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荦

宋荦[luò]（1634年—1713年），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别号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清初大学士宋权之子，少以大臣子入宫为侍卫。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出为黄州通判，累擢为江苏巡抚，以清节著称，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未几，致仕归。少有才名，曾与侯方域结社，习为古文辞。居高位后，颇喜奖掖、笼络文士，提倡风雅。其诗多为酬唱、纪行与记其为官生涯之作。有少量纪行作品不仅描绘了路途的景色，而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如：《荻港避风》诗中写出了安徽铜陵县沿江小镇傍晚景色的同时，还突出了战乱给农村带来的破坏与灾难;《登废城》也写出了战争对城市的毁坏，将战前的繁华与今日的凄凉作了对比，最后写道：“回头市井间，人烟已非故。凄凉二十年，小康犹未赋。”荦抚吴十九年，宦况悠闲，有许多篇章写苏州园林泉石之胜与官衙生活的闲散，故杨际昌称之为“以台阁人成山林格者也”(《国朝诗话》)。其诗风前后有所变化，自言：早年“初接王(世贞)、李(攀龙)之馀波，后守三唐之成法”;康熙十一年壬子、十二年癸丑(1672—1673)后，“阑入宋人畛域”;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舟泊鄱阳湖，月夜望匡庐”，“忽有所得”。并认为放翁论诗长句所云“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殆先我而言之”。(见《漫堂说诗》)荦中年以后受苏轼影响较大，得其清放之气，古体纵横奔放，近体刻意生新。荦与王士禛交好，唱酬颇多，当时邵长蘅曾选刻二人诗，名为《王宋二家集》。荦曾刻诗十四集，后为江西巡抚时重自芟汰，并为《绵津山人诗集》，晚岁又编为《西陂类稿》五十卷。另撰有《沧浪小志》、《怪石赞》、《漫堂墨品》、《筠廊偶笔》、《漫堂说诗》等，编纂有《江左十五子诗选》。顾栋高为之作传。《清史稿》卷二七四、《清史列传》卷九有传。

陈师曾

陈师曾（1876年3月12日—1923年9月17日），画家。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早年书画署觭庵,晚年得安阳出土唐志石颜其斋,又称安阳石室、唐石簃,因敬慕吴昌硕,又称染仓室。原籍江西修水,生于湖南凤凰。陈宝箴之孙,陈三立之子,陈寅恪之兄。6岁学画。1902年赴日本留学,结交鲁迅、李叔同。1909年回国,先在南方从事教育工作,1913年后到北京,曾任教育部编纂、高校教员、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导师等职。1921年发表《文人画之价值》等著名论文,翌年出版《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一书,并应邀赴东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绘画成就甚高,是现代北方画家群落的主要人物之一。主张移情入画和画外功夫。作画讲创造,重生动,求意趣,师造化,在临摹成风的时习中独树一帜。山水画既重传统技法,又学而善变;花鸟画善汲大家之长,长于写意,浑厚绮丽,自成简远雄秀一派;人物画带有速写和漫画情趣,多从生活取材,能破陈习,意境出新,耐人寻味。篆刻亦佳,使刀如笔,浑古朴茂,多取法于吴昌硕,能融书画篆刻于一炉。1923年9月5日卒于南京。著有《陈师曾先生遗墨集》10集、《陈师曾先生遗诗》上下卷、《槐堂诗钞》、《染仓室印集》、《染仓室印存》、《中国绘画史》等。弟方恪(字彦通)以诗名。

孙复

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四举进士不中,遂退居泰山,著书立说,学者称泰山先生,石介、孔道辅等皆师事之。家贫,年逾四十不能娶,丞相李迪以侄女妻之。庆历二年,以范仲淹、富弼举荐,召拜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为迩英阁祗候说书。七年坐徐州孔直温案,贬监虞州商税,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长水县,签书应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未行,赵概等言其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弃之远方,乃复为国子监直讲。嘉祐二年卒,年六十五。孙复学专《春秋》,不惑于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宋人以新意解《春秋》,乃自孙复始。当其病时,韩琦奏请选书吏,给纸笔,命门人祖无择于其家录其书十五篇,藏之秘阁。孙复为文章宗尚古文,“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与欧、苏、曾、王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者又别为一格”(《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

欧阳修撰《孙明复先生墓志铭》说:“先生退居泰山之阳,鲁多学者,其尤贤而有道者石介,自介以下,皆以弟子事之。”(《欧阳文忠集》卷二十五)孙复与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以“仁义忠孝之道发于文章为诸儒倡”,以“仁义礼乐为学”,是宋朝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在理论上,孙复并无多少创见可言,但是他却触及并论述了影响理学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重要原则。首先,他着力宣扬道统论,他说:“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扬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庾妖艳邪侈之辞。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唯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睢阳子集补》)要建立道统并维护其独尊,就必须辟佛老二氏,辟异端邪说。他反对佛道“与儒并驾齐驱,峙而为三”,斥责佛道“去君臣之机,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因此,他主张“推明孔子,抑黜百家”(同上)。这是宋学中最早的道统说。孙复推崇儒术,强调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人伦道德规范的神圣性,主张人道与天道的一致性,人道可上通于天道,天道可下达于人道。这里就有了理学的萌芽。不过,孙复所说的“天”,还带有人格神的色彩。他说:“若春秋之世多灾异者,圣王不作故也”,“凡日食,人君皆当戒惧以消其咎。”(《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这样,封建伦理就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意作为它的根据。到了后来理学家手里,人格神的色彩就越来越被冲淡,而道德的威严却更加被神圣化了。为了巩固宋初封建专制制度,孙复提出以“尊王”为“本”,“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严其终者,必正其始”(《春秋尊王发微·隐元年春王正月》)。认为“王者至尊”,“十年无王,则人道减矣”(同上)。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就需要建立一种以大义名分进行善恶褒贬的理论体系。相应于一定的社会等级,只能有一定的行为准则,凡是违反了这套封建等级名分和伦理规范的,都要按一定的褒贬书法,一一宣布其罪状。所以孙复说:“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专杀之柄,天子所持也。”但是,“弑逆之人,诸侯皆得杀之。”因为“称人以杀,讨乱贼也”(同上)他认为,孔子著《春秋》,目的在于正大义名分,“专其笔削,损之益之,以成其大中之法”,(同上)对专权的诸侯“正以王法”。在这方面,孙复不失为一个理学先行者,首开了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先河,为宋明以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至于孙复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石介推崇他说:“孙明复先生学周公孔子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已,兼利天下者也。”(《徂徕石先生集》卷九《明隐》)又把他比作孔子说:“自周以上观之,圣人之穷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观之,贤人之穷者唯泰山明复先生。”(同上书,卷十五《与祖择之书》)标榜这种圣贤气象,正是理学家一贯努力要建起一个道统的组成部分,从这里也可看出他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复的著作主要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三卷,《睢阳子集补》十卷,《易说》六十四篇,后人搜集遗文,编为《孙明复小集》一卷。

张说

张说[yuè]（667－730年），字道济，又字说之。其先祖世代居于范陽，后来才迁到河南洛陽(今洛阳)。武则天时应诏对策，得乙第，授太子校书郎，又升迁为左补阙，不久擢为凤阁舍人。中宗即位以后，历任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睿宗时担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第二年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太平公主被除后，被玄宗诏拜为中书令，封为燕国公，实封200户。他也曾任过朔方节度使，三度入朝担任宰相。开元十八年(730)患病，当年去世，终年64岁。

开元初年，入朝为宰相的张说与姚崇不和，被解除宰相职务，先后担任过相州、岳州等地的地方官员。不久，又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他回京朝见玄宗时，衣着戎装，精神抖擞，英雄威风，玄宗见状大喜，立授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并参入修国史。正在此时，朔方军大使王晙击杀了河曲(今山西芮城)一带已经降服的突厥首领阿布思等1000多人。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散布在并州境内的同罗、拔曳固等部落，那里人心浮动，与唐廷的对抗情绪日趋严重。在随时都会发生事变的紧要关头，张说仅率随从20骑，直奔同罗、拔曳固等部，夜里就住进他们的大帐。他召集各部首领，晓以民族和睦相处的大义，进行安抚工作。他的副手李宪以各部落不重信义为由，飞书劝张说不要冒险前往。张说复书答复李宪说：“我身上长的不是黄羊肉，因此不怕他们吃掉我;我体内流的也不是野马的血，因此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刺杀我。壮士本该见危致命，这正是我们报效国家、趋难赴死的关头。”张说深入虎穴，示以诚信，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使各部落安定下来。不久，部分胡人又与党项、羌族再次连兵叛乱，张说受命统率万余步骑出征，首战告捷，一举击溃胡、羌主力。胜利后，张说招纳党项余部，将他们安置在原来生活过的地方。他的副使却不亦为然，主张斩尽羌、胡余部，以绝后患。张说对这种缺乏战略目光的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说：“我们是仁义之师，应当讨叛伐逆，按抚无罪的百姓，岂可再杀戮已放下武器的兵众!”

开元十年，玄宗又以张说担任朔方(今陕西靖边)军节度大使。当地的残胡首领康願子自立为可汗，再次称兵谋乱。张说进兵后，擒获康願子及其家属，并传送京师，以正国法。这一仗，张说俘获三千余人。他请示玄宗批准，将散居在河曲六州的五万多胡人移居到今河南一带。他又一次以平叛安边之功受到朝廷赏赐。

在此之前，当张说刚刚入朝担任宰相的时候，唐玄宗准备发动一场对吐蕃的战争。张说鉴于战争带来的严重灾难，密奏玄宗，建议通过谈判讲和的方式以安定边疆。但当时的唐玄宗急于谋求边功，没有同意张说的意见。虽然后来对吐蕃的战争在青海以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张说仍然估计这种深入到荒蛮之地的战争不会有好的结果。为制止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他将获得的巂州(今西昌)好斗而凶狠的斗羊上献玄宗，并再次上表建议玄宗停止对吐蕃的征讨。他说：如果斗羊能言的话，它一定会说“长时间的争斗下去，必然会有丧命的。”玄宗明白张说的用意，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再赐张说彩帛千匹。

开元之初，集于边疆地区的军队多达60余万。张说认为，当时的边境较为安宁，不存在特别强大的敌对势力，因此，他奏请玄宗裁减20万边军，让他们返乡务农。玄宗开始对此疑虑不决。张说再次上言，力陈边兵冗滥、无所事是、妨碍农业的弊端，他愿以全家百余口老少的生命做担保，保证减少边疆兵力不会招致祸患。张说的坚决态度终于使玄宗同意了他的意见。张说在处理边疆和少数民族事务中，以兵息战、战抚并用的方针收到了保境安边的效果。

张说在其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曾多次仗义执言、救援蒙受冤屈的同僚，也多次受过打击与排斥。

长安三年(703)，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制造了一起诬陷、迫害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魏元忠谋反的冤案。为达到置魏元忠于死地的目的，张昌宗通过引诱等手段，让当时已经担任凤阁舍人的张说做伪证。开始，张说摄于张昌宗的淫威竟应允了这件事。宋璟、张廷珪、刘知己等正直朝臣，以名义至重、鬼神难欺、无亏清史等处世做人之道，激励张说，不可依附邪党，陷害忠良。在后来的朝廷对质中，他一方面揭露张昌宗迫他做伪证的内谋，一方面力证魏元忠无谋反之言。在以后的廷对中，张说仍坚持前议。为此，他得罪了张昌宗兄弟，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愤愤地斥责他为反复小人，下令将他贬到南方边垂钦州(今广西钦州)。

睿宗即位后，张说担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当时，太平公主把持朝政，宰相朝臣多出于她的门下，她散布流言蜚语，矛头直接指向太子李隆基。面对这种复杂的朝政之争，睿宗皇帝也常常是真假难辩、是非不清。景云二年(711)，睿宗迷迷糊糊地对侍臣说：“方术之士说五日之内将有急兵入宫谋乱，卿等要为我作好防备工作。”左右之人无言以对。唯有张说大胆地说：“这是佞人企图动摇太子的谗言，陛下如果让太子监国，那么君臣名分已定，奸邪就会丧胆，流言蜚语也将不禁自绝。”睿宗听后即下诏让太子监国。第二年，玄宗即位。太平公主以张说不肯党于自己，就把张说赶出朝廷，让他作了东都留守。在太平公主剑拔弩张，玄宗尚犹豫不决的紧要关头，张说从东都专门派出使者进京，向玄宗赠佩刀一柄，示意玄宗要当机立断，铲除奸党。太平公主被除以后，张说再度入朝为相。

