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

张锡纯（1860年－1933年）,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庠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

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1881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1893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1885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1911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接触西学之后,张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主要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开始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文章,医名渐著于国内。

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著作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字霖普)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著作权。1918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一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二期。张锡纯方展其抱负,适值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1923年回关内于沧县开业。

1924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竟购,先后共印四版,作者声望雀起。1926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锡纯携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开业行医。1927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至1933最后5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5次印刷方满足需求。1931年又出版该书第六期,计两次印刷。为迅速培养较多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他不顾73岁高龄,于1933年春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亲订讲义,兼及教务,遂因劳瘁过度至秋天一病不起。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医著之外,张锡纯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编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1939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1954年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版权及遗稿献给国家,实现了祖先的宏愿。

1957至1985年,河北省4次整理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总发行量近50万套,为近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著所不及。

倡导中西汇通衷中参西思想

19世纪60年代,近代科学开始缓慢地、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张锡纯生长于穷乡僻壤,青年时代很难接触西学。他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10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此语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至于汇通中西医何以要衷中参西,1909年他在其书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参西显然是时势的需要,然张锡纯的学问和经历均告诉他中医尚多优势,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即吸取西说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国人上下震动。为求富强免危亡,知识界多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积极引进西学。1893年后,张锡纯绝意于功名,益加留心西学。1897年,他年近40,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

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类似观点在其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对《伤寒杂病论》中的错误,他也主张伪托或错简说,认为“古经之中,犹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张锡纯原最推崇《神农本草经》,因其中载石膏性微寒,是其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然而他说:“诸家本草皆不足信,可信者惟《本经》,然亦难尽信”。怎样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呢?当时在基本理论方面,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基本原理难通;藏象说与解剖生理难通;六气六淫说与微生物病因说难通;气化说与细胞说难通。张锡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汇通探讨,其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者为他对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脑充血与薄厥相通的看法。至于具体问题的中西互参则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

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癥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实验派医学大师

张锡纯精通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主要有六方面。

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本世纪40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当时西医疗效不满意,中医证治虽早有伤寒温病两说,但一般医家难以熟练运用。传统学说对石膏及有关方剂阐发不够,张锡纯则发挥了石膏的功用,简化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提高了可重复性。他认为,生石膏性微寒,凉而能散,透表解肌,善清上焦及中焦实热。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然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代表。此虽为重证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适。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挽救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即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宜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元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

张锡纯阐发此说不厌其繁,仅“石膏解”后所附医案即达38例。其中多系危重证,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上述一些病例仍感棘手。但张锡纯当年常常得心应手,曾说“愚临证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胸中大气下陷证的提出,是张锡纯诊断上的发明。其理论略谓:“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乎喘而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证变化多端。以今日西医诊断为勘,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对大多数病例却效如桴鼓。后人多以为此方可重复性很强。

防治霍乱的贡献张锡纯行医时常有霍乱流行。当时西医对该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他创用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及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查其药味及制法则系衷中参西的成果,而经济简便,效果又在中西医之上。1919—1920年,此两方曾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分析,治愈数万人。

中医为主治肠结张锡纯所治者多属于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等方法,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考其医案确系典型梗阻,而疗效甚好。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的原则,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

抢救急证的发明张锡纯长于救治危急大证,除前文已述外,尚有重用萸肉救脱。脱证在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其理论略谓,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为最效。其法为,当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60克(2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配以人参、山药等。又生山药一味救脱之轻者亦效。再有小青尤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系经方,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不如张锡纯精到。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惟小青龙汤加减最效,并屡试不爽。加减中主要是热重加生石膏。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法至今仍值得研究。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证的抢救亦多有阐发。

张锡纯敢于救患者于殓服在身,足示其学识与责任心均非寻常,亦可知其何以能享盛誉而历久不衰。

关于慢性顽症的主要阐发张锡纯之书治虚劳的内容甚多,其中出现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研究仅次于生石膏。其余最有价值的阐发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癥瘕积聚等慢性病。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

济世活人不计私利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

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简历

1860年3月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盐山县。

1874年开始学医。

1879年开始行医。

1909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前3期。

1912年应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之邀,任军医正。

1918年应聘任沈阳立达医院院长。

1924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期

1927年在天津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

1931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1933年创办中医函授学院。

1933年9月卒于天津。

孟森

孟森（1869-1938年1月14日），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字心史，号莼荪，江苏武进人，1868年 (清同治七年) 生。清光绪廪生。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习法律。1905年返国，随郑孝胥至广西龙州边防军参与戎机。1908年任《东方杂志》编辑。1909年当选爲江苏省谘议局议员。1913年当选爲国会衆议院议员。国会解散后南下，开始著述。1915年著《董小宛考》、《孔世贞事考》、《横波夫人》等，并考订清初掌故传说。嗣任江苏省民政厅秘书主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课馀著述。七年之间，成书数百万言。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困居北平。日军因其曾撰有“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綫图考证”，胁其交出界綫图，深感屈辱愤恨，致撄胃疾，迨至1938年1月14日逝世于北平。终年70岁。

毕生致力于明清史研究。成就卓著，超越前人，受到国内外史学界推崇。治史首重官书、正史，认为真正的史料，必推某一朝本纪、列传及有关志书等，而謏闻野记，不足“专据”。研究中“自以正史为骨干”，对朱元璋的开国规模，作出详尽考订、评述。主张实事求是，从实从史而论，特别对清初女真人脱离明朝后，在建国，发展和壮大过程中，极力回避，隐没努尔哈赤及其祖先臣属于明朝的史实。在认真考订的基础上，有力地揭露了清代首次文字狱，庄氏“明史案”的实质和官修明史“不足传信”的原因。考订精当，评议公允，被史家赞为“用力最勤，著作最富”，体现了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作了前人和同代人不敢或不曾作过的正史工作，指出读《明史》者负有“纠正之责”。尤其对崇祯皇帝，评其“独具卓识”，有念民之心，而无益民实政的评议，史家称其持论“极为精粹深刻”，公允确当。余如《八旗制度考实》、《建州卫考辨》等文，亦体现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考订功夫。曾深入研究清代边疆问题，精辟地剖析乾隆朝以前“日有进取”，乾隆朝以后“日有放弃”的态势，指明清王朝盛衰的历史大势。主张治史既不“厌薄”前朝，亦要“尊重现代”，提倡古今并重。著有《八旗制度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心史丛刊》、《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明元清系通纪》、《满洲开国史讲义》和《清朝前纪》等书。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多有创建，贡献突出，为后世史家治学树立了良好榜样。

勒庞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5.7－1931.12.13），男，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勒庞还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逝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出版有《乌合之众》、《力的演化》、《历史哲学的科学基础》等。

勒庞生于1841年，1860年进入巴黎大学学医。大学时，勒庞就展现出极强的思考能力与写作能力。186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假死与早葬》，讨论了死亡的定义，成为在法律意义上讨论相关话题的先驱。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勒庞成为一名军医。战后，他写下了关于军队纪律与指挥问题以及人在压力、苦痛下产生的行为的反思文章，这后来成为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教材。

此后，勒庞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他在欧洲、亚洲、非洲游历考察，并撰写出关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东方主要文明的一系列专著。这些考察也让勒庞产生了文化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的观点。他于1879年发表的《关于脑容量变化及其与智商的关系之解剖学与数学的研究》一文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大奖。

1920年，勒庞作为生理学与相关科学教授从巴黎大学退休。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出版了《历史哲学的科学基础》一书。

