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

吴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字长伯,江南高邮人。其父吴襄,为明崇祯初锦州总兵。三桂武举出身,授都督指挥。长山之战,吴襄“拒战不力”,被朝廷下狱。遂提升三桂为总兵,守宁远。松山之战三桂兵败,被贬三级,仍令守宁远。李自成进兵北京时,崇祯加封三桂为平西伯,命他入京戍卫。吴三桂率大兵到丰润,京城已破,便逃回山海关。李自成送来吴襄的劝降书及犒银四万两,招他入京,他接受犒银,却又屯兵九门口,然后入京。走到滦州,闻父亲被囚,家产被抄,爱妾陈圆圆为刘宗敏掠去,一怒而回山海关,击破李自成所派的两万守关人马,遣副将杨珅等向多尔衮请救兵。多尔衮立即答应进兵。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清,亲率二十万大军讨吴三桂,时清军已到离山海关只十里的一片石,打败了唐通守军,进入山海关。吴三桂剃发归降。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一仗,被多尔衮派阿济格等以两万精兵突然袭击,李自成意料不到,被吴三桂和清兵战败。多尔衮就这样借取吴三桂的力量,夺取了农民革命的果实,轻而易举的使顺治成了中国皇帝。而吴三桂却被顺治授与平西王。受命西讨李自成,随阿济格攻进西安。自成败走武关,退到武昌,被清兵穷追不舍。自成率二十骑上山,被乡勇所害。顺治九年(1652)吴三桂与李国翰进兵四川,拔重庆、攻成都,明将刘文秀弃城走,又克嘉定。顺治十四年(1657)。吴三桂进兵贵州,攻克贵阳,击败明将白文选、李定国。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追南明军至缅甸距缅甸都城六十里,缅甸被迫献上永历帝朱由榔及其母、妻,被吴三桂将由榔父子绞死。康熙六年,因“三藩”势大,康熙决定削藩,吴三桂被迫反清,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留发,易清服,树白旗。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称周王元年,据有云南、贵州、湖南三省之地。四川、广西、福建、河北亦相继反清。康熙十五年(1676)尚之信、耿精忠投降,三藩只剩下吴三桂一藩了。康熙十六年(1677)岳乐攻下长沙,十七年岳乐又克平江、湘阴,三桂部将林兴珠率水师投降,茶陵等十二城又被清军攻下。吴三桂见大势已去,于是年三月匆匆在衡州称帝,改元昭武。八月吴三桂病死。年六十七岁。

孙家振

孙家振（1864～1940年），字玉声，别署警梦痴仙、海上漱石生、漱石生等。上海人。家道富有，性好冶游和远游。二十九岁起以报刊编辑和小说写作为职业。先后主编、编辑、创办过的报刊有《新闻报》、《申报》、《舆论时事报》、《采风报》、《笑林报》、《新世界报》、《大世界报》、《繁华杂志》、《七天》、《俱乐部》，是我国近代早期著名报人之一。又曾组织文艺社团萍社和鸣社，并任社长。抗战期间四处飘零，死于他乡。其著作甚富，仅长篇小说即达三十余种，如《海上繁华梦》、《续海上繁华梦》、《如此官场》、《海上十姊妹》、《海上燃犀录》、《指迷针》、《机关枪》、《仙侠五花剑》、《九仙剑》、《飞仙剑侠》、《金陵双女侠》、《夫妻侠》、《金钟罩》等。其中以《海上繁华梦》影响最大，是近代狭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他作品尚有《沪壖话旧录》、《退醒庐笔记》等。生平事迹见严芙孙《全国小说名家专集·海上漱石生》(1923年8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孙玉声珍藏李伯元遗印》(1987年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等。

陆侃如

陆侃如（1903年11月26日-1978年12月1日），古典文学研究家。字衔庐。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1920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次年刚刚20岁即出版了《屈原》一书(上海东亚图书馆),发表了《宋玉评传》(《小说月刊》,第17卷号外)。1925年又完成了《乐府古辞考》,还在《努力周报》、《学灯》、《晨报副刊》、《国闻丛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宋玉赋考》、《屈原生卒考证》等学术论文10多篇,并同时开始《中国诗史》的写作,崭露才华。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随即到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30年,出版了《中国诗史》(与夫人冯沅君合作,1956年再版),1933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冯沅君合作)。1932年秋,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入博士班学习三年,于1935年秋获文学博士学位。由于向慕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绕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归国后,应燕京大学之聘,执教中文系,并兼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云南,四川,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兼任过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直至抗战胜利。其间,在重庆加入抗敌协会,任理事,同时从事繁重的《中古文学系年》的研究考订工作。1946年随东大迁回沈阳,1947年因思想进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被迫转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在以后两、三年中,积极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阅读革命报刊。青岛解放后,先后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大学副校长,并陆续兼任《文史哲》编委主任、山东省人民代表等职。1953年后,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文学研究》编委等。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任中央常务委员。在这几年中,除发表了10多篇论文外,主要致力于用新的思想观点来修改《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简编》两书,分别于1956、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后者是解放后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写成的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文学史。1958年—1964年间,在山东大学除担任汉魏六朝的基础课和《文心雕龙》选修课外,还担任培养研究生、进修教师和本校青年教师的工作。1970年前后,先后参加《杜甫诗选》、《韩非子选注》、《刘禹锡诗文选注》的编写工作。晚年论著《与刘大杰论杜甫信》(1976年),被誉为《文史哲》复刊后六年来所发质量最高的文章之一。其一生对《楚辞》的研究,为学术界所公认,在历史上有重要贡献,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治学特点是,不发空论,而是用详尽的事实说话。1978年12月病逝。主要著作还有《中国古典文学简史》(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次年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和捷克文版)、《楚辞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理论简史》(作为教材印发)等。主要论文还有《关于文学理论遗产学习的意见》、《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诗歌创作的金光大道》等。

哈里森

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1850年9月9日-1928年4月15日），西方古典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剑桥学派“神话一仪式”学说的创立者；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坛女杰，同时也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学术奠基人之。她广涉古典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美学、神话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掌握了包括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语、俄语等在内的十六种语言。著述宏富，已翻译成中文的有：《希腊宗教研究导论》（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1903）、《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Themis: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Greek Religion，1912）等。

郑兴裔

郑兴裔（1126年－1199年）初名兴宗,字光锡,开封(今属河南)人。徽宗郑皇后外家三世孙。绍兴四年,以后恩授成忠郎,监潭州南岳庙,除干办祗候库,充昭慈圣献皇后攒宫内外都巡检使。十一年,除镇江府提辖榷货务都茶场。二十年,为秀州兵马钤辖。二十五年,改宣州兵马钤辖。三十一年,授平江府兵马钤辖。隆兴元年,为江东路兵马钤辖。乾道三年,改福建路兵马钤辖。七年,除福建提刑,加领高州刺史。八年,除成州团练使。九年,迁江州观察使,除两浙东路提刑。淳熙元年,改两浙西路提刑、江东路提刑,请祠归里。召知门事,兼提举皇城司公事,迁枢密院副都承旨。四年,奏请录用赵鼎、岳飞子孙。丁母忧。六年,服阕,起复故官,抗论时政得失。八年,除均州防御使。九年,召为国信使,使金还,迁潭州观察使。十一年,授枢密院都承旨,知庐州府,兼淮南西路总领财赋制置安抚招讨大使。十五年,知扬州。绍熙二年,召赴行在,提举醴泉观,奏请录用刘过。三年,奏请擢用陈亮。孝宗卒,充明堂大礼都大主管大内公事。庆元元年,知明州。四年,奏请弛伪学之禁、追复赵汝愚官职。五年,拜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柱国、少师、武泰军节度使,致仕,筑退庵於赐第。卒年七十四,谥忠肃。兴裔喜读白居易《长庆集》,诗必取法。立朝多正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称其“《请起居重华宫》及《论淮西荒政》诸疏,词意剀挚”。著有《退庵集》三十卷、《四朝奏议》三十卷,已佚。其后裔郑起泓等辑其遗文,题为《郑忠肃公奏议遗集》,有清康熙三十二年刊《郑氏六名家集》本、《四库全书》本。《全宋文》卷四九九○至四九九二录其文三卷。事迹见周必大《武泰军节度使赠太尉郑公兴裔神道碑》(《文忠集》卷七○)、《宋史》卷四六五本传。其孙郑竦编有《郑忠肃公年谱》。

