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

潘祖荫（1830～1890）清德宗时军机大臣、书法家、藏书家。

道光十年(1830)，江苏吴县有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了。他的出世为全家带来了无限的喜悦。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清朝名臣潘祖荫。

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祖籍江苏吴县，出身于一个当时很有名望的官宦之家。潘祖荫的祖父潘世恩，为武英殿大学士，官职太傅。太傅是清代文官中最高的官职。祖父博学多才，品行端直，一生得到朝廷的恩宠。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官虽不如他祖父做得大，但也是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受世人尊敬。他曾授四品卿衔、任内阁侍读，后又特赠三品卿衔，封光禄大夫。

潘祖荫童年时身边有两位母亲———汪氏和陆氏。都是大家闺秀，端庄贤淑，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均赠一品夫人。潘祖荫为汪夫人所生。

潘祖荫自幼聪慧过人，很受家人宠爱，特别是祖父更视他为掌上明珠。

祖父和母亲十分注意对祖荫的教育，他们期望祖荫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学识超群，品格高尚的有用之才，以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在父辈的教诲和指点下，潘祖荫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良好的家庭环境，给幼小的潘祖荫带来无穷的快乐，他的童年是幸福的。

然而好景不长。在潘祖荫10岁的时候，汪夫人突然病逝，这给祖荫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但更为不幸的是，不久，如同生母一般疼他、爱他的陆夫人也因病离他而去。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从此失去了母亲的疼爱和呵护，这个打击是何等的沉重呵!但是，残酷的现实，却使得潘祖荫过早地成熟起来、自立起来。

母亲死后，潘祖荫的学习更加勤奋，更加刻苦。他每天灯下读书，常常读到二更天才休息，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在我国封建社会，做官必须要经过科举考试。明清之后，科考制度较前更加死板僵化，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称为“八股文”。文章的观点要根据宋代朱熹《四书集注》的解释，不允许作者自由发挥。因此，一般读书人为了科考应试，追求功名富贵，把精力都用在研究儒家经典，做空洞呆板的八股文上面，思想僵化，迂腐不堪。

潘祖荫读书却不拘泥俗套，而是涉猎广泛，博览群书。无论是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还是历史名著《史记》、《汉书》、《通鉴》等，都深入研读。由于他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广交吴中名士，勤学好问，所以学业进步很快，积累了丰富渊博的知识，为他一生的官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入仕之后，即入直南书房，任翰林院编修，多次参与编纂政治、历史著作及帝王文集的编集整理，深得皇帝褒赏。又屡任考官，衡文取士，为国家选拔人才，即使象批阅公文简牍这样的日常事务，他也运笔如风，洞中利弊，显示了优良的才干。

同治元年(1862)，潘祖荫任光禄寺卿兼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在繁忙的公务之余，阅读了大量的史籍，对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及前代垂帘听政的事迹作了悉心的研究，经过分类整理，进行注释和阐发，汇集成册，呈献朝廷。皇帝阅后大喜，赐名为《治平宝鉴》，并赏绫绸缎若干匹以示嘉奖。

同治二年(1863)七月，潘祖荫编写了《文宗显皇帝诗文全集》进献给皇上，皇帝十分欣赏，亲自颁赏给潘祖荫一部，又赐予他顾绣蟒袍一件，绸缎数匹。

同治十三年(1874)，任刑部尚书的潘祖荫主持编写了《穆宗毅皇帝实录圣训》一书。此书深得皇上赞赏，为此，给潘祖荫加官一级。

光绪二年(1876)六月，任礼部右侍郎的潘祖荫又编写了《穆宗毅皇帝全集》。皇帝赏赐他袍褂、帽纬等物。

潘祖荫一生中还曾多次参与乡试复试阅卷;会试复试、朝考、散馆阅卷;殿试读卷、阅卷;以及优贡朝考、拔贡朝考、考试御史、考试学正、学等等阅卷。由于他具有较高的论断古今、剖判是非的能力，他所批阅的试卷，评价公正而又不拘一格，分析精当;他所推荐的考生，大都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

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时任顺天乡试正考官的潘祖荫，曾奉旨商协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以已故名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一事。“文庙”即孔庙。因为唐宣宗时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庙即被称为文宣王庙。明代后简称“文庙”。

黄宗羲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明亡后，他隐居著述，治学严密平实，熟悉明朝历史掌故，对史学、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学，无不研精深思。撰述异常丰富，有《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顾炎武也是明末杰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家。明亡之后，他痛感士大夫民族气节丧尽，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以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志气。在学术上，他主张学以致用为本，反对空谈心性，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反对一切神怪无稽、剿袭佞谀之文。他学问渊博，对经史、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莫不穷究原委，著述也很丰富，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

陈宝琛的奏折，在宫中引起很大争议。许多人表示反对。皇帝亦不知如何是好。潘祖荫则力排众议，说古论今，旁征博引，用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说明了以黄、顾二儒从祀文庙的合理性和意义。他认为，第一，黄宗羲与顾炎武有阐发儒家经典，弘扬儒家道统之功，他们学问精纯，见解卓越，在历史、音韵、天文、地理等各个学术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因此，从学术的师承传授意义上应当以黄、顾二人从祀文庙。第二，黄宗羲、顾炎武痛斥宋明心性之学的空疏枝蔓，提倡务实致用的学风，他们所撰述的《日知录》、《肇域志》、《明夷待访录》等学术著作，同样也着眼于国计民生，政治得失，为后世治国理政者所取法与借鉴。因此，理应以黄、顾从祀文庙。第三，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在清朝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钦定国史儒林传》中，都得到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并为一些贤臣所推重。因此，以黄、顾二人从祀文庙顺乎人心。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以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的奏议最终未被批准施行。但这也表现了潘祖荫的广博学识，对学术发展的深刻见解和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潘祖荫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在不少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

他很喜欢书法。少年时代就已经精通楷书，写的楷书，为许多成年的文人叹服。他的祖父常引以为自豪。中年以后，又迷上了临摹《书谱》。他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写的张数，持之以恒，从不间断。有些书法珍品，流传于世，深受人们的喜爱。

他对金石文字亦有很浓厚的兴趣。自咸丰甲寅年(1854)，就开始收集大量的朝鲜碑刻及部分日本碑刻，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研究，辑为《海东金石录》二十四卷。

潘祖荫还十分爱好收藏金石文物，尤其醉心于彝器的收藏和研究。彝器是古代宗庙里常用的礼器。只要他听说有彝器出土，便解囊购之，不论花多少钱也不吝惜。有时为了收购这些东西，不惜倾其衣物。他所收藏的钟、四齐、史颂鼎、匽侯鼎、盂鼎、善夫克鼎，都是稀世之宝，并曾辑成《攀古楼金石款识》二卷。

除此而外，伴随潘祖荫一生的喜好，便是吟诗作文，他一生写过若干卷诗文，常以诗文赠友、会友。读过他的诗文，可深刻地感受到他文思敏捷、兼工诗词，辞采艳丽发越。他一生耽嗜汉学，所刻书目达近百种，为文化学术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由于潘祖荫聪明好学，刻苦勤奋，所以他的学识、文思、才艺在当时的清代大臣中是屈指可数的。他的这些超人之处，使他得益于一生。光绪皇帝曾赞谕道：“工部尚书潘祖荫学问渊通，才猷练达。”

潘祖荫生长于学风浓厚的仕宦之家，从17岁开始参加乡试到故去，他科考顺利，仕途通达。

道光二十六年(1846)，潘祖荫17岁，他以国子生参加了顺天乡试，挑取为謄。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其祖父潘世恩80寿辰时，皇帝赏赐祖荫为举人。两年后，他考取了国子监学正学。咸丰二年(1852)，23岁的潘祖荫在咸丰壬子科会试中获第9名，同年还取得了殿试一甲第3名的好成绩，授职翰林院编修。从此，潘祖荫踏上了仕途，开始了四十年的官宦生涯。

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十一年(1861)，潘祖荫先后任国史馆协修、侍读候补、实录馆编修、功臣馆纂修、会考同考官、咸安宫总裁、文渊阁校理、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等职。

在这段时间里，潘祖荫施展其出色的文才，尽忠尽职，多次受到朝廷的褒奖。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潘祖荫因捐赠军饷被皇上赏戴花翎。咸丰九年(1859)大考时，荣获二等，皇帝赐其文绮作为奖励。

咸丰十一年(1861)夏天，咸丰帝病死在热河，载淳继位，改年号为“同治”。这时潘祖荫32岁，任宗人府府丞。之后，他的职务不断变化、迁升。

在同治皇帝统治的13年中，潘祖荫历任光禄寺卿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山东乡试正考官、工部、礼部、吏部、户部左右侍郎以及武乡试副考官、武会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副考官等职。

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皇帝举行大婚时，由于潘祖荫工作勤恳，业绩突出，赏潘祖荫头品顶戴。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载淳病死。当天，年仅4岁的载湉被迎进宫中，正式继位，这就是光绪皇帝。

光绪元年(1875)三月，潘祖荫被授予大理寺卿。至八月，先后任礼部、刑部右侍郎。十月，任武乡试正考官。3年后，任武会试正考官。

光绪五年(1879)三月，潘祖荫升为工部尚书，次年调任刑部尚书，授军机大臣。后又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管理八旗官学大臣、顺天府府尹等职。

潘祖荫和他的同仁相比，可以说官运一直是比较畅通的。但也并不是时时得意。

同治八年八月，由于中试举人徐景春试卷文理不通，言词荒谬。时任顺天乡副考官的潘祖荫受到牵连，降职二级，调离使用。后又因户部的堂印丢失而革职留任。皇帝虽下旨赏其编修一职，但时隔不久，因报销银两问题，受到牵涉，再一次受到处分，以三品京堂候补。

当然，潘祖荫遭受的这点挫折，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在他漫漫的官宦生涯里，是微不足道的。

潘祖荫做官40载，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深受知遇。可以说是一生高官厚俸。但他生活得并不轻松，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的多事之秋。

道光二十年(1840)，英帝国主义挑起了鸦片战争，自此，中国开始遭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从一个独立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咸丰年间(1851)，洪秀全领导了金田起义，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这场运动长达25年之久。太平天国提出的“人人平等”的革命纲领，严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我国北方诸省又发生了捻军起义，极大的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再加上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潘祖荫自幼接受正统的封建忠孝教育，认为当官就应尽忠报国，爱民如子。因此，作为朝廷命官的他，面对国家的灾难、百姓的困苦，常常寝食难安，坐卧不宁。为了社稷的安危存亡，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他忠心耿耿，呕心沥血。为了解除百姓的苦难，他也是经常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标准来看，潘祖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好官，一个清官。

但是，清王朝的大势已去，任何人都无法挽救一个腐败透顶社会的没落，靠一君一臣的能力又岂能奏效。因此，潘祖荫虽竭尽全力辅佐皇上，希望兴利除敝，以达中兴之治，但终究没能挽救清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命运，最终还是抱憾而死。

潘祖荫为官几十年，始终关心清朝社稷的安危。他注意了解下情，洞察时弊，敢于直言进谏，经常上疏朝廷，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件和决策，及时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建议。

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而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八旗军、绿营兵却节节败退，咸丰皇帝为此又惊又气。与此同时，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武装力量。

咸丰十年(1860)三月，湖南举人、湘军的骨干人物左宗棠被人污陷，湖广总督官文上奏皇帝要求严厉惩办。咸丰皇帝不分是非曲直，下旨立即密查，如果发现左宗棠确有不法之事，就地正法。当时许多人都知道左宗棠是被冤枉的，但因惧怕而不敢言，心里急得油煎火燎。这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潘祖荫急奏皇上，力保左宗棠。他说，左宗棠的军队不仅在湖南屡建战功，同时还多次援救过江西、湖北、广西、贵州等省的军队，立下不少战功。这不仅因为左宗棠占据着有利的地势，更重要的是他指挥有方。如果杀掉左宗棠，湖南无人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将不堪设想。他见皇上仍犹豫不决，又连续两次上疏，再三恳请皇上，不要听信奸佞的谗言，为了大清江山，定要重用栋梁之材。后来肃顺等人也趁机进言，为左宗棠开脱，皇帝终于被说服，下令撤销此案。左宗棠避免了一场大祸。时隔不久，左宗棠便奉旨以四品京堂随曾国藩管理军务了。

