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铎

彭铎（1913——1985年）字炅乾，湖南湘潭市人。著名古汉语专家。10岁始入湘潭第一高小读书,后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实验附中。毕业后,考取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37年随校迁重庆, 翌年毕业, 留中央大学担任助教, 兼任中国交通大学讲师。193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师从黄侃、王瀣、吴梅、汪东、汪辟疆诸名家。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湖南兰田国立范师学院、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甘肃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主要论著有：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79) /唐诗三百首词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群书序跋举要(山东教育出版社)/传统的语文学习法简介 (西北师院学报1980.2)/学识如何观点书(古籍整理研究通讯 [东北师大] 1983.1)/清代古音学研究的殿后人黄侃 (署名彭炅乾，中国语文1958.5)/论造字时的汉字简化(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59.3)古籍校读法 (光明日报1961. 11. 18，收入 《工作与学习》，山西人民出版社) /古籍校读与语法学习 (中国语文1979.5) /吕氏春秋校补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79.1)。

卜式

卜式,生卒年不祥,河南(今黄河以南)人。畜牧主出身。先任武帝时中郎，后封关内侯，官至御史大夫。以善于养羊出名。他曾将自己的养羊经验概括为12个字,即“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并告诉武帝治理百姓也应如此。相传卜式著有《养羊法》一书,已佚。真正使卜式名垂青史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当时汉王与匈奴交战,军费浩繁,卜式多次将自己养羊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捐献给国家,用以支援反击匈奴的战争,并一度受到朝廷的赏识,从缑氏令一直官至御史大夫。后因逆耳忠言触犯龙威,被贬,完寿而终。

其事迹见《史记·平准书》。

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徒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独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上以式朴忠，拜为齐王傅转为相。会吕嘉反，式上书曰：“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上贤之，下诏优奖式，赐爵关内侯，黄金四百斤，田十一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微，式代石庆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上由是不说。式明年当封禅，式又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兒宽代之，式以寿终。

李斯佩克朵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1920-1977），1920年12月10日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家庭，出生不久即随父母移居巴西。她于1944年出版处女作《濒于狂野的心》，在巴西引起很大反响，之后陆续出版了小说《光》和《围困之城》，同时期完成《黑暗中的苹果》与短篇集《家庭纽带》的创作。1960年代以降，克拉丽丝的写作才能获得公众承认，小说《黑暗中的苹果》获得卡门•多洛雷斯奖，儿童文学作品《爱思考的兔子奇事》获得卡伦加奖，并因其文学成就获得联邦大区文化基金会奖。1977年12月9日，克拉丽丝去世；次年，最后的作品《生命的吹息》出版。

司汤达

司汤达（Stendhal，1783年1月23日-1842年3月23日）。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生于格朗诺布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思想保守,是王权和教会的拥护者。他7岁丧母,少年时常住在外祖父家,受外祖父思想影响,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有浓厚兴趣,尤喜爱阅读卢梭、伏尔泰、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同情资产阶级革命。17岁在拿破仑军队任职,波旁王朝复辟后迁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后因参加烧炭党人革命活动被驱逐出境,回到法国。在意大利时,他用笔名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如《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回到法国后发表了《拉辛和莎士比亚》这一重要的文艺美学论著,反对古曲主义的清规戒律,强调文艺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182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露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阶层的丑恶与腐朽。1831年发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红与黑》,描写了一个出身低微、却又聪明能干的青年——于连,想凭自己的才干青云直上,不择手段地追求、奋斗而终于失败的悲惨命运,再现了当时各个阶层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另一部杰出作品《巴马修道院》,以19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巴马小公国为背景,通过贵族少年法布利斯和他姑母吉娜的经历,及法布利斯与克莱莉娅的恋爱故事,再现了王政复辟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揭露了专制宫廷的残暴与黑暗。1839年后,他又陆续发表了《意大利遗事》、《法尼娜·法尼尼》、《卡斯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等中、短篇小说。另有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吕勃拉的一生》在他死后出版。司汤达生前文名寂寞,死后他的作品才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蒙台梭利

玛利娅·蒙台梭利（意大利语：Maria Montessori，1870年8月31日－1952年5月6日），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生于意大利安科纳省的希亚拉瓦莱镇。12岁时,随家庭迁居罗马。1886年,进入高等技术学院,学习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890年秋她不顾家人和社会舆论的反对,进入罗马大学医学院,成为意大利教育史上第一个学医的女生。在学习期间,她更感兴趣的是医学实践而不是医学学位。经过竞争,她得到了在儿童医院当助手的职位。这使她在从医学院毕业前就已获得一些临床经验,特别是在幼儿疾病方面。1896年从罗马大学医学院毕业,被罗马大学附属精神病诊所聘为助理医生,同时还在妇女和儿童医院工作。她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智力缺陷儿童的神经与心人物篇理疾病的研究。蒙台梭利把注意力转向教育,是由于她1897—1898学年又作为旁听生学习了教育学课程。她阅读了J.A.夸美纽斯、J.洛克、J—J.卢梭、J.H.裴斯泰洛齐和F.W.A.福禄培尔的教育著作。此外,都灵大学犯罪人类学教授塞赛洛·隆布洛索关于通过适宜的幼儿教育可以减少社会上的犯罪现象的思想,给予她很深影响。同时,她与她的老师罗马大学人类学教授吉斯佩·塞吉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意研究儿童的习惯。1898年,全国智力缺陷儿童教育协会成立,蒙台梭利为该会成员。1900年春,该协会在罗马开办一所医学教育机构,训练有志于智力缺陷儿童教育的教师。这个机构附设一所实验示范学校(后来的“国立特殊儿童学校”),蒙台梭利任校长。1901年,她离开这里,在罗马的马吉斯特罗女子学院讲授卫生学的同时,又回到罗马大学注册听课,进一步学习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开始致力于正常儿童的教育,寻求把智力缺陷儿童教育的方法应用于正常儿童的可能性。1904年2月,蒙台梭利受聘在罗马大学教育学院开设大学本科课程,讲授教育人类,直到1908年。此间,蒙台梭利于1907年1月,在罗马开创了第一所“儿童之家”,招收50多名3至6岁的儿童。她在这里系统地进行了教育实验,制定了一套教材、教具和方法,创立了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并在欧美一些国家里传播自己的教育体系。1929年8月, 国际蒙台梭利协会在荷兰成立,蒙台梭利亲自担任主席。

当法西斯政党统治意大利时,蒙台梭利学校被法西斯政府下令关闭,她被迫于1934年离开意大利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居住和活动。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她又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居住。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具有来自本能的自发冲动,处在不断地生长和发展状态中;他们从内在需要出发,依靠天然的求知心理和敏感性,积极地吸取环境中的印象,形成自己的个性并逐步发展为成熟的人。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根据儿童的内在需求和天然求知欲,使每个儿童的潜能都能在适合其身心特点的环境中得到自然的发展,成为身心健康、自信和有学习能力的“正常儿童”。新的教育学必须以了解儿童为基础,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不能局限于传授知识。教师的责任在于提供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环境,以帮助儿童实现自我教育,防止一切有损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不必要的干涉。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应该具有良好的、健全的运动功能和感觉功能,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主张对儿童进行肌肉练习和感官训练。她在重视儿童肌肉练习方面,发明了种种器具,设计出一套特殊的练习方法。体操分为指导的体操和自由运动两类,还有呼吸练习以及唇、舌、牙的特别练习等。在蒙台梭利看来,感官训练是儿童获得知识的基础。幼儿时期的感官训练对他们的智力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幼时缺乏这种练习,其后无论怎样努力,也是难以补偿的。因此,她要求通过反复的训练,使儿童能够敏锐、精微地识别各种刺激。为此,她曾特制出一套进行感官训练的教具。后期着重研究3岁前儿童的发展,强调教育应从婴儿初生开始。

