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口安吾

坂口安吾(1906—1955) 日本战后新戏作派代表作家。生于新澙县新澙市大烟町。本名柄名。1930年东洋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伦理专业毕业。三十年代发表的一些小说,如 《清风博士》(1931)、《黑谷村》(1931)、长篇小说《暴风雪》(1938),多从观念出发,一般不被读者所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同大井广介、平野谦等人创办了 《现代文学》,1942年3月在该刊上发表《我的日本文化观》,大胆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国粹主义,同年6月在《文艺》杂志上发表《真珠》,也因“不合时局要求”而被禁止再版。战后,坂口安吾开始了他真正的文学生涯。他同太宰治、石川淳等人一起形成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提倡反对权威,主张堕落。无赖派的作品对彷徨在战后混乱中的年轻入有着强烈的吸引力。1946年4月,在《新潮》杂志上发表《堕落论》一文,这是坂口安吾研究战后人生的出发点,或称他战后生活起点的宣言书。该文主张人必须堕落,日本也同人一样,需要堕落。只有堕落,才能发现自我,拯救自我。那些依靠政治等手段来拯救日本的主张,都是肤浅的、愚蠢的,也是不中用的。他在该文中所说的堕落,是说人要恢复动物般的本性,而要否定现存的政治和道德等观念。同年6月发表的代表作《白痴》便是以《堕落论》为背景写成的,《堕落论》的主张反映在这篇小说中。1947年以后,还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如《道镜》、《飞鸟时代的幻影》 等。

但丁

但丁·阿利吉耶里（意大利语：Dante Alighieri，1265年－1321年9月14日），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人文主义思潮最早的一位代表。

1265年5月下旬，但丁诞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关于他的家庭情况，传留下来的资料不多。据但丁自己在《神曲》里透露，他是古罗马人的后裔，他的高祖卡恰圭达是个贵族，曾经随皇帝康拉德三世(1138—1152在位)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因为立了战功，受到骑士的封号，后来死在圣地。他的父亲据说当过法庭的文书，家道已经中落，实际上等同于一般市民。

但丁五、六岁的时候，母亲病故，大约十八岁的时候，父亲逝世。他少年时代的生活很困苦，便把全部精力倾注于学习。他得到当时著名学者布鲁奈托·拉丁尼在文学和修辞方面的精心指导，后来又勤奋自修，对于拉丁文、诗学、修辞学、古典文学、伦理学、哲学、神学、历史、天文、地理、音乐、绘画无不研究。他潜心攻读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的诗卷， 在“智慧的海洋”里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他还在修道院里旁听过课程。 除了《圣经》，他广泛阅读了中古哲学家波依修斯的《论哲学的安慰》、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特别是阿奎那的被称为中古时代经院哲学百科全书的《神学大全》，又认真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这样，但丁在中古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精深的造诣，成为一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这对他日后的社会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丁少年时代曾热烈地爱慕一个名叫贝娅特丽齐的女子。这种爱是理想中的爱，带有中古时期的神秘色彩。他写了一系列抒情诗来赞美贝娅特丽齐。1290年，贝娅特丽齐染病去世，但丁悲痛万分，便把这些抒情诗用散文加以连缀，这就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取名《新生》(1292—1293)。书中抒发对她的纯洁的爱情，表达摆脱中世纪禁欲主义，渴求生活的情怀。

但丁的一生几乎是在社会各阶级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中度过的。在但丁生活的年代，他的故乡佛罗伦萨已是意大利最繁荣的手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纺织、海运和金融业尤为发达，在欧洲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佛罗伦萨也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同封建贵族激烈斗争的中心。这种斗争和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在威尔弗党同吉伯林党的斗争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十三世纪，意大利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北部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城邦林立，形成封建割据，纷争不已。神圣罗马皇帝住在遥远的地方，常常难以南下行使统治权。相反，教皇在意大利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不但是大片领地的所有者，而且又掌握很大的政治权力，经常干预各城邦内部和城邦之间的争斗，以太上皇自居。威尔弗党主张依靠教皇统一意大利，实际代表市民阶级和城市小贵族。吉伯林党代表封建贵族，称皇帝党。这两党的斗争始于佛罗伦萨，后来蔓延到整个意大利。

但丁青年时代加入威尔弗党。1289年，他二十四岁，相继参加了同阿雷佐城的吉伯林党作战的康帕迪诺战役，和攻打吉伯林党盘踞的以萨之战。这是但丁参加政治斗争的开始。贝娅特丽齐逝世以后，他一度追求浪漫生活，迷失了正路，但不久便正视和克服了自己的过失，继续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

1266年，威尔弗党战胜吉伯林党，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政权。1293年建立城市民主政权，由羊毛商、丝绸商、呢绒商、毛皮商、金融商、律师、医生与药剂师七大行会的代表组成执政机关，不许贵族担任公职。但丁参加了医生与药剂师行会，可能是由于他从事哲学研究，同医学有点关系。1300年，但丁作为这个行会的代表，参加佛罗伦萨最高行政会议，被任命为六名行政官之一，从事共和政权的建设。威尔弗党执政后又分裂成为代表贵族利益，支持教皇卜尼法斯的黑党和代表银行家和商人利益的白党，争斗激烈。但丁虽然站在白党一边，但为了维护佛罗伦萨共和政权，他以大局为重，一方面谴责黑白党之争，秉公处理闹事的两党领袖，把他们都驱逐出境，另一方面顶住教会的压力，挫败了教皇干涉内政的阴谋，因此得罪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302年，但丁出使罗马期间，黑党在教皇和法国瓦洛瓦家族查理亲王支持下，夺取了佛罗伦萨政权，对白党大肆迫害，以贪污、反对教皇和查理的罪名，革除但丁的公职，判以巨额罚金，并流放两年。但丁拒不认罪，也没有交纳罚金，于是又被判处终身流放，一旦回到佛罗伦萨，将被用火刑处死。

在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活中，但丁周游了许多城市，到处访友，讲学，也曾在一些城邦君主宫廷中客居。他广泛接触到意大利动乱的现实和平民阶层困苦的生活，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意大利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他更加热爱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热爱故乡佛罗伦萨。他深深懂得，“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断然拒绝以宣誓忏悔为条件，来取得赦免，重返家园。因此，1315年，佛罗伦萨统治者又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判处死刑。

流放初期，但丁写了三部著作。《飨宴》(1304—1307)，是意大利第一部用俗语写成的学术性论著，它打破了中世纪学术著述必须使用拉丁文的规矩。但丁借注释自己的诗歌，向群众介绍古今科学文化知识，提供精神食粮，故名《飨宴》。原计划写十五篇论文，但只完成四篇。书中虽然宣传了经院哲学，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但赞颂了人的伟大，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强调人的高贵在于个人的美德，不在于门第，“不是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

和《飨宴》几乎同时写作的《论俗语》(1304—1305)，是最早一部关于语言学、诗律的著作，用拉丁文写成。但丁对意大利语言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辟的论述，着重批判中世纪推崇拉丁文的偏见，阐发俗语的优越性，提出把俗语作为意大利文学、科学的语言，并强调了作家在形成民族语言中的作用。这部著作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1308—1311在位)到意大利加冕，表示要消弭战乱，伸张正义，实现和平。但丁受到鼓舞，特地写了致意大利诸侯和人民书，并向亨利七世上书，把祖国和平与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就在这个时期，但丁撰写了一部政治性论著《帝制论》(1310—1312)。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目的是使人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全部才能，但这只有在帝国的统治下才能实现;认定尘世生活有其自身的价值，不受教会宣扬的来世永生的支配。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在于，但丁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政治和宗教平等，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的观点，向神权说提出了英勇的挑战。