在开元初年，张说尚能斟酌事之轻重，直言玄宗，救护有罪之大臣。原来在唐中宗崩逝之后，韦皇后专制朝政的日子里，当时的宰相李峤曾密奏韦后，替她出谋划策，欲将相王李旦诸子赶出京师。玄宗即位以后，在禁中的朝廷文卷中发现这一上书，玄宗拿给侍臣们看。有的朝臣主张杀死此时已经致仕在家的李峤。张说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李峤虽然不识逆顺，然而，在当时看来也是忠于朝廷的计谋。”玄宗觉得张说言之有理，这样李峤就保住了性命。

开元元年，唐玄宗巡行新丰，在骊山之下讲武阅军，被征调的20万军队，旌旗蔽日，连营50余里。虽然人数众多，声势颇壮，但军纪阵容不整肃。玄宗为此震怒，将主持军队的兵部尚书郭元振置之军前大旗之下，意欲斩首示众，以惩约束不严之罪。在这种充满杀机的演兵场，张说等跪在玄宗的坐骑之前，叩头苦谏说：“郭元振对国家曾有大功殊勋，因此不可轻易诛杀。”在他的力保之下，郭元振被免去死罪，贬到了新州。

开元十年，前广州都督裴先因罪下狱，玄宗与宰相一起讨论对他的惩罚。宰相张嘉贞提议对裴先施以杖刑。张说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说“我听说刑不上大夫，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国君亲近的肱股之臣，他们明礼义知廉耻，所以说士可杀不可辱。”在张说看来，朝臣获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但不能用杖刑来侮辱他。他依据裴先的罪状和法典，主张对其施以流刑。张说这种既维护了国家大法，又照顾了有罪大臣体面的意见被玄宗采纳。退朝后，张嘉贞很不高兴，张说却对他说：“如果国家大臣都可以笞辱的话，以后恐怕也会辱及你我。我在朝堂所以那样说，并非只为裴先，而是为了天下的君子士人。”

张说在决狱方面也表现出他不凡的政治才能。谯王李重福在东都谋逆而死，东都留守一下子逮捕了数百人。虽经长时间的拷打审讯，总搞不清谯王在谋反中相互勾结的足够证据，也查不清被捕者的具体犯罪事实，案子久拖不决。睿宗遂令张说前往办理此案。张说接手案件后，当晚就捕获了李重福案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并查清了所有案情。张灵均、郑愔等首恶被处以族诛的严刑，其他与此案没有牵连的无辜者一律放还。

他回朝复命时，睿宗嘉奖了他，并说：“我本来就知道你审理此案，既不会冤枉良善，又不能漏掉罪人。要不是你忠正无私，岂能如此!”

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张说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也介入了朝堂上常见的明争暗斗，表现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劣根性。

在长安三年的魏元忠事件中，张说虽然最终没有诬陷魏元忠。但在事件之初，张昌宗找到他的时候，他慑于张昌宗的淫威，也抵挡不住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的诱惑，答应了诬陷魏元忠的要求。他前后态度的变化，使武则天很卑视他的为人，所以将他斥之为反复小人。对自己在魏元忠案件中的所作所为，张说始终忐忑不安。在时隔近20年以后的开元八年，他在编修国史时见到了箸作郎吴兢撰写的《则天实录》一书。该书如实记载了张说在魏元忠案件中前后不一的态度。为了洗刷自己曾经屈服于张昌宗的耻辱，担心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他暗地恳求吴兢改易一些文字。吴兢坚持原著，一字不易，并对他说：“如果接受你的意见，那么这部历史就不成其信史，这样做如何能取信于后代呢!”

开元元年，唐玄宗准备诏拜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感到这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于是就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上章弹劾姚崇，但这并未动摇玄宗起用姚崇的念头。一计不成，张说又生出一计，他又指使殿中监姜皎对玄宗说：“陛下常想选择河东总管而总没有合适的人选，臣现在看准了一个足以当此重任的人。”玄宗问他何人，姜皎说：“姚崇是个文武全才，真是理想的人选。”玄宗并不湖涂，他当场揭穿了姜皎的把戏，也知道这是张说的主意。他立即遣使召来姚崇，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担任宰相以后，张说惧而不安，偷偷地跑到岐王府输诚走门路，以寻找支持。这件事让姚崇知道以后，就极其巧妙地在玄宗面前参奏了他，很快张说就被解除了宰相职务，贬为相州刺史。

开元十年，又入朝为相的张说又与张嘉贞发生分歧，产生了矛盾。此时，张嘉贞的弟弟金吾将军张嘉祜贪赃纳贿的不法行为被人告发。张说趁此机会劝说张嘉贞穿着素服请求玄宗处罚自己，以求得皇帝的宽免。这样，张嘉贞就在张说的算计下，被赶出朝廷，做了幽州刺史。

在朝廷上，凡是与张说意见相左的人他总要想方设法排挤出朝。崔沔本来是由张说推荐才担任了中书侍郎的，他对这个挂名的官发了几句牢骚，说是朝廷分官设职，既要上下维持，也要互相补充，理应各抒己见，使事情尽量减少失误;在他看来，中书侍郎既然是中书令的副手，就不该拱手听命，沉默不语。张说认为崔沔是对着自己来的，因此，也把他驱逐出朝廷。

张说聪明有才气，但他贪财好货，经常接受来之多方面的贿赂。随着地位不断巩固，也越来越跋扈。百官向他请示或禀报工作，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他就当面硬给顶回去，有时候甚至公开斥责、辱骂大臣。由于张说霸道好强，不时地驳回吏部关于考选官吏的意见，干扰礼部和吏部的工作，致使选官制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开元十三年，玄宗率领百官、贵戚及边塞民族的酋长东巡泰山。张说带领他所信任的中书省、门下省部分官员随玄宗登山。封禅大典结束后，照例要推恩封官，但这个权力的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张说手中，凡跟随他登山的亲信，不少人被越级提拔为五品官，而这种恩典其他官员是没有份的，日夜扈从的士兵也没有得到赐物。张说封赏不公，引起朝内外的不满和怨恨。

得势时的张说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但失势时的张说又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在他被姚崇挤出朝廷，失去执政的权力以后，内心充满着不安与恐惧，极力在朝臣中寻找同情者、庇护者。苏頲当时在相位，苏頲的父亲苏瑰生前与张说交游甚深，因此张说作《五君咏》诗，而其中一首就是纪念苏瑰的。张说还特意选在苏瑰忌日将诗献给了苏頲。苏頲览诗后忆起父亲的教诲及养育之恩，不禁呜咽流涕，同时也对张说另眼相看了。不久，苏頲就在玄宗面前大讲张说忠直有功，不宜长期地弃之外地。

对受到玄宗宠信的佞幸，张说也极尽献媚之能事。据说张说任荆州刺史时，与唐玄宗的家臣王毛仲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前后送去的财货金宝不可胜数。有一次王毛仲巡视边境来到天雄军，见到张说，张说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极力取悦于王毛仲。在盛大的宴会进行到耳热酒酣的时候，忽然传来圣旨，调张说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拜谢使者以后，便拉着王毛仲的手发疯般地舞了起来，最后又俯下身子，捧起王毛仲的靴子嗅了又嗅，出尽了丑态。

在封建时代的官场，玩弄权术是司空见惯的事。张说曾以此排挤过其他朝臣，但当他遇上大奸大猾时也就无能为力了。开元十四年，张说先后得罪了几个人，一是崔隐甫，一是宇文融。崔隐甫原任河南尹，玄宗欲委以重任，被张说以崔隐甫寡学少文所阻，只授予御史大夫一职。御史中丞宇文融也为张说所恶，宇文融的意见多次遭到张说的否定。在这一背景下，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就串通一气，共同对付张说。他们上书弹劾张说的三条罪状是：私自勾结术士、和尚，多有不轨;怂恿、包庇心腹弄权纳贿;目无纲纪，不安本分，挥霍奢侈。玄宗览表大怒，下诏责令尚书省审查，并派军包围了张说的私宅。张说的哥哥张光亲自上朝，割耳出血为弟鸣冤，但审理的结果证明，崔隐甫等人所奏并非捏造。在这种情况下，玄宗派高力士前往张说家察看实情。高力士到后，只见张说蓬首垢面，卧于藁草之上，吃饭所用全是粗糙的瓦器，以这种自损自罚的方式表示服罪。高力士还奏玄宗时说：“张说往昔尽忠朝廷，对国家来说还是有功劳的。”玄宗也有同感，于是只罢免了他中书令一职，仍让他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对这种处理结果，崔隐甫、宇文融感到不满，他们担心张说一朝东山再起对己不利，所以又在玄宗面前诋毁他。张说的仇人此时又专门撰述一篇矛头对准张说的《疾邪篇》，玄宗知道这些情况以后，于第二年就下诏让张说退休，但仍命令他在家修编国史。

张说为官其间，在政治方面并没留下多少可以传诸青史的贡献，但他长于文辞，精于典籍，朝廷重要文件多出其手，与苏頲(袭封许国公)并称为“燕许大手笔”。在重道崇学、改订礼仪、移风易俗方面颇多建树。

唐中宗景龙年间，已经担任工部、兵部二部侍郎的张说，因其母亲逝世而离职。后来朝廷命他起复并授于黄门侍郎，张说屡屡上表恳辞，坚持按礼仪之制服完母丧后再入朝视事。其奏表至哀至切，得到唐中宗的批准。当时礼制衰薄，风教颓紊，一般士大夫都以未终母丧被重新起用感到荣耀，唯独张说重礼仪、重孝道，坚辞不就，此举深得有识之士的赞誉。

在武则天时期，京师盛行一种名为“泼寒胡”的少数民族游戏。在举行游戏时，人们裸体舞蹈，相互混杂，泼水挥泥，以恣娱乐。这种有伤风化、违于中原传统礼教的游戏，在唐中宗时期又有漫延的趋势，连中宗皇帝也乐此之娱，他曾登楼亲自临视。张说对这种有伤大雅、但却登堂入席的现象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在四夷请和、使者来朝的时候，应该既示之以兵威，又待之以礼乐，不应该再搞这种令士大夫难堪的游戏。中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泼寒胡游戏在京师逐渐绝迹。

在古代，不少帝王要亲登泰山，举行祭天祭地的封禅大典，以求上苍的保佑和赐福。张说精于典籍，博通贯史，认为这是炫耀盛世必不可缺的礼仪活动。于是，他在开元十二年，首倡封禅之仪，并亲自引经据典草拟封禅的有关法度、礼节、仪式等细则上奏玄宗。在一切准备停当以后，唐玄宗于第二年年底率百官、贵戚、四夷酋长等，浩浩荡荡来到泰山。众多的官员、仪卫环列于山下，唯独张说等宰相、祭祠官员才享有陪同玄宗登山祭天的殊荣。封禅归来，张说又被授于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等重要职务。为夸示封禅大典的成功，玄宗还特诏张说撰写《封禅坛颂》，刻于泰山之上。

在玄宗朝，类似的活动还有过几次，每次都由张说首倡。开元十年，玄宗将巡幸并州(今山西太原)，张说忆起史书记载汾阴有汉武帝曾经祭祀过的后土祠。他认为这种祭土地的古礼久缺未行，建议玄宗顺路祭后土，为农祈谷。开元十四年，张说认为当时施行的“五礼”，虽然经过贞观时期和显庆时期两度修纂，但前后不同，颇有歧义。因此，他上言玄宗，请与学士们一起，讨论古今，删改施行，也得到玄宗的批准。张说首倡的这些活动虽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却显示了他贯古通今的卓越学识。

