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涵秋

李涵秋(1873～1923)，清末民初文学家。名应漳，以字行，别署沁香阁主、韵花馆主、娱萱室主。江苏江都人。其父朗卿以经营烟店为业。涵秋六岁入塾读书，性喜小说。七岁丧父，烟店为店伙吞没，赖叔父星伯之助，不致冻饿。十二岁即能做千字之文。继又师事同邑李石泉、李国柱。以家贫故，十七岁即设帐授徒。光绪二十年(1894)应童试，以第四名中秀才。次年岁考，又以第一名食廪。二十八年就馆于安庆。三十年应聘赴湖北武昌，在湖北清丈局总办李石泉府上坐馆。次年写成自传性言情小说《双花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三十三年，因参与笔战，被对手诬为革命党，几成冤狱。宣统元年(1909)冬，李石泉辞官归里，李涵秋亦随之返乡，仍在李府教馆。次年应两淮高等小学聘，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宣统三年扬州光复后，一度兼任民政署秘书长。1913年应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之聘，兼任国文、历史教员。1920年辞去教职，倾全力于写作。1921年应聘赴上海，兼任《时报》附刊《小时报》和《小说时报》主编，因不惯洋场生活，于次年辞职返乡，仍事写作。1923年5月13日(旧历三月二十八日)以脑溢血暴卒，终年五十岁。李涵秋是近代多产作家之一，仅长篇小说即有三十余部，总计约近千万言。在其创作的旺盛时期，曾同时为五家报刊撰写五部长篇连载小说，均能准时交稿。作品多社会小说，是公认的近代社会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有“第一小说名家”之誉。代表作品为《广陵潮》、《侠凤奇缘》、《战地莺花录》。其他小说尚有《爱克司光录》、《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怪家庭》、《好青年》、《众生相》、《雏鸳影》、《魅镜》、《姊妹花骨》等。短篇小说辑为《沁香阁笔记》。又工诗、文、书、画、篆刻，十七岁至三十六岁即有诗稿十八册，仅有部分散见于当时报刊，余皆散佚。生平事迹见李镜安《先兄涵秋事略》(《半月》第二卷第二十期)、贡少芹《李涵秋》(1923年12月天忏室出版局印行)、李涵秋《小沧桑志——十六岁至二十五岁》(贡少芹《李涵秋》附)等。

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年4月3日-1859年11月28日），美国作家。生在纽约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是苏格兰移民,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欧文早年学习法律,在哥哥的影响下对文学发生兴趣。1807—1808年与哥哥威廉和姐夫约·波尔丁一起出版代表联邦主义观点的定期文集《萨尔马贡迪》。1809年化名尼克博克出版《纽约外史》一书,这是一部滑稽幽默作品, 使作者一举成名。1815年赴欧,协助家庭在利物浦经营五金生意。欧文旅居欧洲达17年之久,到过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同时坚持写作,陆续出版《见闻录》(1819～1820)、《布雷斯布里奇田庄》(1822)、《一个旅行者的故事》(1824)、《哥伦布传》(1828)、《格兰那达经略史》(1829)、《阿尔罕伯传》(1832)等书,在欧洲各国享有盛誉。1832年回国,致力于写作反映美国生活的作品,先后出版《草原游记》(1832)、《阿斯托利亚》(1836)、《丛山峻岭》(1837)等书。1842～1846年再度赴欧,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回国后埋头写作名人传记:《哥尔德斯密传》(1846)、《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1849)和《华盛顿传》(1855～1859)。欧文是美国独立以后第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他的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创造性地运用民间文学题材,为美国“童年”时期描绘出浪漫主义的画像。他的作品富于幽默感和想象力,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后来的美国文学发生了重要影响。

沈起予

沈起予（1903年1月—1970年1月），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四川省巴县人。从小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山村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重庆巴县中学。1920年赴日本东京求学。初在高等预备学校及高等学校学习,后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文学,直至1927年。此期间,日本及西欧文学艺术各流派的思潮、倾向和成就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创造社,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8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执教期间,发表以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人民中间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飞露》。1929年再次赴日,仅一年,便在日本反动派的迫害下提前回国。1930年1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投入左翼文化运动。从此专事文学创作和翻译。1931年,他的译作《欧洲文学发展史》由开明书店出版,不久,又译左拉的《酒场》,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广西桂林良丰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一年,回到上海。1935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表现青年追求革命的中篇小说《残碑》和短篇小说集《火线内》。1936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主编当时有影响的《光明》半月刊至1937年。其间,发表文艺讲话小册子《怎样阅读文艺作品》(三联书店),比较通俗地介绍了文艺理论知识。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上海至重庆。1938年,曾先后主编在重庆刊行的进步报纸《新蜀报》副刊和《新民晚报》副刊。是年,在《新蜀报》连载了《抗战回忆录》。1939年至1940年夏,在重庆日俘收容所做组织日俘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写反映日俘思想转变过程的报告文学《人性的恢复》,又译了日本左翼作家鹿地的同一题材的小说《我们七个人》,于1941年出版。抗战胜利后,主持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的日常工作,积极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欧洲文艺理论名著《艺术哲学》。同年下半年,离重庆,经由香港到北京。1949年,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上海后,任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编辑。加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总会。1950年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被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51年起,因患重病而停止了工作。1970年去世。

林则徐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字少穆，又字元抚、石麟，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人，父林宾日。3岁时，被父亲带到自己开的私塾里读书，7岁时开始写八股文，12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府试。1804年通过乡试成为举人，时年19岁。他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邀请，任司书; 又受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在其处呆了4年，还曾教过书。181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授编修。1820年，他首次出任地方官，由翰林院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又转任杭嘉湖道。历任两浙盐运使、淮海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河南、湖北、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和江苏巡抚等职。他为官清廉，秉公职守，大力改革。灾荒年份，他对饥民不以派兵镇压的方式，而是救灾放赈，以 “义仓”、“贷牛”、“为民请命” 等办法来解决; 他对贪污受贿、办事不力的官员严惩不怠; 认为农业的发展应首先兴修好水利工程。1836年，他署理两湖总督和湖广总督，厉行禁烟，配制戒烟药丸，收缴鸦片及烟具，收到了很大成效。在武汉查获烟土1200余斤，在两湖缴烟枪4300支。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以 《请严塞漏请求以培国本折》，请求禁烟。朝廷内外一片禁烟之声，林则徐是最坚决支持的一个。11月，他写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一文上奏道光，主张对外杜绝走私，对内重治吸食，并指出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茫茫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受震动，12月，令其入京讨论查禁事宜。经过几次召见，于月底任命林为饮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1月8日，林从南京启程。一路上，他深入调查，于3月10日抵广州。英国鸦片商溜走，伶仃洋面运烟的趸船22艘企图逃走，被林派水师制止。两广总督邓廷桢原来在禁烟问题上属驰禁派，但逐渐改变了观点。林赴广州途中，他给林写了封信，立誓道： “所不同心者有如海”，“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自此，他成为林禁烟的有力支持者。林到广州后，与邓延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走私的不法水师官弁。先召粤秀、越化、羊城书院肄业生数百人，以检查学业为名，关起来考试，在试卷中夹纸条，提出要调查了解的问题，让学生以个人所知，详细答出。问题有大窑口、零星贩户的姓名、地址，所见所闻，禁烟办法等。结果，一下就掌握了走私、贩卖、受贿等内幕。18日，林传集怡和银行的伍绍荣等13行洋商，宣布谕贴，令其转谕各外商公司报明所存烟数，并于三日内将趸船上的鸦片尽数缴出，同时令其出具甘结： “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他在谕帖中还说： “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英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暗中破坏。24日晚，指使大鸦片商颠地逃跑，被我军民阻于洋馆，林下令停止贸易，派兵严密围住洋馆，从馆中撤出中国人，断绝洋馆与趸船的交通。27日，又晓谕英商以论理、法、情、势，都应永绝贩烟。义律最终不得不屈服，让鸦片贩子们交出了鸦片。林则徐共收缴鸦片19181箱又2119袋，计2376254斤 (另说为22083箱)。6月3日起，林、邓二人督率文武官员，共同查核，目击烧毁，开始了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在虎门海滩设两个巨大的销化池，用盐和石灰卤化的办法，至25日止，将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此后，林宣布开放中英正常贸易，英却准备武装侵华。林遂令关天培备战，他还察看海口形势，安设木排铁链，添设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各国重五至八九千斤的大炮二三百尊，排列珠江口两岸，又整顿水陆军，以旧洋船为式样，令官兵演习攻首尾、跃中舱，并派兵防守沿海海岸和海岛，带大量毒药，以便在必要时投入溪泉，令敌人无法饮水。他还相信民心可用，认为 “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夷命而余”，他招募包括枭徒在内的民众5000人组成水勇以协助水师作战。7月7日，英水手行凶杀死我村民林维喜，林则徐严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不干。8月7日，林下令 “禁绝英夷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9月上旬，义律率兵船一艘，武装商船10艘，向九龙山口岸巡船三艘开炮，巡船奋勇还击，岸上炮台开炮支援，交战10小时，击翻英双桅飞船一艘，打死英兵17人，我方伤亡8人。11月初，英两商船要到广州正常交易进口，义律派舰到穿鼻洋面阻止，林令水师保护英商船进港，英舰开炮，关天培亲自督战，激战两小时，击伤一英舰。后，道光下令禁止中英贸易，林上书要求区分奸良，不能一概而论。但道光不听，林只得照办，于12月6日封港。后调林为两江总督负责漕运。但因形势变化，又于1840年1月任其为两广总督，邓延桢则改为闽浙总督。林张贴 《英夷鸱张安民告示》 道： “如英夷兵船一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凡杀白头鬼一名，赏洋银100元，凡杀黑鬼子一名，赏洋银50元。”