卡尔·洛维特

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年1月9日—1973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犹太裔基督徒。1897年1月9日生于慕尼黑，一个富裕的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中产家庭，后来自己改宗基督新教。1914年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作战时，负伤被俘两年。1918年，因为战俘交换计划，回到德国。两个月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就读，因为听到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决心钻研哲学。1919年转学，前往弗莱堡，投入胡塞尔门下。当时担任胡塞尔助理的马丁·海德格尔，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1923年，以关于尼采的论文得到博士学位。

1928年，他完成就职论文，开始在马堡大学教书。1931年得到正式教职，担任哲学讲师。1933年，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开始遭受迫害。

1934年到1936年间，洛维特得到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意大利。

1936年，意大利法西斯党开始迫害犹太人，下令外国籍的犹太人必须在半年内离境。他往日的同学，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帮他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大找到讲座，邀请他前往日本。洛维特夫妇在那不勒斯搭上日本诹访丸邮轮，前往日本，途中曾在台湾短暂停留，访问了基隆与台北。

1941年，在田立克与尼波尔（Reinhold Niebuhr）的帮助下，洛维特由日本前往美国，任教于麻州哈特佛神学院（Theologishes Seminar in Hartford）。在他们夫妇到达美国后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

1949年，洛维特至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

1952年，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邀请他回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与他往日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成为同事。洛维特批判海德格在二次大战期间支持纳粹党的态度，1953年出版《海德格尔：贫瘠时代的思想家》。

1964年退休，1973年5月26日过世。

罗尔纲

罗尔纲（1901年1月29日—1997年5月25日），中国历史学家。广西贵县人。生于1901年 1月2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30年中国公学毕业后，先为校长胡适整理其父遗稿，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在南京举办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展览会，旋主持南京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筹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他虽于1954年调到近代史研究所，但至1964年方回北京。195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尔纲初从胡适学考据，学习西方科学方法。继入北大考古室，考订金石，深受乾嘉学派特别是钱大昕精微缜密考据方法的影响。他治学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成说。《水浒传真义考》、《李秀成伪降考》、《洪大泉考》、《清朝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等名篇，便是由此得来。1937年第一部著作《太平天国史纲》出版，被评为"具备时、地、人条件的好著作"。此后著作日多，而始终自视阙陋，经常检查并欣然改正错误，提出"以我为的"，请求批评，为百家争鸣起到了表率作用。

罗尔纲在史学上的贡献主要有：①将现代科学的假设演绎方法同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融合起来，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形成了历史研究的新考证方法。②改造中国古代纪传体，创造了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③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为解决《李秀成自述》真伪的疑案，提出一种用八法鉴定字迹的新方法，以清除太平天国史中的伪史料。④建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⑤在他带领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开始拓展太平天国史这一领域。⑥论证了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遂为近代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近百年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

罗尔纲所著论文四百余篇，著作四十余种，约八百万字。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约三千万字。代表作有：《金石萃编校补》、《绿营兵志》、《湘军兵志》、《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困学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太平天国史》、《水浒传原本·著者及其影响》、《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等。1986年是罗尔纲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广西和南京举行了庆祝会，海内外学者也编有《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庆祝罗尔纲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专辑》，为研究罗尔纲的重要资料。

墨子

墨子，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名翟。相传为宋国人。宋国公族目夷氏(墨台氏)之后。出身微贱，曾做过制造器具的工匠，擅长制造各种器械，与公输般(鲁班)齐名。长期的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力学、光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宋昭公时，曾任大夫，后长居鲁国。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发现儒家所倡礼仪繁杂而不实用，遂抛弃儒学，聚众讲学，终于创立了墨家学派。他的学生大多来自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由他领导而形成一个纪律严明、生活清苦的团体。墨子除在宋国当过大夫外，大部分时间到各国去周游讲学，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推荐自己的学生入仕。学生们为推行墨子的主张，也奔走各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墨子及其学生的宣传力量巨大，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同儒家一样被称为“显学”。后期的墨家学派又发扬了“三表法”，在认识论和逻辑方法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墨家学派著作的总汇是《墨子》，原共71篇，现存53篇，是研究墨子思想学说的主要材料，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合起来为《墨经》，加上《大取》、《小取》二篇，是后期墨辩的代表作。墨子学派代表的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中下层的利益，在政治上主张“尚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力主“兼爱”，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互助互利。反映了墨家学派革新政治，反对压迫的思想。

墨子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在推行墨家学说时主张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国家昏乱，就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就节用、节葬;国家专心于争夺土地、王天下，就教给它兼爱、非攻。在认识论上，重视生产知识，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强调感性直观是认识的来源和根据，但并不是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应该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来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自然科学方面，《墨经》中记述了丰富的力学知识，如机械运动、浮力原理、杠杆平衡原理等;几何光学知识，如针孔成像、物体与投影的关系，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的原理等;还有声学、数学和几何学方面的知识。在宗教思想上，他的“天志”、“明鬼”学说，在命运主宰的前提下，也有鬼、神在监督，反映其唯心主义的宗教观，但体现了反抗统治者的进步意义。墨子及墨家学派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不少建树，为我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洪亮吉

洪亮吉（1746年10月17日——1809年6月24日）清经学家、文学家、地理字家。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出任贵州学政。贵州偏僻缺书,他给各书院添购了大量经史文集,使当地士人能学习经史。任满返京时,在上书房供职。后因与同僚不合,以弟丧为由辞归。嘉庆三年(1798)时，以批评朝政，遣戍伊犁，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改号更生居士，从此家居撰述至终。从学于朱筠,与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交往。1809年五月十二日（6月24日），卒于家中。

通经史、音韵训诂及地理之学。论学之作很多。沿革地理方面著作有：《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另外纂修《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张之洞《书目答问》评论此书：“一统志浩繁，此即其摘本。”洪亮吉生活的时代，人口增长很快，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仅1. 4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达3亿多。洪亮吉以当时人口密集地区为例，提出30年人口增加5倍，60年人口增加10倍的推算(《洪北江遗书》“意言·治平篇”)。这与西方马尔萨斯(1766—1834)所说：“人口如果没有受到抑制，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结论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指出如果不加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将会大大超过物质增长的速度，这就可能蕴藏着社会危机。针对这一危机，洪亮吉提出用“天地调剂之法”、“君相调剂之法”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君相调剂法”主张“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析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这与马尔萨斯提出通过“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等方法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是根本不同的。总之，洪亮吉在人文地理学的核心“人口地理学”中，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

秦九韶

秦九韶（1208年－1268年），南宋数学家。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属四川)人。父秦季槱，绍熙进士，任国史院编修等职，九韶早岁随父在任，因得读太史藏书，并向太史及某隐君子学习天文、数学。端平三年(1236)，元军攻蜀，九韶沿江东下，先后在蕲州、和州、建康府等地任职。淳祐四年(1244)丁母忧回湖州(今属浙江)家居，总结多年来“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的研究成果，于淳祐七年写出《数书九章》18卷。不久，以历学荐于朝，得对，有所述《数学大略》。淳祐十年后，先后在吴潜幕府，历任沿江制置司参议官、知琼州、知临江军。景定元年(1260)，吴潜受贾似道陷害而罢相，九韶被株连，“窜之梅州(今广东梅县)，在梅治政不辍，竟殂于梅”，时当在景定四年。