不久，潘祖荫又根据战局的发展，向皇帝提出了加强四川军事防务的奏章。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咸丰帝已看到那些曾经为大清王朝开拓疆土的八旗军、绿营兵已无力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不得已重新使用古老形式———办团练。这种形式在最初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湘军，还一度成为清政府依靠的重要武装力量，战斗中曾多次获胜。但随着战局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不利。咸丰九年(1859)冬天，东南数省悉被太平天国占领。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又发动了强大攻势，一举摧毁清政府经营多年的江南大营，并乘胜前进，连取苏州、常州。面对这种国势颓衰的时局，潘祖荫提出了“救时八策”和“团练章程十二条”，简短精炼，切中时弊，给整日陷入焦虑之中的咸丰皇帝以很大的启发。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病死，同治帝登基。十月，朝廷举行文宗显皇帝郊配大礼，也就是为刚死去的皇帝举行祭奠仪式。大礼之后，同治皇帝回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惩治奸佞，整顿纲纪。此时，潘祖荫应诏陈言，便趁机提出了自己思虑已久的政治主张，即：“劝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通钱法。”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除通过科考得官以外，自古就有所谓的捐纳制度。即有钱便可买官做，小官则可以花钱买大官。清袭古制，凡有足够的钱，无论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买得官做。官既是花钱买来的，多数人一旦走马上任，便如狼似虎，捞本赚利，胡作非为，极大地加剧了清朝吏治的腐败。咸丰统治时期，整个官僚阶层腐朽堕落，寡廉鲜耻，大多苟安其位，以保身家利禄，极少有人顾及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死活。面对这种状况，一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潘祖荫更是如此，他对这种贪败之风深恶痛绝。他在“求人才”的政治主张中，大声疾呼，要巩固国家的统治，人才是第一位的。他说，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用人尤为重要。国家之大，何才没有!应该让朝廷大小诸臣，各抒己见，各举所知，广开言路，凡是学识超群者，皆应破格录用，而身在要位却不称职者坚决罢黜。他建议，今后所有上报的封奏，朝廷都应认真批发，有用的积极采纳，无用的立即退还。这样坚持下去，邪气就能受到抑制，正气就可得到伸张。

在朝廷中颓败贪戾之风日甚一日的情况下，军队内部也是腐败到了极点。人浮于事，结党营私，高级将领之间互相倾轧，使得营务废驰，军心涣散，甚至面对外来进犯，有些把持军事大权的人物却纵敌养寇，坐失良机。朝廷中许多人对此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潘祖荫却对这种局面怒不可遏，他怀忠愤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写出了一份份的奏章，历数那些权奸的罪状。他吁请朝廷下令：

铲除媚外辱国的广东督抚，把他的罪状昭示天下;

惩治清河失守的河督庚长及放弃抵抗的广德提督周天受;

严惩造成江苏、浙江失守的统兵大员张玉良、李定太以及临阵逃脱的军官张玉藻;

撤销各省的团练大臣，严厉治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盐运使金安清;

逮捕引起陕西失事的提督孔广顺、总兵闫丕敏等，起用多隆阿;

废黜放纵敌寇，肆意掠夺的淮扬镇总兵龚耀伦，而任用黄翼升;

罢免拥兵养寇的陕西布政使毛振寿以及纵兵殃民，骄蹇不法，贻误大局的陕西统兵大臣胜保;

严惩前江南提督曹秉忠及养交废务的直隶督臣文煜、按察使孙治。等等。

他说，当前国家时局混乱，如不诛灭这些祸患，民愤难平，士气难鼓。

潘祖荫的这些奏章，义正辞严，句句击中要害，字字刺入骨髓。对那些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坐失时机，玩忽职守的误国行为以巨大威摄。

在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北方地区爆发了捻军起义。捻军又称捻党或捻子，是清初以来长期活动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的民间秘密团体，主要成员是农民以及其他劳苦大众。他们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股，称作一捻，进行抗粮、抗差、打富济贫等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活动。当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安徽、河南时，捻党首领率军纷起响应，从此捻军有了联合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力量迅速扩大。它与南方的太平军遥相呼应，多次打败清军，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同治初年，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的捻军发展很快，活动非常频繁。因为朝廷封疆大吏，只顾自己管辖的地域，边界地段成了四不管之地，被捻军长期占领。他们成群结队出击，活动很没有规律。把外出活动叫做“装旗”，活动返归叫做“回哨”。来去随意，根本不把政府官兵放在眼里。清军对他们的行为亦佯装不见，甚至有人还投以迎送之举。邹县凤凰山一带的捻军，拥有数万人马，把持着山道路口，杀富济贫，打家劫掠。捻军起义活动，已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搅得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终日如坐针毡。

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打击捻军的活动，解除统治者的心头之患，潘祖荫疾书千言，上疏皇上，献计献策。他说，捻匪占据的地带，是东路的咽喉，中原的心腹，应速派精兵对其进行清剿。否则，不知还要消耗多少银饷，摧残多少士兵，又有多少人继续受到捻军的劫难。皇帝应该当机立断，在四省交界之地的徐州添设四界总兵一员，四界分巡兵备道一员。四省沿边的州县，均归他们管辖。军队驻轧在四省的中心地区，其所需要的费用由四省筹办，所需兵士由四省派出，也可以自行召募。一定要保证粮食充足，兵力强壮，这样就能成为扼守要冲的重镇，捻军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潘祖荫在奏折中，还揭露了原驻守在徐州一带的军事将领田在田。田在田胆小如鼠，贪生怕死，他的部队如散沙一盘。有一次捻军出击，田在田闻迅后，率部避道而逃。还有一次田在田的军队行至宿县，因居民防守严密，未能入城，他的士兵竟开枪攻城，踏毁了县官的坐轿，抢夺了守城将士的军械。田在田却对此不闻不问。他部队中的士兵多是徐州、宿县一带的人，许多人与捻军关系亲近，因此即便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由于田在田的牵制扰乱也只能是战而无功。潘祖荫摆了大量的事实，说服皇帝对田在田严查法办，对他的士兵重新挑选淘汰。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他提出了僧格林沁带兵有方，对捻军有一定的威胁，建议对其提拔重用。

同治四年(1865)五月，山东曹州一带捻军活动频繁，多次袭击清军，潘祖军就此又一次奏请朝廷，建议从上海运解火器，帮助镇压。

潘祖荫的奏疏，陈词慷慨，情绪激愤，言语恳切。他说，面对这种局面，臣实感焦虑。当今天下大乱，军队照此荒废下去，必将误国误民，凶多吉少。所以必须惩治权奸，以严肃军法军纪，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使全体官兵受到教育，引起警惕。

咸丰年间，财政匮乏，管理混乱，大小官吏不择手段地贪污中饱，假公济私，成为清王朝的重要积弊。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军费大增，钱粮入不敷出。管理财政的户部为挽救财政危机，使用手段，大量印发钞票，铸行大钱，又开设官号，招聘商人办理出纳，结果弄得物价哄抬，民不聊生，怨声四起。

潘祖荫在他“通钱法”的政治主张中，建议国家应该重新铸制钱，与大钱并用，大钱又不立即作废，每缗用7/10的制钱，3/10的大钱。一年以后，待大钱渐渐收尽再全部使用制钱。这样，货币就可以统一起来便于管理。然后再致力于解决物价过高的问题。

潘祖荫不避权贵，不徇私情，敢说敢为，无所忌讳。他弹劾许多文武要人罪状的奏疏，大多得以施行，由此以刚直无畏，声震朝廷。但也冒犯了不少人，甚至得罪了一些朋友和同乡。招致谗毁和离间。为此，曾有好几年，潘祖荫的职务没有得到升迁。但他心怀磊落，无愧无悔。

良好的家庭教养，使潘祖荫自幼养成了正直、谦和、善良的品质。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慷慨好施，乐于助人。作官以后，他时刻关心百姓的痛苦，注意了解民情，只要得知百姓有灾有难，都竭力相助。

由于内忧外患，清王朝的财政十分匮乏。为了解决财政不足的困难，清政府只得增加各地的赋额，而地方官府又把这沉重的包袱甩给了百姓。结果搞得民不聊生，整个社会更是千疮百孔。

潘祖荫为此曾屡屡上疏，要求朝廷顾及人民的利益，关心百姓的疾苦。

咸丰十一年(1867)，潘祖荫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提出了国家应尽快实行的时务四事：一是减免各省上缴的粮银，减轻地方负担;二是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使百姓的困苦得到缓解;三是严肃军队纪律，禁止军队搔扰百姓;四是增加乡试、会试中考的名额，多发现和启用有识之士。这些建议对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清政府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被朝廷重视和采纳。

宋元时期，朝廷把江苏一带定为国家纳税的主要地区。尤其苏州、太仓等地区赋税最重。此后，历代王朝也都依循此例，不管年景好坏照收不误，而各级官员也把向朝廷捐税作为自己加官进爵的资本。到了清代除交纳粮税而外，还要交纳兵税。繁重的税务压得百姓透不过气来。如再遇上水患、旱灾，百姓更是难以生存。尽管如此，官府催税的铜锣仍是声声不断。成千上万的百姓为了活命只好扶老携幼，背井离乡。

看到这种状况，潘祖荫忧心忡忡。同治二年(1863)四月，潘祖荫入宫面奏皇帝，请求尽快减少江苏一带的赋额，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说，值此乱世，只有拯救黎民，才能安抚人心，维护朝廷的统治。皇帝被潘祖荫的诚心所打动。终于颁布谕旨，减轻了江苏一带的各种税额。几百年的积弊，短时间得到解决，老百姓无不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浙江发生了特大水灾，庄稼全部淹没，成片的房屋倒塌，到处是汪洋一片。死伤的百姓不计其数，而更多的人仍在死亡线上挣扎，情景惨不忍睹。潘祖荫得知此状后，心急如焚，如同自己的亲人正在受煎熬。他匆匆入宫，急奏朝廷，要求火速救灾，解救百姓。皇帝命顺天府拨银各一万两，作为救抚之用。

次年六月，顺天府24个州县又发生特大水灾。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罕见。粮食颗粒未收，老百姓把野草树皮都吃光了。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用来充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到处是扶老携幼逃荒的难民，无人照应的老人以及瘦骨嶙峋寻找食物的孩子。这一年潘祖荫已经年入花甲，常年的忙碌奔波，使其身体相当虚弱。但当他想到成千上万的饥民正在等待着官府的救济，自己作为朝廷命官责任重大时，不顾年迈体衰，日夜奔走呼吁。对内他不断将灾情禀告给皇上，对外四处发函发电要求救急。他亲自偕同府尹陈彝筹措粮银、衣物，深入灾区发给难民。同时，还奏请朝廷允许他在受灾最重的地方添设粥棚，使那里的灾民能够就地取食，并请三、四品京堂到场亲自监放。

农历十月，已是深秋，冷风萧瑟，严冬即将来临。潘祖荫想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灾民生路将会更加窘迫，又连续多次上疏皇帝，恳请再多拨一些粮款，帮助百姓度过难关。后来他又在大兴县境内添设了两处粥棚，救助饥民。

灾民的痛苦，使潘祖荫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加上整日劳顿，致使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但是他躺在病榻上所关心的，所念叨的仍是救灾一事。甚至在他病故前三天，还书写奏章，恳求皇帝多拨银米，帮助灾民度过饥寒交迫的严冬。

潘祖荫去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亲笔写的灾情和救灾的奏折手稿多达数千件。

由于潘祖荫多方筹划，使顺天一带成百上千的灾民度过了难关。在重灾中，几乎无人因冻饿而死。

潘祖荫为人正直，性情豁达，又多才多艺，很受人们敬重。在吴县时，他就交了许多朋友，进京做官后，更是朋友遍地。有些朋友是仰慕他的为人和才学自己登府结拜的。潘祖荫对于他的朋友不论地位尊卑、家境贫富都是热忱相待。对一些生活不富裕的朋友，还常常解囊相助。曾经有一位朋友，生活中碰到了困难，恰逢当时潘祖荫生活拮据，但为了帮助这位朋友，他毫不犹豫地典当了自己的衣服。

潘祖荫十分孝顺，对长辈力尽孝道。父亲晚年时，他也是年过半百，却仍象孩子一般服侍于父亲膝下。

潘祖荫有一个弟弟叫潘祖年，为庶母所生，小潘祖荫40岁。潘祖荫并不因为小弟是庶母所生，而疏远他，歧视他。相反待他如同胞手足，时刻关心他，疼爱他。祖年对大哥亦是十分亲近。潘祖荫去世后，朝廷根据他在遗嘱中的请求，恩官祖年刑部郎中。

潘祖荫的夫人，是同乡候选太常寺博士汪楏的女儿。天资聪慧，贤淑备德。潘祖荫与她终身相守，相敬如宾，一生没娶过别的妻妾。

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三十日，天色异常昏暗，深秋的寒气笼罩着整个北京城，使人愈感悲凉寒冷。就在这一天，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潘祖荫因病离开了人世。

恶耗传来，朝廷内外一片震惊。

皇帝惊悉，立即加恩晋赠潘祖荫太子太傅，将其任内一切处分全部撤销。派贝勒载滢率侍卫10余人即日前往祭奠，并赏银2000两用于治丧。赐封谥号文勤。

朝中王公大臣，百官执事得此噩耗，皆叹息流涕。他们为潘祖荫提出的诸多救国利民之良策尚未来得及实施便匆忙离去而惋惜。

潘祖荫的朋友，听到祖荫病逝的消息，无不心如刀绞，他们都为从此失去一个良知益友扼腕痛哭。

京城内外的百姓闻讯后，更是悲痛万分，在连年受灾的情况下，许多人因为潘祖荫的救抚才幸免于死。潘祖荫去世的当天，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自动前往吊唁，痛哭之声震撼郊野。

这种一人逝去，万人悲恸的情景，表明了人民对这位忧国爱民的大臣的衷心拥戴。他死后，直隶府宝坻县士绅为其建造祠庙，纪念他救灾勤政的功绩，这也是人民给予他的殊荣。

吴景超

吴景超（1901年3月5日—1968年5月7日）中国社会学家。安徽徽州 (歙县) 人。1915年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3年赴美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1925年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从帕克、伯吉斯及托马斯主修社会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 讲授社会学原理及都市社会学。1931年回清华任教, 除教社会学原理和都市社会学外, 又添加犯罪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1935年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1947年回清华任教。主要著作有《都市社会学》(1929)、《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7)。