由于蒙台梭利对幼儿教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她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苏格兰教育研究院1946年曾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1950年也曾授予她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蒙台梭利的主要著作有:《教育人类学》(1908)、《蒙台梭利方法》(1909)、《高级蒙台梭利方法》(1912)、《蒙台梭利手册》(1914)、《童年的秘密》(1936)、《家庭中的儿童》(1936)、《新世界的教育》(1946)、《儿童的发现)(1948)、《有吸收力的心理》(1949)等。

本雅明

瓦尔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德文：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享年48岁），德国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本雅明出生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从小受犹太教的深刻影响,1912年进入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后又在慕尼黑、伯尔尼等大学就读并获博士学位。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学生政治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本雅明结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1924年又结识了一位苏联女导演阿霞·拉齐丝,受他们的影响,本雅明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7年从苏联访问归来后便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并积极为其撰稿。纳粹上台后,作为犹太人的后裔,本雅明逃亡巴黎继续为法兰克福学派撰稿。1940年本雅明途经西班牙转赴美国时因遭到纳粹追捕,在靠近法国边境的帕堡被迫自杀。本雅明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极富创造性的理论著作,其中大部分为文艺理论方面的。本雅明文艺美学思想的价值真正获得认可是在其死后,特别是在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由阿多尔诺亲自编写的《本雅明文集》以及《本雅明书信集》出版之后,在理论界形成了所谓的“本雅明复兴”,将其称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本雅明的主要著作有:《德国浪漫派中的艺术批评概念》(1920)、《歌德的亲和力》(1924)、《单行道》(1928)、《德意志悲剧的诞生》(1928)、《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讲故事的人》(1936)、《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什么是史诗剧?》(1939)、《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939)等等。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主要集中于文艺理论之中,较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思考现代西方文艺发展中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见解,但由于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本雅明的美学思想中充溢着神秘主义的色彩。

杜亚泉

杜亚泉（1873年9月14日－1933年12月6日），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浙江会稽（今上虞市）人。少时刻苦自修，曾中秀才。甲午战争后，改习数学，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教员。后离校赴沪，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并出版《亚泉杂志》（后改为《普通学报》）。清光绪三十年（1904）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编著自然科学教科书。1911—1919年兼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其成为民国初期影响最大的学术政论综合刊物。在主持《东方杂志》笔政期间，发表大量政论和思想评论，成为民国初期有影响的思想家。提倡温和渐进改革的“接续主义”，即开进和保守相调和。与《新青年》展开东西文化论战。认为中西文化非“程度之差”而为“性质之异”，即前者是“静的文明”，后者是“动的文明”，两者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偏弊，因而两者适可互为调剂补正，形成当时独树一帜的东西文明调和论。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流弊亦有相当的批评。提出精神救国论，认为晚清以来的进化论以物质势力为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针对此种物质救国论的弊病，引征欧洲“精神主义之新唯心论”，重阐进化论。认为人类进化以心意遂达为目的，即在智情意上自由发展和伦理上的完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因而唯有唤起国民之精神以自救。

在人生哲学上，以生命的发展为人生终极目的，并以终极目的作为评判人之行为的价值标准，人类最高道德理想是知情意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主张综合相对厌世观和积极乐天观的“改善主义”。认为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并判定:“西洋为动的社会,中国为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强调“西洋动的文明的弊端要靠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来救济”(《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曾提出中西文明的调和问题,指出: 战后西方社会的病态较中国为重,其经济的变动“必然趋向于社会主义”,而中国早在孔孟的书中就有了“社会主义”,称:“吾人当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据此预言东西方的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五四期间,又大力倡导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称:“中国周孔以来,儒家一统,思想界未闻独创异说者,此我国之文明,即我国之国基”。认为中国现代“人心之迷乱”、“精神界之破产”,均起于西方文化之输入而导致“国基”之破坏,故申明反对一切“独创异说”和“主义”,重新用儒家思想来统整“可用者”(《迷乱之现代人心》)。又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刷新中国固有文明,它就会成为未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旧思想之折衷》)。其观点和主张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界有一定影响。著译、论著甚多。重要的政论和思想评论，被编为《杜亚泉文选》《杜亚泉文存》。蔡元培曾撰有《杜亚泉君传》。

周梦颜

周梦颜，清昆山人。一名思仁，字安士，号怀西居士。周瑞八世孙。诸生。通世务，有辩才，习知吴中田赋水利原委得失，巡抚张伯行曾延致幕中。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帝南巡，与陆淳风等赴扬州上疏请减苏松浮赋，后辑刊《东南财赋考图说》《苏松财赋考图说》， 邮寄京师数百本，雍正三年(1725 年)得旨减免苏松浮粮四十五万石。工诗文，博通三教典籍，笃信净土宗，汇通儒释。年二十四立誓戒杀戒淫，好义多善行。与毕奇、宋世 隆、彭绍升并称名居士。著有《万善先资》《欲海回狂》《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西归直指》，合为《安士全书》， 誉称善世第一奇书。另著有《戒杀四十八问》《昆新水利图说》《质孔说》《自怡轩杂文》等。

周梦颜，一名思仁，字安士，昆山诸生也。博通经藏，深信净土法门，自号怀西居士。尝以众生造无量罪，唯淫杀二业，实居大半，因著戒杀、戒淫二书。其戒杀书名《万善先资》，言多恳切深痛。自言每过一切神祠，必祝愿云：“唯愿尊神，发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思仁自今二十四岁，直至寿尽，中间若杀一小鱼虾，乃至家中眷属，若有一人伤一蚊蚁，唯愿尊神，是纠是殛〖殛（jí），诛杀〗，迅雷击碎所著书板。思仁自今二十四岁，直至寿尽，临河见鱼，仰面见鸟，不思救度，反萌杀机，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岁，直至寿尽，若梦寐中，见人杀生，不能至心称佛名号，发救度心，而反欢喜赞成其事，亦同此誓。”其戒淫书，名《欲海回狂》。劝诸淫者，先观胎狱，了种种苦，是为息淫原始方便。次观此身，诸虫猬集〖猬集，象刺猬毛一样聚集，喻众多〗，宛转游行，食人脑髓，是为初开不净方便。次观男女，脓血涕唾，恶露中满，犹如溷（hùn）厕，粪秽所都，是为息淫对治方便。次想死人正值仰卧，寒冰彻骨；黄水流出，臭不可闻；遍体生虫，处处钻啮；皮肉渐尽，骨节纵横；乃至冢破骨出，人兽践踏。而我此身，终亦如是。次念《法华》所说因缘，生相、灭相，与不生灭，是为断淫穷原方便。次观自身，在极乐世界七宝池内莲华之中，莲华开敷，见阿弥陀佛，坐宝莲华，及诸种种庄严瑞相，亦见自身，礼拜供养于佛。作是观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永脱淫阱，是为究竟解脱方便。又著《阴骘文广义》三卷，《西归直指》四卷。乾隆四年正月，与家人诀，云将西归。家人请以香汤沐浴，却之曰：“我香汤沐浴久矣！”谈笑而逝，异香郁然满一室，年八十四。

