彼，会不乘早领出些存款以备万一，直待仓皇出走时才计议及此。幸有这笔意外之款，维持了逃难的初步，侥幸之至！平生有轻财之习，这种侥幸势将长养我这习性，永不肯改了。当夜把四百金分藏在各人身边，然后就睡。辗转反侧之间，忽闻北方震响，其声动地而来，使我们的床铺格格作声！如是者数次。我心知这是夜战的大炮声。火线已逼近了！但不知从哪里来的。只要明日上午无变，我还可免于披发左衽。这一晚不知如何睡去。
次日，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阿康（染坊店的司务）从镇上奔来，用绍兴白仓皇报道：“我家门口架机关枪，桥堍下摆大炮了！听说桐乡已经开火了！”我恍然大悟，他们不直接打嘉兴；却从北面迂回，取濮院、桐乡、石门湾，以包围嘉兴。我要看嘉兴失守才走，谁知石门湾失守在先。想派人走练市叫镜涵，事实已不可能；沿途要拉夫，乡下人都不敢去；昨夜的炮声从北方来，练市这一路更无人肯走，即使有人肯去，镜涵已迁居练市乡下，此去不止十五里路，况且还要摒挡，当天不得转回；而我们的出走，已经间不容发，势不能再缓一天，只得管自走了。幸而镜涵最近来信，在乡无恙。但我至今还负疚于心。上午向村人告别。自十一月六日至此，恰好在这村里住了半个月。常与村人往来馈赠，情谊正好。今日告别，后会难知！心甚惆怅。送蒋金康房租四元，强而后受。又将所余家具日用品之类，尽行分送村人。丙潮的船于正午开到。我们胡乱吃了些饭，匆匆下船。茂春、雪雪夫妇送到船埠上。我此时心如刀割！但脸上强自镇定，叮嘱他们“赶快筑防空壕，后会不远”。不能再说下去了。
此去辗转流徙，曾歇足于桐庐、萍乡、长沙、桂林、宜山。为避空袭，最近又从宜山迁居思恩。不知何日方得还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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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9年9月6日作于广西思恩。原载《文学集林》1940年第3期创作特辑，按作者在“教师日记”原序中所记，避难五记为《辞缘缘堂》《桐庐负暄》《萍乡闻耗》《汉口庆捷》和《桂林讲学》，目前发现为前两篇，余三篇或未成文，或后有变动。
(2) 即1937年。
(3) 即作者在桂林师范学校的学生，名欧阳同旺。
(4) 即棉花。
(6) 竹衣，一种用细小竹枝编串而成的夏衣。
(7) 系作者误写，应为杨万里。
桐庐负暄(1)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下旬。当此际，沪杭铁路一带，千百年来素称为繁华富庶，文雅风流的江南佳丽之地，充满了硫磺气、炸药气、厉气和杀气，书卷气与艺术香早已隐去。我们缺乏精神的空气，不能再在这里生存了。我家有老幼十口，又随伴乡亲四人，一旦被迫而脱离故居，茫茫人世，不知投奔哪里是好。曾经打主意回老家去，我们的老家是浙江汤溪，地在金华相近，离石门湾约三四百里。明末清初，我们这一支从汤溪迁居石门湾，三百余年之后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源流。直到二十年前，我在东京遇见汤溪丰惠恩族兄，相与考查族谱，方才确知我们的老家是汤溪。据说在汤溪有丰姓的数百家，自成一村，皆业农。惠恩是其特例。我初闻此消息，即想象这汤溪丰村是桃花源一样的去处，其中定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景。而窃怪惠恩逃出仙源，又轻轻为外人道，将引诱渔人去问津了。我一向没有机会去问津。到了石门湾不可复留的时候，心中便起了出尘之念，想率妻子邑人投奔此绝境，不复出焉。但终于不敢遂行，因为我只认得惠恩，并未到过老家。惠恩常居上海，战起前数月，我曾在闸北青云路他的寓中和他会晤。闸北糜烂以后，消息沉沉，不知他逃避何处。今我全无介绍，贸然投奔丰村，得不为父老所疑？即使不被疑，而那里果然是我所想象的桃花源，也恐怕我们这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一时不能参加他们的生活。这一大群不速之客终难久居。因此回老家的主意终归打消。正在走投无路而炮火逼近我身的时候，忽然接到马湛翁先生的信。内言先生已由杭迁桐庐，住迎薰坊十三号，并询石门湾近况如何，可否安居，外附油印近作五言《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首（见第一记）。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之气，散布在将死的石门湾市空，把硫磺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窒息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地方走，于是决定先赴杭州，再走桐庐。这时候离石门湾失守只有三十余小时，一路死气沉沉，难关重重。我们一群老弱险些儿转乎沟壑，幸得安抵桐庐，又得亲近善知识，负暄谈义，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其经过不可以不记录。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时，我们全家十人和族弟平玉，店友章桂，共十二人，乘了丙潮放来的船，离去石门湾，向十里外的悦鸿村进发。这是一只半新旧的乡下航船，并非第一记中所述的玻璃窗红栏杆的客船。我们平时从来不坐这种船，但在这时候，这只船犹如济世宝筏，能超度我们登彼岸去，其价值比客船高贵无算了。因为四乡的船只都被军队统制，丙潮这只船不被封去，是万一的挂漏。上午他押送空船从悦鸿村开来，路上曾经捏两把汗，幸而没有意外。道经五河泾，我从船窗里望见河岸上的小茶店门口，老同学吴胜林与沈元（最近他已病死在失地里了！）二人正在相对品茗，脸上没有半点笑容。吴是本地人，沈是我的邻居，石门湾被炸后，迁避在这乡下的。我颇想招呼他们，向他们告别，并且假如可能的话，我又颇想拉他们下船，和他们一同脱离这苦海。然而事实上我并不招呼他们，因为他们都有父母，还有妻子，他们的生活都托根在本地，即使我的船载得下他们两家的人，他们必不肯跟了我去飘泊。所以我不向他们招呼、告别，免却了一番无用的惆怅。石门湾镇上的人，像他们这样生活托根在本地的占大多数，像我这样糊口四方的占最少数，所以逃出的很少，硬着头皮留着的很多。“听天由命！”“逃不动，只得不逃！”“逃出去，也是饿死！”这是他们的理由或信念。我每次设身处地想象炮火迫近时的他们的情境，必定打几个寒噤，我有十万斛的同情寄与沦落在战地里的人！
船到悦鸿村，已是傍晚，更兼细雨。石埠子发滑，丙潮一一扶我们上岸。预备在他家吃了夜饭略事休息，于半夜里开向杭州。丙潮的继母，是我的叔母的妹妹。虽有这瓜葛，我一向没有到过他家。今日突然全家登门，形势颇为唐突，但也顾不得了。丙潮的父亲是修行的，正在庙里诵经，大约是祈祷平安。丙潮的母亲，我叫她五娘姨的，捧着水烟筒出来迎接，连忙督率媳妇去为我们备夜饭。我们走进他们的房间里去休息，看见他们也有明窗净几，窗外也有高高的粉墙。我虽同他家素少来往，但一见就可推知这是村中的小康之家。想象他们在太平时代饱食暖衣、养生丧死无憾，又有“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的清趣，真可令人羡煞。但是现在，村上也早已闻到风声鹤唳。常有邻人愁容满面、两眼带着贼相偷偷地走进来，对屋里的人轻轻地讲几句话，屋里的人也就愁容满面、两眼带了贼相。炮火的逼迫已使得全村的房屋田地都动摇起来，我似乎看见这主人家的那一副三眼大灶头，根柢已经松动，在那里浮荡起来了。主人有两房儿媳，均已抱孙。丙潮是次房，有一子，方三岁。全家一向融融泄泄地同居在这村屋中，现在主人将把次房儿孙交付给我，同到天涯去飘泊，是出于万不得已吧。他的意思是：“大难将临，人命不测，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故把两房儿孙分居两处，好比把一笔款子，分存两个银行，即使有变，总不会两个银行同时坍倒。我初闻此言，略起异感，这异感立刻变成严肃与悲哀。这行为富有悲壮之美！为了保存种族，不惜自己留守危境，让儿孙退到安全地带去。这便是把一族当作一体看，便是牺牲个体以保存全体，能推广此心及于国家、民族和人类，则世界大同也是容易实现的。我极愿替他带丙潮一房出去，同他们共安危。故乡的亲友中，比丙潮亲近而常来往的不知凡几。今当远行，偏偏和这疏远而素不来往的丙潮在一起，全是天意！而丙潮爱好艺术，视画如命，原属我辈中人，又是天意！
半夜里，大家起身。丙潮夫人把钞票缝在孩子的棉衣领里、背心里和袖子里了，预备辞家。他们又办了两桌菜，给我们吃半夜饭。将欲下船，丙潮含了两眶眼泪，问我要不要到庙里去向他父亲告别，后半句呜咽不成声了。我在理性上赞成他行这个礼，在感情上不赞成他演这种悲剧，踌躇不能对。后者终于战胜了前者，我劝他不必去了，于是大家匆匆下船。一行大小十五人，行李一共不过七八件。知道行路难，行李大家竭力简单。我们十人，行物已简单到无可再简的程度。每人裹在身上的一套冬衣而外，所谓行李者，只是被褥、日用品如牙刷、毛巾、热水壶等和诸儿正在学习的几册英文书、数学书而已。我的书籍文具一概不拿，因为一则拿不胜拿，二则我不知因何根据，确信石门湾不会糜烂，图书没有人要，决定抱易卜生主义：“不完全则宁无。”故我离开故乡时，简直是“仅以身免”。不过身边附有表一只，香烟匣一只，香烟嘴一只，和钱袋一只；钱袋内除钞票外，还有指南针一只，石章一方，边款刻着一篇细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牙章一方，和鉴赏心经时用的小扩大镜一具。这些旧物，至今还随附在我的身边。
船里睡的半夜，不知怎样过去了。天明，船已开过新市镇。天气大晴，而远处有隆隆之声。这显然不是雷，必是炮声或炸弹声。我摸出指南针来一量，知道隆隆之声自北方来。我疑心桐乡、濮院等处已在打过来了，但恐惊吓船里的老幼，就把这恐怖藏在心里独自受用。好在这也同绘画、音乐的鉴赏一样：一幅画数十人共看，看到的并不少；一人独看，看到的也并不多。一支曲数十人共听，听到的并不少；一人独听，听到的也并不多。现在把这恐怖归我一人独自受用，受用的也并不多。然而船里的人终于大家恐怖起来，因为他们疑心这是炸弹声，一定有一批敌机正在附近大肆轰炸。倘使飞过来，我们这船一定是轰炸的目标。因为石门湾被炸后第二天，我们避居在离镇五里的南沈浜时，曾经亲见敌机又来轰炸石门湾。那时镇上的人家早已搬空，只有两只逃难船正在运河里走，就被用机关枪扫射，死了两个背纤的，伤了船里许多人。为有这事实，我们这船不敢再在青天白日之下的运河里走。约上午八九时，我们在一株大树下停泊了。上岸去一看，附近有一所坍损的庙宇，额曰白云庵。我们就进去坐。这庵破得不成样子，显然久已断绝香火了，只有一个老太太正在灶间烧芋艿。我们没吃早饭，正在肚饥，看见地上堆着生芋艿，就向她买，并且托她代烧，再给她柴火钱。老太太答允了，便搬出几个条凳来让我们在廊下坐。屋向南，太阳暖洋洋地晒着，很是舒畅，令人暂时忘记了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离者。吃饱了芋艿，女孩儿们穿着大衣，披着围巾，戴着手表，在水边树下往来嬉戏，全同在杭州西湖上游汪庄、郭庄一样。我心中戒严，就吩咐她们回船去把大衣围巾手表脱去了，并把两个较新的手提皮箱藏在船舱中。忽然，有四个穿黑衣服的中年男子来了，他们也到庵里来坐，注视我们，并互相耳语。平玉是老于江湖的人，就暗中通知我教我当心。太阳正大，北方的隆隆声不息，庵门口有中国军源源不绝地开过。忽然飞机声近来了，大家吓得落胆，找地方躲避。幸而不是飞机，是一只小轮船开过。然而我们不敢开船，只得和那四个穿黑衣服的可疑的人在白云庵里默默相对。后来这四人出去了。我疑惧未释，过了一会，走到门外去窥探他们的行踪。但见他们并没有去，却在离庵数十步的树旁交头接耳、徘徊顾视，其视线常向着庵内。时已下午二时半，船人催着要走，我们就下船。四个穿黑衣的人站在远处监视我们下船。平玉走到离开四人最近的地方，故意高声喊道：“到新市镇去！”实则我们这船开向与新市镇反对方向的杭州。我想：四人倘继续监视，一定看破这一点。我深恐平玉弄巧成拙，下船后疑惧更增。若果他们乘了小船追上来，不必有手枪，也可取得我们身上的钞票，我们大有转乎沟壑的恐怖。况且时光尚早，太阳正大，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又另是一种恐怖！
船行将近塘栖，我们又尝到一种异味的恐怖：一只船与我们的船对面行来，船里满装着兵。一个兵士站在船头上，当两船交臂的时候，他向我们的船里探望了一下，没有什么。两船背驰之后他忽回转头来，向坐在我们的船头上的章桂叫问：“喂！矮鬼子在什么地方？”章桂一时听不懂他的话，讨一句添，那兵士重说一遍：“矮鬼子在什么地方？！”章桂还是听不懂，回答他一个：“不晓得。”这时两船已经背驰得很远，这回答就结束了。我坐在章桂邻近的船棚下，分明听见这番问答。最初我也听不懂，因为我虽然从那隆隆的炮声而推测敌已犯桐乡、濮院，然主观不能承认，感情不肯确信，主观和感情之所以反对者，因为我的心中自有一个从某种灵感得来的信念：我决不会披发左衽。因此我确信自己决不会遇到敌人，因此我不预备别人问我们敌人的行踪，最初也不能理解那兵士的话。但是听了两遍，终于听出了，我告诉了章桂，大家回想，又证之以环境的种种现状，就确信矮鬼子已经逼近我们，这一船兵士是去抵抗的！我探望船外，看见运河之水，既广且深。矮鬼子倘用汽船溯运河而来，我这只人力船定被迫及！到那时候要免披发左衽，惟有全家卜居于运河之底，长眠于河床之中。我催船人摇快一点，但没有说明理由。船人不解其意，虚应了一声。忽然，那边有人喊我们停船，我探首一望，喊停船的是另一只兵船，他们一面大喊我们停船，一面拼命地凑近我们来。船上人说：“要拉船了。”拼命地逃，不理睬他们，他们的喊声更严厉了。我再探首一望，看见兵士已举枪向我们瞄准，连忙命船人停手。可是风很大、水很急，一时停不得，船就在中流打圈子，打了七八个圈子，兵船已凑得上来，两个兵士拉住了我们的船棚木，两只船就一同在运河的中流打圈子。我以为要逐我们这一群老幼上岸了，幸而不然，只是要借一个船夫。那兵士指着我们的来处说：“前方很紧急，我们要赶快运东西去，你借给我一个人，摇三十里路就放他回来。”说着就拉住我们船上把大橹的丫头（三十余岁的男工），拼命地拉到他们的船里去。丫头拼命地挣扎，并且叫喊。另一个兵士就拿枪柄来打丫头的屁股。其间我曾经向他们讲些道理，但都不被理睬。到这时候，我大声叫喊了。我劝丫头不要挣扎，我们一定在塘栖等他。谁知我们从此断送了一个丫头，因为我们开到塘栖，看见两岸的商店房屋，统统变成兵营，且有许多兵窥探我们的船，都有想拉的样子。我们势不能在塘栖等丫头的回来，只得管自开了。于是我们在船里作种种检讨：有人说，“摇三十里放回来”是说说的，即使我们真个在塘栖等候，也是徒然。有人说，在这局面之下，我们对丫头爱莫能助了，也没有什么对他不起。惟丙潮有一点不放心：丫头原是丙潮村上的人，由丙潮雇请来为我们摇逃难船的。丙潮知道他身上不曾带钱，假如兵士没有送他工钱，他走回家去，路上要挨饿！为了塘栖等候的失信，我对丫头也万分抱歉，然而没有法子报谢。惟有叮嘱丙潮，船到杭州后，托船人带加倍的工资去送丫头。
半夜里船摇到了拱宸桥，就在桥外停泊了。大家肚饥，船里有饭而没菜，幸而丙娘娘拿出一个枕头来，枕头里装的是熏豆，于是拆开枕头，大家用熏豆下饭。有的人嫌它太干，下不得咽，又幸而船上有酱油，于是用酱油淘饭。吃过了饭，另一只船也开到了，停泊在我们的旁边。章桂等出去探望，认得船里的人是张班长，便同他攀谈起来。所谓张班长，是曾在石门湾当过公差的人。为欲探问消息，我也走出船来和他谈话。他的船很小，没有棚，船上用一张芦扉障风御寒。时值严冬，况已夜半，船里不能过夜。他正在拿些衣物想上岸去求宿，满口咒骂叹息，分明是不胜其悲愤者。我同平玉、章桂、丙潮四人跟着他上岸，一边问他消息。据说他是从桐乡来的，他的家眷住在桐乡。他今天去接，不料桐乡正在杀人放火，他险些儿送了命，幸而坐了这小船逃脱。讲到这里，其人长叹一声：“唉！我家里的人不知怎么样了！”午夜的寒风把他的余音吹得发抖，变成一种哭声。惊惧之极，我反有余暇来鉴赏他的哭声。我想起颜渊所闻的桓山之乌的悲鸣声，大约有类于此。我等默默跟着他走，走进一间房子。这房子里面荒凉而广大，好似某种作坊，内有一个伛偻的老头子伴着一盏菜油灯。张班长同他好像本来相熟的，并没有讲什么借宿的话，就把肩上一只行囊除下来放在一堆砻糠旁边的一堆烂木头上。我们再问前方的情形，他在摇头叹息和颤抖中间断断续续地讲了几句话：“啊哟，杀人！”“啊哟，放火！”“啊哟，强奸！”就把身子钻进砻糠堆里去睡觉了。我们见此情形面面相觑，大家觉得惊奇而又发笑，然而这时候没有心情讨论砻糠里如何睡觉的问题，大家默默退去，再去找那伛偻的老头子谈话。我问他：“杭州到桐庐还有公共汽车么？”那老头子向我发出鄙视的笑声，说道：“还想汽车？船也没有了！还是前几天，他们雇桐庐船，出到一百六十元！现在是一千六百元也雇不到了！”我们默默地退出，将下船，我叮嘱三人一句话：“不要把张班长所说杀人放火等话告诉船里的人。”
回船我但言情形紧张、船只难得，我们恐非步行不可，就劝大家把行李挑选，求其极简，把可以不带的托船户载回悦鸿村去，免得抛弃道旁。我妻和丙潮夫人皆有难色，但我们力劝，她们终于打开包裹箱子来复选了一次。我也打开皮箱来把孩子们正在诵读的三册笨重的英文原本Stevenson：New Arabian Nights统统拿出；又把英文字典拿出；又把我的一册English Japanese Dictionary拿出，简之又简，结果只剩几册几何演算等买不到的东西而已。于是索性把这些东西塞在包裹里，把其余的东西连皮箱交给船户，请他退回悦鸿村去。时候已过夜半，船里的人互相枕借地就睡了。我睡不着，我想起了包裹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月前在缘缘堂时根据了此书而作《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我觉得这东西有危险性，万一明天早晨敌人追上了我，搜出这东西，船里的人都没命。我自己一死是应得的，其他的老幼十余人何辜？想到这里，睡梦中仿佛看见了魔鬼群的姿态和修罗场的状况，突然惊醒，暗中伸手向包裹中摸索，把那书和那画稿拉出来用电筒验明正身，向船舷外抛出。“咚”的一声，似乎一拳打在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画稿，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堆积着多少心血，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我坐着蒙眬就睡，但听见船舱里的孩子们叫喊。有的说胸部压痛了，有的说腿扯不出了，有的哭着说没处睡觉。他们也是坐着，互相枕藉而就睡的，这时吃不消而叫喊了。满哥被他们喊醒，略为安排，同时如泣如诉地叫道：“这群孩子生得命苦！”其声调极有类于曼殊大师受戒时赞礼僧所发的“悲紧”之音，在后半夜的荒寂的水面上散布了无限的阴气。我又不能入睡了。
五点钟，天还没亮，大家起身（其实无所谓起不起，大家坐着睡觉的），带了初选复选后的、精选的行李上岸。虽经精选，连棉被等毕竟也有两三担。但是岸上无人，挑夫无处寻觅。只有几个兵在那里站岗，他们都一脸横肉、杀气腾腾，用电筒探照我们，发见是一群难民，脸上的横肉弛懈而去。我们向附近各处找挑夫，结果找到二人。行李作两担太重，于是轻的东西由各人自己拿了。船里还有两个被包，再也带不动。我不谋于家人，擅自放弃在船里，交船户带回去了。这一件事虽小，却引起了长期的后悔，因为这两个包裹里是两条最上的丝棉被和几件较新的衣服。我们经过江西、湖南，以至广西，一路都没有丝绵。每逢冬天，大家必然回忆起这两个包裹来，而埋怨我的孟浪。因为当时第三个挑夫并非绝对雇不到的，况且后来得到失地里传出来的消息，丙潮家于地方失陷后即遭盗劫，我们所寄存的东西一概被抢。所以当天交船户带回去的东西，等于抛弃路旁！“早知如此，拱宸桥上岸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背了它走！”直到两年后的现在，我家已由广西深入贵州，家人还常讲这样的话。我最初常在心中窃怪：缘缘堂中无数的衣服器具书籍尽付一炬，何以反不及拱宸桥抛弃的一些东西的受人怜惜？后来一想，这里边大有道理：缘缘堂所损失的虽多，其代价是神圣抗战以求最后胜利，是大家所甘心的。拱宸桥所损失的虽小，但由于慌张与无计划，因此足以引起长期的后悔。我更加怀疑世间注重物质的人了，人根本是惟心的动物。义之所在，视死可以如归，何况区区身外之物？情所不甘，一毛也不肯拔，何况拱宸桥船里崭新的丝绵被与衣服呢？
行李已有人挑，言定每人工资三元，挑到六和塔下。但是人的进行，还有问题：从拱宸桥至六和塔，三十六华里，十五个人中，有十三个能走，只有丙潮家三岁的传农和我家七十岁老太太走不动。丙潮背负了传农，老太太却无办法。摇船的都是丙潮的同村人，我托丙潮商借一人，请其背负老太太。言明送到桐庐，奉送相当的报酬。结果一个长身的壮年人名叫阿芳的来应我的聘，就请阿芳背了老太太。一行十六人，行李两担，于晨光曦微中迤逦向六和塔进发。杭州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小时候在这里当过五年寄宿生，最近又在这里做了多年的寓公，城中田家园三号我的寓屋，朋友们戏称为我的“行宫”的，到最近两个月之前方才撤消，所以我们一家人对杭州都很熟悉。但这时候，大家都不认识它了，因为它的相貌已经大变：从前繁盛的街道，现在冷落无人；马路两旁的店铺都关上门，使人误认为阴历正月初，但又没有正月初所特有的穿新衣裳拜年的人和酒旗戏鼓之类。只是难得有几个本地人战战兢兢地走过，用一双好奇的眼光向我们注视；或者一队兵士匆匆忙忙地开过，用一排严肃的眼光向我们扫射而已。行了一程，老太太发生了问题：她的胸部贴在阿芳的背脊上一抛一抛地走，上压力大得很，走不到十里路，气喘得说不出话来，决不能再走了。扶了她走呢，一步不过五寸，一分钟可走十步，明天才走得到六和塔。幸而平玉有门路，出重价访到了一顶轿子，这才如鱼得水悠然而逝了。我们行了一程，西湖忽然在望，保塔的姿态依然玲珑，亭亭玉立于青山之上，投一个清晰的倒影在下面的大镜子中。这分明就是往日星期六我同儿女们从功德林散步时所见的西湖，也就是陪着良朋登山临水时所见的西湖，也就是背着画箱探幽览胜时所见的西湖。如今在仓皇出奔中再见它，在颠沛流离中和它告别，我觉得非常惭愧，不敢仰起头来正面看它。我摸出一块手帕来遮住了脸，偷偷地滴下许多热泪来。辞家以来从没有流过泪，今天遇于一哀而出涕，窃怪涕之无从。我们平日的自然观照大都感情移入于自然之中，故我喜自然亦喜、我愁自然亦愁。但我当时的自然观照，心理并不如此，我当时把西湖这自然美景当作一个天真烂漫的婴儿看，他不理解环境的变迁，不识得人事的沧桑，向人常作笑颜，使人常觉可爱。在这风雨满城浩劫将至的时候，他的姿态越是可爱，令人越是伤心，我的涕泪即由此而来。平玉走在我近旁，还以我是为了抛弃故乡的财产、身受流离之苦痛而哭，用不入耳之言来相劝慰。唉！他如何能理解我的心情！