九韶多才多艺，星象、历法、音律、算术，以至营造之事，无不精究，诗词歌赋、游戏、球马、弓剑，莫不能知。他指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讵容以浅近窥哉!”认为“数与道非二本”。他关心国计民生，反对巧取豪夺，主张施仁政。认为数学在“畡田经入，取之有度，未免力役，先商厥功”，防止“赋役不均”，避免“财蠹力伤”上起着重要作用。九韶生活在元兵压境的南宋末年，主张抗元，认为“兵去未可”，斥责一些人轻敌寡谋，“殄民以幸”的丑恶行径，反映了主战派的观点。他用十五、十六两卷9个题目设立军旅类，第八卷中还有“望敌圆营”、“望敌远近”2个题目，涉及军营设置、队列变换、军需供应、民众动员、敌情侦察中的数学问题。重视军事问题，并将自己渊博的数学知识用之于此，在我国古代大数学家中是仅见的。

《数书九章》继承发扬了《九章算术》的传统，其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正负开方术”和一次同余式组解法“大衍总数术”反映了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正负开方术以贾宪创造的增乘开方法为主导，完满解决了高次方程的求正根问题，方程系数在现今实数域内不再有任何限制，并对开方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方法。在列一次或二次开方式时，他使用了与古希腊海伦公式等价的三斜公式，列十次开方式时还用到了由《九章算术》引伸出来的勾股差率公式。大衍总数术和大衍求一术发展了《孙子算经》“物不知数”问的解法，总结了历法制定中计算上元积年的方法，系统解决了一次同余式组解法问题，西方18、19世纪才达到这一水平。此外，在方程术即现今联立一次方程组解法中废止了直除法，提出了完全使用刘徽互乘相消法的术文。科学史家萨顿称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甚至所有时代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常盘大定

常盘大定（1870～1945），日本佛教学者。号“榴印”,宫城县人。十五岁为伯父常盘了然之养子而入仙台道仁寺。十九岁就读大谷教校,师事吉谷觉寿和村上专精。189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进该校大学院专攻佛教学。曾在天台宗大学、日莲宗大学、真宗大学、丰山大学任教。1908年为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5年升为教授,兼东洋大学教授。曾任东京文化学院评议员。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1920年至1929年间曾五次来华实地考察佛迹,收集大量佛教史迹和道教、儒教资料,在中国文献的基础上,探究出一条实证研究的新途径。著有《中国佛教史迹》,《中国佛教研究》三卷,《中国佛教和儒教道教》,与关野贞合写《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卷。

彭子益

彭子益（1871年-1949年），名承祖，字子益，云南大理鹤庆人，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的白族医学家。

彭子益生于官宦人家，幼受庭训，年长后结交当地名士，博学多闻，尤其喜爱医术。他不拜师，选择直接钻研中医经典著作，师从古圣先贤。凭借自身努力，彭子益医术日益精湛，声名远扬，经同学关崇卿引荐，进入清廷太医院担任宫廷医师，得以阅读大量秘藏在深宫中的珍贵中医典籍，医学造诣更上一层楼。

辛亥革命后，太医院解散，山西督军阎锡山聘请彭子益到太原中医学校讲学，他在山西待了20余年，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其间，他还在多地担任知事、县长等职，并在任灵石县知事时创办绵山中医院亲自临诊。1919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彭子益兼任名誉理事、理事及附设学校教员，编讲《医学丛谈》课程。抗战期间，他辗转至南京，后回云南，在省民政厅长丁又秋支持下，举办昆明市中医学特别研究班，培养了400多名医学爱好者，同时筹划设立中医院，后因受邀到重庆和成都国医学校任教，计划未能施行。1942年，因其婿抱病桂林，彭子益前往广西，在桂平、博白、合浦等地讲学数载。1949年，他应越南海防市市长邀请前往应诊，不久后病故，享年78岁。

彭子益的医学理论主要来源于清代黄元御的《四圣心源》，承袭“一气周流”思想，提出“圆运动”学说。他认为处于宇宙万物升降浮沉循环运动规律中的人身，其经络也如轮辋循行运动。他以易经河图中气升降圆运动之理，破解《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的千古奥秘，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古中医学。

彭子益一生著述颇丰，有《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唯物论的系统医学》等16部医学著作。其中，《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由十六篇相对独立的文章组成，分为上下两编，曾任中医教材20余年，先后修正三十余次。《唯物论的系统医学》分“生命宇宙篇”“中医原理篇”“经方用法篇”等八个部分。这些著作是中国中医学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彭子益在大半生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探索中，准确把握到中国传统医学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的根本治疗原则，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系统性思维方法，以及追根溯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为保护和复兴中医，传承古中医学正统，足迹遍及多地，办学讲学，为民众义诊，口传身授，引导学生从事古中医学的临床验证，为中医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云南著名学者方树梅评价他“近代愈加奇形研习，从事著述，辨证之细，析理之精，皇皇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著”。中国当代中医名家李可称其为张仲景之后第二位中医圣人，尊称其为“彭子”“中医复兴之父”。

白玉蟾

白玉蟾（1134～1229），原名葛长庚，乳名石蜍，字白臾、如晦、以阅、众甫，号海琼子、云外子、海南翁、武夷翁，又称琼琯、琼山道人、武夷散人、神霄散吏、紫清真人。原籍福建闽清，祖父董教琼州，落籍琼山。他于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3月15日生于琼山县五原都显屋村(今琼山县美安镇典读村)。六岁丧父，母亲改嫁澄迈县城东郊白家，改姓名为白玉蟾。

白玉蟾天资聪慧，七八岁即能背诵九经，12岁应童子科，主考官命赋《织机诗》，即应而赋曰： “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作一匹，日月如梭天外飞。”主考官认为他太骄狂，未录取。

考场失败对他刺激很大，因此“厌秽风尘，臊膻名利，慕长生久视之道，喜神通变化之术。”16岁离家云游寻师，曾赋《少年行》一诗曰：“寸心铁石壮，一面冰霜寒。落笔鬼神哭，出言风雨翻。气呵泰山倒，眼吸沧海干。怒立大鹏背，醉冲九虎关。飘然乘云气，俯首视世寰。散发抱素月，天人咸仰观。”他认为“功名不值一杯水，富贵于我如浮云”，“富贵非足羡，贫贱非足羞。”开始养真于儋州松林岭，21岁与紫元书信往还。23岁后只身渡海到大陆求师，历尽千辛万苦。身上带的钱花完了，就典当衣裳; 无笠无蓑，雨天冒雨而走; 炎夏赤脚而行; 大雪天衣衫破碎，冻得皮迸血; 晚宿村舍茅檐下; 欲餐无粮，欲饮无水; 曾入寺院捐身为仆，又在街头伸手行乞。就这样，他从广东到江西，转福建，去江浙，上湖广，入四川，返广西，再到福建。遍游罗浮、武夷、天台、武当、庐山、黄山等名山，拜紫阳、陈泥丸为师。从游历中他深深感到“人情不似吴笺厚，世事常如蜀道难”。最后住武夷山止止庵，“结庵居深山，静中观万物。”他多次到当时京城临安 (杭州)，皇帝召他进宫，“对御称旨，命馆太乙宫，诏封海琼紫清明道真人”。他是道教南宗第五世祖。因此，明清广东的通志和县志、州志、府志都把他列入“仙释”人物。从现存资料看，他在学道过程中，掌握了多种气功，能长时间潜在水下，能长时间 “蔬肠绝粒” (即辟谷)。他有关道教养生学的论著历来都受重视，当代研究道教养生学的无不提及。他自称自己 “非道非释亦非儒，读尽人间不读书; 非凡非圣亦非士，识破世上不识事。”他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修仙谈道，自称是神府雷霆吏，却怀疑仙景和事世，说 “万事到头都是梦”，“神仙渺茫不可见，桑田沧海几迁变”，“有人问着长生事，默默无言指落花”。绍定二年 (1229年) 冬解化于盱江(即江西临川江)，享年96岁。

