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太原(一说东原)人，明初小说家。具体生卒年代不详（约1330年－约1400年）。其生平事迹无详细记载。他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里，曾有志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做一番事业。相传他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但因生不逢时，乃“传神稗史”(王圻《稗史汇编》)，从事小说创作。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粉妆楼》等。他还创作戏曲三种，今仅存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罗贯中所编著的小说均为历史演义小说。在这些小说和戏曲中，罗贯中表现的伦理思想主要是：批判暴政、暴君，歌颂仁政，赞美圣君贤相，追求一种符合伦理道德的理想政治。如《隋唐志传》就揭露了隋炀帝的骄奢淫逸，他起东都，筑西苑，开运河，广搜奇花异草，使百姓“备遭涂毒”。而暴政的根源之一则是道德上的极端堕落。他弑父鸩兄，以鬼蜮手段篡夺帝位，宫廷生活极端腐化。正是这种野蛮残暴的统治迫使人民铤而走险，如隋末瓦岗寨起义、汉末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宋代王则起义。这些起义无例外的都是官逼民反，如黄巢起义就是在“朝廷昏乱，佞臣当道，有钱重用，无钱不用，因此曹州反了王仙芝，濮州反了尚君长”的背景下展开的。从根本立场上看，罗贯中对农民起义是敌视的;他赞扬镇压农民起义或篡夺起义果实的“真命天子”，而把起义者称之为“贼”。但他多少看到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因而在作品中不乏反暴政、反暴君的描写。对仁政、圣君贤相的歌颂，更是罗贯中作品中的一个突出特色。他以赞扬的笔调歌颂了隋文帝开皇之治，唐太宗贞观之治，对三国纷争时蜀汉一方更是有意识当作理想政治的典范极力加以歌颂。尊重民心、爱惜民命、与臣下祸福同享、患难与共，正是蜀汉政权最为突出的特色，而这也是以我们民族传统道德观念，诸如忠诚、信义、仁爱、平等之类作为它的基础的。

高允

高允(390—487)，北魏大臣、文学家、学者。字伯恭,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年十馀,奉祖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几罢。性好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传》。 郡召功曹。 北魏太武帝神䴥三年(430),为杜超从事中郎,赴邺,府寻解,还乡教授,受业者千馀人。次年,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延和(432—434)中,太武帝弟乐安王拓拔范西镇长安,以允为从事中郎。寻征还。太延二年(436),从乐平王拓拔丕讨上邽,参丕军事。太延五年,太武帝平凉州,允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次年,即太平真君元年,奉诏与崔浩述成《国记》。寻授景穆太子经书,颇受礼遇。后宗爱杀太武,大臣陆丽等诛宗爱而立文成帝,允颇有谋,而不言其功,赏亦弗及之。文成帝立,允尝谏起宫室及论婚娶丧葬之制,皆为帝所纳。后拜中书令。魏献文帝立,乙浑专权,文明太后诛之,遂引允禁中,参决大政。未几,允年八十左右,作《告老诗》。又作《征士颂》、《鹿苑赋》,在《宏明集》中。时献文帝北伐柔然,允又作《北伐颂》,亦见本传。年九十八卒,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高允所著书,据《魏书》本传,有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及《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校勘记以为是《毛诗拾遗杂解》或《论语杂解》之误)、《议何郑膏肓事》等百馀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又《隋志》有“后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云二十卷,则唐五代犹存。今佚。存文十二篇,清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诗四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允文虽质直,犹有古气,《鹿苑赋》稍有文采。唯诗皆无意兴,四言诗颂,纯系说教。即《乐府诗集》所收诗二首,亦殊稚拙,纯为模拟。主要事迹见《魏书》、《北史》本传。

柯尚迁

柯尚迁(1500～1583年)，字时益，号乔可，别号阳石山人，长乐县下屿（今长乐市漳港街道柯百户村）人。是明代理学家、数学家、历史上第一个对珠算算法和算盘图式作全面、详细叙述的珠算大师。柯尚迁出生于明弘治十三年庚申五月初三（公元1500年5月30日）寅时，逝世于明万历十年壬午七月十三日（公元1582年7月31日）酉时去世，终年83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贡元，翌年入国子监；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授直隶顺德府邢台县县丞，为官清廉；四十一年致仕，寓居南京。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回归故里，择岱屿山麓筑庐而居。他精儒学，尤擅珠算学，潜心著书立说，写成《三礼全经释原》、《数学通轨》等多部著作。所著《曲礼外集》刊于万历六年（1578年），其中《补学礼六艺》附录之《数学通轨》是明代重要数学著作，流传甚广。现珍藏在日本三重县宇治山田市神宫文库。书中引有“九归总歌法语”、“撞归法语”、“还原法语”等，在珠算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他首定十三位算盘，还著有《周礼全经释原》12卷、附录2卷，《三礼全经释原》及《曲礼全经类释》14卷。《数学通轨》是中国历史上早期最适用的珠算书，比徽州程大位的《算法统宗》还要早14年。书中制定了算盘图式：梁上二珠，梁下五珠，十五档。这个创举，连同书中的术语和口诀，都被我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所采用，广泛流传，一直沿用。因此，柯尚迁被后人誉为珠算鼻祖。

现藏日本三重县宇治山田市神宫文库。书中引有“九归总歌法语”、“撞归法语”、“还原法语”等，在珠算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他首定十三位算盘；还著有《周礼全经释原》12卷、附录2卷，《三礼全经释原》及《曲礼全经类释》14卷。

朱光潜

朱光潜（1897年10月14日—1986年3月6日），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朱光潜父亲朱黼卿是位古文修养较深的私塾教师,所以他自小便受传统文化的教育,1918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次年被选送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国语言文学和教育学。1923年毕业,先后执教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1925年9月赴国外留学,此后直至1933年7月归国,先后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出版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谈美》、《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诗论》等著作。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大学名誉教授等职。1986年3月6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

朱光潜毕生致力于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成绩卓著。他本有较深的国学根底,又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想,故能融汇贯通,成一家之言。他早年受尼采、康德、克罗奇等人的美学思想影响较深,持论较多唯心主义色彩,然对文学鉴赏、文艺心理学、中国诗学的研究颇多创见,其《文艺心理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著,《诗论》在当时同类著述中亦为扛鼎之作。解放后,朱光潜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己以往的学术思想作了清理,提出了“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理论见解,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一些重要问题如形象思维、艺术典型、创作方法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写作的《西方美学史》,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朱光潜还大量译介西方美学名著,如克罗齐的《美学》、黑格尔的《美学》、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等,都已成为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朱光潜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朱光潜一生著译颇丰,据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重要的美学文艺学著作11种,译著7种。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朱光潜美学文集》五卷集,收入了朱光潜主要的美学著作,以及有关的文学、心理学、哲学著作。

梁储

梁储（1451年8月8日~1527年4月25日），字叔厚，号厚斋、郁洲居士，广东广州府顺德人。明代大臣、文学家。

幼时师从于陈献章受业。他在成化十四年(1478)的会试中夺得第一名，被选为庶吉士，授予他编修之职，并兼任司经局校书。

弘治四年(1491)进升为侍讲，后改任洗马，在东宫侍奉太子朱厚照。册封安南(今越南北部)后，他便辞去了其余的官职。过了一段时间后，提升他为翰林学士，和其他人一起编纂会典，升为少詹事，官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年，改任吏部左侍郎，进封尚书，专门负责诰文敕令的起草、拟定，掌管詹事府。宦官刘瑾善进谗言，他吹毛求疵，从梁储参与编纂的会典中挑出一点小毛病，梁储因此被降职为右侍郎。《孝宗实录》完成以后，他又重新担任尚书，不久又加封为太子少保，调南京吏部任职。后来太监张永揭发刘瑾有谋反之罪，刘瑾被斩首。刘瑾被杀后，梁储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后来又屡次加任少傅、太子太傅，进升建极殿大学士。

正德十年(1515)，朝中首辅、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的父亲去世，回家奔丧，梁储便为首辅。武宗皇帝晋升他为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此时，皇宫大兴土木，建造乾清宫、坤宁宫，又营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等，梁储和大学士靳贵、杨一清恳切上谏。第二年春天，梁储又上谏，因为皇帝的继承人没有确定，请求在皇帝的宗室后嗣中选择贤达者在京师居住，准备继承人的选择，但都没有上报。这一年秋天，武英殿大学士杨一清被罢官，由文渊阁大学士蒋冕代替。到第二年，靳贵也被罢官，由毛纪兼任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在奸佞小人的误导下，武宗皇帝喜欢微服出行，曾经出西安门，过了一宿才回来。对此事，梁储等大臣多次上谏，武宗不听，大臣们又担心此事被外廷得知，所以感到非常为难。正德十二年(1517)春天，武宗皇帝听信身边宠信之人的话，召集百官到左顺门，明确告诉大家，行郊礼完毕之后到南海子巡游打猎。梁储认为不妥，和各位大臣急切上谏，没有被接纳。八月初一，武宗身着便服，带着几十名随从到昌平(今属北京)去。到了第二天，梁储、蒋冕、毛纪等人才觉察到，追到沙河边也没追上，便连连上疏请求皇帝回朝，过了13天，武宗皇帝才回来。皇帝整天盘游不息，中外危机四伏，而国家又没有储备副手，梁储上疏极力请求建立储副制度，也没有上报。九月，武宗骑马出居庸关，到宣府(今河北宣化)游历，命令各大将守关，不准放朝中大臣出关。舍弃了大臣们的束缚，武宗皇帝恣情游历，由宣府到大同(今属山西)，在应州遇到贼寇的袭击，差一点毙命。梁储等大臣忧惧万分，请求皇帝回朝的上疏更加紧急，接连十几次上奏章劝谏，皇帝不为所动，这一年末竟然驻在宣府。

