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颐浩

吕颐浩（1071年－1139年4月30日）南宋高宗时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元直，沧州乐陵(今山东乐陵西南)人，迁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哲宗元祐进士，李清臣荐为邠州(治今陕西彬县)教授。徽宗末年，为太府少卿、直龙图阁、河北转运副使、都转运使。高宗即位，除知扬州，进户部尚书，尝单骑往张遇营垒说之降宋，因进吏部尚书。建炎二年(1128)，金人进逼扬州，高宗南遁渡江，自愿留守江北，拜同签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苗傅、刘正彦变乱，约张浚起兵讨伐，倡议勤王。高宗复辟，任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兵南下追高宗，进航海避难之策。建炎四年，签书枢密院事赵鼎上书弹劾他专恣擅权，罢相，除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寻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池州(治今安徽贵池)。绍兴元年(1131)，往平李成起事，败而后胜，诏兼领寿春府(治今安徽寿县)、滁(治今安徽滁县)、庐(治今安徽合肥)、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旋破张琪之兵，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秦桧同秉政。桧欲去之，反力倾桧，绍兴二年罢桧相，斥桧党。独揽军政大权，主张北伐。然挟私用人，排斥李纲、赵鼎等抗战派。绍兴三年，因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之劾，罢相为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绍兴五年，条十事上守战方略，除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镇压郴、衡、桂阳民众起事，除少保、浙西安抚制置大使、知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行宫留守，旋封成国公。绍兴八年，除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行宫留守。引疾求去，除醴泉观。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地，诏往陕西，以老病辞，未几卒。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号“忠穆”。著有《忠穆集》。

杜预

杜预（222年－285年）西晋大臣、学者。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司马昭妹夫。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少有建功立言之志。初仕魏，为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累迁镇西长史。入晋，任河南尹，受诏定官吏考课制度，主张去繁密而就简易，每年一考，六年总结，积优者超用，累劣者黜免。又与贾充等定律令，并为之注解，与明法掾张斐的《律解》并行于世。转安西军司、秦州刺史，从征西将军石鉴讨陇右鲜卑之叛，因与鉴用兵意见分歧，遭奏劾，以侯爵赎罪。旋拜度支尚书，在朝七年，论安边，陈农要，定谷价，制课赋，又推广新式农具，奏上《二元乾度历》，于富平津建河桥，“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胸中无所不有。咸宁四年(278)，继羊祜出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积极筹划灭吴。太康元年(290)，与王铚、王浑等大举伐吴，他陈兵于江陵，旬日之间，累克城邑，南方州郡，纷纷归降。吴平后还镇襄阳，讲文修武，怀抚南士，又兴修水利，公私之田受益者万余亩，漕运直通巴陵(今湖南岳阳市)。他位居将帅，身不跨马，射不穿扎，行兵布阵，多用谋略，军中称之“以计代战一当万”。建功之后则著书立说，尤精《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10卷，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收入《十三经注疏》。同时参考众家谱第，撰《春秋释例》、《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太康五年(284)，征为司隶校尉，赴洛途中病卒。追赠征南志大将军，谥曰“成”。原有集十八卷，已散佚，明人辑有《杜征南集》。《晋书》有传。

吴梅

吴梅（1884年—1939年），字瞿安，一字灵鳷，号霜厓，别署癯安、逋飞、厓叟等。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十二岁师从潘少霞受书，习举子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第一名补长洲县学生员，翌年得食廪饩。二十八、二十九年两度赴金陵(今南京)应乡试，均落第。二十九年，赴上海东文学社习日文。三十一年秋，至东吴大学堂任教。三十三年，应柳亚子之邀，加入文学团体神交社，1912年初，加入南社。宣统二年(1910)以后，先后执教于苏州存古学堂、南京第四师范、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诸校，同时致力于词曲研究。著名词曲家任中敏、卢前、钱南扬、王玉章、唐圭璋、王季思等，皆出其门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辗转流亡于木渎(香溪)、汉口、湘潭、桂林、昆明诸地。1939年，病卒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

吴梅在文学上有多方面成就。自十六岁起，即致力于诗古文辞。其古文师从桐城文派，学诗得宋诗派宗师陈三立指点，词得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的朱祖谋之亲授，均有深厚造诣。尤以治戏曲负盛名，被誉为“近代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学大师”(王玉章《霜厓先生在曲学上之创见》)。其治曲得俞粟庐指拨，于曲理、曲律有精深研究。平生创作传奇、杂剧十余种，并能自己谱曲、唱曲，曾组织啸社及道和曲社演戏。其藏曲之富，不下二万卷，并将所藏自金元至清代乾嘉年间的传奇、杂剧及散曲作品辑印为《奢摩他室曲丛》，惜仅刊出初集、二集，即因“一·二八”事变起，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被炸而中止，底本及三、四集刻版皆被毁。其于戏曲研究，侧重于曲律。能博采前人研究成果，参以己见，“实集以前学者之大成”(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论者评曰：“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同上)著有杂剧《轩亭秋》、《暖香楼》、《落茵记》、《惆怅爨》、《双泪碑》、《无价宝》，传奇《风洞山》、《镜因记》、《绿窗怨记》、《东海记》、《血花飞》、《义士记》(后二种未刊行)等。戏曲论著有《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词余讲义》、《南北词简谱》、《元剧研究》等，及曲话、序跋、散论、笔记多种。主要戏曲论著辑入《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5月版)。另有《霜厓诗录》四卷、《霜厓词录》一卷行世。《文录》二卷，未刊行。生平事迹见卢前编、徐益藩补《霜厓先生年谱》、梁璆辑《霜厓书札》、徐调孚《霜厓先生著述考略》、李一平《瞿安先生逝世先后略述》、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均见《戏曲月辑》第一卷第三辑)。卢前《吴瞿安先生事略》(《时事新报·学灯》，1939年4月16日)、王卫民《吴梅年谱》(修订稿)(载《南社研究》第三辑)等。

郑道传

郑道传（朝鲜语：정도전，1342～1398）高丽末朝鲜初的政治家和排佛论者。字宗之，号三峰，谥号文宪。籍贯奉化。师从李穑，精通朱子学，强调三纲五常，亦善诗文。1362年考中进士，翌年任忠州司录、典校主簿。1375年遭保守势力权臣诬陷被流放。1383年恢复官职，成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后拥李成桂为王，成为朝鲜王朝开国宰相，担任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国家要职，权倾朝野。他编纂了《朝鲜经国典》，奠定了朝鲜王朝的法制基础；其著作《佛氏杂弁》为后世朝鲜王朝崇儒抑佛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废黜私兵，将指挥权收归国有，并新增军事阵法，增强了朝鲜王朝的国防实力；朝鲜王朝迁都汉城的宫殿、宗庙位置以及汉城诸门的名字也由其拟定，为李朝各方面的改革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后因王宫内乱，在第一次王子之乱中被朝鲜太宗李芳远所杀，并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被看作叛臣贼子。1791年，朝鲜正祖命人重新评价其学问，并为其刊行文集《三峰集》；1865年，兴宣大院君重建景福宫，恢复了其作为汉城设计者的功勋和爵位；1870年，被追封谥号文宪。他的著作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等各领域，有《学者指南图》《三峰集》《朝鲜经国典》《佛氏杂辩》《经济词典》《心问天答》等。

郑道传以朱熹的“万理皆实”为武器，有力地批驳了佛教的“万理皆虚”的学说。他认为“太极”是先行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实体，阴阳是从太极中派生出的第二性的东西。他的“理气观”是唯心主义的，认为“天理之先”，“理”是派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是“气”“心”的根据和始源；“气”由“理”派生，“心”亦由“理”禀生。他反对佛教的“轮回之说”，提出天地万物生于“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其专著《佛氏杂辩》从哲学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全面批判，发扬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思想。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形质”与“神气”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不复存在。他还提出事物处于不断发生、发展、消亡的运动变化之中的辩证思想，认为“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这种“生生无穷”“运行不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质的变化，前进的发展。

尽管郑道传在认识论上有“知万物之理具于吾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但也提出对复杂多样的客观世界，人们可以借“璇玑”“玉衡”等仪器和数学“乘除”的计算法来认识和计算的合理观点。他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特别强调“忠孝”思想，并提倡“性三品”说，具有唯心主义的伦理道德观。但作为改革派政治家，在同佛教大僧侣、权臣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提出了整顿土地制度、抑制世臣大地主和大僧侣的特权、巩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等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

