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

班固（32年—92年）东汉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光武帝建武八年(32)生于官宦家庭。父班彪，字叔皮，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博学多才，勤于著述，曾续写《史记》，作《史记后传》65篇。班固少时随父读书，9岁时便能诵文作诗。16岁时入洛阳太学读书，博览群书，百家九流无不涉猎。后擅长诗赋，曾作《两都赋》传诵一时，文学功底很深。他随父进行汉史的研究，并立志承父业。然父续《史记》未竟身亡，他潜心研思，继续父亲的工作，但被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后沉冤昭雪，释放出来，受明帝器重，被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校书郎，典校皇家所藏秘书，又受诏完成父亲所著之书。他凭藉兰台的丰富藏书，集中精力，汇集史事，修改体例，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历时二十余年，章帝建初七年(82)，《汉书》基本修成。后任玄武司马，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随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撰《燕然山铭》。后窦宪畏罪自杀，他被牵连入狱，于永元四年(92)病死，年61岁。死后，《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分别补齐，才最终完成这部史书。

班固的一生，主要贡献是他的史学著作《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100篇，80余万字，记述了从高祖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多年的历史，分为纪、表、志、列传等类，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概貌。该书史料丰富，文词整饰，叙事详明，虽然有许多地方因袭《史记》，但不乏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独到之处，所以受到后世史学界的推崇。班固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极大，受到后人的瞻仰和尊重。后世常以“史、汉”或“迁、固”并称，以纪念班固在学术界创建的丰功伟绩。

龚廷贤

龚廷贤（1522～1619）明代医家。字子才，号云林，悟真子。江西金溪县人 出身世医家庭，父龚信任太医院医官。廷贤早年习举子业，屡试不售，转而随父学医。谓“良医济世，功同良相”。曾隐居金溪县云林山中，因别号 “云林山人”。于茂林修竹之间，潜心研究医学，博考历代医书，久之贯通医理，除继承家学外，还常寻师访贤，与诸名家探究岐黄之术，因而学业日进，络以医术闻名于世。万历十四年 (1586) 开封一带瘟疫肆行，连染闾巷，有阖门病卧者。众医泥古法，治而不效。廷贤细察众病人症状，依己意处以 “牙皂、大黄” 配伍的 “二圣救苦丸”，遂获良效，全活甚众，因之名噪中州，被荐为太医院吏目。时鲁王妃，年近五十，患腹疾，胀如鼓，饮食不进证，诸医罔效，廷贤诊治而愈。鲁王酬以千金，婉谢不受。乃画其像悬而礼之，并称他为 “国手”，赏“医林状元” 匾额。是为我国医学史上获取 “状元”的第一位医生。廷贤行医之余，用心撰述，一生著述甚富。计有《种杏仙方》 四卷 (1577)、《万病回春》 八卷(1587)、《寿世保元》 十卷 (1615)、《鲁府禁方》 四卷 (1594)、《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 六卷 (1591)、《云林神彀》 (1591)《小儿推拿方脉全书》等，并续编其父龚信的 《古今医鉴》 八卷 (1576)。廷贤临证经验丰富，学问根基深厚，其医著阐述内、外、妇、幼各科，均能深入浅出，切合实用，故流传较广还外传至日本、英国。其中尤以 《万病回春》、《寿世保元》影响为大。《万病回春》是他吸取《内经》以下，迄金元四大家学术之精华，结合自己之临床经验编写而成，“凡疾者疗之，沉疴顿起，如草木之逢春” (自序)。《寿世保元》是他晚年著作，全书取材广泛，理法方药俱全。所选方剂均有药物组成和用法，大多效验。如治心胃痛证的 “无价金丹”，治头痛的 “清上蠲痛丸”，沿用至今，驰誉国内外廷贤享年97岁，逝于原籍。碑上镌刻“明太医院御医医林状元龚迁贤墓” 弟廷器、侄樊官，皆为医官。

乔叟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年－1400年10月25日），英国作家、诗人。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富裕的酒商，与皇室关系密切。他除精通本国英语外，还通晓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1357年进入宫廷，充当英王爱德华三世儿媳阿尔斯特伯爵夫人的侍从。1359至1360年，随英王爱德华三世出征法国，为法军俘虏，后被英王赎回。他先后担任过伦敦港关税督察、肯特郡治安法官、皇室修建大臣等公职，并当选为代表肯特郡的国会议员，得到爱德华三世、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三代国王的信任和帮助。从1377年开始，他作为英国外交代表，曾多次出使欧洲大陆各国，执行外交任务。1400年10月2日于伦敦逝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此后，英国许多著名诗人、作家死后都葬在他墓地的周围，形成了英国文学的“神庙”，即所谓的西敏寺“诗人之角”。

乔叟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公爵夫人的书》(1369—1370)是一首悼亡诗，是为纪念贡特约翰的第一位妻子布兰希而写的，目的是颂扬死者和安慰失去爱妻的公爵。全诗长1300余行，采用传统的梦幻寓言诗形式。14世纪70年代，他的最主要作品是《声誉之宫》，全诗共2000余行，亦运用梦幻的形式。这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作，显示出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的影响。14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禽鸟的议会》(1382)、《贞节妇女的传说》(1386)和根据薄伽丘的同名作品改写的叙事诗《特罗伊勒斯和克丽西德》(1385)等大量诗作。《禽鸟的议会》共699行，也是采用梦幻的形式。《贞节妇女的传说》是他的第四篇，也是最后一篇采用梦幻形式写成的长诗。此后，从《特罗伊勒斯和克丽西德》开始，他摒弃了梦幻和寓言的传统，转向对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特罗伊勒斯和克丽西德》是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这首诗以特洛亚10年战争为背景，叙述特洛亚王子特罗伊勒斯和年轻的寡妇克丽西德恋爱的故事。在写此诗之前，他以散文的形式翻译了6世纪初罗马哲学家博埃齐乌斯的著作《哲学的安慰》，改名为《博埃齐乌斯》(1382)。14世纪90年代，他的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以长达15年时间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故事集由“总引”和24个故事组成，绝大部分是诗体。在故事集里，他叙述了大约30名香客从伦敦前往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贝克特的圣祠。在故事集的“总引”里，他以现实主义的写真手法，用幽默的笔调，生动地对这群阶层、职业各不相同的香客们，作了具体的刻画。他们所讲的故事内容丰富多采，而且与第一讲述者的身分、性格相一致。

乔叟是莎士比亚时代以前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才在当时受到普遍的推崇，他的诗作，特别是《坎特伯雷故事集》读者广泛，对后世影响甚大。他所创造的“双韵诗体”，成为后世英国诗歌中最通用的一种，因而他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布尔加科夫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1891年5月15日~1940年3月10日），俄罗斯作家。生于基辅的一个教授家庭。1916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系,当过乡村医生。后专门从事写作,曾在《汽笛报》工作。他的第一部讽刺小说集《魔法》(1925)发表后引起争论。同年发表的小说《狗心》,对伪科学作了尖刻的嘲讽。长篇小说《白卫军》(1925,未完全发表)和由其改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及剧本《逃亡》(1928),刻划了俄国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揭示白卫军必然覆灭的命运。喜剧《卓伊金的住宅》(1926)和《紫红色的岛屿》(1938)分别讽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习俗和戏剧界的生活。剧本《莫里哀》(1936)和《最后的日子》(即《普希金》,1940)描写艺术家与专制制度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此外,还著有传记小说《莫里哀》(1962)、自传体作品《剧院小说》(原名《亡者札记》,未完成)和哲理性长篇讽刺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1966)。作品以幽默和辛辣著称,常于荒诞不经中讽刺社会阴暗面。20年代末受到批评。50年代后期逐渐恢复名誉。1987年苏联作家切尔温斯基将《狗心》改编成剧本,发表后轰动了苏联和西方戏剧界。

王锡爵

王锡爵（1534年8月30日-1611年2月11日），字元驭,太仓(今属江苏)人。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嘉靖四十一年(1562),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官国子监祭酒。万历五年(1577),以詹事执掌翰林院。

神宗继位时是一个10岁的孩子,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同受穆宗遗命辅佐这位小天子。高拱被逐之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神宗放手让张居正处理朝政,张居正也当仁不让。他整饬政治、改变颓风、培养人才,使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张居正同时又是一个极有政治手腕、权力欲极强的人。当时中外大权,全由他一人掌握,其他内阁大臣仅仅充位而已。

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张居正之父张文明病死。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张居正五内欲崩。首辅的父亲自然非同于一般人,神宗闻讯后,马上下手谕宽慰。明朝制度:父母死后,儿子从闻丧之日起,不得任官、应试及嫁娶,必须在家守孝27个月,此谓之守制。当然也有例外,如丧服未满时,朝廷因需要而强令出仕,此则谓之夺情。

久握权柄的张居正是不愿离开的。他有他的顾虑,新政正在展开,而自己一旦离去,难说没有人谋算自己。这时,张居正的同年户部侍郎金幼孜正好想讨好张居正,便首先提出夺情倡议。大太监冯保也不想让张居正离开,便传中旨让吏部尚书张瀚挽留张居正。而当时的神宗,也一天也离不开他这位张先生,再三慰留。张居正顺水推舟,向神宗提出了一种折衷方案:在家服丧七七四十九天,不赴朝,赴阁办事。归私第则服丧服,入侍讲及入阁办事,则服吉服。这就是张居正的所谓“在官守制”。

张居正的夺情,马上遭到了一些朝臣的反对。其中最为激烈的要数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以及主事沈思孝了。吴中行首先上疏道:“张居正父子,异地分居,不能相见已19年了。一旦抛弃于数千里之外,陛下不让匍匐奔丧,伏柩恸哭,必让他违背心愿,抑制哀情,节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让他制定实施宏大的谋划,调合阴阳执掌政柄,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虽然说夺情之事有前例可循,但也从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马上视事的,这将把祖宗的法制置于何地呢！事关万古纲常,四方视听,减损变化之道,没有比这再重要的了。”这之后,赵用贤、艾穆、沈思孝等也上疏弹劾张居正贪恋权柄忘记亲人。

这使得张居正愤怒异常,他马上同冯保商量,决定廷杖以上四人。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后,马上上疏为四人辩解,力图营救。张居正闻讯,跪倒在马自强面前,用手捋着胡须说道:“您饶过我吧,您饶过我吧！”这位内阁首辅往日的威风哪里去了,这倒使得马自强尴尬不已。

王锡爵听说张居正要对四人实施廷杖,就会集了翰林、宗伯以下数十人向张居正求解。小小的一个翰林院掌院,张居正根本不放在眼里,因此拒而不屑一见。谁知王锡爵偏偏是个敢做敢当的人,他见张居正如此傲慢,就不顾一切地闯进张居正服丧处所。这一点是张居正丝毫没有料到的,他对王锡爵说道:“皇上会非常生气的。”王锡爵马上反驳道:“皇上就是生气,也是为您老先生而生气。”这使得张居正哑口无言,被激怒了的张居正一下子跪在王锡爵面前,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架在自己的喉咙上,作出一副要自刎的样子,说道:“皇上强留我,诸位又非赶我走不行,姑且杀了我算了,你来杀了我吧！你来杀了我吧！”这种结局是王锡爵没有想到的,他被吓得仓惶逃了出来。