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清著名文字训诂音韵学家，经学家。字若膺，号茂堂(曾字乔林、淳甫，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人。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以教习得贵州玉屏县知县，旋调四川，署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寻任巫山县，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归，键户不问世事者30余年。嘉庆二十年卒，年八十一。段氏一生著述甚丰，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杰出的文字训诂音韵学家。主要著作有：《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周礼汉读考》、《春秋左传古经》、《汲古阁记文订》、 《说文解字注》、 《经韵楼集》等，计30余种。段氏精通典籍，勇于创新，在文字、训诂、音韵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精湛的见解：首先，他著《六书音均表》，通过离析《诗经》和群经用韵，把古音学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文献材料基础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他的古音研究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依据《诗经》和群经用韵，分古韵为6类17部，并依据声音的远近分合的次第从新加以排列，二是“支”、“脂”、“之”三部分立，认为此“三部自唐以前分别最严”，为当时和后世的音韵学者所公认，这是段氏在古音学上的一大创见，三是对“四声”的意见和前人不同，提出“古无去声”说，认为周秦时代仅有三声，即平上入，到魏晋时代才渐有去声字，去声字是由上声、入声而来，四是宏扬顾炎武、江永以谐声偏旁求古韵的方法，提出“同声必同部”的理论。段氏的古音研究，不守前人窠臼，注重文献材料，大胆创立新说，能够做到信而有征。钱大昕以为凿破混沌，后易其体例，增以新加，十七部盖如归也。戴震伟其所学之精，云自唐以来讲韵学者所未发。实堪称清最有成就经学家之一。段氏于周秦两汉之书，无所不读，诸家小学，皆别择其是非。并积数十年之精力，专治《说文》。他以古音为枢纽，对文字的形音义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文字训诂领域、特别是在《说文》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阐明许书体例，发凡许书观点，订正许书讹误，对《说文》一书的流传和广泛运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在《说文》研究中“有述有作”，创立了形、音、义综合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指出：“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在为王念孙《广雅疏证》所作的序文之中，他更加深刻地说明了三者的关系：“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文，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对文字不仅注重对形、音、义进行横向的综合分析，具有辩证的观点，而且注重进行纵向的历史考查，因而能够对字义作出系统深刻的说解。此外，段玉裁对汉语词义的系统性和两重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最先明确提出“凡字有本义，有引申之义，有假借之义”的词义系统理论，并且用它指导了《说文解字注》一书的词义说解，并从“字书”与“雅书”及经传注释研究的结合中注意到词义概括性(段氏称之为“隐括”)与具体性(段氏称之为“随文解之”)的两重性，使词义说解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段玉裁的语言研究成果，代表了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最高成就。他一味尊许，又过于自信，因而著述中不乏主观武断之处，后人多有批评。在古音研究上，由于他“一以考古”，疏于审音，其古韵分部未为精密，也有疏漏之处。

上村松园

上村松园（日语：上村松園／うえむら しょうえん ，1875年4月23日－1949年8月27日）原名上村津祢（上村津禰／うえむら つね ），出生并成长于明治时期京都下京区，她是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十分活跃的女画家，她以日本画的传统手法为基础描绘出格调高的美女画，她画的美人为妙为肖、出神入化，受到人们的好评。12岁小学毕业后进入日本刚刚成立不久的绘画学校。后相继师事铃木松年、幸野梅岭、竹内栖凤等大师。15岁时以作品《四季美人图》参展第三次内国劝业博览会，获得一等褒奖，被传为京都天才少女。其后次第展现其绘画才能,发表大量优秀作品.1941年成为日本帝国艺术院会员。1948年她获得日本文化勋章，这也是日本文化界的最高奖励。1949年离世，享年74岁。代表作品有《序之舞》、《深雪》、《花筐》、《杨贵妃》、《草纸洗小町》、《砧》、《静》、《春秋图》、《待月》、《母子》、《夕暮》等等。

菲利普·迪克

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1928.12.16~1982.3.2）,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1928年12月16日，菲利普·K.迪克和同胞妹妹出生在美国芝加哥，兄妹俩早产了一个多月。不久后，妹妹就夭折了。1929年开始的美国大萧条给迪克一家带来很大影响，一家人常常分居各地。父母离婚后，迪克跟随母亲和外婆辗转在华盛顿、加州伯克利等地谋生，并在伯克利上完中学。中学期间，迪克开始在唱片店打工。1952年，菲利普·迪克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了他的职业作家生涯。

青少年时期的菲利普·迪克在加州伯克利的左翼和知识氛围中接触了大量音乐、文学作品。他深受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影响，最喜欢的是《包法利夫人》《红与黑》，以及巴尔扎克的作品。受现实主义文学影响，他的作品中充满暗喻和讽刺，科幻元素几乎变成了无心插柳般的点缀，现实的崩塌感才是更为恒久的主题。他也因此没有被同时代的美国科幻作品局限，而是朝向严肃文学的方向发展。

到1982年去世之前，在短短30多年的写作生涯里，菲利普·迪克留下了44部长篇和121部短篇作品。在最高产的那几年里，他甚至创造了两年时间完成11部长篇小说、14部中短篇小说的惊人纪录。但如此高产的背后，是菲利普·迪克拮据、窘迫的一生。

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美国，“科幻小说被看作最末流的文学品类”,科幻作家的“地位非常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都被列为“低俗小说”。虽然他“自认为在写严肃小说，但这些作品从未在美国受到重视”，他认为“美国或者美国人的反智主义限制了他们对创意、幻想及知识概念的兴趣”。

在他生活的时代，麦卡锡主义、反共情绪始终笼罩着美国社会，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会被美国政府视为“异己分子”，也不被美国社会欢迎。迪克身边的许多人都曾因参加政治集会被美国政府调查，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这样的人物在伯克利的知识分子圈里口碑很差。迪克在作品中也写了很多以胡佛为原型的独裁者。20世纪60年代，他又因反对越南战争受到长期监视和骚扰。这段遭遇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反映，他预言未来的美国政府会获得更为智能和隐秘的监控手段，他笔下的人工智能（《神圣秘密》，1980）和大数据（《头环制造者》，1953）的监控手段也的确在今日美国的“棱镜计划”中实现。

这种种经历塑造了独一无二的菲利普·迪克，文学风格上偏重现实主义，内容上始终怀有对美国社会和体制的怀疑和批判，同时代优秀的科幻作家笔下的“光辉的美国梦”在他这里并不存在。菲利普·迪克描绘了一个“破碎的美国梦”。他不屑模仿那些庸俗的科幻作者随手编造的“太空殖民”式的故事，这导致他的作品很难被当时的美国科幻读者接受，主流社会本又不关注科幻作品，他的财务窘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20世纪50至60年代，菲利普·迪克只能靠微薄的稿费和朋友的接济度日，交不上个人所得税是常事。50年代，他甚至连图书馆借书的过期罚款都交不起。甚至有一段时间，他竟然要到宠物商店花35美分买一磅给狗吃的马肉杂碎当肉食。直到60年代晚期，一家法国出版社开始出版他的全部作品，这才让他的财务状况得到缓解。

进入70年代，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菲利普·迪克热“，这股热潮吹回美国，促成了《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电影版权出售——也就是后来的电影《银翼杀手》。当制片方付给他4万美元时，他不知这些钱有什么用，他对朋友说除了火腿三明治之外，他想不出什么想要的东西了，于是立刻出门买了一个火腿三明治。

菲利普·迪克并不在意收入的猛增，他更希望他的作品被当作严肃作品对待。拿到六位数的欧洲版税后，他把钱拿出来回馈朋友、前妻，资助福利院孩子。1982年3月2日，菲利普·迪克因中风去世，此时距令他声名鹊起的《银翼杀手》上映只有不到4个月。

