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江西弋阳人。1919年考入南昌江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江西最早的党员之 一。

1924年国共合作后,方志敏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主席等职,对开创江西的农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到赣东北地区,开始了重建中共组织、组织武装暴动的革命斗争。1927年11月,方志敏在弋阳窑头村发起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共产党代表会议,决定在赣东北发动农民举行年关暴动, 并成立了五县共产党委员会和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方志敏被选任书记和总指挥。1928年1 月, 方志敏与黄道、邵式平一起领导了弋 (阳) 横(峰)农民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1928年夏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29年4月又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并成立了中共弋阳中心县委。随后,方志敏率工农军转战于信江流域, 开辟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930年7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闽北根据地并入赣东北, 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 由方志敏任军长。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方志敏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一时期,方志敏曾与中共内部的“左”倾错误路线作过坚决的斗争,对巩固和发展赣东北根据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2年底, 赣东北根据地扩展到闽浙赣三省, 中共中央鉴于新的形势,遂改赣东北省为闽浙赣省,旋任命方志敏为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0月,由红七军团改组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赣根据地, 和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之后,方志敏率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至皖南,遭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苦战两月受挫。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在撤回赣东北途中被七倍之敌围困于江西怀玉山区,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 除一部突围外,一部被俘,大部牺牲。方志敏被俘后押往南昌,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并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反映崇高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同年8月6日在南昌被秘密杀害。

迈内克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又译梅尼克。 1862年10月20日-1954年02月06日)德国历史学家。生于萨茨威德尔。早年曾在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历史学。1887—1901年在普鲁士档案文献馆工作。1901—1906年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906—1914年任弗赖堡大学教授。1914年转任柏林大学终身教授。1896—1934年任《历史杂志》主编。所著第一部理论性著作《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于1908年问世,在德国史学界影响较大。1924年完成《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一书。在纳粹统治下,因坚持反法西斯观点受到迫害。1932年辞去柏林大学教授职务,1935年辞去《历史杂志》主编职务。专门从事历史学研究。1936年完成另一部史学巨著《历史主义的兴起》。1946年,完成压卷之作《德国的浩劫》。1954年2月6日在柏林去世。

黄裳

黄裳（1044一1130），字冕仲,号演山,又号紫玄翁,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元丰五年,举进士第一,历越州签判。元祐元年,为大宗正丞,迁校书郎。六年,转集贤校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八。绍圣四年,试兵部侍郎。元符二年,兼吏部侍郎。徽宗即位,转礼部侍郎,进礼部尚书。崇宁中,历知青、颖、郓诸州,落职提举杭州洞胃宫(《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政和四年,起知福州。宣和七年,进端明殿学士,再领宫祠。建炎二年致仕,次年卒,年八十七,谥忠文。黄裳初未尝知名,以神宗亲攉为第一,故而以文章鸣于世,自序其文云:“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演山居士新词序》)清翁方纲谓其“诗格虽不高,而颇有疏奇处。”(《石洲诗话》卷三)。《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他“诗文俱骨力坚劲,不为委靡之音”,“往往爱作尘外语”(卷一五五)。其诗颇有宋诗好议论的特色,而议论却不甚深刻,象《昭君行》、《燕子楼》等古风,议论尚未超过同时诗人;有一些诗借物喻人,如《喧犬行》、《懵鹰行》《巧蛛行》,反而颇有寓意。一些写景吟物诗,像“望尽天垂地,吟馀色入空”(《题望远楼》),“江上忽含烟雨意,数峰还在有无中”(《延平阁闲望》),“晓来烂熳惊人眼,只谓寒林是雪天”(《梅花》),清新有致,耐人寻味。黄裳的著述,其自编为集的有《言意文集》、《演山居士新词》、《书意集》、《长乐诗集》(见其文集自序),均不存。又有《演山集》四十卷,以所居之山名集,收其未及第前之诗文,南宋乾道间其子黄玠增补其仕宦后之作,编为六十卷,今存明影宋抄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四库全书》本。后人自黄裳文集中抄出词单行,现存《演山先生词》二卷,有清钞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五十馀首。《全宋诗》卷九三五至九四七录其诗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二四五至二二四七收其文二十三卷。事迹见《黄公神道碑》(《演山先生集》附录)、《宋史翼》卷二六。

黄佐

黄佐（1490-1566）明学者、理学家。字才伯，号泰泉。香山(今广东中山)人。生于孝宗弘治三年，卒于世宗嘉靖四十年。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爲江西提学佥事。曾弃官归养，后又以编修兼司谏，擢侍读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旋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卒后赠礼部右侍郎，諡文裕。

与王守仁相结交，但学术观点不同，论知行合一之旨，二人数相辨难。学宗程朱，“以博约为宗旨，博学于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约之以礼，归其根则千枝万叶，受泽而结实者也。博而反约于心，则视听言动之中礼，喜怒哀乐之中节，彝论经权之中道，一以贯之而无遗矣”(《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五》)。但于理气之说，独持一论，既反对“理在气先”说，也反对“理在气后”说，而主“理即气”说，指出： “理即气也，气之有条不可离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盖道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分阴分阳，则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闢，一升一降，循环无已。……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论说·原理》)。“岂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气以行，如人乘马者哉?”(《与林兆泉上元书》)在道、器关係上，指出：“盖道非无形也，无形则与器离而不合，岂非窈冥昏默之说乎”，“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即谓之器矣”(《与王分源任用》)，“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即谓之道矣”(同上)。主张道器之分，认爲“不分道器，则混精粗于一矣; 不知上下，则歧有无而二之矣”(同上)。在理、欲关係问题上，主张“天理为人欲所间，则恻隐之心所以生生者，亦无复全矣”，提倡“人必存养克治，然复天理浑然而无间也”(《论说·求仁论》)。在知、行关係上，反对 “以知为行，而无复存养省察之功”，赞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祇是未知”(《答汪方塘思》)之说。指斥“良知”说是“本于心之知觉，实由佛氏”，认为王守仁“祇是一念良知，彻首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的说法，实即“《金刚经》不生不灭，入涅槃觉”(《与徐养斋》)之说。认为老子与庄子注重内圣外王之道，则“颇合吾儒”(《与崔洹野》)。提倡“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说·原学》)。主张“必致知而力行，守约而施博，于达道达德” (《覆林见素》)，反对道学“未尝读书，而索之空寂杳冥，无由贯彻物理，而徒曰致知，则物既弗格矣，无由反身而诚，则乐处于何而得哉?” (《与何燕泉》)。倡导“学必读书，然后爲学，问必听受师友，然后爲问”，指斥“驾言浮谈，但曰 ‘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是“野狐禅”(同上)。对《礼》颇有见地，其解《礼》著作“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作中，犹爲有用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著作颇丰，主要有《泰泉乡礼》、《乐典》、《革除遗事节本》、《广州人物传》、《嘉靖广西通志》、《翰林记》、《南痈志》、《庸言》、《泰泉集》、《六艺流别》。

正果法师

正果法师（1913～1987年），现代佛学高僧,四川自贡人。1932年在四川新都宝光寺剃发,1934年在成都文殊院受比丘戒。后在重庆华岩寺天台教理院学习,1936—1942年在当时佛教最高学府——汉藏教理院学习,师从太虚法师。毕业后留校任教。1950年到北京北海菩提学会从事文字翻译工作。1954年任三时学会研究部主任。1956年至中国佛学院任教,历任教席、教务主任、副院长。曾任北京广济寺住持,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副秘书长、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从事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事业数十年,对佛学思想体系、唯识学、禅宗均有精深研究,尤长于唯实学。著有《佛教基本知识》、《辨了不了讲义》、《禅宗大义》、《止观述要》等。

谷梁赤

谷梁赤（生卒年不详）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家。战国时鲁国人。姓谷梁，名赤。一说名俶，字元始。一说名喜。一说名嘉。一说名寘。其名有多种说法,王充《论衡》以为名寘;桓谭《新论》与应劭《风俗通》认为名赤;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字元始;颜师古《汉书注》以为名喜;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以为名俶,一名赤,字元始。相传为孔门弟子子夏的学生，得其真传。阐释儒家经典《春秋》，并转授其徒。后传弟子根据其口述记录，在西汉时著录成书，即《春秋谷梁传》。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历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释《春秋》，以为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诸侯与正不与贤;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后世常加以阐发，作为议论时政或托古改制的工具。

叶嘉莹

叶嘉莹，笔名迦陵，女，1924年生。1941年进入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学习，从著名词学家顾随(羡季)先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顾随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敏锐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给予叶氏以很大影响。1945年叶氏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去台湾，在台湾大学等校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开始发表有关学术论文与专著。60年代后期曾应邀赴美讲学，并从事学术研究。此后赴加拿大，加入加拿大籍，现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自70年代后期起，叶氏多次回国探亲、讲学，并与国内学者合作进行学术研究。三十多年来，叶氏在台湾、香港等地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多部学术专著，这些著作近年来在国内都得到了出版，计有《迦陵谈词》(1970)、《迦陵论词丛稿》(1980)、《迦陵论诗丛稿》(1984)、《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1980)、《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1977)、《杜甫<秋兴八首>集说》(1966)、《灵溪词说》(与缪钺合撰，1987)等。