吕洞宾

吕洞宾，亦称“吕祖”、“吕纯阳”。中国神话传说中八仙之一。道教所信奉的神明。旧时金银匠、墨业、教育业、烟业、医药业、杂技业、理发业、魔术业、娼妓业等行业所崇拜的行业神柢。

原为唐朝末年的道士。名岩，一说喦，字洞宾，号纯阳。其身世众说纷纭。一说蒲州人(山西永济)，一说河中府人，一说京兆人，一说九江人。民间相传吕洞宾自幼通晓典坟百家，学富五斗，但屡试不第。64岁时(一说46岁)，尊父母之命赴试，在长安酒肆中，受汉钟离点化而成道仙(“一枕黄粱”的典故出自于此)。得汉钟离传授黄白之术(炼丹之法)及上真秘诀，后遇火龙真君祝融，并受宝剑与遁天剑法。宋徽宗赵佶政和年间(1111—1118年)，封其为妙通真人。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封其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又加封孚佑真君。以后又被封为“纯阳帝君”。道教中的全真道奉其为纯阳祖师。即北五祖之一。故亦号“吕祖”。后世多绘其为身背宝剑，手执拂尘，头顶纯阳巾，一副道士打扮，也有画手持打简板渔鼓的老者。

民间多以四月十四日为其诞辰。吕洞宾在民四的影响为八仙之最，传说中他不仅仗剑天涯，扶弱济贫，治病解难，而且举止潇洒，诙谐幽默，因此，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和美妙传说，其中以“点水为酒”、“吕洞宾三戏歌妓白牡丹”、“飞剑斩黄龙”、“招蛇化剑”等最为著名。民间相传吕洞宾曾授人450种仙方，旧时苏州医药界人士，皆奉其为祖师。每年四月十四日举行吕仙诞，是日，人们欢聚一堂，击牲以酬，酌水献花，礼庆神寿。我国南方许多地区的理发业都奉吕洞宾为祖师，有关其理发方面的掌故颇多。民间传说吕洞宾曾于武昌鬻敝梳，索价千钱不售，曾为一白发行乞老娟梳发，使其头发变黑，容颜回春，并被吕洞宾度化成仙。或说吕洞宾曾为患瘌痢疮的朱元璋剃头，解救剃头工匠于危难之间。因此，民间的理发业都奉其为祖师。至于魔术业奉其为祖师，是因为吕洞宾仗剑江湖、游戏人间，或隐或现，变化莫测，与魔术业江湖卖艺，变戏之法十分相近，因此，旧时民间的魔术艺人皆奉其为祖师。旧时娼妓业奉吕洞宾为祖师，概源于其曾三戏歌妓白牡丹和度化娼妓的传说。此外，民间的金银匠、墨业、教育业、杂技业等行业都奉其为行业祖师。适时行祭以祈神佑。

约卡伊·莫尔

约卡伊·莫尔（Jókai Móri，1825年2月18日—1904年5月5日），匈牙利作家。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在佩斯任进步杂志《生活场景》的编辑。184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日常生活》。1848年革命初期曾与裴多菲一起积极参加战斗,后来脱离左派,鼓吹与哈布斯堡王朝和解。革命失败后化名出版《1848～1849年革命战斗》(1850)和《浪流者日记》(1852)等书。接着出版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德兰斯瓦尼亚的黄金时代》(1852)和《土耳其人在匈牙利》(1853),歌颂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约卡伊是位浪漫主义作家,追求紧张离奇的情节,但在优秀的作品中却成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匈牙利富豪》(1853)、《索尔坦·卡尔帕蒂》(1854)和《新地主》(1864)等长篇小说中表现出改良主义思想。后来,在长篇小说《铁石心肠的人的儿子》(1869)中仍然怀着浪漫主义激情描写了1848年革命时期人民的英勇斗争,但却寄希望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长篇小说《黑钻石》,1873;《未来时代的故事》,1872;《金人》,1873)。约卡伊后期的创作失去了重大的社会内容,带有消遣的性质。唯有长篇小说《囚徒腊比》(1879)和中篇小说《黄玫瑰》(1893)超出一般的水平之上。

1825年2月18日 约卡伊·莫尔出生于匈牙利科马洛姆城的一个律师家庭。

1832年—1845年 在家乡和克奇克梅特等地上学,接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从事文学创作和绘画。

1845年 在巴波依学院读书,结识裴多菲,同裴多菲等人组成进步作家团体“十人协会”。

1848年 主持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刊物《生活场景》,传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1848年3月15日 佩斯举行起义。约卡伊参与起草著名的十二点纲领,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政府、实行出版自由等。

1850年 出版描写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短篇小说集《战斗场景》。

1852年 发表长篇历史小说《爱尔德伊的黄金时代》,表达对专制制度的不满。

1853年 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匈牙利的土耳其世界》和《一个匈牙利富豪》。

1854年 发表长篇历史小说《一个傀儡兵的末日》和《卡尔帕蒂·佐尔坦》。

1861年 当选为国会议员。

1869年 发表长篇小说《铁石心肠人的儿子》。

1870年 发表长篇小说《黑钻石》。

1872年 发表长篇小说《金人》。

1875年 开始对统治阶级采取妥协态度。

1876年 作为政府党的支持者,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1886年 发表长篇小说《小皇帝们》。

1893年 发表长篇小说《黄玫瑰》。

1904年 于布达佩斯逝世。

彭好古

彭好古，号熙阳，又号一鹤居士，生卒年不详，万历十四年进士。湖北麻城人。与弟遵古乡会同榜，官尚宝 乡山东主试，有文名。起初，兄弟家贫，力学激昂青云，训弟颇严。弟事兄惟谨， 终身为师。万历十三年（1585年）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甲93名进士， 知歙县，擢御史，历佥事。刚直不挠，风格类古人。新刻彭氏类编杂说六卷明彭好古辑。明万历十五年湖北省麻城县彭好古刊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著有《易钥》、《类编杂说》、 《入药镜注》、《度身筏》、《阳宅阴宅一诀千金》等。以心学言《易》之性命。

陆修静

陆修静（406－477年），南朝宋道教思想家。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吴丞相陆凯后裔。好文籍，喜象纬。后弃妻离家，修道于云梦山。曾至衡湘九嶷及四川巫峡峨嵋等地寻访奇药秘诀。宋文帝于元嘉末年召其入宫讲道，后隐于庐山。泰始三年(467)，宋明帝召其至建康，在佛寺中与诸名流辩论佛道之关系。又在华林园延贤馆受到明帝接见，“标阐玄门，敷释流统”，深得明帝信宠，并为其特建崇虚馆。死后谥为简寂先生。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特封为丹元真人。思想上主张佛道一致：“在佛为留秦，在道为玉皇。斯亦殊途一致耳。”(《三洞珠囊》卷2引《道学传》)重视道教的斋戒仪范。“所著斋戒仪范百余卷”(《茅山志》卷10)。并对道教经书进行整理。其《三洞经书目录》为中国最早的道教经书总目。辑录道家经书，药方，符图计1228卷。将道经分为“三洞”，自称三洞道士。“洞”意为“通”，通玄达妙，其统有三，故云三洞。第一为洞真，第二为洞玄，第三为洞神(参见《云笈七籤》卷六)。洞真以不杂为义，洞玄以不滞为名，洞神以不测为用。属于“三洞”的经书，是《道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迹见于《道学传》等。著作极多，但有散佚。其《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1卷、《洞玄灵宝五感文》1卷、《陆先生道门科略》1卷、《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1卷、《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1卷等均收于《道藏》中。