1840年6月，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侵华正副全权代表，率4000多侵略军和40多艘军舰抵达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林则徐海防严密，英国侵略者无法进犯，转攻厦门，又被邓延桢打退。7月5日，英军转而攻下浙江定海，8月入天津海口，到白河口投书恫吓清廷，道光派直隶总督琦善去谈判。琦善向英保证，只要英撤回广东，就查办林则徐。9月，英军退，9月17日，道光将林革职查办，次年4月，林又被任命赴浙江镇海军营协办事务。他到任后，积极与两江总督裕谦等筹办浙江海防。7月，又被遣戍新疆伊犁效力 “赎罪”，只得挥泪离开前线。

1842年12月下旬，林则徐抵伊犁，带领当地人民在两三年间开荒近百万亩，还兴修水利，创造了 “坎儿井”。因而，“坎儿井”，又称 “林公井”。他还觉察到了沙俄的野心，指出： “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1845年10月，林则徐获释。后来又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镇压过西宁藏民、陕西回民、云南回民和彝民起义。1850年11月，任饮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军，途中病逝。

林则徐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领导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尽管禁烟最终失败了，但这并不是林则徐所致。应该说，他的措施是有效的。可是，以道光为首的统治阶级狂妄自大，盲目吹嘘什么天朝国威，不认真备战。林则徐5次上书要求降旨沿海各省布防，可除了邓延桢等少数将领外，其余人等在禁烟上均为妥协派或驰禁派，对备战不予重视。结果，可以看到，凡认真布防，积极备战者，如林则徐、邓延桢，其所在省都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敌人只有从未好好设防的省份才能乘隙攻入。可见，当时如果全国上下同心心德，是绝对可以赶走侵略者的，而道光等人一见战事失利，又大恐夷人船坚炮利，攻之难以取胜，从而乞降求和。这才是鸦片战争失败的最终原因。做为处在国势衰落时期的清朝官员，林则徐起先也曾有盲目自大之时，认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认为外国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就无以为命; 见到英军装束，认为 “夷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但他很快就改变了看法，认识到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从而力主向外国学习。他在广东禁烟时，设立译馆，“所得夷书，就地翻译”，“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还编辑了 《华事夷言》、《四洲志》 等书，介绍西方地理、历史和政治。他还购置西洋大炮、舰船，学习其技术，他从美国人手中买下英商船 “剑桥” 号改成战舰。1840年春，还仿欧式舰船，捐资制成两艘双桅战舰，并搜集、绘制8种新式船图，提出建新式海军的主张; 他还请道光以广东税收兴办新式军事工业，为求 “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却被道光斥为 “一派胡言” 而作罢。林则徐的这些主张，使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 “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在广东禁烟时，林则徐坚持立场，拒绝了英国人的贿赂。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巨型浮雕上，第一幅就是由他领导的那场举世闻名的禁烟运动。

王鹏运

王鹏运（1849年—1904年），因其父王必达号霞轩,故字幼霞,一作佑遐，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又号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人。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同治九年(1870)举人。十三年，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光绪十九年(1893)，授监察御史，升礼科掌印给事中。居谏垣十年，抗直敢言，疏上数十，大多关系政要，弹劾无所规避，尤以甲午之战时三争和议，上书拒和而闻于朝。倾向维新变法，屡代康有为上疏。又列名京师强学会，奏请讲求商务、开办矿业以求“民生自富”，请开京师大学堂等。二十二年，为光绪帝奉慈禧驻跸颐和园事，疏陈值此“财匮民离、敌骄国辱”之时请暂缓，几遭严谴，赖翁同龢为请得免。戊戌政变起，虽获自保而终怀郁郁。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与朱祖谋、刘福姚集宣武门外寓宅，填词以寄悲愤，成《庚子秋词》二卷。二十八年请南归，居扬州，主仪董学堂。三十年，道经苏州，病卒。

王鹏运毕生致力于词。初问词学于端木埰。复精研晚唐、宋、元诸名家词，浸淫王沂孙、辛弃疾、吴文英诸家。自谓“私心窃比，乃在南宋诸贤”(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朱祖谋以为其词“导源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半塘定稿序》)。而身处时艰，不得用世，“当沉顿幽忧之际，不得已而托之倚声”(《味梨集后序》)，故所作多关时事，叹国势陵夷，悲遭际坎，“幻眇而沉郁，义隐而指远”(钟德祥《半塘定稿序》)，遂“冶众制于一炉，运悲壮于沉郁”(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自成一家。其于词论倡“重、拙、大”之说。又汇刻《花间集》迄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自鹏运以大词人从事于此，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同上)。其成就于晚清词学中兴影响甚巨，朱祖谋、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均受其引导。龙榆生称“其词学承常州词派之余绪而发扬光大之，以开清季诸家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叶恭绰亦谓“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广箧中词》)，为清季四大词人之冠。著有《袖墨词》、《虫秋词》、《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九种，总名《半塘词稿》。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二卷、《半塘剩稿》一卷。校刻《四印斋所刻词》二一种，另辑《宋元三十一家词》、《梦窗甲乙丙丁稿》、《樵歌》、《草窗词》四种。生平事迹见况周颐《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碑传集补》卷一○)、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暨南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集)。

徐积

徐积（1028—1103年6月7日），字仲车，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早年尝从胡瑗学。治平二年，登进士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中年患疾，耳聩不能出仕，屏处乡里，而四方事无不知晓。元祐初，以近臣举荐，授扬州司户参军、楚州教授。转和州防御推官，改宣德郎。崇宁二年，监西京嵩山中岳庙。卒，年七十六(王资深《节孝先生行状》)。政和六年，赐谥节孝处士。徐积以孝行闻，苏轼称其为“古之独行也，於陵仲子不能过，然其诗文则怪而放，如玉川子”(《苏轼文集》卷七二)。后人对其诗文评价颇有差异。清人贺裳举其“关西夫子虽迟暮，行笑行吟正安步。菑川海上牧羊儿，解说公孙放豚去”(《送王潜圣》)，“勤穿冻地缘栽竹，喜占明窗为著书”(《和路朝奉新居》)，《管春风》诸诗，以为磊落中有风度，雄快劲正，具有唐人风韵(《载酒园诗话》、《历代诗发》卷二六)。而王士禛却谓徐积之文“率拙而碎，殊不成章，诗尤多笑柄”(《跋徐节孝集》)。翁方纲列举其《月食》、《大河上天章公顾子敦》、《李太白杂言》诸诗，谓蹊径浅露，无律无节，空自叫嚣(《石洲诗话》卷三)。《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文“雅俗兼陈”，瑕瑜互见，“奇谲恣肆，不主故常”，“纵逸自如，不可绳以格律……而大致纯正”(卷一五三)。这一评价褒贬较为确切。如其以“仙”命名之诗，草率成篇，确为浅露鄙拙。著有《节孝集》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现存《节孝先生文集》三十卷，附《语录》一卷、《事实》一卷，有明嘉靖四十四年刊本、明抄本、康熙丙子刊本、《四库全书》本、宣统三年重刊本。《全宋诗》卷六三三至六五九录其诗二十七卷。《全宋文》卷一六一六至一六一八收其文三卷。事迹见《节孝事实》(《节孝集》卷首附)、《东都事略》卷一一七、《宋史》卷四五九本传。清人段朝端编有《宋徐节孝先生年谱》一卷。

申不害

申不害 (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地(今河南荥阳市京襄城村)人。是战国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申子》一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有两篇,《汉书·艺文志》说有六篇,但都早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就只有唐朝魏征辑录的《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 《大体篇》 了。

申不害的主要政治活动在韩国,三晋中的韩国，地处黄河中游，西与强秦为邻，北边和东北与魏接壤，南面是强大的楚国，夹在三个大国之间，无力向外扩张，防守之力亦不足，不时挨打，特别是西边的秦国，屡屡出兵进犯，攻城掠地。

到韩国第六代国君韩昭侯(前362—前333年在位)时，决心变法图强，振兴韩国。

国君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一个人是难以处理繁杂的国务的，特别是变法，更需有人辅佐，出谋划策，废旧立新。韩昭侯相中的助手姓申名不害。

申不害其人，史籍记载阙如，司马迁把他附在《老子韩非列传》，写他的仅有区区69字!从司马迁简单的记载中，我们知道：申不害是郑国京邑(今河南荥阳)人，出身比较低微，做过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弃官研究学术，游说韩昭侯，被拜为国相，在韩国主持变法，前后凡15年。著书两篇，名曰《申子》，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遗憾的是，《申子》一书后来佚亡，今天我们仅能从《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群书治要》及《太平御览》等书中见到片言只语。后人从这些古籍中辑录的《申子》，已非原来的《申子》了。