《迦陵论诗丛稿》收入作者自1957年至1981年期间撰写的中国古典诗歌和诗论方面的论文十四篇，包括《中国诗体之演进》、《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旧诗新演——李义山<燕台四首>》、《李义山<海上谣>与桂林山水及当日政局》、《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中国旧诗》、《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赋、比、兴”说》等。作者论诗之标准一如其论词，而于古代诗人中最推崇陶渊明、杜甫、李商隐，其言曰：“在中国所有的旧诗人中，如果以‘人’与‘诗’质地的真淳莹澈而言，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位作者;如果以感情与功力之博大深厚足以集大成而言，自当推杜甫为第一位作者;而如果以感受之精微锐敏、心意之窈眇幽微，足以透出于现实之外而深入于某一属于心灵之梦幻的境界而言，自当推李义山为第一位作者。”

关于治学方法，叶氏曾说：“对于诗歌的评赏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的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知。”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治学方法，使她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林顿

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年2月27日-1953年12月24日），美国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1893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953年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去世。他是把心理学和人种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

R·林顿起初对考古学极感兴趣，他曾先后于1912年至1917年在新墨西哥，1915年在新泽西州，1916年在伊利诺斯州，1919年在科罗拉多州，1920至1921年在马奎斯(Marquises)岛参加了实地考察。1922年林顿任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种学助理馆长，1928年任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在1922至1937年的这个时间里，林顿参加了多次人种学考察的远征。他到过马达加斯加，并曾对那里的贝齐寮人(Betsileos)和塔纳拉(Tanalas)人进行研究;1928年他还到过南非，1934年在俄克拉荷马(Oklahoma)时对科曼奇(Comanches)人也很感兴趣。从1937年到1946年他曾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在那里接替了弗朗兹·博厄斯的职位，后来又去纽约耶鲁大学执教直至去世。

林顿批判地继承了A·卡丁纳(1891年出生)的关于基本性格的概念。他通过引进“社会身分”或者勿宁说“身分的性格”补充了基本性格这一概念。卡丁纳认为社会身分及其在基本性格里所起的作用是必要的心理分析机制，而林顿却认为比这种说法更重要。从一诞生时起就有一些身分加在我们身上：如阶级的或种姓的身分，男的或女的身分等等。还有一些是我们能取得的身分，如职业、选择社会集团等等，因为这些至少部分地依赖我们的主动性。我们的态度首先是受所属的阶级制约的，并且差不多在童年过后就形成了。林顿在他的作品《人的研究》里对某些概念做了解释，他指出“共相”是社会里全部健康的成年人所共有的;“专长”则是社会中特定的、公认的范畴里的成员所独有的;至于“抉择”是指允许个人在一定的情况下，就一定的目的而言进行某种选择。(……)但问题还在于头等的或次等的文化因素，“塑造”包含有强制的与有效的辩证法，而典型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

林顿是将心理学和人种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作品都与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和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在大约1930年创立的心理人类学有联系。在林顿的著作中首先应提出的有：《人的研究》(1936年，这本人类学的经典作品曾被Yvette Delsault 于1963年译成法文，由Paris，Ed.de Minuit出版，并附林顿的著作目录)。此外，他的作品还有：《个性的文化基础》(1945年版，1959年A.Lyotard译成法文，Paris，Dunod出版)，《文化和精神错乱》(1956年，遗作，斯普林菲尔德，Charles C.Thomas出版)。

金富轼

金富轼（朝鲜语：김부식，1075年—1151年），高丽时期学者、文学家。字立之，号雷川。本籍庆州。生于开京(今开城)一官僚家庭，父兄皆为知名文人。肃宗朝文科及第。历任宝文阁待制、翰林学士、门下侍中、平章事等职。1122年，当他任宝文阁待制之时，国王的外戚李资谦做了一些背离君臣之礼的行动，由于金富轼不畏权势的直言忠告，使李深受感动，痛改前非。1124年任礼部侍郎，1126年任御使大夫平章寺。这时，以妙清为首的西京派，为争取国王，掌握政权，力主迁都西京(今平壤)。王从其言，决定迁都。而金富轼等以儒教为正统的开京派极力反对迁都。1134年，他上书国王，反对迁都。王又从其言，不复迁都。1135年，妙清等西京派发动叛乱。金富轼任元帅率兵平定妙清之乱。后因功封为输忠定难清国功臣。

1145年，他奉仁宗之命编纂《三国史记》。这是一部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史籍。他参阅朝鲜古代《旧三国史》、《留记》等大量文献资料和中国的《通典》、《册府元龟》等古籍，并吸收一些民间传说，采用纪传体形式写成。全书共50卷，分本纪、志、年表、列传4部分，较详尽地记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和新罗统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三国史记》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金富轼再创作的传记，记载了军事将领、爱国英雄、官吏、文人学士、艺术家、普通平民等50余人的事迹。其中著名的有描写历代名将的《全庾信传》、《乙支文德传》等，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描写平民百姓的智慧的《都弥传》、《薛氏传》等，记述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的《朴堤上传》、《官昌传》、《阶伯传》、《温达传》，反映文人学士、艺术家事迹的《崔致远传》、《强首传》、《百结先生传》、《金生传》等。《三国史记》还保存了三国时期的一些诗歌，如崔致远的《乡乐杂咏》等。

金富轼还有20卷文集，但已失传。1146年，他被封为乐浪郡开国侯，在毅宗年间(1146～1170)主持编纂《仁宗实录》，《睿宗实录》，同他一起参加编写的有朴升中、郑克永等人。在高丽中期的诗坛上，他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不尚绮丽，却以情真意切著称。代表作有《征西军幕有感》、《结绮宫》、《甘露寺次韵》等。他为义天题过碑文，又写过《真乐公重修清平山文殊院记》等。

中国宋人徐兢在出使高丽时结识了金富轼，很推崇他的诗文和学识。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他作了介绍，载有他的世系，并附有画像(原书中的画像已失传)。金富轼两次出使中国，第2次中途受阻而返。1151年去世，谥文烈。

刘铭传

刘铭传（1836年9月7日—1896年1月12日）清末淮军将领。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人。1854年太平军西征入安徽，刘铭传在籍办团练，配合清军作战。1854年协助湘军攻陷六安，并出兵接应寿州清军，授千总。1862年，乘李鸿章赴上海路过安徽之机，率部往投，被编为淮军“铭字营”。旋转战苏南、浙北，以凶悍善战，累升副将、总兵。次年擢记名提督。他谙悉洋兵战术、装备洋枪洋炮、以洋操训练部队，为淮军中之劲旅。太平天国失败后，率兵附曾国藩、李鸿章“剿捻”，1865年擢直隶提督，先后在山东、湖北、河南镇压捻军。1867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军务后，派刘率部专事镇压东捻。为清政府扼杀捻军立下“首功”，特授一等男爵。因治军有方，清廷曾明令各省效法刘铭传的练兵方式。1868年10月，奉命督办陕西军务，率部镇压陕西回民起义。后以病回籍，因得暇饮览西书，眼界为之一开。1880年曾上疏，提出借洋债兴铁路，以利漕运及工矿商业发展的建议，后因遭顽固派的反对，所议均不得行。中法战争爆发后，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此间他所提出的海口设防、筹建海军、健全兵工厂、购置军械、设局译刻西方图书等十项建议，多见实施。在他长达八个月的抗法战争中，屡挫敌焰，歼敌亦众，仅沪尾一役，即毙敌四百余人，使侵略者占领台湾的图谋未能得逞。1884年10月授福建巡抚。次年台湾建省，改任台湾巡抚。任内，整顿吏治、丈田清赋、建炮台、兴铁路、创办新式学堂。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防务建设。1890年，加兵部尚书衔，兼海军衙门帮办。次年因病去职。1895年病逝。谥“壮肃”。著有《刘壮肃公奏议》。