经过长期酝酿和精心构思，大约在1307年前后，但丁开始创作伟大的史诗《神曲》。《神曲》全诗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共一百歌，计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三行。《地狱》、《炼狱》大约完成于1313年，《天堂》在他逝世前不久脱稿，历时十余年。《神曲》采用中古时期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象征理性)和贝娅特丽齐(象征信仰)分别引导下，幻游了地狱、炼狱和天堂。诗中充满了寓意，有些象征手法隐晦费解。然而，但丁写作这部长诗的动机和贯串其中的主题思想是异常明确的。他立志要写一部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反映苦难的现实，启迪人心，表现人类如何由迷误经过苦难的磨炼，达到真和善，“使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命运，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就是说，要为处在除旧布新的时代的意大利寻求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

《神曲》的伟大历史价值在于，它通过对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堂过程中遇到的上百个各种类型人物的描写，以广阔的画面，反映出意大利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和各个领域发生的社会、政治变革，透露了新时代的新思想——人文主义的曙光。这部长诗对中古政治、哲学、科学、神学、诗歌、绘画、文化，作了艺术性的阐述和总结。因此，《神曲》不仅由于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达到了时代的先进水平，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且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状况，传授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

晚年，但丁受康格拉达·德拉·斯卡拉大公和圭多·诺维罗·波伦塔伯爵的邀请，先后在维隆纳、腊万纳客居。1321年9月13日—14日，但丁因病在腊万纳逝世，时年五十六岁。

但丁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他的新思想表现在很多方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发和批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尖锐地抨击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专横，对当时意大利四分五裂，同室操戈，民不聊生的混乱现实深恶痛绝。他把意大利比作“荒芜的帝国花园”，“苦难的住所”，“境内没有一块干净的和平土地”，它已“不再是各省的女王”，而沦为“一座妓院”!他对“意大利所有的城市都充满了暴君”，意大利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同一城墙里的人也都自相残杀的状况表示愤慨，予以强烈的谴责。此外，他还抨击了法国卡佩王朝的后裔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查理等人的恶德败行。

在中世纪，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同时垄断着封建社会的全部文化。因此，在批判封建社会的现实时，必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事实上，对反动宗教神学的严正批判，对教会僧侣阶级腐败的无情揭露，构成了但丁的全部作品， 尤其是《神曲》的主旋律。但丁痛斥上自教皇、主教，下自普通教士“日夜在那里用基督的名义做着买卖”，从事买卖圣职、敲诈勒索、图谋私利的无耻勾当，他们“把金钱当作上帝”，“使世界陷入悲惨的境地，把好人踩在脚下，把坏人捧在头上”。但丁义愤填膺地指出，这班满口仁义道德，其实早已背弃《圣经》教义的僧侣，已经把罗马教廷变为“污血的沟，垃圾的堆”，他们不啻是一群“披着牧羊人衣服的贪婪的豺狼”。他还根据参加佛罗伦萨政治斗争的切身体验，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神曲》中把干涉佛罗伦萨内政，破坏意大利统一，当时尚在人世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打入地狱，接受酷刑。

同时，但丁在自己的作品中还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政教分离的思想。他形象地把教会和国家比喻为两个太阳，分别照耀着精神世界和尘世生活;而今天，“罗马教会由于集两种权力于一身而跌入泥潭，玷污了自身和担负的职权。”他又把国家比喻为骏马，皇帝是骑手，教皇是门外汉，要求尽快恢复由骑手来指挥马匹的正常局面。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但丁在他的作品中表述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摆脱中世纪教会束缚和宗教神学桎梏的愿望，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但丁以澎湃的热情，歌颂现世生活的意义，鼓励世人积极投身现实的斗争。他强调人赋有自由意志，这是上帝“最伟大的杰作”，上帝给予人类“最伟大的赠品”;他认为人在现实中应该坚定不移地遵循理性：“你随我(指象征理性的维吉尔)来，让人们去议论吧!要象竖塔一般，任凭狂风呼啸，塔顶都永远岿然不动”;但丁还认为人应该以历史上具有伟大理想和坚强意志的英雄豪杰为榜样，振奋精神，“避开懒惰”，“战胜一切艰难”，去创造自己的命运。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世俗爱情。这种以人为本，重视现世生活价值的思想，显然是同中世纪一切归于神的观念，同教会宣扬的来世主义、禁欲主义，都是针锋相对的。

对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对于教会排斥和否定古典文化的荒谬态度，但丁同样给予有力的批判。他赞美人的才能和智慧，呼吁发展文化，热情洋溢地歌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在求知欲的推动下，离开家庭，抛弃个人幸福，历尽千辛万险，扬帆于天涯海角的事迹，并通过奥德修指出：人“不能象走兽一般活着，应当追求美德和知识。”

上述种种思想，构成了但丁作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特征，标志着以人文主义思潮为指导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开端。

但丁不仅批判教会，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新兴市民阶级。他在《神曲》中对这个阶级的贪婪私利，追逐金钱，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对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罪恶，予以严厉的谴责。他指出，资产阶级暴发户充满了“骄狂傲慢和放荡无度之风”，“骄傲、嫉妒和贪婪是三颗星火，使人心燃烧起来”。

但丁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伟大思想家、诗人，基督教神学观念、中世纪思想的偏见和世界观上的种种矛盾，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他歌颂现世生活，但又把它看作是来世生活的准备。他揭发教会和僧侣阶级的败行劣迹，但又并不整个地反对宗教和教会，甚至还把神学置于哲学之上，信仰置于理性之上，说谁“希望用我们微弱的理性，识破无穷的玄妙，真是非愚即狂。”他批判禁欲主义，但又把青年恋人作为贪色的罪人放在地狱里接受惩戒，把苦行禁欲派始祖圣芳济置于天堂。但丁对封建皇帝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有皇帝才是能够在暴风雨中拨正意大利这只船的航向的“舵手”，保障祖国统一、独立与自由的实现。因此，但丁又给亨利七世预先在天堂里准备了一个荣耀的位置。但丁批判封建统治下混乱的现实，但作为对比，又把封建宗法时期的佛罗伦萨美化为田园诗般恬静、纯朴的社会。这一切，也正是但丁思想上消极的一面，是他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的世界观的鲜明反映。

吕温

吕温（771年～811年），唐代文学家。字和叔,一字化光,行八。郡望东平(今属山东),河中府河东县(今山西永济)人。居洛阳。初随其父吕渭学《诗》、《礼》,又师陆质通《春秋》,又从梁肃学文章。留心当世之务,讲求王霸富强之术。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又登宏辞科,授集贤殿校书郎。与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善。十九年擢为左(一作右)拾遗。二十年,随工部侍郎张荐出使吐蕃,充副使。行至凤翔,转侍御史。被拘留吐蕃经年。永贞元年十月回京。迁户部员外郎,转司封员外郎,元和三年转刑部郎中,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贬均州刺史。未至,再贬道州刺史。在道州查获豪强所隐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均其赋税,使疲民免于偏枯。五年转衡州刺史。次年八月卒。柳宗元、刘禹锡均有诗哭之。吕温操翰精富,文体赡逸。刘禹锡谓其“始学左氏书,故其文微为富艳”(《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所作《人文化成论》、《诸葛武侯庙记》、《复汉以粟为赏罚议》、《三不欺先后论》皆有关于治道,颇能表现其政治抱负。《旧唐书》本传谓其“所著《凌烟阁功臣铭》、《张始兴画赞》、《移博士书》颇为文士所赏”。清李慈铭谓其铭赞之文“置于韩、柳集中,亦为高作”(《越缦堂读书记》)。能诗。《沧浪诗话》称其诗“亦胜诸人”。《旧唐书》本传言其有文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吕温集》一○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所录同。现存《吕和叔文集》仍为一○卷本。《全唐文》编其文为七卷,见卷六二五至六三一。《唐文拾遗》卷二七录其文二篇。《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见卷三七○、三七一。生平事迹见柳宗元《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祭吕衡州温文》、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一六○本传等。