扁鹊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姓秦，名越人(生于约公元前5～4世纪)河北省任丘县人。师从长桑君，学成后长期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齐、赵、卫、郑、秦诸国。扁鹊医疗经验丰富，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可惜均已失传。扁鹊精通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诊著称。据《史记》载，扁鹊曾望诊过齐桓侯的脸色，诊其有病，“不治将深”，齐桓侯不以为然，拒绝医治，不久终于抱病而亡。在切脉方面，赵简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鹊切脉后说：“血脉治也，而何怪!”他认为脉搏正常，并非死症，后果然痊愈。扁鹊在虢国(今何南省陕县一带)，在人们都认为虎太子已死，惟扁鹊诊断后认为是假死，名为尸蹶症，用针刺治疗，使太子苏醒过来。扁鹊是一位善长内、外、儿、妇科疾病的医学家。他漫游各地，不怕疲劳，善于动脑，他能根据各地的需要行医。他来到邯郸，听说当地重视妇女，便充当“带下医”即妇科医生。过洛阳，老年人患耳聋、眼花、肢麻等症多，他就做了“耳目痹医”。到秦国又当儿科医生。扁鹊治病的方法多种多样，不仅善用汤药，还用砭法、针灸、按摩、熨贴及手术疗法等。由于他医术高超，技艺专精，遭到了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李醯竟然派人将扁鹊刺杀。

扁鹊医德高尚，济世救贫，坚持与巫神作斗争。虢太子重病，多人为其祈祷而无效，扁鹊用精湛的医术治好了太子的病，也教育了大家。扁鹊治病严肃认真，从不炫耀声名，在众人感赞他治好虢太子病时，扁鹊质朴地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表现了秦越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谦虚谨慎的医疗作风。

谢天佑

谢天佑（1932年3月5日-1988年4月26日），湖北黄梅人，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研究班。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区史研究室主任，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与中国封建主义批判诸方面尤有建树。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

圣埃克苏佩里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法语：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年6月29日-1944年7月31日），法国作家。生于里昂。4岁时父亲病逝。1921年应征入伍后加入空军当地勤人员，学会了飞行技术后获民航驾驶执照，后来进入拉泰科艾尔航空公司。他最初驾驶邮政飞机往返于图卢兹和卡萨布兰卡之间，后来又飞至达喀尔，一路遇见的是沙尘暴、酷热的阳光、岩石和荒漠。1927年春天被派至摩洛哥的朱比角当中途站站长，给路过的飞机作联络工作。他的任务是救助一切身处困境的飞行员，在沙漠与天空、摩尔人与西班牙人中间度过了18个月，艰辛备尝。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南方邮航》（1928）就是描写他的这段经历。他为了在沙漠里寻找失事的飞机，忍受着极度的寂寞和孤独，表现了飞行员的高度责任心，就连由风景、沙丘、星星、月亮、海面等构成的广袤而又寂静的背景，也有着悲壮的色彩。

圣埃克苏佩里的成名作《夜航》（1931）获费米娜奖。当时夜间的导航仪表尚未问世，每次夜航都是一场搏斗，飞行员经常会碰上意想不到的危险。一天晚上，法比安从巴塔哥尼亚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后就遇上了暴风雨，没有一个机场可以降落，在汽油只够用20分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暴风刮到了大海的上空，返航已不可能。但尽管如此，下一班邮政飞机仍然按时起飞。小说歌颂了飞行员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开辟新航线的精神，于1939年被改编后搬上银幕。1932年以后，圣埃克苏佩里作为记者到过世界各地，曾在两次远程飞行中受伤。治疗期间所写的散文体小说《人的大地》（1939），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小说分为8章，漫谈对航线、星球、绿洲、沙漠等的感想，阐明了他靠奋斗而获得人生价值的哲理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40岁的圣埃克苏佩里坚持服现役，多次去德国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法军全线崩溃后，他随同机组撤至阿尔及利亚，不久退役回到法国，然后前往美国，企图呼吁美国介入这场国际性的反纳粹战争。当时纽约的法国流亡者分成拥护傀儡政府的维希派和拥护C.戴高乐的“永久法国”派。圣埃克苏佩里主张团结一致，反而成为众矢之的。为此他在法国和美国同时出版了中篇小说《空军飞行员》（1942），叙述了他在德军进攻时所作的一次侦察飞行，表现了对法国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的代表作《小王子》（1943）是一部诗情洋溢的童话。他还发表了《致一个人质的信》（1943），写他经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时的感想。

圣埃克苏佩里有两个身份：飞行员与作家，这两种身份是相辅相成的。他写作小说前后16年（1928～1943），仅出版6部作品，都是以飞机为工具，从天空观察世界，探索人生。他的作品篇幅不长，然而题材新颖，歌颂人的不折不挠的意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思想写照与行动实录。作为空军飞行员，他经历了法国1940年大崩溃；获得过13项航空科技发明专利；43岁时虽然超龄8年，依然成为盟国空军中最年老的侦察机飞行员。1944年7月31日，他驾驶的飞机进入地中海空域后失踪。遗作有1936年以后的思想札记《要塞》（又译《城堡》，1948），以及《笔记本》（1953）、《青年致虚构的女友的信》（1953）、《致母亲的信》（1955）和《生活的一种意义》（1956）等。

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形成了一种简朴的沙漠文化，没有冗长的描绘，没有感伤的抒情，只有简明的叙述和思索。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一批新颖的人物，他们驾驶飞机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同时又在飞机上实现着自己的梦想，这两个方面的融合就构成了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特色。他的小说不是本义上的情节完整的小说，而是以反映现实为主、兼有哲理思考和丰富想象的报告文学。他的主要作品都已有中译本。

傅以渐

傅以渐（1609～1665），清初大臣、清代第一位状元。字于磐，号星岩，东昌府聊城(今山东聊城)人。聊城位于运河之畔，在明清之际是个人文荟萃之地。此地民风极其淳朴，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武风亦极一时之盛。傅以渐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月十二日出生在聊城这块宝地上。他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强记博闻，成绩斐然。3岁能诵书，5岁熟读经史，10岁便写得一手好文章。后在聊城城东南书院读书，众生辍学，而唯独以傅以渐攻读不懈。当他16岁时，随人去北京，见旅舍墙壁上题有鼓励人砺志上进的话，大加感叹，矢志进取。时值明末大乱，他虽闭门苦读，但已无意再去应试，因此时人莫测其高深。当时他家境又相当贫寒，作文章时苦于缺少纸张，因此便在墙壁上起草，文章写成后再将字迹擦去，以备再用;夜间读书，有时没有灯火，便焚香以为照明之具。有一次，土匪围攻聊城，城垣几被攻破，但他仍朗诵典籍，犹如平时。有人问他：“生死已在目前，还读什么书?”他坦然答道：“死生不过是天命罢了！”正是由于他不畏时乱，不避家贫，苦志力学，才博通群书。

顺治二年(1645)，清廷首次开科取士。其时，傅以渐35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参加乡试，得中举人。第二年二月，他马不停蹄，赴京会试，三月发榜，他榜上有名，成为贡生。四月，参加殿试，得中一甲一名进士，成为清代的第一个状元。此后，故里的傅氏过年写春联时，常以“开代文章第一家”为下联，以示荣耀。

傅以渐得中状元之后，深受清廷重视，屡屡封官晋升。当年即授宏文院修纂，次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年，充《明史》纂修官。八年闰二月，迁国史院侍讲。九年正月，充《太宗文皇帝实录》纂修官;六月，迁左庶子。十年正月，迁秘书院侍讲学士;五月，迁少詹事;闰六月，撰国史院进士;七月，教习庶吉士。十一年八月，授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正月，傅以渐奉诏陈述时务，上安民三事，甚合国情君意，顺治皇帝又命他作《资政要览后序》。当年二月，又加封太子太保，自此他便成为康熙的尊师。不久，改任国史院大学士，兼文武殿试读卷官，并充任总裁编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圣训》和《通鉴》全书。后又奉命撰《内则衍义》，复核《赋役全书》。十四年二月，奉谕修《易经通注》。十五年二月，充任会试主考官;同年，因傅以渐久参机务，加少保，进阶光禄大夫，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时的傅以渐已达“荣禄兼极”的地步。