在勒庞诸多学术论文中，有一些物理学论文，比如《不可见发光》《电射线与物体对赫兹波的透明性》《作为太阳热与电之起源的物质去实体化》《速度在现象中的角色》，等等。其论文中探讨的很多话题都成为后来近代物理的主题。他的《力的演化》中一些章节堪称经典。而在《物质的演化》一书中，勒庞将原子内能、物质—能量转化、放射性物质等原子物理和狭义相对论的时髦主题从容驾驭、娓娓道来。”“这些著作恰好出现在原子物理和相对论发展的关键时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广泛引用。”

葛玄

葛玄(164—244),三国著名高道，道教灵宝派祖师。字孝先,人称太极葛仙翁。本琅琊人,后迁丹阳句容(今属江苏)。出身宦族名门。他的高祖庐为汉骠骑大将军,封下邳侯,祖上矩仕汉为黄门侍郎,父德儒历大鸿胪登尚书,素奉道法。葛玄生而秀颖、自幼好学、性识英明,于经传子史之中尤喜老庄之说。后发心学道而遁迹名山,参访异人而服饵芝草,精勤苦修遂得成仙,世称葛仙翁,又称太极左仙公。曾从仙人左慈学道,受《太清九鼎金液丹经》《三元真一妙经》《九鼎丹经》《金液仙丹经》等道法。传说葛玄勤奉斋戒感动了老君与太极真人下降天台山,传授给葛玄《灵宝等经》36卷,《出洞元大洞等经》36卷,及“上清斋二法”“灵宝斋六法”。葛玄的足迹历遍灵岳、赤城、罗浮等名山大川,擅长符咒诸法,奇术甚多,传说能遨游山海分形变化,尤其擅长治病收劾鬼魅之术。传说吴嘉禾二年(233)葛玄径往阁皂东峰建庵,筑坛立炉,修炼九转金丹。《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好道术,葛玄尝与之游,得权器重,特于方山立洞玄观。后于北宋崇宁三年(1104)封“冲应真人”,南宋淳祐六年(1246)封“冲应孚佑真君”。曾删集过《灵宝经诰》,精心研诵了“上清”“灵宝”等多部真经,嘱咐弟子郑思远在他死后将“上清”“三洞”“灵宝”中的各品经箓付于阁皂宗坛及家门弟子,世世箓传。所以,道教称《灵宝经箓》传自葛玄,后世灵宝道士也因此奉他为阁皂宗祖师。

顾恺之

顾恺之（348年～409年），东晋画家、文学家。字长康,小字虎头。生于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卓越理论家。也为中国最早遗留有画迹的大画家。顾氏,原为江南显族。《无锡顾氏宗谱》有:恺之父亲名悦之,字君叔,曾为扬州别驾,历尚书右丞;祖父名毗,字子治,在康帝时为散骑常侍,迁光禄卿;曾祖父等也都在吴晋做大官。其小时,聪颖有才气,博览群书,擅长文学,工诗赋,多艺能,美书法,尤妙绘画。《晋史中兴书》说:“恺之博学有才气。”《历代名画记》也说:“恺之多才多艺,尤工丹青。”然其素性率真、通脱、好矜夸、工谐谑,并带有痴呆的意趣。因此人称其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亦擅长文辞。所著《恺之文集》虽已失传,但其中精彩篇章,仍多为后人所传诵。遗留至今尚有《虎丘山序》、《冰赋》、《观涛赋》、《筝赋》、《四时诗》、《水赞》等。其远师曹不兴,近师卫协,成为一种江南风格。《晋书本传》说:“恺之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自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画断》说:“顾公远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奇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历代名画记》说:“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张彦远论顾、陆、张、吴用笔中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传神气也。”其早熟,20余岁作江宁瓦棺寺壁画,居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从此画名大震。所画维摩诘像,据张彦远说:“有清羸示病之容,隐而忘言之状。”与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被推为“六朝三杰”。不仅精于画事,在理论上也有贡献。其著作保留下来的有《画论》、《魏晋胜流画赞》及《画云台山记》,均为现存较早成篇的画论著作。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画迹见于唐、宋记载中有《谢安像》、《桓温像》、《列女仙》、《维摩诘像》、《雪霁望五老峰图》、《荡舟图》、《笋图》、《庐山会图》、《水府图》、《水雁图》、《中朝名士图》等。至今流传有绪的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刘琴图》和《列女仁智图》。这些作品虽系唐、宋后人摹本,但也成为研究我国早期绘画的重要资料。

孟超

孟超(1902.3.1—1976.5.12)，现代著名作家。曾用笔名东郭迪吉、林麦、林默、迦陵。山东省诸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幼年时读过私塾。辛亥革命后,入县城高小,毕业后升入济南中学,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五四”运动时期受《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影响。1924年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受当时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影响,进一步接触马列主义,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并开始了文艺生活,在写作方面曾得到茅盾、陈望道的指导。开始在郁达夫主办的《洪水》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一些散文和短诗,出版了一部诗集《候》。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赴武汉,参加当时全国总工会工作,与蒋光慈、阿英等人开始商量组织太阳社,但因武汉的政治变化,未成。1928年和蒋光慈先后回到上海,同阿英重新组织了太阳社,创办了春野书店、《太阳月刊》,同时还出版了小说集《冲突》(1929年,上海春野书店)、诗集《残梦》(1929年,上海春野书店)。太阳社遭到反动派的查封后,曾在《大众文艺》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和诗歌,参加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和冯乃超、夏衍等人办艺术剧社。抗日战争时期,在五战区领导过抗日宣传队,并负责过广西国防艺术社等抗战戏剧工作。抗日战争后期,反动派对进步艺术团体进行压迫,便以杂文的形式揭露、抨击其反动统治。1941年在桂林出版了《野草》半月刊,出版杂文集《长夜集》(1941年,桂林文献书店)和《赤偃草》(1942年,桂林集美书店),历史小说《骷髅集》(1942年,桂林集美书店),同时还主编《艺丛》月刊。1943年从桂林撤退到贵阳、昆明、重庆各地,除参加文协外,大部分时间从事教书和编辑工作。在昆明曾编《妇女旬刊》,在重庆编过《西南日报》副刊、《大众报》的《漫画漫话》旬刊、《新民报》的《艺术周刊》等。1947年在重庆西南学院任教。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去香港,与秦似等人恢复《野草》半月刊,并为《商报》、《大公报》、《文汇报》副刊写稿。同时又与楼适夷、以群等人创办《小说》月刊。此期间还写出杂文集《水泊梁山英雄谱》(1950年,上海学习出版社),以杂文形式,借古喻今,讽论时事和人物。1949年初由香港经朝鲜到北京,参加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工作。后在出版总署先后任总署图书馆副馆长和书刊编审。1954年调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编写了历史剧《李慧娘》(北京人民出版社),成功地塑造了李慧娘这个申张正义的复仇的形象。该剧在当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意义,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致死。1978年12月平反。