这期间，武宗不问朝政，失德更加厉害。一群奸诈小人窃取大权，弄的朝政浊乱不堪，人心惶惶。梁储恪尽职守，但仍害怕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便以杨廷和服阕期满为由，屡次请求皇帝将他召回。杨廷和回朝后，梁储让出首辅位置甘愿处在杨廷和之下，表现出不争名利的高尚情操。凤阳守备中官丘德以及镇守延绥(今陕西榆林一带)、宁夏(今宁夏北部黄河沿岸地区)、大同(今属山西)、宣府(今河北宣化)的诸位中官都上书乞求更换敕令，在带兵的同时兼理民事。武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梁储等人认为军事、民政搅在一起会造成混乱，不可以这样做，但皇帝不听。

当时，善于谄媚巴结的江彬，颇得武宗的喜爱。他引诱武宗皇帝四出巡游，掳掠妇女，搜刮民脂民膏。正德十三年(1517)七月，在江彬的诱引下，武宗皇帝将遍游塞上。武宗托词边关吃紧，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各路军队前往征讨。命令内阁草拟敕书。内阁大臣认为这样做不妥当，武宗便又召集百官于左顺门面谕。杨廷和、蒋冕苦苦哀告，梁储、毛纪泣泪而谏，众位大臣也哭泣上谏，但皇帝主意已定，无法改变。不久毛纪因病告假，梁储独自苦苦支撑，廷诤数日，但皇帝丝毫不听。过了一个多月，武宗以大将军朱寿肃清边境之敌为由，命令加封他为镇国公。梁储、毛纪上书说：“镇国公虽然高贵，但终究是臣子，陛下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是天下人的国君，为什么自我贬损呢?既然加封朱寿为镇国公，那么必将授给他皇封诰券，追封三代，难道祖宗的在天之灵也肯像陛下这样贬损吗?何况铁券必有免死的封文，陛下寿福无疆，为什么甘愿妄自菲薄，蒙受这样的不祥之辞呢?名既不正，则言自不顺，臣等断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以后杀身亡家之祸患。”梁储、毛纪二人的上书没有上报。武宗此时又悄悄出行，经过宣府、大同，直接抵达延绥。梁储等人忧惧万分，接连几十次上疏，武宗皇帝根本置之不理。

秦王请求将关中的闲田荒地改为牧地，平虏伯江彬，以及钱宁、张忠等人都替他请求，内阁大臣不同意这样做，但武宗排除众人之议答应了他的请求，命令内阁大臣草拟有关制度。杨廷和、蒋冕引疾退避，武宗非常生气。面对当时的形势，梁储考虑到再争无益。便草制：明太祖高皇帝发布命令，国土不能藩封。不是吝啬，主要是考虑这片国土广阔丰饶，藩封得到它之后，大多用来蓄养士兵战马，富贵而骄横，容易被奸人引诱做出不轨之事，不利于国家社稷。秦王现在得到封地之后，应该处处谨慎，不要收聚奸人，不要蓄养太多的士马，不要听信奸人之言做出不轨之事，以免危及到边境安全、危及社稷。到那时虽然想要面子，保住亲亲关系也是不可能的。武宗皇帝看了梁储草拟的敕令，非常吃惊，说道：“像这样怎么能够防备呢?”于是这件事便搁下了。第二年，武宗想要巡游南方，言官跪伏上谏，内阁大臣梁储、蒋冕、毛纪纷纷上谏。由于上谏的很多，所以皇帝才没有出游。

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谋夺帝位，他们从南昌起兵，向鄱阳湖进发。右签都御史，南、赣巡抚王守仁立刻率兵讨伐。宁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武宗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将勇卒亲自南征。梁储、蒋冕护从。行进途中，前方报捷，反贼已灭，定王朱宸濠被俘。王守仁上书请求献上朱宸濠，皇帝御驾回朝，武宗皇帝不同意。大队人马抵达扬州(今属江苏)时，武宗与众臣商议到南京行郊礼。梁储、蒋冕考虑按此计划执行，皇帝回京则遥遥无期，所以二人上疏，反复陈述理由，说明此行不可。叛贼朱宸濠即将被押到，武宗询问大家如何处置比较适宜，梁储等人请求按照宣宗征伐高煦的先例，罪人逮捕以后，马上班师回朝。又因为到处发生灾异，边警不断，乞求皇帝速返京师。梁储连续上疏八、九次，皇帝丝毫没有回还的意思。这年秋天，行进途中，有像猪头一样的绿色怪物落在皇帝面前，此物又进入御妇人的房间中，好像悬挂着的人头，此种景象使人心惶惶不安。梁储、蒋冕趁机危言上谏，武宗颇为动心。可是群小却欲诱导武宗继续游历浙西大山，泛舟江、汉。梁储、蒋冕更加忧惧，手捧奏疏跪泣行宫门外，从未时至酉时。武宗派人取入奏疏，下谕二人起身。二人叩头说：“未奉皇帝回京谕旨，不敢起来。”武宗无奈，只好答应说不日还京，二人才叩头起身。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皇帝驾崩。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杨廷和等重臣决定迎立兴献王世子。按照惯例，迎立新皇帝登基应由一位内阁大臣和中贵勋戚偕同朝廷礼官前往。杨廷和想留下蒋冕协助自己处理一些事情，可又怕梁储年老不愿前往，便佯装怜惜梁储年老体衰，不让他去。梁储振作精神说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事更大的吗，怎么敢以身体疲弱推辞呢?”于是他和定国公徐光祚等前去安陆(今属湖北)迎立世子。朱厚即位后，给事中张九叙等诽谤梁储结纳权奸，持禄固宠，想借此弹劾他。因受诬告，梁储三次上疏要求离职。世宗皇帝赐敕令飞马传送，派人护送回乡。每年的粮米俸禄，按规定供给。梁储死后，他的儿子梁钧奏请皇帝赐赠谥号。吏部侍郎桂萼等人认为：梁储身为内阁辅政官，但大臣们对他颇有微词，并抄录了两京言官的弹劾奏章给世宗皇帝。世宗皇帝念他是先朝旧臣，特赠太师，谥号“文康”。

早时，梁储的儿子梁次据为锦衣百户。在家乡与富豪杨端争夺民田，杨端杀死田主，梁次据一怒之下杀掉杨端家二百多人。事情败露后，武宗皇帝因为梁储在朝为官的缘故，仅把梁次据发配到边卫立功赎罪。后来又恢复原职，逐渐累官至广东都指挥签事。

乔斯林

罗伯特·乔斯林（1816年2月20日-1854年8月12日），是一位英国军人和保守党政治家。乔斯林出生于伦敦卡尔顿花园，是第三代罗登伯爵罗伯特·乔斯林和尊敬的罗伯特·乔斯林的长子和法定继承人。乔斯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担任萨尔顿勋爵的军事秘书。他出版了两本关于他的冲突经历的著作。1853年，他被任命为东萨塞克斯民兵中校指挥官。乔斯林 (Jocelyn) 于 1842 年至 1854 年间担任金斯林议会议员。1845年至1846 年间， 他在罗伯特·皮尔 (Robert Peel) 爵士手下担任控制委员会联合秘书。1841年，乔斯林勋爵与第五代考珀伯爵彼得·克拉弗林-考珀的女儿弗朗西丝·伊丽莎白夫人结婚。他们育有几个孩子。1854 年，当他所在的东埃塞克斯民兵团驻扎在伦敦塔时，他感染了霍乱，并于当年8月在伦敦去世，享年38岁，比他的父亲早了 16 年。他的长子罗伯特后来继承了伯爵爵位。

高尔斯华绥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年8月14日-1933年1月31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伦敦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是名律师。他早年也到牛津大学攻读法律, 毕业后虽获律师资格, 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却到国外旅行了两年, 旅途中结识了作家康拉德, 得到他的鼓励, 专心从事文学创作。1895年开始写作,早期作品署名约翰·辛约翰, 在创作方法上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影响。1904年发表长篇小说《法利赛人岛》时开始用本名。成名作《有产业的人》(1906)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此后他发表了 《庄园》 (1907)、《友爱》 (1909)、《弗里兰一家》 (1915) 等长篇小说, 其中以《有产业的人》为开端的9部连续性长篇小说为最重要,即《福赛特家史》三部曲:《有产业的人》、《骑虎》 (1920) 和 《出租》(1921);《现代喜剧》三部曲:《白猿》(1924)、《银匙》 (1926)、《天鹅之歌》(1928);《尾声》三部曲: 《女侍》 (1931)、《开花的荒野》(1932)、《河那边》(1933)。这一组长篇小说以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福赛特家族几代人的生活, 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盛哀变迁,是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重要成就之一, 也是作家对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传统的成功的继承和发扬。除了作为小说家外,他还作为一名著名的戏剧家,在许多年里与萧伯纳等戏剧家相匹敌。他的主要剧本有 《银盒》 (1906)、《斗争》 (1909)、《正义》 (1910)、《皮肤游戏》 (1920)、《忠诚》(1922)、《逃跑》(1926) 等。像他的小说一样, 他对资产阶级的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剧本中也表现得非常有力。他的作品在历史的再现和文学创作方面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借鉴价值。1932年,高尔斯华绥获诺贝尔文学奖,次年去世。