白玉蟾的成就在于书法、绘画和诗词，注释《道德经》也很出名。他的 “草字，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隶”。《宋白真人全集》尚存他的墨宝4件。他的画精于梅竹和人物肖像，“相传鄂州 (今湖北武昌) 城隍庙壁竹林，是其真迹。” 他“自写其容，数笔立就，工画者不能及。” 当今出版的 《中国画家大辞典》有他的传。他的 “诗则有唐音，有宋体。其恺挚和厚味无极者，唐音也;其清新颖异出奇无穷者，宋体也，要皆不失为大著作手。”他“已把功名等风絮”，“只贪饮酒与吟诗”。他颇似诗仙李白，《醉吟》一诗曰： “松风吹我飞，手搦空中月”，“醉掬山先走，行呼月后随”。《酌月亭》诗曰：“夜深花前月落酒，花前举酒月在手”，“一杯咽下月一团，并把青天都吸了”。《题倏然轩》诗曰：“清宵甕下酒中圣，白昼笔头诗里神”。他的诗也有似陶渊明、王维的，风格多样。著名的 《千家诗》一书也选入他的诗。他“天才横溢，慧悟超绝，平生博览群经，无书不读，为文制艺，无所不能”。他“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写下数千万言诗文，所传仅数十万言。他的《道德经章句注》一卷，“文简辞古，玄奥绝伦，乃为千金之注，千古来唯此注堪与王弼本比伦。”有元大书法家赵孟颊书写本，已收入《四库全书》。他的诗文全集自宋端平丙申(1236年)至1969年的733年间，先后刻印6次。现存《宋白真人玉蟾全集》共10卷，另附录、补遗1卷。精装本1册共781页。

他的著作很多，生前有《玉隆集》、 《上清集》、《武夷集》行世，死后由其弟子门人编有《海琼问道集》、《海琼白真人语录》等，收存于《道藏》之中。其他著作有《海琼集》、《金华冲碧丹经秘旨》、《海琼白真人语录》、《罗浮山志》、《海琼白玉蟾先生文集》等。

黄钺

黄钺[yuè]（1750年9月5日—1841年8月16日），字左田,又名左君。先祖七世自当涂迁居芜湖。初以廪贡挑誊录议叙吏目。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与安徽巡抚李世杰在芜湖赭山滴翠轩创建中江书院。五十五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因与和珅不合,告假回芜,掌教皖南北书院十载。嘉庆四年(1799),封懋勤殿行走,九年,由主事升赞善,入直南书房,充湖北、山东、顺天等乡试主考官。后兼山西、山东学政,准予密折奏事。二十四年,由赞善升礼部尚书。宣宗即位后封军机大臣。旋调任户部尚书。道光四年(1826),为仁宗立圣德神功碑文。六年,获准归休。卒,赠太子太保衔,谥勤敏。工书,善画山水,行萧云从余韵,与大学士董浩称董黄二家。亦善诗,古体似韩愈。著有《二十四画品》、 《两朝恩赉记》、《泛浆录》2卷、《游黄山记》、《壹斋诗集》36卷、《壹斋集八种》40卷、《萧汤二老遗诗合编》2卷、《奏御集》2卷、《画有录》、《韩诗增注正讹》11卷。

黄钺工诗文书画。善山水画,又善花卉画。绘画美学思想上,认为绘画作品是情景交融的统一体,特别重视画家感受与熔铸对象的主观作用。认为画家应通过“耳目既饫”,达到“了然于胸”;通过“寓目”而“得心”,达到“造化在我”,以求得“天地古今,出之怀抱”。并要求画家充分发挥“意”、“思”、“气”、“神”、“魄力”等作用。要“意居笔先”,以“苦思内敛”,达到“幽况外颁”,注意“气厚乃苍,神和乃润”,了解“魄力破地”,才能“天为之昂”。还认为有“意”之极是“纵意”与“无意”,才能进入化境:“纵意恣肆,如尘冥冥”;“意所未设,笔为之开”;“偶然得之,夫何可加”。重视审美灵感对于创造艺术美的重要作用:“天倪所动,妙不能已。”“兴尽则返,贪则神疲。”认为画家应该多读书,借以激发艺术创造的精神,体验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六法之难,气韵为最……读书万卷,庶几心会。”把笔墨技巧与艺术意境的创造联系在一起:“造境无难,驱毫为艰。”不反对师古,但又主张创新。认为创造“超脱”的意境,必须做到“腕有古人”,而又“机无留停”。创造“性灵”的意境,更须“自本自根,亦经亦史……听其自然,法为之死。”列二十四画品,即绘画的二十四种美的境界。推崇和欣赏“气韵”的审美境界:“妙在画外”,“如音栖弦,如烟成霭”,“天风泠泠,水波,体物周流,无小无大。”

曹绣君

曹绣君，安徽绩溪人，为萍社之中坚，在孙玉声《海上文虎沿革史》和陆律西《含犀霏玉轩谈虎》都提到过他。曹绣君在萍社集合于新世界后加入，并按月值社，后又移师至大世界。郑逸梅在其《郑逸梅选集·上海游戏场报》一文中描述道：“又上海有一个灯谜集团，名萍社，初设于文明雅集（茶馆名），孙玉声和天台山农都是萍社中人，不久即移至大世界张灯悬谜。当时的王均卿、况蕙风、施济群、步林屋、曹绣君、姚涤源、汪闲闲、徐行素、谢不敏、王毓生、朱染尘（别署七子山人）等，都是射谜能手，纷纷到大世界来，报上且辟《文虎台》一栏，写稿阵容越发坚强，销数由场内而及场外了。”而孙玉声的小说《海上繁华梦 附续梦》更是把这一场景写入其中：“访问社中主任，乃海上漱石生（孙玉声）与松隐庐主（朱染尘）。幼安和漱石生素识，问同社共有几人，漱石生答称社中共有三十余人，每夜七时半起，十时半止，轮流值社，寒暑无间。”并列出名录，曹绣君也在当中。

曹绣君的职业是编辑，在进步书局任职，著有《古今情海》《新学生尺牍》《游戏文学丛刊》等。进步书局是文明书局的另一块招牌，主事者乃萍社大家王均卿，运营一段时间后直接归并到文明书局。曹绣君文笔幽默风趣，常常为《新闻报·快活林》《香艳杂志》《游戏世界》《红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如《蓼花宝漫录》《薰摘录》等。因他的名字秀气，甚至有一次在别人的婚宴上被误认为是位女士。他写的贺诗端楷写在桃花笺上，细整得可爱，还加上一个绯色的信封，一位胖先生致辞念其集唐贺诗，误称其为女士，曹绣君显得有些不悦。散席后绣君由主人介绍后，胖先生方知这位头童发秃的男士便是曹绣君。

陈琳

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人。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考,在建安七子中年事稍长,约与孔融相当。最初，陈琳为何进主簿。中平六年(189)，汉灵帝死，何太后临朝，掌握朝政的何进想除掉宦官之害，太后不听。何进便召集四方猛将进京，以此恐吓太后，迫使她杀掉宦官。陈琳曾加劝阻，认为这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为乱阶。”何进不采纳他的意见。果然如陈琳所料，宦官们先下手把何进杀掉。

何进死后，陈琳逃避到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在袁绍手下主办文书。他为袁绍作了一篇讨伐曹操的《为袁绍檄豫州》的檄文，骂曹操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又说曹操“卑侮王室，败乱法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对曹操进行抨击。后袁绍败亡，陈琳归顺曹操。曹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琳谢罪。曹操喜爱他的才干，既往不咎，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替曹操书写军国文书。曹操很赞赏陈琳所作的表章文书。据《典略》记载：“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从现存陈琳的文章看，确实写得很有锋芒，能曲尽其意。后升迁为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因疫病流行病死。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称，与阮瑀齐名。曹丕称“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典论·论文》)。名作就是讨伐曹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章铺张扬厉，多用骈偶，《文心雕龙·檄移篇》称其“壮有骨骾”。诗仅存四首，其中《饮马长城窟行》以乐府旧题写人民劳役之苦，采用生动的对话形式，富有民歌色彩。“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等句，尤悲切动人。《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十卷，已散佚，明人辑有《陈记室集》一卷。