法照

法照（747～821），俗姓张，佛教净土宗第四代祖师，唐代兴势县大傥里释子山人（今洋县洋州镇孤魂庙村）。少时舍家为僧，游庐山、衡山。大历二年（767），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云峰寺，师从承远长老。大历四年（769），于衡州湖东寺起五会念佛道场，作五会念佛法事，念佛，修净土法门。大历五年四月五日，到五台山（今山西五台县境），参修佛法，修习念佛三昧。十二月初，入华严寺念佛道场。其后，在五台山建大圣竹林寺，供奉文殊、普贤菩萨。大历十二年（777）以后，法照回洋县故里，在念佛岩庵居泉饮，日夜专念阿弥陀佛。久之，闻于长安，唐代宗李豫以礼迎宫中，赐号“供奉大德念佛和尚”、“五会念佛法事般若道场主国师”，居长安章敬寺。唐德宗李适赞法照曰：“性入圆妙，得念正真，悟常罕测，诸佛了因。”公元821年在长安圆寂，后被谥为大悟禅师。

法照大师的一生有许多神奇殊妙的感应事迹。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迁居衡州（今湖南衡阳）云峰寺时，一日，于斋堂用餐时，从钵盂中，忽睹五色祥云及寺院、山林、流涧、石门等，距石门约五里处复见一寺，名大圣竹林寺。过些时日，也是在用餐时的钵中，见五色云彩、寺院的亭台楼阁等皆微妙无比，无有此界所见之土石秽恶，纯金色界，众宝交错，万千菩萨杂处其中，种种妙相宛若诸佛严净国土。及至用餐完毕，钵中诸境方才消失。师以所见请问大德，其中有嘉延、昙晖二僧告知曰“圣神变化，不可以凡情测，若论山川之势，乃五台尔”。获知许是五台圣境，师曾萌发朝山之愿，然因有诸障缘，未能如愿。

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夏天，法照大师于衡州的湖东寺（或作湘东寺），启建五会念佛道场，六月初二日，也感得祥云弥漫道场，云中有诸楼阁，见数梵僧，身可丈余，执锡行道。阿弥陀佛及二菩萨现金色身，满虚空中。在会众等，咸皆清楚观见此景，无不欢喜踊跃，焚香瞻礼。此情此景，良久方消。在当天晚间，师于道场外遇一老者，那老者质问师言：“汝曾发愿，往金色界，礼觐大圣，今何辄止?”大师答曰：“唯因时艰路难，不易前往”。彼老者复劝告法照说：“若有坚固愿心，何难之有?”言毕，消然不见其踪。法照大师甚感惊异，思索再三，自认志向未坚，遂即入道场于佛像前重发诚愿曰：“愿以此身，奉觐大圣，准夏满前往，任是火聚冰河，终无退堕。”

是年八月十三日，师与数位志同道合者，由南岳出发，行脚北上，一路果无艰险。历时七个多月，终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四月到达五台县境的佛光寺。法照于五台山间蒙大圣普贤菩萨不思议光的摄照，又得善财、难陀二童子的引路，来到了大圣竹林寺，所见景象果如钵中所见，略无差脱。大师即具威仪，入于寺中，至讲堂，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各据东西狮子座上，万众围绕而为说法。师于二菩萨前，作礼问曰：“末代凡夫，去圣时遥，知识隘劣，障垢尤深，佛性无由显现，佛法浩瀚，未审修何法门，最为其要，惟愿大圣，断我疑网。”文殊菩萨答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时，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供养三宝，福慧双修，此之二门，最为善要。我于过去劫中，因观佛故，因念佛故，因供养故，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皆从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诸法之王。”师复问曰：“当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继念，令无间断，命终决定往生，永不退转。”开示完毕后，二大菩萨同舒金臂，摩师之顶，为师授记曰：“汝以念佛故，不久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子等，愿疾成佛者，无过念佛，则能速证无上菩提。”师闻此语已，疑网悉除。欢喜踊跃，作礼而退。于顷刻间，所有景象已失所在，大师内心怅然悲感，便于所在之处立石以为标记。

这一年的四月初八释迦佛诞日，大师于华严寺般若院西楼下安止。四月十三日师与五十余僧，同往金刚窟，虔心礼拜三十五佛名，师礼才十遍，忽见其处，广博严净，琉璃宫殿，文殊、普贤与众菩萨俱在一处，大师见此情景，唯自欣喜，未曾言说，默然随众归寺，其夜三更时分，在华严寺般若院西楼，见有诸灯炬于寺东岩壑之畔，随师咒愿，变化无穷，甚为奇妙，此情景甚为激发师之热诚，于是乘夜独诣金刚窟所，五体投地，虔诚顶礼，祈愿得见文殊大圣，幸蒙圣僧佛陀波利（华言觉护。北印度人）的引导，进入一所名为：“金刚般若寺”的道场中，见四处皆异宝庄严，光明闪烁，观见殿堂之中文殊大圣，处位尊严，无以伦比。大师得见此景，信念倍增，念佛修行更加勇猛精进。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二月，大师于华严寺入念佛道场，下定决心，断绝饮食，给自己订好时间，以求克期取证，誓愿求生西方净土，到了第七日的初夜，大师正用功时，见一梵僧入道场对他说道：“师所见五台山之圣境，何故不说，胡不传示于人?”言讫随即隐去，法照闻此言已，内心尚存疑虑，也就未作决定是否向众人表明所见之境。次日申时，师于道场又遇一老梵僧神色严峻地对大师言：“法师于五台所见到的灵异境相，请普示众生，以令闻道生信，使发无上菩提心，而获大利乐，胡不为耶?”大师答言：“实无心隐瞒圣道，惟恐闻者信念不坚而生疑心招致诽谤耳！”老僧开导说：“大圣文殊，现在此山，尚招人谤，汝何惜焉?但使众生，见闻之者，发菩提心，作毒鼓耳！”于是法照大师便回忆自己所见到的不思议境界，记录成册，这就是法照大师传世的另外一部著作《大圣竹林寺记》。后来，法照大师在五台山中台麓菩萨变化而有的竹林寺题额处，距华严寺南十五里，凭记忆中的印象，仿建了一所宏伟庄严的寺院，仍号竹林寺。以为永久之纪念。翌年正月，大师与江东释慧从和华严寺僧众崇晖、明谦等三十余人再往金刚窟所，及立石标记处，瞻仰旧处，于礼拜时，也是有缘遇上奇异景象，是以大众方知法照大师所见实为不虚。俱念宿缘多幸，得与同游，因而将之书写记录在金刚窟的屋壁上，普令见闻者，同发胜愿心，共修无上道。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九月十三日，大师与弟子八人：纯一、惟秀、归政、智远、沙弥惟英、优婆塞张希俊、童子如静等，在东台见有白光四道，紧接着便有五色奇特云一红色圆光，微妙无比，文殊菩萨乘青毛狮王，涌现光中，在场大众全都清楚目睹这一殊胜景象。于此同时，天雨雪花，与五色毫光相和，遍布整个山谷。自此之后，大师的信念与道心益加坚固，专心致志地念佛，修持精苦，日夜无旷。从他能入定往极乐世界亲见阿弥陀佛来看，大师的念佛境地决非一般，往生净土自然不在话下。然而大师的往生日期与情形却无从得知，单据有关史料记载，大师一日正念佛时，有梵僧入道场告言：“汝之净土花台现矣，后三年花开，汝当往矣！”过三年，大师自知生西之期已至，普告大众说：：“吾行矣！”言已，端坐而寂。