走到南山路，空袭警报来了。我们一群人因为走的快慢不同都失散了，只得各人管自逃命。我逃进一个树林中，看见里面有屋子，屋子里都是兵士，他们都不介意，我也放心了些。过了一会飞机声响了，炸弹爆发了，声音很远，兵士说是炸钱江大桥。我想，我们正是向着这地方前进，走得快的，逼近目标，一定比我吃惊更多，但也无法顾及他们了。幸而大家无恙，于下午二时许，会集于六和塔下的一所小茶馆内。坐在这小茶馆内的三小时的生活，我将永远不能忘却。在这里，我尝到了平生从未尝过的恐怖、焦灼、狼狈、屈辱的滋味，现在安居在后方补记此事，提起笔来还觉寒心。我们一到六和塔下，大家又疲又饥，道旁的店铺都关门，只此一家还开着，这就成了我们的惟一的休息所。店门口还有一个卖油沸粽子的，更是难得。我们泡了几碗茶、吃了些油沸粽子就开始找船，先问茶店老板，谁知这老板有意趁火打劫，想拿我们作牺牲，他最初笑我们一大群人，到此刻还想走桐庐。他把前几天难民雇船的困难一一告诉我们，其结论是今天无论如何也雇不到了。他告诉我们，这钱江大桥的脚上，早已埋藏炸药，早晚可以炸断；昨天敌人已经打到了临平（是骗我们），今天这桥要炸断也说不定。我信以为真，说些好话请他帮忙。他得意地笑道：“法子倒有一个：走路，凉亭里宿夜。”他说时用手指点我家的七十岁的老太太，又用手指点门外细雨蒙蒙中的泥泞的路。时候已是下午三时，茶店老板的帮助已经绝望。我只有委托平玉章桂二人负责觅船，意在必得。二人受嘱，深入江之上游，百计搜求。四时许，一女子自外来，谓现有一船，赴桐庐至少七八十元，如肯出，即可同去下船。我们嫌贵，那女子怫然而去，走入店之内房。我记得曾经在茶店内房门隙中看见过这女子，料定她必是老板娘，于是恍悟老板的奸计。我的胆子忽然大起来，不理睬他们，管自坐着吃茶。过了一会，老板来下逐客令了：“喂，你们这一大批人究竟怎样？坐了大半天还不走！座位都被你们占杀了！”我遏住心头的无明业火，婉言答道：“我们没办法，只得再坐一下。你再泡几碗茶来，我奉送加倍的茶钱是了！”老板冷笑道：“我们要关门了！有船你们不要坐，老坐在我这店里，算什么呢？”他指着我们对旁人说道，“你们看，这店好像是他们开的了！”又对我说，“我们要关门了！你们马路旁边坐吧！”我正在无地容身的时候，平玉和章桂来了。他们带了一个船户来，要我同到某处去讲价。我绝处逢生，对于那不仁老板的愤怒，忽然消解了一大半。我叮嘱大家忍气吞声，再坐一下便起身而去。出门时犹闻老板的咕噜之声，但只作不闻绝不理睬。我们跟着船户走到一处地方，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正在等候我们，他对我说：“这船原是我们机关里封着的。但我们一时无用，可以让给你。开到桐庐，你付他二十五元，不可再少。”我一口答应，并且表示感谢。我们拿出两块钱来送他，强而后受。既得船，我连忙回到茶店，去通知家人上船。半路里遇见一部分人正在走来，他们因为受不了老板的白眼，宁愿彷徨于歧途了，他们得知这消息，如久旱之逢甘雨，连忙下船。我回到茶店，救出了其余诸人，便付茶钱。老板脸上凶相已经不见，只见非常颓唐的颜色，大约他失败之后对于刚才的不仁已经后悔了；他来收茶钱的时候，我瞥见他的棉袄非常褴褛，大约他的不仁是贫困所强迫而成的。人世是一大苦海！我在这里不见诸恶，只见众苦！
下午五时，正欲开船逃出这可怕的杭州，忽然又来一种阻力，使我们几乎走不成。阿芳正欲下船，忽被兵士拉去挑担了！我们再三说情，兵士说：“一下子就放他回来。”便押着他远去了。我们昨天损失了一个丫头，不能救回，抱歉满胸。今离乡已远，时局又紧，这阿芳必须救他回来，一同逃难。姑且相信兵士的话，把船停在江边等候。然而警察模样的人来劝告了，他说：“你们应该赶快开！被他们看见了，一定请你们上岸，把船拉去。”我们把左右为难的情形告诉他，大家搔头摸脚了一会。忽然一个军人跳上船头来，说：“借一借！”就收起船缆，一脚把船撑开，大家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军人住在一只大轮船内，大轮船靠不得岸，停在江心，他要借我们的船摆一个渡，去大轮船上取物，于是大家放心，反从这军人得到了好消息。他站在船头上报告我们：“平望我军大胜，敌人死伤无算，他们无论如何打不到杭州。”平望在湖州境内，离我乡不远。如果我军大胜，我乡不会沦陷。讲到这里，大家拍手喝彩。等到兵士取物完毕，把船撑回岸边归还我们的时候，阿芳已蒙兵士放回，在岸边等我们了！大家又是拍手喝彩。连忙开船，等到船离一二里，遥望江干六和塔可以入画的时候，我心里好似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我这时候已能用完全“无关心”的眼睛来鉴赏江干的风景了，自然永远调和、圆满而美丽，惟人生常有不调和、缺陷与丑恶的表演，然而人生的丑终不能影响大自然之美。你看：人间有暴徒正在从事屠杀，钱江的胜景不但依旧，又正像西施得了蟆母的对照，愈加显示其美丽了。我过去曾把自己的悲欢的感情移入于自然之中，而视自然为我忧亦忧我喜亦喜的东西，未免亵渎了大自然！
我在不仁老板的店门口买了些油沸粽子下船，这时拿出来分送给船里的十余个饿人，就当作夜饭了，我名下派到一只。这一只油沸粽子非常味美，为我以前所未曾尝到。我一粒一粒地吃，惟恐其速完。我欣赏一粒一粒的米，由此发见了人类社会的祸苗：这美味，分明不在粽子上，而在我的舌上。可知味的美恶无绝对价值，全视舌的感觉而定。大饥大荒，则树皮草根味美于粱肉；穷奢极欲，则粱肉味同糟粕，而必另求山珍海味。得十求百，得百求千，得千求万……这人欲的深渊没有底止，人类社会中一切祸乱都是这种人欲横流而成！在这类的遐想中，我昏沉欲睡。满船的人都劳倦，不久全船静悄悄的。惟有船老大在暗中撑着这一船劳倦的难民，向钱江上游迈进。你以为这船老大是超度众生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么？不，他是魔鬼。半夜里，他就显出原形来。
我睡梦中听见人语，还以为是缘缘堂中早起浇花的儿女们的笑语声；惊醒细听方知身在逃难船中，这是船老大与平玉的对话声。船已经停泊，船老大正在诘问平玉：“到桐庐你给我多少钱？”平玉回答：“不是讲好二十五块钱么？已经付你十五块，到桐庐再付你十块！”对话就这样继续下去：
“哪个同我讲到？二十五块钱怎么到桐庐？”
“那位警察同你讲到，我们在六和塔下当场付你十五块钱！”
“那钱是你们给他的，我没有用得！”
“啊哟……”
“你们要到桐庐，究竟出多少钱？”
“二十五块！已经付了你十五块！”
“二十五块？现在什么时候？我不去了！”
说着他就上岸去。
我从船棚缝里望望岸上，最初一团漆黑；渐渐看见一片荒地，岸边站着几株小树和一个船老大的可怕的黑影，我此时愤懑填胸，关不住了，就发泄出来。我厉声向那人说：“喂，我们明明讲好的，你怎么没信用！你想敲竹杠，欺侮我们逃难的人！你这……”
平玉连忙阻住了我，低声下气地对那人说：“喂，船老大，有话好讲！现在的确不比平常时候，你要多少，总可商量。不过我们家里已被鬼子打掉，现在只剩这几条命了。你要多少，我们到了桐庐，一定向亲戚朋友借来送你。不过你既然载了我们，请你一定送到，总算救救我们的命！”
我佩服平玉的机警，自惭太老实，几乎闯祸，于是也压住了一肚子气，把语气从强硬转到哀婉，说了些好话。船老大风凉地说道：“我撑不动了，锅子里有饭，你们吃吃饱吧！”
这话有一股阴气，笼罩了满船的人，我立刻想起了《水浒传》中某一回来。平玉穿了套鞋上岸了，我看见他手扶着一株小树，同船老大低声谈判。过了好一会儿，谈判完成，最后的结论是，到桐庐送他四十五块钱，六和塔下付的十五块钱作废。平玉满口好话，伴了船老大一同下船，船又开了。船里人都醒了，然而静悄悄的，没有一句话。只有平玉向我耳语：“我已用草柴在岸边的小树上打了一个圈。万一有事，我们可向这记号的地方去追究，他的伙伴一定在这里头。”我佩服他，究竟是老江湖。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策略。船已经依旧向前迈进，想来今晚不会再有事了。然而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觉得这船老大很可怜，他是一个魔鬼，但是魔鬼中的有道君子。他不敢用武力威胁，正是阿Q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敲诈不求现交，信用我们的话，愿意到桐庐收款，足见“盗亦有道”。为爱惜维护这一线“信义”，我颇想履行条约，到桐庐时付他四十五元。但平玉胸有成竹，定要惩戒他，我也不便干涉了。
船到富阳，是次日的清晨。我们肚子饿得很，大家上岸去找食物。我同了两个孩子，到一所小店里去吃素面。约有两天不得吃热食了，这碗面热辣辣的，味美无比。正在想吃第二碗，章桂来催我们下船了。说是兵要拉船，须赶快开走为妥，于是买了些干粮匆匆下船。有的人买了肉馒头带到船里，慢慢地吃。我看见他们的馒头里裹着一块大肉，半块露出在外面。我素来不知肉味的人，看了也可推想其广告力之大。我没有到过富阳，这时匆匆一踏其地，所得的印象只是热辣辣的素面与广告性的肉馒头而已。
这一日天气晴明，冬日可爱。我们把船棚推开，坐在船头上欣赏江景，算是苦中作乐。我们在江里常常遇着别的逃难船，并舷的时候彼此交谈一会，互述来路及去处。有好几个人问我们：“你们到了桐庐想再走么？”我们回答说：“不定。”其人大都摇摇头，表示非再走不可。我望见岸上有黄包车，载了人和铺盖在走长途。又有一种极简单的轿子：两根竹杠上挂下两块板来，高的一块坐人，低的一块踏脚。我们看惯藤轿官轿的，最初以为这是专为逃难而造的轿子，后来深入内地才知道山乡走长路的轿子都是这样简单的。
船到桐庐，已是晚上十点半。我们在船里，远远望见一座高楼，玻璃窗内灯烛辉煌，大家很高兴，预想这一定是我们的休息慰安之所了。停泊后，我同平玉、丙潮上去找旅馆，一连问了好几家都没有空房，占住着的全是兵士，连走廊里都有人躺着。只有一家旅馆，有一间大厅，厅的一旁已经有兵士睡着，另一旁可以租给我们住。我们十六个人中，只有五个是男子，其余的都是女人或小孩。教他们同兵士杂处在一间屋子里，他们一定不肯，我也一定不做。计无所出，只得先去访问了马先生再说。迎薰坊不远，一敲门，开门出来的是张立民君。他的一双眉毛和一脸糙胡子，大类日本人画的达摩祖师所有的，本来富有严肃之气，见我半夜三更敲进马先生的门来，大约已知情形不妙，脸色愈加严肃了。他住在楼下的厢房内，就延我们三人到厢房内坐。我说明了来意，他就上楼去通知马先生。我想阻止他，因为时已十一点钟，马先生一定已经就寝，我不该惊扰他，然而这回我竟惊扰了他。炮火的暴力，使我越礼于我所尊敬的人，过后思之常抱遗憾。往日在杭州，我的寓所常在他家的近邻。然而我不常去访，去访时大都选择阴雨的天气。因恐晴天去访，打断他的诗兴或游兴。我每次从马氏门中回出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数天之后，又为环境中的恶浊空气所困，萎靡不振起来。“八一三”前，我离开杭州后，不曾再吸过这种新鲜空气。这一天半夜里，我带了满身的火药气与血腥气而重上君子之堂，自觉得非常唐突。我在灯光下再见马先生，我的忧愁、疑惑与恐惧，不久就被他的慈祥、安定而严肃的精神所克服。我又觉得半夜惊扰的唐突还可乞恕，这副忧愁、疑惑、恐惧的态度真是最可鄙的。然而马先生并不鄙视我，反而邀我这一船难民立刻上岸，到他家投宿。在无可奈何之下，我也不及辞让，就派平玉和丙潮去迎取船里的老幼上岸。难民像侵略军一样，突然占据了他的一楼及一厢。占据了还不够，平玉和船老大又在堂上演了一幕丑剧！
平玉昨晚向船老大哀求乞怜之后，今天坐在船头上，脸上常常现出愤愤不平之色。我曾戏称他为“不平玉”，他皱一皱眉头说：“我有办法，到桐庐发表。”大家笑他，又戏称为“桐庐发表”了。原来我们都是平玉所谓“好人”，我们昨夜没有吃刀子绳子或冷水馄饨，心中就感谢皇天好生之德以及船老大不杀之恩，无暇顾及报复或惩戒了，所以怪他不平，笑他有什么办法，以为他是说说罢了。谁知人和行李全部上岸之后船老大站在马氏堂前等候付价的时候，平玉忽然满脸溅朱，一把抓住了船老大的胸脯，雷鸣一般地骂道：“你这忘八，半夜里敲诈良民，我拉你公安局去！”说着，拖了船老大就走。船老大的一件短小破棉袄，被他使劲一拉，半件缩了上来，挤在胸前，下面露出裤腰和肉体来。我们大家上前劝解，平玉放了手，回转头来向着马先生，一五一十地诉述这船老大的可恶，抵掌而谈，几乎把唾沫溅在马先生的脸上。船老大如同遭了雷殛一般，咕噜地说了些话，便在庭中双膝跪下、对天立誓了。他用近似于杭州白的一种口音哀号地说：“我某某倘然有心敲诈，天诛地灭，百世不得超生！”又跪着哭诉了许多话，对马先生表白他的无罪。他一定是认马先生为皇天，觉得“到此难瞒”了。不然，昨夜那么凶狠的一个魔鬼，世间哪个人能够使他变成如此驯良的一个人而跪着忏悔呢？这决不是平玉的武力所能致。我回想昨夜的情形，而观照此刻的现象，觉得这是“最后的审判”中的一幕。Michelangelo在Sistine壁上所绘的画中，决定找不出这样动人的一幕。
这一幕丑剧的最后，经我们劝解，平玉收回了赴公安局的成命，照六和塔下原约，付了他十块钱，然后闭幕。这晚我睡在马先生家的厢屋中的小铁床上，身体很舒服而心甚不安。人间以飘泊为苦，比之于蓬絮。我带着一大群眷族，这飘泊又非蓬絮可比。我们从这时候起，渐感觉一家好比覆巢之鸟，今晚幸得栖息于这高枝上，但终非久长之计，我总得另营一个新巢，三天之后，果在离桐庐二十里的河头上找到了我们的新巢。
这时候马氏门人在桐庐的，除前述的张立民以外，还有王星贤。从我们外汉看来，马先生如果是孔子，则王张就好比是颜曾。记得投奔马氏的第二天，我早晨起来，听见孩子们在那里说：“昨夜睡时无垫被，冷得很！”在平时，例如旅行中携带不周，或家居时天气骤寒被褥在箱橱中未及拿出，他们偶尔也有这样的诉说。今天他们也只如平时地诉说，并不作啼饥号寒的语调。然而这声音传入我的耳中，异常凄楚。因为现在我们更无箱橱，这是真正的号寒！我家虽贫贱，这群孩子从来未曾受过真正的冻馁，今日寇相追，使我家的孩子们身受冻馁之苦，我岂能坐视？我立刻赴市上买了垫被回来给他们。我脸上的悲愤之色终日不消，大约这已被张君所注意了，他有一次同我在路上走，诚意地对我说：“你要远行，路上倘不便的话，你家的老太太可以住在这里，我替你看顾。”我曾经对他说过：“我想到汉口，而任重道远，难于实行。”现在他用这样的话来慰藉我，我当时的感激，真难于言宣。我在这戎马仓皇中，扶老携幼而逃难，若非有这种朋友的慰藉，其结果不堪设想。但他不是本地人，况且时局变化正未可知，我决不可以此相累；然而他的慰藉，使我觉得人间还有“爱”的存在，我还有生的意味。勇气一增加，悲愤就消失。我想，张君一定能“老吾老”，故能“以及人之老”。王君为学不厌，后来我曾和他同住过数月，见他终日伏案读圣贤书，而且鼻子里哼出一种音调来，足见其中大有乐趣。古人有“此肘三十年不离案”者，我想就是这种人。他又诲人不倦，我曾和他同在一个学校里当教师，见他从来不请假，恪守教师的一切任务。听说他以前在别处教课，也是从来不缺课，病假一定照补的，这可谓教不倦。他的生活非常俭约：他的衣服很朴素，一裘恐不止穿三十年；他的帽子古色苍然，一冠恐不止着十年。他的两个肩膀微微扛起（而且微有高低），无论何时都像准备鞠躬的样子。他说话时对无论何人都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在无论何时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我决不能想象此人怒骂的样子。我和他在一个师范学校里同事的时候，膳厅里的饭比箪食瓢饮更苦，同事都不堪其忧，只有此人不改其乐，每天欣然地上饭厅，欣然地上教室，从来不曾在房间里扇一个风炉。我猜想他已经找到了“孔颜乐处”了。我的新巢，即因王星贤的辗转介绍而得来。
王星贤有一个学生，姓童名鑫森的，以前不知什么时候，曾经因不知什么人的介绍而向我要过一幅画。这时童君来马府访老师，知道我逃难到此，就来相见，并且邀我到一家菜馆里去吃饭。这时候，马先生已决定迁居离城二十里的阳山坂的汤庄，我为欲追随马先生，正想在阳山坂附近找房子。恰好这位童君有朋友姓盛名梅亭的，在阳山坂附近的河头上的小学当校长，而且是本地人。他就在席上写一张介绍片给我托他在河头上找房子，我河头上的新巢因此找到，这一饭之恩实在不止一饭而已。我持片到河头上去找盛梅亭校长，居然承他转请他的叔父（是乡长）把三间楼屋借给我们住，不肯说租金，但说：“我要感谢日本鬼，不是他们作乱，如何请得到你们来住。”我找到房子，在马府已扰了四天，我心非常不安。马先生却对我说：“你们不来住，兵士也要来住的。”其实那时的桐庐兵士不一定强占民房，马先生这话是安慰我们这一批难民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辞别马先生，先行入乡。借乘马先生运书的船，请汤庄的工人志元同他的儿子凤传二人摇船。桐江山明水秀，一路风景极佳；但我情愿欣赏船头上的白布旗，旗上“桐庐县政府封”六字，是马先生的亲笔（盖当时民间难得雇船，这运书船是由县政府代雇来的）。我珍爱马先生的字，而尤其珍爱他随便挥写的字，换言之，可说是“速写”的字。并非说他用心写出的字不及随便写出的字的好，乃根据我的一种艺术欣赏论：我以为造型美术中的个性、生气、灵感的表现，工笔不及速写的明显。工笔的艺术品中，个性、生气、灵感隐藏在里面，一时不易看出。速写的艺术品中，个性、生气、灵感赤裸裸地显出，一见就觉得生趣洋溢。所以我不欢喜油漆工作似的西洋画，而欢喜泼墨挥毫的中国画；不欢喜十年五年的大作，而欢喜茶余酒后的即兴；不欢喜精工，而欢喜急就。推而广之，不欢喜钢笔而欢喜毛笔，不欢喜盆景而欢喜野花，不欢喜洋房而欢喜中国式房子。我的尤其珍爱马先生随便挥写的字，便是为此。我曾经拿他寄我的信的信壳上的字照相缩小，制版刊印名片。这时我很想偷了这面白布旗去珍藏起来，但终于没有这股艺术的勇气。
船到河头上，已是下午，留守汤庄的金先生已为我们买了鸡肉蔬菜，准备进屋请神之用，平玉就卷起衣袖去当厨司。盛乡长的房子三楼三底，很是宽大、坚固而且新，分明建造得不久，梁上的红纸儿全没褪色，红纸上的字为我所未曾见过：右边一个“有”字，左边一个倒写的“好”字。我们看了都不解其意，研究了一下，才知是“有到头，好到底”之意。我们草草安排了房室，就往屋外察看。这里毗邻的不过三四份人家，都是盛氏本家。四周处处有竹林掩护，竹林之外，是一片平畴，平畴尽处，是波澜起伏的群山。山形特别美丽的一方面，离我们不到一里之处有一大竹林，遥望形似三潭印月；竹林中隐藏着精舍，便是汤庄，马先生即日要来卜居的。我颇想在我所租的房屋的梁上加贴一张红纸，红纸上倒写一个“住”字，但愿在这里“住到底”。谁知这一住不过二十三天，又被炮火逼走了！
这一住虽只二十三天，却结了不少的人缘，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一根很长的线，一端缚住在桐庐的河头上，迤逦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而入贵州，另一端缚住在我们的心头上。第一是几家邻居：右邻是盛氏的长房，主人名盛宝函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loudspeaker，读书而躬耕，可称忠厚长者。他最先与我相过从，他的儿子，一个毛二十岁的文弱青年，曾经想进音乐学校的，便与我格外亲近。讲起他的内兄，姓袁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里的职员，“八一三”时逃回家来的，和我总算是同事。于是我们更加要好，盛大先生教儿子捧了一甏家酿的陈酒来送我；过几天又办一桌酒馔，请我去吃。我们的前邻是盛氏的二房，便是替我租屋的小学校长盛梅亭君之家。梅亭之父即宝函之弟，已经逝世。梅亭是一个干练青年，把小学办得很好。他的儿子七八岁，天生是聋哑，然而特别聪明，我为诸邻人作画，他站在旁边看，看到高兴的时候，发出一声长啸，如哭如笑，如歌如号，回家去就能背摹我的画。他常常送酒和食物来给我，有一次，他拿了一把炭屑来送我，我最初不解其意，看了他的手势，才知道是给我作画起稿用的。试一试看，果然选得粒粒都好，可以代木炭用。这聋哑孩子，倘得常处在美术的环境中，将来一定是大美术家。他的感官的能力集中在视觉上，安得不为大美术家呢？我们的后邻是盛氏的四房，四先生也是耕读的，常和我来往，也送我一甏酒，又办了菜请我去吃饭。只有三先生，即我的房东，身任乡长，不住在这里，相见较少，特地办了酒请我到乡公所去吃。乡公所就在学校里，学校里的美术先生，姓黄名宾鸿的，是本乡人，其家在二十五里外的一个高山——名船形岭——的顶上。有一次，他特地邀我到他家去玩。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善良忠厚的山民，竭诚地招待我，留我在山顶上住了一晚，次日才回来。凡此种种人缘，教我今日思之，犹有余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而为我这桐庐避难进行曲的climax的，是汤庄的负暄。
“逃难”把重门深院统统打开，使深居简出的人统统出门。这好比是一个盛大的展览会，平日不易见到的杰作这时候都出品，有时这些杰作竟会同你自己的拙作并列在一块。我在桐庐避难而得常亲马先生的教益，便是一个适例。我们下乡后一二天，马先生也就迁居到汤庄来，王星贤君及其家族一同迁来，他们和我相距不过一里。时局不定，为了互通消息及慰问，我的常访汤庄似乎不是惊扰而反是尽礼，不是权利而反是义务了。我很欢喜，至多隔一二天，必定去访问一次。马先生平时对于像我这样诚敬地拜访的人都亲切地接见、谆谆地赐教，山中朋友稀少，我的获教就比平时更多。这时候正是隆冬，而风和日暖。我上午去访问，马先生就要我和星贤同去负暄。僮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砂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放下水烟筒，也拿支香烟来吸，有时香烟吸毕，又拿起旱烟筒来吸“元奇”。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我是每小时平均要吸三四支香烟的人，但在马先生面前吸得很少，并非客气，只因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自然不会起来了。有时正在负暄闲谈，另有客人来参加了。于是马先生另换一套新的话兴来继续闲谈，而话题也完全翻新。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记得青年时，弘一法师做我的图画音乐先生，常带我去见马先生，这时马先生年只三十余岁。弘一法师有天对我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当时我想象不到这境地，视为神话。后来渐渐明白，近来更相信弘一法师的话决非夸张，古人所谓“过目成诵”是确有其事的。记得有一次，有人寄一张报纸来，内有关于时局的消息，马先生和我们共看，他很快地读下去，使我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我跳了几行赶上了，不久就落伍；再跳几行赶上去，不久又是落伍。这时我想，古人所谓“一目十行”也是确有其事的。马先生所能背的书，有的我连书名都没有听见过！所以我在桐庐负暄中，听了不少的高论，但不能又不敢在这里赞一词。只是有一天，他对我谈艺术。我听了之后，似乎看见托尔斯泰、卢那卡尔斯基等一齐退避三舍。王星贤记录着马先生每次的谈话，我向他借来抄一段在这里：
十二月七日丰君子恺来谒，先生语之曰：辜鸿铭译礼为arts，用字颇好。arts所包者广。忆足下论艺术之义，有所谓“多样的统一”者。善会此义，可以悟得礼乐。譬如吾人此时坐对山色，观其层峦叠嶂，宜若紊乱，而相看不厌者，以其自然有序、自然调和，即所谓多样的统一是也。又如乐曲必合五音六律、抑扬往复而后成，然合之有序，自然音节谐和、铿锵悦耳。序和同时，无先后也。“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平时如此，急难中亦复如此。困不失亨，而不失其亨之道在于贞。致命是贞，遂志即是亨。见得此义理端的，此心自然不乱，便是礼；不忧不惧，便是乐。纵使造次颠沛、槁饿以死，仍不失其为乐也。颜子不改其乐，固是乐。乐必该礼，而其所以能如是者，则以其心三月不违仁。故仁是全德，礼乐是合德。以其于体上已自会得，故夫子于其问为邦乃就用上告以四代之礼乐。会不得者，告之亦无用。即如此时前方炮火震天、冲锋肉搏，可谓极乱。而吾与二三子犹能于此负暄谈义，亦可谓极治。即此一念，便是虽当极乱之时，活机固未息灭。扩而充之，未必不为将来拨乱反正之因端也。非是漠然淡然、不关痛痒，吉凶与民同患，自然关怀。但虽在忧患，此义自不容忘。亦非故作安定人心之语，克实而言，理本如此。所谓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也。礼乐之兴，必待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吾今与子言此，所谓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善会此义，而用之于艺术，亦便是最高艺术……
