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觉民

林觉民（1887年—1911年4月27日），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南后街杨桥巷口。他的生父林孝觊,字玉珩,叔父林孝颖,字可山。林觉民从小过继给叔父为子。林孝颖是当时福建有名的学者,以诗赋著称。林觉民幼时体弱多病,八岁时,母亲病逝,从此吃睡和嗣父在一起,跟随嗣父学习语文。他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

林觉民少年时就厌恶科举,十三岁那年嗣父要他应考童生,他不愿违背父命,怏怏赴试。但等试卷到手,他挥笔写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头一个交卷出场。

1902年,林觉民考入陈宝琛新办的全闽大学堂(后称全闽高等学堂)文科学习。那时,西方的新学说已传来中国,青年学生大都沉醉于自由平等的理想,林觉民便自号为抖飞。他在同学中颇具威信,学堂里闹过几次风潮,同学们都推举他出来领导。因为他具有不畏强暴的个性,又善于言谈,师生多爱同他攀谈。“总教习叶肖韩独爱其倜傥,尝优容之。”曾对他的嗣父说过:“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

林觉民对官立学堂的腐败很不满,便和思想一致的朋友在城北创办一所私立小学,又在城南魁辅里谢氏宗祠内创设阅报所,既鼓吹革命,又是校外同志之集聚所。他又热心于社会的公共福利事业,朋友如遇到困难,他都尽力帮助。课余他常和同学们议论时事,认为中国不走革命的道路就不可能自强,慷慨激昂,声望大著。他“好演说,语极动听,某晚在城内锦巷七星君庙参加爱国社演说,题为‘挽救垂亡之中国’,说至沉痛时,痛哭流涕,拍案捶胸,闻者感动。适学校某学监在后窃听,归语其同侪曰:‘亡清国者必此辈也’”。随着年岁的增长,林觉民为革命而献身的志愿越来越坚决。

1905年,林觉民奉父命同陈意映结婚,婚后夫妻的感情很好。次年,生一个男孩,取名伯新,他俩非常珍爱。他曾写过一篇名为《原爱》的文章,阐述青年男女对爱情应有的态度,读过此文的人都赞成称好。有位朋友写信对他说:“读大著《原爱》,理义公正,才情高绝,乃知文学家自有真也。”

林觉民在家庭中,也反对封建思想对妇女的禁锢,为了帮助她们的觉醒,他和堂兄在自己家院子里办了一所家庭女校,动员妻子意映参加,堂嫂谦修、堂妹孟瑜及部分亲友的家属也入学。他亲自授课,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他说妇女要解放就必须走出家门。在他的教育帮助下。秀琼、秀慧两个妹妹就没有缠足。

那时,去东邻日本留学成为中国青年的时尚。1907年,林觉民在全闽高等学堂毕业以后,经嗣父同意,也自费去日本,先学习日语。一年后,带去的钱已用完,刚好有一位丁姓官费生蹈海死,觉民得以补上此缺额,进庆应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同时兼修英语和德语。他孜孜力学,夙夜不懈。

当时,外国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的凶讯不时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常常聚在一起,互相流泪叹息。林觉民悲愤地说:“中国已处危险关头,大丈夫只有一死报国,为何要仿效古人那样相对哭泣呢?我们既然是革命志士,就应该站起来仗义执剑,争取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或许可以挽救危如累卵的局面。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谁还能忍受和坐视第二次亡国的惨状呢?”大家听完他的话,都肃然起敬。他对“于国文爱庄骚,逼肖其笔意,辞藻超逸,美词气,谈笑风生。每登坛演说,左顾右盼,久而弥壮”。由于他和陈与燊齐名,人们称呼他们为“陈林”,又因为他和林文及族弟林尹民共住一房,被人称为“三林”,按照年龄的顺序排列,他是“中林”。

林觉民早已加入同盟会,嗣父听说他在日本的要好朋友都是同盟会的成员,便写信提醒他多加留意。他复信说:“大人所不安者,恐儿学非所用,将有杀身之祸。今习文科,文科主心理、伦理诸学,岂有学心理、伦理之人而得祸者?”以此来宽慰嗣父。

1911年初春,林文收读黄兴、赵声的香港来信,知在港同志正筹备广州起义。留日福建学生当即开会研究,决定由林文去香港参与筹备起义事宜,林觉民则回福建发动响应。他们两人于3月3日离开日本回国,同船赴香港。黄兴看见林觉民来到,高兴地说:“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于是决定暂时取消他在福州响应的计划。

接着,按照林文的意见,林觉民秘密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到广州参加起义。嗣父见他突然回家,感到很惊异,他解释说,学校正放樱花假,应邀陪几位日本同学去参观江南一带的山水风光。他也没有把真情告诉妻子,虽然他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诀别,但为了实现为“天下人谋永福”的理想,他极力控制自己,进行掩饰。他得到福建同志的大力支持,在家乡只停留十天,即邀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吴适等人同赴香港。

4月23日夜,林觉民和林文、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骧等人先入广州。第二天,听说林尹民和郑烈已从日本到香港,觉民又邀更新同回香港为林、郑作引导。这一天晚上,陈更新和郑烈入睡后,觉民独自点灯,为家中亲人写绝笔书,直到天快亮时才停笔。第二天早晨,他拿着所写的书信嘱托友人说:“我死后,幸为转达。”便偕同林尹民、郑烈重入广州。在船上,林觉民和郑烈同睡一房,他轻声地对郑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

林觉民抵广州后,因为26日还有同志从福州来到香港,需要引导。所以他于25日晚再度赶到香港,直至27日早晨,才同陈与燊、陈更新等人率领全部福建志士同行,和林文等在广州会合。故是役闽人就义之多,仅次于粤。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起义爆发,林觉民和全体福建来的同志随同黄兴往攻督署。原定分十路进攻,因故改为四路,结果只有黄兴所率百余人第一路贸然发动,他们人人臂缠白布,腰束炸药,手持刀枪,奋勇冲击。可是,在总督衙门内却找不着早已逃遁的总督张鸣岐等人,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觉民怒不可遏,横目奋击,所向披靡。这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亲兵卫队赶来督署围攻,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觉民不幸中弹,力竭倒地被俘。当时报纸上刊登消息称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指的就是林觉民。

林觉民被水师提督李准等人提讯于水师提督衙门内。他本来普通话讲得很好,可是在座的多是广东人,怕他们听不懂,而当时广东官吏一般都会英语,他便讲英语,问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他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的时事,宣传革命思想。敌人们专心倾听,也好似为之动容。林觉民起初坐在地上讲,这时敌人为他打开脚镣手铐,请他坐在椅子上谈。接着,又送上笔墨纸张让他书写,他走笔疾挥,立尽两纸洋洋数千言,大有文不加点之势。当他写到激烈的地方,便敞开上衣,用手捶胸,激动不已。他写满一张纸,李准马上郑重其事地取去,捧到张鸣岐面前,张随即阅读,故作叹息的姿态。当林觉民写第二纸时,临笔稍为停顿,状似欲呕,犹恐污地未遂吐,以早受文明教育,性嗜洁故也。李准亲持唾盂近前始吐。他写完以后,又在堂上演讲,谈到时局险恶的地方,便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并且劝诫清朝官吏们应该洗心革面,为自己的祖国献身,革除清朝暴政,建立共和民国。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那么,自己虽死也瞑目了。

林觉民被关押了几天,一勺一水都不肯入口。赴刑场的时候,他面不改色,泰然自若,从容就义,时年才二十五岁。后与广州起义死难烈士共七十二人合葬于黄花岗。

林觉民的岳父陈陶庵当时在广州供职,最先得到他牺牲的消息,星夜派人送噩耗回福州,林家立即迁移住处。一天早晨开门,发现门缝中已塞进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林觉民生前托友人带回家的亲笔信,也就是他4月24日深夜所写的绝笔书:一张给父亲,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另一张给爱妻陈意映,写在一大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一千多字,语句悲怆婉转,十分动人。他首先说:“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忍悲为汝言之”,“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接着,他以生动感人的笔触回忆历年夫妻间的恩爱生活,“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虽然,眼前的小家庭是幸福的,但是,“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最后他说:“汝幸而遇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象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陈意映得知噩耗,几次昏死过去。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仲新。

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德语：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年1月27日～1941年6月4日），生于柏林，卒于荷兰多伦。1888年6月，在祖父威廉一世和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先后去世后，继位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年幼时曾是O.von俾斯麦的崇拜者，即位后却反对俾斯麦的谨慎外交政策，主张大力快速扩张。但俾斯麦并不将威廉二世放在眼里，二人的冲突加剧。1890年，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后来，他先后任命L.von卡普里维、C.霍亨洛埃-谢林格斯菲尔斯特和B.von比洛为首相。20世纪初，威廉二世希望建立可以与英国相媲美的德国海军，跻身世界大国行列。1897年与1900年，威廉二世批准新海军方案，实行提尔皮茨计划，企图借此与英国的海军力量比肩。这与俾斯麦尝试跟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背道而驰。

威廉二世生性冲动鲁莽，屡次为德国带来外交危机。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丹吉尔，并表示支持摩洛哥独立，公然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影响力。他赞成摩洛哥独立的言论，导致了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摩擦。1911年7月，威廉二世派出“豹号”战舰到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宣示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这再次恶化了德国与法国的关系，并使英国、法国站在统一战线上。190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威廉二世，他想借此机会宣扬德国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却因此冒犯了英国、法国、俄国及日本。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A.F.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威廉二世支持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从而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幕。大战期间，威廉二世的权力被军队指挥者P.von兴登堡和E.鲁登道夫架空。1918年，德军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威廉二世转而支持停战。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德国境内起义叠起，许多邦国的国王被迫退位。11月9日中午，帝国最后一任首相巴登的马克斯亲王宣布威廉二世退位，德意志帝国寿终正寝，正式结束了霍亨索伦王朝在普鲁士的400余年统治。11月10日，威廉二世乘火车越过边境，流亡荷兰。1919年初，《凡尔赛和约》缔结后，宣布威廉二世为战犯，但荷兰政府拒绝引渡他。他在荷兰的多伦购买了一座乡间别墅，1920年迁入。1941年，在多伦逝世，享年82岁。

在政治之外，威廉二世也曾积极推进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发展，赞助成立了威廉皇帝协会，还试图改革普鲁士的中学教育系统。

杜牧

杜牧（803年－约852年）唐代文学家。字牧之。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其祖父杜佑历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是有名的史学家，著有《通典》。杜牧青少年时代博览经史，关心国事，尤其重视学习兵书。23岁时作《阿房宫赋》，借古喻今，讽刺唐敬宗的荒淫误国。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26岁时举进士，同年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举，授官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半年后即出朝，数年间先后任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及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僚。大和九年，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开成三年(839)，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武宗会昌二年(842)出朝，先后任黄、池、睦三州刺史，其间曾多次上书宰相李德裕，论列军国大事，被李德裕所称赏。唐宣宗大中三年(848)，被召回京任司勋员外郎，因而世称“杜司勋”。次年，转吏部员外郎。同年，请求外任，出任湖州刺史。大中六年，复入朝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本年卒于长安，终年50岁。

杜牧为人刚直有奇节，常以经邦济世之才自负。好论列国家大事，指陈利病，长于军事兵法。47岁时，曾将所注《孙子兵法》献给宰相周墀。杜牧尤以诗名重于世，与李商隐齐名，号为“小李杜”，是晚唐靡弱诗风下独标一格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情致豪迈，能在俊爽峭健之中又具风华绮靡之致，抒写忧国忧民的壮伟怀抱和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咏史论事，奇句惊人，抒情写景，清丽生动。善作七言律、绝，多流传人口的名作，代表作有《杜秋娘诗》、《张好好诗》、《河湟》、《早雁》、《九日齐山登高》、《过华清宫绝句》、《赤壁》、《乌江亭》、《泊秦淮》、《江南春》、《山行》、《清明》、《秋夕》、《寄扬州韩绰判官》等。晚唐人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杜牧为“高古奥逸”派入室诗人。杜牧又是著名散文家，他主张文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答庄充书》)，所作以政论及人物传记见长。其书法、绘画也有相当造诣。杜牧逝世后，其外甥裴延翰收集他的诗文450篇，编为《樊川文集》。杜牧有别业在樊川，故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牧注《孙子》3卷、《樊川集》20卷。《全唐诗》卷520至527存诗8卷;卷870“谐谑”类存诗1首，卷884“补遗”类存诗1首，卷891存词1首。《全唐文》卷748至756存文9卷。清人冯集梧有《樊川诗集注》(有原刻本、《四部备要》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中华书局版重印本)，今人研究著作有缪钺《杜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杜牧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曹中孚《晚唐诗人杜牧》(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陈允吉曾校点《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冯至