李涵秋

李涵秋(1873～1923)，清末民初文学家。名应漳，以字行，别署沁香阁主、韵花馆主、娱萱室主。江苏江都人。其父朗卿以经营烟店为业。涵秋六岁入塾读书，性喜小说。七岁丧父，烟店为店伙吞没，赖叔父星伯之助，不致冻饿。十二岁即能做千字之文。继又师事同邑李石泉、李国柱。以家贫故，十七岁即设帐授徒。光绪二十年(1894)应童试，以第四名中秀才。次年岁考，又以第一名食廪。二十八年就馆于安庆。三十年应聘赴湖北武昌，在湖北清丈局总办李石泉府上坐馆。次年写成自传性言情小说《双花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三十三年，因参与笔战，被对手诬为革命党，几成冤狱。宣统元年(1909)冬，李石泉辞官归里，李涵秋亦随之返乡，仍在李府教馆。次年应两淮高等小学聘，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宣统三年扬州光复后，一度兼任民政署秘书长。1913年应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之聘，兼任国文、历史教员。1920年辞去教职，倾全力于写作。1921年应聘赴上海，兼任《时报》附刊《小时报》和《小说时报》主编，因不惯洋场生活，于次年辞职返乡，仍事写作。1923年5月13日(旧历三月二十八日)以脑溢血暴卒，终年五十岁。李涵秋是近代多产作家之一，仅长篇小说即有三十余部，总计约近千万言。在其创作的旺盛时期，曾同时为五家报刊撰写五部长篇连载小说，均能准时交稿。作品多社会小说，是公认的近代社会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有“第一小说名家”之誉。代表作品为《广陵潮》、《侠凤奇缘》、《战地莺花录》。其他小说尚有《爱克司光录》、《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怪家庭》、《好青年》、《众生相》、《雏鸳影》、《魅镜》、《姊妹花骨》等。短篇小说辑为《沁香阁笔记》。又工诗、文、书、画、篆刻，十七岁至三十六岁即有诗稿十八册，仅有部分散见于当时报刊，余皆散佚。生平事迹见李镜安《先兄涵秋事略》(《半月》第二卷第二十期)、贡少芹《李涵秋》(1923年12月天忏室出版局印行)、李涵秋《小沧桑志——十六岁至二十五岁》(贡少芹《李涵秋》附)等。

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年4月3日-1859年11月28日），美国作家。生在纽约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是苏格兰移民,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欧文早年学习法律,在哥哥的影响下对文学发生兴趣。1807—1808年与哥哥威廉和姐夫约·波尔丁一起出版代表联邦主义观点的定期文集《萨尔马贡迪》。1809年化名尼克博克出版《纽约外史》一书,这是一部滑稽幽默作品, 使作者一举成名。1815年赴欧,协助家庭在利物浦经营五金生意。欧文旅居欧洲达17年之久,到过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同时坚持写作,陆续出版《见闻录》(1819～1820)、《布雷斯布里奇田庄》(1822)、《一个旅行者的故事》(1824)、《哥伦布传》(1828)、《格兰那达经略史》(1829)、《阿尔罕伯传》(1832)等书,在欧洲各国享有盛誉。1832年回国,致力于写作反映美国生活的作品,先后出版《草原游记》(1832)、《阿斯托利亚》(1836)、《丛山峻岭》(1837)等书。1842～1846年再度赴欧,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回国后埋头写作名人传记:《哥尔德斯密传》(1846)、《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1849)和《华盛顿传》(1855～1859)。欧文是美国独立以后第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他的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创造性地运用民间文学题材,为美国“童年”时期描绘出浪漫主义的画像。他的作品富于幽默感和想象力,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后来的美国文学发生了重要影响。

沈起予

沈起予（1903年1月—1970年1月），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四川省巴县人。从小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山村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重庆巴县中学。1920年赴日本东京求学。初在高等预备学校及高等学校学习,后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文学,直至1927年。此期间,日本及西欧文学艺术各流派的思潮、倾向和成就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创造社,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8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执教期间,发表以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人民中间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飞露》。1929年再次赴日,仅一年,便在日本反动派的迫害下提前回国。1930年1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投入左翼文化运动。从此专事文学创作和翻译。1931年,他的译作《欧洲文学发展史》由开明书店出版,不久,又译左拉的《酒场》,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广西桂林良丰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一年,回到上海。1935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表现青年追求革命的中篇小说《残碑》和短篇小说集《火线内》。1936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主编当时有影响的《光明》半月刊至1937年。其间,发表文艺讲话小册子《怎样阅读文艺作品》(三联书店),比较通俗地介绍了文艺理论知识。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上海至重庆。1938年,曾先后主编在重庆刊行的进步报纸《新蜀报》副刊和《新民晚报》副刊。是年,在《新蜀报》连载了《抗战回忆录》。1939年至1940年夏,在重庆日俘收容所做组织日俘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写反映日俘思想转变过程的报告文学《人性的恢复》,又译了日本左翼作家鹿地的同一题材的小说《我们七个人》,于1941年出版。抗战胜利后,主持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的日常工作,积极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欧洲文艺理论名著《艺术哲学》。同年下半年,离重庆,经由香港到北京。1949年,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上海后,任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编辑。加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总会。1950年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被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51年起,因患重病而停止了工作。1970年去世。

林则徐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字少穆，又字元抚、石麟，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人，父林宾日。3岁时，被父亲带到自己开的私塾里读书，7岁时开始写八股文，12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府试。1804年通过乡试成为举人，时年19岁。他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邀请，任司书; 又受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在其处呆了4年，还曾教过书。181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授编修。1820年，他首次出任地方官，由翰林院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又转任杭嘉湖道。历任两浙盐运使、淮海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河南、湖北、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和江苏巡抚等职。他为官清廉，秉公职守，大力改革。灾荒年份，他对饥民不以派兵镇压的方式，而是救灾放赈，以 “义仓”、“贷牛”、“为民请命” 等办法来解决; 他对贪污受贿、办事不力的官员严惩不怠; 认为农业的发展应首先兴修好水利工程。1836年，他署理两湖总督和湖广总督，厉行禁烟，配制戒烟药丸，收缴鸦片及烟具，收到了很大成效。在武汉查获烟土1200余斤，在两湖缴烟枪4300支。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以 《请严塞漏请求以培国本折》，请求禁烟。朝廷内外一片禁烟之声，林则徐是最坚决支持的一个。11月，他写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一文上奏道光，主张对外杜绝走私，对内重治吸食，并指出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茫茫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受震动，12月，令其入京讨论查禁事宜。经过几次召见，于月底任命林为饮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1月8日，林从南京启程。一路上，他深入调查，于3月10日抵广州。英国鸦片商溜走，伶仃洋面运烟的趸船22艘企图逃走，被林派水师制止。两广总督邓廷桢原来在禁烟问题上属驰禁派，但逐渐改变了观点。林赴广州途中，他给林写了封信，立誓道： “所不同心者有如海”，“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自此，他成为林禁烟的有力支持者。林到广州后，与邓延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走私的不法水师官弁。先召粤秀、越化、羊城书院肄业生数百人，以检查学业为名，关起来考试，在试卷中夹纸条，提出要调查了解的问题，让学生以个人所知，详细答出。问题有大窑口、零星贩户的姓名、地址，所见所闻，禁烟办法等。结果，一下就掌握了走私、贩卖、受贿等内幕。18日，林传集怡和银行的伍绍荣等13行洋商，宣布谕贴，令其转谕各外商公司报明所存烟数，并于三日内将趸船上的鸦片尽数缴出，同时令其出具甘结： “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他在谕帖中还说： “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英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暗中破坏。24日晚，指使大鸦片商颠地逃跑，被我军民阻于洋馆，林下令停止贸易，派兵严密围住洋馆，从馆中撤出中国人，断绝洋馆与趸船的交通。27日，又晓谕英商以论理、法、情、势，都应永绝贩烟。义律最终不得不屈服，让鸦片贩子们交出了鸦片。林则徐共收缴鸦片19181箱又2119袋，计2376254斤 (另说为22083箱)。6月3日起，林、邓二人督率文武官员，共同查核，目击烧毁，开始了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在虎门海滩设两个巨大的销化池，用盐和石灰卤化的办法，至25日止，将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此后，林宣布开放中英正常贸易，英却准备武装侵华。林遂令关天培备战，他还察看海口形势，安设木排铁链，添设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各国重五至八九千斤的大炮二三百尊，排列珠江口两岸，又整顿水陆军，以旧洋船为式样，令官兵演习攻首尾、跃中舱，并派兵防守沿海海岸和海岛，带大量毒药，以便在必要时投入溪泉，令敌人无法饮水。他还相信民心可用，认为 “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夷命而余”，他招募包括枭徒在内的民众5000人组成水勇以协助水师作战。7月7日，英水手行凶杀死我村民林维喜，林则徐严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不干。8月7日，林下令 “禁绝英夷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9月上旬，义律率兵船一艘，武装商船10艘，向九龙山口岸巡船三艘开炮，巡船奋勇还击，岸上炮台开炮支援，交战10小时，击翻英双桅飞船一艘，打死英兵17人，我方伤亡8人。11月初，英两商船要到广州正常交易进口，义律派舰到穿鼻洋面阻止，林令水师保护英商船进港，英舰开炮，关天培亲自督战，激战两小时，击伤一英舰。后，道光下令禁止中英贸易，林上书要求区分奸良，不能一概而论。但道光不听，林只得照办，于12月6日封港。后调林为两江总督负责漕运。但因形势变化，又于1840年1月任其为两广总督，邓延桢则改为闽浙总督。林张贴 《英夷鸱张安民告示》 道： “如英夷兵船一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凡杀白头鬼一名，赏洋银100元，凡杀黑鬼子一名，赏洋银50元。”