陶希圣

陶希圣（1899年—1988年），原名汇曾，字希圣。1899年10月3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北黄冈一读书入仕家庭。父亲陶月波，字炯照，号月舸，丁酉拔贡，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清末历任河南夏邑、新野、安阳、叶县、洛阳诸县知事，民国初年任湖北黄陂县长、河南汝阳道道尹等职。陶希圣少时随父居住河南。

陶希圣接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儒学，九岁入旅汴中学，学校的课程除国学外，还有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致，以及博物和体操等新课程，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的元素被引入课堂。辛亥革命后，陶希圣回湖北，考入英文馆继续中学学习。1915年，陶希圣就读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门，专攻日、俄法学，兼学欧美法学，涉猎法理学、法哲学。学生时代的陶希圣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陶醉其间，热心于各种主义的研究，并初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1922年，陶希圣大学毕业，学生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2年，陶希圣受聘前往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授亲属法，留下一部亲属法讲义，1923年底辞职。1924年7月，陶希圣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其间，他结识了不少“博学多才之士”，如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沈雁冰等，也与倾向国家主义的曾琦、李璜、陈启天、何公敢等人交往，成为国家主义刊物《醒狮》、《独立青年》的热心读者，并应何公敢之邀，担任《独立评论》主编。1925年，他在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任讲师，主讲“法学通论”。

“五卅”惨案，激发了陶希圣的民族意识。案发后，陶希圣等上海学术界十学者联名提出抗议。陶希圣撰写《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一长文，分析南京路巡捕房的法律责任，刊登在《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上。巡捕房一纸诉状，反而将《东方杂志》的主办方商务印书馆告上会审公堂。在应诉过程中，陶希圣负责为辩诉状提供资料。陶希圣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先后被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商务印书馆罢工委员会聘请为法律顾问。上海环龙路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写信给陶希圣劝其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的“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和“劳工自决”与三民主义具有一致性。这是陶希圣与国民党的首次接触。

1926年初，陶希圣收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聘书，聘其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欣然前往。在武汉的一年里，他兼武汉大学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来往密切。虽然，陶希圣自称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但其思想倾向无疑属于国民党左派。

1926年5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组为“中央独立师”，陶希圣一度被任命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随军西进，至咸宁时又任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在咸宁任上时，咸宁农民大会准备枪毙五个农会叛徒（据陶说这五人想退出农会），陶闻讯后命令农会会长不准这么做，威胁说如果一旦这五人被枪毙，他就枪毙农会会长本人。该农会会长不敢直接冲撞，跑到武汉告状，不几天陶被武汉国民政府派人替换。陶希圣反对武汉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认为当时没收土地的结果，造成城市商业的萧条和农村经济的衰落，并攻击农民协会除了残害地方而无他。因此，他反对中共提出的“打倒封建制度”口号，认为这时中国农村制度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最多只有残余的封建势力存在。随后，他一度十分消沉。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分共”，陶希圣再次活跃，出任军校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其间，他与汪精卫相识。10月，宁、汉分裂后，陶希圣从武汉转道南昌回到南京。1928年2月，陶希圣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政治总教官，担任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指导科长。

1928年，陶希圣加入陈公博、顾孟馀等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的身份使他于同年12月辞去一切公职，不得不离开南京回到上海。陶希圣从政的第一阶段结束。

1928年12月至1937年7月，陶希圣回到书斋，办刊物、写文章和当教授为生活内容。《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是这一阶段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两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还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作品面世。1928年底，陶希圣到上海时，周佛海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创办《新生命》月刊，并设新生命书局，以宣传三民主义为主，在全国颇有影响。陶希圣立即加盟并很快成为主笔，取代了政务繁忙的周佛海，逐渐成了刊物和书局的核心人物。此前，1928年10月，陶希圣已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一文，指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1]该文提出的问题关乎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持久而广泛的论战。陶希圣唯恐争论不激烈，甚至不惜用不同的笔名，提出不同的观点，自己和自己展开论战。他将自己在192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汇集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把1930年的论文收入《中国社会拾零》之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面世后十分畅销。在传统的经世思想熏陶下，陶希圣虽然远离官场，然而现实政治却没有离开他的脑海。他的学术研究由法学扩大到社会学和历史学，触摸到了最新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陶希圣回忆说：“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本译本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2]虽然，他的自我评价让人费解，但他确实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1930年底，《新生命》月刊无疾而终，自动宣布停刊。正在此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1931年1月离开上海到南京。

1931年8月，陶希圣应母校北京大学的聘请前往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授，并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当时的北京，学术气氛浓厚，陶希圣在授课的同时，用了三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册。陶希圣还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并把自己关于时事的见解发表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1934年底，陶希圣创办了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杂志——《食货》半月刊，强调社会发展有其历史法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更不是史料的堆砌；同时，他以为找寻规则要从史料入手，反对公式主义，反对先搭框架后找史料填充的做法。陶希圣以杂志为平台，在北京大学一院设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吸收学生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及沈巨尘诸人，从唐代经济史料的收集做起。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他们将收集的资料编成了《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八大册，并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遗憾的是“七七”事变后佚失了。陶希圣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成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步入了学术的鼎盛时期。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独立”，平津危急，“一二九”运动爆发，陶希圣再度进入政治的旋涡。当他得知有学生与教授被抓后，主动去见北平市长秦德纯，要求当局停止搜查学校、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在学生与教员之中，他一再宣传二十九军有抗日之心，充当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与学生之间的调人。作为一名国民党员，此时的陶希圣显现出极强的党性，表现在他鲜明的反共立场之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力持蒋介石的安危关系国家存亡，并认为这次事件不是苏联搞的，而是“粉红色的东西做出来的”，将矛头对准中共。1937年纪念五四运动时，陶希圣发表演说，随后在《大公报》上发表《残余的西班牙主义》一文，激烈反对中共提出的“人民阵线”的口号，指责这是一个“分裂运动”。学联向地方法院以“教唆伤害罪”对陶希圣提出起诉。陶希圣接到法院传票后，没敢到庭。但是，他在《华北日报》、《小实报》之上，前后发表了四十篇文章，重申自己的观点。他在回忆录中称之为“一场苦斗”。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赞许。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7月中旬，蒋介石、汪精卫邀请北方知识界名人上庐山牯岭开茶话会，讨论与抗日相关的问题，陶希圣也在被邀之列。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讲话，表明了抗日的严正立场。牯岭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汪精卫。8月，陶希圣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的成员之一，9月被聘为国民参议员。

然而，1937年至1939年底，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使其政治生涯留下了污点。陶希圣自1927年在武汉认识汪精卫后，他与汪精卫及汪派人士比如陈公博十分接近，并加入改组派。从庐山下山后，陶希圣前往南京，寄住在周佛海公馆。当时，周佛海的公馆成为讨论时局的“俱乐部”，大部分成员认为中国与日本相比国力太弱，硬碰硬地打不能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主张不放弃通过外交等途径寻求和平，他们将坚持全面抗战、提倡焦土抗战的主张视为不负责任地唱高调，以唱低调自诩，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陶希圣也属其中一员。1937年至1938年，陶希圣与汪精卫来往十分密切，陶希圣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到了武汉，经常与汪精卫晤谈，有时每天见面。1938年1月，陶希圣和周佛海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该研究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不公开，以收集各国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为任务，并在汉口、长沙、成都、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分社。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研究会有事，陶希圣都会向汪精卫请示，而汪对于该会的工作十分热心地加以指导。陶希圣除了担心敌强我弱难有胜算外，反共防共之心甚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顺应民意联共抗日，令陶希圣十分失望。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从昆明逃往越南河内，陶希圣同机前往。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日华调整关系发表第三次声明，声称要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原则，要求“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中国政府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次日，汪精卫便起草了响应近卫的声明，陶希圣和梅思平、陈公博三人带着声明前往香港，于31日在各报发表了汪精卫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即所谓“艳电”。电文将近卫声明作为和平结束战争的契机，要求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8月下旬，陶希圣在汪精卫、陈璧君的催促下由香港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指定陶希圣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39年11月1日开始，代表日本政府的“影佐机关”和汪组织进行正式谈判，汪精卫派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参加，在谈判过程中，陶希圣彻底明了了日方的侵略野心，并据实向陈璧君作了透彻的说明，由陈转达给汪精卫，他表示赞成汪精卫中止谈判出国隐居。但汪精卫仍不悔改，终致不可逆转，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形成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八份文件。1939年12月30日，日汪双方签字之时，陶希圣称病没有前往。1940年1月2日，他和高宗武达成离开上海的默契，次日乘船出逃，5日安全到达香港。1月22日，《大公报》头版以《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为题，披露了高、陶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日汪谈判的真相。“高陶事件”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的野心以及汉奸的嘴脸，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自此，陶希圣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高陶事件”后，陶希圣一心一意追随蒋介石直到去世。1941年，陶希圣奉重庆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出版《国际通讯》周刊，为国内了解国际局势和国际问题提供参考资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陶希圣混入难民之中逃出香港。1942年2月25日到达重庆，在陈布雷的公馆安身，被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撤销，陶希圣以少将组长的资格转职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四十三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四十一位。1949年，陶希圣到台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连任九届），“立法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副主任，《中央日报》董事长。