由于张说是一位饱学之士，所以他重学崇道。开元十三年，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等欢宴于集仙殿，高兴地对张说说：“神仙之议都是些虚妄之论，朕所不取。但是贤能之士却是致治的根本，朕今天与诸卿合宴尽欢，就该将集仙殿改为集贤殿。”随即又下诏将丽正书院更名为集贤书院，规定凡书院中的官员，五品以上的为学士，六品以下的为直学士，以张说为书院之首。玄宗还准备让张说任大学士，张说诚惶诚恐地推辞说：“本来没有大学士之称，只是到了中宗朝，为了表示尊宠大臣才授此称号，对此尊称，我担当不起。”当时的集贤院集中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学之士，他们有的修撰国史，有的伴君侍讲、侍读，张说总领修书之事。朝廷给予这些学士以优厚的待遇，引起了中书舍人陆坚的不满。在陆坚看来，这些学士对国家并没有什么益处，只是白白地耗费许多资财。因此，他奏请玄宗停罢集贤院。张说对陆坚轻视教化、目光短浅的意见进行了驳斥，他说：“自古帝王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无不大事亭台楼阁之侈，声色狗马之好。唯有当今的天子崇礼义，重文儒，广招天下俊杰，亲自讲论典籍。这是所益极大、所费极小的千古盛事。陆坚之言，为何如此不识大体!”玄宗闻此雅论，更加重视张说而轻看陆坚。

张说崇学重道还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当时宫廷、官府和私人宴席上，按照成例，只有官爵高贵的人才可以先饮酒。后来，在一次集贤院举行的宴会上，张说对这种旧例提出异议，他说：“我听说儒学之人以道相高，不以官爵的尊卑为先后。唐高宗时期参加修史的共计十九人，长孙无忌虽然贵为高宗之舅父，但每次宴会上总不肯先饮。武则天时，在编修《珠英》一书过程中，参入其中的学士也无贵贱之别。”说完后，他建议引杯同饮，时人都钦佩他这种意见允当得体。

张说在其长时期的官宦生涯中，多次参入监修国史的工作。他在朝为相时参加修史不足为奇，让人称奇的是即使他被贬在外，或致仕归第，玄宗也委以修史之重任，有时还特命携带国史有关资料，随军修馔。

张说一生曾三次入朝为相，他为文俊丽，构思精密。尤其是他被贬到岳州时，诗作悽楚婉转，人们争相传颂。他更长于碑文、墓志，姚崇弥留之际曾嘱其子孙，让他们转请张说为自己撰写碑文。张说也能奖掖后学，引荐文学之士。在厘订礼仪、增损制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玄宗朝受到特殊的礼遇。开元十七年，当他再度拜相，复朝视事时，玄宗特命有司设音乐，出酒食。君臣欢饮之后，玄宗又挥毫赋诗以纪其事。唐玄宗本人也雅好诗文，他每有新作一定要请张说先读其手稿，并希望张说能代为润色。张说为了悼念其父，曾亲自书写碑文。玄宗阅后又亲自书写“呜呼，积善之墓”六个大字的碑额。如此宠重，其他朝臣罕有其比。开元十八年，张说患病，玄宗又每日派遣使者前往探视问候，并亲自抄写药方以赐之。是年十二月，张说病逝，玄宗立即在光顺门举行哀悼活动。为悼念这位颇有贡献的故臣，连开元十九年正月的朝会大典也取消了。

刘子健

刘子健（1919-1993）祖籍贵阳，长于上海，后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日寇侵占北平后，清华南迁，先生旋入读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生及燕京部分师生被怀疑从事抵抗活动，同陷囹圄。先生日后每谓，于此战时遭际了无悔咎。战争结束后，先生作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律代表团成员，前往日本。刘子健先生，在燕京时期的老师且终身尊为导师的洪业先生的影响下，来到美国，从事政治时事方面的研究。1950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及其他学校任教。1960年，成为斯坦福大学教员。1965年，入普林斯顿大学。在斯坦福，由刘子健先生牵头，启动了一项极富远见的学术计划，该计划不但促进了美台之间的学术及文化交流，而且令众多“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们受惠。在刘子健等先生的努力下，这一计划最终发展成台北的“美国各大学联合研习所”（1997年后改称“台大国际华语研习所”）。1959年，凭借一本名为《宋代中国的变法》的小书，刘子健先生一跃成为宋史界的领军人物。这本书是日后极有影响的“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的第三种。刘子健先生研究的对象是帝国晚期最具争议性的题目之一，他征引了极广泛的史料，运用其自称为“截面研究法”的手段，对这一复杂的时期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记述。此外，该书充分利用了日本及中国学者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它与当时一般的西文著作比起来，可谓着了先鞭，令人侧目。尽管后继者不乏其人，但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刘子健先生始终是促进美日两国学界交流的一座桥梁。

贺麟

贺麟（1902年9月20日—1992年9月23日），现代哲学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字子诏。生于四川金堂。1926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6—1930年先后在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本科及其研究院研读西方哲学史，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德国古典哲学。1931—195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任讲师、教授。1955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曾任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将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扫除了儒学的僵化部分，“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这对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有贡献的。认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是：“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30年写成《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试图从对比朱熹的太极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自认为是走中西哲学比较考证、融会贯通的道路。后又对知难行易与知行合一等中国哲学理论作新的解释，认为知行合一观有自然的知行合一观与价值的知行合一观的区别。自然的知与行涉及心理活动与生理活动，两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价值的知行合一观又可分为朱熹的理想的价值知行合一观与王守仁的直觉的知行合一观，前者是对理想的价值的追求，后者是对直觉的价值的追求。认为自然的知行合一与价值的知行合一并不冲突。这表现了用近代生理学与心理学解释知与行这一对哲学概念。1944年写成《近代唯心论简释》提出心理意义的心与逻辑意义的心的区别，认为逻辑意义的心即理，它是一种超经验的理想的精神原则，是经验行为知识和评价的主体。心是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这种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新心学”。方法论上，认为直觉是哲学思考中必须的，不能简单视之为反理性主义而予以排斥，朱熹和陆九渊是运用直觉方法的典范；辩证法是建立形而上学必不可少的思辨方法，与直觉法异曲同工（《近代唯心论简释》）。在伦理学上，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乃为自由的意志和思想的考虑所决定，而非受物质条件的决定”（《物质与思想》上）；儒家五伦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也适用于现代工业社会，因为它们契合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精神（《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把现代的“儒者气象”归结为“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力图使儒家人格获得新的生命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5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1989年辽宁教育出版社重版，易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以新心学的观点诠释戊戌变法前后至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哲学发展过程，认为这五十年是“陆、王学派独得盛大发扬”。新中国成立后，专注于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教学、翻译、研究，写有大量的论文、讲稿、专著，培养了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人才。主要著作还有《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论》《文化与人生》《现代西方哲学演讲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译著有《知性改进论》《伦理学》《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等。

颜元

颜元（1635—1704年），中国清代思想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今河北省)人。少时曾学仙道，又喜兵术，还曾行医卖药。先崇陆王心学，又改尊程朱理学。依照“朱子家礼”居丧，深觉其不合人情，终于“别出一派”，走上批判程朱的道路。晚年主讲肥乡漳南书院，建立规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倡导注重实学，强调“习行”、“践形”，反对死读书。与其弟子李塨并称颜李学派。认为理学家们倡导的脱离具体事物的“读书静坐”和空谈“心性命理”之学，都是如“打诨猜拳”、“捉风听梦”一类的胡说。强调“理气融为一片”和“见理于事”。在人学方面，认为人性就是气质之性，“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格”，解释为“于格猛兽”之“格”。政治上反对豪强兼并，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去水利”。向往一种“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制度。著作有《四书正误》、《四存编》、《习斋记余》、《朱子语类评》、《礼文手钞》以及由其弟子辑录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辟异录》。后人编有《颜李遗书》和《颜李丛书》。此间所引材料均见中华书局编《颜元集》。

(1)非气质无以为性 颜元总结了古代的人性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人性思想。他认为，理作为气之理，表现在人身上就是“性”，亦即气质之性，离开气质无以为性。颜元的“气质即性论”思想是和程朱理学的人性论针锋相对的。颜元反对程朱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主张“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所谓“人性”即人的“气质之性”，“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义理)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并非恶的，所谓“恶”是由于“引蔽习染”——外界环境的影响。颜元还说：“不知若无气质，理将安附?且去此气质，则性反为两间无作用之虚理矣”。这是说，没有气质就没有性，离开气的性不是真正的性。气与性的关系，形(气质或机体)是第一性的，性(精神或机能)是第二性的，二者是相互统一的，相互联系的。颜元说：“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则无性矣;舍性亦无形矣。失性者，据形求之;尽性者，于形尽之。贼其形，则贼其性矣。”因为理与气是统一的，所以性与形是统一的，“舍形则无性”，没有气质(形)，就没有性;同样，“舍性亦无形”，没有性而求形，则无以见形。只有通过性才能体现出形的本质属性。颜元提出只有一个“气质之性”的人性一元论，就从根本上批判了程朱理学形性相离，形外有性的唯心论观点，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把理与气、性与形割裂开来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2)性发而为情 在性、情、才三者的关系上，颜元认为是一致的。他根据“理气融为一片”的观点，论证了性、情、才的关系。他认为，性是不可见的，发于情乃可见事，情之发要靠才。性、情、才都源于气，都是气的功用，不是截然分开的。他说：“发者情也，能发而见于事者才也;则非情、才无以见性，非气质无所谓情、才，即所谓性。是情非它，即性之见也;才非它，即性之能也;气质非它，即性、情、才之气质也;一理而异其名也”。这是说，性、情、才三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统一的基础是气质，“非气质无所谓情、才，即无所谓性”。什么是性、情、才呢?颜元说：“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情之力曰才”。性是心之理，内容是仁、义、礼、智，表现在天道是元、亨、利、贞。情是性之所发，人的感觉、意识，遇到外物，便会发动，其表现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才是情之力，指的是人的感觉、思维能力，即“目有能视之才，耳有能听之才，口有能言之才，心有能思之才。”人的这些感觉、思维器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才会发情。一个人如果没有气质，就没有才力，就不能发情，也就无以见性。颜元对性、情、才的密切关系，作了一幅《性、情、才皆善之图》，作了形象具体说明。

(3)气质之性无恶本善 颜元认为，人性只有一个气质之性，没有什么天命之性，而气质之性是善的，是无恶的。颜元极力驳斥张、程、朱的人性二元论，力辟“气质有恶”的说法。在他看来，理与气、性与形是统一不可分的，“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既然理、性是善的，那么气、形同样也是善的，不能说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的形体由气产生，理即气之理，舍形则无性，所以根本不存在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更不能说理善、气恶，只能是理善气亦善。这好像人的眼睛一样，不论好眼，还是病眼，都是气质构成的。它有能视之理，有光明能见之性，不能说好眼专视正色，病眼专视邪色。其所以能视物，就在于光明。在这一点上，好眼与病眼是一样的。由此说来，不能分别什么是“天命之性”，什么是“气质之性”。眼睛是理善、性善，眼睛本身为什么却恶了呢?以此类推，耳、鼻、口、心也是这样。如果说这些器官都是恶的，就无异于说人没有这些器官才是善的;如果说气质之性是恶的，就无异于说没有这些气质才是善的。可是谁都明白，如果人没有气质、形体、器官，哪还有人的存在呢?没有人的存在，又何以言“人为万物之粹”，“人为万物之灵”呢?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气质也”。可是张、程、朱等人，“今乃以本来之气质而恶之，其势不并本来之性而恶之不已也。以作圣之气质而视为污性、坏性、害性之物，明是禅家六贼之说，其势不混儒、释而一之不巳也”。颜元认为，宋儒的人性二元论和气质有恶论，正是佛教的“六贼之说”，“非释六贼之说而何”。所以说：“宋儒不识性，并才、情俱误。”