四人最终没有脱掉一顿廷杖。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被杖六十,艾穆、沈思孝被杖八十。打完之后,锦衣卫校尉将他们用一布条曳出长安门,用一块门板抬走。吴中行被打的气息已绝,幸亏中书舍人秦柱带来了一位医生,给他喂药后方才苏醒过来。吴中行被驱出国门后,没人敢看视。独王锡爵无所顾忌,扶着吴中行大哭不止。

万历六年(1578),王锡爵进礼部右侍郎。这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张居正以神宗大婚礼已成,便向神宗上疏,请求准许回家安葬父亲。在张居正的再三疏请之下,神宗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并限定他葬毕后必须于五月中旬回京。张居正葬父后,以时值酷暑,奉母进京,路途劳顿,恐老母吃不消为由,请求推迟日期。自从张居正走后,神宗心中总是不踏实,因此,拒绝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走后本应由阁臣吕调阳代理阁务,但神宗又对他不放心,手谕令他一切大事不得擅作决定。这使得朝廷大臣们也不得不上疏请求让张居正早日返京。六月,内阁、院、寺卿、给事、御史诸大臣联合上疏请求皇上督促张居正还朝。但王锡爵拒绝在奏疏上签名。

六月十五日,张居正还朝。王锡爵知道自己得罪了这位朝廷权要,便告假省亲而去。张居正对王锡爵之所作所为,耿耿于怀,怀恨在心。这一点王锡爵自己心中也十分清楚,因此便居家不出。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王锡爵这才有了出头之日。因为王锡爵反对过张居正,所以在当时很有声望。已成为内阁首辅的申时行与御史江东之、李植极力推荐他。于是,万历十二年(1584)十二月,神宗起用王锡爵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江东之、李植都是在张居正死后极力弹劾其罪行,并揭发大太监冯保罪行,以致于冯保被逐的人物。他们之所以举荐王锡爵入阁,是因为王锡爵憎恨张居正,而王锡爵入阁后,他们便也有了政治靠山。因此,江东之、李植两人的举荐,是有着明显的投机性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王锡爵入阁后马上同申时行联合起来,处处排挤他们。这使得江东之与李植十分忌恨王锡爵。

李植、江东之确实是因在张居正死后揭发其奸而起的“暴发户”,后又因揭发刑部尚书潘季驯庇护张居正,神宗手谕吏部。擢李植为太仆少卿,江东之为光禄少卿。对于这种善于投机钻营的人,王锡爵同其它正直的大臣一样,实在是看不起他们。

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神宗开始在天寿山大石峪营建自己的寿宫。但在开工后不久,就发现地下有许多石块。喜欢摆弄是非的李植、江东之趁机上奏,说:“寿宫地下有石块,说明此地非吉壤,而首辅申时行主张可以在此地营建,是有罪的。”申时行对这两人感到非常厌恶,他上疏自辩道:“陛下亲自选择吉地时,李植、江东之不说,到现在已有两年了,忽然提出来,非常明显,这是两人借故倾轧辅臣。”神宗觉得申时行言之有理,便斥责了李植、江东之一顿,并夺了两人半年的俸禄。

但李植、江东之并不死心,又上疏推荐了通晓葬法的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但由于王锡爵从中阻挡,他们的奏疏神宗根本就没有看到。不但如此,王锡爵还乘机上了一道奏疏,揭发李植、江东之的投机行为。他在奏疏中写道:“张居正、冯保之狱,是陛下先作出了决定的,那些揭发张、冯罪行的人,只不过是正好投合了陛下的心意而已。而那些人却自己将自己比作那种敢于触怒陛下、直言谏诤的人,并且整天寻找琐细小事谏诤。像许国、杨巍、舒化等大臣,过去曾经被认为是正人,一言不合己意,就不惜用刀剑刺自己,这些都是最不公正的人。”在王锡爵上疏之后,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等也交章攻击李植、江东之,神宗下令将李植贬为户部员外郎,将江东之贬为兵部员外郎。万历十三年(1585)闰十月,神宗亲自到天寿山视察,最终确认大峪为吉地。还宫之后,便将李植、江东之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李植、江东之本想将王锡爵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可结果却是偷鸡不成反蚀米。

万历十六年(1588),顺天府乡试。主持这次乡试的是庶子黄洪宪。王锡爵的儿子王衡、申时行的女婿李鸿都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结果是,王衡考取了第一名举人。礼部郎中高桂对考试结果表示怀疑,便摘出录取的举人中觉得可疑的八人,要求复试。其中王衡也被列入八人之中。

八人之中有个叫屠大壮的人,文章写得极其低劣。礼部侍郎于慎行主张取消他的资格,但都御史吴时来不同意。高桂力争,最后才按于慎行的意思将录取的举人名单呈上。申时行、王锡爵看后,假托皇命将屠大壮留了下来,并夺了高桂的俸禄。

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高桂对王锡爵之子中第一名举人表示怀疑。而高桂的怀疑也可能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王衡在他父亲罢相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参加会试,举会试第二,廷试也是第二,足以说明问题。王锡爵是个生性刚烈的人,他对高桂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气愤,便上疏攻击高桂,言辞极其激烈。

联系到原内阁首辅张居正三子皆登科第之事,工部主事饶伸一方面对王锡爵之子的考试结果表示怀疑,一方面替高桂鸣不平。他在一份上疏中写道:“张居正三子连登科第,从此以后辅臣之子弟皆登科第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黄洪宪更觉得一个举人不足重,居然又把他放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儿子不参加乡试,就录取他的女婿。其他营私舞弊的例子也不少,听说复试之时,有许多人连文章都写不出来。吴时来不分优劣,不分青红皂白地与高桂力争,于是便糊糊涂涂地列上了名单。至于王锡爵攻击高桂的那份奏疏,真是剑戟森然,不符合应对君王之体。锡爵掌权三年以来,排挤贤人,援引奸邪,现在又巧妙地迥护他的儿子,欺骗君主,势必成为张居正之后续者。吴时来阿附权贵,目无法纪,极不称职,请求陛下将他们统统罢职。”

这份奏疏传到神宗手上,王锡爵与申时行两人一齐杜门求去。而另一名阁臣许国又正在主持会试,所以内阁中便空无一人了。太监要送奏章,都得送到申时行家中,但申时行并不票拟,将原疏封还了事。神宗非常吃惊:“内阁中竟然没人了吗?”于是便下诏慰留申时行、王锡爵,而将饶伸打入诏狱。

对饶伸的处理引起了朝臣的不满,朝臣多将此归咎于王锡爵身上。王锡爵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处分太过分,心中有些不安。王锡爵屡次请神宗起用饶伸,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神宗起用饶伸为南京工部主事,旋即又改为吏部主事,但饶伸已伤透了心,遂引疾求归,不再出来做官。

王锡爵这样做并没有使朝臣特别是科道官员对他的攻击停止下来。相反,在饶伸被罢职之后,攻击他的人越来越多,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当然,王锡爵对此也不是等闲视之,而是也不断地发起反击。关于科场的争论,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神宗见此,便于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下了一道谕旨,谕令诸位大臣遇事不得忿争求胜。到此,关于科场一事的争论才停歇下来。

科场一事令王锡爵伤透了脑筋。但令他大伤脑筋的事情却决非此一事。其中最令他头痛的是,自万历十四年(1586)秋冬以来,神宗往往借口身体不适连日免朝。既不肯接见大学士商讨国事,又不及时处理内外臣工的奏疏,这给当时的朝政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对此,身为内阁大臣的王锡爵也企图极力挽救。万历十七年(1589)夏,王锡爵曾上一奏疏,疏中写道:“从今年三月以来,平常上朝日期都被传免,经筵日讲至今也未开讲,留在宫中的奏疏,动不动就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不予批答,册立东宫日期,至今也杳无音讯,还请陛下明示。”但疏入后神宗并不理会。万历十八年(1590),王锡爵又请神宗批准早让皇长子出阁讲学、录用言官姜应鳞、宽恕原巡抚李材等事,神宗均不予答覆。这一年,王锡爵以发生旱灾为由,自请罢职,神宗予以慰留。第二年,王锡爵又以母亲年事已高需人照料为由,连续上疏乞求回家省亲,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道里费,令人护送王锡爵归籍。

万历朝政中最大的问题恐怕莫过于立国本(即立太子)之争了。其实这也完全是由神宗本人引起的。万历六年(1578),神宗大婚,册王氏为皇后。但大婚后王皇后直到万历九年(1581)才生下皇长女。盼望着含饴弄孙的慈圣皇太后心中焦急万分,便令礼部选了九名嫔妃以进。谁知神宗这时又看中了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便乘一时之兴致私幸之,致使王氏在万历十年(1582)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这便是皇长子朱常洛。但神宗真正喜欢的却是选入宫中的郑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郑贵妃为他生下了第三个儿子,这便是朱常洵,因次子常溆早夭,实际上他便成为第二子。

神宗宠爱郑贵妃,也十分喜欢她所生的儿子,所以有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废长立幼。这一不符合封建道统的主意一提出来,马上遭到了朝廷大臣的极力反对。神宗则一方面实施拖延战术,一方面对敢于谏诤之臣斥责、罢职。立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到万历二十一年仍然毫无眉目。而内阁首辅申时行、王家屏均因此事而自乞罢职。这使神宗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朝臣对自己的压力。

神宗需要一位得力的大臣来维持局面,替自己分担压力。阁臣赵志皋年已七旬,为朝臣所看不起,由他来当首辅是不行的。直到这时,神宗才想起了已经家居两年的王锡爵,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下诏召王锡爵入阁,并令他作了内阁首辅。

王锡爵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摊子。神宗在朝臣的巨大压力下,已经答应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举行册立太子典礼,但到时能否兑现?王锡爵心中实在是没有多大把握。为了早日促成其事,王锡爵一到任便上了一道密奏,敦请神宗履行自己的诺言,早定大计,不能再托延时日,否则的话,将难以钳住朝臣之口。

神宗读了王锡爵的密折之后,立刻派内侍将他的手谕送到王锡爵家中。王锡爵仔细将手谕展开,只见上面写道:

“今天朕读了你的密折,足见你忠君爱国之诚心。朕虽然去年下过一道谕旨,允准今年春天举行册立太子大典。但朕又看到祖训中有一条规定:立嫡子而不立庶子。况且皇后现在还很年轻,假若以后再生育,那么是册立太子呢?还是分封为王呢?封王,必违背圣训;封太子,那不就是两个太子了吗?所以朕至今迟疑不决。既然你将密折奏上,朕现在决定暂时将三子一并封王。等几年后,皇后确实没有生育,再册立太子也不迟。这个办法对上不违祖训,对下又于事体两便。你可拟一道谕旨送与朕。”