雷马克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德语:Erich Maria Remarque,1898年6月22日-1970年9月25日)，原名艾里希·保罗·雷马克,德国作家。生于装订工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入伍,饱经战争生活。战后不久开始发表速写和短篇小说。这期间他从事过多种职业:会计、邮差、墓碑经纪人、小学教员等。1923年起先后在汉诺威《大陆回声报》和柏林《体育画报》担任编辑和记者,达十年之久。1929年出版反战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获世界声誉,但却遭到法西斯势力的激烈攻击,他因此被迫于1931年迁居瑞士。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的书被纳粹焚烧,1938年他的国籍被褫夺。1939年流亡美国。1946年写成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的长篇小说《凯旋门》。1947年加入美国籍。此后还著有《生死存亡的年代》、《最后一站》、《里斯本之夜》、《乐园的阴影》等长篇小说。1970年9月25日卒于瑞士。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多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蹂躏的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十九世纪某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那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变形。他们的不幸命运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从这个角度看,雷马克的作品客观上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控诉。但由于雷马克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并由此来寻找战争的根源,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积极面。因此,他的一些作品往往表现出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思想,例如《西线无战事》就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以白描的手法,抒情的笔调,写一个班的八个士兵在前线战壕里的恐怖情状、伤亡惨象,在守备阵地的空虚生活和精神上的痛苦。这部小说控诉了战争的罪恶,谴责它怎样摧残了一代青年。但作者没有揭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阶级性质及其社会根源,因而其哲学思想是和平主义的。

霍夫曼

恩斯特·西奥多·阿玛迪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年），德国浪漫派作家。出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现加里宁格勒)一律师家庭。从小爱好音乐，但不得不违背意愿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法律。1796—1806年在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工作。1808至1813年在班贝克、莱比锡、德累斯顿，一面担任乐队指挥、音乐教师，一面进行绘画、作曲和文学创作。拿破仑战败后1814年他回到柏林担任公职，与浪漫派作家富凯、布伦坦诺、沙米索等交往密切。1816年被任命为高等法院顾问；同年为富凯的童话小说《涡提孩》谱曲，改编成歌剧上演获得很大成功。他在普鲁士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主持正义，后被解职。霍夫曼是杰出的小说家，又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绘画、作曲、当乐队指挥、写音乐评论，都很在行。他的小说和绘画、音乐联系紧密。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卡洛风格的幻想故事》(1814—1815)，包括著名的《金罐》、《侏儒查赫斯》；另一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 (1819—1821)，有名篇《斯居德丽小姐》等。他的3个长篇是《魔鬼的药酒》(1816)、《跳蚤师傅》(1822)和《雄猫穆尔的生活观，附乐队指挥约翰·克赖斯勒的传记片断》(1820—1822)。他的这些作品神秘怪诞，介于梦幻和现实、想象的描写和客观的真实之间，形成别具一格的轻快的讽刺文学。他的创作在欧洲文学发展史上，体现了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和转化，并对法国、英国、俄国和德语国家许多作家都有影响。

斯坦因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英语：MarcAurel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英籍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883年获土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自1900年起，在英属印度政府支持下，斯坦因先后四次进入中国新疆和甘肃省境内，进行地理测量和考古调查，并盗掘走大量珍贵文物。1900年5月～1901年7月探察塔里木盆地南侧地区。自克什米尔启程，越帕米尔高原，历塔什库尔干、喀什噶尔、叶城、和田、策勒、于田、民丰、安迪尔诸绿州，重点考察了约特干、丹丹乌里克、喀拉墩、尼雅和安迪尔诸遗址。1906年4月～1908年11月探察克什米尔和兴都库什-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罗布泊地区、吐鲁番-哈密盆地直至甘肃省西北部，其重点考察遗址有约特干、热瓦克、喀克里克、尼雅、安迪尔、米兰、楼兰及其附近诸遗址、阿斯塔那、敦煌汉长城及两关遗址、莫高窟、万佛峡、嘉峪关及明代长城和交通线、锁阳城等遗址。1913～1916年考察了塔里木盆地南缘、敦煌、额济纳河、吐鲁番和天山北部地区，重点探察了敦煌汉代烽燧、居延烽燧、黑城、高昌故城及墓地、北庭故城等遗址和墓地。1930年，他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第四次探险考察，因中国学者的反对而未完成。晚年致力于探察亚历山大东征路线及古罗马长城遗址，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做了多次考古调查。考察期间在中国西北地区掠走巨量珍贵文物，现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印度事物部图书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等处。斯坦因一生著述颇丰，如《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他在中国的发掘和调查，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致使大量遗址受到损坏并失去原保存环境而受到进一步侵蚀，文物和资料流失国外。对西方来讲，这些文物除了丰富博物馆的收藏外，还奠定了其东方学研究基础。

朱谦之

朱谦之（1899年-1972年），当代史学家、哲学家、东方学家和宗教学家。字情牵，189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行医家庭。17岁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后改入北京大学，先后在法预科和哲学系学习。适逢 “五四”运动，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入狱，经各方声援营救，获释。1921年随太虚大师至杭州兜率寺出家。不久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1929年东渡日本研习历史哲学。两年后归国，先后出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初期回北京大学任教，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8年后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并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和青年学者。196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1972年在京病逝。

朱谦之一生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有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余篇。研究范围涉及哲学、宗教、政治、文学、历史、考古等诸多领域，是一位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的早期著述《革命哲学》充满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此后发表的 《无元哲学》、《周易哲学》 等，宣称“宇宙生命——真情之流”，转向了真情或唯情主义哲学。从日本回国后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著有 《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大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等。解放后撰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大纲》，又在早期著作《周秦诸子学统述》、《庄子哲学》等基础上新撰了 《老子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提纲 (汉—清)》等大量著作。在东方哲学领域，主要著述有《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程朱学对朝鲜的影响》等。他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在国内外反响强烈，极具科学价值。其最后的专著 《中国景教》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著作。其它的主要著述还有《中国音乐文学史》、《现代史学概论》、《文化哲学》、《历史生命伦理学》、《中国经济学说纲领》、《中国禅学思想史》 (译著) 等。

朱谦之在宗教学上的研究涉及基本宗教理论和宗教比较、佛教和禅学，以及中国基督宗教史等方面。其基本宗教理论和宗教比较方面的著述包括 《宗教废绝论》、《美及世界泛神的宗教》(1923)和 《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 (1949); 其佛教和禅学研究包括对佛教改革的设想，以及翻译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著作 《中国禅学思想史》(1995)和 《韩国禅教史》(1996); 其中国基督宗教史方面的著述则包括 《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40)、《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1958)、《关于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问题——答萧箑父同志》(1959)、《唐景教碑新探——中国早期基督教研究之一》(1965)和《中国景教》(1992)等。他对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性质、来华动机、经过和作用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耶稣会士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而其 《中国景教》 一书则为 “20世纪中国内地研究景教，著述最新、资料最丰、研究最深、篇幅最多的一部重要的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著作”。

虚云

虚云（1840年9月5日~1959年10月13日），民国年间有名的大和尚，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重兴名刹著称。

虚云原籍湖南湘乡，1871年9月14日(清同治十年七月三十日)生于福建泉州。其父肖玉堂曾任泉州知府，卸任后流寓该地。虚云是个独生子，兼祧两房，备受溺爱，很早就娶了两个妻子。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2]，他突然离家，跑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次年，被其父侦知，勒令归家。过了一年，他又逃回寺中，从此脱离了家庭。他刚出家时，法名古产，字德清，后来才改叫虚云，别署幻游。

虚云在鼓山修头陀苦行，静坐念佛三年余，然后离寺云游。他先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的名山大寺参禅听经，在江宁会见过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1897年，他返居扬州高旻寺。1898年，到镇江焦山寺听经，随后往安徽铜官山结茅安居。不久，他启程北上参禅，计划经泰山赴五台，然后再折往终南山。1900年抵北京，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往五台通路被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虚云随清朝帝后的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不少王公大臣。抵西安后，他往终南山结茅，改名虚云。

1902年，虚云离终南山前往四川峨眉山，并去西藏。因见西藏教规不同，折至云南鸡足山。鸡足山历史上是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破烂子孙庙十余处。各庙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1903年，大理提督张松林邀请虚云往大理崇圣寺讲经。虚云不愿留居城内，张便教宾川知县在鸡足山钵盂峰找了一座破院供他安身。从此，虚云就在各式各样的反动统治者直接庇护下进行宗教活动。他将这座破院改成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院，至次年春，来求戒者达七百人之多。1904年，虚云出国前往暹罗、南洋讲经募款，并往台湾、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时，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因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其设法挽救。虚云回到上海，便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1906年，他得当年结识的权贵们的支持，获得一通上谕，“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虚云还在京活动为云南寺院请龙藏(清朝内务府刊印的佛经)。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清廷于同年夏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虚云赐号“佛慈洪法大师”，颁赐龙藏及各种佛教用具。清廷的青睐，使虚云陡然身价百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贪酷的宾川知县张某被起义民众围攻，虚云玩弄阴谋，将张救出。次年，民国建立，清室退位，出现逐僧毁寺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预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道：“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驳，终于折服了李根源。同年，他赴沪与寄禅等协商，将寄禅等倡设的中国佛教会，重订章则，改为中国佛教总会。因政府的更迭，他在南京见过孙中山后，又赶赴北京去见袁世凯。回滇后，组织滇、黔两省佛教总会滇藏支部。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