慧远

慧远(公元334-416年)，东晋名僧，佛教理论家。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原平崞阳镇东)人。出身仕宦之家。少随其舅游学洛阳等地。“博综《六经》，尤善《庄》、《老》”。21岁时与其弟慧持同往太行恒山听道安讲《般若经》，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遂与弟同出家为僧。24岁开始讲经。“引《庄子》义为连类”，收效很好。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别道安南下。至庐山，定居东林寺传法。弟子甚众，渐成庐山僧团。慧远著述大都佚散。今存主要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及《大智论钞序》等，收载在《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清严可均辑《全晋文》有《慧远集》二卷。慧远从“本无”说出发，认为佛教之最高境界就是永恒不变的法性，人如果得到和把握不变的法性，即可“冥神绝境”，达到涅槃。在形神关系上，主张形尽神不灭。认为神具有周遍感应一切的能力，而它本身却是绝对不变的永恒存在。借薪火喻形神，认为“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薪有尽而火不熄，形有朽而神不灭。在神不灭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因果报应论做了改造。认为在作业者之外不存在主持报应的主宰者，报应完全是作业者自作自受。“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应，故谓之自然”。并提出“三报”说对原有的报应论进行补充。慧远还致力于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认为佛法与名教“出处虽异，终期则同”。把儒家的许多思想纳入佛教教义之中，对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1)法性无性论 慧远早年从师道安。道安属“本无宗”，认为“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强调“空”、“无”为万有的本体。慧元直接继承道安的“本无”学说，认为“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生。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佛教所谓“法性”是与“真如”、“涅槃”等概念属同等性质，主要是指现象背后的本质、本体等。“法性无性”是说，佛教所说的世界本体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其中包括人在内，都因缘合和而成，体性本无所有，故其本性是“空”的或是“虚假”不实的，以此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佛教的最高境界即是永恒不变的法性。“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人若能做到体极，即可断绝一切情欲，超出生死轮回。这叫“反本求宗”。“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人的精神与万物冥合，从而超越外境对人的束缚，就可达到涅槃(旧译泥洹)的境界。由此可知，慧远的“法性无性论”，实际上也就是要人们从根本上觉悟到现实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不要以情累其生，以生累其情，从而“冥神绝境”，达到“涅槃”。

(2)因缘致报论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因果报应说，如《尚书·汤诰》讲“天道福善祸淫”。《尚书·伊训》讲“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但中国传统文化把报应的主宰归于“天”，并认为报应会牵及子孙，而并不是全在自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样便产生了戴逵所有的疑问：为什么会有“束修履道，言行无伤，而天罚人楚，百罗备婴;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得富贵，子孙繁炽”之事。慧远以神不灭论为基础，对因果报应论作了新的解释。他首先把报应主宰归于作业者的心，并把受报主体限于作业者自身。“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在“我”之外没有一个赏罚的主宰者，报应完全是与自己的业行相应，所以是自感自应、自作自受。“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其次慧远用“三报”说对现实中报应舛行的现象作了解释。他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所谓“现报”，是说善恶始于此身，即今生今世此身受报。所谓“生报”，是指来生受报;所谓“后报”，是指“要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是由于“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受报先后虽然不同，但都要“以所遇而为对”。这样，慧远便把未能相一致的报应推向遥远的过去和将来，因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论，更有利于统治者的说教。

(3)形尽神不灭论 形神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汉代，桓谭、王充已提出形尽神灭的形神观。但由于他们仍然把“神”看作某种特殊的物质，所以未能正确地解决形神关系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形神关系问题的讨论仍然是理论界的重点之一。孙盛曾有“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的命题，但总体上并未超出汉代的理论水平。慧远从维护佛教教义的立场，提出形尽神不灭的理论。慧远说：“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即认为神具有周遍感应一切的能力，而它本身却是绝对不变的永恒存在，能“物化而不灭”，“数尽而不穷”。这就叫“圆应无生”。汉代桓谭曾以烛火之喻来说明形尽神灭。慧远则是借薪火之喻来说明神不灭。“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不同的薪可传同一的火，不同的形可传同一的神，火借薪传而不熄，神假形递而不灭。桓谭的烛火之喻被慧远用来说明形尽神不灭，也可看出汉代唯物主义的形神理论并不能真正驳倒神不灭论。对于神不灭论真正有力的批判，是南朝梁时范缜提出的“形质神用”的理论。

(4)佛法与圣教同归 儒家讲忠孝，是入世哲学，佛教主张出世，二者本不相容，而慧远为了使佛教能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除了引庄，老之义以解释佛教经典外，还极力调和儒佛之间的矛盾。在慧远看来，“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佛教和儒家都是要让人们体悟最根本的道理，区别在于儒家是从名教方面体悟，佛家是从道法方面体悟。慧远认为，儒家所讲的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在佛经中都可见到。所以“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至于出家，表面看好像与礼教相悖，而实际上却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给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这样，慧远就在肯定佛法为“独绝之教，不变之宗”的基础上，调和了儒佛之间的矛盾。这对于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郑樵

郑樵（1104年—1162年）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他不应科举,反对写科举文章,曾三次被推举为“孝廉”,两次被举为“遗逸”,皆不就。居夹漈山，谢绝人事，刻苦力学三十年，故学者又称夹漈先生。郑樵的志向是“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游历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读尽乃去。访学十年,喜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对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均有研究。好著书，自负不下刘向、扬雄。绍兴十九年，献书朝廷，诏藏于秘阁。绍兴二十八年，授右迪功郎、礼兵二部架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九)。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三十一年，书成，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摄检详诸房文字。次年，病卒，年五十九。

学问广博，考证勤敏，著述繁富，著有《尔雅注》、《通志》，是著名的历史、语言文字学著作，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其诗文也别具特色，《四库全书总目》谓其文“滉漾恣肆，多类唐李观、孙樵、刘蜕，在宋人为别调”(卷一五九)。其《通志总序》，清康熙皇帝以为“网千载而成文，综百家以立说，闳览博物，此其一助”(《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二)。其馀《献皇帝书》、《上宰相书》、《上方礼部书》诸作，纵论古今，自夸抱负，具有傲睨一世的气势，尽管被四库馆臣讥为“器量殊嫌浅狭”，但仍不失为古文佳作。其诗多闲居之篇，“不甚修饰，而萧散无俗韵”(《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像《题南山书堂》、《东山采药》、《晨雨》、《漫兴》等篇均为此类诗作。著有《夹漈遗稿》，今存三卷，有清抄本、《四库全书》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有吴怀祺校补《郑樵集》。《全宋诗》卷一九四九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四三七三收有其文。事迹见《宋史》卷四三六本传。顾颉刚、吴怀祺分别编有《郑樵年谱》。

李英儒

李英儒（1913年11月—1989年2月6日），当代著名作家。曾用笔名黎莺。1914年3月16日生于河北保定清苑县李家桥村一个中农家庭。七岁进私塾,读了四书五经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后考入保定市志存中学,半工半读。1937年高中毕业后,到北京补习数月英语。“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在晋察冀边区冀中地区做地方工作。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后,做过编辑、记者,主编过游击队的《火星报》,后调任步兵团长,1940年开始从事文艺创作,经常在冀中地方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通讯和诗歌。同时,编辑冀中文艺刊物《文艺学习》,负责《冀中一日》的初审和该书第四卷《战斗的人民》的编辑工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五一”大扫荡时期,到保定从事地下工作,深入敌伪军中进行分化瓦解,并组织工人、学生和市民与敌伪斗争。1946年在华北军区政治部任科长。1947年在华北局联络部任第一处处长。北京解放后,调任天津某医院政委兼党委书记。从1953年开始,从事部队文化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调任宣传部副部长,自1962年从事专业创作,1963年任总政文化部创作组长,现任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顾问。195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1959年,作家出版社)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其中个别章节,如《地下的战斗》于1955年被选入《文学初步读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沿河村的血迹》,则于1956年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印成单行本。1958年12月,出版了代表作,优秀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作家出版社)。作品以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描写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省城的地下工作者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党的地下领导干部杨晓冬、革命妈妈杨老太太、党的好女儿金环和银环等英雄形象。作品情节曲折,结构紧凑,朴素、自然。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小说出版后被译为日、英、俄、朝、保等多种文字,被改编为话剧和多种地方戏上演,还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银幕。还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新港》、《北京文艺》等刊物上发表《政治委员》、《三进五窑村》、《万人敌》、《敢叫敌血染刀红》等短篇和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大地春》的部分章节。“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迫害,被监禁八年。在狱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写作,创作描写女游击队长凌雪晴成长过程的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上、下集;1979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以土改和武装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代青春》。1975年5月出狱后,又创作了描写贺龙于1939年在冀中坚持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深水活龙》(河北人民出版社),发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钟山》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还写有电影文学剧本《女游击队长》(与李晓龙合作)和《还我河山》(与人合作),并编《李英儒短篇小说选》(河北人民出版社)等。