神宗手谕中所讲的三子,指的是常洛、常洵以及由端妃周氏所生的皇五子常浩(皇四子早夭)。神宗这一决定,是王锡爵压根就未预料到的。看完这份手谕,他顿时乱了方寸。这真使他左右为难。对于神宗刚愎自用、对朝臣说一不二的性格,他是十分了解的。而前任首辅申时行、王家屏也正因为触怒圣颜而自己栽了跟头,这对他来说确是前车之鉴。但朝臣的巨大压力他也能感受到,他也知道,朝臣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与神宗的对立是相当明显的。这不能不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要违抗圣谕,自己就只能落个申时行、王家屏那样的下场;而要顺从圣谕,自己就无异于惹火烧身,将自己变成朝臣的众矢之的。一顿绞尽脑汁的权衡之后,王锡爵想了一个自以为是万全之计的方法。

一方面,王锡爵害怕触怒圣颜,马上按神宗旨意拟定了一份谕旨;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朝臣公论,拟写了另一份谕旨。在第二份谕旨中,王锡爵写道:“汉明帝马皇后、唐明皇王皇后、宋真宗刘皇后,都是将妃子所生之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来抚养。请陛下令皇后抚育皇长子,这样一来,长子就成了嫡子,而长子的生母不必进封号以压皇贵妃。”

王锡爵将拟定的两份谕旨一并奏上,请求圣裁。王锡爵没有料到的是,神宗采纳了他第一个建议,并于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将它下到礼部,令礼部作好准备。朝臣们翘首以盼的是册立太子,今日突然冒出了个三王并封,这使得朝臣们感到一股受了戏弄的感觉,顿时朝廷大哗。而王锡爵拟旨时,同官赵志皋、张位均不知此事,所以王锡爵立刻成了众矢之的,一股股愤怒的火焰,朝着他喷射而来。

正月二十八日,光禄丞朱维京首先上疏发难,他在批评了神宗欲愚弄天下、以天下为儿戏之后,马上将矛头一转,对向了王锡爵:“然而陛下虽有三王并封之意,但还没有马上执行。必定先以手诏向王锡爵咨询。王锡爵纵然不能像李沆那样引烛焚诏,也应像李泌那样委曲叩请;如其不然,就像王家屏那样自乞罢职,自由自在,而又受到皇上的优待,也不会有韩瑗、来济那样的耻辱。怎么噤无一语,如同一个胥吏一般奉行主子的命令,还惟恐落后呢?李、杨素都是千古罪人,其初两人心中难道不知道有公论?只是自己患得患失之心太重,才不能自持了。”

神宗苦心经营的这一三王并封之策,刚出台两天就遭到了大臣的反对。一方面,神宗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要拿朱维京开刀,以儆效尤,于是朱维京被革职为民,发往边疆充军。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王锡爵实际上是替他受过,做了他的替罪羔羊。神宗下谕内阁,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企图为王锡爵解围。神宗在谕旨中写道:“前日首辅反复劝朕早行册立大典,这本来是朕去年的意思,有什么可疑的！但朕恐怕违背了祖训,日后事情难办,所以欲将三子并封为王。随后,首辅又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长子先拜嫡母,随后册立为太子。朕嘉许其苦心,但又想此举以假乱真,不是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一再争论,是不了解朕的本意。真是可恨。朕为天下之主,无端的受到诬陷,卿等怎么会忍心见到这种情况呢?”

但神宗的这份谕旨,丝毫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它仍然没有将王锡爵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吏部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直接到王锡爵家中力争;而工部主事岳元声、礼部给事中李汝华、张贞观、许弘纲、吏部给事中吏应麟等,则将王锡爵堵在朝房中,与他争了个面红耳赤。庶吉士李腾芳当面交给王锡爵一封信,将王锡爵的心理分析得透彻入理,王锡爵读后,大有一种裸体于众目睽睽之下的羞辱感。王锡爵的弟子钱允元、王就学也到王锡爵家中规劝老师不要成为千古罪人。

在朝臣的巨大压力下,王锡爵觉得无路可走了。他决计破釜沉舟,迫使神宗收回成命。王锡爵同赵志皋、张位一起,请求神宗追还前诏,神宗不从;他又请求面陈国事,神宗不予答复。无计可施的王锡爵只好以乞求罢职相要挟。神宗也已经感到了朝臣的巨大压力。在王锡爵请求罢职之后,神宗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两天,最后决定收回成命。并决定再等二三年,若皇后还未生育,再举行册立东宫大典。

三王并封之议从出台到寿终正寝,前前后后才不过十天的时间。但这十天,对王锡爵来说日子是相当难过的。朝臣则责难他逢迎君主,神宗则怀疑他逼迫君主。生活在两难境地的王锡爵,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十天难捱的日子给了王锡爵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已感觉出来,朝臣中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的意见占了上风。这使得他不得不改变自己对神宗的态度。从此以后,他便不再逢迎神宗,而是站到了朝臣的一边。这—变化在争立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的一天,彗星逆行进入紫微垣,并犯华盖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星变。趁此机会,王锡爵密奏道:“臣连夜来仰观天象,看到彗星已进入紫微垣。臣听说帝王禳彗的方法,或实行新政,或更用新人,这一切都是以消除灾秽为目的的。若彗星进入紫微垣,王者之宫,那么其灾难则在君王之身,并不是区区更用新人、实行新政所能消除的。臣私下认为,天子之象叫帝星,太子之象叫前星。臣以为如今禳彗之法,应当以早日册立太子为第一要着。”

十一月十九日这天,是慈圣皇太后的寿辰,这也就是所谓的万寿圣节了。这一天,久不视朝的神宗破例到皇极门接受朝臣祝贺。礼毕后,神宗在皇极殿暖阁单独召见了王锡爵。这是出乎王锡爵意料之外的。这也是王锡爵成为首辅以来的第一次面对。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面谏国事的一次绝好机会。

王锡爵走进暖阁,行过叩头礼。神宗慰劳道:“卿扶老母来京,真可谓忠孝两全了。”王锡爵害怕神宗将话题扯远,也顾不上客套,立即提到了册立太子之事。他对神宗说道:“陛下召臣来,肯定付以国事。现今诸多事务,已渐渐有了头绪。只是册立太子一事未定,便生出许多疑心,使陛下蒙受了许多烦恼,这些都是为臣的不称职,劳累了陛下。所以为臣的连上密折,劝陛下早日决断,使朝臣再也无话可说。”

谁知神宗只是轻描淡写般地说道:“朕心意已定,尽早都是一样,岂能为朝臣之言所动?”王锡爵回道:“陛下心意已定,臣岂能不知。但是外廷大臣见至今仍无动静,便胡言乱语起来。使陛下平白无故地受些闲气。”

神宗仍然旧话重提,问道:“万一皇后再生育可怎么办呢?”王锡爵马上回道:“陛下这话十年前说还可以,现在皇长子都13岁了,还等什么?况且,自古至今也没有13岁还不读书的皇家子弟！”皇长子朱常洛都13岁了,尚未出阁讲学,王锡爵这一番话,正触动了神宗的痛处,神宗颇为此感动。

王锡爵接着又说:“臣今日有幸见到皇上,不知以后何时再见,伏望陛下念臣之劳苦,三思臣之所言,将册立太子一事早作决定,不必等到朝臣再请。”王锡爵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说完册立太子的事,连忙趁机劝谏神宗视朝。他说:“自此之后,更盼望陛下按时视朝,频召阁臣商定政事,这样的话,真是天下幸甚。”

神宗早已倦于视朝,便推托道:“朕原也想与阁臣们常常相见,只是朕体不时动火。”王锡爵知神宗借口身体不适而推托,便说道:“动火也只不过是点小毛病。望陛下清心寡欲,保重圣体,以满足群臣愿意见到陛下的愿望。今日陛下一出来,满朝欢呼,于此足见勤政视朝乃是当务之急。”

王锡爵还想趁机说些什么,但他见神宗已经极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准备离去,便知趣地叩头告退。王锡爵对这次召对的结果感到非常失望。他清楚地知道:这次召对之后如果毫无动静,朝臣们必然又会纷纷来责难自己。自己必将再次陷于是非漩涡之中。他不敢再往下想,回到内阁后,他马上写就了一份密揭呈上。他在密揭中写道:“外廷大臣都将固宠阴谋归到郑贵妃身上,臣恐怕郑氏举族不安,望陛下深思。”提到郑贵妃,便触动了神宗最为敏感的那根神经。神宗马上手诏谕王锡爵:“你每次上奏必定提及皇贵妃,这是为何?贵妃也多次劝过朕,朕以为祖训后妃不得参预外事,怎敢听她的?”

神宗分明是在强词夺理,袒护郑贵妃。对此,王锡爵已忍无可忍。他马上上疏予以反驳:“现在能与皇长子相比的,只有皇贵妃之子,天下不怀疑皇贵妃又能怀疑谁呢?皇贵妃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祖训所讲的不参预外事,指的是不参预外廷起用人才,执行政务之事。至于册立太子之事,却是陛下的家事,而皇三子又是皇贵妃的亲生儿子,陛下能不与她商量吗?况且皇贵妃侍奉陛下已很久了,至亲至贤,外廷早已议论纷纷,没有人不怨恨她,臣对外廷的议论,都不忍心去听。臣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用力去堵天下人之口而归功于贵妃,陛下还怀疑臣。那么,假如有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年去攻击皇贵妃,而陛下反而感到高兴了吗?”王锡爵的这份奏疏,与神宗针锋相对,可谓一剑刺中了神宗的要害,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神宗再也无话可说,只好缓缓地做出某些让步,答应明年春天准允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命令采办珠玉珍宝,以供皇长子出阁之用,共计价值三十余万。户部尚书杨俊民、给事中王德完等以开支过大上疏力谏。神宗十分生气,马上手诏谕王锡爵,决定更改日期。王锡爵力请,事情才算是决定了下来。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典礼如期举行。出阁讲学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一旦举行,事实就是确立了皇长子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九(1601)年十月十五日,皇长子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太子。那时,王锡爵早已谢政回籍优游林下了,但神宗仍没有忘记他,派人将这一重大消息告诉了他。于此足见王锡爵的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费。

明朝制度,对在京的官吏,每隔六年,就要进行一次考察,此谓之京察。掌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史,另外由吏部考功司的郎中及都察院的河南道御史协助进行。在京察过程中,四品以上自陈政绩,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由主管京察的官吏决定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然后造册奏请。由于京察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命运,所以所有官吏对此都十分重视。京察还是官吏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正直的官吏借机提拔贤才,罢黜奸邪;邪恶的官吏却借机排挤贤良,结党营私。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癸巳年,所以这年进行的京察称为癸巳京察。主持这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左都御史李世达。在京察过程中,他们秉公办事,就连孙自己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均在被斥黜之列。

王锡爵是因为要庇护自己的私人才急匆匆地还朝的。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当他入阁办事时,关于京察结果的奏疏已经呈上,而他要庇护的人,又恰恰在被斥黜之列。这使得王锡爵、赵志皋及其追随者十分不满。