陶希圣虽曾犯有严重错误，但蒋介石对他始终网开一面，仍然加以重用。其中，不能否认蒋介石欣赏陶的学问与为人，并在思想上存有共鸣。因此，陶希圣是陈布雷之后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幕僚，他先后帮助蒋介石完成两部最重要的论著：《中国之命运》和《苏俄在中国》。《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抗战出现转机之时，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作。1942年10月10日，英、美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随后，蒋介石开始着手写《中国之命运》的政论文章。题目来自于孙中山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即“国家之命运在国民之自觉”。文稿在黄山官邸花四十多天完成，经过反复修改，再将书稿印成样本二百本，分交给国民党党政领导及负责人研讨，收到反馈回来的意见二百余条，再逐条加以斟酌，对全稿进行修订，1943年3月正式由正中书局印刷发行。全书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订、排版校对的工作，则由陶希圣总其成。据陶希圣回忆，该书出版三个月，已行销一百三十万册以上，影响空前。《苏俄在中国》酝酿于1955年冬，出版于1956年12月。陶希圣是最初执笔人，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们和蒋经国均参与其间，补充完成。该文是蒋介石在失败后对于世人的一个交代，中心说明由于苏俄共产主义的渗入，最终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陆。强调了“反共”的必要性，同时也检讨了国民党失败的教训。全书近二十万字。

在担任幕僚的同时，陶希圣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掌握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1943年起，陶希圣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写了大量的社论，仅在1943年至1945年这两年中，陶希圣发表的社论就有三百三十余篇，相当于每两天一篇。抗战胜利后，陶希圣仍为《中央日报》总主笔，他站在幕后，将国民党在政治协商、“国大”、和战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态度揭示出来，兢兢业业地为国民党为蒋介石掌握舆论。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

晚年，陶希圣重温旧时研究之梦，1970年他在台湾创办食货出版社，复刊《食货》半月刊，笔耕不辍。1979年，八十高龄的陶希圣出任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

赵孟坚

赵孟坚（1199年－1264年），宋代文学家、画家。字子固,号彝斋,海盐(今属浙江)人,宋宗室,赵孟頫从兄。尝从吴子良学。宝庆二年进士,初仕葛溪。绍定五年,调海盐尉。嘉熙初,为安吉州掾。四年,入浙西转运使幕,又入建康幕。淳祐四年,知诸暨县。六年,以风闻斥归。又知丰城县,以事罢归。景定初,客居杭州,与周密、钱应孙等交游,买舟悠游于湖上。后为提辖左帑,除知严州,命下而卒,时在咸淳三年之前。而姚桐寿《乐郊私语》谓入元后隐居广陈镇,《宋季忠义录》卷一四谓其景定初官翰林学士承旨,入元隐居,卒年九十七,似不确。善书画,时人比之米芾。能作墨花、人物,山水尤奇。工诗文,大都清远绝俗,类其为人。刘克庄《题赵子固诗卷》称:“紫芝仲白俱仙去,晚秀唯君擅士林。字肖率更亲手作,诗疑贾岛后身吟。”著有《梅谱》、《书法论》,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其集为《彝斋文编》四卷,有《四库全书》本,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嘉业堂丛书》本增补遗一卷。《彊村丛书》收录其《彝斋诗馀》一卷。《全宋词》第四册收其词十一首。《全宋诗》卷三二四○至三二四一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七八七四至七八七七收其文四卷。事迹见本集诗文及《齐东野语》卷一九、《宋史翼》卷二九、《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

陆世仪

陆世仪（1611年9月6日——1672年2月18日），清初思想家、教育家。明末清初太仓人。字道威，一字重威，号桴亭、刚斋、眉史氏等。石敬岩、刘宗周弟子。明诸生。复社社员。崇祯九年(1636年)与陈瑚、盛敬、江士韶相约为迁善改过之学，时称四君子。习剑术、枪术，研习兵法战阵城守，曾著《论平流寇方略》，弘光时上书未见用。入清后屡被荐举为官,力辞不赴,一心著述。于海门建桴亭书院。后于江阴广福山房、无锡东林和常州毗陵、云阳诸书院讲学。影响弥远,被誉为“江南大儒”。究心时务，顺治十四年(1657年)倡浚娄江，康熙十年(1671年)为巡抚马祜聘请主治吴淞、娄江水利。博学崇实，志存经世。理学宗程朱，不拘门户，以居敬穷理、格物知之为本，疏证剖析历代诸儒之学异同极为精粹，与陆陇其并称“二陆”，被顾炎武誉称真儒。与陈瑚等被尊为娄东十老。卒后私谥文潜，改谥尊道，祀吴郡名贤。世仪治学注重实用,天文地理、礼乐农桑、井田学校、封建郡县、河渠贡赋、战阵刑法、祭祀丧纪等都有论著。在学术思想上,他推尊程朱理学,同时也不废陆九渊、王阳明之说,反对门户之见。学术性文章颇多独到见解,文字平实有法。著述六十余种，有《思辨录》《儒宗理要》《论学酬答》《四书讲义》《性理纂要》《复社纪略》《讲学全规》《桴亭先生诗文集》等。

郑刚中

郑刚中（1088年—1154年），字亨仲，一字汉章，号北山，又号观如，金华(今属浙江)人。绍兴二年，进士甲科及第，授温州军事判官。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由秦桧荐，移宗正卿。九年，除秘书少监(《南宋馆阁录》卷七)。金人归所侵疆土，任为枢密行府参谋，宣谕川陕，及还，除礼部侍郎。十一年，擢枢密都承旨，为川陕宣谕使。十二年，为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使。弃和尚原以与金，为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治蜀，颇有方略，秦桧怒其在蜀专擅，奏罢之，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桂阳军居住。再贬为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又徙封州。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为政干练有方略，后遭贬斥而亡，人多惋惜。所作诗文亦为人称赏，方回谓其“文简古，诗峭健，责居封州诗尤佳”(方回《读郑北山集跋》)。其现存文章多奏疏，清人严正评价极高：“披卷朗吟，其经济绪馀，溢于词表，凛凛见浩然正气。”(《康熙刻北山文集序》)其中以《议和议》四疏、《议和不屈疏》、《申救胡铨疏》、《恳留曾开疏》议论尤为激切，反对屈节求和，有清介耿直之态(清乾隆皇帝对此七疏颇有异议，以为乃其子郑良嗣伪作，以掩其父依附秦桧之迹。见清乾隆《御制题郑刚中北山集》)。诗歌清丽隽健，而无宋人粗犷之习(《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三纪昀评)，方回举其“日落晚花瘦，山空流水悲”(《寒意》)，“花少蜂蝶瘦，水清鸥鹭闲”(《春昼》)，“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树猿啼荔子丹”(《幽居》)，“四邻酒熟人常笑，万木秋深叶不枯”(《秋夜山居》)，“雨馀燕向花间出，饮散人从竹后归”(《怀旧》)，以为皆其得意之句(《读郑北山集跋》)。著有《周易窥馀》十五卷、《西征道里记》一卷，有《四库全书》本。又有《经史专音》、《左氏九六编》，均已佚。《北山集》三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共分三集，盖初、中二集手自编定，后集由其子郑良嗣编定，今存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四库全书》本、《金华丛书》本。《全宋诗》卷一六九二至一七○一录其诗十卷。《全宋文》卷三八九一至三九一二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何耕《资政殿学士郑公墓志铭》(《北山集》附录)、《宋史》卷三七○本传。

约瑟夫·罗特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894年9月2日－1939年5月27日），奥地利作家，政治记者。出生于东加利西亚地区的布罗德。早年在维也纳攻读日耳曼学和哲学,1916～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当记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反对法西斯主义。1933年流亡法国,贫病交加,最后死在济贫医院。罗特的小说多描写战后欧洲的生活。《萨沃伊旅馆》(1924)、《叛乱》(1924)、《茨彼尔和他的父亲》(1927)、《无尽无休的逃亡》(1927)、《左右夹攻》(1929)等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复员后心灵的空虚。罗特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及其续篇《托钵僧之墓》(1938)通过一家几代军官的命运反映了奥匈帝国解体的历史。长篇小说《约伯》(1930)描写了犹太人的命运。长篇小说《塔拉巴斯·地球上的客人》(1934)和《一个杀人凶手的自白》(1936)描写了俄国流亡贵族在西欧的生活情况。罗特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