胡兰成

胡兰成（1906年2月28日－1981年7月25日），中国现代作家，嵊县人。1906年2月28日生。早年先后就读于嵊县芝山小学、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绍兴第五中学、杭州蕙兰中学。1923年在蕙兰中学读四年级时,因编辑校刊得罪校务主任方同源,被学校开除,回到老家胡村任小学教师。1926年春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三个月后被开除。9月进燕京大学任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1930年进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1931年初转到萧山湘湖师范任教。1932年秋由旧识崔真吾介绍,到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教书一年。1933年至百色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两年。1935年转至柳州省立第四中学。1936年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邀请,创办《柳州日报》。两广事变爆发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33天。1937年初经白崇禧批准释放回原籍。4月被上海《中华日报》聘为主笔。1938年初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12月19日汪精卫脱离重庆到河内,响应日本军阀近卫声明,于12月30日发表艳电。1939年5月初离开香港,追随汪精卫到上海。8月底汪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成立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任宣传部政务次长,仍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同年夏辞去《中华日报》总主笔兼职。1941年2月28日脱离《中华日报》,任《国民新闻》总主笔。1942年春任汪伪行政院法制局长。1943年春法制局撤销,改任伪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于9月初从武汉逃往南京,稍后离开南京到上海。后在浙江杭州、诸暨、金华、丽水、温州等地隐匿。1950年潜逃香港,逃脱了惩处。1951年春迁居日本。1974年5月赴台湾,在“中国文化学院”任教。1975年9月胡秋原在《中华杂志》发表《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在舆论压力下,同年10月起停止在“中国文化学院”上课。1976年1月底回到日本。1981年7月25日在日本去世。1991年台湾出版《胡兰成全集》(9册)。胡兰成自与佘爱珍结合后的三四年间，胡兰成写下了他自己所有著述中最为看重的两部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主要作品：《西江上》、《今生今世》、《山河岁月》、《战难，和亦不易》、《禅是一枝花》、《中国的礼乐与风景》、《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 、《革命要诗与学问》、《闲愁万种》、《建国新书》、《经书新语》、《寄日本人》、《心经随喜》、《自然学》、《天人之际》等。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和早期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蒲鲁东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于1840年最先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

1809年1月,蒲鲁东诞生在法国贝桑松城郊一个破产的小资产者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祖辈以农为生;据蒲鲁东自己说,他的14代祖先“都是庄稼汉”。他的父亲原是一个农民兼小手工业者,曾开设一家制桶小店铺,并经营过小啤酒店。因生意清淡,店铺倒闭,家中仅有的少量土地也被卖光还债。破产之后,12岁的蒲鲁东便在贝桑松一家旅店当伙计,后来又在一家印刷厂当过排字工人。

蒲鲁东未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少年时代,他虽然在亲友的接济下得以在一所学校里读了几年书,但很快就失学了。他主要靠自学掌握文化知识;据蒲鲁东看来,“知识意味着统治”,“科学就是财富和资本”。他努力发展自己的智慧,为的是登上幸福者的行列。

1831年,蒲鲁东离开贝桑松,外出谋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曾辗转于巴黎、里昂、马赛、土伦等地,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因未找到适当工作,只得又回到贝桑松。1836年,他设法同别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小印刷所,来维持生计。但由于资金不足,经营无方,这个小印刷所在几年后就倒闭了。后来,蒲鲁东在回忆以往的遭遇时,说自己“象一只可怜的小鸟,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找不到一丛绿枝掩庇我的巢窝”。

蒲鲁东在经营印刷所的同时,涉猎了语言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著作,并开始著书立说。他想扬名于世,充当未来的“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1837年,他写出一本“幼稚著作”——《论通用文法》,获得贝桑松大学的奖金。商场失利,文坛得意。他拿了这笔奖金之后,一时踌躇满志,于1840年来到巴黎。

蒲鲁东于1843年暂时离开巴黎,到里昂一家船舶航运公司任办事员,但经常为公司办理业务而来往于里昂与巴黎这两大城市之间。从1847年初起,蒲鲁东就在巴黎定居。1849年12月,已经上了40岁的蒲鲁东同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平民女儿结婚。他之所以愿意同这个女子结婚,因为在他看来,女人的真正使命不是到社会上去谋求工作,而是在家当厨娘,操劳家务。

1840年他写出了《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获得一点声誉。在这一著作中,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了大私有制;认为“财产就是盗窃”。他说:“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点,是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发现。“这样的话一千年来谁都没有听到过。我在这世界上除了对财产的这个定义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在我看来它比百万钱财还宝贵,我敢断定,这是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最重大的事件。”

尽管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对大私有制进行了抨击,把这本书看成是一鸣惊人之作,但马克思却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蒲鲁东在写这本书时,暴露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的贫乏。他不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生产关系来探讨财产关系,而只是从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马克思对蒲鲁东早年的这本著作,还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继《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之后,蒲鲁东还写了许多论著:《贫困的哲学》(1846)、《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一个革命家的自白》(1849)、《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1858)、《战争与和平》(1861)、《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4),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宣扬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他怀着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试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条件下,来消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的方面”。他主张阶级调和,不赞成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蒲鲁东来到巴黎之后,结识了荟萃在巴黎的一些著名人物。但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以前,他对于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1844年冬,蒲鲁东同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相识。1846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曾写信给蒲鲁东,要他参加该通讯委员会的活动。蒲鲁东对此加以拒绝,并声称不赞成共产主义运动。

在欧洲近代史上,蒲鲁东首先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而著称的;他和施蒂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1844年,蒲鲁东在巴黎同巴枯宁结识,对巴枯宁的思想直接产生了影响。蒲鲁东不仅公开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

蒲鲁东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反对任何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互助主义”。他写道:互助制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都能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互守信用,互相保证,彼此担保,等等——这就是(互助制的)法则。”

他认为根据互助主义原则,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妙”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小业主——独立的小生产者所组成,社会各成员之间自愿而又公平合理地实行产品等价交换;这种通过等价交换而在小业主——独立的小生产者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契约”、自愿协商的关系,就使得强制性的政权不必存在,从而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消亡。

普鲁东还认为,人们维持平等的自由联合,是唯一可能的、唯一合乎正义的和唯一真实的社会形式。在他看来,这种社会形式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具有最高度完善性的社会存在于秩序和无政府状态的结合中”。“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主人,没有元首,这就是我们一天天在接近着的政治形式”。他把无政府状态看成是自由、平等的体现,能尊重所有人的意志,能使所有的人“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友谊中团结起来”。

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要求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主张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都能绝对自由。他反对任何国家,说国家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所以,他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政党,打倒政府”。他认为只有无政府状态才是唯一的切实可行的“共和国”,在这里“人的自由是无限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反动幻想。尤其是在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的历史条件下,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显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给工人革命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它不仅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至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

蒲鲁东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848年革命前夕,他赞同法国基佐政府的一些施政方针。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担任过《人民代表报》、《人民之声报》的主编。同年6月,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增选议员代表,他当选为议员,一时跻身于资产阶级政客之列。1849年,他因反对当时窃踞法国总统职位的路易·波拿巴而被捕下狱(1852年出狱),但他在狱中却上书路易·波拿巴,向波拿巴献策,幻想依靠波拿巴来实施自己的改良主义计划。他在出狱前后所写的一些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宣扬阶级调和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否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说:“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成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

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蒲鲁东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就曾遭受过破产和失业之苦,因而对陷于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小资产者表示同情,幻想恢复和维持小生产者的原有经济地位。但是,蒲鲁东试图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和弊端,然后将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地改造成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所渴求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语。

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是蒲鲁东改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在蒲鲁东看来,一方面,“私有制是强者剥削弱者”,即富者剥削穷者,使小生产者可能遭到破产;另一方面,私有制给予个人以独立和自由,能使小生产者发财致富。他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说小私有制是“自由和平等的最初前提”和“进步的泉源”。所以,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因此,只有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成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和平等的关系,认为“一个是共同财富的主动力,一个是共同财富的促进者和保管者”,彼此不应该有矛盾和斗争,而应当互相调和,“携手合作”。蒲鲁东的这种观点,充分暴露了他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蒲鲁东还制订出具体的社会改良方案,亲身从事改良主义的实践活动。1848年,他试图用建立“交换银行”的办法,来改组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他规定这种交换银行的任务,是直接接受生产劳动者的一切产品,公平地确定这些产品的价值,并向生产者发给标明这种产品的一种证券书,作为劳动货币。持有这种证券书的生产者,可以向同一银行购买他所需要的任何商品。通过这种办法,蒲鲁东认为可以使小生产者免受剥削,不致遭到破产、贫困的厄运;使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永世长存,使“公平合理”的交换制度也永世存在。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给社会带来“平等”和“幸福”,就会出现小生产者所渴望的“理想社会”。