1920年春，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邀请，往昆明主持水陆道场，唐全家皈依佛教。这种水陆道场，在八年间启建了九次。他还应唐邀请，重兴昆明西山云栖寺，大兴土木。虚云按照古碑记载的庙产数字，由唐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四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为此，他在财产到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冬，南京国民党政府闽籍官僚林森、杨树庄、方声涛等和福州涌泉寺僧众，邀请虚云赴闽任该寺住持。虚云崇奉唐代高僧怀海的《百丈清规》，在所住持的寺院内，均按此建立僧团制度。他到鼓山后，竭力革除旧有陋规，实行十方丛林制，这种做法虽遭受该寺上层僧众的抵抗，但吸引了四方大批僧众。1931年，在涌泉寺设立佛学院，以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训练年青的僧徒。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省官僚便成了虚云的“大护法”。涌泉寺藏有大批宋明以来经版，虚云聘请观本和尚前往整理，编成《鼓山经藏目录记》。1933年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要求抗日。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时常到鼓山听禅或躲避空袭，虚云亦与李结为友好。

1934年夏，国民党广东西北区绥靖专员李汉魂派人邀请虚云去曲江住持南华寺。南华寺最初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此时已成了一座破败不堪的子孙庙。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赀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等事，概由施主负责”。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弘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权势、资财扩张佛教势力。李应允后，他立即扶病到粤北观察情况，当面向李索取“数十万金”。1935年秋，虚云正式由鼓山到南华寺主持重建。他用警察驱逐了住在庙内的贫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大小殿堂楼阁，在十余年内，共建成房屋三百余间，装塑佛像七百多尊，能容一二百僧众常住。由于工匠们辛勤劳作，精心制造，改建后的南华寺颇为壮观，重新成了广东首屈一指的佛教圣地。此外，虚云还按照旧日该寺以周围四天王岭为界的记载，请当局派人履勘划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农无家可归。其徒众荷枪向佃户收租，租谷由1935年的二十担激增至1939年的数百担。李汉魂也在寺边修建了洋房别墅。

南华寺自虚云来到后，达官贵人不绝于道。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及港澳的大批显要富豪前往观礼。此后，每年举行一次，直至日本军队占领韶关，仍未停止。1942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派屈映光等赴粤迎接虚云前往主持。虚云乘车经湘、桂、黔抵渝，主持法会四十九天。他在法会上赞美国民党反动统治，说什么“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虚云离渝前，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由林森等作陪。

1943年，虚云移居广东乳源云门寺，以本焕为南华寺住持，继续控制着该寺实权。本焕在山西五台山当和尚时，充当汉奸，遗有血债，住持该寺后，成为地方一霸。

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到广州举行超度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当时，广州六榕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请求保释铁禅，并想乘机谋充该寺住持，但终因佛教内部的派系矛盾，受到当地部分僧众反对，未能成功。

1947年夏，宗教界一些人根据太虚(中华佛教会主持)生前的提议，在上海组成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虚云被推为该盟中央监察委员。同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振颓风”，表彰虚云等用佛教麻醉人民的功绩。

1948年冬，虚云收美国女子詹宁士为归依徒，法名宽宏。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严遵中央制定的宗教政策，予虚云以礼待。

虚云对在云门、南华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1952年，南华寺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虚云曾为之叫屈。同年，虚云应邀离粤赴上海参加和平法会，他的爱国表现受到了欢迎。冬，应邀赴北京参加发起中国佛教会会议。1953年夏，在北京广济寺举行了中国佛教会成立会。虚云被推为名誉会长之一。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给了虚云摆脱同华南残余旧势力瓜葛、从事正常宗教活动的便利条件。虚云旧友李济深劝他留在北方，但是他不愿意。同年，他应邀前往江西永修真如寺当住持，主持复兴古刹。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化不良症在真如寺去世。

恽毓鼎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 宫总裁，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宪政研究所总办等职，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十九年之久。历任史职,为光绪皇帝近侍,能够常伴圣驾,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其平生嗜史,推崇班固《汉书》,致力于学习陈寿《三国志》作史的义例体法,能洞悉《资治通鉴》本末,以《通鉴》、程朱诸大儒之书、《日知录》等经史为毕生身心性命之学,曾臆想令其八个儿子治八类经史,使“天下学问大宗萃于吾门矣”,或分为六家,诸子专注六书,使海内名之曰“史学恽家”。这样一位博通经史又身居清要史馆,生逢晚清乱世之时的史学家,其史学思想必定是十分丰富的,而其史学论述恰是其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

恽氏其人向被认为是一个守旧官僚,多年以来学界对他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其中原因,既是囿于“进步”史观的思维窠臼,亦是材料的阙失所致。和很多清代士人一样,恽毓鼎几十年如一日地写着日记。恽氏卒后,日记由家人保存,其中几册不慎遗失。1960年,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将家藏36册日记全部捐赠给北大图书馆。史晓风先生穷十年之力,完成了卷帙浩繁的恽毓鼎日记的整理点校工作,这部《恽毓鼎澄斋日记》于2004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恽毓鼎澄斋日记》,起于1882年,迄于1917年,计120万字,是恽毓鼎几十年工作与生活的全面记录。

罗贯中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太原(一说东原)人，明初小说家。具体生卒年代不详（约1330年－约1400年）。其生平事迹无详细记载。他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里，曾有志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做一番事业。相传他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但因生不逢时，乃“传神稗史”(王圻《稗史汇编》)，从事小说创作。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粉妆楼》等。他还创作戏曲三种，今仅存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罗贯中所编著的小说均为历史演义小说。在这些小说和戏曲中，罗贯中表现的伦理思想主要是：批判暴政、暴君，歌颂仁政，赞美圣君贤相，追求一种符合伦理道德的理想政治。如《隋唐志传》就揭露了隋炀帝的骄奢淫逸，他起东都，筑西苑，开运河，广搜奇花异草，使百姓“备遭涂毒”。而暴政的根源之一则是道德上的极端堕落。他弑父鸩兄，以鬼蜮手段篡夺帝位，宫廷生活极端腐化。正是这种野蛮残暴的统治迫使人民铤而走险，如隋末瓦岗寨起义、汉末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宋代王则起义。这些起义无例外的都是官逼民反，如黄巢起义就是在“朝廷昏乱，佞臣当道，有钱重用，无钱不用，因此曹州反了王仙芝，濮州反了尚君长”的背景下展开的。从根本立场上看，罗贯中对农民起义是敌视的;他赞扬镇压农民起义或篡夺起义果实的“真命天子”，而把起义者称之为“贼”。但他多少看到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因而在作品中不乏反暴政、反暴君的描写。对仁政、圣君贤相的歌颂，更是罗贯中作品中的一个突出特色。他以赞扬的笔调歌颂了隋文帝开皇之治，唐太宗贞观之治，对三国纷争时蜀汉一方更是有意识当作理想政治的典范极力加以歌颂。尊重民心、爱惜民命、与臣下祸福同享、患难与共，正是蜀汉政权最为突出的特色，而这也是以我们民族传统道德观念，诸如忠诚、信义、仁爱、平等之类作为它的基础的。