傅以渐在宦海生涯中，因品德正，学识博，任职勤谨，理事精慎，深得顺治皇帝赏识和器重，与皇帝过往密，交往多，情谊厚，形成了较好的君臣关系，有几件事足以为证。顺治十三年八月，傅以渐因职多任重，力不胜负，在监察御史面前申请辞职，顺治帝立即“温旨慰留”，降旨说：“您是辅佐联的重臣，办事淳诚朴慎，勤劳精细，并且现在任重道远，怎么能同他人一样引退呢?您应该施展自己的才干，辅佐联教化人民，治理国家！”顺治的一番话，使傅以渐的要求只能作罢。可见，顺治对傅以渐特别垂青，真是圣眷隆重，倍于同僚。

次年，顺治又谕旨傅以渐和曹东荣编纂《易经通注》，但这不是通常的命令，而是详细说明编纂缘由，简要提出希望，说来娓娓动听，完全没有以上压下、盛气凌人的味道。这不能不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君臣之间的融洽和信任。顺治先说《易经》的重要，“义精而用溥”;又说自三国时的魏国，直到明朝，历代均很重视，都有研究，一一陈述，不厌其烦;接着又说，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各有长短，我们有必要殚心研究，取长补短，重新注释，这才自然地交待任务;最后简约而肯切地提出要求和希望。这种谕旨真有点像老友促膝交谈一样，这种关系也真有些不同寻常！所以，傅以渐不但出色完成了编注《易经》的任务，而且在当年的冬天，傅以渐仅以3天的时间，就独自审阅处理完毕了两个月所积压的800余件奏章。

事隔一年，到顺治十五年二月，傅以渐和学士李爵主持会试大考。入闱应试，按旧例都允许携带书籍，可如今有关人员却提出要定禁例，而众考官要求携书应试。对此，傅以渐态度明朗，直言敢谏，立即上奏皇帝，要求废除禁例，准许携书入试。最后得到了允许。

从傅以渐几次乞罢乞黜和顺治的回复，更能看出他们君臣之间的感情和傅以渐的品格。当傅以渐在主管大考中，因积劳成疾，吐血发病时，他抱歉而无奈地提出：“乞赐另遣一员，同李霨任事”。立即得到了顺治的回复，并于十月恩准回籍养病。一年之后，病仍未好，傅以渐明智地乞求免职。顺治复命，尽量宽慰他：“加意调理，稍痊，即来京入直办事，不必引请处分。”下一年三月，傅以渐再次请求免职，顺治仍然劝说他，要“加意调摄”，“不必求罢”，并称赞他多年辅佐理事，清慎素著。直到顺治十八年初，顺治帝驾崩，康熙即位，傅以渐还是上疏乞罢。这次，经下部议后，才准解任，在家调理，病痊起用。傅以渐在封建统治的群僚中，能博得皇帝的厚爱，也实为不易傅以渐在封建王朝的宦海中，既辅助了帝业，也成就了自己，君主“何忍使尔告归”，吏民也不忍其辞去。

傅以渐长得方脸肥硕，颏下多髯，伟腰大腹，看来是条硬棒棒的大汉，其实他并不强健，且有咳血的毛病。从他病倒到去世，七八年时间里，多数是在籍养病。他病逝于康熙四年(1665)四月十九日午时，终年57岁。他去世时，众从皆惋惜不迭。

傅状元身居相位，但并非行则马、衣则裘，他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行为规范。他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临终遗言，勿请恤、请谥！不要抚恤，不要追加封号，不愧以“清勤”著称。他不惯于骑马，常乘一小黑驴，令二仆牵缰，来往于宫廷之间。世祖(顺治)偶见，不禁大笑。事后，顺治亲笔绘画轴一幅，俨然傅以渐状元骑驴小像，并题诗于其上，有句云：“状元归去驴如飞。”顺治以此赐与以渐，以渐泰然受之。他性情温和，善与人交，与同僚相处10余年，从无骄矜嫉妒之私。奖掖后进，惟恐不及。他闻百姓疾苦，痛切于身，心思拯济乃已。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在家养病期间，主持编修《聊城县志》，拖着病体为乡里做些有益的事情。家人曾因宅基与邻居相争，他在朝得知后，责令家人退后数尺，对方为之感动，也自动让出数尺，于是，便出现了一条“仁义胡同”，一时传为佳话。

傅以渐严于治学，精于考究;四书五经，矻矻入解;天文地理，礼乐兵农，无所不通。众人尊为“星岩先生”，世人评论他说：“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他一生著述及奏议甚多，如《狐白解太史名篇》、《中规篇》、《诗经礼记春秋题说》、《贞固斋四书制义》、《贞固斋诗集》等等，但传到今天的甚少，除《四书易经制义》一书、《明史记事本末序》和《聊城县志序》两文、五律和七律两诗幸存至今外，其余悉毁于火，真莫大之损失！幸好，文失而精神尚存。据说，他还作过一套鼓儿词，流传于北方民间，但已无从查考。

傅以渐病逝后，悼之者烈烈，恸之者切切，赞之者纷纷。据《东郡傅氏族谱》(道光年间嘉荫亭藏版本)和《聊城县志》记载，皇清诰授其三代俱为光禄大夫，大学士高阳李霨亲撰碑文，史官宋弼撰《少保大学士傅公传》，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榆山朱续为《东群傅氏族谱》写序，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也为重修《东郡傅氏族谱》撰序。朱续称他“为国元老”，“功业炳然”。宋弼赞他“不奔兢于势力，不诡随于门户”，“见可而进，审几而退，既清且慎，不争不党”。

帕斯捷尔纳克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ЛеонидовичПастернек，1890年2月10日-1960年5月30日），俄罗斯诗人、作家。生于莫斯科有教养的画家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及德国的马尔堡大学学哲学,还曾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6年之久,最后选定了文学为终身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一些未来派艺术家有来往,并在其影响下创作了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4)和《在街垒上》(1917)。1922至1932年间先后发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1922)、《再生》(1932)、长诗《1905年》(1925—1926)、《施密特中尉》(1926—1927),从而确立了他的文学地位。此外还有自传体小说《旅行护照》(1931)及其它一些散文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作家独特的生活观和艺术观,他的诗被看作集古典主义的传统,象征派的乐感、未来派的口语倾向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之大成,生前死后对苏联几代诗人都产生过强烈影响。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作品再未获准出版,直至卫国战争期间才得以发表诗集《在早班列车上》(1943)和《冬天的原野》(1945)。这期间他在翻译文学作品方面显示了高超的语言才能,先后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悲剧、歌德的《浮士德》、魏尔伦的诗作,特别是由于出色地翻译了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才得以避开可能发生的政治迫害。1957年国外发表了他的长篇巨作《日瓦戈医生》,招致当局的猛烈批判,这使作家不得不公开表示拒绝接受1958年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此后诗人精神和物质上承受巨大压力,两年后在抑郁中病逝。帕斯捷尔纳克毕生创作的最杰出的代表作《日瓦戈医生》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时期坎坷的经历,精神上的磨炼和思想的艰辛探索,对暴力革命进行了多方面多重取向的哲理剖析。日瓦戈医生与拉拉的爱情经历、日瓦戈医生对艺术执着的追求以及女主人公富有诗意的形象,都显示了作家卓越的艺术才能。这部作品在80年代末得到苏联文艺界的公正评价,被称为苏联文学史上一部罕见的杰作。