从残存的《申子》中，我们可以窥见申不害的思想倾向，以及他在韩国变法的政治主张、措施。

申不害是个法家，特别重视“法”和“术”，故有人称他为“法术士”。“法”，即法治;“术”，即君主所执的权术。他在辅佐韩昭侯时，曾努力把他的法治付诸实践。他认为君主治国，务要明法察令，有了法，才能够约束臣下的行为;有了法，就要依法办事，任何人都不得例外。不依法办事，随心所欲，就会把国家搞乱。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他也特别重视“术”的作用，用术去推行改革，贯彻法治。他主张君主集权于一身，把官吏的设置、任免、考核、赏罚以及生杀大权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君主要深藏不露，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心思和弱点;臣下猜不透君主的意图，就不会投君主所好，弄虚作假，只有尽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经济上，申不害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特别注重农业生产，认为要想达到国富民安，就必须有充足的粮食。重农，是他经济改革的特色。

韩昭侯八年(前355)，任用申不害为相，主持变法。申不害的思想主张在他相韩的15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韩国因此而有所发展，国力有所增强，诸侯不敢加兵。

但是，申不害颁行了一些新法，却没有废止旧的制度，这不仅使新、旧之间有抵牾，且让官民无所适从。另一方面，韩国的旧势力较大，新法难以推行，就连韩昭侯本人也信心不足，无可奈何地对申不害说：“新法难以推行啊!”因此，申不害的改革收效不大，远不如楚、魏、齐、秦等国的改革。

申不害在韩国做了15年丞相，病死于韩国。

这大约是周显王三十年(前339)的事。

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虽然不很成功，但他的思想却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法”、“术”理论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法家集大成人物韩非即以“法”、“术”和“势”(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其思想的主要构成。因此，申不害是法家的先驱人物之一。

朱淑真

朱淑真，宋代著名女诗人、女词人。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一说海宁(今浙江省)人。自号幽栖居士。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有争议。对她生活的时代，历来有南宋、北宋两说。南宋说的主要依据是传本《断肠集》所附的明田艺蘅的《纪略》，它称朱淑真为朱熹的侄女。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朱氏谱系查无旁证。北宋说的主要依据是相传她与曾布妻魏夫人为词友，而曾布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朱淑真生于仕宦家庭，有才艺，善绘画，工诗词，通音律。她主要生活在杭州，后迫于父母之命嫁与一热衷功名的市侩。出嫁后随夫游宦异乡，从现存诗词中可看出，她曾到过淮南，也曾远渡潇湘。因所嫁非偶，婚姻很不美满，郁郁寡欢，饮怨抱恨而终。她一生创作诗词很多，但死后大都被父母焚毁。现在后人所辑《断肠诗》10卷，300余首，《断肠词》一卷，约30首。她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她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由于婚姻不如意，她写有大量描写个人寂寞生活和抒发内心痛苦的诗篇。如《愁怀》：“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以及《长宵》、《冬夜不寐》等诗，都流露了一种“珠泪向谁弹”，“闷怀脉脉与谁说”的孤独之感。她的诗歌题材较广泛，涉及纪游、赠答、思乡等内容。其中还有一些咏史诗：《项羽二首》、《陆贾》、《韩信》、《张良》等，赞颂了“盖世英雄力拔山”的项羽，“能将新语悟宸衷”的陆贾，“男儿忍辱志长存”的韩信，“功成名遂便归休”的张良，议论历史，品评人物，都很有见地。她在《自责》中写道：“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流露了对于妇女所受的封建束缚的愤慨不平。她还在诗中表现出对蚕桑、农事和百姓生活的关怀，写有《苦热闻田夫语有感》、《喜雨》、《新冬》等诗。保存下来的朱淑真词在数量上远不及她的诗，而且其中还有赝品，但其成就却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她的词主要写闺阁之感，如《谒金门》“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偏，愁来天不管。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以及《蝶恋花》“楼外重杨千万缕”、《眼儿媚》“迟迟春日弄轻柔”等，生动、形象、贴切、自然地写出闺中女子思春、感春、惜春的悠悠春愁。透过春愁，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幽独之苦怀。其“悉来天不管”，不啻是对那压抑女性的社会的凄历控诉。她的词中还常常表现其孤单寂寞的生活，如“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减字木兰花》)五个“独”字，淋漓尽致地烘托出无尽孤独，极尽苦闷哀愁幽怨之情。这些词表现了封建社会妇女才华被压制、婚姻无自由的不幸命运。不仅如此，她在作品里还表现出对封建伦常的大胆反抗，和对爱情与自由的热烈向往与追求，如《清平乐》“恼烟撩露”、《江城子》“斜风细雨作春寒”等。因为这些词对于爱情的描写非常坦率、大胆，语言又极泼辣、通俗，因此曾受到一些封建卫道士的抨击，被斥为“未适乎情性之正”(《东维子集》卷七)。朱淑真词继承晚唐、五代词风，又接受了柳永、周邦彦等人的影响，笔触轻柔，语言婉丽，形象自然，格调幽远，善于运用委婉、细腻的手法表现优美的客观景物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她在宋代是成就仅次于李清照的杰出女词人。

王世贞

王世贞（1526年12月8日－1590年12月23日）明代文学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26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早慧，读书过目不忘，19岁即中进士。在京为官时，曾参加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的诗社，又与李攀龙、梁有誉、徐中行、宗臣、吴国伦等相唱和，共绍述前七子之复古主张。李攀龙殁后，王世贞主盟文坛二十年，声名极盛，一时文学之士多奔走其门下。王世贞著述甚丰，主要有《弇州山人四部稿》，文学批评著作有《艺苑卮言》。

王世贞前期与李攀龙等继承前七子复古主张，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以后书勿读。王世贞对西汉以来文的发展作了评价，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文的发展过程被王世贞描绘成一个衰蜕的过程。王世贞认为诗歌是主体情感的流露。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要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是意;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一套创作的规则，这是法。就意而言，其构成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外界的事物触发主体而产生情感形成意，其二是主体已有情感积郁在内，借外物表现出来后构成意。就法而言，不同的诗体有不同的规则，如律诗有字法、句法、篇法，这些法则创作主体必须遵守。意和法是一对矛盾，“尚法则为法用，裁而伤乎气;达意则为意用，纵而舍其津筏”(《五岳山房文稿序》)。理想的境界是意与法的融合统一，一方面主体意的抒写要有自由性，另一方面意又要融乎法之中。与意与法相对应，王世贞主张才气与格调的统一：“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才是主体的创造力，格调是主体创造力的产物。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格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格调。王世贞推崇唐诗，则对于后人来说盛唐格调又成为外在的法则，对主体的创造力构成限制。在《沈嘉则诗选序》中王世贞说：“格者才之御，调者气之规也。”这里又把格调作为才气的约束。在二者之间王世贞也主张其统一。才气与格调、意与法由矛盾而至统一，这在创作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王世贞认为一方面要熟读涵咏古人的作品，提高艺术素养，另一方面需要神与境会，二者齐备，则才气与格调、意与法自然融合无间。格调或法就由外在于主体的规则而融入到主体的创造力当中成为创造力本身的规律，这样自由与规律就统一于主体的创造力上，王世贞称为“法极无迹，人能之至”(《艺苑卮言》)。

王世贞认为盛唐诗“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徐汝思诗集序》)，因而应以盛唐为法。但王世贞主张“师匠宜高，捃拾宜博”(《艺苑卮言》)，并不主张取法的范围过狭，认为汉魏齐梁以至宋诗都有可采。学习古人以化古为上。王世贞说：“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艺苑卮言》)从合而离再到合，这标明学古的三个阶段。初学从摹拟入手，以合古人为上，但这种合主要在形迹上。达到合，主体须追求独创性，这即是离。由此阶段再达到合，则这种合是神合。学古而达到与古人神合的境地，则其创作便会得古人之格调而可与其比美了。

王世贞虽倡言复古，主张格调，但其对主体的创造力，主体的情感以及创作过程的灵感也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此与李梦阳、李攀龙等强调法而忽视主体的创造性已有所不同。到了晚年，王世贞对复古之弊端有所认识和悔悟，对宋元诗歌的价值也有所承认。