(4)人之为恶在引蔽习染 理、性、情、才、气质都是善的，而现实中却有恶的存在。颜元认为，这种恶行、恶性是后天环境造成的。他说，人性是善的，“其恶者，引蔽习染也”。颜元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人性善，恶是由“引蔽习染”造成的。一是“污衣”：一件衣服，本来是干净的，由于“著尘触污”而变成“污衣”，人们看不到其本来面目，就说衣服原来是脏的，更看不到棉布原来是素白的。其实污衣是“外染所成”，不能说衣服本来就是污的。以此说明人性本来不是恶的，是由后来“引蔽习染”而为恶。颜元指出，衣服虽由素洁变成污衣，但经过“捼浣”是可以“复洁”的;人性虽由善变恶，但经过“百倍其功”，亦可以由恶变善。二是“浊水”之喻。颜元针对程朱以水喻性来证明气质之性为恶的观点，而以“浊水”为喻，驳斥程朱学说之非。他说：“请问浊是水之质否?吾恐澄沏渊湛者，水之气质。其浊之者，乃杂于水性本无之土，正犹吾言性之有引蔽习染也。其浊之有远近多少，正犹之引蔽习染之有轻重浅深也。若谓浊是水之气质，则浊水有气质，清水无气质矣。如之何其可也”。性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习染。既然“污衣”可以“复洁”，“浊水”可以“变清”，当然“恶性”也是可以“复善”的。颜元认为，人们知道了“恶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气质”的道理，就要预防“引蔽习染”，避免变成恶性。为此要加强道德教育，辨别是非善恶，择善去恶，于此，人就可以保存善性了。颜元的“引蔽习染”论在解释个人恶劣品行的形成上，具有唯物论的意义，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认识毕竟是肤浅的。他没有接触到产生罪恶的社会根源，因而这种理论也就显得软弱无力。但他以后天习染解释人性善恶的来源，比天赋道德论的性善论或性恶论前进了一步。

(5)男女者人之真情至性也 颜元认为，由于性、情、才皆善，所以人的情欲也是合理的。人的耳目口体等肉体感官，具有感性欲望，是人性的自然要求。故不能像程朱那样，把它看成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更不能像佛家那样，把它视之为“六贼”。基于肯定声色情感之后，颜元又认为，人们对“饮食男女”的正当需求，是人的“真情至性”，是合乎人伦道德的。他说：“禽有雌雄，兽有牝牡，昆虫蝇蜢也有阴阳，岂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们果不动念乎，想欲归伦亦其本性也”。颜元还认为，所谓“天理”，不应该和人的真情至性相对立。人的真情至性，就是“天理”。他说：“你看天地是个大夫妇，若无天地，也不能化育万物。天不能无地，夫岂可无妇?你看见妇人，果不动念乎?这一动念，就是天理不可灭绝处”。这段话，虽略嫌粗俗，但作为对程朱禁欲主义的批判，却是深刻的。颜元曾劝告有产业的僧人，“早早积攒些财物，出了寺，娶个妻，成家生子。”劝无产业的僧人，“早早抛了僧帽，做生意、工匠，无能者与人佣工，挣个妻子，成个人家”。这实际是规劝僧人去过合乎人性的人间生活。颜元还曾与僧人无退在白塔寺辩论，发挥了他的“无一妇人更讲何道(理)”的思想：“僧又侈夸佛道。先生(颜元)曰：‘只一件不好’。僧问之。曰：‘可恨不许有一妇人’。僧惊曰：‘有一妇人更讲何道?’先生曰：‘无一妇人更讲何道?当日释迦之父有一妇人生释迦，才有汝教。无退之父有一妇人生无退，今日才与我有此一讲。若释迦父与无退父无一妇人，并释迦、无退无之矣，今世又乌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讲乎?’僧默然俯首”。对于程朱理学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妇女单方保持贞节的谬论，颜元也提出批评说：“世俗非类相从，只知斥辱女子失身”，“男子失身，更宜斥辱也”。对在程朱理学束缚下的广大妇女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颜元的“理在欲中”的伦理思想的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它具有初步要求个性解放的民主启蒙思想因素。

(6)正谊谋利，明道计功 颜元奉行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把“义”和“利”看成是统一的。他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者义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这里，颜元对于“义”和“利”的统一，引经据典地作了论证，并得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的结论。正因为“义”、“利”是统一的，“功利”是合乎人情的，所以颜元指出：“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为此，他主张“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在评论“董子正谊明道似谋道不谋食”这一见解时，颜元说这是释老空寂之谈、理学腐儒之见。“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这‘不谋’、‘不计’两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理学家们真的可以“谋道不谋食”吗?颜元问道：“宋儒之不谋食，能无饥乎?”其实他们空喊不计功利，而实际上却在谋个人私利。颜元揭穿他们虚伪的、假道学的丑恶面目说：“名为道学，而餍时文，以射名利”。他们“高声价，系重望”，正是为了被人“奉为大儒”、“仰为君子”。他们实际上是一批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颜元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对理学家所标榜的超功利主义的批判，在当时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的。

(7)善于习动的养身之道 颜元十分强调“实践”、“实学”，在道德修养论方而，则极力倡导“主动力行”的原则。颜元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颜元把这种“善于习动”、“庄敬日强”的养身之道，视为先儒的正道，并把它与释氏，宋儒的“主静”说对立起来。他说： “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而“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世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故置数珠以寄念”。“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颜元还从历史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缪，俟后圣而不惑矣。”颜元认为，“五帝、三王、周礼，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就是因为“袭其动之一二造其世也”。而“晋宋之苟安”，正是因为受到“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的影响，才使“人才尽矣，世道沦矣。”所以其自信，“考前圣而不谬”。至于所谓“俟后世而不惑”，是因为颜元自信他的“主动力行”的养身之道是正确的。他认为，“人心动物也”，即人心本来就是生生不息的“常动”之物，只有“贵动”的修养法，才符合“人心”的特点;“主静”，则是违背人心“常动”之规律的。所以，颜元最爱说：“提醒身心，一齐振起”这八个字。应该说，“主动力行”比之“爱静空谈”，确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修养之道。

(8)践履践迹的涵养功夫 颜元的“主动”精神，主要表现在“践履”、“习行”上。总的说来，在知行关系上，颜元注重的是“行”。他反对宋儒脱离实事实功的读书和著述，说：“读书便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这未免是些过于极端的言论。但就颜元提倡“实学”精神来看，他并不是不要知识，而是认为只有从实事实功的经验中得来的才算真知识。所以，颜元强调的是“手格其物而后知至”。也就是强调知识的获得即所谓“知至”，必须亲手下一番功夫，否认有什么“生知圣人”，正因为这样，颜元十分强调一个“习”字。他说：“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神志。一时习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习之，锡福一人;一家习之，锡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在颜元看来，“习行”不仅是知识的源泉，而且是“健身”、“养性”，造福人类的唯一途径。为此，他专门对“习”字和“温”字作了解释，指出：“温”字的含义之一，即是“习也”。有“重习其所学”的意思。“盖古人为学，全从真践履真涵养做工夫”。显然，颜元重“习行”经验，轻书本知识，在认识论上有经验论的倾向。但是在道德修养论方面，这种重“践履”，重“习行”，主张“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即主张以行为(“习行”)之效果(“用”)作为检验“德性”之“醇驳”的客观标准的观点，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9)论“文衰返实” 颜元倡导“实学”，他认为，为了“救生民”于“虚文”之“蠹”及讲道“妖氛”之“迷”，造就“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即“经世济民”之才，就必须提倡实事、实物而有“实功”的“实学”。颜元还认为，“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其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其二“是文衰而反于‘野’”。他所理想的并努力争取的是“返于‘实’”，认为现在正是返于“实”——提倡“实学”的时候了。为此前途，颜元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当然，颜元这一“文衰返实”的理想，是封建社会晚期的“自我批判”意识。所谓的“实”，仍属“吾儒”范畴，而所谓的“野”，则包括“张献忠之焚毁”的农民起义，这是颜元所不希望的。他明确指出，一旦返于“野”，则“吾儒于斯民沦胥以亡矣”。

(10)论理想人格 颜元是一位社会功利主义者，他极力反对程朱理学的超功利主义的思想。为了“救生民”于宋明理学的水火之中，他提出了符合功利主义思想的理想人格或理想“人才”。他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民，方为圣贤。不然，虽矫语性天，真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就是说，所谓“圣贤”，决非是宋儒所倡“只悬空闲说，不向着实处看”的“文墨之人”，更非入“空”门的“释迦”、持“虚”道的“庄周”，而是“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尊生民”的于世有用之才。这样的“人才”，一方面具有“为生民办事”的高尚德性，另方面又有“文足以附众，武足以威敌”的真才实学。颜元倡导“实学”、“习行”，认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是排除“引蔽习染”而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这一“实学”、“习行”的成人之道，合道德教育、道德修养论与哲学认识论于一体，是颜元伦理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显然，颜元以社会功利为价值的理想人格和理想“人才”，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改革的。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1912年9月25日—1996年10月5日），现代作家。辽宁昌图县人。原名曹京平,曾用笔名黄叶、叶之林、曹坪、金咏薇等。1923、1925年两次去天津,先后在汇文中学、南开中学就读。受新思潮影响,组织新人社,出刊文艺刊物《人间》、《新人》。在《新人》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水生》。后因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被学校除名。1932年在北平参加北方左联。与方殷、臧云远等编辑《科学新闻》,另编辑《四万万报》。同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1933年完成史诗型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9年出版),后被誉为“莎士比亚的华丽+拜仑的奔放+道斯托也夫斯基的颤鸣”(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同年至上海。1936年发表《鴜鹭湖的忧郁》等描绘朴厚坚强的东北人民生活与斗争的短篇小说,赢得很高的声誉。1937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地与海》,及中篇《突击》(《柳条边外》),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憎恨》,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作家。抗战爆发后,曾去临汾民族抗日大学文学系任教,后辗转西安、武汉至重庆,在复旦大学执教。193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风陵渡》,编辑《文摘》副刊。1940年去香港,为文协香港分会第二届(1940)候补理事,第三届(1941)理事。与周鲸文合编《时代文学》。在此期间写作长、中篇小说《大江》、《大时代》(未写完)、《新都花絮》、《蒿坝》(即《江南风景》)。1942年赴桂林,为文协桂林分会候补理事(1942)、理事(1944)。一度与王西彦代理鲁彦编辑《文艺杂志》。创作话剧《林黛玉》、《晴雯》、《安娜·卡列丽娜》及京剧《红拂传》。1944年至遵义,任力报社主任。1945年冬去重庆,后至武汉编辑《大刚报》副刊《大江》。1947年在长沙水陆洲音专任教。1948年秋回上海,主编《求是》、《银色批判》。不久去香港。1949年8月返北京。后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出版部副部长、副秘书长,编辑《北京文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以首都钢铁厂为生活基地,编写厂史《钢铁的凯歌》。另编有京剧《周处》、评剧《罗汉钱》等。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曹雪芹》上卷,1985年又出版了《曹雪芹》中卷(与钟耀群合作)。1996年10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

刘完素

刘完素(1110—1200)金代著名医家。字守真，号河间居士，又号通玄处士、宗真子、高尚先生。河北河间人。少聪敏，博学多识。无意于仕途，章宗皇帝三聘而不起。一生耽嗜医书，尤刻意研究《黄帝内经》，深探其奥旨，对其运气学说的研究和火热病机的阐发有独到见解。指出研究运气学说应当着眼于风、寒、暑、湿、燥、火对疾病发生和发展之影响，并创用五运六气作为疾病分类纲领。阐发《素问》病机十九条，强调火热致病，反对套用古方，力排《局方》用药躁热之偏，善用寒凉药，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治火热证，临证多有奇验，医名远播四方，为“河间学派”之开山，被后世称为寒凉派的代表人物，“金元四大家”之一。著作甚多，计有《素问玄机原病式》1卷 (1182)、《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简称 《宣明论方》) 3卷 (后人扩充为15卷)、《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1186)，以及 《素问要旨论》(一作《内经运气要旨论》) 1卷、《伤寒直格》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三消论》1卷、《保童秘要》2卷、《素问药注》、《河间刘先生十八剂》(简称《十八剂》)、《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治病心印》等。弟子有穆子昭、荆山浮屠、马宗素等，再传弟子及私淑者甚多，形成医学史上影响久远的 “河间学派”。