孙膑

孙膑，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世子孙，原名不详。因被庞涓剔去两个膑骨(膝盖骨)显名后，世人便以孙膑相称。其生卒年月史籍无可考，约与商鞅、孟轲同时代。齐国人，出生在阳城和鄄城一带(今山东阳谷县、鄄城县间)。成年后，曾同庞涓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受学名师，刻苦钻研，学有所成，掌握了系统的军事理论。庞涓为魏惠王帐下将军，嫉贤妒能，自知才能不及孙膑，遂暗害于他，剔去膑骨，脸上刺字。后孙膑受齐威王的赏识，被救入齐国，拜为军师。公元前353年，魏攻赵，赵求救于齐。田忌、孙膑带兵救赵。孙膑采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作战原则，“围魏救赵”，在桂陵(今山东荷泽北)大败魏军。公元前342年，魏再次起兵攻韩，韩不敌，向齐求救。孙膑利用魏军骄傲轻敌的心理，采取“减灶诱敌，设伏围歼”的作战方案，示敌以弱，诱敌深入，在马陵(今山东莘县)伏击魏军，射杀庞涓，全歼魏军，俘获魏太子申。从此，名扬天下。魏国衰微，齐国声威大震，使诸侯各国东面朝拜。后因齐国内部矛盾，郁郁不得志，遂辞官隐居，著书立说。

孙膑传世有《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称其为《齐孙子》89篇，图4卷，后失传，直至1972年又重新发现。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主张“战胜而强主”、“举兵绳之”等朴素思想，主张对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在作战指导方面，运用以寡击众、以弱击强、机动灵活等方法，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一举而胜。在治军、选卒、用将、阵法等方面，也都有广泛的论述。《孙膑兵法》是我国军事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孙膑也不愧为我国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

丁若镛

丁若镛（1762～1836），朝鲜朝英祖、宪宗年间著名哲学家、实学派集大成者、著名文学家。字美镛、颂甫，号俟蓭、茶山、三眉、与犹堂。原籍罗州。生于京畿道广州郡瓦阜面马岘里(今扬州瓦阜面陵内里)的一个两班(贵族)家庭。7岁能作汉诗，22岁中进士，1789年式年文科甲科及第。历任检阅、持平、弘文馆修撰。1794年任京畿道暗行御使，后历任同副承旨、兵曹参议、刑曹参议。并曾与朴齐家等参与奎章阁书籍编纂事务。他为人刚直，不求媚于权贵，特别是在任暗行御史时，曾弹劾官吏的贪污舞弊，不断受到反动派的诬告和陷害。1800年正祖驾崩， 翌年在辛酉教难之时，他被流配到长鬐，后又因受黄嗣永帛书事件牵连，被流放到康津。在流放地茶山山麓上专心于经书学的研究，经19年的努力，完成了独立的学术体系。1818年获释，回故里， 继续专心从事写作和研究学问，直至去世。

丁若庸是实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实学派诗人和作家。他继承了柳馨远、李瀷的主流思想，并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北学派思想集大成于一身，对政治、经济、医学、天文等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西方的新学问也有深刻的理解。在哲学上表现出先进的唯物主义和正确的实践立场。作为实学派的代表学者，他认为一切无助于实用的学问都算不上好学问，反对“空理空谈”、形式主义，主张结合实际研究学问，强调各种学问的研究均应以达到“利用厚生”为目的。在政治上， 反对门阀主义和世袭制度，认为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户之家“是残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之命，以肥一户”， 提出“农者得田，不农者不得之”的主张，提倡土地公有，共同耕作，按劳役多寡分配的“闾田制”。

在文学创作上，他反对单纯的“吟风咏月”和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教育意义，即要有“美刺劝惩”的效果。他作有汉诗2500余首，有不少是表现农村生活和农民在封建制度下挣扎度日的处境，谴责封建官吏的剥削和儒学者的伪善，指斥封建两班制度的不合理等。《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和《饥民诗》是两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描写一户农家的穷苦和豪吏的作恶;后者描绘了一幅农民颠沛流离的图景。在康津流放期间，他创作了更多同情人民、反映酷吏罪恶的优秀作品，其中有长诗《夏日对酒》、《耽津农歌》、《耽津渔歌》、《耽津村谣》、《哀绝阳》，以及次杜甫韵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三行：《猎虎行》、《狸奴行》、《僧拔松行》等。他熟悉多种诗歌表现形式。在创作手法上，善于运用比喻来刻画他所要表现的对象。他的一些散文和政论也写得生动、犀利， 很有说服力。1910年，在他逝世70多年以后，朝鲜朝政府追赠他为正宪大夫奎章阁提学，谥文度。著书有《牧民心书》、《经世遗表》、《丁茶山全书》等。集他的著作为一书的《与犹堂全书》(共503卷)中， 以《文体策》为首，收有他阐明自己的文学观的文章与很多诗篇。

梅贻琦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八)生于直隶天津。父梅臣，字伯忱，曾任盐务事。梅贻琦幼时家道已中落；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全家赴保定避难，乱后返津，家当已被洗劫一空。

1904年，严范孙、张伯苓在“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创办天津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的前身)，梅贻琦入该校第一班学习，1908年毕业，名列第一。毕业后，按校章被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学习。翌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庚款留美生，10月赴美，1910年春入麻省伍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专业。学习成绩一贯优异，曾被选入“Sigma Xi”荣誉学会(美国奖励优秀大学生的一种制度)。1914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在美期间，他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

1915年春，梅贻琦回国，初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书记，9月至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先教数学、英文，后教物理，至1926年由教员而讲师而教授而教务长。他学识面广，曾被称为“科学各教授之首领”，除教上述诸课外，还主讲过测量、工程事业(土木、机械、开矿、电机)、运输等课；作过“洋灰造制法”、“矿地设备”、“电子原理”、“X光射线”等专题报告。此期间，梅贻琦表现出对教育事业广泛的志趣和热情，先后担任唯真学会顾问，清华童子军团长、军长、总司令以及全国童子军理事长，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校科学社顾问及名誉社长，大一(学校当时最高年级)课程工业部主席，华员大会书记及交际组主任，新校委会议教员代表等。在校外，他曾与陶行知、曹云祥(时任清华校长)等一起组织“中国科学教员促进研究会”，任管理部书记。1921至1922年，他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再次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并曾一度任纽约大学讲师。1922年秋，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1926年起，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指派，而由教授会公举，梅贻琦被举为改制后首任教务长。在两年任内，显露出其治校才能。这时的清华，设有游美预备部、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三种学制，作为教务长，梅贻琦统管各部的教务。他首先把新建大学部的学程、师资做了必要的改组和调整，使它成为一所正规而有特点的大学的雏形。他发表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赠别大一诸君》等文章，阐述他在办大学教育方面的一些观点和方略。对于中国学生到外国去留学所应持的基本态度，他说:“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坏的”，“不能不将他们看清楚了”，“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掉自己”，“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8月，因校长在学生出国问题上有独行专断行为，梅贻琦率先请求辞职以表抗议。被挽留后，他为了克服以往校领导关门办学的作风，于10月赴江、浙、鲁、奉四省调查教育一月余。

1928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势力入控北京，清华学校被接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受命暂代校长职务。8月，罗家伦接任清华校长。11月，因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处财务上发生混乱，梅贻琦被派赴美接替“监督”一职。嗣后清华校内发生校长风潮包括罗在内连续三个校长被驱，校长一职未有适当人选，校内曾出现连续十一个月无校长的局面。经过反复物色、选择，梅贻琦于1931年10月10日被任命为校长，12月3日到校就职。梅贻琦自此连续任清华大学校长达十七年之久，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他以清华校长身份兼任“联大”常委会主席。梅到校就职当天，即召开全校大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一)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二)要“在学术上向高深方面去作”；(三)要培养和爱护人才，严格避免人才的浪费；(四)要尽全力充实师资队伍，广泛延聘第一流学者来校执教。他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一直被清华大学作为优良传统对待。