我希望春永远不来，使我长得负暄之乐。春果然不来，而炮火逼近来了。敌兵在吾乡石门湾与中央军相遇，打了四进四出。其间，我们正在桐庐负暄。后来中央军终于放弃吾乡，说是“改变战略”，敌兵就向杭州进犯。有一天，我们正在负暄谈义，听见远处有人造的雷声，知道炮火迫近来了。我们想走，天天在讨论“远行”或“避深山”的问题。我主张远行，并且力劝马先生也走。马先生虽只孑然一身，但有亲戚、学生、僮仆相从，患难中他决计不愿独善其身，一行十余人，行路困难，未能容允我的劝请。其实我也任重道远，老幼十五人，盘费只剩三百元，如何走得动！于是在附近找桃源。我想起二十五里外的船形岭顶上的黄家，以前我曾经到过一次的，觉得地利人和均合意。有一天我便雇了四顶轿子，请黄宾虹引导，邀马先生和星贤一同上山观看。路上的人看见我们一连四乘轿子向深山去，大都惊惶，拦住轿子探问消息，足见时局已很紧张了。到了山上，黄氏父祖闻知马先生来，倒裳出迎，办起丰盛的酒食来款待；知道我们来觅万一的退步，便应允将新造的屋让出来给马先生住，还有老屋可以馆待我们。我们盘桓至下午二三点钟方始下山，我还记得轿子在路亭旁休息的时候，我们入亭小坐，看见壁上用木炭题着一首诗，大约是出于农夫工人的手笔的：“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同栈不在乎。”马先生考辨了好久，说同栈恐是铜钱之误，于是对于作者的胸襟不凡大加赞叹。赞叹之不足，又讨论之；讨论之不足，又删改之。马先生改作云：“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铜钱何足夸。”王星贤别有所见，另为改作一首：“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到处可为家。”当此之时，风鹤虫沙，已满山中；我等为寻桃源而来，得在长亭中品评欣赏农夫野老的诗歌，正是一段佳话，不可以不记。而这作者在长亭中弄斧，恰被鲁班路过看见，加以斧正，又是一段奇迹，更不可以不记。
邻人盛宝函请马先生晚酌，我也奉陪。黄昏席散，僮仆提灯来迎马先生返汤庄，我也送去。路上马先生对我说：“近又作了一诗，比前（见第一记）□□得多，明天写出来给你看。开头是‘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大意你或者可以想象了。”上文两个方框我记不清是什么字，大体是和平中正之意，未便乱加，且付阙如。第二天我到汤庄，到手了一张横幅，上面写着：
避乱郊居述怀，兼答诸友见问：
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避地将焉归，藏身亦已绰。
求仁即首阳，齐物等南郭。秉此一理贯，未释群生缚。
琐尾岂不伤，三界同飘泊。人灵眩都野，壹趣惟沟壑。
鱼烂旋致亡，虎视犹相搏。纳阱曰予知，偭规矜改错。
胜暴当以仁，安在强与弱！野旷知霜寒，林幽见日薄。
尚闻战伐悲，宁敢餍藜藿？蠢彼蜂蚁伦，岂识天地博！
平怀頫仓溟，寂观尽寥廓。物难会终解，病幻应与药。
定乱由人兴，森然具冲漠。麟凤在胸中，豺虎宜远却。
风来晴雪异，时亨鱼鸟若。亲交不我遗，持用慰离索。
十二月十七八中，传闻将有大军来桐庐，欲利用山地作战场，以期歼灭日寇。傍晚，果然开到了一批军队，敲我们的门，说要借宿一宵，明晨开赴杭州作战。兵队纪律很好，其长官晚上和我闲谈，说他是从吾乡石门湾退出来的，亲见石门湾变成焦土。又忠告我们说：“这地方不可再住，须得迁往远处或大山中，说不定这地方要放弃。”明晨，兵队果然把地扫得精干净而开拔了。我忽然感觉得这里不可再留，连忙去汤庄，再劝马先生作远行之计。然马先生首阳之志已决，对于诸种环境的变迁，坦然不慌。我不能动他。于是返家收拾萧条的行物，与姐妻子女计议，故园既已成为焦土，我们留在这里受惊毫无意义，决定流徙于远方。岳老太太年已七十，不胜奔走之苦。我破晓起来，同我妻商量，拟把老太太寄托与船形岭黄宾虹家。因为他家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当不致因我家老太太而受累。我妻向老太太商请，得其同意。于是我们二人同赴学校，请托黄君，黄君慨然允诺。当日雇了一乘轿子，由黄君领导，章桂护送，抬老太太上山。临别，许多人偷偷地弹泪，说不出话来。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
我们的难民队中最干练的平玉已于前日冒险赴上海，阿芳也已回去。平玉有一朋友姓车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江边，我去托他找船，知道他也有远行之意。为了途中互助之计，我就约他同行，请他在门口的江边物色一只小船，定于明晨载我们到二十里外的桐庐城中，再找远行的船。布置已定即走汤庄去辞别马先生，路上我想好了许多话，预备再苦劝他一番，务请他离开这飘摇的桐庐，但等到一走进门，望见了他的颜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觉得这里有一股强大的力，一切战争、炮火、颠沛、流离等事当着了它都辟易。我含糊地说道：“我也许要走，但没有定。”回到家里，写了一张纸送去，书面告别。邻人都依依不舍，彼此往返辞送馈赠，忙了一天。古语云：“悲莫悲于生别离。”这种日子连过十天，包你断肠而死！事后我揽镜自照，发见鬓边平添了不少的白发。
我在桐庐的最后一天，十二月廿一日的早晨，我们黎明即起，打点下船。一行十四人，除去了老太太，得十三人。想起了西洋人的习惯，我一时对于这个数目觉得讨嫌。幸而车氏父子三人加入了，得十六人，便不介意。王星贤和马先生的外甥丁安期、管汤庄的金先生搭我的便船赴城，欲用原船把马先生留存在城中的书载回乡下。王星贤看见我们十余人只有两担行李，表示惊讶。被他一提醒，我自觉得一寒至此，不胜飘零之感。幸而船到桐庐，不久找到了一只较大的船，言定二十八元送到兰溪，即于下午二时离开桐庐。一帆风顺，溯江而上。我抽了一口气，环顾家人，发见大家神情惘怅，如有所失，而吾妻尤甚。一个孩子首先说破：“外婆悔不同了来！”言下各处响应。我在桐庐时，看见公共汽车还通，便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上岸步行回船形岭，迎老太太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这时候杭州快要失守，富阳桐庐一带交通秩序混乱。我深恐此事难得圆满。谁知章桂果能完成其使命：带了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搭了最后一班的公共汽车，与我们差不多同时到达兰溪。好像是天教我们一家始终团聚，不致离散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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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0年2月3日夜作于都匀。原载《文学集林》1941年第4期译文特辑。
决心(1)
十二月二十三上午，我们的船到了兰溪。一停泊，我妻和长女陈宝即刻登岸，奔向汽车站去。约一小时，两人回来，站在岸上向船里欢呼：“外婆失而复得！”船里也起一阵欢呼。
为的是我们避地桐庐时，寇犯杭州。我决心西行赴长沙。有一班无知的乡人说，杭州一破，浙江马上失守。衢州，江山非常紧张，到江西，湖南的路交通断绝。要去只有徒步。我们这团体中，都能徒步，只有最小的和最老的走不动。最小的是亲戚家的三岁孩子，他的父母预备背了逃。最老的是我妻的七十岁的母亲，但没有人能背了她逃。我们计虑：与其半途尴尬，不如寄在桐庐山中，免得飘泊。于是就用轿子将老太太抬上桐庐的深山中，寄托在一位画友黄宾虹君的家里。黄君与我原不相识。萍水相逢，同道相谋。一见如故，竟把家族托付他。好在他家也有老人，可以相伴。且在深山中，可以放心。但我们开船后，发见行路并不困难，船舶无阻，汽车照常，乡人的话全是谣言。同时我妻忽忽若有所失，茶饭无心。诸儿闻炮声即纪念外婆。连同行的亲戚也为之流泪。于是我下个决心，托章桂（亲戚）半途上岸，回到桐庐山中，陪老太太乘汽车南行，预约在兰溪相会。所以我们的船一到兰溪，我妻首先到汽车站等候她的母亲。奇巧得很！相差仅半小时，先后来到。我们的团体缺而复完，大家欢喜，小孩们欢呼“外婆失而复得！”
然我在途中曾一度懊悔。因为我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镇时，上岸遇一操上海白的女人。她皱着眉头告诉我，她有亲戚在江西，想去投奔。可是人告诉她，江山，玉山之路不通，江西到不得。于是她失望了，流落在这小镇上。我听了这话惊心，回想桐庐乡人之言到底不是无据。但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我又下个决心：我定要带了完全无缺的团体到湖南！
但这决心又几乎打消。为的是我在兰溪临江旅馆一宿，遇见老同学曹聚仁兄。他浑身军装，担任各报战地记者，正在握笔从戎。我一见他如获至宝，立刻探问他前途的情况。他断然地告诉我：“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能！我们单身军人，可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你带了老幼十余人！你去了一定半途折回。我为你计，还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程度又低。设或有警，我会通知你。”他说话向来毅然决然。穿了军装说话更加力强。我确信他，且感谢他。立刻打消了西行的决心。
是晚，他说是地主，请我全家在聚丰园会餐。我辞谢不得，就同家姐带了四个小孩赴约。席上聚仁兄把前线的模样描写给我们听，有声有色，使我们如同身历其境。“大时代到了！”这句话他反复了数次。随后他注视我说：“你胡不也做点事？”我摸摸我的胡须说：“我是老弱者，哪能跟你一样做事呢？在这大时代有甚事好做呢？不过，我其实只有四十岁。西洋人有一句谚语说：Life begins at forty，照西洋人说，我现在正是生活开始的时候。现在我的牺牲虽然很大，但今后可以重新来过。灰心我是决不会的。”（近见《少年先锋》第二期聚仁兄的杂感中，也记录着我和他兰溪相会事。内有数处错误：他说我对他自称以前“昏聩”，又说“以后要改变做人的态度”，皆非我说的话，恐是他军事繁忙，记不清这些小事之故，或另有他故。还有，他说我从桐乡逃来，非也。我是崇德人，乃从崇德逃来。又说我四十一岁，亦非也。我当时四十岁。又说我的儿子瞻瞻是高中生，亦非也。他十四岁，是初中二年级生。此等事在他虽甚小，但在我却有关系：例如外人看了他的文，以为我是桐乡人而冒充崇德籍，或者以为我的儿子以初中二年级生冒充高中学生，岂不冤枉。故须在此附笔声明。）
是晚我同他住在同一旅馆。他明天要到乡下去。我原约在旅馆等他，一同把家眷送到仙居去，投奔我们的老同学黄隐秋兄。但他去后，我同家姐商量一会儿，觉得非西行不可，同行的一位朋友也主张西行。于是我的决心死而复活：“我决定要到长沙！否则半路转入沟壑！但决不愿居浙江！仙居也许比长沙好，但我决定要到长沙！”吾心既决，就留一张条子在旅馆老板处，托他转交聚仁兄，谢他招待的厚意，并道失约之歉。遂另雇一舟，载了老幼十余人和两担行物，开向衢州去了。
我们离兰溪后，一路顺风地到衢州，经常山，上饶，南昌，萍乡，终于平安地到达长沙。现在我个人且已到了汉口。沿途非但毫无阻碍，并且到处蒙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受兵士的帮忙。（事实将见另文。）我觉得比太平时行路更容易。因为敌忾同仇，军民一家，同胞互相爱护，不如太平时代的分你我了。但我相信聚仁兄的话决不是骗我，一定是当时时局紧张，交通情形骤变莫测之故。现在幸赖将士捍卫之劳，仙居和长沙均无恙。我感佩聚仁兄的眼光和诚意，同时又庆幸自己的决心的成功。就补写这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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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少年先锋》1938年4月5日第4期。
一饭之恩(1)
去年冬天我与曹聚仁兄在兰溪相会，他请我全家吃饭。席上他忽然问我：“你的孩子中有几人欢喜艺术？”我遗憾地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聚仁兄断然地叫道：“很好！”
我当时想不通不欢喜艺术“很好”的道理。今天，三月二十三日，我由长沙到汉口。就有人告诉我：“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我吃惊之下，恍然记起了去冬兰溪相会时的谈话，又忽然想通了他所谓不欢喜艺术“很好”的道理，起了下面的感想：
“《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这就是说现在“不要护生”的意思。换言之，就是说现在提倡“救国杀生”的意思。这思想，我期期以为不然。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彘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
但是，这件事不可但看皮毛，须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护生画集》中所写的，都是爱护生灵的画。浅见的人看了这些画，常作种种可笑的非难：有一种人说，“今恩足于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欤？”又有一种人说：“用显微镜看，一滴水里有无数小虫。护生不能彻底。”又有一种人说：“供养苍蝇，让它传染虎列拉(2)吗？”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是：“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再换言之，护生是“事”，护心是“理”。以前在报纸看见一段幽默故事，颇可以拿来说明护生的意旨：有一位乡下老婆进城，看见学校旁边的操场上，有两大群学生正在夺一根绳，汗流满面，声嘶力竭，起而复仆者再，而绳终未夺得。老婆见此，大发慈悲，上前摇手劝阻道：“请你们息争！这种绳子舍间甚多，回头拿两根奉送你们！”盖此老婆只见夺绳的“事”，不解拔河之戏之“理”，故尔闹此笑话，护生者倘若执着于禽兽鱼虫，拘泥于放生吃素，而忘却了“护心”、“救世”的本旨，其所见即与此乡下老婆相等，也是闹笑话。故佛家戒杀，不为己杀的三净肉可食。儒家重仁，不闻其声亦忍食其肉，故君子远庖厨。吃三净肉和君子远庖厨，都是“掩耳盗铃”。掩耳盗铃就是“仁术”。无端有意踏杀一群蚂蚁，不可！不是爱惜几个蚂蚁，是恐怕残忍成性，将来会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而无端有意去轰炸无辜的平民！岂真爱惜几个蚂蚁哉，所以护生的掩耳盗铃，是无伤的。我希望读《护生画集》的人，须得体会上述的意旨，勿可但看皮毛，拘泥小节。这画集出版已经十年，销行已达二十万册。最近又有人把画题翻译为英文，附加英文说明，在欧美各国推销着。在现今这穷兵黩武，惨无人道的世间，《护生画集》不但不可烧毁，我正希望它多多添印，为世界人类保留一线生机呢！
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元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莫索里尼(3)，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决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旨的实证。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时，曾把画人分为两种：具有艺术思想，能表现人生观的，称为“画家”，是可敬佩的。没有思想，只有技巧的，称为“画匠”，是鄙贱的。我以为军人也可分为两种：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以战非战，以杀止杀的，称为“战士”，是我敬佩的。抚剑疾视，好勇斗狠，以力服人，以暴易暴的，称为“战匠”，是应该服上刑的。现今世间侵略国的军人，大都是战匠，或被强迫为战匠。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都被这班人所破坏，真是该死！所以我们此次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战争，我以为是现世最神圣的事业。这抗战可为世界人类造福。这一怒可安天下之民。
杜诗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在目前，健儿的确胜于腐儒。有枪的能上前线去杀敌。穿军装的逃起难来比穿长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后的胜利，不是健儿所能独得的！“仁者无敌”，兄请勿疑！
我曾在流难中，受聚仁兄一饭之恩。无以为报，于心终不忘。写这篇日记，聊作答谢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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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抗战文艺》1938年8月13日第2卷第4期。
(2) 即霍乱，cholera的旧时译名。
(3) 即墨索里尼。
还我缘缘堂
二月九日天阴，居萍乡暇鸭塘萧祠已经二十多天了。这里四面是田，田外是山，人迹少到，静寂如太古。加之二十多天以来，天天阴雨，房间里四壁空虚，行物萧条，与儿相对枯坐，不啻囚徒。次女林先性最爱美，关心衣饰，闲坐时举起破碎的棉衣袖来给我看，说道：“爸爸，我的棉袍破得这么样了！我想换一件骆驼绒袍子。可是它在东战场的家里——缘缘堂楼上的朝外橱里——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得来，我们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怅，继之以一番愤懑。她昨夜睡在我对面的床上，梦中笑了醒来。我问她有什么欢喜。她说她梦中回缘缘堂，看见堂中一切如旧，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张也不少，欢喜之余，不觉笑了醒来，今天晨间我代她作了一首感伤的小诗：
儿家住近古钱塘，也有朱栏映粉墙。
三五良宵团聚乐，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春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平生不曾作过诗，而且近来心中只有愤懑而没有感伤。这首诗是偶被环境逼出来的。我嫌恶此调，但来了也听其自然。
邻家的洪恩要我写对。借了一枝破大笔来。拿着笔，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笔，和写对专用的桌子。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主，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阵愤懑。
晚快章桂从萍乡城里拿邮信回来，递给我一张明片，严肃地说：“新房子烧掉了！”我看那明片是二月四日上海裘梦痕寄发的。信片上有一段说：“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都焚毁，不知尊处已得悉否”；下面又说，“近来报纸上常有误载，故此消息是否确凿不得而知。”此信传到，全家十人和三个同逃难来的亲戚，齐集在一个房间里聚讼起来，有的可惜橱里的许多衣服，有的可惜堂上新置的桌凳。一个女孩子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一个男孩子说：秋千架和新买的金鸡牌脚踏车最肉痛。我妻独挂念她房中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磁器。她说：“早知如此，悔不预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掘一个地洞埋藏了，将来还可去发掘。”正在惋惜，丙潮从旁劝慰道：“信片上写着‘是否确凿不得而知’，那么不见得一定烧掉的。”大约他看见我默默不语，猜度我正在伤心，所以这两句照着我说。
我听了却在心中苦笑。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他的猜度却完全错误了。我离家后一日在途中知石门湾失守，早把缘缘堂置之度外，随后陆续听到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象它已变成一片焦土，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况且，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丙潮以空言相慰，我感谢之余，略觉嫌恶。
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形式朴素，不事雕斫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我曾和我的父亲永诀，曾和我的母亲永诀，也曾和我的姐弟及亲戚朋友们永诀，如今和房子永诀，实在值不得感伤悲哀。故当晚我躺在床里所想的不是和房子永诀的悲哀，却是毁屋的火的来源。吾乡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吃敌人炸弹十二枚，当场死三十二人，毁房屋数间。我家幸未死人，我屋幸未被毁。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失守，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以至四进四出，那么焚毁我屋的火的来源不定；是暴敌侵略的炮火呢，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呢？现在我不得而知。但也不外乎这两个来源。