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明杰出医药学家。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世业医，父言闻，有医名。幼习儒，三次应乡试不中。师事顾日岩，读书十年。受家庭熏陶，兼好医书，遂精医药。千里就医于门，立活不取值。楚王闻之，聘为奉祠，掌良医所事。世子暴厥，治之即甦。经推荐，赴京师太医院供职一年，或云尝授太医院院判之职。晚年因子建中为官，遂进封文林郎、四川省蓬溪知县。念本草一书历代注解者谬误亦多，遂考古证今，辨疑订误，广采博收群书，奋发编修。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历时二十七载，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初刊于金陵。子建中、建元、建木及诸孙皆参与绘制药图，孙树宗、树声为之校对。甫及刻成，时珍即逝。

《本草纲目》为明代本草集大成之巨著，共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内新增加药三百七十四种。分十六部六十二类，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原则排列，并仿*陈藏器《本草拾遗》编纂法，取材不厌详悉。全书采用“纲目”体例：分部为纲，分类为目;正名为纲，释名为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各药列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项，医药结合。所引书名、人名，皆注于引文之下。考释药理甚精，指出药品“升降在物亦在人”，明确人力可以改变药性。又谓人之脏腑禀赋各有所偏，故认识药性亦不可以常理概论。鉴别药物，极为精审，纠正药物混淆、误合、重出、错谬者不可胜数。平素注重实践，深入民间访采，今常用中药“三七”，即其考访所得。全书引用参考书籍多至八百余部，凡经史子集有关药物者，尽皆收录。内容丰富，留存大量动、植、矿物资料，近人视为博物学巨著。亦精医理。仅《本草纲目》中，载奇验医案即有三十余则。论三焦、命门之形质，独具卓见。所描述诸疾，多合现代科学之认识(如中煤气毒，蠕虫所致嗜癖等)。对脉学亦深有研究，所撰《濒湖脉学》(1564年)能融会先贤脉学之精华，删繁去芜，讲求实用，论述较为通俗简要，以韵体文写成，便于记诵。此书归纳脉象为二十七种，各撰体状诗、相类诗、主病诗。另著有《奇经八脉考》(1572年)，于奇经循行路线及证治规律阐发尤多。

已佚医著有《三焦客难》、《命门考》(或以为实系一书)、《五脏图论》、《濒湖医案》、《濒湖集简方》等。民间抄录之《天傀论》一书，实系取自《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傀”一节。其文学著作有《薖所馆诗话》，今佚。次子建元，从父业医，有医名。父卒，献《本草纲目》于朝廷。四子建方，精医，中年入选太医院医士。弟子*庞鹿门，传其医学;瞿九思，传其儒学。

陆小曼

陆小曼（1903年11月7日－1965年4月3日），现代女作家,画家。名眉。上海人。1909年其父陆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即在北京担任贝子贝勒学校国文讲师,她即随全家迁居北京。六岁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七年制附属小学,十三岁入法国人办的圣心学堂(亦称法国学堂)。十九岁因病退学,同年与王赓(受庆)结婚,三年后与王离婚。1926年与诗人徐志摩在北京结婚。1930年从驾天健学习国画,次年徐志摩遇难后,在家专门从事国画,造诣颇深。熟悉中西文学;早年对戏剧甚感兴趣,1928年曾与徐志摩合作五幕剧本《卞昆冈》(新月书店),也写散文小说,如《爱眉小札》(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中的《小曼日记》和短篇小说《皇家饭店》(1947年,刊赵清阁主编的《无题集》),文字流利,潇洒。1942年,曾在上海大新公司举行画展。1949年解放后,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曾被评为全国十二名“三八红旗手”之一,此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等职。1965年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时年六十三岁。

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年1月11日—1910年8月26日），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出生于美国纽约，是神学家亨利·詹姆斯的长子。1855—1860年游学于英、法、德和瑞士，1861年进入哈佛大学劳伦斯理学院，学习化学、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1864年转入该校医学院，186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詹姆斯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求学时期;研究心理学时期;研究宗教经验时期(在完成《心理学原理》之后，开始“研究上帝的性质和存在、灵魂不朽、自由意志与宿命论、人生价值等问题”。八十年代末，他开始教授伦理学和宗教学”);研究哲学时期。“实用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物理学、数学、逻辑学家皮尔斯提出并把它运用到哲学上，形成了实用主义基本原则，但没有真正形成体系。詹姆斯介绍并阐述了皮尔斯的实用主义，是继皮尔斯之后，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把实用主义原则运用于道德领域，提出善的本质就是满足需要;每一种道德境遇都是独特的，不会重复的，因此要求每一次道德决定都必须是全新的。他的这两个基本观点，奠定了实用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他认为，在各种哲学学科中，伦理学占首要地位。美国的M·怀特说：“他是哲学界的一颗大行星：他在自己的轴心上旋转，并把实用主义的所有其他发光体(领导人)都吸收到他的有力的活动领域中来。”(M·怀特： 《分析的时代》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詹姆斯的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两卷(1890)、《信仰的意志及其它有关大众哲学的论文》(1897)、《对教师的谈话》(1899)、《宗教经验种种》(1902)、《实用主义》(1907)、《真理的意义》(1909)、《回忆和研究》(1911)、《彻底的经验主义论文集》(1912)等。

彻底的经验主义 詹姆斯认为，以往的哲学所以分成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唯理论，完全是由哲学家的气质的不同造成的。气质给人带来的偏见比任何客观前提所造成的要强烈得多。他认为，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现在需要一种结合两种哲学、具有调和精神的哲学。实用主义是可以满足这两种要求的哲学。它既能象理性主义一样，含有宗教性，但同时又象经验主义一样，能保持和事实最密切的关系。所以，实用主义是“思想方法上所需要的中间的、调和的路线”(詹姆斯：《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是“和事佬”。他强调经验，后来干脆称自己的哲学是“彻底的经验主义”。

首先，彻底的经验主义是一个公准。也就是说，在哲学家中间唯一可以展开辩论的东西是可以用经验中抽出来的事项来说明的东西。凡不具有经验性质的东西，不能成为辩论中的材料。每个实体为大家所知道的是一组属性;这些属性为我们的实际经验形成了唯一兑现价值。詹姆斯所承认的实体，就是由经验组合的实体。

其次，“彻底的经验主义”是关于“事实的陈述”，事物之间的关系同事物本身一样，都是属于直接个别经验的东西。他说，普通的经验主义不注意连接性的关系，不注意连接性关系同分离性关系，都表现为经验的对等部分，结果造成理性主义者用超经验的统一者、实体、理智的范畴或自我，来矫正各种不连贯性。如果经验自身是彻底的，就无须用经验之外某个东西来说明经验的连接了，它自身就具有连续性的结构，因此，人们用不着走出经验本身的网络，就可以说明经验的连续性。

第三，经验是唯一的实在。经验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自足的(Self—Containing)。他认为，主体与客体、被表现的与表现的、事物与思维，这都是实践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它们仅仅属于职能的范围，绝不属于本体的范围。它们不是根本异质的，都是由经验材料做成的。“纯粹经验”是最原始的存在，它的最主要特性是具有连续性，在它还没有成为任何的确定的什么时，它已准备成为一切种类的什么;它充满着一，同时也充满着多。由于经验的各个部分靠着关系而连成一体，而这些关系本身也就是经验的组成部分。总之，我们所直接知觉的宇宙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超验的联系的支持;它本身就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结构。

詹姆斯以“经验”的具体性和实在性，否认人们意识和经验之外客观世界存在的现实性，宣扬多元论，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宇宙观及决定论体系，从而陷入相对论和不可知论。他说，如果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由原始星云或无限的实体而来，那末，道德责任、行动自由、个人努力和愿望会怎么样呢?