1849年1月,蒲鲁东在报上发表了建立所谓“人民银行”(交换银行)的声明,并公布了“人民银行”的章程。他说:“我创办这个企业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我要改变社会的基础,转动文明的轴心”。他在筹建这个交换银行的同时,提出了信用改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交换银行不仅是劳动产品交换场所,而且是信贷机构,对小生产者和工人实行长期“无息贷款”。蒲鲁东认为,这将使一切小生产者和工人群众免遭货币的奴役,使他们能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从而导致生产和分配的平衡;这样一来,就可避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就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矛盾和弊端。

蒲鲁东的这套改良主义方案,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试图筹建的交换银行和交换市场,是建立在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基础上的,是同社会生产脱节的。马克思对他的这套改良主义计划给予无情的讽刺,指出“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是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绩’”。蒲鲁东“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

事实上,蒲鲁东所筹建的“人民银行”一方面因资金不足,同时也遭到法国国民议会的反对,所以并未正式营业,就中途夭折。蒲鲁东并不因此就放弃他的改良主义计划。1855年,在巴黎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蒲鲁东又试图在这博览会附近建立起他所念念不忘的“交换市场”,来试验他的改良主义方案。但这一次,又以失败告终。

1858年,蒲鲁东写了《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一书,提出了所谓真正的平民人道主义,即工人人道主义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这本书中抨击了天主教会,揭露了教会的愚昧、专横;否认上帝,批评了“上帝感召”的思想,因而被判三年徒刑。于是,他立即逃出法国,流亡到比利时,直到1861年返回法国。

在西欧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六十年代,蒲鲁东站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1864年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成立。蒲鲁东进行政治投机,混入第一国际。他力图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传播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改良主义思想,宣扬他的机会主义理论。

在第一国际早期,蒲鲁东主义不是颇有影响的。蒲鲁东主义不但在法国,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度里广为流传;在这些国家里,蒲鲁东有很多信徒。在第一国际初期,蒲鲁东主义者曾把持了国际巴黎支部,反对第一国际的正确路线。所以,在第一国际早期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斗争,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极其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认为“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

列宁也指出,曾经在罗曼语各国流行一时的蒲鲁东主义“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它“分散工人运动”,“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1865年1月,蒲鲁东在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去世。

伊妮德·斯塔基

伊妮德·玛丽·斯塔奇（EnidMaryStarkieCBE，1897年8月18日-1970年4月21日），爱尔兰文学评论家，以其关于法国诗人的传记作品而闻名。她曾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研究员、讲师，后任该校讲师。

斯塔基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郡的基利尼。她是威廉·约瑟夫·迈尔斯（WJM）·斯塔基阁下（1860-1920年）和梅·卡罗琳·沃尔什的长女。学者沃尔特·斯塔基是她的哥哥。她两岁时，父亲接受了爱尔兰常驻教育专员的职位。在爱德华时代的都柏林，她在学习中长大。她的父亲聘请了一位法国家庭教师莱奥妮·科拉（Leonie Cora）辅导孩子们学习法语和音乐。从烹饪到《巴黎春天》的目录，孩子们受到了法国一切事物的熏陶。伊妮德写道：“我的法国家庭教师从未停止过谈论法国，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流亡者的乡愁。”[2]科拉女士曾是法国钢琴家和作曲家拉乌尔·普格诺的学生，伊妮德也因此学会了弹钢琴，并连续两年在都柏林一年一度的音乐节FeisCeoil上获得二等奖。她先后就读于都柏林亚历山德拉学院、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和巴黎索邦大学。

Starkie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并于1920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4][5]她先后在埃克塞特和牛津大学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院教授现代语言。她撰写的《波德莱尔传》（1933年）是许多英国读者了解波德莱尔的第一本书。她撰写的《安德烈·纪德》（1953年）一书对安德烈·纪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他于1947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她还为亚瑟·兰波的诗歌声誉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她的作品《兰波在阿比西尼亚》获得了现代语言学院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她出版了两部关于福楼拜的重要著作（1967年和1971年）。1951年，她成功地争取到牛津大学每五年一次的诗歌教授由一位实践诗人而非评论家担任。她认为，"教席应该由大学以外的人担任，由那些在牛津听不到声音的人担任。作为评论家谈论诗歌的人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是太多了。"[7]C.S.刘易斯在随后的第一次选举中被塞西尔·戴·刘易斯击败。在随后的教席选举中，她还成功地为奥登（W.H.Auden，1956年）、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Graves，1961年）和埃德蒙·布伦登（EdmundBlunden，1966年）竞选教席，导致一位评论家抱怨说：“在斯塔琪博士将其变成类似牛津和剑桥赛艇比赛的事情之前，这本是一件严肃的学术事件。”1956年，她还为让·科克托争取到了荣誉博士学位。

1958年，她被授予荣誉军团军官称号，1967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许多人认为她性格古怪。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将她描绘成“一位杰出的兰波学者，穿着鲜红的休闲裤，戴着贝雷帽，抽着雪茄，在牛津的酒吧里闲逛。”弗朗西斯·斯泰格穆勒写道："我最喜欢她的一点是她的真正的古怪，在这个世界上，虚假的古怪已成为一种顺应。我的妻子是小说家雪莉·哈扎德，我总是在想伊妮德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她的书中。

徐士銮

徐士銮（1833-1915），字苑卿，号沅青，天津人，晚清官僚、画家、著述家、刻书家。曾任浙江台州府观察。博览群书，凡见有应验之方与论病、论药、论医之言，即手录之，并附记出处，间或益以按语，编成《医方丛话》8卷(1886年)，收医话800余条，并附其选录之家藏方，可供医者参考。所著还有《敬乡笔述》、《古泉丛考》、《宋绝》、《蝶坊居诗文钞》等存世。

徐士銮出身天津寿岂堂徐氏，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曾叔祖。1915年，徐世昌纂修徐氏家谱时，还曾请求徐士銮为徐家后代沿取字辈。徐士銮与书画家华世奎、吴昌硕同出津门硕儒杨光仪门下。咸丰八年（1858）中戊午科顺天举人，开始步入仕途。后任内阁中书、内阁典籍、文渊阁检阅、内阁侍读等职，并记名御史。同治十二年（1873）选授浙江台州知府，但四十九岁便托病辞官。此后三十余年，他一直赋闲津门，专心著书，“日手一编自娱” 。宣统三年（1911），宣统帝退位，徐士銮“忧心殷殷，文酒酬酢，颓然寡欢” ，直至民国四年（1915）八月三十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高则诚

高则诚（1305年—明初）,元末明初戏剧家。名明，号菜根道人。瑞安(今属浙江)人。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弟弟高旸都是诗人，他也能诗工书，曾从元代理学家黄溍学习，受其影响深。元至正五年(1345)进士。任处州录事、杭州行省丞相掾、福建行省都事、庆元路推官等职。为人性格耿直，做过维护人民利益和反对豪强的事。有政声，去任，民为立碑。识破官场黑暗和统治者腐朽后，断绝仕途功名念头。方国珍降元，欲留幕下，不从。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时，也曾召之为官修《元史》，皆借辞不就。晚年隐居宁波栎社沈家楼，以词曲自娱。专心著述。剧作有《琵琶记》。取蔡伯喈、赵五娘故事而写成。反映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统治者与人民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现象。刻画一个勤劳、善良、诚朴的妇女形象，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刻。语言质朴本色，不论曲和白，都接近口语，又富文采。对南戏的振兴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明太祖赞其《琵琶记》曰：“五经四书在民间如五谷不可缺，此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其可无耶?”闻其名召之，高则诚以疾辞不就，卒于海宁。年70余。他长才硕学，为时名流，他认为戏剧创作要有益于社会风尚和传统美德，反对神仙幽怪、佳人才子等娱情遣兴之作。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已散佚)现存50篇。散曲作品为南曲，今存小令〔商调·金络索挂梧桐〕二首，见《吴歈萃雅》，又有套数〔商调·二郎神〕见《吴歈萃雅》、《南宫词纪》。