陈邦贤

陈邦贤(1889-1976年2月5日)，医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医学史、疾病史、医学家传记、二十六史医学史料之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系中国医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医史教育的倡导者。他的努力，为中国医学史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陈邦贤，字冶愚、也愚，晚年自号红杏老人，江苏镇江市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6岁开始读书，13岁即开始攻读中医学。曾拜江苏丹徒名医李冠仙(如眉老人)为师，受其影响，陈邦贤自幼对祖国医学之悠久历史便有了较深的了解。1907年，陈邦贤赴江苏省简易师范学习，毕业之后，仍不断攻读中医学，并开始接触、学习普通生理卫生等西医学著作。为了学有所树，陈邦贤欲往医学讲习所深造，终因家道清贫，力有未逮。因此特地致信丁福保，恳请函授，学习中西医学及医学史。自1910年始，陈邦贤得到丁福保热情不倦的教导。此期，迫于生计，陈邦贤先后在镇江卫生医院任中医内科医员，在扬州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及省立第八中学任校医、生理卫生教员，舍监等职。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在丁福保函授指导下刻苦学习，勤于写作。当时丁福保翻译的西医著作中不仅有生理解剖及临床各科，还有《西洋医学史》一书。在该书的启发下，陈邦贤认识到医史研究对于总结过去，了解现在，预见未来的重要性。因而萌发了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撰写中国医学史著作的愿望，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此项工作。为了能与同道共同研讨，集众人之智慧，创我国医学史之学术，于1914年陈邦贤倡导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史研究会。这一时期，是陈邦贤一生中论文发表最为密集的年代。1919年，陈邦贤撰成了他的第一部《中国医学史》，由上海医书局刻印。遗憾的是，当时我国的医史研究还只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尽管陈邦贤竭力呼吁，但和者甚寡。《中国医学史》于1920年刻成，竟鲜得问津。陈邦贤只得压缩本已相当窘迫的生活费用，自赔刻印刊行费用。然而这并未能挫伤他从事医学史研究的意志。1924年，应邀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远东热带病学会”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上扩大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影响。

30年代，陈邦贤仍在无锡中学、棲霞乡村师范、江苏省立师范学校任校医、生理卫生教员及棲霞医院院长。直到1934年始得兼任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中医特别训练班医学史与疾病史教授。至此时，年近半百的陈邦贤才有了兼职从事医史研究的机会。在这一时期内，他生活之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他父母谢世，家中生活的负担仅靠他一人微薄的工资支撑。不料幼子出生后不久、夫人又去世了，留下4男3女7个子女，一切都要他一人料理。他中年丧妻，精神上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支持着他自强不息。工作上，他身兼数职，忙于奔波，维持生计;家庭中，他身兼父母，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在这样一般人已无法承受的负荷下，他坚持大量地涉猎古今医书文献和报刊杂志，撰写论文专著，编辑小报期刊。他的代表作《中国医学史》修订本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并作为在我国学术界有显著影响的《文化史丛书》之一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陈邦贤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辑，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1939—1943年)。迁居四川后，合家只得租一间小屋，昏暗拥挤，无法进行他的研究工作。陈邦贤竟将喧闹茶馆作为自己的临时研究室，每天还要躲避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空袭，他以惊人的毅力在茶馆中完成了大部分的《二十六史医史资料汇编》和《新本草备要》。

1944—1949年，陈邦贤调至国立编译馆任自然组编审，1945—1952年兼任国立江苏医学院(今南京医学院)医学史教授。此时，他始有较多的时间专门研究医学史。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有《中外医史年表》、《医学史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邦贤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初，他出任镇江市卫生科科长，兼任江苏医学院医学史教授，同时，还担负着不少社会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陈邦贤仍然坚持不懈地兼顾着医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54年，陈邦贤奉命调京，在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工作，时年69岁。1955年，转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今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任副主任。此时，陈邦贤虽年逾古稀，但仍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医史研究中，三本大型资料汇编性著作《二十六史医史资料汇编》，《十三经医史资料汇编》、《诸子集成医史资料汇编》及《中国医学人名誌》相继完成。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用以指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1957年最新一版的《中国医学史》(第三版)不但充实了丰富的新内容，而且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方法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另外，他还主持编撰了西医学习中医和中医学院所用的《中国医学史》教材，于1956年印行全国后又改编为《中国医学史简编》。在此期间他还为国家培养了年轻一代的医学史研究人员。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农工北京市市委常委等职。还兼任《中华医史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及北京分会医史学会常务委员，《中医杂志》编委等学术职务。

60年代中后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的冲击，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医史研究及医学实践活动。此期完成的书稿有《中草药汇编》、《食疗本草》、《食疗方》、《简易方》、《中国疾病史稿》、《中国医史年表》、《中国近代史年表》、《近代医学书目》等等，他一直工作到卧床不起。1976年2月5日，陈邦贤因患急性肺炎治疗无效而逝世。

陈邦贤从13岁起便矢志学医，诵读古典医籍。清末民初，他逐渐接受期刊，函授教育的影响，开始不满足于中医学之原有理论，努力学习一些西医学书刊，并将中医学与西医学进行一些比较。这些比较研究，构成了陈邦贤早期学术思想的许多重要方面，促使他选择了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医学史研究工作。另外，影响他早期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人物，是他的函授导师丁福保。

主张汇通中西医学术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我国，西医学亦是其中的一支主流，使中医学的传统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中医界内部引起强烈的反响。

作为一个一心希望祖国医学繁荣昌盛的热血青年，陈邦贤对当时中医学术的状况深感忧虑。1910年他致函丁福保，流露出他不满足于中医学原有理论的思想：“贤幼时喜习医书……十年来，每有暇，咸涉猎医书，兼研究普通生理卫生学，每叹内难诸书，谬误者多”。他认为注《内经》者于马莳之后，名则以经注经，实则不过摭拾古人之唾余，几无创新。他“久思将素灵一书，举其与新说相吻合者，逐条解释，沟通会合，溶冶一炉。其谬误者，则订正之”。以此为目的，他辑成《中西汇通素灵摘要》一书。他认为“此作虽不敢称之为中西汇通专书，然自问于国粹之保存，似不无稍有所禅助焉”。此作深得丁福保之赞赏，可以说，这是陈邦贤早年学术思想之代表作。在这一学术思想的指导下，他以“函授新医学讲习社最优等毕业”之名义，在镇江举办“西医传习所”，呼吁医学界及早猛省，习西医以为抵制外人在我国四处开办医院掠夺国人之生命权。他认为中医“与其将来受彼取缔，听彼排斥，何如我今日先习西医之学术，尽彼之长，出我旧有中医之学问，以补其缺，中西毕贯，既不至于固步自封，自可免于天演淘汰”。他强调“创办西医传习所，非扬西而抑中，实求新而补旧。……借西方之鸿宝，保东国之粹言”。与此同时，他还发起成立“中西医学会课社”等学术团体，以文会友，以研究中西医学，交换知识为宗旨。凡有志于学习中西医学者均可参加，无需交费，其优胜奖品来自捐赠。可见陈邦贤热心于学术交流，传播西医知识，完全出自于发扬中医学术之意志，出自于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目的。

陈邦贤的第一、二版《中国医学史》以及1949年前40年间发表的大量论文，基本上都是在“保存国粹”思想指导下发表的。他歌颂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也担忧西医传入后之发展对中医的冲击。他承认西医的科学性，也不甘心中医被排斥、取缔或淘汰。他坚信中医是科学的，也承认中医有非科学的内容。这一切，他都赞成通过汇通中西医学术来解决。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陈邦贤虽有满腔发展中医的热情，但未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在他的中西汇通的工作中，有时不免以西医为标准来衡量中医，因而陷入新的迷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政策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敬佩之情。他在1957年出版的第三版《中国医学史》中，删掉了《新医学蓬勃发展》一章。因为1936年出版的该章内容较为片面地颂扬了西医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而对中医界图生存的斗争却未详述其理由和根据，对余云岫废除中医的提案未予以批评。虽然书中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但倾向性还是显然存在的。这一删节，说明陈邦贤对中医学的学术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更为正确的评价。与此同时，他还发表论文，严肃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就是我个人研究中国医学史，也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认为祖国医学是历史性的东西，阴阳五行是玄谬的理论，而把历史中所证明的中医中药数千年来治病救人的疗效，未能及时发扬……这是我个人应作深刻的自我批判的”。此后，他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医药学的遗产，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开中国医学史研究之先河

陈邦贤的一生可说是为了研究中国医学史而艰苦卓越地奋斗的一生。之所以言其艰苦卓越，不仅因为他的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中国医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他不但开拓了中国医学通史的研究，而且提出了发展中国医学史的努力方向。他的工作涉及到医史科研的各个方面，如医史研究的方法、意义、价值，医药学的起源，医学史的分期，中医学术的发展及其变迁的理由，以及关于医学史及医史学的定义和任务。这些工作中有些观点尽管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但是都同样具有开拓性意义。

1910年，丁福保在上海创办《中西医学报》，陈邦贤投书拜师。1910年10月，他在《中西医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医史研究文章——《刘完素》。此后，在丁福保的影响下，陈邦贤接触了丁福保翻译的许多西医著作，包括了《西洋医学史》一书。相比之下，使陈邦贤看到了我国医学史研究的落后状态，决心为改变这一状态贡献自己毕生精力。他指出：“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试乎哉?此邦贤之所以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也”。

1912年，陈邦贤开始着手编撰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他经过两年时间，多方蒐集资料，于1914年草拟出大纲，计有太古、三代、秦汉、西晋至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之医学及中国医事年表共11章63节。陈邦贤惟念一人学识有限，乃倡议建立医史研究会，“邀我邦人诸友，入会磋磨，俾吾国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不致湮没，医史光荣，胜于异国”。其宗旨在于编辑一部较为可靠的《中国医学史》。因此他将《中国医学史目次》附在医史研究会成立启事之后，公开发表于1914年5月第4期《中西医学报》上，广泛征求意见。此外，还将刚写完的一章初稿《第九章——清代之医学》为了同样的目的公开刊登于同一杂志上。