1840年6月，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侵华正副全权代表，率4000多侵略军和40多艘军舰抵达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林则徐海防严密，英国侵略者无法进犯，转攻厦门，又被邓延桢打退。7月5日，英军转而攻下浙江定海，8月入天津海口，到白河口投书恫吓清廷，道光派直隶总督琦善去谈判。琦善向英保证，只要英撤回广东，就查办林则徐。9月，英军退，9月17日，道光将林革职查办，次年4月，林又被任命赴浙江镇海军营协办事务。他到任后，积极与两江总督裕谦等筹办浙江海防。7月，又被遣戍新疆伊犁效力 “赎罪”，只得挥泪离开前线。

1842年12月下旬，林则徐抵伊犁，带领当地人民在两三年间开荒近百万亩，还兴修水利，创造了 “坎儿井”。因而，“坎儿井”，又称 “林公井”。他还觉察到了沙俄的野心，指出： “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1845年10月，林则徐获释。后来又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镇压过西宁藏民、陕西回民、云南回民和彝民起义。1850年11月，任饮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军，途中病逝。

林则徐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领导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尽管禁烟最终失败了，但这并不是林则徐所致。应该说，他的措施是有效的。可是，以道光为首的统治阶级狂妄自大，盲目吹嘘什么天朝国威，不认真备战。林则徐5次上书要求降旨沿海各省布防，可除了邓延桢等少数将领外，其余人等在禁烟上均为妥协派或驰禁派，对备战不予重视。结果，可以看到，凡认真布防，积极备战者，如林则徐、邓延桢，其所在省都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敌人只有从未好好设防的省份才能乘隙攻入。可见，当时如果全国上下同心心德，是绝对可以赶走侵略者的，而道光等人一见战事失利，又大恐夷人船坚炮利，攻之难以取胜，从而乞降求和。这才是鸦片战争失败的最终原因。做为处在国势衰落时期的清朝官员，林则徐起先也曾有盲目自大之时，认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认为外国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就无以为命; 见到英军装束，认为 “夷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但他很快就改变了看法，认识到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从而力主向外国学习。他在广东禁烟时，设立译馆，“所得夷书，就地翻译”，“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还编辑了 《华事夷言》、《四洲志》 等书，介绍西方地理、历史和政治。他还购置西洋大炮、舰船，学习其技术，他从美国人手中买下英商船 “剑桥” 号改成战舰。1840年春，还仿欧式舰船，捐资制成两艘双桅战舰，并搜集、绘制8种新式船图，提出建新式海军的主张; 他还请道光以广东税收兴办新式军事工业，为求 “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却被道光斥为 “一派胡言” 而作罢。林则徐的这些主张，使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 “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在广东禁烟时，林则徐坚持立场，拒绝了英国人的贿赂。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巨型浮雕上，第一幅就是由他领导的那场举世闻名的禁烟运动。

王鹏运

王鹏运（1849年—1904年），因其父王必达号霞轩,故字幼霞,一作佑遐，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又号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人。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同治九年(1870)举人。十三年，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光绪十九年(1893)，授监察御史，升礼科掌印给事中。居谏垣十年，抗直敢言，疏上数十，大多关系政要，弹劾无所规避，尤以甲午之战时三争和议，上书拒和而闻于朝。倾向维新变法，屡代康有为上疏。又列名京师强学会，奏请讲求商务、开办矿业以求“民生自富”，请开京师大学堂等。二十二年，为光绪帝奉慈禧驻跸颐和园事，疏陈值此“财匮民离、敌骄国辱”之时请暂缓，几遭严谴，赖翁同龢为请得免。戊戌政变起，虽获自保而终怀郁郁。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与朱祖谋、刘福姚集宣武门外寓宅，填词以寄悲愤，成《庚子秋词》二卷。二十八年请南归，居扬州，主仪董学堂。三十年，道经苏州，病卒。

王鹏运毕生致力于词。初问词学于端木埰。复精研晚唐、宋、元诸名家词，浸淫王沂孙、辛弃疾、吴文英诸家。自谓“私心窃比，乃在南宋诸贤”(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朱祖谋以为其词“导源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半塘定稿序》)。而身处时艰，不得用世，“当沉顿幽忧之际，不得已而托之倚声”(《味梨集后序》)，故所作多关时事，叹国势陵夷，悲遭际坎，“幻眇而沉郁，义隐而指远”(钟德祥《半塘定稿序》)，遂“冶众制于一炉，运悲壮于沉郁”(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自成一家。其于词论倡“重、拙、大”之说。又汇刻《花间集》迄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自鹏运以大词人从事于此，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同上)。其成就于晚清词学中兴影响甚巨，朱祖谋、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均受其引导。龙榆生称“其词学承常州词派之余绪而发扬光大之，以开清季诸家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叶恭绰亦谓“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广箧中词》)，为清季四大词人之冠。著有《袖墨词》、《虫秋词》、《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九种，总名《半塘词稿》。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二卷、《半塘剩稿》一卷。校刻《四印斋所刻词》二一种，另辑《宋元三十一家词》、《梦窗甲乙丙丁稿》、《樵歌》、《草窗词》四种。生平事迹见况周颐《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碑传集补》卷一○)、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暨南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集)。

徐积

徐积（1028—1103年6月7日），字仲车，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早年尝从胡瑗学。治平二年，登进士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中年患疾，耳聩不能出仕，屏处乡里，而四方事无不知晓。元祐初，以近臣举荐，授扬州司户参军、楚州教授。转和州防御推官，改宣德郎。崇宁二年，监西京嵩山中岳庙。卒，年七十六(王资深《节孝先生行状》)。政和六年，赐谥节孝处士。徐积以孝行闻，苏轼称其为“古之独行也，於陵仲子不能过，然其诗文则怪而放，如玉川子”(《苏轼文集》卷七二)。后人对其诗文评价颇有差异。清人贺裳举其“关西夫子虽迟暮，行笑行吟正安步。菑川海上牧羊儿，解说公孙放豚去”(《送王潜圣》)，“勤穿冻地缘栽竹，喜占明窗为著书”(《和路朝奉新居》)，《管春风》诸诗，以为磊落中有风度，雄快劲正，具有唐人风韵(《载酒园诗话》、《历代诗发》卷二六)。而王士禛却谓徐积之文“率拙而碎，殊不成章，诗尤多笑柄”(《跋徐节孝集》)。翁方纲列举其《月食》、《大河上天章公顾子敦》、《李太白杂言》诸诗，谓蹊径浅露，无律无节，空自叫嚣(《石洲诗话》卷三)。《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文“雅俗兼陈”，瑕瑜互见，“奇谲恣肆，不主故常”，“纵逸自如，不可绳以格律……而大致纯正”(卷一五三)。这一评价褒贬较为确切。如其以“仙”命名之诗，草率成篇，确为浅露鄙拙。著有《节孝集》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现存《节孝先生文集》三十卷，附《语录》一卷、《事实》一卷，有明嘉靖四十四年刊本、明抄本、康熙丙子刊本、《四库全书》本、宣统三年重刊本。《全宋诗》卷六三三至六五九录其诗二十七卷。《全宋文》卷一六一六至一六一八收其文三卷。事迹见《节孝事实》(《节孝集》卷首附)、《东都事略》卷一一七、《宋史》卷四五九本传。清人段朝端编有《宋徐节孝先生年谱》一卷。

申不害

申不害 (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地(今河南荥阳市京襄城村)人。是战国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申子》一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有两篇,《汉书·艺文志》说有六篇,但都早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就只有唐朝魏征辑录的《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 《大体篇》 了。

申不害的主要政治活动在韩国,三晋中的韩国，地处黄河中游，西与强秦为邻，北边和东北与魏接壤，南面是强大的楚国，夹在三个大国之间，无力向外扩张，防守之力亦不足，不时挨打，特别是西边的秦国，屡屡出兵进犯，攻城掠地。

到韩国第六代国君韩昭侯(前362—前333年在位)时，决心变法图强，振兴韩国。

国君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一个人是难以处理繁杂的国务的，特别是变法，更需有人辅佐，出谋划策，废旧立新。韩昭侯相中的助手姓申名不害。

申不害其人，史籍记载阙如，司马迁把他附在《老子韩非列传》，写他的仅有区区69字!从司马迁简单的记载中，我们知道：申不害是郑国京邑(今河南荥阳)人，出身比较低微，做过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弃官研究学术，游说韩昭侯，被拜为国相，在韩国主持变法，前后凡15年。著书两篇，名曰《申子》，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遗憾的是，《申子》一书后来佚亡，今天我们仅能从《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群书治要》及《太平御览》等书中见到片言只语。后人从这些古籍中辑录的《申子》，已非原来的《申子》了。