保尔·海泽

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塞（Paul Johann Ludwig Heyse，1830年3月15日—1914年4月2日），又名保尔·海泽，德国作家。德国小说家。出生于柏林书香门第,父亲是语文学教授和古典语言学家。海泽自幼受古典文化薰陶,天资聪颖,中学时就开始写诗。1847年入柏林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1849年转入波恩大学,次年去瑞士旅行,回来后改学现代罗曼语言(意、法和西班牙语等)。1852年大学毕业,获得普鲁士政府资助,去意大利游学一年。古老悠久的意大利历史文化和绮丽的风光、纯朴的民情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以后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1853年秋回到柏林,由于诗人盖贝尔的推荐,他接到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二世的邀请,去慕尼黑参加作家团体。从1854年起他就定居在慕尼黑,是“慕尼黑诗社”中作品最多、成绩最突出的作家。从1855至1895年他发表中短篇小说集20卷,收有100多篇作品,其中《犟妹子》 (1855)、 《特雷庇姑娘》(1858)、 《安妮娜》 (1860)、 《安德雷亚·德尔芬》(1862)、《最后的怪物》(1871)等都是名篇。这些小说大都以意大利为背景,主题是爱情和艺术,追求一种优美、和谐的生活,摒弃种种丑恶现象,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文字流畅,曾风靡一时。1872年出版《诗集》。1873年和1875年发表长篇小说《世界的孩子们》和《众峰之上》。此外,他还创作剧本和翻译西班牙、意大利的诗歌。191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第一个获得这个荣誉的德国作家。

何休

何休(129年--182年)，东汉今文经学家。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生于汉顺帝永建四年，卒于汉灵帝元和五年。师从羊弼受学《公羊春秋》，为董仲舒四传弟子。初以列卿子诏拜郎中，称病去官。不仕州郡，进退以礼。后应太傅陈蕃召请，与参政事。党锢事起，遭废锢。党禁解，辟司徒府，拜议郎，迁谏议大夫。

为人质朴多智，精研六经，长于天文曆算，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世儒无及者，京师称为“学海”，乃继董仲舒之后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推崇《春秋》与《孝经》，认为“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序》)。批评当时《春秋》经学者太过烦琐，“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同上); 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故“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惟问，不得不广” (同上)。仿《春秋左氏传》，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阐述了“三科九旨”说及“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之义，“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十三经注疏·公羊传》徐彦疏引 《春秋文諡例》)。对公羊家的“春秋三世”说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衰乱世，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思想，“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所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解诂》卷一)。系统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根据，对后世影响甚著。作有《春秋汉议》，以 《春秋》驳正汉政事六百馀条，“妙得《公羊》本义” ( 《后汉书·儒林列传》)。

反对当时以贾逵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据公羊学博士李育学说，驳难《左传》及《穀梁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认为公羊学说如墨翟守城，其义不可破，而 《左传》及《穀梁传》不得经义，问题很多，难以救治。其理论幽微，难以通晓，时人称为“三阙”。后郑玄作《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以反驳之。除治公羊学外，又训注《孝经》、《论语》等。其著作大多散佚。今存《春秋公羊传解诂》，与唐徐彦疏合为《春秋春秋传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另外，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冠礼约制》一卷、《春秋文諡例》一卷，王仁俊《续编》辑存《駮春秋释疴》一卷，《论语何氏注》一卷，王谟《汉魏遗书钞》辑存《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各一卷。

宋祁

宋祁（公元998年—公元1061年）宋代文学家。字子京。安陆(今属湖北)人，后徙雍丘(河南杞县)。生于北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卒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天圣二年(1024)与兄庠同登进士第，奏名第一，太后以为弟不可在兄之先，置第十，时号“二宋”。释褐复州军事推官。改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明道元年(1032)为殿中丞。召试授直史馆，再迁太常博士，同知礼仪院，按试新乐。预修《广业记》。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上疏主张去“三冗”(冗官、冗兵、僧道)，节“三费”(道场斋醮、寺观、使相节度)。徙判盐铁勾院，同修《礼书》。以天章阁待制判太常礼院、国子监，改判太常寺。出知寿、陈2州，入为知制诰，权同判流内铨，迁翰林学士，提举诸司库务。改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修《新唐书》列传。出知毫、定、益、郑等州。《新唐书》成，迁左丞、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群牧使，卒，谥景文。

宋祁诗受西昆派影响较深。称颂杨亿“以雄浑奥衍革五代之弊。”(《石太傅墓志铭》)对刘筠的“钩深缔情”(《座主侍郎书》)尤为钦佩。其诗主要抒写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人生感慨，与主张“文以明道”的石介等人不同。王士禛说：“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带经堂诗话》卷1)四库馆臣称其诗“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四库全书总目》)。大致不脱西昆体的习染。所作《长安道中怅然作》3首，“皆工妙逼唐人”(《瀛奎律髓》卷3)。佳句如“青史有人讥巧宦，黄金无术治流年”。(《把酒》)“香归密房尽，红入燕泥干。”(《残花》)亦工丽可喜。其散文创作足以名家。尝称“文章必自成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笔记》卷上)。《雁奴后说》、《舞熊说》、《西斋休偃记》为其代表作。《全宋词》录其词6首。〔玉楼春〕《春景》：“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词意警策，张先因而称他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7引《遯斋闲览》)。〔鹧鸪天〕(画毂雕鞅狭路逢)为一名偶然相逢的宫女而作，都下传唱，达于禁中，仁宗皇帝即以此女归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3)一生著述甚多，有《益部方略记》1卷、《笔记》3卷，并存。《宋景文集》150卷(一说100卷)已散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62卷，补遗2卷。日本天瀑山人所刻《佚存丛书》收有宋残本32卷。另外如《太乐图》2卷、《广乐记》65卷等，均佚。

伍德豪斯

佩勒姆·G·伍德豪斯爵士（Sir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年10月15日－1975年2月14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曾就读于伦敦达利奇学院，并获得牛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大学毕业后在伦敦《环球报》担任幽默专栏作家，并为其他很多出版物撰稿。1909年以后，长期在美国和法国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拘禁在德国，曾因在1941年为柏林电台向英国发表广播讲话而受到谴责。后定居美国，并于1955年加入美国籍。伍德豪斯从写寄宿中学的故事开始其创作生涯。这些故事首先在一本月刊上连载发表，并获得成功，他也因之而一举成名。随后他又写了一些轻松的爱情浪漫故事。他一生共写了90多部小说和短篇小说，并与他人合写过30多部戏剧和歌舞喜剧，还写过20多部电影剧本。伍德豪斯写得最好的幽默作品是关于伯蒂·伍斯特和吉夫斯主仆两人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伍德豪斯的主要小说有《白羽》(1907)、《普斯密斯在城里》(1910)、《让普斯密斯去管吧》 (1923)、 《不可捉摸的吉夫斯》(1924)、 《干下去，吉夫斯》 (1925)、 《夏日闪电》(1929)、《布兰廷斯堡》(1935)、《交配季节》(1949)和《卧室里的冰》(1961)等。此外，他还写有传记《跳蚤表演》(1953)和《人过七十》(1957)，以及自传《作家!作家!》 (1962)。伍德豪斯1975年被封为爵士。

韩清净

韩清净（1884~1949）中国佛教学者、居士。近代著名的唯识学家，民国早期在北京弘扬唯识。清净原名克宗，又名镜清，河北河间人，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生，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举人，不乐仕进，以研究佛学为终生职志。民国十年，他在北平与研究佛学的韩哲武、朱芾煌、徐森玉、饶风璜等组织‘法相研究会’，以研究唯识学为宗旨，由清净主讲《成唯识论》。民国十六年，法相研究会改组为‘三时学会’，众推清净为会长。三时者，指释尊三时说法，遮遣空有，讲非空非有的唯识中道，该会宗旨，于此可见。