靳以

靳以（1909~1959），现代著名作家，教授。原名章方叙。天津人。少年时代在南开中学读书，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在大学学习期间就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在北京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1936年在上海与巴金合编《文季月刊》，不久，该刊被国民党查封，又创办《文丛》。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到广州，在自己复刊的《文丛》上，发表猛烈抨击宋哲元不抵抗主义的长诗《我的家乡》。1938年10月去重庆，任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国民公报》文学副刊《文群》的编辑。在三十年代他写了许多反映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生活，描写青年男女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先后出版短篇集《红烛》(1932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圣型》(1933年，现代书局)、《群鸦》(1934年，新中国书局)、《众神》(193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虫蚀》(1934年，上海图书公司)、《青的花》(1934年，生活书店)、《珠落集》(1935年，文化出版社)、《秋花》(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春草》(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黄沙》(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残阳》(1936年，开明书店)、《渡家》(1937年，商务印书馆)、《远天的雪》(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雾及其他》(194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火花》(1940年，重庆烽火社)、《洪流》(1941年，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遥远的城》(1941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生存》(1944年，文化出版社)，散文集《人世百图》等，这些作品，笔调细腻，文字朴素，技巧圆熟。在重庆，他目睹国民党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投降活动和屠杀进步青年的血腥罪行，思想感情起了变化，日益向党靠拢，并在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倾向。于1941年发表了长达八十万字的反映抗战前各阶级变化和动态的长篇小说《前夕》(文化生活出版社)。后被伪教育部解聘，到福建南平师专任教，兼编《现代文艺》、《奴隶的花果》、《最初的蜜》等刊物。1944年又回重庆任教。1946年夏随复旦大学复员回上海，任国文系主任。同时编辑《中国作家》杂志和《大公报》副刊《文艺》，积极参加反帝反蒋的民主革命运动。上海解放前夕，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全国解放后，热情参加新中国文化建设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曾任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1950年任《小说》月刊编辑。后负责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文学丛书》的编审工作。1952年秋，任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秘书长，在抗美援朝前线四十天的访问中，写出了散文特写集《祖国——我的母亲》(1953年，平明出版社)，热情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英勇不屈的朝鲜人民。后到佛子岭水库工地体验生活，写成了散文报告集《佛子岭的曙光》(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访问苏联，归国后写了记述访苏见闻的散文集《心的歌》(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受作协书记处委托，和巴金共同主编双月刊《收获》，这时期发表散文特写集《江山万里》(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3月到上海国棉一厂深入生活。195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他把选辑的一部十年文集命名为《幸福的日子》(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年还发表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歌颂先进人物的特写、散文、小说多篇，如《小红和阿兰》、《朝阳花开向太阳》等。为了纪念国庆十周年，他一连写了十五、六篇散文和诗歌，热情赞美祖国的辉煌成就和人民幸福生活。靳以是我国有成就的优秀作家，也是一个杰出的编辑家。解放后为了党的文学事业，长期抱病工作。直到逝世的前半月，还写下歌颂老工人热爱工厂，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优秀特写《跟着老马转》，停止呼吸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收获》看稿。生前还编选了文集《热情的赞歌》(1960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这是他的遗著，也是他一生写下的三十多部著作的最后的一本，可以说是他创作的艺术结晶。书中有特写、散文、小说、杂文、诗歌。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热情，表现了他对党、对祖国、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的感情，正如他的好友巴金所说：“他用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调子歌颂十年来千千万万无限美好的事物，用诗一样激情的语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颂人民的幸福生活!”他的这些文章，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宝库增添了可贵的财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靳以选集》。

吴澄

吴澄（1249年2月3日—1333年8月5日），字幼清，晚称伯清，曾建草屋数间，有对联说：“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程钜夫知其意，题其屋为“草庐”，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幼年聪慧，三岁即能诵诗，九岁试乡校，每中前列，尝举进士不第。二十七岁之前生活于南宋，入元任儒学副提举，仅三月，以病辞。至大元年(1308)，召为国子监丞。皇庆元年(1312)升司业，拜集贤直学士。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至治末辞官归，至顺二年(1333)卒，年八十五，谥文正。他每次任职时间都不长，往往旋进旋退。对于仕进他并不十分乐意，这在诗中有所反映，在建康，他写过：“寄语醉中彭泽令，如何飞倦始知还”，希望退隐田园。当他被任为集贤直学士北上经过彭泽时，又有“顾余白发归来晚，羞过渊明五柳庄”句，则是以仕进为羞了。他是与许衡齐名的理学家，揭傒斯《吴澄神道碑》说：“皇元授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在理学的道统方面，他是相当自负的，以朱熹的传人自居。他费时几十年，到晚年成《五经纂言》，对于该书，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称“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按：指朱熹)”，全祖望认为“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由之，用功最勤”(《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但他并不完全严守朱学门户，也有和会朱、陆之处，对明代的王学有所启迪。理学家一般不重文辞，但吴澄比较讲究词章文采，尤其是书启、序记之类。清四库馆臣指出他的文章“往往斐然可观。据其文章论之，澄其尤彬彬乎”。明人徐勃认为“吴草庐专志理学，而诗亦多巧思”，“皆超脱理学傒径”(《笔精》)，这主要指吴澄的一些七律，如《立春日寓北方赋雪》、《叠叶梅》等，写得纤巧，不同于一般理学家诗的质木无文。他的题画诗大都构思精巧，往往突出观画者的主观色彩。他长于五律，如《送富州尹刘秉彝如京》，风格淡雅，情意深长，笔法老苍，在很大程度上可代表他的诗格。清顾嗣立认为其诗有“句法超逸”的特点，并句摘多联，说“清婉可诵”(《元诗选》)。其文学成就超过与他并称的许衡。吴澄有《草庐词》，存词十一首，其中[渡江云]《揭浩斋送春》曾流传一时。著有《吴文正集》一百卷，系其孙吴当所编，片言只字无不收入，有过滥之病。生平事迹见集中附录虞集所作行状，揭傒斯所作神道碑，危素所作年谱，《祭草庐先生吴公文》(《申斋文集》卷一二)、《元史》卷一七一、《(嘉靖)抚州府志》卷一○、《元儒考略》卷三、《宋元学案》卷九二、《历代名儒传》、《新元史》卷一七○。

郭霭春

郭霭春（1912～2001），又名郭瑞生，世居天津，我国著名医史文献学家、中医学家、史学家、诗人，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民国二年生于天津，七岁入塾，及长，先后从朴学大师长洲章钰先生、史学大师沔阳卢弼先生研习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经学、史学等。年近弱冠，又于天津崇化学会历史专修科深造经史之学。他才思敏捷，聪颖过人，三年后毕业即任教于该学会，与津门殷墟文字专家王襄，训诂学专家裴学海等人交游，切磋学术。二十四岁完成《颜习斋学谱》，二十六岁著《补〈北周书·艺文志〉》，而立之年编写的《续资治通鉴目录》更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卢弼、郭绍虞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著述期间，郭霭春又拜宝坻儒医赵镕轩为师学歧黄之术四年。而这些，都是在天津沦陷的乱世之中完成的。

抗战胜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郭霭春主持崇化学会、崇化中学工作，为津门培养人才。教务余暇，为人诊病省疾，从未间断，医术日进。后转入中医学校（天津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历任多职。

先生热爱中医事业，认为欲继承发扬中医，“非致力于中医文献不能收功”。于是尽瘁精力于文献整理，历近二十年的时间，著成《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一书，其间虽历十年动乱亦未中辍。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是我国目前整理研究《素问》成就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著作。后又完成《中国医史年表》、《灵枢经校释》、《黄帝内经素问校注》、《黄帝内经素问语译》诸书，为中医文献整理和阐释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分省医籍考》则是奠定郭霭春先生文献大家地位的又一部力作。一直以来，中医医籍书目只有日人丹波元胤撰成于道光六年（1826）的《中国医籍考》和民国期间日人冈西为人著《宋以前医籍考》比较完善——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郭霭春涉足中医文献研究之初，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对此深感不安并引以为耻——此两部书广泛利用了中国的正史、类书，甚至稗官野史即文人笔记中的史料。郭霭春以其出入文史的大史料观，独辟蹊径，决心利用地方志这一外人不曾涉及的乡邦文献，从中钩稽医籍书目资料。自1958年始，二十七年间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市图书馆，共查阅了四千余种地方志，历尽艰辛，饱尝困苦，终于在1984年完成独树一帜的《中国分省医籍考》，全书近两百万字。巧合的是，“搜罗百氏，采访四方”的《本草纲目》也用了李时珍二十七年的光阴，两书字数亦相差无几。

黄遵宪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近代诗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出身于几代经营典当的大商人家庭。父亲黄鸿藻，咸丰六年(1856)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黄遵宪于光绪二年(1876)中举，后随何如璋使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启示。又历任清廷驻日本使馆参赞、英国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外交官。在国外生活长达十六七年之久，使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有所了解，同时也受到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为其学习西方及变法维新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年(1894)从新加坡调任回国，在上海会见了康有为，遂即参加了强学会，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并捐金1000元与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湖南盐法道、旋拜按察使，助湖南巡抚陈宝箴、谭嗣同创行新政，次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后，隐居乡里，以诗人终。他是一个外交家和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也是一个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改革腐朽内政，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者和诗人。

黄遵宪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诗界革命”的旗帜。他是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他反对拟古主义，要求诗歌反映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他现存的诗歌，多写于光绪十五年以后，描写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描写甲午战争的诗，不仅记述了战争的经过，而且揭示了战争失败的原因。此外， 对西方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民主的虚伪性、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病、封建文化也有一定的批判。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带着悲愤的心情， 作《感事诗》，揭露顽固派的残酷愚昧，悼念维新党人。他以昂扬的爱国热情， 用通俗形式， 写《军歌》24首， 大力鼓舞抗敌情绪。