从残存的《申子》中，我们可以窥见申不害的思想倾向，以及他在韩国变法的政治主张、措施。

申不害是个法家，特别重视“法”和“术”，故有人称他为“法术士”。“法”，即法治;“术”，即君主所执的权术。他在辅佐韩昭侯时，曾努力把他的法治付诸实践。他认为君主治国，务要明法察令，有了法，才能够约束臣下的行为;有了法，就要依法办事，任何人都不得例外。不依法办事，随心所欲，就会把国家搞乱。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他也特别重视“术”的作用，用术去推行改革，贯彻法治。他主张君主集权于一身，把官吏的设置、任免、考核、赏罚以及生杀大权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君主要深藏不露，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心思和弱点;臣下猜不透君主的意图，就不会投君主所好，弄虚作假，只有尽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经济上，申不害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特别注重农业生产，认为要想达到国富民安，就必须有充足的粮食。重农，是他经济改革的特色。

韩昭侯八年(前355)，任用申不害为相，主持变法。申不害的思想主张在他相韩的15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韩国因此而有所发展，国力有所增强，诸侯不敢加兵。

但是，申不害颁行了一些新法，却没有废止旧的制度，这不仅使新、旧之间有抵牾，且让官民无所适从。另一方面，韩国的旧势力较大，新法难以推行，就连韩昭侯本人也信心不足，无可奈何地对申不害说：“新法难以推行啊!”因此，申不害的改革收效不大，远不如楚、魏、齐、秦等国的改革。

申不害在韩国做了15年丞相，病死于韩国。

这大约是周显王三十年(前339)的事。

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虽然不很成功，但他的思想却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法”、“术”理论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法家集大成人物韩非即以“法”、“术”和“势”(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其思想的主要构成。因此，申不害是法家的先驱人物之一。

朱淑真

朱淑真，宋代著名女诗人、女词人。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一说海宁(今浙江省)人。自号幽栖居士。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有争议。对她生活的时代，历来有南宋、北宋两说。南宋说的主要依据是传本《断肠集》所附的明田艺蘅的《纪略》，它称朱淑真为朱熹的侄女。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朱氏谱系查无旁证。北宋说的主要依据是相传她与曾布妻魏夫人为词友，而曾布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朱淑真生于仕宦家庭，有才艺，善绘画，工诗词，通音律。她主要生活在杭州，后迫于父母之命嫁与一热衷功名的市侩。出嫁后随夫游宦异乡，从现存诗词中可看出，她曾到过淮南，也曾远渡潇湘。因所嫁非偶，婚姻很不美满，郁郁寡欢，饮怨抱恨而终。她一生创作诗词很多，但死后大都被父母焚毁。现在后人所辑《断肠诗》10卷，300余首，《断肠词》一卷，约30首。她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她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由于婚姻不如意，她写有大量描写个人寂寞生活和抒发内心痛苦的诗篇。如《愁怀》：“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以及《长宵》、《冬夜不寐》等诗，都流露了一种“珠泪向谁弹”，“闷怀脉脉与谁说”的孤独之感。她的诗歌题材较广泛，涉及纪游、赠答、思乡等内容。其中还有一些咏史诗：《项羽二首》、《陆贾》、《韩信》、《张良》等，赞颂了“盖世英雄力拔山”的项羽，“能将新语悟宸衷”的陆贾，“男儿忍辱志长存”的韩信，“功成名遂便归休”的张良，议论历史，品评人物，都很有见地。她在《自责》中写道：“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流露了对于妇女所受的封建束缚的愤慨不平。她还在诗中表现出对蚕桑、农事和百姓生活的关怀，写有《苦热闻田夫语有感》、《喜雨》、《新冬》等诗。保存下来的朱淑真词在数量上远不及她的诗，而且其中还有赝品，但其成就却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她的词主要写闺阁之感，如《谒金门》“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偏，愁来天不管。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以及《蝶恋花》“楼外重杨千万缕”、《眼儿媚》“迟迟春日弄轻柔”等，生动、形象、贴切、自然地写出闺中女子思春、感春、惜春的悠悠春愁。透过春愁，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幽独之苦怀。其“悉来天不管”，不啻是对那压抑女性的社会的凄历控诉。她的词中还常常表现其孤单寂寞的生活，如“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减字木兰花》)五个“独”字，淋漓尽致地烘托出无尽孤独，极尽苦闷哀愁幽怨之情。这些词表现了封建社会妇女才华被压制、婚姻无自由的不幸命运。不仅如此，她在作品里还表现出对封建伦常的大胆反抗，和对爱情与自由的热烈向往与追求，如《清平乐》“恼烟撩露”、《江城子》“斜风细雨作春寒”等。因为这些词对于爱情的描写非常坦率、大胆，语言又极泼辣、通俗，因此曾受到一些封建卫道士的抨击，被斥为“未适乎情性之正”(《东维子集》卷七)。朱淑真词继承晚唐、五代词风，又接受了柳永、周邦彦等人的影响，笔触轻柔，语言婉丽，形象自然，格调幽远，善于运用委婉、细腻的手法表现优美的客观景物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她在宋代是成就仅次于李清照的杰出女词人。

王世贞

王世贞（1526年12月8日－1590年12月23日）明代文学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26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早慧，读书过目不忘，19岁即中进士。在京为官时，曾参加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的诗社，又与李攀龙、梁有誉、徐中行、宗臣、吴国伦等相唱和，共绍述前七子之复古主张。李攀龙殁后，王世贞主盟文坛二十年，声名极盛，一时文学之士多奔走其门下。王世贞著述甚丰，主要有《弇州山人四部稿》，文学批评著作有《艺苑卮言》。

王世贞前期与李攀龙等继承前七子复古主张，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以后书勿读。王世贞对西汉以来文的发展作了评价，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文的发展过程被王世贞描绘成一个衰蜕的过程。王世贞认为诗歌是主体情感的流露。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要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是意;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一套创作的规则，这是法。就意而言，其构成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外界的事物触发主体而产生情感形成意，其二是主体已有情感积郁在内，借外物表现出来后构成意。就法而言，不同的诗体有不同的规则，如律诗有字法、句法、篇法，这些法则创作主体必须遵守。意和法是一对矛盾，“尚法则为法用，裁而伤乎气;达意则为意用，纵而舍其津筏”(《五岳山房文稿序》)。理想的境界是意与法的融合统一，一方面主体意的抒写要有自由性，另一方面意又要融乎法之中。与意与法相对应，王世贞主张才气与格调的统一：“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才是主体的创造力，格调是主体创造力的产物。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格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格调。王世贞推崇唐诗，则对于后人来说盛唐格调又成为外在的法则，对主体的创造力构成限制。在《沈嘉则诗选序》中王世贞说：“格者才之御，调者气之规也。”这里又把格调作为才气的约束。在二者之间王世贞也主张其统一。才气与格调、意与法由矛盾而至统一，这在创作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王世贞认为一方面要熟读涵咏古人的作品，提高艺术素养，另一方面需要神与境会，二者齐备，则才气与格调、意与法自然融合无间。格调或法就由外在于主体的规则而融入到主体的创造力当中成为创造力本身的规律，这样自由与规律就统一于主体的创造力上，王世贞称为“法极无迹，人能之至”(《艺苑卮言》)。

王世贞认为盛唐诗“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徐汝思诗集序》)，因而应以盛唐为法。但王世贞主张“师匠宜高，捃拾宜博”(《艺苑卮言》)，并不主张取法的范围过狭，认为汉魏齐梁以至宋诗都有可采。学习古人以化古为上。王世贞说：“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艺苑卮言》)从合而离再到合，这标明学古的三个阶段。初学从摹拟入手，以合古人为上，但这种合主要在形迹上。达到合，主体须追求独创性，这即是离。由此阶段再达到合，则这种合是神合。学古而达到与古人神合的境地，则其创作便会得古人之格调而可与其比美了。

王世贞虽倡言复古，主张格调，但其对主体的创造力，主体的情感以及创作过程的灵感也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此与李梦阳、李攀龙等强调法而忽视主体的创造性已有所不同。到了晚年，王世贞对复古之弊端有所认识和悔悟，对宋元诗歌的价值也有所承认。

陈邦贤

陈邦贤(1889-1976年2月5日)，医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医学史、疾病史、医学家传记、二十六史医学史料之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系中国医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医史教育的倡导者。他的努力，为中国医学史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陈邦贤，字冶愚、也愚，晚年自号红杏老人，江苏镇江市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6岁开始读书，13岁即开始攻读中医学。曾拜江苏丹徒名医李冠仙(如眉老人)为师，受其影响，陈邦贤自幼对祖国医学之悠久历史便有了较深的了解。1907年，陈邦贤赴江苏省简易师范学习，毕业之后，仍不断攻读中医学，并开始接触、学习普通生理卫生等西医学著作。为了学有所树，陈邦贤欲往医学讲习所深造，终因家道清贫，力有未逮。因此特地致信丁福保，恳请函授，学习中西医学及医学史。自1910年始，陈邦贤得到丁福保热情不倦的教导。此期，迫于生计，陈邦贤先后在镇江卫生医院任中医内科医员，在扬州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及省立第八中学任校医、生理卫生教员，舍监等职。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在丁福保函授指导下刻苦学习，勤于写作。当时丁福保翻译的西医著作中不仅有生理解剖及临床各科，还有《西洋医学史》一书。在该书的启发下，陈邦贤认识到医史研究对于总结过去，了解现在，预见未来的重要性。因而萌发了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撰写中国医学史著作的愿望，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此项工作。为了能与同道共同研讨，集众人之智慧，创我国医学史之学术，于1914年陈邦贤倡导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史研究会。这一时期，是陈邦贤一生中论文发表最为密集的年代。1919年，陈邦贤撰成了他的第一部《中国医学史》，由上海医书局刻印。遗憾的是，当时我国的医史研究还只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尽管陈邦贤竭力呼吁，但和者甚寡。《中国医学史》于1920年刻成，竟鲜得问津。陈邦贤只得压缩本已相当窘迫的生活费用，自赔刻印刊行费用。然而这并未能挫伤他从事医学史研究的意志。1924年，应邀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远东热带病学会”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上扩大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影响。