冯至（1905年9月17日—1993年2月22日），中国作家、诗人、翻译家。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今涿州）人。卒于北京。幼年在家乡读小学。1917年考入北京第四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开始写诗。192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本科德文系。同年夏参加林如稷等在上海主办的文学团体浅草社。1925年浅草社停止活动，与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在北京成立沉钟社，先后编印《沉钟》周刊、半月刊和《沉钟丛刊》。1927年4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问世，奠定了冯至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同年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哈尔滨和北平任教。1929年8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出版。1930年10月至1935年6月留学德国，学习文学和哲学。以极大兴趣阅读德国后期印象派诗人R.M.里尔克的诗歌。1935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任教。1939年春到达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1942年5月，诗集《十四行集》出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返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6、1947年分别出版中篇小说《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1964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这一时期陆续出版有散文集《东欧杂记》(1951)、传记《杜甫传》(1952)、译作集《海涅诗选》(1956)、诗集《西郊集》(1958)及《十年诗抄》(1959)、论文集《诗与遗产》(1963)、译H.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78)等，另有诗选、诗文选集数种。

冯至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的诗作结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中的作品多为抒情短诗，受到中国晚唐诗、宋词和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风格幽婉、意象新颖。鲁迅曾评价冯至所隶属的沉钟社作者群：“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热烈”而“悲凉”也正构成了冯至诗歌《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抒情风格的二重奏。第二时期的诗作以《十四行集》为代表，《十四行集》被文学史家称为现代中国最佳诗集。思想更加深沉，艺术亦更趋成熟。他采用现代白话口语，对外来诗体运用自如，达到了内在的诗情、哲思和外在形式的和谐。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转化为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思考。风格庄严、单纯、从容。这时期的冯至擅于从普通意象中生发深刻的哲理，冯至也成为如李广田所说的“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冯至的十四行诗，遵从里尔克“诗是经验”的理念，把诗人的人生经验内化为生命的血肉的结晶，是诗人个体生命的“小我”通过沉思与体认的方式与宇宙万物的“大我”内在契合的产物。第三时期诗作写于20世纪50年代，结集为《十年诗抄》，其中的叙事诗《韩波砍柴》和《人皮鼓》保留了作者早期叙事诗的某些长处，而又写得更加精练。

中篇小说《伍子胥》借古讽今，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取材于历史而又不拘泥于历史。艺术上从容不迫，舒展自如，语言充满哲理的诗意，在思想性方面受到西方存在主义的深刻影响，也有诗人里尔克的影子。《山水》与《十四行集》、《伍子胥》并称为冯至40年代的“三绝”，显示了作者散文创作的成就，文字疏朗、清澈，富有情致，有“沉思的诗”特点，富有哲理，读后令人回味深思。

冯至又是研究杜甫的专家。《杜甫传》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杜甫的生平和作品作了清晰的论述，其中多有创见，获得了学术界较高的评价。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撰写的论文和以杜甫为题材的小说《白发生黑丝》亦是颇具功力之作。

冯至在研究J.W.von歌德、译介海涅作品方面也作出了重大成就。为此，1983年3月获联邦德国慕尼黑歌德学院颁发的歌德奖章。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冯至全集》。

郑证因

郑证因（1900～1960年），现代小说家。名汝霈，以字行。天津人。祖上曾经营板厂，家颇富有。清同治年间家道中落，至郑证因出世已一贫如洗。郑证因幼读私塾，国学功底较深，兴趣也相当广泛，举凡诗文词曲、小说评话、天文地理、医卜星算、民风俚俗等杂学，无不涉猎，从而为其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在家乡任教，20年代又一度赴京谋生。至30年代初，开始发表武侠小说。经文人吴秋尘介绍，郑证因以中、短篇武侠小说投诸天津《北洋画报》，得与该刊编辑宫白羽结识，不久即成莫逆之交，郑证因一度即住白府。“七七”事变后，何海鸣约宫白羽为天津《庸报》撰写武侠小说，而宫白羽不懂武术，遂与郑证因合撰长篇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至1卷半以后始由宫白羽独自撰写。而郑证因则单独创作长篇武侠小说《武林侠踪》、《铁伞先生》、《鹰爪王》等，文名大振，一跃而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另三家为宫白羽、还珠楼主〔李寿民〕、王度庐)之一。至1949年为止，在其20余年的作家生涯中，共写长篇小说80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武侠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在北京从事编辑工作。1958年因所谓“历史问题”，调至河北保定某校为图书管理员。1960年初病逝。

郑证因的武侠小说在三四十年代曾拥有众多读者。50年代以后，由于极左思潮而被禁锢，直到近些年来才又有部分作品如《鹰爪王》等被重新出版。张赣生认为，郑证因的“文笔不如还珠楼主、白羽和王度庐，但有自己的长处，一是熟知武术，二是善于运用传统评书的表现技巧”。且内容十分“干净”，“既不依靠神仙异事，更绝无色情描写，就凭着对武术的生动刻划来紧紧抓住读者”。因而“独树一帜，形成了典型的技击武侠小说风格”(《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流变》)。

周叔迦

周叔迦（1899年-1970年），原名明夔，笔名云音、演济、水月光、沧衍等。他是安徽僧至德县人，祖父、父亲都是科甲出身，在外省服官，是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叔迦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上有二兄，下有一弟，另外还有几个姐妹。叔迦这一辈，兄弟四人都走上工商业，不再从政。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叔迦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科，以后自行开办工厂。本来对佛教素不了解，亦没有接触的机会。民国十五、六年（一九二六、七年），他旅居青岛，遇到一位密宗传法的大师，从之受持密咒，智慧大开，由此潜心研究佛学，阅经礼佛，日有进境。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他在青岛创办佛学研究社，约集有志学佛的友好，共同研究。后来在研究社中还附设佛经流通处，流通佛经，以广弘传，接引很多人学佛，其中最为发心的，如梁少庭、丁莲峰、陈研卿、项幼轩、张焕庭等十多位男女居士，组织念佛会。后来，佛学研究社改组为青岛佛学会。青岛在德国人经营时期，信佛的人极少，也没有佛教社团的组织。有之，即是由周叔迦的研究会为始。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叔迦到北京，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国、辅仁、中法、国民诸大学。他学工科，却在各大学教哲学。主讲的课程，有中国佛教史、唯识学、因明学、成实论、三论宗哲学、佛教文学等。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以授课的讲义编着为《唯识研究》一书，由当时以著作《佛法与科学的比较研究》而著名的王小徐季同写了一篇序，文中说∶

我少年时代喜欢研究数理科学，读明季利玛窦、徐光启到清季江南制造局的译本书，周美权先生与我有同好，四十年前我们二人就因为讨论数学结为朋友，对于神秘的宗教，不可以科学说明的，也同抱不信任的心，而深闭固拒。后来我认识了学佛的朋友，又读了大乘经论，才知道佛法圆融，实在不是其它宗教和近代的西洋哲学所可比拟，也决非科学知识所能推翻；于是才发了坚固的信心。而不久听见美权先生也发心了，这是六年前的事。

新近美权先生来，把他从弟叔迦先生在北京大学教授唯识哲学的讲义──唯识研究──给我看，并且告诉我∶叔迦先生先在同济学工科，毕业后曾自办工业，本来不信佛法，也不十分聪明，后来遇密宗传法某大师，受持密咒，智慧大开，各宗经典豁然贯通，并且感佛现像，他自己和在旁的人一同看见。尊翁缉之先生先也不信佛法，从此也就长斋念佛了，佛法实在不可思议。

叔迦在北京任教期间，参加了各种佛教活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北方的唯识大师韩清净与朱芾煌、徐森玉等组织「三时学会」，叔迦到北京后也加入该会，从韩清净学唯识。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代藏经，叔迦与叶恭绰等共同发起，将金藏中有关法相的典籍六十四种，选出来以三时学会名义影印，名之曰∶《宋藏遗珍》。这一部书，在当时以印制精美称着。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叔迦的母亲周太夫人八十寿辰，叔迦兄弟姊妹预备给老太太做寿，他们本主张款宴亲友，大事铺张一番。老太太信佛虔诚，心地慈悲，不愿意因为自己做寿而残杀生灵，造作恶业，但如果做素斋待客，又怕客人吃不惯，或者有人说周家怕花钱，为了节省。后来一家人会商，决定取消寿宴，由子女各办慈善事业，为老太太作功德。

后来，叔迦的大哥周志辅，捐款在青岛湛山寺修了一座药师塔；叔迦的二哥周志俊，在湛山寺修了一座藏经楼；叔迦自己在北京拈花寺建药师坛，拜三期药师忏；叔迦的四弟和几位姊妹合捐了几万块钱，办赈济施舍济贫。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叔迦在北京瑞应寺开办中国佛学院，自任院长，主讲佛学课程。是年，　虚法师到天津讲经，叔迦与靳云鹏、龚心湛、王绍贤、刘子明等发起在天津为　虚法师建庙。天津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但是没有一处十方丛林，因此佛教居士们有建庙之议。后来找到一处荒废已久的大悲院，住持禹山和尚愿意把庙交出来改建为十方丛林，大悲院到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改建完成。

叔迦与佛教居士在北京组织中国佛学研究会，由他主持编印佛教史志六种。同时还担任《微妙音》、《佛学月刊》两种杂的主编，也经常发表佛学论文。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叔迦一度从事政治活动，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一九五○年，他在北京担任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副会长，并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三年六月，他与陈铭枢、赵朴初、吕澄、释巨赞等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圆瑛法师当选会长，喜饶嘉错当选第一副会长，赵朴初当选第二副会长兼秘书长，释巨赞、周叔迦当选副秘书长、吕澄等当选常务理事。后来，叔迦曾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到锡兰参加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并在大会提议编纂「佛教百科全书」。返国后，又参加房山石经的拓印工作，及对全国石窟的调查工作。

一九五六年，他为印度的摩诃菩提会吸收为终身会员。是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中国佛学院，培育僧才，由叔迦担任副院长兼教务长，亲自教授课程，指导学生，孜孜不倦。一九七○年春，因心脏病肾脏病合并症，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叔迦生平的佛学著作，除了早年出版的《唯识研究》外，后来出版的有《牟子丛残》、《法华经安乐行义记》、《药师如来本愿经疏》、《阿弥陀经义疏》、《决定毗尼经疏》、《菩萨戒律汇集》、《灌佛形象经疏》、《因明学新例》、《法苑谈丛》等多种，并有大量未结集的论文。

叔迦殁后，弟子苏晋仁收辑他历来讲授课程时所撰写的稿本和未结集的论文，编辑为《周叔迦佛学论着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上下二册，共一千一百馀页，分为八大部分∶一、中国佛学史，二、中国佛教史，三、八宗概要，四、印度佛教史，五、佛经研究法，六、释典丛录，七、序跋，八、单篇论文集。

叔迦有子绍良，亦为佛教学者，曾担任北京中国佛教会副会长和秘书长。

卡哈尔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西班牙语：Santiago Ramón y Cajal，1852年5月1日－1934年10月17日），西班牙病理学家、组织学家，神经学家。生于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19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拉蒙-卡哈尔是医师和解剖学讲师斯托·拉蒙（Justo Ramón）和安东尼·卡哈尔（Antonia Cajal）的儿子。孩提时期由于他不良行为和反专制的态度，被调到许多不同的学校。他的早熟和叛逆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他11岁的时候，用自制的大炮摧毁邻居家大门，他也因此受到监禁。他是一个狂热的画家、艺术家和体操运动员。他曾作为鞋匠和理发师，他好斗的态度颇为知名。

拉蒙-卡哈尔于1873年从萨拉戈萨大学医学院毕业。通过考试后在西班牙军队担任医务人员。他参与了1874-75年到古巴的远征，在那里他染上疟疾和肺结核。回到西班牙后，1879年，他于与Silveria Fañanás García结婚，并育有4个女儿和3个儿子。1881年，他被任命为瓦伦西亚大学教授。1877年，他在马德里获得医学学位的博士。后来他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都得到教授称号。他是萨拉戈萨博物馆主任（1879年）、国家卫生研究所主任（1899年）。他是卡哈尔研究所的创始人。1934年，他在马德里逝世。