1931年—1937年的清华大学，在梅贻琦的主持下，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师资队伍的进一步充实。他反复强调:“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极也。”其次，他实行“教授治校”，对校事采取“吾从众”的方针，调动教授们治学和治校的积极性。当时学校采取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和校长“四权分制”的治校方法，评议会是核心，但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校长是前三会的主席，但一切重要校政必须经过评议会讨论后才能决定。朱自清曾撰文称颂梅的民主作风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的。”第三，创办了清华大学工学院。清华在工程专业方面，原只有一个属于理学院的市政工程系(即土木工程系)，梅出任校长后两月，即1932年2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发展”的计划。6月，成立了包括机械、电机、土木三系的工学院，自任院长。嗣后，设立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还陆续建成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实验馆、水利实验馆、发电厂等教学设施，添置了当时先进的设备，聘请了一批国内外工程学名流来校充作工学院教师的骨干。第四，与国外学术界联系与交流。1933年，清华首先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处及中法文化基金会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并先后请来国外名流学者来校讲学。清华教授出国者，亦多担任讲学任务。第五，大力发展研究事业。到1935年清华已拥有较为健全的三个研究所共十个研究部，占全国同类学校共三十七个研究部的百分之三十七。1934年10月起，梅贻琦又“鉴于国内需要，拟即举办特种研究及理工特别设备”，陆续兴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三个特种研究所；抗战期间，又在昆明兴办了金属、国情普查两个研究所。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日亟的形势下，梅贻琦勉励同学谨记国家危亡的情势，时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1932年9月18日，他在学校“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公开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这期间，他常常告诫学生“不忘国难”；但不赞成青年学生脱离学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说:“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还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出于爱护学生的目的，曾几次出面保释被捕的进步学生，但也曾以“维护校规”为出发点，签署过开除进步学生的布告。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南迁，初于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半年后又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一起组成联大常委会，梅任主席(常委会主席一职原本是由三校长轮流担任，但因蒋、张在重庆任职，故该职一直由梅担任)，始终坚守在校主持校务。他表示:“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在“联大”八年期间，梅贻琦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办学才干和责任心，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学风的三校师生，同舟共济，使联大师生能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等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弦歌不辍”，为国家和民族保存和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人才。

1940年9月，梅贻琦在清华服务满二十五周年，在昆明的清华大学师生，为他举行了一次公祝会，他在美留学的母校伍斯特工学院授予他名誉工程博士的称号。梅贻琦在公祝会上面对众多的称功颂德之词致答辞，把自己比做戏台上的“王帽”，说:“其实会看戏的人，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也觉着‘与有荣焉’而已。”

1941年4月，梅贻琦借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机会，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系统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他主张“通才教育”，但又不是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的翻版，而是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Great Learning)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综合中外现代大学教育思想和体制而成。他认为大学教育归根结底应该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要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们以“通识”，即“知类通达”的训练，非如此，便不能完成大学教育中“新民”(化民成俗，改造社会)的任务。他主张大学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通才”，不可能也不应该担负直接为社会各部门培养“专才”的任务，这个任务应由其他教育机构如研究院、各种专门学校，特别是各该社会事业本身来完成。大学教育应成为学生们通向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知识，成为具有更广博学者专家的桥梁。他认为“通才教育”的灵魂是自由思考和讨论。他引宋代学者胡瑗的话说:“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他特别赞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和作风，“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抗战初期，梅贻琦在国民党当局的命令下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他在政治上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一步步接近，常常作为知名的大学校长和“党内同志”，被邀为蒋介石的座上客，有时还特意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这使他逐渐产生了一种“知遇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梅贻琦以十分欣悦的心情，组织清华师生北上复员。11月，梅贻琦首先抵北平视察清华园。12月初，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他即回昆明，在昆明招待记者会上斥责了便衣暴徒行凶杀人的暴行。翌年7月，闻一多遇刺牺牲，梅贻琦亲自主持组织治丧委员会及家属的抚恤问题。10月，在清华园主持复员后第一个开学典礼。他曾拟定一个《本校复员后院系充实计划草案》，积极修复校舍，延聘师资，准备把清华大学切实地再向前发展一步，但由于局势动荡，他的“充实计划”未能实现。这期间清华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梅贻琦仍本其既不得罪国民党当局、亦力求不使师生受到无辜残害的态度，曾先后掩护过一些进步和革命师生免遭反动派的毒手。1948年8月，他得知反动派黑名单上有吴晗的名字，就连夜找到吴晗对他说:“你要当心，千万别进城，一进去被他们逮住，就没有救了，在学校里，多少还有个照应。”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已在旦夕，吴晗等清华校友曾从解放区拍电报给他祝寿，挽留他不要离校；但梅贻琦似乎事前即做好出走的安排；他在城里设了一个“校产保管小组”，把学校一些重要账目及贵重物资转移到城里以“应变”。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前几小时他离开学校，在城里逗留了一星期，终于21日由国民党当局派来的专机接往南京。同日孙科内阁任命他为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但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他由上海抵广州，6月飞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9月参加“联教”组织大会，任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12月飞纽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商清华基金保管及运用事宜，后即常驻纽约。1950年起，他任“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驻美机构)常务董事。1951年，他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书刊。

1955年，梅贻琦由美抵台，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即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觅定新竹所址。1956年2月，他赴东京及纽约参加原子能展览及讨论会，11月赴美洽办定制原子反应堆事宜。1958年7月，他出任台湾政府“教育部长”(1961年因病辞去)，仍兼任新竹清华研究所所长。1959年起，兼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因患癌症，于1962年5月19日去世。

黄忏华

黄忏华（1890～1977.08.28） 中国近代佛教学者。字璨华，号凤兮。广东顺德人。自幼客居南京，先从桂伯华（1861～1915）学佛，后师从欧阳竟无学唯识，并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1928年，太虚组织中国佛学会，黄忏华当选为执行委员。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成立后，曾多次当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其时他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从事佛学研究不懈。他通梵文、藏文，专精于唯识学，研究领域广阔，著述众多，代表作为《佛学概论》与《中国佛教史》，前书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佛学之概念、佛学之略史、佛学之分类、宇宙万有之区分及其解释、因果之理法、佛家之根本学理、佛家之枝末学说七篇，系中国学者以近代眼光分析考察佛学理论的较早著作之一，与一般的佛教概论性质不同。后书于194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将中国佛教的发展分为肇始时代（汉魏西晋）、进展时代（东晋南北朝）、光大时代（隋唐）、保守时代（五代宋元明清）4个阶段，实为中国古代佛教史，内容侧重于佛教思想演化。其他著作尚有《唯识学轮廓》《佛教各宗大意》《三论家底中道论》《华严根本教义》《密宗教义》《印度哲学史纲》《有部宗底万有解释》《金刚顶菩提心论浅释》等，其论文众多，对大乘佛学三系皆有较深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了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英文版）部分条目编写，但纯佛学的旧作在《现代佛学》上仍有发表。1961年，他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参与过《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及《辞海》有关佛教部分的编辑工作。1977年病逝。

库恩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年7月18日—1996年6月17日）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1922年7月18日生于辛辛那提。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系,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开始讲授科学史,1958—1959年在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60—7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79年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任教,1980年起参加该院“科学技术和社会计划”的工作。他从50年代转向科学史、科学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成为当代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他把科学看作是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按照一套共有的“范式”所进行的专业活动,而不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庞大的知识堆。由此出发,他描述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在他看来,科学首先是在“范式”支配下,为解决“范式”所提出的“疑点”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这是科学的常规活动;只有当已有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的问题的挑战时,这个常规的发展才会暂时中断,科学便因此陷入危机,最后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他强调指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能够把自己聚焦到狭小范围的比较深奥的问题上。他认为科学虽然需要发散式思维或批判思维,以便及时地打破过时的范式,但却更需要收敛式思维或教条思维,以维持一种传统,从而保证科学的稳定发展。他的这种科学观打破了把科学单纯看作一个认识过程的传统观念,从而把科学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发展背景上。在他看来,科学发现和选择的过程并不等于科学的逻辑论证过程。一种新的理论的提出和评价,首先取决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科学共同体的偏好以至科学家的个人癖性。所以,科学发现和评价的过程首先是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这样,他就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这个侧面,把科学从认识论范畴放大到社会历史范畴。这种历史主义有力地补充了科学哲学中传统逻辑主义之不足。但库恩又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学的发展历史同科学的逻辑论证对立起来,截断了人类认识通过科学不断地从低级趋于高级、从相对真理趋于绝对真理的连续发展过程,从而表现某种相对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倾向。主要著作有:《科学革命的结构》、《哥白尼革命》、《必要的张力》、《黑体理性和量子不连续性》等。