于是我的思想达到了一个结论：缘缘堂已被毁了。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我很甘心！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料想它被毁时必然毫无怨怖之色和凄惨之声，应是蓦地参天，蓦地成空，让我神圣的抗战军安然通过，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时，一定发出喑呜叱咤之声：“我这里是圣迹所在，麟凤所居。尔等狗彘豺狼胆敢肆行焚毁！亵渎之罪，不容于诛！应着尔等赶速重建，还我旧观，再来伏法！”
无论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或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东战场、西战场、北战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大家先估计一下，将来我们一起同他算账！
未来的国民——新枚(1)
三月间我初到长沙时，就写信给广西柳州的朋友，问他柳州的生活状况，以及从长沙到柳州的路径。当时我有三种主张，一是返沪，一是入川，一是赴桂。返沪路太远，入川路太难，终于决定赴桂。还有一更重要的原因：久闻桂有“模范省”之称，我想去看一看。所以决定赴桂。柳州的朋友覆我一封长信，言桂中种种情状，并附一纸详细的路径。结论是劝我早日入桂，表示十分的欢迎。然而长沙也是可爱的地方，虽曾被屈原、贾谊涂上一层忧伤的色彩，然而无数的抗战标语早已给它遮住，如今不复有行吟痛哭之声，但见火焰一般的热情了。况且北通汉口，这实际的首都中的蓬勃的抗战热情，时常泛滥到长沙来，这环境供给我一种精神的营养，使我在流亡中不生悲观，不感失望，而且觉得极有意义，极有希望。所以我舍不得离开湘鄂，把柳州朋友的信保存在行囊中。直到五月间，桂林教育当局来信，聘我去担任“暑期艺术师资训练班”的教课，我方才启程入桂。桂林与柳州相去只有一天的行程，若赴柳州必经桂林。与我的初衷并不相背。且在这禽兽逼人的时候，桂人不忘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特为开班训练，这实在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假使他们不来聘请我，我也想学毛遂自荐呢。我就在六月廿三日晨八时，率眷十人，同亲友八人，乘专车入桂。
从长沙到桂林，计五百五十公里，合旧时约千余里。须分两天行车。这么长的汽车旅行，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崎岖的公路，我们在江南也从来没有走过。最初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有趣味。后来车子颠簸得厉害，大家蹙紧了眉头，相视而叹。小孩中有的嚼了舌头，有的震痛了巴掌，有的靠在窗口呕吐了。那些行李好像是活的，自己会走路。最初放在车尾，一会儿走到车中央来了。正午车子在衡阳小停，车夫教我们到站旁的小饭店去吃饭。有多数人不要吃，有些人吃了一点面。一小时后，车子又开，晚七时开到了零陵，零陵就是柳子厚所描写过的永州，然而我们没有去玩赏当地的风景，因为时候已迟，人力已倦，去进牢狱似的小客栈，大家认为无上的安乐窠，不想再出门了。
夜饭后，我巡视各房间，看见我家的老太太端坐竹凳上摇扇子，我妻拿着电筒赶来赶去寻手表（她失了手表，后来在草地上寻着），我心中就放下两块大石头。第一，因为老太太年已七十一岁，以前旅行只限于沪杭火车。最近从浙江到长沙，大半是坐船的。这么长途的汽车旅行，七十年来是第一次。她近来又患一种小毛病，一小时要小便一二次。然而她又怕臭气，茅厕里去了两次就发痧。今天她坐在汽车里，面前放一个便桶。汽车开行时，便桶里的东西颠簸震荡，臭气直熏她的鼻子，然而她并不发痧，也不疲倦，还能端坐在凳上摇扇子，则明天还有大半天的行程，一定也可平安通过，使我放心。第二，我妻十年不育了，流亡中忽然受孕，怀胎已经四个月。据人说，三四个月的胎儿顶容易震脱，孕妇不宜坐汽车。然而她怀了孕怕难为情，不告诉人，冒险上汽车去。我在车中为她捏两把汗。准备万一有变，我同她半途下车求医，让余人先赴桂林，幸而直到零陵不见动静，进了旅馆她居然会赶来赶去寻手表，则明天大半天的行程，一定也能平安通过。这更使我放心而且欢庆。
大肚皮逃难，在流亡中生儿子，人皆以为不幸，我却引为欢庆。我以为这不过麻烦一点而已。当此神圣抗战的时代，倘使产母从这生气蓬勃的环境中受了胎教，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个好国民，可为未来新中国的力强的基础分子。麻烦不可怕。现在的中国人倘怕麻烦，只有把家族杀死几个，或者遗弃几个给敌人玩弄。充其极致，还是自杀了，根本地免了麻烦。倘中国统是抱这种思想的人，现在早已全国沦亡在敌人手里，免却抗战的麻烦了！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可痛心的事：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2)，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是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然而过后我也并不介意。因为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时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逃难时警察和县长比我先走，地方混乱。我愤恨政府，曾经自称“老弱”，准备“转乎沟壑”，以明政府之罪。
因此这位战地记者就以我为可怜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这大时代下一定会灭没。在这紧张的时候，肯挖出腰包来请我全家吃一餐饭，在他也是老同学的好意。这样一想，我非但并不介意，且又感谢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烦，率领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里戎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还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个。这回从长沙到桂林的汽车中，胎儿没有震脱，小性命可保。今年十月间，我家可以增一人口，我国可以添一国民了。十年不育，忽然怀胎，事情有点稀奇。一定是这回的抗战中，黄帝子孙壮烈牺牲者太多；但天意不亡中国，故教老妻也来怀孕，为复兴新中国增添国民。当晚我们在零陵的小旅馆里欢谈此事，大家非常高兴。我就预先给小孩起名。不论男女，名曰“新枚”。这两字根据我春间在汉口庆祝台儿庄胜利时所作的一首绝诗。诗云：“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这孩子是抗战中所生，犹似大树被斩伐后所抽的新条。我最初拟即名之曰“新条”。他（或她）的大姐陈宝说，条字不好听，请改“条枚”的枚字。我赞成了。新枚虽未出世，但他（或她）的名字已经先到人间。家人早已虚席以待了。
第二天，又是八点钟开车。零陵以西的公路比前愈加崎岖。有时汽车里的人被抛到半尺之高。下午三时到桂林，全家暂住大中华旅馆。新枚还是安睡在他（或她）母亲的肚子里，也被带进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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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8年6月25日作于桂林大中华旅馆303号。原载《宇宙风》1938年9月16日第75期。
(2) 即曹聚仁。
宜山遇炸记(1)
宜山第一次被炸时，约在二十七年(2)秋，我还在桂林。听说那一次以浙江大学为目标，投了无数炸弹。浙大宿舍在标营，该地多沟，学生多防空知识，尽卧沟中，侥幸一无死伤。却有一个患神经病的学生，疯头疯脑的不肯逃警报，在屋内被炸弹吓了一顿，其病霍然若失，以后就恢复健康，照常上课。浙大的人常引为美谈。
我所遇到的是第二次被炸，时在二十八年夏。这回可不是“美谈”了！汽车站旁边，死了不少人，伤了不少人，吓坏了不少人。我是被吓坏的人之一。自从这次被吓之后，听见铁锅盖的碰声，听见茶熟的沸声，都要变色，甚至听见邻家的老妇喊他的幼子“金保”，以为是喊“警报”，想立起身来逃了！日本军阀的可恶，今日痛定思痛，犹有余愤。幸而我们的最后胜利终于实现了，日本投降了，军阀正在诛灭了！而我依然无恙。现在闲谈往事，反可发泄余愤，添助欢庆呢！
我们初到宜山的一天，就碰一个大钉子：浙江大学的校车载了我一家十人及另外几个搭客及行李十余件，进东门的时候，突被警察二人拦阻，说是紧急警报中，不得入城。原来如此！怪不得城门口不见人影。司机连忙把车头掉转，向后开回数公里，在荒路边一株大树下停车。大家下车坐在泉石之间休息。时已过午，大家饥肠辘辘。幸有粽子一篮，聊可充饥。记得这时候正是清明时节。我们虽是路上行人，也照故乡习惯，裹“清明粽子”带着走。这时候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朗气晴。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picnic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从两岁的到七十岁的，全家动员，出门游春，还邀了几位朋友参加。真是何等的豪爽之举，风雅之事！唉，人生此世，有时原只得作如是观。
粽子吃完，太阳斜斜的，似乎告诉我们可以入城了。于是大家上车，重新入城，居然进了东门。刚才下车，忽见许多人狂奔而来。惊问何事，原来又是警报！我们初到，不辨地势，只得各自分飞，跟了众人逃命。我家老弱走不动的，都就近逃出东门，往树木茂盛的地方钻。我跟人逃过了江，躲进了一个山洞内。直到天色将黑，警报方才解除。回到停车的地方，幸而行李仍在车上，没有损失；人也陆续回来，没有缺少。于是找住处，找饭店，直到更深才得安歇。据说，这一天共发三次警报。我们遇到的是第二、第三两次。又据说，东门外树木茂盛处正是车站及军事机关。如果来炸，这是大目标。我家的人都在大目标内躲警报！
我们与宜山有“警报缘”：起先在警报中初相见，后来在警报中别离；中间几乎天天逃警报，而且遇到一次轰炸。
我们起初住在城内开明书店的楼上。后来警报太多，不胜奔走之劳，就在城外里许处租到了三间小屋，家眷都迁去，我和一个小儿仍在开明楼上。有一天，正是赶集的日子，我在楼窗上闲眺路旁的地摊。看见一个纱布摊忽然收拾起来，隔壁的地摊不问情由，模仿着他，也把货收拾起来。一传二，二传三，全街的地摊尽在收拾，说是“警报来了！”大家仓皇逃命。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带着小儿下楼来想逃。刚出得门，看见街上的人都笑着。原来并无警报，只是庸人自扰而已。调查谣传的起因，原来那纱布摊因为另有缘故，中途收拾。动作急速了些，隔壁的地摊就误认为有警报，更快地收拾，一传二，二传三，就演出这三人成虎的笑剧。但在这笑剧的后面，显然可以看出当时人民对于警报的害怕。我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空气中，觉得坐立不安，便带了小儿也回乡下的小屋里去。
这小屋小得可怜：只是每间一方丈的三间草屋。我们一家十口，买了两架双层床，方才可住。床铺兼凳椅用，食桌兼书桌用，也还便当。若不当作屋看，而当作船看，这船倒很宽敞。况且屋外还有风景：亭、台、岩石、小山、竹林。这原是一个花园，叫作龙岗园。我住的屋原是给园丁住的。岩石崎岖突兀，中有许多裂缝。裂缝便是躲警报的地方。起初，发警报时大家不走。等到发紧急警报，才走到石缝里。但每次敌机总是不来，我们每次安然地回进小屋。后来，正是南宁失守前数日，邻县都被炸了。宜山危惧起来。我们也觉得石缝的不可靠，想找更安全的避难所。但因循下去，终于没有去找。
有一天，我正想出门去找洞。天忽晴忽雨，阴阳怪气。大家说今天大约不会有警报。我也懒得去找洞了。忽然，警报钟响了。门前逃过的人形色特别仓皇。钟声也似乎特别凄凉。而且接着就发紧急警报。我拉住一个熟人问，才知道据可靠消息，今天敌机特别多，宜山有被炸的可能。我家里的人，依警报来分，可分为两派：一派是胆大的，即我的太太、岳老太太，以及几个十六岁以上的青年。另一派是胆小的，即我的姐姐和两个女孩。我呢，可说无党无派，介乎其中。也可说骑墙，蝙蝠，两派都有我。因为我在酒后属于胆大派，酒前属于胆小派。这一天胆大派的仍旧躲到近旁的石缝里。我没有饮酒，就跟了胆小派走远去。
走远去并无更安全的目的地，只是和烧香拜佛者“出钱是功德”同样的信念，以为多走点路，总好一点。恰好碰到一批熟人，他们毅然地向田野间走，并且招呼我们，说石洞不远。我们得了向导，便一脚水一脚泥地前奔。奔到一处地方，果然见岩石屹立，连忙找洞。这岩石形似一个V字横卧在地上，可以由岔口走进尖角，但上面没有遮蔽，其实并不是洞！但时至此刻，无法他迁，死也只得死在这里了。
许多男女钻进了V字里。我伏在V字的口上。举目探望环境，我心里叫一声“啊呀”！原来这地点离大目标的车站和运动场不过数十丈，倒反不如龙岗园石缝的安全！心中正在着急，忽然听到隆隆之声，V字里有人说：“敌机来了！”于是男女老幼大家蹲下去拿石上生出来的羊齿植物遮蔽身体。我站在外口，毫无遮蔽，怎么办呢？忽见V字外边的石脚上，微微凹进，上面遍生羊齿植物。情急智生，我就把身体横卧在石凹之内，羊齿植物之下。
我通过羊齿植物的叶，静观天空。但见远远一群敌机正在向我飞来，隆隆之声渐渐增大。我心中想：今天不外三种结果：一是爬起来安然回家；二是炸伤了抬进医院里；三是被炸死在这石凹里。无论哪一种，我惟有准备接受。我仿佛看见一个签筒，内有三张签。其一标上1字，其二标上2字，其三标上3字，乱放在签筒内。而我正伸手去抽一张……
正在如此想，敌机三架已经飞到我的头顶。忽然，在空中停住了。接着，一颗黑的东西从机上降下，正当我的头顶。我不忍看了，用手掩面，听它来炸。初闻空中“嘶”的声音，既而砰然一响，地壳和岩石都震动，把我的身体微微地抛起。我觉得身体无伤。张眼偷看，但见烟气弥漫，三架敌机盘旋其上。又一颗黑的东西从一架敌机上落下，“嘶”，又一颗从另一架上落下。两颗都在我的头顶，我用两手掩面，但听到四面都是“砰砰”之声。
一颗炸弹正好落在V字的中心，“砰”的一声，我们这一砰男女老幼在一刹那间化为微尘——假如这样，我觉得干干脆脆的倒也痛快。但它并不如此，却用更猛烈的震动来威吓我们。这便证明炸弹愈投愈近，我们的危险性愈大。忽然我听见V字里面一个女声叫喊起来。继续是呜咽之声。我茫然了。幸而这时光敌机已渐渐飞远去，隆隆之声渐渐弱起来。大家抽一口气。我站起来，满身是灰尘。匍匐到V字口上去探看。他们看见我都惊奇，因为他们不知我躲在哪里，是否安全。我见人人无恙，便问叫声何来。原来这V字里面有胡蜂作窠。有一女郎碰了蜂窠，被胡蜂螫了一口，所以叫喊呜咽。
敌机投了十几个炸弹，杀人欲似已满足，便远去了。过了好久，解除警报的钟声响出，我们相率离开V字，眼前还是烟尘弥漫，不辨远景。蜂螫的女郎用手捧着红肿的脸，也向烟尘中回家去了。
我饱受了一顿虚惊，回到小屋里，心中的恐怖已经消逝，却充满了委屈之情。我觉得这样不行！我的生死之权决不愿被敌人操持！但有何办法呢？正在踌躇，儿女们回来报告：车站旁、运动场上、江边、公园内投了无数炸弹，死了若干人，伤了若干人。有一个女子死在树下，头已炸烂，身体还是坐着不倒。许多受伤的人呻吟叫喊，被抬赴医院去。……我听了这些报道，觉得我们真是侥幸！原来敌人的炸弹不投在闹市，而故意投在郊外。他们料知这时候人民都走出闹市而躲在郊外的。那么我们的V字，正是他们的好目标！我们这一群人不知有何功德，而幸免于难。现在想来，这V字也许就是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之夜出现的V字，最后胜利的象征。
这一晚，我不胜委屈之情。我觉得“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面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使空中杀人者对我无可奈何，使我不再受此种委屈。
次日，我有办法了。吃过早饭，约了家里几个同志，携带着书物及点心，自动入山，走到四里外的九龙岩，坐在那大岩洞口读书。
逍遥一天，傍晚回家。我根本不知道有无警报了。这样的生活，继续月余，我果然不再受那种委屈。城里亦不再轰炸。但在不久之后，传来南宁失守的消息。我又只得带了委屈之情，而走上逃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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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9年7月21日作于宜山。曾载某报1939年11月6日，后又载《导报》1946年8月1日第1卷第1期及《论语》同年12月1日第118期。
(2) 即1938年。
教师日记(1)
1938年10月24日
校舍建筑尚未成功，学校在斧斤影里，杭育声中先行开课，将来择吉补行开校典礼。今天上午七时十分，行最初次的纪念周。全校学生一百三十余人，教师十余人，雍容一堂，行礼如仪。我脱离教师生活，十年于兹。今日参加此会，犹疑身为来宾，不知自己已是此剧中的一角色了。
校长和教务主任讲了诚恳无间的训话之后，校长便拉我讲演。我推辞。学生席中一阵鼓掌声把我赶上台去。许多脸孔仰望着我，我心中不免有些不自然。但立刻想起现在是角色登台，十年前当教师时曾经磨练过的那种演剧的本能就复活起来，简短地讲了一番话。大意如下：
我与诸君行过相见礼，并且共唱党歌。我们已由礼乐结合，成为新相知了。古人云：“乐莫乐于新相知。”我今天觉得非常快乐！
“我们的新相知，实在是很难得的：前几天，我曾在桂林城内监督你们入学考试。那时我对着满堂的投考者，曾经想道：不知这数百人中哪里的几位，是我们的学生，将与我共数晨夕？我看看数百只脸孔，但脸孔上并没有写明，我不得而知。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与我有缘的就是你们这几位！你们恐也有这样的感想。当你们在考场中看见我时，也许有人真心想道：不知这胡子是不是我将来的先生？但现在你们也知道了。投考者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大多数与这学校无缘，偏偏你们这几位有缘。这不是很难得的吗？这是难得之一。
其次，这里的诸位先生，是由中华民国各省各地会集拢来的人。有河北人，江苏人，浙江人，安徽人，湖北人，湖南人，仿佛是全国各省的代表！因了国难，东西南北地集合拢来，来作你们的导师教师。这是难得之二。
又次，桂林以山水著名于全国。我们这学校位于山水之间，风景特别美丽，青天白日特别鲜明！我们有这样的好环境，是难得之三。
有这三重难得，我们的新相知特别快乐。希望诸君今后努力用功，不要辜负这难得的好机会！
九时十分，我第一次上课，高师班的美术。点名后首先问：“刚才我在纪念周讲话，你们都能懂吗？倘有听不懂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我很高兴，就对他们讲美术的范围和学习法。……
十时的简师图画课，仅讲图画学习法，即上文的下半，但讲得特别疏略。因为这班里的人听不懂我的语言，举手者竟过半数。我的话风大受阻碍了。
十时四十分下课后返寓，途遇章桂(2)。持医生信催我即刻赴桂。因吾妻力民在桂林医院患子痫症，要我去决定办法。匆匆于二时半到车站，拟乘三时开之三班车赴桂林。彬然(3)从车站来，报道今天是阴历九月初二。照例，初二、十六下午车停班。我近来惯于逃难，对于横逆之来，心君泰然不动。只是勉尽人力，以听天命。于是我说姑且上站一看。
到站，适有一小汽车满载行客，将开桂林。我要求附搭，得其许可，但只能坐司机之椅背上，身体屈作S形，且须出车资桂钞二元五角。三点三刻，我的身体又由S恢复I，站在省立医院的产科主任郑万育的面前了。
郑医师说，临产期尚距三星期。但一患子痫症，今天非生产不可。倘延迟则危险性增大。他决定四点钟行手术。我到得正好。又说，或破肚，或人工生产，须再诊后决定。又说，万一不能大小两全，则保大抑保小？我知道生产破肚并无危险，关于手术悉听医师决定。至于不能两全，则当然保大。医生即出证书要我签字盖章。无印泥，用指蘸红墨水抹印面而盖章，结果意外地清楚。
我到医院时，联棠、梓生、鲁彦、丙潮(4)诸君皆已在场，分我忧患，壮我胆量，心实万分感激。此时我谢诸君，请其返家。梓翁独留，相与坐手术室外走廊内烧香烟，谈广州失守、武汉放弃事。娓娓两小时，而新枚（此是我第七子，名字在胎中时预为取定）出世，大小平安。盖郑医师不但手术高，医德更高。其动作之周详，态度之和蔼，令人感佩。母子二人平安脱险，实是他的医德的所赐。他是我的读者，一见相契。看护士中亦有周女士，为我昔日在上海时之学生。十余年后五千里外患难中相遇，亦奇缘也。六时半出医院，拉梓翁到“秀林”(5)，饱餐一顿。夜宿崇德书店(6)章桂床中（章桂留乡）。
1938年10月26日
拂晓，力民忽苏醒，且索食。自言自入院后即失知觉，直达这时候方才醒悟，但觉全身疲乏，却并无痛苦。这样说来，这回她虽然不是平产，却比平产更少苦痛，真是所谓“因祸得福”了。她不相信已生下一个孩子，更不相信孩子是男。陈宝特请护士抱来给她看，方始疑信参半。我也直到此时方知婴孩是男。昨晨送别马先生时，马先生道贺后即问我所生是男是女，我不能答，但说是一个“人”。闻者皆失笑。
1938年10月28日
晨五时，与一吟(7)离院赴桂益行，天方破晓。车直到七点半开，九点始到家。上午有课两小时，已来不及去上。且日来奔走甚疲，今天要休息了。我赴桂之次日，恐岳母年老，闻力民在院难产，不胜其忧，故不惜来往车费（桂洋三元六毫）特派杨子才(8)君乡下报信。故家人早已安心。今我返家，备述详情，皆大欢喜。诸儿更盼早见新弟。华瞻(9)即于是日下午上桂林，以慰其母，视其弟。
牛棚上漏，我书房迁彬然所曾居之西室。拟请工人修牛棚之漏，平牛棚之地，留给新枚居住。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缘故！
1938年11月17日
今日（旧历九月廿六日）是我生日。年年此日必罢工一天，以资退省。今虽时值非常，此例亦不愿废止。早晨差嫂嫂（女工也）送信至教务处，请假一天。
喝了两杯老米酒，闭目静坐，对过去生涯作一次总回顾。这次回顾，所见与往年略有不同。往年走的都是平路，今年走的路很崎岖。站在崎岖的丘壑中回顾过去的康庄，觉得太过平坦，竟变成了平凡。再过四天，十一月廿一日，是我们逃难周年纪念日。过去一年中，艰苦，焦灼，紧张，危险，已经备尝。在他方面，侥幸，脱险，新鲜，快意的滋味也尝过不少。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以比方我这一年间的生活，很是恰当。过去的生活，犹如一片大平原，长路漫漫，绝少变化，最多不过转几个弯，跳几道沟，或是渡几乘桥梁而已。而这一年间的崎岖之路，增加我不少的经验，给我不少的锻炼。然而我决不是赞美崎岖之路而不乐康庄大道。谁不愿在康庄大道上缓步徐行呢？但走崎岖之路也有它的辛劳的报酬，并非全然不辛，尤不必视为畏途而叫苦连天。这一点精神，是我四十一岁生辰的退省中可以自勉的一事。至少希望我的孩子们将来能接受我这笔遗产。
说起孩子们，想起还未满月的新枚。十年不育，流亡中忽添了这一个婴孩，打破了十年来家庭的岑寂，改动了十年来固定不易的家庭章法，又可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个著例。