杜鹏程

杜鹏程（1921年5月5日～1991年10月26日），当代著名作家。曾用笔名司马君。1921年3月28日生于陕西省韩城县苏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生活穷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曾半工半读和当过学徒。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八路军随营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和鲁迅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后又调回延安大学学习。经过整风运动,又到工厂做基层干部。1947年,担任新华社随军记者。1949年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新华社野战分社主编。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战士们生活、战斗在一起,同他们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战斗友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随军挺进大西北,1949年底进驻新疆。1951年从部队转业后,曾任新华社记者,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1954年转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从解放初到文化革命前,有十几年时间,在铁路工地和其他建设工地深入生活,曾兼任工程处党委副书记和铁路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为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后,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从事专业创作。他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创作力一直很旺盛。在解放战争期间,写了不少新闻报导、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作品,刊登在当时的《边区群众报》、《晋绥日报》和《群众文艺》等报刊上。这些作品,在战争中大都散失了,只有剧本《宿营》,1950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49年到1953年底,写了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延安保卫战的历史场景,歌颂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成功地描写了西北战场总指挥员彭德怀的光辉形象,塑造了以周大勇为代表的一大批指战员的英雄形象,构成了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是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大收获。1954年后,写了《工地之夜》、《平常的女人》、《延安人》、《第一天》、《年青的朋友》、《夜走灵官峡》、《光辉的里程》等短篇,出版了《大沙漠》(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新中国建设者的生活斗争及他们崇高的精神面貌。1958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品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塑造英雄人物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60年出版了《速马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了优秀短篇集《年青的朋友》(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出版了中短篇合集《光辉的里程》(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年在《延河》月刊上,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历史的脚步声》和文艺评论《漫谈深入群众》等。他的作品,无论长篇、中篇和短篇,都能抓住生活的本质,获得重大意义的主题,塑造光辉的英雄形象,富有深刻的政治哲理性和诗一般的热情,具有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茅盾说他“作品中的人物好象是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争取社会主义文学的更大繁荣》)。杜鹏程是一位有成就的优秀作家。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作者及其沉冤二十年的代表作《保卫延安》(1959年曾停止发行)才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保卫延安》,作者写了《〈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他》。

刘因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原名骃，字梦骥，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因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一语，遂题所居为“静修”，人称静修先生。尝游郎山雷溪间，自号雷溪真隐，又号樵庵。幼年聪慧，六岁能诗，七岁能文。从国子司业砚弥坚学，同舍生皆不及。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后习程朱之学，为理学名儒，与许衡齐名，清人全祖望称二人为“元北方两大儒”(见《宋元学案·静修学案》)，但刘因并不全然拘守程朱门户，往往杂入陆学自求本心之说。其为人“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元史》本传)，即使公卿相访，也多避而不见。以授徒为业。至元十九年(1282)，征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授学宫中，不一年，以母病辞归。至元二十八年召为集贤学士，又以疾固辞，被世祖称为不召之臣。至元三十年病逝家中，年四十五，后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他论文重经世致用，散文不趋古奥，多议论，即使为数不多的写景记游之作亦复如此。论诗主风骨、高古，提倡沉郁清刚之气。对魏、晋古诗，唐代李白、杜甫、韩愈，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诗歌都极为推崇，排斥晚唐诗风。刘因于元初北方诗人中成就杰出，诗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早年推崇李贺，以“呼我刘昌谷”自豪，又推许韩愈，其古体受韩、李影响，想像奇特，色泽浓烈，七律沉郁豪迈。晚年学陶渊明，有《和陶诗》七十馀首，风格淡雅。他虽生于亡金之后，诗中却有怀思亡金之作，如“相看不用吞声哭，试看宗周黍离离”(《陈氏庄》)之类。元灭南宋，他又有悼念故宋之作。其咏史诗曾被称为“诗为斧钺”(见《南濠诗话》)。他的诗极为明人李东阳称许，《麓堂诗话》说：“极元之选，惟刘静修、虞伯生二人。……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坚而折锐，则刘有一日之长。”刘因曾自选《丁亥集》，有诗一百馀首，寄意深远，难以索解，乌冲、安熙都曾为之作注。其词受苏、辛及元好问影响，有豪放之气，又有冲夷恬淡之风，深得清末况周颐推重，把他比作宋代的苏轼，称其词“寓骚雅于冲夷，足秾郁于平淡”(见《蕙风词话》)。王鹏运也称赞“樵庵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蕙风词话》卷三引)。刘熙载《艺概》卷四则以苏轼评陶渊明诗语以评刘因词：“臞而实腴，质而实绮”。刘词中[人月圆]二首又入《全元散曲》。有《静修先生文集》传世，现通行的是至顺年间刊行的二十二卷本(收入《四部丛刊》)和光绪年间刊行的二十卷本(收入《丛书集成》)。生平事迹见苏天爵《刘文靖公遗事》、《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滋溪文稿》卷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元史》卷一七一、《元儒考略》卷二、《宋元学案》卷九一、《历代名儒传》、《新元史》卷一七○。

姚名达

姚名达(1905—1942年),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目录学家、史学家。早岁就读于赣县中学,以勤奋笃学见称,常挑灯夜读,手不释卷,攻读《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家贫则借书抄读,寒暑假自学稍无懈怠。尤嗜史地,举凡通都僻壤、疆域形势,无不熟稔。1925年入清华研究院,深受梁启超器重,为其整理讲稿,搜集史料,协助撰著《历史研究法补编》。1928年任职商务印书馆,又得何炳松赞许,参与巨书《万有文库》的编辑重任。后来回忆此间读书治学生活,颇为动情:“忆昔清华园中,涵芬楼下,优游修习,其乐何极?”(《中国目录学史》序)平生嗜书成癖,乃至因购书而负债。每读一书,辄做笔记,条分缕析,穷理研治,决不囫囵吞枣,甚至吃饭、登厕、步行都手不释卷。每撰文字,必修改再三,倘不合意旨则弃之重写。曾于上海霞飞路创设女子书店,编印《女子文库》、《女子月刊》。后任暨南大学等校教授。生平以读书救国自任,旨在谋求祖国文化科学的发展。1942年日寇侵入赣东,遂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同年七月殉国。年仅37岁。有《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年表》、《史理释义》等。尚有遗稿颇多,惜毁于文革。

黄宾虹

黄宾虹（1865年1月27日—1955年3月25日），杰出国画艺术大师，书法家，美术教育家，美术史家，国画理论家，教授，名质，字朴存，亦作朴人、朴丞、朴岑、劈琴，又字予向，自题滨虹散人、虹若、虹庐、虹叟、黄山山人，中年更号宾虹。原籍安徽省歙县西乡潭渡村，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父好吟咏，善书画。五岁延师读书，老师亦能弹琴绘画，受师长影响，热爱丹青，六岁临摹名画。十一岁仿《飞鸿堂印谱》等学篆刻。十三岁回原籍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并于歙县临摹董其昌、查士标诸家真迹。十六岁肄业于金华丽正书院。一八八六年补廪贡生，去扬州，在两淮盐运使署任录事，饱览古代书画，并从郑珊学山水，从陈崇光学花鸟。同时受康、梁变法维新思想影响，关心国事。后因不满官界黑暗，毅然辞职还乡。一八九五年夏在上海结识谭嗣同，订文字交。谭被杀后，一八九九年春为人控告，秘密由沪出走河南开封。同年冬潜回歙县。一九○六年在歙县新安中学堂教国文。与人共同组织黄社(纪念黄宗羲)，立意反清。一九○七年再度为人告密，受清政府通缉，遂化装逃亡上海。在沪居住三十年。曾在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上海时报》等处工作，有机会观赏了不少古今名画。参加编印了《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历代名家书画集》、《中国名画集》等。主编过《艺观》双月刊，兼任过《国画月刊》编辑。曾任暨南大学中国画研究会导师，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又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三七年全家迁北平。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急欲南返而不得。一九四○年伪文物研究会荐举他为美术馆馆长，拒绝不受。哀伤祖国河山沦丧，曾作《禾离图》、《黄河冰封图》抒怀。一九四六年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一九四八年应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聘南下。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出席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九十寿辰时，华东行政委员会颁发荣誉奖状，称之为“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一生周游中国名山大川，重视写生，画稿万余幅，有《黄山纪游册》、《浙东纪游诗画册》、《浙赣纪游册》、《蜀游画册》、《黄海松涛十二图》、《桂林山水册》、《武夷山水稿》等。五十岁前着意研习传统，临摹前人。五十岁后，取精用宏，陶冶宋、元人的画法，变挺劲秀丽而为浑朴苍劲。七十岁左右，山水画作品已达外师造化，神领意会，变异合理而来去自然的境界。有《北碚纪游》、《秋云堆里出云岗》、《霜容点碧岚》等。七十岁后形成独特风格，作品兴会淋漓，浑厚华兹。尤精墨法，有时于浓、焦墨中兼施重彩，并以“明一而现千万”的表现手法，再现山川神貌。作品有《阳朔初雾》、《黄山松谷图》、《富春江上游图》、《夏山图》、《西泠晓烟》等。亦善花卉鱼虫，遗貌取神，奇倔有致，有画《荷花草虫》等。善作诗，有《黄宾虹诗草》印行。论画诗更具特色。精于篆书、行楷，书法沉着、圆浑、质朴而秀逸。篆刻亦佳，广搜秦汉古印，对古印奇字，多作考证释难，编有《滨虹草堂藏印》(四集)行世。又精于鉴赏，于画论画史多有研究，见解精辟。著作有《古画微》、《黄山画家源流考》、《画学通论》、《滨虹羼抹》、《匋钵合证》、《画史编年表》、《虹庐画谈》以及辑本《黄宾虹画语录》等书，并与邓实合编有《美术丛书》。论文随笔要者有《中国山水画今昔之变迁》、《宾虹论画》、《鉴古名画论》、《画法要旨》、《黄山画苑略》、《虹庐杂记》、《庚辰降生之书画家》、《梁元帝松石格诠解》、《龙凤印谈》、《画学篇》、《古文奇字考》、《中国画学史大纲》、《九十杂述》等。

班固

班固（32年—92年）东汉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光武帝建武八年(32)生于官宦家庭。父班彪，字叔皮，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博学多才，勤于著述，曾续写《史记》，作《史记后传》65篇。班固少时随父读书，9岁时便能诵文作诗。16岁时入洛阳太学读书，博览群书，百家九流无不涉猎。后擅长诗赋，曾作《两都赋》传诵一时，文学功底很深。他随父进行汉史的研究，并立志承父业。然父续《史记》未竟身亡，他潜心研思，继续父亲的工作，但被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后沉冤昭雪，释放出来，受明帝器重，被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校书郎，典校皇家所藏秘书，又受诏完成父亲所著之书。他凭藉兰台的丰富藏书，集中精力，汇集史事，修改体例，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历时二十余年，章帝建初七年(82)，《汉书》基本修成。后任玄武司马，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随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撰《燕然山铭》。后窦宪畏罪自杀，他被牵连入狱，于永元四年(92)病死，年61岁。死后，《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分别补齐，才最终完成这部史书。

班固的一生，主要贡献是他的史学著作《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100篇，80余万字，记述了从高祖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多年的历史，分为纪、表、志、列传等类，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概貌。该书史料丰富，文词整饰，叙事详明，虽然有许多地方因袭《史记》，但不乏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独到之处，所以受到后世史学界的推崇。班固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极大，受到后人的瞻仰和尊重。后世常以“史、汉”或“迁、固”并称，以纪念班固在学术界创建的丰功伟绩。