正是经历了如此广泛而细致的工作，陈邦贤历时近10年，于1919年撰成了第一部《中国医学史》，此书系统地阐述了历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力图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创了用编年史体裁撰写中国医学通史的新篇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摆脱了传记形式的医学史著作。此书所确立的我国医学史编写体例，至今仍被国内外各医学家所遵循沿用。

自此书问世之后，陈邦贤又于1936年及1956年两易其稿，两次重版。第二版《中国医学史》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尤其是充实了现代医学的内容，年代的分期更为概括，只分上古、中古、近世与现代4个时期来阐述，并将文言文改成了白话文。第三版《中国医学史》试图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文化思想背景几方面来阐述各时期的医学兴衰及演变，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其治学方法基本上仍然与前两本书相同，时代的分期基本上恢复第一部《中国医学史》的面貌，增入了“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后的医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学”两章。这三部《中国医学史》倾注了陈邦贤大半生的精力，它不仅反映了陈邦贤本人生活的三个年代的历史背景及他的学术水平的三个层次，事实上陈邦贤作为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他的三部代表作也反映了我国医学史研究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三个阶段。

除了三部《中国医学史》以外，为了开阔医学史的研究，陈邦贤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1929年，他曾以《医学史分类之研究》为题，详列了需要深入研究的医史专题54类，包括疾病、专科、烟酒、食品等百余种专史课题。他呼吁“吾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倘能设医史研究科，或医学院中设置医史科，俾医史成为一重要之科学，岂不懿欤”?陈邦贤以此以启人，也以鞭策自己。他一生之所为，无不以实现自己的夙愿而发奋。他的所有论文、文稿、洋洋百万言的史料整理，都是围绕着他20年代开拓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计划而进行的。

纵观陈邦贤的三部《中国医学史》及其他的医学史论著，不难看出有几个鲜明学术特点。首先他认为整个医学的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因此，他尤其重视研究医学知识之发展及进化之原因，从中探索医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早在1911年陈邦贤着手编撰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之前，在他的论文中已显示出这一观点：“及揆诸医史，唐孙思邈作《千金方》，王焘作《外台秘要》，灵素仲景之学，至此已一变矣。再变而为刘守真之专寒凉、张子和之专攻下，李东垣之专重脾胃，薛立斋、张介宾辈出，则专主温补，我中国之医学，盖屡变而不一变矣。距今已数百年，又有不得不变之势。此揆诸医史，更不可不习西医以为权变计也”。在此，陈邦贤不仅指出了历史上中医学术变迁的过程，并作出了西医传入后我国医学必将再度发生变化的预言。这正是他研究医学史的目的所在。至30年代，陈邦贤在其第二版《中国医学史》例言中明确指出：“现代所谓医学史，就是以研究史学的方法，研究医学知识之进展，如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以及推想将来怎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陈邦贤对“历代医学之变迁极为注意。如周时有阴阳风雨晦明之说，汉时有阴阳五行之说，晋时有道家之说混入，唐时佛教之说混入，宋时受性理影响，清时注重考古之学，以及科学医之输入，均纤悉详载，俾读者可以知历代医学变迁之因果”。可见他非常重视探讨我国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如他所发表的论文《中国医学之起源及其发达之状况》(1937年)、《清代三百年医学学术之鸟瞰》(1941年)、《中国上古医药学的起源和演变》(1943年)等等，都涉及到医学演变的规律性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都还是初步的，或者并不完全正确，但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医史学不但有了新的目标，而且也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1945年，陈邦贤提出了“医史学”这一概念，并对医学史与医史学的异同作了清晰的说明。他强调：“研究医学进展的过程，叫做医学史。更研究其文化、学术、政治、社会、经济等背景，叫做医史学。中国人应知人类和社会进化的史迹，研究医学者，更应当知道中国医学的变迁及其进化之理由”。“明白现在关于医学各重要事象的由来，其由来既明，则于未来问题的推索和解决都有把握。其价值亦即在此”。至此，他不仅仅开阔了医史研究的范畴，并进一步明确了医史学的任务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了解现在，以利于预见未来。这与今天医史研究的主导思想也是一致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探索中医学术发展演变的规律性，陈邦贤非常注重对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远在1914年，他就发表了《与袁君桂生讨论医学流派书》一文，就医学流派之产生，学派之定义，研究之方法和意义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列举大量实例指出：学派与发明是不同的。发明指成就而言，而学派则可能有优点，也可能有缺点。学派有以人名为主体，有以地名为主体，有以时代为主体，有以学科名词为主体。他认为学以愈磋而愈明，识以愈辩而愈博。因而提倡研究医学史上的学术流派，及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分析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陈邦贤从事医史研究中特别重视历史资料的蒐集，以史实资料来说明观点。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足以令人折服。在第一版《中国医学史》中，他就非常明确地强调了掌握史料在医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观点必须建立在丰富而正确的史料之上，切忌空发议论。他不仅在本人的论著中非常注重史料的引用，并且为了帮助后人的医史研究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资料汇编工作。他注重从历代各种中医典籍中蒐集医史资料，也广泛涉猎经史子集、丛书笔记各类著述。他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毅力与韧性从浩瀚的十三经、二十六史、诸子百家中摘录了大量的医学史资料，汇编成三大部著作。其中《二十六史医史资料汇编》已经多次整理，最终在他逝世多年后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印刷出版。而《十三经医史资料汇编》与《诸子集成医史资料汇编》尚需进一步整理。陈邦贤的这些资料汇编，是迄今可以见到的材料最丰富的医史资料集，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宝贵的学术遗产。

此外，陈邦贤关于医药学起源问题的论述也很值得重视。早在他的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中，他就明确写道：“考医学之起源，本以简单之经验为始，至人文进步之后，始具一定之目的与方法，吾人现有之知识，绝非尽得诸自身之经验，其大部分皆赖先辈之失败与努力，而渐趋完全之域，绵延至今，遂为吾人之所有也”。说明他已注意到了医学起源的实践性与医学发展的继承性。此后，经过反复学习研究，他的观点更为具体与巩固。他曾多次发表论文专题论述医学起源问题。1929年，陈邦贤以“医史从话”的形式专题论述“医学起源始于简单之经验”。8年后，陈邦贤又一次专文论述这一课题。他在引述史籍中有关燧人、伏羲、神农、黄帝之为医药卫生始祖的资料后说：“总之原始之医疗观念虽然为神权所笼罩，但人类在生存竞争中，经历了无数事变，都给予他们一个新的刺激，于是便有本能的反应”。时隔6年，他再次论及医药学之起源。他认为：“上古医药之起源，究竟先有医?还是先有药?还是医药同时并有?大概是先有医而后有药的”。他在论证了这一观点之后强调：“药物之起源，是始于神农氏”。由此可见，陈邦贤在医药起源问题上，虽然接受了“本能说”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重视我国学者在医始祖上的传统学说，主张医药起源于实践生活，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陈邦贤是我国医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是创建医史研究会的先驱者，也是呼吁建立医史研究机构和在医学院校设立医史教学的早期倡导者之一。陈邦贤一生著述甚多，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1920年他的第一部《中国医学史》梓核时，被人称为“空前的杰作”。1936年的第二部《中国医学史》被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充分注意。日本的山本成之助博士将此书译成日文，于1941年在日本东京出版。

1945年，戚铭远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撰稿，对陈邦贤的业绩予以热情的肯定。他说：“1920年丹徒陈邦贤最先刊行《中国医学史》一书，详述秦汉以下医官掌故，医药制度，并以著名医家及行世书目，各按时代，鳞次排比，诚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名实相符之医史专著”。他还指出：“吾国研究医史之组织，当以1914年陈邦贤氏发起之医史研究会为滥觞。该会宗旨，在研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所以进化之理由，确定医史唯一之资料，编辑中国医学史”。可见陈邦贤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远的，他的学术地位早在40年代即为医学界所承认。

在国际科学史、医学史界，陈邦贤也是具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如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著作中对陈邦贤的医史研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每次访问中国，都要专程拜访陈邦贤，交流医史研究情况。5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医学史》之修订，更广泛地流传于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即使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之医史论著、临床报道或实验研究论文，有很多仍直接引用陈邦贤著作中的资料和论点。

在学术上，陈邦贤是很有影响的一代宗师，在生活中，他具有仁者的人格风范。他为人治病从不收诊金，对求诊者有求必应，且细致耐心地诊治，几十年如一日。陈邦贤平素待人仁厚宽容。晚年他编写一部《医林纪事》记载当代医学人物。其中有的与他在学术思想上有分歧，但他都以公正的态度肯定其成就。他的一生中，无论生活、工作的环境多么恶劣，他一直毫无怨言。

陈邦贤一生为中国医史研究与普及而奋斗，他克勤克俭，坚韧不拔，作为一位研究者，他学而不厌;作为一名教育家，他诲人不倦，为后学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简历

1889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县沙沟镇。

1901年开始攻读中医学。

1910年函拜丁福保为师、学习西医学，并博览群书，致力于中国医学史之研究。

1914年发起成立医史研究会。

1934年任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医学史、疾病史教授。

1939—1943年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辑，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

1944—1949年任国立编译馆自然组编审。

1945—1952年任江苏医学院医学史教授。

1954年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副主任。

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史杂志》编委。

1976年2月5日逝世于北京。

主要论著

1陈邦贤.记石室秘录.中西医学报，1910，(6).