民国十四年，日本在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中国组团参加，清净与会，在大会上宣读他撰写的（十义量）论文，博得与会学者赞许。释东初著《中国佛教近代史》，称清净：‘韩氏不唯精于《瑜伽》、《摄论》，且能熟背。他讲《摄论》，一字一句，皆交出来自《瑜伽》某卷某句。普通讲《摄论》，多则一年，少则半年。韩氏讲之，则非二年不可，以其精故，不能速也。’时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清净在北平主持‘三时学会’，同为研唯识学之巨擘，时有‘南欧北韩’之称。清净一九四九年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六岁。遗留的著作有《瑜伽师地论科记披寻记》、《成唯识论讲义》、《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唯识指掌》等多种。

倪谦

倪谦（1415年～1479年），明代诗文作家。字克让。上元(江苏南京)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编修。天顺(1457—1464)初,迁翰林学士,简侍东宫。主考于顺天(今北京市),黜权贵之子,遭诬构而下狱,谪戍开平(今河北独石口)。成化(1465—1487)时,赦还复官,转史局、南京掌院、南京礼部尚书。其文典正明达,“步骤谨严,朴而不俚,简而不陋,体近三杨(台阁体)而未染其末流之失。”正统十四年,出使朝鲜。景泰元年(1450),自朝鲜归,辑此时纪行诗为《辽海编》4卷。后预修《寰宇通志》,进春坊大学士。天顺三年(1459)主北闱试,被斥有弊,谪戍开平。成化元年(1465),复入史局。寻授南礼部侍郎,以言官劾而致仕。不久复职,进尚书。卒后赠太子少保,谥文僖。天资聪颖，记忆力特强，有《朝鲜纪事》、《辽海编》、《倪文僖公集》等传世。工笔札，王世贞谓其与僧求竹帖无意而有笔。事迹收录于《三吴墨妙跋》、《列卿记》。略见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归有光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明代散文作家。字熙甫，号项脊生，又号震川。昆山(江苏昆山)人。出生在一个累世不第的寒儒家庭,少年好学,9岁能作文,20岁时尽通五经三史和唐宋八大家文。35岁时,乡试中举。但以后8次会试都未及第。嘉靖二十一年(1542)迁居嘉定安亭江上(四川乐山),读书讲学,远近从学者常达数百人,故人称“震川先生”。直到60岁时,才中进士,初任浙江长兴县令,因得罪豪门与上司,调任顺德、(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后被大学士高拱推荐,隆庆四年(1570)以荐授南京太仆寺丞，参与撰修《世宗实录》。次年卒于任上。

他是唐宋派的中坚，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抨击复古派道：“盖今世之所为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以倡道之欤!”他以自己的散文创作对抗复古派，发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倡言复古的王世贞也称赞道：“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他的散文创作，最为出色的是一些叙述日常生活的篇章，以笔致疏淡而一往深情。如《项脊轩记》，通过百年老屋的几经兴废，穿插对亲人的深情回忆，抒发了物在人亡的伤感和叹喟。王锡爵《归公墓志铭》中指出：“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又如《寒花葬志》，仅以一、二细节就表现出作者对婢女的眷念之情：“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黄宗羲在《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中说：“予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这类作品具有“于不要紧之处，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神疏淡”的优点。归有光深于经学，长于议论。董正位在《归震川先生全集序》中评论说：“余读先生之《易图论》、《洪范传》，知其经学深邃。于《马政志》、《三途并用》诸议，知其世务通达。而濬吴淞江、三吴水利诸书，今方行其说，殆东南数百年之利。至其自述令长兴时，以德化民，又汉代之循良也。今国家偃武修文，广厉士子以通经学古，而科目之士亦将学后入政，则是集行世，其亦昌明文运，造就人才之一助乎。”他的散文虽有迂腐之见，但也有不少精警之所在。不少论文夹叙夹议，表现出归有光精于章法的艺术功力，常常为文评家们推重。著有《震川先生集》40卷。

张东荪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现代学者。字圣心。浙江省杭县 (今余杭县) 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曾先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广东学海书院院长,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主编《时事新报》、《新时报》、《再生》、《解放与改造》等报刊。1934年,与张君劢等组织国家社会党(后为民主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后因与张君劢政见不合而退党。抗战期间留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在利诱与苦刑下,不变其节操,拒绝接受伪职,1946年,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以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等职。毕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译介工作,并自创哲学学说。“五四”时期,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并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论战”。提出中国问题之解决办法一是兴办教育,二是开发实业,“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反对建立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似存问题:“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现在与将来》)哲学上受康德哲学、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相对论哲学以及柏格森生命哲学等的影响,提出 “架构论的宇宙观” 和 “多元认识论”,反对唯物辩证法。所著《认识论》和《多元认识论重述》,及糅合各家学说而成。认为认识并非能知与所知之间简单的直接关系,而要经历格式——设准——概念及其证实——条理——真物外等复杂的现象和关系。主张哲学的宇宙论包含在认识论之中。认识是主观的合化,世界的要素与认识的成立都是条理,离了认识固无条理,离了条理不成其为认识,因而认知作用本身即是表示宇宙本体,宇宙并无总体,乃是无数结构的总称。认为有物理而无物质。“以实质而言,本来就没有外物。以构造方式而言,大部分的方式仍是属于认识作用本身的,换言之,即属主观的”。( 《认识论的多元论》) 认为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是形式逻辑,不承认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反对革命,主张改良主义。抗战胜利后主张以英美的自由主义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相混杂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行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绝不是无产者全体阶级的专政。文化问题上,批评梁漱溟以一家哲学代表一个民族的哲学,又拿哲学代表文化而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的做法。认为西洋文化实在已不仅是西洋的,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上只占一很小的部分。主张中国在彻底采用西洋文明时,亦应求得一种避免西洋文明畸形化的 “补救方法”。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唯物辩证法论战》 (主编) 等。

雷海宗

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1917年人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兼修哲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1932年返任清华大学。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曾代理文学院院长。1952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62年逝世。

雷海宗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兼通古今中外著称。其治史特点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早在1930年,雷海宗即翻译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以《克罗齐》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为题,在《史学》杂志第1期发表,认为克氏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主张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因而是主观的。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历史单位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进展,经一周期而亡。唯独中国文化未亡,四千年来经历了两个周期。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期,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淝水之战胜利后,中国文化又经历了第二周期,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期,是与吸收融合胡人血统与印度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

在宇宙人生观上,雷海宗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他用佛家语“大我”、 “小我”作为哲学名词来观察人生的境界,把个人看成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时空无限的宇宙之能有意义,乃人类所给予。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解脱和出路,但追问所得的答案各代不同。他设想:宇宙中有某种力量,自知自觉,生命就是这种力量的表面化,人类则表现相当高的知力和觉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今日人类的了解,终有一天有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学习马克思主义,1957年对世界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历史依生产工具,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就社会性质言,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应视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可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代表作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历史过去的释义》 (载《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1月13日), 《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 (载《周论》2卷19期[1948年11月19日]), 《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等。

僧肇

僧肇（384～414）东晋著名僧人和佛教学者，中国佛教哲学的奠基者之一。俗姓张，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原崇信老庄，及读《维摩诘经》而出家皈依佛门。后师事鸠摩罗什，深得“三论”要旨，为“什门四哲”之一。擅长佛学般若理论，被誉为“解空第一”。主要著作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收入《肇论》一书。另有《宝藏记》、《维摩诘注》等。僧肇的佛教思想主要接受的是《维摩诘经》，并会通其它经论。对《维摩诘经》的注解，发挥较多，在《肇论》一书中讲得简略或不清的，可通过该经注解加以印证。故该注是研究僧肇思想的重要材料，是“非《肇论》”之肇论。其佛教哲学思想主要为：(1)在批判“六家七宗”的“心无”、“即色”、“本无”三家空观的同时，阐述了“即万物之自虚”的般若空观真实义蕴，把玄学推上了顶峰，建立了中国化般若学的哲学体系。(2)提出了“即动而求静”的著名命题。认为“旋风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3)在对所谓世俗认识(即“惑智”)的彻底否定基础上，提出了可以体现“真谛”的另一种认识，即所谓般若圣智，“圣智无知而无所不知，无为而无所不为”。后世三论宗人对他推崇备至，常把他与鸠摩罗什并称，有“什、肇山门”之语，并尊其学说为三论宗正系。吉藏则把他提高到三论宗实际创始人的地位。智旭在《阅藏知津》中，列《肇论》为第一，认为僧肇学说最契原经精神。