吴景超是我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学者。他将都市区域和都市的区域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不仅包括都市, 而且包括都市的附庸。他详细说明了都市和附庸的依存关系,同时认为,“发展中国的实业, 创造中国的都市, 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到都市中去寻生活, 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吴景超将国家划分为4种类型: 第1种国家, 人口密度颇高, 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占百分比比较低; 第2种, 人口密度低, 农业人口比例也低; 第3种, 人口密度低, 农业人口比例高; 第4种, 人口密度和农业人口比例都比较高。认为中国属于第4种类型。根据国家特点, 他认为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必须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 改良生产技术, 实行公平分配, 节制人口数量。

吴景超认为中国农民生计困难的原因是: 土地少、生产方法落后、交通不便、副业衰落以及盘剥严重。他认为要解决农村问题, 不能光从农村着手, 必须通盘考察全国的经济问题。他坚决反对城市是农村的死敌的观点, 力主发展城市, 进行工业化, 以救济乡村。

童书业

童书业（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历史学家。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章卷益。安徽枞阳人。6岁进家塾,13岁读完十三经及其塾书,为文史研究打下了基础。成人后除1925年至1926年间在上海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及1936年至1937年在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修一年外,再没有进过正规学校。1928年至1930年在南京财政部任“书记官”职。初次接触到五四时代的新书及“国故学”,开始谈到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学术著作,在顾颉刚著“古史辨”的启迪下,开始走上研究古史的道路。1930年至1934年失业在家,努力研究古史,于1933年写成《礼记考》、《虞书疏证》习作。1934年,投奔学画老师王季欢,在王指导下写出了第一篇论文《版本述》。这年夏,任浙江省立图书馆印刷所校对,同时到惠县女子中学代课。1935年担任顾颉刚研究助理,与顾合著古史论文及编春秋史讲义。1936年至1937年任禹贡学会编辑,主编《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抗战爆发后,赋闲家中。1939年至1940年任上海光华大学、上海民立美术专科学校讲师、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驻泸研究员、江苏东台文化中学校董。1942年任宜兴胥井念劬中学教员。翌年任常州惠朴中学教员。1945年任上海国立博物馆干事及历史部、总务部主任。1947年任上海无锡国立专修学校分校教授。1948年任光华大学教授。1949年8月到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副系主任。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社会发展史》、《美学》、《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古史》、《五四运动史》、《世界古代史》、《古代东方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他十分重视正确处理理论和史料、理论与考据的关系。认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马列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指南,考据是实现史论结合的第一步,对考据所得的正确结论再加以概括和提升是实现史论结合的第二步,反对“以论代史”。他是一位有多方面修养的史学家,享有声誉。生前曾被选为青岛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科委委员。主要著作有:《春秋史》(194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中国疆域沿革略》(同上)、《古代东方史纲要》(1955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中国瓷器史论丛》(与史学通合著,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唐宋绘画谈丛》(1962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主要论文有:《帝尧陶唐氏名号渊源》、《丹朱与欢兜》、《三皇考序》、《夏史考》、《有仍国考》,与顾颉刚合著的有《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鲧禹的传说》、《夏史三论》等。遗作有《春秋左传研究》、《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先秦七子研究》。

桓谭

桓谭（？—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相山)人,是两汉之际承先启后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家,代表作为《新论》。其父于汉成帝时为大乐令。桓谭17岁时以父任为奉车郎中。“好音律，善鼓琴”，一生“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诽毁俗儒”，故在仕途中多受诋毁和排挤。哀帝、平帝在位期间始终为郎中。时外戚董贤专政，闻其名，欲与交往，桓氏抢先上书董贤，对以辅国保身之术，董氏不能行，遂不与交。王莽在位时，天下之士多求媚，桓氏独自守，默然无言，为掌乐大夫。淮阳王刘玄时召拜为太中大夫。刘秀即位后，上书言事失旨，不为用，后被荐为议郎给事中。又上疏言治国之道，言辞颇激。又抨击光武帝的谶讳之议，刘秀悦，问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氏默然良久，对曰：“臣不读谶。”问其故，桓氏极言谶之非经。刘秀大怒，欲斩之，后贬为六安郡丞，卒于上任途中。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意。能文章，尤好古学”，自谓“余少时学，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其中《缪道》一篇未成，班固奉敕续成。还有赋、诔、书、奏等共二十六篇，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新论》之中。桓氏的人学思想亦首先确定人是“有生之最灵者”。他以五行之性解释人的性行，以为人抱天地之体，怀纯粹之精，貌动于木，言信于金，视明于火，听聪于水，思睿于土，极尽五行之用，动静遂与神通。人在耳目闻见，认识能力，性情好恶趋向，利害的去就等方面有共同的意向，但在材能、智略、判断力和行为等方面却存在着差别。他肯定金玉是贱，以人为宝，但对人性却无断言，只是说：“凡人性难极也，难知也;故其绝异者，常为世俗所遗失焉。”可见他只是承认人性有绝异者，但善恶如何却难以断定。总之，桓谭的思想，承扬雄之后，代表了一种理智思维的继续，是对前一时期以天人感应为主流的哲学思想的反动。桓谭所著《新论》，原书早已散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文，亦仅辑十六篇。近刊有黄霖和李力的校点本。

(1)论天人灾异 桓谭认为人应则天，而君王则应承天行化，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四达法四时。但是，对于灾异，桓谭并不怎样看重。他认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这是一种自然灾害，如果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在世，修德善政，省职慎行，则灾害就会转化为福祉。因此，他认为德义精诚乃是至善之关键。如果灾害来时，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不能因天戒而反省，则会使灾害泛滥。显然，天灾并不是因人才出现的。虽然它有诫告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其本身具有的，而不是响应人的行为的。作为人，只是应天之数，而不能感应天道之行事。并且，决定世间兴衰的只是人事。桓谭的这种天人之论，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之间的对应，但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已明显不同，主要之点是自然现象并不有意响应人事。

(2)论生死形神 形神关系与生死问题极有关联。桓谭认为，精神居于形体之中，好比点着蜡烛的火。如果没有蜡烛，火便不能独行于虚空。如果善于扶持，随火侧转之，只可使其燃至烛尽，不至于中途而灭。人到晚年，气尽而死，如光与烛俱至尽头。人既禀形体而生，犹如一支燃烧的蜡烛，到极处自然形神皆无，没有能力更新，即不能像蜡烛那样再增添油脂。人生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先天，如先天体格强壮，则寿可长，否则寿短，好像蜡烛有长有短。对那个时代的求神仙长寿的做法，桓氏的看法是，养性可能会使堕落的牙齿再生，白发变黑，肌颜光泽，好像使烛光侧转尽燃一样，但到寿尽时亦得死亡。他认为，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譬如四时之代谢，“如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所以，他断言圣人不学养性却老之术，不求成仙。形尽神灭，生死自然，这种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德语：Martin Heidegger，公元1889年9月26日—公元1976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德国默斯基尔希。在弗赖堡读完中学，此时已对存在问题发生兴趣。1909年入弗赖堡大学，起初学神学，后转学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913年获博士学位。1915年通过考试取得讲师资格。随胡塞尔在弗赖堡大学执教。1923年到马堡大学任哲学教授。1927年他的最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首次发表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8期上，被认为开辟了现象学的新方向，即开创了存在主义。1928年胡塞尔退休，他回弗赖堡大学继任哲学教授。1933年纳粹上台，弗赖大学校长以辞职表示对纳粹政策的抗议，海德格尔被选为校长，就职时发表亲纳粹的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1934年初辞去校长职务。1945年被占领军当局禁止授课，1951年恢复授课，1959年退休，从事著述，1976年去世。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形而上学是什么?》、《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论根据的本质》(1929)、《荷尔德林与诗歌的本质》(1937)、《论真理的本质》(1943)、《论人道主义》(1947)、《林中路》(1949)、《形而上学导言》(1953)、《什么是思想?》(1954)、《讲演与论文集》(1954)、《哲学—这是什么》(1956)、《同一与差异》(1957)、《尼采》(1961—1962)、《工艺与转向》(1962)、《走向思的事业》(1969)、《现象学和神学》(1970)、《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75)等。

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是对“在”的研究，他把关于此在存在的本体论分析称为基本本体论，即他的存在哲学。他认为，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整个西方哲学本体论就没有真正弄懂过“在”，他们所研究的存在，都不是“在”，而是“在者”，从而导致“在的遗忘”。他的任务就是弄清楚这个“在”的意义。揭示这个“在”的意义，必须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人的存在的最初规定性就是“在”，即他在取得任何规定性之前必定“在”。因此，理解人的存在对理解“在”的意义，有一种优先地位。海德格尔主张从人的存在入手研究哲学。他所理解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具体的、原初的在世活动及其方式，以及对这些活动和方式的体验。他认为，“在”的意义就是人的“此在”的在“此”，就是“在世”。所谓“在世”，就是在世界中。人在世界中的活动并不是认知活动，主要是带着直接意识即情绪体验等形式的与人和物的交往活动。人的存在中，对“沉沦”、“烦忧”、“死亡”这些情绪的体验，是最能显露其存在本身的意义的状态。沉沦使人悟彻自己的处境，烦忧使人觉察自身的自由和责任，死亡使人返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领悟“在”的含义。海德格尔后期注意研究语言问题的研究，以求打开通向思索存在的“在”本身的道路。其哲学开始由存在主义转向哲学解释学。他的解释学是以本体论的立场和方法，对存在的意义作进一步的寻求和理解。他认为，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由此在的情绪去揭示，而且在于在此在的情绪基础上，此在本身的主动的活动。理解或解释说明此在总是生活在可能性中。此在的存在就是可能的存在。由于理解使此在或人的存在已经先行到可能性之中去了，因此，此在才是争取可能存在的自由存在。他认为，对日常事物和科学的理解，都建立在对人的可能存在的存在方式的最根本理解之上。海德格尔坚持一种循环解释结构：对某物一个方面的理解，以对该物的整体理解为前提，而对该物整体的理解，以对该物的某一方面的理解为前提。因此，存在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我们对存在问题的某一方面(如此在的存在)正有一种先行的理解。虽然此种理解还未上升到概念认识或清晰理解的程度，但这种理解更接近存在的真实。他晚年哲学注意力的转移，是由于他看到，现代科技发展有使人日渐陷入物化而丧失其自身的危险。但他的根本哲学立场并未改变。

郑板桥

郑板桥(公元1693—1765年)，名燮，字克柔，号板桥，因排行第一，自称郑大。在书画上常题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晚年署作板桥老人。江苏兴化人。在“扬州八怪”中，郑板桥是最突出的一个。

郑板桥的父亲是一个私塾先生。四岁丧母，由乳母费氏抚育。自幼颖悟过人，勤读诗书。康熙末年成秀才，雍正十三年，他三十九岁时中举人，乾隆元年四十四岁中进士。乾隆七年五十岁任山东范县知县，后又调任潍县知县。他自己表白，作官是想“得志加泽于民”。他在范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叫来泥水匠在面临大街的县衙墙壁上开了十几个孔，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问他，他才说：县衙里充满了贪婪疚戾，乌烟瘴气，恶浊难堪，所以开几个孔出出闷气。乾隆十一年他调任山东潍县知县时，山东连年灾荒，潍县饿死了很多人，发生了“人相食”的现象。他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招集远近灾民修筑城池，责成当地富家大户拿出粮食，开设粥厂，救济灾民。对于那些屯积粮食的投机商，则全部予以查封，令其平粜。最后，连官仓中的粮食也拿出来“赈贷”。在动用官仓中粮食时，曾有人劝他必须先向上司呈报请示，他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咸丰元年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他在当县令期间，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认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郑板桥集·家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他经常穿着布衣，去到乡村田间关心农事，倾听农民的呼声，较多地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生活。他所写的《悍吏》、《私刑恶》、《姑恶》、《逃荒行》、《还家行》等著名诗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贪官污吏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榨取、穷凶极恶的迫害，以及自然灾害给当时农民带来的破产状况。他画了一幅送给山东巡抚包括的《风竹图》上题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通过风吹萧萧的竹叶声，联想到民间的疾苦声，表现出画家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同情。

由于郑板桥在任上采取了一些救民疾苦的施政措施，引起土豪劣绅的不满，他们便串通一气，诬告其借救灾之机贪污舞弊。板桥遭到此种境遇，愤而辞职。岂料他的上司批下来竟是撤他的职，终于在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春，六十一岁时罢官而去。离开潍县这一天，郑板桥只用驴子三头，其一自乘，垫以铺陈;其一小童骑以前导;其一驮了二书夹板和一张阮弦。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对于那些诬告者，是一个绝妙的回答。

板桥罢官后，于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回到扬州，重新过着他那“二十年前旧板桥”的卖画生涯。“惟不与有钱人面作计”，“豪贵家虽踵门请迄，寸笺尺幅，未易得也。”自此以后，他与当时著名文人卢见曾、袁枚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金农、李、李方膺、黄慎、罗聘等人，经常在一起写诗作画，并偶尔出游，进入了他的诗、书、画创作的成熟期。政治上的失败以及所产生的思想情绪，无不通过诗书画流露出来，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出来的。