2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医书局，1920.

3陈邦贤.医学史分类之研究.中西医学报，1927，(7).

4陈邦贤.中国脚气病史.中西医学报，1927，(1).

5陈邦贤.中国历代淋病的流行和梅毒侵入中国的考证.中西医学报，1927，(2).

6陈邦贤.中外医事年表.中西医学报，1927，(3).

7陈邦贤.中外医事年表补遗.中西医学报，1929，(6).

8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9陈邦贤.疟疾史.医事公论，1936，(2).

10陈邦贤.中国医学之起源及其发达之状况.东方杂志，1937，(4)，(7).

11陈邦贤.清代三百年医学学术之鸟瞰.中华医学杂志，1941，27(1)：650.

12陈邦贤.中国上古医药学的起源和演变.中华医学杂志，1943，29(6)：289.

13陈邦贤.医学史的意义与价值.中华医学杂志，1945，31(5-6)：259.

14陈邦贤.素问阴阳学与中国医学.医史杂志，1947，(2).

15陈邦贤.四史中医师职业考.医史杂志，1948，(3，4).

16陈邦贤.几种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学杂志，1953，(4).

17陈邦贤.有关妇产科的一些史料.中华医史杂志，1955，(3).

18陈邦贤，严菱洲.中国医学人名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19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0陈邦贤.中国古代医学上的成就.历史教学，1962，(7).

21陈邦贤.张石顽在医学上的贡献.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1963，(11).

22陈邦贤.中医书异名同录要.中医研究通讯，1963，(6).

23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印，1982.

孙过庭

孙过庭（646～691）唐书法家、书论家。字虔礼，一作名虔礼，字过庭。唐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一作富阳(今浙江富阳县)人，又一作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活动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前后。官右卫胄曹参军，一说官率府录事参军。善真行草书。其书法美学思想，认为书法家的情感，要符合书写内容的特点，又要运用不同书体以表达不同情感。认为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强调书法的审美情感丰富性和多样性，提出以“风神”、“妍润”、“枯劲”、“闲雅”等审美范畴，表现书法美的境界。又对书法家技巧的发展过程，作了总结，提出“平正”——“险绝”——“平正”的否定之否定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法家提高技巧的辩证过程。在书体风格方面，要求真草兼通。认为“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在笔法运用方面，要求“骨力”与“遒丽”、“劲速”与“淹留”、“燥”与“润”、“浓”与“枯”等对立方面相济，提出“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的美学命题，指出“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反映书法艺术创造中各种对立范畴的统一和谐的辩证关系。其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美学史上居重要地位。著有《书谱》二卷，现仅存其序和上卷。

边贡

边贡（公元1476-1532年），字廷实,号华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进士,除太常博士,擢户科给事中。在京时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称“七子”,亦为当时“十才子”之一。孝宗去世之际以敢于弹劾权宦及权贵误国而有名于时。武宗正德(1506—1521)间,出为卫辉、荆州等地知府,升山西、河南提举副使,丁母忧归乡居丧。世宗嘉靖(1522—1566)初,起用为南京太常少卿,迁太仆寺卿,改太常卿,提督四夷馆,拜南京户部尚书。贡少有才名,熟悉吏事,而在南京任上以日夜游览饮酒赋诗为事,遂为人所劾,去官。平生好收藏图书文玩,所储甚富,忽毁于火,仰天大哭,从此一病不起,遂卒。其诗名在当时仅次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故后人又称四人为“弘治四杰”。诗多应制、酬赠之作,亦有不少关切现实、注意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描写了运河上船夫之苦辛;《筑桥怨》写太监之专横贪暴;《牵夫谣》写黄河上纤夫的哀怨。这些诗篇感情深厚、简短精练、醇厚质朴,颇似唐之张籍、王建乐府,但无模拟痕迹,实胜于李、何、徐三家。其律诗平淡和粹,亦有胜于梦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才力雄健,不及李梦阳、何景明善于用长,意境清远,不及徐祯卿、薛蕙善于用短,而夷犹于诸人之间”。此评语谓贡徘徊于诸家之后。亦有独许贡诗者,何良俊言:“空同关中人,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大复之俊节亮语,出于天性,亦自难到,但工于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亦清圆,故当共推此人。”(《四友斋丛说》)著有《华泉集》十四卷。《明史》卷二八六、《明史稿》卷二七六并有传。

庐隐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人。自幼多病，八岁丧父，同母亲到北京投奔舅父。早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河南开封和安徽安庆各学校教书一年。1918年回到北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五四”时代，她是个活跃分子。1921年2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控诉了金钱世界，歌颂了纯真的爱情，结局虽然消极，情节却很感人。高等师范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教书。次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担任女生指导。后回到北京，任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1925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商务印书馆)，包括小说十四篇。1930年东渡日本，同年底回国。这一年出版中篇小说《归雁》(1931年，神州国光社再版)。1931年到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并出版短篇集《灵海潮汐》(1935年，开明书店)。1934年2月出版中篇小说《象牙戒指》。5月13日因难产逝世，6月出版《庐隐自传》(1934年，第一出版社)。1935年，她的《东京小品》出版。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曼丽》(1928年，古城书社)、《玫瑰的刺》(1940年，中华书局)，中篇小说《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及书信集《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国光社)等。她去世后的选集有：《庐隐短篇小说选》(姚明达编;1935年，上海女子书店)、《庐隐创作选》(少候编;1936年，仿古书局)、《庐隐佳作选》(巴雷编;1941年，新象书店)、《庐隐选集》(徐沉泗、叶忘忧编;1936年，上海万象书屋)等。庐隐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她艰苦地探索着人生，不写母爱与自然景色，而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苦闷;作品题材较为狭窄，使人看不到前途，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代青年的面影。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作家论》;1935年，现代书局)，又说：“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徬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是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在艺术上，她的作品从不玄奇弄巧，写得极其流利自然，但结构稍嫌散漫。

涩泽龙彦

涩泽龙彦（澁澤龍?彥しぶさわ たつひこ ，1928年5月8日—1987年8月5日）是日本小说家、法语文学家、评论家，本名龙雄。笔名涩川龙儿、兰京太郎、Tasso S.等。

东京府东京市芝区（现东京都港区）出身。195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文科，毕业论文是研究萨德侯爵的《萨德的现代性》，当时萨德侯爵被认为是俗恶的色情作家，因此曾被退件。1954年，因翻译尚·考克多所著之《托马斯：冒名顶替者》一书而声名大噪[3]，1961年，因为翻译萨德‘恶德的荣光’，和现代思潮社社长石井恭二因猥亵文书持有及贩卖，成为“恶德的荣光事件”的被告人。1986年因喉癌而切除声带，丧失说话能力。1987年8月5日，因颈动脉瘤破裂而病逝于东京都港区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附属病院，享寿59岁。

善导

善导（613—681年），唐代僧人。净土宗的实际创始者。山东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一说江苏盱眙人，俗姓朱。据《续高僧传》卷二九《会通传》、《佛祖统纪》卷二六、二七载，幼年投密州明胜法师出家，习《法华经》、《维摩经》等经。后得《观无量寿佛经》，悲喜交集。唐贞观十五年(641)，赴西河玄中寺，拜道绰为师，修学方等忏法，听讲《观无量寿佛经》。以后专事念佛，笃勤精苦。后入长安光明寺，传净土法门，倡导称名念佛。相传一生用所得布施写《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幅，见塔庙伽蓝损坏，必去修复。弟子不可胜数，有诵《阿弥陀经》十万至三十万遍的，有日课称名一万以至十万遍的，有得念佛三昧而称往生净土的，有投身高岭、命寄深泉、舍命焚身的，由此被称为“弥陀化身”。曾与金刚法师论说念佛之胜劣。高宗时，在洛阳龙门造立大卢舍那佛像，担任检校之职。后人称之为“光明大师”。著有《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净土法事赞》二卷、《观念法门》一卷、《往生礼赞偈》一卷、《般舟赞》一卷、《五种增上缘义》一卷。继承昙鸾、道绰的净土学说，力主凡夫可以往生净土，并着力宣传称名念佛。制定了六时礼忏仪式、转经行道方法、修学般舟三昧行道方法、观念佛三昧的行相、入道场念佛与忏悔发愿方法等净土法门仪轨，使净土法门有了完整的教义和仪轨，具备了建立宗派的基本条件。而其简单易行的修持方法，使净土信仰风行天下。后人称其教为“善导流”。弟子有怀感、怀恽、净业等。《观无量寿佛经疏》(又称《观经四帖疏》)于公元8世纪时传入日本，法然(源空)据此书创立日本净土宗，立支那净土五祖，尊善导为第三祖。南宋宗晓《乐邦文类》及志磐《佛祖统纪》则尊善导为第二祖。