罗素

伯特朗德·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社会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代西方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罗素1872年5月18日生在英国威尔士蒙穆士郡的特雷莱克。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度出任首相。父亲是安伯勒子爵，母亲也出身于辉格党贵族。罗素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罗素两岁丧母，四岁丧父。由祖母抚养长大。童年时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回顾童年生活，他说那是一段快乐的时期。他的少年时期却深受孤独的折磨，全靠哥哥弗朗克引导他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才解脱了这种痛苦。罗素回忆说：“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是我11岁时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从来没有想像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妙的东西……从那时起直到我38岁时同怀特海一起完成《数学原理》，数学一直是我的主要兴趣和主要的快乐源泉。”

1890年罗素获奖学金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数学。在那里，他结识了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数学家怀特海和哲学家摩尔。他是怀特海的学生，后来两人成为同事和合作者。摩尔比罗素晚入剑桥两年。罗素后来说：“主要由于摩尔的谈话，才使我放弃了康德和黑格尔。他虽然比我年轻两岁，但却大大影响了我的哲学观”。在剑桥，他还结识了经济学家凯恩斯和文学家里顿·斯特拉奇。

1893年，罗素通过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此时他的兴趣转向哲学。经过一年修读，罗素以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名毕业。之后，他开始谋求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1894年12月，罗素与比他大五岁的阿鲁丝·伯·史密斯结婚。

1895年，罗素以一篇论几何学基础的论文，获得了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学校对他相当宽厚，既未要求他去教书，也未要求他住在学校里。他便携妻子去柏林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他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读完了三大卷《资本论》。1896年他的第一本著作《德国的社会民主》出版，罗素在书中写道：“《共产党宣言》的文笔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我看来，精炼的修辞、鞭辟入里的妙语以及历史的洞见，使它成为一部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文献……在这部辉煌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唯物史观的史诗般的力量。”但是，他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却忽略了介乎二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即生产当中技术人员的出现。

罗素11岁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以来，数学基础一直是使他感到麻烦的问题。1900年，他去巴黎参加国际哲学家大会，遇到意大利逻辑学家皮阿诺。皮阿诺的一套符号体系给他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分析工具。罗素后来的工作就是在皮阿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全部纯数学只研究用很少数基本逻辑概念来定义的概念，而且全部纯数学都可以从很少数基本逻辑原理演绎出来。1901年，罗素同怀特海讨论了这个设想。1910—1913年，两人合写了三卷本的巨著《数学原理》。这是亚里斯多德以来最重要的逻辑著作，它第一次为数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写作《数学原理》期间，罗素是费边社名流萧伯纳、韦伯夫妇的座上客，曾发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1907年，他作为妇女选举权协会全国联盟候选人参加议会补缺的竞选活动。1910年，罗素失去了三一学院研究员的职务，被任命为该院讲师。他认为，有此变故，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可知论的观点。

追求确定性是罗素研究数学和哲学的动力。他的看法是，形而上学家面对宇宙整体高谈阔论，算不上有真知灼见;建立一个宏伟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不如集中力量去解决个别问题。这就是分析哲学的开端。

罗素的分析方法在哲学领域中的最早应用就是他的“摹状词理论”。摹状词理论是阐明词与物之间关系的理论，这是罗素对哲学作出的最重要发现。他反对奥地利哲学家梅农的观点，即在我们说“金山不存在”或“圆的方不存在”的时候，金山或圆的方如果不是真正存在的话，也必然具有某种存在。罗素指出，可以不说“金山不存在”，而说“没有一个实体既是金的又是一座山”。这种分析把“金山”这个短语从句子中清除出去，从而去掉了相信它具有某种存在的任何理由。

罗素的哲学见解尽管经常改变，他的方法却是不变的。罗素一直使用奥康剃刀，也就是根据数理哲学和摹状词理论，尽可能去掉那些不必要的实体。同奥康剃刀密切关联的就是分析的方法。罗素的哲学方法，就是去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然后把剩下来的切成不能再分的小块，看看到底保留下什么东西。罗素最后找到的就是“感觉材料”，即人们掌握的最确实可靠的知识。

1912年罗素写了《哲学问题》一书，对自己的哲学见解作了清楚的表述。他举桌子为例，证明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写字用的桌子是确实存在的。1914年春，罗素应邀到波士顿讲学，然后将讲稿以《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为题出版。在该书中，他又一次大胆使用奥康剃刀。他认为：“一件东西的各个表相都是真实的，而这件东西却只是一个逻辑结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素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这场既“不涉及原则问题”，也“没有一个较好的后果”的战争，他撰写反战文章，发表反战演说，积极参加民主管理联盟和不应征联谊会等组织的活动。

1916年4月，由于为不应征联谊会撰写抗议政府对拒服兵役者处以两年苦役的传单，罗素被判罚款100镑，并被解除三一学院讲师职务。1918年罗素又因写反战文章，被判入狱。他在六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写了《数理哲学引论》，并着手写《心的分析》。罗素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物质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具有物质性，而精神也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具有精神性。”这种哲学观主要来自威廉·詹姆士的“中立一元论”。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中，罗素认为，物质是建立在“感觉材料”基础上的逻辑结构;在《心的分析》中精神又成了是以“感觉”为基础的逻辑结构。罗素以前坚持我们的感觉与可感觉的客体之间的区别，而中立一元论则意味着要放弃这种区别。在罗素看来，精神正在变得更加依靠物质，而物质的物质性也在变得越来越少。

1920年罗素访问了苏俄。在这一年出版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他明确表示反对苏俄“否认自由”。他诬指苏俄实行的是“一个封闭的暴虐的官僚制度”。1921年他访问中国，住了近一年时间。他曾在北京大学作过一系列演讲;1922年他把在中国的观感写成题为《中国问题》一书。

1921年，罗素回到英国，与多拉·布莱克结婚，婚后添了两个孩子。由于孩子的降生，罗素开始注意教育问题，他和第二个妻子在1927年创办了一所学校。在罗素看来，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人快乐和幸福。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培养理想的品格。他认为，理想的品格有四个特征，即活力、勇气、敏感和智力。受教育的学生应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罗素的教育学说，其弱点在于过分注意理想和目的，缺少实现理想的手段。罗素后来承认，这所学校办得并非完全成功。

罗素在1927年出版的《物的分析》中，开始放弃物质与精神具有不同因果律的看法，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心的分析》中所持的观点。罗素说：“精神和物质非常接近，几乎无须分辨它们”。他一方面试图使用新的科学理论清除几个世纪以来关于精神与物质、唯心论与实在论所引起的哲学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又想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

1931年，罗素的哥哥去世，他继承了家族世袭的爵位，成为第三代罗素伯爵。

罗素说过：“除了哲学和数学之外，历史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学科。”他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他对于历史的重要问题具有较深刻的洞察力。他反对任何历史发展的总的图式，不管是黑格尔的，马克思的，还是斯宾格勒的。但他自认“大体上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即认为经济原因是历史上多数重大运动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用经济力量说明一切历史现象。他说过，真正重要的科学发现很少是经济动机的产物。

1934年罗素写了《1814—1914年的自由与组织》，这是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他把从1814年到1914年这100年的欧美政治变化原因归结为四点：经济技术、政治理想、具有卓越能力的个人和偶然事件。他十分强调个人和偶然事件。他在序言中说：“我不相信，如果俾斯麦幼年夭折，过去70年的欧洲史会和实际发生的情况非常相象”。“如果亨利第八不同安娜·保林相爱，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由于这个事件，英国才同教皇决裂，从而也就不承认教皇把南北美当作礼物赠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英国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现在美国这块地方很可能会成为西属美洲的一部分。”罗素否认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改变作出的科学解释，他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来自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他错误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把哲学当作结果，而不承认它是一种原因。罗素曲解了唯物史观，他的历史哲学杂乱而不成体系。

1938年秋，罗素应邀去美国，就任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之后，他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教授，主持过哈佛大学詹姆斯讲座和巴恩斯基金会的演讲，在布鲁恩·马尔学院讲学。

罗素的社会政治理论同他的哲学无必然的联系，前者并不是后者的推论和应用。他说过：“我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写《社会改造原理》的。我受着世界现状的折磨，希望找出改进的办法，并且想用简单明白的语言告诉有类似感受的人。”

在《社会改造原理》(1916)一书中，罗素指出冲动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力。如果人能自由地按照冲动行事，人就会快乐，否则就受到挫折，成为社会的不安因素。但是，如果人完全按照冲动行事，毫无限制，社会也就不能存在，就需要国家来行使权威，人又回到受压抑的状态。怎样才能解脱这种困境?罗素指出，首先要区分占有的冲动和创造的冲动。前者利己而使人自私;后者利人而造福社会。国家应该鼓励创造的冲动而压制占有的冲动。

30年后，他在《权威与个人》(1949)、《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1954)，讲的仍然是同一个题目，中心思想没有重大改变。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的序言中，罗素说他完全同意休谟的话：“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感情的奴隶”。他认为欲望、情绪、感情是行动的唯一原因。理性不是行动的原因，它只起调节的作用。因此他特别注意并分析了一些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的欲望，如衣食住、占有、好胜、虚荣和酷爱权力。

1938年罗素发表了《权力》一书。他说：“权力欲是产生社会科学必须研究的各种变化的主要动机。”罗素认为，经济需求有限，可以满足;权力的渴望没有限度，因而是满足不了的。他强调，社会学说的基本概念应该是权力而不是财富;社会正义在于最大限度地使权力平均;国家要民主化，要保障各种自由。

1944年10月，罗素接受三一学院邀请，回到该院担任研究员，并在剑桥大学讲学。五年以后，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终身研究员。

1948年，罗素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在该书最后一页，他作了这样的结论：“全部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因为他看到演绎所能获得的知识甚为微小。罗素先前把物质当作以感觉材料为素材构成的“逻辑结构”。现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承认从经验中得到的零碎知识无法构成科学的世界，除非通过某些不依靠经验的原则把他们串联起来。罗素已逐渐承认经验主义是不够的，他再也不能随便使用他的奥康剃刀了。罗素晚年的哲学立场更加接近常识和实际生活。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维护者，罗素一向反对基督教。他认为宗教主要来自对神秘事物、失败、死亡的恐惧。人们应该坚定地面对世界上好的和坏的事实，美好的和丑恶的东西。应该借助科学和理智去征服世界。罗素提示人们：“需要无所畏惧地面对世界，需要自由的理智。需要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不需要只看已经死亡的过去。”

1949年，罗素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荣誉研究员，获得官方颁发的荣誉勋章。195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

1955年以后，罗素越来越为政治所吸引。这一年，他动员了包括爱因斯坦和约里奥·居里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个为争取和平而合作的宣言。1958年，他当选核裁军运动主席。两年后，担任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主席。1961年8月，他以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罪名被捕，法庭判处他监禁两个月的徒刑，由于他年迈体弱，才改判在监狱医院拘留一星期。1964年，他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1967年，他建立了国际战犯法庭，成员中包括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保尔·萨特。该法庭甚至想传讯美国总统约翰逊，因为罗素认为，美国政府在越南南方的行动，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

1970年2月2日，罗素在威尔士的彭林登德莱斯去世，享年98岁。

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名介宾，字会卿(一作惠卿)，号景岳，因其室名“通一斋”，故又别号通一子。原籍四川，明初祖上以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遂迁居会稽。明代著名医家。

其父寿峄，为定西侯门客，通医理。景岳14岁时随父游北京，从名医金英(梦石)学医。中年投笔从戎，随军“出榆关，履碣石，经风城，渡鸭绿”，经数年而无所成就，于是幡然解甲归里，放弃其他杂好，专攻岐黄之术。其间曾旅居长安，58岁南返故里，而后“医日进，名日彰，时人比之仲景、东垣”(《景岳全书·林日蔚跋》)，一时求诊者“辐辏于门”，权贵显要“持金币争相延请”。因其治病好用熟地，其制定的新方186贴中有熟地者占48%，故有“张熟地”之称。

一生著作宏富。《类经》及其羽翼之作《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是其毕生研究《内经》的结晶。《类经》32卷，90万字，费时30年，四易其稿。《景岳全书》64卷，是又一巨著。晚年之作《质疑录》1卷，收札记小品43条，清乾隆甲申年(1764)胥山老人王琦辑入《医林指月》。