他的诗大都以叙事为主，善于运用讽刺、对比以及细节描写等艺术手法，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壮丽雄浑。特点是：善于状物写事，刻画鲜明的形象;善于写景，也善于写场面，如《纪事》，写美国总统竞选，以杂耍招徕看客。《冯将军歌》、《聂将军歌》都能以精练的语言勾勒出人物面貌。他还善于铺展恢张，写作汪洋广博的宏篇。如《锡兰岛卧佛》全诗2000余字，和古典诗歌比起来，规模和容量都大为扩充。他也善于运用散文的特点写诗，参差错落， 伸缩自如。他的诗具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意境， 有时气势磅礴， 有时恬淡自然， 有时雄辩滔滔， 有时幽默诙谐。他的诗敢于创新，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表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写新事物、新思想，保持旧体诗的格律，如《今别离》分别咏轮船、火车、电报、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等。有的诗打破旧格律， 但又保持了诗歌应有的韵律和节奏， 如《幼稚园上学歌》，三、五、七言相杂。通俗而不用典。

黄遵宪的思想和创作存在着严重的局限， 他仇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不敢彻底反对帝国主义， 力图用改良来代替革命， 在保存封建主义的前提下， 发展资本主义， 他的爱国主义有时表现为错误的大国主义。

黄遵宪的作品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己亥杂诗》、《己亥续怀人诗》、《朝鲜策略》、《治法》、《人境庐集外诗辑》、《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等。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近世诗界三杰”之冠。

黎东方

黎东方（1907年9月15日—1998年12月30日），原名智廉，法文名Orient Lee，中国历史学者。

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府东台县（今盐城市东台市），祖籍河南汝宁府正阳县皮店。 父黎淦，清朝举人，仕于江南。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26年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因为程序上的失误来不及报考一年级，硬着头皮从二年级开始；在“历史研究法”的入门上，由梁启超指导。 三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去了法国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于名教授马第埃（Albert Mathiez）教授之门，1931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为《一七九一年至共和三年比利时与列日的革命家的委员会与俱乐部》(Les Comités et les clubs des patriotes belges et liégeois, 1791-an III)，并得付以[最荣誉记名](为该校20世纪第一人)。1931年8月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1937年至开封，任中国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时于四川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9月24日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实验剧场，靠山壁防空洞内卖票“品三国”，每张门票40元法币（约2美元），盛况空前，被称为“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抗日胜利后，应赛珍珠之邀赴美。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后来台北，在台大淡大文化教近代史，1954年与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自中国文化大学教席退休后，定居在加州圣地亚哥，专注写作，出版《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以及《细说民国》》、《细说抗战》等书。还著有散文集《平凡的我》 (2册,1963)、《法兰西的小城及其他》(1983),小说集《玉娥》 (1960),文集《我对历史的看法》(1965)、《黎东方诗文自选集》以 及历史专著、译著等约近30种。是现代讲史第一人。1998年12月30日病逝于美国。

赵树理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贫农家庭出身。少年时代是在地主的高利贷和地租的重压下度过的，常年帮助父亲种地、放牛、拾柴，有时做挑担小贩，饱受辛酸。他从小喜爱民间曲艺、戏剧和民间乐器，深受民间文艺的熏陶。十四岁读高小，1925年考入山西长治第四师范初级班学习，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写过一些新诗和小说。1926年因参加反对腐败校长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又被反动军阀阎锡山逮捕入狱。出狱后，长期生活在农村，作过乡村小学教师，非常熟悉农民，对新文艺与广大农民群众相脱离的状态不满，开始致力于文艺通俗化、大众化工作，立志要创作“使老百姓喜欢看”的作品。1930年在山西《大风报》上发表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1933年至1936年，写了《金字》、《打倒汉奸》、《蟠龙峪》等作品。1937年后，参加抗战工作，在乡里作宣传和民政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过区长，1939年任《黄河日报》副刊编辑。1940年后调到太行区《新华日报》作校对。1942年负责编辑和发行通俗小报《中国人》。其后参加八路军，任随军的报纸和书店的编辑。1943年发表了为人们所熟知的优秀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1944年，华北新华书店)，小说通过一对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歌颂了农村新人新事，歌颂了他们反封建恶霸势力和封建思想的胜利，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随后他参加了太行农民的减租减息运动和反奸反霸斗争，并于1943年和1945年以此为题材写了短篇《地板》、中篇《李有才板话》(1943年，新华书店)，长篇《李家庄变迁》(1946年，东北书店)，特写《孟祥英翻身》(1946年，新华书店)和鼓词《庞如林》等。这些作品因为在内容上深刻反映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曲折、复杂和尖锐性，又具有工农群众所喜爱的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这就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李有才板话》是当时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最杰出的作品，被称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1945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太行文联和华北新华书店工作。北京解放后，即到京参加戏剧改革，任《说说唱唱》主编、《人民文学》编委，并主持大众文艺研究工作，兼任《工人日报》记者。其间发表了短篇小说《邪不压正》、《福贵》、《小经理》、《传家宝》、《两个世界》、《田寡妇看瓜》等。1950年发表了以婚姻自由与妇女解放为题材的著名小说《登记》(1950年，工人出版社)，剧本《万家楼》、《开渠》和文学评论集《大众文艺论集》(1950年，工人出版社)等。1951年以后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太行山，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间曾参加历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三里湾》(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深刻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描写了农村新生活的美丽图景，塑造了一群形象鲜明的人物，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此外还发表了《老杨同志》、《铁锁的冤屈》、《表明态度》等短篇。1956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发表了反映1957年农村整风运动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作家出版社)，当时曾引起读者热烈讨论。此外，还写了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根据地人民生活和斗争的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9年，作家出版社)，鼓词《石不烂赶车》(根据田间的《赶车传》改编)，上党梆子剧《三关排宴》，短篇《老定额》、《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卖烟叶》、《实干家潘永福》等。1965年写了上党梆子《十里店》(1978年，《人民文学》第五期)。他的作品集有：《赵树理短篇小说集》(1949年，新华书店)、《赵树理选集》(1952年，开明书店)、《三复集》(1960年，作家出版社)和《下乡集》(1963年，作家出版社)等。赵树理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我国文坛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是一位把自己全部创作都呈现给农民群众的优秀“人民艺术家”(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他的全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农村在解放前后各个不同时期阶级斗争的现实，可以称为农村从土改到公社化时期的一部斗争史诗。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以及“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小说的优良传统，形成了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风格，刻划人物，善用“白描”手法，侧重“神似”，不重“形似”，语言“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他的作品，大多已被译为英、法、俄、德、日、印尼等文字。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10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詹锳

詹锳（1916.6.29～1998.12.16），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字振之。1916年阴历5月16日生，山东省聊城县人。现为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5岁起读私塾7年半。1929年至1931年在济南第一中学读初中。1934年济南高中毕业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后转中国文学系，1938年在云南西南联合大学毕业，曾留校任助教。1940年底至1943年在贵州任浙江大学中文系讲师。1943年至1948年，先后任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师范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8月赴美国留学，1950年获美国南加州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1953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博士。留美期间曾在南加州大学亚洲学系兼教汉语，在纽约亚洲学院兼任特约讲师并任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助理研究员。1953年回国。1954年加入中国心理学会。1954年至1961年任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前身)心理学副教授。其间于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61年转入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1979年参加河北省语文学会，同年还参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他早年曾受教于胡适、罗常培、罗庸、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等名家，也受到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影响。在美国学习期间受到桑代克学派的影响较深，主要阅读心理学和心理统计。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是无徵不信。他受过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并企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论证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现象。第一篇学术论文是《李太白集版本叙录》(1941年，《浙江大学学报》)。主要著作有《李太白论丛》(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李白诗文系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唐诗》(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刘勰与〈文心雕龙〉》(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文心雕龙〉的风格学》(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它学术论文还有《曹植〈洛神赋〉本事说》(《东方杂志》、39卷16号)、《〈五台新詠〉三轮》(《东方杂志》，40卷6号)、《漫谈四声》(《东方杂志》，41卷12期)、《四声与五音》(1945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术集刊》)，《齐梁文艺批评中的风骨论》(1961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谈杜甫的〈洗兵马〉》(1962年5月13日，同上，收入《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试论〈长恨歌〉》(1962年10月17日，《天津日报》)、《四声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中之应用》(1963年，《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文心雕龙·神思〉篇义记》(齐鲁书社，《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等。

李春芳

李春芳（1510年1月14日—1584年4月18日），字子实，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十五殿试，取进士301名，李春芳为第一甲第一名。

按惯例，李春芳中状元后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当朝天子乃世宗朱厚熜。这是一个昏君，为了长生不老，他虔诚地崇信道教，皇宫中醮事不断。斋醮，需用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名曰“青词”。世宗把青词写得好坏作为衡量文臣学识高下的标准。弘治十八年(1505)状元顾鼎臣和进士严嵩皆以青词受世宗宠爱，有“青词宰相”之称。李春芳入翰林院不久，便被世宗特诏入西苑，专门撰写青词。西苑在紫禁城西，有北海、中海、南海三海，为皇家御苑。这里乃世宗斋醮的地方。李春芳有文才，青词写得极好，深受世宗宠爱，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此后几年间，李春芳的官位直线上升，从太常少卿到礼部右侍郎，再到礼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再到礼部尚书，成为六部尚书之一。此期间，李春芳不仅要理政，还得用心写青词。就是因为青词写得好，他的官位才得以不断升迁。他唯一可值得一书的政绩，是制定《宗藩条例》。由于宗室蕃衍，人数增多，岁禄大增，国库空虚。李春芳引经据典，制定了一个关于给赐宗藩的条例，使开支大减。世宗见此条例能省钱，很高兴，御批为《宗藩条例》。不久，李春芳又加官太子太保。