彭铎

彭铎（1913——1985年）字炅乾，湖南湘潭市人。著名古汉语专家。10岁始入湘潭第一高小读书,后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实验附中。毕业后,考取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37年随校迁重庆, 翌年毕业, 留中央大学担任助教, 兼任中国交通大学讲师。193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师从黄侃、王瀣、吴梅、汪东、汪辟疆诸名家。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湖南兰田国立范师学院、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甘肃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主要论著有：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79) /唐诗三百首词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群书序跋举要(山东教育出版社)/传统的语文学习法简介 (西北师院学报1980.2)/学识如何观点书(古籍整理研究通讯 [东北师大] 1983.1)/清代古音学研究的殿后人黄侃 (署名彭炅乾，中国语文1958.5)/论造字时的汉字简化(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59.3)古籍校读法 (光明日报1961. 11. 18，收入 《工作与学习》，山西人民出版社) /古籍校读与语法学习 (中国语文1979.5) /吕氏春秋校补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79.1)。

卜式

卜式,生卒年不祥,河南(今黄河以南)人。畜牧主出身。先任武帝时中郎，后封关内侯，官至御史大夫。以善于养羊出名。他曾将自己的养羊经验概括为12个字,即“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并告诉武帝治理百姓也应如此。相传卜式著有《养羊法》一书,已佚。真正使卜式名垂青史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当时汉王与匈奴交战,军费浩繁,卜式多次将自己养羊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捐献给国家,用以支援反击匈奴的战争,并一度受到朝廷的赏识,从缑氏令一直官至御史大夫。后因逆耳忠言触犯龙威,被贬,完寿而终。

其事迹见《史记·平准书》。

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徒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独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上以式朴忠，拜为齐王傅转为相。会吕嘉反，式上书曰：“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上贤之，下诏优奖式，赐爵关内侯，黄金四百斤，田十一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微，式代石庆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上由是不说。式明年当封禅，式又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兒宽代之，式以寿终。

李斯佩克朵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1920-1977），1920年12月10日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家庭，出生不久即随父母移居巴西。她于1944年出版处女作《濒于狂野的心》，在巴西引起很大反响，之后陆续出版了小说《光》和《围困之城》，同时期完成《黑暗中的苹果》与短篇集《家庭纽带》的创作。1960年代以降，克拉丽丝的写作才能获得公众承认，小说《黑暗中的苹果》获得卡门•多洛雷斯奖，儿童文学作品《爱思考的兔子奇事》获得卡伦加奖，并因其文学成就获得联邦大区文化基金会奖。1977年12月9日，克拉丽丝去世；次年，最后的作品《生命的吹息》出版。

司汤达

司汤达（Stendhal，1783年1月23日-1842年3月23日）。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生于格朗诺布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思想保守,是王权和教会的拥护者。他7岁丧母,少年时常住在外祖父家,受外祖父思想影响,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有浓厚兴趣,尤喜爱阅读卢梭、伏尔泰、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同情资产阶级革命。17岁在拿破仑军队任职,波旁王朝复辟后迁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后因参加烧炭党人革命活动被驱逐出境,回到法国。在意大利时,他用笔名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如《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回到法国后发表了《拉辛和莎士比亚》这一重要的文艺美学论著,反对古曲主义的清规戒律,强调文艺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182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露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阶层的丑恶与腐朽。1831年发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红与黑》,描写了一个出身低微、却又聪明能干的青年——于连,想凭自己的才干青云直上,不择手段地追求、奋斗而终于失败的悲惨命运,再现了当时各个阶层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另一部杰出作品《巴马修道院》,以19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巴马小公国为背景,通过贵族少年法布利斯和他姑母吉娜的经历,及法布利斯与克莱莉娅的恋爱故事,再现了王政复辟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揭露了专制宫廷的残暴与黑暗。1839年后,他又陆续发表了《意大利遗事》、《法尼娜·法尼尼》、《卡斯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等中、短篇小说。另有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吕勃拉的一生》在他死后出版。司汤达生前文名寂寞,死后他的作品才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蒙台梭利

玛利娅·蒙台梭利（意大利语：Maria Montessori，1870年8月31日－1952年5月6日），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生于意大利安科纳省的希亚拉瓦莱镇。12岁时,随家庭迁居罗马。1886年,进入高等技术学院,学习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890年秋她不顾家人和社会舆论的反对,进入罗马大学医学院,成为意大利教育史上第一个学医的女生。在学习期间,她更感兴趣的是医学实践而不是医学学位。经过竞争,她得到了在儿童医院当助手的职位。这使她在从医学院毕业前就已获得一些临床经验,特别是在幼儿疾病方面。1896年从罗马大学医学院毕业,被罗马大学附属精神病诊所聘为助理医生,同时还在妇女和儿童医院工作。她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智力缺陷儿童的神经与心人物篇理疾病的研究。蒙台梭利把注意力转向教育,是由于她1897—1898学年又作为旁听生学习了教育学课程。她阅读了J.A.夸美纽斯、J.洛克、J—J.卢梭、J.H.裴斯泰洛齐和F.W.A.福禄培尔的教育著作。此外,都灵大学犯罪人类学教授塞赛洛·隆布洛索关于通过适宜的幼儿教育可以减少社会上的犯罪现象的思想,给予她很深影响。同时,她与她的老师罗马大学人类学教授吉斯佩·塞吉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意研究儿童的习惯。1898年,全国智力缺陷儿童教育协会成立,蒙台梭利为该会成员。1900年春,该协会在罗马开办一所医学教育机构,训练有志于智力缺陷儿童教育的教师。这个机构附设一所实验示范学校(后来的“国立特殊儿童学校”),蒙台梭利任校长。1901年,她离开这里,在罗马的马吉斯特罗女子学院讲授卫生学的同时,又回到罗马大学注册听课,进一步学习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开始致力于正常儿童的教育,寻求把智力缺陷儿童教育的方法应用于正常儿童的可能性。1904年2月,蒙台梭利受聘在罗马大学教育学院开设大学本科课程,讲授教育人类,直到1908年。此间,蒙台梭利于1907年1月,在罗马开创了第一所“儿童之家”,招收50多名3至6岁的儿童。她在这里系统地进行了教育实验,制定了一套教材、教具和方法,创立了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并在欧美一些国家里传播自己的教育体系。1929年8月, 国际蒙台梭利协会在荷兰成立,蒙台梭利亲自担任主席。

当法西斯政党统治意大利时,蒙台梭利学校被法西斯政府下令关闭,她被迫于1934年离开意大利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居住和活动。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她又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居住。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具有来自本能的自发冲动,处在不断地生长和发展状态中;他们从内在需要出发,依靠天然的求知心理和敏感性,积极地吸取环境中的印象,形成自己的个性并逐步发展为成熟的人。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根据儿童的内在需求和天然求知欲,使每个儿童的潜能都能在适合其身心特点的环境中得到自然的发展,成为身心健康、自信和有学习能力的“正常儿童”。新的教育学必须以了解儿童为基础,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不能局限于传授知识。教师的责任在于提供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环境,以帮助儿童实现自我教育,防止一切有损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不必要的干涉。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应该具有良好的、健全的运动功能和感觉功能,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主张对儿童进行肌肉练习和感官训练。她在重视儿童肌肉练习方面,发明了种种器具,设计出一套特殊的练习方法。体操分为指导的体操和自由运动两类,还有呼吸练习以及唇、舌、牙的特别练习等。在蒙台梭利看来,感官训练是儿童获得知识的基础。幼儿时期的感官训练对他们的智力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幼时缺乏这种练习,其后无论怎样努力,也是难以补偿的。因此,她要求通过反复的训练,使儿童能够敏锐、精微地识别各种刺激。为此,她曾特制出一套进行感官训练的教具。后期着重研究3岁前儿童的发展,强调教育应从婴儿初生开始。

由于蒙台梭利对幼儿教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她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苏格兰教育研究院1946年曾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1950年也曾授予她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蒙台梭利的主要著作有:《教育人类学》(1908)、《蒙台梭利方法》(1909)、《高级蒙台梭利方法》(1912)、《蒙台梭利手册》(1914)、《童年的秘密》(1936)、《家庭中的儿童》(1936)、《新世界的教育》(1946)、《儿童的发现)(1948)、《有吸收力的心理》(1949)等。

本雅明

瓦尔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德文：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享年48岁），德国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本雅明出生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从小受犹太教的深刻影响,1912年进入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后又在慕尼黑、伯尔尼等大学就读并获博士学位。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学生政治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本雅明结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1924年又结识了一位苏联女导演阿霞·拉齐丝,受他们的影响,本雅明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7年从苏联访问归来后便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并积极为其撰稿。纳粹上台后,作为犹太人的后裔,本雅明逃亡巴黎继续为法兰克福学派撰稿。1940年本雅明途经西班牙转赴美国时因遭到纳粹追捕,在靠近法国边境的帕堡被迫自杀。本雅明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极富创造性的理论著作,其中大部分为文艺理论方面的。本雅明文艺美学思想的价值真正获得认可是在其死后,特别是在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由阿多尔诺亲自编写的《本雅明文集》以及《本雅明书信集》出版之后,在理论界形成了所谓的“本雅明复兴”,将其称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本雅明的主要著作有:《德国浪漫派中的艺术批评概念》(1920)、《歌德的亲和力》(1924)、《单行道》(1928)、《德意志悲剧的诞生》(1928)、《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讲故事的人》(1936)、《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什么是史诗剧?》(1939)、《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939)等等。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主要集中于文艺理论之中,较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思考现代西方文艺发展中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见解,但由于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本雅明的美学思想中充溢着神秘主义的色彩。