杨万里

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06年6月15日）宋代诗人、理学家。南宋四大家之一，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字廷秀，因抗金宿臣张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故自号诚斋。吉州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与范成大同科。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丞。始存稿为《江湖集》。在永州，谒见张浚勉以正心诚意，遂号诚斋。张浚入相，荐除临安府教授。乾道六年(1170)，上国士策，为虞允文、陈俊卿所重，荐为国子博士。后迁太常博士、太常丞兼礼部右侍郎，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被命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编诗为《荆溪集》、《西归集》，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迁广东提点刑狱，九年，以丁母忧去任，编诗为《南海集》，十一年冬服满，召为吏部员外郎，次年迁郎中，又迁左司郎中兼侍读，十四年，应诏上书，擢秘书少监。因争张浚配享高宗事得罪，出知筠州，编诗为《朝天集》、《江西道院集》，十六年，光宗受惮，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金贺正旦接伴使，兼实录院检讨官，出为江东转运副使，编诗为《朝天续集》。忤宰相，改知赣州，辞不赴，乞祠官而归，编诗为《江东集》。庆元元年(1195)，诏赴京，辞不往，五年谢禄致仕。嘉泰三年(1203)，进宝谟阁直学士。开禧八年(1205)，召赴京，复辞，二年，迁宝谟阁学士。卒赠光禄大夫，谥文节。曾向朝廷举荐朱熹、袁枢等六十人。为人耿介清廉，以名节称。力主抗金，上《千虑策》，论君道、国势、治原、人才、将相、兵吏、刑法等。主张以仁政养民，以结民心为保国之大计。

生平最后之诗，编为《退休集》。杨万里诗文集今存《诚斋集》133卷，其诗有4200余首之多，还不包括自焚少作千余首诗。杨万里的《诚斋集》版本很多，迄今未见点校本行世，仅周汝昌先生有选注本《杨万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诚斋集》以四部丛刊本为通行本。杨万里还有《诚斋易传》、《诚斋诗话》行世，生平事历见《宋史·本传》、清代邹树荣《杨文节公年谱》。于北山有《杨万里年谱》未刊稿本。

盘古氏

盘古氏(? ——?)是中国神话中的开天辟地者。生卒年不明，死因不明。传说南海有盘古氏墓。

根据古代传说，最初统治宇宙的是原始的自发性的混乱——“混沌”，既没有天地之分，也没有光明与黑暗、白天和夜晚的区别，更没有年、月、日的区分。后来，由于这种极巨大的统一的混沌的瓦解，便产生了两极的力量。光明的部分，被命名为“阳”，居于上面，因而产生了天空、太阳、夏天、白昼，而沉重的部分被命名为“阴”，落在下面，构成了坚硬的大地，大地成了养育人类的摇篮。

根据中国的自然哲学，阴阳是人周围世界一切现象的运动和发展的基础。与阴阳共同作用的还有“五种自然现象”或“五种基本元素”，也就是所谓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国语》中指出：土与金、木、水、火混合，形成一切物质。

与以上的自然哲学的解释不同，中国古代还流传着一些神话。一种最流行的神话说：宇宙的形成并非宇宙力阴和阳作用的结果，而是由名叫盘古的第一个人类的双手和意志造成的，盘古是中国宇宙形成说的一位杰出的英雄。正如神话故事对这个过程所叙述的，“盘古”从阴浊的混沌中成功地区分“天和地”，因而成为“天下”的第一统治者。

在中国不同时代的古籍中，我们可读到有关盘古的不同解释。特别是，这个远古神话后来还与较晚产生的道教理论混合在一起了。盘古有时被描绘成小精灵，一个身长甚短的人，头上长着两只角。他右手握着一把斧子，左手握着石刀或凿子(左手执凿;右手执斧)，这仿佛要表明开天辟地的活动的性质。有时盘古手里拿着的不是斧子和凿子，而是太阳和月亮。

在较晚的典籍中，盘古有时被描绘成一个帝王式的人物，许多神话中才有的生物围绕其左右，这些生物是龙、凤、麒麟和龟。根据神话传说，盘古为了创造世界和在地球上制造生命，需要活一万八千年。

盘古的开天辟地活动没有停止过一天，在这样不知疲倦的劳动过程中，盘古除了创造了“天和地”外，还创造了太阳、月亮和繁星的世界。新生成宇宙和盘古一起生长，每天要长六个长度单位，只是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的劳动之后，盘古才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身体溶化在伟大的宇宙幻景中。

按另一种说法，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盘古死后，他的头变成了山，手、脚变成了世界的4个部分，血变成了河流，呼吸变成了风和云，声音变成了雷，胡须变成了星星，皮肤和头发，变成了树木和植物，骨头和牙齿变成了石头和金属，汗水变成了雨，盘古身上的寄生虫变成了人类。

公元前三世纪的另外一些神话中描述的创世纪经过与上面讲的有些不同：在创造出天与地之前，世界是一团暗黑的混沌，好似一个巨大的鸡蛋，其中诞生和长出一切生物的祖先。

盘古在蛋内躺了数千年，从小孩子长成了成年人。他的眼睛始终是关闭的，他在睡觉。但有一次，他醒过来了。但是他什么也不能看见，他周围是无边无际的浑沌和黑暗。黑暗中盘古摸到了蛋壳，但怎么也找不到出口。他感到十分愤怒，顺手抓到一把大斧，原来，这把大斧就放在他的身边。他用尽平生的气力，挥舞着大斧，打击着黑暗和混沌，突然，他听到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盘古再打击一下，蛋突然破裂了。这时，一切轻盈、透明的东西都浮向上面成了天，而一切沉重、混沌的东西就向下沉，变成了地。这么一来，有天有地的世界就从一片混浊中产生了。新的世界令盘古十分高兴。他担心天地又合拢来，溶合在一起。于是，他用头顶着天，用脚踩着地，用尽平生力气，阻止天与地重新合拢。

日复一日，天升得越来越高，地下降得越来越低。随着天地之间的距离愈益变大，盘古的身体也越来越长。这样过了一百万年，天达到了最高点，地降到了最低头。在这段时间里，盘古变成了一个巨人，好象一根巨大的柱子，高45公里，分开天和地。

又有传说称盘古氏有夫妻两人，为阴阳之始，万物之祖先。有人说盘古的传说源于古代民间的盘瓠的传说。盘瓠为帝喾的神犬，曾咬敌王首级立功，帝喾封神犬为侯，并将公主赐他为妻，子孙繁衍。苗、巴、氐等少数民族都存在对“盤瓠”的信仰。亦传说盘古为龙首蛇身。还传说南海有盘古氏墓，绵延三百余里。

