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忠

姓名：良忠
别名：
性别：男
国籍：日本
出生地：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民族族群：

良忠，日本净土宗学僧。俗姓藤原氏,字“然阿”。石见国三隅人。十三岁投出云鳄渊寺,师事信暹、圆信,学习天台、俱舍等,后又从良遍、荣朝、道元、俊芿等学法相、禅、律等。不久回故乡修习不断念佛法门。嘉祯二年(1236)至筑后拜谒圣光房辨长,翌年悉受一宗之秘要。仁治元年(1240)曾入镰仓,执权北条经时为其建莲华寺居住,此寺后改为光明寺。建治二年(1276),第二次至京都,后宇多天皇从其受戒。弘安九年(1286)回到光明寺,翌年七月入寂。敕谥“记主禅师”,被推为日本净土宗第三祖。门下弟子中良晓(白簱流)、性心(藤田流)、礼阿(一条流)、慈心(木幡流)、尊观(名越流)、道光(三条流)等六人各成一个流派,合称“记主门下六派”。著有《观经疏记》、《选择决疑钞》、《注往生论私记》、《安乐集私记》、《净土宗要集》等五十余卷。

良忠书籍作品

观经疏传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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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脉三十二辨

诊法著作。清管玉衡撰。二卷。玉衡字侗人。为使脉理昭彰易学而著此书。刊刻于一九二三年。约万余字。分三十二个专题论辨脉理及诊脉之法。首辨诊脉大法,为脉法大略;第二至七辨,宗滑伯仁之六脉而著其所统,共叙二十九脉,每脉各注其阴阳所属,肖其形象,对芤、动、牢、革等难明之脉则详加描述;第八至十二辨,详叙十二经源流,不只述脉所流行之处与诊脉之法,如辨肺经条,不但论及肺之经脉走行与诊脉法,而且对肺之体用、主病、证候亦有阐述;第十四至三十二辨,论及人迎气口、男女脉异、老少脉异、候胃气脉法、有脉无脉等脉情变化及切脉法等。叙述简明扼要,为中医入门书。有《三三医书》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本草新编

成书于1687年。清代陈士铎撰,日本宽政元年(1789年)东园松田义厚翻刻本(卷1刻本,卷2、卷3、卷4、卷5均抄本)。该书采用问答的形式,讨论药物的临床应用,配伍等。主要是著者的心得,体会及个人见解,回答问题详尽而透彻。书中某些药其炮制与药性有关时,方提出来进行讨论。书中认为古人常提出的“饭上蒸”,是为了克服忌铁锅而又要用铁锅,采用的补救方法。对酒制白芍,乳制茯苓,首乌熟用和黄芪蜜炙等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芍药正取其寒以凉肝之热,奈何以酒制,而使之温耶”;茯苓“若过用乳制,则通利之性反失”;“黄芪原不必蜜炙也,世人谓黄芪炙则补而生则泻,其实生用未尝不补也”;何首乌“蒸熟能黑须发,但最恶铁器,凡入诸药之中,曾经铁器者,治其以前味,绝无功效……惟生首乌治疟,实有速效,治痞亦有神功,世人不尽知也,虽然首乌蒸熟以黑须发,又不若生用之尤验,盖首乌经九蒸之后,气味尽失,又经铁器全无功效矣,不若尽以石块敲碎,晒干为末……共捣为丸,全不见铁器,反能乌须发……有些体轻之药如淫羊藿,蒲公英等,需用剂量大,体轻占体积大不好携带,该书提出制成煎膏,缩小体积,以便于带出,配方用。例蒲公英“夫蒲公英煎膏,实可出奇,尤胜于生用也,而煎膏之法若何,每次必须百斤,石臼内捣烂,铁锅内用水煎之,一锅水煎至七分,将渣滤起不用,止用汁……俱取清汁,入于大锅内,再煮至浓汁,然后取砂瓶内盛之,再用重汤煮之,俟其汁如蜜,将汁倾入盆内,牛皮膏化开,入之搅均为膏,晒之自干矣,大约浓汁一斤,入牛皮膏一两,便可成膏而切片矣。一百斤蒲公英取膏七斤,存之药笼中,以治疮毒火毒尤妙,凡前药内该用草一两者,止消用二钱,再简妙法也。无鲜草可用干草,干则不必百斤,三十斤便可熬膏取七斤矣”。

杜甫传

杜甫传记。今人冯至著。最初在杂志上连载,于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广泛流传。本书的特色之一,是它的朴实和严谨。作者力求每句话都有根据,不违背历史。不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特色之二,是作者站在审视中国诗歌发展历史的高度,以热情而深刻的笔触来叙述杜甫的一生以及杜诗的成就和影响。作者还用较多的篇幅介绍杜甫的“三吏”、“三别”,认为它是杜甫诗艺术的一个伟大成就,是一座高峰。特色之三,是它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杜甫的思想局限,周采泉《杜集书录》指出:“用阶级观点对诗人作适当之分析批判,当以此为权威著作。”此书1980年再版,对原书只作了些文字修改,在书前附加重版说明,书后增加两个附录。附录一,是作者1962年所写三篇论杜文字。即:《人间要好诗》、《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1962年4月17日在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论杜诗和它的遭遇》,其中一、三两篇专论杜诗,弥补了《杜甫传》由于受体裁限制对杜诗难于展开讨论的不足;附录二,是作者1962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以杜甫晚年与苏涣的交往为题材的小说《白发生黑丝》。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国文学也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张中行的《佛教与中国文学》这本小书用个“与”字把两者联起来，只是想说说，将近两千年来，佛教对于中国文学，主要产生了什么影响。称之为“影响”，意思是：如果没有佛教，中国文学作品中就不会有或不会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或者从另一面说，因为有了佛教，中国文学作品中才有或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

金刚经音释直解

金刚经音释直解，一卷，明圆杲解注并序，圆衍序，日本西吟书后，外题金刚经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