嘉靖四十四年(1565)，阁臣袁炜罹病辞去，死于路上。内阁首辅徐阶请增阁臣。从前，有一种“廷推”制度，即公卿共推某人入阁。世宗没有让大臣廷推，而是特命李春芳和严讷入阁。严讷是常熟(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年进士。他是和李春芳一同入西苑撰青词，一起被超擢为翰林学士的。几年间，他也因青词写得好，青云直上。李春芳被擢为礼部尚书，他进官为吏部尚书。这次，李、严二人又一同入阁。内阁首辅徐阶，也是因擅长写青词而入阁并当上首辅的。内阁大臣成了清一色的“青词宰相”。

李春芳为人谦逊，不以势凌人，有点懦弱;他为人简朴，以廉洁著称。但是，他缺乏理政之才。在内阁，他唯首辅徐阶的马首是瞻，干了什么受人赞扬的事，也都推说是徐首辅叫这样做的。徐阶对他也格外亲近、倚重。

严讷入阁不久，便罹病，于当年冬天辞去。嘉靖四十五年，以青词得宠的礼部尚书高拱、吏部尚书郭朴入阁。对此二人，李春芳也处处礼让。

即使对穷困的书生，李春芳也极谦让。有个叫王叔承的，吴江(今属江苏)人，工诗。王叔承少年丧父，家贫，入赘妇家，后被岳父逐出。他来到京师，客居李春芳府上。王叔承嗜酒能饮，李春芳撰写青词，找他咨询，他常常醉卧酒楼，见李春芳来了，伸伸懒腰，不肯起来。李春芳也不责怪，留他在府上住了若干年。

李春芳入阁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追求长生不老的世宗皇帝一命呜呼，享年60岁。他的第三子裕王载垕继立，年号隆庆，是为穆宗。穆宗比其父要贤明一些，但他治国的方针是无为而治，赋权力于内阁，他落得个清静。

为此，他重新调整了内阁的构成。前朝的内阁大臣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全都留任，又将他为裕王时的心腹张居正、陈以勤遣入内阁。这样，内阁大臣共有6人之多。

不久，阁臣之间便发生纠纷，李春芳也受牵连。这场纠纷是高拱挑起来的。

高拱为人机敏，世宗病危，他听说皇上不行了，就把自己在西苑的办公用具搬回家里。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侦知此事，上疏弹劾他不尽职守，大不忠。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高拱疑心是徐阶指使他弹劾的，遂与徐阶有隙。隆庆元年(1567)，吏部尚书杨博主持考核京官五品以下者，黜退了不少人，但他的山西同乡却无一受处分的。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疏弹劾。他身为吏科给事中，考核时不发一言，事后出来弹劾，引起穆宗的不满。高拱乘机报复，力主革胡应嘉的职。结果，言官们倾巢出动，纷纷弹劾高拱。言官弹劾大学士，按嘉靖朝的制度，是要受廷杖的。高拱要求廷杖言官，徐阶不同意。于是，高拱便指使一个叫齐康的御史弹劾徐阶，说他两个儿子为非作歹。

在内阁诸臣中，除了徐阶，就数李春芳的资格老了。李春芳一向敬重徐阶，在徐、高纷争中，他站在徐阶一边。于是，齐康在弹劾徐阶的同时，连李春芳也一同弹劾了。不过，他弹劾李春芳犯有何罪，史书未道其详。

李春芳上疏分辩，并请求辞官。穆宗下诏宽慰，要他留任。

而高拱见没扳倒徐阶、李春芳，遂托病辞去。

不久，徐阶与穆宗的分歧日多，穆宗对他日渐不满。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弹劾徐阶，徐阶上疏辞官。穆宗诏准。

徐阶去后，李春芳出任内阁首辅。

时内阁大臣还有陈以勤、张居正两人。陈以勤为人端谨，明哲保身，而张居正恃才傲物，不甘后人。他也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李春芳为第一甲第一名，他名列第二甲第九名。但他瞧不起为人谦逊、懦弱的李春芳。一次，李春芳叹曰：“徐公的结局尚且如此，我怎能长久?说不定那天早晨我也得乞身回家去了。”张居正在旁边急忙说：“如此，可保全你的名声。”言外之意，是在敦促李春芳快点走。李春芳闻言愕然。他当时没说什么，过后便上疏乞休，连上三次，穆宗都未准。

隆庆三年(1569)，礼部左侍郎赵贞吉入阁。赵贞吉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不甘居人下。他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名列第二甲第二名，比李春芳、张居正早12个春秋登第，比陈以勤也早六年。他自恃文才、资历皆高出李、陈、张三人之上而蔑视他们;尤其看不上张居正。张居正不甘居下，他与一个叫李芳的好友密谋，引隆庆元年辞退的高拱入阁，利用他来扼制赵贞吉，同时，排挤首辅李春芳，取而代之。

隆庆三年冬，高拱再度入阁，并掌吏部，凌驾李春芳之上。赵贞吉为对付高拱，在李春芳的帮助下，兼掌都察院。于是，高、赵两人利用各自把持的权力，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在这种局面下，李春芳唯求自我保全而已，不偏向任何一方。

高、赵争斗的结果，是赵贞吉被迫引退。此后，高拱更加嚣张，大肆报复从前的政敌徐阶。李春芳见状，为徐阶开脱了几句，高拱大为不满，唆使给事中王祯上疏弹劾李春芳，颇多诋诬。一向谦让、懦弱的李春芳遂坚决要求辞官，穆宗允准，赐他手敕，让他乘驿站的车马回乡，遣官吏护送，并照旧发给俸禄。

李春芳回到了兴化老家，他的父母尚健在，李春芳朝夕置酒肉与父母同饮共食，安享晚年。父母死后数年，李春芳也病死，享年75岁。君临天下的明神宗诏赠太师，谥号“文定”。

他的儿子默默无闻，从他孙子李思诚起，李家又出了几个人物。

李思诚，官至礼部尚书。思诚之子李清，崇祯四年(1631)进士，从宁波(今属浙江)推官擢为刑科给事中。熊文灿招抚张献忠，他上疏指斥熊文灿失策。后来局势的发展，证明他的指斥是正确的。后因久旱请宽刑而忤旨，贬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任。起为吏科给事中，随即出为淮安知府。他还未到任，李自成的大军便开进了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清入关后，他追随福王朱由崧抗清。

李思诚之子李信，官至平和(今属福建)知县。清兵攻破平和县城，李信和两个儿子李泓远、李淑远遇害。

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日文：渋沢栄一，しぶさわえいいち；英文：Shibusawa Eiichi；1840年2月13日—1931年11月11日），日本幕府（幕府）、官僚、企业家。涩泽荣一出生于1840年（天保11年）2月13日的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村（现为埼玉县深谷市血洗岛地区），父亲是涩泽市郎右卫门，母亲是ゑい（えい）。 身份虽然是普通的农民，但是涩泽家也同时做蓝玉（一种染料）的制造售卖并兼顾蚕业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 因此荣一从小使用算盘，从而激发了他自己的商业才能。 荣一和父亲一起在信浓和上野做蓝玉的行商，同时也负责采购蓝玉的原材料——蓼蓝。 这些从商经验在他后来前往欧洲视察的时候，特别关注近代经济系统和制度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小时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在学校中读孔孟之书。年轻时参加明治维新运动，1867年赴欧洲学习产业和经济制度，次年回国，1869年出任大藏省税收司司长，帮助实行租税、货币及银行制度改革。1873年后因政策分歧，辞去官职，进入实业界。1874年创立日本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国立银行，此后到去世时为止创办五百多个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金融业、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等许多行业。生前为日本工商界领袖，还曾参加筹建一桥大学。一生推崇《论语》，把它称为“商业圣经”，晚年以85岁高龄应日本财界“二松讲堂”之请，为企业家讲《论语》。努力将儒学运用到经商过程之中，力图把儒学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曾作《论语与算盘》，指出，日本的道德准则可以追溯到《论语》，从表面看它与算盘，即做生意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两者是一致的。认为《论语》的真价值能够通过算盘加以实现，说“我相信，没有一个强烈的谋利动力，大众的福利是不可能增进的”，“另一方面，如果不以仁义道德原则为基础，民族繁荣不可能持久”。提出“今天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把《论语》和算盘结合在一起”。他一生在发展日本经济上所作的巨大贡献表明他在运用《论语》于工商业之中取得了成功。逝世以后其铜像一手持《论语》，一手持算盘。