赵避尘

赵避尘（1860—1942），道号一子，自号千峰老人，全真龙门派第十一代内丹学正宗传人，晚清民国时期道教内丹清修派丹法的重要代表人物。咸丰十年农历七月十六（1860年9月1日）出生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阳坊镇。赵避尘一生为求得性命双修真诀拜师三十余位，最终在镇江金山寺向了然、了空禅师求得伍柳派内丹要诀。赵避尘主要继承了全真龙门派伍柳一系的要诀，同时吸收了全真南无派等其他内丹派别的内丹理论和功法，在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下创立了以内丹修炼为核心的道教教外别派——千峰先天派。一生徒众有两千余人，遍布大江南北，至今仍有不少千峰派内丹传人。赵避尘积极著书立说，有《性命法诀明指》、《卫生生理学明指》、《三字法诀经注》流传于后世，其中的《性命法诀明指》一书详细论证了全真千峰先天派内丹修行的理论和方法，用朴素亲切的白话，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经验，对内丹学中的千古不传之秘进行了详细、通俗的讲解，是赵避尘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吕颐浩

吕颐浩（1071年－1139年4月30日）南宋高宗时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元直，沧州乐陵(今山东乐陵西南)人，迁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哲宗元祐进士，李清臣荐为邠州(治今陕西彬县)教授。徽宗末年，为太府少卿、直龙图阁、河北转运副使、都转运使。高宗即位，除知扬州，进户部尚书，尝单骑往张遇营垒说之降宋，因进吏部尚书。建炎二年(1128)，金人进逼扬州，高宗南遁渡江，自愿留守江北，拜同签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苗傅、刘正彦变乱，约张浚起兵讨伐，倡议勤王。高宗复辟，任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兵南下追高宗，进航海避难之策。建炎四年，签书枢密院事赵鼎上书弹劾他专恣擅权，罢相，除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寻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池州(治今安徽贵池)。绍兴元年(1131)，往平李成起事，败而后胜，诏兼领寿春府(治今安徽寿县)、滁(治今安徽滁县)、庐(治今安徽合肥)、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旋破张琪之兵，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秦桧同秉政。桧欲去之，反力倾桧，绍兴二年罢桧相，斥桧党。独揽军政大权，主张北伐。然挟私用人，排斥李纲、赵鼎等抗战派。绍兴三年，因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之劾，罢相为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绍兴五年，条十事上守战方略，除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镇压郴、衡、桂阳民众起事，除少保、浙西安抚制置大使、知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行宫留守，旋封成国公。绍兴八年，除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行宫留守。引疾求去，除醴泉观。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地，诏往陕西，以老病辞，未几卒。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号“忠穆”。著有《忠穆集》。

杜预

杜预（222年－285年）西晋大臣、学者。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司马昭妹夫。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少有建功立言之志。初仕魏，为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累迁镇西长史。入晋，任河南尹，受诏定官吏考课制度，主张去繁密而就简易，每年一考，六年总结，积优者超用，累劣者黜免。又与贾充等定律令，并为之注解，与明法掾张斐的《律解》并行于世。转安西军司、秦州刺史，从征西将军石鉴讨陇右鲜卑之叛，因与鉴用兵意见分歧，遭奏劾，以侯爵赎罪。旋拜度支尚书，在朝七年，论安边，陈农要，定谷价，制课赋，又推广新式农具，奏上《二元乾度历》，于富平津建河桥，“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胸中无所不有。咸宁四年(278)，继羊祜出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积极筹划灭吴。太康元年(290)，与王铚、王浑等大举伐吴，他陈兵于江陵，旬日之间，累克城邑，南方州郡，纷纷归降。吴平后还镇襄阳，讲文修武，怀抚南士，又兴修水利，公私之田受益者万余亩，漕运直通巴陵(今湖南岳阳市)。他位居将帅，身不跨马，射不穿扎，行兵布阵，多用谋略，军中称之“以计代战一当万”。建功之后则著书立说，尤精《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10卷，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收入《十三经注疏》。同时参考众家谱第，撰《春秋释例》、《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太康五年(284)，征为司隶校尉，赴洛途中病卒。追赠征南志大将军，谥曰“成”。原有集十八卷，已散佚，明人辑有《杜征南集》。《晋书》有传。

吴梅

吴梅（1884年—1939年），字瞿安，一字灵鳷，号霜厓，别署癯安、逋飞、厓叟等。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十二岁师从潘少霞受书，习举子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第一名补长洲县学生员，翌年得食廪饩。二十八、二十九年两度赴金陵(今南京)应乡试，均落第。二十九年，赴上海东文学社习日文。三十一年秋，至东吴大学堂任教。三十三年，应柳亚子之邀，加入文学团体神交社，1912年初，加入南社。宣统二年(1910)以后，先后执教于苏州存古学堂、南京第四师范、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诸校，同时致力于词曲研究。著名词曲家任中敏、卢前、钱南扬、王玉章、唐圭璋、王季思等，皆出其门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辗转流亡于木渎(香溪)、汉口、湘潭、桂林、昆明诸地。1939年，病卒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

吴梅在文学上有多方面成就。自十六岁起，即致力于诗古文辞。其古文师从桐城文派，学诗得宋诗派宗师陈三立指点，词得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的朱祖谋之亲授，均有深厚造诣。尤以治戏曲负盛名，被誉为“近代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学大师”(王玉章《霜厓先生在曲学上之创见》)。其治曲得俞粟庐指拨，于曲理、曲律有精深研究。平生创作传奇、杂剧十余种，并能自己谱曲、唱曲，曾组织啸社及道和曲社演戏。其藏曲之富，不下二万卷，并将所藏自金元至清代乾嘉年间的传奇、杂剧及散曲作品辑印为《奢摩他室曲丛》，惜仅刊出初集、二集，即因“一·二八”事变起，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被炸而中止，底本及三、四集刻版皆被毁。其于戏曲研究，侧重于曲律。能博采前人研究成果，参以己见，“实集以前学者之大成”(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论者评曰：“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同上)著有杂剧《轩亭秋》、《暖香楼》、《落茵记》、《惆怅爨》、《双泪碑》、《无价宝》，传奇《风洞山》、《镜因记》、《绿窗怨记》、《东海记》、《血花飞》、《义士记》(后二种未刊行)等。戏曲论著有《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词余讲义》、《南北词简谱》、《元剧研究》等，及曲话、序跋、散论、笔记多种。主要戏曲论著辑入《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5月版)。另有《霜厓诗录》四卷、《霜厓词录》一卷行世。《文录》二卷，未刊行。生平事迹见卢前编、徐益藩补《霜厓先生年谱》、梁璆辑《霜厓书札》、徐调孚《霜厓先生著述考略》、李一平《瞿安先生逝世先后略述》、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均见《戏曲月辑》第一卷第三辑)。卢前《吴瞿安先生事略》(《时事新报·学灯》，1939年4月16日)、王卫民《吴梅年谱》(修订稿)(载《南社研究》第三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