龚廷贤

龚廷贤（1522～1619）明代医家。字子才，号云林，悟真子。江西金溪县人 出身世医家庭，父龚信任太医院医官。廷贤早年习举子业，屡试不售，转而随父学医。谓“良医济世，功同良相”。曾隐居金溪县云林山中，因别号 “云林山人”。于茂林修竹之间，潜心研究医学，博考历代医书，久之贯通医理，除继承家学外，还常寻师访贤，与诸名家探究岐黄之术，因而学业日进，络以医术闻名于世。万历十四年 (1586) 开封一带瘟疫肆行，连染闾巷，有阖门病卧者。众医泥古法，治而不效。廷贤细察众病人症状，依己意处以 “牙皂、大黄” 配伍的 “二圣救苦丸”，遂获良效，全活甚众，因之名噪中州，被荐为太医院吏目。时鲁王妃，年近五十，患腹疾，胀如鼓，饮食不进证，诸医罔效，廷贤诊治而愈。鲁王酬以千金，婉谢不受。乃画其像悬而礼之，并称他为 “国手”，赏“医林状元” 匾额。是为我国医学史上获取 “状元”的第一位医生。廷贤行医之余，用心撰述，一生著述甚富。计有《种杏仙方》 四卷 (1577)、《万病回春》 八卷(1587)、《寿世保元》 十卷 (1615)、《鲁府禁方》 四卷 (1594)、《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 六卷 (1591)、《云林神彀》 (1591)《小儿推拿方脉全书》等，并续编其父龚信的 《古今医鉴》 八卷 (1576)。廷贤临证经验丰富，学问根基深厚，其医著阐述内、外、妇、幼各科，均能深入浅出，切合实用，故流传较广还外传至日本、英国。其中尤以 《万病回春》、《寿世保元》影响为大。《万病回春》是他吸取《内经》以下，迄金元四大家学术之精华，结合自己之临床经验编写而成，“凡疾者疗之，沉疴顿起，如草木之逢春” (自序)。《寿世保元》是他晚年著作，全书取材广泛，理法方药俱全。所选方剂均有药物组成和用法，大多效验。如治心胃痛证的 “无价金丹”，治头痛的 “清上蠲痛丸”，沿用至今，驰誉国内外廷贤享年97岁，逝于原籍。碑上镌刻“明太医院御医医林状元龚迁贤墓” 弟廷器、侄樊官，皆为医官。

乔叟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年－1400年10月25日），英国作家、诗人。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富裕的酒商，与皇室关系密切。他除精通本国英语外，还通晓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1357年进入宫廷，充当英王爱德华三世儿媳阿尔斯特伯爵夫人的侍从。1359至1360年，随英王爱德华三世出征法国，为法军俘虏，后被英王赎回。他先后担任过伦敦港关税督察、肯特郡治安法官、皇室修建大臣等公职，并当选为代表肯特郡的国会议员，得到爱德华三世、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三代国王的信任和帮助。从1377年开始，他作为英国外交代表，曾多次出使欧洲大陆各国，执行外交任务。1400年10月2日于伦敦逝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此后，英国许多著名诗人、作家死后都葬在他墓地的周围，形成了英国文学的“神庙”，即所谓的西敏寺“诗人之角”。

乔叟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公爵夫人的书》(1369—1370)是一首悼亡诗，是为纪念贡特约翰的第一位妻子布兰希而写的，目的是颂扬死者和安慰失去爱妻的公爵。全诗长1300余行，采用传统的梦幻寓言诗形式。14世纪70年代，他的最主要作品是《声誉之宫》，全诗共2000余行，亦运用梦幻的形式。这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作，显示出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的影响。14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禽鸟的议会》(1382)、《贞节妇女的传说》(1386)和根据薄伽丘的同名作品改写的叙事诗《特罗伊勒斯和克丽西德》(1385)等大量诗作。《禽鸟的议会》共699行，也是采用梦幻的形式。《贞节妇女的传说》是他的第四篇，也是最后一篇采用梦幻形式写成的长诗。此后，从《特罗伊勒斯和克丽西德》开始，他摒弃了梦幻和寓言的传统，转向对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特罗伊勒斯和克丽西德》是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这首诗以特洛亚10年战争为背景，叙述特洛亚王子特罗伊勒斯和年轻的寡妇克丽西德恋爱的故事。在写此诗之前，他以散文的形式翻译了6世纪初罗马哲学家博埃齐乌斯的著作《哲学的安慰》，改名为《博埃齐乌斯》(1382)。14世纪90年代，他的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以长达15年时间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故事集由“总引”和24个故事组成，绝大部分是诗体。在故事集里，他叙述了大约30名香客从伦敦前往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贝克特的圣祠。在故事集的“总引”里，他以现实主义的写真手法，用幽默的笔调，生动地对这群阶层、职业各不相同的香客们，作了具体的刻画。他们所讲的故事内容丰富多采，而且与第一讲述者的身分、性格相一致。

乔叟是莎士比亚时代以前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才在当时受到普遍的推崇，他的诗作，特别是《坎特伯雷故事集》读者广泛，对后世影响甚大。他所创造的“双韵诗体”，成为后世英国诗歌中最通用的一种，因而他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布尔加科夫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1891年5月15日~1940年3月10日），俄罗斯作家。生于基辅的一个教授家庭。1916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系,当过乡村医生。后专门从事写作,曾在《汽笛报》工作。他的第一部讽刺小说集《魔法》(1925)发表后引起争论。同年发表的小说《狗心》,对伪科学作了尖刻的嘲讽。长篇小说《白卫军》(1925,未完全发表)和由其改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及剧本《逃亡》(1928),刻划了俄国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揭示白卫军必然覆灭的命运。喜剧《卓伊金的住宅》(1926)和《紫红色的岛屿》(1938)分别讽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习俗和戏剧界的生活。剧本《莫里哀》(1936)和《最后的日子》(即《普希金》,1940)描写艺术家与专制制度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此外,还著有传记小说《莫里哀》(1962)、自传体作品《剧院小说》(原名《亡者札记》,未完成)和哲理性长篇讽刺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1966)。作品以幽默和辛辣著称,常于荒诞不经中讽刺社会阴暗面。20年代末受到批评。50年代后期逐渐恢复名誉。1987年苏联作家切尔温斯基将《狗心》改编成剧本,发表后轰动了苏联和西方戏剧界。

王锡爵

王锡爵（1534年8月30日-1611年2月11日），字元驭,太仓(今属江苏)人。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嘉靖四十一年(1562),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官国子监祭酒。万历五年(1577),以詹事执掌翰林院。

神宗继位时是一个10岁的孩子,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同受穆宗遗命辅佐这位小天子。高拱被逐之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神宗放手让张居正处理朝政,张居正也当仁不让。他整饬政治、改变颓风、培养人才,使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张居正同时又是一个极有政治手腕、权力欲极强的人。当时中外大权,全由他一人掌握,其他内阁大臣仅仅充位而已。

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张居正之父张文明病死。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张居正五内欲崩。首辅的父亲自然非同于一般人,神宗闻讯后,马上下手谕宽慰。明朝制度:父母死后,儿子从闻丧之日起,不得任官、应试及嫁娶,必须在家守孝27个月,此谓之守制。当然也有例外,如丧服未满时,朝廷因需要而强令出仕,此则谓之夺情。

久握权柄的张居正是不愿离开的。他有他的顾虑,新政正在展开,而自己一旦离去,难说没有人谋算自己。这时,张居正的同年户部侍郎金幼孜正好想讨好张居正,便首先提出夺情倡议。大太监冯保也不想让张居正离开,便传中旨让吏部尚书张瀚挽留张居正。而当时的神宗,也一天也离不开他这位张先生,再三慰留。张居正顺水推舟,向神宗提出了一种折衷方案:在家服丧七七四十九天,不赴朝,赴阁办事。归私第则服丧服,入侍讲及入阁办事,则服吉服。这就是张居正的所谓“在官守制”。

张居正的夺情,马上遭到了一些朝臣的反对。其中最为激烈的要数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以及主事沈思孝了。吴中行首先上疏道:“张居正父子,异地分居,不能相见已19年了。一旦抛弃于数千里之外,陛下不让匍匐奔丧,伏柩恸哭,必让他违背心愿,抑制哀情,节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让他制定实施宏大的谋划,调合阴阳执掌政柄,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虽然说夺情之事有前例可循,但也从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马上视事的,这将把祖宗的法制置于何地呢！事关万古纲常,四方视听,减损变化之道,没有比这再重要的了。”这之后,赵用贤、艾穆、沈思孝等也上疏弹劾张居正贪恋权柄忘记亲人。

这使得张居正愤怒异常,他马上同冯保商量,决定廷杖以上四人。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后,马上上疏为四人辩解,力图营救。张居正闻讯,跪倒在马自强面前,用手捋着胡须说道:“您饶过我吧,您饶过我吧！”这位内阁首辅往日的威风哪里去了,这倒使得马自强尴尬不已。

王锡爵听说张居正要对四人实施廷杖,就会集了翰林、宗伯以下数十人向张居正求解。小小的一个翰林院掌院,张居正根本不放在眼里,因此拒而不屑一见。谁知王锡爵偏偏是个敢做敢当的人,他见张居正如此傲慢,就不顾一切地闯进张居正服丧处所。这一点是张居正丝毫没有料到的,他对王锡爵说道:“皇上会非常生气的。”王锡爵马上反驳道:“皇上就是生气,也是为您老先生而生气。”这使得张居正哑口无言,被激怒了的张居正一下子跪在王锡爵面前,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架在自己的喉咙上,作出一副要自刎的样子,说道:“皇上强留我,诸位又非赶我走不行,姑且杀了我算了,你来杀了我吧！你来杀了我吧！”这种结局是王锡爵没有想到的,他被吓得仓惶逃了出来。

四人最终没有脱掉一顿廷杖。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被杖六十,艾穆、沈思孝被杖八十。打完之后,锦衣卫校尉将他们用一布条曳出长安门,用一块门板抬走。吴中行被打的气息已绝,幸亏中书舍人秦柱带来了一位医生,给他喂药后方才苏醒过来。吴中行被驱出国门后,没人敢看视。独王锡爵无所顾忌,扶着吴中行大哭不止。

万历六年(1578),王锡爵进礼部右侍郎。这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张居正以神宗大婚礼已成,便向神宗上疏,请求准许回家安葬父亲。在张居正的再三疏请之下,神宗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并限定他葬毕后必须于五月中旬回京。张居正葬父后,以时值酷暑,奉母进京,路途劳顿,恐老母吃不消为由,请求推迟日期。自从张居正走后,神宗心中总是不踏实,因此,拒绝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走后本应由阁臣吕调阳代理阁务,但神宗又对他不放心,手谕令他一切大事不得擅作决定。这使得朝廷大臣们也不得不上疏请求让张居正早日返京。六月,内阁、院、寺卿、给事、御史诸大臣联合上疏请求皇上督促张居正还朝。但王锡爵拒绝在奏疏上签名。

六月十五日,张居正还朝。王锡爵知道自己得罪了这位朝廷权要,便告假省亲而去。张居正对王锡爵之所作所为,耿耿于怀,怀恨在心。这一点王锡爵自己心中也十分清楚,因此便居家不出。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王锡爵这才有了出头之日。因为王锡爵反对过张居正,所以在当时很有声望。已成为内阁首辅的申时行与御史江东之、李植极力推荐他。于是,万历十二年(1584)十二月,神宗起用王锡爵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江东之、李植都是在张居正死后极力弹劾其罪行,并揭发大太监冯保罪行,以致于冯保被逐的人物。他们之所以举荐王锡爵入阁,是因为王锡爵憎恨张居正,而王锡爵入阁后,他们便也有了政治靠山。因此,江东之、李植两人的举荐,是有着明显的投机性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王锡爵入阁后马上同申时行联合起来,处处排挤他们。这使得江东之与李植十分忌恨王锡爵。

李植、江东之确实是因在张居正死后揭发其奸而起的“暴发户”,后又因揭发刑部尚书潘季驯庇护张居正,神宗手谕吏部。擢李植为太仆少卿,江东之为光禄少卿。对于这种善于投机钻营的人,王锡爵同其它正直的大臣一样,实在是看不起他们。

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神宗开始在天寿山大石峪营建自己的寿宫。但在开工后不久,就发现地下有许多石块。喜欢摆弄是非的李植、江东之趁机上奏,说:“寿宫地下有石块,说明此地非吉壤,而首辅申时行主张可以在此地营建,是有罪的。”申时行对这两人感到非常厌恶,他上疏自辩道:“陛下亲自选择吉地时,李植、江东之不说,到现在已有两年了,忽然提出来,非常明显,这是两人借故倾轧辅臣。”神宗觉得申时行言之有理,便斥责了李植、江东之一顿,并夺了两人半年的俸禄。