高允

高允(390—487)，北魏大臣、文学家、学者。字伯恭,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年十馀,奉祖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几罢。性好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传》。 郡召功曹。 北魏太武帝神䴥三年(430),为杜超从事中郎,赴邺,府寻解,还乡教授,受业者千馀人。次年,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延和(432—434)中,太武帝弟乐安王拓拔范西镇长安,以允为从事中郎。寻征还。太延二年(436),从乐平王拓拔丕讨上邽,参丕军事。太延五年,太武帝平凉州,允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次年,即太平真君元年,奉诏与崔浩述成《国记》。寻授景穆太子经书,颇受礼遇。后宗爱杀太武,大臣陆丽等诛宗爱而立文成帝,允颇有谋,而不言其功,赏亦弗及之。文成帝立,允尝谏起宫室及论婚娶丧葬之制,皆为帝所纳。后拜中书令。魏献文帝立,乙浑专权,文明太后诛之,遂引允禁中,参决大政。未几,允年八十左右,作《告老诗》。又作《征士颂》、《鹿苑赋》,在《宏明集》中。时献文帝北伐柔然,允又作《北伐颂》,亦见本传。年九十八卒,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高允所著书,据《魏书》本传,有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及《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校勘记以为是《毛诗拾遗杂解》或《论语杂解》之误)、《议何郑膏肓事》等百馀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又《隋志》有“后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云二十卷,则唐五代犹存。今佚。存文十二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四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允文虽质直,犹有古气,《鹿苑赋》稍有文采。唯诗皆无意兴,四言诗颂,纯系说教。即《乐府诗集》所收诗二首,亦殊稚拙,纯为模拟。主要事迹见《魏书》、《北史》本传。

柯尚迁

柯尚迁(1500～1583年)，字时益，号乔可，别号阳石山人，长乐县下屿（今长乐市漳港街道柯百户村）人。是明代理学家、数学家、历史上第一个对珠算算法和算盘图式作全面、详细叙述的珠算大师。柯尚迁出生于明弘治十三年庚申五月初三（公元1500年5月30日）寅时，逝世于明万历十年壬午七月十三日（公元1582年7月31日）酉时去世，终年83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贡元，翌年入国子监；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授直隶顺德府邢台县县丞，为官清廉；四十一年致仕，寓居南京。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回归故里，择岱屿山麓筑庐而居。他精儒学，尤擅珠算学，潜心著书立说，写成《三礼全经释原》、《数学通轨》等多部著作。所著《曲礼外集》刊于万历六年（1578年），其中《补学礼六艺》附录之《数学通轨》是明代重要数学著作，流传甚广。现珍藏在日本三重县宇治山田市神宫文库。书中引有“九归总歌法语”、“撞归法语”、“还原法语”等，在珠算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他首定十三位算盘，还著有《周礼全经释原》12卷、附录2卷，《三礼全经释原》及《曲礼全经类释》14卷。《数学通轨》是中国历史上早期最适用的珠算书，比徽州程大位的《算法统宗》还要早14年。书中制定了算盘图式：梁上二珠，梁下五珠，十五档。这个创举，连同书中的术语和口诀，都被我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所采用，广泛流传，一直沿用。因此，柯尚迁被后人誉为珠算鼻祖。

现藏日本三重县宇治山田市神宫文库。书中引有“九归总歌法语”、“撞归法语”、“还原法语”等，在珠算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他首定十三位算盘；还著有《周礼全经释原》12卷、附录2卷，《三礼全经释原》及《曲礼全经类释》14卷。

朱光潜

朱光潜（1897年10月14日—1986年3月6日），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朱光潜父亲朱黼卿是位古文修养较深的私塾教师,所以他自小便受传统文化的教育,1918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次年被选送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国语言文学和教育学。1923年毕业,先后执教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1925年9月赴国外留学,此后直至1933年7月归国,先后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出版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谈美》、《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诗论》等著作。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大学名誉教授等职。1986年3月6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

朱光潜毕生致力于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成绩卓著。他本有较深的国学根底,又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想,故能融汇贯通,成一家之言。他早年受尼采、康德、克罗奇等人的美学思想影响较深,持论较多唯心主义色彩,然对文学鉴赏、文艺心理学、中国诗学的研究颇多创见,其《文艺心理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著,《诗论》在当时同类著述中亦为扛鼎之作。解放后,朱光潜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己以往的学术思想作了清理,提出了“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理论见解,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一些重要问题如形象思维、艺术典型、创作方法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写作的《西方美学史》,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朱光潜还大量译介西方美学名著,如克罗齐的《美学》、黑格尔的《美学》、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等,都已成为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朱光潜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朱光潜一生著译颇丰,据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重要的美学文艺学著作11种,译著7种。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朱光潜美学文集》五卷集,收入了朱光潜主要的美学著作,以及有关的文学、心理学、哲学著作。

梁储

梁储（1451年8月8日~1527年4月25日），字叔厚，号厚斋、郁洲居士，广东广州府顺德人。明代大臣、文学家。

幼时师从于陈献章受业。他在成化十四年(1478)的会试中夺得第一名，被选为庶吉士，授予他编修之职，并兼任司经局校书。

弘治四年(1491)进升为侍讲，后改任洗马，在东宫侍奉太子朱厚照。册封安南(今越南北部)后，他便辞去了其余的官职。过了一段时间后，提升他为翰林学士，和其他人一起编纂会典，升为少詹事，官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年，改任吏部左侍郎，进封尚书，专门负责诰文敕令的起草、拟定，掌管詹事府。宦官刘瑾善进谗言，他吹毛求疵，从梁储参与编纂的会典中挑出一点小毛病，梁储因此被降职为右侍郎。《孝宗实录》完成以后，他又重新担任尚书，不久又加封为太子少保，调南京吏部任职。后来太监张永揭发刘瑾有谋反之罪，刘瑾被斩首。刘瑾被杀后，梁储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后来又屡次加任少傅、太子太傅，进升建极殿大学士。

正德十年(1515)，朝中首辅、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的父亲去世，回家奔丧，梁储便为首辅。武宗皇帝晋升他为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此时，皇宫大兴土木，建造乾清宫、坤宁宫，又营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等，梁储和大学士靳贵、杨一清恳切上谏。第二年春天，梁储又上谏，因为皇帝的继承人没有确定，请求在皇帝的宗室后嗣中选择贤达者在京师居住，准备继承人的选择，但都没有上报。这一年秋天，武英殿大学士杨一清被罢官，由文渊阁大学士蒋冕代替。到第二年，靳贵也被罢官，由毛纪兼任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在奸佞小人的误导下，武宗皇帝喜欢微服出行，曾经出西安门，过了一宿才回来。对此事，梁储等大臣多次上谏，武宗不听，大臣们又担心此事被外廷得知，所以感到非常为难。正德十二年(1517)春天，武宗皇帝听信身边宠信之人的话，召集百官到左顺门，明确告诉大家，行郊礼完毕之后到南海子巡游打猎。梁储认为不妥，和各位大臣急切上谏，没有被接纳。八月初一，武宗身着便服，带着几十名随从到昌平(今属北京)去。到了第二天，梁储、蒋冕、毛纪等人才觉察到，追到沙河边也没追上，便连连上疏请求皇帝回朝，过了13天，武宗皇帝才回来。皇帝整天盘游不息，中外危机四伏，而国家又没有储备副手，梁储上疏极力请求建立储副制度，也没有上报。九月，武宗骑马出居庸关，到宣府(今河北宣化)游历，命令各大将守关，不准放朝中大臣出关。舍弃了大臣们的束缚，武宗皇帝恣情游历，由宣府到大同(今属山西)，在应州遇到贼寇的袭击，差一点毙命。梁储等大臣忧惧万分，请求皇帝回朝的上疏更加紧急，接连十几次上奏章劝谏，皇帝不为所动，这一年末竟然驻在宣府。

这期间，武宗不问朝政，失德更加厉害。一群奸诈小人窃取大权，弄的朝政浊乱不堪，人心惶惶。梁储恪尽职守，但仍害怕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便以杨廷和服阕期满为由，屡次请求皇帝将他召回。杨廷和回朝后，梁储让出首辅位置甘愿处在杨廷和之下，表现出不争名利的高尚情操。凤阳守备中官丘德以及镇守延绥(今陕西榆林一带)、宁夏(今宁夏北部黄河沿岸地区)、大同(今属山西)、宣府(今河北宣化)的诸位中官都上书乞求更换敕令，在带兵的同时兼理民事。武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梁储等人认为军事、民政搅在一起会造成混乱，不可以这样做，但皇帝不听。