郑板桥多以兰、竹、石、松、菊、梅等为描绘对象，而尤以水墨兰竹最杰出。他画兰竹，强调以“造物为师”。在他青年时代，读书于真州(今仪征)毛家桥时，就喜欢“日在林中闲步”，迷恋于“风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的秀丽景色。他在自己家门口种了许多竹子，夏天，在竹林中放一张小床，卧看新篁初放，体会绿荫照人的凉适之感;秋冬之际，用竹竿做成窗棂，糊上匀薄洁白的纸，于风和日暖时，仔细观察映在窗纸上一片竹影零乱的天然图画。他爱竹成癖，风雨时倾听它的声音，日中月中观看它的影子，诗中酒中对它抒发感情，闲中闷中以它作为伴侣。他自己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郑板桥集·题画》)由于他熟悉、了解不同季节、时辰竹的生长规律和各种形态，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发现与捕捉到竹子千姿百态的美的形象，为其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深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他画竹时，能够“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如何从生活中的竹子变成艺术中的竹子，他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板桥集·题画》)从自然之竹——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形象地说明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及艺术创作的全过程。这一比实际生活更高更美的艺术形象，寄托着画家的思想感情，已经是人格化的竹子了。从他现存的许多作品看，不论是翠烟如织的新竹，褐色斑斑的老竹，清新映日的晴竹，滴沥潇湘的雨竹，还是亭亭玉立的水乡之竹，傲然坚劲的山野之竹，莫不赋予它们以性格和生命。笔墨挺劲秀逸，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章法上，多而不乱，少而不疏，往往“以少许许，胜多许许”，虽“一两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叶”，却“竹中有竹，竹外有竹”，具有“渭川千亩”的艺术境界。

郑板桥曾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其实，他还是有师承的。他曾努力学习宋元以来苏轼、文同、吴镇、徐渭、石涛、八大等人的绘画，但不是师其“迹象”，而是师其意。主张“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所谓“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他的画在师古人与师造化的基础上独创一格，形成萧散、坚实、豪迈、爽朗的艺术风格。郑板桥的书法也极有名，其字体来自汉代隶体的八分书，杂用篆、草、行、楷，间以画法行之，自称“六分半书”;他的诗真挚坦率，为性灵之作;他的篆刻，“笔力古朴，接近文(彭)何(震)”。在他的创作中，把画与诗文、书法和印章结合得很巧妙，发挥了中国文人画的特色。郑板桥的著作有《郑板桥集》传世。国内外许多博物馆(院)都收藏有他的书画精品。

霍布斯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生于英国南部的维斯堡镇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4岁进教会小学，后又转入私立学校。1603年入牛津大学麦克多伦学院学文科，1608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留校教授逻辑学。一年后被卡文迪什男爵聘为家庭教师。1610年陪他的学生出游欧洲大陆的法、德、意等国。回国后成为他的学生的秘书。他的学生不久承袭伯爵名号。1621年至1625年间给弗兰西斯·培根当过秘书，受到培根哲学思想的薰陶。1629年伯爵死后，离开卡文迪什家族，受聘作克林顿家族的家庭教师，同年陪同少年克林顿赴大陆访问，第二次大陆之行使他转向科学和哲学。1631年回到卡文迪什家，为新伯爵当教师。1634—1637年陪同他的学生周游欧洲大陆，结识笛卡尔、伽桑狄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他还于1636年专门去意大利拜访了伽利略。1637年回到英国。1640年为逃避内战，前往法国。在巴黎与已定居荷兰的笛卡尔展开哲学论战，并与伽桑狄结为好友。1642年《论公民》匿名在荷兰出版，名声鹊起。1646年被荐为流亡巴黎的查理二世的数学教师，一年后因病离开。1647年《论公民》加了前言，以《公民哲学要旨》在荷兰再版。1651年返回英国，此时英国正值克伦威尔统治时期，同年《利维坦》问世。1654年《论物体》完稿，第二年在伦敦出版。1658年《论人》出版。他认为，前者是他的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分，后者是他的体系的第二部分，至此他的哲学体系已构筑完成。1660年王政复辟，查理二世给了霍布斯自由出入宫廷的权利。但由于他的无神论思想及学术上的论敌的攻击，国王剥夺了他的出版自由。晚年翻译了荷马史诗。在国外的声望日隆。1679年病逝，享年92岁。终生未婚。

霍布斯认为，哲学的对象是物体。因为物体分成两类，所以哲学也分成两部分：自然哲学以自然物体为对象;公民哲学以人造物体即国家为对象。哲学是推理的知识，哲学的方法是分析和综合。

在自然哲学方面，霍布斯认为“宇宙是物体的总和”，而“物体是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东西”，是“在我们之外”的客观独立存在，物质不依人的意志而产生或消灭、增加或减少。物体有两类“偶性”，一是物体的根本属性“广延”，即占有空间的形体。二是色、静、动、硬等偶性，它们只为一部分物体所具有。因此，不占有空间的“无形体的实体”，如上帝、灵魂等，是不存在的，应该把它们排除在哲学之外。他认为，物体状态只有靠外物作用才能改变，自己不能改变。所谓物体的运动，就是不断的位置更替。一切活动都是组合或分解、增加或减少，没有质的发展。他认为事物的“一切变化都在于运动”，而一些物体的特殊偶性如色、味的存在，也是由于这些物体里物质的若干种运动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也不过是运动。它否定这些性质的客观存在，把它们只看成是主观的显现。他用运动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甚至认为人是钟表一样的机器，生命就是肢体的运动。

在认识论方面，霍布斯认为，一切认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感觉是作为感觉对象的事物作用于感观引起的，因此他否定天赋观念说。他认为，感觉只告诉人们对象是什么，而要知道对象产生的原因，则必须依靠理性的推理。但他把概念只看成“名称”、“符号”。而他所理解的推理，又只是概念的组合、分解或加与减。例如他说，人是“物体”、“活的”、“理性的”几个观念的相加。在霍布斯的认识论中，也存在着唯理论的成分。例如他认为只有通过推理获得的才是普遍的、永恒的、不变的真理。

在公民哲学上，他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国家和君主是由于契约而产生的。他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人就象狼一样。为了保障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人们便把自己的所有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社会。这个根据契约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就是公正的裁判者，可以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他说，“如此联合在一个人格里的人群就叫做‘国家’”，担当这个人格的人，就叫“元首”，其他的人都是他的“臣民”，而由于“缔约”双方是臣民与臣民，“元首”不是“缔约人”，所以他没有“违约”的问题。臣民对他的一切行为，都只能认可不得反对，也不可重新把权力授于他人。可见，霍布斯的国家学说，是在鼓吹“君主专制”的理论，其目的是镇压人民，只不过他代表的已不是封建贵族，而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愿望。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北洋军阀直系著名的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生于1874年4月22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他的父亲在县城里开设杂货店，是个小商人。他六岁入私塾读书，十四岁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学兵，兵事余暇仍继续读书。二十二岁时(1896年)考取秀才。次年因得罪了当地一个豪绅，被革去秀才，并遭到通缉。他遂逃到北京，以摆卦摊算命谋生。

1898年，吴佩孚到天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当兵，被派在一个姓沈的管带手下当戈什哈(即勤务兵)，传送文书，为文案郭绪栋所器重，当年被选拔入开平武备学堂肄业。1899年聂军改称武卫前军。次年夏八国联军入侵，开平武备学堂停办，吴回武卫前军，担任后路炮队队官，驻防北塘。10月随军赴马兰峪驻扎。1901年2月，武卫前军中、后两路裁并减员，吴被裁减。次年9月改投直隶总督袁世凯，被批准入保定武师范学堂，后转入测绘学堂，1904年1月毕业。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北洋督练公所与日本军队在烟台秘密合组侦探队，吴佩孚被选为队员。他和冈野增次郎(日本人)等扮成肩挑小贩，赴东北各地刺探俄军情报，因“功”以帮统记名。日俄战后，他奉调回保定，拨归北洋陆军第三镇差遣。1905年10月担任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次年升为第一营管带，1907年随第三镇至吉林长春驻防。当时，第三镇统制曹锟对吴很器重，1908年调吴担任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镇奉调入关。炮兵第三标在娘子关哗变，原任标统撤职，吴遂受曹锟提拔，继任第三标标统。

1912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镇改称师，标改称团。吴佩孚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驻扎南苑。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于1914年4月以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吴佩孚改任师部副官长，随军南下，1915年晋升为第六旅旅长。随后，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运动兴起，第三师于1916年初奉命入四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吴率第六旅先至綦江，2月下旬与护国军战于纳溪，因攻占纳溪有“功”，袁世凯于3月7日申令授吴为陆军中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帝制，袁世凯的皇冠迅速落地，并于6月6日因忧愤成疾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第三师奉命撤回保定。1917年7月，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充当“讨逆军”西路先锋，由保定进攻北京，与张勋所部“辫子军”战于天坛。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下台，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首领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总揽北洋政府大权。由于段拒绝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对抗。段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佩孚随军驻汉口，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这时，冯国璋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主张与西南军阀议和，不肯公开下讨伐令。在直、皖两系的矛盾中，曹锟和吴佩孚都属于直系，附和冯国璋。

1918年春，护法湘军攻克岳阳。由于皖系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冯国璋不得不下令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指挥，反攻湖南。当时，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混成旅，由鄂入湘，连陷岳阳、长沙等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他满以为凭“战功”可以得到湖南督军的职位，没想到这个据有地盘的实职竟然落到皖系张敬尧手里；他只赢得“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空衔，因此十分气愤。这件事是他以后反段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他攻占衡阳后，即按兵不动，并于耒阳公平墟与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所派代表商洽停战。段祺瑞屡次急电饬令进攻两广，他均置若罔闻，不予理睬。8月21日，更公开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而主张南北议和。为了哗众取宠，他还大唱“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地盘”的高调，并以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来标榜自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火迸发出来，段祺瑞控制下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吴佩孚乘机接连发出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支持”学生运动，摆出一副“爱国军人”的姿态，颇博得一般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代表在衡阳秘密签订《救国同盟草约》，结成反段的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的首领地位。

1920年5月，吴佩孚得到西南军阀供给的军饷六十万元，自衡阳领兵北撤，抵汉口时，赋诗言志，斥皖系为“妖孽乱京畿”，自己是要“摧狂虏”，“扬国威”，并且是“不问个人瘦，为期天下肥”的大人物，还令军士沿途唱他自编的“满江红”军歌。随后，他把军队布置在京汉铁路保定至郑州一段沿线，即通电攻击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亲日卖国，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其首领徐树铮，对段进行直接挑战。由于皖系的卖国政策丧尽人心，人们对吴的反段寄予很大的期望，甚至把他视为“革命将军”。7月，段强迫总统徐世昌下令免曹、吴职。吴即挥兵逼近北京，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系军队于涿县和杨村一带，一举推翻了段祺瑞控制的亲日派政权。同日本敌对的英、美大喜过望，看中吴是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在报纸上对他大捧特捧，誉之为“强者”、“英雄”、“中国模范之统将”。此后，北京政府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8月，吴通电发起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企图利用“国民大会”这种形式驱逐皖系扶植的总统徐世昌，另外组织一个合乎他胃口的政府。但他的计划遭到张作霖反对，未能实现。9月，曹锟升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为直鲁豫巡阅副使，驻洛阳“练兵”。

1921年7月，吴佩孚以援助湖北督军王占元抵抗湘军为名，派萧耀南进兵湖北，镇压了湖北自治军，并把湘军赶回湖南，夺得了王占元的地盘。8月，吴升任两湖巡阅使，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完全暴露了吴“不做督军”的伪善嘴脸。

吴佩孚权势的增长，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这就激化了他和受日本扶持的张作霖之间的矛盾。1921年底，张作霖支持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企图压制直系势力。次年1月，吴率领直系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卖国媚外，向奉系回击。双方通电互相攻击达三月之久，至4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吴率领直军在马厂、固安和长辛店等地击败奉军，张作霖退到关外。

自战胜奉系以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政治野心大为膨胀。当时，一帮政客倡议“恢复法统”，即恢复民国初年的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任总统。吴鉴于“恢复法统”既可使南方护法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因为南方政府是借护法成立的)，又可赶走徐世昌，因此立刻接受了这个主张。黎元洪于1922年6月复任总统。吴曾企图通过黎元洪和王宠惠内阁实现他“统一”中国的计划，而曹锟则急于取代黎元洪当总统，从而直系内部发生了“保(定)”“洛(阳)”的分化，使吴利用黎元洪的计划落空。于是吴进一步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狂妄地表示要“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他一心步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后尘，追求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吴升任直鲁豫巡阅使。曹、吴之间虽有权力之争，但始终没有决裂。当时，吴的巡阅使署所在地洛阳，实际上成为北方政治、军事的中心。巡阅使署机构庞大，除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际、副官八大处的办事人员外，谘议厅拥虚位而列名顾问、谘议、差遣者有千余名。政务处为公署的重心，吴的心腹白坚武担任处长。各省都有代表常驻洛阳。英、美帝国主义又对他大力扶植：美国运给军火价值三百多万元，英国给他贷款，英人莫立斯(H.E.Mooris)和格林(O.M.Green)做他的政治顾问。此外，还有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在此期间，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总长、次长以及英、美、日本等国军政要人肩负着秘密的或公开的使命，络绎不绝地奔走于中州道上。1923年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显要人物至洛阳祝寿者达六七百人。当时康有为想拉拢他支持清室复辟，也献上手撰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这时吴佩孚的直属部队有五师一混成旅，他自兼第三师师长驻洛阳，第八师王汝勤驻宜昌，第十四师靳云鄂驻郑州和信阳，第二十师阎治堂驻潼关，第二十四师杨清臣驻开封，第二十六混成旅田维勤在河南，另外还有若干独立团，总计兵力十余万人，控制着河南、湖北、直隶和陕西等省地盘。他一面积极准备对付要向他复仇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广东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北伐政策，指挥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攻掠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等地。