1938年11月19日
今日简师作文。为了下星期要出壁报，稿子难得，今天在作文班中出了七八个题目，令诸生任择一题写作。有可观者，即取作壁报材料，省得另外审阅来稿。这也是教师偷懒的一个好法子。
午饭后召集各班宣传股学术干事，会议壁报事。我发见了广西青年的一种强硬相，我主张漫画不另立一栏，而分散在时事、评论、报告、文艺等栏中。因为一切漫画犹文章，不过表现工具不同（文章用语言，漫画用形象），应与文章同样分栏。二者，文画像错杂，报纸形式好看（有变化）。画集中一处，则报之一部分变成画报，且疏密不匀，形式不好看。有二学生再三反对，必欲使文画分居。但所持理由皆不健全，盖常识缺乏而主观强硬之表现也。姑听之。将来他们向我征文时，我即拒绝，原因是为了我的文中有画，不合你们的体例。同他们开个玩笑，使他们自悟头脑的简单。
1938年11月21日
前晚学校中发生了不幸的事：高师一个学生病死了。近来学生患病者甚多。而学校没有校医，听病者自生自死。这不幸可说是应得的。
我今天第一课是高师美术。开讲之前，首先提及这件不幸之事，想表示一点抱歉、惋惜、勉励的意思。刚说了“最近我们很不幸，损失了一位同学”一句话，发见座中有人窃笑的，深以为怪！想要当场指斥他，又觉得太察察，结果恐反不好；但以目示意，严厉地讲了一番“生死事大”的话。预备将来再惩戒。第二课简师图画，我照例先讲这番话。座中又有人窃笑。我不复能耐，正想指斥，门口有人报告“敌机来了！”全堂学生鸟兽散。我也跟他们跑到了野外。我走到离校约数十步的树荫下，与一木匠南京人共座闲谈，即闻东方有轰炸之声，继续三四次。不知何处正在遭殃！？约半小时，轰炸声与机声俱杳，乃返校。上课时间还有十分钟。但教室中空空如也。盖学生正从四野陆续返校，尚未毕至也。但见有一学生先返，正在门口质问事务主任：“警报电话线何日装好？”事务主任正在搪塞应付。我想直到敌机来炸毁了校舍，扫杀了学生，警报线还没有装好呢。
1938年11月26日
彬然早车赴桂林晤愈之。我不去，因汽车太挤，而我牙病未愈。但告彬然，多带些消息来。
今天简师国文，选读《孟子》。讲义是我自己抄的。因为校中只有老少两书记，而老者在病，少者甚忙。还是自抄，免得索债似的向人要讲义，且有“没得”的危险。简师学生国文程度太坏，作文竟有远不如我家十一岁之元草(10)者。今选《孟子》令学生熟读，试看有无效果。我预定选二章：见牛及许子。《孟子》中此二章最长，且亦可见《孟子》的一斑。一年毕业的学生，只能读此二章，无暇窥全豹也。今天讲“见牛”章上半，讲到“善推其所为”，“举斯心加之彼”处，很是感动；现代社会一切乱子，都由人不能“推其所为”，不能“举斯心加之彼”而来。治人者不知从内治本，而从外统制，故乱子愈出愈多，而治终不可得。我把此理详为学生讲说。他们默默地听，不知有否感动。
此理可为我的艺术科教授法的佐证。我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间接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学艺术科也要“举斯心加之彼”，也要“善推其所为”。故虽在非常时期，图画科也不必专重抗战画。今之所为艺术教师，解此旨者，有几人欤？
1938年11月27日
昨夜得郑晓沧(11)兄电报，云“浙大欲聘王星贤兄为英文讲师，元旦开学，当为劝驾”。今晨王来，劝驾即成。盖浙大原有此意，最近由我教唆，早已得王同意也。我夏间荐王于桂师，今又教唆浙大聘王，何太好事？实有用意：王久从马湛翁(12)生游，犹孔门游夏之徒。我荐王于桂师，因湛翁居桂林也；我教唆浙大聘王，因湛翁居浙大也。王实难得之友人，我极盼与之共晨夕。但为更大的意志——使湛翁师生相得益彰——不惜主动地送别他。相别当在一个月之内。此后校中惟彬然一旧友，余皆新相知也。古语云：乐莫乐于新相知。但又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吾于友人实无分新旧，但觉送别总不如相见之高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读读也够岑寂了，何况实行！但吾闻艺术的感人，强于现实。读书如此岑寂，实行恐亦不过尔尔。
1938年12月1日
晨间到校，惊悉昨日桂林惨遭轰炸：……死伤约二百余人。诸熟悉友人所居，闻均未殃及，彬然、星贤正驰出慰问。吾八点钟有讲演，题为《漫画宣传艺术》。吾本有愤懑向学生发泄，今已不可复遏，上台即严责一顿：“昨日下午吾在简师教室，将自作宣传画幅悬壁上，以示壁报漫画组，忽闻哄堂大笑。时吾与王星贤先生同在教室，皆甚惊奇，一时不知笑之来由。事后王先生告我，彼当日换一新衣，以为诸生睹彼之新衣而笑也。我则回首细检壁报上画幅，以为恐有一幅倒悬，以致惹起此哄堂大笑也。但找求原因，了不可得。我问学生：‘笑什么？’有人答曰：‘没得头。’原来四幅中，有一幅描写敌机轰炸之惨状者，画一母亲背负一婴儿逃向防空洞，婴儿头已被弹片切去，飞向天空，而母亲尚未之知，负着无头婴儿向防空洞狂奔。原来引起哄堂大笑者，即此无头之婴儿也。诸生此举远出吾意料之外！此画所写，根据广州事实，乃现在吾同胞间确有惨状，触目惊心，莫甚于此。诸生不感动则已，哪里笑得出？更何来哄堂大笑？我想诸生之心肠必非木石，所以能哄堂大笑者，大约战祸犹未切身，不到眼前不能想象。报志所报告，我所描写，在诸生还以为是《水浒传》、《封神榜》、《火烧红莲寺》所说，白光一道，人头落地，光景新鲜，正好欣赏，所以哄堂大笑，而无同情之感。我们的敌人颇能体谅你们这脾气，为要引起广西全民抗战，昨天已到桂林来演给你们看了：昨天下午，你们那组人正在对着无头婴儿哄堂大笑的时候，七十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实演这种惨剧，也许比我所画的更惨。四五里宽广的小城市中，挤着十八万住民。向这人烟稠密的城中投下无数炸弹和烧夷弹！城中的惨状请你们去想象，现在你们还能哄堂大笑吗？……今天要我来讲漫画宣传技法。但我觉得对你们这种人，画的技法还讲不到。第一先要矫正人的态度。一切宣传，不诚意不能动人。自己对抗战尚无切身之感，如何能使别人感动？……”
1938年12月3日
下午收集学生漫画，得四十幅，单纯明快，颇可用。将四十幅分为四份，交学生明日赴乡间张贴。中午会议，教师分班率领学生下乡。星期一、二赴山口（十余里），三、四赴苏桥（廿余里），五、六即在两江。我与李雨三被派在两江，免得走路，且在星期五、六，明日起当有五天闲暇。
下午四时正欲返家，校中得教育厅长秘函，谓蒋委员长明日来两江谒李宗仁之老太太，道经桂师，或入参观，嘱校方预为整理。并谓秘密勿宣，对学生但言厅长来视察可也。校长因公赴桂林。代理者即集各教师会商，将厨房、厕所、教室、寝室分别整洁。立刻召集学生派任工作，动手扫除。瞬息之间，大广场中砖砾一空，楚楚可观。广西学生喜于服从，能埋头工作，甚是可嘉。
1938年12月4日
上午闻邻人李雨三话声，推想其方从校归，拟去探问消息，而界门闩闭。从门隙中窥之，见李正在廊下劈柴，其夫人正在洗衣，二人相对工作，一面打京片子(13)谈话。此一对夫妇甚可爱，一口道地官话，不似广西南方官话之扭捏，也不似吾江南蓝青官话之柔腻，且二人皆擅长京戏，每晚饭后，引吭高歌，生旦一齐出场。我从隔壁听戏，几疑身在西湖歌舞之场。此家庭夫妇二人外尚有二孩，一家四口，不雇佣仆。自作自食，自得其乐。平日日间，李赴校教课，夫人在家操作。傍晚归家，共办晚饭，饱餐一顿，便专心唱戏。此犹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人也。今日我从门隙中窥见此景，更觉可爱，即回室取纸和笔，为之写生。夫妇二人并不知道，照旧工作。此为最好之写生题材。倘令知之，彼等必局促不安，或加以做作，态度不自然矣。
写生毕，视原稿颇能成幅，即取宣纸为之放大，敷以彩色，题陶诗“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两句，持往相赠。近索画者甚众，积纸盈筐，每苦无力应嘱，李君并不索吾画，更不送纸来，而吾自动相赠。故画不可索，须作者自赠方佳。
……
1938年12月15日
今日下午，学生发起开会，为星贤送别。演词之后，有茶点，诸人轮唱京剧为余兴，一大盛会也。星贤临别赠言，饶有意味。大约谓救国先须救己，彼此行实为从马先生修学，以救自己。诸生倘亦以此自勉，则天涯犹比邻也。予亦拟致辞，但学生相邀不甚力。大约因时间不早，恐茶点会与晚餐相遇，故急欲散会也。茶点席上，校长强予作补白，乃讲短话一篇：“你们用茶点送先生，我前天作画送先生。画一人正在行路，回视路旁土中有果实嫩芽正在萌动，面有喜色。为什么作此画送别王先生？你们有所不知：原来王先生的老先生——马先生——欢喜吃果子，他家里统统是好的果子。王先生常常去吃。有时老先生送他吃，有时王先生偷来吃。他到两江来的时候，带了许多果子来。他曾把其中一个果子的核抛在这公路旁，就是我们这学校里。将来冬尽春来，一切种子普雨悉皆萌，这种子也萌芽起来。于是王先生再经过我们这地方，眼看见它已发芽，心里很是欢喜。我的画所指的正是这状态。你们用茶点送别王先生，我也得吃茶点。我用这画送别王先生，应把画给你们看。但这画已收藏在王先生的行李中，不便拿出来，只好讲给你们听听。这就算补白了。”五时半散会，同事复为王先生饯饮，我不参加。返家已将上灯。
1938年12月22日
上海一班无聊小文人，在报上攻击我。起因是我寄表侄一帆(14)信中有句云：“此次流离来桂林，虽道途劳顿，但一路饱览名山大川，可谓因祸得福。”一帆以此信交《文汇报》发表，次日即有某报攻击我与叶圣陶。因叶圣陶有诗句云：“全家来看蜀中山”，亦曾在此报发表也。此事上月章雪村(15)先生最早来信相告。但言之甚略。今日得《文汇报》高季琳君来信，附辩护文二篇。我读该二文，始知其半。但攻击之文，终未见及，不知说些什么。据该二文推测，其言一定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无聊之极，大约另有用意。或者，孤岛人满，生活困难；欲骗稿费，苦无材料，就拿我作本钱。如此则甚可怜。我惠而不费，做个善举也罢。不然，则甚可悲观：吾国有此种无赖青年，如何抗战？
1938年12月29日
伤风，牙火升，请杨大夫诊治，吃药。伤风起于学校成立纪念会上，已六天矣。
近每晨弄襁褓，为之喂乳，换尿布，唱歌，已成习惯。十五年前之“子烦恼”生活，今日重温，并不生疏。非不生疏，一种亲子之爱助它一温即熟也。
下午丙潮自桂林步行来此，云昨日桂林被空袭，崇德书店被毁，幸章桂、杨子才等勇敢抢救，损失尚不大。但三人生活自今即成问题。此店于九月一日创设，我为垫本，设计，开明诸友亦帮不少忙。至今四个月，营业数为二千数百元，并不算坏，至少，四人生活可以维持。我原为救济四人而作，可算能达目的。但今后又成问题。商量结果，决计结束。闻章桂、杨子才考别机关已被录取，则丙潮夫妇容再设法，人的问题可以解决。余款二百余元，除还客账外当归同人，彼等每人按月十元之薪均未支足也。我之垫本，则作为资助，不求收回矣。
1939年1月31日
得鲍慧和(16)自上海来信，言嘉兴失陷后其家属在失地中辗转迁徙，不胜其苦。曾在沪禾间贩货，一图衣食，反耗百余金。曾与黄涵秋(17)共应某广告画社招请，几被骗。该社乃骗子所设也。末言“今将重返嘉兴失地中，赋闲，每日‘看太阳出看太阳没而已’。”最后一语幽默而沉痛。
1939年2月6日
天晴。上午步行到校，风和日暖，绝不觉道路之远。惟有一事，甚不自然：校中近设门警，每日立大门口，专向进出之教职员行敬礼。然教职员仅十数人，且半住校内，难得进出。进出者仅数人耳。故此校警之职甚闲。吾每到校，离校半里之遥，即见校警徜徉门口，百无聊赖之状。见吾将至，预先准备，如临大敌。吾行将近校门，则校警早已肃立门内，跃跃欲试。迨吾入内，则彼用尽平生之力，向吾行举手礼。一若其半日之职务，尽在此一举者。吾自遥见校警，至此始透一口大气。猜想彼亦如此。在此一片大自然中，吾与校警共演此剧，甚是可笑。因此吾每到校，常以此事之不自然为苦。因此入校之后，非万不得已不敢进出。前彬然曾提议废除此举，校长以为不可。
1939年2月19日
今日为廿八年古历元旦。上午作画八幅，题皆用古人句：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而各幅形式不同。自留一幅，悬对座，余者以赠桂师同事之索画者。同事中多颠沛流离而来者，得此画可资振作。
1939年2月23日
午丙潮家邀吃年酒。彬然、祖璋同席。五千里外之荒村中，有此一桌浙江菜与浙江人，殊属难得。
夏丏尊先生来信，言弘一法师已闭关，信由彼转。又言李荣祥(18)居士有出尘之思，前日忽失踪。又言彼一月起已辞开明职，并函圣陶早为其女满子完姻，以了大事，行将赋归去来。上海陶亢德(19)寄来《众生月刊》数册，代为拉稿。翻阅之，见中有夏先生作《怀晚晴老人(20)》一文，述抗战后老人言行之镇静。满子虽未完姻，已随夫入川，受舅姑保护，无异嫁了。今复以此为念，足见夏先生处世审慎，步骤稳健，故若是其多虑也。吾有子女七人，均未成立。但以一双空手，糊口四方。而漠然泰然，自得其乐。在夏先生视之，真铤而走险者也。设使夏先生与吾易地，则夏先生必积忧成疾，而将羽化登仙矣。
1939年2月24日
月珠内姐自上海来信，殷勤为问，并寄其新生之孙之照片。信末有云：“昨天看见无锡报载子恺兄在乱山丛林之中步行万里，到达长沙。一掬长须，剃个干净。不知确实否？”阅信，全家大笑。抗战以来，江浙报纸屡载我之行止，而大都荒唐可笑。前浙江某报，曾标题曰“丰子恺割须抗战”。又有一报，云记者亲在开化见我“长须已去”。（实则我并未到过开化。）上海某小报则曰“一根不留”。今无锡报又言“剃个干净”。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之胡须承蒙国人如此关念，实出意料之外。近日新枚在吾怀中，常以小手弄须，时或拔去数根，今后当勿许再弄。此乃报纸之题材，国人所瞩目，小儿岂可乱弄乱拔？日内拟请联华摄一影，以白巾衬须，使之特别明显。多印几张，寄与各地索稿之报志，请其制版刊布，以明前此各报之传讹，并以答其关念之诚。
1939年2月28日
今日为吾在桂林师范任课之最后一天。上午赴校，先入松林中对吾之野外厕所作最后之会晤。此野外厕所在离校约二三百步公路旁。松树矮而密，身入其中，如入帐幕。林之深处，有一最矮之小松，干上多折枝，如衣钩，树旁有一小洼，内生丰草丛棘。此即吾之厕所。吾发见此厕所已久。每晨赴校，行至此处，必一造访。先将围巾帽子挂衣钩上，然后如厕。粪落丰草丛棘中，但闻其声，不见其形，有似抽水马桶然。今日最后一次造访，不忍遽去。
下午高中国文最后一课，特编讲义，题曰“国文解话”，述诗词趣事。吾为此讲，有两种意义：一则高尚之古代诗词趣话，足以引起研究兴味，对于艰苦质朴之广西青年尤有调剂感情之效。二则自Daudet作最后一课后，最后一课便带不祥之气。今吾国正在积极抗战，最后胜利可操左券。故吾之最后一课必多欢笑，方可解除不祥也。
下午三时学校为吾开欢送会，继以茶点会，继以宴会。此乃老套。王星贤开其始，莫一庸继其后，我今为第三次。会中又请我训辞一次。照前二人例，此辞体裁先述去因，次述训话。吾亦照例；但措辞甚苦。盖王星贤为追随马先生而去，莫一庸为“服从命令”而去，我则既不为追随何人，亦非为服从命令，实无堂皇之理由可言。王星贤以“救国先救己”为训话，莫一庸以“小处着手”为训话，均简明易晓，而切对时下青年之症结；我则再三思维，终不得简明而对症之训话可以遗赠此一群广西青年。不得已，姑妄谈之。其辞略谓：“吾之去有三因：一者吾拟利用此流离，以从事游历。在我多历地方，可以增长见闻，在诸君多得师傅，亦可以集众广益。此利己利人之事也。二者吾乡失陷，吾浙已非完土，吾心常有隐痛。浙江大学乃吾之乡学，对吾有诸君不能想象之诱惑力。此乃吾去此就彼之主观方面之原因。三者，吾在此虽蒙学校当局优遇，学生诸君爱戴，然吾于美术不能教实技，贻误诸君前程。不早告辞，罪将愈重，故不可不去也。至于训话，平日课内所言皆是，今日实难特标一语。欲勉为临别赠言，亦只得概括平日课内所述，作一结论。总之，艺术不是孤独的，必须与人生相关联。美不是形式的，必须与真善相鼎立。至于求学之法，吾以为须眼明手快，方可有广大真实之成就。眼明者，用明净之眼光，从人生根本着眼之谓也。手快者，用敏捷之手腕，对各学科作切实之钻研之谓也。故眼明乃革命精神之母，手快乃真才实学之源。诸君若能以此法求学，则吾此去，于心甚慰。吾十年不教课矣。抗战后，始在此再执教鞭。西人有言曰：‘Life begins at forty。’我正值四十之初，在此执教，可说是吾之真正生活之开始。故此校犹如吾之母校。今后远游他方，念及此校，当有老家之感。甚望诸君及时努力，将来各有广大真实之成就也。记得吾与诸君初相见时，久雨方晴，青天白日，特别丰富。今吾与诸君相别，又值天雨方晴，阳光满堂。此足证诸君前途之光明，祈各勉励。”
宴毕已六时。唐校长送我返家，校工文嵩携灯引路。此情此景，今后永不能忘。
1939年3月12日
吾家将徙宜山，此消息已遍传全村。盖自二月底起即准备启行，但舟车难得，迁延再三，行色已见半月余，故村中远近皆知也。昨日某邻人不知因何误会，到学校放一谣言，曰吾家明日离去。彬然父子及祖璋以为真，午后特来送别。实则桂林三十一集团军为吾谋车尚无回音，此间雇船亦暂从缓，何日可走，尚不得而知也。座谈片时，送三人到圩，正值市日，见有卖铁树者，每株一角。吾即买一株。将手植于租屋之空地中，以留纪念。他日抗战胜利，吾率眷返杭州，道经桂林，必来此一访旧居，此树当欣然待我之来访也。路遇数相识者，皆不解此意，讶我正欲远徙而反买树。我之所为，彼所谓“无益之事”也。古人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1939年3月16日
欲行不行，今日已不知是第几次。半月以来，天天准备走，而天天不走。初则懊恼，继以忍耐，今则成为习惯，无所动心。似觉走也好，不走也好；家不异船，船不异家；两江犹宜山也，宜山犹两江也。不但吾个人为然，儿女亦皆如此。友人谓吾等皆有修养功夫。戏答之曰：“吾曾读数行佛经，诸儿近读一篇养生主，故克有此功夫。在广西，非有此修养不可。”
1939年3月21日
天又雨，船不至。焦灼之极，反变安定。前日因候舟不至，为免焦急，即利用时间，重作《漫画阿Q正传》，已成三分之一。今日焦急之极，又变安定，遂续作该画。驾轻就熟，一朝而获十幅。此画共计五十四幅。若船迟迟不至，则画或可在此完成，然后启程。
此画今日已是第三次重作。第一次作于廿六年春，时闲居杭州田家园，茶余酒后，取《阿Q正传》逐一描现，悬之床头，以为友朋谈笑之助。时张生逸心(21)同居杭州，出资自印吾所作西湖十二景将成，即要求再印《漫画阿Q正传》。许之，夏间锌版五十四块已成，付上海南市城隍庙附近某印刷厂印行。正在印刷中，“八一三”事起，南市成为火海，此阿Q漫画之锌版及原稿皆成灰烬。不久我即离乡逃难，辗转流离。途中常念及此稿，自念此身若再得安居，誓必重作此画，以竟吾志。廿七年春抵汉口，钱君匋(22)预知此事，从广州来信，为《文丛》索此稿。吾许为重作，在《文丛》连载。即先寄二幅。续寄六幅。二幅后果刊出，六幅寄出后，正值广州大轰炸，君匋逃避九龙，旋即返沪，邮件遂杳无着落。不久吾离汉，赴桂林，任桂林师范课。而《文丛》复刊，李采臣来函请续作；钱君匋则在沪办《文艺新潮》，屡以航快及电报索此稿。吾对两方皆不允，因一则第三次重画，少有勇气，二则身任师范教师，无复有描写阿Q之余暇与余兴；三则两志并要此稿，使吾左右为难，索性两皆不允，并非奇货可居，实为避免纠纷。君匋函电纷繁，并在志上预告，复将《文丛》曾载之二幅再制锌版，刊于《文艺新潮》之上。吾知其不得已也，但吾之不应嘱，亦非得已。遂另作他二幅寄赠之，并许以后再寄他画。至于阿Q漫画则决不刊载任何杂志。此亦可以对君匋矣。今者，桂师已辞，浙大未就，无职身轻，画兴又作。一朝而获十，则预计五六天即可完成。倘舟车再迟五六天不至，则吾可在此完成此业，径寄上海开明印单行本，然后动身赴宜山。此亦意外之收获也。
下午唐现之君来，赠羊毛笔一支，桃源石一方。石印请其转请林半觉君镌“缘缘堂主”四字，有便送宜山。半觉有金刚钻，能刻桃源石，并许为再刻，故托之。唐君以谦怀求教校事，吾愧无以贡献。但劝其留意物色音乐教师，多买风琴，造成注重音乐之校风，则其所抱“艺术办学，礼乐治校”之宗旨，庶几可以达到。盖化民成俗，莫善于音乐。不必求证于古，即吾所亲历，亦有二著例：一者，幼时求学于浙江第一师范，李叔同先生教音乐甚严。全校置备大洋琴二，小风琴数十。吾辈午饭后十二时一刻，或夜饭后六时一刻，常为教习弹琴之时间。吾至今吃饭快速，不消十分钟，盖于此时养成习惯。浙一师后虽迁，然曾受李先生教化之毕业生中，不乏志士仁人或社会之有力分子。吾确信其为音乐艺术之效果。二者，去岁马一浮先生居开化，第八路军暂时驻其村，与马先生为邻，闻马先生言，八路军纪律更好于五路军，五路军驻在时，军官曾来叮嘱，请将火腿等食物收藏内室，以免不良兵士见可欲而行非礼。八路军到则不须军官镇压，天然秋毫无犯。惟勤于唱歌。每日除操练外，尽是唱歌时间。盖唱歌可以统御感情，调剂生活力之过剩。兵士之心身皆得适度之发泄而调和圆满，自无作恶为非之余暇矣。然此犹音乐之小用耳。吾以此二例告唐君，劝其注重音乐。此外则愧无善言可以奉赠。唐君虚怀乐受，必不河海斯言。吾将拭目以待桂林师范之礼乐化也。
1939年3月22日
上午又作《阿Q正传》漫画十幅。下午一时义宁船二艘开到。苏元章君陪我同华瞻到江边看船，约三点钟放过浮桥，先将一部行李装船。吾谢苏君，偕华瞻急急返家，以为将尽半日之长以治行装也。途遇元草呼号而至。问其所以，则曰：“傅、贾二先生来我家，说舒群在桂林打电话来，谓浙大有电报来，云日内派校车来迎。故请勿雇船。”吾闻讯，不敢遽信。吾煞费辛苦，始得此舟。得舟才数十分钟，又将舍去。天公太恶作剧。世间似无此事。故未敢遽信也。及返家，见傅、贾二兄，始知其详。不久唐现之君派人持纸条来，亦言接舒群电如此。吾不悉此电浙大何人所发？何以由舒群打电话？不敢确信，即托傅、贾转嘱苏元章君吩咐舟人，说我有事明日不能成行，行李暂缓装船。且待车至，然后谢舟，津贴定钱若干可也。
欲行不行。感情蓦地紧张，蓦地宽弛，略觉异常。吾闻听善养生者，心意泰然，不为外物所动。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而况区区舟车之事，岂足以动吾心哉？是夜续作《阿Q正传》漫画如故。
1939年3月27日
昨夜陆联棠君言友人今晨赴柳州，吾托其从柳拍一电报到宜山浙大催车。
上午同张梓生访胡愈之。遇之于生活书店栈房中。愈之所欲与吾谈者，乃一大计划：彼拟广约朋友，编制抗战宣传文画一大套，令全国五百家以上乡村各置一份，名曰：“抗战建国室”。此种文画之读者为民众。故必须极端大众化，且多用图画。图画方面，彼意约我相助。我甚佩其计划，允为襄助。吾意大众阅读之图画，以“肖似”为原则。构图宜“明快”，用笔宜“工整”。君必欲吾相助者，吾当改革画风，或借用他人之手，以表自己之心。愈之以为然。其第一步须接洽主办机关。此全国之事，非有雄厚基金不办。则私人团体恐难胜任，宜请政府担任。若果实行，此事业比教书更有意义，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愈之赠吾福建茶二罐。忆昔缘缘堂初成时，有闽僧赠我此茶。今复得此，使我回忆往昔。
午访吴敬生，谢其汽车。即在其家午饭。席上有蚕豆，吾今年第一次吃。两江未见，桂林闻已上市半月矣。下午同吴访詹允明君。取回星贤兄所抄湛翁诗文十册。此抄本詹极保重，未尝须臾离身。曾欲择一可继续三四天之雨天，挂号付邮还星贤兄，而终未择得。（雨继续三四天，则自付邮至送到，可免轰炸。）今得吾便，喜不自胜。然吾今后多一担负。幸携有布袋。纳之袋中，挂手腕上，须臾不离。
于愈之处见一月份牌，乃上海所流行，设计颇佳。该月份牌中画麻雀一桌。王宠惠，张伯伦，板垣，及达拉第四人共叉。王背后站蒋介石、林森二人。张背后站罗斯福。板垣背后站莫索里尼、希特勒。达拉第背后有史太林(23)。窗外复有多人张望，吾不知其名。桌上麻雀，王宠惠已和倒，清筒子，九听教。板垣南风一对与张伯伦对杀；白板一对，与达拉第对杀。各人视线集中于王宠惠之清筒子。此画借中国社会中坚分子所萦心醉魄之麻雀而说明国际形势，设想可谓巧妙。上海租界中只知麻雀而不知世事之女太太们，亦得因此而知国际形势。此画之宣传力可谓广矣。