当时，善于谄媚巴结的江彬，颇得武宗的喜爱。他引诱武宗皇帝四出巡游，掳掠妇女，搜刮民脂民膏。正德十三年(1517)七月，在江彬的诱引下，武宗皇帝将遍游塞上。武宗托词边关吃紧，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各路军队前往征讨。命令内阁草拟敕书。内阁大臣认为这样做不妥当，武宗便又召集百官于左顺门面谕。杨廷和、蒋冕苦苦哀告，梁储、毛纪泣泪而谏，众位大臣也哭泣上谏，但皇帝主意已定，无法改变。不久毛纪因病告假，梁储独自苦苦支撑，廷诤数日，但皇帝丝毫不听。过了一个多月，武宗以大将军朱寿肃清边境之敌为由，命令加封他为镇国公。梁储、毛纪上书说：“镇国公虽然高贵，但终究是臣子，陛下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是天下人的国君，为什么自我贬损呢?既然加封朱寿为镇国公，那么必将授给他皇封诰券，追封三代，难道祖宗的在天之灵也肯像陛下这样贬损吗?何况铁券必有免死的封文，陛下寿福无疆，为什么甘愿妄自菲薄，蒙受这样的不祥之辞呢?名既不正，则言自不顺，臣等断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以后杀身亡家之祸患。”梁储、毛纪二人的上书没有上报。武宗此时又悄悄出行，经过宣府、大同，直接抵达延绥。梁储等人忧惧万分，接连几十次上疏，武宗皇帝根本置之不理。

秦王请求将关中的闲田荒地改为牧地，平虏伯江彬，以及钱宁、张忠等人都替他请求，内阁大臣不同意这样做，但武宗排除众人之议答应了他的请求，命令内阁大臣草拟有关制度。杨廷和、蒋冕引疾退避，武宗非常生气。面对当时的形势，梁储考虑到再争无益。便草制：明太祖高皇帝发布命令，国土不能藩封。不是吝啬，主要是考虑这片国土广阔丰饶，藩封得到它之后，大多用来蓄养士兵战马，富贵而骄横，容易被奸人引诱做出不轨之事，不利于国家社稷。秦王现在得到封地之后，应该处处谨慎，不要收聚奸人，不要蓄养太多的士马，不要听信奸人之言做出不轨之事，以免危及到边境安全、危及社稷。到那时虽然想要面子，保住亲亲关系也是不可能的。武宗皇帝看了梁储草拟的敕令，非常吃惊，说道：“像这样怎么能够防备呢?”于是这件事便搁下了。第二年，武宗想要巡游南方，言官跪伏上谏，内阁大臣梁储、蒋冕、毛纪纷纷上谏。由于上谏的很多，所以皇帝才没有出游。

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谋夺帝位，他们从南昌起兵，向鄱阳湖进发。右签都御史，南、赣巡抚王守仁立刻率兵讨伐。宁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武宗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将勇卒亲自南征。梁储、蒋冕护从。行进途中，前方报捷，反贼已灭，定王朱宸濠被俘。王守仁上书请求献上朱宸濠，皇帝御驾回朝，武宗皇帝不同意。大队人马抵达扬州(今属江苏)时，武宗与众臣商议到南京行郊礼。梁储、蒋冕考虑按此计划执行，皇帝回京则遥遥无期，所以二人上疏，反复陈述理由，说明此行不可。叛贼朱宸濠即将被押到，武宗询问大家如何处置比较适宜，梁储等人请求按照宣宗征伐高煦的先例，罪人逮捕以后，马上班师回朝。又因为到处发生灾异，边警不断，乞求皇帝速返京师。梁储连续上疏八、九次，皇帝丝毫没有回还的意思。这年秋天，行进途中，有像猪头一样的绿色怪物落在皇帝面前，此物又进入御妇人的房间中，好像悬挂着的人头，此种景象使人心惶惶不安。梁储、蒋冕趁机危言上谏，武宗颇为动心。可是群小却欲诱导武宗继续游历浙西大山，泛舟江、汉。梁储、蒋冕更加忧惧，手捧奏疏跪泣行宫门外，从未时至酉时。武宗派人取入奏疏，下谕二人起身。二人叩头说：“未奉皇帝回京谕旨，不敢起来。”武宗无奈，只好答应说不日还京，二人才叩头起身。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皇帝驾崩。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杨廷和等重臣决定迎立兴献王世子。按照惯例，迎立新皇帝登基应由一位内阁大臣和中贵勋戚偕同朝廷礼官前往。杨廷和想留下蒋冕协助自己处理一些事情，可又怕梁储年老不愿前往，便佯装怜惜梁储年老体衰，不让他去。梁储振作精神说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事更大的吗，怎么敢以身体疲弱推辞呢?”于是他和定国公徐光祚等前去安陆(今属湖北)迎立世子。朱厚即位后，给事中张九叙等诽谤梁储结纳权奸，持禄固宠，想借此弹劾他。因受诬告，梁储三次上疏要求离职。世宗皇帝赐敕令飞马传送，派人护送回乡。每年的粮米俸禄，按规定供给。梁储死后，他的儿子梁钧奏请皇帝赐赠谥号。吏部侍郎桂萼等人认为：梁储身为内阁辅政官，但大臣们对他颇有微词，并抄录了两京言官的弹劾奏章给世宗皇帝。世宗皇帝念他是先朝旧臣，特赠太师，谥号“文康”。

早时，梁储的儿子梁次据为锦衣百户。在家乡与富豪杨端争夺民田，杨端杀死田主，梁次据一怒之下杀掉杨端家二百多人。事情败露后，武宗皇帝因为梁储在朝为官的缘故，仅把梁次据发配到边卫立功赎罪。后来又恢复原职，逐渐累官至广东都指挥签事。

乔斯林

罗伯特·乔斯林（1816年2月20日-1854年8月12日），是一位英国军人和保守党政治家。乔斯林出生于伦敦卡尔顿花园，是第三代罗登伯爵罗伯特·乔斯林和尊敬的罗伯特·乔斯林的长子和法定继承人。乔斯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担任萨尔顿勋爵的军事秘书。他出版了两本关于他的冲突经历的著作。1853年，他被任命为东萨塞克斯民兵中校指挥官。乔斯林 (Jocelyn) 于 1842 年至 1854 年间担任金斯林议会议员。1845年至1846 年间， 他在罗伯特·皮尔 (Robert Peel) 爵士手下担任控制委员会联合秘书。1841年，乔斯林勋爵与第五代考珀伯爵彼得·克拉弗林-考珀的女儿弗朗西丝·伊丽莎白夫人结婚。他们育有几个孩子。1854 年，当他所在的东埃塞克斯民兵团驻扎在伦敦塔时，他感染了霍乱，并于当年8月在伦敦去世，享年38岁，比他的父亲早了 16 年。他的长子罗伯特后来继承了伯爵爵位。

高尔斯华绥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年8月14日-1933年1月31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伦敦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是名律师。他早年也到牛津大学攻读法律, 毕业后虽获律师资格, 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却到国外旅行了两年, 旅途中结识了作家康拉德, 得到他的鼓励, 专心从事文学创作。1895年开始写作,早期作品署名约翰·辛约翰, 在创作方法上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影响。1904年发表长篇小说《法利赛人岛》时开始用本名。成名作《有产业的人》(1906)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此后他发表了 《庄园》 (1907)、《友爱》 (1909)、《弗里兰一家》 (1915) 等长篇小说, 其中以《有产业的人》为开端的9部连续性长篇小说为最重要,即《福赛特家史》三部曲:《有产业的人》、《骑虎》 (1920) 和 《出租》(1921);《现代喜剧》三部曲:《白猿》(1924)、《银匙》 (1926)、《天鹅之歌》(1928);《尾声》三部曲: 《女侍》 (1931)、《开花的荒野》(1932)、《河那边》(1933)。这一组长篇小说以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福赛特家族几代人的生活, 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盛哀变迁,是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重要成就之一, 也是作家对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传统的成功的继承和发扬。除了作为小说家外,他还作为一名著名的戏剧家,在许多年里与萧伯纳等戏剧家相匹敌。他的主要剧本有 《银盒》 (1906)、《斗争》 (1909)、《正义》 (1910)、《皮肤游戏》 (1920)、《忠诚》(1922)、《逃跑》(1926) 等。像他的小说一样, 他对资产阶级的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剧本中也表现得非常有力。他的作品在历史的再现和文学创作方面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借鉴价值。1932年,高尔斯华绥获诺贝尔文学奖,次年去世。