这时正好发生了言官弹劾吏部稽勋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一事。孙只将袁黄罢黜,而留用了虞淳熙和杨于廷。刑科给事中刘道隆是个十分善于投机的人,他想阿附王锡爵,便趁机上奏,攻击赵南星、孙等专权植党,不应复留虞淳熙,不当调杨于廷到吏部。王锡爵见到这份奏疏后喜出望外,马上票拟吏部借京察之机专权植党。神宗则下令夺了孙的俸禄,将赵南星降三级使用。

令王锡爵没有想到的是,这又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自己又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导致了自己下台。事情发生后,都御史李世达因为自己与赵南星、孙同掌京察为两人辩解,但神宗不听。这之后,签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岩、助教薛敷教等交章论救,而其中陈泰来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他说:“孙斥黜了自己的外甥,赵南星斥黜了自己的姻亲,没有比这再公正的了。首辅王锡爵日夜兼程赴京入阁,就有人怀疑他想干预京察;现在他的京故没有得到庇护,他早已对赵南星怀恨在心了,所以刘道隆的奏疏一上,而斥责赵南星专权植党的谕旨马上就下来了。吏部商定留用一两个庶僚就成了结党,那两都大僚被弹劾者22人,而经过阁臣讨论而留用的就有6人,詹事刘虞夔就因为是王锡爵的门生才留用的,这难道可以说不是结党了吗?”疏入后,神宗十分生气,贬谪了于孔兼、陈泰来等人。李世达又抗疏论救,神宗竟一气之下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革职为民。

明朝的朝臣有一个传统,就是不怕触怒龙颜、前赴后继,大有一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派。在于孔兼、陈泰来被谪之后,又有高攀龙、吴弘济等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尽逐善类。当然他们也没有脱掉被谪的下场。但这并没有钳制住群臣之口,在此之后,又有南京邢部尚书谭一召、主事孙继有相继上疏弹劾王锡爵。谭一召的奏疏是这样写的:“辅臣王锡爵,自再次辅政以来,斥逐言者,高攀龙、吴弘济被罢黜,未免太过分了罢！自从赵南星秉公考察以来,王锡爵对他已是积怨已久,所以赵南星只因一道奏疏就被罢斥,而于孔兼、薛敷教、张纳陛等人,则因申救而被罢斥,孟化鲤等因推举张栋而被罢斥,李世达、孙又相继去职。怒心横生,遇事则发,又怎么知道是非公论呢?”

谭一召的这份奏疏同孙继有一同呈上,神宗阅后,十分气愤,说道:“朕罪高攀龙,是朕自己的决断,小臣无端猜疑,诋毁阁臣。朋党奸恶,不可不怪罪,将谭一召除名,谪孙继有到极边充杂职!”

没想到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给事中叶继美又相继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神宗看后,下令将孙继有除名,派人逮捕安希范、谭一召,夺叶继美俸禄一年。

癸巳京察,使得如此多的官吏因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而获罪。当然,这里面也并非全都是王锡爵本人的意思。神宗素来对朝臣说一不二,因此,这里面也难免有神宗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朝臣却把罪责全推到王锡爵身上。王锡爵也觉得神宗的做法有些过火,曾上疏力救安希范、谭一召,但这并没有得到朝臣的体谅。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上疏引疾乞休。神宗仍不愿让他离去,王锡爵却决心已定,先后八次上疏,才获神宗准允。神宗下令将王锡爵改为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赐予他道里费,专门派人护归。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因沈一贯、沈鲤同罢,神宗令推阁臣。廷推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神宗还念记着王锡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他赴京。王锡爵三辞,神宗不允。正好那时言官气盛,王锡爵进了一份密揭,其中有“陛下应将章奏一概留在宫中,对言官之论,只将它看作禽兽之意罢了”之语。言官们听说后,非常气愤,给事中段然、胡嘉栋等因此弹劾不止。王锡爵自己也杜门养病,坚辞不就。万历三十八年(1610)王锡爵卒于家中,享年77岁。赠太保、谥文肃。

菩提达磨

菩提达磨（？～535），梵名Bodhidharma 。意译作道法。又称菩提达摩、菩提达磨多罗、达磨多罗、菩提多罗。通称达磨。为我国禅宗初祖，西天第二十八祖。南天竺香至国（或作婆罗门国、波斯国）国王之第三子，从般若多罗学道，与佛大先并称为门下二甘露门，四十年之后受衣钵。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一说南朝宋代末年），师泛海至广州番禺，武帝遣使迎至建业，然与武帝语不相契，遂渡江至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时人不解其意，称壁观婆罗门。时神光于伊洛披览群书，以旷达闻，慕师之高风，断臂求法，师感其精诚，遂传安心发行之真法，授彼一宗之心印，改名慧可。经九载，欲归西方，嘱慧可一宗之秘奥，授袈裟及楞伽经四卷。未久即入寂，葬于熊耳山上林寺。越三年，魏使宋云度葱岭时，适逢达磨携只履归西方。师之一生颇富传奇，亦难辨其真伪。师之示寂年代有梁大通二年（528）、梁大同元年（535）或二年等异说。又梁武帝尊称师为‘圣胄大师’；唐代宗赐‘圆觉大师’之谥号，塔名空观。

其弟子除慧可外，较著名者另有道育、僧副（一作道副）、昙林等。关于达磨之禅法，据敦煌出土资料考据，古来作为达磨学说流传之诸多著述中，仅‘二入四行论’似为达磨真正思想所在。该书系以壁观法门为中心，‘二入’指‘理入’与‘行入’二种修行方法，理入属于教理之思惟，要求舍伪、归真，认识、解决问题；行入属于教法之实践，教人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依佛教教义践行。即禅法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教义。又据楞伽师资记达磨传中载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一书，系由达磨弟子昙林，将达磨言行集成一卷，另有释楞伽要义一卷，二书皆又名达磨论，颇流行于当时。今一般作为达磨学说者有少室六门集、达磨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磨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磨禅师观门（大乘法论）、禅门摄要、少室逸书等。

武内义雄

武内义雄（1886－1966），日本哲学家，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家。生于三重县。1910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23年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日本天皇讲授中国哲学史。1957年为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同年任日本学士院会员。从“官学正统”的立场研究儒家的哲学思想。认为:“儒教虽然发生于中国，可是极早就传到日本，对日本国民精神之昂扬，贡献极大”。并指出:“日本和中国，国情和历史都有不同之处，所以日本的儒教和中国的儒教，也不能说是完全相同，两者之间，共通点固然极多，可是特异点也不少。”(《儒教之精神·原序》)主要著作有《论语研究》、《儒教之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诸子概论》、《易与中庸》、《礼记·大学》、《论语》(1943年)、《论语》(1963年)、《孟子》等。

列奥·施特劳斯

列奥·施特劳斯（生于1899年9月20日，德国基尔海因，逝世于1973年10月18日，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是一位德国出生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理论的阐释者。

施特劳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服役。1921年从汉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1925年至1932年间担任柏林犹太人研究学院的研究助理，然后在英格兰和法国担任洛克菲勒研究员。1938年他移民到美国（1944年入籍），在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现为纽约市的新学院）担任政治学教授（1938-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1949-1968年）、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男子学院（1968-1969年）和安纳波利斯圣约翰学院（1969-1973年）担任教授。

他撰写了多本关于托马斯·霍布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和苏格拉底等政治哲学家的书籍。他的一些较有名的作品包括《论暴政》(1948；修订版1991年出版)；《自然权利与历史》(1950)，因其学术上的深刻见解而广受赞誉；《迫害与写作的艺术》(1952)；以及《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他还与人合编了《政治哲学史》(1963)。

施特劳斯的研究以区分文本的显性（或外在）意义和隐性（或内在）意义而闻名。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一书中，施特劳斯指出，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常常出于对审查和迫害的恐惧，被迫将自己言论中最具争议的部分隐瞒起来。施特劳斯主张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致的阐释，并反对历史相对主义，认为伟大的哲学作品可以为细心的读者提供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施特劳斯的书写得清晰明了、富有洞察力且富有挑战性，它们并不是为普通大众而写，而是为学术界同行所写。但他在美国学术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那个时期，定量和行为政治科学家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几乎被忽视，施特劳斯因其在大学课程中复兴并保持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而备受赞誉。

他在美国政治理论领域的遗产也是重要而持久的，“施特劳斯主义者”这一术语经常被用来指代那些认同他思想的人。著名学生包括哲学家和古典学者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和政治科学家托马斯·L·潘格尔（Thomas L. Pangle）和亨利·V·雅法（Henry V. Jaffa）。更有争议的是，施特劳斯经常被描绘为新保守主义政策圈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期间（2001-09）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有人将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联系起来，部分基于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如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教育背景，部分因为这两种思想流派都认为相对主义是对西方文化生存的威胁。然而，这一评价存在争议，显然，施特劳斯本人更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追求公民美德。

金云铭

金云铭(1904～1987)，号宁斋，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于仓前山对湖。

14岁进鹤龄英华书院，民国13年(1924)高中毕业后，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社会系，并在学校图书馆协助管理图书借阅。其时，协大没有统一的图书分类法可遵循。他深入研究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法，结合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和历代图书简单分类法，编成《中国图书分类法》一书，于民国17年6月初版，后经多次修改、补充，类目增至15000多条。该书第一次提出按著者姓氏笔划排列的著者编目法，在国内外产生相当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古籍分类至今仍沿用此法。同年他大学毕业后即被聘为该校图书馆管理人员。

云铭十分重视收集古籍图书资料。民国21年他得悉陈宝琛拟将家中藏书出让，便以6000银元买下陈家3万册图书，辟专室保存，称“陈氏书库”，并由陈宝琛撰《协和大学库记》刻石志之。云铭则就其中闽人著作属于集部者400多种，写成《福建协和大学陈氏书库所藏闽人著作书目提要》分别加以评介，甚为简明。

民国23年，他被任命为协大图书馆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协大内迁邵武。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云铭带领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新校址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图书馆，还收集考证邵武宋代民族英雄李纲的有关石碑、拓片，以及当时出土的古墓和随葬品。

民国37年云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学期间，他对纽约城图书馆的制度和管理特点进行考察和研究，写成毕业论文《纽约城大学图书馆报告》，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9月，云铭在美国得知福州解放，毅然放弃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机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聘约，辗转回福州。