下午电两江傅彬然，请其明晨来桂林，共商《中学生》复刊事。盖此次若不复兴，后恐不再有机会，直须到太平后复刊。昔曾子居师宾之位，尚有人讥其寇至先去，寇退则返。况《中学生》一册杂志，岂可于患难中逃之夭夭，而乱平后再来做生意哉？
1939年3月28日
晨蔡定远来访，共吃早点。上午买零星物件。午彬然至。愈之约赴“大华”吃西菜，张志让君同座。
晚章雪山兄宴客于美丽川菜馆。彬然被推戴为《中学生》主编。列圣陶为社长，联棠为发行人。吾亦列名为编辑委员。固辞不得。一年半以来，青年学生以此相询者其多，吾每答以“不久终当复刊”，故今日竭力玉成之，使吾对询者可以践言耳。编辑之事，只能挂名，稿则自当随时写投也。
晚开明开来宾旅馆，馆彬然与吾二人。窗临西湖，奇峰罗列窗前，形似犬齿。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者，其此之谓欤。
此旅馆乃新开张者，其茶房广西本地人，且似是新执此业者。其人忠实可笑，上午吾入室，见门口悬二牌，上书“傅彬然”及“丰子恺”。吾指第一牌，谓茶房，应加“先生”二字，不应直书姓名。茶房惟之，即去改写。晚归室，见其一已改为“傅先生”，其二仍是“丰子恺”。此人不能“举一反二”，只能“话一是幺”。忠实至于此极，真意想不到。
将就睡，有客叩户。迎而视之，面貌依稀仿佛，而不能忆其姓名。及其自言。始知为沈平波，二十年前吾任教春晖中学，每半月赴宁波七塔寺育德小学教课一次。沈君即育德之音乐教师。当日曾与吾共晨夕。一翩翩少年也。今其面貌特点如故，而苍老深黑。犹似瓶花陈设太久，虽仍是此花，而枯缩憔悴，旧貌不可复识矣。彼之视我，当更甚于我之视彼。吾抗战前两鬓已霜，今则霜将成雪，鬓亦渐回黄转白。昨夜在开明，看细字信甚吃力，怪油灯之太黯。雪山以老花眼镜相借。吾取而戴之，顿觉字划清晰。始知非关油灯，实乃视力已衰。今晨已买一百五十度之老花眼镜矣。韩文公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视茫茫。吾今四十有二，视始茫茫。较之韩文公，尚不算早衰也。
1939年3月30日
……
《阿Q正传》漫画早已完成。前携赴桂林，请教于张梓生、章雪山两绍兴人。承彼等指示，改正数处。雪山兄善画，亲写一乌篷船相示，远近法颇正确。因忆其子章士钊昔在立达求学，长于图画，盖有家学渊源也。今日再出《阿Q正传》漫画全部校改一遍，写一序冠其首，于是全稿完成矣。
1939年3月31日
本想将《阿Q正传》漫画航寄上海开明，托为刊印。前在桂林，闻上海近有日本人搜查书店，并拉捉人。深恐再遭损失，令阿仙用薄纸及铅笔，将逐幅印摹一套，保留副稿。万一此稿有损失，可在铅笔副稿涂墨，再画出版。无论如何，此画册必须刊出。非为画册，乃欲坚持百折不挠之精神，以明炮火之不足畏。
1939年4月5日
上午十时，吾正作书与马湛翁先生及章雪村兄，而联棠来，入门高呼“校车来了”。校役同来，以总务长函呈阅，始知上次校车于廿四开到，误闻人言吾已动身，遂即开回宜山。得电报，始再放来。以故迟至今日。真是冤哉枉也。约校役停车四小时，下午二时启行。此四小时内，收拾行物，手忙脚乱。幸有舒群同来相助，唐校长亦亲来帮忙。铺盖四个，皆舒、唐二君代为结束。他日乱平，回忆此事，正是一段佳话。彬然，祖璋，又信，丙潮皆来送行，张新虞君亦到车旁相送。舒群有友人一男一女，皆朝鲜人，欲搭吾车赴修仁参观瑶民生活。故同来两江。联棠复有书九十包，已装车中。吾家行李及十一人一齐上车，而车已挤满。二时开车，遂与两江告别。家具均不得带走。此等家具共值不过大洋五十元，乃去夏初到桂林时所置。当时准备抛弃，故极度简陋。今日果然。计竹榻三个，竹桌四个，竹凳七八个。一部分送房东，另一部分托彬然分送友人。吾与彼等相处半年矣。今日临别，不胜依依。非为区区之财，实为彼等本身。情与无情，元共一体也。
下午五时抵阳朔。浙大办事处陈君出来招待，并为看定旅馆。久仰“阳朔山水甲桂林”。今于夕阳中相见，果然玲珑。县城四周，犬齿山环列，山间有树，有屋有亭，参差罗列。提神于太虚而俯瞩之，宛如上海城隍庙所售假山盆景。所谓“甲天下”者，其在是乎？散步城内，见丧家甚多。门前各悬白布，止书“当大事”三字。此亦一特点。途遇梁寒松君，此人暑中曾在桂林艺术训练班听吾讲，近执教于该地国民中学者。承其指示介绍，得一饭馆，全家于此晚饭。力民入汽车检点行李，发见有三箱二包一篮未曾上车。乃挑妇误走别路，找不到汽车；而吾等人众物多，匆匆未及检点之故。然挑妇皆四嫂（房东）之本家，决不吃没(24)。即走饭店隔壁长途电话局，打一电话与联棠，托其转电彬然，代为查询，择便送宜山。此次旅行，准备欠有规律。以致遗落行李。下次行李必须编号，上下舟车，必须检点。
1939年4月6日
上午八时开车离阳朔。九时许到修仁，舒群及二朝鲜人下车。十时许车忽抛锚。司机修理约半小时，宣告绝望。准备下午搭车赴柳，明日另开校车来拖。于是只得下车。幸公路旁有小村，名曰三江街，有小客栈，遂借宿其楼上，伙食须自备。其厨房甚宽广。于是买米买菜，自炊自食。附近有蚕豆，甚新鲜。栈主有酒，味亦可。其人亦和蔼。与之闲谈。因知此街地近瑶民区，瑶民来贸易者甚多。明日为市，可以一看。查箧中日历，知今日是阴历二月十七日，正清明也。回忆承平之年，此日此时，正当插柳栽花，踏青扫墓。不意今日流离，至于此极！真可谓“路上行人欲断魂”也。
夜有兵一队，来宿吾房门外地上。纪律尚好。黄昏闻兵士中有细语声。从板缝中窥之，见群兵围一洋烛，正在赌纸牌。语声甚细，动作甚谨，似偷儿然。吾不觉失笑。即此亦可见广西纪律尚佳。
1939年4月7日
下午三时另一校车自柳州来，吾等即改乘此车，拖病车而行。至榴江，放下病车，独放柳州。抵柳已晚九时。浙大办事处在乐群社，其执事陆君出迎，即托其在乐群社开三房间，携老幼入憩。以电话通知柳州开明。十时曾宗岱偕章桂来。共赴市中晚餐。宗岱客气，为付钞四元余。吾带来开明货八包，即交其带去。
黄昏遥望柳州城市，想见其相当繁盛。明日颇思逗留一天以资游览，但携老幼十人，生怕警报，不如早发。韩文公柳侯庙碑首两句曰：“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想见南国风光，必有可观者。今吾于深夜默默经过，曾不一瞻柳侯之庙貌，诚憾事也。
1939年4月8日
晨八时开车，宗岱、桂荣(25)来送别。一时半抵宜山，甫抵西门口，警察拦阻，云有紧急警报。司机急回车，开出三四公里而后止。吾等下车，于公路旁草地上坐憩。遥望宜山，城虽小而屋宇稠密，正卧山脚下，静待敌机之来袭，仿佛赤子仰卧地上，静待虎狼之来食者。人间何世，有此景象？念之怒发冲冠。草地之旁有小流水。妻女乘此机会为新枚洗尿布。待警报解除，而尿布十余块已全干。皆大欢喜，收拾登车。车抵西门口，偕华瞻先入城，约开明金君来助理进屋事。入西门，见一饭店，楼上可坐。吾嘱华瞻折回，要家人来吃饭。吾独赴开明访金君，来此聚会。吾独行将及十字街，忽见群众蜂拥而来，知是警报又作。即随众出北门，渡浮桥，至对河岩石间坐憩。时已五点半，晨在柳吃面一小碗，至此饥肠辘辘。乃连吸纸烟，用以代饭。旁江浙口音之长衫人物，正谈迁校建水之事，定是浙大之人。据云建水地方极好，四时皆春，迁校时取道安南，由镇南关坐火车可以直达。而由此至镇南关之路，校方已有汽车可借，每人路费不消五十元也。吾未见学校当局，而先在此岩石间闻知校讯，亦奇遇也。
六时半解除警报。急赴开明，约金君同到西门外，知星贤兄父子已导引老太太及新枚等入龙岗园租屋中。乃打发挑妇，将行李押送龙岗园，然后偕满哥及诸儿入城求食。不意是日自上午十时至此，警报连发三次。市民皆枵腹，饭店挤拥，绝无座位。于是入开明，托店员代烦。九时始得一饱。店员越钊同王公子钧亮另送饭两客至龙岗园，与老太太及力民。食事始毕。十时返龙岗园。见三室各仅方丈，有二床。十一人居之，殊无办法。幸开明有货堆存，即与诸儿共抬货包，平铺地上，作一大床，十一人始各得其所。开明二楼上三楼，有明窗静室，乃吾所租定。内有大床二，亦吾所购置。但为警报，旷安室而勿居，而十一人拥挤于三方丈中。但不视为屋而视如船，则艨艟巨舰，何窄之有？
1939年4月15日
上午续讲艺术教育，听者骤增，共约百余人，后排无座位，均站立，如看戏然。吾犹演独角戏，颇感周章。下课后闻学生言，其中有许多人逃他课而来听吾讲。此大可不必。但亦无法阻止。不知彼等何为而来？为好奇乎？为艺术乎？为教育乎？抑另有所为乎？
夜与四儿请其先生周君(26)在江南餐室吃西菜。菜殊简陋，聊表敬师之意耳。
1939年4月19日
下午到文庙上艺术欣赏课，教室仅容二三十人，而听者有百余人，皆溢出门外，嗷嗷待坐。急赴注册课，托为设法。因暂用饭厅为讲堂。饭厅者，一大茅棚也。吾入门时，众已历乱就坐，而桌凳东坍西倒，横陈地上，状似初迁家者。幸有黑板，可以将就开讲。因念如此讲艺术欣赏，恐为古今所未有。他日乱平返杭州，回忆今日之情形，乃真可欣赏也。
欣赏二字，似有未妥。名不正则言不顺。故先正名。所谓欣赏，实即对艺术品之看与听之事也。总称此事之语有二：即欣赏与鉴赏。前者有欢乐之意，不宜于悲剧、哀诗。后者注重鉴别，含有批判之意，适于古画、古玩等，而不宜于一般艺术品。今吾所以默认“艺术欣赏”之名目而从事开讲者，即因想不出更妥之第三名，而权用“欣赏”。古人用欣赏二字者，如陶诗“奇文共欣赏”。然欣字不限欢欣之意，亦可当作“满意”、“称心”之意，如“悦”字然。滕文公从孟子学丧礼，定三年之丧，齐疏之服，而五月居庐，未有命戒，恪尽先王之制。故“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此“悦”字若训为欢乐之意，则不近人情，应是“悦服”，即“心悦诚服”之意。即“满意”、“称心”之意也。今“欣”字亦可训为“欣愿”。故不妨用于一切艺术观照。观悲剧者，出钱买泪也。流泪有快美之感，乃人所欣愿。故悲剧，哀诗，亦可用“欣赏”二字。
1939年4月24日
上午陈宝、宁馨、华瞻来上数学课。华瞻年十六，穿吾之广西装，不需改小，已能称身。吾审其姿，惊年华之易逝，叹无常之迅速。吾旧作漫画集中，有一幅题曰《穿了爸爸的衣服》者即以华瞻为模特儿。彼时此子年方三岁，穿吾之洋装背心，其长过膝。扶床学步，其状可笑。吾即取之入画。匆匆十三年后，今日再穿爸爸的衣服，已成平常之事，毫无可笑味；更无入画之资格矣。古人诗云：“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今日诵之，似是吾自己所作。
夜士雄请客。振中及新生书店陈君二人自为厨司，作素菜荤菜均可口。吾饮金橘酒至醉。
下午陈宝、宁馨抱新枚种痘。王星贤夫人抱其幼子同来。彼等在西门外觅省立医院不得，故入城。幸浙大办事处有痘苗，即偕赴办事处种痘。王家小弟弟不哭，新枚则大哭。种后抱到开明门口，哭犹不止。
1939年5月2日
浙大师院王院长送来教育部令：附初高中课程时间拟订表，及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时间拟订表，嘱就艺术科审阅，并发表意见。今日整日从事于此。对后者表示一意见：音乐一小时宜改为二小时，始终不减。理由云：“音乐亲和力最大，最善于统制群众感情，团结民族精神。抗战建国之时，尤不可忽。故宜增为始终二小时，且在事实上，较长较深之乐曲，一小时不能教完。若半途停止，过一星期再教，则学生都已忘却，重温颇为费力。一星期二次则易于教成。盖此课与体育相似，必须团体练习，不宜个别自修，故宜照体育例始终二小时也。”……
1939年6月2日
为《中学生》写文一篇，题曰《读爱国诗选》。汪静之君前日送我此书，吾读之，颇有所感。因摘录其中爱国女英雄之故事及诗词，以告青年，鼓励其节气。……
1939年6月5日
闻人言，昨夜敌机四十余架袭南宁，损失如何未悉。拟退租返乡，商诸星贤兄，彼意尚拟流连，吾亦不动。离城返乡，我二人各有不便：在彼，因家居燕山村，离城五六里，每日上课，路途太远。在我则龙岗园仅三方丈，十一人居之，且当夏日，实属难堪。此外，尚有一事使吾等逡巡不忍分离。即吾等同居城中，每晚饭后必漫谈。海阔天空，无所不语。虽是闲话，而交换思想，互述见闻，在我胜读十年书。故虽有夜袭，未肯分手返乡也。谁知傍午警报又作。吾匆匆随众出南门，行数十步，始知并无警报，又随众返城。事后调查，始知出于误传。盖是日为市日，十字街口有某摊，因事收拾，其邻摊误以为警报将至，（宜山警报，每次先通知，后击钟，故未闻钟声，已先知之。）亦起而收拾，而动作急遽。诸摊见之，群起而收拾，路人即误为警报，纷纷逃走。吾亦随之而逃。实则三人成虎，甚为可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939年6月7日
傍晚收拾行李，离城返乡。乡中三方丈，非有巧妙之布置不可。为此，今下午课及明晨课请假。周家骥君送来，与之饮酒于竹林下。饮毕，诸儿已于三方丈中布置周妥，十一人皆得鹪鹩巢林之技矣。周君允来此为诸儿授课。幸有竹林，其下可设教桌。天雨则停课。
1939年6月9日
下午上课，讲漫画。国人皆以为漫画在中国由吾倡始，实则陈师曾在《太平洋报》所载毛笔略画，题意潇洒，用笔简劲，实为中国漫画之始，第当时无其名，至吾画发表于《文学周报》，始有“漫画”之名也。忆陈作有《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皆佳妙。今为学生详说之。
1939年6月16日
夜请王星贤兄及其子钧亮来便酌，目的在补分手后漫谈废止之憾。星兄于六时来，共坐竹林下吃茶漫谈，继之以饮酒漫谈。直至九时始散。今日之漫谈，题材意外奇特：初谈贼，次谈小便，终于谈鬼。所以谈贼者，缘前日吾访王寓，见其壁上揭“每日课儿诗”五绝一首：
凿破青苔地，偷他一片天。
白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
乃杜牧所作，绝妙，堪画，今晨为画一图，面呈星兄，携归补壁，为其诸儿助诗兴。因谈及此“偷天”贼，高于偷花，偷酒，偷书，偷画，又胜于偷闲，可谓贼中之最高尚者。所以谈小便者，因星兄言此诗乃彼髫龄时在私塾中所诵者。为言私塾先生课学之严，因忆某日先生不准学生小便，彼竟遗溺于棉裤中。吾遂忆李笠翁“一家言”中，书房内设竹管通小便之法，于是小便亦成漫谈题材。所以谈鬼者，因星贤兄将长衫脱下，挂树枝上，遥望形极难看。话题遂转向于鬼。一直谈到灯昏月落，毛发悚然，然后散归。门口送别时，吾观钧亮执灯伴父夜归之状，忽忆日本人所书“汉诗”二句：月暗小西湖畔路，夜花深处一灯归。临歧亦为诵之。此句甚佳，不知是中国古诗，抑日本之“汉诗”？惟此二句所写之归人，倘是女人，则尤相称。
1939年6月23日
下午至文庙上课，此是本学期艺术欣赏最后一课。结束讲义外，又以米勒作品数枚相示，而指示其鉴赏之法。因此课名曰“艺术欣赏”，而半年来所讲皆艺术理论。今日以实际鉴赏结束，犹之作文，结束归根于本题也。然吾教授半年，迄未知道学生之艺术素养如何，因起初旁听者众，不便一一探询个性。后来旁听者少，而选科者皆静听而不发问，一直由吾信口讲演。暑假将近，吾亦不复探询听者意见。故吾在浙大，实非授课，全是讲演。今此长期讲演已告结束。三时半离文庙，心情异常轻松。行经城区，在西门内买金橘酒一瓶而归。
1939年6月24日
暑假开始矣。才过一早晨，即觉生活冗长散漫，反不如上课时之有节。此心理恐不独我有，乃人类的弱点。贫者苦不足，富者又苦受累。独身者苦孤单，有家室又苦担负。无子者苦寂寥，有子则又苦作牛马。如平民苦贫贱，做官又苦奔走。不学苦愚陋，学成又苦劳神，而反羡村夫竖子之无知。莎士比亚言“人是瞻前顾后之动物”，吾谓“人是到处寻苦之动物”。吾欲自拔于此恶习，则暑假不必视为乐事。暑假非乐事，则上课亦非苦事。苟能推度此心，则吾之辞典中可无“苦”字。
上午坐竹林下读《礼记》。汪静之君来座谈。前日吾画宜山小景，邮寄汪一幅，今日彼来称谢，吾甚惭。因自同客宜山以来，彼常来访，而吾迄未回谒，因其家居小村中，路途甚难找也。然“礼尚往来”，今来而不往，非礼也。日内必当赴访。
星贤兄今日课毕，返家时过吾寓，手持金橘酒一瓶，约吾晚间赴燕山共饮。小坐即去。晚六时吾赴燕山，相与共饮于茅屋后草地上。肴馔甚丰，复以周明生信作酒。周明生信上劝贤兄学酒并学烟，盛称微醉微醺之法悦境。是诚贿酒之好菜，但既曰微醉，则不可浮大白也。黄昏持电筒归。途中树林下有男女二人高声唱歌，其声淫溺。郑卫之音，大约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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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见1939年2月28日《教师日记》。本文根据抗战期间作者执教于桂林师范、浙江大学（宜山、遵义）和国立艺专（重庆沙坪坝）时所写的日记编成。
(2) 即随作者一家一起逃难的乡亲。
(3) 即傅彬然，作者之好友，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同学，昔年上海开明书店老同事。当时亦在桂林师范任教。
(4) 联棠即陆联棠，当时桂林开明书店负责人；梓生即张梓生；鲁彦即王鲁彦，皆作者之好友；丙潮，指周丙潮，作者的表弟，他随作者一起从家乡逃难至内地。
(5) 即当时桂林一餐馆名。
(6) 即作者为解决一起逃难至内地的乡亲们的生活问题而开设的一家书店。
(7) 即作者之幼女。
(8) 即作者子女的同学，逃难途中邂逅，当时在崇德书店工作。
(9) 即作者之长子。
(10) 即作者之次子。
(11) 即作者之友，当时在宜山浙江大学任教务长。
(12) 即马一浮，湛翁为其号。
(13) 方言，为旧时对北京话的称呼。
(14) 即作者姑母之孙徐一帆
(15) 即章锡琛，上海开明书店负责人。
(16) 即作者寓居嘉兴时所收的学画弟子。
(17) 即作者在日本时结识的好友，后成为口琴家。
(18) 即作者之友李圆净。
(19) 即作者之友，《宇宙风》杂志编辑者之一。
(20) 即弘一法师。
(21) 即作者在石门缘缘堂时期私授弟子。后改名张心逸。
(22) 即作者在上海专科师范时的学生。后为金石书画家。
(23) 即斯大林。
(24) 方言，意即吞没。
(25) 即前文提到的章桂。
(26) 即浙江大学土木系学生周家骥，当时为作者子女的数学课家庭教师。
桂林初面(1)
汽车驶过了黄沙，山水渐渐美丽起来。有的地方一泓碧水，几树灌木，背后衬着青灰色的远山，令人错认为杭州。只是不见垂柳。行近桂林，山形忽然奇特。远望似犬齿，又如盆景中的假山石。我疑心这些山是桂林人用人工砌造起来的。不然，造物者当初一定在这地方闲玩过。他把石头一块块堆积起来，堆成了这奇丽的一圈。后人就在这圈子内建设起桂林城来。
进北门，只见宽广而萧条的市街，和穿灰色布制服的行人。我以为这是市梢，这些是壮丁。谁知直到市中心的中南街，老是宽广萧条的市街和灰色布制服的行人。才知道桂林市街并不繁华，桂林服装一概朴素。穿灰色布制服的，大都是公务人员。后来听人说：这种制服每套不过桂币八元，即法币四元。自省主席以下，桂林公务人员一律穿这种制服。我身上穿的也是灰色衣服，不过是质料较细的中山装。这套中山装是在长沙时由朋友介绍到一所熟识的服装店去定制的。最初老板很客气，拿出一种衣料来，说每套法币四十元，等于桂林制服十套。我不要，说只要十来块钱的。老板的脸孔立刻变色，连我的朋友都弄得没趣。结果定了现在这一套，计法币九元，等于桂林制服二又四分之一套。然而我穿着并不发现二又四分之一倍的功用，反而感觉惭愧：我一个人消耗了二又四分之一个人的衣服！
舍馆未定，先住旅馆。一问价，极普通单铺房间每天三元，普通客饭每客六角。我最初心中吓了一跳。这么高的生活程度，来日如何过去？后来才知道这是桂币的数目，法币只合半数。即房间每天一元五角，还有八折，即一元二角；客饭则每客三角。初到桂林这一天，为了桂币与法币的折算，我们受了许多麻烦，且闹了不少笑话。因为买物打对折习惯了，后来对于别的数目字也打起对折来。有人问旅馆茶房，这里到良丰多少路？茶房回答说四十里。那人便道：“那么只有二十里了！”有人问一杭州人，到桂林多少时日了。杭州人答说三个月。那人便道：“那么你来了一个半月了！”后来大家故意说笑，看见日历上写着六月廿四，故意说道：“那么照我们算，今天是三月十二，总理逝世纪念！”租定了三间平屋，租金每月五十八元，照我们算就是二十九元。这租价比杭州贵，比上海廉。但是家徒四壁，毫无一件家具，倒是一大问题。我想租用。早来桂林的朋友忠告我，这里没有家具出租，只有买竹器，倒是价廉物美。我就跟他到竹器店。店甚陋，并无家具样子给你看，但见几个工人在那里忙着削竹。一问，床，桌，椅，凳，书架，大菜台……都会做。我们定制了十二人的用具，竹床，竹桌，竹椅，竹凳，应有尽有，共费法币三十余元。在上海，这一笔钱只能买一只沙发，而且不是顶上的。在这里我又替养尊处优的人惭愧。他们一人用的坐具就耗了十二人用的全套家具，他们一人用的全套家具应抵一百二十人的所费。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否一百二十倍于常人呢？我家未毁时，家具本来粗陋，此种惭愧较少。现在用竹器，也觉得很满足。为了急用，我们分好几处竹器店定制。交涉中，我惊骇于广西民风的朴节。他们为了约期不误，情愿回报生意，不愿欺骗搪塞。三天以后，我们十二人的用具已送到。三间平屋里到处是竹，我们仿佛是“竹器时代”的人了。
我初进旅馆时，凭在楼窗栏上闲眺，看见楼下有一个青年走过，他穿着一件白布短衫，背脊上画一个黑色的大圈。又有一个人走过，也穿着白衣服，背脊上画着许多黑点，好似米派的山水画。“这是什么呢？”我心中很奇怪。问了早来桂林的朋友，才知道这两个是违犯防空禁令的人。桂林空袭，抗战以来共只三五次。以前不曾投弹。最近六月十五日的一次，敌人在城外数里的飞机场旁投下数弹，死七人，伤数人。此后桂林防空甚严，六月廿一日起，每日上午六时至下午五时半，路上行人不准穿白色或红色的衣服。违犯者由警察用墨水笔在其人背上画一圆圈，或乱点一下，据人说有时画一个乌龟。我到桂林这一天是六月廿四，命令才下了三天，市民尚未习惯，我所见的两人，便是违犯了这禁令而被处罚的。在这禽兽逼人的时代，防空与其过宽，孰若过严。但桂林的白衣禁令，真是过严了。因为桂林的空防已经办得很周到，为任何别的都市所不及。他们城外四周是奇形的石山，山下有广大的洞——天然防空壕。桂林当局办得很周密。他们估计各山洞的容量，调查各街巷住民人口数，依照路程远近，指定空袭时某街巷的住民避入某山洞。画了地图，到处张贴，使住民各自认明自己所属的山洞，空袭时可有藏身之地。假使人人遵行的话，敌机来时，桂林的全体市民都安居在山洞中。无论他们丢了几百个重磅炸弹，也只能破坏我们几间旧房子，不得毁伤中国人的一根汗毛。我所住的地方，指定的避难所为老人洞。我来桂林已六天。天气炎热，人事繁忙，敌机不来，还没有游玩山洞的机会。下次敌机来时，我可到老人洞去游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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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8年6月30日作于桂林。原载《子恺近作散文集》（鲁益图书馆1941年10月版）。
狂欢之夜(1)
处处响着爆竹声。我挤向一家卖爆竹的铺子，好容易挤到了铺子门口。我摸出钞票来，预备买两串爆竹。那铺子里的四川老板正在手忙脚乱地关店门，几乎把我推出门外。我连喊“买鞭炮，买鞭炮”，把手中的钞票高举送上。老板娘急忙收了钞票，也不点数，就从架上随便取了两包爆竹递给我，他们的门就关上了。我恍然想起：前几天报上登着，美国人预料胜利将至，狂欢之夜，店铺难免损失，所以酒吧、咖啡店等，已在及早防备。我们这四川老板急忙关门，便是要避免这种“欢喜的损失”。那老板娘嘴里咕噜咕噜，表示他们已经为这最后胜利的庆祝会尽过义务了。