陶希圣

陶希圣（1899年—1988年），原名汇曾，字希圣。1899年10月3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北黄冈一读书入仕家庭。父亲陶月波，字炯照，号月舸，丁酉拔贡，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清末历任河南夏邑、新野、安阳、叶县、洛阳诸县知事，民国初年任湖北黄陂县长、河南汝阳道道尹等职。陶希圣少时随父居住河南。

陶希圣接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儒学，九岁入旅汴中学，学校的课程除国学外，还有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致，以及博物和体操等新课程，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的元素被引入课堂。辛亥革命后，陶希圣回湖北，考入英文馆继续中学学习。1915年，陶希圣就读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门，专攻日、俄法学，兼学欧美法学，涉猎法理学、法哲学。学生时代的陶希圣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陶醉其间，热心于各种主义的研究，并初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1922年，陶希圣大学毕业，学生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2年，陶希圣受聘前往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授亲属法，留下一部亲属法讲义，1923年底辞职。1924年7月，陶希圣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其间，他结识了不少“博学多才之士”，如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沈雁冰等，也与倾向国家主义的曾琦、李璜、陈启天、何公敢等人交往，成为国家主义刊物《醒狮》、《独立青年》的热心读者，并应何公敢之邀，担任《独立评论》主编。1925年，他在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任讲师，主讲“法学通论”。

“五卅”惨案，激发了陶希圣的民族意识。案发后，陶希圣等上海学术界十学者联名提出抗议。陶希圣撰写《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一长文，分析南京路巡捕房的法律责任，刊登在《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上。巡捕房一纸诉状，反而将《东方杂志》的主办方商务印书馆告上会审公堂。在应诉过程中，陶希圣负责为辩诉状提供资料。陶希圣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先后被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商务印书馆罢工委员会聘请为法律顾问。上海环龙路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写信给陶希圣劝其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的“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和“劳工自决”与三民主义具有一致性。这是陶希圣与国民党的首次接触。

1926年初，陶希圣收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聘书，聘其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欣然前往。在武汉的一年里，他兼武汉大学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来往密切。虽然，陶希圣自称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但其思想倾向无疑属于国民党左派。

1926年5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组为“中央独立师”，陶希圣一度被任命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随军西进，至咸宁时又任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在咸宁任上时，咸宁农民大会准备枪毙五个农会叛徒（据陶说这五人想退出农会），陶闻讯后命令农会会长不准这么做，威胁说如果一旦这五人被枪毙，他就枪毙农会会长本人。该农会会长不敢直接冲撞，跑到武汉告状，不几天陶被武汉国民政府派人替换。陶希圣反对武汉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认为当时没收土地的结果，造成城市商业的萧条和农村经济的衰落，并攻击农民协会除了残害地方而无他。因此，他反对中共提出的“打倒封建制度”口号，认为这时中国农村制度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最多只有残余的封建势力存在。随后，他一度十分消沉。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分共”，陶希圣再次活跃，出任军校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其间，他与汪精卫相识。10月，宁、汉分裂后，陶希圣从武汉转道南昌回到南京。1928年2月，陶希圣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政治总教官，担任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指导科长。

1928年，陶希圣加入陈公博、顾孟馀等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的身份使他于同年12月辞去一切公职，不得不离开南京回到上海。陶希圣从政的第一阶段结束。

1928年12月至1937年7月，陶希圣回到书斋，办刊物、写文章和当教授为生活内容。《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是这一阶段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两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还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作品面世。1928年底，陶希圣到上海时，周佛海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创办《新生命》月刊，并设新生命书局，以宣传三民主义为主，在全国颇有影响。陶希圣立即加盟并很快成为主笔，取代了政务繁忙的周佛海，逐渐成了刊物和书局的核心人物。此前，1928年10月，陶希圣已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一文，指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1]该文提出的问题关乎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持久而广泛的论战。陶希圣唯恐争论不激烈，甚至不惜用不同的笔名，提出不同的观点，自己和自己展开论战。他将自己在192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汇集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把1930年的论文收入《中国社会拾零》之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面世后十分畅销。在传统的经世思想熏陶下，陶希圣虽然远离官场，然而现实政治却没有离开他的脑海。他的学术研究由法学扩大到社会学和历史学，触摸到了最新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陶希圣回忆说：“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本译本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2]虽然，他的自我评价让人费解，但他确实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1930年底，《新生命》月刊无疾而终，自动宣布停刊。正在此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1931年1月离开上海到南京。

1931年8月，陶希圣应母校北京大学的聘请前往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授，并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当时的北京，学术气氛浓厚，陶希圣在授课的同时，用了三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册。陶希圣还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并把自己关于时事的见解发表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1934年底，陶希圣创办了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杂志——《食货》半月刊，强调社会发展有其历史法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更不是史料的堆砌；同时，他以为找寻规则要从史料入手，反对公式主义，反对先搭框架后找史料填充的做法。陶希圣以杂志为平台，在北京大学一院设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吸收学生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及沈巨尘诸人，从唐代经济史料的收集做起。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他们将收集的资料编成了《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八大册，并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遗憾的是“七七”事变后佚失了。陶希圣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成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步入了学术的鼎盛时期。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独立”，平津危急，“一二九”运动爆发，陶希圣再度进入政治的旋涡。当他得知有学生与教授被抓后，主动去见北平市长秦德纯，要求当局停止搜查学校、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在学生与教员之中，他一再宣传二十九军有抗日之心，充当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与学生之间的调人。作为一名国民党员，此时的陶希圣显现出极强的党性，表现在他鲜明的反共立场之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力持蒋介石的安危关系国家存亡，并认为这次事件不是苏联搞的，而是“粉红色的东西做出来的”，将矛头对准中共。1937年纪念五四运动时，陶希圣发表演说，随后在《大公报》上发表《残余的西班牙主义》一文，激烈反对中共提出的“人民阵线”的口号，指责这是一个“分裂运动”。学联向地方法院以“教唆伤害罪”对陶希圣提出起诉。陶希圣接到法院传票后，没敢到庭。但是，他在《华北日报》、《小实报》之上，前后发表了四十篇文章，重申自己的观点。他在回忆录中称之为“一场苦斗”。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赞许。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7月中旬，蒋介石、汪精卫邀请北方知识界名人上庐山牯岭开茶话会，讨论与抗日相关的问题，陶希圣也在被邀之列。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讲话，表明了抗日的严正立场。牯岭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汪精卫。8月，陶希圣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的成员之一，9月被聘为国民参议员。

然而，1937年至1939年底，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使其政治生涯留下了污点。陶希圣自1927年在武汉认识汪精卫后，他与汪精卫及汪派人士比如陈公博十分接近，并加入改组派。从庐山下山后，陶希圣前往南京，寄住在周佛海公馆。当时，周佛海的公馆成为讨论时局的“俱乐部”，大部分成员认为中国与日本相比国力太弱，硬碰硬地打不能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主张不放弃通过外交等途径寻求和平，他们将坚持全面抗战、提倡焦土抗战的主张视为不负责任地唱高调，以唱低调自诩，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陶希圣也属其中一员。1937年至1938年，陶希圣与汪精卫来往十分密切，陶希圣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到了武汉，经常与汪精卫晤谈，有时每天见面。1938年1月，陶希圣和周佛海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该研究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不公开，以收集各国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为任务，并在汉口、长沙、成都、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分社。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研究会有事，陶希圣都会向汪精卫请示，而汪对于该会的工作十分热心地加以指导。陶希圣除了担心敌强我弱难有胜算外，反共防共之心甚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顺应民意联共抗日，令陶希圣十分失望。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从昆明逃往越南河内，陶希圣同机前往。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日华调整关系发表第三次声明，声称要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原则，要求“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中国政府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次日，汪精卫便起草了响应近卫的声明，陶希圣和梅思平、陈公博三人带着声明前往香港，于31日在各报发表了汪精卫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即所谓“艳电”。电文将近卫声明作为和平结束战争的契机，要求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8月下旬，陶希圣在汪精卫、陈璧君的催促下由香港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指定陶希圣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39年11月1日开始，代表日本政府的“影佐机关”和汪组织进行正式谈判，汪精卫派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参加，在谈判过程中，陶希圣彻底明了了日方的侵略野心，并据实向陈璧君作了透彻的说明，由陈转达给汪精卫，他表示赞成汪精卫中止谈判出国隐居。但汪精卫仍不悔改，终致不可逆转，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形成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八份文件。1939年12月30日，日汪双方签字之时，陶希圣称病没有前往。1940年1月2日，他和高宗武达成离开上海的默契，次日乘船出逃，5日安全到达香港。1月22日，《大公报》头版以《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为题，披露了高、陶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日汪谈判的真相。“高陶事件”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的野心以及汉奸的嘴脸，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自此，陶希圣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高陶事件”后，陶希圣一心一意追随蒋介石直到去世。1941年，陶希圣奉重庆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出版《国际通讯》周刊，为国内了解国际局势和国际问题提供参考资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陶希圣混入难民之中逃出香港。1942年2月25日到达重庆，在陈布雷的公馆安身，被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撤销，陶希圣以少将组长的资格转职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四十三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四十一位。1949年，陶希圣到台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连任九届），“立法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副主任，《中央日报》董事长。