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年5月26日-1687年12月16日），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统计学家。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伦姆赛县的一个织布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贫困,12岁时就到船上当水手学徒,14岁外出谋生,辗转于英、法、荷兰等地。当过水手和家庭教师,学过医,研究过解剖学、数学、音乐等。在工作中曾不幸把腿折断。1649年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经任医学教授和音乐教授。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物,想登科学之殿,也想登财神之殿。最初他想当个发明家,他发明了一种复印机并取得专利。但是没有取得期待的财源,后来走上了当官的路,同时从事实业,研究经济。1652年任爱尔兰总督的私人秘书,后又任爱尔兰议会书记和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当时他已占有约5万英亩土地,成了新发家的大地主。1658年被选为英国议会议员。英国复辟时期,转而投靠英王查理二世,被封为男爵,并任爱尔兰土地测量总监。晚年占有土地多达27万英亩,还先后创办和经营过铁厂、鱼场、铝矿等,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配第的著述和笔记很多,内容包括医学、数学、物理学、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他的经济学说,主要有:《赋税论》(即《税课论》) (1662)、《献给英明人士》(1665年写成,1691年出版)、《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政治算术》(约1676年写成,1690年出版)、《货币略论》(1682年写成,1695年出版)。

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配第把自然价格即价值同市场价格区分开,认为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同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然而,配第从一开始所研究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价值,而是用货币表示的相对价值。换句话说,他研究的是一种商品在货币上的价值表现,而不是一种商品在任何商品上的价值表现。他把交换价值看成就是货币。照此下去,只有耗费于生产银子即货币上的劳动才直接创造交换价值,其他各种劳动,只有在它们的产品同银子交换的范围内,才创造价值。他用白银来表现其他商品(例如谷物)的价值,混同了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

配第正确地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但有时却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他认为参加生产金银的,不单是劳动,还有自然。认为一切物品都是劳动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所以每种物品的价值都能还原为一定数量的土地或劳动,或同时用二者来表示。价值有两种尺度:劳动和自然。说明配第对劳动价值论没有全面坚持。

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还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和货币等经济范畴。他认为工资决定于工人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还没有意识到把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部分和剩余部分。他把地租看作是农产品价值中扣除了工资和种子以后的余额,即收获量减去一切生产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他还对级差地租的两种形态有所论述,认为距离的差别会引起级差地租,土地的丰度不同,也会引起级差地租。他从地租引伸出利息,认为货币所有者可将货币购买土地或贷出,货币所有者是可能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既然出租土地可以收取地租,那么,贷放货币也应获得利息,即货币租金。因此,国家用法律来限定利息率是徒劳无益的。他主张按照货币的供需情况来决定利息。同时他认为土地不是劳动的生产物,不能把土地的价格看作普通商品的价格,土地价格应该是预买一定年限的地租。当然,配第对上述各项经济范畴的考察也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他没有把利润和地租明确分开,不能从利润中引出利息,因而没有正确的利息理论。在地价问题上,他不能把地价看成是资本化了的货币收入。

配第并没有创立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总的说来,他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舒赫德

舒赫德（1710-1777年）清朝大臣。满洲正白旗人。舒穆禄氏。字休如，一字伯雄、明亭。礼部侍朗徐元梦之孙。雍正间，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侍读、监察御史。乾隆二年(1737)，上疏请于盛京、黑龙江、宁古塔安置闲散八旗屯垦。四年，由内阁侍读学士擢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六年(1741)，兼办步军统领事务。任内，整顿京营满蒙旗兵，加强京师防务。十三年(1748)，任兵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十四年，为参赞大臣，同大学士、经略傅恒平定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师旋，留办军需。十七年(1752)，同侍郎玉保赴北路军营。驻军伊犁，统兵镇抚准噶尔地。十九年，清用兵准噶尔，以指挥作战懦怯不前革职。二十三年(1758)，驻防阿克苏。时将军兆惠追剿回部霍集占被围，授参赞大臣，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会兵救援，败博罗尼都。二十五年，复驻阿克苏，定设官、授禄、赋税、土田之制。后还京，调刑部尚书等职。三十一年(1766)，暂署甘陕总督。三十三年，为参赞大臣赴滇筹办军务。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率3万户返回祖国，众朝臣疑为伪降，他力排众议，赴伊犁迎接渥巴锡，妥善安置其部众。授伊犁将军。任内实行军屯、采矿等，对开发边疆有一定贡献。三十八年(1773)，晋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参与镇压山东寿张(今阳谷东南)人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卒，谥文襄。

伍尔芙

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父亲是著名批评家、传记作家。她从小喜爱文学艺术,一生致力于小说的探索和革新。最早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描写一个妇女看到墙上的蜗牛所引起的种种联想,已使用意识流的技巧。成名作《黛洛维夫人》(1925)则采用了乔依斯那种交错型意识流写法。她还写有《雅各的房间》《到灯塔去》《海浪》《幕间》等小说。文艺论著有《普通读者》《自己的房间》等。最著名的论文是《现代小说》,强调写主观真实,表现人的“内心火焰”,抓住心理活动的细枝末节,从而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由于精神病的反复发作,1941年她在离家不远的一条河上投水自尽。

对伍尔芙的文艺思想应做具体分析。她认为,主观印象和幻想是文学描写的根本对象和中心。只有主观印象和幻想才是生活,才是“真实和真理。”同时,这个生活又是变幻莫测的、错综复杂的和不可知的。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变化的、不可知的、难以定义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来。而不应去描写意识流状态或意识流本身之外的事物。传统小说之所以是“不真实”的,就是因为它没有表现人物“所有的幻想”, “生活从他们的笔下溜走了。”因此可以看出,伍尔芙深受“意识流”派的影响,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她更倾向于人的主观精神。伍尔芙认为,文艺家应做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忠实记录者。她要求作家要把人物头脑中“千千万万个印象”,无论是细小的、奇异的,还是暂时的、用锋利的钢刀刻下来的,都应全部写出来。把那些“来自四面八方、宛如一阵阵不断坠落的无数微尘”般的印象全部记录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即“在那千万个微尘纷纷坠入心田的时候,按照落下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 “描写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的痕迹。”并且要“让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通常所谓的大事要比通常所谓的小事包含着更充实的生活吧”。但是,按照她的观点,作家创作出的人物只会是一些缺乏社会本质、失去客观联系的人物。如果作家只追求这种主观上的真实,必然会忽视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追求。

伍尔芙要求运用新方法,塑造新的美的印象。伍尔芙十分推崇意识流小说。她认为二十年代以前的传统的讲故事写景物的方法,使人感到不完整、不满足,不能沟通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感情,甚至造成障碍。这种旧小说的技巧和规范必须摒弃。而意识流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要描写现代小说的人物,第一,对人物性格进行判断;第二,时刻注意20年代之后人物性格的变化。同时,要尽可能把人物写得美。 “这是我们借以生活的精神,就是生命本身。”这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洪适

洪适[kuò]（1117年—1184年），初名洪造,字温伯,一字景温,后改今名,字景伯,号盘洲,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洪皓子。幼颖异,日诵书三千言。洪皓出使金,其时方十三岁,率兄弟奉祖母、母亲避乱归饶州。以父出使恩,补修职郎,监南岳庙,调严州录事参军、浙江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绍兴十二年,与弟洪遵同中博学宏词科,除敕令所删定官,改秘书省正字。其父忤秦桧斥归乡,又责英州安置,适亦出为台州通判,继免官往英州奉父。秦桧死,起知荆门军,历知徽州,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兼提点刑狱,总领淮东军马钱粮。隆兴元年,迁司农少卿。二年,召为太常少卿,兼权直学士院,又兼权礼部侍郎,除中书舍人。乾道元年,除翰林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是年十二月擢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二年,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起知绍兴府,为浙东安抚使。复奉祠,淳熙十一年卒,年六十八,谥文惠。洪适好学深思,与其弟洪遵、洪迈均著文名,时人称为“三洪”。文章工俪偶,制诰笺表,长于润色,藻思绮句,层见叠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其《张浚罢相制词》、《王大宝致仕制词》、《贺金人归河南表》诸篇,属联精巧,工夫深到(《容斋三笔》卷八、《诚斋诗话》)。《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记、序、志、传一类文章,犹有北宋古文法度,不同于南宋冗长之文(卷一六○)。亦能诗词,但名篇不多。有一些诗能反映国家大事,如《三将》“折冲潜白羽,告捷闹黄旗。已报瓜洲败,还惊采石危”,记述宋军采石矶之战。出使金国途中所作诸诗也都表达了对中原沦陷的感慨。但是其诗多写退隐闲居、哀挽致祭的内容,风格以恬淡闲静为主。其《拟古》十三首,直接用古诗十九首原句开篇,格调高古,仍不失古人诗意(《诗学纂闻》)。词也以优游、宴饮、赠酬、祝寿之作为多。其《生查子》词记述春情,有“春色似行人,无意花间住”之句,以“行人”比春色之来去匆匆,比喻出人意表,为人所不及(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又《渔家傲引》词下阕:“半夜系船桥北岸。三杯睡着无人唤。睡觉只疑桥不见。风已变,缆绳吹断船头转。”想像奇特,意境空灵可喜(《蕙风词话》卷二引《识馀琐述》)。洪适著述甚丰,有《隶释》、《隶续》、《歙州砚谱》,今存;又有《盘洲文集》八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今存宋刊本(《四部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本、清同治泾县洪氏刻本;另有外制十四卷,与弟洪遵、洪迈所撰外制同编为《三洪制稿》(魏了翁《三洪制稿序》),今已佚。《全宋词》第二册收舞曲致语及词一百馀首。《全宋诗》卷二○七五以下录其诗十二卷。《全宋文》卷四七○六至四七五五收其文五十卷。事迹见周必大《洪文惠公神道碑铭》(《周文忠公集》卷六七)、《宋史》卷三七三本传。清人钱大昕编有《洪文惠公年谱》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