1953年，云铭任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他十分注意提高图书馆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亲自讲授《图书馆图书组织》、《图书检字法》、《图书目录学》和《版本学》等专业知识。在此期间，他为学校搜集不少元、明的善本书及罕见的抄本和稿本。如元代福建麻沙刊本《韩昌黎集》、明代何乔远《名山藏》刻本等，都是难得的珍本。1956年他又多次到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古旧书店选购古籍，并组织人员收集、抄录、复制各种珍贵的地方资料及丛书。他收集、校对各种版本的福建省、府、县、镇的方志和专志300多部，收集不少闽人著作。为便于查找，他主编出版《馆藏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书目》，对研究福建地方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57年为满足艺术系教学的需要，他又收买一大批古今名人的字画和金石拓片，其中有明末清初用唐寅之名仿画的《清明上河图》、用周昉之名仿画的《六十仕女图》、元代管道的《织锦回文图》以及黄慎、郑板桥、徐悲鸿、陈子奋等人的作品。1958年云铭主持图书馆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研究，不少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郑和下西洋年月考证》一文，纠正《明史》中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具体时间的许多错误，推翻当时颇有权威的法国学者伯希和及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的考证，获得史学界好评。

“文化大革命”初期，云铭被扣上种种罪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坚持工作，当越南企图侵占我国领土西沙群岛时，图书馆人员在他带动下连夜突击，赶编《南海诸岛资料联合目录》，强有力论证西沙及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还组织汇编我国对东海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有关资料索引，获得有关领导的好评。1970年福建师范学院解散，他组织留校老教师清点、整理、保护图书，奇迹般地把学校图书馆完整地保存下来。

1981年，云铭以历史系教授的身份为该系图书档案专业的学生讲授《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史》等课程。1982年他就任师大图书馆馆长职务。1983年他身体时感不适，仍带病为图书馆工作人员讲授绘画史和古画鉴别。1986年云铭退休，1987年8月病逝于福州，享年84岁。

云铭兴趣广泛，喜欢吟诵古典诗词，集邮。著有《庐山吟草》、《芝城杂咏》等10多本诗集。

卡尔顿·海斯

卡尔顿·约瑟夫·亨特利·海斯（Carlton Joseph Huntley Hayes，1882年5月16日－1964年9月2日）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外交官、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学者。作为欧洲历史的学生，他是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领先和开拓性专家。他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尽管自由主义者和更明显的反天主教偏见反对他，但这些偏见定义了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界。二战期间，他曾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尽管他受到首席信息官和其他左翼人士的攻击，他们拒绝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进行任何交易，但海耶斯成功地完成了在战争期间保持西班牙中立的使命。

海耶斯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浸信会家庭，是珀梅利亚·玛丽（娘家姓亨特利）和菲莱图斯·亚瑟·海耶斯的儿子。他于190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03年，他成为兄弟会阿尔法·奇·罗的活跃成员，他一生都是该组织的积极参与者。1909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这篇论文名为《日耳曼入侵相关来源介绍》，由詹姆斯·哈维·罗宾逊指导，于190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07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历史讲师，随后晋升为助理教授（1910年）、副教授（1915年）和正教授（1919年）。

1904年，他皈依天主教，后来成为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会议的第一位罗马天主教联合主席，与埃弗雷特·克林奇和罗杰·威廉姆斯·施特劳斯一起担任联合主席，尽管1928年教皇通谕明确禁止这种普世互动，但他仍于1928年至1946年担任联合主席。他曾多次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与彼得·吉达（Peter Guilday）一起成立了美国天主教历史协会，并成为其第一任秘书。其目标是促进天主教历史，并将天主教学者融入更广泛的学术界。

海斯受到查尔斯·比尔德的影响，他是“新历史”的支持者，强调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战争和外交。海斯认为，《新历史》表明原罪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两卷本《欧洲政治与文化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的教科书，其中充满了这种思想的例子，尤其是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讨论。海斯还发展了民族主义的历史解释，被称为民族主义之父，激励了许多学生研究这一领域。他是民主社会改革的倡导者。1914年后，他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关注民族主义，他谴责民族主义是历史上最大的罪恶之一；他说，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一样，民族主义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斯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与比尔德不同，他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孤立主义，同时谴责极权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于1918年至1919年在总参谋部美国军事情报部担任上尉。九年后，在战争部负责人康纳将军的指导下，他被邀请加入一个历史学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整理与美国参与法国战争有关的文件。这为他赢得了少校的称号。在20世纪30年代，他是天主教国际和平协会的成员。1945年，他曾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担任库珀斯敦纽约州历史协会主席。他也是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

1942年至1945年，海斯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当时，他因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过于友好而受到左翼的攻击，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在阻止西班牙在战争期间与轴心国站在一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安德鲁·N·布坎南认为，海耶斯使西班牙成为“华盛顿的‘沉默盟友’”。1945年，罗斯福总统写信给他说：“你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并为此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历史学家埃米特·肯尼迪驳斥了海耶斯是佛朗哥崇拜者的说法。相反，他“严厉批评了独裁者的‘法西斯主义’”。海耶斯在营救4万名难民（法国人、英国人、犹太人和其他人）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帮助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然后前往北非。他使西班牙成为“希特勒的避风港”。肯尼迪发现，海耶斯在退休后主张耐心外交，而不是排斥或颠覆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20世纪50年代，佛朗哥领导西班牙与美国结盟时，艾森豪威尔总统采取了这一政策。

1964年9月2日，他因心脏病在纽约悉尼的悉尼医院去世，享年82岁，葬于纽约阿夫顿的格伦伍德公墓。

熊彼特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1883年出生于原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的特里希。1901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学习历史学和经济学。1906年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到过英国伦敦、牛津和剑桥等地,曾求教于马歇尔(A.Marshall)和埃奇沃斯(F.Y.Edgeworth)等人。先后在奥地利的切克诺维茨和格雷兹等大学任教。1925～1932年应邀到波恩大学担任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0年逝世。他曾担任过奥地利财政部长和皮达曼银行总经理等职,还曾任经济计量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和国际经济学会的会长。熊彼特一生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到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主要经济著作包括《国民经济理论的实质和主要内容》(1908)、《经济发展理论》(1912)、《教条与方法论的时代》(1942)、《经济周期》(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0)以及遗著《经济分析史》(1954)等。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主要成就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并以此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在生产中实现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企业家的职能就是要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创新的结果;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的高涨,而一旦投资机会消失,经济就将转入衰退;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也就有差别;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法藏

法藏(643—712)。唐代僧人。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祖。据《宋高僧传》卷五,《佛祖统纪》卷二九、卷三九、卷四○,《法藏和尚传》等载,俗姓康,字贤首,或号“贤首大师”,复号“康藏国师”。祖居康居,后迁长安。十七岁从云华寺智俨学《华严经》。传说曾参加玄奘译场,不确。咸亨元年(670)武则天捨住宅为太原寺,始得度,受沙弥戒,登座讲经。万岁通天元年(696)受诏讲《华严经》,传说“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须臾成盖”,武则天得知,命京城十大高僧为授满分戒,赐号“贤首戒师”。此后,先后参与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八十卷本)、《大乘入楞伽经》,参与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参与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等。主要从事《华严经》的解说和著述。圣历二年(699)十月,武则天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据说讲至《华藏世界品》时,“地皆震动”。当天被传到长生殿讲经,指殿前金狮子为喻,令武则天“豁然领解”,此即后来所录的《金师子章》。景云元年(710),睿宗从法藏受菩萨戒。死后赠“鸿胪卿”。生前讲《华严经》三十余遍,著作很多,主要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经文义纲目》、《华严策林》、《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经问答》、《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游心法界记》、《修华严奥旨妄尽还原观》、《华严经普贤观行法门》、《密严经疏》、《般若心经略疏》、《入楞伽心玄义》、《大乘起信论义记》、《大乘起信论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华严经传记》等。弟子主要有宏观、文超、智光、宗一、慧苑等。

智旭

智旭(1599—1655)号蕅益，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人。少年读儒书，即以灭佛老自任，作辟佛文数十篇。后阅袾宏《自知录序》、《竹窗随笔》诸书，乃不谤佛，尽烧所写辟佛文。父丧，闻《本愿经》，于是萌出家之志。二十二岁，专志念佛。次年听《大佛顶经》，心生疑惑，决意出家。二十四岁，从憨山德清弟子雪岭剃度，法名智旭。因听讲《成唯识论》，悟性相交融之旨。二十七岁起，遍阅藏经，积二十七年，成《阅藏知津》，为著名佛藏目录书，自序此书“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已阅者达权实所摄，义持者可即约以识广，文持者可会广以归约”。二十八岁母丧，闭关，关中大病，以参禅功夫求生净土。三十岁住终南山，学律学。三十一岁至金陵，目睹禅宗流弊，决意宏传律学。三十二岁起究心天台学说，但因当时天台宗人多陷入门户之争。故“愿作台家功臣，不愿作台宗后嗣”。后历住多处寺院，所在皆著述不辍。所著经疏极多，内容包括天台、唯识、禅宗、净土、律宗各门，总约二百余卷。并以佛教义理作《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主张会通儒释。不隶属任何宗派，曾自述：“平生尝有言曰：汉宋注疏盛，而圣贤心法晦，如方木入圆窍也。《随机羯魔》出而律学衰，如水添乳也。《指月录》盛行而禅道坏，如凿混沌窍也。《四教仪》流传而台宗昧，如执死方医变症也。”(《八不道人传》，《灵峰宗论》第799页)是故举世若儒若禅若律若教，无不目为异物，疾若寇仇。后弟子公议以继天台宗传灯一系。智旭的思想，以天台宗性具实相为本，吸收唯识禅宗等派观点，极具调和折中色彩。其著作汇辑为《灵峰宗论》。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 Γерцен,1812—1870),杰出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著名的政论家和作家。他毕生献身于俄国的革命运动,被列宁誉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沙皇的“第一人”。

1812年4月6日,赫尔岑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虽出身名门望族,养尊处优,但在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家庭教师的启蒙教育下,受到普希金、雷列耶夫等人的作品的薰陶,少年时代便向往自由,憎恨专制制度。

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尊严。那些卫国战争的英雄故事成了陶冶赫尔岑爱国主义情感的“摇篮曲”和“童话”。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拉开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序幕,也使赫尔岑从“童年天真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他把自觉赴汤蹈火的十二月党人称为“用纯钢铸成的英雄”,并愤怒地斥责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的血腥镇压。年仅14岁的赫尔岑和挚友奥格辽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庄严宣誓,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

1829年秋,赫尔岑进入自由思想十分活跃的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大学里很快形成了以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为中心的政治小组。他们阅读禁书,研讨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密切关注西欧各国的革命动向,积极开展反对专制、宣传共和政体的活动。1830年法国七月王朝的建立,打破了赫尔岑对共和制的幻想。他开始潜心钻研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哲学、历史、美学等各个领域,努力探索自然及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时,赫尔岑接受了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视它为“人类进步学说的继续发展”,而对当时统治俄国思想界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持批判的态度。

1833年,赫尔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由于他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当局很快以“对社会极为危险的自由主义者”罪名逮捕了他。在1835—1840年期间,先后将他放逐到彼尔姆、维亚特卡和弗拉基米尔等地,做过办事员、译员、统计员等杂务。几年的流放生活使赫尔岑亲眼目睹尼古拉一世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农奴制度的残酷,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理解,从而使他反对封建专制和农奴制的革命立场更为坚定。