他的家乡温州为南戏的发源地，他用南戏的形式写成了《闵子骞单衣记》和《琵琶记》，现仅存《琵琶记》。《琵琶记》是他的传世代表作。它奠定了南戏的艺术地位，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秘《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赞，对后世的戏曲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

他亦善书法工诗文，现存《柔克斋诗辑》，仅有诗49首，词一首，被后人冒广生收入《永嘉诗人词堂从刻》。另有散文《考义井记》、《乌室传》等多篇，分别散入《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其生平事迹见《明史》卷二八五。

邓志谟

邓志谟，生卒年不详，明小说家、戏曲作家。号景南，别号竹溪散人，又作竹溪散生、竹溪风月主人，又号百拙生。饶州(今江西波阳)人。屡试不第，出游河南、湖北、江苏等地。遇瘟疫，父母妻子前后去世。本人又身患疟疾三年，乃弃科举，以教书、著书、编书为业。学识渊博。谙佛、道、儒家言，通医药、天文、地理。编著甚丰，小说有《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寓言和诗词合集有《山水争奇》、《风月争奇》、《花鸟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等。戏曲今存传奇《百拙生》，含《并头花记》、《玛瑙簪记》、《凤头鞋记》和《八珠环记》。此外还有《艺林晋故事白眉》、《精选故事黄眉》、《事类捷类》、《丰韵情书》、《丽藻》、《洒洒篇》、《古事苑定本》、《一扎三扎》等。生平事迹见《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卷一一、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一○。

瓦西列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列夫（英语：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67年10月4日—1953年5月30日）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权威。他所著的《拜占庭帝国史》（1928年）与爱德华·吉本以及费奥多尔·乌斯宾斯基的作品齐名，至今仍是少数几部全面记载整个拜占庭历史的著作。

瓦西列夫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大学，他师从最早的专业拜占庭学家之一——瓦西里·瓦西里耶夫斯基，之后在学校里开始教授阿拉伯语。在1897年至1900年间，他在巴黎继续深造。1902年，他陪同尼古拉·马尔前往西奈半岛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

在塔尔图大学期间（1904年－1912年），瓦西列夫筹备并出版了一部有影响力的专著《拜占庭与阿拉伯人》（Byzantium and the Arabs，1907年），他还在费奥多尔·乌斯宾斯基建立于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进行工作。1912年，他搬到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1919年，他被选入俄罗斯科学院。

1925年，在其访问巴黎期间，被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说服移民到西方。后者为其确保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职位。几十年后，瓦西列夫搬到敦巴顿橡树园从事研究。在其生命接近尽头时，他被选为布拉格尼科季姆·孔达科夫研究所以及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主席。

赞宁

赞宁(918—999)俗姓高，德清(今属浙江)人。后唐明宗天成中出家于杭州祥符寺。末帝清泰间，至天台山受戒。习南山律，时称为“律虎”。吴越钱氏诸王，对其颇加礼敬。一时士大夫，与其诗歌唱和不绝。赞宁诗文俊捷，时又称“文虎”。任两浙僧统，历数十年之久。赐号明义宗文。宋太平兴国三年，随吴越王钱俶入宋，太宗召对，赐紫方袍，改号通惠大师。七年，奉诏撰《宋高僧传》。旋归杭州。至端拱元年撰成三○卷奏进，受褒谕。征至汴京，住持天寿寺，署左街讲经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门事。宋真宗咸平元年，充右街僧录。四年，卒，年八十三。《宋高僧传》是继梁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而著，故又称《高僧传三集》。全书分为十篇，记载唐高宗以后至宋初三百年间僧人事迹，凡正传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人，为中国佛教史上之重要著作。又著《大宋僧史略》三卷，记佛家事物之源起。以上二书皆收入《大正藏》。其佛学著作，编为《内典集》一五二卷，除上举两书外，尚有《岭圣贤录》、《圣贤事迹》等，但已逸失。另有《外学集》四九卷，王禹偁曾为作序，亦不存。又著有《笋谱》一卷，有《百川学海》等本;《传载》八卷，原本已逸，《说郛》有节录;《要言》、《宋朝事实类苑》引有逸文。《全唐诗补编·补逸》卷一八收诗二首，《续拾》卷四六补五首又八句。《全宋文》存文一三篇。《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六、《十国春秋》卷八九有传，另参《小畜集》卷二○《左街僧录通惠大师集序》。

冈仓天心

冈仓天心（1863年2月14日－1913年9月2日），日本著名思想家、美术史家、评论家及教育家。横滨人。幼名角藏,后改为觉三,号天心。自幼精通中、英文。192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30年出访欧洲,归国后创立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并任校长。此间同高桥建三创办美术杂志《国华》,成为在教育领域开设西洋美术课程的先驱。作为文学及美学评论家,代表作有《东洋的理想》和《茶之书》。两者原作为英文。前者以《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Especial Referenceto the Art of Japan》名于1903年7月由伦敦出版。全书在概观东洋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认为东洋文化之精髓在日本得到了综合和全盛。其中贯穿全书的“亚洲是一体”的开卷句,在当时因具有反抗西方列强的诗一般的魅力而引起广泛共鸣。日本岩波文库1943年8月出版村冈博译本,名为《东邦的理想》,另有创元社出版的浅野晃的译本,名为《东洋的理想》。《茶之书》1906年5月以《The Book of Tea)名由约纽出版。概述了始于中国的茶事在15世纪的日本升华为一种审美性宗教的过程。认为茶道是以对存在于日常俗生活中的美的事物的崇拜为基础的一种仪式,纯粹与调和、相互爱的神秘,社会秩序的浪漫性等与茶道精神的深刻关系,并指明形成茶道精神的是道教,其正统的继承者是禅道。意在试图通过茶道,宣扬东方精神之美,促进东西方的精神交流。被视为茶道哲学的经典。