30年代，陈邦贤仍在无锡中学、棲霞乡村师范、江苏省立师范学校任校医、生理卫生教员及棲霞医院院长。直到1934年始得兼任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中医特别训练班医学史与疾病史教授。至此时，年近半百的陈邦贤才有了兼职从事医史研究的机会。在这一时期内，他生活之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他父母谢世，家中生活的负担仅靠他一人微薄的工资支撑。不料幼子出生后不久、夫人又去世了，留下4男3女7个子女，一切都要他一人料理。他中年丧妻，精神上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支持着他自强不息。工作上，他身兼数职，忙于奔波，维持生计;家庭中，他身兼父母，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在这样一般人已无法承受的负荷下，他坚持大量地涉猎古今医书文献和报刊杂志，撰写论文专著，编辑小报期刊。他的代表作《中国医学史》修订本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并作为在我国学术界有显著影响的《文化史丛书》之一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陈邦贤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辑，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1939—1943年)。迁居四川后，合家只得租一间小屋，昏暗拥挤，无法进行他的研究工作。陈邦贤竟将喧闹茶馆作为自己的临时研究室，每天还要躲避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空袭，他以惊人的毅力在茶馆中完成了大部分的《二十六史医史资料汇编》和《新本草备要》。

1944—1949年，陈邦贤调至国立编译馆任自然组编审，1945—1952年兼任国立江苏医学院(今南京医学院)医学史教授。此时，他始有较多的时间专门研究医学史。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有《中外医史年表》、《医学史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邦贤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初，他出任镇江市卫生科科长，兼任江苏医学院医学史教授，同时，还担负着不少社会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陈邦贤仍然坚持不懈地兼顾着医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54年，陈邦贤奉命调京，在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工作，时年69岁。1955年，转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今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任副主任。此时，陈邦贤虽年逾古稀，但仍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医史研究中，三本大型资料汇编性著作《二十六史医史资料汇编》，《十三经医史资料汇编》、《诸子集成医史资料汇编》及《中国医学人名誌》相继完成。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用以指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1957年最新一版的《中国医学史》(第三版)不但充实了丰富的新内容，而且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方法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另外，他还主持编撰了西医学习中医和中医学院所用的《中国医学史》教材，于1956年印行全国后又改编为《中国医学史简编》。在此期间他还为国家培养了年轻一代的医学史研究人员。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农工北京市市委常委等职。还兼任《中华医史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及北京分会医史学会常务委员，《中医杂志》编委等学术职务。

60年代中后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的冲击，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医史研究及医学实践活动。此期完成的书稿有《中草药汇编》、《食疗本草》、《食疗方》、《简易方》、《中国疾病史稿》、《中国医史年表》、《中国近代史年表》、《近代医学书目》等等，他一直工作到卧床不起。1976年2月5日，陈邦贤因患急性肺炎治疗无效而逝世。

陈邦贤从13岁起便矢志学医，诵读古典医籍。清末民初，他逐渐接受期刊，函授教育的影响，开始不满足于中医学之原有理论，努力学习一些西医学书刊，并将中医学与西医学进行一些比较。这些比较研究，构成了陈邦贤早期学术思想的许多重要方面，促使他选择了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医学史研究工作。另外，影响他早期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人物，是他的函授导师丁福保。

主张汇通中西医学术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我国，西医学亦是其中的一支主流，使中医学的传统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中医界内部引起强烈的反响。

作为一个一心希望祖国医学繁荣昌盛的热血青年，陈邦贤对当时中医学术的状况深感忧虑。1910年他致函丁福保，流露出他不满足于中医学原有理论的思想：“贤幼时喜习医书……十年来，每有暇，咸涉猎医书，兼研究普通生理卫生学，每叹内难诸书，谬误者多”。他认为注《内经》者于马莳之后，名则以经注经，实则不过摭拾古人之唾余，几无创新。他“久思将素灵一书，举其与新说相吻合者，逐条解释，沟通会合，溶冶一炉。其谬误者，则订正之”。以此为目的，他辑成《中西汇通素灵摘要》一书。他认为“此作虽不敢称之为中西汇通专书，然自问于国粹之保存，似不无稍有所禅助焉”。此作深得丁福保之赞赏，可以说，这是陈邦贤早年学术思想之代表作。在这一学术思想的指导下，他以“函授新医学讲习社最优等毕业”之名义，在镇江举办“西医传习所”，呼吁医学界及早猛省，习西医以为抵制外人在我国四处开办医院掠夺国人之生命权。他认为中医“与其将来受彼取缔，听彼排斥，何如我今日先习西医之学术，尽彼之长，出我旧有中医之学问，以补其缺，中西毕贯，既不至于固步自封，自可免于天演淘汰”。他强调“创办西医传习所，非扬西而抑中，实求新而补旧。……借西方之鸿宝，保东国之粹言”。与此同时，他还发起成立“中西医学会课社”等学术团体，以文会友，以研究中西医学，交换知识为宗旨。凡有志于学习中西医学者均可参加，无需交费，其优胜奖品来自捐赠。可见陈邦贤热心于学术交流，传播西医知识，完全出自于发扬中医学术之意志，出自于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目的。

陈邦贤的第一、二版《中国医学史》以及1949年前40年间发表的大量论文，基本上都是在“保存国粹”思想指导下发表的。他歌颂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也担忧西医传入后之发展对中医的冲击。他承认西医的科学性，也不甘心中医被排斥、取缔或淘汰。他坚信中医是科学的，也承认中医有非科学的内容。这一切，他都赞成通过汇通中西医学术来解决。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陈邦贤虽有满腔发展中医的热情，但未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在他的中西汇通的工作中，有时不免以西医为标准来衡量中医，因而陷入新的迷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政策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敬佩之情。他在1957年出版的第三版《中国医学史》中，删掉了《新医学蓬勃发展》一章。因为1936年出版的该章内容较为片面地颂扬了西医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而对中医界图生存的斗争却未详述其理由和根据，对余云岫废除中医的提案未予以批评。虽然书中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但倾向性还是显然存在的。这一删节，说明陈邦贤对中医学的学术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更为正确的评价。与此同时，他还发表论文，严肃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就是我个人研究中国医学史，也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认为祖国医学是历史性的东西，阴阳五行是玄谬的理论，而把历史中所证明的中医中药数千年来治病救人的疗效，未能及时发扬……这是我个人应作深刻的自我批判的”。此后，他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医药学的遗产，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开中国医学史研究之先河

陈邦贤的一生可说是为了研究中国医学史而艰苦卓越地奋斗的一生。之所以言其艰苦卓越，不仅因为他的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中国医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他不但开拓了中国医学通史的研究，而且提出了发展中国医学史的努力方向。他的工作涉及到医史科研的各个方面，如医史研究的方法、意义、价值，医药学的起源，医学史的分期，中医学术的发展及其变迁的理由，以及关于医学史及医史学的定义和任务。这些工作中有些观点尽管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但是都同样具有开拓性意义。

1910年，丁福保在上海创办《中西医学报》，陈邦贤投书拜师。1910年10月，他在《中西医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医史研究文章——《刘完素》。此后，在丁福保的影响下，陈邦贤接触了丁福保翻译的许多西医著作，包括了《西洋医学史》一书。相比之下，使陈邦贤看到了我国医学史研究的落后状态，决心为改变这一状态贡献自己毕生精力。他指出：“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试乎哉?此邦贤之所以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也”。

1912年，陈邦贤开始着手编撰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他经过两年时间，多方蒐集资料，于1914年草拟出大纲，计有太古、三代、秦汉、西晋至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之医学及中国医事年表共11章63节。陈邦贤惟念一人学识有限，乃倡议建立医史研究会，“邀我邦人诸友，入会磋磨，俾吾国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不致湮没，医史光荣，胜于异国”。其宗旨在于编辑一部较为可靠的《中国医学史》。因此他将《中国医学史目次》附在医史研究会成立启事之后，公开发表于1914年5月第4期《中西医学报》上，广泛征求意见。此外，还将刚写完的一章初稿《第九章——清代之医学》为了同样的目的公开刊登于同一杂志上。