杜亚泉

杜亚泉（1873年9月14日－1933年12月6日），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浙江会稽（今上虞市）人。少时刻苦自修，曾中秀才。甲午战争后，改习数学，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教员。后离校赴沪，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并出版《亚泉杂志》（后改为《普通学报》）。清光绪三十年（1904）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编著自然科学教科书。1911—1919年兼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其成为民国初期影响最大的学术政论综合刊物。在主持《东方杂志》笔政期间，发表大量政论和思想评论，成为民国初期有影响的思想家。提倡温和渐进改革的“接续主义”，即开进和保守相调和。与《新青年》展开东西文化论战。认为中西文化非“程度之差”而为“性质之异”，即前者是“静的文明”，后者是“动的文明”，两者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偏弊，因而两者适可互为调剂补正，形成当时独树一帜的东西文明调和论。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流弊亦有相当的批评。提出精神救国论，认为晚清以来的进化论以物质势力为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针对此种物质救国论的弊病，引征欧洲“精神主义之新唯心论”，重阐进化论。认为人类进化以心意遂达为目的，即在智情意上自由发展和伦理上的完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因而唯有唤起国民之精神以自救。

在人生哲学上，以生命的发展为人生终极目的，并以终极目的作为评判人之行为的价值标准，人类最高道德理想是知情意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主张综合相对厌世观和积极乐天观的“改善主义”。认为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并判定:“西洋为动的社会,中国为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强调“西洋动的文明的弊端要靠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来救济”(《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曾提出中西文明的调和问题,指出: 战后西方社会的病态较中国为重,其经济的变动“必然趋向于社会主义”,而中国早在孔孟的书中就有了“社会主义”,称:“吾人当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据此预言东西方的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五四期间,又大力倡导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称:“中国周孔以来,儒家一统,思想界未闻独创异说者,此我国之文明,即我国之国基”。认为中国现代“人心之迷乱”、“精神界之破产”,均起于西方文化之输入而导致“国基”之破坏,故申明反对一切“独创异说”和“主义”,重新用儒家思想来统整“可用者”(《迷乱之现代人心》)。又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刷新中国固有文明,它就会成为未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旧思想之折衷》)。其观点和主张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界有一定影响。著译、论著甚多。重要的政论和思想评论，被编为《杜亚泉文选》《杜亚泉文存》。蔡元培曾撰有《杜亚泉君传》。

周梦颜

周梦颜，清昆山人。一名思仁，字安士，号怀西居士。周瑞八世孙。诸生。通世务，有辩才，习知吴中田赋水利原委得失，巡抚张伯行曾延致幕中。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帝南巡，与陆淳风等赴扬州上疏请减苏松浮赋，后辑刊《东南财赋考图说》《苏松财赋考图说》， 邮寄京师数百本，雍正三年(1725 年)得旨减免苏松浮粮四十五万石。工诗文，博通三教典籍，笃信净土宗，汇通儒释。年二十四立誓戒杀戒淫，好义多善行。与毕奇、宋世 隆、彭绍升并称名居士。著有《万善先资》《欲海回狂》《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西归直指》，合为《安士全书》， 誉称善世第一奇书。另著有《戒杀四十八问》《昆新水利图说》《质孔说》《自怡轩杂文》等。

周梦颜，一名思仁，字安士，昆山诸生也。博通经藏，深信净土法门，自号怀西居士。尝以众生造无量罪，唯淫杀二业，实居大半，因著戒杀、戒淫二书。其戒杀书名《万善先资》，言多恳切深痛。自言每过一切神祠，必祝愿云：“唯愿尊神，发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思仁自今二十四岁，直至寿尽，中间若杀一小鱼虾，乃至家中眷属，若有一人伤一蚊蚁，唯愿尊神，是纠是殛〖殛（jí），诛杀〗，迅雷击碎所著书板。思仁自今二十四岁，直至寿尽，临河见鱼，仰面见鸟，不思救度，反萌杀机，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岁，直至寿尽，若梦寐中，见人杀生，不能至心称佛名号，发救度心，而反欢喜赞成其事，亦同此誓。”其戒淫书，名《欲海回狂》。劝诸淫者，先观胎狱，了种种苦，是为息淫原始方便。次观此身，诸虫猬集〖猬集，象刺猬毛一样聚集，喻众多〗，宛转游行，食人脑髓，是为初开不净方便。次观男女，脓血涕唾，恶露中满，犹如溷（hùn）厕，粪秽所都，是为息淫对治方便。次想死人正值仰卧，寒冰彻骨；黄水流出，臭不可闻；遍体生虫，处处钻啮；皮肉渐尽，骨节纵横；乃至冢破骨出，人兽践踏。而我此身，终亦如是。次念《法华》所说因缘，生相、灭相，与不生灭，是为断淫穷原方便。次观自身，在极乐世界七宝池内莲华之中，莲华开敷，见阿弥陀佛，坐宝莲华，及诸种种庄严瑞相，亦见自身，礼拜供养于佛。作是观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永脱淫阱，是为究竟解脱方便。又著《阴骘文广义》三卷，《西归直指》四卷。乾隆四年正月，与家人诀，云将西归。家人请以香汤沐浴，却之曰：“我香汤沐浴久矣！”谈笑而逝，异香郁然满一室，年八十四。

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清著名文字训诂音韵学家，经学家。字若膺，号茂堂(曾字乔林、淳甫，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人。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以教习得贵州玉屏县知县，旋调四川，署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寻任巫山县，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归，键户不问世事者30余年。嘉庆二十年卒，年八十一。段氏一生著述甚丰，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杰出的文字训诂音韵学家。主要著作有：《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周礼汉读考》、《春秋左传古经》、《汲古阁记文订》、 《说文解字注》、 《经韵楼集》等，计30余种。段氏精通典籍，勇于创新，在文字、训诂、音韵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精湛的见解：首先，他著《六书音均表》，通过离析《诗经》和群经用韵，把古音学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文献材料基础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他的古音研究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依据《诗经》和群经用韵，分古韵为6类17部，并依据声音的远近分合的次第从新加以排列，二是“支”、“脂”、“之”三部分立，认为此“三部自唐以前分别最严”，为当时和后世的音韵学者所公认，这是段氏在古音学上的一大创见，三是对“四声”的意见和前人不同，提出“古无去声”说，认为周秦时代仅有三声，即平上入，到魏晋时代才渐有去声字，去声字是由上声、入声而来，四是宏扬顾炎武、江永以谐声偏旁求古韵的方法，提出“同声必同部”的理论。段氏的古音研究，不守前人窠臼，注重文献材料，大胆创立新说，能够做到信而有征。钱大昕以为凿破混沌，后易其体例，增以新加，十七部盖如归也。戴震伟其所学之精，云自唐以来讲韵学者所未发。实堪称清最有成就经学家之一。段氏于周秦两汉之书，无所不读，诸家小学，皆别择其是非。并积数十年之精力，专治《说文》。他以古音为枢纽，对文字的形音义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文字训诂领域、特别是在《说文》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阐明许书体例，发凡许书观点，订正许书讹误，对《说文》一书的流传和广泛运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在《说文》研究中“有述有作”，创立了形、音、义综合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指出：“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在为王念孙《广雅疏证》所作的序文之中，他更加深刻地说明了三者的关系：“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文，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对文字不仅注重对形、音、义进行横向的综合分析，具有辩证的观点，而且注重进行纵向的历史考查，因而能够对字义作出系统深刻的说解。此外，段玉裁对汉语词义的系统性和两重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最先明确提出“凡字有本义，有引申之义，有假借之义”的词义系统理论，并且用它指导了《说文解字注》一书的词义说解，并从“字书”与“雅书”及经传注释研究的结合中注意到词义概括性(段氏称之为“隐括”)与具体性(段氏称之为“随文解之”)的两重性，使词义说解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段玉裁的语言研究成果，代表了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最高成就。他一味尊许，又过于自信，因而著述中不乏主观武断之处，后人多有批评。在古音研究上，由于他“一以考古”，疏于审音，其古韵分部未为精密，也有疏漏之处。

上村松园

上村松园（日语：上村松園／うえむら しょうえん ，1875年4月23日－1949年8月27日）原名上村津祢（上村津禰／うえむら つね ），出生并成长于明治时期京都下京区，她是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十分活跃的女画家，她以日本画的传统手法为基础描绘出格调高的美女画，她画的美人为妙为肖、出神入化，受到人们的好评。12岁小学毕业后进入日本刚刚成立不久的绘画学校。后相继师事铃木松年、幸野梅岭、竹内栖凤等大师。15岁时以作品《四季美人图》参展第三次内国劝业博览会，获得一等褒奖，被传为京都天才少女。其后次第展现其绘画才能,发表大量优秀作品.1941年成为日本帝国艺术院会员。1948年她获得日本文化勋章，这也是日本文化界的最高奖励。1949年离世，享年74岁。代表作品有《序之舞》、《深雪》、《花筐》、《杨贵妃》、《草纸洗小町》、《砧》、《静》、《春秋图》、《待月》、《母子》、《夕暮》等等。