吴佩孚的军饷每月约八十万元，其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靠截留京汉铁路的收入，京汉铁路又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军事交通线。为了利用和欺骗工人，他曾发表过“保护劳工”的主张。但是，当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时，他指使军警进行破坏，下令不准开会。为反抗他的专横统治，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他就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然命令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杀死四十多人，造成著名的“二七”惨案。他对工人的野蛮屠杀、赤裸裸的“武力统一”政策以及支持曹锟贿选总统，这一切使全国人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从此他迅速地走向失败。

1924年9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指挥奉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应曹锟的急电，由洛阳到达北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直系军队十余万，派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别担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三路迎击奉军。吴亲到山海关督战。正当两军激战时，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带兵由热河前线回到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成立“国民军”，反戈讨吴。吴前后受敌，大败而逃。他由大沽口乘船南下，溯长江到达武汉，企图依靠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组织“护宪军政府”，但未能得逞，即回洛阳。不久，国民军胡景翼部攻入河南，镇嵩军憨玉琨部也由潼关东进。吴在洛阳不能立足，退往信阳，准备入鄂。这时鄂督萧耀南为形势所迫，对他婉言拒绝，并请他通电下野。吴被迫退入鄂、豫边界的鸡公山，其残部约四万人多被胡景翼缴械或收编。当胡景翼军逼近鸡公山时，吴只得表示愿意下野，并于1925年春经过武汉，乘“决川”号军舰逃到岳州，托庇于湖南军阀赵恒惕。这时，赵正高唱“联省自治”，通电保护吴，并赠给养。

吴佩孚在岳州暗中联络旧部，伺机再起。1925年10月，孙传芳在江苏发动反对奉系的战争，并通电拥吴出山。吴即乘机到武汉，通电自称受十四省区将领推举，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设总部于汉口东北之查家墩，任命张其锽为秘书长，蒋方震为总参谋长，派张联陞、寇英杰、陈嘉谟分任一、二、三路司令，攻入河南省。11月13日，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国民军和奉系军队分别沿京汉、津浦铁路南下。但不久奉系和国民军的矛盾尖锐化，张作霖派人联络吴以打击国民军。吴对国民军本来十分仇视，遂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而与奉军勾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3月，吴击败国民军岳维峻部，占领河南省。又沿京汉路北进，先后占领石家庄、保定。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联，将国民军交其部下张之江、鹿钟麟接管。张、鹿致电吴，请求停战议和。吴回电要张、鹿将部队交出。4月，直鲁联军及奉军围攻北京，鹿钟麟发现段祺瑞与奉军勾结，遂将段赶下台。段逃往天津。鹿释放曹锟，并再次致电吴，请入京磋商大计。吴坚持原来要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的条件，张、鹿被迫率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吴支持王怀庆于5月8日入京，就任卫戍司令，颜惠庆组织内阁。5月27日，吴由汉口北上，30日抵石家庄，会晤山西军阀阎锡山。6月3日，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攻击国民军。稍后，又派张其镶、张志潭为代表与张作霖的代表郑谦在天津开预备会，双方议定“军事合作到底”。但奉方对颜惠庆内阁有保留。6月28日，吴和张作霖在北京会谈，经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动，双方表面上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宣布“合作讨赤”，继续对国民军作战，而暗中却仍激烈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

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直军攻击南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开始，吴低估了北伐军的力量，仅派李济臣等督率杂牌军入湘，援助叶开鑫等。北伐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将敌军击溃，席卷湖南，直指武汉。这时，吴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才极为恐慌，一面严令李济臣等收集残兵两万多人坚守汀泗桥等要隘，一面让齐燮元代理总司令，留守长辛店。自己则率领刘玉春等主力军由京汉路仓皇南下增援，1926年8月27日到湖北咸宁，亲至汀泗桥督战，以“大刀队”分八路监视直军，据险顽抗，斩退缩不前之旅、团、营长九人，下令退却者杀无赦。他原想守住汀泗桥，等待孙传芳的援军，以便向北伐军反扑。但是，北伐军以勇猛的攻击迅速夺取了汀泗桥要隘。吴退贺胜桥，扼险以守，革命军又来猛攻。他亲临督战，手刃后退官兵多人，可是仍阻止不住士兵溃逃。9月1日，他自己也狼狈败退到汉口查家墩。但仍命令刘玉春等收拾败兵，坚守武汉，负隅顽抗。不久，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他经信阳败逃郑州，企图组织援军反攻，也未能得逞。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俘虏刘玉春等两万多人。至此，吴的主力被北伐军打垮。

1927年初，北伐军攻入河南，吴佩孚的残兵败将望风溃逃，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暗中向北伐军输诚，齐燮元以亲奉嫌疑离去。奉军以“援吴讨赤”为名，沿京汉路节节南下，妄图趁火打劫，夺取河南。吴众叛亲离，又处南北夹击之中，遂于5月13日偕其妻张佩兰等由巩县南逃。经南阳、兴山、巴东，抵达四川白帝城。先后托庇于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流寓于大竹、绥定等地。这时，他身边只有卫队千余人，仍然打着“孚威上将吴”的大旗，维持着“大帅行辕”的空架子，并不时与新旧军阀暗中勾结，伺机而动。但表面上他不得不通电全国，声明“入川游历，不问政治”。1930年，当新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激战之际，吴企图乘机出川，自绥定起程至麻柳场，拟赴万县东下，为万县驻军王陵基部所阻，遂折回宣汉。次年7月至成都，与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会晤。这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拟聘请吴为高等顾问，借以笼络北洋势力，并派军舰入川迎接。但吴对蒋介石存有戒心，不愿乘船东下，而以应蒋电召为名，率领卫队取道松潘北上，经过兰州、包头，于1932年1月底到达北平。

当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吴佩孚想趁全国动荡之际，借“抗日”旗号纠集北洋直系势力东山再起；但是，由于受到蒋介石的压力，未能得逞。当时，张学良正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月给他“补助费”数千元。国民党政府曾聘他为洛阳“国难会议”会员，他没有应召赴会，而一直住在北平什锦花园公馆里做自己的“大帅”。当伪满洲国出现时，他曾以个人名义通电声讨溥仪。

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并企图把吴佩孚抬出来做傀儡。吴怫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长，他亦严词拒之。当年底，以王克敏为首的一群汉奸在北平组成伪华北临时政府，吴的旧部齐燮元担任伪京津卫戍司令。伪临时政府于1938年1月给吴“特高顾问”的空头衔，月送“车马费”数千元。6月，日本侵略者决定把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等极力拉吴下水，吴故意向他提出请日本从中国撤兵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要求，他也就拒不接受土肥原的策动，表现了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

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馆。

韦斯特曼

威廉·林恩·韦斯特曼（WilliamLinnWestermann，1873年9月15日－1954年10月4日）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和纸莎草学家，1944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他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经济专家。

韦斯特曼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贝尔维尔，曾就读于内布拉斯加大学和柏林大学。1902年至1906年，他在密苏里大学任教，然后前往明尼苏达大学。1908年，韦斯特曼加入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在威斯康星州度过了12年的学术生涯，并于1920年转到康奈尔大学。1923年3月5日，他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古代史教授。[2]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期间，韦斯特曼获得了大量知识。该机构收集的埃及纸莎草纸。1948年退休，成为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客座教授。

韦斯特曼被任命为美国和平谈判委员会成员，并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就希腊和土耳其事件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供建议。1922年至1933年，他是罗马董事会美国学院的成员。[1]1944年，他被选为美国哲学会会员。

韦斯特曼是威廉和莎朗·廷代尔的后裔，于1954年10月4日在纽约怀特普莱恩斯的怀特普莱恩斯医院去世。他的妻子阿夫丽娜·戴维斯·韦斯特曼(AvrinaDaviesWestermann)于1912年6月15日结婚，于1960年12月21日去世。他们有一个儿子，埃文·戴维斯·韦斯特曼(EvanDaviesWestermann)（1914-1991），就读于斯卡斯代尔公立学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为新学院工作约克商务部。他于1942年8月4日与弗吉尼亚·伍德沃斯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比昂松

比昂斯滕·比昂松（Bjørnstjerne Martinus Bjørnson，1832年12月8日—1910年4月26日），挪威剧作家、小说家。1832年12月8日生于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1852年入皇家弗里德里克大学学习。1855年任克里斯蒂安尼亚《每日晨报》文学戏剧评论员。1859年任《晚报》助理编辑。1866至1871年任《诺斯克福报》编辑。1857年接替易卜生任卑尔根国家剧院编导。1865至1867年主持克里斯蒂安尼亚剧院。1870至1872年另行创办剧院。
比昂松少年时期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在大学时代他开始写作抒情诗，讴歌挪威的壮丽河山，抒发他的爱国热忱，其中《是的，我们永远爱这片国土》一诗成为挪威国歌的歌词。比昂松也写小说。他早期的被称为“乡村故事”的一组中篇小说《辛诺夫·苏巴金》(1857)、《阿尔纳》(1858)、《一个幸福的孩子》(1860)和《渔家女》(1868)等，主题都是有才能的男女主人公历尽艰难险阻，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达到大团圆的结局。比昂松早期的剧本大多继承了民间创作的优秀传统，如《战役之间》(1857)、《国王斯凡勒》(1861)、《西格尔特恶王》(1862)、《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斯图阿特》(1863)等历史剧，吸取了挪威的民间传说，创造了古代挪威民族英雄的形象。
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运动的高潮，比昂松愈来愈关心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创作了许多反映当代问题的社会剧，对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贪婪加以揭发和抨击。其中最著名的是《破产》(1875)和《挑战的手套》(1883)。他的比较重要的社会剧还有《编辑》、《人力难及》(1883)及其续篇(1895)、《保尔·格兰与托拉·巴尔斯别尔格》(1898)等。此外，比昂松还写有两部长篇小说:《海港街道上的孩子》(1884)及《照上帝的旨意办事》(1889)。
比昂松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在戏剧创作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与易卜生、谢朗和李4人被称为19世纪挪威文坛四杰。
1832年12月8日 比昂松生于挪威农村的一个牧师家庭。
1838年 随家迁居洛斯达林列塞特。
1850年 到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
1852年 入皇家弗里德里克大学。
1855年 任克里斯蒂安尼亚《每日晨报》的文学戏剧评论员。
1857年 接替易卜生，任卑尔根国家剧院的编导。
　　　发表中篇小说《辛诺夫·苏巴金》。完成剧本 《战役之间》。
1859年 任《晚报》助理编辑。
　　　发表中篇小说《阿尔纳》。
1860年 发表中篇小说《一个快乐的孩子》。
1861年 完成剧本《国王斯凡勒》。
1862年 完成剧本《西格尔特恶王》。
1863年 完成剧本《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阿特》。
1865年 完成剧本《新婚夫妇》。
1865年—1867年 主持克里斯蒂安尼亚剧院。
1866年—1871年 任《诺斯克福报》编辑。
1868年 发表中篇小说《渔家女》。
1870年—1872年 另行创办剧院。
1875年 完成剧本《破产》和《编辑》。
1877年 完成剧本《国王》。
1879年 完成剧本《黎昂娜达》、《新制度》。
1883年 完成剧本《人力难及》和《挑战的手套》。
1901年 完成剧本《拉鲍雷莫斯》。
1903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1904年 完成剧本《德兰农场》。
1909年 完成剧本《葡萄园开花的时候》。
1910年4月26日 在巴黎逝世。

克里斯蒂•布朗

克里斯蒂•布朗（ Christy Brown 1932年6月5日- 1981年9月7日） 爱尔兰作家、画家和诗人。生于都柏林，是一位泥瓦匠的二十二个子女之一，他患先天性大脑瘫痪，无法控制语言和肢体行动，只有左脚能自如运用。他的母亲始终支持他，教会了他用左脚写字。之后他还学会了用左脚作画，甚至打字。1954年他出版了自传《我的左脚》。1981年去世。几年后，根据《我的左脚》改编的，由著名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主演的电影上映，并在1990年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等提名。 除了《我的左脚》，克里斯蒂•布朗还曾出版自传体小说《生不逢时》，小说《前程远大》《夏日阴影》，以及诗歌集等。除了在文学上颇有建树，布朗的画作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因为蕴含着人生最宝贵的三大品质——爱、勇气和毅力，问世半个多世纪的《我的左脚》，像《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爱的教育》一样，已成为感动并鼓舞着世界上千千万万与命运抗争的人的励志经典。