1840年赫尔岑刑满获释,却又因沙皇特务截获了他一封斥责彼得堡警察不法行为的书信而再遭流放。直至1842年夏,他才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

1842—1847年,是赫尔岑从事紧张的创作活动,获得巨大成果的时期。他常以伊斯康大为笔名,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这两个进步杂志上发表许多政治、哲学论文和文学作品,锋芒指向封建农奴制和专制统治。

早在大学就读时,赫尔岑就写过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赞同意识与物质相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三、四十年代,赫尔岑一面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唯物主义战斗传统,同时批判地研究了十八一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哲学。他对于当时俄国青年为之倾倒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领会并接受其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发现了黑格尔社会政治观点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赫尔岑在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他发现了黑格尔学说中这一主要矛盾,反对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错误结论,而努力论证革命斗争和变革现实的必要性。他试图根据革命任务的需要来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辩证法看做是“革命的代数学”。在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中,赫尔岑一反哲学界的陈规旧念,大胆号召“必须战胜黑格尔的原理”,严厉批判了哲学研究脱离现实和政治的恶劣倾向,坚决主张哲学应同反对专制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列宁盛赞赫尔岑所达到的辩证唯物主义高度时说:“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①赫尔岑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赫尔岑认为文学创作可以使俄国人民听到“自己愤怒与良心的呼声”,几年的流放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从1841年起,他在短短的几年里写了《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和《克鲁波夫医生》等作品,以深邃透辟的思想、辛辣有力的笔锋和清新独创的风格在俄国文坛上大放异彩。在《谁之罪?》中,作者通过描写三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悲剧命运,指出造成悲剧的真正罪人是农奴制度。在《偷东西的喜鹊》中,天才的农奴女演员的悲惨遭遇,更加激起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强烈愤恨。因此,高尔基说赫尔岑是四十年代最先大胆抨击农奴制度的人。赫尔岑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之一。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俄国的历史道路和未来的命运问题,俄国思想界曾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赫尔岑对把俄国宗法制度理想化的斯拉夫派进行了尖锐批评和不懈斗争。他同主张俄国走西欧道路的西欧派虽一度有思想上的联系,但他也反对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

1847年3月,赫尔岑携家来到孕育革命风暴的法国。但巴黎社会的“道德堕落、精神萎靡、空虚和浅薄”使他深感失望。在寄给《现代人》杂志的稿件《自马里涅街的来信》中,赫尔岑无情揭露了“西欧文明”的丑恶内幕,而对“穿短衫”的工人们却寄予深切同情。同年10月,赫尔岑赶往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意大利。当他在罗马听到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又日夜兼程地赶回法国。

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落入右翼大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在5月15日巴黎工人的反政府示威中,赫尔岑亲眼看到资产阶级出动军队驱散工人队伍的可怖情景。他把这次事件和接着发生的血染巴黎街头的六月工人起义,称为“我一生的转折点”。资产阶级枪杀无产者的严酷事实,摧毁了赫尔岑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而那些高唱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欧洲革命中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又使赫尔岑对自己追求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因而陷入极度的悲观失望中。赫尔岑在《来自彼岸》(1847—1850)、《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1847—1851)中,明显地反映了自己的悲观情绪。

赫尔岑参加欧洲革命的行动招致反动势力的进一步迫害。法国政府和警察加紧搜捕他。沙皇政府不让他回国。于是,赫尔岑在1849年6月来到日内瓦,全家加入了瑞士国籍。1851和1852年,赫尔岑的母亲、儿子和妻子先后死去。在这革命遭受挫折、家庭连遇不幸的逆境中,他对俄罗斯的未来并未丧失信心,他重新把希望转向俄罗斯祖国。

1849—1851年,赫尔岑写出《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及《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等论文,在向西欧介绍俄国进步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同时,反复阐述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他认为,俄国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直接依靠农民村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在看到资本主义给西欧劳动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后,认为俄国村社是俄国历史过程特殊发展的基础,人对土地的关系“构成俄国的国民特征”。他由于远离祖国,不了解村社内部阶级分化后农民的情况和村社的本质,因而错误地把俄国的村社看成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把农民当作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以为只要使农民获得解放和分得土地,俄国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而沿着自己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他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批评赫尔岑这种“农民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列宁则说赫尔岑的这一学说“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①

1852—1865年的13年中,赫尔岑一直侨居伦敦。这是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年代,也是他不断克服自由主义思想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重要时期。

赫尔岑早就对尼古拉一世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深恶痛绝。他决心利用国外讲坛来“冲破审查制度”,发出俄国人民的自由呼声。1853年6月,在一些波兰侨民的帮助下,赫尔岑自筹资金,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开始“唤起俄国民众觉醒”的艰苦斗争。在其后的十多年间,赫尔岑以印刷所为斗争武器,出版了《北极星》、《钟声》等革命刊物,在伦敦形成了俄国的革命宣传中心。

1855年,赫尔岑着手印行俄国史上第一份革命的定期刊物——《北极星》。该杂志与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同名,以十二月党人五位领袖侧面像作为封面,大量刊登沙皇政府严禁发表的十二月党人回忆录、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诗歌等优秀作品。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1847年7月3日《致果戈理的信》也首次在《北极星》上发表。杂志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俄国,大大激发了俄国人民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憎恨,引起各阶层读者的强烈反响。

为了迅速反映国内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1857年7月,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又创办了《钟声》。杂志极力维护人民的权益,大声疾呼农民和土地的解放,公开号召人民同专制政府做斗争。但由于赫尔岑阶级出身的局限,又远离祖国的现实斗争,因而一度曾把希望寄予沙皇和地主“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他曾通过《钟声》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说明与其让农民起义,不如以“理智的方式”进行和平的“经济革命”。赫尔岑这种向自由主义的倒退,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1859年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俄国来到伦敦会见赫尔岑,指出他的错误,并商讨了行动方针及斗争任务。

在赫尔岑识破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掠夺实质的同时,他很快从风起云涌的农民反抗怒潮中认识到人民革命的巨大力量,彻底抛弃了对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幻想。他热情支持各地的农民斗争,说他们“干得好极了”;严斥沙皇和地主串通一气残暴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通过《钟声》向农民发出激昂有力的革命号召。1861年前后,《钟声》由每月1期增到2—4期,增设“审判”付刊和“大众议场”专栏,发行量达2,500份。不仅在俄国首都,而且在偏远的省份和乡村都有《钟声》的读者;他们竞相阅读,互相传送。它使“一些人奋然猛醒,另一些人胆颤心惊”。《钟声》的威望与日俱增,赫尔岑的影响愈益扩大。连最反动的御用政治家麦谢尔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宫廷贵族“怕赫尔岑比怕政府还要厉害些”。

赫尔岑把1863年爆发的波兰起义视作推翻俄国专制暴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一面为起义筹集资金,印发传单,不遗余力地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还与派往镇压起义的沙皇军队中的革命组织“俄国驻波军官委员会”取得联系,为该组织拟订具体的行动方案。当自己的革命立场遭到自由派的恶意诽谤时,赫尔岑与他们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斗争。他把宣传忍耐、反对暴力的自由派讥为“软体动物一样的人”,指责屠格涅夫像“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效忠沙皇。列宁称赞赫尔岑挺身捍卫波兰自由的勇敢行动是“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赫尔岑在六十年代初坚定地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了。

在俄国阶级斗争不断激化,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赫尔岑越来越认识到国内爆发革命的必然性。他和奥格辽夫在伦敦积极支持俄国秘密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并以《钟声》为宣传阵地,努力扩大该社的革命影响,贯彻其行动方针,公开号召农民“拿起斧头”,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沙皇政府加紧迫害革命民主派,六十年代后期的俄国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赫尔岑虽多方奔走,竭力联合国外各种力量来积极影响国内革命运动,终因形势所迫,于1867年将《钟声》停刊。十年间,赫尔岑为革命鼓动而殚思极虑,成绩卓著。《钟声》共出版245期,合计发行50多万份;总共发表文章两千余篇,其中赫尔岑亲笔撰文约1,200篇。

从1852年起,赫尔岑花了15年时间写成著名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含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治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在这部宏篇巨著中,赫尔岑通过个人的思索和经历、探求和斗争,向读者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和西欧社会生活及革命斗争的广阔历史画面,从而揭示了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赫尔岑以“血和泪”的炽热感情、抒情的笔调和优美的语言,使这部作品具有巨大的独特艺术感染力,成为俄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闪亮的明珠。

作为一名奋斗不息的坚强战士,赫尔岑在其晚年继续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密切注意俄国及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1869年赫尔岑写给巴枯宁的《致老友书》,标志他思想发展的又一新阶段,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它表明赫尔岑在与巴枯宁彻底决裂的同时,把视线转向了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

赫尔岑从三十年代中期结识巴枯宁后,彼此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当革命实践和历史进程使赫尔岑怀疑自己“过去的革命道路”时,他开始认识到巴枯宁是个“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空谈家”,并严厉谴责巴枯宁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说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的。在《致老友书》中,赫尔岑忍痛背弃自己宣传达20余年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认清了俄国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和资产阶级实质。与此同时,赫尔岑开始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及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欢迎马克思这位“在社会主义事业上功勋卓著”的人。他虽对“新秩序的建立”充满信心,却没能来得及看到巴黎公社的红旗,而于1870年1月21日病逝于巴黎。不久后,他的骨灰被运到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安葬在他妻子的墓旁。

列宁说:“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①他在几十年的不倦探索和斗争中,经历了复杂曲折的道路;他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展开了革命鼓动的艰苦斗争,在十九世纪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居士。清初满族正白旗“包衣”(奴仆)人。先世系辽东曹氏，降清后做内务府包衣，后随清军入关，逐渐受到康熙帝的宠遇。从曾祖曹玺到祖父曹寅、父辈曹颙、曹頫世袭江宁(今南京)织造，达60年之久，曹寅的两个女儿被选入宫充任王妃，显赫一时。曹雪芹少年时代能诗善画，博览群书，知识深广。雍正初年，其父曹頫因诸皇子谋嗣之争受牵连，获罪免职，家产被抄，家道中落，后举家迁居北京。在北京，曹雪芹只做过一些文墨抄录一类的杂事。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贫困。

他一生经历了曹氏家族由盛及衰的急剧转变的全部过程，对贫富两种生活有极其深刻的认识，对封建社会的罪恶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楼梦》(初名《石头记》)。他忍受饥寒困顿的折磨，以十年之力，把一生的深刻的感受和体会诉诸笔端，融和到小说中去。“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即将告成时，他的爱子染疾夭折。曹雪芹痛苦难言，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一病不起，终于“泪尽而逝”，只遗下一后续夫人和几束残稿。他写就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由高鹗所续。《红楼梦》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描写了贾家荣、宁二府的兴衰过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必然崩溃的趋势。它全面深刻地展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它以高度的艺术性和深刻思想性的完美融合，使之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历史上的最高峰。《红楼梦》问世不久即广为流传，京师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说。该书先后被译成英、俄、法、德、意等文字出版。此后，又有专门研究该书的“红学”盛行。曹雪芹还有其他诗文作品，如《题〈琵琶行传奇〉》、《〈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比翼燕歌诀》、《雏燕画诀》、《半瘦燕画诀》等。曹雪芹是一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在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世界人民将永远珍惜曹雪芹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宋育仁