陶希圣虽曾犯有严重错误，但蒋介石对他始终网开一面，仍然加以重用。其中，不能否认蒋介石欣赏陶的学问与为人，并在思想上存有共鸣。因此，陶希圣是陈布雷之后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幕僚，他先后帮助蒋介石完成两部最重要的论著：《中国之命运》和《苏俄在中国》。《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抗战出现转机之时，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作。1942年10月10日，英、美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随后，蒋介石开始着手写《中国之命运》的政论文章。题目来自于孙中山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即“国家之命运在国民之自觉”。文稿在黄山官邸花四十多天完成，经过反复修改，再将书稿印成样本二百本，分交给国民党党政领导及负责人研讨，收到反馈回来的意见二百余条，再逐条加以斟酌，对全稿进行修订，1943年3月正式由正中书局印刷发行。全书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订、排版校对的工作，则由陶希圣总其成。据陶希圣回忆，该书出版三个月，已行销一百三十万册以上，影响空前。《苏俄在中国》酝酿于1955年冬，出版于1956年12月。陶希圣是最初执笔人，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们和蒋经国均参与其间，补充完成。该文是蒋介石在失败后对于世人的一个交代，中心说明由于苏俄共产主义的渗入，最终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陆。强调了“反共”的必要性，同时也检讨了国民党失败的教训。全书近二十万字。

在担任幕僚的同时，陶希圣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掌握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1943年起，陶希圣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写了大量的社论，仅在1943年至1945年这两年中，陶希圣发表的社论就有三百三十余篇，相当于每两天一篇。抗战胜利后，陶希圣仍为《中央日报》总主笔，他站在幕后，将国民党在政治协商、“国大”、和战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态度揭示出来，兢兢业业地为国民党为蒋介石掌握舆论。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

晚年，陶希圣重温旧时研究之梦，1970年他在台湾创办食货出版社，复刊《食货》半月刊，笔耕不辍。1979年，八十高龄的陶希圣出任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

赵孟坚

赵孟坚（1199年－1264年），宋代文学家、画家。字子固,号彝斋,海盐(今属浙江)人,宋宗室,赵孟頫从兄。尝从吴子良学。宝庆二年进士,初仕葛溪。绍定五年,调海盐尉。嘉熙初,为安吉州掾。四年,入浙西转运使幕,又入建康幕。淳祐四年,知诸暨县。六年,以风闻斥归。又知丰城县,以事罢归。景定初,客居杭州,与周密、钱应孙等交游,买舟悠游于湖上。后为提辖左帑,除知严州,命下而卒,时在咸淳三年之前。而姚桐寿《乐郊私语》谓入元后隐居广陈镇,《宋季忠义录》卷一四谓其景定初官翰林学士承旨,入元隐居,卒年九十七,似不确。善书画,时人比之米芾。能作墨花、人物,山水尤奇。工诗文,大都清远绝俗,类其为人。刘克庄《题赵子固诗卷》称:“紫芝仲白俱仙去,晚秀唯君擅士林。字肖率更亲手作,诗疑贾岛后身吟。”著有《梅谱》、《书法论》,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其集为《彝斋文编》四卷,有《四库全书》本,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嘉业堂丛书》本增补遗一卷。《彊村丛书》收录其《彝斋诗馀》一卷。《全宋词》第四册收其词十一首。《全宋诗》卷三二四○至三二四一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七八七四至七八七七收其文四卷。事迹见本集诗文及《齐东野语》卷一九、《宋史翼》卷二九、《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

陆世仪

陆世仪（1611年9月6日——1672年2月18日），清初思想家、教育家。明末清初太仓人。字道威，一字重威，号桴亭、刚斋、眉史氏等。石敬岩、刘宗周弟子。明诸生。复社社员。崇祯九年(1636年)与陈瑚、盛敬、江士韶相约为迁善改过之学，时称四君子。习剑术、枪术，研习兵法战阵城守，曾著《论平流寇方略》，弘光时上书未见用。入清后屡被荐举为官,力辞不赴,一心著述。于海门建桴亭书院。后于江阴广福山房、无锡东林和常州毗陵、云阳诸书院讲学。影响弥远,被誉为“江南大儒”。究心时务，顺治十四年(1657年)倡浚娄江，康熙十年(1671年)为巡抚马祜聘请主治吴淞、娄江水利。博学崇实，志存经世。理学宗程朱，不拘门户，以居敬穷理、格物知之为本，疏证剖析历代诸儒之学异同极为精粹，与陆陇其并称“二陆”，被顾炎武誉称真儒。与陈瑚等被尊为娄东十老。卒后私谥文潜，改谥尊道，祀吴郡名贤。世仪治学注重实用,天文地理、礼乐农桑、井田学校、封建郡县、河渠贡赋、战阵刑法、祭祀丧纪等都有论著。在学术思想上,他推尊程朱理学,同时也不废陆九渊、王阳明之说,反对门户之见。学术性文章颇多独到见解,文字平实有法。著述六十余种，有《思辨录》《儒宗理要》《论学酬答》《四书讲义》《性理纂要》《复社纪略》《讲学全规》《桴亭先生诗文集》等。

郑刚中

郑刚中（1088年—1154年），字亨仲，一字汉章，号北山，又号观如，金华(今属浙江)人。绍兴二年，进士甲科及第，授温州军事判官。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由秦桧荐，移宗正卿。九年，除秘书少监(《南宋馆阁录》卷七)。金人归所侵疆土，任为枢密行府参谋，宣谕川陕，及还，除礼部侍郎。十一年，擢枢密都承旨，为川陕宣谕使。十二年，为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使。弃和尚原以与金，为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治蜀，颇有方略，秦桧怒其在蜀专擅，奏罢之，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桂阳军居住。再贬为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又徙封州。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为政干练有方略，后遭贬斥而亡，人多惋惜。所作诗文亦为人称赏，方回谓其“文简古，诗峭健，责居封州诗尤佳”(方回《读郑北山集跋》)。其现存文章多奏疏，清人严正评价极高：“披卷朗吟，其经济绪馀，溢于词表，凛凛见浩然正气。”(《康熙刻北山文集序》)其中以《议和议》四疏、《议和不屈疏》、《申救胡铨疏》、《恳留曾开疏》议论尤为激切，反对屈节求和，有清介耿直之态(清乾隆皇帝对此七疏颇有异议，以为乃其子郑良嗣伪作，以掩其父依附秦桧之迹。见清乾隆《御制题郑刚中北山集》)。诗歌清丽隽健，而无宋人粗犷之习(《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三纪昀评)，方回举其“日落晚花瘦，山空流水悲”(《寒意》)，“花少蜂蝶瘦，水清鸥鹭闲”(《春昼》)，“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树猿啼荔子丹”(《幽居》)，“四邻酒熟人常笑，万木秋深叶不枯”(《秋夜山居》)，“雨馀燕向花间出，饮散人从竹后归”(《怀旧》)，以为皆其得意之句(《读郑北山集跋》)。著有《周易窥馀》十五卷、《西征道里记》一卷，有《四库全书》本。又有《经史专音》、《左氏九六编》，均已佚。《北山集》三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共分三集，盖初、中二集手自编定，后集由其子郑良嗣编定，今存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四库全书》本、《金华丛书》本。《全宋诗》卷一六九二至一七○一录其诗十卷。《全宋文》卷三八九一至三九一二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何耕《资政殿学士郑公墓志铭》(《北山集》附录)、《宋史》卷三七○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