王季思

王季思(1906年1月7日—1996年4月6日)， 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名王起，浙江温州人。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之前身)国文系，师从曲学大师吴梅，研习元人杂剧和明清传奇。1929年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回故乡，在温州市第十中学任教，1932年到松江女子中学任教。1941年任教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44年6月在龙吟书屋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西厢五剧注》，从此蜚声宇内。1948年到广州，一直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之职。1954年，他重新整理《〈西厢记〉校注》，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带领弟子苏寰中等校注《桃花扇传奇》，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间曾应北京大学之邀，为该校中文系开讲戏曲史课程。1961年，应高教部之请，与北大游国恩等合作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后，通行全国。1980年，教育部委托王先生在中山大学举办中国戏剧史师资进修班，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李悔吾、萧善因、黄秉泽、蒋松源、张人和、宁希元、焦文彬等十八位同志前来受业。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此特约王先生任主编，和李悔吾、萧善因、黄秉泽等辑成《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于1982年正式出版。王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为党为人民努力作贡献，在198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他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博士点，成立了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室，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带领门下弟子黄天骥、吴国钦、师飚、林建和康保成等，完成了《元杂剧选注》、《中国戏曲选》、《元散曲选注》、《元明清散曲选》和《全元戏曲》等专书的编纂工作。他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玉轮轩”，先后出版了个人著作《玉轮轩曲论》、《玉轮轩曲论新编》、《玉轮轩曲论三编》、《玉轮轩戏曲新论》、《玉轮轩前集》、《玉轮轩后集》，以及《王季思诗词录》、《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等，博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他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古典戏曲研究不能脱离当代戏剧舞台，强调戏曲研究应具有现实意义。为此，他对振兴昆剧的事业弥具盛心，曾于1981年11月上旬到苏州参加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演出的各项活动。嗣后，他积极支持江苏省昆剧院女小生石小梅排演《唐伯虎传奇》、《还魂记》和《桃花扇》，多次写信并撰文给予鼓励，又特地发表了论文《戏曲中的“女生”、“男旦”和古剧角色的由来》，肯定了中国戏曲史上女角扮小生、男角扮小旦的艺术地位。此外发表的昆剧论文还有:《从〈牡丹亭〉的改编演出看昆剧的前途》、《与石小梅同志论〈牡丹亭〉下半部改编书》、《〈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小序》等。

胡直

胡直（1517-1585）明学者、心学家。字正甫，号庐山。泰和(今属江西)人。生于武宗正德十二年，卒于神宗万曆十三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初授比部主事，出为湖广佥事，领湖北道，晋四川参议，寻以副使督其学政，又起湖广督学，移广西参政，广东按察使，转福建按察使。少时骀荡，好攻古文词，曾著《格物说》以驳王守仁之说，及二十六岁从欧阳德问学，语之以道艺之辨，得其本心之学，怃然汗背。三十岁又从学王守仁另一弟子罗洪先，以后乃著书“专明学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疏通文成之旨”(《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七》)。

其学着重疏通和发挥王守仁“心即理”思想，指出：“理者，气之流行而不失其则者也。太虚中无处非气，则亦无处非理。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言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无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非二也”(同上)。认为“理”在于心，而不在天地万物，说：“吾心者，所以造天地万物者也，匪是，则黝没荒忽，而天地万物熄矣”(同上)。指出儒佛之别在于儒讲尽心，佛讲明心，“释氏虽知天地万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学止于明心。明心则虽照乎天地万物，而终归于无有。吾儒主在经世，故其学尽心。尽心则能察乎天地万物，而常处于有。祇在尽心与不尽心之分”(同上)。在认识论上，认为“反求诸其身”、“反求诸己”，“万物皆备”，“反身而诚”，均格物疏义，释穷理爲“极夫天理之谓也，诚极夫天理，则人欲灭矣”(《胡子衡齐·格物》)。对于心、性、情的关係，提倡“二五之气，成质为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维天之命，所以宰阴阳五行者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而统于心。故言心即言性，犹言水即言泉也”(《胡子衡齐·续问》)，认爲“心犹之火，性犹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犹火之明，情犹明之光”，故“谓心性情三者异文则可，谓为异物则不可也”(《胡子衡齐·心性》)。提出“觉即性，非觉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同上)，反对“能觉者心，所觉者理”的观点，强调“人心惟觉则生，弗觉则弗生，惟生则理，弗生则弗理。……是以捨人心之觉，则无性矣，又焉有理哉?”(同上)肯定人性纯善，不承认有“气质之性”，说：“性无弗善，后虽汩于气质，存之则善复矣。由是观之，性是性，气质是气质，又乌为气质之性哉?且古未闻有两性也。性之文，从心从生。今夫物毙矣，其质犹存，而生奚在?人之初死，其气犹存，而生奚在?然则谓气质有性者，赘也，亦舛也。”(《胡子衡齐·续问》)其文章颇为雅健有格，笃实近理，未至王学末流之诞放，亦无钞撮语录之习。著作有《胡子衡齐》、《衡庐精舍藏稿》、《续稿》。

孙武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生卒年月不可考，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与孔子同时。名武，字长卿，齐国人。祖先原居陈，又因战乱避于齐。祖父名田书，因征战有功，赐姓孙。孙武是将门之后，从小习武练兵，善于击剑。后流寓于吴，隐居不出，专心务农与兵法研究。在春秋各国纷争的历史时期，他总结前代及当时的战争经验，著兵法十三篇，用以指导军事斗争。约公元前512年，结识了楚国亡臣伍子胥，二人过从甚密，建立了友谊。后吴王阖闾取得王位后，采纳伍子胥的建议，拜孙武为大将。孙武任大将后，助吴王发展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并与伍子胥共谋伐楚，五战五胜，攻破楚国都城郢城(今湖北江陵北)，吴国因而成为春秋末期重要强国。吴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声威大振，显名诸侯，称霸中原。吴国强大之后，孙武不愿做官，功成身退，隐居乡村，不知所终。

孙武留下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的军事名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全书共十三篇，论述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问题。对于战争的看法，孙子首先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战争关系着国家存亡，须予以足够的重视。接着提出“五事”、“七计”，强调必须掌握战争的一般原则，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才能预见战争的胜负，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从战争的实际出发，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作战指导思想。这是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他指导作战的基础。只有确切了解敌我双方的全方面的情况，然后进行周密的比较分析，从而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孙武还强调作战指挥上要“求之于势”，注重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即“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形”等。《孙子兵法》中也反映了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这部书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和不断的润色加工，到战国中期才成书。《汉书·艺文志》载该书82篇，曹操作注时，削其繁剩，取其精粹，还其旧制。这部书历来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成为历代军事家必读之书，在世界也有广泛的影响，有很高的声誉，至今仍有其实用价值。美国把《孙子兵法》列入“国家战略”课程。孙武以其显赫的战功和著名的兵书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兵法》所阐明的理论原则，今天已被运用到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众多领域，创造了奇迹。

蒋百里

蒋百里（1882年10月13日—1938年11月4日）,名方震,小名福,字百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等,海宁硖石人。祖父光煦系江南著名藏书家。父早故,靠母亲抚养长大。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二十六年入杭州求是书院。二十七年自费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习军事。曾发起组织浙江同乡会,主编《浙江潮》,积极宣传革命,结识蔡锷及梁启超。后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时名列全校冠军,日本明治天皇亲赐指挥刀,日本朝野震动。三十二年春回国,任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同年秋,赴德国实习军事,在一次演习后,受德军统帅兴登堡元帅的赏识,亲自召他谈话。宣统二年(1910)回国,复任原职。辛亥革命爆发后,积极策动东三省独立,险遭张作霖杀害,乃南下到杭州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冬,以陆军少将衔受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次年,因改革学校计划遭陆军部刁难,愤而拔枪自杀,幸而得救。伤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军事参议。1916年赴广东参加反袁斗争,曾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继又到四川配合蔡锷积极从事讨袁护国运动。讨袁胜利后,陪同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逝世,为之料理丧事。回国后,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此时,致力于军事理论,写出《孙子新释》及《军事常识》,出版后风行军中,成为教本。1918年底,随梁启超赴欧考察。1920年春回国后投入新文化运动,与梁启超一起创办松坡图书馆,主编“共学社丛书”,出版《改造》杂志。进步作家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翻译的许多俄国文学名著,都得到百里的支持,编入“俄罗斯文学丛书”。次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又整理欧游所得,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1923年,与胡适、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