刘知侠

刘知侠（1918年—1991年9月3日），当代著名作家。笔名知侠。1918年3月19日生于河南省汲县柳卫村一个贫农家里。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从小跟父亲在铁道边长大。十一岁开始上半工半读小学,后在一位进步教师资助下上了一年多中学。1938年9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2月,随抗大一分校到太行山区,在行军路上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抗大毕业,留校继续学习军事。同年冬天,随校迁到山东沂蒙山区。1940年调抗大文工团工作,任党支部书记。这时他常写歌词,并给《大众日报》写文艺通讯。1943年该团划归山东省文协,他担任《山东文化》副主编,后又任文化工作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省文协党总支书记。在抗大文工团和省文协工作期间,常去支援前线,参加开辟、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作战地采访,写了反映当时根据地军事斗争生活的《渊子崖保卫战》、《机枪射手老刁》、《攻克干榆之夜》等通讯,还写了《钱包身》、《遥寄给沐河边的民兵英雄们》等作品。1943年,在山东根据地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上,结识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成通讯发表在《山东文化》上。1944年至1945年,曾两次到微山湖和枣庄,同当地的铁道游击队一起活动,日本投降后,在枣庄守着游击队的几个领导人和一部分老队员开始写《铁道游击队》,把英雄们的斗争事迹象写传记一样地记录下来。但因解放战争他又上前线而停笔。1948年济南解放后,作为第三野战军山东兵团《前线报》的特派记者,随军南下,参加淮海战役,写过几篇战地文艺通讯。后来他写的小说《突破口上》、《一个小战士》等均取材于淮海战役中的斗争生活。全国解放后,任济南市文联主任,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为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会员。1951年山东省文联成立,任创作部长,主编《山东文艺》,发表了优秀小说《铺草》和《红嫂》。1952年至1953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著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195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品描写了抗日战争中的一支游击队,在铁道线上和敌人展开英勇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曾多次再版,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1953年,调作协上海分会党组工作,并从事专业创作。195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铺草》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增订后再版。1957年写了中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195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调回山东,长期深入生活,进行创作。1959年后曾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主编、作协理事。1963年又出版了《沂蒙故事集》。打倒“四人帮”以后,《铁道游击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1978年,山东省文联和作协山东分会恢复后,仍担任原来的职务。1986年刘知侠定居青岛后，在垂暮之年又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与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以及20万字的《战地日记》（即淮海战役见闻录）。为了著作，他到西镇一个老同志家里借得一间空房写作，每天步行四五里，中午二、三个包子，一壶开水。1991年9月3日上午，刘知侠因脑溢血猝发去世。但他的作品仍在鼓舞、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生而有芳，死也留芳。

谷崎润一郎

谷崎润一郎（たにざきじゅんいちろう，Tanizaki Junichiro，1886年7月24日～1965年7月30日），日本小说家,东京人。出身于富商家庭,后渐没落。青少年时期曾接受汉学教育,写作散文。 高中时期开始写作小说。190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后中途退学。在校期间与小山内薰等人复刊杂志《新思潮》(第二届),先后发表《文身》、《麒麟》(1910)、《帮闲》、《飙风》《秘密》(1911)等小说,以追求官能刺激和享受的唯美主义特色而进入文坛。有“恶魔主义”之称。早期虽然曾在《鬼面》(1916)和《小小王国》(1918)里,描绘了穷苦的教员和学生的遭遇,但这种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主题的作品为数极少。后来的作品发展了他颓废的唯美的倾向,着力描写女性的魔力,变态性欲生活和被虐狂等背离通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男女关系。日本的评论家认为“他把颓废的美当作道德价值的标准”,并将此标准“限定在身体丰满的女人的肉感美上”。另一方面,他成功地描写了风习人情,表现了日本民族的美的情趣,在语言技巧等方面颇见工力,但作品的内容却空洞颓废,思想影响上是有害的。主要作品有《异端者的悲哀》(1917)、《痴人之爱》(1925)、《卍》(1928)、《春琴抄》(1933)、《少将滋干的母亲》(1949～1950)、《细雪》(1942～1948)、《疯颠老人日记》(1962)、《各有所好》(1928～1929)等。战前,他两次(1918、1926)到中国游历,曾与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交往, 作有《苏州纪行》(1919)、《上海交游记》(1926)等。战时,他摆脱了军国主义者的支配, 完成了古典名著《源氏物语》(1934～1941)的口语翻译。潜心写作的长篇小说《细雪》,连载中曾遭到法西斯当局的查禁。战后继续写作,风格没有根本变化。1949年获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李颙

李颙[yóng]（1627年3月12日—1705年5月7日），清初思想家。字中孚，陕西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人。学者称二曲先生。与黄宗羲、孙奇逢并称清初三大儒。年幼而孤，母彭氏督学甚严，发奋“自读”，遍览经史子集、天文河图、九流百技及稗官野史、壬奇遁甲等各类图书。在清初思想家“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下，意欲有为，然清廷禁锢重重，遂转而“顾惜名节”，誓不仕清。康熙间，屡次征召，李颙称疾坚辞，甚至拔刃自刺，以死相拒。晚年“荆扉反锁”，足不出户，潜心学问，仅与顾炎武、惠思诚二人相晤谈，切磋学问。其著作有《二曲全集》。一生学术旨在创建“酌古准今，明体适用”之实学，反对“凭空蹈虚，高谈性命”之俗学。他开出两列读书单子，明体类为宋明诸大儒，如濂、洛、关、闽、陆、王等人的著作，并注曰：“由工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二曲全集》)适用类包括历代通典、律令、实政录等以及《农政全书》、《武备志》、《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书。他对程朱、陆王也不守门户之见，认为前者弊在“支离”，后者弊在“空寂”。但又明言朱学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学克服了支离的陋习，“在儒者中最为儆切”。因而主张调和朱陆，取长补短。他将阳明的“良知良能”称作“灵能”，对阳明的“格物”说作了新的解释：“格物之物，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四库提要》)格物就是去体察究讨关系国家和民生利弊兴衰的各种事物。他将自己的明体适用之“实学”概括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二曲集》)确有超迈前人之处。有《二曲集》、《四书反身录》。

弘一

弘一（1880-1942），中国现代高僧。文学家、艺术家。俗姓李，幼名成蹊，更名文涛，字叔同，以字行。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父世珍为同治间进士，弃官经商致富。自幼博览群书，兼习诗词、书法，并诵佛经。光绪二十四年(1898)，奉母迁居上海，入城南文社，自号李庐主人。次年出版《李庐印谱》、《李庐诗钟》。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从蔡元培受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作《祖国歌》。同年东渡日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东京美术学校，又独办《音乐小杂志》。次年春，与同学曾孝谷创办春柳社，公演《茶花女遗事》，扮主角，又演《黑奴吁天录》。宣统二年(1910)回国，任教于天津工业学堂。1912年，与柳亚子、胡朴安等在上海创立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并加入南社。是年秋，任教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从吴昌硕游，入西泠印社。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入灵隐寺受具足戒，从此专研律宗，讲律于南北各地。晚年自号晚晴老人。1933年夏，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集合学者十余人研究南山律学，人称“南山律学苑”。1942年10月13日，在泉州不二祠圆寂，临终书“悲欣交集”四字。在话剧、音乐、美术、教育、翻译、书法、文学、佛学诸领域均有建树。其诗词多洋溢爱国热情，词尤慷慨悲壮，深寓报国之情。一生著作及翻译作品甚多，颇有散佚，后人辑其部分作品及他人纪念文章，汇为《弘一法师》(文物出版社，1984)。

灌顶

灌顶(561～632)亦称慈云灌顶,字法云,天台宗五祖,佛教著述家。俗姓吴,原籍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祖上避地东瓯,为临海章安(今浙江黄岩)人,故人称章安大师、章安尊者。七岁依摄静寺慧拯法师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在天台山拜智顗为师。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随智顗出居金陵光宅寺,研习止观法门,屡蒙智顗印可。隋灭陈后,随智顗泝江上游,历访名山胜地。隋文帝开皇十一年,陪智顗住扬州禅众寺。又随智顗入天台山,直至智顗逝世。后住称心精舍,开讲《法华经》。智顗所讲《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均由其集录成书。杨广立为太子,曾前往长安祝贺,引见后送还山寺,施物甚多。大业七年治兵河北,敕召往行在叙旧,又遣侍郎吴旻送还。唐贞观六年卒于天台国清寺,年七十二。著有《涅槃玄义》、《涅槃经疏》、《观心论疏》、《天台八教大意》、《国清百录》、《智者别传》等。其中《国清百录》纂录智顗一生说教行业,共一○四条。《智者别传》则为智顗之传记,记事赡详,文字典丽,有较高史料和文学价值。《续高僧传》卷二三、《佛祖统纪》卷七有传。