挤得倦了，欢呼得声嘶力竭了，我拿着爆竹，转入小弄，带着兴奋，缓步回家。路遇到许多邻人，他们也是欢乐得疲倦了，这才离开这疯狂的群众的。“丰先生，我们来讨酒吃！”后面有几个人向我喊。这都是我们的邻人，他们与我，平日相见时非常客气。我们的交情的深度，距离“讨酒吃”还很远；若在平时，他们向我说这句话，实在唐突。但在这晚上，“唐突”两字已从中国词典里删去，无所谓唐突，只觉得亲热了。我热诚地招呼他们来吃酒。我回到家里到主母房里搜寻一下，发见两瓶茅台酒。这是贵州的来客带送我的，据说是真茅台酒，不易多得的。我藏久矣，今日不吃，更待何时？我把酒拿到院子里，许多邻人早已坐着笑谈；许多小孩正在燃放爆竹。不知谁买来的一大包蛋糕，就算是酒肴。不待主人劝酒大家自斟自饮。平日不吃酒的人，也豪爽地举杯。一个青年端着一杯酒，去敬坐在篱角里小凳上吃烟的老姜。这本地产的男工，素来难得开口，脸上从无笑容。这晚上他照旧默默地坐在篱角里的小凳上吃他的烟，“胜利”这件事在他似乎木知木觉。那个青年，不知是谁，我竟记不起了，他大约是闹得不够味，或者是怪那工人不参加狂欢，也许是敬慕他的宠辱不惊的修养功夫，恭敬地站在他面前，替他奉觞上寿。口里说：“老姜，恭喜恭喜！”那工人被他弄得莫名其妙，站起身来，从来不曾笑过的脸上，居然露出笑容来。他接了酒杯，一口饮尽。大家拍手欢呼。老姜瞠目四顾表示狼狈，口里说：“啥子吗？”照这样子看来，他的确是不知“胜利”的！他对于街上的狂欢，眼前的热闹，大约看作四川各地新年闹龙灯一样，每年照例一次，不足为奇，他也向不参加。他全不知道这是千载一遇的盛会！他全不知道这种欢乐与光荣在他是有份的！当时大家笑他，我却敬佩他的“不动心”，有“至人”风。到现在，胜利后一年多，我回想起他，觉得更可敬佩；他也许是个无名的大预言家，早知胜利以后民生非但不得幸福，反而要比战时更苦。所以他认为不值得参加这晚上的狂欢。他瞠目四顾，冷静地说：“啥子吗！”恐怕其意思就是说：“你们高兴啥子？胜利就是糟糕！苦痛就在后面！”幸而当晚他肯赏光，居然笑嘻嘻地接受了我们这青年所敬他的一杯茅台酒，总算维持了我们这一夜狂欢的场面。
酒醉之后，被街上的狂欢声所诱，我又跟了青年们去看热闹。带了满身欢乐的疲劳而返家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两点钟了。就寝之后，我思如潮涌，不能成眠。我想起了复员东归的事，想起了八年前被毁的缘缘堂，想起了八年前仓皇出走的情景，想起了八年来生离死别的亲友，想起了一群汉奸的下场，想起了惨败的日本的命运，想起了奇迹地胜利了的中国的前途……无端的悲从中来。这大约就是古人所谓“欢乐极兮哀情多”，或许就是心理学家所谓“胜利的悲哀”。不知不觉之间，东方已经泛白。我差不多没有睡觉，一早起来，欢迎千古未有的光明的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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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子恺近作散文集》（鲁益图书馆1941年10月版）。
“艺术的逃难”(1)
那年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看见比我早到的张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我不禁失笑，因为我这次逃难，的确是受艺术的帮忙。
其实与其称为“艺术的逃难”，不如称为“宗教的逃难”。因为如果没有“缘”，艺术是根本无用的。且让我告诉你这逃难的经过：那时我还在浙江大学任教。因为宜山每天两次警报，不胜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余里外的思恩县的学生家里。自己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为了教课，儿女是为了读书。敌兵在南宁登陆之后，宜山的人，大家忧心悄悄，计划逃难。然因学校当局未有决议，大家无所适从。我每天逃两个警报，吃一顿酒，迁延度日。现在回想，真是糊里糊涂！
不久宾阳沦陷了！宜山空气极度紧张。汽车大敲竹杠。“大难临头各自飞”，不管学校如何，大家各自设法向贵州逃。我家分两处，呼应不灵，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2)，代我及其他两家合雇一辆汽车，竹杠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廿八年的）送到都匀。言定经过离此九十里的德胜站时，添载我在思恩的老弱六人。同时打长途电话到思恩，叫他们连夜收拾，明晨一早雇滑竿到四十里外的德胜站，等候我们的汽车来载。岂知到了开车的那一天，大家一早来到约定地点，而汽车杳无影踪。等到上午，车还是不来，却挂了一个预报球！行李尽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两把汗。幸而警报不来；但汽车也不来！直到下午，始知被骗。丢了定洋一百块钱，站了一天公路。这一天真是狼狈之极！
找旅馆住了一夜。第二日我决定办法：叫儿女四人分别携带轻便行李，各自去找车子，以都匀为目的地。谁先到目的地，就在车站及邮局门口贴个字条，说明住处，以便相会。这样，化整为零，较为轻便了。我惦记着在德胜站路旁候我汽车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车先到德胜。找了一个朝晨，找不到。却来了一个警报，我便向德胜的公路上走。息下脚来，已经走了数里。我向来车招手，他们都不睬，管自开过。一看表还只八点钟，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徒步四十五里到怀远站，然后再找车子到德胜。拔脚迈进，果然走到了怀远。
怀远我曾到过，是很热闹的一个镇。但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长街，店门都关，不见人影。正在纳罕，猛忆“岂非在警报中？”连忙逃出长街，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路，看见公路旁村下有人卖团子，方才息足。一问，才知道是紧急警报！看表，是下午一点钟。问问吃团子的两个兵，知道此去德胜，还有四十里，他们是要步行赴德胜的。我打听得汽车滑竿都无希望，便再下一个决心，继续步行。我吃了一碗团子，用毛巾填在一只鞋子底里，又脱下头上的毛线帽子来，填在另一只鞋子底里。一个兵送我一根绳，我用绳将鞋和脚扎住，使不脱落。然后跟了这两个兵，再上长途。我准拟在这一天走九十里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纪录。
路上和两个兵闲谈，知道前面某处常有盗匪路劫。我身上有钞票八百余元，担起心来。我把八百元整数票子从袋里摸出，用破纸裹好，握在手里。倘遇盗匪，可把钞票抛在草里，过后再回来找。幸而不曾遇见盗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胜。到区公所一问，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伙铺里。我找到伙铺，相见互相惊讶，谈话不尽。此时我两足酸痛，动弹不得。伙铺老板原是熟识的，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窝里，一边饮酒，一边谈话，感到特殊的愉快。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有其温暖的一面。
次日得宜山友人电话，知道我的儿女四人中，三人已于当日找到车子出发。啊！原来在我步行九十里的途中，他们三人就在我身旁驶过的车子里，早已疾行先长者而去了！我这里有七十二岁的老岳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岁的男孩、十岁的女孩，以及一岁多的婴孩，外加十余件行李。这些人物，如何运往贵州呢？到车站问问，失望而回。又次日，又到车站，见一车中有浙大学生。蒙他们帮忙，将我老姐及一男孩带走，但不能带行李。于是留在德胜的，还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余件，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车愈加困难。而战事日益逼近，警报每天两次。我的头发便是在这种时光不知不觉地变白的！
在德胜空住了数天，决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觅汽车。这早上来了十二名广西苦力，四乘滑竿，四个脚夫，把人连物，一齐扛走。迤逦而西，晓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风。旧小说中所写的关山行旅之状，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馆也很漂亮。我赁居某旅馆，楼上一室，镜台、痰盂、茶具、蚊帐，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馆。老板是读书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气；但问起向贵州的汽车，他只有摇头。我起个大早，破晓就到车站去找车子，但见仓皇、拥挤、混乱之状，不可向迩，废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晓到车站，我手里拿了一大束钞票而找司机。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钞票，抱歉地说，人满了，搭不上了！有的问我有几个人，我说人三个，行李八件（其实是五个，十二件），他好像吓了一跳，掉头就走。如是者凡数次。我颓唐地回旅馆。站在窗前怅望，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予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大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前途似乎已经绝望。旅馆老板安慰我说：“先生还是暂时不走，在这里休息一下，等时局稍定再说。”我说：“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万一打到这里来，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说：“我有家在山中，可请先生同去避乱。”我说：“你真是义士！我多蒙照拂了。但流亡之人，何以为报呢？”他说：“若得先生到乡，趁避乱之暇，写些书画，给我子孙世代宝藏，我便受赐不浅了！”在这样交谈之下，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板入山；二三分还想觅车向都匀走。
次日，老板拿出一副大红闪金纸对联来，要我写字。说：“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子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我满口答允。就到楼下客厅中写对。墨早磨好，浓淡恰到好处，我提笔就写。普通庆寿的八言联，文句也不值得记述了。那闪金纸是不吸水的，墨渖堆积，历久不干。门外马路边太阳光作金黄色。他的管账提议：抬出门外去晒，老板反对，说怕被人踏损了。管账说：“我坐着看管！”就由茶房帮同，把墨迹淋漓的一副大红对联抬了出去。我写字时，暂时忘怀了逃难。这时候又带了一颗沉重的心，上楼去休息，岂知一线生机，就在这里发现。
老板亲自上楼来，说有一位赵先生要见我。我想下楼，一位穿皮上衣的壮年男子已经走上楼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连称“久仰”，“难得”。我听他的口音，是无锡、常州之类，乡音入耳，分外可亲。就请他在楼上客间里座谈。他是此地汽车加油站的站长，来得不久。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是我写的，而墨迹未干，料想我一定在旅馆内，便来访问。我向他诉说了来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说：“我有办法。也是先生运道太好：明天正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子开都匀。所有空位，原是运送我的家眷，如今我让先生先走。途中只说我的眷属是了。”我说：“那么你自己呢？”他说：“我另有办法。况且战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后才好走的。”讲定了，他起身就走，说晚上再同司机来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
岂知这天晚上，赵君果然带了司机来了。问明人数，点明行李，叮嘱司机。之后，他拿出一卷纸来，要我作画。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我很乐愿，同时又很苦痛。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故凡笔债——平时友好请求的，和开画展时重订的——我认为一件苦痛的事。为避免这苦痛，我把纸整理清楚，叠在手边。待兴到时，拉一张来就画。过后补题上款，送给请求者。总之，我欢喜画的时候不知道为谁而画，或为若干润笔而画，而只知道为画而画。这才有艺术的意味。这掩耳盗铃之计，在平日可行，在那时候却行不通。为了一个情不可却的请求，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疲劳忧伤之余，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力执行了。
次日一早，赵君亲来送行，汽车顺利地开走。下午，我们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都匀。汽车站壁上贴着我的老姐及儿女们的住址，他们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在离散了十六天之后，在安全地带重行团聚，老幼俱各无恙。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时候，大家笑得合不拢嘴来。正是“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千杯！”这晚上十一人在中华饭店聚餐，我饮茅台酒大醉。
一个普通平民，要在战事紧张的区域内舒泰地运出老幼五人和十余件行李，确是难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对联的因缘，居然得到了这权利。当时朋友们夸饰为美谈。这就是张其昀先生所谓“艺术的逃难”。但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赵君名正民，最近还和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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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6年4月29日作于重庆。原载于《导报》1946年8月1日第1卷第1期。
(2) 即浙江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授黄翼（黄羽仪）。
沙坪的酒(1)
胜利快来到了。逃难的辛劳渐渐忘却了。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沙坪坝庙湾特五号自造的抗建式小屋中的数年间，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
我不喜吃白酒，味近白酒的白兰地，我也不要吃。巴拿马赛会得奖的贵州茅台酒，我也不要吃。总之，凡白酒之类的，含有多量酒精的酒，我都不要吃。所以我逃难中住在广西、贵州的几年，差不多戒酒。因为广西的山花，贵州的茅台，均含有多量酒精，无论本地人说得怎样好，我都不要吃。
由贵州茅台酒的产地遵义迁居到重庆沙坪坝之后，我开始恢复晚酌，酌的是“渝酒”，即重庆人仿造的黄酒。
我所以不喜白酒而喜黄酒，原因很简单：就为了白酒容易醉，而黄酒不易醉。“吃酒图醉，放债图利”，这种功利的吃酒，实在不合于吃酒的本旨。吃饭，吃药，是功利的。吃饭求饱，吃药求愈，是对的。但吃酒这件事，性状就完全不同。吃酒是为兴味，为享乐，不是求其速醉。譬如二三人情投意合，促膝谈心，倘添上各人一杯黄酒在手，话兴一定更浓。吃到三杯，心窗洞开，真情挚语，娓娓而来。古人所谓“酒三昧”，即在于此。但决不可吃醉，醉了，胡言乱道，诽谤唾骂，甚至呕吐、打架。那真是不会吃酒，违背吃酒的本旨了。所以吃酒决不是图醉。所以容易醉人的酒决不是好酒。巴拿马赛会的评判员倘换了我，一定把一等奖给绍兴黄酒。
沙坪的酒，当然远不及杭州、上海的绍兴酒。然而“使人醺醺而不醉”，这重要条件是具足了的。人家都讲究好酒，我却不大关心。有的朋友把从上海坐飞机来的真正“陈绍”送我。其酒固然比沙坪的酒气味清香些，上口舒适些；但其效果也不过是“醺醺而不醉”。在抗战期间，请绍酒坐飞机，与请洋狗坐飞机有相似的意义。这意义所给人的不快，早已抵消了其气味的清香与上口的舒适了。我与其吃这种绍酒，宁愿吃沙坪的渝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真是善于吃酒的人说的至理名言。我抗战期间在沙坪小屋中的晚酌，正是“意不在酒”。我借饮酒作为一天的慰劳，又作为家庭聚会的一种助兴品。在我看来，晚餐是一天的大团圆。我的工作完毕了；读书的、办公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家离市远，访客不再光临了；下文是休息和睡眠，时间尽可从容了。若是这大团圆的晚餐只有饭菜而没有酒，则不能延长时间，匆匆地把肚皮吃饱就散场，未免太少兴趣。况且我的吃饭，从小养成一种快速习惯，要慢也慢不来。有的朋友吃一餐饭能消磨一两小时，我不相信他们如何吃法。在我，吃一餐饭至多只花十分钟。这是我小时从李叔同先生学钢琴时养成的习惯。那时我在师范学校读书，只有吃午饭（十二点）后到一点钟上课的时间，和吃夜饭（六点）后到七点钟上自修的时间，是教弹琴的时间。我十二点吃午饭，十二点一刻须得到弹琴室；六点钟吃夜饭，六点一刻须得到弹琴室。吃饭，洗碗，洗面，都要在十五分钟内了结。这样的数年，使我养成了快吃的习惯。后来虽无快吃的必要，但我仍是非快不可。这就好比反刍类的牛，野生时代因为怕狮虎侵害而匆匆吞入胃内，急忙回到洞内，再吐出来细细地咀嚼，养成了反刍的习惯；做了家畜以后，虽无快吃的必要，但它仍是要反刍。如果有人劝我慢慢吃，在我是一件苦事。因为慢吃违背了惯性，很不自然，很不舒服。一天的大团圆的晚餐，倘使我以十分钟了事，岂不太草草了？所以我的晚酌，意不在酒，是要借饮酒来延长晚餐的时间，增加晚餐的兴味。
沙坪的晚酌，回想起来颇有兴味。那时我的儿女五人，正在大学或专科或高中求学，晚上回家，报告学校的事情，讨论学业的问题。他们的身体在我的晚酌中渐渐高大起来。我在晚酌中看他们升级，看他们毕业，看他们任职。就差一个没有看他们结婚。在晚酌中看成群的儿女长大成人，照一般的人生观说来是“福气”，照我的人生观说来只是“兴味”。这好比饮酒赏春，眼看花草树木，欣欣向荣；自然的美，造物的用意，神的恩宠，我在晚酌中历历地感到了。陶渊明诗云：“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我在晚酌三杯以后，便能体会这两句诗的真味。我曾改古人诗云：“满眼儿孙身外事，闲将美酒对银灯。”因为沙坪小屋的电灯特别明亮。
还有一种兴味，却是千载一遇的：我在沙坪小屋的晚酌中，眼看抗战局势的好转。我们白天各自看报，晚餐桌上大家报告讨论。我在晚酌中眼看东京的大轰炸，莫索里尼的被杀，德国的败亡，独山的收复，直到波士坦(2)宣言的发出，八月十日夜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我的酒味越吃越美。我的酒量越吃越大，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大家说我们的胜利是有史以来的一大奇迹。我的胜利的欢喜，是在沙坪小屋晚上吃酒吃出来的！所以我确认，世间的美酒，无过于沙坪坝的四川人仿造的渝酒。我有生以来，从未吃过那样的美酒。即如现在，我已“胜利复员，荣归故乡”；故乡的真正陈绍，比沙坪坝的渝酒好到不可比拟，我也照旧每天晚酌；然而味道远不及沙坪的渝酒。因为晚酌的下酒物，不是物价狂涨，便是盗贼蜂起；不是贪污舞弊，便是横暴压迫。沙坪小屋中的晚酌的那种兴味，现在已经不可复得了！唉，我很想回重庆去，再到沙坪小屋里去吃那种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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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3月31日。
(2) 即波茨坦。
谢谢重庆(1)
胜利前一年，民国三十三年的中秋，我住在重庆沙坪坝的“抗建式”小屋内。当夜月明如昼，我家十人团聚。我庆喜之余，饮酒大醉，没有赏月就酣睡了。次晨醒来，在枕上填一曲打油词。其词曰：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圞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贺新凉）
我向不填词，这首打油词，全是偶然游戏；况且后半夸口狂言，火气十足，也不过是“抗战八股”之一种而已，本来不值得提及。岂知第二年的中秋，我国果然胜利。我这夸口狂言竟成了预言。我高兴得很，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后数天内，用宣纸写这首词，写了不少张，分送亲友，为胜利助喜。自己留下一张，贴在室内壁上，天天观赏。
起初看看壁上的词，读读后面一段，觉得心情痛快。后来越读越不快了。过了几个月，我把这张字条撕去，不要再看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最后几句，与事实渐渐发生冲突，使我读了觉得难以为情。
最后几句是“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岂知胜利后数月内，那些“劫收”的丑恶，物价的飞涨，交通的困难，以及内战的消息，把胜利的欢喜消除殆尽。我不卷诗书，无法归去；而群儿都说：“还是重庆好。”在这情况之下，我重读那几句词句，觉得无以为颜。我只得苦笑着说，我填错了词，应该说：“言未毕，齐点首。”
做人倘全为实利打算，我是最应该不复员而长作重庆人的。因为一者，我的故乡石门湾，二十六年冬天就被敌人的炮火改成一片焦土。我的缘缘堂以及其他几间老屋和市房，全部不存，我已无家可归。而在重庆的沙坪坝，倒有自建的几间“抗建式”小屋，可蔽风雨。二者，我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担任公教职员，多年来闲居在重庆沙坪坝的小屋里卖画为生，没有职业的牵累，全无急急复员的必要。我在重庆，在上海，一样地是一个闲人。何必钻进忙人里去赶热闹呢？三者，我的子女当时已有三个人成长，都在重庆当公教人员。他们没有家室，又不要担负父母的生活，所得报酬，尽可买书买物，从容自给。况且四川当局曾有布告，欢迎下江教师留渝，报酬特别优厚。为他们计，也何必辛苦地回到“人浮于事”的下江去另找饭碗呢？——从上述这三点打算，我家是最不应该复员而最应该长作重庆人的。