茅坤

茅坤(1512—1601)，明文学家,唐宋派代表之一。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湖州)花林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青阳、丹徒知县。因救灾有功，升礼部主事，又改任吏部稽勋司，后贬为广平通判。又屡迁广西兵备佥事。

茅坤喜谈兵，善计谋，熟悉军事，曾协助总督应槚镇压徭民起义，连破十七寨，功升大名兵备副使。总督杨博赞赏其才，特荐于朝，而茅坤被忌者中伤，免官归家，家居50余年。嘉靖末，倭寇屡犯两浙，茅坤应胡宗宪请为幕僚，共商兵机。后将胡宗宪诱杀寇首徐海经历编述为《徐海本末》1卷。因家人横行乡里，为巡抚庞尚鹏所劾，削籍归家，专事著述。卒年九十，葬武康(今德清县武康镇)鸡笼山。

茅坤擅长古文，刻意模仿司马迁和唐宋八大家。针对当时前后七子之所谓“文必秦汉”的拟古派论点，提出“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的论点，认为汉、唐、宋三代都是“道盛则文盛”时代，特别推崇唐宋古文，与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一起被称为“唐宋派”。其文跌宕激扬，但囿于唐宋文窠臼，时露模拟之迹。著有《吟稿》8卷、《玉芝山房稿》22卷、《耄年录》7卷，以及《浙江分署纪事本末》等。行世者有《茅鹿门集》。评选有《史记钞》、《欧阳史钞》等书。藏书甚丰，时“甲于海内”。在练市构筑“白华楼”以藏书。编有书目，分九学十部，并著有《白华楼置稿》11卷、《续稿》15卷。

舍尔巴茨基

费奥多尔·伊波利托维奇·舍尔巴茨基（Fyodor Ippolitovich Shcherbatskoy 或 Stcherbatsky，1866年8月30日-1942年3月18日），俄国印度学和佛教学家，印度哲学和藏学文献家。1884年入彼得堡大学，师事梵语学者米纳耶夫(Мннаев)，后又曾问学于米纳耶夫的高足奥登堡(Ordenburg);同一时期，他还曾从德国学者布劳恩(A.F.Braun)学习哥特语、古代北欧语、古代德国高地语;另外还研习过教会斯拉夫语等。1889年毕业。之后，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师从印度学家比累尔(Baler)进修印度文学，攻读梵文经典波你尼(P.nini)的语法及法论和题铭学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并且是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巴黎亚洲学会和柏林东方学会会员。曾到印度实地考察，对大小乘佛学均有研究，在因明方面于1930—1932年间出版两卷本《佛教逻辑》，颇有影响。

1897年，他与奥尔登伯格共同创办了Bibliotheca Buddhica 图书馆，收藏珍贵的佛教典籍。从印度和蒙古旅行归来后，舍尔巴茨基于1903年出版了《后世佛教徒学说的知识论和逻辑学》第一卷（俄文）（第2卷，圣彼得堡，1903-1909年）。1928年，他在列宁格勒成立了佛教文化研究所。他用英语撰写的《佛教涅槃观》（列宁格勒，1927年）在西方引起轰动。随后，他又用英文撰写了主要著作《佛教逻辑学》（2卷，1930-32年），对佛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舍尔巴茨基在本国的知名度不高，但他流利的梵文和藏文却赢得了尼赫鲁和泰戈尔的钦佩。Debiprasad Chattopadhyaya认为：“舍尔巴茨基确实帮助我们--印度人--发现了我们自己的过去，恢复了我们对自己哲学遗产的正确认识”。《大英百科全书》（2004年版）称赞舍尔巴茨基是“西方最重要的佛教哲学权威”。

蒋礼鸿

蒋礼鸿（1916年2月9日～1995年5月9日），字云从。嘉兴县人。1916年2月生。早年就读于嘉兴秀洲中学，毕业后保送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受业于夏承焘、钟泰诸先生。1939年毕业后留校任国文系助教一学期，后到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任助教三年。1942年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任助教，后至文学院中文系任教。1945年出版《商君书锥指》一书，向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申请学术奖助，得三等奖，凭此升任为中央大学讲师。1946年随校迁回南京。1947年夏为中文系系主任胡小石解聘，回到在杭州附校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任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时之江大学解体，该校文理学院部分系与浙江大学文学院组建浙江师范学院，随之进入浙师院中文系任教。1958年该院又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亦随之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文革”时期受到冲击。1978年破格评为教授，1986年任杭州大学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浙江省敦煌学会副会长、《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杭州大学敦煌研究中心顾问等职。1995年5月9日在杭州去世。其代表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于1959年出版，被日本学者称之为“研究中国戏曲小说之津梁”，后经六次补订，从5.7万字增补到42万字，先后获得吴玉章学术一等奖、首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此外还著有《义府续貂》、《古汉语通论》(与任铭善教授合著)、《类篇考索》、《目录学与工具书》、《咬文嚼字》，主编有《敦煌文献语言词典》，另有《怀任斋文集》、《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行世。其著作经后人编辑整理结集为《蒋礼鸿集》(6卷)，于2001年出版。

杜范

杜范（1182～1245），南宋宰相。字仪甫,改字成己,号立斋,黄岩(今属浙江)人。嘉定元年进士,调金坛尉,再调婺州司法参军。绍定三年,为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六年,迁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授军器监丞。二年九月,除秘书郎,寻拜监察御史。以论郑清之妄邀边功,用师河洛,改太常少卿。三年十月,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再论清之、李鸣复,改起居郎,出为江东提点刑狱。嘉熙二年,知宁国府。四年,召权吏部侍郎兼侍讲,拜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改礼部尚书。淳祐二年,擢同签书枢密院事。四年,迁同知枢密院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五年卒,年六十四,谥清献。杜范有公辅才,正色立朝,议论鲠切,奏疏多悱恻恳到,深中时弊,足以征其忠爱之忱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虽以馀事作诗文,也多“渊茂条达,气体丰洁”(王棻《杜清献公集跋》)。著有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明嘉靖间,黄绾刻为《杜清献公集》十九卷(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九年吴县孙氏刻本。《全宋诗》卷二九六○至二九六三录其诗四卷。《全宋文》卷七三四一至七三五四收其文十四卷。事迹见黄裳《戊辰修史丞相杜范传》(《杜清献公集》卷首)、《宋史》卷四○七本传。清王棻编有《杜清献公年谱》。

王融

王融（466年~493年），南朝齐文学家。字元长。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中书令王僧达之孙。少而聪明警慧，博学有文才。举秀才，累迁太子舍人。从叔王俭览其诗书，甚奇之。历丹阳丞，中书郎。竟陵王萧子良于西邸招文学才士，王融入其幕，以文辞捷速甚受赏识。齐武帝亦认为他辞旨敏速，使兼主客，接待北魏使者。北魏侵边，为宁朔将军。齐武帝死后，萧子良与萧昭业争夺帝位失败，王融因依附萧子良而被萧昭业赐死。

王融以工诗能文著称。钟嵘《诗品》说他“词美英净”，但认为五言诗是其所短，所以与刘绘一起列为下品。但他与沈约、谢脁等人一起，运用声律进行诗歌创作，创建了“永明体”，为律诗形成开辟了先路，功不可没。其诗风亦一如谢脁，不过成就远不及之。王融最为时人称道的文章是《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萧统将其选入《文选》。此文作于永明九年(493)，当时齐武帝在芳林园大宴群臣，使王融撰作此文，文藻富丽，一时享有盛名。北魏人甚至传闻超过颜延之。后来北魏使者房景高、宋弁来访，读后大加叹赏，认为“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把他同司马相如相提并论。这是一篇典型的应制之作，今天看来并无很高的价值。只是由此可见他曾享名当时而已。《南齐书·王融传》还说他“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时人方之贾谊、终军之流。

王融原有文集10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王宁朔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元照

元照（1048—1116），北宋僧人。据《佛祖统纪》卷二九、《释门正统》卷八、《灵芝崇福寺记》等,俗姓唐,字湛然,余杭(今浙江杭州)人。幼依慧鉴律师为童行(沙弥候补者),十八岁时,因通诵《妙法莲华经》得度。后从处谦习天台教观,同时博研诸宗,而以戒律为主,曾搜集道宣著作,撰《南山律师撰集录》。绍圣三年(1096),翻刻唐《慈愍三藏文集》(即慧日著《往生净土集》),倡导依经律修持。五年二月,于明州(今浙江宁波)开元寺,建筑戒坛依律传戒。卒后,谥号“大智律师”,一般称“灵芝律师”。主张戒律与净土并重,又倡律、禅、教三学一源之说。认为律、禅、教三者同出而异名,即同出于一心,对此三者应无分别地修学。在传戒方面,撰有《受戒方便》、《授大乘菩萨戒仪》、《剃发仪式》等文(俱见《芝苑遗编》卷中),是今日研究北宋时代传戒仪轨的重要史料。曾作《南山律宗祖承图录》,楷定南山九祖为:昙无德(法正)、昙摩迦罗(法时)、法聪、道覆、慧光、道云、道洪、智首、道宣。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二九依之,作为南山律宗传承。清初福聚著《南山宗统》,于道宣下续文纲、满意、大亮、量一、辩一、道澄、澄楚、允堪、元照,定为中国律宗十六祖。其弟子有用钦、戒度、行诜、慧亨、道言、宗利、思敏、智交等。一生著述颇丰,在律学方面有《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十二卷、《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二十二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二十一卷;在净土方面有《观无量寿佛经义疏》三卷、《阿弥陀经义疏》一卷;杂著《芝园集》二卷、《补续芝园集》一卷、《芝苑遗编》三卷。此外,尚有其他著述,总共百余卷。其中《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被推为南山律宗正统。

阿西莫夫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年1月2日-1992年4月6日），俄罗斯犹太裔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科普作家、文学评论家，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苏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生物化学教授,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利用这种优势来从事科幻小说的创作。他是目前美国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家之一,其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把侦探小说和神秘小说融进科幻小说之中,如他的长篇科幻小说《钢穴》(1954)、《赤日》(1957)都构置了侦探破案的情节。在《赤日》中,作者描写了另一个星球的一位科学家被暗杀,但只有地球上的一个名侦探能破案,因此,这个侦探被迫离开地球去另一个星球进行侦破。另外,阿西莫夫特别喜欢构置一种机器人的科幻世界。他的上述两部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我,机器人》(1950)等都创造了各式各样机器人的形象。此外,他的科幻小说还有《基金三部曲》(1963,是50年代出版的三部科幻小说的结集)、《九个明天》(1959,短篇故事集)等。阿西莫夫所著小说类作品共201种，含科学幻想小说38部、探案小说2部、短篇科幻和短篇故事集33种、短篇奇幻故事集1种、短篇探案故事集9种，此外还主编科幻故事集118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大基地系列”，即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帝国系列三大系列。

张宗祥

张宗祥(1882—1965)，名思曾，后慕文天祥为人，改名宗祥，字阆声，号冷僧，别署支那志士、钱如意馆主，海宁硖石人。少时与蒋百里一起勤奋苦读，俱文采斐然，齐名乡里。长大成才，各有贡献，硖石镇上流传“文有张冷僧，武有蒋百里”之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秀才，二十八年中举人。先后任教于硖石开智学堂、桐乡桐溪学堂、嘉兴府中学堂和秀水学堂，以讲授地理出名。三十三年应聘至浙江高等学堂任教，又兼两级师范学堂和杭州府中学课。在两级师范学堂，与鲁迅、许寿裳一起领导反对封建顽固的监督夏振武(绰号“木瓜”)的斗争，获得胜利，号称“木瓜之役”。宣统二年(1910)赴京应试，得一等，任大理院推事兼教清华学堂地理课。辛亥革命后，在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工作。1914年，任教育部视学。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运动。后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负责整理故宫运出的大量古籍，埋头两年，成善本书目4卷，纠正了版本目录学家的不少讹漏。1922年，任浙江教育厅厅长。鉴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战乱中受损，迄未恢复，乃奔走沪、杭募款，组织人力去京补抄。历时两年，抄得4497卷，补齐残缺。当时将实行中等学校三三制，宗祥悉心规划，归并整理原有学校。又筹建浙江大学。1925年，调任瓯海道尹，任内创办平民识字夜校。1926年冬，定居上海，专事抄校古籍。1931年，赴汉口任平汉铁路局秘书。抗战期间随局内迁，后到重庆，任职于交通部。不久，入中国农民银行。并担任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对该书在抗战中安全转移和胜利后运回杭州出力不少。建国后，历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省文史馆副馆长、西泠印社社长，并任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委常委等。

张宗祥治学谨严，经其精心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种，已出版的有《说郛》、《国榷》、《罪惟录》、《越绝书》等。生平抄书成癖，边抄边校，往往夜以继日;运笔如飞，一昼夜能抄2万余字，一生抄校9000余卷。书法学李北海，兼融汉魏碑法，雄浑洒脱，一气呵成，流传颇广。亦善画，印有《冷僧书画集》。工诗能文，精鉴赏，通晓医药、戏曲、文学、史地等。著有《书法源流论》、《续明文海》、《临池随笔》、《医学浅说》、《临症杂谈》、《本草简药方》、《清代文学史》、《铁如意馆随笔》以及《卓文君》、《浣纱记》等。昆曲《十五贯》亦系其所改定。同时十分重视乡邦文献，海宁学者著作经其校订的有500多卷。1957年，将硖石藏书2000余册捐赠给海宁县图书馆。