但李植、江东之并不死心,又上疏推荐了通晓葬法的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但由于王锡爵从中阻挡,他们的奏疏神宗根本就没有看到。不但如此,王锡爵还乘机上了一道奏疏,揭发李植、江东之的投机行为。他在奏疏中写道:“张居正、冯保之狱,是陛下先作出了决定的,那些揭发张、冯罪行的人,只不过是正好投合了陛下的心意而已。而那些人却自己将自己比作那种敢于触怒陛下、直言谏诤的人,并且整天寻找琐细小事谏诤。像许国、杨巍、舒化等大臣,过去曾经被认为是正人,一言不合己意,就不惜用刀剑刺自己,这些都是最不公正的人。”在王锡爵上疏之后,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等也交章攻击李植、江东之,神宗下令将李植贬为户部员外郎,将江东之贬为兵部员外郎。万历十三年(1585)闰十月,神宗亲自到天寿山视察,最终确认大峪为吉地。还宫之后,便将李植、江东之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李植、江东之本想将王锡爵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可结果却是偷鸡不成反蚀米。

万历十六年(1588),顺天府乡试。主持这次乡试的是庶子黄洪宪。王锡爵的儿子王衡、申时行的女婿李鸿都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结果是,王衡考取了第一名举人。礼部郎中高桂对考试结果表示怀疑,便摘出录取的举人中觉得可疑的八人,要求复试。其中王衡也被列入八人之中。

八人之中有个叫屠大壮的人,文章写得极其低劣。礼部侍郎于慎行主张取消他的资格,但都御史吴时来不同意。高桂力争,最后才按于慎行的意思将录取的举人名单呈上。申时行、王锡爵看后,假托皇命将屠大壮留了下来,并夺了高桂的俸禄。

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高桂对王锡爵之子中第一名举人表示怀疑。而高桂的怀疑也可能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王衡在他父亲罢相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参加会试,举会试第二,廷试也是第二,足以说明问题。王锡爵是个生性刚烈的人,他对高桂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气愤,便上疏攻击高桂,言辞极其激烈。

联系到原内阁首辅张居正三子皆登科第之事,工部主事饶伸一方面对王锡爵之子的考试结果表示怀疑,一方面替高桂鸣不平。他在一份上疏中写道:“张居正三子连登科第,从此以后辅臣之子弟皆登科第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黄洪宪更觉得一个举人不足重,居然又把他放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儿子不参加乡试,就录取他的女婿。其他营私舞弊的例子也不少,听说复试之时,有许多人连文章都写不出来。吴时来不分优劣,不分青红皂白地与高桂力争,于是便糊糊涂涂地列上了名单。至于王锡爵攻击高桂的那份奏疏,真是剑戟森然,不符合应对君王之体。锡爵掌权三年以来,排挤贤人,援引奸邪,现在又巧妙地迥护他的儿子,欺骗君主,势必成为张居正之后续者。吴时来阿附权贵,目无法纪,极不称职,请求陛下将他们统统罢职。”

这份奏疏传到神宗手上,王锡爵与申时行两人一齐杜门求去。而另一名阁臣许国又正在主持会试,所以内阁中便空无一人了。太监要送奏章,都得送到申时行家中,但申时行并不票拟,将原疏封还了事。神宗非常吃惊:“内阁中竟然没人了吗?”于是便下诏慰留申时行、王锡爵,而将饶伸打入诏狱。

对饶伸的处理引起了朝臣的不满,朝臣多将此归咎于王锡爵身上。王锡爵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处分太过分,心中有些不安。王锡爵屡次请神宗起用饶伸,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神宗起用饶伸为南京工部主事,旋即又改为吏部主事,但饶伸已伤透了心,遂引疾求归,不再出来做官。

王锡爵这样做并没有使朝臣特别是科道官员对他的攻击停止下来。相反,在饶伸被罢职之后,攻击他的人越来越多,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当然,王锡爵对此也不是等闲视之,而是也不断地发起反击。关于科场的争论,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神宗见此,便于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下了一道谕旨,谕令诸位大臣遇事不得忿争求胜。到此,关于科场一事的争论才停歇下来。

科场一事令王锡爵伤透了脑筋。但令他大伤脑筋的事情却决非此一事。其中最令他头痛的是,自万历十四年(1586)秋冬以来,神宗往往借口身体不适连日免朝。既不肯接见大学士商讨国事,又不及时处理内外臣工的奏疏,这给当时的朝政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对此,身为内阁大臣的王锡爵也企图极力挽救。万历十七年(1589)夏,王锡爵曾上一奏疏,疏中写道:“从今年三月以来,平常上朝日期都被传免,经筵日讲至今也未开讲,留在宫中的奏疏,动不动就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不予批答,册立东宫日期,至今也杳无音讯,还请陛下明示。”但疏入后神宗并不理会。万历十八年(1590),王锡爵又请神宗批准早让皇长子出阁讲学、录用言官姜应鳞、宽恕原巡抚李材等事,神宗均不予答覆。这一年,王锡爵以发生旱灾为由,自请罢职,神宗予以慰留。第二年,王锡爵又以母亲年事已高需人照料为由,连续上疏乞求回家省亲,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道里费,令人护送王锡爵归籍。

万历朝政中最大的问题恐怕莫过于立国本(即立太子)之争了。其实这也完全是由神宗本人引起的。万历六年(1578),神宗大婚,册王氏为皇后。但大婚后王皇后直到万历九年(1581)才生下皇长女。盼望着含饴弄孙的慈圣皇太后心中焦急万分,便令礼部选了九名嫔妃以进。谁知神宗这时又看中了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便乘一时之兴致私幸之,致使王氏在万历十年(1582)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这便是皇长子朱常洛。但神宗真正喜欢的却是选入宫中的郑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郑贵妃为他生下了第三个儿子,这便是朱常洵,因次子常溆早夭,实际上他便成为第二子。

神宗宠爱郑贵妃,也十分喜欢她所生的儿子,所以有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废长立幼。这一不符合封建道统的主意一提出来,马上遭到了朝廷大臣的极力反对。神宗则一方面实施拖延战术,一方面对敢于谏诤之臣斥责、罢职。立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到万历二十一年仍然毫无眉目。而内阁首辅申时行、王家屏均因此事而自乞罢职。这使神宗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朝臣对自己的压力。

神宗需要一位得力的大臣来维持局面,替自己分担压力。阁臣赵志皋年已七旬,为朝臣所看不起,由他来当首辅是不行的。直到这时,神宗才想起了已经家居两年的王锡爵,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下诏召王锡爵入阁,并令他作了内阁首辅。

王锡爵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摊子。神宗在朝臣的巨大压力下,已经答应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举行册立太子典礼,但到时能否兑现?王锡爵心中实在是没有多大把握。为了早日促成其事,王锡爵一到任便上了一道密奏,敦请神宗履行自己的诺言,早定大计,不能再托延时日,否则的话,将难以钳住朝臣之口。

神宗读了王锡爵的密折之后,立刻派内侍将他的手谕送到王锡爵家中。王锡爵仔细将手谕展开,只见上面写道:

“今天朕读了你的密折,足见你忠君爱国之诚心。朕虽然去年下过一道谕旨,允准今年春天举行册立太子大典。但朕又看到祖训中有一条规定:立嫡子而不立庶子。况且皇后现在还很年轻,假若以后再生育,那么是册立太子呢?还是分封为王呢?封王,必违背圣训;封太子,那不就是两个太子了吗?所以朕至今迟疑不决。既然你将密折奏上,朕现在决定暂时将三子一并封王。等几年后,皇后确实没有生育,再册立太子也不迟。这个办法对上不违祖训,对下又于事体两便。你可拟一道谕旨送与朕。”

神宗手谕中所讲的三子,指的是常洛、常洵以及由端妃周氏所生的皇五子常浩(皇四子早夭)。神宗这一决定,是王锡爵压根就未预料到的。看完这份手谕,他顿时乱了方寸。这真使他左右为难。对于神宗刚愎自用、对朝臣说一不二的性格,他是十分了解的。而前任首辅申时行、王家屏也正因为触怒圣颜而自己栽了跟头,这对他来说确是前车之鉴。但朝臣的巨大压力他也能感受到,他也知道,朝臣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与神宗的对立是相当明显的。这不能不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要违抗圣谕,自己就只能落个申时行、王家屏那样的下场;而要顺从圣谕,自己就无异于惹火烧身,将自己变成朝臣的众矢之的。一顿绞尽脑汁的权衡之后,王锡爵想了一个自以为是万全之计的方法。

一方面,王锡爵害怕触怒圣颜,马上按神宗旨意拟定了一份谕旨;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朝臣公论,拟写了另一份谕旨。在第二份谕旨中,王锡爵写道:“汉明帝马皇后、唐明皇王皇后、宋真宗刘皇后,都是将妃子所生之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来抚养。请陛下令皇后抚育皇长子,这样一来,长子就成了嫡子,而长子的生母不必进封号以压皇贵妃。”

王锡爵将拟定的两份谕旨一并奏上,请求圣裁。王锡爵没有料到的是,神宗采纳了他第一个建议,并于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将它下到礼部,令礼部作好准备。朝臣们翘首以盼的是册立太子,今日突然冒出了个三王并封,这使得朝臣们感到一股受了戏弄的感觉,顿时朝廷大哗。而王锡爵拟旨时,同官赵志皋、张位均不知此事,所以王锡爵立刻成了众矢之的,一股股愤怒的火焰,朝着他喷射而来。

正月二十八日,光禄丞朱维京首先上疏发难,他在批评了神宗欲愚弄天下、以天下为儿戏之后,马上将矛头一转,对向了王锡爵:“然而陛下虽有三王并封之意,但还没有马上执行。必定先以手诏向王锡爵咨询。王锡爵纵然不能像李沆那样引烛焚诏,也应像李泌那样委曲叩请;如其不然,就像王家屏那样自乞罢职,自由自在,而又受到皇上的优待,也不会有韩瑗、来济那样的耻辱。怎么噤无一语,如同一个胥吏一般奉行主子的命令,还惟恐落后呢?李、杨素都是千古罪人,其初两人心中难道不知道有公论?只是自己患得患失之心太重,才不能自持了。”

神宗苦心经营的这一三王并封之策,刚出台两天就遭到了大臣的反对。一方面,神宗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要拿朱维京开刀,以儆效尤,于是朱维京被革职为民,发往边疆充军。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王锡爵实际上是替他受过,做了他的替罪羔羊。神宗下谕内阁,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企图为王锡爵解围。神宗在谕旨中写道:“前日首辅反复劝朕早行册立大典,这本来是朕去年的意思,有什么可疑的！但朕恐怕违背了祖训,日后事情难办,所以欲将三子并封为王。随后,首辅又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长子先拜嫡母,随后册立为太子。朕嘉许其苦心,但又想此举以假乱真,不是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一再争论,是不了解朕的本意。真是可恨。朕为天下之主,无端的受到诬陷,卿等怎么会忍心见到这种情况呢?”