不知道一种什么力，终于使我厌弃重庆，而心向杭州。不知道一种什么心理，使我决然地舍弃了沙坪坝的衽席之安，而走上东归的崎岖之路。明知道今后衣食住行，要受一切的困苦；明知道此次复员，等于再逃一次难；然而大家情愿受苦，情愿逃难，拼命要回杭州。这是什么缘故？自己也不知道。想来想去，大约是“做人不能全为实利打算”的缘故吧。全为实利打算，换言之，就是只要便宜。充其极端，做人全无感情，全无意气，全无趣味，而人就变成枯燥、死板、冷酷、无情的一种动物。这就不是“生活”，而仅是一种“生存”了。古人有警句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清项忆云语）这句话看似翻案好奇，却含有人生的至理。无益之事，就是不为利害打算的事，就是由感情、意气、趣味的要求而做的事。我的去重庆而返杭州，正是感情、意气、趣味的要求，正是所谓“无益之事”。我幸有这一类的事，才能排遣我这“有涯之生”。
“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其实并非厌恶这山城，只是感情、意气、趣味所发生的豪语而已。凡人都爱故乡。外国语有nostalgia一语，译曰“怀乡病”。中国古代诗文中，此病尤为流行。“去国怀乡”，自古叹为不幸。今后世界交通便捷，人的生活流动，“乡”的一个观念势必逐渐淡薄，而终至于消灭；到处为家，根本无所谓“故乡”。然而我们的血管里，还保留着不少“怀乡病”的细菌。故客居他乡，往往要发牢骚，无病呻吟。尤其是像我这样，被敌人的炮火所逼，放逐到重庆来的人，发点牢骚，正是有病呻吟。岂料呻吟之后，病居然好了，十年不得归去的故乡，居然有一天可以让我归去了！因此上，不管故园已成焦土，不管交通如何困难，不管下江生活如何昂贵，我一定要辞别重庆，遄返江南。
重庆的临去秋波，非常可爱！那正是清和的四月，我卖脱了沙坪坝的小屋，迁居到城里凯旋路来等候归舟。凯旋路这名词已够好了，何况这房子站在山坡上，开窗俯瞰嘉陵江，对岸遥望海棠溪。水光山色，悦目赏心。晴朗的重庆，不复有警报的哭声，但闻“炒米糖开水”、“盐茶鸡蛋”的节奏的叫唱。这真是一个可留恋的地方。可惜如马一浮先生赠诗所说：“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我苦忆六桥，不得不离开这清和四月的巴山而回到杭州去。临别满怀感谢之情！数年来全靠这山城的庇护，使我免于披发左衽。谢谢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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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新重庆》1947年1月第1卷第1期。
胜利还乡记(1)
避寇西窜，流亡十年，终于有一天，我的脚重新踏到了上海的土地。我从京沪火车上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得重些，好比同它握手。北站除了电车轨道照旧之外，其余的都已不可复识了。
我率眷投奔朋友家。预先函洽的一个楼面，空着等我们去息足。息了几天，我们就搭沪杭火车，在长安站下车，坐小舟到石门湾去探望故里。
我的故乡石门湾，位在运河旁边。运河北通嘉兴，南达杭州，在这里打一个弯，因此地名石门湾。石门湾属于石门县(2)，其繁盛却在县城之上。抗战前，这地方船舶麇集，商贾辐辏。每日上午，你如果想通过最热闹的寺弄，必须与人摩肩接踵，又难免被人踏脱鞋子。因此石门湾有一句专用的俗语，形容拥挤，叫作“同寺弄里一样”。
当我的小舟停泊到石门湾南皋桥堍的埠头上的时候，我举头一望，疑心是弄错了地方。因为这全非石门湾，竟是另一地方。只除运河的湾没有变直，其他一切都改样了。这是我呱呱坠地的地方。但我十年归来，第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的时候，感觉并不比上海亲切。因为十年以来，它不断地装着旧时的姿态而入我的客梦；而如今我所踏到的，并不是客梦中所惯见的故乡！
我沿着运河走向寺弄。沿路都是草棚、废墟，以及许多不相识的人。他们都用惊奇的眼光对我看，我觉得自己好像伊尔文Sketch Book中的Rip Van Winkle，我感情兴奋，旁若无人地与家人谈话：“这里就是杨家米店！”“这里大约是殷家弄了！”“喏喏喏，那石埠头还存在！”旁边不相识的人，看见我们这一群陌生客操着道地的石门湾土白谈话，更显得惊奇起来。其中有几位父老，向我们注视了一会，和旁人窃窃私语，于是注目我们的更多，我从耳朵背后隐约听见低低的话声：“丰子恺。”“丰子恺回来了。”但我走到了寺弄口，竟无一个认识的人。因为这些人在十年前大都是孩子，或少年，现在都已变成成人，代替了他们的父亲。我若要认识他们，只有问他的父亲叫什么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两句诗从前是读读而已，想不到自己会作诗中的主角！
“石门湾的南京路”的寺弄，也尽是草棚。“石门湾的市中心”的接待寺，已经全部不见。只凭寺前的几块石板，可以追忆昔日的繁荣。在寺前，忽然有人招呼我。一看，一位白须老翁，我认识是张兰墀。他是当地一大米店的老主人，在我的缘缘堂建筑之先，他也造一所房子。如今米店早已化为乌有，房子侥幸没有被烧掉。他老人家抗战至今，十年来并未离开故乡，只是在附近东躲西避，苟全性命。石门湾是游击区，房屋十分之八九变成焦土，住民大半流离死亡。像这老人，能保留一所劫余的房屋和一掬健康的白胡须，而与我重相见面，实在难得之至，这可说是战后的石门湾的骄子了。这石门湾的骄子定要拉我去吃夜饭。我尚未凭吊缘缘堂废墟，约他次日再见。
从寺弄转进下西弄，也尽是茅屋或废墟，但凭方向与距离，走到了我家染坊店旁的木场桥。这原来是石桥。我生长在桥边，每块石板的形状和色彩我都熟悉。但如今已变成平平的木桥，上有木栏，好像公路上的小桥。桥堍一片荒草地，染坊店与缘缘堂不知去向了。根据河边石岸上一块突出的石头，我确定了染坊店墙界。这石岸上原来筑着晒布用的很高的木架子。染坊司务站在这块突出的石头上，用长竹竿把蓝布挑到架上去晒的。我做儿童时，这块石头被我们儿童视为危险地带。只有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身体好，胆量大，敢站到这石头上，而且做个“金鸡独立”。我是不敢站上去的。有一次我央另一个人拉住了手，上去站了一回，下临河水，胆战心惊。终被店里的人看见，叫我回来，并且告诉母亲，母亲警戒我以后不准再站。如今百事皆非，而这块石头依然如故。这一带地方的盛衰沧桑，染坊店、缘缘堂的兴废，以及我童年时的事，这块石头一一亲眼看到，详细知道。我很想请它讲一点给我听。但它默默不语，管自突出在石岸上。只有一排墙脚石，肯指示我缘缘堂所在之处。我由墙脚石按距离推测，在荒草地上约略认定了我的书斋的地址。一株野生树木，立在我的书桌的地方，比我的身体高到一倍。许多荆棘，生在书斋的窗的地方。这里曾有十扇长窗，四十块玻璃。石门湾沦陷前几日，日本兵在金山卫登陆，用两架飞机来炸十八里外的石门县，这十扇玻璃窗都震怒，发出愤怒的叫声。接着就来炸石门湾，一个炸弹落在书斋窗外五丈的地方，这些窗曾大声咆哮。我躲在窗内，幸免于难。这些回忆，在这时候一一浮出脑际。我再请墙脚石引导，探寻我们的灶间的地址。约略找到了，但见一片荒地，草长过膝。抗战后一年，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桂林得到我的老姑母的信，说缘缘堂虽毁，烟囱还是屹立。这是“烟火不断”之象。老人对后辈的慰藉与祝福，使我诚心感动。如今烟囱已不知去向。而我家的烟火的确不断。我带了六个孩子（二男四女）逃出去，带回来时变了六个成人，又添了一个八岁的抗战儿子。倘使缘缘堂存在，它当日放出六个小的，今朝收进六个大的，又加一个小的作利息，这笔生意着实不错！它应该大开正门，欢迎我们这一群人的归来。可惜它和老姑母一样作古，如今只剩一片蔓草荒烟，只能招待我们站立片时而已！大儿华瞻，想找一点缘缘堂的遗物，带到北平去作纪念。寻来寻去，只有蔓草荒烟，遗物了不可得。后来用器物发掘草地，在尺来深的地方，掘得了一块焦木头。依地点推测大约是门槛或堂窗的遗骸。他髫龄的时候，曾同它们共数晨夕。如今他收拾它们的残骸，藏在火柴匣里，带它们到北平去，也算是不忘旧交，对得起故人了。这一晚我们到一个同族人家去投宿。他们买了无量的酒来慰劳我，我痛饮数十钟，酣然入睡，梦也不做一个。次日就离开这销魂的地方，到杭州去觅我的新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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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6月24日，原名《还乡记》。
(2) 即崇德县。
湖畔夜饮(1)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青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2)，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拜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时钟已指十时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了一张名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片，我就独酌，照例饮尽一斤。
黄昏八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多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的名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饮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喝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另有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翦春韭”，多么动人的诗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我也不想去翦来和CT下酒。因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诗句实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啊！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只盆子出来，酱鸡、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手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作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作得好。倘说作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因此，“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作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的酱鸡、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作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作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和她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姊姊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揭去，铸了锌版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个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但无话可说，我们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走，遇见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的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兰地。吃完之后，仆欧送账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么？”我说“有！”摸出一张五元钞票来，把账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拾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账，今天我还你。”我惊奇而又发笑，说：“账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店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丏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去。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经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雨伞，看他的高大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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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8年3月28日夜作于湖畔小屋。原载《论语》1948年4月16日第151期。
(2) 即郑振铎。
再访梅兰芳(1)
去年梅花时节，我从重庆回上海不久，就去访梅博士，曾有照片及文章刊登《申报》。今年清明过后，我同长女陈宝、四女一吟，两个爱平剧的女儿，到上海看梅博士演剧，深恐在演出期内添他应酬之劳，原想不去访他。但看了一本《洛神》之后，次日到底又去访了。因为陈宝和一吟渴望瞻仰伶王的真面目。预备看过真面目后，再看这天晚上的《贩马记》。
这回不告诉外人，不邀摄影记者同去，但托他的二胡师倪秋平君先去通知，然后于下午四时，同了两女儿悄悄地去访。刚要上车，偏偏会在四马路上遇见我的次女的夫婿宋慕法。他正坐在路旁的藤椅里叫人擦皮鞋，久寇侵石门湾，用迂回战，从后面突至。我不及携带书物，率家人及亲戚老幼十余人仓皇逃出，只携铺盖两担，其余书物，尽被焚毁。我迤逦西行，由长沙而桂林，任桂林师范国文教师。次年郑晓沧兄邀我入浙大任课。廿九年南宁失守，随浙大迁贵州遵义。住三年，迁居重庆。辞浙大课，恢复闲居生活。时陈宝，宁馨，华瞻已入大学，元草入高中，一吟入艺专，林先已与宋慕法结婚。而在桂林所生之幼子新枚，已五岁，依之膝下，慰我闲居之寂寥。回思杭州时代，宛如隔世。卅四年夏陈宝，宁馨，华瞻同时毕业于大学，开始当公教人员。不久胜利忽至。后一年，全家东归。除“去日儿童皆长大”外，又添得幼儿新枚一人。我家的复员，良可庆幸。惟见“昔年亲友半凋零”，感慨无量！我离浙大已四年，到上海后，竺可桢、张其昀二先生来函邀我返校。我爱杭州，遂应其聘。此后又须暂作教师生活了。刘狮先生，嘱写自传。草草书平生事实，以告知我者而已，不足称为自传也。卅五年十月十七日于上海鲍寓。听见我们要去访梅先生，擦了半双就钻进我们的车子里，一同前去了。陈宝和一吟说他，“天外飞来的好运气！”因为他也爱好平剧，不过不及陈宝、一吟之迷。在戏迷者看来，得识伶王的真面目，比“瞻仰天颜”更为光荣，比“面见如来”更多法悦。所以我们在梅家门前下车，叩门，门内跑出两只小洋狗来的时候，慕法就取笑她们，说：“你们但愿一人做一只吧？”
坐在去春曾经来坐过的客室里，我看看室中的陈设，与去春无甚差异。回味我自己的心情，也与去春无甚差异。“青春永驻”，正好拿这四字来祝福我们所访问的主人。主人尚未下楼，琴师倪秋平先来相陪。这位琴师也颇不寻常：他在台上用二胡拉皮黄，在台下却非常爱好西洋音乐，对朔拿大(2)，交响乐的蓄音片(3)，爱逾拱璧。他的女儿因有此家学，在国立音乐院为高才生。他的爱好西洋音乐，据他自己说是由于读了我的旧著《音乐的常识》（亚东图书馆版）。因此他常和我通信，这回方始见面。我住在天蟾舞台斜对面的振华旅馆里。他每夜拉完二胡，就抱了琴囊到旅馆来和我谈天，谈到后半夜。谈的半是平剧，半是西乐。我学西乐而爱好皮黄，他拉皮黄而爱好西乐，形相反而实相成，所以话谈不完。这下午他先到梅家来等我们。我白天看见倪秋平，这还是第一次。我和他闲谈了几句，主人就下来了。
握手寒暄之间，我看见梅博士比去春更加年轻了。脸面更加丰满，头发更加青黑，态度更加和悦了。又瞥见陈宝、一吟和慕法，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也不动，好像城隍庙里的三个菩萨，我觉得好笑。不料他们的视线忽从主人身上转到我身上，都笑起来。我明白这笑的意思了：我年龄比这位主人小四岁，而苍颜白发，老相十足；比我大四岁的这位老兄，却青发常青，做我的弟弟还不够。何况晚上又能在舞台表演美妙的姿态！上帝如此造人，真是欠通欠通！怎不令人发笑呢？
我提出关于《洛神》的舞台面的话，希望能摄制有声有色的电影，使它永远地普遍地流传。梅先生说有种种困难，一时未能实现。关于制电影，去春我也向他劝请过。我觉得这事在他是最重要的急务。我们弄书画的人，把原稿制版精印，便可永远地普遍地流传；唱戏的人虽有蓄音片，但只能保留唱功；要保留做工，非制电影不可。科学发达到这原子时代，能用萝卜大小的一颗东西来在顷刻之间杀死千万生灵，却不肯替我们的“旷世天才”制几个影片。这又是欠通欠通，怎不令人长叹呢！
话头转入了象征表现的方面。梅先生说起他在莫斯科所见投水的表演：一大块白布，四角叫人扯住，动荡起来，赛是水波；布上开洞，人跳入洞中，又钻出来，赛是投水。他说，我们的《打渔杀家》则不然，不需要布，就用身子的上下表示波浪的起伏。说这话时，他就坐在沙发里穿着西装而略作桂英儿的身段，大家发出特殊的笑声。这使我回想起以前我在某处讲演时，无意中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人头而在听众中所引起的笑声。对于平剧的象征的表现，我很赞善，为的是与我的漫画的省略的笔法相似之故。我画人像，脸孔上大都只画一只嘴巴，而不画眉目。或竟连嘴巴都不画，相貌全让看者自己想象出来。（因此去年有某小报拿我取笑，大字标题曰“丰子恺不要脸”，文章内容，先把我恭维一顿，末了说，他的画独创一格，寥寥数笔，神气活现，画人头不画脸孔云云。只看标题而没有工夫看文章的人，一定以为我做了不要脸的事。这小报真是虐谑！）这正与平剧的表现相似：开门，骑马，摇船，都没有真的门，马，与船，全让观者自己想象出来。想象出来的门，马，与船，比实际的美丽得多。倘有实际的背景，反而不讨好了。好比我有时偶把眉目口鼻一一画出；相貌确定了，往往觉得不过如此，一览无余，反比不画而任人自由想象的笨拙得多。
想起他晚上的《贩马记》，我觉得要让他休息，不该多烦扰他了，就起身告辞。但照一个相是少不得的。我就请他依旧到外面的空地上去。这空地也与去年一样，不过多了一只小山羊。这小山羊向人依依，怪可爱的。因为不邀摄影记者，由陈宝，一吟自己来拍。因为不带三脚架，不能用自动开关，只得由二人轮流司机，各人分别与伶王合摄一影。这两个戏迷的女孩子，不能同时与伶王合摄一影，过后她们引为憾事。在辞别出门的路上，她们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悔不该”。
我却耽入沉思。我这样想：
我去春带了宗教的心情而去访梅兰芳，觉得在无常的人生中，他的事业是戏里戏，梦中梦；昙花一现，可惜得很！今春我带了艺术的心情而去访梅兰芳，又觉得他的艺术具有最高的社会的价值，是最应该提倡的。艺术种类繁多，不下一打：绘画，书法，金石，雕塑，建筑，工艺，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照相。这一打艺术之中，最深入民心的，莫如戏剧中的平剧！山农野老，竖子村童，字都不识，画都不懂，电影都没有看见过的，却都会哼几声皮黄，都懂得曹操的奸，关公的忠，三娘的贞，窦娥的冤……而出神地欣赏，热诚地评论。足证平剧（或类似平剧的地方剧）在我国历史悠久，根深柢固，无孔不入，故其社会的效果最高。书画也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艺术，何以远不及平剧的普遍呢？这又足证平剧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在其本质上具有一种吸引人情，深入人心的魔力，故能如此普遍，如此大众化的。只可惜过去流传的平剧，有几出在内容意义上不无含有毒素，例如封建思想，重男轻女，迷信鬼神等。诚能取去这种毒素，而易以增进人心健康的维他命，则平剧的社会的效能，不可限量，拿它来治国平天下，也是容易的事。那时我们的伶王，就成为王天下的明王了！
前面忘记讲了：我去访梅先生的时候，还送他一把亲自书画的扇子。画的是曼殊上人的诗句“满山红叶女郎樵”。写的是弘一上人在俗时赠歌郎金娃娃的《金缕曲》。其词曰：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漫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
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书画都是在一个精神很饱满的清晨用心写成的。因为这个人对于这样广大普遍的艺术负有这样丰富的天才，又在抗战时代表示这样高尚的人格，——我对他真心的敬爱，不得不“拜倒石榴裙下”。（别人讥笑我的话。）我其实应该拜倒。“名满天下”，“妇孺皆知”（别人夸奖我的话）的丰子恺，振华旅馆的茶房和账房就不认识。直到第二天梅先生到旅馆来还访了我，茶房和账房们吃惊之下，方始纷纷去买纪念册来求我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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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8年5月22日，梅兰芳停演之日，作于杭州。原载《申报·文学自由谈》1948年5月26日。
(2) 即奏鸣曲。
(3) 即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