真理是善的一种 真理观是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中心。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这个词已有了更广义的应用，也就是某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第31页)。他认为，真理的真，主要是指它的兑现价值。他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第104页)。真理的意义在于，真观念是我们所能类化，能使之生效，能确定，能核实的;而假的观念就不能。正如健康、富裕、强壮等等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其他过程的名称一样，真理不过是许多证实过程的一种集体名称，我们追求它是因为追求它们是合算的。

真理意味着一种有价值的引导作用。詹姆斯认为，我们的一切理论都是工具性的，都是适应实在的精神方式，而不是神圣创造的宇宙之谜的启示或神智的答案。真理主要是同把我们由经验的一个瞬间引导到其他瞬间上去的方式联系着的，而事后足以说明这种引导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掌握真理本身决不是一个目的，而不过是导向其他重要的满足的一个初步手段而已。他说，“真的”不过是有关我们的思想的一种方便方法，正如“对的”不过是有关我们的行为的一种方便方法一样。

在真理与善的关系上，他提出，真理是善的一种，而不是如平常所设想那样与善有所区别与善相对等的一个范畴。要是真观念对人生没有好处，或者真观念的认识是肯定无益的，而假观念却是唯一有用的;那么，认为真理是神圣的和宝贵的，认为追求真理是人生的责任等等这些流行的看法是永远不会成长起来或成为信条的。他明确提出，善是高于真的一个范畴，而判断善与真的标准则都是效用。在另一些地方，他又认为善的东西也一定是真的东西，除非这种信念(詹姆斯认为真理就是一种信念)有时会和其他更大的利益相冲突。不难看出，詹姆斯根据效用，也就是各个人的利益为准则来说明真与善，最后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詹姆斯的真理观是以主观真理反对客观真理，以真理的相对性反对真理的绝对性。他甚至提出，如果神学的各种观念证明对于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那末，在实用主义看来，它就是真的。并标榜实用主义没有任何偏见，没有阻碍性教条，关于什么可以算作证据也没有严格的标准。他强调真理不是实在，而只是我们关于实在的信念，那就必然含有“人的因素”。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不否认真理形成过程中人的作用，但是，真理的确定不是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利益、经验为公准的;相反，个人只有在正确地反映外在客观世界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利益和判定行为的效果。此外，詹姆斯消除了认识与道德的本质区别，把认识活动与评价活动混同起来，把人的道德活动与思维过程、善与真完全等同起来，这是他实用主义伦理学的必然归宿。

善的本质是满足个人要求 詹姆斯从反对理性主义的抽象原则和普遍标准，进而否认道德原则和规范，否认道德的客观标准。在他看来，道德不能离开个人的具体境遇，并一再强调真理和道德的任何“公正”的检验标准，“必须体现于某一实际存在的个人要求之中”。个人的心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人在具体境遇中进行道德选择的唯一“合理的”根据就是个人利益和个人要求。他认为，个人的当前利益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善、恶、良心等道德范畴不反映人们之间相对稳定的道德关系，不体现受社会必然性制约的行为原则，而仅仅说明主体对客体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的肯定与否定，完全以是否能满足主体的要求，是否对主体有利、有用为转移。在他看来，同一客体之为善或为恶，也全凭个人的感觉和观点而定，着重之点不同，结果构成的道德真理可完全不同，一切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不同。以啄木鸟与树上的蛴螬为例，若从啄木鸟吃掉树上的害虫而论，这是善行;但是，如果从蛴螬的立场来看，啄木鸟的行为则是穷凶极恶的。对滑铁卢战役，英国人看作是“胜利”，法国人则认为是“失败”。事实是一个，看法各异，这都是由各个人的利益所决定的。因此，在詹姆斯把善作为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标准，去寻找“善”的共同本质时说：“归根到底，我们是为了寻找一个普遍的原则，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最普遍的原则，即善的本质就是真正满足要求”(参见石毓彬、杨远《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258页)。

在詹姆斯看来，义务与善恶一样，它来自个人的主观要求和欲望。他否认“义务”是社会的要求，认为没有由某一具体人实际提出的要求，就不能有义务。义务来自个人的要求，个人的要求来自各个人的欲望。任何欲望，虽有大小、多少不同，但都是迫切的、命令性的，都是有效的和正当的。所以，无论是多么微弱的义务感，还是多么富有强制性的义务，都是“来自私人的要求”。这样，詹姆斯就把一切善、义务、道德观念变成满足个人欲望，谋取自己生存的“权宜之计”。在他那里，没有善恶区别与对立，没有任何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规范，从而陷入伦理相对主义。

道德根源于人的生物本能 詹姆斯否认道德意识来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换的关系。他把道德观念的本源问题看作是心理学问题，认为道德主要是一种纯粹先天的心理活动。

在詹姆斯看来，心理过程是对生物维持生存和适应自然有用的机能活动，意识则是与不间断地进入大脑的“神经刺激流”相应的感觉流、思想流，或是意识流，或是主观生活之流。他指出，常有无数事项呈现在我的感官之前，为什么有的能真正进入我的经验中，有的则不能，原因在于我对它们没有兴趣。凡是对生物体有用的意识，就会被“注意”或引起“兴趣”。通过以我的兴趣为基础的选择，才能建立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使我相信我所选择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只要是引起和激起我们兴趣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他甚至认为，只要我们满不在乎地装做好象我们所讨论的事物是真实的，并坚持它是真实的，那么，它最后就必然会变得和我们的生活发生这样一种关系，以致它真正成为真实的。因此，詹姆斯把人的心理活动、意识看作一种没有社会内容的生物学现象，不是心理、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相反，却是心理构造实在。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主观心理的产物，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对自身有用的事项发生兴趣，而对其它事项无动于衷呢?詹姆斯认为，那是来自由本能、情感和各种原始观念构成的“心灵结构”，也就是人生来俱有的、不变的人性，它的起源隐藏在隐秘之中。道德意识和行为不仅根源于这种先天的心理结构，如尊重、厌恶、鄙视等道德情感，而且，连社会中的私有制、掠夺、嗜杀也都是先天本能的表现。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伦理学与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不同的是，实用主义从生物进化论出发，把对生命的保存和发展有用的东西都看作是“善”的。詹姆斯指出，道德与肉体的趋乐避苦行为有联系，而许多“道德感觉”并不是来自行为后果的，“经验”，而是来自人的先天的本能和情感。如宁静、单纯、真实，如胆小怕事、爱发牢骚、斤斤计较等，“抽象的公平的感觉，从自然发展史观点来看，乃是发自神经中枢的一种变化”。他抹杀道德的社会内容，把道德的根源从心理上转而归结到人的生理上及其生物本能上。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伦理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社会实质反映的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因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用主义哲学(包括伦理学)曾被宣布为美国的国家哲学。詹姆斯强调经验，把自己的伦理学看作是应付环境变化的方法和工具;他重视人的活动和创造性，但其立足点和归宿点始终是个人利益和欲望的满足。他打着中立的旗号，宣扬的却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美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

艾瑞卡·曼

艾瑞卡·曼（Erica Mann，1905年9月—1969年8月），德国作家、演员、记者。1905年生于德国慕尼黑，是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小说家托马斯·曼的长女。托马斯·曼在她出生的时候曾在给自己的哥哥亨利希·曼的信中说对生了一个女儿有些失望，因为一个儿子“更有完整的诗意”。但是很多年后，他在日记里承认，在他的六个孩子中，他偏爱长女艾瑞卡和长子克劳斯。艾瑞卡和她的五个弟妹在母亲身边长大，她的家庭属于慕尼黑有影响力的上层阶级，是各种高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艾瑞卡从小学习戏剧和表演，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开始登台演出，并且此后一直活跃在柏林、慕尼黑、汉堡等地的剧院舞台上。1931年在一部关于女同性恋的电影《穿制服的女孩》中饰演了一个角色。这一年，她因为在一次反战的集会上念了一首诗而遭到纳粹冲锋队的谴责，这使得她所在的剧院为了避免麻烦而开除了她。她起诉了这家剧院和一份由纳粹经营的报纸，而且获得胜诉。这一年她还在一部喜剧电影中饰演了一个导游，并且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史托菲尔飞跃大洋》（Stoffel Fliegt Ubers Meer），这是她写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此后又写过六部。