阿旺罗桑嘉措

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即五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藏族。生于西藏山南琼结地方之萨霍尔族的小贵族家庭。初名贡噶明久多杰旺格杰波。日喀则宗本都杜饶登之子。明天启二年(1622), 6岁由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僧众迎至拉萨哲蚌寺,认定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之转世灵童。五年(1625),从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出家,受沙弥戒,僧名阿旺罗桑嘉措。崇祯九年(1636),与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共商消灭格鲁派之敌对势力。十年,从四世班禅受比丘戒,就任哲蚌、色拉两寺座主,尽学诸多佛典。为对抗噶玛派对格鲁派的压迫,于十四年(1641)与四世班禅遣人赴青海密招固始汗率兵入藏。次年,固始汗击败噶玛派登松旺波及白利土司,征服前后藏,擒杀藏巴汗,以所得赋税献五世达赖喇嘛。同年,与四世班禅遣伊拉古克三等至盛京(今沈阳)。清顺治元年(1644),清帝遣使存问,并迎请其入京。次年建布达拉白宫,并为每年一次的“传大召”规定会期和规模。九年(1652),应召赴京,受顺治帝殊礼款待,住西黄寺。是第一位赴京之达赖喇嘛。翌年返藏,至内蒙古代噶(今凉城),被顺治帝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自是“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宗教地位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而确立。返藏后,巩固封建农奴制度,扩大格鲁派寺院集团实力,数巡游卫藏各地,委任宗本,制定法规和服饰等级,新建大寺13所,规定诸寺庙住寺僧数、田产、农奴等,制定严格的组织机构、僧官任免、学经程度等。康熙帝即位后,每年派人携皇帝亲笔信和贵重礼品到西藏看望他和班禅,并规定由打箭炉(今康定)税收项下每年拨银5000两作为僧众赡养。康熙十八年(1679),委任桑结嘉措为第巴,主持西藏政务,自己专心潜修,从事著述。二十年(1681),派噶丹才旺击退拉达克越界者。受过系统教育,知识渊博,通晓梵文,著有各种作品21函,以《五世达赖自传——云裳》、《三世达剌喇嘛传》、《四世达赖喇嘛传》、《大昭寺志》及《西藏王臣史》等为最著名,传播甚广。康熙二十一年(1682),于布达拉宫涅槃。

丁甘仁

丁甘仁（1866年2月8日-1926年8月6日），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早期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中医人才，成绩卓著。最早主张伤寒、温病学说统一;于临床，打破常规，经方、时方并用治疗急症热病，开中医学术界伤寒、温病统一论之先河。

丁甘仁，字泽周，1865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通江乡孟河镇。幼年聪颖，下笔成章。先从业于圩塘之马仲清及其兄丁松溪，后又从业于一代宗匠马培之先生。丁甘仁刻苦学习，勤学深研不问寒暑，积累甚丰，对马氏内外两科之长(包括喉科)能兼收并蓄，尽得其真传。学成之后，初行医于孟河及苏州，后至沪上，道乃大行，名震大江南北，当时在沪的外侨来丁甘仁处求诊者颇不乏人。

上海乃名医荟萃之地，而丁甘仁的业务于当时首屈一指。他对活人之术不愿自秘，志在发扬中医，培养青年一代，于是立志兴学。乃会同沪上同道夏应堂、谢利恒等集资办学。1917年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两年后又创办女子中医专门学校，闻风来求学者遍及全国，造就了大批高水平的中医人才。其后丁甘仁又进一步在沪南、沪北设立两所广益中医院，南北两院均设有门诊及住院部，以备学生见习与实习之用，因之门墙桃李遍及全国。他门下的学生，佼佼者颇不乏人。程门雪、黄文东、王一仁、张伯叟、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王慎轩等中医名家，均为早期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高材生。1920年，丁甘仁又发起成立“国医学会”，首次把中医师组织起来，相互切磋，开团结协作之风。为了加强中医学术研究，又发行《国医杂志》，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丁甘仁为首任会长，从而使医林同道得以互通声气，加强了全国中医界的联系。他坚持虚心学习的态度，尝谓“学无止境，见闻宜广”。与当时的汪莲石、余听鸿、唐容川、张聿青诸同道常相交往，不断吸取各家之长。

丁甘仁乐善好施，对病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尤其是劳苦大众前来求诊，常免收诊金，甚至赠送药物。他热心于公共福利事业，有时将自己所得诊金尽助学校、医院及慈善机关，如免费就医给药，以及施粥饭，施棉衣，办义学，兴养老院、育婴堂等。在乡里间，亦乐于为群众谋福利，如举办武(进)丹(阳)荫沙义渡局、孟河接婴堂、孟河敬老院、通江市文社等。平日捐款修桥铺路，从无吝色。丁甘仁医术好，品德高，他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为群众所敬仰，邻里亲友传诵至今不辍。

丁甘仁学识渊博，除重视钻研《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中医经典外，还攻读《脉经》、《医门法律》、《张氏医通》、《温热经纬》、《世补斋医书》等著作，并指定为门生的必修书籍，经常向学生提问和考查成绩，以资鼓励勤学，因而学业优异，人才辈出。他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每于诊余之暇，阅读《内经》之学，深有心得，兼读《医宗金鉴》各科心法要诀，因该书方药普及实用，有助于临证选方。据门生传说，丁甘仁每于夜晚勤读，书房窗口灯火通明至夜阑而熄火。他学以致用，往往引用背诵《内经》重点词语而书诸方案，使之理论联系实际，既可引起学生重视理论，又增进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故丁氏医案有理有法，详书舌苔、脉象，诊断正确，然后因病辨证，因证处方，对后学颇有启发。

丁甘仁中年已驰名海内，晚年精神矍铄，诊务十分繁忙，但他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平时教导认真，授徒严格，深获学生与病人的尊敬和爱戴。当年，孙中山先生曾以大总统的名义赠以“博施济众”金字匾额，悬于上海旧白克路人和里诊所大厅，以示表扬。

丁甘仁卒于1926年夏，享年62岁。身后参加殡礼者除各界知名人士外，尚有华侨及六个国家公使的代表，盛况空前。丁甘仁葬于故乡孟河高桥之凤山。其坟墓和墓碑至今仍完好如初，近当地政府修缮一新。

在学术上，丁甘仁推崇张仲景《伤寒论》，临证处方以六经辨证为纲。他认为把握六经分治准则是分析病情、辨证用药的关键。曾谓，临证有两大法门：一为《伤寒论》之六经病，一为《金匮要略》之杂病，此二书为中医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二者不可缺一。丁甘仁于临床内、外、妇、幼、喉科及疑难杂症无一不精，而在医治外感热病方面更卓有成效。

丁甘仁对外感热病的研究，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于四时温病。尝谓“读古人书，自己要有见识，从前人的批判中，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加以辨别。并须通过临床实习，接触实际病例，方能心领神会，达到运用自如”。在数十年中，丁甘仁结合临床实践，对《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辨证施治原则及其应用方法潜心研究，大有心得。认为伤寒与温病学说在实际应用时，必须互相联系，不能对立起来。在治疗外感病的过程中，要把两种学说融会贯通，因人制宜，才能获得好的效果。试观《丁氏医案》中对伤寒、温病的治疗总是伤寒方与温病方同时采用，并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临证灵活掌握运用，疗效甚佳。

比如，在治疗伤寒类疾病方面，他总是根据伤寒邪从外来，循六经传变规律，辨别其夹杂情况，随机应变，施以适当治法。对于温病的治疗，丁甘仁则于临证中详加辨析证属风温或是湿温。他认为风温邪从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有急剧的变化。“本病利在速战，因风从阳，温化热，两阳相劫，病变最速;尤其是伏温化火伤阴，来势更急，这是与湿温根本不同之点”。在治疗上，除常见的风温侵袭肺胃，熏灼气分的病例应用桑菊饮、银翘散、白虎汤等法外，丁甘仁尤其注重根据临证表现，随时变通。例如，风温证身热有汗不解，咳嗽痰多，大便溏泄，因迭进辛凉清解润肺化痰之剂，其邪不从外达而反陷入少阴，见神识模糊、汗多肢冷、脉象沉细等症，则急用人参、附子、龙骨、牡蛎回阳救逆之法，以救阴阳脱离之危。迨阳回之后，见阴虚燥热之象时，继用救阴润燥之剂而收全功。丁甘仁云：“温病用参、附、龙、牡等，是治其变证，非常法也。盖人之禀赋各异，病之虚实寒热不一，伤寒可以化热，温病亦能化寒，皆随邪势的传变而转化。此证初在肺胃，继传少阴，阳素亏，故阳热变为阴寒，迨阳既回而真阴又伤，故前后方法各殊。若犹拘执温邪不能投温剂，势必不起矣。”关于湿温类病证，丁甘仁认为，湿温之邪常表里兼受，其势弥漫，蕴蒸气分的时间最长，湿与温合，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变寒，与伤寒六经之传变多相符合，治以宣气化湿、表里双解法为主。概括言之，其治法为：邪在卫分、气分，按三阳经治法;湿胜阳微，按三阴经治法;邪热从阳入阴，按温病热传营血治法。从以上这些治例中可以看到，在辨证施治上，丁甘仁是采用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相结合的办法，在方药上则经方与时方综合运用，打破成规，独出心裁。可以说，丁甘仁开创了伤寒、温病两学说统一的先河。

丁甘仁对内科杂病的治疗，则以伤寒、金匮方论结合马绍成、汪莲石的经验进行辨证施治。辨证正确，处方有准则，如治胸痹心痛用瓜蒌薤白白酒汤、薤白瓜蒌半夏汤;肿胀(水肿)用五苓散、越婢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吐血色鲜红用金匮柏叶汤、千金犀角地黄汤;色黑如墨用附子理中汤;寒湿下利用桃花散，湿热下利的用白头翁汤;黄疸用栀子柏皮汤;阴黄用茵陈术附汤;湿热并重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茵陈五苓散。丁甘仁尤其擅治中风证，如真中风，属阳虚夹痰者用小续命汤、参附汤、半硫丸、人参再造丸等温阳通络法;属阴虚夹痰热者用自制验方天麻半夏羚角汤、温胆汤、至宝丹、指迷茯苓丸等柔肝熄风、豁痰疏络法，无不得心应手。

丁甘仁认为，医生临诊时，第一，要估计患者体质的强弱;第二，要酌量病势的轻重缓急;第三，对患者的居处习惯、饮食嗜好等也要作适当的考虑。在投药无效时，必须细究其原因，是药不对症，还是药不胜病，然后加以变动。对病后调理及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要注意脾胃。他着重指出，治脾与治胃迥然有别，并推崇《叶氏医案》中“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以及“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

丁甘仁于外科证治亦见独到。他自拟的外科药品，集诸外科验方，选药道地，加工精细，药有外用敷贴膏药、油膏敷药、药线、散药等，疗效显著，其大红膏尤为著名。他常采用古法“火针”穿刺脓疡，排出脓血，用以代替外科手术刀。其特点是穿刺创口小而深，排脓通畅，消毒止痛，收口较快，肌肤表层无疤痕。他认为，这一手术方法用于乳痈化脓，可避免乳房内层组织过分损伤的流弊。其法特殊，今人罕用。

简历

1865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通江乡孟河镇。

1878年开始学医。

1885年开始行医。

1917年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校长。

1919年创办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任校长。

1920年创办上海国医学会，任首任会长。

1926年逝世。

主要论著

1丁甘仁.药性辑要.上海：思补山房，1917.

2丁甘仁.脉学辑要.上海：思补山房，1917.

3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上海：崇礼堂，1927.

4丁元彦，丁济万汇编.孟河丁甘仁医案.上海：崇礼堂，1927.

5侯敬舆校.丁甘仁用药一百十三法(丁氏套方).上海：上海医药指南，1941.