对医学理论颇有贡献。前人注释《内经》多系随史注释，而《类经》采取类分之法，使散漫的理论条理化，使《灵枢》、《素问》合璧，相为表里，互启共证，图文并解。又引用天文地理、气象物候、音乐、兵法等多种科学知识，阐发《内经》的奥旨微蕴。便于学者融会贯通，推动了后世对于《内经》的研究。

后人称其“仲景以后，千古一人”。

永明延寿

永明延寿(912—983),五代、北宋间禅宗法眼宗僧人。天台德韶弟子。据《智觉禅师自行录》、《宋高僧传》卷二八、《景德传灯录》卷二八载，俗姓王，字仲玄，号抱一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做地方官吏。三十岁捨弃妻孥，投四明(今浙江宁波)翠岩禅师出家。后至天台山，参德韶禅师。初习禅定之法，传说连小鸟尺鷃在他衣里做巢都未被觉察。深受德韶器重，定为传法弟子。出住明州雪窦山资圣寺，开堂说法，法席颇盛。宋建隆元年(960)，受吴越忠懿王钱俶之请，住杭州灵隐寺新寺。翌年，又受请住杭州永明寺(今净慈寺)，前后十五年，寺众多达二千余人。故世称“永明延寿”。开宝三年(970)，奉诏于钱塘江畔月轮峰创建六和塔，以作镇海之用。晚年再度入天台山修习，受其菩萨戒者万余人。一生诵《法华经》一万三千部。高丽国王远慕声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并以金线织成的袈裟、水晶数珠、金澡罐等法物相赠。随同使者前来问道的学僧三十六人受印可记莂，使法眼宗从此盛行于国外。卒谥“智觉禅师”。强调“万法唯心”，主张参学以心为宗，以悟为则。提倡佛教内部的调和融合，包括禅教一致、禅净合一。认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曾邀集唯识、华严、天台三宗学者，“分居博览，互相质疑”，最后由他“以心宗之衡以准平之”。又认为，作为禅僧，口唱佛名，诵读经典，并不妨碍禅行，且有助于禅定。故不仅鼓励净土修行，且身体力行。著作有《宗镜录》一百卷、《万善同归集》三卷;前者发扬禅教一致理论，后者宣传禅净合一思想，对后世佛学影响极其深远。另有《唯心诀》、《神栖安养赋》、《定慧相资歌》等多种。

马斯洛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英语：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年4月1日—1970年6月8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著名的比较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博士、教授、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67—1968)等。马斯洛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马斯洛早年曾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并取得博士学位,以后曾任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系主任、美国心理学会个性和社会心理学分会主席,他在比较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美国逐渐形成,它是作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反对派而产生的。它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人除了一般的生理动机之外,还有高级的心理动机,包括社会性动机和智能性动机等。马斯洛称这场人本主义运动为第三势力,他就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1954年他出版了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动机与个性》一书,这本专著系统地阐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酝酿过程和它的基本观点,成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基石,引起了当时美国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本主义运动的阵地,于1961年创刊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1962年成立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1967—1968年度马斯洛被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说明马斯洛多年来所研究和提倡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观点,已得到美国心理学家们的承认和重视。马斯洛的理论,具体而概要地说,就是他所创立的“需要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社交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需要和行为的共同规律,为企业事业的管理工作所需要。所以,这一理论,40多年来在世界各国流行得很广,近几年来在我国也有传播。但这一理论在思想方法上却具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偏见。他的主要著作有:《人类动机的理论》(1943年)、《动机与个性》(1954年)、《人类价值的新知识》(1959年)、《科学的心理学》(1966年)、《趋向存在心理学》(1968年)等(参见“需要层次理论”)。

倓虚

倓虚（1875～1963），俗姓王,学名福庭,法名隆衔,号庆虚,另一法名今衔,晚年栖迹湛山,河北宁河 (今属天津) 人,1875年 (清光绪元年) 生。1885年入村塾。1888年至益隆智记学买卖,后居家赋闲。1894年在奉天小北关福庆长号管账。1895年春,任职后路粮台。粮台撤销,为仁字左营营长吴仰山管理柴草出入账,后任职水雷营,专管算账、发饷、点名等事。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任苦力、小工; 秋,至大连任职大记公司。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往烟台、营口,一度以占卦为生。1905年在营口任佛教宣讲堂讲员、会计、督讲。离开讲堂后,在营口开设东济生药铺,并挂牌行医。1914年夏,至红螺山资福寺听宝一老和尚讲法华经。1917年3月,由天津清池和尚介绍,在涞水县高胡寺落发,初为临济宗,法名隆衔,清池和尚授号倓虚;9月,依宁波观宗寺谛闲老法师受戒,戒期后,入观宗寺佛学社丙班,专攻天台一宗。1920年9月,离观宗寺,至上海参方,住留云寺; 秋,至天津、营口、哈尔滨、沈阳; 冬,入北京请藏经。1921年在河北井陉县作出家后第一次讲经; 4月任奉天万寿寺讲法师。三年讲经十种; 同年发起创建营口楞严寺。1922年1月,发起创建哈尔滨极乐寺; 夏,应沈阳国际公司之请,讲大乘起信论。1923年夏,至哈尔滨兴建盂兰法会,又在张家湾慈善会宣讲弥陀经。1924年9月,充极乐寺首任住持。1925年9月,随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 10月返国,同年谛闲大师亲笔书赠嫡传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法名今衔,为传天台教观第四十四世祖; 同年至北京柏林寺讲楞严经,创办北京弥陀院佛学院。1929年4月,任极乐寺住持六年,于传戒后辞职,后至北京宏法; 同年创办般若寺佛学院。1932年2月,赴西安讲经,并任西安大兴寺住持,设大兴寺佛学院。1933年在青岛建湛山精舍。1934年任湛山寺住持。1935年开办湛山寺义学院。又与澍培法师创办般若寺佛学、院。1941年在北平广济寺讲经。1942年负责修建天津大悲院,任大悲院第一任住持,1944年9月退休。1947年3月,赴长春般若寺传具足戒,为传戒师; 同年创办大悲院佛学院。1948年夏,返青岛,主持湛山校务。1949年春,应虚云和尚之邀,赴广州主持复兴光孝寺; 4月应聘为香港弘法精舍华南佛学院院长。1950年夏,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其后任董事。1957年创办中华佛教图书馆。1962年创办西贡塔院寺。1963年8月11日在香港逝世。终年88岁。著有《阴阳妙常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义疏》、《天台传佛心印记释要》、《水陆法会法语》、《佛学撮要》、《净土传声》、《大佛顶经妙玄要旨》、《心经讲录》、《念佛论》、《湛山文钞》、《楞严经讲义录》、《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记》等。

薛福成

薛福成（1838年4月12日—1894年7月21日），清末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字叔耘，号庸盦(an)，江苏无锡人。“曾门四学士”之一,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外交家、政论家、文学家。1884年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台道。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临危受命,“综理营务,尽护诸军”,领导军民击退强敌,取得浙东保卫战的胜利。1888年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未及赴任,又改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出使欧洲期间,主持了在英国属地设立领事馆、中英勘定中缅边界与磋商通商事宜等谈判活动,为国家争回了利权。著作有《庸盦全集十种》等行世。

薛福成一生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 薛福成的著作基本上均已编入《庸庵全集》。其《出使日记》及续刻已被编入《走向世界丛书》。

薛福成主张变法。他认识到：“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今日之天下已不是“华夷隔绝之天下”，而是“中外联属之天下”，况且“降至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因而“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必须“变法”。并指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和“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明势为之也”(《筹洋刍议》)。并提出了“宣变古以就今”的主张。他驳斥了那种动辄曰：“我守上古圣人之法也”的谬论，认为“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他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说：“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宣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陈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筹洋刍议》)。他认为，中国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因而，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提出了“掘四民之纲者，商也”和以工商立国的思想。他指出：“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并强调要特别重视新式工业问题，他说：“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筹洋刍议》)。他认为，中国欲谋富强，也应以“自理其商务”为急务，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主张仿效西方国家，“用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庸盦全集》)。并提出了让私人集股成立公司，自主经营，创办之初，酌减税额等主张，以发展本国工商业，与洋人争利权。

薛福成批评君主之国“主权甚重”，其弊在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致使“舆情不通”，公论不申，一人之精神，不能贯注于通国，“则诸务有堕坏于冥冥之中者矣”。认为民主之国利在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并可以防止君主任意妄为，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至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致使“权不一而志不齐”。他称赞西方的君民共主“有利无弊”。他说：“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出使英法意北四国日记》)。他主张中国宜仿行“君民共主”的议院制。

薛福成对“公法”也颇为重视。他认为“公法”的作用是“弭衅”与“存弱”。他说：泰西万国公法一书“所以齐大小强弱不齐之国，而使有可守之准绳，各国所以能息兵革者，此书不为无功”。“虽然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则可以弭有形之衅，虽至弱小之国，亦得籍公法以自存”(《海外文编》)。但他也认识到，在条约公法的字面上虽说有真是真非，其实西方各国在利用公法的时候，并不如此。他说：“夫西人于条约公法研之甚熟，岂无真是真非哉”、“然彼欲善自为谋”，势必也就要损人利己了。薛福成认识到，万国公法的遵违受国家强弱所制衡。他说：“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以强弱为衡。颇有名实之不同。强盛之国，事事欲轶公法，其人勉以公法从之，虽稍见自克，以俯循公法，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海外文编》)。薛福成的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王力

王力（1900年7月16日—1986年5月3日），当代语言学家。字了一。1900年7月16日生于广西省博白县岐仲村。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小学毕业后因家贫失学。17岁起任小学教师,24岁入上海南方大学,次年入上海国民大学。26岁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中国古文法,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曾博得梁启超好评。27岁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实验语音学,以论文《博白方言语音实验录》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语言学、语音学及中国音韵学,同时兼任燕京大学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湖南长沙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课,讲授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语法、诗法,并一度在越南研究东方语言。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创立语言学系。1947年任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语言学系主任。两年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随至北大,任教授兼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1954年12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还历任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五届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二至五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务委员。1957年冬曾赴波兰讲学。他长期从事汉语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创建汉语语法体系、研究汉语语法理论、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整理和总结前人关于汉语音韵研究的成就、研讨古代汉语韵部的分部和语音的构拟、研究汉语发展史和中国语言学史及建立古代汉语教学体系诸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享誉国内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1986年5月3日，王力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主要著作有:《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本,1931年,巴黎出版)、《中国音韵学》(大学丛书;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年再版,改名《汉语音韵》)、《中国现代语法》(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语法理论》(同上,有捷克文译本)、《中国语法纲要》(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有俄文译本)、《汉语讲话》(原名《中国语文概论》,1939年出版;1950年改名《中国语文讲话》,1956年起改今名),《字的形音义》(1953年)、《汉语史稿》(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汉语诗律学》(1958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汉语史论文集》(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诗词格律》(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古代汉语》(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诗词格律十讲》(1962年)、《汉语音韵》(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汉语浅谈》(1964年)、《浙江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同源字典》等。另外,他还先后翻译世界名著几十种,主要有:《半上流社会》(小仲马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娜娜》(左拉著,商务印书馆出版)、《莫里哀全集》(一,1935年,上海编译馆出版)、《沙弗》(都德著,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酒店》(左拉著,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等。并撰有论文多篇。

韩偓

韩偓[ wò ]（约842年～约923年）唐诗人。字致尧，或作致光，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十岁能诗,得到他的姨夫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赞赏。《唐诗纪事》卷56载曰:“偓,小字冬郎。义山(商隐字义山,笔者按)云:‘尝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句有老成之风’因有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乱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义山诗中之“雏凤”,即指韩偓,“老凤”指其父韩瞻。初应举不第，久困名场。龙纪元年(889)登进士第。佐河中幕，召充左拾遗。乾宁末，自刑部员外郎为凤翔节度掌书记。光化中，自司勋郎中入为翰林学士，历左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兵户二部侍郎、学士承旨。尝预定策诛宦官刘季述，深得昭宗倚重，数欲以为相，终未果。天复三年(903)，以不附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天祐二年(905)，复召为学士，不赴，入闽依王审知。唐亡，辗转徙居南安，卒。