正是经历了如此广泛而细致的工作，陈邦贤历时近10年，于1919年撰成了第一部《中国医学史》，此书系统地阐述了历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力图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创了用编年史体裁撰写中国医学通史的新篇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摆脱了传记形式的医学史著作。此书所确立的我国医学史编写体例，至今仍被国内外各医学家所遵循沿用。

自此书问世之后，陈邦贤又于1936年及1956年两易其稿，两次重版。第二版《中国医学史》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尤其是充实了现代医学的内容，年代的分期更为概括，只分上古、中古、近世与现代4个时期来阐述，并将文言文改成了白话文。第三版《中国医学史》试图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文化思想背景几方面来阐述各时期的医学兴衰及演变，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其治学方法基本上仍然与前两本书相同，时代的分期基本上恢复第一部《中国医学史》的面貌，增入了“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后的医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学”两章。这三部《中国医学史》倾注了陈邦贤大半生的精力，它不仅反映了陈邦贤本人生活的三个年代的历史背景及他的学术水平的三个层次，事实上陈邦贤作为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他的三部代表作也反映了我国医学史研究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三个阶段。

除了三部《中国医学史》以外，为了开阔医学史的研究，陈邦贤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1929年，他曾以《医学史分类之研究》为题，详列了需要深入研究的医史专题54类，包括疾病、专科、烟酒、食品等百余种专史课题。他呼吁“吾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倘能设医史研究科，或医学院中设置医史科，俾医史成为一重要之科学，岂不懿欤”?陈邦贤以此以启人，也以鞭策自己。他一生之所为，无不以实现自己的夙愿而发奋。他的所有论文、文稿、洋洋百万言的史料整理，都是围绕着他20年代开拓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计划而进行的。

纵观陈邦贤的三部《中国医学史》及其他的医学史论著，不难看出有几个鲜明学术特点。首先他认为整个医学的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因此，他尤其重视研究医学知识之发展及进化之原因，从中探索医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早在1911年陈邦贤着手编撰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之前，在他的论文中已显示出这一观点：“及揆诸医史，唐孙思邈作《千金方》，王焘作《外台秘要》，灵素仲景之学，至此已一变矣。再变而为刘守真之专寒凉、张子和之专攻下，李东垣之专重脾胃，薛立斋、张介宾辈出，则专主温补，我中国之医学，盖屡变而不一变矣。距今已数百年，又有不得不变之势。此揆诸医史，更不可不习西医以为权变计也”。在此，陈邦贤不仅指出了历史上中医学术变迁的过程，并作出了西医传入后我国医学必将再度发生变化的预言。这正是他研究医学史的目的所在。至30年代，陈邦贤在其第二版《中国医学史》例言中明确指出：“现代所谓医学史，就是以研究史学的方法，研究医学知识之进展，如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以及推想将来怎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陈邦贤对“历代医学之变迁极为注意。如周时有阴阳风雨晦明之说，汉时有阴阳五行之说，晋时有道家之说混入，唐时佛教之说混入，宋时受性理影响，清时注重考古之学，以及科学医之输入，均纤悉详载，俾读者可以知历代医学变迁之因果”。可见他非常重视探讨我国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如他所发表的论文《中国医学之起源及其发达之状况》(1937年)、《清代三百年医学学术之鸟瞰》(1941年)、《中国上古医药学的起源和演变》(1943年)等等，都涉及到医学演变的规律性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都还是初步的，或者并不完全正确，但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医史学不但有了新的目标，而且也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1945年，陈邦贤提出了“医史学”这一概念，并对医学史与医史学的异同作了清晰的说明。他强调：“研究医学进展的过程，叫做医学史。更研究其文化、学术、政治、社会、经济等背景，叫做医史学。中国人应知人类和社会进化的史迹，研究医学者，更应当知道中国医学的变迁及其进化之理由”。“明白现在关于医学各重要事象的由来，其由来既明，则于未来问题的推索和解决都有把握。其价值亦即在此”。至此，他不仅仅开阔了医史研究的范畴，并进一步明确了医史学的任务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了解现在，以利于预见未来。这与今天医史研究的主导思想也是一致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探索中医学术发展演变的规律性，陈邦贤非常注重对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远在1914年，他就发表了《与袁君桂生讨论医学流派书》一文，就医学流派之产生，学派之定义，研究之方法和意义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列举大量实例指出：学派与发明是不同的。发明指成就而言，而学派则可能有优点，也可能有缺点。学派有以人名为主体，有以地名为主体，有以时代为主体，有以学科名词为主体。他认为学以愈磋而愈明，识以愈辩而愈博。因而提倡研究医学史上的学术流派，及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分析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陈邦贤从事医史研究中特别重视历史资料的蒐集，以史实资料来说明观点。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足以令人折服。在第一版《中国医学史》中，他就非常明确地强调了掌握史料在医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观点必须建立在丰富而正确的史料之上，切忌空发议论。他不仅在本人的论著中非常注重史料的引用，并且为了帮助后人的医史研究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资料汇编工作。他注重从历代各种中医典籍中蒐集医史资料，也广泛涉猎经史子集、丛书笔记各类著述。他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毅力与韧性从浩瀚的十三经、二十六史、诸子百家中摘录了大量的医学史资料，汇编成三大部著作。其中《二十六史医史资料汇编》已经多次整理，最终在他逝世多年后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印刷出版。而《十三经医史资料汇编》与《诸子集成医史资料汇编》尚需进一步整理。陈邦贤的这些资料汇编，是迄今可以见到的材料最丰富的医史资料集，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宝贵的学术遗产。

此外，陈邦贤关于医药学起源问题的论述也很值得重视。早在他的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中，他就明确写道：“考医学之起源，本以简单之经验为始，至人文进步之后，始具一定之目的与方法，吾人现有之知识，绝非尽得诸自身之经验，其大部分皆赖先辈之失败与努力，而渐趋完全之域，绵延至今，遂为吾人之所有也”。说明他已注意到了医学起源的实践性与医学发展的继承性。此后，经过反复学习研究，他的观点更为具体与巩固。他曾多次发表论文专题论述医学起源问题。1929年，陈邦贤以“医史从话”的形式专题论述“医学起源始于简单之经验”。8年后，陈邦贤又一次专文论述这一课题。他在引述史籍中有关燧人、伏羲、神农、黄帝之为医药卫生始祖的资料后说：“总之原始之医疗观念虽然为神权所笼罩，但人类在生存竞争中，经历了无数事变，都给予他们一个新的刺激，于是便有本能的反应”。时隔6年，他再次论及医药学之起源。他认为：“上古医药之起源，究竟先有医?还是先有药?还是医药同时并有?大概是先有医而后有药的”。他在论证了这一观点之后强调：“药物之起源，是始于神农氏”。由此可见，陈邦贤在医药起源问题上，虽然接受了“本能说”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重视我国学者在医始祖上的传统学说，主张医药起源于实践生活，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陈邦贤是我国医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是创建医史研究会的先驱者，也是呼吁建立医史研究机构和在医学院校设立医史教学的早期倡导者之一。陈邦贤一生著述甚多，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1920年他的第一部《中国医学史》梓核时，被人称为“空前的杰作”。1936年的第二部《中国医学史》被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充分注意。日本的山本成之助博士将此书译成日文，于1941年在日本东京出版。

1945年，戚铭远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撰稿，对陈邦贤的业绩予以热情的肯定。他说：“1920年丹徒陈邦贤最先刊行《中国医学史》一书，详述秦汉以下医官掌故，医药制度，并以著名医家及行世书目，各按时代，鳞次排比，诚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名实相符之医史专著”。他还指出：“吾国研究医史之组织，当以1914年陈邦贤氏发起之医史研究会为滥觞。该会宗旨，在研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所以进化之理由，确定医史唯一之资料，编辑中国医学史”。可见陈邦贤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远的，他的学术地位早在40年代即为医学界所承认。

在国际科学史、医学史界，陈邦贤也是具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如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著作中对陈邦贤的医史研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每次访问中国，都要专程拜访陈邦贤，交流医史研究情况。5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医学史》之修订，更广泛地流传于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即使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之医史论著、临床报道或实验研究论文，有很多仍直接引用陈邦贤著作中的资料和论点。

在学术上，陈邦贤是很有影响的一代宗师，在生活中，他具有仁者的人格风范。他为人治病从不收诊金，对求诊者有求必应，且细致耐心地诊治，几十年如一日。陈邦贤平素待人仁厚宽容。晚年他编写一部《医林纪事》记载当代医学人物。其中有的与他在学术思想上有分歧，但他都以公正的态度肯定其成就。他的一生中，无论生活、工作的环境多么恶劣，他一直毫无怨言。

陈邦贤一生为中国医史研究与普及而奋斗，他克勤克俭，坚韧不拔，作为一位研究者，他学而不厌;作为一名教育家，他诲人不倦，为后学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简历

1889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县沙沟镇。

1901年开始攻读中医学。

1910年函拜丁福保为师、学习西医学，并博览群书，致力于中国医学史之研究。

1914年发起成立医史研究会。

1934年任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医学史、疾病史教授。

1939—1943年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辑，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

1944—1949年任国立编译馆自然组编审。

1945—1952年任江苏医学院医学史教授。

1954年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副主任。

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史杂志》编委。

1976年2月5日逝世于北京。

主要论著

1陈邦贤.记石室秘录.中西医学报，1910，(6).