6吴中泰整理.丁甘仁医案续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42年12月9日－1921年2月8日），俄国地理学家、革命家，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出身莫斯科世袭亲王家庭，1862年赴西伯利亚任军官期间完成地理考察，修正东亚地图，揭示山脉走向规律并丰富冰河时期亚洲冰河作用的研究成果，获俄国地理学会金质奖章。1872年加入彼得堡革命组织柴可夫斯基小组，起草阐述无政府理想的纲领。1874年因反沙皇活动被捕，1876年越狱流亡瑞士、法国等地，创办《反抗者》报刊宣扬废除政府与私有制。提出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社会进化理论，主张建立自治公社联合体。1917年返回俄国后拒绝政府职务，支持苏维埃自治但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此后致力于伦理史写作以传播社会理想。主要著作包括《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夺取面包》《田野、工厂和工场》。

让·热内

让·热内（法语[ʒɑ̃ ʒənɛ]；1910年12月19日－1986年4月15日）是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和政治活动家。生于巴黎,是个弃儿,由育婴堂收养,后流浪街头,因行窃而多次被捕入狱。从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小说带有色情,甚至猥亵的成分,总是故意不加掩饰地描写出自己过去那些污秽卑贱的生活和犯法的垢行和心理,并把内心的忏悔和感情的倾泻投之以绚丽多采的文笔,视恶为善。他的这种暴露癖并不完全与自然主义等同,而是笼罩在一种哲理式的、神秘主义的象征之中。例如在他1940年至1948年间创作的四部小说《百花圣母》、《玫瑰花的奇迹》、《殡仪队》、《勃来斯特的争吵》和1949年写的《小偷的日记》中,就对人类所处的荒谬生活处境表示了毫无拘束的抗议。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就曾公开承认,在他的作品中能发现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尚的东西,并在论著《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 (1952)中对其作品的价值进行了充分肯定。热内还创作了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荒诞派戏剧,例如《女仆》 (1947)、《严加监视》 (1949)、《阳台》(1956)、《黑奴》 (1958)和《屏风》 (1961)等。

特里维廉

特里维廉（1876年2月16日～1962年7月21日，Trevelyan，George Macaulay），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旧译屈维廉。1876年2月16日生于英国维尔康的一个贵族家庭。其母系的叔祖为T.B.麦考莱。毕业于剑桥大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1940年主持剑桥近代史讲座，1940年起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50年被选为达勒姆大学校长，任职至1958年。他继承辉格派史学传统，并有所修正和发展，使之适合于新的时代，故有"20世纪麦考莱"之称。断言历史的不变的本质是"故事"，史学不能进行解剖和实验，不能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没有实用性，只有进行思想教育的价值，不是科学。认为英国民族具有善于妥协、尊重公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特性；英国历史是一个和平而缓慢的进化过程。他在本国史的著作中热情歌颂英国历史传统和英国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近四个世纪英国经济和文化的成就。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擅长叙事和描绘人物，文笔生动，引人入胜，其著作深受读者欢迎。1962年7月21日卒于剑桥。著有《威克利夫时代的英格兰》(1899)、《改革法案的格雷爵士》(1920)、《19世纪英国史，1782～1901》（1922）、《英格兰史》(1926)及《威廉四世的七年》(1952)等。

陈淳

陈淳(1159～1223)南宋哲学家。朱熹的学生。字安卿，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北溪人，学者称其为北溪先生。生性至孝,称誉邻里。陈淳虽未做官，曾两次到朱熹门下求教。第一次是光宗绍熙元年(1190)朱熹出守漳州时，陈淳抱“十年愿见而不可得之诚”求见，朱熹教以“上达”之理，说：“凡阅义理，必穷其源，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陈淳闻而为学益力。朱熹称他为善问，并多次对别人说：“南来，吾道喜得陈淳。”第二次是宁宗庆元五年(1199)冬天，陈淳复往见朱熹于考亭，陈述自己为学之所得。当时朱熹已卧病在床，教他以“下学”之功，说：“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第二年正月，陈淳告别朱熹回家。三个月后朱熹病逝。以后陈淳避居南緅，从事讲学。晚年授泉州安溪主簿，未上任而卒。陈淳的主要著作有《北溪字义》、《北溪先生全集》。他的人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北溪字义》中。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北溪字义》。陈淳的人学思想直接继承了朱熹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他不同意理气相分的观点，认为理不离气;他也不同意道器之分，认为道是人事中之理，不是日用人事之外别有虚空之道。他认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为万物之灵”，客观上将人从理中提升出来了。他的人性论思想是直接从孟子的性善论发展而来的，并试图对人性恶的问题作出合乎性论逻辑的解释。在陈淳人学思想中，最精彩的是关于鬼神的论述。他从朱熹理学思想出发，吸取了张载唯物主义的鬼神观，批判了迷信思想以及愚民政策，因此，给后世以积极的影响。他还讲“有体有用”，以为心之体广大虚明，全是天理，因此“心”之妙用不测，与天地同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陈淳的思想是从朱熹理学到明代王守仁心学思想的一个过渡形态。总体上说，陈淳是严守师训并有门户之见的理学家，对后世人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1)人得五行之秀故为万物之灵 陈淳从他的理气不二的哲学思想出发，勾划了万事万物的生成图式。在这个图式中，专门谈到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他说：“人物之生，不出乎阴阳之气。本只是一气，分来有阴阳，阴阳又分来为五行。二与五只管分合运行，便有参差不齐，有清有浊，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论，同是一气，但人得气之正，物得气之偏，人得气之通，物得气之塞”。他还采纳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相似的观点，说人在形体之与宇宙相似，如头圆在上，像天;脚方在下，像地。北极是天的中央，因此人的顶心在头顶，并且偏后。日月多在东南，就像人的两眼在前。海在东南水咸，因此人的小便也在前下方。而禽兽是头横着，植物头向下，所以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人气通明，物气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为万物之灵。物气塞而不通，如火烟郁在里许，所以理义皆不通。”陈淳所讲的“人得五行之秀，故为万物之灵”的思想，其核心是要说明人有理性，有道德，不同于禽兽不通义理。但是，透过其笨拙的论证方法，可以看出他在客观上，已经将人提升到“万物之灵”的地位，并在宇宙的大框架中给人确定了崇高的地位。

(2)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 给人在宇宙间找到了一个位置后，就要为人在这个位置找到安身立命的理论。此理论对于陈淳来说，就是他的“性论”。他说：“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而“性”的基本内容为仁、义、礼、智四端而已。从他主张“性命只是一个道理”的角度看，“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陈淳还引进了性善论来说明人的好坏之分。他说：“盖人之所以有万殊不齐，只缘气禀不同。这气只是阴阳五行之气，如阳性刚，阴性柔，火性燥，水性润，金性寒，水性温，土性重厚。七者夹杂，便有参差不齐，所以人随所值，便有许多般样。”人性本善。只是因各禀其气不同而有“万殊”。但是，人的好坏只是气质之性，而人的大本则是天地之性。因此可以说，陈淳的“性论”实际是排斥社会性而讲先验性的。他的人性论带有较明显的抽象成分，最多是将人的生物性当做了人性的主要部分。

(3)情者性之动 陈淳认为情是人的本性受到外物的触发而动的结果。他说：“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著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很显然，在陈淳看来，情是性的表现形式，人之情是受人之性制约的。他指出，《中庸》所讲的喜怒哀乐，孟子讲的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都是指“情”而言。“情”大致分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个方面。陈淳认为，情也有是否合乎“性”的问题。他说：“情之中节，是从本性发来便是善，更无不善。其不中节是感物欲而动，不从本性发来，便有个不善”。所以他认为孟子所论之情，全部是指从人的本性流出来的，是中节之情，因此是善的。同时，他批评禅宗将情全都当作恶的，必欲灭之而后快的观点，说：“不知情如何灭得?情既灭了，性便是个死底性，于我更何用?”说明陈淳在此又看到了情(人的感性生活)对于人生的重要性。陈淳从性到情的解释是有其合理性的。他认识到情与外物的触发有关，与性的善恶有联系。这种认识虽然不为陈淳所创，但是有其合理性因素。

(4)诚是自然 陈淳认为万古常然就是诚。在程朱理学之前有人说到“诚”字时，都说得不对。只是到了程颐说“无妄之谓诚”时，字义始明。到朱熹又增加两字，说“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无尤见分晓。因此陈淳说：“不知诚者，真实妄之谓，至诚乃是真实极至而无一毫之不尽，惟圣人乃可当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诸人?”陈淳还分别举自然与人类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认为天道流行，自古及今，就没有差错。如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万古常然，因此这说明天道诚。在人类，“诚”则是实理流行付予人类，自然发现出来的本性。因此，是不用刻意去用工夫的。譬如孩提之童，就知道爱亲敬兄，乍见孺子快掉到井里，便有怵惕之心等等，这些都是从实理发现出来的，是人的良知良能中自然流出的，因此是诚。陈淳在说到“诚”时，还特意将其与“信”作了比较。“信”是什么?“信在性只是四者(仁义礼智)都实底道理，及发出来便为忠信之信。”陈淳认为、诚与信相比，则“诚是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诚是以通言，信是以德言”。可见，诚是自然而然的，而信则是人力用功的结果。

(5)敬者一心之主宰 陈淳认为妙不可测的人心的主宰就是“敬”。他特别强调“诚与敬字不相关，恭与敬字却相关。”陈淳本着朱熹的学派之见，认为程颐所说的“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朱熹所说的“主一无适之谓敬”才是对“敬”的正确解释。并认为以前都闲慢说过，不足取效。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敬者无他，只是此心常存在这里，不走作，不散漫，常凭地惺惺，便是敬。”又说：“主一只是心主这个事，更不别把个事来参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参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是不敬。”可见“敬”是一种心理状态，有点类似现代心理学所说的“注意”的意思。不过，“注意”是指对一具体对象的专注的心情，而“主一”则不仅对具体对象如此，而且无所事事时也要心常在这里，不走作。因此，其中还要否定人们的联想与想象，否则就是“走作”、“散漫”，就不敬了。可见，陈淳讲的“敬”具有宗教心理因素的。陈淳也指出，就像进入神祠里面，此心完全归向那神明的对象，这就是敬。因此，“敬”只是一种心理修养的功夫。提倡心理修养，培养健康的心理品格本无不对，问题是陈淳将其推向了极端，说“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这就是迈出了从真理滑向谬误的关键一步。

(6)志者心之所之 陈淳主张人生要立志，也就是主张要明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陈淳所说的“志”是什么呢?他说：“志者，心之所之。”他进一步解释道：“之犹向也，谓心之正面全向那里去。如志于道，是心全向于道;志于学，是心全向于学。一直去求讨要，必得这个物事，便是志。”因此陈淳所说的“志”是关于人生总追求、总理想的“志”，不是近期的功利性的目标。凡是那种半途而废、中途动摇的都不算志。陈淳认为，人的本质是好的，是纯粹静穆的，是近于道的，因此立志对于人而言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他还举孔子“纵心所欲不逾矩”为例，说明孔子的关键在于“志于学”的立志，才有以后所说的立、不惑、知命、耳顺、纵心等等的循序而进。因此立志是以“不倦”的功夫来完成的。或者说，“不倦”已经包含在“立志”之中了。可以看出，陈淳的“志”也是一个心理学气味很浓的概念，他要求人们以终生不倦的求索来完成自己的志向，实现人生的目标。尽管他所追求的目标，多是具有封建内容的圣人之道，但这种鼓励人们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从人学意义上说，有其合理性。

(7)论义利 陈淳谈利与义时，最突出的在于他看到了义利关系的相对性，而不是截然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从而使义利这一传统的概念具有批判性因素。他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学者当精察之。自文义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又说：“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将义利与公私联系起来是古已有之的，但陈淳却进一步举例说，废除封建制而设郡县制，就是想天下权力归天子一人，因而民自买田为生，官府又要抽税，名目繁多，“民生公共急切之用，尽括为己有。凡此等节目处，都是自利之私，无一点义。”从本质上说，陈淳是在为封建社会找出路，但不能不看到其批判的精神是针对宋王朝而发的。更为有意义的是，陈淳认为“当营而营，当取而取，便是义。”因而他认为名位爵禄，得之以道，不是出自私意计较，便是义。如周公以叔父之亲处三公之尊，享天下之富，是义所当享。陈淳的义利观已经超越了他的老师朱熹。他还批判那些科举之士“囚一生学问，全是脱空。”他提倡自然而然的义利观，反对沽名钓誉的义利观。在一定程度上，他走到了正统儒家思想与理学的反面。

(8)论鬼神 陈淳对待“鬼神”的态度，虽不免有些幼稚的地方，但基本上是个无神论者。他吸取了张载以来“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大抵鬼神只是阴阳二气之屈伸往来。自二气言之，神是阳之灵，鬼是阴之灵。灵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来恁地活尔。自一气言之，则气之方伸而来者属阳，为神;气之已屈而往者属阴，为鬼。”“天地间无物不具阴阳，阴阳无所不在，则鬼神亦无所不有。”可见，陈淳所说的鬼神实是指事物发展的不同趋向而已。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出发，他批判了那些毫无道理的祭祀与淫祀，主张分清合理与不合理祭祀的界限。如有道德之人的死，立庙以祭为正祠。像许远、张巡死于睢阳，立双庙以祭，实是表彰他们的功德，这是合理的。而如祭泰山，他认为“泰山只是个山，安有人形貌?今立庙，俨然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后，不知又是何山之当其配，而为夫妇邪?人心迷惑，一至于此。”这些就是毫无道理的淫祀。陈淳还批判迷信思想，指出“妖由人兴。”说：“凡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兴之。”如一个和尚黑暗中踩破一个茄子，误以为是蟾蜍，半夜竟听到有扣门觅命的声音，及天亮方见为茄子，心里释然。可见，迷信中的鬼神是由于人心中恐惧所生出的。为什么会如此呢?陈淳认为是“看理不明”，是“不过只是要求福耳”，更是“朝廷礼官又无识庸夫，多与之计较封号”的愚民政策的结果。因此，陈淳认为：“鬼神之所以能动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可以看出，陈淳主张提高人的主体精神以克服鬼怪妖孽等迷信思想，从而给后世以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