法式善

法式善（1752～1813）姓伍尧氏(一说尔济氏)，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自号梧门、陶 庐，又号小西涯居士、诗龛先生。清朝蒙古正黄旗(一说内务府正黄旗) 人。清代官吏、文学家、藏书家。

法式善的父祖辈均在清廷供职，但职位不高;其始祖福乐“以军功从 龙入关，隶内务府正黄旗”;曾祖六格和祖父平安均为书生;生父广顺于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成举人，雅好词章，初任笔帖式，后补为御园织染 局司库。

法式善生于清高祖(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四 十五年(庚子，1780年)举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擢待读学 士;曾在史馆编纂《皇朝文颖》、《全唐文》，闻名一时，乾隆盛赞其才，赐名 “法式善”(满语“奋勉有为”之意);曾参与编纂武英殿分校《四库全书》， 是我国蒙古族中唯一的参加者。仁宗(颙琰)嘉庆年间官至待讲学士，嘉 庆十八年(1813年)卒。年六十二岁。

法式善平生熟谙当代制度掌故;喜藏书，多至数万卷，间以藏法书、 名画，以聚书富而闻名大江南北，海内藏书家多以副本售之，又借抄翰林 院官书，阅十五年得宋人集八十九家，元人集四十一家，装潢为一百七十 七册;据其所著《陶庐杂录》称，家住厚载门(地安门)北，为明代李西涯畏 吾村旧址，地处幽静，种竹数白竿，寒声疏影，悠然如在岩壑间。其藏书室 名有“诗龛”“梧门书屋”“存素堂”“玉延秋馆”等;论诗信奉王士祯“神韵 说”，作诗学王维、孟浩然，在词馆时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在成均 (古时的大学)时著《备遗录》、《存素堂集》，又编集时人诗成《湖海诗》六 十余卷。藏书印颇多，主要有“诗龛书画印”“法梧门藏书印”“陶印守正” “时帆珍玩”“陶庐藏书”“存素堂图书印”“小西涯居士”“诗里求人龛中取 友我怀如何王孟书柳”“玉延秋馆”“试龛鉴藏”等。

著有《存素堂集》、《备遗录》、《梧门诗话》、《陶庐杂录》、《清秘述闻》、 《槐厅笔记》(一作《槐厅载笔》)，编撰《存素堂书目》四卷、《诗龛藏书目录 续编》一卷(著录图书1700余种，集部为多)、《诗龛书画录》四卷、《湖海 诗》六十余卷等，编纂《皇朝文颖》、《全唐文》。

杨光先

杨光先（1597年－1669年），字长公。世袭新安卫副千户,让职于其弟光弼,以布衣游北京。明崇祯十年(1637),抬棺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等,被杖谪戍辽。明亡后家居。清初,清廷任用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夭监,废明《大统历》。用《西洋新法历书》。光先先后撰《群邪论》、《辟谬论》以反对,嘲笑传教士带来的地球说不合理,天主教荒诞无稽,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顺治十七年(1661)具呈礼部,指控天主教非中土圣人之教。礼部不准。四年后又接连向礼部控告传教士有颠覆中国之阴谋,称汤若望所订历法不准,为荣亲王选择葬期、山向“俱犯杀忌”。礼部会审,定汤若望凌迟,南怀仁等3名外国传教士流放,并取缔天主教,在钦天监任职的中国人以“附逆”之罪,“悉被剪除净尽”。杨被任命为钦天监副,旋升监正。杨以仅知历理,不知历数为由,5次提出辞职,未准。康熙六年(1667)错推明年闰月,被革职。八年,康熙让其与南怀仁辩论中西历法高低,经实测,西法准确。南怀仁指控杨“依附鳌拜,提词陷人”。朝臣议复:杨光先死罪,妻子流徙。康熙念其年老免处。旋暴死于山东南归途中。

雷锋

雷锋（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40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佃农家庭。原名雷正兴。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毒打致死,祖父、哥哥、弟弟病饿而亡,母亲不堪地主欺辱,悬梁自尽。7岁成孤儿。为了糊口上山砍柴,被地主婆在手背上连砍三刀,靠讨饭和穷乡亲的照料度日。1949年8月家乡解放后,参加儿童团,投入放哨、清匪反霸斗争。1950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上了小学,学习刻苦,第一批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土改时担任儿童团长,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斗争,对旧社会进行了血泪控诉。1955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主动把分给自己的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高小毕业,选送到乡人民政府当通信员,不久调中国共产党望城县委机关当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望城县治沩水工程,被评为“治沩模范”。后在团山湖农场开拖拉机,在县报上发表《我学会开拖拉机了》。1958年到鞍山钢铁公司化工总厂学开推土机。在农场和工厂建设中,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红旗手”。1960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雷锋把毛泽东著作看作“粮食”、“武器”、“方向盘”,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边学习、边实践,写了大量的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和日记。通过反复学习,使他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的道理。他认定: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从这一人生观出发,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热爱人民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认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立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处处以关心别人为重,热情帮助战友, 为集体、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群众赞誉“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1960年在人民生活遭到严重困难时, 他把省吃俭用节余的200元钱支援人民公社和灾区。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永不忘本。不因现在过上幸福生活而忘记过去阶级压迫的痛苦, 时刻牢记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还在欺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他拚命工作,誓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短短一生中, 经历过几种不同的工作岗位,干一行爱一行, 干一行专一行, 不讲条件, 不计得失, 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在农业战线是治水模范、优秀拖拉机手,在鞍钢3次评为“先进工作者”,18次评为标兵,5次评为红旗手。入伍后, 带病参加抚顺地区抗洪抢险, 坚持奋战七昼夜,直至战胜洪水。他关心少年一代的成长. 在抚顺市担任校外辅导员时, 经常给少年讲革命故事, 作忆苦报告,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他谦虚谨慎, 从不自满, 做了好事不留姓名, 受到赞誉不骄傲。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他在部队两年零八个月中,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 并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6月任班长后, 他带领的第4班一直是先进集体。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认他为全国优秀少年先锋队辅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于1963年1月7日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 “雷锋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都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他的事迹的文章。

大醒

大醒（1900～1952）江苏东台人，俗姓袁。法名机警。晚年别署随缘，太虚大师赐号‘大醒’，因以字行。早年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读憨山梦游集，顿起出世之志，因从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出家，时年二十五。同年夏天，太虚大师讲维摩经于光孝寺，师始厕讲席，秋，入武昌佛学院，专究内典。民国十七年（1928），应太虚之命，至厦门南普陀寺，任监院，主持闽南佛学院。时革命初奠，佛教危机弥深，而教内犹多因循，师乃创办现代僧伽月刊（后改名现代佛教），为我国佛教有健全舆论之始。二十一年，随太虚离厦门。翌年，小住潮汕。冬，还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鼓吹人间佛教。二十四年，赴日考察佛教教育，备受欢迎，翌年返国，住持淮阴觉津寺，创办觉津佛学院、觉津月刊，主持七县僧众救护训练，讲学于感化院。会抗战军兴，师乃退而自修。后尝住持高邮善因寺，时值战乱，随缘而已，故师晚年自署‘随缘老人’。抗战胜利后，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三十五年秋，继太虚大师住持奉化雪窦寺。三十七年，复主编海潮音，嗣以战火南侵，携海潮音来台复刊，兼任善导寺导师。三十九年，移住新竹香山。四十年，发起主办台湾佛教讲习会于新竹灵隐寺。冬，以脑溢血卧疾，缠绵及载，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示寂，世寿五十三。著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评传、日本佛教视察记、口业集、空过日记等，海潮音社辑为大醒法师遗著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