但神宗的这份谕旨,丝毫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它仍然没有将王锡爵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吏部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直接到王锡爵家中力争;而工部主事岳元声、礼部给事中李汝华、张贞观、许弘纲、吏部给事中吏应麟等,则将王锡爵堵在朝房中,与他争了个面红耳赤。庶吉士李腾芳当面交给王锡爵一封信,将王锡爵的心理分析得透彻入理,王锡爵读后,大有一种裸体于众目睽睽之下的羞辱感。王锡爵的弟子钱允元、王就学也到王锡爵家中规劝老师不要成为千古罪人。

在朝臣的巨大压力下,王锡爵觉得无路可走了。他决计破釜沉舟,迫使神宗收回成命。王锡爵同赵志皋、张位一起,请求神宗追还前诏,神宗不从;他又请求面陈国事,神宗不予答复。无计可施的王锡爵只好以乞求罢职相要挟。神宗也已经感到了朝臣的巨大压力。在王锡爵请求罢职之后,神宗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两天,最后决定收回成命。并决定再等二三年,若皇后还未生育,再举行册立东宫大典。

三王并封之议从出台到寿终正寝,前前后后才不过十天的时间。但这十天,对王锡爵来说日子是相当难过的。朝臣则责难他逢迎君主,神宗则怀疑他逼迫君主。生活在两难境地的王锡爵,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十天难捱的日子给了王锡爵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已感觉出来,朝臣中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的意见占了上风。这使得他不得不改变自己对神宗的态度。从此以后,他便不再逢迎神宗,而是站到了朝臣的一边。这—变化在争立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的一天,彗星逆行进入紫微垣,并犯华盖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星变。趁此机会,王锡爵密奏道:“臣连夜来仰观天象,看到彗星已进入紫微垣。臣听说帝王禳彗的方法,或实行新政,或更用新人,这一切都是以消除灾秽为目的的。若彗星进入紫微垣,王者之宫,那么其灾难则在君王之身,并不是区区更用新人、实行新政所能消除的。臣私下认为,天子之象叫帝星,太子之象叫前星。臣以为如今禳彗之法,应当以早日册立太子为第一要着。”

十一月十九日这天,是慈圣皇太后的寿辰,这也就是所谓的万寿圣节了。这一天,久不视朝的神宗破例到皇极门接受朝臣祝贺。礼毕后,神宗在皇极殿暖阁单独召见了王锡爵。这是出乎王锡爵意料之外的。这也是王锡爵成为首辅以来的第一次面对。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面谏国事的一次绝好机会。

王锡爵走进暖阁,行过叩头礼。神宗慰劳道:“卿扶老母来京,真可谓忠孝两全了。”王锡爵害怕神宗将话题扯远,也顾不上客套,立即提到了册立太子之事。他对神宗说道:“陛下召臣来,肯定付以国事。现今诸多事务,已渐渐有了头绪。只是册立太子一事未定,便生出许多疑心,使陛下蒙受了许多烦恼,这些都是为臣的不称职,劳累了陛下。所以为臣的连上密折,劝陛下早日决断,使朝臣再也无话可说。”

谁知神宗只是轻描淡写般地说道:“朕心意已定,尽早都是一样,岂能为朝臣之言所动?”王锡爵回道:“陛下心意已定,臣岂能不知。但是外廷大臣见至今仍无动静,便胡言乱语起来。使陛下平白无故地受些闲气。”

神宗仍然旧话重提,问道:“万一皇后再生育可怎么办呢?”王锡爵马上回道:“陛下这话十年前说还可以,现在皇长子都13岁了,还等什么?况且,自古至今也没有13岁还不读书的皇家子弟！”皇长子朱常洛都13岁了,尚未出阁讲学,王锡爵这一番话,正触动了神宗的痛处,神宗颇为此感动。

王锡爵接着又说:“臣今日有幸见到皇上,不知以后何时再见,伏望陛下念臣之劳苦,三思臣之所言,将册立太子一事早作决定,不必等到朝臣再请。”王锡爵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说完册立太子的事,连忙趁机劝谏神宗视朝。他说:“自此之后,更盼望陛下按时视朝,频召阁臣商定政事,这样的话,真是天下幸甚。”

神宗早已倦于视朝,便推托道:“朕原也想与阁臣们常常相见,只是朕体不时动火。”王锡爵知神宗借口身体不适而推托,便说道:“动火也只不过是点小毛病。望陛下清心寡欲,保重圣体,以满足群臣愿意见到陛下的愿望。今日陛下一出来,满朝欢呼,于此足见勤政视朝乃是当务之急。”

王锡爵还想趁机说些什么,但他见神宗已经极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准备离去,便知趣地叩头告退。王锡爵对这次召对的结果感到非常失望。他清楚地知道:这次召对之后如果毫无动静,朝臣们必然又会纷纷来责难自己。自己必将再次陷于是非漩涡之中。他不敢再往下想,回到内阁后,他马上写就了一份密揭呈上。他在密揭中写道:“外廷大臣都将固宠阴谋归到郑贵妃身上,臣恐怕郑氏举族不安,望陛下深思。”提到郑贵妃,便触动了神宗最为敏感的那根神经。神宗马上手诏谕王锡爵:“你每次上奏必定提及皇贵妃,这是为何?贵妃也多次劝过朕,朕以为祖训后妃不得参预外事,怎敢听她的?”

神宗分明是在强词夺理,袒护郑贵妃。对此,王锡爵已忍无可忍。他马上上疏予以反驳:“现在能与皇长子相比的,只有皇贵妃之子,天下不怀疑皇贵妃又能怀疑谁呢?皇贵妃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祖训所讲的不参预外事,指的是不参预外廷起用人才,执行政务之事。至于册立太子之事,却是陛下的家事,而皇三子又是皇贵妃的亲生儿子,陛下能不与她商量吗?况且皇贵妃侍奉陛下已很久了,至亲至贤,外廷早已议论纷纷,没有人不怨恨她,臣对外廷的议论,都不忍心去听。臣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用力去堵天下人之口而归功于贵妃,陛下还怀疑臣。那么,假如有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年去攻击皇贵妃,而陛下反而感到高兴了吗?”王锡爵的这份奏疏,与神宗针锋相对,可谓一剑刺中了神宗的要害,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神宗再也无话可说,只好缓缓地做出某些让步,答应明年春天准允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命令采办珠玉珍宝,以供皇长子出阁之用,共计价值三十余万。户部尚书杨俊民、给事中王德完等以开支过大上疏力谏。神宗十分生气,马上手诏谕王锡爵,决定更改日期。王锡爵力请,事情才算是决定了下来。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典礼如期举行。出阁讲学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一旦举行,事实就是确立了皇长子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九(1601)年十月十五日,皇长子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太子。那时,王锡爵早已谢政回籍优游林下了,但神宗仍没有忘记他,派人将这一重大消息告诉了他。于此足见王锡爵的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费。

明朝制度,对在京的官吏,每隔六年,就要进行一次考察,此谓之京察。掌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史,另外由吏部考功司的郎中及都察院的河南道御史协助进行。在京察过程中,四品以上自陈政绩,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由主管京察的官吏决定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然后造册奏请。由于京察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命运,所以所有官吏对此都十分重视。京察还是官吏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正直的官吏借机提拔贤才,罢黜奸邪;邪恶的官吏却借机排挤贤良,结党营私。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癸巳年,所以这年进行的京察称为癸巳京察。主持这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左都御史李世达。在京察过程中,他们秉公办事,就连孙自己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均在被斥黜之列。

王锡爵是因为要庇护自己的私人才急匆匆地还朝的。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当他入阁办事时,关于京察结果的奏疏已经呈上,而他要庇护的人,又恰恰在被斥黜之列。这使得王锡爵、赵志皋及其追随者十分不满。

这时正好发生了言官弹劾吏部稽勋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一事。孙只将袁黄罢黜,而留用了虞淳熙和杨于廷。刑科给事中刘道隆是个十分善于投机的人,他想阿附王锡爵,便趁机上奏,攻击赵南星、孙等专权植党,不应复留虞淳熙,不当调杨于廷到吏部。王锡爵见到这份奏疏后喜出望外,马上票拟吏部借京察之机专权植党。神宗则下令夺了孙的俸禄,将赵南星降三级使用。

令王锡爵没有想到的是,这又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自己又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导致了自己下台。事情发生后,都御史李世达因为自己与赵南星、孙同掌京察为两人辩解,但神宗不听。这之后,签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岩、助教薛敷教等交章论救,而其中陈泰来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他说:“孙斥黜了自己的外甥,赵南星斥黜了自己的姻亲,没有比这再公正的了。首辅王锡爵日夜兼程赴京入阁,就有人怀疑他想干预京察;现在他的京故没有得到庇护,他早已对赵南星怀恨在心了,所以刘道隆的奏疏一上,而斥责赵南星专权植党的谕旨马上就下来了。吏部商定留用一两个庶僚就成了结党,那两都大僚被弹劾者22人,而经过阁臣讨论而留用的就有6人,詹事刘虞夔就因为是王锡爵的门生才留用的,这难道可以说不是结党了吗?”疏入后,神宗十分生气,贬谪了于孔兼、陈泰来等人。李世达又抗疏论救,神宗竟一气之下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革职为民。

明朝的朝臣有一个传统,就是不怕触怒龙颜、前赴后继,大有一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派。在于孔兼、陈泰来被谪之后,又有高攀龙、吴弘济等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尽逐善类。当然他们也没有脱掉被谪的下场。但这并没有钳制住群臣之口,在此之后,又有南京邢部尚书谭一召、主事孙继有相继上疏弹劾王锡爵。谭一召的奏疏是这样写的:“辅臣王锡爵,自再次辅政以来,斥逐言者,高攀龙、吴弘济被罢黜,未免太过分了罢！自从赵南星秉公考察以来,王锡爵对他已是积怨已久,所以赵南星只因一道奏疏就被罢斥,而于孔兼、薛敷教、张纳陛等人,则因申救而被罢斥,孟化鲤等因推举张栋而被罢斥,李世达、孙又相继去职。怒心横生,遇事则发,又怎么知道是非公论呢?”

谭一召的这份奏疏同孙继有一同呈上,神宗阅后,十分气愤,说道:“朕罪高攀龙,是朕自己的决断,小臣无端猜疑,诋毁阁臣。朋党奸恶,不可不怪罪,将谭一召除名,谪孙继有到极边充杂职!”

没想到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给事中叶继美又相继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神宗看后,下令将孙继有除名,派人逮捕安希范、谭一召,夺叶继美俸禄一年。

癸巳京察,使得如此多的官吏因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而获罪。当然,这里面也并非全都是王锡爵本人的意思。神宗素来对朝臣说一不二,因此,这里面也难免有神宗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朝臣却把罪责全推到王锡爵身上。王锡爵也觉得神宗的做法有些过火,曾上疏力救安希范、谭一召,但这并没有得到朝臣的体谅。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上疏引疾乞休。神宗仍不愿让他离去,王锡爵却决心已定,先后八次上疏,才获神宗准允。神宗下令将王锡爵改为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赐予他道里费,专门派人护归。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因沈一贯、沈鲤同罢,神宗令推阁臣。廷推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神宗还念记着王锡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他赴京。王锡爵三辞,神宗不允。正好那时言官气盛,王锡爵进了一份密揭,其中有“陛下应将章奏一概留在宫中,对言官之论,只将它看作禽兽之意罢了”之语。言官们听说后,非常气愤,给事中段然、胡嘉栋等因此弹劾不止。王锡爵自己也杜门养病,坚辞不就。万历三十八年(1610)王锡爵卒于家中,享年77岁。赠太保、谥文肃。

菩提达磨

菩提达磨（？～535），梵名Bodhidharma 。意译作道法。又称菩提达摩、菩提达磨多罗、达磨多罗、菩提多罗。通称达磨。为我国禅宗初祖，西天第二十八祖。南天竺香至国（或作婆罗门国、波斯国）国王之第三子，从般若多罗学道，与佛大先并称为门下二甘露门，四十年之后受衣钵。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一说南朝宋代末年），师泛海至广州番禺，武帝遣使迎至建业，然与武帝语不相契，遂渡江至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时人不解其意，称壁观婆罗门。时神光于伊洛披览群书，以旷达闻，慕师之高风，断臂求法，师感其精诚，遂传安心发行之真法，授彼一宗之心印，改名慧可。经九载，欲归西方，嘱慧可一宗之秘奥，授袈裟及楞伽经四卷。未久即入寂，葬于熊耳山上林寺。越三年，魏使宋云度葱岭时，适逢达磨携只履归西方。师之一生颇富传奇，亦难辨其真伪。师之示寂年代有梁大通二年（528）、梁大同元年（535）或二年等异说。又梁武帝尊称师为‘圣胄大师’；唐代宗赐‘圆觉大师’之谥号，塔名空观。

其弟子除慧可外，较著名者另有道育、僧副（一作道副）、昙林等。关于达磨之禅法，据敦煌出土资料考据，古来作为达磨学说流传之诸多著述中，仅‘二入四行论’似为达磨真正思想所在。该书系以壁观法门为中心，‘二入’指‘理入’与‘行入’二种修行方法，理入属于教理之思惟，要求舍伪、归真，认识、解决问题；行入属于教法之实践，教人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依佛教教义践行。即禅法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教义。又据楞伽师资记达磨传中载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一书，系由达磨弟子昙林，将达磨言行集成一卷，另有释楞伽要义一卷，二书皆又名达磨论，颇流行于当时。今一般作为达磨学说者有少室六门集、达磨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磨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磨禅师观门（大乘法论）、禅门摄要、少室逸书等。

武内义雄

武内义雄（1886－1966），日本哲学家，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家。生于三重县。1910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23年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日本天皇讲授中国哲学史。1957年为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同年任日本学士院会员。从“官学正统”的立场研究儒家的哲学思想。认为:“儒教虽然发生于中国，可是极早就传到日本，对日本国民精神之昂扬，贡献极大”。并指出:“日本和中国，国情和历史都有不同之处，所以日本的儒教和中国的儒教，也不能说是完全相同，两者之间，共通点固然极多，可是特异点也不少。”(《儒教之精神·原序》)主要著作有《论语研究》、《儒教之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诸子概论》、《易与中庸》、《礼记·大学》、《论语》(1943年)、《论语》(1963年)、《孟子》等。