2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医书局，1920.

3陈邦贤.医学史分类之研究.中西医学报，1927，(7).

4陈邦贤.中国脚气病史.中西医学报，1927，(1).

5陈邦贤.中国历代淋病的流行和梅毒侵入中国的考证.中西医学报，1927，(2).

6陈邦贤.中外医事年表.中西医学报，1927，(3).

7陈邦贤.中外医事年表补遗.中西医学报，1929，(6).

8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9陈邦贤.疟疾史.医事公论，1936，(2).

10陈邦贤.中国医学之起源及其发达之状况.东方杂志，1937，(4)，(7).

11陈邦贤.清代三百年医学学术之鸟瞰.中华医学杂志，1941，27(1)：650.

12陈邦贤.中国上古医药学的起源和演变.中华医学杂志，1943，29(6)：289.

13陈邦贤.医学史的意义与价值.中华医学杂志，1945，31(5-6)：259.

14陈邦贤.素问阴阳学与中国医学.医史杂志，1947，(2).

15陈邦贤.四史中医师职业考.医史杂志，1948，(3，4).

16陈邦贤.几种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学杂志，1953，(4).

17陈邦贤.有关妇产科的一些史料.中华医史杂志，1955，(3).

18陈邦贤，严菱洲.中国医学人名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19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0陈邦贤.中国古代医学上的成就.历史教学，1962，(7).

21陈邦贤.张石顽在医学上的贡献.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1963，(11).

22陈邦贤.中医书异名同录要.中医研究通讯，1963，(6).

23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印，1982.

孙过庭

孙过庭（646～691）唐书法家、书论家。字虔礼，一作名虔礼，字过庭。唐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一作富阳(今浙江富阳县)人，又一作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活动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前后。官右卫胄曹参军，一说官率府录事参军。善真行草书。其书法美学思想，认为书法家的情感，要符合书写内容的特点，又要运用不同书体以表达不同情感。认为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强调书法的审美情感丰富性和多样性，提出以“风神”、“妍润”、“枯劲”、“闲雅”等审美范畴，表现书法美的境界。又对书法家技巧的发展过程，作了总结，提出“平正”——“险绝”——“平正”的否定之否定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法家提高技巧的辩证过程。在书体风格方面，要求真草兼通。认为“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在笔法运用方面，要求“骨力”与“遒丽”、“劲速”与“淹留”、“燥”与“润”、“浓”与“枯”等对立方面相济，提出“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的美学命题，指出“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反映书法艺术创造中各种对立范畴的统一和谐的辩证关系。其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美学史上居重要地位。著有《书谱》二卷，现仅存其序和上卷。

边贡

边贡（公元1476-1532年），字廷实,号华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进士,除太常博士,擢户科给事中。在京时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称“七子”,亦为当时“十才子”之一。孝宗去世之际以敢于弹劾权宦及权贵误国而有名于时。武宗正德(1506—1521)间,出为卫辉、荆州等地知府,升山西、河南提举副使,丁母忧归乡居丧。世宗嘉靖(1522—1566)初,起用为南京太常少卿,迁太仆寺卿,改太常卿,提督四夷馆,拜南京户部尚书。贡少有才名,熟悉吏事,而在南京任上以日夜游览饮酒赋诗为事,遂为人所劾,去官。平生好收藏图书文玩,所储甚富,忽毁于火,仰天大哭,从此一病不起,遂卒。其诗名在当时仅次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故后人又称四人为“弘治四杰”。诗多应制、酬赠之作,亦有不少关切现实、注意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描写了运河上船夫之苦辛;《筑桥怨》写太监之专横贪暴;《牵夫谣》写黄河上纤夫的哀怨。这些诗篇感情深厚、简短精练、醇厚质朴,颇似唐之张籍、王建乐府,但无模拟痕迹,实胜于李、何、徐三家。其律诗平淡和粹,亦有胜于梦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才力雄健,不及李梦阳、何景明善于用长,意境清远,不及徐祯卿、薛蕙善于用短,而夷犹于诸人之间”。此评语谓贡徘徊于诸家之后。亦有独许贡诗者,何良俊言:“空同关中人,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大复之俊节亮语,出于天性,亦自难到,但工于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亦清圆,故当共推此人。”(《四友斋丛说》)著有《华泉集》十四卷。《明史》卷二八六、《明史稿》卷二七六并有传。

庐隐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人。自幼多病，八岁丧父，同母亲到北京投奔舅父。早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河南开封和安徽安庆各学校教书一年。1918年回到北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五四”时代，她是个活跃分子。1921年2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控诉了金钱世界，歌颂了纯真的爱情，结局虽然消极，情节却很感人。高等师范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教书。次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担任女生指导。后回到北京，任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1925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商务印书馆)，包括小说十四篇。1930年东渡日本，同年底回国。这一年出版中篇小说《归雁》(1931年，神州国光社再版)。1931年到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并出版短篇集《灵海潮汐》(1935年，开明书店)。1934年2月出版中篇小说《象牙戒指》。5月13日因难产逝世，6月出版《庐隐自传》(1934年，第一出版社)。1935年，她的《东京小品》出版。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曼丽》(1928年，古城书社)、《玫瑰的刺》(1940年，中华书局)，中篇小说《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及书信集《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国光社)等。她去世后的选集有：《庐隐短篇小说选》(姚明达编;1935年，上海女子书店)、《庐隐创作选》(少候编;1936年，仿古书局)、《庐隐佳作选》(巴雷编;1941年，新象书店)、《庐隐选集》(徐沉泗、叶忘忧编;1936年，上海万象书屋)等。庐隐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她艰苦地探索着人生，不写母爱与自然景色，而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苦闷;作品题材较为狭窄，使人看不到前途，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代青年的面影。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作家论》;1935年，现代书局)，又说：“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徬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是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在艺术上，她的作品从不玄奇弄巧，写得极其流利自然，但结构稍嫌散漫。

涩泽龙彦

涩泽龙彦（澁澤龍?彥しぶさわ たつひこ ，1928年5月8日—1987年8月5日）是日本小说家、法语文学家、评论家，本名龙雄。笔名涩川龙儿、兰京太郎、Tasso S.等。

东京府东京市芝区（现东京都港区）出身。195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文科，毕业论文是研究萨德侯爵的《萨德的现代性》，当时萨德侯爵被认为是俗恶的色情作家，因此曾被退件。1954年，因翻译尚·考克多所著之《托马斯：冒名顶替者》一书而声名大噪[3]，1961年，因为翻译萨德‘恶德的荣光’，和现代思潮社社长石井恭二因猥亵文书持有及贩卖，成为“恶德的荣光事件”的被告人。1986年因喉癌而切除声带，丧失说话能力。1987年8月5日，因颈动脉瘤破裂而病逝于东京都港区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附属病院，享寿59岁。

善导

善导（613—681年），唐代僧人。净土宗的实际创始者。山东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一说江苏盱眙人，俗姓朱。据《续高僧传》卷二九《会通传》、《佛祖统纪》卷二六、二七载，幼年投密州明胜法师出家，习《法华经》、《维摩经》等经。后得《观无量寿佛经》，悲喜交集。唐贞观十五年(641)，赴西河玄中寺，拜道绰为师，修学方等忏法，听讲《观无量寿佛经》。以后专事念佛，笃勤精苦。后入长安光明寺，传净土法门，倡导称名念佛。相传一生用所得布施写《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幅，见塔庙伽蓝损坏，必去修复。弟子不可胜数，有诵《阿弥陀经》十万至三十万遍的，有日课称名一万以至十万遍的，有得念佛三昧而称往生净土的，有投身高岭、命寄深泉、舍命焚身的，由此被称为“弥陀化身”。曾与金刚法师论说念佛之胜劣。高宗时，在洛阳龙门造立大卢舍那佛像，担任检校之职。后人称之为“光明大师”。著有《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净土法事赞》二卷、《观念法门》一卷、《往生礼赞偈》一卷、《般舟赞》一卷、《五种增上缘义》一卷。继承昙鸾、道绰的净土学说，力主凡夫可以往生净土，并着力宣传称名念佛。制定了六时礼忏仪式、转经行道方法、修学般舟三昧行道方法、观念佛三昧的行相、入道场念佛与忏悔发愿方法等净土法门仪轨，使净土法门有了完整的教义和仪轨，具备了建立宗派的基本条件。而其简单易行的修持方法，使净土信仰风行天下。后人称其教为“善导流”。弟子有怀感、怀恽、净业等。《观无量寿佛经疏》(又称《观经四帖疏》)于公元8世纪时传入日本，法然(源空)据此书创立日本净土宗，立支那净土五祖，尊善导为第三祖。南宋宗晓《乐邦文类》及志磐《佛祖统纪》则尊善导为第二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