1920年,蒋百里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曾参与浙江、湖南的省宪起草工作,积极支持“联省自治”,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武力统一。1924年秋,奉系入关,百里南归定居于上海。周旋于孙传芳、吴佩孚间,推动他们讨奉。1925年出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改变“讨奉”策略,不久即辞职回沪。支持北伐统一中国,曾说服门生唐生智所部湘军全师参加国民革命军。1929年底,唐生智起兵反对蒋介石,百里因暗中支持,被囚于南京,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始得保释。1932年,参与创办农商银行。1935年,受蒋介石之聘,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写了《总动员纲要》、《世界军事之新趋势》等,竭力主张发展空军,以应抗战急需。1936年西安事变时,百里也在从行之列,亦被囚禁,旋即获释,进行斡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作用。1937年初,奉命视察沿海国防,春末夏初,又陪意籍财政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情况,以推行财政改革。夏,应聘至庐山暑期训练班讲课。其历年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亦于此时出版。“七七”抗战爆发,受任为国防参议会(后改为参政会)议员。不久,曾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使德、意。1938年春返国,任军委会顾问,于军事、外交颇多建议。并经常撰写论文,激励抗战。每次文章一出,国内外竞相转载。是年1月在《大众报》上发表《速决与持久》一文,文章中一些观点符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战略观点。同年10月,受命为陆军大学代校长。迁校途中,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39年,百里收藏的8000册军事书籍全部捐赠陆军大学。蒋百里学识渊博,文武全才,一生著述宏富,大部收入后人所编《蒋百里先生全集》,其中《国防论》尤其著名。

海史密斯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1921年1月19日-1995年2月4日），美国女作家，一九二一年生于美国得州沃斯堡，六岁时随父母迁居至纽约，曾就读于纽约的朱莉亚•里奇蒙高中与巴纳德女子学院。她的第一本小说《列车上的陌生人》于一九五一年由大导演希区柯克改编为电影，一鸣惊人。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天才雷普利》更是奠定其在类型文学中的至高地位。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作品以犯罪小说及短篇小说为主，她常年旅居欧洲各地，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远胜于美国。近年来，随着评论家不断发掘其作品的内涵，她身后的声誉甚至比生前还高。在数年前美国《时代》周刊选出的50位最伟大的犯罪小说作家中，帕特里夏•海史密斯仍高居榜首。

海史密斯擅写人物之异常的心理状态，步步为营、幽微复杂，气氛往往如乌云罩顶，对善恶的界定也常常与其他犯罪小说大异其趣。她的作品总量不多，但以“雷普利系列”为代表的独特风格，得到诸多纯文学名家——如格雷厄姆•格林、朱利安•西蒙斯和乔伊斯•卡洛•欧茨的高度评价。同时，这些小说以其强烈的画面感和震撼力吸引着众多电影从业者，大导演明格拉、文德斯和电影明星阿兰•德龙、马科维奇、马特•达蒙、裘德•洛都是她的忠实书迷，他们协力创制出的前后几个“雷普利电影”版本，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影史经典。

海史密斯于1995年2月4日因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肺癌在瑞士洛迦诺的Carita医院去世，享年74岁，该医院靠近她自1982年以来一直居住的村庄。她在贝林佐纳的墓地被火化;在瑞士提契诺州泰尼亚的ChiesadiTegna举行了追悼会。

周行己

周行己（1067-1125），北宋理学家、“元丰太学九先生”之一。字恭叔,学者称为浮沚先生。永嘉县(今浙江温州)人,一说瑞安县人。生于英宗治平四年,约卒于南宋高宗建炎三年。游学京师太学,时王安石新学盛行,而独从学于程颐门下。又师事同门吕大临。元佑六年(1091)进士。为从程颐学习方便,自求监洛中水南场。后为河南原武令。崇宁中,官至太学博士。以愿分教乡里,诏许之。寻授齐州教授。大观三年(1109),为人弹劾师事程颐及他事,被罢职,归乡筑浮沚书院以讲学。宣和二年(1120),赴京师除秘书省正字。其诗文风格娴雅有法,内容亦明白淳实,悉为儒者之言。其学以程颐洛学为主,但亦深受张载关学思想影响,故被学者视为“与程氏之说相背”(韩淲《涧泉日记》卷下)。在哲学上,用程氏“体用一源”的观点解释宇宙的生成变化,认为 “道”或“太极”是万物的本体,阴阳两仪是道体的作用或表现,道因阴阳而成体,阴阳依据于道成用,两方面相互统一,不可分割:“道本无名,所以名之曰道者,谓其万物莫不由之也。万物皆有太极,太极者,道之大本;万物皆有两仪,两仪者,道之大用。无一则不立,无两则不成。太极即两仪以成体,两仪即一以成用。” (《浮沚集》卷二《经解》) 又阴取张载 “一物两体”思想,提出“一”与“二”不相离的观点,认为“一”即是“太极”,即是“太虚”,其中包涵有阴阳两个方面,以此说明事物的生成变化:“故在太极不谓之先,为两义不谓之后。然则谓之一阴一阳者,不离乎一也;谓之道者,不离乎两也。所以在太虚之中,絪緼相荡,升降浮沉,动静屈伸,不离乎二端”(同上)。在认识论上,坚守洛学“格物穷理”之说,以为“学者当自格物始。格物者,穷理之谓也。欲穷理,直须思始得,思之有悟处始可,不然,所学者恐有限。”(《浮沚语》、《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在道德论方面,既注重洛学修心养性、“涵泳义理”的思想,又接受关学重视实用的观点,认为学问之道“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 ( 《送强应物序》),“士之学道,亦欲兼济于时”(《许少明墓志》)。行己是传播程氏理学的重要人物,史称:“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伯熊)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谓永嘉之学,‘觇千载之已絶,退而自求,克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郑承于后’。然则先生之功不可没也。”(《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程吕门人》)又全祖望称:行己曾从张载门人吕大临游,为张载再传弟子(同上书按语),故对洛学的传播亦颇有作用。其著作《浮沚集》,今存九卷。

基恩

亨利·乔治·基恩（Henry George Keene 1781年9月30日-1864年1月29日），1781年9月30日出生于伦敦，是建筑师亨利·基恩的孙子，托马斯·基恩的独子；他的母亲是简，第一代哈里斯男爵乔治·哈里斯的妹妹。他接受过私人教育，部分由雅克-弗朗索瓦·梅努负责。

1798年左右，基恩作为一名学员前往印度马德拉斯管辖区军队，不久后成为阿瑟·威尔斯利上校指挥的旅团的一个印度兵团的副官。1799年5月，该兵团参加了对斯林加伯坦的围攻，基恩带领公司携带云梯参加了突袭（5月4日）。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于1801年2月通过其叔叔、总司令哈里斯勋爵获得了一份马德拉斯公务员的任命。在短暂访问英国后，他进入了当时刚成立的加尔各答威廉堡学院，接受年轻文职官员的培训。

1804年1月，基恩在威廉堡通过了一级考试。他拥有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优等成绩，并在古典文学、英语作文、法语和伊斯兰法律金奖中获奖，曾在马德拉斯担任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公开辩论。在马德拉斯加入东印度公司后，他先后担任拉贾蒙德里地区法院的书记官和总统府下属法院的助理书记官。1805年，他前往欧洲，1809年回到印度，在那里他引起了总督乔治·巴洛爵士的不满。因此，他放弃了职位。

1811年11月13日，基恩被剑桥大学西德尼·萨塞克斯学院录取，并于1815年毕业。不久之后，他从印度公务员退休。1817年11月13日，他被录取为学院院士，并于1819年被任命为牧师。在此期间，他与第四代斯坦霍普伯爵菲利普·亨利·斯坦霍普一起访问了欧洲大陆，并会见了奥地利大公约翰和约瑟夫·冯·哈默-普斯塔尔，并与两人保持通信。1819年3月，他未能成功竞选剑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一职。