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这一年她和弟弟克劳斯，她的同性恋人特蕾泽·吉泽在慕尼黑创立了一家卡巴莱舞夜总会“胡椒瓶”，她为夜总会编排节目，并自己登台演出，而节目的内容多数是反法西斯的。两个月后，纳粹查封了这家夜总会，艾瑞卡被迫逃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她是曼一家最后一个离开德国的，并且从慕尼黑的家里带走了很多托马斯·曼的手稿。在苏黎世艾瑞卡又重开了“胡椒瓶”，吸引了很多德国的流亡者。

1935年，纳粹德国要剥夺艾瑞卡的国籍。在此之前她的叔叔亨利希·曼已经被纳粹剥夺了国籍。艾瑞卡询问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愿不愿意和自己结婚，使自己可以获得英国国籍。伊舍伍德拒绝了，但是他提议可以问一下英国诗人W. H.奥登，而奥登欣然同意和艾瑞卡结成“策略夫妻”（奥登也是一位同性恋者）。他们于1935年结婚。他们从未生活在一起，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艾瑞卡于1969年去世，她还在自己的遗嘱里给奥登留下一小份遗产。奥登在1936年还介绍了艾瑞卡的同性恋人德国女演员特蕾泽·吉泽给英国小说家约翰·汉普森。后来他们也结成了夫妻，使吉泽得以逃出德国。1937年，艾瑞卡移居到纽约。在纽约她和吉泽、弟弟克劳斯，以及一位瑞士作家安妮玛丽·施瓦岑巴赫住在一起，又重开了“胡椒瓶”。在她身边又聚集起一群流亡的艺术家。

1938年，艾瑞卡和克劳斯开始报道西班牙内战。同年她写的一本抨击纳粹德国教育体制的书《培养野蛮人的学校》（School for Barbarians）出版。第二年，她和克劳斯合写的关于著名的德国流亡者的书《逃生》（Escape to Life）出版。就在这一年年底，托马斯·曼和克劳斯·曼的日记中都记载了艾瑞卡给他们读了一段她正在写的小说《我们的纳粹小城》，而这本书在1940年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书名改为《黑暗降临》。

第二次大战期间，艾瑞卡在伦敦当记者。在纳粹德国空军对英国的大轰炸和英国皇家空军的不列颠保卫战期间，一直为BBC做德语广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她作为随军记者穿越整个欧洲大陆，近距离地报道发生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战斗。1945年6月，她随盟军进入德国，并且是最早进入盟军占领的第一个德国城市亚琛的人之一。

艾瑞卡参加了于1945年11月开始的纽伦堡审判。她采访了一些被告的律师，并对他们的辩护意见进行了讽刺性的报道。艾瑞卡明确表示法庭对被告的行为采取了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对赫尔曼·戈林。

1946年5月，艾瑞卡离开德国前往加利福尼亚照看他身患肺癌的父亲。她在美国继续撰写和评论关于德国现状的文章。她认为戈林居然自杀成功是一件丑闻，认为去纳粹化的步伐太慢，对某些文化名人过于宽大，比如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都没有离开过德国的指挥家福特万格勒。她对俄国和对柏林空中走廊的态度使她被归类于在美国的共产党分子。艾瑞卡和弟弟克劳斯都因为政治观点和同性恋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1949年，对战后千疮百孔的德国深感沮丧和失望，克劳斯·曼选择了自杀。这件事极大地打击了艾瑞卡。1952年，由于美国的红色恐怖愈演愈烈，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对曼的家人不断提出指控，迫使艾瑞卡和父母离开美国前往瑞士。在那里她帮助父亲写作，成为了父亲最为依靠和亲近的人。在父亲和弟弟去世以后，艾瑞卡·曼一直负责整理出版他们的著作。她于1969年因脑瘤在苏黎世去世，终年六十四岁。死后葬于苏黎世基尔希伯格公墓。

哈米特

塞缪尔·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1894年5月27日-1961年1月10日），美国侦探小说家。生于马里兰州圣玛丽斯。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在旧金山平克尔顿侦探事务所当私人侦探,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哈米特创造的英雄人物萨姆·斯佩德和瘦子是举世闻名的,连辛克莱·刘易斯等人对他的才华也很佩服。他的文字简洁,能充分写出美国人的强悍性格,即“硬汉子”性格,描绘出了一种新型的美国民间英雄人物,跟海明威的人物很相近。早期的长篇小说有《戴恩的诅咒》(1929)和《大丰收》(1929),后者被认为是一部佳作。《马耳他猎鹰》(1930)中出现了萨姆·斯佩德,对雷蒙德·钱德拉等侦探小说家有较大影响。短篇小说集有《萨姆·斯佩德的冒险故事》(1944)、《爬行的暹罗人及其他》(1950)和丽莲·海尔曼为其写序的《大逮捕》(1960)等。五十年代,他因不屈服反动势力的压力而身陷囹圄。哈米特晚年穷困潦倒,因患肺癌去世。

达希尔·哈米特1894年出生于马里兰州圣·玛丽镇一个种植烟草的农户人家。他13岁即辍学走向社会谋生，当过报童、码头装卸工、机关勤杂人员和证券公司小职员。1915年起他担任平克顿侦探社私人侦探八年，为后来创作侦探小说提供了广泛的素材。1922年起他先为《黑面具》杂志写些短篇小说，嗣后陆续写出《血腥的收获》（1929）、《戴恩家的祸祟》（1929）、《马耳他黑鹰》（1930）、《玻璃钥匙》（1931）和《瘦子》（1933）五部长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刻画了美国人某种强悍的“硬汉子”性格，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美国民间英雄人物，堪与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相比。1930年他被派拉蒙影片公司聘为编剧人员，由于他的小说多次被改编成电影，遂使他遐迩闻名。《瘦子》出版后，由于全书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扣人心弦，深受读者欢迎，屡次再版。米高梅电影公司于该书出版半年后即买下电影拍摄权，当年便拍竣放映，轰动一时，使书中那对机智勇敢、对话风趣的侦探夫妇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电影公司于1934年至1947年又续拍了五部以尼克和诺拉为主人公的电影，仍由哈米特提供故事。《瘦子》一书中插有一长段离题甚远的美国历史上一桩人吃人肉的轶事，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作者为增加篇幅而添加的败笔，殊不知这正是哈米特以此来讽喻当时美国社会上尔虞我诈和弱肉强食的不良现象，可谓用心良苦，切中时弊。

普莱斯

威拉德·德米尔·普莱斯（Willard DeMille Price，1887年7月28日-1983年10月14日）是加拿大出生的美国旅行家、记者和作家。

出生于彼得伯勒，安大略省。四岁时，父亲带他在家乡附近的石湖划独木舟和钓鱼；他后来将此描述为他的“第一次伟大冒险”。在搬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之前，他曾在祖父的农场里住过一段时间。普莱斯就读于东高中和西储大学他通过为当地企业和报纸撰写广告来资助他的大学学位。在此期间，养成了在假期长途旅行冒险的兴趣。普莱斯晚年代表报纸、杂志、博物馆和社团（特别是国家地理学会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外国记者和巡回研究员” 。游历全球，生前共游历148个国家，绕地球3圈。

普莱斯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少年文学作家。他以自己多年的科学考察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套14本的丛书《哈尔罗杰历险记》。书中内容大多为作者亲眼所见或所闻，在书中，他把严谨的考察活动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揉进情节生动、妙趣横生的故事之中，所以读来真实、生动。由于它的知识性、趣味性及故事性，这套历险记自1951年一出版就大受读者欢迎，被译成多种版本，50多年来长销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