早岁诗多涉艳情，宋许顗《彦周诗话》引高秀实语谓其“丽而无骨”，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谓其“艳夺温李”。诗收《香奁集》中，故后人称艳情诗为香奁体。然其中不乏文词清丽、抒情细腻含蓄之作，《已凉》、《寒食夜》等可为代表。及参与唐末政局和南奔入闽，作诗纪述闻见，忧伤时局，感怀身世，毛晋谓“始末历然如镜，可补史传之阙”(《韩内翰别集跋》)。其诗多七言近体。律诗师法杜甫、李商隐，颇有沉郁顿挫之风，然文词清丽，情致凄惋，自具面目。《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迥异当时靡靡之响”，许为晚唐文笔之鸣凤。《故都》、《安贫》、《自沙县抵龙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等诗均为传世名作。著有《韩偓诗》、《香奁集》、《金銮密记》。今传《香奁集》及《韩内翰别集》(又名《玉山樵人集》、《韩翰林集》)。《全唐诗》存其诗四卷。生平事迹见《新唐书》卷一八三、《唐才子传》卷九、《十国春秋》卷九五。震钧有《韩承旨年谱》。

卡逊

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1907年5月27日－1964年4月14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诞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泉溪镇一条乡间小河畔的农舍里。慈祥的母亲将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连同对这个未来的科学家的期望一同留给了她。这种热爱与她的文学天赋一道,在她小学和中学期间就显露出来。1929年,她从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毕业,进入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学习。1932年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她受雇于美国渔业局并为《巴尔的摩太阳报》撰写科学史方面的文章。1936年,她开始了长达15年的在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委员会(FWS)工作的生涯,她在这个机构中被提升为出版物主编。蕾切尔·卡逊在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委员会期间写了大量的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文章并编辑了许多科学文献。在她闲暇的时间内,她将在这个政府机构所进行的研究成果改写成抒情散文,第一篇是《海洋下面》(Undersea),发表在1937的《大西洋月刊》上。随后她写了著名作品《在海风的吹拂下》(UndertheSea-Wind,1941)。1952年,她的传世之作《我们周围的海洋》(TheSeaAroundUs)出版,在受到一些著名出版社的拒绝后出版,引起轰动,被翻译成32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并于同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图书奖和伯洛兹自然科学图书奖。1955年她又出版了《海之边缘》(TheEdgeoftheSea),此书与国家图书奖擦肩而过。这些作品构成了关于海洋的传记并使卡逊成为著名的科普作家。1952年,卡逊从政府机构辞职开始了她的专业写作生涯。作为当时已经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她能够得到著名的生物学家、化学家、病理学家和昆虫学家的帮助,她掌握了许多由于杀虫剂、除草剂的过量使用,造成野生生物大量死亡的证据,但她以更文学化的、更生动的方式写出来,这就是《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写这本书她用了4年时间,其间她得了乳腺癌。这本书尚未出版,她就受到了以杀虫剂等化工产品生产商为首,和受到农业部支持的各种媒体的攻击,骂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妇女”。1962年《寂静的春天》正式出版后,许多大公司施压要求禁止这本书的发行,但没有成功,反而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反响,卡逊收到了几百封要求她去演讲的请柬,这本书成为美国和全世界最畅销的书,蕾切尔·卡逊被视为“环境运动的先驱”。

慧能

慧能（638～713）唐代僧。又作惠能。我国禅宗第六祖。号六祖大师、大鉴禅师。祖籍范阳（河北），俗姓卢，生于南海新兴（广东）。据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载，其父早亡，家贫，常采薪汲水以奉寡母。一日负薪至市，闻客读诵金刚经，心即开悟，时五祖弘忍住蕲州黄梅之东禅院，法门甚盛。师乃前往拜谒。五祖试问其所来及欲求何物，师答曰（大四八·三四八上）：‘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谓：‘汝是岭南人，又是猎（疑作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对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猎（疑作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惊异其禀性非凡，遂使入碓房舂米，历八月。一日，五祖令众人各述一偈以传衣授法，上座神秀遂于壁廊书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师闻之，谓此偈未见本性，遂请一童子代于壁间亦书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闻之，识其为真能传大法者，乃夜召师入室，潜授衣法，并遣其连夜南归，隐于四会、怀集之间。

仪凤元年（676）至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遂依之出家，受具足戒。翌年，移住于韶阳曹溪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顿悟法门。与神秀于北方所倡之渐悟法门相对，史称‘南顿北渐、南能北秀’。其弟子法海将其教说汇编成书，名‘六祖法宝坛经’，盛行于世，为后来禅宗之宗经。后应刺史韦据之请，于大梵寺树立法幢；未久归曹溪，弘布大法，道俗归崇。神龙元年（705），中宗派遣内侍薛简召师至京师，师称疾固辞未往，帝乃敕赐摩衲袈裟及绿钵等物，并敕改宝林寺为‘中兴寺’。三年，更赐‘法泉寺’额。

师又曾舍宅为国恩寺，先天元年（712），命门人于寺内建立报恩塔。翌年七月，归返国恩寺，八月示寂，世寿七十六。师肉身不坏，迄今仍存，归停曹溪。宪宗时谥号‘大鉴禅师’。宋太宗太平兴国年中（976～983）加谥‘真宗禅师’；后由仁宗谥号‘普觉禅师’，神宗赐‘圆明禅师’之谥号。遗录有六祖坛经一卷、金刚经口诀等。其中六祖坛经初由法海集录师之语要，后人多所节略，未能见祖意之全貌，元代德异乃探求诸方，得其全文。至元二十八年（1291），宗宝重新校对三种异本，正其讹误，详其节略，增补弟子之请益机缘而予印行，今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师之嗣法弟子四十余人中，以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等最着，开后世临济、曹洞等、五家七宗之禅。［佛祖统纪卷二十九、宋高僧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五 、*五灯会元卷一、释氏稽古略卷三、传法正宗记卷六］

冈察洛夫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俄语：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儒略历1812年6月6日－1891年9月15日，格里历1812年6月18日－1891年9月27日），俄国作家。生于辛比尔斯克一商人家庭。自幼丧父,喜读文学作品。1834年莫斯科大学毕业。184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抨击地主庄园生活的传统习气。1852—1854年跟随海军中将普提雅廷(Ефим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утятин,1803—1883)乘“巴拉达”号作远洋航行。四年后,出版二卷本长篇游记《战舰巴拉达号》,记述了欧亚的一些风土人情。1856—1860年任沙皇政府书报检查官。1859年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生动的笔调,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上强烈的反农奴制情绪和要求改革的愿望。1862—1863年主编政府主办的《北方邮报》。1863—1867年任政府出版事业委员会委员。但60年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加强了其思想中的保守因素。1869年出版长篇小说《悬崖》,一方面批评贵族知识分子的无能,一方面又歪曲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攻击革命民主派,美化封建家长制的生活原则,从此与民主派分道扬镳。晚年,写有一些短文和回忆录。

查尔斯·里德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年6月8日-1884年4月11日），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出生于牛津郡伊普斯登(John Reade) 和安妮·玛丽·斯科特·沃林 (Anne Marie Scott-Waring)，有四个兄弟。他就读于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并在1835年获得他的学士学位，并成为该学院研究员。 1847年被升任为文学院院长和副院长，1847年获得DCL学位。 1836年就学于林肯律师学院，1842年当选Vinerian研究员，1843年获得大律师资格。历史学家威廉·温伍德·里德( William Winwood Reade)是他的侄子。《患难与忠诚》是1861年作品，英文名：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他的小说通常反映了他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亡羊补牢，犹未晚也》（1856年）暴露了监狱残酷制度的罪恶；《硬币》（1863年）是关于私人心理诊所的作品；《不公平的比赛》（1868年）关注的是欺诈。里德的杰作是《修道院与壁炉》（1861 年），这是一部关于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父母杰勒德和玛格丽特的历史浪漫剧。里德出生于牛津郡，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开始时是一个剧作家。《面具与面孔》（1852年）是与汤姆·泰勒一起合著，也是里德最成功的一部戏剧。里德的小说《佩格沃零顿》（Peg Woffington）（1853年）是基于该戏剧的小说。他的其他小说包括：《奥斯陆·约翰斯顿》（Christie Johnstone）（1853年）、《格里菲斯·刚特利特》（Griffith Gaunt）（1867年）、《设身处地》（Put Yourself in His Place）（1870年）、《可怕的诱惑》（1871年）。1884年4月11日，去世于英国伦敦。

罗常培

罗常培（1899年8月9日－1958年12月13日），满族，姓萨克达氏，初字心田，后改莘田，又署辛田，号恬庵。1899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生于北京。其父恩禄为清末宣武门的城门吏，是一个七品小官，辛亥革命后，改编为陆军小队官。

罗常培自幼入私塾，1907年进京师公立第二等小学堂，与老舍(舒庆春)同学。辛亥革命后学校停顿，他在家补习功课，兼学蒙语。1913年春入市立第三中学，1915年秋毕业。因家境困难，学习速记六个月，借以谋生。1916年罗父亲病故，迫于生计，罗常培入众议院秘书厅任速记科二等技士。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

罗常培入学后，对钱玄同教的“音韵学”、刘师培教的“中古文学”较感兴趣，课堂笔记全用速记，回家后翻译成文言保存起来。由于他在学术上崇拜刘师培，曾参加《国故》杂志社，思想倾向保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旧文学论战激烈。他读了蔡元培给林纾的信及《新青年》的文章，思想开始变化，倾向于蔡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主张，后来便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1920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因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出国留学又没力量，因此决定在北大哲学系继续深造。当时该系很热门，教授有胡适、梁漱溟、蒋梦麟等，还有外籍学者杜威、罗素在此讲学。他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实验主义。1921年暑假，他随梁漱溟到济南讲学。梁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罗常培这次为他编录的。返京后众议院撤销，罗因此失业。为生活所迫，他辍学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

1922年，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拥戴下重新上台，恢复众议院，罗常培又到众议院秘书厅当速记，并在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兼课。后来该校校长出国，他被委派为代理校长。他上任后很想干一番事业，遂改革旧制，公开财务，延聘优秀教师，并将自己的薪水捐购图书。这样当了一年代校长，很受学生欢迎，次年原校长回国，罗被辞退。这时，适有陕西西北大学来京聘教师，罗便离京到西安，任该校国文专修科主任兼教授，讲授“文字音韵学”。当时的西安，因军阀混战，交通梗阻，不仅外地报刊进不去，就连书信也难以送到。罗精神上感到苦闷，1924年夏又返回北京，在临时执政府做速记工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罗看到无辜的爱国青年被杀害，十分愤慨，想离开北京。恰逢厦门大学在京聘请教授，他便随鲁迅、沈兼士等人于是年秋到厦大中文系教“中国音韵学沿革”。在这里他开始阅读外国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并试着用西方的音韵学原理来分析中国的语言问题，重新编写讲义授课，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课余罗又对厦门的方言进行调查，后来写成《厦门音系》公开出版，对语言学界研究汉语方言起了促进作用。不到一年，因为校内派系斗争激烈，罗无法继续待下去，转往浙江民政厅工作。时傅斯年刚由海外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因过去与罗有同学关系，故于1927年秋聘罗到广州，任中大文学系教授。是年冬，赵元任到广州调查两广方言，罗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讨论了一个多星期的方言问题，收获颇大。

1929年，傅斯年在广州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请罗常培兼任秘书。不久该所迁往南京，罗便辞去中大的工作，专任该所研究员，直至1934年。这期间，他先后写了《唐五代西北方音》、《厦门音系》、《国音字母演进史》、《十韵汇编》四部专著，以及《中原音韵声类考》、《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国方音研究小史》等十四篇论文。此外，他又与赵元任一起调查了徽州地方的方言，编写了汉魏六朝韵谱和经典释文的长编，这些成果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4年秋，罗常培被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请到北大主持文科研究所语言乐律实验室的工作，1936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得知罗是满族人，又有一定学术地位，想在教育界培植他做傀儡，特请他去演说、赴宴。罗坚持一切活动须经校方允许，绝不做个人的交往，加以拒绝。是年7月底北平沦陷，北大南迁长沙，他于11月17日离开北平，从海道经香港到长沙。1938年2月26日又随校辗转到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这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迁到昆明。由于他的建议，该所与北大语音乐律研究所组织人力，从1939年起用五年多的时间，对云南全省方言进行调查。共调查九十八个县和一百二十三个单位，写出报告、论文四十余篇，为后来研究汉藏系语言的工作奠定了基石。罗常培曾先后三次到滇西大理，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后来写成《莲山摆彝语文初探》一书。