1824年，基恩成为海利伯里东印度学院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授，后来被任命为教务长。他的名气吸引了众多访客。1834年，他辞去了在海利伯里的职位，搬到坦布里奇韦尔斯居住，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于1864年1月29日去世。

唐弢

唐弢（1913年-1992年1月4日），现代作家,现代文学研究家。原名唐端毅,字越臣,曾用笔名风子、晦庵、若思等。浙江镇海人。家境贫穷,在亲戚资助下入学读书,至初中二年级,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考入上海邮局任邮务佐。1930年以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工人运动,担任文字宣传工作,还和工人、店员组织了小型读书会,从事业余创作。1933年起,开始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先写散文,后写杂文,曾经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沦为“孤岛”的上海,参加了1938年《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以后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在几个中学任教,和青年们一起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被迫离开邮局,在一个私人银行里任秘书。抗战胜利后,重回邮局工作,并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周报》被禁后,改编《文汇报》副刊《笔会》。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选为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曾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任全国文协委员兼上海分会常务委员,后调任复旦大学、震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等校教授。1950年,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筹备工作。1951年,任华东文物处副处长,兼任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新地》副主编。1953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文艺月报》副主编,书记处书记。1959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为中国作协理事。主要文学活动是创作杂文,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是著名的杂文作家、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长集》、《投影集》、《劳薪辑》、《识小录》、《学习与战斗》、《唐弢杂文选》和《繁弦集》,短评《可爱的时代》、《上海新语》,文艺短论及史料集《文章修养》、《书话》、《创作漫谈》,散文诗集《落帆集》、《莫斯科抒情及其它》,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在文学战线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燕雏集》、《鲁迅的美学思想》,少年儿童读物《鲁迅先生的故事》,编有《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各一本,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文天祥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字宋瑞,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所处的时代,正是蒙古贵族积极向南宋发动进攻的时代,也是南宋政权极端腐败黑暗的时代。他从小读书,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抱负。一二五六年(宝祐四年)他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就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政治、奋发图强的主张。一二五九年(开庆元年),蒙古军队进攻鄂州。南宋的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逃避,他就上书政府,要求杀掉奸臣,並提出了抗敌的方案,但是没有被采纳。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以後,派大兵向南宋进攻。一二七五年,元军在安徽芜湖大败宋军,顺流东下,逼近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当时掌握南宋政权的谢太后(理宗皇后),急忙颁下哀痛诏书,号召全国各地起兵抗敌。文天祥这时正在做赣州知州,接到朝廷诏令,立即派人到各地招兵买马,组成一支军队。没有粮饷,他就变卖全部家产,充作军费。即于这年八月,带领军队,连夜赶到临安,准备迎击敌人。但这时的南宋政府却已准备向敌人投降了,留文天祥在京城裏,並限制他的活动。 一二七六年一月,元将伯颜带领大军到了离临安衹有三十里的皋亭山,企图不战而灭亡整个南宋,要求南宋政府派宰相出城来谈判。这时,宰相陈宜中已经偷偷地逃到南方去了。文天祥在国家危急的时刻,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奉命到元营议和。他见了伯颜,即严词斥责元统治者的南侵,要求元军首先撤退,然後从长计议。伯颜看到他的态度强硬,就把他扣留起来。 文天祥被扣留以後,元军很快就进驻了临安,宋朝的皇太后、宗室、大官僚等都做了俘虏,被押送到北方去。十多天後,元军又把文天祥押解去大都。中途路过京口(今江苏镇江),他便和同行的人设计乘夜逃走,经过许多艰险,历尽千辛万苦,有如他在《指南录後序》中所指出的:“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样颠沛流离,辗转逃亡,好容易赶到永嘉(今浙江温州)。 这时陆秀夫、张世杰已拥立盖王赵昰(音是)在福州即位为皇帝,召文天祥前往,任命他为右丞相,不久,又改授枢密使,指挥各路兵马。他和陆、张同心协力,重新组织军队,继续抗元。一二七七年,他进军江西,收复了好几处州县,後来被优势的元军打败。他並不因此气馁,退到广东坚持抵抗。一二七八年,赵昰死了,陆秀夫、张世杰又立其弟赵昺为皇帝,並且把政府迁到厓山(在广东新会县以南海中)。文天祥领兵在广东潮阳一带驻守。不久,元将张弘范领大军攻入广东,在一次战鬥中,文天祥兵败被俘。 他被俘後,张弘范要他写信给保卫厓山的宋将张世杰劝降,遭到他的坚决拒绝。並且将他自己作的一首《过零丁洋》诗写出来给张弘范看,其中最後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到他的意志坚定,也没有办法再逼迫他。不久,厓山军溃,陆秀夫、张世杰殉国,宋亡。张弘范大会诸将庆功,劝文天祥说:“宋已亡了,你的责任也尽了。要是你能够以事宋的忠心来事元朝,元朝的宰相不是你,还有谁呢·”文天祥仰天痛哭,誓死拒绝。 一二七九年冬,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关进了监狱。元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威胁利诱,要他归降。但是他不畏惧,不动摇,並在狱中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来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其中最感人的,就是《正气歌》。他在这首诗中,引述了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来证明正气的不可屈辱,表示了对元朝统治者的蔑视。诗中每一字句,都包含了作者高贵的爱国感情,至今传诵不绝。 一二八三年,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通口南)从容就义。他死後,人们在他的衣带裏,发现他预先写好的绝命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这简短的几句话,无異于是他最後的自赞,充分表现了他临死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

钱振锽

钱振锽（1875—1944），近代文学家、书画家。字梦鲸，号谪星，又号名山、藏之、庸人，别署星影庐主人、海上羞客。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光绪十六年(1890)中秀才。十九年(1893)中举人，并刊《快雪轩文》，以刺时政，为人告发，文名藉甚。二十四年(1898)刊印《星影楼诗文集》。二十九年(1903)成进士，以刑部主事用，上书言事不为用，乃于次年以丁父忧返归故里。三十三年(1907)刊印《阳湖钱氏家集》。宣统元年(1909)服满入都，再次上书都察院，被留中不发，乃于同年弃官回乡。

辛亥革命后，绝意仕进，束发作道装，在常州寄园授徒，以著书讲学为务。学宗孟子，著《良心书》;厌理学之空疏，作《行贵》。讲学之余，遍游大江南北，铸为诗文。其诗法李、白，文宗韩、苏。1918年始，辑刊《名山全集》，终达51种，152卷。并以鬻书所得，赈济乡里灾民。

抗战前夕，发表《必战》一文，为舆论所重。并且创作了谴责日军侵华、歌颂人民抗日事迹的诗文多篇。常州沦陷后，流寓上海，自号“海上羞客”，以鬻书为生，并将所得资助抗日将士。日军进入“租界”后，邀其参与活动，断然拒绝，闭门不与达官显宦往来。汪精卫在沪大张祝寿，钱写《衮衮》诗以讽刺;同时又作《大江东去》词，讴歌常州农户全家殉国的壮举。其他激励抗战，讽刺敌伪，针砭时尚，为民告苦等诗文，也为人所传诵。

钱氏能医，又擅书法、绘画。书法初学颜体，后学汉隶、北碑，兼融怀素、羲之神韵。画则独喜兰竹。常与冒鹤亭、濮秋澄、刘翰怡等，以诗文相切磋。张大千、朱屺蟾、谢玉岑(其婿)、谢稚柳等人的书画，皆受其指授。抗战胜利前夕病卒。著有《星影楼诗文集》、《快雪轩文》(佚)、《传我室诗》(佚)、《阳湖钱氏家集》、《名山全集》、《名山诗集》，辑有《名山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