列奥·施特劳斯

列奥·施特劳斯（生于1899年9月20日，德国基尔海因，逝世于1973年10月18日，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是一位德国出生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理论的阐释者。

施特劳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服役。1921年从汉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1925年至1932年间担任柏林犹太人研究学院的研究助理，然后在英格兰和法国担任洛克菲勒研究员。1938年他移民到美国（1944年入籍），在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现为纽约市的新学院）担任政治学教授（1938-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1949-1968年）、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男子学院（1968-1969年）和安纳波利斯圣约翰学院（1969-1973年）担任教授。

他撰写了多本关于托马斯·霍布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和苏格拉底等政治哲学家的书籍。他的一些较有名的作品包括《论暴政》(1948；修订版1991年出版)；《自然权利与历史》(1950)，因其学术上的深刻见解而广受赞誉；《迫害与写作的艺术》(1952)；以及《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他还与人合编了《政治哲学史》(1963)。

施特劳斯的研究以区分文本的显性（或外在）意义和隐性（或内在）意义而闻名。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一书中，施特劳斯指出，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常常出于对审查和迫害的恐惧，被迫将自己言论中最具争议的部分隐瞒起来。施特劳斯主张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致的阐释，并反对历史相对主义，认为伟大的哲学作品可以为细心的读者提供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施特劳斯的书写得清晰明了、富有洞察力且富有挑战性，它们并不是为普通大众而写，而是为学术界同行所写。但他在美国学术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那个时期，定量和行为政治科学家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几乎被忽视，施特劳斯因其在大学课程中复兴并保持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而备受赞誉。

他在美国政治理论领域的遗产也是重要而持久的，“施特劳斯主义者”这一术语经常被用来指代那些认同他思想的人。著名学生包括哲学家和古典学者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和政治科学家托马斯·L·潘格尔（Thomas L. Pangle）和亨利·V·雅法（Henry V. Jaffa）。更有争议的是，施特劳斯经常被描绘为新保守主义政策圈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期间（2001-09）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有人将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联系起来，部分基于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如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教育背景，部分因为这两种思想流派都认为相对主义是对西方文化生存的威胁。然而，这一评价存在争议，显然，施特劳斯本人更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追求公民美德。

金云铭

金云铭(1904～1987)，号宁斋，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于仓前山对湖。

14岁进鹤龄英华书院，民国13年(1924)高中毕业后，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社会系，并在学校图书馆协助管理图书借阅。其时，协大没有统一的图书分类法可遵循。他深入研究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法，结合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和历代图书简单分类法，编成《中国图书分类法》一书，于民国17年6月初版，后经多次修改、补充，类目增至15000多条。该书第一次提出按著者姓氏笔划排列的著者编目法，在国内外产生相当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古籍分类至今仍沿用此法。同年他大学毕业后即被聘为该校图书馆管理人员。

云铭十分重视收集古籍图书资料。民国21年他得悉陈宝琛拟将家中藏书出让，便以6000银元买下陈家3万册图书，辟专室保存，称“陈氏书库”，并由陈宝琛撰《协和大学库记》刻石志之。云铭则就其中闽人著作属于集部者400多种，写成《福建协和大学陈氏书库所藏闽人著作书目提要》分别加以评介，甚为简明。

民国23年，他被任命为协大图书馆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协大内迁邵武。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云铭带领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新校址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图书馆，还收集考证邵武宋代民族英雄李纲的有关石碑、拓片，以及当时出土的古墓和随葬品。

民国37年云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学期间，他对纽约城图书馆的制度和管理特点进行考察和研究，写成毕业论文《纽约城大学图书馆报告》，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9月，云铭在美国得知福州解放，毅然放弃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机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聘约，辗转回福州。

1953年，云铭任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他十分注意提高图书馆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亲自讲授《图书馆图书组织》、《图书检字法》、《图书目录学》和《版本学》等专业知识。在此期间，他为学校搜集不少元、明的善本书及罕见的抄本和稿本。如元代福建麻沙刊本《韩昌黎集》、明代何乔远《名山藏》刻本等，都是难得的珍本。1956年他又多次到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古旧书店选购古籍，并组织人员收集、抄录、复制各种珍贵的地方资料及丛书。他收集、校对各种版本的福建省、府、县、镇的方志和专志300多部，收集不少闽人著作。为便于查找，他主编出版《馆藏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书目》，对研究福建地方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57年为满足艺术系教学的需要，他又收买一大批古今名人的字画和金石拓片，其中有明末清初用唐寅之名仿画的《清明上河图》、用周昉之名仿画的《六十仕女图》、元代管道的《织锦回文图》以及黄慎、郑板桥、徐悲鸿、陈子奋等人的作品。1958年云铭主持图书馆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研究，不少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郑和下西洋年月考证》一文，纠正《明史》中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具体时间的许多错误，推翻当时颇有权威的法国学者伯希和及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的考证，获得史学界好评。

“文化大革命”初期，云铭被扣上种种罪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坚持工作，当越南企图侵占我国领土西沙群岛时，图书馆人员在他带动下连夜突击，赶编《南海诸岛资料联合目录》，强有力论证西沙及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还组织汇编我国对东海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有关资料索引，获得有关领导的好评。1970年福建师范学院解散，他组织留校老教师清点、整理、保护图书，奇迹般地把学校图书馆完整地保存下来。

1981年，云铭以历史系教授的身份为该系图书档案专业的学生讲授《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史》等课程。1982年他就任师大图书馆馆长职务。1983年他身体时感不适，仍带病为图书馆工作人员讲授绘画史和古画鉴别。1986年云铭退休，1987年8月病逝于福州，享年84岁。

云铭兴趣广泛，喜欢吟诵古典诗词，集邮。著有《庐山吟草》、《芝城杂咏》等10多本诗集。

卡尔顿·海斯

卡尔顿·约瑟夫·亨特利·海斯（Carlton Joseph Huntley Hayes，1882年5月16日－1964年9月2日）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外交官、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学者。作为欧洲历史的学生，他是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领先和开拓性专家。他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尽管自由主义者和更明显的反天主教偏见反对他，但这些偏见定义了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界。二战期间，他曾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尽管他受到首席信息官和其他左翼人士的攻击，他们拒绝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进行任何交易，但海耶斯成功地完成了在战争期间保持西班牙中立的使命。

海耶斯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浸信会家庭，是珀梅利亚·玛丽（娘家姓亨特利）和菲莱图斯·亚瑟·海耶斯的儿子。他于190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03年，他成为兄弟会阿尔法·奇·罗的活跃成员，他一生都是该组织的积极参与者。1909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这篇论文名为《日耳曼入侵相关来源介绍》，由詹姆斯·哈维·罗宾逊指导，于190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07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历史讲师，随后晋升为助理教授（1910年）、副教授（1915年）和正教授（1919年）。

1904年，他皈依天主教，后来成为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会议的第一位罗马天主教联合主席，与埃弗雷特·克林奇和罗杰·威廉姆斯·施特劳斯一起担任联合主席，尽管1928年教皇通谕明确禁止这种普世互动，但他仍于1928年至1946年担任联合主席。他曾多次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与彼得·吉达（Peter Guilday）一起成立了美国天主教历史协会，并成为其第一任秘书。其目标是促进天主教历史，并将天主教学者融入更广泛的学术界。

海斯受到查尔斯·比尔德的影响，他是“新历史”的支持者，强调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战争和外交。海斯认为，《新历史》表明原罪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两卷本《欧洲政治与文化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的教科书，其中充满了这种思想的例子，尤其是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讨论。海斯还发展了民族主义的历史解释，被称为民族主义之父，激励了许多学生研究这一领域。他是民主社会改革的倡导者。1914年后，他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关注民族主义，他谴责民族主义是历史上最大的罪恶之一；他说，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一样，民族主义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斯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与比尔德不同，他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孤立主义，同时谴责极权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于1918年至1919年在总参谋部美国军事情报部担任上尉。九年后，在战争部负责人康纳将军的指导下，他被邀请加入一个历史学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整理与美国参与法国战争有关的文件。这为他赢得了少校的称号。在20世纪30年代，他是天主教国际和平协会的成员。1945年，他曾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担任库珀斯敦纽约州历史协会主席。他也是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

1942年至1945年，海斯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当时，他因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过于友好而受到左翼的攻击，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在阻止西班牙在战争期间与轴心国站在一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安德鲁·N·布坎南认为，海耶斯使西班牙成为“华盛顿的‘沉默盟友’”。1945年，罗斯福总统写信给他说：“你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并为此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历史学家埃米特·肯尼迪驳斥了海耶斯是佛朗哥崇拜者的说法。相反，他“严厉批评了独裁者的‘法西斯主义’”。海耶斯在营救4万名难民（法国人、英国人、犹太人和其他人）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帮助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然后前往北非。他使西班牙成为“希特勒的避风港”。肯尼迪发现，海耶斯在退休后主张耐心外交，而不是排斥或颠覆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20世纪50年代，佛朗哥领导西班牙与美国结盟时，艾森豪威尔总统采取了这一政策。

1964年9月2日，他因心脏病在纽约悉尼的悉尼医院去世，享年82岁，葬于纽约阿夫顿的格伦伍德公墓。

熊彼特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1883年出生于原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的特里希。1901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学习历史学和经济学。1906年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到过英国伦敦、牛津和剑桥等地,曾求教于马歇尔(A.Marshall)和埃奇沃斯(F.Y.Edgeworth)等人。先后在奥地利的切克诺维茨和格雷兹等大学任教。1925～1932年应邀到波恩大学担任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0年逝世。他曾担任过奥地利财政部长和皮达曼银行总经理等职,还曾任经济计量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和国际经济学会的会长。熊彼特一生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到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主要经济著作包括《国民经济理论的实质和主要内容》(1908)、《经济发展理论》(1912)、《教条与方法论的时代》(1942)、《经济周期》(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0)以及遗著《经济分析史》(1954)等。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主要成就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并以此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在生产中实现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企业家的职能就是要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创新的结果;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的高涨,而一旦投资机会消失,经济就将转入衰退;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也就有差别;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法藏

法藏(643—712)。唐代僧人。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祖。据《宋高僧传》卷五,《佛祖统纪》卷二九、卷三九、卷四○,《法藏和尚传》等载,俗姓康,字贤首,或号“贤首大师”,复号“康藏国师”。祖居康居,后迁长安。十七岁从云华寺智俨学《华严经》。传说曾参加玄奘译场,不确。咸亨元年(670)武则天捨住宅为太原寺,始得度,受沙弥戒,登座讲经。万岁通天元年(696)受诏讲《华严经》,传说“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须臾成盖”,武则天得知,命京城十大高僧为授满分戒,赐号“贤首戒师”。此后,先后参与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八十卷本)、《大乘入楞伽经》,参与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参与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等。主要从事《华严经》的解说和著述。圣历二年(699)十月,武则天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据说讲至《华藏世界品》时,“地皆震动”。当天被传到长生殿讲经,指殿前金狮子为喻,令武则天“豁然领解”,此即后来所录的《金师子章》。景云元年(710),睿宗从法藏受菩萨戒。死后赠“鸿胪卿”。生前讲《华严经》三十余遍,著作很多,主要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经文义纲目》、《华严策林》、《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经问答》、《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游心法界记》、《修华严奥旨妄尽还原观》、《华严经普贤观行法门》、《密严经疏》、《般若心经略疏》、《入楞伽心玄义》、《大乘起信论义记》、《大乘起信论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华严经传记》等。弟子主要有宏观、文超、智光、宗一、慧苑等。