宋育仁（1857—1931年），清末维新派报刊活动家。四川富顺人。字芸子,号芸岩,晚年号道复。少年即失怙,后随伯父就读于广汉。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以钱徐山、王闿运为山长,他与廖平、杨锐、吴之英等12人为首批学生。1879年中举人。1881年,资州知州高培谷创办艺风书院,与蒲莹、廖平、吕翼文同任讲习,在院3年,渐有文名。1886年中三甲第46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改任翰林院检讨。1894年4月,以参赞名义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并与日本名记者下田歌子等往还。1895年8月回国,在北京参加改良政治团体强学会的活动,为该会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1896年3月,由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保荐回四川兴办商务、矿务。5月奉旨回川,任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在重庆设商务局,兴办各类实业公司,并积极筹办报刊。1897年10月上旬,与仁寿杨道南(范九)、巴县潘清荫(季约)和梅际郇(黍雨)等在重庆创办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旬刊,自任总理,并发表《学报序例》、《复古即维新论》、《时务论》、《守御论》等重要论文。次年应廖平、吴之英之邀须到成都任尊经书院山长,该报出至第16期后停刊。1898年3月到成都,与廖平等人发起成立蜀学会,并亲自拟定《蜀学会章程》。5月5日,又与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在成都创办蜀学会机关报《蜀学报》旬刊,仍自任总理,并发表《蜀学会章程》、《原学校》等文章。《蜀学报》实际上是《渝报》的续刊,同年9月出版第13期后因戊戌政变发生而停刊。在其主持下,《渝报》和《蜀学报》成了戊戌变法时期四川地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对推进四川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罢职回京赋闲。1908年离京,在湖广总督杨士襄幕中任职。辛亥革命后,其老师王闿运任国史馆长,应邀任国史馆修纂。1915年,被袁世凯以“危害民国”罪名令押解回原籍“编管”。1916年,继廖平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1920年,被聘为四川省通志局总纂,主修《四川通志》。1931年病逝。著有《周礼十种》(《周官图谱》等)、《问琴阁丛书》、《光绪三大礼赋》、《说文部首笺正》、《时务论》(1887年)、《时务论外篇》(1891)、《采风记》(4卷)、《借筹记》(1895)、《论史学方志》等书。

慧思

慧思（515～577）南北朝时代之高僧。武津（河南上蔡）人，俗姓李。世称南岳尊者、思大和尚、思禅师。为我国天台宗第二代祖师（一说三祖）。自幼归佛乐法，心爱法华经，曾持经入冢中读诵，读毕深受感动，对经涕泣，旋梦普贤菩萨摩顶而去，由此，顶上遂隆起肉髻。年十五出家，后参谒河南慧文禅师，得授观心之法，曾因慨叹虚受法岁，放身倚壁，遂豁然大悟，深得法华三昧。乃最早主张佛法之衰微即末法时期者，故确立对阿弥陀佛与弥勒佛之信仰。注重禅法之践行，亦注重义理之推究。北齐天保五年（554），师至光州，不分远近，为众演说，长达十四年之久。其间声闻远播，学徒日盛，嫉其德望或谤难是非者甚多。又师于河南南部之大苏山传法予智顗，智顗为师之众门弟中最为杰出者。陈代光大二年（568）始入湖南衡山（南岳），悟三生行道之迹，讲筵益盛，居止十年，遂有‘南岳尊者’之称。倍受宣帝礼遇，尊称‘大禅师’，故思大和尚，又称思禅师，盖基于此。太建九年，晏然而化，世寿六十三。著作多半由门徒笔记整理而成，如法华经安乐行义一卷、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二卷、大乘止观法门四卷、四十二字门二卷、受菩萨戒仪一卷等。自撰者有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一卷。

屈大均

屈大均（1630—1696），初名邵龙，又名邵隆，号非池，字骚余，又字翁山、介子，号菜圃，汉族，广东番禺人。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有“广东徐霞客”的美称。曾与魏耕等进行反清活动。后避祸为僧，中年仍改儒服。诗有李白、屈原的遗风，著作多毁于雍正、乾隆两朝，后人辑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

屈大均生于1630年（崇祯三年）10月10日，儿时随入赘邵家的父亲居住在南海县西场（即今之广州荔湾区西场）。1645年（顺治二年），随父亲归原籍番禺，恢复屈姓，更名大均。早年受业于陈邦彦门下，1645年（顺治二年）补南海县生员。

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陷广州。1648年（顺治五年），屈大均参加其师陈邦彦以及陈子壮、张家玉等的反清斗争，同年失败。后至肇庆，向南明永历帝呈《中兴六大典书》，授以中秘书，不久因父殁急归。

早年受业于陈邦彦门下，深受其思想的熏陶。曾参与陈邦彦等人发动的抗清斗争，并在陈等人遇害后冒着风险收敛他们的遗骸。其后，为避免清廷的迫害，他入寺庙削发为僧，并将居所命名为“死庵”以示誓死不臣服清廷之意。其间，他以化缘为名奔走各地积极参与反清活动，并曾遣人送情报给抗清名将郑成功，欲引导郑的舟师沿海路进攻南京。

1656年（顺治十三年），以化缘为名开始云游四海，奔走吴越、幽燕、齐鲁、荆楚、秦晋大地，北游关中、山西，入会稽至南京谒明孝陵，又上北京，登景山寻得崇祯死所哭拜，与顾炎武、李因笃、朱彝尊等交往。又东出山海关，留意山川险阻，暗图复业。他在辽东凭吊袁崇焕督师故垒，写下《出塞》及《塞上曲》等曲。返回关内后，积极游走于齐、鲁、吴、越之间，在会稽与魏阱、祁班孙等秘密联络郑成功，后张煌言率军沿江而上，克芜湖，取徽、宁，下州县三十余。

1660年（顺治十七年）秋，屈大均访南京，与朱彝尊同游山阴，参加祁氏兄弟的抗清活动。1662年，魏阱、钱瞻百、钱缵曾、潘廷聪等被杀于杭州，祁班孙遣戌宁古塔，大均避居桐庐。

1673年（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吴三桂以蓄发复衣冠为号揭竿反清，屈大均赴桂参与其事，被委为广西按察司副司监督孙延龄军。未久，他因洞悉吴三桂借反清之名而行争霸割据之实的用心，遂托病辞职返回广东。

1674年（康熙十三年），台湾还归清廷之后，屈已停止反清活动，移志于对广东文献、方物、掌故的收集编纂，编成《广东文集》、《广东文选》。而为时人敬佩的是，他不顾清廷的禁令，撰写了《皇明四朝成仁录》，为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歌功颂德，在明末的遗民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他并著述《广东新语》，记述广东的天文、地理、矿藏、草木、动物、文化、民族、习俗等方面的资料，被认为是一部史料价值甚高的广东地情书。屈大均的诗歌创作风格明快，是岭南诗界“三大家”之一，对近代的岭南诗风有着较大的影响。晚年的诗作大多流现出反清斗争的情愫。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6月27日，他在家乡病逝。死后，因其所著《皇明四朝成仁录》被人举报有反清情绪，雍正、乾隆两帝分别下令彻查并焚毁该书。

何炳松

何炳松(1890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字柏丞，浙江金华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 何炳松早年留学美国，1916年获得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教务主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等职。他的著译作《新史学》即成于此时。1924年6月，何炳松应王云五先生之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百科全书委员会第五系主任。1928年，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副所长。次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及东方图书馆副馆长。此时，何炳松还主编《中学史学丛书》、《教育杂志》等书刊，兼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教授。 从192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至1935年离开，何炳松在编辑出版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他具体负责了《大学丛书》、《宛委别藏》、《四部丛刊》续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万有文库》二集、《丛书集成》等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这些丛书的编辑出版，特别是一些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出版界的广泛认可和肯定。 商务印书馆时期也是何炳松的学术鼎盛时期。他在《民铎杂志》、《东方杂志》、《文化建设》、《史地丛刊》等杂志上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同时，计有《新史学》、《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历史教学法》、《历史研究法》、《西洋史学史》、《通史新义》、《浙东学派溯源》、《秦始皇帝》、《初中外国史》、《高中外国史》等20余部专著、译著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这些著作或致力介绍、传播西方史学理论，或注重于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奠定了他作为著名史学家的地位，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1935年何炳松受聘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后期曾兼任东南联合大学筹委会主任。抗战胜利后不久，受命改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1946年7月25日逝世于上海中华学艺社，墓葬金华城北道院塘。

钱基博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子潜、潜夫,号老泉,又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近现代著名学者,学贯四部,擅长集部之学。青年时曾参与江西司法改革和无锡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后退出政界,专心教学著述,先后任教多所学校,笔耕舌耨40余载。

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著述兼及四部,旁涉百家。然而,与钱基博厚重的学术思想成反差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钱基博只是作为学贯中西、享誉当代的大学者钱锺书的父亲出现在钱学论著中,被一笔带过,其人其学几近湮灭。近三十年来,随着钱基博著述的整理出版,钱基博生平史、学术史的研究也日渐增多,尤其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最为突出。钱氏论学,喜作“解题”,诸如《〈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读子卷头解题记两种》、《〈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等。本诸“知人论世”,“解题”先论作者生平、学行,再对书题作考据性的解诂,最后对全书的主旨及历代学人的评价等做一提要钩玄。本文略仿钱氏“解题”体,试图较为清晰地论述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展现的对“现代”、“文学”、“文学史”的阐释,及随着时代的推移,学人对钱基博这种“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

1913年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1918年任无锡县立图书馆馆长。1920年后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无锡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与经学教员及教务长。1923年后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现苏州大学）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教员。1944年，倭寇犯湘，钱基博大义留守师范学院，王耀武苦劝无果，不得不强行将钱老转移。1946年抗战胜利后，任武汉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11月30日去世。近代整理出版《钱基博国学必读》。

钱基博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也是一位富有思想的教育实干家。在44年的一线教学生涯中,他始终坚持以社会、学术、道德和教师为中心,以培养“现代世界之中国公民”为目标,以“人文主义”教育为核心,以国学教育为主要阵地,致力于在现代教育体制下践行古代教育精神,为国家培养了许多“读书的种子”,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文献、访谈、比较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现有的资料进行搜寻与耙梳,通过对钱基博个人作品和对其研究现有学术成果的研读,全面阐释钱基博教育思想产生的个人背景和主要来源,力图对钱基博的主要教育实践做一个较全面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其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教育宗旨和目标,探讨其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征和对当代人文教育的启示。