抗日战争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罗常培深受教育，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1944年，国民党当局要解聘一些进步教授，罗写信给重庆《新华日报》表示抗议。

同年，罗常培应美国朴茂纳(Pomona)大学之聘，以访问教授的名义出国讲学，在该校任教一年半。1946年夏，又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并到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次年夏，到密西根大学的语言研究所讲学。

1948年罗常培回国，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兼文科研究所所长。这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比他出国之前更甚。他感到苦闷，于是埋头于学术，整理他过去散失在各地的书籍和稿件，写出了《语言和文化》、《中国人与中国文》，并重订《经典释文中的徐邈音》等书。平津战役打响后，国民党政府要用飞机接一批教授南下，其中有罗常培，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解放后，罗常培历任第一、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完成了《普通语言学纲要》、《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等著作。1958年12月13日病逝于北京。

陈抟

陈抟[ tuán ]（871年11月25日—989年8月25日）五代宋初道士，养生家。字图南，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今属安徽毫县)人。生于唐末，早年读经史百家之言，有拨乱济世之志。后唐长兴(930—933)中，举进士不第，遂不仕，隐居武当山，后移华山云台观，少华石室，研习《易经》和养生术。与华阴隐士李琪、关西逸人吕洞宾为友。他善解人意，知人祸福，又善睡，常百余日不起。他以山水为乐，屡辞征召。显德三年(956)，后周世宗召为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受。宋太平兴国(976—984)，他曾两度至京城，宋太宗恳求济世安民之术，他建议宋太宗远招贤士，近去佞臣，轻赋万民，重赏三军，为太宗所赏识，赐号希夷先生。他著有《无极图》，此为宇宙生成图式，《先天图》，为六十四卦图式。他认为万物一体，只有一大理法超于万物之上，宣扬一种神秘主义。其学说，后经周敦颐，邵雍的推演，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他对于《老子》、《庄子》还丹之事颇有研究，其《指玄篇》八十一章，即言导养和还丹之事，并创坐式导引，称“十二月功”。他精于易学，所著《龙图序》，讲述八卦、象数之学，阐明了龙图未合，既合的变化，宣扬了神学目的论和天人相通说，奠定了先天象数学的思想基础。陈抟著述颇多，著有《易龙图》、《九宝指玄篇》、《人伦风鉴》各一卷;另有《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及诗六百余首，均亡佚。现存题名为陈抟作品的有《阴真君还丹歌注》收入《正统道藏》，《易龙图序》收入《安岳县志》等。

〔正 史〕

陈抟字图南，亳州①真源人。始四五岁，戏涡水②岸侧，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后唐长兴③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尝遇孙君仿、麞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

周世宗好黄白术，有以抟名闻者，显德④三年，命华州送至阙下。留止禁中月余，从容问其术，抟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责，命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五年，成州刺史朱宪陛辞赴任，世宗令赍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赐抟。

太平兴国⑤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中使送至中书⑥，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善，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下诏赐号希夷先生，仍赐紫衣一袭，留抟阙下，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数月放还山。

端拱⑦初，忽谓弟子贾德异曰：“汝可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抟手书数百言为表，其略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如期而卒，经七日肢体犹温。有五色云蔽塞洞口，弥月不散。

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笺其指。抟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阳集》、《钓潭集》，诗六百余首。

能逆知人意，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贾休复心欲之，抟已知其意，谓休复曰：“子来非有他，盖欲吾瓢尔。”呼侍者取以与之，休复大惊，以为神。有郭沆者，少居华阴，夜宿云台观。抟中夜呼令趣归，沆未决;有顷，复曰：“可勿归矣。”明日，沆还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几死，食顷而愈。

华阴⑧隐士李琪，自言唐开元中郎官，已数百岁，人罕见者;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华阴，至云台观，阅抟画像，除其观田租。

又有许琼者，开封鄢陵人。开宝⑨五年，子永罢庐县尉，诣匦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琼年九十九，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荣养。”上览奏，召永讯之，即命迎其父赴阙。琼得封于讲武殿，上顾问⑩久之，悉能奏封，而词气不衰，言唐末以来事，历历可听。上悦其父子俱享遐寿，赐袭衣、犀带、银鞍勒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鄢城令。是时，澶密齐沂莱江吉万州、江阴梁山军，各奏八十以上吕继美等二十九人，并赐爵公士，真宗时，凡老人年百岁以上者，州县以名闻，皆诏赐衣帛，米麦，长吏存抚之。

《宋史·隐逸列传(上)》卷四五七

震经学深醇(11)，有《汉上易解》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臣今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逮(12)有唐及今，包括异同，庶几道离而复合。”盖其学以王弼尽去旧说，杂以庄、老，专尚文辞为非是，故其于象数加详焉。

《宋史·朱震传》

[注 释]

①亳州：今安徽省境内。②涡水：即今豫东、皖北淮河支流涡河。本源承自古狼汤渠，今源承自贾鲁河。③后唐长兴：后唐明宗李亶年号(公元930—933年)。④显德：后周世宗柴荣年号(公元954—958年)。⑤太平兴国：北宋宋太宗赵匡义年号(公元976—984年)。⑥中书：官署名。唐始置。⑦端拱：北宋宋太宗赵光义年号(公元988—989年)。⑧华阴：即今陕西省华阴县。⑨开宝：宋太祖赵匡胤年号(公元968—976年)。⑩顾问：询问。(11)醇：形容程度之深。(12)逮：到。

李隆基

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即唐玄宗，又称唐明皇，是睿宗第三子，母爲昭成皇后窦氏。唐垂拱元年生，宝应元年卒。终年七十八岁。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唐代皇帝。公元712年—756年在位。年号爲： “先天”、“开元”、“天宝”。

即位前，李隆基曾受封爲楚王，后又受封爲临淄王，累迁卫尉少卿、潞州别驾。景龙四年(709)，韦后毒死中宗，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率军诛韦氏。拥其父睿宗即位，进封他爲平王，被立爲皇太子。延和元年(712)受禅即位。时年二十八岁。

李隆基多才多艺，知音律，善八分书。英武有才略，有胆识。爲了恐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即位第二年，就果断地杀掉了要谋害他的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其馀徒党一概黜逐出朝。结束了自武后以来的宫廷政变，政局遂安。大唐政权切实掌握在自己手裹。

唐玄宗在位初期，励精图治，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他很重视官吏的人选，开元二年(714)作出规定：选京官有才识的，出爲都督、刺史;选都督、刺史有政绩的入爲京官。宰相兼兵部尚书姚崇坚持人定胜天的思想，曾向玄宗提出执法必须从亲近的人开始、废除苛捐杂税、广开言路等十项建议，爲玄宗接受。

唐玄宗深知纳谏的重要性，所用主要官员，几乎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韩休与萧嵩同时爲宰相时，见玄宗有过失，韩休能当面直陈。一次玄宗照镜子，左右说他瘦了，是因爲韩休做牢相，爲甚麽不除去他。玄宗说：我瘦了，天下人一定肥了。萧嵩奏事一味顺从我，他退下去我总不放心;韩休常当面力争，他退下去我却能睡安稳。我用韩休是爲国家，不是爲我一人。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改革了一系列制度。兵制。由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作了改革。开元十年(722)，採纳宰相张说的建议，招募壮士充宿卫;开元二十五年(737)，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称长征兵。次年，额足，原来的60馀万戍兵全部放还。

设节度使。开元年间，玄宗设河西、陇右等节度使，往往由宰相出任，节度使也可入朝做宰相。节度使是统领若干州的最高军官，在朝廷也是重臣。

信任宦官。玄宗即位后，宦官人员急增，由中宗时千馀人增至三千馀。开元末年，外间奏事，均先经高力士，小事他可直接处理。玄宗又恢复了武则天废除的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在士族阶层外，又扶植起来宦官阶层，作爲行使统治权的中心，这是政治上的最大的变动。

禁闭诸王。玄宗下令： 严禁诸王与群臣交结。开元十年(722)，又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皇子爲王的先后共16人，各住一宅，待遇优厚，但都不得任职，并由宦官监视他们的行动。

改革租庸调制。开元三年(721)，朝廷规定：各封户的租庸调，改由政府统一徵收，徵收完毕后，封主再到规定地点领取。封主不得直接向封户催索，不得放高利贷。解决一些封户严重受害的问题。

检括户口。开元九年(721)，玄宗命宇文化融检查僞滥，搜括逃户。又陆续奏置劝农判官29人分行各地，检查逃户和籍外田。还规定：逃户自首，听其所在附籍，并且免除6年的租调和徭役，祇收轻税。到开元十二年(724)，得户80馀万，钱几百万贯。

停修寺庙，减少僧尼。勒令万馀人还俗匹配，从事农耕，不许新建佛寺。

改革后，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生产持续发展，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和四夷同来，海内晏然的开元全盛局面，史称“开元之治”。

玄宗统治的后期，宠信奸佞之徒李林甫、杨国忠等，政治日趋腐败。李林甫爲相十九年，杜绝言路，妒贤嫉能，屡起大狱，诛逐贵臣。宦官势力益盛，官吏贪黩，兼併土地，广置庄田。边将安禄山用各种手段深得玄宗信任，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玄宗又爱好声色，宠幸杨贵妃，大修宫室，生活侈糜，终日不朝。加之府兵制破坏，京师和中原地区武备空虚，西北和北方各镇节度使掌握重兵。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受玄宗娇宠信任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蓄谋近十年后，以讨杨国忠爲名，率15万从范阳起兵，长驱直下，渡过黄河，佔领洛阳，称大燕皇帝。继而击溃潼关守军，历时半年，佔领长安，其部将史思明据河北。史称“安史之乱”。玄宗被迫西逃，至马嵬驿军士杀杨国忠等，玄宗被迫缢杀杨贵妃，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肃宗)即位于灵武，他被称爲太上皇。至德二年(757) 十二月回长安。宝应元年(762)玄宗在寂寞、悔恨、悲愤、与疾病的交加中，死于神龙殿。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

尚秉和

尚秉和（1870~1950）河北行唐人。字节之。家临滋河之滨，故晚自号滋溪老人;京寓植有双槐，学者因称槐轩先生。少肄业本邑龙泉书院，后游学于保定莲池书院，师事吴汝纶。遍治经史，精研辞章，颇有创获。清光绪十七年(1891)成进士，分工部。三十年(1904)入进士馆，学习法政，后任巡警部主事、员外郎。宣统元年(1909)，入京师大学堂为教习，次年丁父忧，服阕复为民政部员外郎。辛亥革命后，任内务部第三科科长、署理营缮司司长。浮沉郎署者十余年。后遂辞官，执教于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受沈阳萃升书院之聘，主讲席三年。日本侵陷东北，还为北平中国大学教授。1936年受聘执讲于保定莲池讲学院。芦沟桥事变起，家居不复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史馆”聘为纂修。1950年病殁。平生口讷于言，于学则无所不窥，精通方术、医药，又工绘事，善鉴赏金石文玩。著述甚丰，遍涉经、史、子、集，其《辛壬春秋》、《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颇见重于世。于《易》研讨最深，主张“象为学《易》之本”。曾全面考究汉《易》象数学的特点，详探《左传》、《国语》、《逸周书》尤其是《易林》中久已为人忘忽的《周易》内外卦象、互象、对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百二十余象的应用规律。凡立说与取象，多有创见，而不苟同于先儒。时贤王树柟称其“将二千年《易》家之盲词呓说一一驳倒，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孟子所谓其功不在禹下。”(仵墉《焦氏易林注叙》)主要《易》学专著有《周易尚氏学》二十卷、《焦氏易林注》十六卷、《焦氏易诂》十二卷、《易林评议》十二卷、《读易偶得录》二卷、《左传国语易象释》一卷、《太玄筮法正误》一卷、《易说评议》(不分卷)、《周易古筮考》十卷、《周易时训卦气图易象考》一卷、《连山归藏卦名卦象考》一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