智旭

智旭(1599—1655)号蕅益，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人。少年读儒书，即以灭佛老自任，作辟佛文数十篇。后阅袾宏《自知录序》、《竹窗随笔》诸书，乃不谤佛，尽烧所写辟佛文。父丧，闻《本愿经》，于是萌出家之志。二十二岁，专志念佛。次年听《大佛顶经》，心生疑惑，决意出家。二十四岁，从憨山德清弟子雪岭剃度，法名智旭。因听讲《成唯识论》，悟性相交融之旨。二十七岁起，遍阅藏经，积二十七年，成《阅藏知津》，为著名佛藏目录书，自序此书“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已阅者达权实所摄，义持者可即约以识广，文持者可会广以归约”。二十八岁母丧，闭关，关中大病，以参禅功夫求生净土。三十岁住终南山，学律学。三十一岁至金陵，目睹禅宗流弊，决意宏传律学。三十二岁起究心天台学说，但因当时天台宗人多陷入门户之争。故“愿作台家功臣，不愿作台宗后嗣”。后历住多处寺院，所在皆著述不辍。所著经疏极多，内容包括天台、唯识、禅宗、净土、律宗各门，总约二百余卷。并以佛教义理作《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主张会通儒释。不隶属任何宗派，曾自述：“平生尝有言曰：汉宋注疏盛，而圣贤心法晦，如方木入圆窍也。《随机羯魔》出而律学衰，如水添乳也。《指月录》盛行而禅道坏，如凿混沌窍也。《四教仪》流传而台宗昧，如执死方医变症也。”(《八不道人传》，《灵峰宗论》第799页)是故举世若儒若禅若律若教，无不目为异物，疾若寇仇。后弟子公议以继天台宗传灯一系。智旭的思想，以天台宗性具实相为本，吸收唯识禅宗等派观点，极具调和折中色彩。其著作汇辑为《灵峰宗论》。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 Γерцен,1812—1870),杰出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著名的政论家和作家。他毕生献身于俄国的革命运动,被列宁誉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沙皇的“第一人”。

1812年4月6日,赫尔岑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虽出身名门望族,养尊处优,但在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家庭教师的启蒙教育下,受到普希金、雷列耶夫等人的作品的薰陶,少年时代便向往自由,憎恨专制制度。

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尊严。那些卫国战争的英雄故事成了陶冶赫尔岑爱国主义情感的“摇篮曲”和“童话”。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拉开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序幕,也使赫尔岑从“童年天真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他把自觉赴汤蹈火的十二月党人称为“用纯钢铸成的英雄”,并愤怒地斥责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的血腥镇压。年仅14岁的赫尔岑和挚友奥格辽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庄严宣誓,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

1829年秋,赫尔岑进入自由思想十分活跃的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大学里很快形成了以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为中心的政治小组。他们阅读禁书,研讨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密切关注西欧各国的革命动向,积极开展反对专制、宣传共和政体的活动。1830年法国七月王朝的建立,打破了赫尔岑对共和制的幻想。他开始潜心钻研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哲学、历史、美学等各个领域,努力探索自然及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时,赫尔岑接受了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视它为“人类进步学说的继续发展”,而对当时统治俄国思想界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持批判的态度。

1833年,赫尔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由于他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当局很快以“对社会极为危险的自由主义者”罪名逮捕了他。在1835—1840年期间,先后将他放逐到彼尔姆、维亚特卡和弗拉基米尔等地,做过办事员、译员、统计员等杂务。几年的流放生活使赫尔岑亲眼目睹尼古拉一世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农奴制度的残酷,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理解,从而使他反对封建专制和农奴制的革命立场更为坚定。

1840年赫尔岑刑满获释,却又因沙皇特务截获了他一封斥责彼得堡警察不法行为的书信而再遭流放。直至1842年夏,他才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

1842—1847年,是赫尔岑从事紧张的创作活动,获得巨大成果的时期。他常以伊斯康大为笔名,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这两个进步杂志上发表许多政治、哲学论文和文学作品,锋芒指向封建农奴制和专制统治。

早在大学就读时,赫尔岑就写过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赞同意识与物质相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三、四十年代,赫尔岑一面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唯物主义战斗传统,同时批判地研究了十八一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哲学。他对于当时俄国青年为之倾倒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领会并接受其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发现了黑格尔社会政治观点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赫尔岑在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他发现了黑格尔学说中这一主要矛盾,反对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错误结论,而努力论证革命斗争和变革现实的必要性。他试图根据革命任务的需要来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辩证法看做是“革命的代数学”。在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中,赫尔岑一反哲学界的陈规旧念,大胆号召“必须战胜黑格尔的原理”,严厉批判了哲学研究脱离现实和政治的恶劣倾向,坚决主张哲学应同反对专制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列宁盛赞赫尔岑所达到的辩证唯物主义高度时说:“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①赫尔岑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赫尔岑认为文学创作可以使俄国人民听到“自己愤怒与良心的呼声”,几年的流放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从1841年起,他在短短的几年里写了《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和《克鲁波夫医生》等作品,以深邃透辟的思想、辛辣有力的笔锋和清新独创的风格在俄国文坛上大放异彩。在《谁之罪?》中,作者通过描写三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悲剧命运,指出造成悲剧的真正罪人是农奴制度。在《偷东西的喜鹊》中,天才的农奴女演员的悲惨遭遇,更加激起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强烈愤恨。因此,高尔基说赫尔岑是四十年代最先大胆抨击农奴制度的人。赫尔岑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之一。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俄国的历史道路和未来的命运问题,俄国思想界曾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赫尔岑对把俄国宗法制度理想化的斯拉夫派进行了尖锐批评和不懈斗争。他同主张俄国走西欧道路的西欧派虽一度有思想上的联系,但他也反对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

1847年3月,赫尔岑携家来到孕育革命风暴的法国。但巴黎社会的“道德堕落、精神萎靡、空虚和浅薄”使他深感失望。在寄给《现代人》杂志的稿件《自马里涅街的来信》中,赫尔岑无情揭露了“西欧文明”的丑恶内幕,而对“穿短衫”的工人们却寄予深切同情。同年10月,赫尔岑赶往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意大利。当他在罗马听到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又日夜兼程地赶回法国。

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落入右翼大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在5月15日巴黎工人的反政府示威中,赫尔岑亲眼看到资产阶级出动军队驱散工人队伍的可怖情景。他把这次事件和接着发生的血染巴黎街头的六月工人起义,称为“我一生的转折点”。资产阶级枪杀无产者的严酷事实,摧毁了赫尔岑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而那些高唱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欧洲革命中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又使赫尔岑对自己追求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因而陷入极度的悲观失望中。赫尔岑在《来自彼岸》(1847—1850)、《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1847—1851)中,明显地反映了自己的悲观情绪。

赫尔岑参加欧洲革命的行动招致反动势力的进一步迫害。法国政府和警察加紧搜捕他。沙皇政府不让他回国。于是,赫尔岑在1849年6月来到日内瓦,全家加入了瑞士国籍。1851和1852年,赫尔岑的母亲、儿子和妻子先后死去。在这革命遭受挫折、家庭连遇不幸的逆境中,他对俄罗斯的未来并未丧失信心,他重新把希望转向俄罗斯祖国。

1849—1851年,赫尔岑写出《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及《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等论文,在向西欧介绍俄国进步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同时,反复阐述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他认为,俄国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直接依靠农民村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在看到资本主义给西欧劳动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后,认为俄国村社是俄国历史过程特殊发展的基础,人对土地的关系“构成俄国的国民特征”。他由于远离祖国,不了解村社内部阶级分化后农民的情况和村社的本质,因而错误地把俄国的村社看成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把农民当作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以为只要使农民获得解放和分得土地,俄国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而沿着自己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他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批评赫尔岑这种“农民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列宁则说赫尔岑的这一学说“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①

1852—1865年的13年中,赫尔岑一直侨居伦敦。这是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年代,也是他不断克服自由主义思想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重要时期。

赫尔岑早就对尼古拉一世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深恶痛绝。他决心利用国外讲坛来“冲破审查制度”,发出俄国人民的自由呼声。1853年6月,在一些波兰侨民的帮助下,赫尔岑自筹资金,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开始“唤起俄国民众觉醒”的艰苦斗争。在其后的十多年间,赫尔岑以印刷所为斗争武器,出版了《北极星》、《钟声》等革命刊物,在伦敦形成了俄国的革命宣传中心。

1855年,赫尔岑着手印行俄国史上第一份革命的定期刊物——《北极星》。该杂志与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同名,以十二月党人五位领袖侧面像作为封面,大量刊登沙皇政府严禁发表的十二月党人回忆录、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诗歌等优秀作品。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1847年7月3日《致果戈理的信》也首次在《北极星》上发表。杂志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俄国,大大激发了俄国人民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憎恨,引起各阶层读者的强烈反响。

为了迅速反映国内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1857年7月,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又创办了《钟声》。杂志极力维护人民的权益,大声疾呼农民和土地的解放,公开号召人民同专制政府做斗争。但由于赫尔岑阶级出身的局限,又远离祖国的现实斗争,因而一度曾把希望寄予沙皇和地主“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他曾通过《钟声》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说明与其让农民起义,不如以“理智的方式”进行和平的“经济革命”。赫尔岑这种向自由主义的倒退,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1859年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俄国来到伦敦会见赫尔岑,指出他的错误,并商讨了行动方针及斗争任务。

在赫尔岑识破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掠夺实质的同时,他很快从风起云涌的农民反抗怒潮中认识到人民革命的巨大力量,彻底抛弃了对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幻想。他热情支持各地的农民斗争,说他们“干得好极了”;严斥沙皇和地主串通一气残暴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通过《钟声》向农民发出激昂有力的革命号召。1861年前后,《钟声》由每月1期增到2—4期,增设“审判”付刊和“大众议场”专栏,发行量达2,500份。不仅在俄国首都,而且在偏远的省份和乡村都有《钟声》的读者;他们竞相阅读,互相传送。它使“一些人奋然猛醒,另一些人胆颤心惊”。《钟声》的威望与日俱增,赫尔岑的影响愈益扩大。连最反动的御用政治家麦谢尔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宫廷贵族“怕赫尔岑比怕政府还要厉害些”。

赫尔岑把1863年爆发的波兰起义视作推翻俄国专制暴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一面为起义筹集资金,印发传单,不遗余力地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还与派往镇压起义的沙皇军队中的革命组织“俄国驻波军官委员会”取得联系,为该组织拟订具体的行动方案。当自己的革命立场遭到自由派的恶意诽谤时,赫尔岑与他们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斗争。他把宣传忍耐、反对暴力的自由派讥为“软体动物一样的人”,指责屠格涅夫像“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效忠沙皇。列宁称赞赫尔岑挺身捍卫波兰自由的勇敢行动是“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赫尔岑在六十年代初坚定地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了。

在俄国阶级斗争不断激化,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赫尔岑越来越认识到国内爆发革命的必然性。他和奥格辽夫在伦敦积极支持俄国秘密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并以《钟声》为宣传阵地,努力扩大该社的革命影响,贯彻其行动方针,公开号召农民“拿起斧头”,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沙皇政府加紧迫害革命民主派,六十年代后期的俄国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赫尔岑虽多方奔走,竭力联合国外各种力量来积极影响国内革命运动,终因形势所迫,于1867年将《钟声》停刊。十年间,赫尔岑为革命鼓动而殚思极虑,成绩卓著。《钟声》共出版245期,合计发行50多万份;总共发表文章两千余篇,其中赫尔岑亲笔撰文约1,200篇。

从1852年起,赫尔岑花了15年时间写成著名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含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治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在这部宏篇巨著中,赫尔岑通过个人的思索和经历、探求和斗争,向读者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和西欧社会生活及革命斗争的广阔历史画面,从而揭示了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赫尔岑以“血和泪”的炽热感情、抒情的笔调和优美的语言,使这部作品具有巨大的独特艺术感染力,成为俄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闪亮的明珠。

作为一名奋斗不息的坚强战士,赫尔岑在其晚年继续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密切注意俄国及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1869年赫尔岑写给巴枯宁的《致老友书》,标志他思想发展的又一新阶段,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它表明赫尔岑在与巴枯宁彻底决裂的同时,把视线转向了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

赫尔岑从三十年代中期结识巴枯宁后,彼此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当革命实践和历史进程使赫尔岑怀疑自己“过去的革命道路”时,他开始认识到巴枯宁是个“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空谈家”,并严厉谴责巴枯宁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说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的。在《致老友书》中,赫尔岑忍痛背弃自己宣传达20余年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认清了俄国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和资产阶级实质。与此同时,赫尔岑开始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及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欢迎马克思这位“在社会主义事业上功勋卓著”的人。他虽对“新秩序的建立”充满信心,却没能来得及看到巴黎公社的红旗,而于1870年1月21日病逝于巴黎。不久后,他的骨灰被运到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安葬在他妻子的墓旁。

列宁说:“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①他在几十年的不倦探索和斗争中,经历了复杂曲折的道路;他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展开了革命鼓动的艰苦斗争,在十九世纪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