吴师道

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早年读宋儒真德秀遗书，深受影响。少时与许谦同师金履祥，登至治元年(1321)进士第，授高邮县丞，再调宁国路录事，乱兵过境，唯吴师道敢弹压之。会大旱，共筹得赈灾粮7万7千余石，30余万饥民赖以存活。廉访使荐于朝，以疾辞归。后至元元年(1335)迁池州路建德县尹，有惠政。以中书左丞吕思诚、侍御史孔思立荐授国子助教，不久升为国子博士。执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许衡成法。至正三年(1343)以丁忧南还。次年江浙行省请吴师道主持省试，吴师道因病未成行，并上书请致仕。朝廷准其以礼部郎中致仕，命未至而卒于家。

早年喜记览，工词章，才思涌溢，二十岁之后，攻读真德秀之书。他与黄溍、柳贯、吴莱等相与往来唱和，诗文有法度。其文多阐释义理，排斥释、老，笃守师传。黄溍在其文集序中称赞他的文章“剖析之精，援据之博，议论之公，视古人可无愧”。他主张诗人应亲历其境，认为“作诗之妙，实与景遇，则语意自别”，又非常推崇陶渊明诗，论诗不拘一格，说即使卢仝奇怪，贾岛寒涩，也自成一家(均见《吴礼部诗话》)。胡应麟对他的诗评价颇高，认为他的五言古诗“清新峭拔，一洗纤靡议论之习”，“七言古最长，《十台怀古》诗，气骨铮铮，时咸脍炙”，五言律诗佳句“整丽有格”，也指出他的诗歌的不足，五古“字句间有离去者，较之当行，不甚合耳”，五律“全首完善者稀”。吴莱极为推重他，曾赠诗说：“恢奇俊伟莫子若，便可上拂句陈垣。”他答诗说：“丈夫穷达岂所论，要以不朽垂乾坤。”其抱负不仅在诗，可是近四十岁才得为县丞，所以诗中每有不得意的感叹，如《秋怀》，“微官”二字在其诗中频频出现。其诗内容较丰富，有身世之感、民间疾苦、题咏赠别、闺情、怀古、写景等等，风骨遒上，意境亦深。胡应麟欣赏他的古体，其实他的七律也具功力，如《赤壁图》、《野中暮归有怀》，前者颈联“丈夫不学曹孟德，生子当如孙仲谋”，沿用前人语言组成对仗，极为巧妙，后者意境凄凉而深沉。著有《吴礼部诗话》一卷，《敬乡录》十四卷，另有《战国策校注》十卷，诗文集传有《吴礼部集》二十卷，附录一卷，有黄溍序。诗九卷，文十一卷。生平事迹见集中附录张枢《元故礼部郎中吴君墓表》、杜本撰《墓志铭》，《吴先生碑》(《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元史》卷一九○、《金华贤达传》卷一○、《金华先民传》卷二、《(万历)金华府志》卷一六、《元儒考略》卷三、《两浙名贤录》卷四、《宋元学案》卷八二、《新元史》卷二三五。

郭璞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好经术，博学有高才，但口讷不能言论。初为临沮长，常游境内清溪山。 《游仙诗》中“青溪一千仞，中有一道士”即咏此。永嘉末年，海内将乱，郭璞先卜之，投策而叹，率亲暱十余家南来渡江，避地东南。所作《流寓赋》即记此段行程。既过江，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后殷祐迁石头督护，郭璞随往。王导见而深重之，引为参军。晋元帝即位，郭璞于太兴元年(318)奏《南郊赋》，元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又命他与王隐共撰《晋史》。顷之迁尚书郎。时司马绍以太子之重位居东宫，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郭璞亦以才学见重，位与温、庾相埒，时人美之。永昌元年(322)，以母忧去职。不久，大将军王敦起为记室参军。郭璞因劝阻王敦谋反，被害。王敦事平，被追赠弘农太守。故世又称郭弘农。

郭璞为人不修威仪，性格轻易。形质颓索，纵情嫚惰，嗜好酒色，时或过度，而有醉饱之失。 但博学有通才。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历算。尝从精于卜筮之术的郭公受业，得秘传真法，由是得以精通五行、天文和卜筮之学。 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 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时人或讥笑他的卜筮，他便著《客傲》作辩难。实际上他常借卜筮形式，隐晦曲折地表示对时局的看法。他的谏元帝减轻赋敛，劝温峤、庾亮起兵讨伐王敦等等，都是这样。 他在古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具有颇深的造诣，曾注释《周易》、《山海经》、《尔雅》、《方言》、《穆元子传》及《楚辞》等古籍，对后代影响极大，是我国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

郭璞尤善属文，所作诗、赋、诔、颂数万言，惜已散失。诗赋成就相当可观，史称其“词赋为中兴之冠”(《晋书·郭璞传》)。 以《游仙诗》、《江赋》等作品最为著名。钟嵘《诗品》将他列为中品，说他“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现。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说明他在晋宋诗风的转变中起过重要作用。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郭弘农集》二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李安宅

李安宅 (1900年3月31日-1985年3月4日)，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学家。1900年3月31日生。河北省迁西县人。现任四川师范学院教授、副教务长和外语系系主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北京西藏佛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顾问,中国人类学会顾问,四川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29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1934年赴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曾到美国中部祖尼母系社会作调查,写出《Zuni:SomeObservationsandQueries》(1937年,美国人类学杂志出版)。翌年,进耶鲁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读书。同年夏,赴墨西哥考察少数民族区乡村教育。193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38年至1941年赴甘肃夏河县拉卜楞藏族区,对喇嘛生活和寺院制度,藏族宗教的历史概况、典藉教派、教义、重要寺院、主要神佛等作了详细的记载。同时,对藏族区的历史、地理、文化、教育、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研究。将研究所写论文在当时的《新西北》、《蒙藏月刊》等刊物上陆续发表。1941年至1947年,任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创办华西边疆研究所,还于1943年到西康南北两路考察过藏族寺院。1947年,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任名誉讲师,讲授“藏族文化”。在此期间,编写成《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后因回国未能发表)。1948年赴英国考察。翌年回国仍任华西大学教授。解放后,于1950年至1955年参加解放军进驻西藏,先后任昌都解放委员会文化组组长、拉萨解放军藏文藏语训练班教育长等职。1956年调西南民族学院任副教务长兼民族政策教研组组长。1961年调四川师范学院任副教务长兼外语系系主任。将在美国写的《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英文稿译成中文出版。1985年3月4日在成都去世,享年85岁。主要著作有《美学》(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意义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汉对照社会学辞汇》(合编,1938年,北平友联社出版)、《社会学论集》(1938年,燕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人生、家庭、社会》(1944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社会科学与真知》(1944年,中华书局出版)。主要论文有《由北平谈起》(1939年《现代评坛》第12——15期)、《西藏系佛教僧教育制度》(1940年《海潮音》第21卷)、《拉卜楞寺的僧官及各级职员的类别》(1940年,《债善》半月刊第1卷第2期)、《拉卜楞寺概况》(1941年,《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论信仰与宗教》(1942年,《华文月刊》,1卷1期)、《回教传入中国与“回族”问题》(1943年,《华文月刊》,第2卷第2、3期)、《喇嘛教育制度》(1943年,《大学月刊》,第2卷第8期)、《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1946年,《边政公论》,第5卷第2期)、《论创化教育》(1946年,《大中》杂志,第1卷4期)。主要译著有《交感巫术的心理学》(原著者:弗兰柔,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知识社会学》(1944年,中华书局出版)。

滑寿

滑寿(1304—1386)，元代著名医学家。字伯仁，一字伯本，号撄宁生。原籍河南襄城，先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后迁居余姚。学儒于韩说，善文能诗。学医初从王居中攻《素问》、《难经》，订正《素问》，按脏象、经络、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脉、针刺、阴阳、标本、运气、荟萃12项类聚经文，集为《读素问钞》。订误、疏义《难经》，撰《难经本义》。复取诸家所长，医术锐进。后从高洞阳学针灸，确定人体647个穴位，能用针砭法治疗难产等多种病症。精于诊而审于方，针灸、药剂并用，尤长妇科。尝谓“医莫先于脉”，撰《诊家枢要》，类列29脉，颇有发挥。又采《素问》、《灵枢》等经穴专论，著《十四经发挥》，后为针灸取穴依据。所著《麻疹全书》提出用检查“口腔黏膜斑”诊断早期麻疹患儿，较欧洲人“科氏斑”发现早几个世纪。晚年自号撄宁生，容色仍如童孺，好饮酒，83岁卒。尚著有《撄宁生要方》、《痔瘘篇》、《滑氏脉诀》、《撄宁生补泻心要》、《滑氏方脉》、《滑氏医韵》、《滑伯仁正人明堂图》等。今余姚龙泉山有滑寿亭，余姚镇有滑寿路。

卢铸之

卢铸之（1876～1963），名禹臣，晚号金寿老人。四川省德阳市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少年时先随其姑父清代德阳著名儒医颜龙臣学文学医，曾与光绪末年四川状元骆元骧为学馆师兄弟。卢铸之曾中秀才，经史子集根底深厚，因见八股文不能济世，加之体弱多病，故弃举子业而发奋学医。卢氏资质聪颖，好学深思，为开扩其视野，使之学有所成，其师颜龙臣于清光绪中叶，又亲率卢氏赴成都拜清代名医郑钦安先生为师。其后，卢氏随郑钦安学医达11年之久。

业成，乃遵师命游历四方，足迹遍及全国20余省，一面用其师所授之法为患者除疾，一面考察各地人体体质状况、生活习惯、水土气候，研究各种药物的栽培、炮炙、性味、功用及其相互关系，历时3年。返回成都后，始于光绪末年开设“养正医馆”而悬壶成都。

卢铸之从医70余年，医术精湛，中医临床各科学验俱丰，治病疗效卓著、数愈危急、岁无虚日。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他继承祖辈和郑师医德遗风，患者无论贫富，均一视同仁，悉心诊治。尤为可贵之处，还在于卢氏能毫无保留地将其一生的宝贵经验献之于卢铸之治学严谨，一生致力经典著作和颜、郑二师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他兼收并蓄，锐意图强，敢于创新。他强调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擅长运用姜（生、干姜）、桂（桂枝、肉挂）、附（生、熟附子）等辛温扶阳重剂，从而在学术上自成一家，在医林中独树一帜。他30余岁就被时人尊称为“卢火神”而钦誉巴蜀内外。齐白石曾为之镌刻“金寿老人”名章馈赠。解放后。卢氏曾被提名调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任职，但他因年高力衰，而恳辞未任。1958年他受聘于四川省委党校医院，定为卫级一级。

卢铸之学识渊博，寝馈于《周易》、《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及仲景、钦安立法处方之旨趣，旁及诸家之学，兼取所长，又颇多新的见解，熔古今于一炉，积数十年之识见，著有《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金匮要略恒解》、《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本经药性配合阐述》等著作，并撰有《卢氏治疗肿痨的理论方法》、《卢氏对症瘕痞块的理论研讨》、《子宫瘤癌论治》、《心脏病论治》、《水肿论治》、《感冒论治》、《附片之用法》等百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